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不经济性

外部不经济性（通用11篇）

外部不经济性 篇1

一、高校成人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高校成人教育获得巨大发展。2005年11月7日,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也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出席2004年中国高校成人教育协会年会上说:发展高校成人教育, 代表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潮流与方向, 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发展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在成人教育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1. 教学体系陈旧,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我国的高校成人教育传统色彩很浓。传统教育存在的重分数, 轻水平, 重知识, 轻能力, 重书本, 轻实践的倾向, 对高校成人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2. 成人高等教育质量滑坡严重。

教学投入不足, 师资严重短缺。教学的软件和硬件都是多年前的一套没有多大改变。从事本科教学的老师不愿从事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 高校成人教育学院就低价聘请博士生、硕士生和外面的老师兼职教学, 不利于成人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

3. 生源出现了短缺的现象。

普通高校的大幅扩招和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兴起, 使成人高等教育的主力军——普通高校成人教育机构失去了“母体”教育资源的依托和继续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名义上国家对高校成人教育没有拨款, 但实际上高校成人教育挤占了学校其他方面的教育经费。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高校成人教育的外部不经济性。这种外部不经济性是为了取得收益而对本校的其他教学活动尤其是本科教学活动施加了相关的成本所造成的。

二、高校成人教育的外部不经济性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 (1992) 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但是, 对于为什么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人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2000)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森 (H arvey S.R osen) 和瓦里安 (V arian) 等坚持认为教育就是私人产品, 但是由政府 (或政府参与) 提供与生产。我国学者蔡昉 (1998) 等也对教育服务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这一结论提出质疑, 胡鞍钢 (2003) 等认为教育就是一种私人产品。

虽然看法不一, 但是对基础教育的属性基本上认可是公共物品, 政府需要给予财政支持。而曹淑江 (2006) 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这不是由于学生的就学所具有的非竞争性所致, 而是因为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教育的公益性就是教育服务的外部性, 公益性和营利性是对立的。这一认识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或“形成过程”来对教育的属性进行了新的认知, 较为令人信服。杨凤英 (2006) 认为综合教育产品的消费特征和提供方式, 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 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她从教育的层次结构上面深入分析了教育的属性, 而不是整体上的对教育的属性进行解释。查显友、丁守海 (2006) 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实证了教育的外部性问题, 得到高校外部性和私人性之间的比例关系, 认为在加强对贫困生的补助基础上应该增加费用的增收。这一实证结果更为有力地说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物品的属性。

假设高校成人教育的成本为CA (A, X) , 其中A为招生人数, X为高校成人教育办学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本科教学的成本为CB (B, X) 。B表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招生人数, X为高校成人教育办学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不同的高等学校收入和支出的发生情况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就某一所学校而言, 着眼点在于研究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关系。所以, 我们假设本科教育和成人教育都只受学校学生规模和相互间的资源“挤占”影响, 忽略其他因素或者把其他因素看作常数。

对学校本身来说仍然要考虑教育经费最大化。因为学校教育经费过低一方面会影响教师的收入, 一方面会影响学校其他教学科研活动的顺利开展, 影响它完成国家所要求的任务。从这一角度看问题, 可以认为本质上学校的目标是可支配教育经费的最大化。高校成人教育同样如此。设国家对本科教学的拨款为K, 为固定常数。则它们的目标函数分别为:

高校成人教育A:m ax[PAA-CA (A, X) ]PA为高校成人教育的学费价格

本科教育B:m ax[PBB+K-CB (B, X) ]PB为本科教育的学费价格

高校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教育经费最大化条件分别为:

这些条件说明, 在教育经费最大化水平上面, 增加的招生人数的费用价格应该和边际成本相等。对高校成人教育而言, 它对本科教学资源的挤占的价格非常小, 接近于零。实际上, 在很多高校里成人教育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是很严重的。所以, 在新增的单位“挤占”成本为零之前, 这种“挤占”还会继续发生, 这由 (2) 式决定:

本科教学是不希望高校成人教育对自身教学资源的“挤占”的, 因为这会造成本科教育投入的减少。比如, 老师去兼职而投入更少的时间在本科教育上面。但本科教育本身却没有办法控制这种“挤占”。高校成人教育能够控制这种“挤占”, 但因为它本身缺少教学所必需的资源, 而又可以挤占本科教学资源, 为了教育经费最大化, 会继续对本科教育资源挤占, 增加本科教学的成本。

如果高校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能够具有同一考核体系下, 就可以消除这种外部不经济, 即高校成人教育对本科教学资源的挤占问题。学校将同时考虑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教育成本问题和教学质量问题。

在同一考核体系下, 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合并”, 学校的目标函数变为:M A X[PAA+PBB+K-C (AA, X) -C (BB, X) ]

条件 (3) 表明, “合并”后学校会考虑成人教育的办学成本和“挤占”成本。这种考虑体现在:“合并”前, 成人教育对本科教育资源挤占以自身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高校成人教育的“挤占”由条件 (2) 决定, 直到边际成本等于0, 高校成人教育才会停止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 这时的“挤占”的资源量为X*。“合并”后, 帕累托有效资源“挤占”水平由高校成人教育边际挤占成本和总的边际成本决定, 高校成人教育的“挤占”水平由条件 (3) 决定, 这时的为αX, 即在同一考核体系下的“挤占”的资源量小于不在同一考核体系下的这时的“挤占”的资源量为X*。这时, 学校的资源配置会使得成人教育的收益和成本相称, 这种“挤占”将由本科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边际成本决定。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高校成人教育的办学方式决定了成人教育办学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的固有存在。成人教育必然要使用和挤占高校里面的其他教学资源。但是在不考虑成人教育对本科教育资源的“挤占”时, “挤占”成本极低导致成人教育不能够获得“软资源”即师资的有力支持, 从而教学质量不能够得到保证。

学校必须要考虑成人教育的办学成本和“挤占”成本问题。要获得最优“挤占”水平就需要把成人教育的考核体系和本科教育的考核体系进行统一。这种统一不是每一个指标的统一, 因为本科教育和成人教育本身就不一样。这种统一是效益指标考核和非效益指标考核的统一。不能只考核效益指标, 不考核非效益指标, 使得在“挤占”的水平继续增加的同时教学质量却在滑坡。对教育经费分配也要在高校成人教育学院和其他学院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否则, 在高校成人教育的办学得不到学校其他资源支持的同时, 本科教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此外, 国家增加对成人教育的拨款也是一条改变成人教育现状, 提高成人教育质量和声誉的好办法, 它可以直接降低成人教育对本科教育的资源“挤占”水平。

摘要：高校成人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一方面是对社会产生的外部经济, 另一方面对本科教育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本文通过对高校成人教育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进而分析高校成人教育的外部不经济性, 建立模型对高校成人教育的外部不经济性以及高校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最后提出理论建议。

关键词：外部不经济性,高校成人教育,本科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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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凤英.教育产品的属性与政府职能的调整[J].教育学报, 2006, (2) .

[10]查显友, 丁守海.对我国高等教育外部性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6, (1) .

外部不经济性 篇2

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外贸进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末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出现顺差现象。进出口贸易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后遗症的出现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进几年我国日益扩大化的经常项目和相关的金融项目、资本项目出现了双向顺差。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产生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愈来愈高。

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双顺差现象导致国际经济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产生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所以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我国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扩大内需来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达到进出口贸易的和谐、平衡发展。此方法的具体实施必须依靠国家相关政策来支持，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外汇盈余情况明显且在不断增加，持续增长的外汇导致我国的物价一直不稳定，从控制通货膨胀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的力度远远不够。所以为解决和纠正外部经济失衡的状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采取积极相关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税收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内在因素是深刻的，失衡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大，从内在因素分析要解决此种矛盾仅仅依靠一些财政措施是很难实现的，如当前的金融体制效率低下、不健全等，一些地方官员的相关考核体系不完善、政绩考核不科学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的问题、缓解矛盾，必须把财政和税收政策同时利用起来。

一、提升公共消费的能力，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

首先，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政府消费，所以政府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内需从实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投资来扩大内需，另一种依靠消费来扩大内需。二者只要有一个方面扩大需求，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以往通过投资方式带动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很明显的效果。从当前状态看政府消费是集中式的，我国居民消费比较分散、很难起到明显效果，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从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状况来分析，居民的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居民的收入可以分为短期收入和长远预期收入二种。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一直不健全、不完善，导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拉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的水平，此状况导致我国很有消费愿望的人没有能力消费，购买能力、消费能力相对很弱，此部分在我国人口比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我国依靠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居民的未来收入很难保证，因此其消费愿望更加难以实现。所以从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由于我国的钢铁、房地产、水泥最近几年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原材料供不应求，因此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导致煤、电、油等出现紧张的局面。因此，从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当前经济发展，必须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从投资转移到消费。从消费的形式来分析，消费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居民消费，另一种是政府消费，从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居民消费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自然把消费的问题落在政府身上。从长远角度来分析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提升必须依赖国家好的公共财政政策。所以，政府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之所以如此难以启动，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未来的一些消费是必须的、具有刚性的特征。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完善，居民的未来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当前要想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必须从政府入手，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消除广大的居民的担心，解决他们的未来若干问题，如此状态下居民可以放心消费、大胆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我国当前的外资导向不合理，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导向比较明显而对产业的导向比较弱。对我国的沿海地区投放力度比较大，而内地的关照程度较低。从经济特区到经济开发区再到经济引导区逐渐递减投放，从我国的东部到西部投放也是依次降低。此种不均衡发展状态导致我国的外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我国的东部税收政策优惠比较明显，中西部很难享受到更好的优惠政策。我国外资利用的区域不平衡状态导致其产业导向较弱，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平衡，从高新技术产业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大都体现在沿海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基本享受不到。外资的投放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部分外资还流入投机性较强的股票、房地产等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的行业和一些基础设施领域很难享受到好的待遇。我国的外资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保险、银行、电信、证券等领域流入，而这些领域对国民经济发展一般起到操控的作用。

我国加入WTO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流入我国的外资依然在享受超国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此状况在国外是很少见的，也给内资本带来了很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出现内资通过国外注册公司，最后把资金通过国外转入国内，形成所谓加外资现象。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和国际社会倡导的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是不一致的，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给我国产业发展和升级带来了很多问题，产业无法转型，外资优惠政策不一致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我国当前必须积极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达到有效利用外资的目的.，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减轻资本贸易顺差给我国人民币造成的升值压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根据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为经济发展带来了若干问题，为提升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对于一些具备优势但又缺少资金的产业，要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扶持，防止所谓假外资现象的产生。对于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进行逐步淘汰，促进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

三、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保证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协调发展

我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局面要求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调整税收政策，达到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平衡。从我国与美国欧洲等国的贸易摩擦来看，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发展来看不仅不是福音，反而成了一种负担。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从本质来看我国贸易顺差的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内需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国经济出现降温的一种表现。因此我国的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内需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净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会很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更加明显。如此下去导致与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争端和摩擦会进不断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我国政府必须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中国经济的四大外部风险 篇3

第一大风险是债务危机、量化宽松、财政悬崖和全球经济二次衰退。严重的债务危机实际上已经让所有发达国家陷入低速增长和衰退深渊。

当前，欧元区面临六大艰巨任务：财政紧缩、债务削减、结构改革、经济复苏、政治整合、银行监管。完成任何一项任务皆困难重重。2012年11月，欧央行再度下调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为负增长0.4%，2013年增长亦将只有0.1%，2014年有望恢复到1%。欧元区要从债务危机里面真正走出来，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

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台高筑已经成为长期痼疾，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出路。日本、英国同样陷入严重债务泥潭。与此同时，众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全球经济事实上已经陷入二次衰退和长期低速增长。

第二大风险是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汇率动荡、热钱冲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输入性通胀。以美联储为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有五大后果：虚拟经济加速背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成为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体系；大宗商品成为金融投机产品和避险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输入性通胀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美国、欧元区、英国等储备货币国家以量化宽松和全球通胀转嫁金融危机负担。

以大宗商品价格为例：2008年10月至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时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6%，粮食价格上涨20%，油价上涨高达59%。2010年10月—2011年6月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0%，粮食价格上涨15%，油价上涨超过30%。

第三大风险是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去全球化”趋势。美国和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产业实施严厉反倾销惩罚性关税，美国蓄意阻扰华为、中兴通讯、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和扩展业务，只是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冰山一角。随着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和低速增长，各国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福利开支大幅度削减，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去全球化浪潮将日益高涨。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跨国经营的路途将非常艰难，面临的政治性干扰将愈来愈多。

第四大风险是地缘政治冲突和地区性战争。国际政治是左右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环境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快速增长的先决条件。中国渴望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奥巴马政府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洲，70%的军费开支用于部署亚洲军力，最先进的航母舰队日夜巡弋太平洋，可谓司马昭之心。有美国人撑腰和背后煽动，亚洲多国蠢蠢欲动，不断挑起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我国地缘政治环境实际上显著恶化，对周边贸易和国际贸易、人民币国际化、海外投资都将产生重要负面影响。以中日贸易为例，日本挑起非法购买钓鱼岛闹剧之后，中日贸易显著下降。此外，中东、非洲等地区地缘政治局势不断恶化，亦将深刻影响全球油价走势和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布局和风险收益。

外部不经济性 篇4

早在19世纪,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 首次以经济学的理论视角, 对人口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经济解释。进入20世纪后,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被排挤出经济体系之外, 原因是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同时, 经济状况的持续改善, 使得他的人口理论失去了解释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 随着发展经济学的盛行, 人口增长理论是才重新进入经济学体系。而这一新的人口经济理论是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完全不同范畴的理论。另外, 在方法论上, 它运用了微观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这一点给新的理论增添了新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 外部性理论迅速引入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分析之中。其中, 生育外部性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因为生育既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物基础, 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 也是一种可以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实质性影响的社会行为。

经济如何决定生育行为至今仍然是人口经济学的首要研究课题之一。但是, 曾作为发展经济学契机的人口经济理论, 却着力于弄清发达国家出生率的决定因素, 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的决定因素,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正是发展中国家中重要的一员, 中国人口出生率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二十多年来, 一系列的人口统计指标均显示出人口计划的作用, 以至人们忽视了另一种市场自发力的调节机制。生育观念的转变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还是随经济基础变化自发演进的结果, 或是孰轻孰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 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是否越来越有条件发挥市场在调节人口需求中的功效?由此可见, 对生育行为进行研究对于深刻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大有裨益。

二、文献回顾

1. 生育行为。

生育行为在人口科学辞典中的定义为:一种在生育动机支配下的有意识有目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人生命的活动 (吴忠观, 1997) 。目前, 国内外对于生育行为的分析大多集中在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此外, 经济学也开始基于理性人假设对人的生育行为展开了相关研究。

人口学针对生育行为的讨论较多地体现在了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中, 即生育意愿抉择理论, 探讨有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根据生育意愿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或者家庭生育决策进行预测。一些生育研究学者 (如Bongaarts, 2001, 2002) 认为, 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 生育意愿意味着预测 (想要几个孩子) 和选择 (最终要了几个孩子) 。一方面, 个人的意愿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 实现意愿的努力也是有条件的, 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比如, 妇女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会遭遇不孕不育的可能性, 也会受到结构性障碍和社会规范的约束 (Hewlett, 2002)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 妇女远远比男性更容易丧失生育能力;从社会角度看, 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与其他活动 (包括劳动就业、后续教育、政治机会等) 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强烈。西方的研究学者发现, 生育意愿的抉择有两种模式:同步模式 (One-Decision Model) 和序次模式 (Sequential De-cision Model) (Udry, 1983) 。同步模式假定, 夫妻在结婚时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要生几个孩子, 并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努力实现该意愿。在这个过程中, 夫妻已经掌握了生儿育女的成本与收益的全部资料, 了解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Barberand Ax-inn, 1998) , 故该决定不会因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偏离。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生育研究中,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序次模式。有些研究发现, 人口学因素可以更好地预测低孩次意愿, 社会经济因素可以更好地预测高孩次递进 (杨菊华, 2008) 。

在社会学中, 一些学者 (风笑天、张青松等, 2002, 2004;庄渝霞, 2009) 也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相关原理与思维去解读生育行为, 对生育行为进行多纬度的思考, 并给出相应的建议。首先, 社会交换理论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多生。该理论认为, 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很低的, 而从长远来看, 孩子长大后所创造的价值一般可以超过, 至少抵得上抚养他 (她) 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次, 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视角。按照社会行动理论来分析, 需求、动机的建立是个体性社会行动的出发点 (帕森斯, 1937) 。生育率是由夫妇的生育意愿所驱动的。想要孩子的动机和期望导致了高生育率, 在这个时候, 即使是计划生育政策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服务与设置十分完善合理, 也很少被人们自觉采用。因此, 该理论认为“以降低生育率为目的政策必须以‘需求’为导向, 试图去影响决定夫妇倾向、期望和动机的因素。”

2. 生育外部性。

外部性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首先提出, 并由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加以丰富和完善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概念。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主体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一般难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有效的界定 (幻华民, 2002) 。它分为外部经济 (即正的影响) 和外部不经济 (即负的影响) 。可以理解为, 一种未能适当地反应在生产和消费中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或者是没有在正常价格体系运行中得到反映的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其他活动者福利的影响 (高鸿业, 1999) 。

生育决策过程类似一个博弈的过程, 人类社会常常陷入这种困境之中:当每一个家庭生育决策者都从自己家庭的角度进行最优生育决策时, 往往导致宏观人口规模远远偏离社会最优人口规模, 并由此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而造成这种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生育行为外部性的存在, 导致生育决策者不可能在完整的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权衡下做出合理的生育决策。对个人而言由于在追求个人的好处和福利时, 个人所考虑的往往仅仅是他所看到的私人的利益与成本, 因而就在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出现了差异, 外部性也就产生了。

西方人口学者曾将生育的外部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存在公共资源的情况下, 人口增长可能导致拥挤效应或资源过速的退化。 (2) 对教育的公共补贴或社会保障使生育既可能导致社会净成本也可能造成社会净收益, 具体取决于税收制度、贴现率及一个孩子一生预期收入情况。类似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也使生育既可能导致外部净成本, 也可能导致外部净收益, 具体情况取决于公共基础设施是处于拥挤状态还是处于仍具规模效益的状态。 (3) 人口增长通常倾向于使土地和资本拥有者受益, 工薪阶层受损。 (4) 父母在生育数量上的决策并非总是从其孩子的最大利益出发, 特别是当父母低估了社会变动的速度和结果对其孩子一生之影响时 (Working Group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1986) 。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许多学者开始了对生育外部性的关注和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外部性的表现和后果这两个方面。

国内学者陈震 (1998) 认为, 在目前的中国大陆, 生育的外部性主要是负向的:庞大的人口已经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李建民的研究表明, 在中国, 无论是从实力适度、经济适度, 还是福利适度标准来看, 人口规模都已超过适度规模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社会生育成本实际上就是个人生育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 (李建民, 2000) 。李小平则认为, 生育外部性包含了更广阔的内涵。他指出过多或过少的人口增长都会阻碍物质生活的改善。外部性大量存在的原因大致可归于制度安排、谈判与履约成本、得失对比困难、缺乏明确认识等等。另外, 吕昭河 (2000) 从分家庭内和家庭外两个层面对生育的外部性问题作一些分析。 (1) 生育对家庭成员的负效应。在任何家庭中, 增量孩子总是或多或少地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一定的负效应。如人均居住面积减少、生活水准降低等等。 (2) 生育对社会的外部成本。包括公共资源与外部性成本、就业与外部成本、制度安排与外部成本 (譬如, 根据刘铮 (1982) 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城市乡镇和农村将一个孩子培养到16岁的全部直接花费中, 国家或集体支出所占比例分别为32%、20%和27%。而对那些继续升学的孩子来说, 公共支出的比例更高) 。还有一些外部成本却是因制度安排而“拱手相让”的。凡是与生育和孩子挂钩或与家庭人数挂钩时应摊到孩子身上的公共支出都属于此类。例如, 公费免疫和公共医疗、公共设施的半价或免票等;根据人口或孩子数增加住房面积或住房补贴;根据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等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这类制度安排都为数不少。

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社会福利水平高与不高的国家和地区, 多数学者都强调和关注了特定区域内资源环境背景下生育行为的负向外部性, 并几乎已达成共识。总的来说, 同一种行为是外部经济还是外部不经济是视其具体情况、条件而定的。我们在讨论解决生育行为的外部性问题时, 主要是就其外部不经济性而言。

三、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分析

如果将经济行为主体扩展为生育行为主体, 这一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的生育行为分析, 即人类的生育行为存在外部性。

分析生育行为的外部性, 我们首先需要认清从一般经济价值角度计算的生育孩子的经济效用。经济基础与男孩经济资本, 即与男孩的价值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传统社会中, 男孩作为资本在经济社会中占据核心位置。中国自古是一个以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 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 发展生产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这就决定了家庭只有依靠男劳动力, 才能增加经济收入和提高生活保障系数。进入现代社会后, 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 社会化大生产成为主体生产方式, 男性在体力上的优势随着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而减弱, 其核心经济资本的地位开始动摇, 掌握高新技能的新女性大量涌现,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男女两性在经济社会中的较量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平台。由此可见, 经济基础, 即生产力与男孩经济资本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经济越发达, 生产力水平越高, 男孩经济资本越小;而经济越落后, 生产力水平越低, 男孩经济资本越大。

与此同时, 将经济效用观念运用到生育实践中, 主要反映在孩子的成本和效益关系。孩子的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 (一个孩子衣食住行、接受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婚姻支出等相关费用) , 也包括间接成本 (父母为生养孩子所损失的受教育和获得收入的机会, 又称机会成本或时间成本) 。“孩子的净成本”, 即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之和减去孩子为家庭提供的货币收入和服务的现值。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 (Gary Backer) 是人口经济学理论中“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家庭论》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如果孩子的净成本为正值, 即父母投入的抚养费高于孩子提供的收益, 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降低;反之, 如果孩子的净成本是负值, 即父母的投入低于收益, 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上升。这一规律同样能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比中得到验证。在传统社会中, 人们从经济效用中看到的是:养儿是光宗耀祖、家庭致富的希望;养儿是养老的保障;养儿是家业和财产继承的需要。而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开始认识到, 养育男孩除了基本的教育投入外, 还要包括买房、买车、结婚等高额的投入, 其收益远远小于成本投入, 养育男孩成为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于生育行为而言, 在不同的产权关系下有不同的外部性。一般来说, 在一个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不存在排他性产权, 而公共资源又处于短缺状态的社会中, 最容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 公共资源的领域就更为广泛, 也就越容易出现生育的负外部性。因为, 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 即所谓“搭便车”, 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所有决策者对其生育内在成本和收益仅有非常小的责任和权利, 大部分的生育成本和收益都外在化在社会中。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 就享有平等的一份共有资源, 在社会内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不论生育对社会带来外部经济, 或带来外部不经济, 它对社会其他未参与此生育决策行为的人都产生相同的, 但是并非乐意接受的影响。生育在公有制下的较大外部性在于, 生育行为不具有排他产权;生育的成本和利益大部分都是外在的, 与社会的全体成员和全部资源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生育的决策者和行为者也不可能排除其他“无关者”对生育过程和其结果的权利 (李建民, 2002) 。由此, 生育的决策者和行为者就不可能独立地权衡和计算这一生育行为对自己的利弊, 当然更不可能对行为主体有效利用资源产生激励。对于社会整体来说, 其成员的每一次生育的外部性都不可能在其产权关系中实现有效的内在化, 而只能在一种新的外部关系中实现外部平衡 (如每人占有的公共资源的平均减少) 。

四、生育外部性的解决方法

“外部性”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由此, 这就需要政府调用其各种职能和手段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解决外部性问题有多种基本途径, 每种途径或手段都有其优势和不足之处。从理论上而言, 解决其他外部性 (如污染、废气排放等) 的方法, 都应适用于解决生育外部性的问题。但这首先要求我们将从事生育行为的决策单位 (家庭) 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来对待, 认为家庭以追求自身利益为行为的根本动机, 同时又能根据市场情况和成本收益原则使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在这里, 我们就剔除了特定生育文化等其他因素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将生育行为完全视作一种理性经济行为来对待。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上述几种解决方法在解决生育的外部性问题的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1. 重新分配权力。

“权力”在生育问题上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生育孩子的“生育权”, 一种是对公共资源的“拥有权”, 这两者是紧密关联的。任何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都享有平等的一份共有资源, 承担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此时, 生育行为就有了很大的外部性, 生育决策者对其生育的内在成本和收益仅有非常小的责任和义务, 个人不可能独立权衡这一行为的利弊, 这时的生育行为本身也不具有排他性产权。因此, 这种制度的安排不可能对行为主体有效利用资源产生激励。要消除或减少这种外部性, 只有重新安排公共资源才能实现。当生育特别是过度生育导致他人或整个社会福利损失的时候, 或者说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 就需要诸如法律和法规等形式的社会契约来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约束, 使人们的生育权利部分让渡于社会。

2. 通过被影响者参与决策。

在环境经济中, 这一安排得到普遍应用。例如, 让受污染的下游企业与上游企业进行谈判等。以米德的说法“对社会组织机构进行重组, 使受到影响的人, 在做出任何严重影响其利益的决定时, 都能成为一个参与者而发挥作用。”当外部性涉及的当事人人数较少时, 自愿协商是有可能的, 但是当大量的当事人参与时, 相互之间达成协议的成本就非常高, 其可能性也非常小。在中国, 由于人口过多和资源的严重匮乏, 使得“超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很多人既是“受害者”, 又是“施害者”, 要在这样庞大的、互相错杂的群体与群体之间进行协商谈判是不太可能的。在一定程度上, 政府对超生者施以罚款, 可以看做是对社会其他成员的一种补偿。

3. 加强政府干预影响。

政府干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方式, 它是世界各国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同样, 政府可以利用各种行政制度安排和经济手段来改变家庭的生育行为的成本和收益, 从而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在这里, 政府的政策目的是抑制生育, 主要方法是将家庭生育的权利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规定可生育的数量、时间与间隔, 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加大生育成本, 提高少生的收益。例如, 政府制定独生子女上学、招工、招干, 各种福利、补贴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城市公职人员超生者, 则采取降级、降工资、撤销职务、开除公职等处罚, 从而提高了超生孩子的边际成本。通过这些手段, 生育的外部性 (主要是指超生所产生的外部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效地内化到家庭当中, 从而使得家庭能够遵循政府的控制生育的意图生育。

4. 建立“生育权交易”。

如果我们将生育行为视作一种纯经济行为, 那么理论上所有适用于解决其他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都应当适用于解决生育外部性。在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中, 有着许多优点的“许可证交易”理论上也可以应用于解决生育问题。我们先将“排污权”交易的基本理论引渡到生育行为中来, 即假设生育行为相当于一种“排污行为”, 政府通过发放“生育权”来控制全社会超生孩“许可证交易”。这一解决经济外部性具有明显优点的方法, 在理论上也应适用, 但人类生育行为的特殊性使得这一方法在实际操作上有着很大的困难,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毕竟“生育”不是“排污”, 而且“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 它更多地受制于文化、伦理、心理、政治等各种因素。同时,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 人口已经严重过剩, 因此, 人口政策将生育数量限定到了伦理所允许的最低水平, 例如一胎政策。这时, 任何一个多生的孩子都会带来很大的外部不经济。因此,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生育权可供交易, 这种机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

五、结论

外部不经济性 篇5

(一)外部效应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外部效应是指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未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和收益之中。一般分为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他们都会使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正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个人成本小于社会利益但大于私人利益；在负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大于私人成本但小于社会成本。外部效应有多种分类方法，本文只采用如下分类：以外部效应产生的后果对于承受者的损益而言，有益则称为正外部效应或正外部性，有害有损失则称为负外部效应或负外部性。前者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为第三方或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了收益或福利，但却不能得到回报或报酬。譬如高科技公司将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当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后，部分社会成员将会免费使用，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后者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经济主体给他方带来利益上的损害，增加其生产成本，同时也必然增加了社会总成本，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然而经济主体却没有为此赔偿损失。例如工厂排污造成环境污染。又如航空公司制造了大量噪音，一般不会因为干扰了机场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而进行补偿。

负外部性可分为金融负外部性和技术负外部性。金融负外部性是指通过价格体系起作用的一个经济行为人对另一个经济行为人的负效应，如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带来的负效益。技术负外部性则是指某一经济行为人的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人产生的，但未通过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负效应，主要来自如技术锁定、技术外溢、过度竞争、公共产品以及工业污染等方面。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产业集群的技术负外部性对环境的负面作用。由于受到生产装备、生产方式、产品技术水平较低的限制，我国沿海产业集群以重工业为主，新兴产业科研开发能力不足，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从经营方式来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较多的是采取粗放式的经营模式，特别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有的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目标，急功近利，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强，存在着高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问题。

(二)我国沿海经济发展中的负外部效应现象

在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开发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负外部性现象,主要因为海洋空间资源中很多资源(包括沿海水域、珊瑚礁、滩涂湿地等)属于公共物品。这些资源不为任何特定的个人所有,却能为任何人享用, 它们的消费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外部性是伴随着人们生产活动或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而产生的,因而负外部性既存在于生产过程也存在于消费过程中, 它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负外部性将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现实中,由于在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的开发和利用中普遍存在着开发不当、过度利用、疏于保护等现象,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利用的经济业绩与环境业绩出现了矛盾,即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的开发利用是不可持续的,达不到经济、社会、资源利用的协调发展, 继而产生了生态效率流失。近十几年来,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不完善,在城市建设和港口建设中,不科学的大规模围填海加速了港池、航道的积淤;大规模围海养殖, 大大缩减了沿海滨海自然湿地面积,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盲目扩大养殖面积, 养殖废水大量排放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局部天然海湾、港口围填,造成岸线缩短、湾体变小、浅滩消失,使一些海洋生物失去了繁衍生息场所,水域中天然生长的鱼、虾、贝、蟹、藻类大量 1

减少, 造成沿海滩涂和湿地的生态环境恶化,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质量下降, 功能失效(如湿地盐碱化、荒漠化等), 继而造成该地区经济收益减少,为了获得更大收益, 开发者将加剧对已开发空间资源的过度利用,因而使这一系统陷入恶性循环。

同样地,如果开发者片面强调生态环境业绩,边际外部收益会有巨大提高,却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边际私人收益受损, 以致社会收益严重受损。有些沿海地区政府受技术、资金等各种条件限制,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脱节, 使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不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三)政府在治理外部性中的任务和角色定位

政府的任务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负外部性、完全控制污染, 而应该是促进私营部门把负效应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有效程度内，要求个人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减少有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并且对正外部性进行有效的转化。要知道使企业开发采用绝对不产生任何外部不经济的产品是不现实的。所以政府关注的并不是市场机制下产生了外部性并予以完全消除, 而是外部性有没有被控制在最低程度。十七大以来，政府一直在致力于职能的转变，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也使政府在治理外部性过程中的角色不同于以往的行政命令为主，而要真正配合采取多元化手段和方法进行有效治理，并且能够从创新的角度，探求更多的内部化方法。

(四)政府治理外部性主要途径的分析

因为各种方法的特点和实用性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在不同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问题产生的原因及不同手段的特点，选择治理方案，不搞“一刀切”。最大限度的纠正负外部性，使外部性内部化。以下将对不同手段做出阐述和分析:

（1）政府直接管制

科斯认为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 进行某些活动。因此 ,在市场和私人谈判解决不了负外部性时 ,有必要进行政府直接管制,即政府做出直接规定,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 ,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之。对违反这些强制性规定的行为给予相应程度的罚金 ,使其行为的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 ,其主要表现为: 禁令,如明令禁止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源利用与排污,甚至对一些严重污染企业直接采取“关、停、并、转”的强制措施;行政许可证制, 即规定只有持有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才能生产或排污。一般来说, 直接管制是缺乏效率的, 这是因为: 第一, 管制标准的制定是由政府当局一手操办的, 它是否科学、合理而可行, 难以预料;第二, 政府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涉及的污染活动的直接干预, 没有考虑企业之间成本与收益的差别, 对所有的企业都一刀切, 排除了市场效用;第三,直接管制中, 企业和市场在政府严格的行政管制中没有活动余地。但直接管制也并非绝对无效率,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直接管制可能比市场途径更具有效性。例如, 当出现偶然的、未预期到的紧急情况,如异常气候所产生的干旱、洪、涝灾害, 或其他自然灾害时, 由于情况紧急, 而且持续不长, 征税或许可证市场贸易体系的建立不仅时间上来不及, 而且也难以保证达到所希望的标准。这时，直接管制将会发生有效作用。例如，在十一届人大会上，河北省省长郭庚茂就曾表示要在奥运会期间，关停污染企业，支持北京奥运，保证支持北京空气质量，此时政府的管制行为就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上述分析可知, 直接管制在通常情况下, 是缺乏效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管制与效率根本不相容。在有些特定情况下, 直接管制具有经济刺激手段的不可替代性。从这一意义上讲, 直接管制的最大缺点和最大优点都表现在指令的严格特征。严格的指令妨碍了市场的运作而引起效率的损失，但正是这样, 它确保了标准的准确依从。

（2）正确地配置产权

外部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产权的不合理分配，科斯定理认为，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产权得到解决。例如,如果一个单位的生产活动对另一个单位发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的话，那么把这两个单位合并成一个单位就可以使外部问题内部化了。只要法定的产权是明确界定的和可以交易的，那么 “看不见的手”总是会使相关的经济实体得出有效率的结果。因此，政府在产权改革中力求使产权明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性问题。所以政府所要做的便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经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晰产权归属,使当事人自由交易,从而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进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见产权配置不失为政府治理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已展开实际工作来规范产权制度，为更好的保护产权进行了实际的探索。但是科斯定理本身是建立在许多经济假设之上的，在实际经济环境的运用中必然会有许多限制。而事实也证明了，当产权管辖范围太大或者产权只归国家不归私人时，当外部性问题涉及到的人很多时，要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即存在所谓的交易成本，从而难以解决外部性问题。所以政府在运用科斯定理，进行产权的明细配置时也需要对具体情况做出判断。而且在产权明晰，配置合理，产权自由配置的情况下，市场可以自由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所起的作用是为市场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健康的经济运作环境，此时，政府更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

（3）税收和补助

税收是政府征集财政收入的手段，历来是满足政府支出需要的。税收可以用于消极的外部性问题的治理，即对企业生产中产生的额外成本，也就是未能在企业生产成本中体现的成本（即部分社会成本）用税收形式加之于企业，使企业的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一致。这与政府规定排放标准的区别在于它不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处理企业的污染排放。企业可以自行排放污染，排放得多，多交税；排放得少，少交税。政府则用征收污染的税收治理污染。与税收相反的做法是补助，补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积极的外部性生产进行补助，使企业生产的边际效益增加到与社会边际效益相等，鼓励企业扩大产出，比如对教育的补助，对研究开发实行贴息贷款，另一方面，对企业治理污染的行动采取补助或允许治理污染的支出在税前列支，以鼓励企业治理污染，减少污染。例如河北省用税收杠杆促进节能减排，鼓励企业开展“三废”资源的循环利用。2007年上半年，河北省多项环保指标改善一成以上，治污减排初见成效。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对污染企业进行补贴和税收减免，去年河北省为近500家企业办理减免税共计4亿元。政府通过对治污有效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提高了污染企业的治污积极性。有效的限制了污染物的排放。再如，07年，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指出，中国将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方案》指出，中国将抓紧制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品目录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实行节能环保项目减免企业所得税及节能环保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完善对废旧物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实行减计收入的政策。实施鼓励节能环保型车船、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抓紧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改进计征方式，提高税负水平，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研究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实行鼓励先进节能环保技术设备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见，税收和补贴是政府常用的方法，不乏成功有效事例，此处不在赘述。但是，税收和补助也存在缺点，其缺点便是税收、补助标准难以制定。政府现在正在向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转变，对于市场，要求政府下放其权利，为市场提供更加自由的空间和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而在多数情况

下，对于税收标准的制定，政府可能缺乏科学的调查，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主观性。在不了解市场的情况下，制定出的税收标准必将约束市场健康的发展。这就必然会成为政府采取此种手段的限制因素。

（4）政府发放经营许可证

对于消极的外部性生产，政府可采取发放许可证的办法以限制产生，例如环境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而政府是该商品的所有者。作为环境的所有者, 政府可以把污染废物分割成一些标准的单位, 然后在市场上公开标价出售一定数量的“污染权”, 每一份权利允许其购买者可排放一单位的废物，每一水域或区域出售污染权的数量要足以保证环境能被人们接受。政府不仅应允许污染者购买这种权利, 而且, 如果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遭受了或预期将要遭受高于价格的损害时, 他们为了防止污染, 政府应允许他们以高于污染者的出价来购买这些权利。而且在产生外部性的污染者之间, 政府也应允许其对污染权进行竞购。在竞争中, 一些能用最少的费用来处理自己污染问题的公司则都愿意自行解决, 使之内部化。政府则可以用出售污染权得到的收入来改善环境质量。这样, 通过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相互作用,政府有效地运用了其对环境这个商品的产权, 价格机制将促成一个最佳的分配。此外，政府还可以采取逐年减少许可证的发放数量来降低污染水平，从而更好地保护环境。在这方面，我曾看过一些报道，其中，哈尔滨市政府颁布了《经营许可证制度实施办法》，对排污许可证的申报条件，实施细则及管理方向作出明确规定，这一办法的出台要求所有企业排放污染物要稳定控制在排放标准和总量指标之内，在重点企业和单位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强环境保护关键技术和工艺设备及适应环境要求的各类生产生活用品的研究开发，积极支持更多的企业进入环保领域，通过政策和法律法规手段，引导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环保产业的发育，推动企业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让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但是，经营许可证制度也有它的缺陷，就是企业有可能发生寻租行为，为得到许可证而贿赂政府官员；政府也可能因缺乏对污染的认识而陷入盲目性。从而产生政府行为的外部性。所以政府在采用这种方法时也需要慎重考虑多方面因素。

(5)发展循环经济

外部不经济性 篇6

关键词 耕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治理政策；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13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19

耕地是保障人类生存和生活必需的重要自然资源之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耕地资源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对此，国内外学者从生态治理的视角对耕地的功能属性、影响因素与调控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耕地价值评估不科学、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不合理是导致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本文基于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系统评述耕地价值核算、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的研究进展，并剖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求为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制定科学的耕地保护政策奠定研究基础。

1 耕地资源的价值构成与核算

1.1 耕地资源的价值构成

就耕地价值的构成而言，当前研究一般基于三种分类框架：一是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分类。这一理论认为耕地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产出价值，在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景观环境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2] ；二是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分类。Krutilla认为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存在，源于公众对保护资源有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它与人们是否使用它并无直接关系[3] ；三是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的分类[4] 。英国学者Pearce认为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遗赠价值和存在价值。

国内学者对耕地价值的划分多是基于耕地功能属性的角度，认为其包括经济产出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2，5—6] 。而部分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从资源价值量化的角度将耕地资源价值分为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7] 。实质上，耕地资源价值的三种分类互有重合，马文博认为市场价值是指耕地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其非市场价值包括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中，耕地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中的游憩价值等和社会价值中的社会保障价值等这些通过人类对耕地资源的使用形成的价值即为使用价值，而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中所蕴含的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和馈赠价值等耕地资源本身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价值即为非使用价值[8] 。

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关于耕地价值的研究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耕地非市场价值所包含的构成内容互有重叠，缺少一个明晰的分類体系；其次，多数学者将耕地的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对其各个构成部分（如耕地的水土保持价值、空气净化价值、景观环境价值、存在价值与遗赠价值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差异缺少研究，不足以正确认识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内涵，未能为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2 耕地资源的价值核算

耕地资源的价值核算通常包括其经济价值核算、生态价值核算与社会价值核算三个部分。其中，前者具备完善的估价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其技术难点在于获得可靠的耕地年净收益；生态价值核算的理论体系相对完整，国内多以谢高地等提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进行简单修正后代替，但这很难准确反映出不同区域耕地的生态价值的差异；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稳定两个方面，均可以采用替代法评估[1] 。总体而言，由于后两者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核算是当前研究的难点，而指标替代核算方法往往低估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导致耕地资源的低效利用[9] 。

王 迪等：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进展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就耕地非市场价值核算方法而言，当前主要有揭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 Approach， RPA）与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s Approach， SPA）两种。RPA是通过考察人们所愿意支付的价格间接推断出人们对环境的偏好，以此估算环境变化的经济价值，主要包括旅行费用法、享乐价格法、市场成本法和效益转移法等。而SPA是通过设定一个假象市场，采用调查方式推导出环境资源的非市场价值，主要包括条件价值法和选择实验法两种[9] 。以上方法中，以享乐价格法、旅行费用法与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 CVM）等最具代表性。其中，CVM方法是以效用最大化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揭示消费者对环境物品和服务的偏好，从而最终得到公共物品的非市场价值。CVM方法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资源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理论改进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矿区生态补偿及环境价值损失的各个领域[10—13] 。然而，CVM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CVM基于假设条件的问题安排，调查结果受受访者个人认知水平、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二是CVM还存有各种偏差，如信息偏差、策略偏差、支付方式偏差、起点偏差、假想偏差、样本—整体偏差、替代性偏差等。

综合而言，当前研究过多的关注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核算，而在具体的实践层面缺少行之有效的行动支持[14] 。再者，当前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研究多是基于受访者的支付意愿，而同时对其支付意愿与补偿意愿进行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

2 耕地资源的外部性与经济补偿

2.1 耕地外部性与外部效益估计

耕地资源外部性一般可以分为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两种。前者是由于耕地利用过程中使其他相关方利益减损而又无法向其收费的情况。如圈占耕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这些行为不仅导致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环境问题，还会造成农民失业、土地供求失衡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耕地保护外部不经济的表现。Mariola认为城市扩张所导致的农地非农化利用，给农业经济与农村社区以及环境退化造成很大的负外部性[15] 。Chiara等认为农业生产中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影响了食品安全、地下水资源、农田生物多样性、农田生态系统等，带来很大的生态环境负外部性[16] 。

而耕地资源的正外部性源于耕地保护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外溢，使其他相关方免费享受耕地保护主体所提供的效用输出。文献分析表明，当前的研究多是基于耕地资源的正外部性开展研究，Koyin Chang等人认为，由于非农用地的价值大幅度增长，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似乎产生了消极的经济影响，其结果导致农业生产的盈利能力被低估，主要根源是未考虑耕地的正外部经济效应[10] 。

我国农地非农化现象十分普遍，耕地效益被低估是耕地流转的重要原因。因此，科学评估耕地资源的外部性，既可增强公众对耕地及其外部效益重要性的认知，又可为耕地保护补偿提供政策依据，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广泛研究[17] 。相比之下，国内对耕地外部效益的关注较晚，孙海兵对耕地资源的外部效益评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耕地的外部效益包括环境效益和粮食安全效益，而社会保障效益是否归属于外部效益尚未达成共识，且评价的实例多是对耕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评估[18] 。

2.2 耕地外部性的经济补偿标准

通常认为，区域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标准是指单位耕地面积上的经济补偿额度，其补偿标准的基础是耕地外部效益评估。相应的，补偿标准制定的难点在于非市场价值的估算。Deaton等指出，正是由于农田价值的多重属性，使得农地保护的标准难以确定[19] 。

就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研究方法而言，当前学者多采用CVM方法对农地所有者接受补偿意愿或是公众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分析[8，20—21] 。诸培新等基于耕地价值的构成，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江苏省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进行量化测算[22] 。此外，Duke等利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土地保护的公众偏好，发现民意取向最强的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原因在于公众认为农地保护政策保护了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农居生活环境[23] 。而国内学者王利敏与欧名豪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认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委托人应根据代理人耕地保护的成本差异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而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政府若要确保耕地保护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就必须对那些具有低成本农户付出一定的信息租金[24] 。

如前所述，制定合理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关键在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科学评估。CVM是制定耕地经济补偿标准的主流研究方法，但由于其易受调查对象个人特质的影响，其补偿标准的测算结果可能会有较大差异。此外，由于在经济水平、资源条件与环境禀赋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的补偿标准的科学界定也有所不同，而当前的研究未能考虑区域差异的影响，其结果将导致区域耕地外部性的经济补偿有失公平。

2.3 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方式

由于耕地保護具有外部性特征，经济学家提出“庇古税”的补偿方案，即政府通过征税或补贴来矫正当事人的私人成本或利益，使其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匹配。由于我国耕地保护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指标分解，在这一框架下，地方可以理解为独立的耕地保护经济人，而地方政府则是代理人。按照“庇古税”方案，耕地保护的区域补偿可以采用横向转移支付的方式[25] 。牛海鹏认为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应采取“农业保险+社会保障+实物技术货币一体化的区内经济补偿机制”和“基于上级政府调控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协商机制”两种方式[26] 。

国外农地补偿的做法有别于国内的补偿方式，两者存在较大的经验差异。Dorfman认为推行耕地未来发展权的买断政策与成立耕地保护基金的政策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是成功的，耕地保护市场的短缺并不是缺少民众的支持和农地业主的意愿，而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失灵的表现。同时建议在快速城市化的地区与农村地区，应实施以个人自愿原则的耕地保护政策，而在其它地区实施公共参与的国家强制方案[14] 。

综合而言，国外通常是将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融合于农业环保计划和农业补贴之中，未形成独立于农业补贴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其缺陷在于易造成政府财政支出负担沉重、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以及消费者福利的损失等。相比之下国内则侧重于对耕地非市场价值测算等方面的研究，在区内和区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补偿效应及其运行机制方面则研究较少。

3 耕地保护的调控政策分析

3.1 耕地资源流转的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非农经济建设对耕地资源的占用呈逐年递增趋势[27] 。由于耕地价值的低估，农地非农化利用现象的发生更为普遍。为此，国内外众多学者针对耕地转化利用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

Anthony以我国珠三角地区为例，认为房地产投机、农村工业化、交通条件改善与土地管理与监控系统的缺失，对农地流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8] 。Li wei等研究了土地资产与政策等因素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认为在国家尺度上政府应增强土地政策管理力度、提升失地农民保障水平、增加耕地投入水平，而在区域尺度上应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提高征地农户补偿水平和增加耕地投入[29] 。Azadi认为土地转化是农业土地利用向城市土地利用的一个过程，认为发展中国家农地转化的强度最高，生产力、资本劳动比、城市人口等因素均对农地转化产生影响[30] 。Wang Hui认为国内土地发展权交易的原始驱动力不同于发达国家，其根源并不是地方的农地保护行为，而是针对中央政府土地紧缩调控的一种战略响应[31] 。

总体来看，耕地流失的影响因素涉及到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32] ，其驱动因素可以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种，前者包括土地区位、土地生产率、产权模式、土地面积、家庭规模、收入等因素，后者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設等社会经济因素。

3.2 耕地资源保护的政策分析

耕地保护的最终实施，需要科学有效的调控政策来保障。国内外学者对此从政策措施、制度环境等方面展开研究。David等认为买断农地保护的地役权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农地保护的政策工具，用以替代原来的土地未来发展权的市场交易[33] 。苑全治基于制度环境的角度提出：建立跨行政区划的沟通协调制度、区际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监督与惩罚制度[25] 。吴泽斌与刘卫东提出了三大保障措施：一是耕地保护区域的合理划分及其建设管理，二是建立区域之间的协作与联动机制，三是构建耕地保护外部经济效益的补偿机制[34] 。Li wei对政策因素在中国土地管理中的贡献进行分析，并构建了基于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及土地政策三因素综合作用的土地管理概念模型[29] 。

此外，当前学者还对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35—37] 。如张全景等分析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效果[38] ，钟太洋等则对我国土地督察以及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耕地保护效果进行了分析[39—40] 。此外，Hui Wang等基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耕地治理政策上的利益冲突的视角，分析了当地的“区域内土地发展权转移”与“跨区域土地发展权交易”政策体系，认为这一政策对于耕地保护而言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41] 。

综上以上观点可知，大部分学者认为耕地流失是耕地保护政策不科学的结果，耕地保护政策有待加强。但Lichtenberg的研究观点与此相左，他认为当前中国耕地保护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粮食安全，而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结构导致保有耕地不足和过度保护，造成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未来土地分配制度是改革的重点：一是要通过开放土地市场、机构改革、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消除农地转用套利的机会，二是要投资那些具有最大化比较优势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41] 。

4 问题与展望

当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耕地资源的保护，并采取世界上最严格的保护政策，但由于耕地资源的外部性，耕地保护的主体得不到合理的经济补偿，耕地流失现状较为严峻[42] 。因此，耕地保护的关键在于科学评估耕地资源的综合价值，正确认识耕地外部性并制定合理的经济补偿政策。本文根据当前研究的现状分析，认为我国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耕地价值核算的框架有待整合。国内对于耕地价值的研究近年来虽有进步，但多是沿袭国外的研究框架。由于耕地价值的部分内容有所接近，互有重叠，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划分缺少一个明晰的分类体系，且对其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没有研究，难以为耕地保护政策的合理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不同研究尺度的耕地外部效益估算方法应区别对待。基于Costanza或谢高地等人的基准值修正的方法，适用于较大尺度的总体评价与对比分析，但区域差异或耕地的质量差异问题难以处理；而基于替代法、意愿调查法等适用于小区域的异质性评价，且过程较为繁琐，数据较难获得。两者的适用范围不一致，这一点未能引起学者的重视。此外，CVM等价值评价方法在矿区生态补偿、资源价值核算，特别是煤炭成本核算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意义，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3）耕地外部性的经济补偿标准在时空分配方面的研究有待强化。一方面，当前的研究较少考虑区域差异的影响，其结果往往导致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区域不公平；其次，当前对于耕地经济补偿的研究多是基于受访者对耕地保护的支付意愿，而同时对其支付意愿与补偿意愿进行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如何确定两者的选择标准，对于补偿标准的合理确定而言是一个难题；再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所采用的CVM方法，由于受到受访者个人特质的影响，可能会对补偿标准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4）缺乏对耕地保护的补偿模式与执行效率的研究。当前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研究多侧重于对耕地价值的内涵界定及其估算以及耕地非农化补偿研究方面，但在区内和区际补偿一体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补偿效应及其运行机制方面则研究相对较少。未来可以在中小流域的区际补偿标准与模式研究，生态补偿的LUCC效应研究，生态补偿功能分区和等级划分研究，特别是生态补偿标准实现的GIS时空分配模型研究等方面予以加强。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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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Farmland’s Externalities and Its Economic Compensation

WANG Di1 NIE Rui1 WANG Shengzhou1，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2.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farmland’s externalities and its economic compensation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issue and focus field in ecological governance.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a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basis.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domestic and foreign representative views on the farmland value accounting， the externalities of farmland protection and its economic compens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limitation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orient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current classified systems of the farmland’s nonmarket value are not clear. The domestic researches on farmland value accounting mostly follows abroad theoretical framework. （2） Some studies confuse the approaches in the estimation of the external benefits of the farmland， and lack the comparative study from different methods or perspectives. （3）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about the standards of th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for farmland externalities in term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4） The current study is less concerned about the compensation mode and its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the farmland protec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foreign experiences can be learned combining with Chinese situation in order to appropriately integrat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armland’s value accounting. In addition， China should establish the farmland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by the stakeholder’s framework，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es of CVM and other valuation methods 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resources cost accounting， etc.

绿色建筑经济外部性问题分析 篇7

绿色建筑主要指的是给人们床在健康以及舒适并且安全的居所或者是工作以及人们进行活动所需要的空间,并且在建筑物整体使用周期中去高效的使用相关的资源,并且极大限度的对建造符合环境要求的建筑物,因此其也被称之为生态的建筑,或者是能够稳定发展的建筑。

其主要内涵有建筑选址和设计,以及施工还有具体的运营,以及管理还有进行拆除的过程里,在对环境基本生态平衡加以维护的情况下,充分运用相关的资源,去对人们安全和健康,以及高效并且舒适的居住与使用加以保障,使其能够达成建筑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这种建筑在不对生态环境加以损坏的情况下,去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以及日后我们子孙后生存的生活质量加以保障,其绿色的本质属于无污染,并且不存在多余废弃物,开放式的整体的良性循环建筑使用系统。绿色建筑在时间以及空间上对环境资源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空间上就是绿色建筑对附近的生态环境,使用者的生活环境,全球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2、经济外部性的相关理念

我们在资源配置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外部性显示不在决策者考虑范围中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低效率情况。经济外部性能够分成外部经济性与外部的不经济性。生产者与消费者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对他人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并且他人又无法获得相关的补偿因此也被叫做外部的不经济性。当前有很多经济学家在多个角度去对外部性问题予以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并且明确的指出了一些治理外部性的对策。罗纳德·科斯真伪应该在“产权界定”去进行分析,其对外部性的治理进行了总局诶,进行博奕论方向研究的经济学家则针对囚徒困境式的博弈问题去进行外部性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对于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很多人使用外部性理论去对环境的问题进行解释,并按照其去寻找能够持续发展经济的方式,因此也就成为了外部性发展的理论:使用不可分割性去对环境外部性加以将诶是;使用非竞争性去对环境的外部性进行分析,能够得出资源是一种公共的物品,其基本的特征就是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

3、研究内容

绿色建筑的生产也属于一种经济方面的活动,所以也会出现一定的外部性,绿色建筑出现的节能与环保就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外部经济性的例子。因为建筑行业属于一种耗能比较高的行业,按照相关资料的统计:大概有一半的温室效应的气体是和建筑材料的生产以及运输,还有建筑物自身的与运行管理相关的能源方面的消耗。建设活动还衍生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酸雨提升,还有臭氧层的损坏等。按照欧洲的相关数据,建设活动产生的环境负担占到了总环境负担的15%到45%。在英国制造以及运输建筑材料所损耗的能源占到了我国能源总损耗的10%,而建筑照明就占到了整体能耗的20%到40%。整个欧洲其消耗的能源大概有1/2被用在了建筑的运行上,此外还有25%被使用在交通上。这些能源很多都是来自于不断降低的无法被再生的能源,并且这样的一种能源损耗的模式当前已经不能够被持续的使用下去。能源与环境问题当前已经变成了21世纪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够看出非绿色建筑有着外部不经济性而绿色建筑则有着外部的经济性,因为很多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内部的收益要比社会的收益低一些,这个时候也会使得市场产生失灵的问题,这也是绿色建筑发展产生制约的主要原因。

本文主要针对外部性理论去对绿色建筑的经济性进行分析,提出绿色建筑在进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希望能够为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

4、绿色建筑外部性的相关分析

生产者运用了绿色建筑的设计方案,使得最初在成本的投资上有所提升,开发商依照新的建筑节能设计的标准去进行绿色建筑的建设一定会使得施工的成本有所提升。按照相关的测算,大概在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就会提升100元左右,这一些增加的成本只可以使用对住宅的销售价格加以提升去进行分担。当时,对房价加以提升则一会会使得开发商进行开发的风险有所提升。在我们国家城市房价不断的上涨,其整体的趋势还呈现出了供求不平衡的状况,很多开发商都在观望着建筑市场的发展,一般不会随便的对建筑成本假议题是。而消费者因为属于住宅销售的最后的需求方,因为缺少相关的节能思想,又并未购买比普通建筑价格超出10%之上的节能住宅的急切需要,所以建设节能住宅无法变成开发商的自发行为。

景观使用绿色建筑为生产者带去了一定的收益,同时还节省了很多能源上的损耗,并且降低了二氧化碳自身的排放,使得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给后代与同代人了节省了能源,可是后代人与当前的人们并不会为此去就进行报酬的支付,按照当前能源价格的发展水平,至少要消耗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将资源收回,这么长的一个投资回收期,是缺少吸引力的。

5、处理绿色建筑外部性问题的相关对策

1.财政补贴

因为生产绿色建筑产品有着外部的经济性,因此其能够对绿色建筑产品的生产者予以适当的补贴,为了激励企业多进行生产,就一定要使用给予补贴的形式。使用绿色建筑的生产者以及消费者完成财政上的补贴,以此去对绿色建筑的价格产生影响,并且使得用户有进行绿色建筑购买饿想法。绿色建筑经常在建筑密度以及容积率上相对来说要铺张一些,其能够对建筑的密度以及高度予以补贴。

2.税收政策

使用政策性的课税,对生产非绿色建筑的单位或者是个人进行税务的征收,然后使用征收的这部分去对外部不经济性的部分加以抵消,运用这种形式去对这部分产生的损失给予实弹国的补偿,对出现外部经济的企业,国家征税数额应该与这一企业为社会其他成员或者是为后代产生的损失保持一直,从而使得这一企业中的私人成本正好与会的成本保持相同。

结语

外部性理论属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的主要参照,外部性问题不仅产生经济理论上的创新,并且在环境保护以及能源节约等很多实践活动上获得了普遍的使用。

非绿色建筑物的外部不经济性使得建筑高耗能的情况无法获得合理的环境,因此也就出现了资源在进行配置的时候产生不合理的情况,这种情况使得环境出现了严重的污染,同时还产生了能源上的浪费,所以应该合理的使用财税政策去把一些外部不经济性进行内部化,使得社会的成本变得内部化,并且对生产绿色建筑的生产者予以适当的补贴,提升其进行生产的积极性,以推进我国绿色建筑的快速发展。

摘要：绿色建筑开始变成建筑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使用经济学的原理,去对绿色建筑的经济行为做出了分析,提出了绿色建筑外部性问题已经变成了制约绿色建筑发展的核心问题。并提出相关的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意见,以推进我国绿色建筑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绿色建筑经济,外部性,税收,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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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法外部性问题概论 篇8

一、中国经济法的特征与经济法的外部性

通过对经济法特征的深入分析和解读, 有利于我们认识经济法外部性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深刻把握经济法特征与经济法外部性之间的关系。

首先, 经济法具有经济性。

因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发生在直接的物质再生产领域, 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性。这种经济性的重要表现, “是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 “经济法对经济生活准则的表述”, 通常是“由立法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直接将经济制度、经济技术性规范通过为法, 使之具有法律效力。”如在经济制度方面, 国家通过制定颁布《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 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 确定各自的财政支出范围, 同时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预算收入。该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制定和实施, 必然会影响到中央与地方的发展规划与经济运行, 对中央和各地方而言, 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额外收益和成本, 从而在中央和各地方,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此外, 在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层面, 各种具体税种的实施条例、外商投资领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关于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等;以及, 在维护公平竞争和经济有序流转方面,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规范土地使用与流转的法律法规等, 都会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方之间、各行业和产业之间, 以及在各行业和产业内部, 产生相应的额外收益或成本, 亦即外部性, 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发展。

第二, 经济法具有政策性。

由于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 其要义就在于“对万变之经济生活及时应对, 以求兴利弊害, 促使经济尽速平稳发展, 并提高国家及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它的任务是实现一定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要求, ”因此, “经济的法律调整往往以政策先行, 并赋予政策以法的效力, ”而由于政策本身受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 经济体制也非一成不变, 经济法受其影响, 时常处于变动之中也就顺理成章。但是, 由于政策本身对经济社会现实的影响往往比较直接, 相应的政策性效应也会更加快速的在经济活动中突显, 尤其是由于政策本身往往针对性更强、目的性更鲜明, 其制定与实施都会对特定的群体、阶层、行业等等, 产生较为明显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亦即外部性, 从而改变这些群体、阶层、行业等相互之间及其内部原有的 (经济) 利益格局, 并对它们以后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因此, 被赋予了法的效力的这些政策, 亦即经济法规范, 就不可避免的具有更加明显———因为具有了法的特殊强制性效力———的外部性特征。例如在金融法领域, 随着去年以来, 针对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房价普遍上涨、CPI不断升高等现象的国家经济过热问题, 央行在《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命令、决定和指示, 力求通过货币政策来发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 为不断升温的中国经济降温, 并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在此过程中, 这些政策、命令、决定和指示等, 首先是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制定颁布实施的, 因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针对目前经济形势的“暂时性”政策, 其次, 也是最重要的是, 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的实施, 已经或者正在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 尤其是对经济活动中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行业和产业, 如养殖业、生活消费品生产行业、房地产行业、城市居民、消费者等等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或者是正的效应或者是负的效应, 必将会影响到当前与未来不同群体的经济行为和选择, 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最后, 经济法具有行政主导性。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从事经济活动, 参与经济关系的产物, 调整的是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 从而与政府的管理和参与有着密切关系。”经济法上的国家干预, 源于现代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失灵”, 和市场的缺陷紧密相关。就新制度经济学的视域而言, 政府干预也不过是市场的一种替代, 换句话说, 在某些情况下, 国家干预比市场本身更有效率。而这种“更有效率”意味着, 国家的行政干预对相关主体所产生的影响更加直接、快速和深远。然而, 无论是适度的干预还是过度的干预, 政府干预、参与经济活动总会给不同的市场主体、行业和产业以及其他特定的群体、阶层, 带来或正面或负面的额外影响, 亦即会产生外部性。而对这种外部性的不同安排, 就会相应的影响到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事实上, 经济法作用的发挥, 从某种程度上说, 就是通过对这种就不同主体而言各不相同的外部效应的分担与配置而得以实现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价格法》, 该法授权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在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显著上涨或有可能显著上涨, 或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 可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制、提高、调整等干预措施。价格法的这些规定, 对于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 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市场价格异常的情况下, 该法的实施能够给不同的利益群体施加不同的影响, 为不同利益群体的经济行为选择增添不同的额外成本或收益。这种或正或负的额外性利益变动, 必然会对相关群体产生规制性作用, 从而最终起到维护经济秩序, 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总之, 经济法由于其有效调整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具有鲜明的经济性、政策性和行政主导性特征。这些特征的存在是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调整、管理和规制等密切相关的;这些特征也从一个角度全面反映了经济法的形貌和运行机理。深入的分析这些特征与经济法外部性的关系, 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经济法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原因。事实上, 也正是由于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上述特征, 以及这些特征背后所蕴涵的利益分化与整合、利益格局的调整, 会给相应的利益主体带来这样那样的额外成本或收益, 从而造就了经济法外部性问题的存在。

二、中国经济法的本位与经济法的外部性

所谓法的本位, 就是指“法律运作所围绕的主体和中心。具体而言:第一, 法的本位是法的立法活动的依据和出发点;第二, 法的本位是法律的实施、运作所依据的基本尺度和价值取向;第三, 法的本位是相应法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价值尺度。从其核心内容来看, 所谓法的本位, 是指法所维护、保障的利益取向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经济法学界, 认为中国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已经成为学者的一种基本共识。而经济法之所以必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 根本上是由于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和存在使命所决定的。一方面, 就现代经济法的起源来看, 最初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 其基本内容是反私人垄断, 解决因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私人利益保护绝对的传统私法观念的一种纠正;另一方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就是为了弥补理性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模式所造成的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漠视与损害, 亦即最大限度的减少个体经济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负外部效应。

小议网络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 篇9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不仅在消费还是生产等经济活动方面, 都越来越多的依靠信息网络, 网络的外部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已不可小窥。

一、网络外部性定义

网络外部性是加入某一网络的行为能够给该网络的所有其他参与者带来利益的变化。这里的网络既包括同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也包括同一种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以及同一产品的生产者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网络经济外部性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

(1) 相互依赖性:一个加入此网络的决策主要取决于此网络现有用户数量, 即已经做出相同决策的人数。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就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如果一个网络中有几个人, 那麽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价值成正比, 这样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n* (n-1) 成正比。

(2) 非补偿性:这就是说某人产生的成本无法要求他人支付, 举例来说:某公司想要从电信网络中得到最大利益, 除了要学习电信网络的有关知识外, 还要受到基础设施好坏, 电信用户使用电信网络情况等影响。

二、网络外部性的效用函数

网络外部性属于正的消费双向外部性, 是指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产生的不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间接效应, 而且这种效应在消费者中是相互的。在这里, 消费者对同一类产品或服务的效用评价函数不仅由其本身的消费行为决定, 而且也由其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定。

无网络外部性下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在网络外部性不存在的情况下, 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效用评价函数仅由产品或服务本身的一些属性作为变量来决定, 如消费者i对某一产品的效用函数可以如下表示:Ui=Ui (x1, x2, .., x n) 其中, x 1, x2, …, x n分别表示产生效用的一些产品属性。

例如, 对于PC来说, 这些属性可以是价格、CPU速度、显示器大小、硬盘大小、内存条等等。网络外部性下的消费者效用函数而当网络外部性存在时, 使消费者对产品的效用评价发生了变化, 其他消费者对同一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活动也作为影响因素而成为效用函数的解释变量。此时, 消费者i对产品的效用函数可以如下表示:Ui=Ui (x1, x2, .., x n;c1, c2, .., ci-1, ci+1, .., cm) 这里c1, c2, .., ci-1, ci+1, .., cm表示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活动, 而这些消费活动对消费者效用函数产生了正的影响。这些正的影响可以是直接的 (如电信市场, 额外用户的增加能使原先的用户增加了可以通话的终端, 因而对电信网络的效用评价增加) , 也可以是间接的 (如浏览器市场, Netscape的浏览器用户的增加, 会吸引更多的ICP采用Netscape的web编辑软件来建站, 从而使与Netscape浏览器完全匹配的网站内容增加, 最终增加用户对浏览器产品的效用评价) 。

上述网络外部性下的产品效用函数可进一步简化, 前一部分可作为消费者对产品本身属性价值的评价, 而后一部分由众多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活动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可集合为网络外部性价值, 即消费者对网络外部性的评价。消费者i的效用函数为Ui=Ui (X;W) 这里X为产品本身的价值, 而W为网络外部性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 即网络外部性价值。

三、经济思考

从上文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分析, 消费者对产品的效用评价函数也不再仅仅基于产品本身, 而将产品网络也包含了进去。在这样的前提下, 消费者选择的不再仅仅是一个产品, 而是选择一个网络。厂商所应做的不是去制造一个产品, 而是建立一个网络。

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对产品评价重心的转移, 导致厂商之间竞争重点的转移, 这些使网络的发起者或建立者更加注重从网络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来配置网络内部资源, 从而提高整个网络的竞争力。

其次, 从梅特卡夫法则来看, 网络经济下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即当所有要素投入都按比例提高时, 收益提高的比例大于要素投入的比例。在以前学习的经济学原理中, 规模收益会经历经历先增加、后不变、最后递减的过程, 这是由于一些自然条件的限制, 当企业生产达到一定得规模, 在管理成本等等的因素影响下, 再投入相关要素已不可能实现收益比例大大提高。但是, 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影响, 网络经济下网络规模越大, 带给此网络使用者的价值就越高。这种网络规模效应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对收益的影响的, 而且这种影响在生产量够大的时候也不会分散, 反而以更强烈的形式出现。

总体说来, 网络外部性作为网络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 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的方方面面, 作为企业应该适时转换竞争战略, 利用网络外部性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摘要：文章基于对网络外部性概念的理解上,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以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网络外部性, 从而更深入思考网络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

外部不经济性 篇10

就全球范围而言, 中国是拥有第三大国土面积的国家, 我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 人口的极剧增加无形中就加大了我国交通压力, 交通不畅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国加大了高速铁路事业的发展, 高速铁路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成本较低、节能环保等巨大优势,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事业, 同时它也成为广大居民楚翔的首选方式, 尤其是在带动城市经济外部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现阶段, 我国高速铁路已经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发展速度最快、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形成了以“四纵四横”的高速铁路新格局, 高速铁路的广泛应用不仅带动了我国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 同时还为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出一份力量。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 人们使用高速铁路作为日常出行方式高达85%, 由此可见, 高速铁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 并且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速铁路在方便人们出行的同时也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方式, 从而提高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高速铁路对中国城市经济的外部影响

(一) 高速铁路对人们日常出行的影响

现阶段,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越来越强, 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 使距离的人们能够进行面对面交谈, 无论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还是商业的发展, 都离不开高速铁路这种便捷的交通工具。人们日常出行方式主要包括空运、水路、以及陆路三种方式, 但是最为广泛应用的就是陆路, 这主要是因为其成本较低、方便快捷, 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小, 因此受到人们的青睐, 高速铁路作为陆路交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其自身成本低、环保节能、运输运载能力强等优势已经广泛被应用于社会各界[2]。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数据表明, 高速铁路运行量已经达到了5亿人次, 因此高速铁路的发展和应用变革了人们日常出行方式, 它不仅方面了人们的日常出行, 同时还为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 高速铁路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高速铁路的优势不仅在于缩短了人们的出行时间, 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同时还在于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高速铁路的发展带动了城市GDP的增长, 同时还促进了房地产事业的蓬勃发展, 高速铁路的通车, 让原本两个相隔距离较远、毫无贸易交流的城市紧密的链接在一起, 从而由城市中心向周边地带扩展, 逐步形成一个城市群体, 在这样一个城市群中, 每个城市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 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从而提高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与交流, 使城市GDP指数得到提高, 高速铁路的发展还推动了城市周边房地产事业的蓬勃发展[3]。第二, 高速铁路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周边沿线的城市旅游观光业的发展, 它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例如:京沪线高速铁路发展后, 沿线的南京、北京、济南、苏州等城市的旅游业发展都迎来了黄金时期, 以旅游业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第三, 高速铁路的发展实现了城市系统化、一体化发展, 高速铁路的发展对周边城市的产业结构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例如:我国沿海城市密集地区, 由于高速铁路的开通, 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系统化、一体化发展, 从而为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便利, 从根本上实现了城市化目标, 为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4]。

(三) 高速铁路对城市经济贸易的影响

高速铁路的开通使很多原本闭塞的城市逐渐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城市, 由于其巨大优势, 加强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发展, 同时也为城市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途径, 高速铁路的发展让很多企业能够选择更加合适的商品, 将廉价商品生产地作为发展的重点, 通过高速铁路运输, 满足全国各地人们的不同需求。例如:网购事业的发展, 离不开高速铁路的发展。由此可见, 高速铁路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周边沿线产业, 同时还包括了远距离的经济贸易往来, 只有创新高速铁路运行方式, 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在实践的基础上创新, 在创新的基础上实践, 才能促进我国城市经济贸易持续健康发展[5]。

外部不经济性 篇11

外部经济失衡, 指的就是国际收支表的失衡。我国外部经济的失衡, 最突出的表现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持续盈余, 也就是我们说的双顺差。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成功, 但是外部经济失衡带来的超长增长的双顺差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添加了许多的不稳定因素, 具体表现为:一方面, 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使得2008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达4361亿美元左右, 大量和不断上升的经常账户盈余恶化了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关系, 引发贸易摩擦和冲突;另一方面, 巨额贸易顺差与资本净流入一起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 外汇储备的大量积聚引发流动性过剩, 表明资源的配置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度规模的外汇储备能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但过量的外汇储备就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 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影响因素分析

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 讨论影响我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因素, 就不能单方面分析我国的原因。我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影响因素主要可集中为经济总量最大、最具代表的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美贸易发展迅速, 双边贸易总额持续增长。按照中方的统计, 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90年的118亿美元扩大到2011年的4467亿美元, 现在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随着双边贸易总额的增长, 美中贸的不平衡也开始加剧。从1993年开始, 中国对美贸易从原来的逆差转为顺差, 之后顺差规模不断扩大, 到2011年已达到1884亿美元, 比1993年的63亿美元增长了近30倍, 扩大趋势十分明显。而据美方统计, 美对华贸易逆差始于1983年, 并且从2001年开始,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 逆差规模在2005年时为2016亿美元, 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26%。长期以来经常账户的顺差一直在双顺差中占据主要地位 (从2009年开始, 双顺差中资本项目顺差的比例有所提高, 但仍然不占据主要地位) 。以下主要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来讨论影响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种因素。

1.美国方面的影响因素。

(1) 高消费、低储蓄。储蓄不足是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属于典型的消费拉动型经济。二战后, 美国一直采取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 并以此来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 推动美国向消费性社会的加速蜕变。同时利用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发达的金融体系鼓励增加消费甚至是提前消费, 导致进口需求不断扩大, 储蓄水平偏低。

近年来, 美国政府大规模的减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人民收入不断增加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个人消费的增长。而同时,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美国连续降低贷款利率, 大规模减税, 不断刺激着国内需求。再加上美国一直宣扬的超前消费和借贷消费, 其国内消费规模更是超过了其消费水平。另一方面, 在维持着高消费的同时, 储蓄率却保持着极低的水平。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远低于东亚国家。近年来, 美国储蓄率不断下降, 更是在2005年4月至2007年底连续每个月保持负的个人储蓄率。

(2) 巨额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从宏观经济学中经常账户赤字的等式[ (G-T) + (I-S) =经常账户赤字, 其中G-T为财政赤字, I为私人投资, S为私人储蓄]就可以看出财政赤字对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

2001年,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对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最突出的是采取了以减税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1年为止, 小布什政府执政时期所推行的减税政策所带来的累积财政赤字达到3万亿美元。在2011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0%的警戒线, 达到了二战后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研究机构对美国自2001年以来产生的财政赤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从2001到2011年, 累积财政赤字约为11.7万亿美元, 由小布什执政时期所推行的政策导致的财政赤字累积为7万亿美元, 占到了这10年财政赤字累积额的59%。其中减税政策导致的赤字累积为3万亿美元, 而由奥巴马政府所制定和推行的政策所导致的赤字积累约为1.4万亿美元, 占这10年累积额的12%。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反恐、减税等措施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在金融危机后为了恢复经济增长, 为了抵消私人储蓄增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 政府采取激进的财政政策。另一大负担源于美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所造成的巨大养老保险支出。

(3) 产业结构调整。美国、欧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进行了以“去工业化”、“空心化”、“虚拟化”为特征的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其主要内容是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会计、律师以及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同时, 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通过跨国公司或者加工贸易向外转移, 使得纺织、钢铁、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从曾经的国内传统优势产业转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以及较大的市场潜力,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加快了将传统的制造业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中国在这样国际分工的浪潮下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的出口基地, 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这就使得中国在部分产品的生产上的绝对优势转化为出口竞争力的优势, 导致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方面使得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增加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大量消费品和制成品依赖进口, 贸易逆差扩大。加剧了美国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4) 对高科技产业进行贸易限制。美国在转移其国内产业链末端落后产业的同时, 国内主要发展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大量的消费品和制成品依赖进口, 但却限制高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 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

(5) 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地位。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居于核心货币地位, 同时作为最具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国际储备货币, 使得其他国家长期以来形成对美元的依赖, 美国因此能获得别国无法获得的特殊利益和权利。美元的这一特权开始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 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 赋予了美元中心货币地位, 美元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力的最主要来源。这一体系虽然于1973年解体, 但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地位却没有动摇。这一美元特权不仅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维持经常项目逆差, 不受外汇储备的约束。美国利用经常账户逆差获得了国内高消费所需的大量物质产品, 弥补了国内巨大的储蓄缺口。而其他国家则需要通过贸易顺差或借贷来获得对外支付能力, 但借贷形成的债务最终仍需靠贸易顺差来偿还。同时其核心地位和其作为最具流动性的货币的事实使得经常项目顺差国将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的主要资产, 从需求上又推动了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美元的这种特权可以说是美国经常账户长期赤字的根本原因。

2.中国方面的影响因素。

(1) 储蓄过度, 消费不足。中国由于国情以及历史和文化传统, 形成了老百姓强烈的储蓄意愿。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999年的59621.8亿元增长到2010年3月的303302.5亿元, 同比增长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倾向于保持收入的部分比例用于储蓄, 以备不时之需。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人口结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 消费者理性地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来使用自己一生的收入, 据此来安排其一生的消费支出。年幼的时候依靠消耗前一辈的储蓄生活;到了年轻的时候, 开始工作, 倾向于保持一定比例的储蓄来应对不确定的需求和养老。而50岁以后人口倾向储蓄的原因是因为老年人不确定的意外支出和医疗支持较多, 同时为了养老支出, 减轻子女负担;到了年老的时候 (65岁以后) , 就主要依靠年轻时候的积蓄生活, 这个时候对储蓄是负的影响。

(2)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消费意愿不强。从长期来看, 中国居民储蓄一直都很高, 这反映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存钱, 是为了医疗、子女入学、养老等, 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会直接导致居民对未来缺乏足够的信心, 如果社会的保障体系完善, 那么居民就完全没有必要存钱, 反而会积极消费。

(3) 农村人口收入较低, 增长较慢。从图1及数据中可以看出, 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远远低于城镇家庭, 城镇家庭收入在1988—2007的20年间增长了17倍, 而农村家庭收入仅增长了10倍。且农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 2010年的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2002年的城镇家庭收入水平。接近8亿的农村人口收入严重滞后于整体经济的发展, 农村潜力巨大的消费力得不到释放,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美好愿望就不能实现, 过剩的产出仍然只有严重依靠出口消化, 经济增长仍然要依靠出口拉动。

(2) 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 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起, 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对外经济的开放发展。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加快制造加工业的发展,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加工贸易, 持续增长的出口量为我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分工发展及产业转移的外部环境下, 中国抓住了有利时机, 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充分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将中国人口红利同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优势以及资本优势有机地结合。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也服务于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为了鼓励出口,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等优惠的对外经济政策, 这些政策对我国外部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 中国粗放型出口增长方式的缺陷也非常明显, 除了产生的大量经常项目逆差以外, 也使得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 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

三、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 变量的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以经常项目顺差为主要研究对像, 则经常项目顺差可以用进口差额来代替, 因为中国经常账户中货物贸易顺差是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 于是选取进出口差额 (出口减进口) 为被解释变量y. (同时由于中央银行每个季度只公布一次经常项目数据, 本文考虑选择月度净出口数据作为经常项目数据的替代变量。

2. 解释变量。

(G-T) + (I-S) =经常账户赤字 (盈余)

(1) 其中G是政府支出, T为政府财政收入, (G-T) 为政府赤字, 是国家借款的政府组成部分, 于是选择政府收支差额为解释变量GT。

(2) I为私人投资, S为私人储蓄, (I-S) 是国家借款的私人部门组成部分。这两个变量都是受利率影响, 于是选择了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作为解释变量I。之所以选择储蓄存款利率而不选择贷款利率是因为存贷款利率的变化方向一致, 而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是我国消费力不足, 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

(3) 选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为解释变量EXR。人民币汇率直接影响的进出口, 并且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是造成中国经常账户长期顺差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检验人民币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程度。

(4) 选取抚养比 (人口负担系数) 作为解释变量P。根据收入的生命周期理论, 非劳动人口主要是储蓄的消耗者, 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消费水平, 间接对贸易差额产生影响。

(二) 模型的设立。

(三) 计量分析。

1.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对被解释变量进出口差额 (Y) 进行单位根检验。从检验结果看说明进出口差额 (Y) 是非平稳序列。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EXR) 是非平稳序列。财政收支差额 (GT) 是平稳序列。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 (I) 是非平稳序列。人口负担系数 (P) 是非平稳序列。模型回归结果的残差项的t检验统计量的值为-4.506140, 小于相应临界值, 可见残差项序列无单位根, 各变量之间协整。说明可以按照这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2. 回归结果。运用Eviews软件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3. 经济意义检验。

从经济意义上来说, 政府财政支出越多, 赤字越大, 进出口差额越小, 经常账户逆差越大。回归结果中β1=-1.21, 变动方向与经济意义相符。利率水平越高, 国内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越低, 则出口越大, 进出口差额越大。回归结果β2=492.75, 与经济意义相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越低,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 则出口减弱, 进出口差额变小, 检验结果β3=-140.99与现实经验不同, 经济意义检验不通过。可能是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 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人口负担率 (抚养比) 越低, 说明非劳动人口比重变小, 是属于增加储蓄的因素, 同时非劳动人口没有劳动收入, 非劳动人口比重的缩小会带来更多投资, 过剩的产能就只有转出口, 因此会加大贸易顺差。检验结果β4=-911.39, 与经验判断符合。

4. 统计检验。

(1) 拟合优度: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R-squared=0.763, 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757, 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较高。

(2) t检验:与β1β2β3β4相对应的t统计量都比较显著。说明有较高影响程度。

5. 计量经济学检验。

(1) 多重共线性检验。由于前面的EXR变量的经济意义与传统的经验估计不同, 初步判断存在多重共线性。于是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 选择EXR、GT、I、P数据。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 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 证实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或者说多重共线性不严重。说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EXR) 系数确实为负, 人民币越升值, 经常项目顺差的问题越严重。

(2) 异方差检验及修正。恩格尔 (Engel) 于1982年提出了在时间序列背景下也有可能出现异方差性。由于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 所以运用ARCH检验判断是否存在异方差。根据检验结果可以得到 (n-p) R2=33.4>χ20.05 (1) =3.84, 说明存在异方差。运用使用White异方差一致协方差使用进行修正得到:

四、结论

从回归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人民币汇率对于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并不是像传统经验想象的那样, 升值有利于缓解中国长期经常项目顺差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人民币从1995年开始一直升值, 到2009年3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降了19%。但是这期间中国进出口差额不断上升, 对美国贸易顺差却没有停止增长。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的程度有所缓解, 因为人民币升值会促使企业进行技术管理的改革去提高效率, 弥补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价格优势减弱。并且中国廉价劳动力价格优势明显, 不论在人民币升值前后, 其工资成本不仅低于美国, 而且低于第三国。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虽然低于中国, 但是这些国家不具备与中国同等的生产能力, 因此不具备成为第三国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出口既不会被第三国的出口所替代, 也不会被美国本国的生产所替代。中国对美国出口数量不会减少, 但是出口价格会相应上升。因此缓解失衡问题, 不能单单依靠人民币的升值。政府财政收支差额影响投资和消费, 支出越多, 赤字越大, 进出口差额越小, 经常账户逆差越大。利率对经常账户差额是正向的影响, 对资本账户也是正向影响, 利率越高, 投资越少, 国外资本流入越多, 因此为了缓解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有必要在不影响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调低利率, 引导消费和投资。

参考文献

[1].周凌飞.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分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07.4

[2].苗长青, 李冬梅.认识全球经济失衡的症因.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