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话语

现代性话语（精选10篇）

现代性话语 篇1

一.现代性语境下的底层

关于“现代性”, 虽然使用得非常多, 但其确切定义并不清晰。至于内在的含义以及所折射出的张力关系, 也没很好地理清, 甚至很多学者常常把它与“现代主义”, “现代化”等概念混淆。“尽管三者有一定联系, 却绝不能等同。一个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 重要的恰恰是它自身的特质与差异性。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即‘成为现代的’之意, 它主要指人类走向现代性的过程, 侧重于科技、政治、经济等方面, 而‘现代性’指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各种性质和状态, 侧重于生活方式、生存体验、道德伦理和精神价值等方面。而现代主义是西方以批判现代性的姿态出现的‘审美现代性’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 (1) 然而不管怎么说, 现代性的起缘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 它不仅预示社会化的组织结构发生转型, 而且是社会伦理、思想文化及知识体系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当它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遇时, 必然存在许多矛盾冲突以及磨合。在这个过程中, 它自始自终寻求自身的现代性道路。“自现代以来, 中国知识分子就在寻求追赶西方的现代性之路。开始是拒斥, 随后则是急迫追赶。这使中国与自身的历史, 与传统社会的关系趋于决裂。现代以来的中国一直为一种不断激进化的社会变革所支配, 社会的进步最终选择了暴力革命, 彻底推翻了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很显然, ‘断裂’在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彻底。由此也就不难理解, 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 充满了那么多的结束和开始。一个时代结束, 另一个时代重新开始, 这不仅表现在大的社会变迁方面, 即使在那些阶段性的政治变动, 也经常被叙述为 (宣布为)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急迫地抛弃过去, 与过去决裂, 追求变迁的速度, 以至于人们只有时刻生活在‘新的’状态中, 才能体会到社会的前进。这一切当然都导源于‘落后’的焦虑情结, 都来自渴求超越历史、迅速自我更新的理想。” (2) 因而, 这种现代焦虑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内心, 渐渐成为一种生存的必须。对财富与欲望的追求也渐渐地合法化, 而且我们众多的传播媒体大多宣传的是“成功人士”、“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生活方式, 媒体主流都是建议人们如何消费得更奢华更体面更现代, 现代社会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受“金钱之上”的诱导, 笼罩在全球消费的网络中。可人们的精神极度空虚, 过去民间的天神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等被社会主义打倒了, 社会主义自造的“人神”又被现实攻破了。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已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作为支撑, 拿来敬畏, 自身就成了唯一的信仰, 崇拜的偶像就只剩自己,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很自我。而在整个现代性的语境下, 证明自我的价值只有一个东西, 那就是金钱。美女只嫁给富翁, 审美完全金钱化;学生选择专业, 也只选毕业后能挣钱多的专业, 教育理念完全金钱化;就连买东西也应该只买名牌也就是说只买贵的, 让物品的价格决定了价值, 颠倒了是非。诚如上文所说, 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很自我, 实际上是丧失了自我, 成为金钱的俘虏。金钱成了大家的共同想象, 无论底层还是中上层, 都被集合在金钱之下, 金钱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 到了九十年代, 在中国的大众媒体宣传下, 渐渐成为社会上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又逢迎和利用公众摆脱物质贫困的普遍欲望, 说除了眼前的物质利益, 其他一切都是空虚, 是文化人的胡诌, 都不妨‘去他妈的’;它全力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鸣锣开道, 吆喝说这就是‘进步’, 就是‘发展’, 一切都很合理, 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它更着意抹平阶层、地区、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深刻差异, 断定所有人都一齐正在奔向‘小康’, 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它时刻不忘记表白自己与旧意识形态的区别, 甚至披挂上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符号:‘市场’‘世俗化’‘消费时代’等等等等;它甚至有意夸大旧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 硬将那虚壳子继续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座位上, 它因此能以‘民间’、‘边缘’自居, 甚至还想以‘前卫’‘另类’自诩;但它非常小心地绕开一切真正令人不快的问题:‘精神自由’‘公民权力’、普通人的生活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新‘权力—资本’集团对社会的掠夺……” (3) 这种意识形态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仅对于底层来说, 其所处的地理空间和所占有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可是在这种意识的号召下, 即使出身底层的人, 也会无视或者说忘记这种差距, 努力地去“奋斗”去“拼搏”, 梦寐以求过上富人的生活, 甚至往往不择手段, 这样当然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底层悲剧。甚至还会产生另一个更深层的悲剧, 那就是底层以外的人会产生思维定势, 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底层人都是这样的卑鄙这样的肮脏这样的可怕。这给他们歧视仇视敌视底层一个很好的借口, 这样就更恶化了底层的生存环境。山东作家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 小说的名字就给人种种暗示, 似乎在诉说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形象。小说中的蔡毅江当搬工被挤破命根到医院求治, 可一个原本可以得到救治的民工在诸多因素阴差阳错的作用下却丧失了治疗的良机, 最终丧失了性功能。文中的女医生黄群, 脱口而出“我见了你们这号人就犯恶心”, 直言不讳地表露了她对农民工所怀的深重偏见。更悲哀的是, 这种歧视是都市人普遍心态的一种折射。而我们的媒体, 还将底层苦难的原因简单化线条化单一化, 认为底层的苦就是贫穷, 底层就是没文化没素质不上进就是有“病”就是需要“启蒙”就是需要“教化”, 而且还很“崇高”地指出底层的出路就是“奋斗”就是“现代化”。可以说, 很少有人指出, 底层贫困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底层到底有没有这种奋斗的资本。媒体对这种出路的渲染和上文所说的媒体宣传的全民金钱想象是如出一辙的, 而且一样都给底层带来了伤害。

二.底层话语权的遮蔽

中国的现实是不仅社会底层数目很庞大, 而且底层的苦难也是无穷无尽的。但是, 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以及底层的苦难, 媒体大众基本都是视而不见的, 很少有媒体反映底层的生活, 更别提为他们如何生活得舒适幸福而出谋划策, 即使偶尔有对底层的反映, 也是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媒体刻意抹杀社会阶层、地区、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同时也逃避当今权力和金钱在经济下的合谋的现实。“社会空间的政治性综合体被固定于传播的空间中, 这就是为什么传播工业已经取得如此的中心位置。传播不仅在新的规模上组织了生产, 并加上了适合全球空间的新结构, 传播也使生产的合理化理由成为内在的权力, 当它生产时, 它进行组织。当它组织时, 它陈述意见并将其自身表达为权威。语言, 当它沟通时, 它生产商品, 但此外还创造出各种主观性, 将主观性置于关系之中, 并安排它们。传播工业在生物政治的组织构造内整合了幻象与象征, 不仅使幻象与象征为权力服务, 也实际将它们整合入权力的作用之中。” (4) 一方面, 政府不喜欢太多的社会阴暗面被披露, 即使被披露, 政府也是以伸张正义者的身份存在。而对底层生存的艰难的报道, 也是以政府的深切关怀为闪光点。在这样的报道中, 媒体是展示政府为民做主实绩的平台, 而底层的艰难都只是陪衬, 媒体和底层都成了被利用的工具, 例如著名节目《焦点访谈》就是典型。另一方面, 对底层的报道没有市场, 是赚不到钱的。拥有众多财富的人, 他们花钱愿意消费的是帅哥美女饮食房产名车这样的新闻, 而不是关于苦难关于打工关于失学关于穷人治病难等类似的报道。可以说, 富人的“爱好”是社会的风向标。那么, 为底层说话, 效益是零还可能引起官司以及各种麻烦, 进而产生负的效益。

因而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在被金钱渗透的这个领域之外, 没有任何事物, 没有‘赤裸裸的生命’, 没有外部的观点能够被提出:没有事物能够逃离金钱。生产与再生产被披上了货币的外衣。事实上, 在全球的舞台上, 所有生物政治的形貌都是以货币的装束而出现的。‘积累, 积累!这就是摩西和先知!’” (5) 底层因为没有钱而成为社会的包袱, 理应被人踢来踢去, 大众媒体有充分理由放弃言说底层的权利。现代性话语的复杂却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 让底层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这不得不使我们认识到底层叙述的困难与必要。

参考文献

[1]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8页.

[2]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10页.

[3]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言》,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第18页.

[4]迈克·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著, 韦本、李尚远译《帝国》, 商周出版社2002年版, 第91页.

[5]迈克·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著, 韦本、李尚远译《帝国》, 商周出版社2002年版, 第90页.

现代性话语 篇2

三农问题已经注定要成为中国的历史性议题。这个让国家总理天天头痛的难题，已经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三农问题是与会者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而与此同时，新浪网与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联合举行的“你认为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个群体”的在线调查中，三农问题竟占到近40%的比重，远远超出下岗工人等其它弱势群体。而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更是在向我们表明着三农问题的严峻性。中国的城乡差距比例达到2.79：1，达全世界之最；农民的收入只增长2％，比GDP增长速度少了5个百分点。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

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代转换 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话语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是现在教育的重要内容，文论是在高等院校，还是在企事业单位，都有相应的思想教育课程，而课程的开展，根本目的就是要进行人员的思想引导，使其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对象不同，所以教育方式也要采取灵活的转换，在教育方式转换方面，话语形态是重要的一个层面，因为不同的话语形态，对于思想教育的深度具有差异性。所以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积极的利用话语转换来加深思想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对于教学效果而言意义巨大。

一、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现状

（一）灵活性不足

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话语转换情况来分析，灵活性不足是主要的问题。灵活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教育过程中不能灵活的进行话语形态的转换，导致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单一化的局面，即在教育过程中，要么范围太广，没法进行深层的学习，要么就是深层教育偏重，忽视了系统的全面性，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影响了教学的效果。其次就是话语形态的渗透性比较差。例如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文本话语强调的是整体性，而精英话语则强调的是深入性，要想使得教育效果更好，这两种话语形态应该灵活渗透，但是目前的渗透情况并不理想。

（二）多样性没有体现

在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话语形态的多样性没有体现也是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话语形态的多样性没有体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对于话语形态的价值判断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导致没法在教学过程中积极的进行多样化的话语形态转换来完成教育。其次就是对于话语形态的多样化理解比较单一，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而没有认识到深层次的不同，导致在教育实践中没有合理的利用其差异性。

（三）话语形态的优势没有发挥

话语形态的优势没有发挥也是主要的问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对于话语形态的价值不重视，所以也就不能明确各种话语形态的价值，从而导致在利用话语形态的时候，不能进行正确的对待。其次就是对话语形态的应用场合认识不明确。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失误，所以往往会导致不能在相应的范围采取相应的话语形态，导致话语形态的优势发挥出现问题。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改进措施

（一）强化话语转化的灵活性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改进话语转换的现状，必须要强化话语转换的灵活性。话语转换灵活性工作主要需要从两方面进行开展：首先是要提升话语形态的转换衔接，即在进行话语形态的转换时，衔接阶段要做好完整和统一，这样能够保证花与形态的完美过度，使得教育的流畅性提升。其次就是在进行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一定要强化话语形态的渗透，通过文本话语、说事话语、精英话语的相互渗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遍性和深层性的结合，严肃性和生活化的统一。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的有效。

（二）强化多样性的提升

强化多样性的提升，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话语转换的重要策略。多样性提升主要从两面来进行考虑：首先是对于不同话语形态的特征要进行详细了解。不同的话语形态具有的优势不同，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充分的认识各种话语形态的优势，这样才能在教育中利用多样化的手段融合话语形态的优势。其次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既要利用话语形态进行单独教育，也要利用多种话语形态进行融合教育，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教育手段多变，能够更大范围提高适应度。

（三）在教育中积极发挥话语形态优势

在思想教育中积极的发挥话语形态的优势也是话语形态改进的重要措施。不同的话语形态具有不同的优势，所以在教育中要从两方面做起：首先是要进行不同话语形态的价值探讨，通过探讨进一步的明确其优势，以便于在教育过程中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最大。其次是要充分的探讨各种话语形态适应的范围。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侧重性，所以要根据实际教育侧重点的不同来进行话语形态的选择，这样才能将话语形态的优势和价值充分的发挥出来。

三、结束语

思想政治教育在目前的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积极的利用话语形态的转换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无论是对于个人发展还是对于社会进步而言都具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许苏明.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5-9+134.

[2]向绪伟，张芳霖.略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代转换[J].湖北社会科学，2015，09：189-193.

[3]李庆华，杜宇.网络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转换[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09：110-113.

浅谈现代广告话语的编码特点 篇4

卡尔西在其著作《人论》中从文化的视角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这句话表明人类生活与符号息息相关。符号作为系统, 它是由一系列性质相同或相类似的符号按照一定规则组合而成的, 正是这种规则将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 并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上体现符号的意指作用, 我们把这种将能指和所指按照某种规则结合起来的过程称之为“编码”。继皮尔斯创立现代意义上的“一般符号学”, 并在符号的“三元关系”理论基础上创立符号的分类法之后, 巴尔特运用文化符号学理论对广告的编码方式和广告效果的形成展开了一系列系统而具有革新性的分析。与巴尔特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则针对当时的现实发表了《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 他们为大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广告作为大众文化时代的产物, 与符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川大学的李思屈等人就是借助符号学的理论来分析广告, 并著有《广告符号学》一书, 书中对广告话语的编码机制展开了详尽的论述。

编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阐释”, 格尔兹在《文化的阐释》一书中这样写道:“诚如马克思·韦伯所言, 人类是一种悬置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是这些网, 因此, 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 而是寻求意义的一种阐释性科学。我追求的是阐释、阐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所研究的广告话语的编码实际上研究的是由广告人和广告主共同设立的对这个社会的阐释方式。广告的本质是信息的传播, 而这种传播的过程就是“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广告是一场游戏, 是我们人类在世俗社会不断遗弃与追寻自我的过程。在这场游戏当中, 广告人和广告主共同设立游戏规则, 全体受众都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怎样的游戏规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目标受众的注意并实现购买行为, 每一个广告人穷其一生来追寻它的答案。在当代, 广告人和广告主共同设定了以下几个游戏规则 (至少是设立一种游戏规则发展的趋势) :

一、注重人文关怀——广告话语编码的深层逻辑

北京语言大学的杜道明先生认为, 文化就是“人化”。广告作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方式更是离不开人的参与, 广告的编码思维不外乎是揣摩消费者的心理, 从而创造出最能打动消费者的广告。广告话语的编码机制就是“用受众话语说话”, 在《广告符号学》一书中, 李思屈先生从结构主义出发, 通过对一系列电视广告文本进行分析得出广告中的三个要素是:“主体缺乏或失掉某种客体、对客体的寻求、对客体的获得或拥有”。“小月月事件”、导致“校长撑腰体”流行的“老人讹人事件”、“复旦大学宿舍投毒案”, 这些都触动了我们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缺失。与此同时, 我们发现, 现代广告的一大特点就是为日渐疏远的人们提供一个感情庇护所, 以人为本, 给予消费者以和煦的人文主义关怀。现代广告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物质丰富、人际关系极其和谐的世界, 广告中处处闪耀着人文主义关怀。

近年来, 有的商家为促进销售喊出“与我们的客户谈恋爱”的口号, 他们也确实在不断地为成为一个合格的“恋人”而努力, 广告语言中处处充满了对消费者的深切关怀。不止一个人感慨:“这年头, 最关心我的人就是10086了, 只有它会在天气变冷的时候提醒我多穿点衣服, 每个节假日都会给我发祝福短信, 而且有求必应。”多少年没收到信和卡片的我们开始收到部分淘宝商家亲笔写的卡片了。罗兰·巴尔特在《今日神话》一文的开篇这样写道:“在今天, 何谓神话?我马上就要提出一个初步的、非常简单的解答, 这一解答和语源学极为相符:神话是一种语言。”现代广告以其无孔不入地多媒体全方位轰炸形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巴尔特认为, 神话作为符号学系统包括“能指、所指和作为前两个方面的结合整体的符号”。这是一个因快速发展而变得忙碌的时代, 《世界如此险恶, 你要内心强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畅销书, 我们以为自己被遗弃从而必须依靠自己才能坚强地屹立于这个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缺失, 因此, 现代广告就以弥补这个缺失而进行话语编码。在这一逻辑的指引下, 能指变成了具体的某个产品或服务, 所指则被统统指向那个缺失的和谐的人际关系, 广告人所做的无非就是为这两者建立一种联系, 让能指平稳地指向那个特定的所指, 现代广告话语编码也就在此完成。广告主和广告人联合起来为受众建起了一个看起来很温馨的庇护所, 他们用父母般温暖的语言, 恋人般炽热的情感, 朋友般温润的触感来打动我们, 让我们以为在这个孤独的世界找到了依靠, 购物也因此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巴尔特意义上的神话形成过程。

二、意识形态盛行——广告的超现实与意识形态性

关于意识形态, 俞吾金在《意识形态论》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定义大致如下:在阶级社会中, 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 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 其根本的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抛开政治意义不说, 意识形态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员的共有观念和想法, 是这个团体成员认识事物的方法。现代广告非常注重一种似乎源自现实生活的“再现”, 它描绘出一种类似于现实的生活情境, 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生活。现代广告的话语编码其实是一种意义建构和符号化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广告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以重新构建我们的消费物以及重新塑造消费主体为目标。

与传统广告不同, 现代广告更倾向于向受众传达一定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念。无论是汽车, 还是别墅、白酒、服饰等, 越来越多的广告都蕴含了一定的人生哲理, 而这类广告也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可。“我们卖的不是产品, 而是一种生活品质”, 这是许多商家都曾使用的宣传噱头。例如, 贵州“仁酒”的平面广告文案为:“仁者, 天地之心。一种境界, 足以俯仰天地而云淡风和;一种格局, 足以吞吐山河而泰然自若。天之高, 纳君子器度, 地之厚, 蕴仁者胸怀。”字里行间为消费者描绘了一个“仁者”应有的胸怀和气度。碧欧泉男士系列2012年在全球发起了主题为“live like a man (活出男人样) ”的广告战役。其在国内发起了以现代男人行为标准为内容的“男人型为学”等活动。在这场活动当中, 广告主要通过“男人百科辞典”、“男人型为规范”、“必修课”等词条来教男人如何活出男人样, 以及如何才能成为现代的铁血真汉子, 广告当中的意识形态性显露无疑。现代社会通过广告将物品符号化, 并借助语言、图像符号建构出一套理论对物品进行分级, “人们正是在对物品的消费中彰显自己的身份、等级、地位和差异的, 消费成了划分阶级等级、区分异己的标准, 人靠其所消费的物品划分出高低贵贱和不同风格, 消费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分类体系, 对人的行为和群体认同进行着符号化和规约化。”

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符号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 认为生产已经演变成“信息、媒介和符号的生产”。鲍德里亚重新阐释了符号与现实的关系, 他将符号与现实的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符号是现实的反映, 符号掩盖和偏离了现实, 符号掩盖了现实的缺失, 以及符号与任何现实无关”。在鲍德里亚看来, 世界经过这一系列的演化“变成了一个符码操控和演绎的超真实世界”, 这是一个“超现实”世界, 这个世界“比真实世界更真实”。“步履不停”被称为淘宝史上最文艺的小店, 它的每一段文案都在向消费者传递一种生活态度。在步履家的每双鞋盒上, 都写着这样一段话:“这世界大的不像话, 那么多条路, 那么多个远方, 那么多的茫茫人海, 连邂逅, 都匆匆忙忙。一双安静的鞋子, 会带来一段淡淡的旅程。这句可能没几个人会相信的话, 我们写在了鞋盒上。谢谢你, 把她带回家。”在超现实和意识形态性方面, 电视广告的作用更加明显, 它不仅通过塑造“拟态环境”来塑造现实, 而且还用充满诱惑力的语言告诉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生活。

三、与社会热点事件互动——能指的极度狂欢

这是一个意义的增值和消失同时进行的时代, “广告已经是文化空间中最为强大的符号系统之一”, “巴尔特认为现代神话概念可以有无限的能指, 资产阶级开发的大众文化利用能指把一个符号的原初意义改变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从而使大众失去人文精神”。将符号的能指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连, 这在明星代言式广告中很常见。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 媒体不再自说自话, “互动”广受追捧。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这一特性, 与社会热点事件互动成为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广告将能指的狂欢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修辞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语境。将现代广告话语的编码过程比喻成修辞一点也不为过, 其广告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语境, 这个语境便是广告发布时的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传统的广告大多是给予产品本身的特性和广告战役的主体进行创意, 而现代广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越来越重视针对社会热点事件及时做出反应并创作出独具匠心的跨界广告。去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刘翔在百米栏的跑道上摔倒, 无数中国人为此伤心不已。刘翔比赛结束后十分钟, 微博上就出现了一部关于刘翔的耐克平面作品, 画面黑色的背景上是刘翔明暗分明的头像, 旁边配的是凡客体的文案:“爱比赛, 爱拼上所有的骄傲, 爱付出一切, 爱荣耀, 爱伤痛, 爱运动, 即使它伤了, 你的心”, 落款仍是“JUST DO IT”。耐克的品牌理念借这一事件在这个广告中显露无疑。同样是针对这一新闻事件, MINI中国随后发表微博:卸下所有期盼, 不必再做偶像或不死英雄。完成我的路, 无论姿势与结果。而杜蕾斯的官方微博则为:最快的男人并不是最好的, 坚持到底才是真正强大的男人!看到这样的广告, 消费者一定会会心一笑, 进而从心底里佩服广告人的巧妙创意和完美构思, 更重要的是将广告所宣传的品牌的印记深深地刻在了脑海当中。能指的狂欢在此表现为三点:一是广告媒介的多样化, 微博成为现代广告的重要媒介;二是能指形式上的多样化, 去年很火的“凡客体”出现在了耐克的平面广告中, MINI广告中长短句的运用大大地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 杜蕾斯广告则巧妙地运用了对比这一修辞手法;三是能指指向的开放性, 符号的言此意彼性得到深华, 从表面上看三条广告都是在为刘翔鼓劲, 稍稍品味便会发现这三段广告话语纷纷指向各自品牌的产品特性和品牌文化。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 2012年戴尔请陈冠希为其新推出的XPS系列广告代言也显示了其十足的勇气, 其广告文案是这样的:“人生会碰到好多事, 好事, 坏事。死机, reboot (重启) ;崩溃, reload (重装) ;电量用尽, over (结束) 。没人能帮你。人生在外, 最重要的不是朋友多, 而是超长待机。我是陈冠希, 你认识我啦。”“超长待机”、“我是陈冠希, 你认识我啦”, 就这两点, “陈冠希×超长待机=XPS 14”, 无需过多联想, 想不记住戴尔的这系列超长待机的电脑都不行。敢于运用备受争议的明星进行大胆创意, 并借用其“名气”进行品牌特性嫁接, 这也是现代广告中能指极度狂欢的表现之一。从符号学角度来看, 创意就是一系列突破常规但又合情合理的符号的组合。利用社会热点事件和人物进行创意, 将这些事件和人物化身为符号系统中的排头兵——能指系统, 这是一种突破, 是能指的极度狂欢, 而这种突破的成功与否在于如何将能指系统和所指系统进行巧妙地结合。

四、结语

广告作为“人的艺术”, 它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产品和广告都高度同质化的当今社会, 广告几乎无处不在, 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了在纷繁复杂并创意撩人的广告环境中求生存, 现代广告在话语编码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表现在现代广告话语中不断出现的人文主义关怀, 其次是超现实和意识形态性广告话语的普遍存在, 最后是利用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广告宣传。这虽不是新出现的事物, 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却需要广告人去细心琢磨, 因为热点事件尤其是颇受争议的社会事件一旦把握不好只会招来一身的骂名, 而一旦成功便是名利双收, 成败仅在一念之间。

摘要：广告行业的即时消费性决定了它必须与时俱进, 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 几乎所有产品的广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 广告话语的编码在每一个特定阶段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符号学理论出发, 结合具体的广告案例总结出现代广告话语在编码上具有注重人文关怀、意识形态盛行和善于与社会热点事件互动这三个显著特点。

关键词：现代广告,符号学,意识形态,能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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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话语 篇5

高铁泰

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着重研究20世纪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受西方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系列思潮。本书主要探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结构主并用之建构一个从远古向现代发展的民族主体。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主要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杜赞奇在第一章中对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历史不一定是线性的，而且民族历史叙事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家和时代建构出来的。对于“线性历史”的概念，作者并没有给我们直接的答案，但是通过作者对其的叙述以及作为其对立面——“复线历史”的阐述，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即“线性历史”是单一的以某种标准来划分历史的历史。他认为“线性历史所假定的透明性使我们看不到它为了包含这些压制，为了阻止民族体内部的分裂所采用的战略”。由于“线性历史”的缺陷导致我们对民族问题演变的片面看法，为此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出了“复线历史”的概念。杜赞奇认为“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复线历史是通过解构线性历史范式，并针对线性历史的弊端而提出，认为历史并非只有一个单一的主体，而是多元；历史并非是直线向前发展的，而是在过去与现在的复线时间里互为因果性的复杂交易；复线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散失的意义，造成散失、压抑、利用的原因、条件等等。在研究民族问题上，作者认为要多角度的看待，不能仅仅把民族主义的内容与政治文化等相互重叠。第二部分包括五个章节，主要是五个案例分析，是杜赞奇为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结果。其中前两章集中论述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达是如何摄取或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误复杂的历史现实。最后三章探析边缘叙述结构是如何向辛亥革命以来业已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强调集权、强调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提出挑战的。

作者在第一章中分别列举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分期法，汪精卫的四重分类法，傅斯年的分期法等等。在上述人物的分期法中，作者对其一一解读，发现一个无一例外的现象，这就是都是注重宣传由种族到民族的演变过程，但却忽视了在其过程中的排他性。对于这种排他性，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孙中山最终把这个问题转换成儒家大同主义所引起的问题从而掩饰其模糊性：大同主义减弱了汉人原有的独立精神，使他们接受了像现在这样满族人的异族统治。同一个大同主义却又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政敌所提倡的东西：他们宣扬中国既包括汉人又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从中可见孙中山等人试图建立一种特殊历史作为新民族国家的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对某段历史进① ①②③ [美国]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② 同上，第224—225页。

③ 同上，第33页。

行压抑或重传。

作者在第三章所举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政府和社会精英中的改革者试图消灭民间宗教的反宗教运用。政府和知识分子都认为民间宗教阻碍了现代化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国民性的塑造，但在这场运动中他们却起了不同的作用，或者说是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发起这场运动，虽然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进步。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致力于改革，出现了一系列新式学校和新的政府机构，但改革需要财政的支持，在反宗教运动中，政府可以通过没收寺庙及其财产，从而使国家合理合法的占有了地方资源；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机和新兴的世界革命话语，急于创造新的国民形象，而反宗教运动则利于他们重铸国民意识；地方的绅士积极配合政府的行为是因为这些乡村精英能从新式学校和机构中获得社会升迁的机会。不能否认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为造就现代国民性所做的努力，但同时他们也“利用”这场运动对农村社会的权利结构进行了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最大化本阶层的利益。但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往往忽视这些“利用”，因为这些人掌握了历史和时代的话语权。

杜赞奇在论述民族主义与中国秘密会党的关系中，探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是如何努力从民间秘密会社摄取浪漫叙述结构并将之融入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系统。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人类划分为“先进”与“落后”的种族，为帝国主义掠夺提供名正言顺的理由，西方大多数阐述或参考达尔文主义的作者同时暗含着一种种族的或民族的身份。而在中国，这种话语权却被改造成为一种在竞争时代能够发动国民竞争的学说，共和革命者吸收了种族进化论的国际话语并利用它来构建一个种族上纯洁的中国，一个建立以后内部平等、没有纷争、能够在生死攸关的生存竞争中不断进步的中国。而内部平等、没有纷争正是中国秘密会党所追求的。基于这点共同点，为革命党在建立初期与秘密会党建立了某种联系。同时革命党在革命初期利用秘密会党反基督教、反西方、反帝国主义和反满的情绪，发动和组织起义。虽然秘密会党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反帝、反清的情绪是建立在皇权和王朝的基础上，在这点上与革命党有本质的区别。故革命党在利用秘密会党的同时，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的解读，赋予其现代的观念和种族思想。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了一个国际性的话语体系中，同时，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话语进行了改造，以便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实际，从而使自己能够编织出一部天衣无缝的国史。”

历史话语权的掌握者，利用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述摄取或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针对这一点杜赞奇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试图探寻历史企图遮掩或利用的领域，以及各个渗透或抵抗其霸权的领域。这就提醒我们要去注意话语背后存在权力因素，权力和话语密不可分。正如作者所说“复线历史揭示了历史扩散中利用与掩盖的面具，那么，它也可以引导我们通过接触历史的其他道路，尤其是通向助成叙述结构扩散的历史条件，通向此种扩散的效果”。杜赞奇借鉴了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的思路，对话语背后的权力因素进行了一些思考。他认为，强大的主流话语的形成和维持，背后都是某种权力因素在发挥作用。民族历史叙事的形成就是①①②③④ [美国]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② 同上，第135页。

③ [美国]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④ 同上，第79页

这样一个过程，它是民族国家形成并支配整个国家的权力进而支配话语的结果。同样的，杜赞奇也注意到了西方国家之所以形成线性历史观和进化历史观同样和西方企图支配世界的欲望有关，也就是说，线性历史观和进化历史观无非是在为西方的殖民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制造口实和提供理论依据而已。所以显然，一种话语的形成和发展，绝非是思想自身的运动，而是权力在“作祟”，政治经济因素在背后发挥巨大作用。

现代性话语 篇6

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主要突破口, 而文学语言的转型是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导, 这点已被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认可, 本文以大众话语视角进行探究, 并结合众多文献, 研究“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意义。

一、从大众领域到大众话语

“大众领域”的德语翻译为“Bevölkerunggebiet”, 曹卫东教授在他的翻译作品《大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到对大众领域的理解:“哈贝马斯在社会与思想的层面上都运用这个词汇, 在社会层次上的‘Bevölkerunggebiet’将其理解为大众性与公共性, 在思想层面上应当理解为大众领域”。尽管哈贝马斯在《大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在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展开批判, 然而由于从资产主义的社会转移角度来抽象与提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笔者从中得到较好的印证:公共性展现为比较公共领域, 并与私人领域形成相对之势, 大众领域也是社会舆论的主要部分, 并与公共机关形成直接抗衡的状态。

哈贝马斯曾表示大众领域, 主要包括封建时期的大众领域与资产阶级大众领域, 然而后者是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典型, 他强调大众领域是由主体特性的私人来组成的, 资产阶级的大众领域是由私人组合而成的大众领域, 然而资产阶级的大众领域受到上层控制来反对大众权力机关, 而真正的大众领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与国家权力保持较为独立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

对文学研究人员来讲, 哈贝马斯提出的大众领域是政治大众领域的前身与先导, 公众舆论作为媒介来调节对社会与国家的需求, 并以文学大众领域作为纽带, 与大众相关的私人经验关系融入政治大众领域, 文学大众领域中的人性则成为政治大众领域发挥影响的载体。

大众话语的“大众”也可以这样认为, 然而大众话语的特殊性主要体现, 一方面是组成大众领域的重要条件, 由于大众话语是大众领域中民众交往对话的主要方式, 并通过大众话语, 群众才能充分表明自己的心声, 也能容易了解对方的想法, 才能展开讨论与对话。章宏伟教授曾指出, 大众领域的外在组成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是物理形态的大众空间, 第二是媒体形态的大众舆论领域, 第三是社团组织形态的大众领域, 第四是社会发展形态的大众领域。同时大众话语成为了大众领域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方面大众语言与话语具有的主要功能是一致的, 然而大众话语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能被公众所掌握、理解、运用的话语, 同时也包含了大众意识形态的色彩, 即平等、民主、科学、自由等精神, 而这在传统社会所代表的大众领域是不可能存在的;另一方面, 大众话语也是公众交流与讨论的对象、内容、话题, 从某种意义来讲, 大众话语同时也是大众讨论的共同事务, 即大众会追问成为大众话语确立以及大众话语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充分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二、营造大众话语与中国文学大众性的诞生

倘若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具有代表型的大众领域, 而语言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就掌握着这个文学领域, 在很大程度上文言文是排斥民众的, 并且在传统技术水平极不发达的情况下, 接受与传播文言作品都是较为有限的。由于构筑文言经典, 是后人学习经典的主要事物, 然而写作文言文, 是后人膜拜先人的重要途径。

从这一内容上说, 文言不属于真正的大众话语, 确定文言地位, 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发挥作用是一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 崇尚学则优而仕的理念, 在全世界范围内也较为罕见。根据许纪霖先生所说, 在古代士大夫阶层是封建王权宗法制度与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的纽带与中枢,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士大夫阶级尊崇传统儒家的价值观, 其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也是封建家族统治社会的重要文化传统;第二, 士大夫阶级往往是身兼二职, 即在朝廷士大夫辅助帝王管理天下, 在乡间为地方精英与道德表率来管理民间, 即以士大夫充当社会重心, 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与国家融为一体, 表现为有效整合。

封建社会末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 即可理解为创建大众领域的努力。在中国古代是否出现大众领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而封建社会末期即在这数千年从未有之大变局, 则引起了这一时期的大众领域前所未有。中国以往士农工商的社会层次结构瓦解了, 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出现在社会体制以外, 从而使得知识分子能对民众、社会的需求进行反思, 通过反思国家体制, 从而提升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反思。

封建社会末期, 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运动与文字改革, 就是致力于创造大众领域的具体表现, 把文字语言置于大众讨论的重心。假如对汉字进行改革来创造大众话语一直显得较为模糊, 发动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是直接改变以往文言的统治地位, 以白话文为大众话语, 那些积极知识分子提倡反对文言文与发表大量白话文的文章, 这不仅仅是对语体进行变革, 更是开启民智、启蒙民众, 进一步实现了广大人民成为大众。

三、重塑大众话语与中国传统文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主要包含对民众、平民的认可, 充分体现出了大众知识分子的广泛性, 这也是“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持有的立场, 在一定程度上极大超过封建末期知识分子的文学立场。但是胡适对文学语言的理解, 仅仅停留在工具方面, 这直接影响了他对“五四”时期对语言变化的理解。鲁迅与胡适对文学认识不同, 他对这语言变化的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思考。鲁迅对于现代文学的理解与认识达到一定深度, 尤其对传统思想与文言文化形成互为表里的联系。在现代文学转型时期, 文言对处于该时期的每个人来讲, 都是一种固有的儿话语, 所以改变与传统意识形态固为一体的文言, 将这充满平等、自由、民主、理性、科学的白话成为大众话语, 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历史任务。

汉字与文言所形成的汉语言文学体系成为传播传统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的关键载体, 鲁迅积极感受到传统的文学体系束缚对人的天性, 极大地扼杀赤子之心, 所以鲁迅先生提倡改用拼音、废除汉字, 提倡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对变革传统文学, 鲁迅是提倡白话文最为坚定的支持者。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打破无声的中国, 即通过自己的、现代的、活着的白话来推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四、结束语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 在这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具有明确的国家民族认同色彩, 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向西方学习、世界大同的意味, 一直在西方与本土、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夹缝进行延展。这与在17、18世纪西欧的英法德等国创建早期大众领域是完全不同的, 后者包含的, 恰恰是对国家以及民族内涵的认同。

摘要：民国初期的“五四”的现代文学变革, 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展开传统文学转型的具体表现, 这种大众话语, 不仅是大众领域的重要组成内容, 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形成的基础。清朝末期广大知识分子建立的大众话语局限于二元化层次, 而现代的“五四”运动期间创建的大众话语真正形成了一元化的现代文学雏形, 依托大众话语, 才能产生公共文学领域, 具有社会大众性的现代文学才能得以转型。

关键词：大众话语,中国文学,变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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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话语 篇7

不同于西方国家内生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被迫开始的,在国门未被迫开启以前,天朝上国迷梦中的大清帝国有很强却也很无根基的“自我主体”意识,除中国外的其他所有国家皆为“他者”,且是次等的“他者”。但是这种主体意识是在与外界彻底隔绝状态下的非客观理性的认知,当西方国家的炮火将国门轰开,面对军事、科技百倍强于自己的敌人,屡战屡败的中国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坍塌,以政府政要为代表的精英分子开始主动“西学”,即金耀基所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这可看作是中国现代化之开端。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依然是在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中救亡图存,即“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不难看出,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技能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是从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开始的,也就是从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就无形中与“西化”画上了等号。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中,东方中国逐渐摆脱蒙昧的过程就是一个劣等的“他者”向先进的西方“主体”靠近的过程。西方入侵以前的晚清的自我认知是在没有“他者”为对象的基础上的自我想象与肯定,于是当西方这个巨大的他者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想象模式,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民族心态。由于西方这个巨大他者的出现,中国人不得不在“西方现代性这面巨大的镜子面前重新寻找并重建自己的国族身份。由于身份是在西方以及西方追随者的武力下被迫失去的,所以他们难免产生了怨恨和不甘的心理;又由于在失去传统身份之后,他们一下子就步入了一个由西方所主导的陌生世界,所以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羡慕和自卑的心理。因为怨恨与不甘,所以他们不能理性地认识他者,自然也就无从客观地认识自己,因为羡慕和自卑,所以他们在意他者的目光,并且总是不自觉地用他者的目光来规训自己。”①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他者化和自我他者化无奈之举的根源所在。而且这种无奈似乎贯穿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追求国际话语权的整个过程。

虽然近现代的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斗争中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但是在漫长的探索和求解过程中,作为侵略者的西方不仅是斗争的对象,也是学习的榜样,正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在绝对优势的西方侵略者眼里,落后的中国完全是一个劣等的“他者”,对中国的他者化凝视由此形成并一以贯之地贯穿于西方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恰恰是因为由“西学”开始走上现代化,却最终在制度建立上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加之经由冷战时期的对立与冲突,将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与不同放大化,西方世界话语中的东方中国不仅是次等的他者,更具有了敌对和危险的他者身份。

二、当代中国的形象焦虑与自我他者化

由于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误等同于“西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没有延续开启现代化之路时的继续“西学”,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正当性很容易遭致西方国家的质疑。由于没有现成的先例可遵循,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话语体系中,的确很难找到直接的理论用来言说我们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性,总是以一个作为凝视主体的“西方”视角自我观察、自我反思,往往是在寻章摘句引经据典中一不小心又落入西方现代性理论窠臼,将自我他者化或自我矛盾,即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合理性。也正是由于非主动,而是被迫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但没有获得其应有的位置,而且愈来愈被看作‘现代化’的阻碍,‘现代化’每受一次挫折,推动者对文化传统的憎恶便随之深一层。”①甚至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趋势和极端批判习惯。“中国形象的焦虑与困境就此产生,焦虑是因为过于在意他者的目光并且总是不自觉地用他者的目光来规训自己;困境是因为既不能理性地认识他者,也不能理性地认识自我。”②

不仅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导致的经济萎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迸发出强劲的活力,带来综合国力的突飞猛进,落后的东方中国的他者形象被由潜在威胁的集权专制中国形象所取代,成为西方新的他者化想象。不同于以往中国对自身被他者化的那般无奈,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对它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威胁性的中国想象即“中国威胁论”在由西方传入我国后,经由国内传播体系的有意无意的挪用、演变,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方话语主动借用的概念。一方面中国历来在被他者化的矛盾中寻求解释对策,似乎成为一种习惯,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历史上总是与羸弱的他者相关的想象,这一次的潜在危险者的形象是含有将中国置于强势国家位置上的想象,既符合政府层面对于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需要,也符合民间民族主义强国话语的需要。于是经由各方话语力量的合力作用,在中国传播话语的不断借用、演绎和解释中将“自我他者化”为一个主观上没有威胁的强大存在。然而这种自我他者化并不利于中国对自身政治、文化、道路的合理性认知,面对无法摆脱的来自西方的质疑与排斥,面对国内民众日渐多元的文化选择,国家民族层面的文化认同受到挑战,而“民族文化及其认同则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③。因此,重建文化认同解决当下正当性言说困境成为当务之急。

三、西方哲学思想“二元论”传统对现代性理论与实践的限制

中国的现代化起于“西学”,而起源于西方哲学的“现代性”理论继承了西方二元论思想传统。以古希腊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们人为地将世界划分为理论世界和现象世界,前者是高级不变的,永恒的,后者是低级变化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哲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逃离这种低级世界寻求安全,“二元论”由此产生。根据“二元论”的传统,认知与行动、理论与实践被彻底分开,前者指向永恒不变的存在,后者则是不完美的日常的经验世界。

而在杜威的经验主义理论看来,坚持传统二元论的哲学会导致哲学家们的研究与世俗世界的疏远,脱离现实世界无法解决当前的困难。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二元论框架对现代性理论发展的限制,导致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实践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找不到合理性论述。

杜威提出要改造传统哲学,“未来哲学的任务应该是澄清人类对于自身生活中的社会冲突与道德冲突的观念,关注与社会有关的问题。改造后的哲学不再无意识地通过二元论来保护传统免受科学的侵蚀,必须致力于科学与文化的统一。改造后的哲学必须努力将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当代文化所包含的道德与社会问题中。”④

而中国的“不二论”着重从统一、同一或合二为一的认知角度去分析、研究认知对象,其基本认知程序是“始于合,中于分,终于合”,基本特征是坚持认为不同的认知对象及其部分、方面“虽有分而实不二”,不仅蕴含东方智慧,且与杜威经验主义强调的从认知对象实际出发去进行理论研究不谋而合。

四、结语

所以,在传统现代性理论中寻求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叙述,摆脱被他者化的命运,唯有跳出二元论思维模式,引入中国的传统文化智慧,将现代化理论不断发展深化,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客观认识和评价,重建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

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目标,它是一个永远处于动态发展中的状态,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更好的趋势,因此它的理论本身也需要在不同的主体实践中给予调整和完善。而且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悖论与张力一方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对矛盾,但它也容易导致社会在发展中会出现极端不平衡的状态,发生倒退。“充分、全面且深刻地认识现代性的悖论,维持一种动态的合理的适度的张力与平衡,并在这种张力中寻求新的突破,继而在新的结构与体系中建构新的平衡。这是一种动态的、理性的、高水平意义上的均衡,可以容纳多元价值与社会冲突,可以确保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可以激发起文明的创造与更新。”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性理性的充满良善愿景的期待,这也正符合针对当下不同国家不同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进程中出现的困境寻求自我突破和理论支撑的需求。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一度让世界瞩目。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和累积,目前的中国虽依然在改革中艰难探索,依然在为成为一个负责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也在参与全球竞争合作中为继续证明自己的大国身份而努力。但是近年来,中国却逐渐陷入自身正当性的言说困境。这种困境在“国家软实力”概念提出后突出表现在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急切寻根以及在本国内主导地位的迫切重建上。无法言说正当性对外容易招致西方国家的质疑与非难,对内则容易导致认同危机,难以形成有效的凝聚力,因此跳出正当性言说困境,实现对内对外有效的正当性叙事,对当下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是一把解开国内外错综复杂矛盾的钥匙。

关键词：现代性,二元论,他者化,正当性

注释

1董军.国家形象是如何可能的---“中国威胁论的话语产生”[D].复旦大学,2013.

2(1)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48.

3(2)董军.国家形象是如何可能的---“中国威胁论的话语产生”[D].复旦大学,2013.

4(3)盖尔纳厄内斯特.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83.

现代性话语 篇8

(一) “现代/传统”二分法

“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村级公共服务”等一系列宣传当前政治文化的标语频频出现在成都市的乡村道路两旁以及民居围墙上, 与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到反革命”、“斗私批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一度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红火一片的标语相比, 在展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味的同时无疑展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而归根结底, 标语是一种语言文化现象, 属于话语系统的一部分;标语时代性的直接来源是话语的时代差异。

原始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划分方法纵贯人类的发展史, 以生产力和劳动范围的界限圈定出四种时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方法带有明显的阶级论调,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成为五个时代演化的主调。也有学者另辟蹊径, 以野蛮人格时代、制度时代、工具时代和产品时代[1]来概括人类的发展历史, 与前人的成果相呼应, 发展出系统的阐释力。当然可以在“话语”的前面冠以“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封建社会”、“野蛮人格时代”等人们划分时代的词汇产品来展现话语的时代差异, 但是略显繁杂;而冠之以“传统”、“现代”两词却能事半功倍, 不仅仅能确切体现话语历时的时代差异, 也能囊括话语共时的要素差异。

(二) 社会关系体现话语分野界限

在中国的语境下, 诸如“君权神授”、“克己复礼”、“家族宗法”、“土豪恶霸”、“地主官绅”等词汇属于传统话语的范畴, 与封建社会、农业文明时代以及制度时代相对应;诸如“民主”、“自由”、“宪法”、“合同”等词汇属于现代话语范畴, 与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工业文明时代、后工业文明时代以及工具时代、产品时代相对应。词汇符号的差异在形式上展示出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的区别;但是二者的根本对立来自于体现的由社会关系组成的权力的不同。从政治关系上说, 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现的是以君权神授、士大夫统治为中心的封建的、尊卑有序的人伦关系, 而现代话语体现的是以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为核心的公民关系;从经济关系上看, 传统话语维系的是自给自足的以土地为核心的稳定的小农经济, 现代话语维系的是以公平买卖、优胜劣汰的竞争型现代商品经济;从文化关系上看, 传统话语主张“仁、孝、礼、义”等一套周礼一体化精神支撑, 现代话语主张“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西方现代人权价值。当然, 传统话语和现代话语并非完全不可调和, 中国传统民本话语, 如“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通过当前的政治系统转化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现代民主话语;同时, 现代话语与传统话语在社会生活中并存的现象更是显而易见。

(三) 社会主流话语是现代话语

从国家和民族发展进程上说, 由传统走向现代是必由之路, 而在话语系统中体现为现代话语式强、传统话语式微的态势, 掌握现代话语是进入国家治理、经济致富、公共生活领域的钥匙。城市系统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现代话语占据着舆论的制高点, 政府提倡“以人为本, 统筹发展”、追求“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标榜“平等、公开、公正”, 企业疾呼“社会责任”、核算“绩效、成本”、追逐“利润最大化”, 社会活动家高举“正义、平等、自由”大旗为“孙志刚”、“农民工”、“留守儿童”、“地震灾民”等奔走。城市系统的主流话语俨然已经成为现代话语的天地, 不断侵蚀着城市里面的新、老居民;同时, 城市中的现代话语的强大侵蚀性在向农村地区不断地渗透过程中得以彰显。

二、电视节目与现代话语向农村单向渗透

在农村地区, 很难找到一些可供阅读的报纸, 当然在村委会除外, 同样也要排除用做食品、物品包装的废弃报纸;更难找到如《凤凰周刊》、《人物》等期刊杂志。农村和城市的分离就像一道屏风一样将报纸、期刊、杂志等纸质传媒阻隔在乡村之外, 使得农民们长期处在大众传媒辐射的边缘。这种现象首先源于传统纸质媒体的阅读门槛, 文化水平、经济能力、时间空余成为过滤受众的三道关卡。而电子视听媒体终端在农村地区的出现和普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大众媒体辐射力的阻隔, 大众媒体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2001年, 我国农村地区 (包括城关镇) 电视机普及率已经达到90.2%[2], 而最新的研究显示, 农村居民中97.6%的家庭拥有电视[3], 而观看电视节目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主要选择[4]。然而, 中国目前的电视节目信号投放策略属于无差别投放, 缺乏独立面向的信号投放系统, 城市和农村接受同一的节目信号[5]。从表面上看, 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享受一致的电视节目服务, 都看《经济半小时》、《法治在线》、《心理访谈》, 在从电视传媒做起逐步抹平城乡享受差异化的公共服务的现状。但是, 电视节目题材在城市、乡村生活方面的覆盖并不均匀, 表现现实的电视节目大多数反映城市生活, 城市的现代话语成为电视节目符号中的绝对力量。另外, 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 电视台当然不会坐落在农村地区, 节目选题、编采、播报及服务群体偏向具有经济、社会区位优势的城市地区, 来自农村、来自农民的呼声难以通过电视节目进入大众的视野。

传统与现代的争论、效率与公平的对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征伐固然在大众传媒上频频闪现, 但是终归是文化人在民众面前的表演, 对于目不识丁或者知其言而不知其意的大部分乡村农民来说, 传统、现代、效率、公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是离他们生活非常遥远的话语, 只能回馈给文化人新奇的眼神、憨厚的笑意以及长久积累的冷漠。大众传媒将现代话语从城市带到农村, 但是运载的只是一系列对农民来说是“新事物”的符号, 现代话语所蕴含的权力并未被农民所掌握。从话语传播的过程上说, 城市与农村、大众传媒与乡村农民所处的地位并不对称, 现代话语向乡村的渗透是大众传媒主持下通过视听感官刺激对农民单向度的灌输;而大部分农民依然陷于现代话语符号理解门槛的制约, 更不用说掌握现代话语并以此维护自己的权益, 表现为农民话语权的缺失。难怪会有研究者为大众传媒体制致使农民话语权的极度缺失而哀叹, 并对大众传媒矫正定位有所期盼[6]。

三、乡村社会网络与现代话语变异

现代话语由城市向乡村传播还有另外的途径, 即乡村社会网络, 包括四个结构:以村镇干部为主体的政治意愿传达系统、以外出务工者为核心的业缘关系、以地点和事件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和以货币为中心的家庭生活。现代话语在乡村人际网络中被复制、循环和变异。

(一) 政治意愿传达系统

政治意愿传达系统向农民宣传国家政策、传达上级政府及部门的相关文件精神, 诸如“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生育”等;地区干部与农民直接地、面对面地交流信息, 而信息传递依仗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权威, 还有地区政府权威以及地区干部的势力。而农民对待国家政治权威、地区政府权威以及村镇干部势力的态度将影响所传递的信息的效果。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乡村农民认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切实在保障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利益, 即使省部一级的政府单位在贯彻国家大政方针方面依然效果良好, 但是他们往往质疑地方基层政府和地区干部在细化政策和执行过程中是否扭曲中央的意图, 表现出对基层政府和村镇干部的不信任。在国家、地方两级权威和村镇干部势力的相互叠加的背景下, 农民范不着抵抗现代话语在乡村的传播, 因而村镇干部传达信息的时候固然可以保持低拒访率、高接收率, 但是难以保证农民对信息的主动理解和正确阐释, 而农民对之置之不理或者对抗性理解的概率则更高。

(二) 以外出务工者为核心的业缘关系

随着农村劳动力资源以及农民致富期望的膨胀,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走出村集体, 走上外出务工的道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集体协作的经济关系随之裂解, 被以外出务工为核心的业缘关系所替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即使没有到大城市、小乡镇工作而去到新疆务农摘棉花, 但是他们也跨州过府、领略过城市生活的喧嚣, 所挣的血汗钱将会花费到诸如交通、旅馆、电器、保养品等消费中, 追逐城市生活的便利和富足, 与传统农耕生活相比已有较大差异。而务工/务农两项职业的区隔成为农村地区群体分割的最直接的界限, 务工者间以同业关系形成交往的网络并向乡村地区传递现代话语。他们一年数度或者几年一度像候鸟式的回巢, 将远足的经历、城市消费品、现代观念携带回乡村, 乡村成为他们展示自我的舞台, 而现代话语就是他们标新立异的工具。标新立异, 这种区别于普通农民的行为, 为他们获得社区的敬仰和权威, 并强化他们对新的故事、惊险的经历、时尚的话语的不间断的追求;农村地区的现代话语在外出务工农民标新立异的行为的支撑下得到不断的供给。当然, 为了便于乡亲们理解, 现代话语被分拆、被比喻、被翻译为适合当地语境的表达形式;而鉴于转述者的价值偏向、话语能力, 再阐释话语必然会导致词义的分裂和偏离。

(三) 以地点和事件为中心的公共空间

有学者判断中国的农村是“熟人社会”, 不尽然完全确切;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 除开工作领域、家庭私人领域之外, 乡村农民的公共生活领域确实更加广阔, 例如红白喜事、茶馆麻将。在城市中, 房价的差异将亲戚朋友分割到城、郊的各个角落, 而便利的交通和多元化的就业为亲戚朋友的分散居住提供充足条件, 除开工作同事、家庭成员, 熟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机会极度稀缺。然而, 在农村地区, 沾亲带故的乡邻集中居住在方圆几公里的区域, 往往以便利店、茶馆形成人群集聚中心, 农民在有闲之时常聚集在这些中心地带休闲娱乐;当然, 如果有红白喜事, 乡邻多愿意前往帮恰;因而, 以地点为中心和以事件为中心形成农民们信息交换的公共空间, 这些公共空间的分布显然密集于城市地区。现代话语在乡村公共空间中被复制、传递和翻译, 同样陷入话语再阐释的词义分裂陷阱;另外, 这些公共空间具有足够的人员聚集率、当事者的亲密度高、脱离主流社会的监控, 易于滋长与主流话语相对抗的话语, 比如对基层政府的牢骚、对村镇干部的抱怨、对公平正义的质疑。

(四) 以货币为中心的家庭生活

传统家庭生产集中在土地上, 通过精耕细作增产增收, 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即使是对种子和化肥的消费也只是将农民卷入到小城镇经济中, 通过副业生产还能支撑家庭收支平衡, 在货币方面有所盈余。但是在近年来, 农村家庭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货币破产的风险, 来源于农村家庭货币刚性支出的增长,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保障性货币支出和发展性货币支出。现代诊疗技术和卫生保健在城市和农村的分布并不均匀, 现代诊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运用不如城市广泛, 农村的基础生活条件不如城市, 如用水、用电、用气等, 更不用说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现实, 同时农村社会老龄化的趋势逐步趋同于城市地区, 导致农村重大疾病患病率高于城市地区, 如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治疗疾病这种保障性货币支出成为农村家庭刚性支付风险的主要来源。另外一个方面, 农村地区向上流动的主流渠道依然是上学读书, 教育开支作为发展性货币支出占据家庭刚性支出的重要部分, 在某些时候还以身体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挤占保障性货币支出。农村家庭被货币牢牢卷入到现代商品经济关系中, 而农村家庭应对货币破产风险的策略极其脆弱, 因而他们对影响货币收入和开支的事件极端敏感。医保、农业补贴、搬迁补偿、金融危机等涉及家庭货币收支的词汇成为家庭信息交换的核心, 家庭集体的价值和情感附着在描述现代商品经济的话语中, 必然导致话语在再阐释过程中变异。

四、总结

现代话语主要通过以电视节目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向农村地区渗透, 然而这种渗透是城市向农村的单向度的信息传递, 乡村农民在以现代话语为主流的国家、社会话语系统中处于弱势的地位, 表现为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成为信息传播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而乡村社会网络的四种结构:以村镇干部为主体的政治意愿传达系统、以外出务工者为核心的业缘关系、以地点和事件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和以货币为中心的家庭生活, 为现代话语在乡村中传播、复制和运用设置障碍。现代话语在乡村社会网络中变异, 被翻译为具有本土特色的地方话语, 甚至发展成为与原意剧烈对抗的符号;与主流话语体系的距离更远, 难以达到农民运用现代话语主动与以城市为中心的主流社会进行信息交换以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 导致交流表达的不畅, 是农民 (工) 与市民激烈的言语和行为冲突以及歧视的根源。

因而, 解决农村问题, 实现城乡统筹, 重要的举措之一就在于保障农民的话语权。首先, 改革以电视节目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信息投放系统, 增加以对农业、农村、农民真切关怀为核心价值导向的农村题材节目的数量及其覆盖面, 鼓励乡村本土话语进入大众传媒渠道。其次, 优化乡村社会生活环境, 保障现代话语与本土话语的无缝焊接。依法治理、文明执法, 实现村镇干部“势力”向合法性的转变;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 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减小农民家庭医疗、教育负担, 强化农民对现代社会的认同和归属。

参考文献

[1]陈昌文.传统本体论纲要[J].哲学研究, 1994 (3) .

[2]方晓红, 薛涛.电视媒介如何推进解决“三农问题”[J].传媒观察, 2006 (11) .

[3]祝帅.新农村建设与中国设计的蓝海——与北京大学陈刚教授对话[J].美术观察, 2010 (2) .

[4]田翠琴, 齐心.农民闲暇[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110-112.

[5]胡黎红.电视与农村发展问题探讨[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1) .

现代性话语 篇9

关键词：母性神话,解构,诗性重构,人文关怀

启蒙话语下现代小说中将母亲置于现实世界的种种世俗的利害关系中,一方面,对“母亲”的传统文化角色进行解构,将其温情脉脉的几近无性别的面纱撕破,塑造出真性情的“世俗”的母亲人物谱系,还原其女人性的特质,从而颠覆了传统的母性文化规范,同时,又试图寻求更深层意义上的传统“母性”,将其作为理想的精神家园,寻找“文化返乡”的途径。

(一)启蒙话语中的“母性神话”的诗性重构——“母神”

中国现代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人”的发现,对占统治地位的“父性文化”的颠覆,让女人浮出了历史的地表。“母亲”作为女人在家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重现昔日的光彩。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话语背景里的“母亲”链接了古代“母神崇拜”的传统,“母亲”和“父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背离,恰恰是启蒙话语下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发现。“母亲”再度被推上神坛,顶礼膜拜。

首先,母亲是创造之神、生命之神。在启蒙话语中,“母神”的创造力被扩大,突显其对生命的创造及其原始的野性。而这种野性恰恰是被压抑、被阉割了的“父性文化”所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创造力的崇尚是对“父性文化”的一种反叛。鲁迅的小说《补天》以神话“女娲补天”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崇高伟大的“母神”形象:她身体健康壮硕、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新生命的伟力和无畏无私的牺牲精神:“擎上那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1]“母神”女娲坚强地担负起造人补天——创造生命、拯救世界——的重任。正如王富仁所言:“女娲是生命的母亲,她自身也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她不是没有欲望、没有追求意志、没有创造能力的人。她的无法满足的欲望才使她的生命变得充盈美丽,变得辉煌壮丽,并推动她进行了伟大的创造。”[2]而这种“母神”形象所呈现出的“力”之美,暗喻“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之风,是那个时代创造力的象征。郭沫若在《女神之再生》中也塑造了富有创造力的“母神”形象:“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3]。

其次,“母神”是苦难之神。启蒙者赞美“母神”非同寻常的承受苦难的能力。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中塑造了一位不幸的“母神”:一位母亲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受尽欺凌。但到她年老的时候,子女都鄙弃她,视之为不祥,伟大的“母神”被生活无情地嘲弄、侮辱。柔石在《为奴隶的母亲》中塑造了一位在现实中走投无路的“母神”春宝娘,春宝娘被典到秀才家,为其生育孩子传宗接代。在秋宝出生后,完成了生育“任务”的春宝娘被“遣返”回家,备受母子分离之苦。在这位“母神”身上,我们悲哀地看到崇高的生育行为沦落为现世的一种陋习。启蒙者们在启蒙理性的烛照下发现了传统封建文化在“母神”沦落悲剧中扮演的凶手角色,并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在对“母神”的悲惨遭际深表同情和愤慨的同时,他们揭露出在黑暗现实中沦落的“母神”悲剧的历史文化根源,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文化。启蒙者们以笔为钟,试图唤醒苦难而麻木的“母神”,打破“父性文化”强加在她身上的精神枷锁。这样,在启蒙文学话语里,苦难的“母神”就成了指证封建文化罪恶的一个证人。

再次,“母神”是慈爱之神。身处“五四”启蒙话语激流中的女性文学书写,洋溢着浓郁的“母神崇拜”情绪。在一些女作家的文学世界里,“母亲”胸怀博大、慈爱被塑造成守护生命的慈爱之神。在冰心的艺术世界里,母亲是爱的化身,她“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是生命的守护神,是宇宙中幸福世界的象征。无论孩子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母亲都像“神”一样伸出双手将其拥入温暖的怀抱。正如她在《繁星》中赞美道:“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在《往事》中写道:“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4]在其问题小说《超人》中,那个目光充满慈爱的白衣妇人又成为何彬脱离虚无与冷酷的引路人,医治心灵创伤的医生。在“五四”启蒙话语中,冰心笔下的“母亲”形象隐隐传递出一种复归传统的创作心态,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意识中“母性”的回归。在冰心的艺术世界中,许多自然意象也成为“母神”的化身。在其诗歌中,大海作为一种自然景物被赋予了浓厚的“母性”色彩,其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是冰心精神家园的物化形态:“故乡的海波呵!/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4]诗行中对大海的依恋恰如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很显然,大海作为一种自然意象,被冰心赋予了母性的灵魂。

(二)启蒙视野中的“母性神话”的瓦解——“恶母”

在现代启蒙话语中,“母神”在彰显其善良、慈爱的一面的同时,也尽显其“兽性”的黑暗恐怖,在创造生命、孕育生命的同时,也在扼杀生命、断送生命。从文化意义上讲,“母神”沦为“父神”的附庸,显示出“母神”被父性文化“异化”的、丑陋的一面。“母神”在这里成为“兽性之母”、“恶之母”,此类“母神”形象地宣布了传统文化中无性别“母神”的死亡,其精神指向由神性理想转向世俗世界。“母神”从神龛走向人间。笔者认为,这种“恶之母”文学人物谱系的创造正是“五四”启蒙话语对传统“父性文化”话语霸权最有力的一击。在现代文学传统中,“恶母”形象的大量出现不是个别的、无规律的现象。也正是“恶母”的出现使“母亲”具有了活生生的“人”的气息,闪现出迷人的人性光辉。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不乏例证。曹禺《原野》中的焦母是集丑与恶的化身:“嶙峋的老女人,约有六十岁的样子。头发大半斑白,额角上有一块紫疤,一副非常峻削严厉的轮廓。扶着一根粗重的拐杖,张大眼睛,里面空空不是眸子,眼前似乎罩着一层白纱,直瞪瞪地望着前面,使人猜不透那对失去了眸子的眼睛里藏匿着什么秘密。”[5]冷且丑的外表使这位母亲身上散发出冷而可怕的气息,更可恶的是她对生命的扼杀。儿子被她视为私有财产,在她的逼迫之下变得懦弱不堪。因仇恨儿媳金子,几乎将她置于死地,最后误杀了孙子小黑子。焦母是鲜活生命的扼杀者,对别人的生命有超乎寻常的占有欲和支配欲。她在无意中站在了传统慈母的对立面上,成了充满邪恶的“恶母”。巴金《寒夜》中的汪母,表面看似慈母,实则“恶母”,她牢牢地控制着儿子,逼迫着媳妇树生,最后致使儿子悲惨死去,展示出“恶母”的恐怖与邪恶。曹禺的《雷雨》中,具有雷雨般性格的繁漪,以后母加情妇的身份牢牢控制着周萍和四凤的命运,将他们一步步逼向死亡之路,完全是仇恨的化身。这样的“恶母”人物系列与传统的“母神”形象截然不同,因而具有别样的审美意蕴。

总之,在启蒙文化语境中,“母亲”作为“神”的一面被高扬,以其无比的创造力和牺牲精神映衬了“父性文化”的衰落;另一方面,在凸现其神性的同时,也撩开“母亲”温情的面纱,将其人性的“恶”与“丑”曝于历史的阳光之下。“母神”降落凡尘,沾染了尘世的烟火气息,更具“母性”色彩,更人性化,因而也就结束了其无性别的历史存在状态。

参考文献

[1]鲁迅.补天.林非编.鲁迅著作全编·故事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13;617;619.

[2]王富仁.鲁迅与中国文化(4)[J].鲁迅研究月刊,2001,(5):15.

[3]郭沫若.女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

[4]冰心.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9;151;123.

现代性话语 篇10

一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始点中国的现代文学, 包含着广泛的文学样态, 其中的女性文学随着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女作家们通过自己的视角, 审视女性自身的内部与外部世界。在“民主”与“科学”两大主题的冲击下, 中国原有封建体制分崩离析, 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中对生命不自由的感受, 充分证明了中国女性在受压抑数千年后, 女性自我价值尊严渐渐开始觉醒, 并希望获得社会认可的相对独立女性主体人格, 并以之来审视社会发展现实中的自我存在。但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作家的思想深度被特殊时代背景和生存境遇限制了, 使她们和笔下主人公普遍都无法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思辨, 无法在正视绝望还是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 完全自由的跳脱出来, 为女性文学话语留下无尽的遗憾。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 作为五四浪潮中的叛逆女性, 痛恨和蔑视一切, 却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萧红的《生死场》中女性的身体是被使用, 被咒骂, 被毁坏, 以及被扼杀, 但是她仍保持了对现实不屈抗争的姿态。在冰心的《小桔灯》中, 一个极为平凡、贫苦的农家少女, 她的所言所行蕴含着内在的心灵美, 情操美。张爱玲《倾城之恋》中, 白流苏拿自己做赌注博取范柳原的爱情, 女性没有能摆脱依托男人求生存的状况。通过这些女作家的作品, 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文学, 所反映出来的时代女性对尊严等权利的追求与实现是艰难而痛苦的, 因此在女性作品中话语的构建上显得极其无奈与悲哀。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女性自身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的程度, 实际上是体现女性思想素质, 表现女性解放历史命运的根本问题。随着封建社会的覆灭, 原有束缚女性的“妇德”道德体系的崩塌, 女性解放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先进思潮, 女性话语文学才真正地开始大量表现女性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使女性参与社会生活, 改变自我形象, 重塑女性意识成为独具特色的女性文学母题。

二

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女性文学对女性自我意识形态的描述, 摆脱了传统文学中对女性形象的固定化模式, 女性文学中女性话语的建构是对男权话语的极大挑战。数千年来, 女性个体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素, 造成经济政治地位的低下和文化层面的缺失, 被迫成为男性社会的附属品。“女性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2] (P309) “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小, 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 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2] (P324) 现代女性文学话语权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表现, 主要是在个人尊严、女性心理和审美自主发现等方面确认女性自身的价值。只有发现女性话语本身所蕴含的内容丰富性及典型灵魂性的审美特质, 才会赋予女性文学写作的空前自由和文体的舒展, 彰显女性话语权发掘出现代女性自身的本质存在。

中国现代女性踏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探寻人生的哲理, 是抱着极大的信心和热情满怀豪情地要为社会服务, 凸显独立之人格。“五四”时期, 新女性怀着“不仅仅作个女人, 还要作人”[3]的理想, 走向社会。可是在家庭和社会的层层阻碍中, 女作家品味着生命不自由的苦痛, 这一切的努力、失望、希望都在“五四”女性文学中留下了清晰的足迹。“五四”女性文学执著于女性自我情怀的特有表现, 女性话语的构建是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在对女性情怀的书写中, 虽有纯真、柔美、充满希望的女性特质, 但也弥漫着淡淡的悲哀时代气息。

三

中国现代新女性形象的产生 , 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逐步形成并愈加鲜明起来的。“以女作家切身体会来描写女性经历” [4]的女性话语文学, 在描写新文化时期新女性成长经历的过程中, 饱含着令读者感到亲切、使作品充满勃勃生机的气息, 这就是女性话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中国现代新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 正是在社会制度、城市经济、阶层结构和自我意识未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境下, 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发端的。

摘要：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写作特点是集中性与多元性并存。女性作家多是写城市与乡村中的女性生活境遇, 从中可以看出女作家写作时对女性自身在社会中的处境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与审视, 建构了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意识、超越“自我”的理想意识和风格各异的独特女性主体意识。

关键词：女性文学,女性话语权,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M].人民出版社, 1972.5

[2]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3]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 《庐隐选集·上》[M].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