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精选12篇）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篇1

随着西方哲学的转向, 科学技术突显出其本真。科学技术作为行动和实践的境域已展现, 尤其在社会向度上展开。因此, 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学视域被展开, 同时, 也随之形成了一个独立研究空间: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默顿认为, “什么时候科学、技术与社会开始在学术论坛中流行, 然后在其他日常语言和机构中流行, 包括在强有力的美国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中流行?我设想短语——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它不可避免的缩写STS——开始扩散, 是同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为时以晚的出现相关联的。这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1]。科学社会学的主旨是把握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的维度。STS研究作为一个哲学运动的原始推动力还有科学技术的社会问题以及科学哲学自身发展的社会学转向。

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农、医、天、算”, 实际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技术观。虽然如此, 但也决不会有损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 是由它内在的特色所决定的,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所致, 无必然之由可以追问。因此, 就中国古代而言, STS的问题变为TS问题。而技术在中国古代并未在社会向度得到体制性的强有力的支撑。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技术曾经辉煌却不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技术的价值本性和伦理问题, 中国古代可以提供的只是一些思想资源。

一、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STS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 其支点在于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体制。默顿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把握了科学技术的这个如此主要维度。“这种观点就是, 近代科学除了是一种带有独特规范框架的‘社会体制’。它同其他某些社会体制有部分共同点, 而与另一些社会体制则有着紧张的冲突”[1]。

本—戴维 (Joseph Ben—David) 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表现有精辟的论断, “……体制化有如下的意思: (1) 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 它是因其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 (2) 存在着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中的行为的规范, 其管理方式适于该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有别其他活动的自主性; (3) 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特定活动的社会规范。社会体制就是一种已按上述几点体制化了的活动”[3]。科学技术作为体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科学技术因其社会功能而具备体制化价值;科学技术有着社会互动的机制;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有其独特的规范结构, 它同互动机制有机地支撑着这一体制的自主性。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 或者说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就是满足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而这种需要始终贯穿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可是, 到了近代, 西方才从社会向度上把这种需要的满足规定为科学技术的功能。正如齐曼 (John Ziman) 所言:“现代对科学的要求是实用和对社会负责。”[4]贝尔纳 (Bernal, 1901-1971年) 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归纳为:“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 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 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 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 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5]科学技术不仅满足社会的需要,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本身还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乃至主要前进动力, 即科学技术是社会体制的命脉。

科学技术社会体制是凭借科学家、技术家组成的共同体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社会结构, 由科学技术共同体、社团和交往等三个要素组成,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科学与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标志。默顿提出:“如同人们时常所注意到的情况那样, 在对有着非常多的智力巨人出现的时期进行思考时, 待解释的现象‘也许并不是超凡的自然才能的倍增, 而且超凡才能在有关的几种职业上的集中’……各种社会学状况的结合……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 在此之上可以研究这样一些社会学因素, 它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注目的发展, 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1]社会学研究表明,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促使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结成社团来巩固和发展共同体, 从而进一步发挥社会体制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益和健康的有用发明, 才能有效地发展自然实验哲学……这项工作最好由有资格研究此种学问的有发明天才和有学问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来进行。他们将以此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 并组成拥有一切正当特权和豁免权的正式学会”[5]。

在科学技术共同体中, 尤其通过社团组织、社会互动来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体系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它是‘科学方法’的心脏”[4]。科学交流的方式有通信、发表著述、讨论会、非正式讨论等。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明确地指出,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有别于其他社会体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而这维系于它本身所特有的一套规范。他把这种规范结构称之为“科学精神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1]。

如前所述, 断裂中国古代技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体制化的保证, 主要症结在于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在物质向度的保障基本上仰赖于社会和平安定、风调雨顺以及政治上清明。技术仅作为辅助手段。据《考工记》, 春秋时代, “百工”被列为“国有六职”之中, “审曲面势, 以饬五材, 以辨民器, 谓之百工。”“国有六职, 百工与居一焉。” (《考工记》) “百工”及其代表的技术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江河日下。晚清学者指出, 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社会漠视技术, “古时劝百工之法。日省月试, 既禀称事, 曲台基著于九经, 自《周礼·冬官》经乱而逸, 以《考工》一记补之, 自汉以来渐亡。古制百工居市, 间有专习。高曾规矩, 日蔽日窳;聪明才智之人, 夷诸贱隶, 亦遂无能克自振拔者, 皆国家无疑劝之故也”[10]。

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是不受社会重视的, 相对而言也就没有社会体制化的价值可言了;科学技术没有形成社会体制, 相对而言科学技术不能持续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如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设立过的官方天文学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中, 几千年来, 皇家天文学机构一直是朝廷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一传统, 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 甚至更早……到了周代, 皇家天文学机构及其职官, 都已颇具规模, 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名称及其首脑的官职名称, 历代屡有变动……但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地位和性质, 确实是自《周礼》以下一脉相承, 垂数千年而不变”[11]。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其机体在于共同体和社团组织。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却是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最为关键的是, 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天象观察和历法制定的技术活动完全出于服务于皇家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为使命。如此, 皇家天文学机构就不是技术性质的机构, 而是政治与社会的机构。同时, 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拒斥普遍性, 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古代天文的机括是维护王权。“所以, 天学在中国古代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必须由王家垄断”[11]。“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严申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连收藏天文图书或有关的仪器, 都可能被判徒刑乃至死罪”[11]。

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中, 书院制度可以成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重要制度思想资源。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特点是研究与教育相结合, 采取学者讲学, 师生共同研讨切磋的方式, 其性质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私学。书院制度始于唐, 盛于宋。“宋初, 天下渐定, 学习风气日盛, 又因佛教禅林教学制度的影响, 一些学者便选择山林僻静处办起了专以收徒讲学为业的书院”。 “南宋时代, 官学和科举的弊病日益暴露, 一般士人苦于没有一个能比较自由地授受研究学问的场所, 因而对专事讲学, 可以参加科举为目的书院产生了好感;又由于理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和以理学家为主的一批著名学者的大力提倡, 书院又发达起来了”[14]。到了晚清, 随着西学尤其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制度传入中国, 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教学研究内容的书院——“格致书院”。 “格致书院是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与一体的特殊机构”[10]。“科学仪器的展览, 科学讲座的举办, 科学人才的荟萃, 使格致书院成为当时中国少见的展示西方科学技术的窗口”[10]。相比较而言, “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胚芽。同时, 也沿用了书院制度, 即书院制度所具有的特征, 可以和西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进行汇通或对接。

二、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从社会体制的维度展开, 如杜威对培根在西方科学与技术最初实现社会体制化的过程中表明的那样:“新论理的任务是保获心意使它不自相矛盾, 教它忍耐持久地去学习事实中无限的差别性和特殊性, 教它在知识方面顺从自然, 以便在实践中支配自然——这就是学问的新论理——新工具或器官的意义, 这名称显然是为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而起的。这名称还包含其他重要的反对思想。亚里士多德以为理性是可与合理的真理独自结合的。他所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那句名言的反面是, 性灵不是动物的、人类的, 也不是政治的。它是神圣地独一无二、无所不包的……培根确实可以算作从实用见地看知识的一个先觉。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他在知识的追求和归宿中怎样地注意社会的因素, 便可以免掉许多误解。”[17]“用培根的话来讲, 我们虽在用科学支配系统地、优越地运用到人类地位的改进上去。这种运用虽亦不少, 但都是偶然的、分散的和表面的。这个限制规定了现今哲学改造的特殊问题。因为它注意在社会的缺陷。”[1]如此,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根本的在于其社会体制化。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无疑首先要去追求对于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了。

社会功利是科学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最主要动力和机制, 而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体制, 更凸显以功利为主的价值取向。“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1]。“正是对科学价值的这种肯定性评价——一种逐渐变得日益起促进作用的评价——引导着更多的人们去从事科学。对科学的注意力的这种提高——这在有关职业兴起转移的数据中得到反映——至少是科学在这个世纪后半叶获得加速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不是一个充分原因的话”[1]。这“社会价值”也就是功利价值。“在十七世纪, 对于科学的功利性时常提出有些过分的要求, 那主要是科学的体制化的前奏”[1]。巴伯在其《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指出, 出于他们本身对科学的忠诚, 业余爱好者协会显示了功利主义的倾向, 这是近代科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沃恩斯坦说道:“他们自己关心家常兴趣之事物, 例如贸易、商务、工具和机械, 并且试图以科学之光来改善日常的生活。”[22]

与之功利社会价值有着天然联系的科学技术是在依靠社会体制为工具来促进社会进步。巴萨拉 (George Basalla) 认为, “技术进步”的核心是追求社会进步。“文艺复兴以来, 给技术的性质和影响的思索定调的技术进步概念是以六大推论做基础的。第一, 技术革新毫无疑义对变化中的人造物的改进有显著的贡献;第二, 技术的进步直接有助于我们物质、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改善, 从而加速了文明的发展;第三, 技术上的进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进步可以毫不含糊地用速度、效率、能量或其他一些量化标准来衡量;第四, 技术变革的源头、方向和影响都完全是在人类控制之中的;第五, 技术征服了自然界并迫使其为人类目的服务;第六, 技术和文化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巅峰状态”[23]。

但是,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在它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是否有悖于其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蔡尔德 (Gordon Childe) 引用史前社会发展表明, 其负面效应仅是社会进步中的“非正常现象”。 蔡尔德认为他已发现了技术变革与人口增长之间关联的无懈可击的证据。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事件中即有这类明证。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 描绘英国人口增长的曲线直线上扬;这一发展被蔡尔德用风行一时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即历史学家称为工业革命的那些东西做参考而解释它。在蔡尔德看来, 历史上关于工业化的益处和坏处的辩论, 最终可以通过谈到它的客观标准来解决。他总结说工业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因为它对给自己影响最大的物质——智人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便利[23]。这也是科学技术以社会体制为工具对社会的价值取向始终追求社会功利, 追求促进社会进步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 其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以价值为核心的, 尤其是“义利之辨”。中国传统哲学取向重义轻利, 这种倾向成为阻碍技术社会体制化的最主要障碍。以儒家为例, 儒家尤其轻利重义甚至于弃利, 视义利如风牛马不相及的事。“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宪问》)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义之所在, 不倾于权, 不顾其利。” (《荀子·荣辱》) 不可否认, 重义轻利本身是合理性的, 也是必要的, 表征着人类美好而又崇尚道德情操, 可视为超越经验的伦理。可是, 把义与利完全地对立起来, 并一棒子打死, 视其社会功利为洪水猛兽, 自然地不仅舍弃了“利”自身所有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对“义”有着有益的必要的互补和互助的关系, 而且也阻碍了技术社会体制化。

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以其固有的保守性的特征而断裂技术社会体制化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守成和稳定。“孔子曰:‘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继, 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 即当时之现代化。夏商周三代, 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继周而起者, 但又知其仍必因于周, 而亦不能无损益, 秦汉以下是已。所因少, 则传统弱, 而不能常。如秦, 如汉, 如三国魏晋, 以下如隋, 如五代, 皆是也。所因多, 则传统强, 而能常。如两汉, 如唐, 如宋, 如明是也”[25]。社会历史倚重于传统。虽然晚清思想家已初步认知西方科学技术所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 但仅仅停留在认知上而已。

摘要：从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维度考量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中国传统文化漠视技术, 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从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向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阻碍了技术社会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其对人文、伦理的关怀以及“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 对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比较,现代性转型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篇2

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默顿于20世纪30年代末发表的博士论文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并开创了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学派,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学.到60、70年代,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在西欧兴起,科学知识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科尔试图在默顿学派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

作 者：林庆利 LIN Qing-li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新乡,453007刊 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4)分类号：C912.67关键词：默顿 “默顿命题” 社会建构主义 科尔 实在论建构主义

后现代视野中的教育技术符号观 篇3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教育技术 符号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6-0040-01

一、符号学的起源和发展

关于什么是符号学的问题可以有两种回答方式，一种是按照历史上人们对以这个名称标志的研究活动的内容加以说明；另一种则是就其符号学得范围和含义的学科内容加以列举说明。本文中将对第二个阐述进行解读。

柏拉图以前的各种记号讨论大多相当于一种直接性象征和标志的意思，因此在狭义符号学方面尚不具备重要性，因为有关记号的性质和功能还尚未普遍性的探讨。[1]这个时期的符号学只是处在一个雏形阶段。自文艺复兴之后，一直到19世纪，符号学的意指范围就越来越广了，涌现出四大理论传统，分别是：由索绪尔开其端、由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将其发扬光大的语言符号学、以皮尔士等为代表的逻辑符号学。[2]20世纪，卡西尔、苏珊-朗格为美学符号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教育技术符号观

教育技术是一门交叉学科，是一门集理论与技术为一体的学科。以教育层面的发展来指导技术上的突破，从而技术上的革新又会反过来更好地服务于教育的发展与传播。

（一）理论的符号观

教育技术这门学科是从教育学中孕育出来的，教育技术理论层面存在两种符号，即本体符号和延伸符号。本体符号是其它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孕育的，符号彼此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矛盾发展到会影响这些符号继续作用时，这时每一种符号都解决不了这种矛盾的演变，所以只能有一种新的符号的诞生来化解，即教育技术的本体符号的问世。但是教育技术本体符号的出现并不标志着它就会脱离其它符号而独立存在，其它符号反而就是延伸符号的重要组成要素。

（二）技术的符号观

怎样将教育技术理论的本体符号更为便捷和有效的呈现和传播才能完成教育目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去了解符号化的技术。技术的符号化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进行符号重新编码的过程。将大量与教育有关的符号进行重新的匹配和对位，例如教学内容在用技术符号进行编码时，会出现不同的教学效果，这和技术符号编码的顺序与编码的匹配对象有关。一项新的教育技术的创新都是从一个简单的符号开始的，通过大量的有序符号的排列组合，去实现不同的教学方式。从这个视角审视教育技术的技术层面，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符号。

三、以后现代的角度解读教育技术符号观

“后现代”作为一种思潮，是以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其核心是强调去中心、非理性、不确定，反对本质主义、理性主义、有序统一。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态度，已经扎根于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的心灵深处。

（一）基于符号观，对教育技术现状的定位

后现代对人类的影响是不可阻挡的，从杜威开始，他的教育“无目的”论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传统教育的解构。其实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也是沿着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展开的，而且它汲取了“无导向教育”的前车之鉴，更多的是与杜威的名义上的“现代教育”实质上的“后现代教育”合流。

符号已经打破的固有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可以是制度化的学校教学符号的呈现方式，也可以是便捷式的移动学习符号的方式。随着教育的向前发展，教育技术呈现的教学符号的指向也越来越不明朗，这种不明朗的符号可以随意的编码教育信息或知识的片段。但是这些重组的符号并不是全盘式的否定以往的对教育技术的符号编码，对于符号的新的组织方式只是将以前的符号组织打散，再进行重新的集结，是一种辩证的继承之前的符号编码形式，在之上又有创新和突破。简言之，就是对教育技术的重新审视、重新构想、重新整合、重新改写，是符号的“解码”和“再编码”活动。皮尔士认为：任何一个符号本身可以转变为另一个更加完善的符号。

教育技术学科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提高教育的效率，以促进社会和个体的人的发展。符号可以是教育方法，可以是教育内容，可以是教育手段，这些游离的符号的一种自组织的状态，会造就出具有不同功能的组织体。教育技术这门学科无论是理论层面的符号还是技术层面的符号，都是庞大的自组织符号中的一个基因。

（二）基于符号观，对教育技术未来的展望

符号作为客体世界的认识载体，不仅能引导人探索客观世界、而且符号在教育中也较好地满足了教育领域所需用的一些特殊功能，如可计划性、可传递性、可评价性。因而符号进入教育技术也是一种必然，教育技术需要人的思维，而这一切将借助符号来完成。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充斥着整个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这位“预言家”表述的内容似乎可用一个词来代替：符号。不同的基因符号构成不同的物质，不同的内容符号构成不同的机体，从而也就具有不同的功能。当然教育技术的一切形式、内容和手段也都涵盖在内。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这是因为，后现代实际上就是把那些在现代中无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使之从“无形”转变为“有形”。[3]所以，我们必须以后现代的目光去审视现在的教育技术，即从符号的角度去把握教育技术的未来。

教育技术将会经历从有形到无形的一个过程。有形的理论，有形的技术，这些都是作为有形的符号形式呈现和运用的，在这种有形思维的符号驱使下反倒成了教育技术发展的桎梏了。所以必须将现有的有序的符号进行解构，进而重新进行匹配和组合，这里的匹配和组合并不是指重新形成一成不变的容纳性更强的结构了，而是一种短暂的重组，可以随时打散来建构其它的体系。在建构之前，这些符号都是一个自我状态，当需要进行建构时，它们就会自发的呈现一种自组织的本能，去建构不同的功能体。未来的教育技术必将是游离的符号式的教育技术。

四、小结

后现代不是对现代的脱离和反动，而是超越。超越意味着后现代不仅是对现代性局限的否定，更是对自我的建构。教育技术自然是确定的、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而预测性是基于简单的因果关系。后现代思维的教育技术符号观则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能预测的；是复杂的，虽然有序，却是复杂而有序。

参考文献：

[1]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丁和根.中国大陆的传播符号学研究：理论渊源与现实关切[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6）.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篇4

(一) 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一词,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人文, 是指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 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 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著。

人文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呈现一种新态势, 改革开放至今, 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体系。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如今的社会主义阶段, 不同的历史时代造就了各异的人文精神,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当今中国人文精神的构建也应该遵循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原则, 根据我国当下所处的世情、国情和党情, 在后工业时代适应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机制运行, 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 包含科技经济、民主政治、自由文化、生态社会的综合体。从中国新时期发展角度来说, 人文精神的内涵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韵味。中国化的人文精神内涵有三:一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价值追求”, 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性的相容性, 关怀的中心是现实生活中人的身心全面价值的体现。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实践正是体现了人文精神的核心———以人为本, 同时又兼顾科学理性。在科学协调的基础之上形成人与自然、社会、自身价值全面实现的统一格局。二是人文精神把人的文化生命和文化世界的肯定贯注于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中, 强调人的文化生命的弘扬和人的文化世界的开拓, 促进人的进步、发展和完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厚的人文精神, 我们在现如今发展进程中更要学会扬弃, 将精华与灵魂熔铸成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决心, 用富含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旗帜指挥着向“中国梦”的道路前进。三是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的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 它包括对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 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 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 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等”。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个体, 应当在社会整体性基础上对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有一个正确理性的剖析。在认清自身存在价值意义前提之下, 尊重自己、他人的生命与尊严, 推崇“三观”的指引作用, 用理性与人性合一的眼光去寻求自身全面发展, 以人文精神为引领带动我国社会道德体系的完善, 树立社会发展新风尚。

(二) 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现状

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伴随着历史发展一直延续至今, 在全球化的大潮流下, 我国的人文精神体系的构建也在加紧进行着。纵观中外各国的人文精神发展现状, 我国的社会人文精神构建存在着危机与风险, 需要我们追根溯源、理性剖析, 树立正确的社会人文精神体系。

中国虽然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 蕴含丰厚的文化资源, 但是从总体来看, 中国的人文精神缺乏系统、专门的理论体系。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机制对人性的压制, 传统思想观念和教育方式对人的自我认知的误导与摧残都影响了人对自身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没有相应完善的机制与法律规范, 加上人们的心态还无法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态, 致使产生了极重的个人利益主义, “一切向钱看”“金钱是万能的”等错误价值观的出现, 推崇实用主义的盛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道德的缺失, 形成社会风气的堕落。自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道德、思想领域的混乱等各种社会弊端的出现, 严重影响了我国新时期进取的步伐, 不利于社会风气的端正。人文精神的缺失, 影响到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我国是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 人口在不断增长, 成为一个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个人人文精神的缺失会导致一群人人文的丧失, 如果不加遏制和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弊端, 那么就会危及国家、社会的发展, 削弱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发展。由此可见, 我国人文精神的普及和构建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

人文精神与国民素质直接挂钩, 人文精神的高低, 反映并制约着国民文化素质的优劣。我们应该对我国社会人文精神缺失引起的现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人文精神反映的是人的主体性与价值尊严、生命的意义。当今社会发展存在的就业难、看病难和贵、医疗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资源与环境的破坏、男女比例失衡及性别歧视等问题无一不引发我们对人文精神构建的深思。

二、科学、人文主义现代化路径下的人文精神构建原则

(一) 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路径

科学主义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而逐步盛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它主张用科学来解决世间一切的问题, 用科学理性的眼光去批判、改造传统理性, 运用实证方法来解决问题。科学主义提倡的科学和理性思维在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同样也有所体现, 这不仅是两者的相关性, 更是理性思想在西方和东方社会中的流转、发展。

科学主义的现代化路径就是探讨科学主义在当今如何走向现代化, 去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它提倡的科学和理性作为自身的合理因素, 可以在全球化的当代寻求很好的契合点。第一, 当今世界是以市场经济机制为主体的发展模式, 而由于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缺陷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就要注重运用科学和理性来指导市场经济的发展, 强调理性地发展经济, 减少盲目性和自发性。第二,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思潮, 要注重应用于指导实践, 结合各国的具体国情, 不能生搬硬套或是直接的“拿来主义”, 要注重实事求是, 合理适度地发展应用科学技术, 正确处理科学理性与发展的关系。我们要始终坚持适度原则, 将科学技术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程度而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 用科技和理性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第三, 科学主义强调唯科学主义, 丧失终极人文关怀, 忽视价值理性, 夸大了理性, 科学的发展丧失了人的目的和价值。因此科学主义的现代化走向则更应该注重的是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完美融合, 将价值与人文关怀理念融入到科学主义之中, 用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加以补充和调节, 实现两种文化的并协共进, 促进人文化的科学主义发展。

人文主义作为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西方思潮, 它更从内涵层面体现了与人文精神的密切性。人文主义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 以人为本, 注重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尊严。我们要以人文理性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以人为本, 注重个性。人文主义的发展更要注重如何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而融入到现代化浪潮中。

人文主义在现时代进程中的发展新趋势, 让我们走出了焕然一新的现代化步伐。第一, 人文主义开始由强调个人、局部的利益转向群体的、社会的、长远的利益。人文主义在当今的新发展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 虽然个人仍然是人文主义的基础, 但当出现个体与群体、局部与整体、暂时与长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人文主义更加注重的是后者, 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理性的选择和态度。第二, 人文主义将人文主义原则延伸到自然界, 由人要做自然界的主人, 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转变。现代化的人文主义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发展, 必须对自然界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 注重自然生态领域的人文关怀。我们要建立新型和谐的生态发展观,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三型一体新模式。除此之外, 人文主义同样应该注重从内容和形式上适应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和党情, 端正主体性的位置, 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结合, 才能逐步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

(二)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原则

“无规矩不成方圆”。中国人文精神的构建是一项旷日持久的任务, 中国人文精神体系作为一个系统来说, 在不断发展构建过程中需要特定原则来规范、约束, 以便形成良好的中国特色人文精神体系。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现代化路径符合全球化时代特点的思想创新, 科学主义的科学和理性, 人文主义的人的主体性价值, 都为我们研究、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人文精神原则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时代性依据。第一, 在人文视野中构建科学理性, 树立时代性的大人文精神, 培植科学精神, 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真正统一起来。中国的人文精神构建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人文而忽视科学文化, 这是曾经辉煌的中国落后于世界步伐的内因。构建作为现代化意义支撑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基础, 科学理性是主要支架。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也要随着当今时代变化从误解向应用发展, 用科学理性规范人文精神, 使得人文文化填充科学领域的空白, 实现两者的双向完美融合。

第二, 在整体性视野中构建个体性, 树立局部整体的观念, 关注个人利益的实现, 以人为本。个体性代表的是作为个人的利益和主体性, 而个体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点, 历史社会中只是存在对整体和社会利益的实现的推进, 忽视了最为重要和关键性的个体性价值的实现。而当代中国人文精神体系的构建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着由“内圣外王”向人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过程的转变, 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只有更加关注个体性价值的实现, 才能在中国社会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应对各种挑战与风险。

第三, 实现高科技与真情感的平衡, 发展科技的同时关注人文精神和价值实现, 促进理性与情感的结合。科技是把双刃剑, 应用发展科技造福人类的同时, 针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人文价值缺失与伦理道德败坏情况, 比如说克隆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我们不得不反思其中利弊。我们要意识到科技开启了新人类文明的同时, 出现了情感认知机械化、人文文化的消弭殆尽。因此在当代中国人文精神构建中要合理应用科技, 实现理性与情感的结合, 实事求是, 坚持适度原则。

第四, 将人文精神构建关注点转向生态领域, 实现人文化的生态保护, 将人文原则从社会领域延伸至生态和自然界。十八大重新布局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格局, 即加入了新的血液———生态, 实现“五位一体”的综合平衡发展。中国当代人文体系的构建, 更加需要我们将关注点从社会转移到生态自然界, 只有社会生活与生态自然实现和谐统一发展, 对自然界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 注重自然生态领域的人文关怀, 方能实现人类的长久生存。

摘要：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是对现今社会人文精神发展现状的真实反映。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外在表现, 其实质就是发展中人的自我认定和主体价值性。作为哲学思潮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两者在内涵上对人文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指引作用, 其现代化发展路径更是在实质思想层面与中国当今人文精神的构建原则具有极强的关联性。自觉运用两种主义的现代化路径建构中国人文精神原则, 会促使中国社会发展进入理性阶段, 切实引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关键词：人文精神,科学主义现代化,人文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文现状,构建原则

参考文献

[1]杨岚, 张维真.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杨岚, 陈晏清.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构建[J].学术研究, 2002 (2) :5-12.

[3]吴玉敏.试析当代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与重建[J].攀登, 2007 (5) :89-92.

[4]贺萍, 高娜.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缺失探析[J].长白学刊, 2007 (2) :152-154.

STS视野中的科学技术之辨正 篇5

STS视野中的科学技术之辨正

文章认为,科学技术在STS领域内应被视作社会活动之主体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外显.其本质表现为:一方面,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主要原动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社会的异化而又会对环境和人类造成负面效应.环境伦理观的核心是:人类应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和其他生物物种服务,维护地球生态的.繁荣.

作 者：南海 NAN Hai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 刊 名：科学学研究  ISTIC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年，卷(期)： 21(z1) 分类号：N031 关键词：科学技术的同化   科学技术的异化   科学技术活动   科学技术的运用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篇6

在由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和17年文学所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语境中，有关战争的宏大叙事正体现出上述特征。即在某种历史哲学的引导下，文学在表现战争生活时，以高于生活的写作姿态，力求从战争中提炼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以军（士兵）民（农民）为主角，汇成一曲雄壮的集体大合唱，响彻乡间田野为代表的战场，在这样的战争文学书写中，都市中的个体及其日常生活状态被忽略了。可是，当我们仔细捡拾一番现当代文学史，在大一统的文学格局中，也能发现少数“他者”的身影；在震耳欲聋的合唱之外，还有几许尽管微弱，却也足够另类的声音。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就是其中之一。

张爱玲一向疏离乃至颠覆宏大叙事，可是这并不妨碍她也来写战争。考察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会发现，战争与张爱玲的写作命运有一种吊诡的联系：战争带来的某种空隙（文学的、政治的、文化语境的等等），让张爱玲可以放恣地写小我及其私人空间，催生她井喷般的写作灵感，在乱世中观世相，她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表意方式，并且迅速走上自己的文学巅峰；然而另一方面，战争使得人生变得难以把握，从而引发她对人类前途未卜的喟叹与惶恐。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她不止一次提及自己时常感到 “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之中的威胁”。当此时，拼命抓住日常生活成为获得自我确认的有效途径。所以到战争中闻听寻常人生的真实回声，也是张爱玲不能错过的选择。尽管她曾自称“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但是和战争直接有关的篇目并非没有，这里拣出《烬余录》《封锁》《倾城之恋》三篇作品进行解读。虽然体裁有别（1篇散文、2篇小说），却包含有共同的因素：现代战争背景下（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沪港）个体及其日常生活。这就可能使我们对她笔下的战争书写认识拓展到这样的层面：即反观现代战争中普通人的“常”与“变”，张爱玲是以都市个体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为切入口。三篇作品的命名也颇有意味：“烬余”“倾城”“封锁”，无一例外是对战争造成的人性与文明的破坏的像喻：包含了废墟、毁灭、荒原、孤绝之意。

一 、《烬余录》：“不相干的”战争

“碎片”——小历史

谈《烬余录》不能不说她和香港的渊源。从成名到离开大陆，沪港两地的双城生活是张爱玲重要的写作资源。1939年，19岁的张爱玲辗转香港大学读书，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她在纷飞战火中捱到1942年，不得已中止了大学生涯，返回自己的城市上海——此时上海也沦为孤岛。直到抗战胜利，张爱玲蛰伏沪上，在一种特殊的战争背景下创造了自己的文学时代。

这篇战争回忆录写于张爱玲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1944年。此时，距离港战发生已过去两年。然而战争给她带来的生命震荡似乎记忆犹新，一向处变不惊到冷漠地步的张爱玲提起笔来，仍有痛定思痛之感：“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 “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这种看似颇为矛盾的表述，恰恰包含其个人的一种历史观在内：“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因为“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全不相干”的印象与记忆，正是张爱玲式的叙述历史的起点。她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颇为郑重其事的“声明”：“一般所说的‘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小说里……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是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②

张爱玲的见解当中，也包含一个女性在回望/叙述历史时所持的性别姿态——对细节、“生趣”所蕴含的寻常人生的倚重。需要注意，张爱玲所代表的女性身份有点特殊，既非五四精英/激进知识分子，也非鸳鸯蝴蝶派式的市民知识分子，更非一般城市小市民，（尽管她曾坦言自己最喜欢承认自己是小市民，但小说家言不可尽信，是否故意挑战“大”市民？或是出于反讽的语言策略都有可能）。换言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谱系和小市民谱系中均无法安放张爱玲，张爱玲的身份可以用她自己发明的一个称谓来指代，那就是女性“轻性知识分子”。

那么这样的“轻性知识分子”大致有如下特点：葆有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自立果敢，有一种机智清平的见识；去除了一般知书识字者咬文嚼字的积习，偏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人生；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乐趣，却有一份严肃的人生观；对日常生活有同情的理解，但不沉溺颓废，不会堕落。（关于这一身份的发现、梳理与研究，倪文尖有过详细的讨论，此处不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定位，给我们提供了一把解读或打开张爱玲战争书写视角的钥匙。

现当代文学中的战争书写，李欧梵曾指出：“描写中国人民抗日受难的故事很多，但大多数是有血有泪的伤感式叙述，感人有余，但‘剧力不足，因为没有‘距离感，更没有任何反讽或讽刺的意味。”③如果说，那些作品呈现的是一个个不畏牺牲英勇赴死的血性战士和“血色浪漫”世界，张爱玲的《烬余录》所讲述的全然是一个平常到有点“不对”的世界。张爱玲以近乎冷漠的声音和旁观者的姿态，集讲述者与记录者于一身，坦言她的战争感观。她把镜头聚焦于香港这样一个殖民地都市，如实再现香港围城18天发生的 “战事”——那是一些“低到尘埃里去”、琐屑到不能再琐屑的人生零碎。

囿于个人见闻，张爱玲笔下的 “战场”，首先来自她所在的贵族学校。战争开始那一天，港大学生为了学校无法举行考试而欢呼雀跃。陡然跌入出生入死境地，学生们的行为举止大多数是与近在咫尺的战争现实主动“脱节”，进而朝着更加庸常的一面滑去，他们的确是把一己的心智兴趣投放在了“全不相干的事”上。一个女生首先发愁的是没有适合战争的衣服可穿。另一名女生不顾炸弹在隔壁炸响，宁可拖延时间也要设法把装满漂亮衣服的大皮箱运到山下，当她穿着织锦缎旗袍穿梭于防御工事，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和勇气。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则冒着枪林弹雨进城看卡通电影，回宿舍后又独自到浴室泼水、唱歌。学校停课后，无家可归的学生们为解决膳宿而到防空总部报名做防空团员，可是还没来得及明白防空员的职责，仗已经打完。战事期间，他们也曾耳闻目睹“流血”与 “牺牲”，那是一位被炸弹擦伤稍微失血的青年——他因自己成为众人的关注焦点而格外愉快；另一位则是学校的历史学教授——这位英国人被征入伍，在回军营的路上被同胞哨兵开枪误杀。这里的“流血牺牲”显然不具备崇高与悲壮，却充斥着“荒谬的反讽”。④

另一“战场”来自大学堂临时医院，张爱玲和她的同学们担任临时看护。当一个受尽磨难的伤员终于死去，“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这样的冰冷细节书写，不但照出人类的自私冷酷，也向读者曝出令人诧异的另类战争景观，那是一种类似“谐闹喜剧”⑤的战时行为和心理。不得不承认，这是张爱玲给文学上的战争书写留下的荒凉、荒诞之笔。

无疑，张爱玲亲历的战事无一发生在主战场，但是她在准后方的发现也足以令人瞠目：战争竟然给人们带来空前的“吃”的喜悦。仿佛是为了转移战争带来的恐慌，人们找到了一味定心丸——“吃”。 “香港从来没有这样嘴馋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吃。”从冰激凌、小黄饼、罐头牛羊肉、甜面包、三角饼到“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无所不吃，而最“下流的，反常的”“吃”当属这一幕：“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不但如此，战时香港人也超常发挥着“吃”的聪明才智和热情。 “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这种不约而同的全民厨师化：同样是一出出“谐闹喜剧”。

除了“饮食”，另一种战争景观便是“男女”。朝不保夕的绝望与空虚之下，人们无法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一对男女不惜在防空办公室等几个钟头去领结婚证，“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滞留宿舍的学生“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从这样的“生趣”展现中，张爱玲感到的是沉重与失望：“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事实是如此。”

《烬余录》读上去颇似一份口述战争史。只不过它绝非大历史，而是一份囿于个人角度的记忆，一些个人化的历史碎片。然而，不要误以为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只是冷血和琐屑，玩世和嬉皮。恰恰相反，通常我们所谓的“以小见大”，此间也有。余斌曾说：“她有一份严肃的人生观，对人生能保持强烈的好奇，强烈的爱好，而生活对于她始终充满了新鲜。”⑥ 这段评语套用到张对战争的态度，同样合适。在这些不相干的“碎片”里，张爱玲以超越个人经验的人生态度，时而冷眼旁观，时而凛然自审，发现了战争带来的历史/文明/人性的吊诡之处：战争撇去了一切虚浮的东西，“存活”下来的竟只有食性，而且苟存者各个心安理得地如此“活着”。这可能就是张爱玲的小历史叙事：经由“一寸寸”的“活的”人生，发现了人性的本能。只是，“她一般不把个人、人性所应承担的责任推至社会、历史之类外部因素，而视之为人性自身的普遍缺陷”。所以，她要表达的是对人类的悲悯与自嘲。

如果说，《烬余录》所记载的“战争史”偏于客观中立的纪实，人物也形形色色，其中的性别立场尚不明显，那么以下两篇小说则侧重于对现代战争背景下都市中产阶级女性命运遭际的关注。

二、《封锁》：虚拟战争中的“出轨”

《封锁》写于1943年。这篇小说，又像一幅速写，场景来自现代都市的一个公共空间——电车车厢。挤在车上的芸芸众生由于突如其来的空袭，被临时封锁在这样一被个悬置的时空，每个人都因“封锁”而与原先的现实“脱节”。车厢里的人仿佛一瞬间都变成名副其实的现代人——独立自由的个体，告别过去告别旧我，偷欢也罢，放纵也好，尽可享用自己的片刻人生。人性的出轨从虚拟的战争缝隙中得以探出头来。先是两个乞丐趁机提高喉咙唱将起来，在“从来没有这么静过”的上海白天出了一回“风头”，还引来电车司机的呼应。两个熟识的乘客旁若无人地大声议论同事，一位妻子大声告诫手拎熏鱼的丈夫别弄脏了裤子，一个老头子用搓核桃的小动作代替思想的痛苦。在难捱的寂静和等待中，车厢的人以“看” 来填补空虚：看报、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看街上的广告，看客中，似乎只有吕宗桢和吴翠远在“思想”。吕宗桢因换座位而发现了旁边的吴翠远，他们由最初的为消磨时间而闲聊，进而迅速发展到“相爱”并讨论结婚，于是一对原本平庸的陌生男女无师自通地上演了一场“浪漫邂逅”。然而封锁刚刚解除，男子便回到原位，继而走下电车奔赴家中，像一只乌壳虫 “爬回巢里去了”——晚饭的餐桌上，他俨然是一家之主：威严地接过太太送上的热茶，缓缓地检查儿子的功课。“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一对都市男女就在虚惊一场的空袭中上演了一出精神出轨的尴尬游戏。

《封锁》以“惊愕”的方式颠覆了萍水相逢式的浪漫和诗意，吕宗桢和吴翠远的“封锁悖论”抛给读者一个难题：是该谴责吕宗桢的引诱欺骗、始“乱”终“弃”，还是该嘲笑吴翠远的轻信天真甚至愚不可及？抑或，该感谢“封锁”制造的浪漫泡沫，还是该诅咒封锁的结束摧毁了这泡沫？其实作者原本无意提供答案，只想用一种揶揄的笔法，把现代都市男女置于准战争的放大镜之下，勾画其猥琐与放恣、幻想与现实、可靠与易变之间的参差不齐。

饶有意味之处还在于，前述《烬余录》与《封锁》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文本（无论故事还是体裁），两者却有奇妙的互文性，烬余录的结尾表达了《封锁》带给我们的“启示”：“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我们只顾忙着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寻找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寄托讽刺与同情才是作者初衷。

三、《倾城之恋》：世界末日催生的“爱”

如果说，《烬余录》和《封锁》借战争反观人性的不可靠，也暴露出包括张爱玲在内的都市市民国族观念的冷漠和生活态度的虚浮不彻底，一如既往地透出张爱玲式的苍凉哲学，那么《倾城之恋》传达的人生态度是否要积极一点温暖一些？在这篇小说中，一直运气欠佳的白流苏，在历经离异、寄居娘家遭人冷眼、被花花公子范柳原引诱继而供养的尴尬境遇之后，几乎要沦入始乱终弃，却因为香港战争的突然爆发，原本要远走英国的范柳原竟然转身回来，死心塌地和她完婚。战争的“洗礼”让他决定要认真过生活，与流苏做一对平凡世俗的夫妻。一向玩世不恭的范柳原甚至对流苏说了实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个结局并非真正的大团圆，但是毕竟战争让两个人滋生出一点真爱，并且要凭着这点温热度过余生。悲耶喜耶？张爱玲在此给予的反讽意味其实更大：一点真爱的诞生要等到世界末日。“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只有借助“倾城”这样灭顶式的战争事件，才能诞生白流苏这样一个的“幸运儿”。这里，张爱玲洞察并预言了女性自己无法主宰的命运。

张爱玲的大多数作品似乎远离战争，其实那些拼命抓住日常生活的都市男女头顶所悬的斯摩达克斯之剑正是战争。以这三篇来看，张爱玲对战争的书写仍然没有脱离其一贯的“谈性论食”。⑦她放弃对战争中人类激昂飞扬那一面的捕捉，开拓战争领域里的私人生活空间，冷眼旁观乱世中的市民醉生梦死的一面：因死亡恐惧而催生的近乎狂欢的对日常生活的痴迷；孜孜专注于饮食男女的及时行乐，金钱至上个人至上的“价值”取向。其背后恰恰隐藏着现代人巨大的精神空洞。

张爱玲试图告知世人，当日常生活遭遇战争，人类的文明和本能会跌落到原始的荒凉。需要指出的是，站在女性日常生活的角度，这种发现带有明显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下笔女性经历的常与变，却少有顾影自怜的伤感或孤芳自赏的礼赞，多的是反讽与自嘲。这里面，张爱玲似乎在展现女性与战争之间的对立和博弈，是否可以将此写作归入女性主义者惯常采用的“重述历史”立场——“在历史中重现妇女”？在此，战争与女性的命运遭际又是一种吊诡：可谓成也战争败也战争，白流苏“幸福”的人生“成”于战争，吴翠远耻辱的电车“奇遇”乃是“败”于战争。

“战争所反映的历史本相以及生活形态，也极显了人类在非常态的情境下表现出的特异的战争文化现象。”⑧战争将使人类的精神走向何处？在张爱玲看来，无非两个归宿：滞留原地或倒退回原始本能；战争的价值何在？张爱玲告诉我们：两败俱伤，没有胜者。这或许就是张爱玲在战争背景下张望人性和文明的答案。

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在中国现代战争文学谱系中虽非主流，却也足够另类。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中期，当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作家们普遍把目光投向乡间田野为代表的战场，张爱玲选择了1940年代的沪港沦陷区；当军（士兵）、民（农民）成为战争文学的英雄主角，张爱玲关注的是都市中“软弱的凡人”；当追求史诗与壮剧成为写作主流，张爱玲却孜孜于从“全不相干的事”上面发现“人生的所谓‘生趣”、捕捉“时代的总量”；当作家们以大合唱的方式讴歌英勇善战、流血牺牲，张爱玲却对战争中文明的停滞或倒退极尽反讽之能事。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在在彰显其独特的写作姿态、历史观和性别意识。

注释：

①[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②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系列》（下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③④⑤李欧梵：《苍凉与世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第9页。

⑥余斌：《张爱玲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⑦倪文尖：《“轻性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的表意实践》，转引自高瑞泉、[日]山口久和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72页。

⑧陈思和：《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转引自《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⑨肖向东：《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基于‘战争人性与‘人学视角的观察》，《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性别想象与现代认同”（项目编号：11YJA751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编辑部 ）

地理新课程视野中的现代意识教育 篇7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了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基础的发展, 其实质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中学地理是中学课程中唯一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为基本内容的课程, 其功能在于教育学生关心并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教师要紧紧围绕教材对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教育。如学习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时, 要了解人地关系思想的历史演变;讲环境问题时强调可持续发展等等。

二人地协调意识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不少教师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夯实基础知识点上, 无暇顾及知识本身所蕴含的人地协调教育因素。人地协调意识的教育, 应选取学生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典型事例, 使学生对“地对人的影响”“人对地的影响”“如何实现人与地的协调”等形成正确的认识。

如自然资源是产业活动得以进行的重要外部条件, 未勘探开发前还谈不上对产业活动有什么影响。这一事例说明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外部条件, 但不是决定性条件。然而, 在特定的场合, 地理环境可以成为人类活动的决定性条件。如干旱地区, 有无水源就成为能否发展灌溉农业的决定性条件。由此让学生形成辩证的人地观。

人类活动必然引起地理环境变化, 但不一定要破坏地理环境, 前提是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 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的破坏和毁灭, 直接危害了人类自身的利益、威胁到自身的持续生存。

如何协调人地关系, 人们的基本认识是:人类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环境的容量相适应;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人类的发展必须从自然环境的整体出发;确定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 必须同自然环境与资源结构大体相吻合;利用地理环境, 既要遵循生态平衡规律, 又要遵循社会经济规律。地理教学应依据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 选择生产生活中的具体案例, 渗透并加深这种认识。

三因地制宜意识

因地制宜包括两个方面:对不同“地”的比较与评价和怎样根据“地”的条件差异进行生产建设。前者重在弄清区域差异, 后者重在如何扬长避短。因此, 根据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等优势, 将要发展的产业、作物, 布局在适宜它本身生长、发展最有利的地区, 这是地理学“因地制宜”观点的要义所在。

学生因地制宜意识的形成, 需要地理教师不断地渗透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区域差异是因地制宜的基础, 着眼于因地制宜意识教育的区域差异的教学, 要遵循选择和组织教材、安排教学进程这样一条基本线索:区域不同——资源和条件存在差异——发展潜力和可能性互有差异, 存在的问题也不同——需要因地制宜, 合理利用环境。

因地制宜需正面例证和反面例证结合运用, 是进行因地制宜意识教育的基本策略。正面例证有助于使学生懂得什么是因地制宜和应当怎样因地制宜;反面例证则可使学生理解到不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的危害及后果, 增强对因地制宜重要性的认识。在农业生产中, 如正例“地势低洼的地方, 挖塘养鱼、植桑种麻”, 反例“在半干旱地区的草原开垦耕地种粮食”等这些事例比较常见。

四全球意识

经济全球化、生态危机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各个领域全球化的多元发展, 必然要求我们的教育需培养出具有全球化意识的学生。

在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为主线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尽管全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完善, 但总体来说, 各国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都没有重视环境保护,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生态污染问题, 导致了目前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可根据有关资料说明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运用地图说明世界主要自然灾害的分布;举例说明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对其他区域的影响;举例说明当前全球环境问题的管理与国际行动;理解个人在环境保护中应具备的态度、责任和行为准则等内容, 对于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意识教育还包括国际知识、国际和平、国际关系、国际正义感、责任感的教育。使学生拓宽国际知识, 了解地球, 认识世界, 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知道国际文化对本国的意义;从小树立“地球村”“我是世界公民”的观念, 关心人类、关心世界, 学会人人协调共处;培养学生跨文化的适应能力, 包括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要求学生既认同世界的普遍文化, 又继承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五国家意识

地理学科中的国家意识不仅要突出爱国, 更要强调忧国、富国和强国;不仅要具有自豪感, 而且要形成忧患意识, 有建设祖国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因此, 在教学中要合理选择与配置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 将有关认识家乡和祖国壮丽山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等内容融进课堂, 对学生进行乡情、国情和国策教育, 培养民族自信心、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树立为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发学习的崇高志向。

六资源意识

资源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以前, 我们总是宣传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资源丰富”, 这容易使学生产生盲目乐观的心理。其实, 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严重不足。如水资源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面积人均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9.7%。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我国每新增GDP一元钱就要比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平均多消耗3倍以上、甚至比日本多13倍以上的能源消耗。通过这样的资源国情教育, 让学生产生危机感, 逐渐养成爱护资源、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资源的资源意识。

七人口意识

人的一生, 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 这些资源需要从环境中获得。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人类必然向环境索取越来越多的资源。然而, 地球提供各种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众多的人口会导致一系列严重问题: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教育落后、医疗没有保障等。

因此, 亟待提高我国公民的人口意识, 扭转中国人“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 应结合教学内容及时介绍当今世界和我国的人口状况、发展趋势, 选取身边翔实的案例和资料说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必要性, 培养学生正确的人口观、生育观, 增强人口意识。

八环保意识

“环保”是今天日常生活的一个热门关键词, 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江河湖海普遍受污, 全国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652.1吨, 远远超过环境容量。

温室气体过量排放, 导致全球变暖, 带来一系列环境变化。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 尤其是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雾霾天气频繁出现, 且延续时间越来越长, 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另一方面, 酸雨污染尤为突出, 我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受酸雨影响。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日益突出, 电子垃圾产生的高峰期已经来临。

全国沙化土地173.97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18.12%,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生物多样性锐减, 目前我国野生高等植物濒危比例高达15%~20%, 44%的野生动物数量呈下降趋势;同时, 外来物种入侵也较突出, 严重地威胁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

因而, 在教学中教师应提供或让学生自己收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资料信息, 配合教学进度, 并分专题制作环保小报;或安排家庭用水调查、家乡河流水质污染及治理措施等综合实践活动, 在促使学生潜移默化中培养环保意识, 在衣食住行中落实环保行动。

九海洋意识

海洋是云雨的故乡、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气候的调节器, 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千米, 相当于陆地国土面积的1/3;沿海地区现有4亿多人, 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60%。因此, 新课标规定在高中开设“海洋地理”选修课, 对于学生普及海洋知识、增强海洋意识、了解我国海洋国情、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地理, 会告诉学生: (1) 海洋地理基础知识, 强调海洋自然地理时空分布规律和主要形成原因。 (2) 开发利用“蓝色国土”是倡导“蓝色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3) 了解保护海洋环境和防止海洋污染的意义, 培养青少年健康的环境伦理和良好的地理行为, 关注海洋的命运和前途。 (4) 从各国普遍关心的海洋维权问题入手, 关心和了解错综复杂的国际海洋斗争, 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爱国情感……

十法制意识

全球视野中的我国现代农业建设 篇8

一、在全球视野中认识“现代农业”

1.“现代农业”是一个历史范畴

现代农业是一个历史范畴, 是相对于原始农业、传统农业而言的, 是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又一个阶段性状态。

传统农业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阶段, 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 主要是铁木制生产工具, 以人力、畜力为动力, 生产者以世代传承的经验和技能, 以手工劳动形式进行生产活动, 只能维持自给自足的发展水平。传统农业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均衡状态, 其表现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农业技术状况长期不变, 二是人力资本相对稀缺, 三是持有并获得收入来源的动机和偏好基本未变。

从我国农业和世界农业历史来看,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就已形成了传统农业的基本体系, 两千多年的进程中, 小农家庭经营制度与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农作技术有机结合, 使我国传统农业获得了巨大成功, 相对于全球农业, 一直处于领先水平。

可是, 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飞跃中, 我国却落后了, 究其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分析方法中, 我们可以认为, 替代成本大或者说替代效应差是直接原因。比如, 大型机械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投入, 相对于廉价的劳动力, 替代成本是大的。而这种替代如果发生在精耕细作的效益水平已经很高的基础上, 那么, 即使使用大型机械也难以大幅度地提高效益水平, 因此丧失了现代农业的动力。

现代农业的建设, 就是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就我国而言, 一般认为, 建国后即开始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可是进入21世纪, 我国与现代农业仍有着较大差距。

现代农业仍在不断发展。我们如果坚持常规推进, 只能总是步人后尘, 即使“现代”了, 也还是落伍的, 永远处在相对落后状态。现代农业, 是指在世界范围内, 与其他国家比较, 处于先进水平的农业形态, 我们要想超越其他国家, 就必须打破常规。我们可以超前构思农业发展的未来状态, 或者可以称之为“后现代农业”, 以历史发展规律, “后现代农业”必将替代现代农业, 而在这一替代过程中, 我国可以占有替代成本小或替代效益大的优势。当然, 着眼于“后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业, 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2. 现代农业的特征

现代农业是一个相对概念, 主要以发达国家既有现代化成果为参照, 处于先进水平的农业, 不同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内涵, 对现代农业的一般性界定也因时而变。在我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曾以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肥化来概括现代农业的特征。后来有所变化, 也基本上是这“四化”的延伸。1979年以来, 对现代农业又有新表述, 比如, 以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代替后来的“四化”, 又如, 用现代科技、现代装备、现代管理、现代农民来界定现代农业, 等等。

从全球视野看, 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有着同共的特征, 那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渗透、工业部门的介入、现代要索的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服务体系的建立,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 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 用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 使农业在形态上成为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

同时, 我们也不应当忽视, 不同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这是由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如果忽视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 将现代农业的建设简单地看作是一些数据的变化, 简单地认同和重复发达国家的模式和过程, 忽视本国农业的特色, 这必然有碍于现代农业的建设。

进入新世纪, 现代农业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比如标准化农业, 运用“统一、简化、协调、优选”的原则, 对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 通过制定实施标准, 推广科学生产操作规范, 促使农业向专业化大生产发展, 几乎每个生产、加工、销售的环节都实现了标准化, 又如, 工厂化农业, 是在相对可控的环境条件下, 采用工业化生产, 实现集约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超前农业生产方式, 实现了全天候、反季节、周年性的企业化规模生产, 再比如信息化农业、多功能农业等。

对我国而言, 尤其需要认真对待的是, 建设现代农业, 不仅表现为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更主要的是使农业成为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 通过调整工农关系, 使农民成为一个享有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的集团。这要求不仅要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而且还要实现农业经营制度的现代化, 甚至可以认为, 制度变迁是建设现代农业之关键所在。

不论从生产方面讲, 还是从制度方面讲, 我们所建设的现代农业, 必须具有现代农业的一般特征, 同时, 双要构筑趋势性特征, 立足于国情, 着眼于未来, 善于突出特色, 勇于超前设计, 才能使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强基固本、超凡脱俗。

二、现代农业的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在建设现代农业的实践中, 已经尝试了各种模式, 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

1. 对农业必须有足够的保护力度

美、日、欧盟各国对农业的保护力度相当大, 利用各种支持性政策、优惠性政策、补贴性措施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利益, 可谓名目繁多。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制定了一系列农业支持政策, 如对主要农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和休耕补贴等。进入新世纪, 美国又通过了《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 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的投资力度。欧盟也非常重视利用共同农业政策, 加强对农业的补贴和保护, 1962年制定的共同农业政策对改变欧洲农业落后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 欧盟国家的政府支持和补贴达到农民总收入的60%以上, 这个比例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达30%和40%左右, 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估计, 日本农民总收入的80%以上来自政府的优惠政策, 而在我国, 我们的农民在其收入中, 来自政府的支持性收入能占多大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甚大!从这一视角作分析判断, 可见我国对农业和农民保护的力度远远不够!

2. 政府充当农业投资的主体

相对于其他产业, 农业自我积累的能力较弱, 所以更需要外部投资。西方国家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力度都很大, 充当了农业投资的主体。有资料表明, 2000年, 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农产品信贷公司和农作物保险公司进行农业投资占农业总投资的40%以上, 再加上地方政府投资, 可超过农业总投资的一半。这样, 就充分保障了农业发展的资金需要。

3. 重视对农业的科技支持

美、日、欧盟的科技创新体制各不相同, 但是都支撑了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促进了科技进步。并且, 科技进步致力于支持农业发展, 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相当高。日、韩等国曾提出“科技立国”、“知识产权立国”等口号, 对农业的科技支持力度相当大。另外, 这些国家完善的农业推广体系有效地扩散了农业技术, 促使农业成为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可现代农业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特征, 一是以生物工程为主的科技化, 如全球知名的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技术、驱虫祛病工程等;二是以卫星定位遥感技术为主的信息化, 单靠农业自身是实现不了的, 必须有工业、科技、金融等产业的全力支持和合作。

4. 寻求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

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 农业现代化没有固定的模式。一个国家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方式走向现代农业, 是由其国情决定的, 如资源条件、社会背景等因素。一般来说, 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国家, 往往从技术改革起步, 走资金集约或技术集约的道路, 如美国等。人多地少的国家则从劳动力集约起步, 利用生物技术, 发展精细农业, 如荷兰等, 注重发展设施农业, 搞“温室”革命, 走向现代农业。我们也应从国情出发, 寻求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

三、现代农业的国际化战略

我国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主体地位建设现代农业的, 我国农业不可能也不可以游离于世界农业之外,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施国际化战略。

1. 加快农业投资立法, 建立促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投资保障机制

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 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 不断加大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力度, 并寻求建立一种稳定机制。继续实行农业的各种直接补贴, 适当扩大补贴范围。例如对种植业, 除小麦、水稻外, 还应对棉花、杂粮、油料等进行补贴;对畜牧业也应适当补贴, 也可以对生产资料进行补贴, 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积极寻求改革, 完善补贴方式, 强化补贴作用。完善财政支农管理方式, 整合支农投资, 提高投资效率。继续深化改革, 拓宽农业投资渠道, 逐步形成多元化投资机制。

2. 重视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 强化科技对现代农业的支撑

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基础科研的投资, 完善农业基础科研设施建设, 保证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供应。同时, 重视农业科技推广应用, 调动社会力量, 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长效机制。

对于农业技术的选择, 应结合国情, 有所侧重。国外学者确立的“诱导技术变迁模型”理论认为, 现代农业技术分为替代劳动的机械技术和替代土地的生物化学技术两类。我国, 相对于富裕的劳动力资源, 土地资源的稀缺是显然的。所以, 在技术选择上, 应借鉴日本、荷兰、以色列等国的经验, 盲目机械化是不可取的。

3.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我们一直强调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以什么标准为依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我们必须置我国农业于全球农业体系之中, 从全球农业分工出发, 确定我国农业的相对优势, 从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两个层面作出选择, 有取有舍, 有进有退。这样才能培养出我国农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发展现代农业, 需要国际市场。

4. 健全农业品市场体系

现代农业是市场化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 首先要构建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政策引导, 建立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 改善农产品流通的条件和设施, 是构建农产品市场体系的重要条件。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 加强农产品的质量检测和市场服务, 是构建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基础工作。扶持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开展市场营销、信息服务、技术培训、农资购销、农产品储运等活动, 是农产品运输体系服务于现代农业的功能所在。

5. 农业企业化制度设计是当务之急

以建设现代农业的动力机制看, 农业企业化制度设计甚至可以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引擎。现代农业是在农业商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农业组织的企业化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所谓农业组织企业化, 就是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与工商企业的趋同。建立现代农业, 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农业制度。

摘要：进入新世纪, 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 我们必须在全球视野中认识和阐释现代农业, 要借鉴国际经验, 实施国际化战略, 以寻求我国现代农业建设之途径。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现代农业,国际经验,国际化战略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 2007年1月29日

[2]山东省人民政府调查研究室:2006～2007年度山东省政府系统优秀调研成果选偏.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3]潘伟光郭善民:又快双好发展现代农业, 积极促进新农村建设.载中国农村经济, 2008年第1期

[4]陆世宏: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5]钟甫宁朱晶:结构调整在我国农业增长的作用.载中国农村经济, 2000年第7期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篇9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师生关系

一、后现代师生观的主要代表

1. 利奥塔。

利奥塔是法国著名的后现代思想家, 利奥塔认为, 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 文化进入后现代时期, 知识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在: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知识对于“认识者”, 彻底外在化了;知识的获得同心智的训练不再密不可分, 教师作用不再是信息的存储, 重要的是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的作用表现在帮助学生学习关于程序的问题, 学习那种连接不同知识或者信息领域的能力。因此, 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下, 教师作用并没有被抛弃, 只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

2. 多尔。

以研究后现代课程观闻名于西方教育界的多尔从混沌学原理和耗散结构理论发, 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不确定原理和非线性原理及皮亚杰的生物学世界观, 即“后现代范式”构建了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理论框架。多尔主张理论应当根植并发展于实践, 反映在课程上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在共同的活动中开发他们自己的课程, 课程不是指令的和完全规范好的, 关于课程的任何规定都应该是宽泛的而非决定性的。目标不是先于行动之前给定的, 因为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和不可预知的因素, 学习和理解来自于各个主体之间的对话和反思。

3. 吉鲁。

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吉鲁主要是从文化差异及身份、政治差异入手探讨教师的作用及师生关系。吉鲁认为教师的工作在于“转化智慧”, 教师以他具有知识或是社会行动者的角色, 协助学生探讨自己的个人历史, 对种族、性别及阶级的自我反省, 建立个人在特定社会团体中的认同及个人的定义。在吉鲁看来, 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传达知识, 而且要协助学生认清各种意识形态、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借以培养一种批判能力, 最终解放自己。

二、后现代师生观的内涵解读

1. 从二元对立的主客关系到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

现代主义者主要以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视角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自认为是主体的个人往往将对方视为被改造的对象和用以达到自身目标的工具, 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身上, 而不顾对方的感受, 忽视对方的能动性。本来应由两者相互合作完成的实践活动就蜕变成了自认为主体者的独角戏。

2. 从理性保障的师生关系到情感保障的师生关系。

现代社会的师生关系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是一种理性保障下的师生关系。它运用一些条条框框只加强了师生之间表面的形式化的联系, 而疏远了师生间心灵的实质性的交流。在这种师生关系中, 道德、感情等不存在交流的空间。总之, 情感保障的师生关系, 拉进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增加了师生之间的交流。这种师生关系要对完整性的发展负责, 而不是只对理性的任务负责。

三、后现代主义师生观对我国新型师生关系构建的启示

1. 建立师生间民主、平等的关系。

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是教育成功的基础, 新课程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其本质就是要搭建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教育平台, 构建教学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新型模式, 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意愿、隐私等, 采用多种方式肯定、赏识学生, 使他们树立信心, 充满自信。

2. 建立师生间真诚相待、关怀爱护的关系。

要建立良好的师生情感关系, 教师必须从己做起, 真情付出, 尤其是对学习成绩不够理想的学生, 教师就更应以诚相待, 热情鼓励, 耐心帮助, 用师爱去感化他们, 让他们在愉悦的情感中接受教育。

3. 倡导人性化教学, 教师要研究学生。

面对信息化社会和新的教学模式, 教师应该给予每个学生施展才能的机会, 给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只有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个性差异、兴趣爱好、发展特点, 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活力, 展现教学过程的魅力, 提高教学活动的吸引力。

4. 完善自我, 展现教师个人魅力。

教师要得到学生的爱戴, 就得有内在的人格魅力。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 提高师德素养和教学水平, 提升教育艺术, 努力成为富有个性魅力的人。

参考文献

[1]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大卫·格里芬主编.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3]顾明远, 孟繁华.国际教育新理念[M].河南出版社.2003.

[4]曾水兵.后现代教师观与教师发展新理念[D].江西师范大学.2005.

[5]罗嘉文.师生关系研究综述[J].教学研究.2006.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篇10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 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 客观上存在着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的现象———人们在一种新的异化和物化的生存方式中, 失去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科学发展观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关怀, 必然要求大学文化建设不断传承人类文明, 彰显先进的价值观、超越性思维、创新理念, 着力培养人的完整性———既崇尚真理又尊重生命的价值, 既见“专业”又见“素养”, 既见“知识”又见“思想”, 具有健全的人格, 具有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批判精神和创造力, 具有远大的理想和人生抱负。但是, 现实中很多大学注重大楼、仪器、设备等硬件的改造和建设, 缺少硬件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意识, 这显然与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旨相悖。没有文化体系软实力对大学建设的精神支持, 那些硬件设施只能是起象征作用的摆设。大力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有助于提升大学软实力, 进而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 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大学文化建设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大学生的精神面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对大学及社会的认同度、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 其检验标准看是否有利于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是否有利于培养创新思维和能力, 是否有利于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公民, 是否有利于学生在变革和流动为常态的现代社会中的可持续发展。大学生文明素质的不断提高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会有较强的示范、感染和推动效应, 并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大学在文化育人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大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两方面的培养, 学会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己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和超越, 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学生在学习和未来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学有所成、建功立业的思想武器。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最终要取决于青年, 特别是青年大学生。所以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要通过深入浅出、形式多样的方法和手段, 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能主动亲近、认识、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发展观, 并将其内化为他们的思维方式, 使他们成为生活、学习中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实践者。

二、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大学文化建设途径分析

首先, 倡导以人为本, 充分发挥师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科学发展观的中心和主旨是以人为本, 这就是要求在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 真正体现人的作用:建设为了人, 建设依靠人。大学文化建设要充分发挥广大师生的主体作用。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 乃大师之谓也。”大学教师属于高素质群体, 在文化建设中理应起着主导作用。教师应该认真履行自己教书、育人、塑人、树人的职责, 不仅做到“学高为师”, 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更在于“身正为范”, 使学生在为人处世方面受到教益、启迪。如果说大学教师是大学文化建设中某种意义上的导演和指挥, 那么大学生就是由导演给定主题或基调的剧本创作者和剧中的演员。大学生应该在与教师双向的交流中, 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在大学文化的建设实践中锻炼自己, 寻求知识、技能和素养的平衡发展, 提高智商、情商和德商, 优化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人格品质、生存方式、行为样法, 实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促进自己的全面发展[2]。

其次, 注重全面协调, 全方位推进大学文化建设。全面推进大学文化建设就是强调多个层面文化建设的齐头并进, 对文化建设的任何一个方面不可有所偏颇。一要突出大学制度文化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制度文化主要指大学有机体中个体间、系统间、个体和系统间交互往来的关系、活动规范等方面的组织化、制度化, 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既是合理的制度规范, 也是积极的价值和行为导向, 是大学文化建设的体制保证。二要发挥大学校园环境文化的熏陶作用。环境是隐性高效的特殊课堂, 优美的校园环境会丰富和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大学内浓厚的追求真理、求实自由的学术氛围, 民主而理性的舆论环境, 和谐的人际关系, 催人奋发的育人氛围等文化软环境, 对大学生更有着内在的牵引和激励作用。三要重视大学精神文化的主导和辐射作用。精神文化内在于环境文化和制度文化之中, 包括大学的校训、校风、学科特色、知名学者的独特魅力, 融历史、地域、传统、民族性和时代性为一体, 它往往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四要大力强化大学行为文化的示范作用。这里主要指在学术交流、教学之类的师生互动中教师的行为方式、思维理念、价值取向给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第三, 坚持先进性和创新性, 实现大学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大学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始终坚持其先进性和方向性, 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 加强文化建设的载体创新。“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3]。大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大学文化建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体现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 要求我们具有高瞻远瞩、全球性的开阔视野。只有不断根据时代的要求, 牢牢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才能够培育出紧跟时代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的高素质人才, 才能使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我们还要不断体现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等民族文化的传统, 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 用科学的精神扎实推进大学文化建设, 从而赋予大学文化强大的感召力、生命力, 促进它的可持续发展。

在大学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还要注意现实场境的变化, 直面多种环境因素的挑战, 不断加强大学文化建设载体的创新。如网络文化载体的创新, 充分利用网络这一新兴的媒体信息量大、共享性强、沟通速度快、覆盖面广以及具有开放性、交互性、“立体化”的传播形式等特点和优点, 不断拓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渠道和新手段, 建立和完善校园网络使用的规章制度来规范网络行为, 对校园BBS上的公共论坛进行引导、监控, 通过E-mail、QQ等即时通讯工具与学生进行点对点的信息交流、沟通和心理咨询、疏导等;学校适当开展一些融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于一体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 以促使广大师生开拓视野、提高素质;结合不同学生的兴趣点, 因地制宜地积极推进通识教育, 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 融通中外文化, 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 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关注寝室文化在内的大学校园亚文化, 开展宿舍环境的布置和装饰比赛、宿舍熄灯后“卧谈会”的征文等活动, 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体现高雅性、益智性、通俗性, 使学生丰富知识、陶冶性情、提高素养。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同样创新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灵魂, 只有在建设载体、内容、形式等多方面不断进行创新, 才能保证大学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和促进当前的大学文化建设应该成为大学领导者和建设者的共识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大学文化建设,科学发展观,建设途径

参考文献

[1]朱启贵.科学发展需要科学评价体系[N].光明日报, 2008-02-10.

[2]朱友岗.积极推进大学先进文化建设[J].江苏高教, 2004, (5) .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篇11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高职；就业；指导

一、高职就业理论引导

根据特质—因素理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适合从事的工作。对应的职业指导方式为：首先，通过谈话或者问卷的形式，了解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成绩、兴趣爱好等信息，同时了解当下最新的各种职业对人才的需求，再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分析学生具体适合从事的职业，为学生求职提供一定的指导。

在这一过程中，还要求指导人员必须能够了解判定被指导人员的优缺点，对学生个人能力又较明确的了解，并能够耐心地与被指导者进行沟通，答疑解惑，为被指导者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职业计划以及相应的调整方案。始终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到人尽其用，为学生规划适合他们自身个性的工作。

二、高职就业指导机制

高职的就业指导机制对学生未来就业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学生的指导行为，具体可通过在高校开办相应的指导课程以及邀请专家进行相关求职讲座等方式，加深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1.加强政策引导

指导人员必须帮助学生明确当前相关的就业政策，让学生对国家、对不同工作的扶持情况有清晰的了解，在未来进行选择时有更明确的目标。此外，掌握相关的政策，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就业机会，根据国家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更加高校地选择自己的职业。

2.转变择业观念

指导人员帮助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对自身能力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了解，调整自身就业期望，学会调节自身心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对个人职业选择有统筹性规划分析，避免从众行为，有个人判断能力，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

3.做到诚信就业

最近我國就业市场出现很多不诚信的情况，例如部分学生个人简历弄虚作假，刻意拔高自身能力叙述；就业签约“脚踏两条船”，随意毁约等行为，为了个人利益而未做到诚信，严重地影响了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印象。因此，指导人员必须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将诚信观念渗透到教育教学中。

三、当前高职就业指导问题

1.办学理念存在偏差

不少高职更加重视扩建校区，扩大招生规模，而忽略了对学生个人素质的教育以及相应的就业指导。过于重视学校规模的大小，忽视了高职应有的教学理念，并未重视相应的教学质量。

2.就业指导运行机制不健全

整体上，未建立自上而下完善的指导机制，缺乏相应的领导层面；师资方面，担任就业指导老师多为兼职老师，本身的知识水平不够专业，不能够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课本方面，大部分高职使用通用教材，不具有针对性，而且教材只是空谈就业指导理论，缺乏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内容；设施方面，没有专门的就业指导调研室，对当下最新的职业、学生性格进行统筹分析，帮助学生寻找最佳的就业方向。

3.缺乏相应的针对性

当下高职的指导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为开学进行相关理论指导，毕业安排一些讲座传授经验，但是缺少带领学生去企业参观学习、实战体验的机会，指导不够深入彻底，不能够为学生提供最新、最前沿的就业资讯。

四、科学发展观下的就业指导方法

1.安排专门的指导课程以及相关讲座

它能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当下最新的就业政策、资讯，传达系统的就业知识，为学生规划良好的就业方向，指导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当下实际，阐述各种就业规则、方法。

2.开拓多种就业指导方式

它包括面对面咨询、小组讨论、现身教育法等，面对面咨询让学生与老师进行当面沟通，为学生提供一些就业案例与建议，更加直观地帮助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小组讨论，集思广益，让大家讨论各自的就业问题，分享各自的想法；现身教育法，可以通过学校组织相应的创业实践、职业规划竞赛等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积极性，达成就业指导的目的。

3.相应的求职技巧以及法律知识辅导

可以通过举办模拟面试等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求职面试的过程，了解自己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克服面试时的紧张情绪，从而在未来就业中更加有优势；法律知识的辅导也非常必要，帮助学生适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参考文献：

[1]马树超.高职教育的现状特征与发展趋势[J].中国教育报，2006（09）：14.

[2]吕柯.高职毕业生就业指导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0）：76.

作者简介：荆玉晴，1963年出生，女，山东省青岛市，汉，学历：大学，职称：高级讲师，研究方向：职业培训。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篇12

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的主旨是强调文本的意义不能被作者一个人所决定, 要否定文本中包含的同一性, 应当给阅读者以自由的选择权与解释权。巴特从三个角度:作者、文本、读者来展开论证的。首先, 对写作这一概念做了不同于传统含义的界定:“写作就是声音的毁灭, 就是始创点的毁灭。写作是中性、混合、倾斜的空间, 我们的主体溜开的空间;写作是一种否定, 在这种否定中, 从写作的躯体的同一性开始, 所有的同一性都丧失殆尽。”这个定义实际上是在进一步重申自己的零度写作的观点, 写作是作者声音的毁灭, 是作者这个被人们一贯认作成始创者的毁灭, 文本的空间应当是一个中性的、带有混杂声音的、不平衡的空间, 而不是结构的、稳定的、只有一种声音的空间, 所以, 在文本空间中, 作者这一被传统树为权威的主体应当隐去;所以, 写作是否定作者所建构的同一性, 是否定文本中包含的所有的由意识形态所建立的同一性。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作者是现代人物, 我们社会中的产物, 它的出现有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作者这一概念是怎样孕育出来的呢?巴特认为它最先起源于中世纪宗教社会的瓦解, 当神的位置被人所替代, 人成为大写的人之后, 作者就诞生了。

对于现代读者而言, “句子的源头, 说话的声音, 实际上不是写作的真正地点, 写作就是阅读。”文本 (text) 这个概念的诞生就是为了与作品 (work) 相区别, 其目的乃是否定作者的权威, 指明在现代社会读者才是真正能够理解文本中的歧义的最佳人选, 原因在于“文本由多重写作构成, 来自许多文化, 进入会话、模仿、争执等相互关系。”这里的关键点是“多重写作”, 罗兰·巴特把多重写作解释为许多文化的聚集、汇合行为, 实际上是指不同人群的相互对话、争辩、交流的一种方式, 而这一对话交流的空间就是读者, “读者是构成写作的所有引文刻在其上而未失去任何引文的空间”。毫无疑问, 是广大的读者造就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 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读者中的一分子, 他的写作就是把读者所创造的部分文化进行组织、结构, 然后再送还给读者, 因而读者的意义是广泛的, 而不是单个人的, “读者没有历史、传记、心理, 只不过是把在一个单一领域中书面的文本赖以构成的所有痕迹执在一起的那个人。”读者自身没有痕迹可言, 我们不知道读者的历史, 无法为之立传, 无法研究其心理, 这是读者与作者的最大区别, 我们只知道读者是那一个将各种文化痕迹创造、组合在一起的人。如果不摆脱作者的权威性控制, 读者就难以获得阅读的自由, 因此巴特的结论是:“我们懂得, 要给写作以未来, 就必须推翻这个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

与巴特的进入角度不同, 福柯是从作者这一概念的发生学入手, 来揭示出作者正是批评家操作的结果。在福柯看来, 作者是一个具有讲述作用的“功能体”, 这意味着作者对于文本来说仅仅是一个参与者而不是决定者。在《什么是作者》一文中, 福柯首先详细分析了作者这一名称的由来, 揭示出它是如何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权威名称的。福柯将作者的名字与专有名称进行比较, 他指出专有名称 (包括作者的名字在内) 具有两种基本功能:描述功能与定名功能。“专有名称跟所命名的个人之间的联系, 与作者的名字跟所命名的对象之间的联系并不同型, 并且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这些不同表明:作者的名字不单纯是话语的成分 (作为主语、补语, 或可以用代词或其他词类取代的成分) 。它的出现是有作用的, 作用就在于它是分类的手段。”福柯说作者的名字是分类的手段, 这意味着作者的名字实际上是一种标志, 它区分出标有作者名字的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不同, 而这种区分奠定了作者的权威性地位。所以福柯这样分析到:第一, 作者的名字可以把若干文本与其他文本相区别开。这是作者建立自己的权威的第一步;第二, “作者的名字也可以建立起文本间不同形式的关系。”一个作者可以创作出一系列的文本, 那么署在同一名称之下的文本就建立起一定的联系, 有着共同的归属, 成为一个家族系列, 人们可以凭此确认出系列文本的统一拥有者, 这是作者建立自己的权威的第二步。第三, “作者的名字说明了讲述以某种方式存在的特点。”讲述带有讲述人独特的痕迹, 讲述方式的不同, 把不同的作者区别开来。这是作者以自己的风格确立了自己在文化中的位置。福柯由此得出结论:作者仅是一个讲述的功能体。

我们看到, 罗兰·巴特与福柯都在否定作者的权威性, 只是两位理论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论证, 一个是从“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入手, 一个是从“作者——功能体”角度入手, 但结论却是相同的, 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竭力使作者与读者的地位相平等, 重新处于一个平面上。从文学艺术层面来看, 将作者与读者处于同一平面, 会导致新的写作形式的诞生, 新的写作形式是指作者在文学写作时可以与读者之间相互交流各自的想法, 作者边吸取读者意见边进行写作, 这就在作者、读者间达成了一种交流互动, 创作的文本真正成为双方合作的结果, 这种写作形式已经在网络文学写作中成为事实。所以, “作者之死”的思想实际上是“平面化”的文化表征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呈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