培养机制综述研究（通用12篇）
培养机制综述研究 篇1
摘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公交补贴机制是促进公交行业稳定健康发展与增强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为促进国内公交补贴机制相关研究的发展,回顾和总结了公交补贴机制领域主要研究的发展现状、研究成果、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首先简要介绍了公交补贴机制的基本定义及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而后从公交补贴的理论依据、补贴测算方法、补贴及补贴机制对公交系统绩效的影响3个方面,重点对主要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最后进行了问题总结并从公交成本评价方法、更优化的补贴机制构建等方面探讨了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
关键词：公交,补贴,补贴机制,研究综述
0引言
一般意义而言,公交补贴机制是政府公交监管部门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如协调公交企业经营性与公益性之间的矛盾、提高公交系统绩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优化交通出行结构、节能减排等,给予公交企业和乘客以金钱或非金钱形式补贴的1种机制[1]。其中,金钱形式补贴包括资本补贴(车辆更新、场站建设与租赁等补贴)、 营运补贴(亏损、绩效等补贴),非金钱形式补贴主要指扶持公交行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与优先措施(实行税费减免政策、建设公交专用道等)[2,3]。 建立科学、规范的公交补贴机制是促进公交行业稳定、健康发展与增强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公交补贴机制一直是国外政府公交监管部门、公交企业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才逐渐受到重视。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公交补贴的理论依据、补贴测算方法、补贴及补贴机制对公交系统绩效的影响等方面,主要回答“为什么要补贴”、 “如何进行补贴”、“补贴产生什么影响”这3个基本问题,其中公交补贴测算方法研究更是国内外学术界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目前尚未见到全面、系统地分析和归纳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献综述。笔者从公交补贴的理论依据、补贴测算方法、补贴及补贴机制对公交系统绩效的影响3方面对国内外公交补贴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最后进行了总结并探讨了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
1公交补贴的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对公交行业进行补贴的基本理论依据在于其存在规模经济性、正外部性、公平性、公益性4个方面的特征[4,5]。
1.1规模经济性
Mohring[6]、Button[7]、Elgar等[4]等很多研 究认为公交行业存在规模经济性,公交运营的边际成本将会低于平均成本,若实行边际成本定价, 公交企业会发生亏损,因此需要政府予以补贴。
1.2正外部性
通过补贴降低公交票价,有利于引导部分小汽车出行人群向公交出行转移,随之产生很多正外部性效应,包括减轻城市交通拥堵、交通事故损失以及减少空气与噪声污染,改善土地利用、公共建筑的总体环境布局等。在对小汽车交通没能按照外部成本征收合适的道路使用费情况下,公交补贴实质上属于1种次优措施[8,9]。
1.3公平性
如果公交票价过高,低收入、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将难以承受,因此实施补贴降低公交票价成了变相资助这类目标人群的1种重要手段,或是1种收入再分配方式。这种补贴手段通常被认为是相对低效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施效果主要取决于实际受益人群的具体情况[8,10]。
1.4公益性
公交具有经营性与公益性并存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交企业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同时,公交还是公益性事业,需要承担为广大群众提供普遍、低价、优质公交服务的责任。如提高群众到工作岗位聚集区、医院、学校、购物中心等出行区域的可达性,改善群众的生活质量。因此,需要对公交公益性功能造成的亏损进行合理补贴[11]。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研究[2,3,12,13,14,15,16]普遍认为应根据公交的经营性与公益性特征,将亏损划分为经营性亏损与政策性亏损两部分,经营性亏损由企业自负,政策性亏损应由政府补贴。政策性亏损一般是指公交企业因政策性因素(如开辟政府指令性线路、燃油价格上涨、新能源车辆购置和技术改造等)造成的亏损。
然而,上述依据也受到不少批判。比如,目前对于公交行业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性的问题仍存在一些争议,Jrgensen等[17]、Cowie等[18]认为在特定的生产水平下,公交行业才存在规模经济性。 还有少数学者质疑公交补贴未必能引导小汽车出行人群向公交出行转移,反而可能会诱增新的出行需求,使交通状 况更加恶 化[19]。 此外,Fabbri[20]认为上述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公交补贴依据在保证公交正常运营、发挥其社会效益方面具有合理性,但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忽视了公交行业还存在组织、监管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应将公交补贴问题纳入监管范畴,在激励性监管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下,从规范公交企业运营管理行为、提高运营绩效等角度进行补贴。
2公交补贴的测算方法
2.1国外研究
国外的社会经济发展、法律法规以及公交发展政策等情况彼此差异悬殊,国外学者在不同的现实与研究背景下,对公交补贴测算模型与方法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基于福利经济学或激励性监管这两类理论分支 体系下的 公交补贴 优化或测 算方法[20,21]。
2.1.1基于福利经济学理论的补贴研究
基于福利经济学的补贴观点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优化定价等方法构建优化模型测算补贴数额[20]。早期较具代 表性的研 究包括Jackso[22]、Glaister等[23]、Viton[24]等提出的各种优化补贴模型。近期的典型研究,如Antos[25]通过对芝加哥公交系统进行成本和社会效益分析,针对其公交系统的财政补贴失衡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小汽车使用者的税收和收费措施,建立了公交补贴机制框架;Parry等[9]提出了1个能综合考虑交通拥挤、 人口规模、车辆规模、线网规模等众多因素在内的公共交通票价优化与补贴模型,并应用模型对华盛顿特区、洛杉矶、伦敦这3个不同类型城市的公交补贴进行了测算;Mattson等[11]提出应计算公交系统的外部成本和收益,采用边际成本定价法来确定公交系统的最优票价和补贴水平,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公交补贴应等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差额,并据此测算了美国中小城市公交企业的补贴数额。
采用这些优化模型来测算公交补贴的方法需要较多的假设条件,计算步骤非常复杂,且补贴测算结果容易受到模型选择、可获取数据情况等影响,总体而言,模型方法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够理想[4,20]。Fabbri[20]还指出传统的基于福利经济学理论来优化公交补贴的方式虽然有其优势, 但在成本分析、解决公交经营性与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及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缺陷, 提出应采用竞争性招标、标尺竞争等方法来建立激励性补贴机制。
2.1.2基于激励性监管理论的补贴研究
早期激励性公交补贴机制的研究思路大多是建立公交系统的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s)或非绩效指标与公交补贴之间的有机联系,采用指标评价、模型测算等方法优化公交补贴,主要是为了实现激励公交企业改善运营绩效、降低运营成本以及保障公交公益性、公平性等政策目标。其中,关键绩效指标包括比值与单独指标两种指标形式,如单位营运里程的成本、 营运里程、车小时、客运量等;非绩效指标主要指人口、公交服务区面积、乘客出行次数等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相关的指标[26]。相关的代表性研究包括Forkenbrock等[27]、Marshment[28]、Matherly[29]、Larsen[30]、Hensher等[31]、Longva等[32]等。这种补贴测算方式一般具有较好的操作性, 但在科学性、给予企业激励的合理性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Marshment[28]指出对比 值形式的 关键绩效指标进行评价,依据其排名结果来分配补贴的方式存在不能测算具体补贴数额的问题; Schmidt[33]认为基于营运里程评价的补贴机制给了公交企业增加营运里程以获得更多补贴的激励,这会导致在公交出行需求薄弱区域盲目开辟过多线路和挤占过多财政支出的问题,建议应设计能激励公交企业优化经营管理、降低运营成本以及提高客运量的补贴机制。
随着激励性监管、公交绩效评价等相关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Filippini等[34]、Farsi等[35]、Cullmann等[36]部分学者在采用前沿分析法(frontier analysis)构建模型来评价公交运营成本的基础上,从强化行业内部竞争、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等角度出发探索了构建更具激励性、公平性公交补贴机制的基本思路。他们都认为主要由于外部运营环境(交通运行状况、公交线网结构、 配套基础设施等)对公交绩效、成本的影响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制约,公交监管部门通常处于难以合理地测算 补贴数额 的困境。 并提出应 借鉴Shleifer[37]的基于标尺竞 争的激励 性监管思 想, 考虑外部运营环境因素的影响,采用先进的前沿分析法构建模型来评价成本,据此设立更为科学、 合理的成本标准与测算公交补贴数额。实质上后来这些学者的研究思路与Fabbri[20]提出建立激励性补贴机制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关键在于如何恰当考虑外部运营环境因素、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影响,以及如何构建合适的成本评价模型来评价公交运营成本,目前相关研究仍不多见,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
2.2国内研究
我国在公交补贴机制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主要形成了基于会计与统计核算、经济学这两类理论与方法分支体系下的公交补贴测算或优化方法。
2.2.1基于会计与统计核算方法的补贴研究
2008年之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都尚未建立科学、规范的公交企业成本费用评价和补贴机制,对公交政策性亏损范围尚未明确,且缺乏易于量化、 操作性强的考核指标及方法。李振华等[12]、杨则海[13]、柴芳[15]等早期研究都认为应引入合理成本和服务质量两方面的政策性亏损补贴 考核指标 (如人车比、人公里、车公里、单车运营成本等),并明确各指标考核标准,据此来测算政策性亏损补贴数额。随后,黄浩丰等[14]、魏利华[38]对政策性亏损的范围、补贴项目进行了更为清晰的界定,提出从社会公益性服务、政府指令性任务、低票价管制、燃油价格上涨等方面对政策性亏损进行分类测算与补贴的方法。
2004年和2006年,国家相关部委相继出台了《关于优先 发展城市 公共交通 的意见》(建城 〔2004〕38号)、《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建城〔2006〕288号)[39,40],这些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对公交企业的成本和费用进行评价,核定企业的合理成本,建立规范的成本费用评价制度与政策性亏损评 估和补贴制度。此后,许多城市积极地开展了相关改革与探索,从2008年开始,深圳、上海、常州、苏州、武汉、许昌等越来越多的城市陆续建立了基于公交成本规制的补贴机制,国内相关研究的重心也逐步转向基于公交成本规制的补贴机制研究。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 章钢等[41]、戴星[42]、姚莲芳[2]、高祥涛[43]、霍娅敏等[44]、林定良等[3]等,大都提出了对公交合理成本、服务质量、营收、合理利润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构建基于公交成本规制的补贴机制。王永胜[45]、黄海南等[46]等还分别从公交企业、公交线路层面提出了运营成本的测算方法,以确定合理运营成本作为分配公交补贴的依据。从公交成本规制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来看,基于成本规制的补贴机制一方面对合理范围内的政策性亏损直接进行单项补贴,保障了公交公益性; 另一方面,依据既定的成本范围、考核标准,结合对公交成本、服务质量的审计与考核情况给予激励性补贴,注重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因此,与仅针对政策性亏损的传统补贴机制相比,基于成本规制的补贴机制在加强对公交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的约束与考核方面具有明显的创新意义。实施基于公交成本规制的补贴机制也是贯彻落实国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战略中相关财政政策的具体体现;同时,从国际上公交以及其他公用事业的激励性监管实践和相关实证研究(如Dalen等[47]、Farsi等[35]来看,也是完全符合发展主流趋势的。然而,与国外基于公交成本评价的激励性补贴机制研究相似,国内的基于公交成本规制的补贴机制研究同样面临着如何合理地评价公交运营成本、设立规制成本标准值等问题[1,48,49]。
2.2.2基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补贴研究
近几年来,国内少数学者还结合我国公交发展情况,基于效用理论、优化定价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提出了 公交补贴 的测算模 型。 如郝记秀 等[50,51]、王海燕等[52]综合考虑居民的职业、年龄、 收入等因素建立了分类补贴测算模型,并分别以北京市、南京市的公交为例,测算了分类补贴总额,还建议应建立票价补贴联动机制;杨帆等[53]在分析公交的规模报酬递增、正外部性和次优理论3方面机理基础上,建立了边际成本定价、供求平衡定价、Ramsey定价与补偿优化模型,并以西安市的公共交通为例进行了定价与补贴测算。这些研究为我国城市公交补贴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但这些研究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可操作性不强;而且正如Fabbri[20]指出,也是忽视了公交行业存在的组织、监管方面的实际问题,存在明显缺陷。
3公交补贴及补贴机制对系统绩效的影响
近30年来,许多国家的公交财政补贴负担不断加重,涉及公交补贴机制、企业所有制等在内的公交行业监管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许多学者也随之开展了有关政府财政补贴及补贴机制对公交系统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期为公交监管部门优化公交行业组织与监管、公交补贴机制等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3.1补贴对公交系统绩效的影响
目前,主要采用线性回归和成本函数模型这两种方法分析补贴对公交系统绩效的 影响。例如,Cervero[54]、Wunsch[55]等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法,分别分析了美国、欧洲国家的政府补贴对公交绩效的影响;Kim等[56]、Sakai等[57]等研究采 用传统的超越 对数成本 函数 (translog cost function)模型,分别分析了以色列、日本的政府补贴对公交绩效的影响。
绝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如Cervero[54]、Li[58]、 Sakai等[57,59]等都认为:政府给予公交企业补贴不仅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率、效率提升,反倒会促使其运营成本增加。虽然补贴对企业改善服务效果的影响是有利的(如维持或诱增公交客运量),但作用可 能比较有 限[60,61]。 有鉴于此,Sakai等[57,59]还建议补贴分配应与公交企业的运营绩效考评挂钩,建立激励性补贴机制,逐步减轻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性。然而,部分研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指出在不同条件下政府补贴对公交系统绩效可能存在有利与不利2种影响。Filippini等[62]认为其具体影响情况与行业监管体制架构以及监管部门对公交企业运营信息的把控能力有关,而Karlaftis等[60]认为主要取决于公交系统的规模情况。此外,Sakano等[63,64]指出政府补贴对公交系统不同维度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对其技术效率的影响是不利的,但对其配置效率没有影响。
3.2补贴机制对公交系统绩效的影响
为了更加客观、准确地进行影响分析研究,国外学者大都考虑了交通运行状况、公交线网结构等公交企业短期内难以直接控制的外部运营环境因素,采用前沿分析法来对比分析传统的及激励性补贴机 制对公交 系统绩效 的影响。 例如, Jrgensen等[17]、Dalen等[47]、Piacenza[65]采用随机前沿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分别分析了挪威、 意大利的基于讨价还价、标准成本、固定价格等补贴机制对公交系统绩效的影响;Margari等[66]采用数据包络 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和随机前 沿分析法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意大利的基于成本加成、固定价格补贴机制对公交系统绩效的影响。
上述研究成果显示:在相似的外部运营环境下,采用基于标准成本、固定价格的激励性补贴机制分别相对于基于讨价还价、成本加成等传统的补贴机制而言,在促使公交企业提高绩效、降低成本方面具有更强的正向激励作用;同时,创建良好的公交外部运营环境对于保障激励性补贴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研究结论为公交监管部门优化公交补贴机制、加强行业监管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4总结与研究方向展望
笔者从公交补贴的理论依据、补贴测算方法、 补贴及补贴机制对公交系统绩效的影响3方面对国内外公交补贴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仍存在不少局限性。比如,主流的公交补贴理论依据研究拘泥于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忽视了公交行业存在的组织、监管问题,未能结合激励监管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在公交补贴测算方法研究方面,大多数基于经济学、会计与统计学等理论与方法的传统研究,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协调公交企业经营性与公益性之间的矛盾等为优化目标,提出的补贴测算模型方法计算复杂,指标评价不够科学、 合理,可操作性较差。基于成本评价的激励性补贴机制研究具有明显的创新意义和实用价值,但在公交运营成本评价方法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在公交补贴及补贴机制对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方面,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挪威、意大利等欧美国家,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还不够宽广。因此, 相关问题研究值得重点关注和进一步研究,至少包括以下5个方面。
1)进一步分 析总结公 交补贴的 理论依据。 应敢于突破既定经济学思维的束缚,结合激励性监管理论、激励性公交补贴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 从公交行业组织、激励监管等视角总结提炼,不断丰富和完善公交补贴的理论依据研究。
2)完善公交成本的基本特性分析与评价方法研究。不同类型的公交成本项目一般存在不同特性,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成本评价方法,即使是对于同一类公交成本(如运营成本)而言,仍有多种评价方法、模型可供选择[35]。为此,应完善公交成本的基本特性分析,梳理合适的成本评价方法, 特别是要加强对不同评价方法、模型的对比分析与实证研究,为更为科学、合理地测算公交补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加强我国基于公交成本规制的补贴机制优化研究。应紧密结合实践,重点研究如何进一步科学、合理地评价公交运营成本、设立规制成本标准值等问题,其中评价公交运营成本是难点。 建议基于标尺竞争的激励性监管思想,采用合适的前沿分析法,并考虑外部运营环境因素的影响来评价公交运营成本,以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影响,提升运营成本评价的科学性[34,35,36]。
4)拓展公交补贴及补贴机制对公交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在研究数据可获取的情况下,应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其他在社会经济、公交发展政策及补贴机制等方面有着不同特征的 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国内学者应加强中国典型城市的公交补贴及不同补贴机制对公交系统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为完善我国城市的公交补贴机制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5)从系统整体最优的更高层面构建公交补贴机制。既有研究大多是在特定的 政策目标下 (如社会福利最大化、协调公交企业经营性与公益性之间的矛盾、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等)进行,从单一角度考虑如何测算公交补贴的问题。实质上公交补贴涉及政府、公交企业及乘客等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具有多主体、多层次、多目标的复杂特性, 建议未来可从系统整体最优层面考虑,构建能协调多方主体利益、适应面更广、可操作性更强的公交补贴机制。
培养机制综述研究 篇2
专业文献综述
题目: 姓名: 学院: 专业: 班级: 学号: 成 绩: 指导教师:
企业管理激励机制研究的文献综述 周婕
经济与贸易学院
经济学
经济学132班
220131019
马 惠 兰职称: 教授
2016 年3月27日
新疆农业大学教务处制 企业管理激励机制研究的文献综述
作者:周婕 指导教师:马惠兰
摘要：激励是现代管理中的重要职能, 激励问题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激励原理、激励的范畴、激励的制度安排与途径以及企业的激励文化等方面对当前国内激励理论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作较全面的总结和评述,以期有利于对激励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关键词：内容型激励 过程型激励
Research on incentiv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Author: Zhou Jie Instructor: Ma Huilan Abstract: the incentive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modern management, the incentive problem is the core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to decid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enterprise.This paper attempts from the incentive theory, incentive category, incentive system arrangement and ways and corporate incentive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incentive theory research achievements,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y the issue.Keywords: content-based incentive
process incentive
前言：现代企业管理资源是指一切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经济活动所需要并构成生产要素的具有一定开发利用选择性的资源。激励这个概念用于管理，是指激发职工的工作动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企业的目标，使职工在实现企业目标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个人愿望，增强职工满意度，从而使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1.什么是激励？
美国管理学家贝雷尔森和斯坦尼尔给激励下了一个定义：“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都构成了对人的激励。——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人的一切行动都是由某种动机引起的，动机是一种精神状态，它对人的行动起激发、推动、加强的作用。
斯蒂芬·P·罗宾斯认为：激励是通过高水平的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意愿，而这种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的某些需要为条件。
对于激励的方式在学术界有很多种理论和方法，有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其中激励因素为满意因素，有了它便会得到满意和激励。保健因素为不满意因素，没有它会产生意见和消极行为。其实诸多模式中都不外乎两个方式：正面激励与反面激励。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激励理论有了大量的研究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激励理论。一类是以人的心理需求和动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激励理论，即“内容型激励理论”；另一类是以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激励过程理论，即“行为型激励理论”。他们有的围绕如何满足人的需求、需要进行研究，有的着重从人的动机的产生到采取行动的心理过程入手，有的则从研究激励的目的着手进行研究。3.国内研究现状
刘杰(2001)认为，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中，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基本单元，无论是从企业生存，还是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有效激励和约束员工的行为，已然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头戏。薪酬管理体系作为保护和提高员工工作热情的最有效的激励手段，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企业经营者只有站在经营管理的角度，系统的认识薪酬体系的定位、管理对象、实施手段，才能全面把握薪酬管理体系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王瑾（2011）提出中小企业的激励机制还存在很多缺陷，如没有形成科学的激励理念、制度建设方面还不完善、手段的灵活性也有待进一步改进。这种现象有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家族式企业的后遗症，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因而中小企业要引导员工参与到人力资源管理中来，就要首先让员工自己视自己为资产。员工希望在晋升、培训和涨薪方面与他人有平等的机会，因此，中小企业自身要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使之给员工形成一种要竞相争先以更多的为公司谋利益的感觉。程末(2010)认为，企业主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不要把企业当成为自己赚钱的工具，要更多的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团结观念。摒弃那种小家子气，目光短浅的做法。舍不得给员工价值，员工也舍不得给企业价值。张敏(2012)认为，我国中小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薪酬体系，忽视文化建设和对员工的精神激励。中小企业的激励的方式和手段单一，缺乏针对性；考核机制不完善，缺乏科学的评定手段。中小企业管理者应立足于企业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充分运用激励理论和实践经验，建立起科学的激励报酬体系，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李淑媛(2012)认为，人才的优势就是企业的优势，企业应该在各个方面不断地进行激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保持企业的竞争之树常青。员工激励建设能把员工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的同时，也让人才能够分享企业的成果，这才是企业永恒发展的关键。廖洪富(2013)认为，只有借鉴和参考激励理论，并根据企业管理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和探索影响我国企业激励工作失效的各种因素及克服办法与对策，才能发挥我国企业激励的功效，才能真正提高激励效能。但是理论对实践只能起指导作用，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企业管理者应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的变通。俞文钊(2012)设计了《员工需要自我评价调查表》对我国员工的需要层次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不同单位、职务因素、文化因素、年龄因素等在需要等级上存在不同，他在公平理论基础上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公平差别化理论。韩大勇（2011)认为企业经济管理之间竞争的重点在知识、资讯、科技综合体——知识型的人才，而经济管理中各种要素的管理归根到底是对高素质人员的管理——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提出了小满意创造大收益的观点。4.小结
通过以上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出，国外特别是美国在激励理论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并且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且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对而言，中国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化。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属于自己的理论。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结合实际情况，系统总结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新动向，形成我们自己的激励理论，更好地为各种组织服务。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于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企业的激励机制如何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功与否。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败的关键，中小企业只有不断的完善和健全自己的激励机制，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参考文献
培养机制综述研究 篇3
【关键词】学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11-0045-04
一、引言
心理学关于学前儿童发展的研究曾经长期集中在“儿童如何认识外部物理世界”的探讨上，如研究儿童关于客体、时间、空间、因果推理等概念的发生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心理学家对“儿童如何认识心理世界”这一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儿童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心理，从而开辟了“儿童心理理论”这一研究领域。〔1〕随着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心理理论逐渐成为近年来发展心理学的热门话题，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当前,不仅仅是发展心理学家,哲学、精神病学、神经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比较心理学、文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也都对研究儿童心理理论产生兴趣。
个体心理理论的发展需要儿童经历复杂的认知判断过程，拥有较为高级的认知能力。因为在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儿童不仅仅需要了解自己，而且必须发展对他人角色、性格和心理状态的理解能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最初表现就是从视觉等角度了解父母、同伴与自己都是不同的个体。因此，儿童心理理论是联系儿童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性交往的重要桥梁，对于儿童今后进行有效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极为重要。〔2〕
对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机制的理论解释是心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理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心理理论能力属于不同于其他认知能力的特定领域，即具有领域特殊性，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理论论、模块论和拟化论等（Carruthers & Smith,1996; Flavell & Miller,1998; Gopnik & Wellman,1994; Moore,1996）；〔3〕另一类认为心理理论能力可以像一般的认知能力一样去解释，如执行功能、心理表征等（Carlson，Mandell&Williams，2004）。〔4〕近年来，国内外心理学家越来越重视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机制的研究，迄今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学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二、作为特定领域能力的儿童心理理论
一部分研究者将心理理论能力视为一种独立于其他发展领域的特定能力，认为其发展特征具有领域特殊性。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机制，研究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
1．理论的理论（Theory Theory）
这一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我们关于心理的知识包含的不是实际的科学理论，而是某种日常的“框架”或“基础的”理论。研究者发现，儿童心理理论向成人发展的过程大致有三个重要阶段：首先是大约2岁时，儿童获得某种“愿望心理学”理论，以愿望来解释行为；其次是大约3岁时，儿童获得“愿望—信念心理学”理论，开始有了信念和想法，但是仍然以愿望来解释行为，信念只是处于辅助地位；最后一个阶段是大约4岁时，儿童获得类似于成人的“信念—愿望心理学”理论，由自身的想法和信念来影响自己的行为。在儿童心理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经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作用方式类似于皮亚杰的平衡化作用机制，即经验引发不平衡并由此达成某种新的较高的平衡状态（形成新的心理理论）。
2．模块理论（Modularity Theory）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Leslie A.M.。他的许多研究是在自闭症儿童中进行的。他认为儿童的发展是通过三个特殊领域模块化机制的连续神经成熟而获得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必需的。这三个机制分别是身体理论机制（Theory of Body mechanism,ToBM）和两个心理理论机制（Theory of Mind mechanism,ToMM）。其中ToBM发展于婴儿出生的第一年早期；ToMM1在第一年后期起作用，ToMM2在第二年开始发展。这些机制的发展决定了儿童不同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
3．匹配理论（Matching Theories）
这一理论认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前提是婴幼儿必须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中处于等价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心理活动中的相似性。通过对心理活动情境的不断观察和再认，儿童对这种等价关系的认识不断发展，逐渐获得系统的心理理论知识。
4．拟化理论（Simulation Theory）
这一理论由Harris等研究者提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并不赞同理论论，他们认为儿童的心理认识并不具有理论的性质。这一理论认为，儿童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具有某种内省性觉知，能够通过一种角色拟化过程来推论他人的心理状态，即儿童可以通过想象和在心理上拟化其他人所处的情境来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儿童发展的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越来越准确的拟化能力。尽管人们在预测和解释行为时求助于理论，但心理拟化理论在社会认知和技能获得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不同理论的倡导者不乏支持自己观点及反对其他理论的依据，而不同的理论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开展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虽然理论论仍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但是无论哪种理论都只是解释了儿童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方面。我们在解释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过程和特点时需要选择各种观点的合理成分，以便对实际的情况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三、作为一般认知能力的心理理论
另一种观点将心理理论视为一种认知能力，并从执行功能和心理表征等方面对其发展机制进行研究。
1．执行功能和抑制性控制的研究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一种复杂的认知结构，指那些对个体的意识和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的各种操作过程，例如自我调节、认知的灵活性、反应抑制、计划等等。它主要包括工作记忆、抑制性控制以及认知转换三个要素。其中抑制性控制（inhibitory control）作为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Hughes，1998）。〔5〕
由于学前期是儿童心理理论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以抑制性控制为核心的执行功能近年来被认定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因此研究学前儿童抑制性控制能力的发展及其特征也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课题。
抑制性控制是指在完成某项认知任务、达到认知表征目标时，对无关刺激所引起的反应进行控制的能力。抑制性控制在决定多种心理过程如何协同工作以成功完成一项任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执行功能的发展有助于解释个体的认知能力(智力、注意、记忆、阅读理解)和个体在多种皮亚杰式任务上的表现。此外，它也涉及儿童情绪、道德和社会性能力的发展。
根据执行功能研究者的观点，抑制性控制可能从两个方面对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产生影响，即：影响心理理论的发生或者影响心理理论的表达。因此关于抑制性控制的理论又可以分为发生说(emergence account)和表达说(expression account)两种观点。
发生说认为，儿童在能够建构复杂的心理概念之前，首先要具有一定水平的执行功能。如果没有使自己从当前刺激中分离出来的能力的话，儿童是不能在这个当前刺激的表征水平上作出反应的。因此，根据发生说的观点，儿童只有具备正常的执行功能，才能获得某些关键性概念，进而顺利完成心理理论任务。
而表达说则认为，儿童已经拥有某些关键性的概念，只是在心理理论任务中不能正确地将它们表达出来，因为他们不能抑制关于事件真实状态的认知。许多心理理论任务的完成需要儿童克服具有优势反应倾向或习惯性倾向的认知活动，避免说出事件的真实情况。而这些都需要具备正常的执行功能才能完成。根据表达说的观点，儿童在错误信念、外表与事实、欺骗等心理理论任务的标准测量中失败，可能不是因为纯粹缺乏某种概念，而是在将这些概念性知识成功转化为行为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只有具备正常的执行功能，已有的心理理论才能正确地表达出来(魏勇刚，2004)。〔6〕
心理理论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心理理论与抑制性控制相关，主要因为两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1)两者的发展关键期相近。学前期既是儿童心理理论迅速发展变化的时期，也是儿童执行功能发展期。(2)来自脑成像研究的证据。对执行功能的研究最初源于神经心理学研究中对前额叶损伤病人的分析；而前额叶也是控制心理理论的生理基础。(3)来自自闭症患者的证据。大量研究表明了自闭症与心理理论发展相关，而自闭症患者在诸如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等经典的执行功能任务中也表现出异常。(4)根据执行功能的表达说，成功完成心理理论任务可能需要得到发展得很好的抑制性功能的协助(Carlson,1998;Russell,1994)。〔7〕
近几年来,研究者运用各种心理理论任务和抑制性控制任务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与执行功能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性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尚无定论。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多种解释，可以概括为四种观点(Perner & Lang,2002)〔8〕：(1)心理理论能力是执行功能的先决条件。(2)执行功能是心理理论能力的先决条件。(3)心理理论能力与执行功能有某些共同的心理成分，两者并行发展。(4)心理理论能力作为执行功能的一个整合部分，后者包含前者。
2．抑制性控制的生理基础研究
抑制性控制的重要发展期是人生的前六年,而3~6岁是其发生显著性变化的时期。来自生理和行为发展两方面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对脑损伤成人患者的研究表明，大脑前额叶(frontal lobes)是参与抑制过程和更普遍意义上的执行功能的重要生理基础。另有研究表明,儿童的前额叶损伤导致抑制发展的停滞和缺损(Dennis,1991)。尽管在婴儿期前额叶发展十分迅速,但在4~7岁之间它经历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发展冲刺期(Luria，1973;Thatcher,1992)。因此,抑制性控制发展的迟缓,很可能与前额叶皮质成熟较晚有关(Stuss,1992)。抑制性控制功能获得显著发展是在学前期。在这一时期,当一项任务要求儿童延迟作出某种反应时,他们开始能够按要求压制自己对某些事物不作出反应(Diamond & Taylor,1996；Gerstade，et al,1994)。
3.抑制性控制研究的几种范式
目前，用来评估学前期儿童抑制性控制能力发展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种:
手游戏(hand game)范式。首先，让儿童重复实验者演示的两种手势(如握拳或平伸手掌)，即“拳、拳—掌、掌”，然后要求儿童做与实验者相反的手势,即“拳、掌—掌、拳”。
白天黑夜任务(the day-night stroop task)范式。当呈现画有月亮的黑夜图片时,儿童得说“白天”,当呈现明亮的、阳光普照的图片时,儿童得说“黑夜”。
形状任务（shape stroop）范式。五种不同大小的卡片交叉放置，让儿童把其中的小卡片一一指出来。
卡片排列(card sorting)任务范式。让儿童先按一个维度(如形状)对一系列卡片进行排序,再按另一个不同的维度(如颜色)对同一批卡片进行排序。
耳语(whisper)任务范式。要求儿童自愿地低声说出10个卡通形象的名字（王江洋，2003）。〔9〕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前儿童心理理论研究领域已经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心理理论发展本身的研究，还是对其发展机制的研究，研究者均认为学前期是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如何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将其与幼儿教育实践相结合，并在日常教育活动中加以落实，将是幼儿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邓赐平，桑标，缪小春.儿童早期“心理理论”发展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J〕.心理科学，2000,(23):399-403.
〔2〕〔8〕PERNER J,LANG B,KLOO D.Theory of mind and self-control:More than a common problem of inhibition〔J〕.Child Development,2002,73:752-767.
〔3〕LILLARD AS. Ethnopsychologies: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oeries of mind〔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8,123(1):3-32.
〔4〕CARLSON S M，MANDELL D J，WILLIAMS L.Executive function and theory of mind:Stability and prediction from ages 2 to 3〔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4,40(6):1105-1122.
〔5〕HUGHES C.Executive function in preschoolers: Links with theory of mind and verbal ability〔J〕.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8,(16):233-253.
〔6〕魏永刚.抑制性控制在幼儿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的相关中的作用〔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4.
〔7〕RUSSELL J, MAUTIMER N ,SHARPE S,et al.The “windows task” as a measure of strategic deception in preschoolers and autistic subjects〔J〕.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4,(9):331-491.
金融危机扩散机制研究的理论综述 篇4
M.Allen, C.Rosenberg, C.Keller, B.Setser和N.Roubini建立了一个标准的因子模型来重新考虑关于金融传染的研究。文中将传染定义为金融冲击线性传播机制的结构性变化, 得到的结果是“只存在相依关系, 不存在传染”。Dobromi Serwa和Martin Bohl对欧洲股票市场1997年~2002年之间的七次大的金融冲击进行了危机扩散的研究, 文中用异方差调整的相关系数来区分危机扩散、相依关系以及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 得出中东欧发展中股票市场相对西欧发达的股票市场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传播。Francesco Caramazza, Luca Ricci和Ranil Salgado研究了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扩散问题, 检验了金融关联关系在危机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文章中应用截面probit回归模型对41个新兴市场进行了分析, 发现在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以及俄罗斯危机中, 关联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Buiteretal构造了一个“中心-周边”模型来解释1995年发生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当中心国发生危机后, 某些周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单独放弃了与中心国的汇率平价, 就产生了金融危机的局部扩散。同时, 产生的产业联动效应, 即“存货的加速原理”和产业的“结构性震荡”发生作用, 又对金融危机的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市场传导机制
Kodres和Pritsker则指出, 如果两国资产运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则金融危机会通过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迅速地传播。投资者在某个市场受到冲击时, 会重新调整他们的证券组合, 从而把冲击扩散到其它市场。Kaminsky和Reinhart提出了共同贷款人效应, 认为当某国发生金融危机后, 共同贷款人 (某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 往往会大幅收缩与此国经济结构相似的其他国的贷款, 拒绝展期或延长任何已到期限的贷款, 并撤回高风险项目的资金, 导致这些国家同时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Dasgup-ta应用均衡选择技术研究了银行同业存款交叉持有如何导致金融危机。在一些银行经营不善时, 这些银行将面临超额流动性需求的冲击, 如果整个市场的超额流动性供给小于超额流动性需求的差额较大, 通过“外溢效应”将可能引发整个市场的危机, 危机的传导是通过相互存款的提出引发整个市场的短期流动性不足而进行扩散的。Calvo, Guitlermo和Enrique G.Mendoza提出一个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内生流动性模型。在该模型中, 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 消息灵通的投资者接到一国经济基本状况变动的信号, 受流动性冲击的影响, 被迫出售他们的资产。消息不灵通者的反应速度较慢, 但最终会依据信号显示机制作出反应。流动性冲击的结果是两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Dasgup ta运用carlsson和van-Damme的方法论证了金融危机传导与不同金融机构间的资本关联机制。Kiyotaki&Moore也提出了扩散通过贷款人与企业家之间的信贷链传递, 而资本关联是扩散的渠道的观点。张志波、齐中英运用VAR系统方法, 提出了通过分析危机前后各国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变化、以及被传染国家对危机发源国的冲击响应的变化, 来检验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新方法。并运用此方法, 实证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
三、金融中介传导机制
Goldfjan&Valdes从给国外提供流动资产的金融中介入手解释金融危机的扩散问题。当金融危机发生后, 投资者对存款的提取, 减少了金融中介的流动性, 迫使金融中介机构收回给其它国家的贷款或没有能力给其它国家提供新的贷款, 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危机。而Itay Goldstein&Ady Pauzner则在一个两国模型中论述了危机的扩散是由于投资组合在不同的国家间被分散化而引起的。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 投资者会对其他与该国邻近或贸易联系密切国的资产进行调整, 从而影响这些国家资产的稳定性。Kyle&Xiong把扩散作为财富效应的结果来描述, Schinasi&Smith在此基础上对危机扩散和投资组合分散化、杠杆等特定渠道进行分析, 认为投资组合分散化和杠杆可以有效的解释危机扩散机制。Goldstein&Pauzner提出即使两国的基本面是相互独立的, 每一个国家也可能遭遇自促成危机, 这种危机是由代理人担心其他国家的代理人抽逃投资, 而抽逃其在该国的投资所引起的, 从而引起市场预期更为悲观。Calvo&Mendoza指出单个国家中收集信息的高成本可以导致理性传导。出自成本收益考虑, 理性投资者也会跟随市场, 使传染可能性增加。Kaminsky, Lyons&Schmukler提出了一些统计资料表明国际共同基金是金融危机扩散的主要渠道之一。Forsbes&Rigobvn提出了扩散机制区分为危机随动机制和非危机随动机制。范爱军强调了国际游资的冲击, 强调游资在金融危机扩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一国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 国际游资就会大量涌入, 迫使该国被动增加货币量, 加重通货膨胀, 从而引发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 而且会通过金融市场中的投机运作把危机扩散到其他国家。
摘要：针对金融危机的扩散机制的研究, 是当前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通过系统总结和梳理当前国内外针对危机扩散机制研究的文献, 得出金融危机扩散机制的三个主流研究方向, 即汇率传导机制、市场传导机制和金融中介传导机制。
关键词：金融危机,扩散,理论综述
参考文献
[1]F.Caramazza, L.Ricci, R.Salgado.Crashes:Business Cycles with a Sudden Stop.2005, vol21:158～172[1]F.Caramazza, L.Ricci, R.Salgado.Crashes:Business Cycles with a Sudden Stop.2005, vol21:158～172
[2]张志波齐中英:基于VAR模型的金融危机传染效应检验方法与实证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05, 3:115～120[2]张志波齐中英:基于VAR模型的金融危机传染效应检验方法与实证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05, 3:115～120
核桃组织培养研究综述 篇5
核桃组织培养研究综述
综述了影响核桃组培的`主要因子,不同的核桃品种、培养基、激素和培养条件等都会影响核桃的组织培养.并对组织培养过程中存在的褐化、污染、适宜培养基选择和外植体选择等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了讨论,对核桃组织培养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作 者：伊书亮 郭国宁 葛世栋 周米生 宋蒙亚 孙皓晗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河南洛阳,471003刊 名：安徽农学通报英文刊名：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年，卷(期)：200915(11)分类号：Q944.6关键词：核桃 组织培养 研究进展
培养机制综述研究 篇6
[关键词]十八大；反腐倡廉；机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D2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1-0047-03
一、建立和完善宣传教育机制
（一）宣传教育的形式多样化和内容有效化。刘占虎提出了创新廉洁教育的方式方法。一是深入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洁教育，在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和关键部门开展廉政风险防范教育和责任意识教育；二是把廉洁教育融于公职人员培养、选拔、任用的全过程，着重从过程机制上增强其廉洁从政的自觉性；三是大力推进廉政文化的社会化，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洁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舆论环境。[1]杨小闵提出要坚持因人施教、分类施教，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抓住容易引起腐败行为的思想心理因素，从单向灌输方式向平等讨论、共同学习的互动交流方式转变，使受教育者思想有收获、心灵受震撼、认识有提高。[2]
关于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当前要突出抓好三方面教育，一是权力观教育，二是艰苦奋斗教育，三是党纪法规教育。[3]也有学者提出教育内容必须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反腐败斗争实际和党员干部思想实际进行廉政教育，增强针对性、有效性。[4]
（二）以宣传教育机制带动廉政文化体系的构建。孙立军指出：目前的廉政文化制度设计尚缺乏系统性，超前研究不够、刚性约束不够。特别是廉政文化建设的评估机制、激励和惩戒机制、推进机制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可操作性不强，这使廉政文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5]因此，卢奕华建议：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廉政文化的特点和规律，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使党员干部将法律、纪律等他律转变为高度的自律，把外在的强制变成内在的自觉，使不搞腐败不只是迫于惩治的畏惧，更重要的是出于对人民赋予的权力的珍惜和对自我人格的珍重。[6]钟龙彪提出要构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教育机制。这虽然也包括面向普通群众的思想教育，但重点仍应放在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上。[7]
二、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一）形成配套完善、有效运转的民主监督机制。有学者提出，一系列相关制度法规的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初步实现了由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的三大转变。但现有党内监督制度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一是必须用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权力设置牢不可破的铁栅栏；二是要理顺党内监督的权责归属和运行方式，保障党内监督部门拥有独立的监督权；三是要切实保障各项监督制度的落实，强化制度执行力；四是要培养高素质的纪检干部队伍，加大对党内监督的支持力度。[8]也有学者提出要根据党章规定，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时应当设立并明确新的民主决策程序，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和执政方针的包容性和权威性；要严格实行“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要强化中央对地方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以及自下而上包括中央政治局对其常委会的民主监督。[9]
（二）强化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互动机制。徐行、崔翔认为：党内监督有力，就会对党外监督起到示范与带头作用；党外监督强化，可以促进党内监督落到实处。第一，加强监督主体的运行动力。一个整体性强、互动良好、运行高效的权力监督体系要具有自运转的动力，从而使党内和党外监督能够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第二，加强监督信息的共享与交流。为了弥补监督主体之间出现各自为政、信息蔽塞、缺少沟通的缺陷，就需要利用并整合现有监督资源，实现监督信息的共享，构建监督主体之间的交流关系，从而使不同监督主体能够手段互补，发挥各自优势。第三，加强监督方式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为有效发挥监督主体对客体的整合、制约、纠偏、激励、净化等功能，每个监督主体并不是简单组合，要努力实现监督内容的交错衔接、监督运行方式的协调合作。[10]
（三）突出监督重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机制。黄建国认为：各级党政一把手在权力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岗位重要，举足轻重，群众关注，其廉洁与否影响极大，理所当然是监督的重点。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应突出预防和监督，着力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教育、制约和监督。[11]
胡亚军、李安增认为反腐倡廉监督体系是多因素、多层次、多系统相互作用的综合性的开放体系，又是一个内部互相配合、互相协调、自成体系的科学系统。反腐监督体系建设科学化不仅要实现各个要素的科学化，发挥各个要素和子系统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整合各种监督资源，形成健全的监督网络，对权力运行进行全面、全程的监督，有效防止权力滥用，从整体上提高监督效果。[12]李景志提出要强化平行监督机制。首先是加强党内平行监督机制，包括发挥党代会和全委会的平行监督功能，健全常委会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探索纪委独立行使平行监督权的机制。其次是加强人大平行监督机制，强化人大的决定权和平行监督权。[13]
三、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机制
（一）畅通民意沟通渠道，搭建群众监督平台。王胜利指出：群众是天然的监督群体。在反腐道路上，体制内的监督时常未有效果，原因在于利益关系的牵扯，而人民群众更能从自身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所感入手，所以必须保障群众监督体制的正常运行。[14]李景治则提出要重视基层组织的作用，需要扩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直接选举范围，使党员和群众有机会直接选举产生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领导班子的成员。[15]
（二）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动态化。贾利亚认为：反腐败社会参与制度化是由群众监督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群众监督作为一种民主监督，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和有效性的优点，同时也有自发性、分散性和随意性的不足。群众监督要做到有组织、有系统的全面监督，必须制度化，必须探索建立反腐防腐的有效机制，把反腐败纳入社会运转的常规体系。为方便社会投诉举报、参与监督，必须建立一个畅通的进行投诉、举报的社会网络体系，形成社会性监督网络。要建立完善的配套监督机制，增加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透明度，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发挥群众的“议政权”，引导群众行使“举报权”，保障群众的“批评弹劾权”，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人。[16]也有学者提出：我国的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的监督，存在于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整个过程当中，是对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进行的全方位监督，如此监督就成了一项全面系统的工程，它体现的不仅是参与监督过程的动态化，而且也增加了其透明性，同时实现了监督与参与手段的多样化。[17]
四、加强和完善法律体系建设
（一）完善反腐败的法律制度。有效解决腐败必须高度重视法律作用。但目前为数众多的法律制度并没有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高发势头，因此有学者从法律体系的完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马怀德认为：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要求，应重点制定三部法律。一是《重大决策程序条例》，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决策权，健全完善决策机制，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二是《政务公开法》，提升政务公开的立法层级，实现公权力行使全过程的公开。三是《行政组织法》，实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18]姚文胜提出了微观廉政立法的观点：首先是新立法从细，让详细具体的规定成为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障。其次是对已有法律及党内法规的修改也需要详细具体，实现法律规定的一致性。最后是从立法上构筑“廉政分水岭”，对既往伴随改革过程滋生的贪腐情况进行界定并妥善剔除，在保持肌体清新后配套“高薪养廉”和“严格惩治”等措施保持公职人员队伍的长期廉洁。[19]
（二）完善纪检领导体制，创新纪检工作机制。刘汉卿提出，要实行垂直型的纪检监察领导体制，地方各级纪委直接由上级纪委领导，监督机构干部的任免、办公经费及其他待遇均由上级监督部门统一安排，不受同级党委制约。[20]于学强提出要完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建立与同级党委平行的党内监督机制。首先，同级党委对纪委的领导限于政治领导，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主要以业务领导为主，负责全盘安排部署反腐败工作；其次，下级纪委领导班子的产生由上级纪委提名，同级党代会选举，党委负责日常管理，遇到重大人事变动同级党委要同上级纪委协商解决；最后，进一步增强纪委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如建立健全纪委党委列席同级党委会常委会制度。[21]
欧阳媛对纪检监察工作机制创新提出建议：首先要建立健全日常联系工作机制，如定期报告制度、定期述职制度和约谈汇报制度；其次是完善查办案件工作机制，规范案件线索管理、推动案件查办和强化办案人员的管理；最后是完善巡视制度，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加大自我监督力度。[22]
五、依托现代科技打造科学运行机制
（一）强化纪检监察部门在网络反腐中的主导作用。张爱民指出：纪检监察部门要优化完善自身的网络举报系统，及时接收举报信息，及时进行网上互动交流分析解答，及时把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传达给相关部门。要保证举报系统的畅通、安全、便捷、保密，要适时增加新栏目、扩展新功能，加强与网民的沟通交流。纪检监察部门还要加强宣传部、组织部和报纸电视主流媒体和几大主要网站的联合，建立起信息共享、反应及时、共同应对的合作机制。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实行诉求受理责任制。[23]
（二）加强技术利用，增强网络反腐实效。刘源源提出，首先要建设好互联网基础设施，特别是要加大对不发达地区互联网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因经济水平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城乡差异等现实限制性因素造成的民众参与网络反腐的不平衡。其次是不断创新技术，加强用于网络反腐软件的技术研发，提升反腐网站对海量信息的收集、整理、评判、反馈能力。最后是加强熟悉网络运用、网络管理、网络监控等技能的专业人员队伍建设。[24]
参考文献：
[1]刘占虎.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与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
[2]杨小闵.激发廉政教育新活力研究[J].求实.2013 .1.
[3]舒椿雨.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建设研究[J].哲学政治.2013.10.
[4]肖卫东.拓展基层廉政建设教育新途径新方法的探索与实践[J].求实.2013.1.
[5]孙立军.焦岚.廉政文化的挖掘与探索[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2.
[6]卢奕华.浅谈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J].求实.2013.1.
[7]钟龙彪.廉政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突破之道[J].理论导刊.2014.2.
[8]赵璐.增强党内监督有效性问题探论[J].理论导刊.2013.9.
[9]赵彦飞.杨慧琼.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J].学术探索.2013.6.
[10]徐行.崔翔.机制创新与多元互动——关于加强执政党自我监督和外部监督的新思考[J].理论探讨.2013.3.
[11]黄建国.监督一把手是重点[J].红旗文稿.2013.6.
[12]胡亚军.李安增.论反腐倡廉监督体系建设科学化[J].理论学刊.2013.4.
[13]李景志.强化平行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J].探索与争鸣.2013.2.
[14]王胜利.李方磊.反腐倡廉重在制度建设[J].人民论坛.2014.2.
[15]李景治.反腐之道：民主、制度与执行力[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3.
[16]贾利亚.反腐败社会参与形式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3.3.
[17]岳春宇.周美娟.发挥人民群众对制度执行的促进作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18]马怀德.源头反腐尚需制定三部法律[J].人民论坛.2013.2.
[19]姚文胜.“微观反腐”提升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3.
[20]刘汉卿.翟洪峰.“边缘腐败”视角下健全纪检监察反腐体制探析[J].领导科学.2013.3.
[21]于学强.周浩集.制度视角下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
[22]欧阳媛.刍议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5.
[23]张爱民.反腐倡廉语境下的网络舆论监督[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24]刘源源.完善网络反腐机制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本文系唐莲英教授主持的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保持党的纯洁性研究”（12&ZD076）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周春燕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民办高校招生机制研究理论综述 篇7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量的提升,民办高校作为我国日渐紧缺的教育资源的重要弥补力量,正广泛地活跃在高等教育的舞台上。我国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相比还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发展机制存在着一定差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招生寒流”的到来,民办高校招生的问题频频爆发。本文重点从招生机制方面对国内外民办高校发展机制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
二、文献梳理分析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就民办高校招生机制这一问题,发现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
1. 对国外民办高校发展模式和招生机制的理论研究
目前从国际上看,私立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国际化的特征也日益彰显,连锁办学与合作办学成为其发展中的一大亮点,如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第一所私立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而马来西亚的私立院校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寻求与国外大学的联合办学,特点之二就是在海外建立分校,目的就是扩大生源,招收更多的外国学生。跨国化教育的首创精神使得私立大学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地调整和制订计划来应对市场的需求,这一做法对于中国民办高校的招生和发展来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李文成、韩和鸣在《国外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一书中首先梳理了国外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史,对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乃至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私立高等教育作了介绍,还专门就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对相关的扶持政策也进行了论述。鉴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可以从国外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一些启示:首先,在认识上、在思想上增强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认同感和包容度;其次,在立法上加强民办高等教育的立法,建立完善的法制环境;再次,在财政方面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最后,从民办高等教育自身来讲,苦练内功,增强民办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前面三点更多地涉及社会和政府的作为,对政府的操作行为和机构运作提出了要求,而最后一项则涉及民办高等教育自身管理水平的提高、稳定和高素质师资队伍的建立和教学质量的提高等实际性问题。
2. 分析民办高校的招生现状
(1)在张博树、王桂兰《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一书中,曾把华文学院1999年招生和卓达大学2000年招生的全军覆没作为两个典型的例子来分析,在这场“九死一生”的生源大战中,私立大学的招生是一次全新的试验,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也是对公立大学权威的一种挑战。虽然这一步迈得异常艰难,甚至有些地方还显得幼稚,但其所代表的方向已经预示了一种新生力量的萌芽和展示。
(2)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从而波及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无疑又使本来不景气的民办高校的招生问题雪上加霜。在荆杰的《金融危机下民办高校招生问题分析》一文中提出,2009年是民办高等教育的“拐点”年,一方面面临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还面临着普通高校大规模扩招后更激烈的竞争。随着“招生寒流”的到来,众多民办高校招生难问题在这一年大爆发,新生数量平均下滑40%至50%。虽然近些年情况有所复苏,但整体而言效果并不算太好,从生源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有待提升,与此相关的研究也较多。
3. 分析研究影响民办高校招生的因素
(1)朱建华在《民办高校影响招生因素分析》一文对当前影响民办高校招生的因素作出三点归纳:①政策是影响民办高校招生的首要因素,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乃至民办高校自身的政策变化都会对招生造成重大影响。②学费是影响民办高校招生的关键因素,学校类型和专业收费差异,包括民办高校之间的学费的差异也会影响到招生。③办学现状是影响民办高校招生的核心因素,其中包括社会认知度、教育教学质量、专业特色和学科优势等,都会影响招生的成效。同时他也指出,影响民办高校招生的因素有多个,很难说哪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更多的时候是多个因素同时影响的结果。即使是同一因素,每年对招生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也就更要求民办高校从招生的冷与热中审视自己的办学情况,及时作出相应的完善和调整。
(2)厦门大学吴根洲在《民办高校招生制约因素分析》一文中对制约招生工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大致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①公办高校的压挤;②民办高校之间的无序竞争;③办学资金的制约;④招生自主权的限制;⑤办学缺乏特色品牌。在制约民办高校招生的因素中,民办高校之间的正常竞争要积极应对,市场的不规范导致的非正常竞争需要国家法规加以调整;办学资金渠道的畅通问题、招生自主权问题和公办高校的影响都属于国家政策的层面;办学品牌和特色构建则需要民办高校从自身出发,内外兼修,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内在核心竞争力。
4. 对规范民办高校招生管理的研究
(1)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在《努力规范民办高校招生管理》一文中指出: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事关民办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形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乎高校和社会的稳定,必须站在政治的高度,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因此民办高校在招生中应做到:①依法依规招生,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和制度来进行;②诚信招生,不夸大其词和虚假滥招;③阳光招生,实行招生信息公开化,努力满足考生和社会的知情权。此外,他还提出了相关部门要依法查处和严厉打击招生过程中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并建议配合新闻媒体来保证民办高校的招生。
(2)张博树、王桂兰在《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一书中则提出:政府、传媒的介入是私立大学招生规范化之助力。他们认为在中国私立大学仍不成熟,招生过程仍存在诸多问题、诸多失序的条件下,利用政府权威做一些有益于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事情乃适时的聪明之举,但从长远来看,政府更多的只能通过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让私立大学自己杀出一片天地。
5. 在分析民办高校办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招生方面的建议
对于有经验的民办高校办学者来说,处理好“进口”和“出口”两个“口”是至关重要的。所谓的“进口”,也就是指招生和生源,是学校生存和发展之关键,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焦点。但“进口”的效果如何,又自然而然地跟“出口”,跟学生的就业和出路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进口”的探讨必然要涉及“出口”这一问题,只有落实好“出口”问题,“进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得到了处理和解决。张博树和王桂兰所著《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一书中,就对“出口”问题提出了详尽的论述———“就业压倒一切”:中国家长的实利主义与私立高校的专业设置。实用、实惠和能挣钱成为家长鼓励子女选择专业的根本驱动,而好招生、好就业、市场需求旺盛等则是私立高校开办专业的首要考虑。在实用化和市场化的格局下,忽视和丢弃了以研究为导向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专业,这也算是政府对私立高校的“政策导向”、家长的实利主义情结、办学者的市场压力及自身利益驱动三方互动的必然结果。
三、总结与展望
由于收集到的材料与信息繁多杂乱,此处对民办高校招生机制的研究只能选取其中的关键部分作相关分析。在对近年来民办高校招生机制的研究文献作了一番梳理和分析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目前学界对民办高校招生所讨论的范围多局限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成因上,而在招生管理、招生制度与政策方面提出的建议与措施过于宏观与空洞,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并未真正解决存在的问题,剖析的深度、理论的高度都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对部分民办高校招生成功背后的原因,如教育教学改革、市场分析与定位、特色专业的设置等总结得比较到位,取得了一定成效。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民办高校招生机制研究的成果相对不足,能够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论文少之甚少,能够单独出版的民办系列书籍更是凤毛麟角;从研究的学者来看,关注民办高校招生机制的研究者数量较之高等教育其他领域也是偏少的。
展望未来,有几点值得我们继续关注:①对民办高校招生管理、招生制度与政策、招生机制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观的现状分析和理论分析,而从微观的具体措施上入手,这样更利于提出操作性、实用性、可行性较强的各种建议;②应该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出发,借国家扶持民办教育之风乘势而上,拓展思维思考“民办高校应如何生存和发展”等问题,继续探寻民办高校招生的新途径、新策略;③学界应加大对民办高校的关注力度,对比国内民办大学与国外私立大学的不同、国内民办高校与公办大学的不同,因地制宜开展研究,在招生机制研究这一领域形成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博树,王桂兰.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2]张宏博.中国私立大学有效经营的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董圣足.民办高校良治之道——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4]李文成,韩和鸣.国外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
[5]贾少华.民办大学的战略[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6]周洪宇.努力规范民办高校招生管理[J].中国高等教育,2007,(9).
[7]朱建华.民办高校影响招生因素分析[J].中国高等教育,2008,(18).
城市土地市场供需机制研究综述 篇8
回顾这段历程, 不难发现, 我国的土地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的步伐超前于理论, 即在土地市场没有完全成形之前, 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笔者将以市场供需机制运行的过程来综述学者们的观点。
一、市场供给角度研究市场供需机制
(一) 出让方式与市场供需
我国土地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土地出让方式主要有划拨、协议、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由于划拨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用地具有专用性, 受让主体大多存在特殊性, 所以将划拨用地纳入公开市场范围进行讨论的学者较少。在土地市场运作中, 出让方式不同, 市场遵循的供需机制也是不一样的。严金海 (2006) 认为, 土地的协议出让政府垄断了土地供给, 但因为交易时只存在一个需求者, 因而可看作是一种双边垄断市场, 协议地价的高低取决于双方的动机和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协议出让方式相比, 实施土地以“招拍挂”方式出让,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需求者的“货币投票”, 以市场竞争的方式确定地价, 体现了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和公正、公开、公平的交易基本准则[2] 。杨庆媛 (2001) 在她的博士论文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她认为协议地价不是由土地市场供需状况和土地预期纯收益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动机。由于出让地块技术指标由政府决定, 所以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不存在竞争。但是与严金海不同的是, 她认为竞争在需求或受让方之间是存在的。对于公开出让的部分她的观点相比来看也更加细化:招标地价引进了市场机制, 使招标者有择优选择的机会, 也使投标者能各展其能。但是投标并非一定价高者得, 社会公共目标或政府意图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拍卖和招标在满足需求的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 拍卖更具有竞争性, 拍卖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产物, 价格完全由土地最佳预期收益所决定[3] 。肖宇宁 (2006) 着重从供给方面进行阐述, 他认为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增量土地供给方式具有多样性、存量土地供应存在分散性, 造成了城市土地市场运作不规范现象, 由此也影响到土地市场供需机制的运作[4] 。对征地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高山平 (2005) 提出了在农用地入市过程中, 对新征用土地的市场应该实行“供需对接”的观点, 即在保障农民的流转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 让农户与土地需求者面对面商谈土地转让价格等问题, 进而完成土地的转让[5] 。
(二) 出让范围与市场供需
在新农村问题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前, 人们普遍把土地市场出让客体界定为城市经营性用地。乔荣锋和高进云等 (2005) 认为城市里出让土地供应的来源主要是城市土地的存量和储备量。他们设计了一个只牵涉土地存量和储备量的供地模型, 认为在平衡的供地模型下, 随着供地时期的推移, 城市土地存量和储备量受初期土地存量和储备量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动幅度越来越小, 同时土地供给量将主要由征地水平决定;反之, 初期变量引起的波动越来越大, 从而会影响供需平衡[6] 。对城市里供地的范围丛屹 (1999) 也进行了研究, 他认为城市存量土地并没能进入市场流通, 造成了城市土地市场需求只能靠大量征用城市周围农村土地 (耕地) 来满足的现状,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土地供需不平衡, 促使城市地价的攀升[7] 。随着人们对新农村的广泛关注, 对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是否可以进入市场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现有赞成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城市土地市场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袁弘 (2003) 在硕士论文中通过调查取证, 发现我国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已经存在大量有偿流转, 但是由于自发性的交易本身缺乏市场的充分指导, 供给和需求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 因此市场供需机制尚未发挥作用[8] 。对相同研究对象, 相比之下, 张安录和毛泓 (2006) 更侧重于供需理论的分析。他们通过农地的城市流转对土地一级市场均衡造成影响的分析, 指出假如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严格的农地城市流转冻结之后, 农地的数量和质量完全可以满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粮食安全目标的要求。在有合法农地城市流转的情况下, 一旦农地的所有权发生了变更, 成为城镇国有土地, 并进入一级土地市场, 运作方式会从原先的非市场性运作转变为主要依靠市场法则, 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形成的价格必然低于无农地城市流转和非法土地交易的一级土地市场均衡价格[9] 。
(三) 出让量与供需机制
研究土地出让量与供需关系的学者, 大多把供给量与供需平衡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作为了理论基础。蒋如高 (1998) [10] 、吴斌 (2004) [11] 认为我国大多数城市土地供应基本上采用“以需定供, 总量不限”的方式。由于城市土地利用的规划的滞后, 加上地方政府片面强调“以地生财”、“筑巢引凤”, 城市的土地供应往往缺乏时段性和空间性, 土地供应总量上也基本没有严格的限制。城市土地的过量供应造成土地供求市场的不平衡, 使得土地的价格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 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陈元刚和罗永刚 (2006) 认为由于政府垄断和调控力度不够, 造成城市用地规模过度膨胀, 局部供地过量[12] 。乔荣锋和高进云 (2005) 也提出同样的观点, 他们认为土地供给一定时期内存在供地渐进线, 而需求上升很快, 必须通过调控增加政府的土地交易收益。调控的重点在于防止城市土地供给过多, 导致城市规模虚涨, 土地利用效益低下, 又要防止土地供给量过小, 阻碍城市的健康发展[6] 。
二、从市场需求角度研究市场供需机制
(一) 从工业及零售产业发展角度研究供需机制
从这两个行业的发展角度研究市场供需机制的研究文献较少。谢忠镖和邹发英 (2005) 提出促使零售业用地的市场供需平衡得以实现的途径是“以需定供”。他们指出市场供需平衡包括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两个方面。因为影响总量平衡的因素很多, 所以零售商业物业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总是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土地结构均衡是通过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平衡来实现的。他们根据因素和均衡之间的关系建立模型, 用指标具体说明结构均衡的状态, 提出了控制市场供给的途径[13] 。我国工业用地配置受政策影响较大, 对工业用地进入土地公开出让市场以及市场运转机制, 很多学者进行了讨论。倪晋仁等 (2004) 认为对工业用地来说集聚程度是影响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他以深圳市蛇口工业园区作为研究对象, 用1995年地价等值线说明地价高低的空间分布特点。他认为蛇口工业区由于相关产业聚集, 所以相对减少了外部费用, 形成规模经济, 因此使得企业积聚可以促使地价上升。由此得出, 企业的积聚程度影响着工业园区土地的需求, 这种供需运行机制不同于一般的土地市场[14] 。与倪晋仁不同, 王新、叶艳妹 (2006) 研究的侧重点是工业用地的出让方式。他们认为工业用地的协议出让相比市场化出让有很多的弊端, 主要表现为工业用地地价偏低, 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严重;引发大量圈占土地的行为, 土地利用低效;干扰了正常的土地市场秩序。由于信息不公开, 容易造成暗箱操作, 土地市场供需无法达到平衡[15] 。对工业用地进行协议出让的论文较多, 而且观点大多相近, 这里不再做赘述。
(二) 从房地产业角度研究市场供需机制
1.土地供应与房地产市场发展。
土地供应方式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研究的成果大多都肯定了招拍挂出让方式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例如刘红瑛和吴淑莲 (2006) 认为土地市场供应的垄断性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外部性、易受经济波动影响、信息不对称以及土地产权不明决定的。因此要调整房地产市场, 必然要对土地需求量进行分析测定, 先期做出土地供应计划。此外, 房地产用地供应必须走市场化道路, 以避免土地市场持续混乱, 不平等交易甚至寻租行为[16] 。张晓姣 (2005) 认为土地采用招拍挂方式对房地产市场发展有正面影响, 主要体现在: (1) 降低房地产给社会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给消费者带来的产品风险。 (2) 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性调节将更加有效, 在政策性调节的基础上市场化调节将发挥更大作用。 (3) 促使房地产市场开发进入品牌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的阶段。 (4) 带动房地产行业的综合服务水平上升[17] 。也有学者研究土地供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途径。例如宫玉泉 (2005) 认为土地供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供应土地的用途;二是供应土地的区位。供应土地对应的房地产产品结构先对不同类别的房地产供需平衡产生影响, 而后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供应土地的区位分布则先影响房地产市场的统计价格, 后影响房地产供应的产品结构[18] 。
2.土地供应与房地产价格。
从成本角度上来讲, 地价是房价的一部分, 但是土地和房地产分别受到市场供需的影响, 房价和地价关系探讨的主要支撑理论有:成本决定论、需求决定论和地价、房价交互循环理论。有些研究土地供应和房地产价格的学者也是从这些角度进行考虑的。例如曲波 (2005) 从成本决定论方面进行研究。他在论述房价和地价的关系时指出,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 地价的上涨是必然趋势, 这与出让方式的选择无关, 而且从近期土地市场供给的过程来看, 土地供给量是影响地价非常重要的因素, 现行的土地出让政策没有改变总体的供求形势[19] 。严金海 (2006) 从房地产的纵向发展角度来进行阐述土地供应和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在短期内, 房地产供给缺乏弹性甚至无弹性, 房地产价格主要由需求决定;从长期来看, 房地产的供给受到包括土地成本、建安成本、税费等在内的生产成本的影响。因此长期上涨的地价将推动房价的走高[2] 。由于在具体的市场出让过程中, 市场发展尚未完善, 供需机制未得到充分的运用, 因此很多学者从多种角度对土地供应与房地产价格的产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孙禧才 (2005) 指出公开、公正、公平的土地市场环境才能使土地价值最大化。在现实的市场招拍挂过程中, 开发商是自己报名, 自己举牌, 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因此拿到土地使用权的开发商是自己为自己开发房地产设定了土地成本[20] 。刘晓英 (2005) 则认为土地供应的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可有效调控房地产商品的供应量和供应速度, 进而起到调控房价的作用。而且土地的供应方式对房价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在土地有偿出让开始, 房地产的价格会较过去有所上涨;在土地供应实行协议、招标、拍卖的有偿出让和无偿划拨的“双轨制”供应模式, 土地价格的多种形成机制并存, 房地产价格增长将趋于平稳[21] 。张惜伟、朱道林 (2005) 等在以北京为例分析出让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影响的过程中, 提出土地出让政策的改革使地价回归正常。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土地出让政策的改革为开发商提供了炒作的契机, 并使房价在这种炒作下大幅攀升[22] 。
三、研究市场供需机制本身及其影响
(一) 从宏观市场运行角度研究市场供需机制
从整体角度论述我国城市土地市场供需机制的观点主要有:杨钢桥 (1998) 认为我国城市的用地紧张, 在城市土地大量闲置、商品房空置率较高的同时, 普通商品住宅却供不应求。他分析了市场供需失衡的原因, 认为主要有地方政府和企业都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 以及居民对住房的有效需求不足三个方面, 并在文章最后提出科学地编制城市规划、供地计划, 进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加强土地收益管理、房地产信贷资金管理, 健全土地税制和提高居民购房能力等八条土地调控的对策建议[23] 。杨庆媛与杨钢桥的观点相似, 但论述的方法有所不同。杨庆媛 (2001) 用实例说明一级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过于求, 主要表现是城镇土地市场赋闲和粗放利用[24] 。黄京鸿, 刁承泰 (2003) 在论文中采用重庆市的实例进行了分析, 虽然重庆市城市土地的供给弹性较大, 但是由于开发困难, 所以耕地成为了城市建设用地的重要供给来源;用地需求主要来自城市经济发展, 新增城市人口用地, 人均用地水平的提高, 城市建设用地存在供需缺口[25] 。傅玲 (2005) 的观点与此相似, 不过她将用地需求总结为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而且认为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循环互动关系, 因此增加了土地需求量[26] 。
(二) 从微观角度研究市场供需机制
也有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是土地市场的局部特征和土地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 例如周素红和周冰艳 (2002) 运用经济学中的“蛛网模型”解释土地区位与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她们认为城市不同区位的土地, 市场机制作用的效果不同, 对于能够成收敛式蛛网的区位, 即使土地市场价格偏离均衡价格, 也会在市场作用下达到市场均衡, 而且市场较为稳定。而在构成发散式蛛网的区位, 市场价格的波动性较大, 必须通过政府干预, 才能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27] 。吴芸 (2001) 认为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与供求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在一定区域内, 人们对土地的需求量无限与土地总量有限之间存在矛盾, 这种供求矛盾将促使人类注重高效集约利用土地[28] 。李华忠、刘轶等 (1995) 从企业角度得出供需不平衡导致地价高低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最终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他们认为城市土地的需求强度是由市中心向郊区逐渐降低的, 由此形成了与之相对的高、低地价区位模式。城市中不同企业在竞争中选择各自的地价区位平衡点, 具有同一土地利用性质的各企业的平衡区位相互结合, 构成了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的区位配置模式[29] 。倪晋仁等 (2004) 则立足于工业用地阐述了集聚程度对土地市场需求的影响[14] 。
(三) 研究市场供需机制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研究土地市场供需与社会经济之间的文献较多, 有的着重于阐述城镇发展的同时土地市场供需平衡实现的方式和途径, 如蒋勇、严志强等 (2005) 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 通过对广西人口、耕地需求量以及建设用地需求量的预测, 得出“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建设用地将出现供需失衡的现象”的结论[30] 。孙佑海 (1999) 也持相同的观点, 他认为我国耕地保有量和现有耕地的质量面临严峻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现代化建设进程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因此将来人民生活和社会的经济建设难以为继。在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后, 他通过1999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提出了解决的途径[31] 。唐子来、寇永霞 (2000) 通过对珠海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用地变化的分析, 指出珠海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城市发展的格局, 促使工业用地发生空间结构重组, 除此之外还增强了市区发展带的生活、商业、办公以及旅游功能[32] 。由于我国的土地市场建立时间不长, 土地的公开出让过程中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对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张中新 (2004) 认为地方政府为大搞城市建设筹资, 一些企业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 又以土地抵押贷款, 造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一度过旺;土地市场秩序混乱, 土地权利寻租和灰色交易普遍存在, 造成土地市场供应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投机性。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 土地的作用就被大大的削弱了[33] 。
四、研究结论与不足之处
培养机制综述研究 篇9
通过查找整理相关文献发现, 目前国外对于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教学能力结构和教学能力培养两个方面。
在教学能力培养方面, 国外大部分国家己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师教育发展体系, 比较重视高校教师的发展, 并注重发展长远的个人素质。英国通过设立各种教师培训协会, 鼓励支持大学制定完善的高校教师发展培训战略计划;俄罗斯主要用法律形式保障高校教师发展权利, 联邦法规明确规定必须不少于每五年一次进行高校教师继续教育;美国则通过不断完善保障机制, 促进教师主动地提升个人能力。国外高校非常重视教师能力的发展, 并通过环境创设、制度保障等方法和途径, 促进高校教师持续发展。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起步较早, 所取得的实践成果和经验对我国教师专业发展有借鉴作用。
2、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教育战略地位的逐步确定, 我国教育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开始了对教师特别是教师的能力和素质的研究。
(1) 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机制研究的动因
樊晓琳《试论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机制建设的动因与对策》“国家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重心倾斜, 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需求是推动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发展机制建设的动因。” (1) 内在个人动因为教师对于职业现状的不满与反思和对教学科研的思考等。张婷《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及对策》指出“作为管理者应从教师管理模式, 学校顶层制度设计, 教师培训机制, 教师评价制度等方面, 为青年教师发展构建支持性的制度环境。” (2)
(2) 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机制的类型
在实践研究上, 主要集中在教师激励方面。马志玲的《教师专业发展激励机制研究》指出“教师专业发展激励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论述有效教师专业发展机制的原则, 制定激励学校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开展对教师产生激励作用的专业发展活动、引导教师自我激励。” (3) 此外, 在如何更好调动教师积极性, 实现有效激励方面,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方面, 还存在大量的经验介绍性文章和部分理论性较强的文章。
动力机制, 教师专业发展是外在作用力和内在作用力交互作用的结果。教师专业发展的外在作用力是“宏观的课程结构, 内在作用力是教师个体的交换需要”二者相互作用, 共同推动着教师的专业发展。何晓文在《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动力机制打造卓越教师团队》指出“由于教师期望与价值追求不高、教师专业发展阶梯不完善等原因, 建设个性校园文化、建立不同阶段教师个人发展阶梯、建立保障性管理制度、增加海外培训机会、推动教师专业交流等方面, 不断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帮助教师实现专业的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4)
评价机制, 谢军在《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绩效评价机制研究》提出“目前国内高校一般都从工作数量和工作质量两方面对教师进行绩效评价。” (5) 欧本谷《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机制》指出“除了更新观念、创新制度外, 还应建立和完善如下评价机制:评价活动的周期性机制、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机制、评价标准的个性化机制、评价过程的安全机制和专业发展的导向激励机制。” (6)
校本培训机制, 即教师以工作岗位为基地, 以学校为现场, 将自身工作、学习、研究与发展紧密结合的有效的专业发展途径。范国睿《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外部促进》指出“做到以培训者希望教师如何教育学生的方式来对教师进行培训, 让教师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 获得理性的思考和感官的认识, 也让教师得到反思和启示, 激发教师的学习兴趣。” (7) 李天民《建立教师成长记录袋校本研修机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指出“教师成长记录袋为载体的校本研修机制必须是一项动态管理系统, 给教师搭建充满活力和竞争力, 能体验成就感的实实在在的发展平台。” (8)
综合已有文献资料研究发现, 关于教师专业发展机制的研究主要有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机制建设的动因、机制类型和对策等维度, 多侧重于基础理论和中小学青年教师专业发展体制的研究, 同时也缺乏对个体学校自身特色为实例的青年教师专业发展体制研究, 尤其是构建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和具体的机制类型实践。在国际竞争激烈的今天, 提升综合国力和提高教育质量都需要进一步构建和完善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机制, 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11 樊晓琳.试论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机制建设的动因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 2012年36期.
22 张婷, 王其和.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及对策[J].中国成人教育, 2012.21.
33 马志玲.教师专业发展激励机制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44 何晓文.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动力机制打造卓越教师团队[J].基础教育, 2010.06.
55 谢军.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绩效评价机制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 2013年第4期.
66 欧本谷.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机制[J].中国教育学刊, 2004.07.
77 范国睿.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外部促进[J].基础教育, 2010.01.
培养机制综述研究 篇10
关键词：权限控制,安全管理器,权限类,安全策略
0 引言
Java的安全性是Java深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Java有完善的安全机制,Java安全机制包括“认证”、“权限控制”、“加密、解密与签名”、“安全套接字连接”等。用户认证确保应用的使用者具有合法的身份[1];在验证了访问请求来源的合法身份之后,验证其是否具有相应的权限;通过加密和解密技术构建安全的Java应用。通过对安全套接字进行加密解决各种数据在网络传输中的安全问题。
程序员通过掌握Java权限控制阶段的相关技术,掌握Java底层实现方法,可以对各个安全访问权限实施细致的控制。
1 Java安全演进
Java平台的安全机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Java的商业部署是在Web浏览器中,所以Java安全的侧重点是提供保护程序不受到恶意applet攻击的功能;也就是说,保护不受到从因特网的Web站点下载的恶意代码的攻击。JDK1.0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安全模型,即本地类拥有所有的权限,而远程类只能在沙箱里运行,Java程序在它的沙箱内可做任何事情,但出此边界就不能有任何操作。从而达到保护最终用户不受从网上下载的破坏性程序的干扰。JDK1.1在此基础上做了微小的修改,但JDK1.0与JDK1.1提供的都是“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的权限赋予方式。
从JDK 1.2后,权限模型更加灵活,它引入了一些新概念,第一个是Code Source,它是一组签发者(数字证书)和一个codebase URL的组合。Code Source是很多权限和访问控制决策的基础。第二个概念是安全策略。这个策略包含很多授权条目,这些条目描述授予特殊Code Source的权限。一个授权条目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Permission,它是访问或使用被保护资源和被防护对象的权利。
2 Java安全管理器和权限类
Java提供了Security Manager(安全管理器)类,它是一个允许应用程序实现安全策略的类。它允许应用程序在执行一个可能不安全或敏感的操作前确定该操作是什么,以及是否是在允许执行该操作的安全上下文中执行它。
Security Manager类包含了很多名称以单词check开头的方法。Java库中的各种方法在执行某些潜在的敏感操作前可以调用这些方法。对check方法的典型调用如下:
因此,安全管理器通过抛出异常来提供阻止操作完成的机会。如果允许执行该操作,则安全管理器例程只是简单地返回,但如果不允许执行该操作,则抛出一个Security Exception导常。
Java 2中提供了许多访问权限,权限由Permission及其子类来表示。每个权限都有一个名称,该名称的含义与权限类型相关。某些权限有与之对应的动作列表。每个类都封装了特定权限的详细信息。权限分为以下类别:文件、套接字、网络、安全性、运行时、属性、AWT、反射和可序列化。管理各种权限类别的类是java.io.File Permission、java.net.Socket Permission、java.net.Net Permission、java.security.Security Permission、java.lang.Runtime Permission、java.util.Property Permission、java.awt.AWT Permission、java.lang.reflect.Reflect Permission和java.io.Serializable Permission。
Java安全使用了保护域的概念。每个保护域都包含一组类、身份标识和权限,它是一个用于封装类的代码来源和权集合的对象。当Security Manager类需要检查某个权限时,它要查看当前堆栈上的所有方法的类,看它要获得所有类的保护域,然后询问每个保护域,判断该域的权限集合是否允许执行当前正在被检查的操作,如果所有的域都同意,那么检查通过,否则,抛出一个Security Exception异常[2]。
3 安全策略文件
权限类需要读取相应的安全策略文件,安全策略文件包含了将代码来源映射为权限的指令。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策略文件:
该文件给所有下载自http://www.sohu.com/classes的代码授予在/temp目录下读取和写入文件的权限。
默认情况下,策略文件安装在Java平台主目录的java.policy文件和用户主目录的.java.policy文件。也可以将该权限写入一个独立的文件中,取名Xxxx.policy。如果要应用该策略文件时,可以在应用程序的main方法内部设置系统属性,例如:System.set Property("java.security.policy","Xxxx.policy");或在启动虚拟机时用java-Djava.security.policy=Xxxx.policy Your App Prag。如果是applet,则启动命令写成:appletviewer-J-Djava.security.policy=Xxxx.policy Your Applet.htm。
由于在默认情况下,Java应用程序是不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所以,策略文件是不起作用的。有两种方法可以使策略文件起作用,第一种是在应用程序的main方法中添加:System.set Security Manager(new Security Manager());第二种方法是在启动虚拟机的时候添加一个参数:-Djava.security.manager。即启动命令为:
java-Djava.security.manager-Djava.security.policy=Xxxx.policy Your App Prag
每一个策略文件包含一系列授权项,每个授权项形式如下:
codesource包含一个code Base,code Base可以设定为:code Base“url”,如果是一个目录,url以“/”结束,否则,url视为一个jar文件的名字;class Name是权限类的全称类名;target Name是特定的权限值,action List是一个操作方式的列表。例如:permission java.util.Property Permission“java.net.*,”read”,本权限项赋予允许程序读取以java.net开头的所有属性。
4 自定制权限
程序员还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一个权限类,供用户加到策略文件中引用。以便用户可以在策略文件中引用你定义的权限类。程序员通过自定义权限类,可以细致的控制各个安全访问权限,具体做法如下:
1)定义一个继承了java.security.Permission抽象类或其子类的类。该类就是一个可供用户引用的权限类。
2)为该类创建一个带两个String参数的构造方法,第一个参数是target Name,代表一个具体的权限值。第二个参数是action List,代表一个操作列表。
3)必须实现implies等重要方法。最重要的是implies方法。
public abstract boolean i mplies(Permission permission)
参数:permission—要依据其来检查的权限。
返回:如果对象暗含指定的权限,则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implies方法检查该权限是否隐含了其它权限,权限有一定次序,更加通用的权限会隐含更加具体的权限,即“权限p1”暗含“权限p2”意味着如果授予权限p1,则自然授予权限p2。检查此对象的操作是否“暗含”指定权限的操作。Permission子类必须实现此方法,因为它们是唯一能在Permission对象上施加语义的类。
4)编写策略文件供权限类调用。
5 结论
安全性是Java应用程序的非功能性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Java安全机制分为了多个层次,本文对Java安全机制中的权限控制进行了较详细的讲解,研究了Java安全访问权限机制中一些底层技术,介绍了安全管理类和Java权限类的作用和用法;研究了策略文件和如何自定制权限类,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个“黑名单”权限类,通过测试实现了程序员对某些特殊的安全访问权限要求。
参考文献
[1]Java深度历险(九)-Java安全[EB/OL].2011.http://www.infoq.com/cn/articles/cf-java-security.
[2]Cay S.Horstmann,Gary Cornell,陈昊鹏,王浩,姚建平,译.Core Java,Volume2:Advan-ced Features[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3]张连福,何渊仁,杨山青.JavaWeb中的安全保障机制研究[J].计算机与现代,2010(12).
[4]梁栋.Java加密与解密的艺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5]Scott Oaks,林琪,译.Java security,2nd ed.[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
[6]王丽君,任地成,潘瑞.JAAS自身的安全性分析[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0,27(3).
培养机制综述研究 篇11
【关键词】膝关节损伤;运动损伤;预防措施
1膝关节损伤发生的因素分析
1.1解剖学因素
膝关节由股骨的内外侧髁关节面、髌面、胫骨的内外侧髁的关节面及髌骨的后面连结而成。膝关节周边肌力薄弱、韧带的韧性差，关节过度旋转使骸骨部位遭受冲撞或过度牵拉，关节软骨及半月板等就会发生损伤;膝关节与地面直接碰撞，导致髌骨软骨和股骨软骨面的碰撞，也会造成关节病变从而引起关节损伤。
1.2技術因素
排球运动中长时间的处于屈膝半蹲状态，时刻准备向各个方向快速启动，完成起跳、跨步、滑步、急停等动作以及左右滑步和交叉步，膝关节的内、外侧韧带易受损伤;扣球、拦网的反复起跳落地使得髌骨和股骨发生碰撞，反复的撞击极易损伤髌骨和股骨的软骨从而造成髌骨一股骨关节病和半月板损伤。
1.3训练学因素
膝关节损伤还与运动者的训练水平密切相关，教学训练及比赛的大量事例表明，热身活动不充分或者不做准备活动，肌力不足者，运动量和运动强度控制不当，在疲劳状态下勉强进行运动，技术动作会发生变型，易导致膝关节损伤。
2常见的几类膝关节损伤及治疗方法
2.1内侧副韧带损伤
膝关节的内外两侧有副韧带加固，内侧副韧带呈底向前的三角形，桥架于股骨内髁与胫骨内髁之间，比较薄弱，当突然扭拉或意外动作、膝关节受到撞击同时又被扭曲会造成副韧带的损伤。轻度损伤可推拿使膝关节恢复正常;韧带断裂初期用氯乙烷或冰袋冷敷，后包扎固定，中期用新伤药外敷，后期可外敷一号旧伤药。外敷一号新伤药：黄柏30g，元胡12g，白芷9g，木通12g，羌活9g，独活9g，血竭3g，木香9g;外敷一号旧伤药加当归13g，血竭19g，合欢皮16g，月季花16g。
2.2半月板损伤
半月板损伤机制是膝关节屈曲，突然内旋或外旋并伸直，半月板来不及退避而被挤压伤。症状较轻的可采用物理疗法;严重者需切除部分半月板。对于急性损伤可中药外敷和针刺疗法;慢性损伤可中药内服、中药外敷和针刺或点穴法。当症状减轻时可用熏洗方：海桐皮、伸筋草、桑枝各12g，五加皮、泽兰各10g，苍术、红花各6g，上药加水2000ml，煎后熏洗患膝，每日2次。
2.3髌骨劳损
膝关节半蹲位运动时，靠股四头肌与髌骨维持稳定性，两侧的副韧带肌肉及前后交叉韧带都处于松弛状态，此时髌骨与股骨的关节面相互挤压、摩擦、扭转错动和撞击，易导致髌骨劳损。目前理疗中心以超短波治疗为主，中草药外敷或直流电透人效果更佳，也用强的松龙和普鲁卡因混合液进行髌骨周缘痛点注射，但不宜多用。
2.4髌骨关节疼痛综合症
由于膝关节一次或反复多次半蹲，髌骨关节面发生龟裂、剥脱、变形、软化、退行性改变，也称髌骨软骨病。较轻者可用理疗、中药外敷治疗，可用红花、生草乌、归尾、桃仁、生川乌、自然铜、马钱子各100克，生姜5片，浸在白酒中1周后，用6层纱布浸湿，外敷膝关节上，再进行包扎。
3预防措施
3.1加强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重视下肢力量练习
应重视股四头肌、小腿三头肌与腘绳肌的力量训练和伸展性练习，通过加强髌骨周围肌腱的力量来降低膝关节的相对负荷，使关节稳固而灵活从而保护膝关节。
3.2充分做好准备活动
科学合理地进行准备活动，尤其要做好专门性热身活动，做膝关节屈伸动作时，注意膝关节的运动负荷及幅度由小到大，逐渐增强。
3.3运动训练中培养自我保护能力
合理安排运动强度和运动量，膝关节局部负担不能过重。起跳时，注意保持协调性和灵活性，着地时，应用足前掌趾先着地，可缓冲膝关节受力。
3.4排球运动场地，器材符合规则要求
根据费莱迪的研究证实，在水泥地上训练的运动员膝关节损伤率高于其他场地.因此，应尽量选用木质地板作为训练、比赛场地。地面要保持干燥、平整、防滑，网柱安放合理。
3.5营养物质的摄入
营养品及运动补品的补充可防止过度疲劳和运动机能下降，造成下肢发软而导致膝关节损伤。若发生膝关节损伤食，宜食油菜（活血化瘀）、龟鱼（高蛋白）和芦荟（抗菌性强），可加快膝关节的康复。
【参考文献】
[l]朱晓军. 排球运动员膝关节损伤调查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理工卷，2010，03：362-363.
[2]矫洪申.大学生排球运动损伤特点及预防措施[J]. 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2010，06：535-537+540.
[3]仲鹏飞.排球运动员膝关节损伤机理与预防措施研究[J].山东体育科技，2003，25（1）：01-03.
[4]姜瑜菲.排球运动员常见的运动损伤及治疗[J].中国排球，1998（5）：24-25.
[5]王丹丹.大学排球专选课学生膝关节损伤的调查和分析[J].山西大学体育学院学报，2011：（1）：15-16.
[6]高润花.排球运动与运动伤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58-261.
[7]罗浩.运动员内侧副韧带损伤的综合治疗[J].山西体育科技，2007，（1）：10-11.
[8]宋为平.排球运动员膝关节的医务监督[J].中国排球，1999（5）：34-35.
国内外人力资本激励机制研究综述 篇12
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是组织者为了使组织成员的行为与其目标相容并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潜能而执行的一种制度框架。在国外，激励理论的研究基本上经历了管理学激励理论、经济学激励理论和管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3个发展阶段。
管理学激励理论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它以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为基础，在经验总结和科学归纳的基础上形成的。Taylor(1895)所提出的“差别计件工资”以及Gant(1910)设计的“任务加奖金制度”是典型的早期激励机制。20世纪30年代梅奥著名的“社会人”命题的提出，把管理理论引入到行为科学，激励问题成为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之后，一大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投身于激励理论的研究，并提出了诸多著名理论。管理学激励理论经历了由单一金钱刺激到满足多种需要、由激励条件泛化到激励因素明晰、由激励基础研究到激励过程探索的历史演变过程。
经济学家对激励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对其进行大量研究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70年代以后，以交易费用、产权理论、企业理论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制度经济学取得飞速发展，如何解决代理问题成为激励问题的核心研究课题。Alchian&Demsetz(1972)指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即产品是由集体内若干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由于每一个成员的真实贡献不可能精确度量，从而不能根据各成员的贡献去支付其真实努力的报酬，这给偷懒者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为此，就需要监督者进行监督，而剩余索取权对于激励监督者进行监督具有重要作用。Jensen&Meckling (1976)提出了著名的“公司所有权结构理论”，并在定义“代理成本”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代理关系中代理成本的产生，进一步研究指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最优的资本结构实际上是企业代理成本最低时的融资结构，因此，让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博弈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非对称信息下的最优机制设计(或契约安排)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动态博弈理论、合同理论、委托代理框架成为研究企业激励机制强有力的分析工具。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数学模型进行激励机制设计是这一阶段激励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Fama (1980)研究了如何使两权分离的大企业成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他认为，在竞争性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经理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Holmstrom (1982)则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代理人声誉模型。Gibbons&Murphy (1992) 研究了当员工对职业生涯关注时(即现在的表现将影响未来的补偿)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研究表明，将职业生涯隐性激励和补偿合约显性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方式是总激励达到最优的激励机制。因此，对即将退休的员工的激励机制设计应偏重于显性补偿合约，因为他们对职业生涯的关注较低。进一步对高官人员补偿与股票市场表现的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假设。Holmstr觟m&Tirole (1993) 认为，股票价格因包含了当前或未来盈利数据以外的信息含量而有助于构建管理激励机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激励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在激励机制设计方面，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二是重视对激励效应的研究。Baker，Jensen and Murphy (1988)指出，对企业内部激励结构的深入了解是提出可行企业理论的前提，而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实践中采用的诸多组织激励制度，对这些激励制度解释主要来自行为学家和从业人员，这些解释主要源于公平、权益、道德、信任、社会责任等非经济概念。因此，如何运用经济变量分析补偿行为或将这些概念整合，使之融入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是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Holmstrom和Milgrom (1994)认为，如同可以提高静态委托代理关系中显性激励效果一样，比较业绩信息在动态隐性激励机制设计中同样发挥作用。研究表明，比较业绩信息通过动态隐性激励效果或加强静态保险效果，或者相反，且效果明显;比较业绩信息总的福利效应是混合的，这取决于内在的信息结构。Uwe Jirjahn (2006)研究表明，企业选取委托代理模型还是效益工资模型进行激励，取决于代理人被发现偷懒的可能性;两种激励方式结合运用的激励效果明显高于采取单一激励方式。
激励效应研究方面，Jensen&Murphy (1990)研究表明，总经理的报酬与企业业绩没有显著关系;Murdoch (1991)研究认为，敏感性不仅与行业特征有关，也与企业特殊风险相关;Demsetz (1997)利用拉齐尔与罗森的比赛理论对总经理报酬与经营绩效之间非正向关系作了进一步解释。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如何管理和激励知识工作者成为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重要课题。Drucke (1998)率先提出“知识型员工”概念，并就如何激励知识工作者提高工作效率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知识管理专家Mahen Tampoe (2000)则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专门针对知识工作者的4个主要激励因素，它们分别是：个体成长(约占总量的34%)、工作自主(约占31%)、业务成就(约占28%)、金钱财富(约占7%)，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知识工作者激励模型。上述理论表明对研究开发人员的激励应以经济激励为主。
2 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学者对激励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早期对激励问题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国有企业一般职工缺乏劳动积极性的原因，为激励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提供依据。随着产权理论在我国的兴起，国外激励理论也随之引入我国，由此，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否同物质资本所有者同样拥有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和争论的焦点。张维迎(1996)主张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所有权的主体，“资本雇佣劳动”是最佳的制度安排;方竹兰(1997)则主张由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承担企业所有权主体。刘小玄(1996)指出，在企业的所有权职能被分割和重组的条件下，剩余支配权作为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对于最优契约的设计以提高企业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知识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管理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对激励问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一般员工、企业家和经营者的激励，其范围逐渐多元化，特别是对知识型员工、技术人员、异质型人才、科技创新、自主创新活动等激励的研究。张望军、彭剑锋(2001)通过对华为、润迅通信、中国公用信息网、信息产业部信息化工程总体等研究中心的150名研发人员调查问卷，采用对照组比较研究的方法, 定量地分析了创新型企业员工激励因素与内在需求, 进一步探讨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机制。文魁、吴冬梅(2003)以北京市软件企业和生物制药企业为本市高科技企业的代表, 通过调研和实证，研究了北京市高科技企业的人才激励机制。秦吉波、曾德明、陈立勇(2003)认为，由于知识经济背景下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上述激励理论和模型已显得不足，并指出，高新技术企业R&D绩效要从基于财务指标的效率评测向基于知识指标的效能评测转移，基于知识的效能指标的重要程度应当高于财务指标。杨建君、李垣(2004)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三类重要的主体(即股东、企业家与研发人员)之间的激励关系视角，集中分析了不同主体之间激励的基本特征, 并提出了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循环激励链模型。邓玉林、达庆利、王文平(2006)则从系统性、授权度与自由度3个维度讨论了知识工作设计, 以及基于工作与薪酬的双重激励效用。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激励问题研究特点主要表现为：(1)由单一的激励研究到对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研究并重;(2)由如何实施激励到对激励效果的评价;(3)激励方式方法上，由对单一或综合激励方式的研究，上升到通过经济机制(公司治理、控制权等)的设计进行人力资本激励;(4)日益重视经验研究，尤其是通过调查数据进行的统计和实证分析;(5)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一方面表现为更多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表现为更注重激励方式方法的可操作性;(6)研究更为深入、具体，如对激励方式方法研究，不仅研究其应该采用什么方式，而且研究其采用该方式的科学理论依据，在激励客体上，不仅研究激励的一般性问题，更注重特殊人力资本的激励研究。
3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