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精选12篇）
现代性 篇1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方式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蔓延开来, 亚细亚之东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的进行更是加速了现代性时代的到来。现代性如猛兽般地行进, 让人们惊慌失措, 人们在反思性的观察中觉察到现代性的风险与威胁, 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人们。
在中国, 现代性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如此之快, 以致让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城市化所带来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形态与社会联系方式。农民工的大量流动将传统的地域性联系打破。我们一边感受着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美好, 一边慨叹着变迁所致的物是人非。基于社会变迁的发展, 人们在反思中感受到危机的到来。对于中国人来说, 个体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 社会交往成本。在信任缺乏的现代社会, 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受害者:民众输金钱、输感情, 政府的信誉形象受损,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信任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威胁。防盗门、防盗窗、各式各样的密码锁防住了盗贼、锁住了财产, 却依然给不了你安全感, “毒奶粉”“皮革奶”让我们对政府监管部门等所谓的专家系统失去了信心。我们用道德沦丧来解释这样一种令人烦躁的社会现象, 也在这样一种心态下麻木地对待所拥有的生活, 现实社会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情淡漠与文化萧条。
信任危机在中国的出现与现代性的到来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能单一表面地用道德沦丧的观点来加以解释。吉登斯对于信任的研究也许能为危机的出现提供一些独到的见解。在《现代性的后果》中, 吉登斯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的角度阐释了现代性相关联的制度变革, 其中就包括大量关于信任的探讨。吉登斯认为信任是信心的一种特殊类型, 而不是与之截然不同。他认为信任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 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 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 或者对抽象原则之正确性的信念。它既包括“人对人的信任”, 又包括“人对系统的信任”, 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不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 同样也存在于人与系统之间。
一、人对人的信任危机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的产生, 其实是一种社会成员自身的本体性不安全的表现, 因为信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 如果每个人都对他人的可依赖性持有信心, 那么也就无所谓存在信任危机了, 信任完全是一种介于个体之外的抽象体, 而不是你信任我, 我信任你。现代社会绝对速度的发展, 让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性问题, 人们往往被这些问题所困扰, 并且表现出本体性的不安全。
现代性所表现出的“断裂”, 为分析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产生背后的风险性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有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进化论观点所谓的“断裂”概念, 吉登斯对于断裂的解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所强调的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那一种特殊断裂, 而不是基于人类历史不存在一帆风顺的发展路径的论点中的波折的“断裂”。
现代性以一种类似于“断裂”的形式, 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 从而形成了新的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 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 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跨国公司的无限制扩张、国际货币的产生与使用、跨越大洲之间借助于现代技术 (互联网) 的人际交往关系无不是现代性变迁的缩影。在内涵方面, 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昔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方式已被机械钟所代表的24小时制所规划着, 传统的基于血缘宗亲的社会关系被多元的社会关系所取代, 传统的生活因为现代不同价值导向的生活方式而变得纷繁多彩。
不可否认, 现代性的发展是基于传统社会的发展, 但是, 由于短时间内所表现出的转变是如此的巨大, 影响意义是如此的深远与广泛, 现代性的生活是如此的新颖与陌生, 使其表现出了一种强烈而明显的“断裂”感。人们的人身适应系统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速度, 大多数人对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威胁。我们也许时常会反思:“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是同一个人吗?”“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真的存在吗?”
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联系。相对于传统社会建立于地域性联系以及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长期社会联系而言, 现代社会的社会联系更多的被短暂的社会关系所取代。由于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持久而经常性的心理需要, 是从对他人的信赖与诚实中所获的, 是一种情感的再认。因此, 基于短暂的社会关系无法获得相应的心理以及情感需要, 信任关系也无法得到建立, 反之则带来本体性的不安全感。
在中国, 本体性的安全感还受到另外一种因素的威胁。现代社会增强了社会成员的流动性, 以农民工为主的人口流动成为了当前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农民工往往被贴上了文化素质低、道德素质差的标签。安于稳定环境的中国人总是用看怪物一样的眼光, 看待侵入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外来客, 人们在一种错误的反思中感受到来自于自己的威胁。
二、人对系统的信任危机
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是两个重要的概念, “人对系统的信任”中所谓的系统就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吉登斯是这样形象的描述专家系统的, “我走出家门, 坐上一辆车, 我就进入了一系列完全充斥这专门知识的环境之中, 包括汽车的设计……当我选择驾车外出时, 我就接受了这种风险但我信赖上面所说的专业系列。”非专业人士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一方面建立在个体对专门知识的信赖上, 另一方面受制于个体的风险承担能力。信赖的缺失以及风险承担能力的不足, 都可能导致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
现代性社会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包容各类大量信息的复杂社会。我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创造和扬弃概念和形象, 以致于知识变成了可以任意处置的东西。纷繁复杂的信息大量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能辨别何为真正的知识, 并对于知识表现出一种不信任以及基于此基础之上的对抗与无奈。对于专门知识的不信任导致了信任危机的加剧, 加之由于中国人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的有限, 保持沉默, 或拒绝信息、知识往往成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对抗性专家主张 (即个专业人士在对专业知识和技能掌握的矛盾性) 往往引发信任危机的产生。比如对于疾病的治疗, 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主张使用传统中医疗法, 有的则主张使用西医疗法。当非专业个体在对抗性的专家主张面前进行博弈时, 由于不存在真正指引我们决定采用何种替代方法或者评估他们效果的东西, 因此, 非专业个体便表现出面对对抗性的专家主张的无奈。对抗性的专家主张以及权威的漏洞, 也会导致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 而且这是一种群体性现象。近年来, 我国奶制品的安全一直考验着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国奶制品权威代表三路、蒙牛等出现问题, 致使群众对于我国几乎全部奶制品持怀疑态度。
三、小结
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的产生, 并非能单从“人对人的信任危机”以及“人对系统的信任危机”两方面就可以得到全面的解释与分析的, 但吉登斯关于信任的研究为分析信任危机的产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当然对于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的解决, 还依赖于大量的调查研究, 以及靠社会自身的发展所带来的进步。
摘要：信任危机在中国的出现与现代性的到来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抛弃道德沦丧观的信任危机解释, 从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出发, 借用其对信任研究的独特理论视角, 对中国信任危机的出现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吉登斯,现代性,信任危机
参考文献
[1]吉登斯 (著) , 田禾 (译) .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 2011.
[2]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3]马爱芳.浅析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危机[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2 (2) .
现代性 篇2
教育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指建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需要的，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标的新型教育体系。教育体系的要素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手段和方法、教育管理等。实现教育现代化要求必须更新旧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改革旧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手段方法、教学模式、教育评价体系和教育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具体包括教育观念现代化、教育内容现代化、教育装备现代化、师资队伍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等。
教育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以现代教育科学及其相近学科理论为指导，以服务国家现代化为目标，是以促进教育主体———人的现代化和全面素质发展为核心的一系列教育历史变革过程。
教育现代性
认为教育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教育现代性是用以描述现代教育的一个概念。与教育现代性相对的概念是教育前现代性。在此，教育前现代性的语义不在于对历史过程的分界，而在于所表征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前现代性(即在看待两者的关系上，它以社会或社会群体为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现象的前现代性特征。二，教育现代性既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规定，也是一种以反思批判为主要特征的思维力一式的规定。三，在教育的价值取向上，它不像教育前现代性那样，以群体为本位，而是以个体为体位；它以理性主义、个体主体性发展或个体自由为核心取向。
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 1。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基础，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于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此同时，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主张—个体主体性发展又是现代化实现的目标，“现代化就是努力实现现代性目标的社会改造，”。在现代性视域下的现代化是指现代性的客观社会运动或理性化的过程。“所谓现代化，具体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性生长和构成的过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构成因素，现代性的生成、推演和铺陈即形成了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现代性是一种点状的现象，一种抽象的理念，那么现代化就是这一理念扩张的历史进程，一种广泛蔓延的现实状态。换言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具体实现、现实展示；”因而，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虽然现代化是现代性‘化’的过程，但现代性不是任何一种现代化的结果。”正因为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所以“有了现代性概念，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化。”循此而言，界定和启用“现代性”这一概念绝不是一种无谓之举。
2、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联系
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侧面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联系来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性的社会运动，是教育现代性文化价值的客观社会运动或实现过程；教育现代性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不仅支配着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和方向，而且是教育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过程的合理性根据。从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联系来看，一方面，教育现代性通过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反思、批判、重建，从而调节、改造、修正、甚至重塑教育现代化过程；另一方面，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具有时间绵延的一致性；这也即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价值方案的实施(或现代化进程)相伴相生的，教育现代性的反思内在于教育现代性所持文化价值的社会运动，人们在教育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展开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例如在西方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早有著名的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卢梭对教育现代性文化价值引发的问题的反思、批判，后又有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家、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家等对教育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等；在我国则早有梁启超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反思批判，尔后又有科学与玄学论争中人们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新儒家在文化教育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探寻中所展开的对文化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更切近的则是我国1990年代以来有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话语中人们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等等。
（2）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区别
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区别来看：(1)教育现代性指涉的是现代教育的文化精神形态，对教育现代性的研究应是理论取向的研究，属教育文化哲学研究范畴，它所建构的是以理性主义、个体主体性为核心的教育文化价值的理论模式；而教育现代化是以形成人的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品质为核心，以现代物质技术条件为基础，以制度化教育为主体，建立民主、法制、开放、多元的现代教育制度的过程；所以，教育现代化研究应是实践取向的研究，它围绕教育制度、教育管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技术、教育组织形式等要素，建构以实现人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品质为目标的实践模式。(2)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处于不同的层面，教育现代化问题处于显性层面，对于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人们总是过建立可度量的动态指标去测度；相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教育现代性问题是现代教育问题中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它蕴含于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处于隐性层面，它不象教育现代化那样是可测度的。(3)教育现代性具有普世性，而教育现代化则具有特殊性。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型态，在总体上源于西方；内发于西方的现代性在世界上扩展开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后发型或植入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的参照标准，所以现代性呈现出普世性的特点，当今，“在全球日渐紧密的联系网络之中，普世化的格调将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具有普世性特点的现代性对各民族国家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现代性之普世性的特征更显突出。同样，教育现代性在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之间也呈现出一致性或普世性特点。但普世性的教育现代性的社会运动或现代化又是、也必然是与各个民族国家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传统相遇、结合的，又是各民族国家自主选择的产物，因而各民族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又呈现各具特色的“面相”。教育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是普世性的，但教育现代性的实现方式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从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区别来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性的实现过程，而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对教育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的反思，它在对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的同时，对教育现代性本身作出价值重估，进而对现代教育的价值进行重构。教育现代化过程具有客观实在性，是主体积极的实践过程，但相对而言，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主体性的更高体现，是主体意识的更加自觉，两者处于主体意识的不同层面。
由上可见，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两者既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存在学理上的分疏。所以，我们可将它们作相对分离，把它们当作两个相对独立的论域来对待，并在此基础上，突显教育现代性的研究。这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 篇3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31-02
作为现代化历程的亲历者，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恰恰是现代化在西欧迅猛发展时期。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这一概念，但他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兴起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且系统地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相关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把当时的19世纪称为现代，并频繁地使用“现代”这一概念，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的工人”、“现代工业”等等。现代一词并非是当时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现代社会特指资本主义社会。
一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机器化大生产的采用和社会分工的广泛推进，这一系列的生产方式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从中世纪手工业者到“现代工人”，从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到“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从中世纪国家到“现代国家”，资产阶级时代最终得以确立下来并首次开创了现代社会的历史。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并宣布人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即现代时期。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原有的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传统的经营方式。随着世界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和产业革命的不断升级，现代大工业又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现代资产阶级逐渐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76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的兴起以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传统农业社会彻底解体，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逐渐生成并日益壮大，这实际上就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变革的现代化过程。
其次，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的人口——过去哪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77
最后，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视域探寻现代社会，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互动中解读现代社会。世界历史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世界历史推动了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良性互动，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现代社会的形成。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88世界历史的形成促进了全球的普遍交往，过去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所取代，交往的普遍性使得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并加速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二
现代社会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新时代开启的重要标志。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渗透在对现代社会的剖析过程中，且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动力的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并运用生产方式的概念来阐明社会发展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是划分新时代的重要标志，生产方式的变革促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作了阶段性的划分，提出了现代社会有机体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依照欧洲人文主义的三分法，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即亚细亚社会形态、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形态。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剖析现代社会，进而突出现代社会的有机结构和总体性的历史进程。
其次，马克思运用矛盾的观点来解读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了内在矛盾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高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历史的短暂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产生了以往任何人类历史上都不可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裂变给予了无情地批驳，并指明资产阶级是在血与火的历史中才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它是一个充满曲折和矛盾的历史过程。
最后，马克思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并指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性。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角度入手，重新解读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提出了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市民社会的出现为西欧现代化兴起提供了重要条件。19世纪40年代以后，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本质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出现使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商品经济使社会得到重大变革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社会发展招致一系列的严重扭曲，如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异化的灾难性影响等等。此外，马克思还对非洲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着重探讨了西方的殖民扩张行为对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影响。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理论，不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也为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既是资本主义最为激烈而深刻的批判者，也是现代性概念最为科学的阐释者。马克思在肯定现代性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重要前提的同时，也指出了现代性所导致的殖民统治及其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状态，并积极提倡走向现代性的内在超越，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实现现代性的正常化发展，为清晰地把握现代性问题和人的发展境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现代性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人类应当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不断地反思和审视现代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追赶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尚未完成的现代性。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下积极构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对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应保持清醒而理性的态度。
第一，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应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并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历史复杂性和现实艰巨性。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是一项复杂历史课题，当中国高举现代性大旗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思潮则高举着解构的大旗对现代性予以批判，在中国语境中探讨现代化问题的处境较为尴尬。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追赶和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当代中国现代性构建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过程中，应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构建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在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历程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性之路。
第二，在建构当代中国现代性之路的过程中，运用理性和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来辩证地审视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在中国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效率与公平、功利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现代性的发展既带来了辉煌的历史成就，又引发了深层的社会危机。“理性主义的泛化使人类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的同时，又使人类陷入生态、资源、环境等严重困境；科学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现代人所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成果，又使人类面临价值、情感、信仰等方面的危机；市场原则促使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对社会公正、伦理规范、精神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挤压。这一切都标志着现代性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2]145-146因此，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在对中国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之中，积极探寻中国现代性之路的突破点与创新点，从而使中国迈向一种理性的现代化之路。
第三，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指导下合理地把握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都不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但如不敢突破传统也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能创新。”[3]542因此，在积极借鉴和利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应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现代化基本规律来指引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在积极借鉴和总结现代化国家历史经验的同时，应用批判的眼光来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尊重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应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把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和现代化有机结合，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积极构建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的现代性理论。
第四，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应把精神文化的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在现代性构建中彰显人文关怀。现代性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概念，它蕴含着人、自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现代性的构建需要把自觉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关怀作为精神支撑，并以科学发展观来引领并积极构建以人为本的具有前瞻意义的现代性之路。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而理性的态度，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论现代大学制度的“现代性” 篇4
一、现代大学制度是现行大学制度的创新
现代大学制度是社会各种纷繁复杂制度中的一种, 都是指要求共同遵守的办事规则和行动准则。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 具有制度的一般特征:第一, 制度是人的行为规则, 与人的素质、动机和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第二, 制度是组织的公共产品, 是组织中的人都必须要遵循的行事规则和行为准则;第三, 制度是组织中社会关系的定型表现和存在方式, 具有稳定性;第四, 制度是顺利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五, 制度具有一定程度强制性和限制性;第六, 制度是在组织中的人趋利避害的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现代大学制度与普遍意义制度特征不同点就在于它是大学的制度, 是大学人的制度, 是为实现大学目标服务的制度, 是大学内外关系定型化的表现和存在方式。
大学制度是大学的重要组织部分。大学制度遵循制度变化的基本规律, 会根据大学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制度创新是组织发展的普遍规律, 即通过制度主体建立新制度, 实现组织新目标。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对现行大学制度的创新, 它是对大学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提出新要求的积极反应, 主要包括:第一, 是反映大学这个组织行为的变化;第二, 反映大学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第三, 反映大学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就是依据新情况、新要求对现行大学制度进行变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制度, 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现代大学制度对现行大学制度进行创新的过程中, 必须使制度更符合大学现实和未来发展要求, 即现代大学制度比现行大学制度更“现代”, 即具备更强的“现代性”。制度本身就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只有全面地反映现实基础的要求, 才能对现实基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以为, 增强现代大学制度的“现代性”, 至少应当体现如下三个方面:第一, 现代大学制度相比现行大学制度包容更多的现代元素;第二, 现代大学制度相比现行大学制度, 能够更彻底地解决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第三, 现代大学制度相比现行大学制度更加体系化。笔者就此展开论述。
二、现代大学制度是包含更多现代元素的新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是在改革现有高校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相比现行大学制度, 它应该包容更多的“现代元素”,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 现代大学制度要包容更多更新的办学理念
理念是制度的灵魂。制度创新, 理念必须先行。现代大学制度相比现行大学制度, 其办学理念更科学、更先进、更有效。现代大学制度是必须用科学、有效的新理念武装起来的制度。譬如大学本质上是学术组织的理念, 现代大学制度本质上也应该是服从并服务学术发展的制度。现代大学制度还应该体现教授治学的理念, 将教授治学的基本原则、规则、程序及方式方法包含在内。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教育教学制度应该体现创新创业的要求, 将创新意识和理念融入到制度之中。现代大学制度是吸取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新理念, 并结合我国大学实际再创造的成果。然而理念并不是制度。现在人们强调的教授治学更多的是一种理念, 制度是将教授治学理念通过组织机构、原则、程序和技术定型后的规则和行为准则。
(二) 现代大学制度要包容更多更新的发展目标
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大学的上层建筑, 必须要更加全面深刻地反映现代大学的发展目标和新要求, 要将大学更多、更新的发展目标包含在内。譬如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充分地体现大学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功能, 将促进文化传承和创新观念、行为和方式制度化, 并为大学充分发挥文化传承和创新功能提供制度保障;又譬如, 现代大学制度应将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包含在内, 通过变革办事规则, 使规则更加国际化, 使得来自五大洲各个国家的学生都能够适应我国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再譬如现代大学制度须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核心目标包括在内。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要求, 要通过变革教育教学方式, 编制教育质量标准, 改善管理和服务, 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现代大学制度在包容更多、更新发展目标的同时, 也应对现行大学制度中的目标进行扬弃, 譬如将素质教育和仅重视知识教育的做法结合起来, 在坚持知识教育的过程中融入更多的素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要求和做法。
(三) 现代大学制度应给予大学和大学人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
现代大学制度将毫无疑问地赋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促使大学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更加自如地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现代大学制度将赋予大学中的教师以更大的发展空间, 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流动, 更加方便地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科学的探究工作, 生活也更加如意。现代大学制度应赋予学生更大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空间, 他们可以更多地依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更加自主地利用大学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 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四) 现代大学制度应给予更高层次的民主和公平
民主和公平是现代人的重要追求之一, 是人类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民主和公平是确保组织中的人更加自觉地维护和促进组织发展的重要条件。现代大学制度将比现行大学制度更能保障民主和公平。现代大学制度将更全面地保障大学相关利益者的基本权益, 尤其是确保教师和学生成为大学的真正主人。现代大学制度将努力减少管理层级, 推行管理扁平化, 克服官本位, 发挥自主管理, 加快教授治学的步伐, 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公平和民主。现代大学制度将确保大学人的各种人权, 积极推进制度的法制化, 确保各种大学人在发展机会、利益福利诸多方面的公平。
(五) 现代大学制度应包容更多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
现代大学制度将在系统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上, 确保决策的科学高效。同时现代大学制度还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制度的定型化。现代大学制度将物联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包容进来, 将大学运行过程规则化、信息化和技术化, 构建信息化的制度平台, 实现校内外全周期的信息化管理等。
三、现代大学制度是彻底解决现行大学主要矛盾和问题的制度
从利益角度看, 制度当然也是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但作为大学人都要遵守的办学规则和行为准则, 有效地解决现行大学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制度得以沉淀和定型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完善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制度、建立起来的董事会或理事会等一系列的领导、咨询和决策机构等依然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大学发展中困境, 不能很好地激发大学的办学活力, 那么, 即便有这样的机构和制度, 依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相比现行大学制度, 要更彻底地解决现行大学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现行大学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已经表现得比较清晰, 已成为阻碍高校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指出:“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 内容方法比较陈旧……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 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 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投入不足, 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上面表述有些是具体问题, 有些本来就是制度问题, 属于需要制度变革的范畴。具体问题要通过具体的举措进行解决, 但是在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过程中, 要不断地加强制度建设, 通过定型制度作用的发挥,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实现“长治久安”。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在不断地解决现行大学制度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中成长起来的新制度。因此, 笔者认为, 现代大学制度至少要能解决我国大学正面临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一) 回答“钱学森之问”, 建立起鼓励创新、服务创新、推动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仔细审视我国高校内外部管理体制与机制, 很容易发现, 我国高校在干部制度、
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考评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尚未建立起适宜的创新体制与机制, 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方式都显著不够。现行的诸多制度已经成为制约创新的主要障碍。笔者以为, “钱学森之问”吁请的绝不是再多培养几个创新人才的问题, 而是希望从制度上解决大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不足的问题。创新不足已经成为大学发展的核心矛盾, 现代大学制度必须正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二) 解决“不适应”问题, 构建起大学内外紧密关联、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体制机制
“不适应”是普遍存在的, 高等教育事业层面、大学办学层面、大学人才培养层面和服务经济社会层面等都存在着显著的不适应。“不适应”既是高等教育事业没有获得优先发展造成的, 也是大学与社会发展长期脱节造成的。就大学内部而言, 它不仅涉及提高教育质量, 也包括优化办学结构, 提高专业建设和科技创新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 扩大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 不仅需要大学构建新的大学内部制度, 而且还需要构建大学的外部制度体系。现代大学制度是在大学更加开放、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基础上, 更深度融合中建立起来的新制度。
(三) 解决“活力不足”问题, 构建起导向明确、界限清晰、激励有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制度体系
办学活力不足是当前我国大学办学中的重要问题。“等”“靠”“要”现象普遍存在, 办学资源单一、办学方式模板化、学校同质化、特色不明显、效益低下、师生员工创新积极性不高等使许多大学暮气沉沉, 活力明显不足。大学尽管经过长时间的改革开放, 但依然比较封闭。譬如大部分大学都没有形成教师选拔机制, 将适合学术创新的教职员工留下, 让不适合学术创新的教职员工离开;大部分大学内部都没有形成积极反应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要求的机制, 依然依据自身意愿惯性地往前运行的大学还很多;政府要求、政绩驱动成为一些大学办学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动力。动力单一必然导致大学办学单一, 特色不明显等。必须通过解决我国大学活力不足的问题, 形成一系列新的规则和行为准则, 并最终形成现代大学制度。
(四) 解决“科学发展”问题, 构建起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建国以来, 我国大学建设的波动始终比较大, 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 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90年代末的“大扩招”等, 大学的发展形态始终没有进入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状态。政策鼓励时就出现“大跨越”现象, 而政策制约时就出现“滞涨”现象。大学发展始终比较注重办学层次升格, 注重大学行政级别提升, 注重政绩, 注重外延扩张, 而对大学内涵建设、学术水平提升、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普遍重视不够。这些都与我国现行大学制度中政府主导过强, 社会其他力量参与不足有很大关系。现代大学制度要通过内外体制的构建, 为大学的科学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四、现代大学制度是更体系化的新制度
三十多年来, 我国大学一直坚持改革开放方针, 勇于探索实践, 在招生、人事、分配、教育教学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有力地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取得显著的成绩。同时, 也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则和行为准则, 有利地促进了大学制度的建设。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目标早已提出, 各大学也积极探索, 但是时至今日, 现代大学制度依然没有基本建立起来, 究其原因, 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 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主导性理念没有形成。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究竟是依据集权式还是分权式模式来进行构建, 一直都没有定论。建国以来, 对大学的管理都是集权式的, 改革开放后,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一直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仔细审视发现, 我国大学的扩权改革是一边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一边加强对高校的管理,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和加强高校管理是同时进行的。大学在迈向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过程中有显著进步, 但始终没有摆脱集权式管理。现代大学制度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构建的基点。
第二, 大学外部制度构建滞后。我国现行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外部制度体系的缺失, 大学一直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近些年来, 在推进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也多重视内部制度建设, 而比较少地主动地开展大学外部制度的建设, 一些大学认为外部制度构建不是大学的事情, 是政府的事情, 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 导致外部制度建设滞后。
第三, 新制度不断涌现, 但良莠不齐, 不成体系。在过去许多年的改革中, 大学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实践, 出台了大量的文件和规章制度, 甚至在一些方面形成了数量比较多、覆盖面比较宽的系列性制度, 但是这些制度往往都是条状或块状的, 相互衔接支撑不够, 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制度体系。制度缺乏系统性设计, 各种制度之间冲突不断, 导致无法贯彻和执行。长期没有修订的制度、缺乏现代理念和思想的制度与新制度并存, 一起构成了现行大学制度。
第四, 事业发展很快, 制度变迁也很快, 定型比较困难。过去的三十多年, 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三十多年。大学始终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一直处于不断地解决问题, 不断地谋求发展之中。注重事业发展, 不注重制度建设, 一旦出现制度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往往不是完善制度, 而是迅速地否决制度, 重新制定新制度, 使制度处于一种不断被翻新甚至“翻烧饼”的情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以提高质量为主的阶段, 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时机。系统整理制度, 积极推进制度定型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因此, 笔者以为, 我国大学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方面并不是无所作为, 而是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之中, 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 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克服各种制度之间的理念和规则之间的冲突, 推进大学制度的体系化、定型化。笔者认为, 现代大学制度相比现行大学制度, 是更体系化的定型化的新制度。
首先, 现代大学制度是将大学本质上是学术组织这一理念贯穿始终的制度体系。大学在本质上是学术组织就意味着管理大学要遵循学术组织的基本规则, 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确立共同治理的制度理念, 加快大学由行政附属机构向学术组织转型, 推进管、办分离, 加快治理结构的建设, 推进管理扁平化, 使得学术理想贯穿于教学制度、科研制度、社会服务制度等, 也要贯彻于大学的软件和硬件建设, 贯穿于日常的行政管理和服务之中。
其次, 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内部制度体系和外部制度体系的总和。现代大学制度不仅包括大学内部制度, 而且还包括大学外部制度, 并且是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形成相互衔接、互为支撑的统一体系。外部制度是规定大学“进口”和“出口”的制度体系, 内部制度是规定大学内部“生产”的制度体系。两种制度紧密关联, 形成完整的系统。
最后, 现代大学制度是“现代”的定型化的制度体系。现代大学制度是对现行大学制度进行科学甄别, 通过不断提升、完善和系统化之后形成的体系, 它不仅包含机构、人员、条件、规则、程序、标准和行为准则等要素, 而且还具有先进理念、实际指导意义的、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现代大学制度不仅是人们日常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基本依据, 而且还是处理各种事务和交往的行为准则, 是入心入行的制度体系。现代大学制度还要通过信息技术使得各种规则和准则物化为硬性要求, 成为支撑现代大学制度贯彻落实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朱欣.国内相关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综述[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9, (7) :93.
启蒙的现代性 篇5
启蒙是一项历史运动,启蒙理性催开西方现代性的文明之花,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种种灾变.现代性分享了启蒙的.荣誉,也必然承担人类对启蒙的控诉.检视启蒙,就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之路的检视.
作 者：吴瑞敏 张雪魁 作者单位：吴瑞敏(苏州大学,江苏,苏州,215021)
张雪魁(河北大学,河北,石家庄,071002)
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矛盾 篇6
摘 要：从这几年的中亚“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再到持续至今的叙利亚乱局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的政治乱象再一次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些国家都陷入了所谓的“亨廷顿悖论”。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乱象出发分析“亨廷顿悖论”，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主要路径有四点：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推进渐进式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应走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必须大力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政治动荡；亨廷顿悖论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17-03
从近来的中亚“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再到还在持续的叙利亚乱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上出现种种乱象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其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无疑，他们都遭遇了所谓的“亨廷顿悖论”。
一、“亨廷顿悖论”是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乱象的反思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是发展中国家迅速推进现代化并得以高速发展的时期，其间创造了一个个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急速推进的同时，一些“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却遭遇了“现代化的陷阱”，政治上乱象丛生，主要有军事政变频发、政府更迭不断，政治腐败高发，社会动乱频发、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等现象。
（一）军事政变频发、政府更迭不断
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一旦发展不利，遭遇到一些危机，往往会发生军事政变。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韩国、埃及都发生过军事政变。以菲律宾为例，菲律宾自1972年以来就被誉为东南亚地区军事政变最频繁的国家，自1986年至2006年间，就发生过较大的军事政变12起。不仅菲律宾，拉美也饱受军事政变之苦，1954年、1962年、1973年，危地马拉、多米尼加、智利都分别发生过军事政变。
政府更迭频繁也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大特点。以泰国为例，泰国从1932年至1991年间共发生了19次政变，换了20位首相，共组建了48届内阁，颁布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其政府更替频率之高、政局变化之频繁令人惊叹。
（二）政治腐败高发
政治腐败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有资料统计，菲律宾前些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被各级官僚鲸吞，泰国政府官僚贪腐所得达8亿美元，占政府全年预算的50%。中非皇帝博卡萨曾向全国职工收取工资的10%供他加冕之用，在他执政的13年，共敛聚了近十亿美元的财富。另一方面，腐败往往呈现集体腐败的形式，例如津巴布韦的政府腐败案。腐败往往导致很严重的政治后果，最直接的就是政府下台，政局动荡。例如腐败分别导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韩国总统全斗焕下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也由腐败引发。20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骚乱和突尼斯骚乱乃至整个中东的乱局大都与腐败有关。
（三）社会动乱频发、恐怖主义活动猖獗
社会动乱频发，暴力冲突频繁，也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乱局的一大表现。种族冲突、教派冲突、利益集团冲突往往构成发展中国家社会动乱的直接因素，印度、突尼斯、卢旺达、泰国、埃及都深受其害。以叙利亚内乱为例，距今已造成近四万人死亡，使35万至50万人流离失所。据联合国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表明，在32个经人类发展指数评估后归入低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里，22个国家自1990年以来都在某个时期经历过冲突。
伴随着政府治理的失败、社会动乱频发，以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离势力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崛起。例如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秘鲁的光辉道路等恐怖组织迅速崛起并积极活动。恐怖主义的崛起和恐怖组织的暴力活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和社会后果。2008年的印度孟买恐怖活动造成包括11名警察在内的177人死亡，320多名平民受伤，这给印度社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政治危机，展现出的种种政治乱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思考和研究。亨廷顿就是其中之一。其实亨廷顿早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已对这些问题有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后人将他的观点归结为“亨廷顿悖论”。
所谓的“亨廷顿悖论”就是指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在他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即“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1]31
亨廷顿首先对现代性和现代化做了区分，“现代性不等于现代化，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32他指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稳定的，现代化不一定能带来政治稳定而可能走向另一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构建起了良好的政治秩序，实现了政治的稳定而具有了现代性，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受到各种政治不稳定因素威胁，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秩序，无法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可以说，亨廷顿悖论阐述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现代性”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现代化的目标（即现代性）和现代化过程之间的矛盾。
二、发展中国家遭遇亨廷顿悖论的原因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为我们梳理了引发发展中国家政治乱象的原因，这些原因也正是发展中国家遭遇亨廷顿悖论的原因，按照其理论逻辑可以将其归结如下：现代化（社会动员）→过高的期望→社会挫败感（高期望，低增长）→政治参与（社会流动机会缺乏）→政治危机（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以亨廷顿的理论逻辑为参照，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这些国家遭遇亨廷顿悖论主要面临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客观条件的不利性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亨廷顿悖论、主观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失误造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的亨廷顿悖论的主观因素，具体如下。
（一）客观条件的不利性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亨廷顿悖论
1.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种种政治乱象的根源
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化、教育水平和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提升了人们的期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经济基础普遍薄弱，不能满足这种不断膨胀的期望，这种不断膨胀的期望和期望的满足之间产生了差距，这种差距长期得不到满足，就会对政府、对社会心生不满。加之社会流动机会的缺乏，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人民、社会施加给政治体系的压力上升，超过政治体系的承载限度，往往会爆发政治危机。
2.财富分配不均、社会结构失衡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种种政治乱象的社会根源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打破了原有的财富分配方式，并为人民描绘了新的财富分配蓝图，提升了人民的期望，但是在打破原有的财富分配方式的同时，新的财富分配方式却没有得以有效建立，而少数权势阶层往往会大肆敛财，使广大民众的利益受损。加之发展中国家往往采取牺牲公平追求效率的加快赶超战略，这更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这种急剧扩大的收入差距和对立的社会结构往往会造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
3.政治制度建设的缺失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政治乱象的政治制度原因
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建设二者并没有必然的严丝合缝的关系，二者都有着各自发展的逻辑。也就是说，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必须通过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来实现，但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忽略这一点。当发展中国家动员起来的过高社会期望遭遇制度化水平不高的政治制度时往往会造成各种政治乱象。据此，亨廷顿指出：“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1]60
（二）主观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失误造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的亨廷顿悖论的主观因素
1.在选择本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时，没能从本国实际出发，盲目照搬西方经验
一般来说，各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都有自身的独特性，都是基于本国独特的地缘政治、发展环境、历史特点、民族气质、客观现实基础之上的，所以各国的发展之路也不尽相同。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是由这些国家从自身条件出发历经几百年而形成的。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如果盲目照搬其发展道路，可能会造成水土不服，甚至会造成排异反应，对本国的现代化道路造成巨大损害。
2.在现代化目标选择顺序上的失误往往会让发展中国家陷入亨廷顿悖论
亨廷顿等指出一国在某一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同时实现所有的现代化目标。这种整体性的历史变革只有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才可能全面展开，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将现代化所有的方面同时向前推进[2]。所以要对现代化的实现目标有所取舍，有所排序。通过对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研读，亨廷顿极其赞赏凯末尔所设计的将土耳其现代化所面临的民族共同体的界定、现代政治组织的创立、社会和文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在不同时期分开并按次序解决的方案。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一揽子解决所有现代化遇到的问题，而应从实际出发，分阶段、分主次，加以解决。如果“祈求毕其功于一役”，往往会造成政治动荡。
三、中国走出亨廷顿悖论的实践路径
绝大多数致力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无疑都会遇到亨廷顿悖论揭示的现代化过程的矛盾，这一矛盾贯彻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始终，只有有效解决才能不断推进现代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以自己的实践破解着亨廷顿悖论。
（一）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亨廷顿发现，对于致力现代化的国家，“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1]338-339所以破解亨廷顿悖论首要在于要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政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实现政治稳定。通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种种政治乱象，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坚强的可靠的致力于推进现代化的执政党。九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实现科学发展、社会整合，维护社会稳定，不断化解现代化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二）必须推进渐进式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目标不可能在某一阶段同时得以解决，应推进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要分主次、分部份推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中国，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断推行政治改革，实现政治民主，不断推进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不断推行文化建设，不断推进城镇化……总之就是要坚持分部分、分阶段，从基础工程到系统工程不断推进现代化。
（三）应走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之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因此我们应不盲从他国经验、他国模式，应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不动摇，坚定本国发展道路；不折腾，脚踏实地，开拓进取。同时，要不断吸收借鉴人类现代化之路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不断推进本国的现代化之路。
（四）必须大力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构建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巩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妥善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和危机的有效举措。只有建立起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才能真正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应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形成一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真正做到用这套制度保障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总之，从这几年的中亚“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再到持续至今的叙利亚乱局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的政治乱象再一次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些国家都陷入了所谓的“亨廷顿悖论”。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乱象出发分析“亨廷顿悖论”的提出及内容，可以更深入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动荡的原因，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得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推进渐进式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应走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必须大力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走出亨廷顿悖论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现代性 篇7
关键词：现代性,断代,当代性
“五四”以来的主流看法认为,“五四”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折的标志,文学上以启蒙为主导,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却提示我们晚清小说超越“五四”的开创性。晚清说部的四大文类狎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丑怪谴责小说、科幻奇谭分别对应现代性论述的四个方面:欲望、正义、价值和真理(知识),现代性呈现出多种的可能性。王德威通过文本细读,展现给我们一个众声喧哗的小说世界,它俨然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只是后来它被压抑于对“五四”的正统的书写中。但是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却并没有消亡,而是隐性地在鸳蝴派小说、新感觉派,甚至“五四”主流作家作品中留存下来,并在中国当代小说中重获繁荣。[1]
正像王德威所说的,“西方的冲击并未‘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2]王德威看来,中国传统说部的现代化似乎不是在西方的冲击下产生的,而是从内部开出的一朵“恶之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并不进入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的视野,但在又一个世纪末到来的时候,当人们重新回顾那段历史时,却惊喜地发现,即使将它放在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性的光照下,也是如此的前卫,它和当下的文学面貌竟有这样多想吻合的特征,那时进行的种种文学上的实验,简直就是今天的先驱。而这些则被后来的“五四”所压抑。有必要指出,“五四”是个含义丰富的概念,但是显然,王德威要说的,是多种可能性的写作被单一性的写作所压抑,想要挑战的是一种“求新求变,打破传承”的“五四”精神,是一种更加广义的“五四”传统。
“五四”一直被理论家们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当时的作家提倡的是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却早已跟不上同一时期西方的步调,只能是“捡取19世纪西方的余唾”,[2]而被“五四”主流学者不齿的晚清说部,却在显示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上展示出“众声喧哗”的局面,更加有生命力。相比之下,“五四”的现代性却单一狭隘,所坚持的“感时忧国”,因不脱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窠臼而显得不那么“现代”。其实,在将晚清和“五四”放在一起比较时,王德威的论述却明显小心翼翼,他特意表明自己避免高扬前者贬抑后者而又落入“五四”的一套。[2]一方面“五四”正是靠打倒传统来树立自身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王德威正是想突出晚清时代广阔的包容性,容纳现代性的多种可能,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样的“新小说”,它是后来一部分学者在追述新文学起源时所找到的源头。
可见,王德威试图在不否认“五四”的现代性的同时,另外建立起一个新的现代性话语。然而,这两者却并不可能并存,无论从哪一方的立场上看,对方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毕竟,“五四”是以推翻包晚清文学在内传统为基础的,新文学作家也大多将晚清文学看作“封建余孽”来加以批判。虽然王德威声称不再重唱“高唱”、“打倒”这些明显带有“五四”烙印的词汇,但是正如王德威所说,“求新求变”的“现代性”只能对中国人产生意义,当时西方真正的“现代主义”并不为中国的新文学作家们所重视,而适合表现“感时忧国”主题的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于西方世界却始终有着滞后性,便无法进入整个世界的网络中与西方产生对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抬高晚清小说的地位,便意味着晚清小说相对于“五四”传统的文学,更符合西方“现代性”的标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矛盾呢?我认为,问题出在“现代性”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以及两种“现代性”话语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上。
关于“现代性”的概念,也许詹姆逊的文章《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虽然詹姆逊在论述时并不针对中国,作为一个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始终面对的是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读者,但是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我们面前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帮助。在这篇论文里,詹姆逊提到了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姚斯那里,现代性具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循环性的现代”,一种是“类型性的现代”。前者是“感觉到存在断裂时候的一种历史意识”,后者则“指对整个时期的关注,感觉到我们(现代的)时期类似于过去某一个时期”。[5]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双方都可能在对方那里得到消解。姚斯后来又举西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例子,当争论缓和时,双方却渐渐达成某种共识,即当初支撑各自观点的对于孰优孰劣的论述,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历史根本就不存在优劣,有的只是不同。詹姆逊强调历史总是连续和断裂辨证统一的,但是人们常常只看到自己的时代的独特性,着迷于戏剧性的转变而对过去采取断裂的态度。断裂,是找出一种体制中原本并不活跃的因果关系来取代另一种因果关系,只要找到一种这样的取代关系,断代史就成为可能,由此,詹姆逊对断代史提出了批判。而断裂,正是“现代性”意义的核心。选择不同的断裂形成了不同的“现代性”理论,我们却永远没有办法说其中的一种是唯一正确的。
反观王德威的著作,“求新求变”的“现代性”可以对应于姚斯所说的“循环性的现代”,“五四”时期的“求新求变”,启蒙,本身就揭示了一种在时间上向过去的断裂;而王德威的“多重可能的现代性”则对应的是“类型性的现代”,正如《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最后一章提示我们的,也许是因为感受到了当代小说创作与晚清的某种类似,才关注起这一时期的小说?但正如前文所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两种“现代性”站在了对立面上。“现代性”之所以“现代”,必然有一个“前现代”与之相对,可以灵活转义的“现代性”也许在另一种选择中就转变为了自身的对立面了。所以,“现代性”不是一种确定性的概念,而是一种叙事方式,书写者完全可以抓住某一种断裂来进行适合自己需要的叙述。
而支配这种需要的,我姑且称之为一种“当代性”。人们总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发展的趋势,或者说,自己所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逻辑来采取断裂,“五四”以来的文学写作与文学史写作如是,处于当下的王德威亦如是。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一种回溯性的建构,这是必然的。即使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是可还原的,我们仍然无法知道历史的所有细节的真相,只能立足于当下对过去我们所知道的进行整理。正如本雅明所倡导的“历史唯物论”,我们应该着眼于当下,建立起一个可以和当下对话、互文的过去。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是有生命力的,如果单单罗列干巴巴的史料,那便只是一种知识,而不是历史研究。王德威不可能只是为了提出那些被压抑的现代性因素而重新对晚清进行发掘,这是没有文学史意义的。必须是在当代的文学生产中发现了某种能够对“五四”时期的文学生产产生消解作用的因素,而又恰好“五四”之前的晚清已经显示出了类似的情况。采取断代有两种情况,能够对应于姚斯的两种现代性模式,一种即是现在对于过去的断裂,一种是到过去那个时代以前为今天寻找断裂的可能性,但是其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在时间上已经作出了断裂,那么任意一个时代和与它相邻的前一个时代之间便有了某种不可调和性。
所以,当处于不同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现代性作出的阐释必然会产生巨大的落差,并很难将它们并置。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有多种书写:在1949年之前有以“五四”启蒙主义为核心的文学史叙事,之后有以“革命”为范式(毛话语)的文学史叙事,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又有以“现代化”为范式的文学史叙事,现在多将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归入这一类文学史中。尽管前两者并不以对“现代性”的论述为重心,但其中也隐含着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如毛泽东就曾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说法。很难说哪一种“现代性”叙事能压倒另一种,就像上文所说的一样,也许在一种理论中,另一种理论的“现代性”就成了“前现代”或“非现代”的存在了。
本文旨在提出“现代性”这一概念的矛盾与可疑之处,质疑将“现代”与否作为文学史写作的核心。如果仍然使用“现代性”及其相类似的叙事,可能还是会陷入这种循环不止的怪圈,永远无法涵盖整个已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也许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另一种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来克服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论“20实际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年5期
[2]、[3]、[4]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第7页,第5页
现代性 篇8
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农、医、天、算”, 实际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技术观。虽然如此, 但也决不会有损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 是由它内在的特色所决定的, 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所致, 无必然之由可以追问。因此, 就中国古代而言, STS的问题变为TS问题。而技术在中国古代并未在社会向度得到体制性的强有力的支撑。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技术曾经辉煌却不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技术的价值本性和伦理问题, 中国古代可以提供的只是一些思想资源。
一、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STS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 其支点在于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体制。默顿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把握了科学技术的这个如此主要维度。“这种观点就是, 近代科学除了是一种带有独特规范框架的‘社会体制’。它同其他某些社会体制有部分共同点, 而与另一些社会体制则有着紧张的冲突”[1]。
本—戴维 (Joseph Ben—David) 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表现有精辟的论断, “……体制化有如下的意思: (1) 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 它是因其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 (2) 存在着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中的行为的规范, 其管理方式适于该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有别其他活动的自主性; (3) 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特定活动的社会规范。社会体制就是一种已按上述几点体制化了的活动”[3]。科学技术作为体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科学技术因其社会功能而具备体制化价值;科学技术有着社会互动的机制;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有其独特的规范结构, 它同互动机制有机地支撑着这一体制的自主性。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 或者说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就是满足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而这种需要始终贯穿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可是, 到了近代, 西方才从社会向度上把这种需要的满足规定为科学技术的功能。正如齐曼 (John Ziman) 所言:“现代对科学的要求是实用和对社会负责。”[4]贝尔纳 (Bernal, 1901-1971年) 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归纳为:“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 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 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 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 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5]科学技术不仅满足社会的需要,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本身还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乃至主要前进动力, 即科学技术是社会体制的命脉。
科学技术社会体制是凭借科学家、技术家组成的共同体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社会结构, 由科学技术共同体、社团和交往等三个要素组成,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科学与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标志。默顿提出:“如同人们时常所注意到的情况那样, 在对有着非常多的智力巨人出现的时期进行思考时, 待解释的现象‘也许并不是超凡的自然才能的倍增, 而且超凡才能在有关的几种职业上的集中’……各种社会学状况的结合……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 在此之上可以研究这样一些社会学因素, 它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注目的发展, 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1]社会学研究表明, 科学技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促使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
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结成社团来巩固和发展共同体, 从而进一步发挥社会体制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益和健康的有用发明, 才能有效地发展自然实验哲学……这项工作最好由有资格研究此种学问的有发明天才和有学问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来进行。他们将以此事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 并组成拥有一切正当特权和豁免权的正式学会”[5]。
在科学技术共同体中, 尤其通过社团组织、社会互动来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体系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它是‘科学方法’的心脏”[4]。科学交流的方式有通信、发表著述、讨论会、非正式讨论等。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明确地指出,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有别于其他社会体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而这维系于它本身所特有的一套规范。他把这种规范结构称之为“科学精神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1]。
如前所述, 断裂中国古代技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体制化的保证, 主要症结在于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在物质向度的保障基本上仰赖于社会和平安定、风调雨顺以及政治上清明。技术仅作为辅助手段。据《考工记》, 春秋时代, “百工”被列为“国有六职”之中, “审曲面势, 以饬五材, 以辨民器, 谓之百工。”“国有六职, 百工与居一焉。” (《考工记》) “百工”及其代表的技术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江河日下。晚清学者指出, 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社会漠视技术, “古时劝百工之法。日省月试, 既禀称事, 曲台基著于九经, 自《周礼·冬官》经乱而逸, 以《考工》一记补之, 自汉以来渐亡。古制百工居市, 间有专习。高曾规矩, 日蔽日窳;聪明才智之人, 夷诸贱隶, 亦遂无能克自振拔者, 皆国家无疑劝之故也”[10]。
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是不受社会重视的, 相对而言也就没有社会体制化的价值可言了;科学技术没有形成社会体制, 相对而言科学技术不能持续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如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设立过的官方天文学机构。“在古代中国社会中, 几千年来, 皇家天文学机构一直是朝廷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一传统, 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 甚至更早……到了周代, 皇家天文学机构及其职官, 都已颇具规模, 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名称及其首脑的官职名称, 历代屡有变动……但皇家天文学机构的地位和性质, 确实是自《周礼》以下一脉相承, 垂数千年而不变”[11]。技术作为社会体制, 其机体在于共同体和社团组织。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却是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最为关键的是, 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天象观察和历法制定的技术活动完全出于服务于皇家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为使命。如此, 皇家天文学机构就不是技术性质的机构, 而是政治与社会的机构。同时, 中国古代皇家天文学机构拒斥普遍性, 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古代天文的机括是维护王权。“所以, 天学在中国古代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必须由王家垄断”[11]。“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严申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连收藏天文图书或有关的仪器, 都可能被判徒刑乃至死罪”[11]。
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中, 书院制度可以成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重要制度思想资源。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特点是研究与教育相结合, 采取学者讲学, 师生共同研讨切磋的方式, 其性质是具有相当独立性的私学。书院制度始于唐, 盛于宋。“宋初, 天下渐定, 学习风气日盛, 又因佛教禅林教学制度的影响, 一些学者便选择山林僻静处办起了专以收徒讲学为业的书院”。 “南宋时代, 官学和科举的弊病日益暴露, 一般士人苦于没有一个能比较自由地授受研究学问的场所, 因而对专事讲学, 可以参加科举为目的书院产生了好感;又由于理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和以理学家为主的一批著名学者的大力提倡, 书院又发达起来了”[14]。到了晚清, 随着西学尤其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制度传入中国, 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教学研究内容的书院——“格致书院”。 “格致书院是集博物馆与科技学校与一体的特殊机构”[10]。“科学仪器的展览, 科学讲座的举办, 科学人才的荟萃, 使格致书院成为当时中国少见的展示西方科学技术的窗口”[10]。相比较而言, “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胚芽。同时, 也沿用了书院制度, 即书院制度所具有的特征, 可以和西方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进行汇通或对接。
二、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从社会体制的维度展开, 如杜威对培根在西方科学与技术最初实现社会体制化的过程中表明的那样:“新论理的任务是保获心意使它不自相矛盾, 教它忍耐持久地去学习事实中无限的差别性和特殊性, 教它在知识方面顺从自然, 以便在实践中支配自然——这就是学问的新论理——新工具或器官的意义, 这名称显然是为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而起的。这名称还包含其他重要的反对思想。亚里士多德以为理性是可与合理的真理独自结合的。他所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那句名言的反面是, 性灵不是动物的、人类的, 也不是政治的。它是神圣地独一无二、无所不包的……培根确实可以算作从实用见地看知识的一个先觉。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他在知识的追求和归宿中怎样地注意社会的因素, 便可以免掉许多误解。”[17]“用培根的话来讲, 我们虽在用科学支配系统地、优越地运用到人类地位的改进上去。这种运用虽亦不少, 但都是偶然的、分散的和表面的。这个限制规定了现今哲学改造的特殊问题。因为它注意在社会的缺陷。”[1]如此,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根本的在于其社会体制化。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无疑首先要去追求对于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了。
社会功利是科学技术实现体制化的最主要动力和机制, 而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体制, 更凸显以功利为主的价值取向。“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1]。“正是对科学价值的这种肯定性评价——一种逐渐变得日益起促进作用的评价——引导着更多的人们去从事科学。对科学的注意力的这种提高——这在有关职业兴起转移的数据中得到反映——至少是科学在这个世纪后半叶获得加速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不是一个充分原因的话”[1]。这“社会价值”也就是功利价值。“在十七世纪, 对于科学的功利性时常提出有些过分的要求, 那主要是科学的体制化的前奏”[1]。巴伯在其《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指出, 出于他们本身对科学的忠诚, 业余爱好者协会显示了功利主义的倾向, 这是近代科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沃恩斯坦说道:“他们自己关心家常兴趣之事物, 例如贸易、商务、工具和机械, 并且试图以科学之光来改善日常的生活。”[22]
与之功利社会价值有着天然联系的科学技术是在依靠社会体制为工具来促进社会进步。巴萨拉 (George Basalla) 认为, “技术进步”的核心是追求社会进步。“文艺复兴以来, 给技术的性质和影响的思索定调的技术进步概念是以六大推论做基础的。第一, 技术革新毫无疑义对变化中的人造物的改进有显著的贡献;第二, 技术的进步直接有助于我们物质、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改善, 从而加速了文明的发展;第三, 技术上的进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进步可以毫不含糊地用速度、效率、能量或其他一些量化标准来衡量;第四, 技术变革的源头、方向和影响都完全是在人类控制之中的;第五, 技术征服了自然界并迫使其为人类目的服务;第六, 技术和文化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巅峰状态”[23]。
但是,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在它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是否有悖于其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蔡尔德 (Gordon Childe) 引用史前社会发展表明, 其负面效应仅是社会进步中的“非正常现象”。 蔡尔德认为他已发现了技术变革与人口增长之间关联的无懈可击的证据。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事件中即有这类明证。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 描绘英国人口增长的曲线直线上扬;这一发展被蔡尔德用风行一时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即历史学家称为工业革命的那些东西做参考而解释它。在蔡尔德看来, 历史上关于工业化的益处和坏处的辩论, 最终可以通过谈到它的客观标准来解决。他总结说工业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因为它对给自己影响最大的物质——智人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便利[23]。这也是科学技术以社会体制为工具对社会的价值取向始终追求社会功利, 追求促进社会进步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文化, 其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以价值为核心的, 尤其是“义利之辨”。中国传统哲学取向重义轻利, 这种倾向成为阻碍技术社会体制化的最主要障碍。以儒家为例, 儒家尤其轻利重义甚至于弃利, 视义利如风牛马不相及的事。“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宪问》)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义之所在, 不倾于权, 不顾其利。” (《荀子·荣辱》) 不可否认, 重义轻利本身是合理性的, 也是必要的, 表征着人类美好而又崇尚道德情操, 可视为超越经验的伦理。可是, 把义与利完全地对立起来, 并一棒子打死, 视其社会功利为洪水猛兽, 自然地不仅舍弃了“利”自身所有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对“义”有着有益的必要的互补和互助的关系, 而且也阻碍了技术社会体制化。
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以其固有的保守性的特征而断裂技术社会体制化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守成和稳定。“孔子曰:‘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继, 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 即当时之现代化。夏商周三代, 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继周而起者, 但又知其仍必因于周, 而亦不能无损益, 秦汉以下是已。所因少, 则传统弱, 而不能常。如秦, 如汉, 如三国魏晋, 以下如隋, 如五代, 皆是也。所因多, 则传统强, 而能常。如两汉, 如唐, 如宋, 如明是也”[25]。社会历史倚重于传统。虽然晚清思想家已初步认知西方科学技术所追求社会进步的价值, 但仅仅停留在认知上而已。
摘要：从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体制维度考量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在近代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中国传统文化漠视技术, 技术的社会功能未受到社会重视;从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向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社会的功利和促进社会进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阻碍了技术社会化;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其对人文、伦理的关怀以及“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 对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篇9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 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 因此, 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 “我”诧异、吃惊、疑惑, 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 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 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 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 所发出的各种感叹。
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 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 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 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 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 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 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 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 《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
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 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 展现其麻木、愚昧, 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 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 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 两人相处较为平静, 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 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 他感到羞愧、懊悔, 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 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 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 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 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 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 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 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 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 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 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 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 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 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 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
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 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 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 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 就是文明且理性的, 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 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 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 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 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 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 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 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 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 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 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 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 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 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 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 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 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 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
通过以上解析, 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 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 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 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 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基督教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教世界, 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 它把基督教生存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 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 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 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 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
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 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 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 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 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 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 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 (下半月) , 2010, (02) :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04) :16-18.
《无处告别》的现代性 篇10
首先, 陈染在《无处告别》中实践了现代主义文学一个最主要的思想特征或者说是主题, 那就是现代人生活在荒诞世界中的异化。
我们来看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同性朋友的情感在黛二小姐眼中始终是“一种危险的力量”。异性朋友虽然没有这种复杂和危险, 却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欺骗。墨非为了黛二工作的事费尽心机, 实际上不过是因为对黛二还残存着想越轨的愿望。即使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是个“用爱心来折磨她的女人”, 母亲在她的幻觉中是一个披着头发的女人阴森森又悄然无声地扑向她, 那双冰凉僵硬的手就要扼住她的脖子。在黛二那里, 人与社会或者说世界的关系也是异化了的。戴二在美国昏暗的房间里思念着远方, 可是远方 (中国) 分明是她刚刚拼尽力气逃出来的, 她与世界格格不入。她逃离了中国, 在美国不到三个月又逃离了美国。她根本就想逃离这个世界然而终是无处可逃, 只能彻底变成一个虚无的精神漂泊者。
其次, 对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主要放在文化的视点上。陈染在小说里对以往的艺术遗产和人类社会的现存文化表现出一种背离姿态。黛二小姐出国之前在门上贴过“永别”, 义无反顾辞职奔赴现代文明的象征之地———美国。美国用它那强大的现代文明冲洗吞没着戴二小姐, 同时又用它无与伦比的病态和畸形发展了黛二小姐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然而美国的现代文明并没有解脱她与生俱来的忧虑与孤独。最终她不到三个月她就逃回国了。可见作者心中对现代文明是持否定态度的, 现代文明并不能使人类摆脱自己所面临的苦闷、焦虑与孤独, 甚至还会使之加剧。
二、从艺术特征上看其现代主义因素
《无处告别》总体上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文艺观点——表现论, 主观性和内向性是其最主要的标志。首先是象征手法的采用。在这里象征不是一般修辞学中的象征, 而是一种观念和创作方法。现代主义作家喜欢以此为根据而以联想、暗示、比喻、借代等手法表现人的思想情绪及其发展变化。戴二在被气功师利用之后觉得午日的阳光像一头猛兽, 遁去了清晨所有温情与虚幻的薄雾;街是肮脏的、赤裸的;高压线、电线以及电话线密密麻麻地在上空展开一张罗网……这是戴二小姐想象出来的画面, 然而那猛兽似的阳光、罗网象征着言语之外的东西, 正表现了戴二小姐当时的心境。而缪一、戴二、麦三这三个不像名字更像符号的“芳名”更是寓有深意, 她们其实是所有女性生存命运的代表, 不同的女人, 共同的命运与境况, 谁也不能主宰自己。
其次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内心独白, 把直觉与幻觉、记忆与印象、现实与梦境、理智与错乱等完全糅合在一起。黛二与琼斯的同居带给她的并不是幸福与安稳, 而是这样的联想:一只公鹿追逐一只母鹿;一枝香醇的黄花插在空洞的瓶子里;一辆飞驰的汽车像一道危险的闪电猛冲进一间从未打开过门窗的房子, 墙坍窗陨……直觉与幻觉、现实与梦境似乎堙没在一起, 以此来表现人物内心的苦闷与焦虑。
在现代社会里, 不仅仅女性, 所有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内心的苦闷与焦虑, 外在的生存竞争与压力, 还有人类永恒的问题——孤独。只要活着, 就得面对这一切, 无处可逃, 也无处告别。
参考文献
[1]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 (下)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05页。
徐曙玉、边国恩等编:《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
多维的现代性 篇11
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古典的，但其研究方法理应是现代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现代性焦虑已经困扰学者很长时间。因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方法，作为其中介的是与悠久的文学历史几乎同样悠久的研究历史。这些研究历史是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的丰富遗产，也是沉重包袱，其古典性较大程度地限制了研究思维的现代性发展，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研究常集中在相近的向度与维度，新的研究拓展较大程度地依赖资料拓展，比如出土文献，又比如从一流作家到二流、三流作家的开拓等。这四本专著的研究对象陶潜、唐诗、唐太宗、诸子，却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常见的论题，使用的也是常见资料。以常见的资料研究常见的论题，却在向度和维度上能有显著开拓，这已经是美国汉学之优秀成果的显要特征，其对解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性焦虑很有帮助。
将四本专著合并论述，并非完全归因于四位作者都出于宇文所安教授门下，而更多在于它们体现了类似程度的开拓力度。虽然各自因研究对象不同而路径各异，却也可以在较广泛的向度和维度的意义上描述其共同特征。
先看向度。四本专著都体现出鲜明的对已有历史判断的颠覆，而指向常见观点的反面。
《唐诗》之结合文献学与文学研究，本是传统研究思路，但传统的结合方式在于由文献学为文学提供可靠文本，作者认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唐诗文本充满着物质性的可变甚至凌乱特征，这既包括口头创作和与之相应的口头记诵所带来的文本变更，也包括手抄本带来的传写过程中的改变，别集、总集编撰在收集作品的同时，也在改变作品。唐代社会本不像后代那样极力抵抗文本的改变，而是将流通中的各种改变看做可以接受的。文学研究应当关注到这样真实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情状。
《陶潜》一书认为，陶潜诗歌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风格透明的自我表现，而更多地包含对经典的诠释。作为诗人的创作实践和作为读者对《论语》等经典的诠释，在陶潜诗中相当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而理解其诗歌的任务则化为理解二者——诗人的自我价值和诗人作为读者对于圣人和古典遗产内涵的理解。与此同时，作者又反驳了现代学者将陶潜诗歌中出现的《论语》看做陶潜思想和写作之最持续例外的观点，指出陶潜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身份是隐士学者，隐士的价值观并不与研修儒家经典之学者的价值观对立，与之相关，儒道二分的观念也一并需要反思。
《诸子》一书则反对后代将学科和概念的包袱披加在诸子文本上，希望尽可能除去这些污染，看到诸子文本中被忽视、扭曲的部分。针对自从耶稣教徒传教的五百年以来，“中国哲学”的学科概念对诸子文本阐释的遮蔽，作者强调了诸子文本作为文学的特征，并关注思想表达与叙事形式、修辞策略之共生关系。文中分析了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诸家是如何通过彼此的争辩，扩张了诸子文学的推论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诸子从属于和反抗于诸子文体承传的显著姿态，及在这种从属和反抗中发展的独特修辞和形成的文体深层结构，在其思想内容构成、思想力量形成中具有关键意义。
《唐太宗》一书反对将太宗作品视为简单的政治宣传，认为文学是帝王朝廷的中心行为，是统治力量建构的一部分。对太宗来说，文学提供的是一种变化的空间，在那里，文学的想象和修辞可以转化现实的残酷真实，暴力征服可以被诠释为道德的和平统治而没有逻辑矛盾。他的诗歌有很密的典故，常常将经典文本中的荣耀语言覆盖于帝国每天的风景之上，而将他的如玄武门事件一类有道德缺陷的历史抛到脑后。可以说，君主国家的历史塑造着诗歌历史，君主国家的历史也被诗歌历史所塑造。太宗诗中也同时包含着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协调，诗歌感觉和统治者代表需要、个人声音和君主声音之间的协调。太宗诗歌在南朝到盛唐诗歌价值转变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
这些对常见观点反其道而行之的判断向度是如何产生的？美国汉学的创新成果与理论的关联久被人们所关注，这些叛逆性反向度的出现，也当有理论启示作为思维背景。比如福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整体话语所遮蔽的历史本真的追求，就体现在对原有历史整体性的不断解构和重写，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作为历史逻辑主体的总体化、同质化、连续性等特征，都因被彻底颠倒而获得了新的思维向度。但另一方面，理论只能在思维背景上发挥作用，而并不能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福柯理论固然能帮助历史研究者更有勇气地推开传统单向度历史叙述而建立新的历史叙述，但不管是推开，还是建立，都应当是历史研究，而不是理论假设。这四部著作中几乎没有见到直接的理论援引，而是直接面对历史材料，这也使他们结论的获取绝非简单的正反转换的二元对立，其所开拓的新向度在活跃性及可信性方面，都要超过那种相对直接甚至生硬的理论启示者。
这些书中也有对其研究新向度之产生原因的自我解说，最重要的在于对传统研究的时代性错误（anachronism）的反省，这是一种后人按照后代知识而想象过去时代所犯下的错误，从而蒙蔽了历史的真实。如《陶潜》反对以后代诗歌创作方式理解陶潜的诗歌，《唐诗》反对以后代文献标准理解唐诗文本，《唐太宗》则隐含着对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治、文学关系简单化理解的反拨，《诸子》开宗明义地站在以现代学科概念取舍诸子文本特征的对立面。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回到纯粹的过去，但这些著作体现出一种值得珍视的努力，即更具创造力地指出接近过去的路径。这样的路径并不平易，既包含更为艰辛的资料梳理，也包含个人创造力、想象力的实现。而在尽可能详尽的历史资料编织中飞动更具独创的历史想象力，永远都对历史研究者充满了吸引力。
nlc202309031623
值得注意的是，《唐诗》一书在绪论部分用较多篇幅谈到该文对欧洲文献学的借鉴。传统欧洲文献学与中国文献学一样，试图从现存文本追溯、复原作者手稿，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中世纪欧洲文献研究者接受了新理论的影响，产生了新的研究向度，包括否定作者对作品内容的最终决定权，拒绝校订文本成为研究的首要对象，越来越多地注意中世纪手稿的物质性等。这些新的研究向度呈现出对中世纪文本经验之历史现实的回归。作者认为，这对于唐诗研究非常适用。这样的申明不仅隐含了作为其研究新向度之理论源头，且将已经受到此类理论启示而颇有成就的欧洲中世纪文献学作为借鉴。这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欧美文献、文学研究在吸取现代理论而反思传统研究方面，较国内起步早。与理论借鉴相比，此类研究因为是具体的文献、文学研究，有关研究经验具有更多直接的可取性。
再看维度。细读所带来的精细维度是这些书所提出的新的研究向度的重要基础。
书中的细读都以细致、贴近的历史真实重现为目的。正如《唐诗》的作者在绪论中谈到，他将“最大可能地描述唐代诗人是怎样创作诗歌的，这些诗歌是怎样以口头的或书面的形式流传给其他人的”。我们不能忽略诗歌的物质属性，“不管是写在纸上的墨水，还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声音”。“读一首写在寺院墙上的诗歌，与在酒店里听一首诗被唱出来相比，是一种很不同的体验，这都与读一本现代排版的评点本诗歌极为不同。”（《唐诗》，15页）其对历史想象的细致性、贴近性，仿佛使人闻到了纸上飘溢的墨香、空气中传唱音声之袅娜。《陶潜》一书的作者则向自己提出这样的挑战：“想象我们是五世纪早期陶潜浔阳的邻居，我们会怎样理解他？陶潜又希望我们怎样理解他？”（《陶潜》，18页）《诸子》一书这样提问：“如果我们能以文集内在固有的方式阅读文集，仿佛内含于文本，而与那些承载思想的高度复杂的修辞代码做一种内在对话，我们对诸子文本的看法，以及我们对早期中国的总体看法会有什么改变呢？总之，我们需要发现更创造性地抓住思想内容与修辞策略之共生的路径。”可以看到作者贴近历史文本的渴求，这也是作者获得新的总体认识的主要途径。《唐太宗》一书也宣称，书中“很多研究都归功于特定作品的细读，对历史细节和文学修辞的关注，在对太宗帝王身份理解中起着中心作用。我把更总体的观察放在最后的结论部分”（《诸子》，12页）。只有在历史细节和文学修辞的尽可能近切的考察基础上，才能获得总体观察。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性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描述的概括性，细密的科学精神有助于其现代性的形成。在文本和其他资料的阅读中，一旦我们的提问向更加细密的维度深入，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时会缺少资料的支持，有时会与现有资料或者见解违逆，这就需要对现有材料重新细读，以发现更多隐含的真实或虚假，而对这些层面的问题的解决往往能够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将研究推向深入。所以，细读既能提出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果说理论的指引会给历史研究以远处的启示，那么，细读则赋予历史研究以近处的力量。
为具体了解其研究方法，可以对这些书的细读部分略举几例。
文学典故是《陶潜》一书的中心问题，其创新处在于扩大了对一般典故使用的理解，认为典故使用创造的不仅是新旧文本之间的联系，也是新旧文本所涉及的人群间的联系；读者不仅是联系旧作品的历史语境理解新文本，有时作者更创造了对旧文本的新的阅读经验，挑战了读者对旧文本的原有感受。这样的想法正源于具体诗作的细读，如《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一诗，作者一一分析了其中“一言”、“固穷”、“契”、“衡门”、“栖迟”、“希声”、“箪瓢”等典故，如“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中出自《论语》的“箪瓢”：“这个典故与《论语》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语词借用，而是诗歌以争辩展开了与先前文本的对话，读者被邀请加入这个对话，在与诗人一起阅读《论语》的过程中，同时阅读这首诗。”陶潜深度介入六朝时期经典文本意义阐释所形成的一些典型问题，这句诗就是对颜回的形象及隐士快乐问题的质疑：假如孔子和他的门徒如《论语》中所说的那样应对其贫困处境，我的处境比他们更糟，我该如何应对才可以找到快乐的尺度？或者能够说服自己这是符合圣人标准的（《陶潜》，159—160页）。这样的典故使用所创造的与古籍经典的独特联系，使陶潜诗歌具有一种类似经典评论的性质，即在阅读经典作品中展现自我，这正是作者理解的陶潜诗歌的独特抒情形式。
《唐太宗》第七章集中分析了太宗的组诗《帝京篇》。这些诗表面上写了帝王一天的悠闲生活，从黎明到深夜，而对封禅礼仪的反思正渗透其间。太宗之前，秦始皇毁坏了帝王角色和他私人角色之间的距离，赋予整个封禅活动以寻仙不死的强烈个人意愿，隋炀帝也将巡狩礼仪变成私欲的满足，太宗则拒绝封禅，其中包含着否定君主个人欲望而成为明君并使其篡位的历史合法化的努力。但与太宗那些阐述自己有关立场的公众文件和演说不同，诗歌无法像应用散文那样统一于创作意图，而是在多变的情绪、感受、思想中展现矛盾，因为诗歌本来就用来暴露和传达诗人心理，揭示矛盾的心理过程。因此，《帝京篇》既复杂又自我矛盾，这不仅表现在它是宫廷诗和说教诗的有趣混合，也表现在它如何涉及帝王角色面貌下隐含的内在张力。在它所体现的宫廷诗的一面，可以看到萧纲《江南思》、《采莲曲》的重现；在它所体现的说教诗的一面，又鲜明地实现着太宗的诗歌理想，即把诗歌锁定于道德的重要性，并繁密使用出自古代经籍的典故，这是圣人重现的宣称，至少是圣人遗产的继承。从中可以看到太宗帝王诗学的特殊存在方式。
《诸子》以七章分别细读了七家最具影响的诸子文本，考察其思想主张怎样形成于文本特定的叙述形式与修辞表达中。如《孟子》一章，指出孟子中的很多叙述与深度相关：通过创造孔子世系，孟子成为儒家第二代，这是时间的深度；不同于《论语》对《诗经》、《尚书》的粗略提及，《孟子》对经典的解释多分字面意义与深层内涵，从而创造了文本的深度；《孟子》将可触可见的身体外表与内在心灵分开，这是身体的深度，与之相关，当孟子与统治者说话，他不仅可以看穿，而且可以占据他的对话者的心灵。孟子对深度的发现引向对世系、文本、身体之“内”“外”可能之转移的焦虑，所以，宣称人性的外在显示依据着内在的善良潜能，可使内外的关系变得稳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孟子会对孔子没有提到的人性问题这样热衷。孟子思想的中心——人性善，就这样地浮现于文本的深层结构中，被文体所塑造，而其文体又有从属和反抗于诸子文体历史承传的鲜明特征。
nlc202309031623
《唐诗》因更多关注唐诗材料和文化历史方面的内容，没有文本的文学性细读，而其对唐诗生产和流通之物质语境的重构，同样建立在历史材料的细致分析基础上。如第一章对韦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的八种敦煌手稿的分析，八种本子两两组合，成二十八对，然后看各对中两个文本文字的差异，最大的差异率是20.9%，最小的差异率是5.6%。其中有出于一个人抄写的两个本子，差异率也有12.6%。虽然，作者也认识到，因受现存文献限制，这对说明唐诗的生产和流通不算一个理想的例子（故作者又例举了敦煌文集中的高适诗歌），但通过这样的细致分析，确实可以具体感受到《秦妇吟》在晚唐五代是怎样流传的，这个时代的读者是如何接触文学作品的。
可以想象这些论著的研究步骤，都是在个别文本的细读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然后涉及更多的材料而加以修正。笔者亲历了宇文所安教授的授课，课堂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细致研读作品而自由探讨的氛围。
为了叙述方便，前文分向度和维度论述这四本新著的特征，其实，向度也是一种维度，而多维度的拓展当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性发展的主要方向。当然，任何研究充其量都不过只是建构某一方面的真实，这些年轻学者的著作也自然有其不够成熟的一面，但他们确实以一种新鲜的姿态勾起了我们对于学术理想的种种幻想。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关注程度的增强，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其实五花八门，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最令我们感兴趣的，就是那样一些隐含着新的时间意义的研究。我想，对海外汉学包括美国汉学的最有意义的谈论角度应该是时间性的，即暂时忽略其地域空间、民族文化的差异，而更多关注其所包含的指向学术未来发展的空间，这对于正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然很有助益。
(Robert Ashmore，The Transport of Reading: 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365-427)，该书属哈佛东亚专著系列之三二四；Christopher M.B. Nugent，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该书属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之七○；Jack W. Chen，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该书属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之七一；Wiebke Denecke，The Dynamics of Masters Literature: Early Chinese Thoughts from Confucius to Han Feizi，该书属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之七四)
素描语言形态的现代性 篇12
一、素描语言形态的现代性演变
20世纪后,由于整个社会的哲学、语言学及社会文化的全面现代转型,素描也随之改变了古典主义绘画的传统表现形式,不再把尊重自然、注重写实表现奉为圭臬,而是自觉地将现代性的思考融入到素描表现技法之中,从此,素描语言形态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型。
中国一直注重传统山水文化精神,追求传统道德哲学与文人精神的融合。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绘画开始了变革,但是,“五四”时期的绘画艺术并没有与西方素描的现代性进程接轨,“五四”时期的绘画实质上是中国现代“新文化”革命的影子,其目的是将传统的道德哲学与个人分开,强调从虚无主义绘画哲学中解脱出来,融入“为人生”、“为现实”的宏伟主题,绘画成为鼓舞革命精神的工具,因此“五四”时期的素描更强调“写实性”,接受的是西方古典主义绘画的写生技法,只不过在主题上贴上了“革命”的标签。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陈独秀提出了“美术革命”,美学家吕澂也疾呼:“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梁启超在以《艺术与科学》为题作演讲时,希望中国将来有“科学化的美术”与“美术化的科学”。陈独秀、梁启超等人要求“美术革命”,其前提是关注现实的“社会革命”,都带有文化革命的时代烙印,他们试图通过美术表达人生,反映疾苦,启发人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标志之一,但是在绘画领域,我国素描教育基本上是学习西方的“传统素描”,而这仅仅是针对中国传统绘画采取的一种转向,中国绘画艺术及文化思潮并没有真正进行“现代性”革命。在“五四”之后,绘画基本上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控制,成了时代社会及政治主题宣传的再现,而非现代艺术精神的表现。即使是学院素描绘画教育,也继承了苏联模式,走的是一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绘画艺术道路。
虽然有极少数画家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进行了艰难的现代性探索,但中国素描的真正“解放”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经过新时期30年的发展,艺术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艺术精神在现代与后现代新的文化语境中得到超越,突破了现代性逻辑演绎的表层形式,进入到一种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有自我意识的现代艺术发展潮流之中,素描教育出现了“设计素描”、“结构素描”和“意象素描”等现代性的素描语言形态。
二、素描语言形态的现代性阐释
素描语言形态的现代性,是指构成素描语言的语素符号不再囿于传统,点、线、面的具体表现从过去单纯的绘画再现,发展到融入主体精神的绘画表现,呈现出多种表现特征及意蕴。
首先是“点”的现代性意蕴。“点”是素描的肇始,是一切绘画艺术的端点。由于创作主体的不同,点的形态、作用和阐释效果也不同。在表现手法中有圆点、直点、横点、斜点、有机点、无机点之分,点的表现形式有轻柔的点、细腻的点、虚幻的点、实重的点、粗拙的点、隐逸的点、狂放的点……“点睛之笔”的“点”。在现代表现手法上,通过对点的位置、形状的强化和夸张、变形等,可以呈现出多种审美风格、艺术效果与情感特点,反映现代人的各种复杂情绪与情感意义。
其次是“线”的现代性创新。在现代素描语言形态中,线不再是再现物象的写实性元素,不再仅仅是界定物象形态的界限,而是绘画主体艺术生命的旋律,是情感起伏的曲线,是对人生及社会思考的发散性智慧显现。通过线的粗细、曲直、疏密等形态组合,通过线的变形、夸张、象征与隐喻的变化统一,通过线的起承转合、强弱高低的运笔变换,可以体现丰富的情趣与意义,表达特定的审美内涵与艺术张力。如强弱变化不同的线在表现物体造型和空间感的同时,也表达了主体内心的情感。显示物象投影及阴影的实重线可以暗示内心的厚重与沉稳;显示物象受光乃至高光的轻虚线可以抒发主体对人生的无奈与感喟;流畅的线条可以展示无穷的张力和想象空间。在现代素描语言形态中,线对画面气韵的把握,线对构图和空间的特殊处理,线对质感肌理的不同表达,线对软硬力度的掌控、线的节奏韵律等,都可传递情感的独特性。总之,现代素描绘画的用线既理性又感性,线的组合穿插、虚实变化都包含着不同的精神内涵,展示了造型艺术特有的艺术魅力。
再次是“面”的现代性创新。“面”虽然由点、线组成,在现代素描语言形态中,面一旦形成,则具有独立的“面”的语言,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它传达画家的情感,并在传达过程中表现自己的审美创造。画家在处理画面中的“面”时,不再是为面而面,而是注重其形体结构,注重其与点、线的辩证关系,注重各种表现元素的变化。“面”对于内在结构、空间具有很强的表现力,面的表现方法没有定式,画家根据对物象的感受选择一定的表达方式,面与面之间的穿插组合、面与面比例的变化、正面与侧面的互构、实面与虚面的互映等在素描绘画中会呈现出多种风格和效果。另外,面同样会受主观情绪的影响,面会传达出某种情绪、状态、节奏、韵味等心理感受,所以,现代素描绘画非常注重心理体验,注重把握视觉美感经验,从而实现比较理想的画面效果。
点、线、面是素描语言形态最基本的构成语素,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语素在表现方法、形式及语义上发生了非常丰富的变化,从传统的写实性再现转换为现代的主体性表现,赋予素描一种现代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