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野（共12篇）
现代性视野 篇1
摘要：现代性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在这种现实里, 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 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
关键词：审美现代性,文学主题,日常生活
在现代社会里, 文学有启蒙和对抗庸俗日常的功能。在哈贝马斯关于社会本体论的分析中, 认为现代社会由两种社会存在组成:生活世界和系统。 基于生活世界之上的交往行为, 处于根本性的地位。 生活世界, 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感和自由感的世界。 系统的主要成分无非是市场和行政, 这二者是必要的, 但系统的过分扩张, 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由于经济学思想决心只观察那些能够进入实用主义计算的东西, 因此它是盲目的:它对可观察世界的质的丰富性视而不见;对人们的独立性, 对他们的内心深处, 他们的希望、爱和恐惧视而不见;对人类生活是怎么样的和如何赋予人类生活以人类意义视而不见”①。
文学是一个辉煌的世界, 文学大师们用不同的风格为我们造出了不同的梦, 不同的人生, 也设置了不同的主题。本文区别于这种传统主题分析, 只选择其中几个话题进行探讨。
一、人生若只如初见
“人生有两出悲剧。 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 ”
萧伯纳 (1856—1950) , 爱尔兰剧作家, 1925年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 是世界著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 他对人生的主题概括黑白分明。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判断充满了不确定性。 “买下一张永久的车票, 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 ”
在《百年孤独》中, 设置了著名的开头:许多年之后, 面对行刑队,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 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 这个开头, 以其采用了从将来回忆过去的倒叙手法, 被后人津津乐道, 并被称之为经典式开头。
这个主题讲述了人生的宿命、不可逆转、美好的短暂、空虚的永恒。 最终都是一声叹息。 正是如此, 才有了这样一位男孩 (《麦田里的守望者》) 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老是在想象,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 几千几万个小孩子, 没有一个大人, 我是说———除了我。 我呢, 我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上, 我的职责是守望, 把那些不知道方向却老是向悬崖边奔来的孩子一一捉住, 我整天都干这样的事, 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
这是霍尔顿的愿望, 也是众多孩子的梦想。 梦想长大, 渴望成熟。 “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 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 ”安多里尼老师对霍尔顿说。
二、关于自由的思考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写到苏联大清洗年月里常有的情形:区党代表会议正在进行。 主持人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 全体起立。 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 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 三分钟, 四分钟, 五分钟, 依然是掌声雷动, 依然是经久不息的欢呼。 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 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 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甚至连那些真心崇拜斯大林的人也感到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了。 然而, 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 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 在领袖不在场的情况下, 掌声持续了六分钟, 七分钟, 八分钟……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 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 奇迹发生了: 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热情顷刻间化为乌有, 大家几乎在同一鼓点上停了下来。 他们得救了。
然而, 就在当天, 造纸厂厂长深夜被捕。 罪名当然很多, 但绝没有一项是“不鼓掌”。 当局以其他理由判了他十年有期徒刑。 在侦查笔录上签字时, 侦查员告诉他:“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
在当时那种没有表达自由的环境里, 这里的人恰好是用外表的鼓掌掩饰内心的“不鼓掌”的。 人们把自己的这种行为解释为“趋利避害”, 动物学上则把这种伪装称作“拟态”。
这一主题的另一面, 表达的是人人都需要人生有所“价值”。 帕慕克在《被剥夺的个人》中这样表述:
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情绪, 相对于我, 有些人可能还遭受着更为深刻的物质匮乏, 没有安全感和堕落感折磨。 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还是土地缺乏, 无家可归和饥饿……但今天的电视和报纸可以比文学更为迅速简洁地报道这些基本问题。 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讲述并研究人类的基本恐惧:被遗弃在外的恐惧, 碌碌无为的恐惧, 以及由这些恐惧而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惧。
这个主题亦讲述了人对自由的向往, 对生命价值的捍卫。
三、平庸之恶
现代主义作品中, 对善恶是不大做明确判断的, 而是超出道德判断的领域, 用现代心理学的可怕穿透力, 用现代美学的反讽力, 对人性和人的世界进行无情拆解和复杂展示。典型的如波德莱尔《恶之花》中, 尸体、骷髅都是诗歌描述的对象。
通过“恶之平庸”这个词, 汉娜·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 从他交代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 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特殊时代, 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②。
在中国现代作品中, 表现恶之平庸的小说无疑是鲁迅的《祝福》。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 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 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 “斯坦福监狱实验”。 24名学生随机抽签, 一半当“狱卒”, 一半当“犯人”。 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 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 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 短短一星期, 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 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
用角色开脱恶行, 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 而仅仅是“他”。所谓人性觉醒, 是从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 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 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 想一想。”是“停下来, 想一想”, 还是嵌在平庸的机器里, 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 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 这是一个问题。
四、规训与惩罚
正义战胜邪恶, 英雄复仇成功, 这是《水浒传》、《哈姆雷特》一类作品的永恒主题。 然而, 伴随着现代社会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强化, 道德的规训和法律的惩罚呈现出复杂的一面。
《红字》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长篇小说。 发表于1850年。 请看其中一个场景:
在十七世纪中叶的一个夏天, 一天早晨, 一大群波士顿居民拥挤在监狱前的草地上, 庄严地目不转睛地盯着牢房门。
随着牢门的打开, 一个怀抱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年轻女人缓缓地走到了人群前, 在她的胸前佩戴着一个鲜红的A字, 耀眼的红字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她就是海丝特·白兰太太。 她由于被认为犯了通奸罪而受到审判, 并要永远佩带那个代表着耻辱的红字。
她的丈夫是一名医生, 但是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她和牧师丁梅斯代尔有了私情, 生下了女儿珍珠。 在绞刑台上, 她死也不说出牧师的名字。 医生丈夫在绞刑的前一刻祈求总督放了妻子, 可是他的目的是找出那个人, 进行复仇。
牧师在深深的自责和屈辱中, 终于挣脱了懦弱, 走上了绞刑台。 医生齐灵渥斯把复仇当做他生活的唯一目的, 可是当他胜利后, 他扭曲的心灵再也找不到依托, 他迅速枯萎了。 不到一年, 他死了, 他把遗产赠给了小珍珠。
海丝特·白兰和小珠儿走了。 红字的故事渐渐变成了传说。 许多年以后, 在大洋的另一边, 小珠儿出嫁了, 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而海丝特·白兰又回到了波士顿, 胸前依旧佩戴着那个红字, 这里有过她的罪孽, 这里有过她的悲伤, 这里还会有她的忏悔。 又过了许多年, 在一座下陷的老坟附近, 又挖了一座新坟。 两座坟共用一块墓碑。 上面刻着这么一行铭文:
“一片墨黑的土地, 一个血红的A字。 ”
小说惯用象征手法, 人物、情节和语言都颇具主观想象色彩, 在描写中常把人的心理活动和直觉放在首位。 因此, 它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 而且被称作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
五、谋生亦谋爱
小说, 从本质上说, 是世俗的。 一个没有世俗心的作家, 是不可能写出好小说的。 即便像《红楼梦》这样务虚的小说, 作者也有一颗坚强的、具体的、无处不在的世俗心, 否则, 他就写不出那种生机勃勃、栩栩如生的大观园里的日常生活。
《金瓶梅》更是如此, 它完全写的是世俗生活。 有学者说, 《金瓶梅》是《红楼梦》的母亲, 这话是对的, 在如何表达世俗和市井生活上, 《金瓶梅》比《红楼梦》先行一步。
但是, 仅仅有世俗的烟火气, 这样的文学作品是廉价的快餐, 是不能超越时代的, 一切震撼人心、绵延后世的作品都要上升到哲学和审美的高度, 都要飞跃人生的平庸, 从而对人类敞开另一个世界。
契诃夫的作品, 往往不是写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 在他的作品中, 常常没有正面人物、反面人物, 而是从一个个鲜活而又幽默的故事里, 反映一个群体的生活, 以及他们和社会的关系。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表述契诃夫创作的主要意义, 那就是, 契诃夫不厌其烦地要让人知道, 人应该有精神追求。
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逐步衰弱, 一些中国人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 文学能给我们一点点安慰吗? 能给我们一点点美感吗? 这种日常生活的存在或许是文学的主题现代性张力的所在。
注释
11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的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2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现代性视野 篇2
——从价格约谈说起
郑毅
2012-12-27 22:57:33
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
摘要: 当前，价格约谈在行政实践中被越来越频繁地采用，而约谈理论研究的滞后性亦随之凸显。约谈在现代行政法中的理论定位为何？是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契约行为抑或是一类全新的行政行为？约谈的制度要素如何厘清？包括其应然的基本框架和必备要素，目前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效力机制、实施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构建与实现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现代行政法；约谈；属性；困境；应对策略
2011年3月22日，坊间传宝洁、联合利华、纳爱斯等日化品牌欲提价10%，3月30日国家发改委即表示，洗涤用品是群众生活必需品，其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目前已经“约谈”了相关企业了解情况，并明确表示，各类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不得随意搭车涨价，更不许串通涨价、哄抬物价，同时将派出调查组赴有关企业进行调查。然而到了4月，日化产品价格便全面上调。无独有偶，2011年5月6日发改委约谈的洋奶粉企业、2011年9月16日发改委对部分白酒企业进行的约谈也无一不是以相关产品的最终涨价的结局而告终。一边是行政创新的锐意尝试，一边是制度要素和实际效用的广泛质疑。究竟约谈的理论定位为何？约谈制度又应当如何正确地构建与运行？
一、揭开约谈的面纱
“约谈，顾名思义，约好就某一问题进行商谈。„„以求解决争端、平息事态。”[1]实际上，在国家市场宏观调控层面的约谈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在具体行政活动中开始了约谈的尝试，主要有食品药品安全约谈、税务约谈、消费维权约谈以及审计约谈等。
（一）约谈的内涵及其类型化
欲明晰约谈的理论内涵，可首先考察其在不同类型的具体行政活动中的内涵特征。如食品安全约谈是指质监部门对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未按时完成年度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主管负责人、监管责任人或主管负责人、监管责任人发生变更时，由上一级主管部门组成约谈小组，对以上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进行的警示、告诫或告知谈话；或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企业，抽检不合格企业，新建食品生产企业、企业法人、生产条件发生重大变更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由质监部门组成约谈小组，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进行的警示、告诫或告知谈话。[2]税务约谈是指税务稽查部门在开展税收检查工作中，收集纳税人的资料进行案头分析，对发现的问题和线索，邀请纳税人到税务机关了解其纳税情况，责成其核实纳税事宜，要求其解释和说明税务机关提出的涉税问题，并对涉税违法、违章行为进行处理和处罚，同时对纳税人今后的经营情况进行税收宣传和辅导教育的行政管理活动。[3]消费维权约谈则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与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进行直接沟通交流、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办法，督促经营者及时解决有关消费纠纷，指导经营者建立和完善消费维权自律体系，落实长效管理机制，提升消费维权在行政监管和行政指导工作实践中的运行能力，提升全社会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整体效应。[4]审计约谈的内涵目前虽无明确表述，但是从性质和权力实施模式而言，颇类似于税务约谈。[5]
其实，在目前约谈的理论和实践中，依据约谈对象的不同主要存在两种类型，即内部约谈和外部约谈。前者指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有关工作通过约谈的方式给予警示、告诫、告知或指导，属内部行政行为，是传统的行政命令的替代选择或前置的新形式，如2011年12月28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就严重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约谈了11个市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后者则是指主管行政机关通过与行政相对人或有关社会组织（如具有一定配合性权力的自治团体、行业协会等）的谈话进行沟通交流、通报情况、听取意见以及研究指导等，属一般意义上的外部行政行为，发改委以干预市场价格为目的的约谈即是外部约谈的典型代表。
内部约谈同外部约谈的关系描述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第一，内部约谈的实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选择性或前置性措施，虽然象征着行政权内部运行结构优化的大趋势，但是其本身并不具有实施上的绝对独立价值。易言之，内部约谈仅是一种选择性制度，采用与否的决定、约谈的后续措施的选择以及既定行政目的的实现，都仍需以传统的韦伯式的科层结构为基础。第二，内部约谈针对不同层级的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调谐，而非针对行政权与相对人权这一现代法治发展所关注的核心范畴。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相对于内部约谈而言，外部约谈的依据、程序、适用范畴、对相对人权利造成的影响以及异化的评估与监督等无疑才是我们更应当聚焦的核心问题。如何让科学制度的构建适应行政治理方式创新的不断需求？如何防止在参与行政、合作行政、社会行政外衣的掩盖下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对传统行政权力的滥用？如何引导全新的治理理念和形成发展以及对应治理模式的科学确立？等等。第三，应当在充分认知内部约谈重要性的同时，充分结合当前的客观情况，理性对待研究重点的选择问题。因此，应然状态来说，约谈的内涵应作广义的理解，即内部约谈和外部约谈的内在统一。而以价格约谈为代表的外部约谈则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
（二）约谈的目的与功能
依据种类不同，约谈的目的和功能也不尽相同。内部约谈的功能主要体现为警示、告诫、告知或指导。由于约谈人和被约谈人具有行政上的隶属、管辖或监督关系，因此内部约谈的功效发挥更为直接，也更为强势。而作为本文侧重研究的外部约谈，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有四。
第一，调查了解。这是指向被约谈人的行为以及将要做出的行为的原因、背景、具体情况等进行调查和了解，属初步试探环节，并以此为基础作为约谈人立场的确定、指导的方式乃至相关行政行为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基础。
第二，申明立场。这是指约谈人以相关领域行政主管机关的名义向被约谈人表明自己的态度，包括对被约谈人的作为或将要实施的作为给予评价、对可能诱发的后果进行暗示甚至对后续规制行为的作出提出预告等。
第三，给予指导。这是指约谈人在听取了被约谈人对相关事项的介绍之后从自身角度出发对解决方案（主要是指不同于被约谈人预设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提供指导性意见，以帮助被约谈对象在外部负面影响最小的前提下实现问题的解决。
第四，提出警示。这是指在申明立场和提供指导之后，被约谈对象依然明确表示或有足够的依据证明其将继续依照既定的方案作为，且这种作为必将对相关秩序造成消极形象的情况下，约谈人对被约谈人发布将动用传统公权力手段进行直接干预的警示，实际上可视为对被约谈人隐性的“最后通牒”。
至于上述四种功能实际上构成了一套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的整体，相对独立又彼此补充——调查了解是前提，申明立场是基础，给予指导是关键，提出警示是补充。
二、约谈的理论定位
（一）学界既有观点述评
利用现代行政法原理对约谈现象进行分析的前提，是明确其在行政法学理论谱系中的定位问题。目前的观点可分为“独立的行政行为”和“非独立的行政行为”两种判断。前者是指将约谈理解为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行政行为之一类，但在具体定位上亦有争议，有有学者认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行政指导行为，还有学者认为不属于任何一类既有的具体行政行为类型。后者是指约谈不具有独立价值，而仅仅是某种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程序之一步，如有学者认为其属行政协议的前置，也有学者认为其是行政调查之基础，还有学者将其解读为政府信息行政权的必经阶段。[6]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对学界的争论进行简评。
第一，约谈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价值。否定约谈具有独立价值的学者的共同点在于以“将约谈和调查了解相等同”为逻辑前提，这实际上是不妥当的。首先，调查了解虽然是约谈必不可少的功能体现之一，但却既非唯一功能，又非核心功能。调查了解本身在约谈中的作用基本在于约谈人立场的确定以及给予指导或警示的途径和方式的选择，显然更倾向于工具主义价值。其次，“约见与谈”仅仅是获得相关信息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尚有发函询问、书面汇报、侧面了解等诸多方式，将约谈在功能上与信息获取途径完全等同，逻辑上是不周延的。最后，绝大多数既有的行政行为本身就暗含“调查了解”的意蕴。无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试问哪一种行政行为的作出不是以调查了解并获取相关情况以为判断为前提？将这些行政行为中的调查了解环节一一析出再并称为“约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看不出切实的价值导向。综上，将约谈作为一类独立的行政行为是较为适宜的。
第二，约谈属于或近似于何种行政行为？首先，约谈是行政事实行为吗？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而以形象或改变实时状态为目的实施的行为。[7]从行政主体实施、以行政职权为基础、不具备法律拘束力以及行政性、侵益性和多样性等方面看来，约谈的确具备行政事实行为的典型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行政事实行为本身并非单独一种行为，而是由一类概念所组成的概念集；另一方面，行政事实行为和许多行政行为之间并无明确的界分，具有将其他行政行为归入自身项下的可能。[8]因此，将约谈笼统地归为行政事实行为，实际上对于引入行政法理论以对其进行针对性分析并无太多实质意义。其次，约谈超出既有行政行为类型之外了吗？一方面，得出肯定回答的前提是约谈在各方面特征上均与既有的行政行为类型存在本质不同，然而约谈行政法属性的厘清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其在特征上“特立独行”，而是由于其同行政合同、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诸多既有行政行为类型存在极大相似性；另一方面，提出一项新的行政行为种类必然面临证成缓解和理论体系的复杂化，因此须进行适当的“效益分析”——提出新的行政行为类型对于行政法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是否必然大于其所面临的的证成难题和体系复杂化背后所隐含的成本？目前看来很难做出肯定回答。因此，不宜贸然将约谈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行为加以对待。最后，约谈是行政指导行为吗？从前述的功能和现实特征来看，约谈的确非常近似于行政指导，然而“提出警示”等功能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行政指导的“利益诱导”特征。[9]因此直接将约谈界定为行政指导行为亦是不精确的。
综上，鉴于约谈近似又不完全等同于行政指导的特征，将其界定为“类行政指导”较为准确。
（二）类行政指导：约谈的阶段性理论归宿
行政指导滥觞于二战后的日本，曾在日本战后的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约谈主要在如下方面体现出类行政指导（quasi-administrative guidance）属性。[10]
首先，当代行政治理模式的转变成为约谈和行政指导的共同背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行政法制度的发展动力从行政权内源性的发展变革转化为行政权与相对人的权利的动态平衡的实现。当代行政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单靠行政权的拘束力和执行力已经独木难支，更多的行政法关系在“提供——接受”、“协商——合作”、“诱导——选择”中游移、选择并实现。[11]行政指导正是在这种行政治理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而约谈也同这一背景体现出了相当的契合性。具体模式有三。第一，约谈机关提供建议、信息而约谈对象予以选择性接受。第二，一方面约谈机关就管理事项与约谈对象进行协商以期达成合作，并协调具体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权责分配及彼此配合，另一方面约谈对象向行政机关反馈建议意见或诉求，对行政优化的实现发挥辅助作用。第三，约谈机关在约谈的过程中通过法律、政策的解析、利益诱导乃至警示等方式对约谈对象的行为产生能动、积极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须依据约谈对象的自由意志而实际产生。
其次，作为新兴的行政行为方式，约谈和行政指导都体现出强烈的非强制性色彩。所谓非强制性，内含主要有二。第一，这类行政行为的实现机制并非如传统的具体行政行为般依靠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等效力内容要素，而是基于相对主体完全根据自由意志选择接受与否的权利。第二，这类行政行为的实现机制中，行政主体不再占据唯一的主动地位，而是要通过同相对主体的协商一致共同促使既定行政目的的实现，其全新的二元模式特征与传统行政行为的一元模式具有本质区别。正如发改委就对开篇时言及的外界质疑回应称：“约谈企业是为了引导企业正确行使定价自主权不是行政干预，更谈不上干涉企业定价自主权”。北京大学盛杰民教授亦认为“约谈确实只是一种沟通方式，并不能认定为行政干预，也不具有强制性”。[12]
再次，约谈在功能上与行政指导相近似。第一，相对缓和的行政机关意志表达方式。传统上，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主体传达其意思表示的时候，往往采用直接命令、下达通知、发布公告等刻板的形式，一方面相对主体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不能同行政机关实现即时的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这种严肃的形式背后往往意味着公定力的产生和执行力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压制行政色彩。而行政指导的出现在特定范围内解决了上述问题，即相对主体被视为行政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较好的对等地位及较大的自主性，行政主体的意志传达也变成交互式的、二元化的沟通与交流。在此基础上，约谈则更好地贯彻了相对意义上的平等协商理念，从形式上缓和了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张力。[13]第二，行政参与和行政合作的重要制度平台。时代的发展呼唤参与式行政、合作式行政的运用。尤其是当代政府在将大量具体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化主体之后，传统的单向行政行为发生模式的刚性已经不足以承担这一全新的治理变革，于是调谐与这类主体间关系的制度平台的构建就成为迫切的需求。包括约谈在内的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全新的行政权实施方式就充当了这样的制度平台。第三，传统行政行为的前置铺垫。发改委即表示：“约谈是提前介入和引导，希望企业更好行使定价权，避免违规后再受处罚，这样也浪费行政成本。„„希望提前介入能将影响减到最小。”[14]实践表明，虽然很多行政领域具有采取上述新行政行为方式的空间，但是由于缺乏强制力等特征的局限性，为了在确保行政管理职能的实现和行政行为方式创新之间寻求理性的平衡，当行政指导、约谈的方式不足以实现既定行政目的时，就有必要向传统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方式回归，行政指导和约谈就成为传统行政行为的前置铺垫。由于包含了通过非强制性这一低成本、人性化的方式达致行政目标的可能性，因此这类前置性铺垫是非常必要的。
复次，恰如典型的行政指导一样，约谈也时刻面临异化的风险，是故在程序上同样需要适时的评估、监督、检查和备案以为保障。[15]约谈的异化主要存在于如下情形。第一，主体违法，主要包括约谈的行政主体不适格或被约谈的相对主体不适格两种。主体的瑕疵会使得约谈本身丧失合法性基础，从而发生异化并归于无效。第二，程序违法，这是指约谈的程序违背了相关的程序规定、原则乃至法治精神。对于程序违法和程序瑕疵需要区别对待，即出于稳定性的考虑，经补正能够继续的程序瑕疵可不视为异化，但程序违法则必须归为异化的范畴。程序瑕疵的异化可导致约谈的失效，并须追究相关的责任。但需要法律对于“重大”的情形作出相对明确的规范。第三，内容违法，这是指约谈的事项违反法律规定、借约谈的名义达成违法协议、名为约谈实为强制等。除了导致约谈的无效，还需追究行政主体甚至相对主体的责任。第四，后续事项的违法。主要是指约谈对象接受约谈事项后，约谈机关拒绝给予相关的帮助、指导及拒绝履行约谈过程中达成的协议，或者约谈对象违反信赖保护而拒绝实现约谈事项，又或者在约谈对象拒绝约谈事项后，约谈机关滥用行政职权对其施加隐性的不利后果以为“报复”等。
最后，将约谈制度作类行政指导定位的直接法效益在于，关于行政指导的既有法律规范得以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于约谈实践，甚至成为规范约谈现象的重要依据。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08条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当事人有权陈述意见。第一，对于是否接受约谈的事项，约谈对象无疑具有排除一切干预的自主选择权，这也是约谈存在的核心价值。鉴于长期的行政权威传统以及约谈本身具有的异化可能，约谈对象可能因顾虑今后来自约谈机关的潜在不利因素而违心接受约谈邀请乃至约谈的内容，更遑论在约谈的过程中但方面终止约谈，因此必须强制要求约谈机关在约谈邀请之初就明确告知约谈对象享有法律保护的自主选择权。第二，约谈对象有权对约谈事项发表看法、陈述意见，除了明确告知约谈对象对此权利的享有之外，约谈机关还应当尽完整记录、充分听取和认真考量之义务。可见，行政指导规范的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目前规范化水平较低的约谈提供必要的规范性支撑。
三、目前约谈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
（一）约谈的困境
首先，约谈何时启动？约谈的作用是为了促成某项行政目标的达成或使得相关事项沿着行政主体的预期态势发展，其在作用上同传统的行政行为别无二致，这就存在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更为深远的考虑则在于，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价格约谈实际上是作为政府根据自己意志对市场施加主动干预的形式，这就牵涉到一个被长期争论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究竟何在？如何才能既确保市场按照商品交易规则自由发展，又确保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
其次，约谈的效力如何发生？在发改委约谈特定行业的龙头企业之后，坊间最大的质疑集中在约谈的效力发生机制上。如有学者指出，“约谈”不是良方，管得了一时却管不了一世，系无奈之举。[16]有学者更是将约谈讽为政府“撒娇的小粉拳”。[17]上述质疑实际上涵括了对约谈效力两个维度的担忧。其一，约谈效力的原生问题，即约谈不具有强制力，约谈对象对于是否接受约谈的相关事项具有自主选择权，那又如何确保约谈内容的顺利实现？其二，约谈效力的次生问题，即约谈既然不具有强制力，那么为了实现约谈的事项，行政主体是否会滥用行政权以将隐性的不利后果施加于不接受约谈的相对人？如经济学家许小年就认为，约谈行为本身是不合理的，虽然声称是一种沟通方式，但企业怕“穿小鞋”，约谈后没有企业敢不尊重发改委的意见。[18]
再次，约谈如何实施？这主要是指约谈的实施程序问题。大概可以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事前程序主要包括约谈事项的确定、报批、通知、邀请约谈对象、约谈时间地点等事项的确定等；事中程序主要包括约谈的记录、约谈对象权利（终止选择权、发表意见权等）的行使与回应、约谈对象违法行为的处理、相关事项的保密等；事后程序主要包括回访、备案、评估、监督、在约谈对象采纳约谈内容后应给予进一步的指导和帮助以及在约谈失败后启动传统行政行为程序以实现行政目的等。
最后，异化的约谈应如何应对？前文已经指出，约谈有四种主要的异化形式。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保障约谈对象的合法权利？如何纠正和补足？如何追究责任？如何通过经验教训的及时总结避免类似现象的再次发生？
（二）应对策略
首先，约谈的启动条件。第一，市场如何干预——怀柔还是强硬？一个前提是，我国对于经济的运行从来都是遵循市场规则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态度。其原则在于：市场规则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否则就必须通过国家权力的干预将其所偏离的轨道加以修正。[19]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治理理念的更新，干预的态度也出现了怀柔和强硬的划分——虽然怀柔是优先的考量，但不能完全依赖，即在怀柔无效的情况下转而施加强有力的直接干预还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如本文开篇的例子那样，对约谈“频繁使用、反复使用、长期使用”却最终落得“基本无用”的结局。第二，方式如何选择——通过约谈还是传统行政行为来实现目的？其实两者在实践上的耦合上更多地体现为前者作为后者的前置性铺垫。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实施行政干预的时候，应当优先考量实施约谈的可能性，其后才是通过行政权强制的方式达到既定行政目标。当然这种“优先”并非绝对，如下情况就应跳过约谈的前置性适用。其一，实际情况完全窒息了约谈发生效用的可能；其二，进行过多次约谈但并未产生良好效果，需要多管齐下的“组合拳”方能实现既定行政目标；其三，实施约谈前置将导致行政成本显著增加，既定行政收益显著下降；其四，其他不适宜约谈前置的情况。第三，判定基准如何划定——法定分级抑或实际影响？前述的“完全”、“良好”、“显著”等限制性表述如要进一步量化方能发挥切实的评价效用，这就涉及到基准划定的问题。就目前来说，可能的进路有二。一是在法律规范中将可能的情况划分级别，如《关于建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人约谈制度的通知》就将食品安全事故分成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IV级）四级。[20]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规范性较强，不足在于具体结合实际情况如何“定级”还另需要一套细化的标准作为支撑。二是根据实际的宏观监测数据及其影响因子进行判断，如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化产品提价对于整个CPI变动的影响因子分析。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灵活、准确，不足在于相关数据的获得和分析工程庞大，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均较高。至于具体如何选择、还有无更好的模式选择等问题，都尚需进一步探讨。
其次，约谈的效力机制。第一，建立适宜的约谈效力理念。其一，强制性行政绝非万能，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极大发展、市民社会不断发育、控权机制不断完善的今天，误用、滥用强制性行政方式可能反而会由于相对人抵抗权、司法审查权等的行使而付出更多的行政效率成本。因此“强制中心主义”在当下的式微趋势恰恰反映了对非强制性手段辅助、配合功能的呼唤与需求。其二，不能由于约谈不具有强制性就一概否认其效力发生的可能。强制力和实现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强制力属实现力的一种，但绝不是全部，因此缺乏强制力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缺乏实现力。其三，约谈仅仅是一种特定情形下传统行政行为的前置性程序，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尽量放大通过非强制手段达致行政目的的可能性，减少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和相对主体的矛盾张力，最终实现行政效率的最大化。它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依靠强制性实现的行政行为模式。因此，一方面要明确约谈以及约谈失败后启动传统行政行为程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行政目的的实现全部寄托于约谈之上。第二，约谈效力的实现机制。主要有四。其一，约谈机关在相关领域的传统权威。根据合法性原则，约谈机关一般对约谈涉及的相关领域享有全面的管理职权，因此也就在该领域中建立了相应的行政权威。及时其采用约谈这种相对缓和的方式以实现行政目的，但约谈对象——不论是管理相对人（如企业）还是社会组织、行业协会——都不可能完全无视约谈机关背后隐藏的行政权威而轻易选择拒绝接受约谈事项。其二，广泛、复杂联系的社会关系结构。不论是普鲁东（Pierre J.Proudhon）平等互惠、联合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关于社会分工和团结的社会学都证明，[21]在现代社会广泛、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下，任何一个社会主体都无法完全摒弃其所置身的关系场而决定其行为。[22]其三，向传统的强制性行政行为转化的可能性。约谈的前置性决定，倘若约谈效果不佳，则必然会随之启动传统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来促成既定行政目标的实现。既然行政目的的必须实现，则是主动接受约谈事项还是在拒绝约谈后迫于强制力再予履行，对于约谈对象而言就形成了微妙的机会成本选择问题。其四，潜在利益诱导的存在。将约谈置于行政指导的大背景下而言，由于约谈机关和约谈对象往往在信息掌握、资源持有、行为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对称性，因此接受约谈事项就可能对约谈对象构成潜在的利益诱导，如获得信息、达成有利于己的协议、得到约谈机关的后续指导和帮助等。由前可见，约谈的效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与学界广泛关注的软法的效力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23]
再次，约谈的实施机制。这主要是指实施约谈的程序问题。第一，约谈的宏观程序制度。这主要是指关系约谈程序的启动、实施、运行等宏观事项的程序制度，如约谈的原则、约谈的方式及其选用标准、约谈的适用条件及约谈的内容等。这是整个约谈程序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后续程序制度存在和适用的依据。第二，约谈主体的规制制度。这是约谈程序制度的主体部分，包括主体的资格、约谈程序的启动、约谈过程中和发行与合理性等。由于约谈机关在约谈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从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对约谈主体加以规制，很大程度上就是确保约谈顺利、合法地进行以及约谈对象有关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且常以义务的形式与约谈对象的权利相对应。第三，约谈对象的权利保障制度。约谈对象的权利主要有发表意见权和选择权两种。所谓发表意见，是指在平等协商的气氛下，约谈对象有权在约谈前（如收到邀请并被通知约谈的事项时）和约谈进行的过程中针对相关事项发表意见，行政机关则相应履行倾听、记录、考虑和回应的义务。所谓选择权，主要有三。其一，选择接受邀请权。约谈对象接到约谈邀请或通知时，倘有合法适当的理由，有权选择是否出席约谈。但为了确保约谈的顺利开展，该选择权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二，选择终止约谈权。约谈对象在约谈的过程中，可基于约谈相关违法、自身相关权利被侵犯权利以及人为约谈继续进行已无必要而选择终止约谈，约谈机关不得横加阻拦。这是约谈的非强制性及平等协商性特征所决定的。其三，选择接受约谈事项权。约谈对象有权自主选择是否接受约谈的事项，约谈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施以直接、间接强制或不当影响。第四，对约谈对象的规制制度。这主要约谈对象在约谈过程中不得实施违法行为（如套取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乃至约谈机关私下达成违法协议等），否则将被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
最后，约谈的保障机制。约谈的监督保障机制是指在约谈之后对于约谈效用的实现进行促进与保障的制度，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约谈事项的实现。对于约谈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形而言，约谈机关和约谈对象都应当遵守信赖保护原则，即应承认、信守约谈的协议并积极履行。此外，约谈机关还应当积极履行对约谈对象的指导和帮助义务，以促进约谈目的的真正实现。对于约谈破裂的情形而言，应当将约谈情况和结果及时总结、上报，并尽快决定是否转而采用传统的强制性行政行为方式实现预定的行政目的。第二，约谈事项的回访、备案与评估。其一，回访是对约谈的实际效果及履行情况进行全面了解的重要手段。其二，约谈的备案则包括约谈过程、效果以及回访两个方面的情况，这是实施约谈评估的基础素材。其三，约谈的评估是指以约谈的备案记录为主要依据，结合约谈事项的实际履性情况，对约谈制度进行汲取经验、总结教训的再加工，是约谈制度不断发展的重要依据。第三，约谈的监督与检查。其一，就监督而言，应当贯彻“内部与外部结合、纵向与横向结合”的思路，出上级主管机关外，充分调动人大、行政监察、司法审查等公权力监督模式，以及群众、舆论等社会监督模式，最大限度防止约谈异化的可能。其二，就检查而言，上级主管机关应当充分利用约谈前的报批、约谈后的备案、评估及监督职能，对下级约谈机关的约谈行为从动议、组织、进行到实施进行全程的跟踪检查，以促进约谈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治理方式时刻得以在法制的框架中运行、发展和完善。
注释:
[1] 王贵松：“食品安全约谈制度的问题与出路”，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11期，第84页。
[2] 张志国：“亮好‘黄牌’——河北省邯郸市质监局实行约谈制监管食品质量安全”，载《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10年第4期，第44页。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2月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建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人约谈制度的通知》（国食药监食[2010]485号），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率先在国家层面建立起约谈制度。
[3] 袁遐：“税务约谈，谈之以礼”，载《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3页。此外，2010年9月1日起实施的《广州市外籍人员个人所得税质疑约谈工作指引》还在第2条对“税务质疑约谈”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是指税务机关对外籍人员(以下统称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申报或扣缴个人所得税情况进行评估分析过程中，发现纳税申报异常，向纳税人发出质疑函询或约请纳税人面谈解释，并责成纳税人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和开展自查自纠的税务调查方式”。
[4]《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消费维权约谈制度（试行）》第3条。
[5] 参见颜权：“‘审计约谈’的思考与实践”，载《审计月刊》2010年第10期，第31页。
[6] 上述观点的获得源于笔者在出席各研讨会以及其他非正式场合与不同学者进行的沟通和交流，由于目前学界对于约谈问题正式的、针对性的研究十分有限，故尚难以提供正式发表的成果作为依据。
[7]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8] 如有学者认为，行政事实行为可分为补充性、即时性、建议性和服务性四类，而行政指导则属于典型的建议性行政行为。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页。
[9] 参见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10] 确切说来——按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03条的划分——约谈更多地体现为近似于口头行政指导的属性。当然，为了监督、备案、评估的需要，约谈的记录留存等书面文件在形式上并不因此被必然排斥。
[11] 郑毅：“新宪政视角下的行政权和相对人权——困境、诠释和制度构建”，载《朝阳法律评论》（第三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12] 参见钟晶晶：《发改委：约谈不是行政干预》，载2011年4月20日《新京报》第B05版。
[13] 如有学者就认为：“（税务约谈）在良好的互动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税收和纳税人的权益，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与以往暴风骤雨式的突击检查相比，税务约谈以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交流为基础，强调征纳之间平等的地位，倡导通过平等沟通和协商来缓和纳税人对税务稽查的抵触情绪，从而逐步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参见袁遐：“税务约谈，谈之以礼”，载《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3页。
[14] 钟晶晶：《发改委：约谈不是行政干预》，载2011年4月20日《新京报》第B05版。
[15] 郑毅：“行政指导若干问题探析”，载《行政论坛》2010年第5期，第60页。
[16] 子牧：《“约谈”、“倡议”靠得住吗》，载2011年4月20日《金融时报》第02版。
[17] 浏星：《“行政约谈”别像撒娇的小粉拳》，载2011年01月28日《中国青年报》第02版。
[18] 钟晶晶：《发改委：约谈不是行政干预》，载2011年4月20日《新京报》第B05版。
[19] 《行政许可法》第12条和第13条是典型例证。
[20] 当然《通知》分级的目的是作为约谈机关级别的确定标准，而非用于是否启动约谈的评价。
[21] 季卫东：《关系契约论的启示》，[美]Lan R.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2] 具体说来，就是波斯纳所谓的“社会认可（approval）、讥讽（ridicule）、驱逐（ostracism）、信誉（reputation）等执行，基于既定社会规则产生的心理压力”。See: Rechard Posner.Social Norms and the law: An Economic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2), p365-369.[23] 参见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237页。
现代性视野 篇3
[关键词] 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 现代性 反思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3-0094-05
The Study of Modern Publishing Culture in the View of Modernity
Zhang Guogong
（School of Humanities，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31）
[Abstract] Wit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has been finishing collected relatively ， the interven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 the publishing culture study has explored the contents of the modern publications and the modernity reflected and included in the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using the modernity theory for reference. This research perspective has deepened the perspective and depth of the modern publishing culture study， which has many shortcomings such as simple misappropriation of western academic discourse， generalization， prejudice， exaggeration and lack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Key words] Modern publishing culture study Modernity Reflection
1 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转型与跨学科理论的影响
大约自21世纪初开始 ，随着《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叶再生著，华文出版社，2002，四卷本）、《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九卷本）、《中国出版史料》（宋原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004，十卷本）、《民国出版史》（吴永贵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等以史料梳理为目标的多种大型出版史著作、史料集的完成，以及其他诸多断代出版史、专题出版史著作的出版[1]，中国出版史研究大体发生由史料整理到史观透视、由梳理史料到学术阐释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趋势，是近现代文学、新闻传播学、文化史、文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思想史等多学科研究队伍大量介入出版史研究，域外诸多与出版文化相关的著作与理论不断引进。这种跨学科、多角度、综合性的努力，推动出版史研究学术视野得到极大的拓展，理论观照得到深化。
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文化范畴，“现代性”理论以其巨大的阐释能力成为覆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性研究视野与理论方法、共识性话题，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全方面的渗透，也影响了相对冷僻的出版史研究。按刘小枫的说法，现代可以分为“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的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2]三个题域。学界的研究普遍认同，“现代性”既指时间取向上的“当下”“现时”，还指价值取向上的现在价值判断、对传统的反思等复杂内容。如汪民安认为现代性指16世纪以来首先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事实与观念事实，包括政治、经济、技术、观念和社会组织层面上的逐步现代化。成熟的现代性，就是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权力和理性巧妙配制的社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之间的功能联系。等等。同时，它展示出进步主义、发展主义等多种观念[3]。概而言之，作为一个“复数”与“家族相似”的概念，“现代性”通常意指科技层面包括坚船利炮、经济现代化等，制度层面包括市场经济兴起、大面积科层化、工业化、民族国家建设等，文化价值层面包括世俗化、个人主义兴起等一组新式特征与内涵。在追索中国的现代性起源时，学界往往从器物、制度与文化心态三个层面入手。而在剖析器物层面时，现代性物质承载中的印刷文化与出版媒介，往往成为探索现代性建构的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晚清民国，正是中国印刷革命、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等在相互影响、促进的共生状态中同步兴起与建立，即现代性全面展开与构建的时期，因此“现代性”往往成为研究此一时段出版文化的重要理论视角。
从学科关联性影响的角度来看，借鉴现代性理论研究出版文化这种研究路径，深受近现代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海外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启示。陈平原在“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1）上发现，1990年代欧美汉学界先后受德国哈贝马斯“公共空间”假设与法国皮埃尔·布迪厄“文学场”学说的启示，广泛关注晚清以降报刊的文化传播功能与文学生产意义[4]。最早用现代性理论来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来自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早在参与撰写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时，李氏就注意到晚清文学报刊的发展等现代性特征，并用“现代性的追求”来定义1895—1927年的中国文学状况[5]。此后他通过对包括流行出版在内的现代都市文化分析来考察中国现代性的方法[6]，尤其是其代表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以其都市警察式的敏感与症候式分析，发掘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新都市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这种研究视角，在当代学术界影响深远。李欧梵所谓的新都市文化，除上海城市建筑、电影等，该书主要剖析了以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生产以及《东方杂志》《良友》《现代杂志》等杂志为代表的现代印刷（出版）文化。李氏试图通过对上述都市文化元素的分析，努力阐释“是什么使得上海现代的？是什么赋予她中西文化共享有的现代质素？”[7]此外，美籍华裔学人王德威认为，“晚清最后十年里，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照顾的阅读人口，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而晚清最重要的文类──小说──的发行，多经由四种媒介：报纸、游戏、刊物、杂志与成书。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小说即为报纸这一新兴出版媒介的特色之一”[8]。这一出版文化背景，孕育了晚清文学丰富的现代性。自从他有感于此而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话语后，从晚清文学中寻找“被压抑的现代性”，成为流行的文学研究范式。受海外学术新潮影响，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从出版文化现代性或曰印刷资本主义的角度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成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如栾梅健认为中国的交通、邮政、印刷等在鸦片战争后出现转型，影响着文学的现代性转型[9]。王一川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应从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考察，晚清的现代传播与消费群体等相互作用，形成了现代性的文学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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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出版文化研究中引入现代性理论，既是近现代出版史研究自身范式的转型，也是以文学、文化研究为代表的跨学科理论影响与推动的结果。
2 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的现代性考察
借鉴现代性理论研究近现代出版文化，其主要研究思路，就是考察、追索晚清以来的报刊、图书等出版物与出版实践中的现代性。文化的现代性体现在实体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实体层面表现为种种文化事业机构，如中西式学校、出版机构、翻译机构、文艺机构、报纸杂志等[11]。这一方向之下，又大体可划分为两种深入的途径：一是文本内的现代性，即探讨报刊、图书等出版物内容（图文）所展示、推行的世俗化、民族国家、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层化、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卫生观念、时间观念、法治意识、权利意识、进化观等现代性价值观念；二是文本外的现代性，即研究出版物的形态、出版运作方式、商业化模式、编辑方式、审稿环节、发行方式、印刷方式等出版传播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商业化、机械化、复制化等现代性特征。前一途径，如大量的论著通过对近现代出版物内容主题、杂志封面图像、报刊所刊广告、月份牌符码等对象作出内容分析，论述出版物如何给都市社会中初现的“新民”传播与普及新知识、出版业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如杜建华通过对近代名刊《点石斋画报》所呈现的、关涉西方的交通类、时间类器物的考察入手，揭示杂志创作群体是如何在对现代性的渴望与想象中，通过文字与图像形塑西方的诸种“图腾性”器物的[12]。李忠萍通过对《申报》所刊牛乳广告的文字，剖析它所反映和投射的当时社会精英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政府的卫生现代化实践、市民的现代健康生活观念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多面相地呈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13]。后一类研究途径，如王燕不仅指出了晚清“出版”语义中含有言论自由、宣扬民主等现代性特点，还指出晚清出版包括对出版管理的现代性法制构建、对出版现代技术的移植与应用等现代性因素[14]。路英勇在考察五四新文学出版时，以产业化、现代印刷、期刊大众化等概括新图书出版业的现代性特征[15]。董丽敏和徐志伟《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通过引入出版机构、编辑群体、刊物改版等因素，去分析‘现代性’所带来的乌托邦式的未来憧憬与现实客观条件（特别是商业因素）之间的相互妥协、弥合以及可能的危机”[16]。再如雷启立将中国现代文学放置于现代印刷术、资本、新的读者群等构成的印刷现代性文化生产情境中，追索文学新的特质如何发生并且“现代”的。晚清民初语境中的“印刷现代性”，意指因为印刷技术的巨大变革而带来的，在新的民族—国家想象、新文化/文学想象，以及随之而来出现在当时从日常工作、生活到社会文化、生产、组织诸方面的现代转型。“以印刷技术变革为核心的文化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变革，直接导致了新知识阶层的知识脉络的建立、社会关怀的养成，导致了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组织结构的形成，对于想象、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状况及其未来可能的知识、思想群体而言，有着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变革不只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因波澜壮阔的宣传、革命、运动而产生和展开，更通过新技术的运用，新文化和社会空间的拓展，新的社会基础力量的培养和新组织的逐渐形成来完成”[17]。而更多的考察方法，则是上述两种路径的混融与综合，即总体考察现代出版文本内外的现代性。如肖爱云通过对晚清文学杂志《新小说》图像的分析，指出杂志所刊图画与文本共同建构丰富的杂志风貌具有的多重媒介意义：第一，杂志使用西方先进照相技术及其现代成果——新式照片组成的图像世界从来源和本质上都表现出“新”的意义。第二，照片以西方图景为主，将西方的人物、风景、社会风貌等以新的形式展现到读者面前，就是西方现代形象在晚清中国的推进。第三，照片与小说文本共同建构起一个想象的空间，其中既有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又有对西方世界的想象；既有对历史与现实的视觉感受，又有对未来与科学的精神幻想。第四，图画通过现代机械化复制，借助杂志这种现代大众媒介完成了视觉文本最广泛的传播与接受，这种先图后文版式的广泛应用，是现代文艺报刊图像化的重要起源[18]。其中，包括出版物内容，以及编辑出版、印刷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的考察。
在近现代出版文化研究的现代性考察中，热门的话题之一是探索晚清的出版是否建构起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哈氏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通过包括出版物在内的载体得以理性形成公共意见。由于印刷的现代展开，报纸和期刊广泛卷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沙龙、酒吧、咖啡馆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在此理论观照下，晚清以来众多报刊等出版物，被视为构建社会舆论、社会意见交换场、推动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力量。如洪九来通过对《东方杂志》分析，表明杂志出版者、编辑者与撰稿者从传统士大夫文人转型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过程，正是他们努力营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共同活动的空间的过程。由于缺乏现代西方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支持，知识群体全赖教育、办报等现代职业方式，搭建起公共空间，艰难培育各种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19]。哈贝马斯曾特别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20]尽管关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充分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存在巨大争议，但学界通常认为，从宽泛意义上、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来使用“公共领域”，仍具有其有效性。如李欧梵说：“我不认为中国有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不过，读者‘群’还是开创了‘公共空间’这个概念，以及‘都市空间’——它可能在都市社会的框架里构筑一个‘半公共领域’。”[21]中国学界改写、泛化了本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即认为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由咖啡馆、沙龙等构成的典型公共交往环境，以及发达的社团、公共交往场所和大众传播媒介，但如民国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新青年社等由校、刊、社团三位一体，即具有准公共领域或曰有限的、软性的公共空间的性质与功能。这种“格义”式的改造性理解，是对西方学术理论进行语境化、本土化处理的典型方式。
从现代视野看中国古代法律 篇4
关键词：古代法律制度,吸收与建设,法治建设,法治中国
一、历史上对中国古代法律的三次否定
中国传统法律在近百年中经历了三次被否定。第一次是从清末到民国时期, 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 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 清政府为了收回国家主权、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开始效仿西方法律制度试图富国图强。第一次否定表面上抛弃了传统法律, 实质上仍属于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第二次则是从解放区时期到毛泽东时代, 建立了现代革命的法律传统, 这时期的法律既完全否认了中国的传统法律, 又对国民党制定的资产阶级式法律进行了否定;第三次否定是在改革开放时期, 法律完全被西化, 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唯有西方法律才能适用当前的中国发展。
历史上的三次否定, 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在历史发展的今天, 中国完全有能力走出这种困境, 去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传统。
二、对三次否定的反思
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法律和社会是一个不实际、也不健康的法律和社会。一味的否定传统而不去吸收借鉴中华法系的精华部分, 不去汲取中华法系失败的经验教训, 对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是致命的。只有认识了过去, 才能更好的把握现在和未来中国的法治建设事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精神, 这一精神体现在法律在内的所有民族制度中。因此, 中国法律不可能完全被西化。
三、传统法律在“中国梦”氛围中的“再回头”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曾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曾经雄跨世界的华夏文明, 在法制的现代化进程中其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我们学习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 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它的消亡之中汲取太多的历史经验教训, 还在于它可以为我们今天提出的“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一) 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德治
“德主刑辅、礼法不用”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最大特点和一条挥之不去的主线,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 古代中国的法律开始儒家化。中国的传统法律是伦理法, 自然法和伦理法统一于伦理的规范之中, 而家法与国法共同实现伦理法。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 中国社会上下各安其位, 伦理道德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 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法系。
我们在向西方学习其先进法律文化的过程之中, 把我们最根本的传统丢掉了, 道德伦理危机在现今中国广泛存在, 整个社会缺乏信任, 人情冷漠。我们理应采取行动去扭转这种局面。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法治固然重要, 但是德治一样不能丢弃, 我们要做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学习中国古代法律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有助于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 有利于更好的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 严于吏治有助于法治政府的建设
从中国法制史上看, 我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都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管理和使用, 严于吏治。在法治建设的今天, 政府的权力也理应受到法律的控制, 行政机关要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从历史经验教训之中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不严于吏治, 势必会导致腐败。基于历史上严于吏治的成功经验, 自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 我们大力的在搞反腐倡廉, 这对于限制政府的权力, 进一步的保障人权有着很大的裨益。因此学习历代严于吏治有助于法治政府的建设。
(三) 倡导法治, 保障人权
在中国古代, 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 不受法律的制裁, 圣人作法!王者制法!以权定法是常有之事, 这与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 等级观念被贯穿始终, 等级社会之下的人治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现代社会我们从法律制度上弊除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但却难以根本的消除等级制度。社会越发展, 平等观念越深入人心, 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我们一直在倡导着公平、平等,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例子无不在反映着社会的不平等, 等级观念依旧存在于公众心中, 出身、文化水平、收入水平、职位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导致了种种的差别对待。超越法律的人治现象在很多地区依旧存在, 人治大于法治, 不利于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
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之中看到等级社会对于人权是无法保护的, 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理应去缩短贫富差距, 尊重人权, 加大法治, 把他人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
四、结语
中国古代的法律虽经历过被否定, 但从现代视角看, 它对于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建设仍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法律不能拒绝历史, 我们要不断借鉴和吸收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 让这宝贵财富为我们真正的所用而不是闲置, 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最终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黄宗智.法律不能拒绝历史[J].法制资讯, 2013 (10) .
后现代视野中人的主体性重建倾向 篇5
后现代视野中人的主体性重建倾向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主体后,却不能回避主体缺失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人的主体性重建的`倾向.本文在简要回顾了西方哲学中主体性的发展历史后,主要分析了当前在反主体性浪潮中涌动着的这股重建潜流,这股潜流主要表现在怀疑论、肯定论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性态度中.
作 者：占建青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 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年，卷(期)： 1(1) 分类号：B089 关键词：主体 主体性 后现代主义 重建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 篇6
科学的确有其令人骄傲之处，因为它有着惊人的业绩。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给我们带来了电灯和汽车，使我们过上了一种文明的生活，而且在于她帮我们摆脱了愚昧和褊狭，使我们过上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怎么赞誉科学都不嫌过分。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正是在科学反抗神学的霸权，带领人们走出愚昧之谷的过程中，科学建立了自身的霸权，使自身成了新的神话；另一方面，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科学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于是，对科学进行反思便成为必然。
思想史上，对科学的神话和霸权提出疑问、进行挑战的人始终有之，卢梭的《科学和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可以说是早期的一种尝试。可惜的是，与科学高奏的凯歌相比，这种追问之声太过微弱了，加之很难与复古主义、反科学主义划清界限以至于被遮蔽了。遮蔽归遮蔽，这一挑战科学霸权的传统并没消失。像涓涓细流，随着“科学”弊端的日益凸现，这一传统在今天终究汇成一股洪流，一股反对科学霸权主义的浪潮，其中主要的弄潮儿是后现代思想家。
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所挑战的“科学”并非科学本身，也不是像数学、物理、化学这样的具体科学，而是建立在这些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的“科学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科学的世界观”。由于现代科学既是现代性的基础，又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挑战现代性为旨归的后现代主义便理所当然地对“科学”展开了全然的追问。其目的在于罢黜科学的霸权，戳破科学的神话，从而将人类从科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科学远非像现代思想家所标榜的那样是“客观的”、“中立的”，她不仅深受人们的传统和文化的影响，也是深深地渗透着权力的。按照福柯的考察，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内在地是与权力联在一起的。他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考察表明：一、人文科学的科学知识内在地与权力机制联结在一起。因为这些学科的主题至少部分地是被权力机制所建构的；二、科学话语完全是通过排斥和命令(即通过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一条线)来建构自身的。这意味着科学知识的确立是建立在对所谓非科学的知识的排斥之上的。被排斥的知识作为“被征服的知识”，作为历史内容，永远被尘封和埋葬了。精神病患者的知识、疯人的知识以及病人的知识就属于被排斥的知识；三、知识的生产和证明只有依靠作为社会权力网络的知识团体作背景才可能。科学知识通常总是从这个团体传播到社会中去的。科学生活方式的引进和坚持，依赖于有权力的人和组织的支持；四、科学决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有社会权力的卷入；五、科学是由非科学规定的，而非科学的兴趣是权力利益；六、社会权力造就了我们的知识型。
这里福柯不仅一方面谈到了权力对科学和知识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暗含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偶然性这样一层意思。这样，福柯便将科学和知识的发展复杂化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去分析在欧洲，科学是如何像权力那样建立起来的。仅仅把科学说成是人们可以用来证明某些命题是错误的，并指出某些谬误和戳穿某些神话的各种程序的总和，这是不够的。科学也行使着某些权力，它是一种强迫你决定某些事情的权力，不过它也可能像江湖骗子那样欺骗了你而失去信誉。”一向被认为是圣洁的知识却原来也深深浸透着权力，拥有了知识便拥有了权力，科学产生了许多我们所服从的“真理”，在福柯看来，“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它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因此一切必须服从它，“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需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话语的秩序》)同样，科学团体和知识界也绝非世外净土，它同我们的尘世一样充满着权力之争，自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也绝非天使和圣人，他们也是权力场上人。福柯的原话是，“哲学家甚至一般的知识分子，为了表明他们的身份，都试图在知识和行使权力之间划一条几乎是无法逾越的界线。使我吃惊的是，所有人文科学知识的发展都不可能绝对地与行使权力分开。当然，你总是可以找到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但一般地说，社会可以成为科学观察的对象，而人的行为从某个时候起，成了有待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和权力的结构有联系的。权力结构在一定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对象——社会、人，等等——并把它当做有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因此，人文科学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
在此基础上，福柯提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命题。这不禁使人想起培根。我们知道，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两个世纪以前就曾将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著名命题上。培根这里所用的“力量”一词的英文原文是Power。毫无疑问，权力本身具有“力量”的内涵，将power汉译作“力量”，便是看到了这一点。事实上这与培根这一命题的原意也是合辙的。作为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深恶痛绝，认为这种由概念到概念、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就像修道院中的修女，徒有子宫，却不能生育；只会搬弄是非，不会获得真理以补生产。培根心目中的知识是能够经世致用的东西，是能够帮助人类改变自然，征服自然的东西。“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就只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按照培根的看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地位如实地决定于人的知识，人如果没有知识就会受制于自然，如果人获得了关于自然的知识，那么人就能支配和统治自然。因此，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热情地讴歌知识的力量，他说这种力量的威力是无可比拟的。常人所赞叹的帝王的威力与其相比也黯然失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罗马王凯撒可谓帝王中的翘楚，权势可谓熏天，但他们的威力是很有限的，因为它只能施于他们的帝国疆域之内，他们死后威力也就消失了。唯有知识的威力是无限的，它既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
不难看出，培根是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知识就是力量的，而福柯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讲知识就是权力的。福柯这样讲并非是在做文字游戏，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它反映了人类思想认识上的一次转折，反映了人的认识的一次深化。简单地说，人类利用知识的力量，拚命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在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制造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战争的灾难和精神文明的沦丧。要检讨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有必要对迄今为止一切被认作天经地义的东西进行拷问，这自然也包括对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科学)知识本身进行拷问。这就解释了福柯为什么下大力气研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尽管福柯以不做任何价值判断自诩，他的心目中实在是怀抱有终极关切的。
挑战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线，扩展科学的疆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思想家的又一自觉追求。这方面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很有代表性。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非像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条鸿沟，这是一个“神话”。按照这个神话，科学是神圣的，非科学是应该受到打击和掩蔽的。人类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一旦被冠之以“非科学”的帽子，便意味着被宣判了死刑。这个神话令科学享有特权，科学和技术在现代世界的成功又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的神话。科学自身也以真理自居，大搞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导致科学上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坚信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往往导致获得世界的唯一“真理”。显然这种科学沙文主义与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格格不入，因此费耶阿本德对之深恶痛绝。通过对人类学的考察，费耶阿本德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存在着不可比较的思想结构。例如原始部落的语言和文化同现代西方的语言和文化往往就是不可比较的；第二，个人思想的发展经过各个相互不可比较的阶段；第三，科学家的观点彼此不同，犹如作为不同文化基础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彼此差异一样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甚至有些科学理论，它们在表面上处理相同的题材，却是互相不可比较的。既然存在着不可比较的思想形式，那么，不可比较的各种思想形式之间就没有谁优谁劣的问题。由于科学与神话、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是不可比的，因此也不存在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来判断他们的是非优劣。这样，费耶阿本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基础，取消了科学的特权。与此相联系，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必然存在的“科学规律”也就不复存在了。
进一步，费耶阿本德认为，我们应该重新看待久已被科学关在墙外的非科学。为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为了人类的自由，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而且也少不了非科学，更何况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线本来就是人为划定的。事实上科学在其发展中处处为非科学的方法和结果所丰富。而且由于科学的不同部分“发展不平衡”，需要这些“非理性的”方法的支持。其实，科学仅仅是人类发明出来用以对付环境的工具之一，但不是科学沙文主义所自诩那样是唯一的工具，更不是绝对可靠的。它只是迄今为止人类业已存在的诸多思想形式中的一种，而且还不一定是最好的。
尽管另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D·格里芬对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但也承认它起到了一种“有益的功效”，即“使我们摆脱了何为科学的褊狭的限制”(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32页)
如果说以福柯、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侧重于对科学霸权和神话的摧毁的话，那么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主要侧重于探索一种新的科学观和一种新的世界观。
按照格里芬的理解，绝对地强调价值中立和排斥“非科学”的现代科学观实际上是一种祛魅的科学观，正是这种祛魅的科学观导致了世界本身的祛魅(disenchantment)。其结果是世界被看作机械的。这种机械的世界观是以物质与意识，价值与事实，真与善与美的分离为表征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志在通过发动一场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变革来消除这些分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十分强调变革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用大卫·伯姆的话说就是：“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一般方式对于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信仰的整个存在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接人待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有机的眼光看世界，认为它具有一种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只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样，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形象，用F·费雷的话说就是，“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后现代科学》第六章)
也许你会觉得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科学观与世界观还存在许多有待商议之处，我的建议是，你不必把后现代科学观和世界观再奉为某种真理，只当作探索科学未来和人类未来的一种新的视角。这样或许更有助于你的思考。
现代设计视野下明式椅造型浅析 篇7
一、概述
有靠背的坐具, 称为椅子。在中国, 椅子真正的普及是在宋朝, 发展到明朝以后, 文人参与设计以及工匠的高超技艺, 使得椅子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椅子由于形制的不同, 分为好几类。常见的有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这四大类。
(一) 靠背椅:是指没有扶手的椅子。靠背由一根搭脑, 两根椅腿以及中间的靠背板构成。其中较为著名和普及的是“灯挂椅”, 因其与南方悬挂在高梁上的竹制灯架颇为相似而得名 (图1) 。
(二) 扶手椅:常见的扶手椅有两种形式——玫瑰椅和官帽椅。玫瑰椅, 江浙地区又称文椅, 靠背和扶手都比较低矮, 且与椅面垂直 (图2) 。官帽椅, 因其造型像古代官吏的帽子而得名, 典型代表为四出头官帽椅和南官帽椅。四出头官帽椅的主要特征是搭脑、扶手都伸出头, 寓意“仕出头” (图3) ;南官帽椅则是搭脑和扶手都不出头, 扶手象帽子的前部, 靠背像帽子的后部 (图4) 。
(三) 圈椅:也叫马掌椅, 外形特征表现为后背与扶手连成一体, 柔和婉约 (图5) 。
(四) 交椅:是一种比较高贵的椅子, 常用于巡游、狩猎时休息, 靠背一般是圈背, 可折叠, 大多用金属饰件包裹加固交接部位 (图6) 。
一、形态构成中的基本几何要素
(一) 点
点是形态构成中最基本的构成单位。点要素的形成是相对的, 取决于它与周围环境、背景以及其它要素的对比。家具造型中点的形态可以是圆的、方的、规则的和不规则的, 可以是实体点, 也可以是虚的点。
明式椅中的点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多集中体现在椅背的图案或镂空, 椅背的亮脚 (图7) , 以及角牙、卡子花、结子等特定部位 (图8) , 它们在整体造型中起到画龙点睛或者是活跃气氛的作用。点的内容, 大多表现为中国传统纹样, 比较多的是螭纹、牡丹纹、凤纹、寿字纹、灵芝纹和云纹等 (图9) , 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 线
线是点的积聚。明式椅的精华正是它的线条设计。线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椅子的轮廓线、分割线、拼装线、装饰线及其线性构件等。由于椅子的用材大多为细长的木料, 很多构件本身就是线条, 所以也可以说, 明式椅的造型艺术就是线条艺术。
线有直线和曲线, 明式椅的直线型构件, 主要是前后椅腿、脚枨、矮老、椅面边抹;曲线构件则主要是圈椅靠背、搭脑、S形背板条、联帮棍以及罗锅枨、券口、牙条等。直线严整, 体现了明式椅的沉稳大气、简洁合度。以椅子后腿为例, 一根木料贯穿到椅背, 刚劲挺拔, 不拖泥带水。曲线柔和, 流畅温婉, 刚柔并济, 深得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用线的精髓。以圈椅扶手为例, “Ω”形的流线型设计, 一气呵成, 似行云流水, 又饱含气势;S形靠背, 被誉为东方最美好、最科学的“明代曲线”, 它很好地贴合了人的脊柱曲线, 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 又展现了曲折的美。
明式椅线条的特点还体现在它的活泼、充满变化上。线条的长与短, 粗与细, 曲与直, 开与闭, 处处的对比使得明式椅的造型打破了沉闷感, 显得活泼, 静中有动, 同中有异。例如前后椅腿, 往往有侧脚和收分;单根构件, 往往有粗细的变化;圈椅圆形靠背扶手与椅面形成了方圆对比;官帽椅扶手和镰刀把的曲直形成对比, 步步高赶杖的四个赶杖形成的高低对比等。
此外, 单个构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令人目不暇接。例如搭脑, 明式椅的搭脑有三种典型的形态。如图10, 左上角的称为曲搭脑, 可以看到, 它的弯曲度很大, 正中像小枕头一样突起, 两侧内弯, 末端像牛角一样挑起, 像是挂灯笼的灯杆。弯曲度较小的, 称为直搭脑, 中间稍稍突起, 两端有出头的, 也有不出头的。不出头的搭脑两端下弯, 用“挖烟袋锅”的造法与后腿连接, 即所谓的“一统碑”式。又如圈椅的扶手、靠背, 牙条以及券口牙子, 它们的表现形式也十分丰富多彩 (图11、12) 。
明式椅线条艺术中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线脚形式也非常丰富。线脚是直线和曲线的结合体, 主要出现在椅子的边抹和椅腿。单就椅腿的线脚来说, 其断面就有圆形、方形、扁方以及圆方结合等许多表现形式 (图13) 。椅子边抹的线脚也分为上舒下敛, 上下对称和上下不对称等多个式样, 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起线的方式, 阴线有圆槽、尖槽, 阳线有灯草线、荞麦棱、皮条线等, 式样繁多[1]。
(三) 面
明式椅中面的造型元素主要体现在坐面、靠背板等构件上。方形面的使用, 端正大方;曲面的使用, 温婉柔和。此外, 明式椅也十分注重面元素的虚实结合, 往往通过镂刻等手法进行面的虚化, 例如椅背上的镂刻图案。
(四) 体
有别于西方家具或清式家具, 明式椅显得十分轻盈, 这主要得益于它的虚实结合, 各部分比例、尺度以及材料、色彩的合理设计。
在竖向分割上, 最常见的分割元素是靠背板。独板靠背或者是玫瑰椅的镂空靠背有效地形成了虚空间, 同时背板上的镂空图案、亮脚, 更增添了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生动性。
横向分割元素主要表现为罗锅枨和步步高赶枨、踏脚枨, 结合矮老、卡子花等小构件, 既是结构上的支撑, 又形成了相互交错的多层次的空间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明式椅的空间过渡, 往往采用角牙、券口与牙条等精巧的结构装饰件, 既不突兀, 又能起到装饰的作用。
综上所述, 从现代设计构成的视角来看, 点、线、面、体等几何要素的成功运用, 对明式椅的形态设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展示了古时文人对空间的深刻认知和熟练的运用技巧。
二、材质与色彩
明式椅的取材以花梨木、酸枝、紫檀、鸡翅木、铁力木等红木为主, 也不乏榉木、楠木等优质硬木或杂木, 质地细腻, 纹理优美。各种木材色泽不同, 却存在许多共同之处:明度低, 纯度低, 显得稳重、沉静而且内敛。另外, 天然的纹理, 温和的触感, 配合其挺拔、流畅的线条, 使得刚健朴素、优美含蓄的中华文化内涵得以很好地体现。
三、形式美感
明式椅中点、线、面基本几何要素以及材质、色彩设计, 遵循了一定的美的规律, 体现了有秩序的美。统一与变化、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形式美法则贯穿了明式椅的造型设计。这些美的规律的揭示, 为现代家具设计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一) 对称与均衡
明式椅的造型端庄、沉稳, 体现了一定的力度和气度。从靠背椅、扶手椅到圈椅, 它们都是左右严格对称的结构, 线条的走向大多为水平垂直方向, 显得均衡而又稳定。
(二) 统一与变化
明式椅的造型体现了整体统一、局部变化的构成法则。在整体俊秀挺拔的统一前提下, 一些局部的细节处处充满了变化, 具体表现为家具轮廓线、线性构件的曲直、粗细对比;装饰线条的凹凸对比;材质、颜色的对比——例如椅身木质与椅面藤编软屉的对比;虚实的对比——镂刻、亮脚等局部虚空的做法与整体的实面形成的对比;结构的对比——椅腿部分收与放的对比, 椅圈与椅面的方圆对比等。这些对比产生的变化, 使得椅子的造型不再呆板, 充满了灵动的美。
(三) 节奏和韵律
明式家具多形成连续、渐变、起伏的韵律, 通过曲线的起伏, 重复使用的构件, 反复出现的雕刻图案形成一定的节奏和韵律, 体现了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具体表现为在侧面、正面反复出现的罗锅枨、矮老, 壶门轮廓中牙条、券口起伏变化的曲线, 一波三折的搭脑曲线, 椅腿、椅面边缘深浅宽窄的重复线脚, 文椅中常见的梳背条, 装饰雕刻中连续或者重复的卡子花, 以及卷草、云纹等吉祥图案。这些无不体现着生动的秩序美。最有意思的是“步步高赶枨”, 前面一根最低, 两侧次之, 后面一根最高, 寓意步步高升。结构方面, 避免在椅腿的同一高度开榫, 增加了受压强度;形式方面, 形成了高低错落的明快节奏, 生动有趣。
(四) 比例和尺度
从功能尺寸来讲, 明式椅从坐宽、坐深、坐高, 到扶手、靠背高度, 脚枨高度, 靠背板弯曲度, 都是严格敲定的, 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充分考虑了使用时的舒适性。尤其可贵的是功能尺寸与结构尺寸的完美统一。古斯塔夫·艾克先生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曾说:“明式家具有准确无误的比例感, 对形式的观念 (严格或微妙) 永远符合于功能, 同结构含义不可分离。”
所谓“增一分则长, 减一分则短”, 从椅子整体的长、宽、高比例, 到整体与部分的分割比、面积比, 再到局部单个构件的长、宽、高比例, 每一处都非常考究。近年来, 随着明式家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人们对越来越多的明式椅进行了电脑数据研究, 越来越多的精确比例数据显示, 现代设计比例中常见的级数比、根号比、黄金比在明式椅造型中比比皆是。这些合理的尺度与比例, 在满足结构设计的同时, 也形成了较好的空间视觉效果。
四、结语
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认为, 对传统有两种理解, 一种指眼睛看得见的, 如建筑或家具的样式、外观、装饰等;另一种指眼睛看不见的, 如构图方式、序列等, 它是传统和精神的反映[2]。本文从现代设计构成的角度出发对明式家具进行研究, 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到启发, 借古开今, 在现代新中式家具设计中真正汲取“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传统精髓, 提升中国现代家具的设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摘要：明式家具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椅子, 作为明式家具中最具代表性的坐具,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意义。明式椅中点、线、面基本几何要素以及材质、色彩设计, 遵循了一定的美的规律, 体现了有秩序的美。统一与变化、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形式美法则贯穿了明式椅的造型设计。这些美的规律的揭示, 为现代家具设计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2007.264页
现代性视野 篇8
一、背景概述:底层与中国90年代以来重新开启的现代化进程
实现现代化一直是积贫积弱的中国自五四以来萦绕不去的梦想。十年浩劫之后, 整个政府的工作中心转向了经济建设。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宣言书” (3) 。中共十四大之后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这一目标, 一方面, 所有制关系进行了深刻调整, 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体制让位于市场机制, 劳资关系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运作方式。
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的变革相伴随的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分化与重组 (彭恒军, 2007) 。2002年,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以职业类别为划分基础, 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为划分依据, 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 分别对它们进行了描述和定义, 并把其中的四个阶层抛向了一个金字塔结构的“底层”, 这四个阶层分别是:商业服务业员工 (11.2%) , 产业工人 (17.5%) , 农业劳动者 (42.9%) , 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4.8%) 。其中工、农占据了底层人口的大部分。
对应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变革, 在文化领域, “底层”作为一个新的叙述题材, 在社会局势的深刻变迁中浮出水面。据刘旭 (2004) 考证, “底层”一词在中国当代文艺界的出现, 始于1996年蔡翔的散文《底层》。刘旭认为, 某种意义上, 当代文学尤其小说的发展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底层命运变化的轨迹。也有研究者 (汪飞, 2007) 概括文学界的底层叙述遭遇的变迁和尴尬:……2005年, “底层写作”和底层关注变成一个主流的、时髦的叙述。到2005年年底, “底层”成为文学界的主题。……而到2007年, “底层写作”成了一个令人怀疑的概念 (4) 。
在艺术实践领域, 先是表现底层形象的纪实摄影从80年代末开始产生影响, 像赵铁林的南方妓女, 韩磊的郑州底层百姓, 解海龙的希望工程系列等 (顾铮, 2007) 。独立策展人、艺术批评家朱其 (2008) 认为90年代一部分民间纪录片构成了表现底层的第二波高潮, 像《铁西区》、《矿工》和《铁路沿线》等。近十年当代艺术以绘画、雕塑、摄影和Video等形式迎来表现底层的第三波高潮 (朱其, 2008) , 如崔岫闻的《夜总会》、张建华的雕塑 (表现在北京流浪的北方底层农民的苦难形象) 、吴小军的“民工纪念碑”等。
二、记录底层:90年代以来纪录片视野中的底层
前述讲过, 在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整体格局中, 90年代是一种具有非凡意义的标志性存在;学者吕新雨把这时期的纪录片创作称为“新纪录运动”, 而同其他领域的创作一致处, 在于“新纪录运动”者不约而同, 也把目光投向了“底层”。深究“新纪录运动”的历史内因, 吕新雨指出, 80年代理想主义的坚持和来自国外怀斯曼、小川绅介等的影响, 促成了新纪录运动发轫的动机, 即走出精英自我封闭的小圈子, 自下而上地解读中国的社会现实, 就是“到底层去”。
可见新纪录运动是内在于中国重启的现代化进程的, 这个独特的进程使它必然与底层相遇, 使它打破自我循环的话语体系, 给人们触摸来自中国内部的“匿名的现实性” (吕新雨, 2006) , 所以相较于其他媒介呈现的底层文本, 朱其 (2008) 更信服纪录影像“纪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真诚”。
三、学术可能:在纪录片中把握底层与现代性的相遇
伴随着创作界对底层的关注, 中国式的“底层研究”也已声势壮大, 一系列杂志i, 曾专辟阵地, 邀请学者展开关于“底层”及其创作的系列论述, 核心问题大致如下:
首先, 何谓中国的“底层”?
中国学者关于底层的界定基本在社会学和文化领域两个框架中展开。有学者承接陆学艺的脉络, 进一步阐述了底层在各方面资源的匮乏包括话语权的缺失 (王晓华, 2006) , 也有学者认为强加定义会带来将“底层”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的危险 (刘旭, 2006) 。关于“底层”现仍未达成一致命名。
然而纪录片创作者却并不会因循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套路, 他们往往从日常经验和个体指认出发, 非常明确地选中属于底层的拍摄对象, 这无疑来自于一种社会性的身份指认, 事实上也就可以构成90年代底层纪录影像研究的问题之一:影像创作者对底层的身份指认是怎样得来的?
其次, 底层叙述如何可能?
底层叙述, 可以分为“来自底层”的叙述和“关于底层”的叙述 (毛丹武, 2005) 。知识分子对“来自底层”叙述的主体性的质疑是较一致的 (蔡翔, 2004;练暑生, 2005;刘旭, 2006) 。“关于底层”的叙述, 则被批评有“不及物性”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消费逻辑 (季亚娅, 2006) 。
尽管具有“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真诚”, 纵观90年代以来的纪录片, 似也很难有真正“来自底层”的影像叙述, 所以“底层叙述如何可能?”这个问题, 亦可套用到90年代纪录片研究中。
再次, 国外关于底层的研究趣味, 深刻影响了国内的底层研究, 其中来自福柯、斯皮瓦克和保罗·弗莱雷的启发, 造就了今日中国底层研究的第三个问题:知识分子在底层发声中占据什么位置?
若认定底层无法自我表述, 则由知识分子代言就顺理成章 (刘旭、蔡翔, 2004) , 但这却不无知识界争夺话语资源的权力运作之嫌 (吴亮, 2006) 。而罗岗 (2004) 通过援引鲁迅弃医从文、弃教鞭而从文学直至弃“文学”而从“杂文”的事例, 乐观地论述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反抗现代知识体制、躬亲为底层的政治行动传统。
关于知识分子代言问题的论调在纪录片底层研究中转换为:纪录片创作者在表达底层时, 处于怎样的相对位置?
最后,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 中国20世纪末以来浮现的“底层”现象和底层研究, 都是内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 这也是本文一直强调的历史背景。90年代以来社会底层以“底层”的面目浮出地表, 乃是裹挟着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治、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都市化、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 (汪民安, 2006) 而来的现代性撞击着中国这个“前现代社会的躯体”, 撞击出现代社会的“底层”, “底层”也就深刻地烙印了现代性的创伤。所以关于纪录片和底层的任何研究, 都必须回归到底层与现代性的命题上, 前述三个底层研究的问题——当下中国底层的定义、底层叙述、知识分子代言——都可统合到现代性的框架下。
吕新雨于2006年在《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中梳理了90年代以后有影响力、具反思意义的独立纪录片, 其中底层叙述纠缠于现代性的脉络清晰可见, 承袭了新纪录运动关注底层的重要传统, 甚至更有力更深刻地记载了现代性的车轮对中国社会底层的撞击和碾压。
第一, 从现代文明的边缘和底层去反观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生活意义的努力没有消失, 还得到强化, 如沙青的《在一起的时光》 (2003) 、孙悦凌的《风经》 (2004) 等, 突出表现了一种“底层精神”。
第二, 在现代化进程的视角下, 针对城乡关系的纪录片或体现了对历史的对话与质询, 如欧宁、曹斐的《三元里》 (2003) ;或记载了底层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 如黄伟凯的《飘》 (2005) ;或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 揭示了现代化给乡村、底层带来的冲击与伤害, 如《厚街》 (2002) 、《淹没》 (2005) 等。
第三, 关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吕新雨举魏星的《学生村》 (2003) 为例, 指出部分纪录片以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的学生带给人们反思现代性的另一个基点:关于“成功”的迷思。
第四, “去道德化”的城市题材出现, 以不同于人道主义表达的方式, 甚至以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对底层生活的荒芜、冷漠、残酷进行了震撼人心的表现。如黄文海《喧嚣的尘土》 (2003) 、胡新宇的《男人》 (2003) 等等。
现代视野下的体育教育 篇9
关键词：体育教育现代化,教育观,课程观
体育教育现代化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终身体育”的指导思想, 就是强调体育教育的全面性和基础性, 是以培养学生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能力和习惯为主导的思想。
一、体育教育现代化的知识创新观
人类文明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其基本动力是人的创造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体育教育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创新观, 要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 变接受式教育为创新式教育, 变知识再现型学生为知识发现型学生, 变学生的适应性学习为创新性学习”。它体现了现代“人作为知识的主体, 而不是被动的受体, 对于形成他的生活的社会文化现实及其改变现实之能力的深刻意识”的创新观。实施创新教育是搞好体育教育的关键, 过去的体育教学把学生视为灌输知识、技能的器皿, 因而特别重视强制在体育中的作用, “重教有余, 重学不足;灌输有余, 启发不足;复制有余, 创新不足”。这就严重阻碍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压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从而导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 学生的厌学情绪上升, 创造力自然下降。在体育教学过程中, 一方面, 应给学生的学习留有余地, 营造一种平等、和谐、宽松的课堂气氛, 使学生充分参与和领略身体运动与锻炼的价值, 这样才能挖掘其潜力, 激发学习和探求新知识的欲望, 使学生愿学、乐学, 诱发学生潜在的创造力;另一方面, 必须注重体育观念的创新, 观念是思想的意识基础, 体育教育的现代化, 最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现代化, 只有更新人们的观念, 才能保证和推动体育教育现代化的进行, 才能保证“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实现。
二、体育教育现代化的师生观
体育教育现代化在体育教学组织与方法方面提出了新的师生观, 强调要从“以教师为中心、刚性组织和统一活动”的旧模式, 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形式灵活多样、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选择性学习”的新模式, 这一模式与后现代“去中心和等级”的师生观相吻合。在体育教育的现代化过程中, 一方面, 教师应改革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单一的灌输式教法, 改变过于以注重讲解、示范的教学形式, 应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重视个人的选择与参与, 提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进行选项教学;另一方面, 要提倡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选择学习和合作学习, 实现学习方式的多样化,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理解和学会运动知识和技术。体育课程应强调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过程:一方面, 教师通过高度的责任感, 高超的体育技艺去塑造学习主体, 帮助学生展现学习目标和完成目标;另一方面, 学生在教师的组织指导下, 掌握学习主动权, 学会学习、学会锻炼、学会评价, 全面实现学习目标。在体育教育过程中, 师生作为活生生的人应该相互敞开, 相互倾听, 相互包容, 师生不再是一种绝对服从式的听命和练习, 学生在没有任何强制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独立性, 尽情享受体育的乐趣和魅力, 体育教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合作的游戏。
三、在体育教学中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在体育课上关心学生的情感体验, 不仅是培养学生心理健康的要求, 也是衡量体育课质量的重要指标。体育教学中的学习环境有两类:一类是显性的学习环境, 另一类是隐性的学习环境。显性的学习环境包括场地、器材、教具、学具及其布置、安放和使用, 以及教学过程中的实物情景;隐性的学习环境包括师生、学生之间的心理影响以及教学中的模拟情景。在一堂课上保持和谐、民主的氛围是学生汲取知识的最佳环境, 如果学生厌烦体育课, 那么, 无论怎样也学不会有关的运动技能。课堂上教师应根据学生的情况不断调整内容、教学方法, 如果一节课死气沉沉, 就很难说是一堂好课。连上4次课的双杠支撑摆动, 一个一个地让学生练习, 学生肯定嫌烦。同样, 发展上肢力量, 换一种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行不行?能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举行连续的接力游戏, 效果应该更好。再如, 我们都知道跑步能提高身体的综合指标, 增强体质。可每个学生都喜欢跑步吗?如果连上几次长跑课, 学生肯定嫌烦, 我们能否设计一些游戏, 改变跑步的环境和方法等,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改变其厌烦心理, 使其体会到体育的乐趣。
四、加强体育基础知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生对事物有着极大的好奇心和积极参与的兴趣, 这使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在体育教学中我们应该重视和加强体育基础知识的教学, 并使理论知识的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结合体育运动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讲明引发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 让学生身临其境地知道其因果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中明白道理, 做到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通过他们自己的亲身体验, 感知用进废退的原理, 知晓体育运动的奥妙所在, 诱发和激起学生们的求知欲, 明确体育学习的目的和任务, 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到体育教学中去学习知识、技术和技能, 逐步提高体育学习的责任感和培养终身体育健身的意识, 为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培养终身健康意识, 注重体育能力的培养
高校肩负着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的接班人的重大使命。在大学教育中能否使大学生形成终身健身的意识, 养成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 培养和提高他们的体育能力, 使之终身受益, 关键在于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体育教育是否成功。因此, 体育教师应该不断地学习、提高和拓宽自己的体育科学知识和其他相关文化知识, 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强健的体魄, 为人师表, 率先垂范, 努力成为大学生的良师益友。在教学中应根据所教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充分运用体育本身的魅力去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科学合理地采用各种有趣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千方百计地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使其兴趣盎然地渴望参与, 激发学生对体育的认知, 逐步学会和掌握体育知识、技术和技能, 培养体育健身的意识, 养成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 并从体育健身的锻炼中体验身体受益的快乐和成就感。从而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 仍能重视参加体育运动, 拥有终身体育健身的意识, 能够保持不间断地参加体育锻炼, 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能身体健康地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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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野 篇10
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农、医、天、算”, 实际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技术观。虽然如此, 但也决不会有损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 是由它内在的特色所决定的,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所致, 无必然之由可以追问。因此, 就中国古代而言, STS的问题变为TS问题。而技术在中国古代并未在社会向度得到体制性的强有力的支撑。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技术曾经辉煌却不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技术的价值本性和伦理问题, 中国古代可以提供的只是一些思想资源。
一、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STS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 其支点在于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体制。默顿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把握了科学技术的这个如此主要维度。“这种观点就是, 近代科学除了是一种带有独特规范框架的‘社会体制’。它同其他某些社会体制有部分共同点, 而与另一些社会体制则有着紧张的冲突”[1]。
本—戴维 (Joseph Ben—David) 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表现有精辟的论断, “……体制化有如下的意思: (1) 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 它是因其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 (2) 存在着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中的行为的规范, 其管理方式适于该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有别其他活动的自主性; (3) 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特定活动的社会规范。社会体制就是一种已按上述几点体制化了的活动”[3]。科学技术作为体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科学技术因其社会功能而具备体制化价值;科学技术有着社会互动的机制;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有其独特的规范结构, 它同互动机制有机地支撑着这一体制的自主性。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 或者说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就是满足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而这种需要始终贯穿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可是, 到了近代, 西方才从社会向度上把这种需要的满足规定为科学技术的功能。正如齐曼 (John Ziman) 所言:“现代对科学的要求是实用和对社会负责。”[4]贝尔纳 (Bernal, 1901-1971年) 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归纳为:“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 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 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 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 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5]科学技术不仅满足社会的需要,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本身还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乃至主要前进动力, 即科学技术是社会体制的命脉。
科学技术社会体制是凭借科学家、技术家组成的共同体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社会结构, 由科学技术共同体、社团和交往等三个要素组成,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科学与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标志。默顿提出:“如同人们时常所注意到的情况那样, 在对有着非常多的智力巨人出现的时期进行思考时, 待解释的现象‘也许并不是超凡的自然才能的倍增, 而且超凡才能在有关的几种职业上的集中’……各种社会学状况的结合……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 在此之上可以研究这样一些社会学因素, 它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注目的发展, 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1]社会学研究表明,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促使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结成社团来巩固和发展共同体, 从而进一步发挥社会体制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益和健康的有用发明, 才能有效地发展自然实验哲学……这项工作最好由有资格研究此种学问的有发明天才和有学问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来进行。他们将以此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 并组成拥有一切正当特权和豁免权的正式学会”[5]。
在科学技术共同体中, 尤其通过社团组织、社会互动来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体系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它是‘科学方法’的心脏”[4]。科学交流的方式有通信、发表著述、讨论会、非正式讨论等。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明确地指出,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有别于其他社会体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而这维系于它本身所特有的一套规范。他把这种规范结构称之为“科学精神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1]。
如前所述, 断裂中国古代技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体制化的保证, 主要症结在于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在物质向度的保障基本上仰赖于社会和平安定、风调雨顺以及政治上清明。技术仅作为辅助手段。据《考工记》, 春秋时代, “百工”被列为“国有六职”之中, “审曲面势, 以饬五材, 以辨民器, 谓之百工。”“国有六职, 百工与居一焉。” (《考工记》) “百工”及其代表的技术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江河日下。晚清学者指出, 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社会漠视技术, “古时劝百工之法。日省月试, 既禀称事, 曲台基著于九经, 自《周礼·冬官》经乱而逸, 以《考工》一记补之, 自汉以来渐亡。古制百工居市, 间有专习。高曾规矩, 日蔽日窳;聪明才智之人, 夷诸贱隶, 亦遂无能克自振拔者, 皆国家无疑劝之故也”[10]。
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是不受社会重视的, 相对而言也就没有社会体制化的价值可言了;科学技术没有形成社会体制, 相对而言科学技术不能持续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如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设立过的官方天文学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中, 几千年来, 皇家天文学机构一直是朝廷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一传统, 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 甚至更早……到了周代, 皇家天文学机构及其职官, 都已颇具规模, 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名称及其首脑的官职名称, 历代屡有变动……但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地位和性质, 确实是自《周礼》以下一脉相承, 垂数千年而不变”[11]。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其机体在于共同体和社团组织。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却是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最为关键的是, 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天象观察和历法制定的技术活动完全出于服务于皇家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为使命。如此, 皇家天文学机构就不是技术性质的机构, 而是政治与社会的机构。同时, 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拒斥普遍性, 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古代天文的机括是维护王权。“所以, 天学在中国古代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必须由王家垄断”[11]。“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严申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连收藏天文图书或有关的仪器, 都可能被判徒刑乃至死罪”[11]。
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中, 书院制度可以成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重要制度思想资源。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特点是研究与教育相结合, 采取学者讲学, 师生共同研讨切磋的方式, 其性质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私学。书院制度始于唐, 盛于宋。“宋初, 天下渐定, 学习风气日盛, 又因佛教禅林教学制度的影响, 一些学者便选择山林僻静处办起了专以收徒讲学为业的书院”。 “南宋时代, 官学和科举的弊病日益暴露, 一般士人苦于没有一个能比较自由地授受研究学问的场所, 因而对专事讲学, 可以参加科举为目的书院产生了好感;又由于理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和以理学家为主的一批著名学者的大力提倡, 书院又发达起来了”[14]。到了晚清, 随着西学尤其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制度传入中国, 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教学研究内容的书院——“格致书院”。 “格致书院是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与一体的特殊机构”[10]。“科学仪器的展览, 科学讲座的举办, 科学人才的荟萃, 使格致书院成为当时中国少见的展示西方科学技术的窗口”[10]。相比较而言, “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胚芽。同时, 也沿用了书院制度, 即书院制度所具有的特征, 可以和西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进行汇通或对接。
二、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从社会体制的维度展开, 如杜威对培根在西方科学与技术最初实现社会体制化的过程中表明的那样:“新论理的任务是保获心意使它不自相矛盾, 教它忍耐持久地去学习事实中无限的差别性和特殊性, 教它在知识方面顺从自然, 以便在实践中支配自然——这就是学问的新论理——新工具或器官的意义, 这名称显然是为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而起的。这名称还包含其他重要的反对思想。亚里士多德以为理性是可与合理的真理独自结合的。他所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那句名言的反面是, 性灵不是动物的、人类的, 也不是政治的。它是神圣地独一无二、无所不包的……培根确实可以算作从实用见地看知识的一个先觉。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他在知识的追求和归宿中怎样地注意社会的因素, 便可以免掉许多误解。”[17]“用培根的话来讲, 我们虽在用科学支配系统地、优越地运用到人类地位的改进上去。这种运用虽亦不少, 但都是偶然的、分散的和表面的。这个限制规定了现今哲学改造的特殊问题。因为它注意在社会的缺陷。”[1]如此,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根本的在于其社会体制化。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无疑首先要去追求对于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了。
社会功利是科学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最主要动力和机制, 而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体制, 更凸显以功利为主的价值取向。“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1]。“正是对科学价值的这种肯定性评价——一种逐渐变得日益起促进作用的评价——引导着更多的人们去从事科学。对科学的注意力的这种提高——这在有关职业兴起转移的数据中得到反映——至少是科学在这个世纪后半叶获得加速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不是一个充分原因的话”[1]。这“社会价值”也就是功利价值。“在十七世纪, 对于科学的功利性时常提出有些过分的要求, 那主要是科学的体制化的前奏”[1]。巴伯在其《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指出, 出于他们本身对科学的忠诚, 业余爱好者协会显示了功利主义的倾向, 这是近代科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沃恩斯坦说道:“他们自己关心家常兴趣之事物, 例如贸易、商务、工具和机械, 并且试图以科学之光来改善日常的生活。”[22]
与之功利社会价值有着天然联系的科学技术是在依靠社会体制为工具来促进社会进步。巴萨拉 (George Basalla) 认为, “技术进步”的核心是追求社会进步。“文艺复兴以来, 给技术的性质和影响的思索定调的技术进步概念是以六大推论做基础的。第一, 技术革新毫无疑义对变化中的人造物的改进有显著的贡献;第二, 技术的进步直接有助于我们物质、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改善, 从而加速了文明的发展;第三, 技术上的进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进步可以毫不含糊地用速度、效率、能量或其他一些量化标准来衡量;第四, 技术变革的源头、方向和影响都完全是在人类控制之中的;第五, 技术征服了自然界并迫使其为人类目的服务;第六, 技术和文化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巅峰状态”[23]。
但是,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在它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是否有悖于其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蔡尔德 (Gordon Childe) 引用史前社会发展表明, 其负面效应仅是社会进步中的“非正常现象”。 蔡尔德认为他已发现了技术变革与人口增长之间关联的无懈可击的证据。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事件中即有这类明证。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 描绘英国人口增长的曲线直线上扬;这一发展被蔡尔德用风行一时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即历史学家称为工业革命的那些东西做参考而解释它。在蔡尔德看来, 历史上关于工业化的益处和坏处的辩论, 最终可以通过谈到它的客观标准来解决。他总结说工业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因为它对给自己影响最大的物质——智人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便利[23]。这也是科学技术以社会体制为工具对社会的价值取向始终追求社会功利, 追求促进社会进步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 其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以价值为核心的, 尤其是“义利之辨”。中国传统哲学取向重义轻利, 这种倾向成为阻碍技术社会体制化的最主要障碍。以儒家为例, 儒家尤其轻利重义甚至于弃利, 视义利如风牛马不相及的事。“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宪问》)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义之所在, 不倾于权, 不顾其利。” (《荀子·荣辱》) 不可否认, 重义轻利本身是合理性的, 也是必要的, 表征着人类美好而又崇尚道德情操, 可视为超越经验的伦理。可是, 把义与利完全地对立起来, 并一棒子打死, 视其社会功利为洪水猛兽, 自然地不仅舍弃了“利”自身所有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对“义”有着有益的必要的互补和互助的关系, 而且也阻碍了技术社会体制化。
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以其固有的保守性的特征而断裂技术社会体制化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守成和稳定。“孔子曰:‘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继, 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 即当时之现代化。夏商周三代, 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继周而起者, 但又知其仍必因于周, 而亦不能无损益, 秦汉以下是已。所因少, 则传统弱, 而不能常。如秦, 如汉, 如三国魏晋, 以下如隋, 如五代, 皆是也。所因多, 则传统强, 而能常。如两汉, 如唐, 如宋, 如明是也”[25]。社会历史倚重于传统。虽然晚清思想家已初步认知西方科学技术所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 但仅仅停留在认知上而已。
摘要：从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维度考量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中国传统文化漠视技术, 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从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向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阻碍了技术社会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其对人文、伦理的关怀以及“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 对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 篇11
关键词：现代化；视野；美国史；研究
随着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依赖逐渐加深。在这种发展背景之下，史学界涌现出了研究借鉴其他国家发展历史的潮流，而在这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当属对美国史的研究。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美国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其的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国别史研究，而是将美国史研究纳入进我国国家建设及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因此在这个研究要求之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美国史研究也逐渐进入现代化的视野之中，并逐渐从其研究成果中借鉴发展经验，并借以丰富我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所以，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要求之下，对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进行分析研究就十分有必要了。
一、美国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美关系得到缓和并建交以来，了解美国并研究其发展历史，成为我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社会与经济逐渐恢复正常，这也就相应的引领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加之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以更加崭新的姿态融入到国际社会的发展中，从而更加推动了中美文化的交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史的研究就顺势成为了人文研究的弄潮儿。从之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美国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美国外交史和政治史，借以希望能够从中借鉴到美国发展的经验教训。
1990年之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逐渐被瓦解，世界发展出现了新的形势，即其逐渐朝向多极化发展，国际关系也一改往日的对立局面，逐渐开始多元化。世界格局发展生的变化及国际局势的变动，让美国史的研究也逐渐多元起来。其一改往日政治意识形态操控下的研究局面，将过去只局限于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美國史研究向着更为广阔、深入的层次扩展。在这一时期，其研究方向有社会发展史、思想文化史、西部及南部发展史、妇女史和城市经济发展史等。这种研究方向与我国当时十分重视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及至21世纪，全球化密切了国家与民族的联系，在国家史学研究方面，呈现出“去民族化”与“跨国转向”的研究趋势。在这一时期，美国史研究中虽然仍旧侧重于外交史方面，但较之以前，其在美国史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减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环境的不断恶化及资源危机的加剧都使得我国的史学研究转向于美国发展进程中所采取的减缓环境恶化与治理的措施，同时在对法治完善等方面，对其借鉴也较多。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之前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使得美国史的研究更为开放、创新。
从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其也在不断的开放与兼收并蓄中得到充实，尤其是在现代化视野的关照下，其研究内容更加广泛，所涉及的领域也更为深入。
二、现代化视野关照下的美国史研究内容
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随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不断向国家发达国家借鉴经验教训，而在这其中，由于美国在民族独立战争之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并逐渐成为世界发展强国，我国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曾出现，因此，在对美国史研究方面，其涉及的领域不断增多。首先，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将美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纳入其中。在美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之后，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相应的带动了其城市发展，并以此引起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城市化发展浪潮。同时，在华盛顿总统的领导下，年轻的美国走上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并在两者的互相推动下，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可以说，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种发展经历与我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由于我国面临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攻坚期，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城市人口增长、住房紧缺、交通拥堵、城市污染等成为困扰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因此在史学研究方面，美国史研究逐渐转向了其城市化进程方面，以此希望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其次，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逐渐开始重视美国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与治理。美国从20世纪初就成为世界工业发展的引领者，而其工业化与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便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在美国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其环境破坏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首先是印第安人所生活的生态文明被工业文明所破坏；其次是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烟雾事件、光化学事件等，导致其生态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同时，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得土地污染十分严重。这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物力来进行环境污染的治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也不断地加重，因此为了对其进行更好的治理，我国政府不断的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与此同时，史学研究也逐渐转向了美国环境污染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这不仅为我国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也为我国的环境污染也带了相关的借鉴。最后，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将其文化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家历史的研究逐渐的“去民族化”，但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却逐渐开始突出其民族特色。美国文化作为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强势文化之一，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在我国的传播，更是拥有强大的市场。在当前国家发展中，文化逐渐城市衡量其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为了丰富我国的文化发展，在美国史研究中，逐渐开始重视其文化发展，并对其优秀资源进行借鉴，以此为我国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总之，由于在现代化研究参照的带动下，美国史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史研究将会开掘出更多新的内容。
三、结语
现代化视野下的美国史研究，其内容庞大，涵盖了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内容。而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也带动了之前相关研究的创新，使其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散发出生命力。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许多的社会问题，而美国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经验与教训可供我们借鉴，因此，对美国史的研究还有更多可以开拓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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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现代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的新发展 篇12
刑事法学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法制发展过程, 解放后, 刑事法学的发展更是曲折, 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只是面对我国刑事法学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我们还需进一步研究其基础的、根本的东西, 以促进问题的解决, 为我国刑事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机遇。
二、法制是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础
(一) 现代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建设的意义
现代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改造自然、社会活动中积累的优秀成果成果, 引领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古至今, 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法”, “法”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现代文明的核心要素。首先,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中, “人治”难免有偏私, 法治更容易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依法治国,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建立文明高度发达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其次, 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积累是个漫长的曲折的过程, 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相对有序、稳定的社会环境支持,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 是确保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再次, 现代文明发展中, 对于人权的尊重, 人类社会的公平、公正、稳定等更加重视。法律是现代文明社会维护社会安全, 解决社会发展中矛盾, 消灭社会不安定因素, 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的关键, 是社会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 是约束公民道德规范的根本, 法不明则国易乱, 国乱则民生忧患。因此, 在人类文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更需要只重视刑事法学的发展, 以促进立法、建法、依法等环节的发展, 使其更能体现现代文明的特点,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
(二) 我国刑事法学发展的历程概述
广义的刑事法学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及其刑罚的一般规律及其刑事立法、司法理论概括的综合科学。主要包括规范刑法学、理论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还包括刑事政策学、刑罚学、犯罪学等等。在我国历史中, 最早的一部刑法解释的著作为《春秋折狱》, 该书这主要以经文释义的方法判解刑事案件, 在刑法发展的历史上有解释学意义。唐朝时期, 《唐律疏议》将我国的刑事法学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一方面, 《唐律疏议》摆脱了以经文诠释刑律的方法, 实现了我国法律释义学的“转正”, 标志着我国规范刑事法学的形成。另一方面, 《唐律疏议》主要体现的是官方对律文扩大或缩小的解释, 并未脱离我国古代民刑混杂的法律状态, 刑事法学的实体与程序还是难以区别。进入中国近代史, 我国的刑事法学受到了“洋学、洋法”的冲击, 大清国在灭亡前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典式刑律, 即《大清新刑律》, 该部法典未及实施大清朝就烟消云散了, 全面的、系统的刑法研究未能形成。直到我国的新民主革命成功后, 较为完整、系统的中国刑事法学才逐渐形成。进入新中国以后, 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更是一波三折。
(三) 建国后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
1949年建国之始, 我国对于刑事法学方面的探讨特别重视,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立法运动, 刑事法学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刑事诉讼阶段等问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直到四十年代末期, 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逐渐进入“冰期”, 进入五年代后, 建国初形成的刑事法学理论、体系、立法等被统统抛弃, 刑事法学全面引入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学理论。这段时间刑事法学建设的重点就是归纳和总结新中国刑事司法经验及对探索刑事诉讼法学体系。进入八十年代末期, 我国的改革开发政策给我国法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受“拨乱反正”思想的影响, 刑事法学发展得到了复苏, 学者开始研究法律的平等、检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等问题。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原则、制度程序进行了较广泛、普遍的解释。此外, 还有《刑事证据理论》、《证据学》、《刑事诉讼证明论》等著作, 揭开了我国刑事法学的新局面。1997年后, 我国逐渐兴起了刑事法学的一些基本范畴进行专门的研究, 如形式起诉制度、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等。现代文明背景下, 我国的刑事法学一方面继承了我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因素, 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能力。另一方面, 批判的接受了其他国家刑事法律体制 (如美英、前苏联等) , 通过对其法律理论的扬弃,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国刑事法学的建设和完善。现代社会快速发展, 现代文明日新月异, 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要紧跟时代, 才能有效的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保护作用, 维持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我国刑事法学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一) 我国刑事法学发展现状
我国刑事法学发展自复苏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我国依法治国方略毕竟起步较晚, 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 当前, 我国刑事法学研究比较偏重于公共安全的立法, 刑事法学的价值取向存在较大争议, 争议的核心是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保障, 刑事法学立法究竟是以社会为本还是以个人为本, 还是两者并重, 进一步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有待确定。第二, 当前, 我国刑事法学的实践比较重视重打击犯罪, 对于个人权利保障的制度相对缺乏, 在具体的打击犯罪的过程中, 往往会造成一定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事件。第三, 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在刑事法学发展中, 一些研究人员忽视这种差距的存在, 一味的倡导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不能正确的吸收和学习外来的刑事法学立法经验。例如, 近期的“大胆用枪”的争论就较受社会关注。在美国“大胆用枪”是警员保护自身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 因为美国允许私人拥有枪支。在我国, 枪支管理严格, “大胆用枪”背后造成了一些列的刑事法学问题值得社会的思考和探讨。总之, 当前我国刑事法学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个人权益与社会权益之间的不协调。如何结合当前形势, 在现代文明视野下发展刑事法学, 一定要立足根本,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理智的、科学的吸收外来的先进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科学选择、科学发展。
(二) 现代文明视野下刑法学发展的思考
当前, 我国刑事法学的现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致使个人权利得不到良好的保障, 特别是被告的人权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遭受侵害得不到伸张。这也是国际社会“怀疑”我国“民权、民主”的重要方面。过于重视社会价值取向的刑事法学发展已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发展的立法要求。过于偏向人权的“人本主义”又不适应我国国情, 不利于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 过于强调人权利的本位主义有一定的极端性, 西方国家刑事法学的发展经验已证明, 过分强调个人权利, 可能带给社会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 造成社会大众利益的受损。过于强调惩治犯罪, 会刑事法学缺少人性化, 难以体现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本质地位, 即使在短期内能看到一些有利于社会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维护的效果, 但不利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易造成乱用职权、草率频繁侵害公民权利等不良影响, 最终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现代文明下, 人们的自我意识发展迅猛, 被告者人权的思想被社会广泛认同, 社会本位和人本位价值观的冲突日益明显, 站在不同的立场, 社会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人权的发扬一样重要。如何保证科学立法, 在协调矛盾、打击犯罪的同时又能最大程度的保障人权, 是现代文明下刑事法学发展研究的重点问题。一方面,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犯罪客体的内涵不断扩大, 犯罪主体也日益多样化、国际化、法人化。刑事法学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另一方面, 各种自然发展种类和总量不断的增加, 犯罪的手段、形式、思想等日益多样化, 社会惩罚打击犯罪的成本不断的增加, 而一些犯罪的成本却在“人权”的掩护下逐渐降低, 严重影响了公共秩序的维护成效,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 现代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发展趋向分析
现代文明下, 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要客观的认识到我国立法环境、局势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理智的学习和吸收西方国家刑事法学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智慧的应用我国的传统刑事法学观念, 将其精华巧妙的融入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中, 结合我国国情思考刑事诉讼制度等刑事法学的发展。第一, 重视刑事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引用国际上的普遍做法, 在认识论的基础上发展刑事法学的文化研究, 注重引入方式与我国国情的适应性, 使刑事法学研究能在我国的文化氛围中得到发展。第二, 认真的研究基本诉讼概念和理论思想, 逐渐的完善我国刑事法学发展中的缺陷, 规范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的制度, 使其能配合我改改司法改革发展, 并能使我国刑事法学在现代文明环境下有效的结合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等发展, 建立一个科学的、人性化的发展观念, 完善公开审判、陪审等制度等, 弥补诉讼条件、诉讼行为等方面的不足。第三, 加强诉讼基础理论研究, 推动刑事诉讼认识论和诉讼心理学研究进展, 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发展。第四, 拓宽视野, 将刑事法学的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结合起来, 更深层的挖掘现代文明下法治观念的价值与内涵。第五, 注重取证制度的技巧性研究。一方面,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 传统的取证方式太过粗糙、笼统, 不利于现代文明下刑事法学的发展。另一方面, 随着科技的发展, 刑事法学的犯罪手段越来越偏向高科技, 取证也要随之发展。例如人身识别取证, 从最初的指纹认证, 到后来的DAN识别等, 高科技的取证技术确保了取证的真实性、准确性。第五, 加强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研究, 寻找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利的最佳切合点, 强化对犯罪公民的人权保护。例如逐渐废除所有非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设置, 使我国刑事法学中死刑审判更能体现“人本主义”, 促进人权的最大发挥。一方面, 避免过度的重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公共安全, 造成刑事立法的专制形态。另一方面, 避免片面的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 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国家安全危机。第六, 创新刑事法学研究观念, 科学划定犯罪圈, 增设赦免制度。例如取消对新生儿母亲及70岁以上老人的死刑判决。第七, 加强网络犯罪的立法,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以网络为基础的各项犯罪的惩处力度, 例如网络金融犯罪、网络证券犯罪等, 严厉打击新型犯罪。第八, 增加刑事法学审判的可选择性, 对严重的故意犯罪的犯罪主体的判定具有一定的可选择性, 保障公正审判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从思想、道德上拯救社会犯罪主体。第九, 逐渐的改革目前的劳动教养制度, 在新时代文明的引导下树立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切实的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 对于社会违法行为, 从心里、人格、思想等方面给予针对性的纠正, 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实现刑事立法对社会秩序管理、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四、结语
我国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 国际刑事法学的基本准则对我国刑事法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特别是社会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死刑等一些问题, 成为现代文明视角下我国刑事法学发展的重点研究问题。研究其一般发展趋势, 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妥善的处理这些问题, 在遏制犯罪、矫治犯罪的大形势下, 增强人权保障的力度, 是我国刑事法学发展的新趋向。
摘要：刑事法学的研究和发展是打击犯罪,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在现代文明高速发达的今天,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秩序维护形式, 刑事法学的发展遇到了较多问题。社会秩序、社会安全与个人权益的冲突、协调, 是现代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何在刑事法学发展中兼顾两者权利, 是确保刑事法学在现代文明中创新发展的需要。本文就这一矛盾的存在与当前刑事法学发展的现状展开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现代文明视野下刑事法学发展的趋向。
关键词：现代文明,刑事法学,社会秩序,个人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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