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境遇（共12篇）
现代性境遇 篇1
当前, 文学发展由于受到社会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呈现出一度虚假繁荣的情况, 而“大众化”也成了当下文学发展中一个十分常见的词语, 针对文学“大众化”, 学术界的观点却褒贬不一, 有的人认为这是文学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 可以视为文学的新生,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文学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事实上是一种表面繁荣的假象, 只能够使文学向着更加庸俗和物质化方向发展, 最终会造成文学的没落。在过去多年的文学发展过程中, “大众化”的出现频率较高, 在现代社会和经济环境下, 如何正确的处理文学“大众化”问题, 也是关系到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当代文学功利与审美的尴尬境地
文学“大众化”的提出, 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想要利用文学的手段实现对人民大众的启蒙和教育, 进而组织大众参与和完成社会的变革。当前, 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境遇, 促使文学自身必须要不断地追求与现代社会的一致性, 才能够顺利地完成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所赋予文学的重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 文学也无法实现其现代性的诉求。文学“大众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 自晚清以来, 文学更多地被赋予重建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内涵, 同时也被作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武器促进社会变革的完成。由于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文学“大众化”的追求有着不同的意义, 因此文学也往往会受到外界思想的影响, 而导致其失去了自身的审美性。
现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文学道路被打破, 在各种外来思想的影响下, 文学“大众化”也呈现出一定的断裂的姿态, 与传统社会发生了脱节, 在对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 重新开始对中国现代性的追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 中国的现代性以一种思想意识的形态而存在, 其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设计形态,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 社会变革应运而生。正是文学“大众化”的政治功利性促进了文学“大众化”的真正形成, 而文学“大众化”之所谓被倡导在, 根本的原因在于其通过文学的形式, 将大众所特有的审美因素和文学自身的艺术魅力进行了有效的融合, 但是, 如何将功利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平衡, 是现代文学“大众化”所面临的一个难度。
二、“化大众”与“大众化”的悖论
“化大众”与“大众化”的矛盾是始终贯穿于文学“大众化”中的一对矛盾, 其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 都可以看成是这一矛盾的体现。文学“大众化”的提出, 是由知识分子所倡导的, 其主要的目的在于实现文学启蒙和教育大众的功能, 无论是通过启蒙来改造大众的精神状态, 还是利用宣传来提高大众的民族意识, 都可以视为一种化大众的思想体现。但是, 想到达到化大众的目的, 就必须要首先实现“大众化”, 而“大众化”的过程却会对“化大众”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在“化大众”思想下, 大众是社会的客体, 而在“大众化”思想下, 大众则是社会的主体。对化大众与“大众化”之间的矛盾的有效解决, 便是对知识分子自身身份确定的过程。当“大众化”摈弃理想色彩, 面对真正的大众时, 为了使作品走人大众, 实现启蒙或改造大众的目的, 又不得不向大众所代表的传统认同, 不得不接受大众同时作为旧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受害者的现实存在。
三、个人与大众主体的矛盾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将大众视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也是建立新的国家的主体。根据国家政治与文化的逻辑关系来看, 文学“大众化”的开展, 主要是为了使大众成为文学的主体, 而作为大众, 其不仅要求文学作品的创作以人民大众为主要的对象, 同时也要保证能够活的大众的接受, 当大众真正成为文学的主体, 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大众化”。但是, 实际的情况却是由于受到外界因素和自身条件的影响, 对于“大众化”的文学作品来说, 无论是创作主体, 还是内容主体, 都是一小部分的知识分子作家, 正是由于对社会和政治权利的人尔康, 才能够形成自觉的社会担当, 促使这部分知识分子必须要实现由个人向大众的过渡, 满足群体的价值需求, 这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也始终要坚持符合大众群体的价值要求, 他们的作品才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然而, 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大众主体和作家的个人主体应当如何实现有效的弥合, 才能够使二者达到理想的融合状态, 这也是摆在知识分子作家个人和集体认同之间的一个困境, 作家个人的主体性必然会受到影响。在社会与经济因素的影响下, 也决定了大众无法成为文学的创作主体。正是这种现代性的特殊情境, 并没有体现出为文学自身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有利空间, 这与文学现代化的大众诉求之间有着一定的差距。为了完成不同社会时期赋予文学的重任, 必然会使文学的现代化诉求受到影响, 而文学“大众化”在现代社会境遇下所处的困境, 正是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文学“大众化”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的变革而存在的, 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对于文学和大众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体现方式和处理思想, 而任何一种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未来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也充分说明, 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其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这也是未来文学发展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课题。
摘要：近些年来所开展的多次文学“大众化”活动, 都没有达到从根本上获得受众群体的重视与培养, 当前的大多数文学活动, 由于受到商业和网络等媒体的接入, 而使得受众群体的地位受到了明显的退到了次要的位置, 但是, 由于受众群体本身在接受能力和创造能力方面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 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也逐渐被表面的繁荣现象所掩盖, 文学发展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却无法充分地体现出来, 因此, 如何有效的应对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就成为了促进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下面笔者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文学“大众化”,现代性境遇
参考文献
[1]、孙桂荣.文学"大众化"与当代批评的应对策略——从池莉小说的当代评价谈起[J].东方论坛, 2007 (06)
[2]、罗立桂.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0)
[3]、李玉平.现代性与文学大众化问题[J].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2 (06)
[4]、傅修海.启蒙.市场.革命——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刍议[J].文艺评论, 2009 (06)
[5]、李永东.左翼作家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8 (08)
现代性境遇 篇2
布袋和尚有颂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题记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冯、李二人之所以怏怏不得志，固然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可是何尝不是心态和境遇格格不入所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脱身喧嚣官场后，之所以能在浊世闲闲隐居悠然自得，恰恰是应了禅诗所云“境随心转则悦”，从而可以“心远地自偏”。
心态与境遇息息相关。境随心转，方能淡定从容、舒卷自如。
境随心转，需要一种定力和执着。正所谓：“一路行遍天下，无人识得，尽皆起谤”。昔日义玄禅师传法被视为野狐禅，被骂得扫地出门，好不感慨，因为他讲的大家都不这样讲，成了他是异端学说。可是四处辗转，不依的还是不依，一切行事仍按照自己的来。他在众人毁谤声中安静写完此书，终开临济禅宗一派。如果义玄禅师畏首畏尾，止步于他人的呵斥，在糟糕的环境里自怨自艾妄自菲薄，那历史上只是多了一个亦步亦趋的庸僧罢了。
境随心转，需要一种旷达和淡定。王维有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在山穷水尽中读出另一种淡泊的美；东坡居士在知音朝云的一句“居士腹中乃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揶揄里，大笑解嘲，以一种旷达超然，走近潇潇细雨，随缘自适，“也无风雨，也无晴”。恰恰是这种逆境中的旷达和淡定，才能在心情短暂的阴霾天气之后，以文学的丰收丰富人生的意义。“文章憎命达”，境随心转，他们收获了诗的真与美。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之所以境随心转，而非心随境转，那是因为生活本身不是一出出精彩华美的折子戏，有高潮，总有低谷。正如老舍所言，生活原本是种律动，需有光有影，有晴有雨，有圆有缺，谁也不能顺风顺水心想事成，既然如此，何必心随境转，汲汲于功利，戚戚于贫贱，不如换一种姿态，境随心转，而生活的滋味便包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昔日神秀有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可是境遇总是千变万化，时时修行，时时拂拭，未免又劳心劳力，不如境随心转，未必做到六祖惠能所言“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空寂洒然。却不失为一种人生追求的境界。
心随境转，眼前是重峦叠嶂，是困难重重；境随心转，方可“拈花一笑万山横”。
开了窗，迎接阳光。———题记
有这样一个流传多时的故事：
两兄弟在沙漠中跋涉数日，口干舌燥，饥肠漉漉。他们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剩下一只苹果，哥哥叹息说：“完了，只剩一个了。”弟弟兴
奋地说：“太好了，还有一个。”
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哥哥最终身埋沙堆，弟弟却坚强地走出了沙漠。如果那位哥哥当时并不是那种消极的心态，如果他能像弟弟那样对自己说一声“还有一个，太好了”，结局也许就不是这么悲哀了。可见，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心理状态对人生有着良好的导向作用，反之亦然。
苏牧在遥远的边疆遥望祖国，他坚信他能回来，他做到了；司马迁在受尽折磨的绝境中坚定信念誓言完成《史记》，他做到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下定决心灭吴，重建昔日辉煌，他也做到了。无数的事实摆在眼前，有了良好的心态，坚定的信念，焉能不成功？
人生在世，始终一帆风顺可以说是天方夜谭，面对挫折艰险，积极的人视之如粪土；消极的望而生畏，徘徊不前。就好比登山，积极的人不会惧怕沿途的荆棘，不会被山的险峻所吓倒，他终究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消极的人则完全不同，他会告诉自己“畏途 岩不可攀”，于是就永远没有机会领略“而步九折萦岩峦”的壮景，人生就是登山的放大，成功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态是否积极向上。
每个人都有一间屋子，都有一扇窗。有的人关了窗，拉上了窗帘，一辈子在阴暗与寒冷是蜷缩，也许是因为没有朋友，也许是因为失败而受了打击，但是为什么关上窗，为什么拒绝阳光呢？为何不相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千万不要“自我作践”，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只要开了窗，迎接阳光，日子会不一样！
罗曼·罗兰在他的随笔集里说：“当你用神采奕奕的眼神看世界，世界也会用他宽容的怀抱接纳你。”一个在战乱年代中生存的人尚能如此看待生活，那么我们呢?幸福可以随时获取的我们呢?有什么理由消极处世呢？
开了窗，迎接阳光。赶走心里积压的阴霾，以积极地心态看待生活，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寻到“水光潋艳晴方好”的美好境遇。
冥冥的暗夜中，流星惬意而悠闲地划过长空，留下了一段精美的纸。负累远行的求知者从中看到了希望，勃勃的活力得以激发。高唱“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驻足窗前去因此而落泪，“好运随之而流逝，命运多舛，命运多舛————”
诚然，流星无法寄托我们的情思，但我们去从中看到了自我，映照出了现实的处境。积极者的眼睛刚以虎跑的清泉润洗，看到的是一片澄明的世界和美好的前程，悲欢者因浮尘障目，眼前呈现一片灰蒙和黯淡。我们生存的家园依旧美丽，天空依旧碧蓝，真正映射出不同的感受
的是我们的心灵。
还记得范进的癫狂吗？人生并没有因中举而大起大落，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大富大贵，何故前后判若两人？心在变，以此折射出的路人的眼神，亲朋的态度，乡里的音容笑貌都是迥异的。荣辱通过人们的思想作用于我们这个世界。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此折射出人生断不会与范进相同，始终保持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生活将永远美好。
不追求浮名虚利，不向往金银如山，保持一颗端正的心，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让自己始终处于一种主观美好的境况，我们的境遇会由此而充实，而呈现出如画如诗的幻境。
青石间的草饱受压迫，饱受摧残，却依然坚定乐观；悬崖上的松树，没有肥沃的土壤，没有温暖的阳光，却依旧挺拔；野地里的花，无人关心，无人料理，照例绽放着自己的全部的美。人生的乐观向上，不为外物所动，即便地球不再转动，我们也照样泰然地生存。
境遇从来不由我们决定，前路去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尽管有没有舟的渡口，没有桥的河岸，但我们应庆幸自己的自主，高唱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中，积极地面对，迎难而上，就象史铁生那样的抗争，为了营造自己的一片无怨无悔的天空。境遇或许会因此而改变，人生定会因此而精彩。
伸出自己的手，扼住自己命运；抬高自己的双腿，走出自己的路；抬高自己的头胪，以自信、坚定、乐观为自己的前进鼓劲。在《命运》交响曲的伴奏声中，在雄鹰的陪伴之下，开创特有的人生境遇。（804个字）
心态是一弯明月倒映在水中，让你在平淡中体味“掬水中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雅然。
心态是一轮旭日喷薄在身边，让你在失意时看到“阳春回雪时，万物生光辉”的希望。
有人曾经嘲笑孔子推崇礼乐，到处游说，却到处碰壁。有人曾经羡慕庄子那“庄生晓梦迷蝴蝶”的逍遥，吟育着“道可道非常道”是何等的潇洒。但孔子却生活殷实，桃李满天下，并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庄子却生活拮倨，潦倒困苦，精神逍遥而生活并不逍遥。我们并不反对淡泊名利的的人生态度。但我们反对消极的人生态度。淡泊名利让我们不被名利所累，但消极的人生态度却会让我们碌碌无为地在人间走一圈，这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于是，我们推崇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苏东坡说“同间之明月，水上之清风”是“造物之无尽藏，可以随意享用。但造物所藏之外，还是世人所造之物。我们现在有宝马香车，亭台楼阁，闲来丝竹在耳，衣缤纷之衣，食五香之食，这是劳动人民辛苦了几千
年才积累起来的。如果远古人民就消极面对洪水猛兽，天雷地火，我们现在恐怕连刀耕火种都谈不上。也许还是衣不蔽体，受苦受难。但人的本性中有一种征服欲望，于是人们有了积极的入世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于是我们有钻木取火，仓颉造成字。哥伦布发现美洲，阿波罗登上月球。生活正在人们积极的态度面前慢慢臣服，慢慢进步。
杨绛曾说过：“卑微是一件隐身衣，让人家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但如果你消极地面对。像一颗沙子一样埋没于撒哈拉。“这样活一辈子，不是虽生犹死吗？”只要你有积极的心态，有勇气去扼住命运的喉咙，不要让时间从你身边无情地溜走，不要让生命在无味的呻吟中消亡，乘风破浪，直挂云帆，你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精彩，让生活少一分遗憾。“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从一个盐贩的苦难中走出来，成就了帝王之梦。“十年寒窗无人识，一朝成名天下知”，苏秦用激情书写了六国宰相的传奇，而那些消极之徒只能吟唱“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吾谁与归？吾谁与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江春水向东流”，留下“遮不住青山隐隐，流不断流水悠悠”的遗憾。也许，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后现代境遇下的我国学术期刊出版 篇3
关键词：后现代；学术期刊；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
学术期刊与其他期刊相比，需要有更多的特殊秉持，如严谨的科学精神、丰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人文情怀、独立的学术品格等。然而，时下我国学术期刊的姿态却着实耐人寻味：焦躁而落寞，于市场湍流的裹挟下实施着一场群体性的精神逃亡。笔者尝试从中寻找一种理论关联来透视学术期刊的种种现象，然众里寻他却无法摆脱灯火阑珊处的“后现代”梦魇。
学者们归纳了“后现代”的种种特点，突出强调其具有否定性、非中心化、碎片化、反正统性、不确定性等，造成了诸如思想观念的多元共生并存、文化的大众形态、社会的商品性和消费性、生存的网络化和复制性及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等。有人说“后现代”与其说是一个时代，倒不如说是一种与社会心态、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相对应的思维方式、价值立场和态度；它既包含着创造性又隐含着破坏性，既显示了西方文化积累的积极成果又表现出了消极性，它是希望和绝望共存、正面与反面因素汇集的矛盾的社会文化生命体。①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后现代”，有如业已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学术期刊（特别是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作为传媒形态中的一种，必然受其影响。本文拟借此描述我国学术期刊在这种社会文化境遇下表现出来的种种尴尬之态。
一、市场狂潮下遮遮掩掩的商业经营
市场经济狂潮将思想和实践上尚未做好准备的学术期刊推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学术期刊向来由主办方提供办刊经费，文人为文向以载道经国为大业，而不论谋财经营之道；另一方面，文化出版业改革来势凶猛，许多期刊纷纷转企改制市场化，成功者腰缠万贯如云汉灿烂，失利者则遭到市场规则毫不留情的扫荡。在金钱利益驱使下，“版面费”在学术期刊行当中应运而生且愈演愈烈。由此形成以学术期刊发稿为业务、以牟利为核心的“版面费经济”，出现了代写的枪手、代发的掮客和统筹各环节的中介公司等灰色产业链。
有人曾做过估算，在我国现有近大约6千种学术期刊中，90%的理科刊物和70%的文科刊物都向作者收取版面费，其标准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有的还出现每字一元的高价。2007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有关负责人透露，国内科技期刊总收入的36.2%来源于文章发表费。以2007年全国在读研究生计，超过165万的研究生按照每个人三年必须发表一篇文章，每篇文章版面费800元来测算，每年就有4.5亿元的资金在这个市场流动。②有报纸曝光一家名为《商场现代化》的学术期刊的敛财之路：该刊曾入选2000年版、2004年版全国贸易经济类中文核心期刊，于是逐渐增加了刊登论文的数量，由月刊改为旬刊，由2004年前的每期138页刊文80篇，增加到每期近400页刊文200多篇，按其所列价目表每版面收费600元计，四年内仅版面费收入就达数千万元。③此案中，钱稿交易的行迹着实太离谱，现实情况中，大多数收版面费的学术期刊还是遮遮掩掩巧言装点，或多少顾及一下微薄的学术门面。
学术期刊收版面费的原因多样，有缘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转型，有迫于创收指标的压力，也有因为办刊经费不足的。何祚庥院士认为，目前国家和主办单位对期刊的经费支持足以满足一本刊物基本的运转需要，而很多期刊收取的版面费是补贴给了编辑自己。④对学术期刊收取作者版面费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有人认为其具有合理性，是学术期刊的存活之道，甚至是“国际惯例”；但更多的声音却是将其视为导致学术腐败、制造学术垃圾的“毒瘤”，更有人从法律上分析其不仅违反《著作权法》，且符合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⑤
然而，一面是学界对“版面费”的口诛笔伐，一面是学术期刊的三缄其口、我行我素。不难理解，年复一年的评职称、晋升，研究生毕业及年终评优、奖金评定乃至工作量计算等都需要有论文做砝码，巨大的发文需求与有限的学术出版资源的矛盾，加之利益的诱惑与不尽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推波助澜，使期刊版面成了明码标价可供寻租的摊位。在不平衡的供求中，金钱成了发表论文的门槛，作者与刊物之间构成了买与卖、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学术期刊在规则外羞答答地从事着“卖血”式的商业经营。更有“文化工业”的咄咄逼迫和传媒产业化的裹挟，学术期刊的小众传播难挨生存的清冷孤独，形而上的学术怎敌资本的强力渗透？学术的金钱“潜规则”日益显化。
二、高蹈的学术陷入大众文化的重重围困
在目前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并存、相互渗透的情状下，最边缘化的无疑是精英文化。学术期刊作为精英文化的主要载体，在“后现代”境遇下不免陷入大众文化的重重围困之中。
曾几何时，娱乐界和商业界流行的“排行榜”也渐为学术期刊的重要评价方式之一。四年一度的北大版“核心期刊”遴选业已成为众多学术期刊界的“奥斯卡”，而由此诱发的种种类似“核心期刊”的遴选和评比也纷纷出笼，使尚有一定学术公信力的“核心期刊”被异化。某些机构制造的学术期刊年度“排行榜”尽管已为许多学者和业内人士所诟病，却依然在体制与环境的支撑下左右逢源。本来，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学术期刊价值参考的引用率、转摘率、点击率等“影响因子”却成为入榜排座的主要依据，于是学术期刊之间不惜“抱团取暖”般地相互制造着引用和点击数据，严肃的学术质量标准及评价在对“排行榜”的追求中，演绎成圈子中自娱自乐的游戏。而学术期刊中的种种醒目名头，不少已沦为如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霍克海默等所说的“失去质量的符号”，一种再没有别的引申意义的标签。⑥为了进入评比程序，学术期刊千方百计地揣摩组织者的意图，按其规定的“标准”模式投其所好组织生产。评比者们的条条框框成了学术期刊办刊规则，登上排行榜或获得金字招牌成为办刊的追求。在此指挥棒下，学术期刊于类型化中弱化了其最宝贵的独立品格和办刊个性。
在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正成为行业热点话题时，一些作者借助迅捷、自由的网络，将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先期发表在博客或有关网站上，期刊得到文稿时已成明日黄花。同时，网上海量信息获取的简易便捷也为学术剽窃和造假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素材，而制作好论文只需轻点鼠标便可群发各编辑部，一篇文章在两三种学术期刊重复刊出的并不鲜见。也许学术期刊的编辑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心惊胆颤地工作，每一篇来稿似乎都需要被当成疑犯在网上搜索盘查，于是各种防学术造假的软件也纷纷研制出来，被当做编辑部的防御工具。到2006年，我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而80%左右的国际论文却分布在零被引区和低频被引区。⑦
在所刊载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学术期刊在“后现代”境遇下进入了一个中心丧失、多元化众声喧哗的时代。曾经使用娴熟的一套学术语言在各种理论和方法轮番登场的试验中进行着“大换血”；在怀疑主义的语境中各种已确立的价值和意义都需在“颠覆”与“重写”⑧中重新确认和命名。标着“后”“非”“反”“新”的种种“主义”成了炙手可热的词语和理论圭臬。再就是研究视角下移，不仅大众文化中林林总总的奇闻轶事堂而皇之地涌进了学者的视野，更有不少研究选题沉溺于历史和现实的枝节末梢中猎奇斗艳，甚至制造着学术噱头。浸入了流行时尚与快餐消费元素的学术期刊向多样化、民间化、边缘化靠拢，著名专家学者纷纷走出寂寞书斋，频频登台“献说”，形成了理性的精英思考与感性的大众狂欢联袂共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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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型中文化精英生存的困顿
在呈现“后现代”色彩的社会转型期中，面对现实的变化不居与文化精神的流动莫测，心灵脆弱的知识阶层首当其冲地遭遇困惑与尴尬。容纳多元与差异的宽松环境，一方面使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有了充分表达和实践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消解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尚未形成，产生了去者已去、来者未来的时代“断裂”。市场化与大众文化勃兴中的“元叙事”危机使知识分子的神话不再，精英文化无法摆脱自身失落和被边缘化的宿命，走进如利奥塔所揭示的“知识分子的坟墓”。
围绕在学术期刊周围的编者与作者，无疑也被清晰地烙上“断裂”的时代印记。如曼海姆所称 “漫漫长夜守更人”，也如陈寅恪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们大都把怀疑和批判精神作为知识分子的显著标志。因此创办报刊杂志便成了他们表达和传播自己思想观点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那些骁勇战将创办种种“同人刊物”的事迹便彰显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们在积极呼唤和催生市场经济的努力中功不可没，同时其热忱所至无疑也是渴望在市场化中能够寻找自己新的栖身之所；但他们却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市场的婢女。市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学术理论的生长轨迹和精英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不能依赖市场逻辑和大众口味来运行的。
信息社会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迅速蔓延的数字化生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魔咒；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将人们拘泥于狭小的专业视点内，个人的荣辱得失似乎直接取决于他们的专业成就，从而沦为视界狭隘的技术匠人或图谋功利的知识庸人。知识分子精细的专业化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它使知识分子淡漠了对人与社会的终极关怀，腐蚀着他们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⑨不仅学术期刊的作者受如是影响，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者也概莫能外。可以看到学术失范现象中蕴含着普遍的道德困境，应该说，学术失范包含着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操守问题，更涉及学术制度体系的构建问题，关涉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及道德与制度的构建。
四、结语
“后现代”是西方学者对现代性之后的社会文化流向的一种思考和指认，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形态的一种反映；它既是一种理论思潮，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逻辑产物；它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既承继其母体的种种特质，同时也给予其强烈的批判和反叛；它给人们带来许多憧憬与期许，同时也伴随着种种的纠结与困惑。在语焉难详的社会转型期，必然饱含着复杂性和多样性，诸如市场经济带来了富足与活力也带来了唯利与冰冷，多元化带来了宽松与自由也带来了虚妄与破碎，大众文化带来了多样与丰富也带来了轻贱与喧闹，计算机网络带来了迅捷与便利也带来了人情的疏远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等。身临其境的我国学术期刊及与此关联的学术文化，在价值取向等方面须在鱼龙混杂中独具慧眼，葆有学术的纯洁品质和坚定信念。同时，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学术环境的净化，需要为学术者具有超越性的道德内省和自律，坚守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精神制高点，肩负起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但道德关系受制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对知识分子集体的理想期许不能取代其作为现实个体所具有的局限性。因此，在体制的大变迁中迫切需要相应的制度重构和新范式确立。目前层出不穷、触目惊心的学术弄虚作假实为历史罕见，这与转型期中制度的明显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故为达到学术的规范和环境的净化，更需要完善而有效的制度做规约和保障，积极建构科学的学术创新体系和评价机制等基础性要素，只有这样，学术期刊才有望实现有效的突围。
（作者系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
注释：
① 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② 陈吉德.是体制滋生了版面费[DB/OL].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42593652903205830.html,2008-04-25.
③ 田国磊等.学术刊物被指有偿刊载论文敛财千万[DB/OL].http://www.sina.com.cn,2009-04-22.
④ 杨猛.我国在读研究生超百万 毕业论文版面费过亿[N].法制晚报，2007-04-16.
⑤ 田国磊.学术期刊不能借版面费敛财[N].中国青年报，2009-04-22.
⑥ 陈晓明.后现代主义[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98.
⑦ 居浓，王婧.高校论文大跃进 揭核心期刊“版面费”真相[N].南方周末，2008-02-28.
⑧ 利奥塔的所谓“重写”不仅仅摧毁了旧的历史,回到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开端，而且也能意味着体验某种隐藏的东西（参见杨雁斌、薛晓源编选《重写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60页）。我国学术界也曾掀起“重写”的风潮，如著名的“重写文学史”运动等。
⑨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88-89、191.
现代性境遇 篇4
现代火箭技术脱胎于古老的中国火药火箭技术, 19世纪末20世纪初, 现代航天理论在俄国 (苏联) 、美国和德国的兴起, 推动了现代火箭技术的发展。俄国 (苏联) 的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美国的罗伯特·戈达德以及德国的赫尔曼·奥伯特分别独立的提出了现代火箭的许多基础理论, 被公认为现代火箭技术的三大先驱。然而, 他们的工作在各自的国家却面临了迥然不同的遭遇。
齐奥尔科夫斯基毕生致力于现代火箭理论的研究。1903年, 他发表了《用喷气工具研究宇宙空间》一文, 首次提出用液体燃料取代固体燃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推导著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 为研究液体火箭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一生在航天理论方面共有730多篇论著, 构建起一个相当完整的航天学理论体系。
戈达德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城的一个新英格兰后裔家庭, 受欧洲航天科幻文学的影响, 他从小就显示了对航天探索浓厚的兴趣。1908年他从伍斯特理工学院并留校任教, 开始了对火箭原理的研究, 并试验各种火箭燃料, 1914年, 首次应用分级原理, 设计出了一枚两级火箭。1919年, 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达到极高空的方法》的经典性论文, 阐述了火箭运动的基本数学原理, 讨论了用火箭把载荷送往月球的可能性方案, 独立的提出了与齐奥尔科夫斯基相似的观点。他的研究未引起美国政府或军方的重视和资助, 甚至受到了世人的冷嘲热讽, 因他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而被称为“月亮人”。
几乎在相同的时期, 德国的赫尔曼·奥伯特也依靠自己的研究, 独立提出了许多现代火箭的重要理论, 奠定了他在现代航天理论上的崇高地位。1922年, 他在向海德堡大学提交的论述火箭技术的博士论文中, 提出了火箭点火的理论公式, 用数学方法阐明火箭脱离地球引力的方法和速度。次年他又将该论文进行修订, 以《飞往星际空间的火箭》为名出版, 在这本书里, 他详细阐述了宇宙航行的各个主要方面的理论。奥伯特的成就在德国民间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他周围迅速凝聚了一批优秀的现代火箭研究人才。1927年, 以奥伯特为首, 德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宇宙航行协会。从1929年开始, 奥伯特的团队开始了液体燃料火箭的研制, 后来声名赫赫的“现代航天之父”冯·布劳恩就是其中一员。与苏、美不同的是, 德国的现代火箭研制工作在起步阶段, 就被纳入了军方的视野, 被用于新武器的开发。从1933年到1939年的6年间, 布劳恩的团队陆续研制和试验了A1、A2、A3和A5四个型号的火箭。1942年10月3日, 在A5基础上改进而成的A4火箭发射成功, 成为世界上第一枚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武器,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V-2导弹。
2. 现代火箭技术早期境遇对各国相关军事技术发展的影响
在最早产生现代火箭技术的三个国家中, 各自对待现代火箭技术的不同态度, 造成了日后这三个国家在相关的军事技术开发上的不同局面。
苏联在前期对现代火箭技术极为重视, 因而从国家层面对现代火箭技术的研制给予了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这极大促进了苏联在现代火箭技术上的进步。苏联政治上的“大清洗”运动的扩大化, 波及到了科学研究领域, 使得原本进展顺利的现代火箭研究环境急剧恶化, 为日后苏联在导弹武器研制上落后于德国埋下了祸根。但是, “太空景气”的时代, 毕竟为苏联在现代火箭技术上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人才基础。二战期间, 苏联正是得益于此, 促成了许多先进武器的成功研制。1939年, 苏联成功研制出一种用纵向导轨发射16枚弹头的火箭弹, 在1939年5月11日同日本关东军的交战中, 这种火箭弹共击落日本15架轰炸机和10架歼击机,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941年研制成功被称为“喀秋莎”的БМ-13火箭炮, 更是在德军强大的装甲攻势前出尽风头,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二战结束后, 已经成为世界“两极”的苏美两国互相敌视, 在军事技术领域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竞争, 特别是在战略弹道导弹的竞争上尤为激烈。原本在整体体科技水平、国防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并不占优的苏联, 却率先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并抢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国际战略博弈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这与早期高度关注和支持现代火箭技术而打下的科技和人才基础是分不开的。
美国在二战之前从民间到官方对于现代火箭技术从未给予真正的关注和支持, 使其在日后同苏联的导弹竞争中尝到了苦果。二战中, 美军凭着其他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出尽风头, 与导弹相关的火箭技术仍然未引起军方的高度关注。直到1943年11月, 加州理工学院向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提交了一份报告, 指出:“研究表明现在从事设计和发展一种与德国相似的远程的运载器是可行的”, 美国才开始了用液体燃料来推进火箭的首次尝试。期间, 美国军方虽然展开了几个导弹项目的研制, 但并为列入优先发展计划, 因而一直进展缓慢。直到1953年秋天, 来自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开发方面已经领先美国几年, 并进展顺利;由苏联一支大型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发动的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的突然袭击, 可以在半小时内毁灭美国”之后, 才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 于1955年给予了洲际导弹项目的“最高优先权”。虽然美国最终在发射洲际导弹上仅落后苏联不到一年时间, 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美苏“导弹差距”的担忧一直困扰着美国, 使其在同苏联的战略博弈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
3. 结论和启示
军事技术最主要的物化形式就是武器, 而武器从本质上来说又是战争中人类肢体的替代和延伸。当原始战争中人们拾起木棒和石块作为武器作战时, 就已经说明了人类对于武器两个方面的基本需求:一个是以木棒为代表的近程武器, 这是对人类肢体力量的加强, 以此加强打击力度;另一个是以石块为代表的远程武器, 这是对人类肢体长度的延伸, 以此来扩大打击范围。人们的内心来讲, 存在着将武器的这两方面的性能发挥到极致的需求, 然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 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人们看不到实现这种需求的现实途径, 因而这种需求处于潜在状态。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实现这种需求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之后, 这种潜在的需求就转化为现实需求, 这就是科学技术进步创造军事需求的过程。可见, 科学技术的进步, 特别是基础科学的进展, 是军事技术进步最根本的动力。
如何用境遇造句 篇5
2、每当你归咎于他人，你为一事无成寻找借口；每次你批评不必要的人或者境遇，还是得你承受。
3、不只这两个人，还有许多信徒，从世界的眼光看来，他们的境遇未必能使他们得到这种启示；可是事实上，他们都曾看见天上有门为他们开了。
4、不久后警察找到了这位孩子的妈妈，她已经38岁了，她说由于“个人困难的境遇”才把孩子抛弃的，但她很希望有人能尽快找到这个孩子并且照顾他。
5、黎如此声张她的境遇不止是因为她是受害者，还是因为她的两个女儿也是这次静脉注射感染血液的受害者。
6、处于这种暴力家庭中的妇女较其他人有更多的健康问题，然而她们通常认为不能向任何人述说她们的境遇或寻求帮助。
7、对于那些以人民的改善他们的.境遇和实现他们的梦想的灵感和决心为主题的故事，我会感觉到怜悯。
8、毕竟，我们现在的处境是由过去的行动导致的，而现在的行动又将创造我们未来的境遇。
9、在也门，无论是奴吉尔德的父亲，她的庄福，还是法官，警察，甚至更广大的社会—除极少数人外—都认为她的境遇是正常的，同时，也门也绝不是一个特例。
10、否认是一种心理应对机制，它让你有时间去适应痛苦境遇——但是持续的否认能干扰问题的处理，或者影响你应对挑战的能力。
11、在《高效工作者的七个习惯》中，史提芬肯维告诉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的第一步是要认识到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如何应对境遇。
12、可能在你的生命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境遇。
13、这是个很复杂的境遇，我认为你能从这种友情中汲取一些教训。
14、生活就意味着体验，每一种境遇都为学习和成长提供了空间。
15、哈利的魅力来自于他的角色，一个发现自己身处不寻常境遇中的平凡男孩。
16、当我们满足时，我们仍然可以改变愿望，但是我们的境遇不会打扰我们或使我们远离像圣诞节一样的生活。
17、你擅长找到境遇好笑的一面吗？
18、他们唤醒了记忆深处带给他们痛苦的那些境遇。
19、她不得不经常写信，把自己的地址告诉母亲，但是她把自己的境遇隐瞒了。
20、我相信上帝的兴趣在于改变我们而不是改变我们的境遇。
21、我认为，你今天的话可以影响你的明天，并且可能让你今天的境遇发生。
22、激进式发展通常意味着能够快速改变方向、内容和境遇。
23、我相信所有事情都存在偶然性，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百分百的掌控局面，不过我们可以去创造，并且有这个实力去改变境遇。
24、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任何问题，不要害怕面对亲人们所处的境遇。
25、我们都处在这样一种境遇中，我们周围的一些人总在非常明显的暴露他们独特的人格缺陷。
两棵树的境遇 篇6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棵树的枝条在生长中越过了院墙。石榴树的枝条无拘无束地爬到了张家，苹果树的枝条无声无息地伸进了王家。两家人谁见了，都会把肆意伸展的枝条小心翼翼地搭在自家的树枝上。
石榴树生了虫子，王家的主人给它打完药，仔细端详，竟然发现伸过来的苹果树枝上也有害虫。他想，这很可能是自家生虫子的石榴树传染的。于是，______。过了几天，他再去观察时，两棵树上的害虫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心满意足。
狂风暴雨后，残枝遍地，张家主人心疼地给自家结了果实的苹果树进行“加固”。当他看到越过墙的石榴嫩茎也是体无完肤时，他心急火燎，心想，要是不及时抢救，小石榴就会错过最佳生长期的。于是，他把石榴的嫩茎缠在苹果树的枝条上，再用细绳轻轻捆牢。几天后，两棵树又显示出勃勃生机。
果实成熟了，王家孩子品尝着自家的石榴，却还吵着要吃大苹果；张家的主人听见后，对王家孩子说：“过来，孩子，挑大的摘！”王家的主人过意不去，便将大石榴摘下来，送给了张家。两家人虽然各自种了一棵树，但是能吃到两种果实，真是心花怒放，亲如一家。
一年后，王家和张家相继搬走，换了新邻居。这后来的两家人竟因为两棵果树反目成仇。先是一家觉得另一家伸过来的树枝碍事，便把它们剪了个精光；接下来另一家心怀怨气，打落了邻家果树正在盛开的花……
秋天到了，两家的树枝上惨不忍睹，残叶在挣扎中倾诉着凄凉。
大显身手
1.从文中摘录两个成语，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2.结合上下文，在第三自然段中的横线上，写出王家主人的做法。
3.读了本文，你悟出了什么道理？
4.读句子，结合具体语境填空。
（1）春天开花时，两家的树枝上姹紫嫣红，枝条在抽绿中憧憬着美好。
（2）秋天到了，两家的树枝上惨不忍睹，残叶在挣扎中倾诉着凄凉。
我选择的是第 句话，其中黑体词是______，它的意思是______。这个词语用在这里的好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写在括号里。
（1）短文在叙述事情时采用了第（ ）种方法。
①插叙 ②倒叙 ③顺叙
（2）开头和结尾都描写了两家果树的样子，只是呈现的景象不同。这在写法上叫（ ）。
①首尾呼应 ②详略得当
现代性境遇 篇7
关键词：现代化,全球化,民俗体育,发展困惑,抉择轨迹
“现代化”一词在时间逻辑上的错乱来自于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其中蕴含着文化霸权主义和依附主义。正是这个观念造成了西方文化中心地位、非西方民族文化的边缘地位及内部分裂的现实,也同样造就了此种氛围下所谓的“全球化”。全球化状态下,中国人对民俗体育所寄予的情感期待远远超出正常的状态。因为民俗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族群特色,它牵动着国人的思维,以微缩传统文化精粹,演绎历史进程的画卷来吸引国人文化探寻的追求,继而造就大批的思想追随者,从而成为抗衡西方体育文明或体育文化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有力的武器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又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惑,演绎着怎样的抉择轨迹呢?
1 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现实境遇
毫无疑问,民俗体育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在封建时代对民众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又经受住了历史长河严格的淘选,凝练为文明积淀和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那么在全球化趋势下,在现代化的现实中,失却了原有生存环境的民俗体育在传承和发展中又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惑呢?
1.1 经典传承与泛化发展
此处的经典,不是来自西方实证主义语境中那种有严格科学界定的一个词汇,而是体现了东方文化语境和语汇色彩的一个词汇。经典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精神财富,是历史的活化石,比如春节、端午等。因此不妨这样来表述经典:共时态地看,经典是一定历史时期最高文明成果组建的精神平台,它常常构成一个时代的文化标高;历时态地看,经典是几千年文化精粹连缀而成的等高线,它常常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原典。经典的东西往往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能被人们所记住、传承,在任何一方面都有原创力。现今仍然在流传的民俗体育的原创性和社会的认可度,都构成了其经典文化特质的规定性,所以说,民俗体育是经典。但经典的民俗体育不是固化的文化化石,它是一条流动着的光怪陆离的河,在不断的流动中来到了全球化的现代,仿佛一夜之间,民俗体育这一经典的古老命题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了。在社会生活形态日益由规定化迈向自由化的今天,民俗体育的文化构图中早已经插满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旗帜,不仅以活生生的现实刷新了我们对民俗体育的经典印象的认知,也引导我们开始思考现实的民俗体育形态———泛化发展的事实。
民俗体育发展正在走向泛化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典意义上的纯粹的、作为严肃的民俗体育活动的日渐衰微。全球化的冲击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而现代化的深入也导致了民俗体育在传播、应用方式上的变化,不少民俗体育的活动或者形式消失、或者品质退化,其所承载的精神价值的思想穿透力也越来越薄弱,民俗体育为了生存,开始纷纷“转型”,脱离原有的文化底蕴、民众立场和美学追求,慢慢蜕变成体育化和娱乐化的民俗体育,“实用性”、“竞技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是当下民俗体育发展的写实,人们已经把附着在民俗母体上的体育姿态还原成一种普遍的接受行为或接受方式,民俗体育被泛化了。其实这种所谓的“泛化”并不是文化的堕落,从另一个侧面看,民俗体育与当下生活的联系更加生动,这也有可能是民俗体育走向丰富多彩,再度复兴的契机。然而到底是该夸大民俗体育对人的“现实感性”维度,默认泛化的可扩大化,还是继续传承民俗体育经典的“历史理性”纬度,坚守民俗体育经典的文化质地并从思想层面进行深入刻画呢,此种现实着实让民俗体育学者有些困惑。
1.2 坚守传统与现代改造
传统是人们用来界定人类发展经验历程的一个定性词语,它的参照词是现代,即传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传统在人们的文化研究当中使用特别广泛,渗透在文化学者思考活动的每一领域,传统可以冠戴于人类过去经验所表达的每一角落。很显然,经典的民俗体育属于传统的范畴。那么,所谓的传统到底要被延传和继承多久,才能被看做是传统呢?传统本质的延传范型是指从倡导者到接收者这样的过程,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从对传统的阐释中可以发现,民俗体育中不少体育项目基本都是经历三代以上人们的传承,所以说,民俗体育是传统的。然而,在现代化背景下,民俗体育并不是静态的文化存在,文化传承重要的外在动力是文化接触,它直接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尤其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性文化的典型特征是文化间产生着不停的碰撞或融合,所以民俗体育也是动态的文化。随着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元素及商业化市场元素的介入,民俗体育的传统特质出现了蜕变,现代化改造成为目前民俗体育文化发展中呼声最高的选择项。
民俗体育的现代性改造表现在为了局部政治诉求和当地经济利益而对地方和群体自身的文化历史遗产添加一些有意义的成分。当下地方政府最热衷的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民俗体育这一传统的现代化适应,当然如此的现代性改造俨然也成了重构地方认同的重要资源。但是从结构上说,当今社会并没有什么传统与现代之分,因为处于当今世界体系中的所有社会都是“现代”社会,差别只在于有些处于中心,有些处于边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体育发展就要像所谓的文明的西方现代体育一样,采用现代化的手段向不同地域的所有的角落进攻,以彰显各自文化的现代性和优越性,如此一来,全球化过程中将会由于文化越来越同构而为世界文化带来失序风险,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忘掉过去意味着背叛,意味着民族文化根基的动摇。因此,民俗体育的文化体系是坚守传统特质继续走自己的路还是要接受西方体育文化的扩张并不断的改造和适应呢,这也是民俗体育发展的一个两难境地。当然,目前不少体育学者提倡对民俗体育进行保护性开发,但是在保护性开发过程中如何做到有效吸纳多元文化中对自身有用的精华,强化民俗体育自身作为本土文化的精神价值,增强其向外辐射的文化能力也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首要难题。
1.3 依附行为与自主意识
无论民俗体育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如何的完善,仍然无法纯粹的有助于现代中国体育体系的建设。尽管民族传统体育已经作为一门学科在高校开设和研究,但是非主流的地位并未有多大起色。所以,在所谓的现代体育文明建设中民俗体育仍然依附于西方体育文明。它外在的依附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外衣上,采取了统一的规则和量化的结果,而内在的却无法获得西方人把竞技视为人生乐趣的境界。现代西方体育文化强势地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相伴相生的。因此,民俗体育的现代化发展中,一旦遭遇了全球化的冲击,那么那些冠以“发展”的举动将会导致民俗体育文化依附行为甚至被替代的风险。很显然,全球化趋势下的西方体育文化对民俗体育文化群的渗透以及拥护者的掠夺已经引起了严重的“文化倾斜”现象与大众的崇洋心理,苦恼的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定位开始纠结于到底是依附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还是主动寻求提高自主意识的文化领地呢。
奥运会的全球性开展证明了以奥林匹克为首的西方体育文化已经占据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制高点,其文化产品成规模的量产并向全球其他国家倾销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不少本土体育文化的精神困惑。对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而言,如何保持独立精神的存在,拥有自我意识和艺术自主能力等问题的解决成为民俗体育发展的精神障碍。民俗体育是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也是世界与众不同的精神原典,所以如果从文化战略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发现,民俗体育文化资源是多元文化生态中的宝贵基因,是它带着无与伦比的原创性才被西方文明所羡慕。当然,民俗体育的原创力也需要外部挑战的激发,但从根本上要有内在精神的应战,学会在封闭与开放、复古与变革、现实与理想、大众与精英等矛盾的张力中,建立一种适应民俗体育再成长的文化气氛,才是民俗体育的个性、素养、底蕴散发独特魅力的选择。
2 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抉择轨迹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本,是能带来效益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经营手段。”当人们在艺术领域探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话题时,民俗体育文化作为文化资源,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又经历着怎样的抉择轨迹呢?
2.1 从民俗信仰到公共艺术的认知
在现代化的引导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把传统文化放置在现代艺术之中,不仅能给传统文化带来新的艺术生命力,同时也使现代艺术具有鲜明个性而屹立于国际文化艺术舞台。因此民俗体育公共艺术化不仅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也是民俗体育文化现代传承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俗体育最初是作为民俗信仰而获得生命力的,比如民间舞蹈“摆棕轿”、“耍刀轿”等体育活动是妈祖庙会中“闹妈祖”活动中的代表性舞蹈,它以一种非我存在———“神”的状态来演绎,达到驱妖避邪、期盼平安。这充分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民俗体育活动的信仰功能曾经一度发达。直到现代社会的科技发达时期,民俗体育的信仰功能才逐渐被淡化,那么取而代之的则是公共艺术倾向的大力发展。公共艺术,泛指一切具有公共性质的艺术。它可以表现为公共空间的各种艺术形态,如景观、建筑、视觉导示等,也可以表现为公众兴办和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民俗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民众所共同享有的”艺术,是一种“公共参与”的艺术,是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的一种艺术存在,是一种公共艺术,而且也符合公共艺术的定位和内涵。首先,它是处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城市广场文化的兴起和农村庆典文化的再现,使得民俗体育的生存空间较之解放之初更加立体,更加宽泛。其次,它是“民众所享有的”艺术。很多民俗体育活动都是公共的,比如秧歌,虽然大多集中在北方,但是南方几乎没有不认识秧歌这种运动形式的,还有龙舟竞渡,已经不单单是南方的艺术活动形式,已经扩布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这说明民俗体育活动已经实现了是由地方信众持有而转变为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的公共财产。再次,很多民俗体育活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它的艺术创作主体是民众,参与者也是民众,这也与公共艺术的“公共参与”是一致的。民俗体育文化的公共艺术化倾向充分说明了民俗体育文化的博大精深,博大在于它受众的众多,精深在于它生命力的顽强,也说明了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2.2 从真实场景到时空再造的行为
众所周知,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各不相同,因此民俗体育事项的生存时空和文化底蕴或者注重宗教仪式、祭祖祈神、生产劳动、节庆集会,或者注重婚丧嫁娶、谈情说爱。所有民俗体育活动的进行都是在刻画当时当地的真实场景。现代化的背景下,当民俗体育的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被一度放大的时候,逐渐导致了民俗体育场景的真实性、唯一性向复制性,重复性的转变。
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风景秀丽,文物古迹众多,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等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带动经济建设的首选项目。民俗体育活动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它不仅可以生动的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还能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商业气氛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不少原本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紧密相连的民俗体育活动,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被打破,催生了民俗体育事项的程式化、仪式化以及循环性和再造性。比如滇东南彝族地区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因为当地人们认为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而目前为了配合旅游业的发展,只要游客有需求,“跳宫”活动就会继续,不断重复,不断再现。
2.3 从力挽狂澜到顺其自然的态度
现代化的发展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由于社会发展变革速度加快,中外及各民族文化的频繁接触与传播,新事物层出不穷,包括民俗体育文化在内的文化事项正发生种种错综复杂的变化,异文化间出现了大量的互动和转移。与此相随的是不少学者和民众试图力挽狂澜,保留民俗体育及其文化的原始定位,而事实证明,顺其自然并加以理性研究才是民俗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
今天转瞬间也会成为过去,民俗体育文化中的新成分随时间的推移,也会汇入到旧俗之列汇聚成为旧俗之一部分。当然民俗体育的所谓旧的文化成分不可能完整的保留和传承着,因为旧俗很少是真正意义的旧俗,它是千百年来经历过多次改变后传承下来的,所以民俗体育也是层积的,是在吐故纳新中传承的,并非陈陈相因。在积淀的过程中,民俗体育新旧文化成分的更迭和此消彼长是非常自然的。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忘掉过去意味着背叛,意味着民族文化根基的动摇。然而,对新生的、为人们广为接受的非传统民俗体育的不屑一顾,显然也是对生活的麻木不仁。所以,对待民俗体育遭遇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文化涵化过程,其所谓的“抢救”倒不如直接的“描述”,在无可奈何的文化变迁中,借助描述判断民俗体育的文化成分结构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如果对民俗体育的研究不把新的民俗成分考虑进去,就与其“现代性”发展相背,就是与现实的脱离。从这一角度看,代表文化失落的民俗体育事项的变异,我们应该适应,一味地进行挽狂澜式的批评和指责不如坦然的分析民俗体育的现代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才能构筑民俗体育的常绿之树。
2.4 从一成不变到不可逆转的趋势
也许如果没有现代化的介入,民俗体育活动还将沿着原有的轨道前进。但是现代化的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全球化过程中,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都使得民俗体育出现了不可逆的变化。
为了营造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民俗体育活动经过改编更加具有表演性和观赏性,与西方文化相结合,又增强了竞技性和职业性。不仅提高了艺术欣赏品味,也为区域性的利益群体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在此观点下,民俗体育的改编态势愈来愈成熟,目前的民俗体育形式已经脱离了旧有的窠臼,在一成不变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亲民,更加具有互动性,而且可以忽略文化差异,直接参与,这也显示出民俗体育无穷的魅力。比如藏族《龙鼓舞》、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等一大批民俗活动在改革开放后都进行了形式上的改变。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实现着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所谓的变异形态的发展变迁。这也说明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所以,印上了传统文化标签的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俗体育这一研究对象已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的研究方略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与其在无可奈何的民俗体育文化变迁中进行所谓的保存式、保护性的“抢救”,倒不如借助“描述”来判断民俗体育的文化成分结构,才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
3 结论
在世界文化发展追求和而不同的今天,民俗体育的发展不仅成为国家国际竞争的内容,亦能带动国内文化发展的原创氛围和内部凝聚力,因为民俗体育文化是与本土文化传统的根底相连的文化,不是从别处搬来的无根之花,它赋予我们民族自豪感。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讲,民俗体育文化发展是一个渐行不止的长程,既有对传统质地的萃取与摒弃,又有对外来文化的批判与吸收,既经历着困惑,又演绎着抉择。在现代化日益盛行的当下,在现实的境遇中冷静的思考,审慎的传承民俗体育文化才能不致后悔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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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境遇 篇8
1. 传统文化幸运的“昨天”
传统文化作为历史传承的载体, 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变迁, 虽然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 其命运和前途未卜, 但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 为现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宝贵的资源。“昨天”的传统文化是幸运的, 因为它是现实存在的、天然的、非加工的, 也是当时的“宠儿”。虽然现在只能通过旧照片或是字里行间来感受当时的辉煌, 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仍旧是文化盛宴上的“饕餮大餐”。
本文选择白马寨村作为调研地点, 是因白马寨村的整体布局设计及其局部的细节考究无一不渗透着传统文化, 如其“歪门斜道”、匾额文化、石雕艺术等。白马寨村坐落在江西省丰城市张巷镇西南部, 位于杜市、桥东、石滩三镇交界处, 距离丰城市区15公里, 交通十分便利。白马寨古村始建于南宋咸淳九年 (公元1274年) , 距今有700多年历史, 于2003年7月被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批命名为“历史文化名村”。白马寨古民居建筑现有125幢, 分布较为集中, 保存较为完整, 其总体布局非常别致巧妙。整个宅第规划、巷道的设置是依据八卦图的演变精心设计, 房屋的坐向独具一格, 均是东西向, 唯有一幢考虑到通风、采光的需要以及风水的缘故是南北向的。南北开有正门或侧门, 寓有“东成西就, 南通北达, 四方进财”之意。村里的房屋并非都是坐西向东, 也有坐东朝西, 从杨祖兰宅第至“青云第”门坊的“兰陔启瑞”, 这一排房屋均是坐西朝东, 而因为它后背的宅第坐东向西, 而其分界线按风水讲即是“龙脉之脊”。
村内的宅第均刻有匾额, 总数达130余块, 保存较为完整。其中门首的石雕匾额122块, 宅中堂木刻匾额9块, 木刻对联4副, 木刻店坊招牌2块。这些匾额所刻字体各不相同, 有行书、草书、隶书、篆体、楷体等, 还有十分罕见的钟鼎文。题这些匾的人有当地尚书、侍郎、抚按、知县, 也有本村进士、举人以及乡贤耆宿。他们书法遒劲飘逸, 堪为不朽之作。匾额上的文字大多出自《四书》《五经》《论语》等, 这些匾额如“通奉第”“科甲第”, 寓意显其功名;“兰陔启瑞”讲述其家族渊源;“旭景延厘”预示其治学修身齐家之道、期盼其家族事业兴旺发达, 为祈祷其家人吉祥安康以及祝贺、怀念之辞。
站在白马寨的巷道入口, 便可以看到一条深深的车轮痕迹。据当地《丰城县志》记载, 民国时期, 白马寨有店铺24家, 营业资本26700元 (银圆) ;另一类是走南闯北的行商, 即在清乾隆年间 (1736-1796) 发展壮大起来的“白马商帮”。精明的白马商帮选择了资源丰富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湖南常德、贵州铜仁等地, 主要经营钱庄、当铺、粮油及杂货等。超前的创业理念, 把眼光瞄准金融业, 开设钱庄、当铺是盈利比较快的创业渠道, 使得“白马商帮”在当时颇有名气。而这些店铺的经营, 需要货物运输, 独轮车成了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之一。木质的车轮, 在石板路上碾轧了许多年,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这不仅是当时经济发展的见证, 更是白马寨人敏锐的商业嗅觉的体现。白马寨以其官场上的名望, 文化的传承以及经济上的富庶, 一座座当时与邻村相比之下的“豪宅”, 精致的筑建, 一家家私塾、学院, 文化的熏陶等等, 让这个并不大的白马寨成为当时的望族名村。
2. 现代化变迁中的传统文化
诸如白马寨一般的历史文化名村还有很多, 古村经过几百年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传统文化, 是历史的活化石, 更是人们深刻地了解历史、了解传统文化的载体。这些传统文化不仅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遗传基因, 还是社会转型发展和历史运动变革的重要因素。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变迁中并不是一味地“随波逐流”, 而是在坚持自我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比如, 白马寨及其他历史文化名村, 不仅是研究者们喜闻乐见的“圣地”, 更是游客们寄托心灵的精神“胜地”。因为在这里, 无论是它的现实存在还是历史变迁, 均是文化熏陶的宝地,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渲染, 使得各界对这些古村及其传统文化给予重视, 使其在文化建设中快速地被提上日程。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是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为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的转型, 传统文化也在“现代化”过程中“蜕变”, 这种变化具有中国特色, 是建设中国特色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这种现代化既要传承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 又要适应现代转型的需要, 还需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和精髓, 然后建立起既融合传统与现代又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体系和文化系统。例如, 美国学者马克·丹尼尔所言:“中国汉文化的四千年历史使目前紧张局面更显突出。”[1]现代化建设对传统文化而言是一个发展的契机, 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学界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使得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得以留存下来,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核心因素。但与此同时, 也给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危机。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幸”
1. 传统文化在“渐行渐远”
文化的发展同自然的发展一样, 离不开个体的多样性差异和交互共生。[2]传统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曾经在较好的程度上适应或满足了人们的实际上或是观念上的某种需要”。但是历史条件并非一成不变, “原先适应和满足的需要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变得不适应、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了, 甚至成了累赘。”[3]转型时期, 传统文化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生或多或少的转变, 以适应大环境的格局, 得以生存和传承, 这就使得一些传统文化在渐行渐远。比如, 白马寨村在解放初期以及文革时期, 大部分宅第石雕被涂鸦甚至被毁坏, 但这些雕刻精湛的工匠难再觅寻, 且每家每户的石雕均是按照各家原有的寓意雕琢的, 没有留下任何参照。再者, 因地域差异导致自然环境的不同, 很多建筑损耗严重, 甚至有部分倒塌。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白马寨的村民们对老宅子的保护意识淡薄, 甚至有部分村民改建自己宅子里的格局, 使古建筑外表下, 内里基本是现代装饰。村里的环境也是脏、乱、差, 池塘里尽是黑水垃圾。村里的排水沟, 据本村的一名90后回忆, 小时候门前水沟都是清澈的流水, 家家户户都可以在水沟里浆洗。但如今不仅没有当时清澈的流水, 且全是污沙和生活污水, 临至盛夏, 气味更是难闻。如今的白马寨已不再是孩提时代家家户户串门, 邻里街坊聊话家常, 村里大部分年轻一辈均去全国各地或经商, 或打工, 留下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儿童。白马寨也从当时的名村望族到今天的普通平凡, 村里的贫富差距也渐变渐大。村民大多选择建造新房子, 住进现代化的民宅。对村里的部分古稀老人的访谈结果是, 他们大多数愿意住进现代化民宅, 一来交通方便, 因为老宅子巷道较窄, 无法通车;再者老宅子年代久远, 风雨摧残, 损坏较多, 老人居住不是很安全。白马寨的传统文化如今成为了旅游业的“商品”和文化考古研究者们的素材。
2.“纠葛”中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变迁是紧紧围绕历史这根时间轴来进行的, 始终以自身为立足点, 而现代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文化之基础上。因此,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必然存在时代背景与文化制度之间的差异性, 使得传统文化在当下文化发展趋势中会出现“水土不服”之状。而现代文化又须得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往往有着传统文化的“形”, 却缺乏传统文化的“神”, 形神分离是当下文化的痼弊。传统文化今日之情状甚是“纠葛”, 导致此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对于传统文化中合理与不合理的成分, 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以及对于如何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 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故此在实践中人们会按照各自的理解和需要, 进行选择性的使用;二是各种舶来的异域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很大, 使得传统文化在发展进程中日渐失声, 这一点现在也为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意识到;三是旧的“孔家店”因时代的变迁早已坍塌, 而新的“孔家店”尚未重新树立起来, 使得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地位渐趋式微, 原有的地位已经难觅踪影。
所以, 我们需要在传统中寻找开启文化永续传承与发展的钥匙。在社会加速转型的当下, 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如白马寨的民居建筑, 政府更多的是就其“外貌”进行保护, 尚缺乏系统的内在的整体保护措施, 加之生活于其中的农民缺乏相应的保护意识, 故保护工作的进展和效果不尽如人意。又如, 赣东乐安流坑古村, 当地的民俗文化——傩舞, 只在特定的日子作为一种仪式进行展演, 且表演者均为60岁以上的老人, 年轻一代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熏陶, 均不愿继承这种传统。一方面, 我们希望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但另一方面又缺乏传承人。因此, 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真正主体, 又成为一个必须值得重视的问题。再如中华民族一贯重视的丧葬文化, 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今天, 也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借火化之名谋取利益之实的工具, 实在令人感到痛心。简而言之, 传统文化一直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至今没有自己准确的定位, 它的命运似乎更多地掌握在他人手中, 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与应然的逻辑, 没有得到很好的衔接与统一。故其传承与发展的落实程度也一直让人感到纠结, 人们更多地只有在未来的时光中进行乐观的展望。
三、传统文化的“明天”
传统文化是经过几代人长时间累积沉淀下来的, 是当下文化发展的基因核心, 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尽管一些历史文化名村的传统文化正在消失, 如白马寨的石雕艺术, 即便是今天的高科技也无法达到当时的技艺, 然而它们正饱受风雨侵蚀而无法留存。诸如此类的情况还在全国各地上演, 如何在当下这样一个“快餐式”的生存空间立足是传统文化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幸运的是“抢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理念已经引起了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 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和出台了相关保护政策, 人们的保护意识也在增强, 这为在风雨飘摇中的传统文化带来了曙光, 也为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带来契机。为此, 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把“文化强国”列入其中。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专设一章进行详细的阐述。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用了1294个字对“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做了总体部署。
传统文化在当前异质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4], 秉持自身的民族特性, “坚持夷夏之论, 以排斥外来之教义。”[5]然而, 要适应当下的发展, 传统文化不能被抛弃, 也不能一成不变地加以保留, 更不能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取代现代文化, 要批判地继承, 深入挖掘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成分。[6]为此, 理性而正确的态度, 应是对其进行辩证的扬弃, 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统一, 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整合与重构”, 使二者的价值体系相互“融合”, 形成统一体。一方面坚持洋为中用, 既要接受先进的外国文化素质, 又要拒斥外来文化的糟粕性素质;另一方面坚持古为今用, 既要保留优秀的传统文化素质, 如文化认同观念、价值观念的优秀成分、制度中的借鉴部分等, 又要扬弃过时的传统文化, 如专制政治和官本位、保守主义、平均主义、重农轻商意识、重人治轻法治思想等, 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形成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发展态势。
只有立足于时代的高度, 保留其内在的精华, 因应形势地对自身的“过旧”进行“革新”, 进而实现对传统文化完成创造性的转型, 使之成为兼具时代性、民族性和普世性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文化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继承与光大、改造与升华, 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独创, 又具有世界文化的共性。在大转型的时代, 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将旧貌换新颜, 但其精髓不会被“现代化”。中国人最重视“根”文化, 而悠久的传统文化正是我们的根, 以其为中心, 与外国先进文化相结合, 在不断汲取的过程中, 取精华去糟粕, 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所必须历经的。
摘要：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 其命运和前途未卜。通过对赣中一个传统村落白马寨的实地调查, 发现传统文化在当下有着其“幸运”的一面, 并能适时与现代化变迁保持大体的默契;但也有着其“不幸”的另一面, 以致在社会转型时期“渐行渐远”, 也与现代化变迁显得步调不一。故此, 在文化强国的理念指导下和保留“根”文化的基础上, 应对传统文化实行辩证的扬弃和适时的发展。唯有如此, 传统文化才有可能迎来希望的明天。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境遇,文化调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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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坛》与人生的境遇 篇9
一、感慨人生
《我与地坛》并不是在写景,也不是在写人,而是在感慨人生。是感慨,不是感悟。在史铁生15年如一日前往地坛公园从事写作时,遇见了太多人,但最终写入文章的也不过十人左右。为什么?因为在史铁生的眼中,这少数人的人生境遇与众不同,有好的人生,如老夫妇、饮者、歌唱者;也有较为悲惨的,如长跑家、弱智少女、史铁生自己。作者并没有像一位哲学家一样探讨人生,也没有着重分析人生的起起落落、生命的悲喜浮沉,而是始终用一种淡淡的口吻,一种旁观者所特有的不是很深入观察的视角在讲述着地坛的人们。这是拥有丰富人生阅历后才能拥有的思维视角,是一种对命运的平淡看待,一种个人对人生境遇无法把握的深深的无奈与悲哀。在《我与地坛》的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同身受地理解,他在独处中所做的思考”[1],一种淡淡的、看破世情的思考。
面对着更多的艰辛努力和不同的人生轨迹,很多人年少时都会困惑,为什么别人看起来过得都比自己好?年龄变大、阅历增长,终于会逐渐明白一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办的事。”每一个人看别人时,未必总是看到对方最有优势的地方,但在潜意识中总是在拿自己最没优势的、最渴望的地方与之相比。其实,在压力巨大的当代生活中谁都不容易,仔细看看身边的人,每个人都有无法办成的事,或是评职称、或是买房子、或是谈恋爱、或是升级别、或是孩子学习不好、或是伴侣花心自在,每个人都有不愿碰触的隐痛。“开心就好”,其实只是自我安慰的话语,就像“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来都是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的言论。但是人生在世,本来就是忧多乐少,无可奈何之事比比皆是。就像身残志坚的史铁生一样,在坚持创作时付出过多少超越常人的努力、克服过多少难以忍受的困难,没人知道却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在《我与地坛》中,作者既没有突出个人努力的辛苦,又没有强调征服困难的喜悦,而是在平淡阐述着一个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极端困扰我们的难题会逐步融入平淡的生活,变为日常的琐事。
当史铁生问自己要不要去死、为什么活的时候,《我与地坛》中的人们无论幸与不幸都在努力地生活下去。这一方面是在依靠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是有赖于亲人的陪伴,无论从生活中还是精神上给予的勇气与力量。老夫妻相互“攀”、“搀”,小伙子照顾妹妹,作者的车辙边也满是母亲的脚印。亲人、朋友、同事乃至于陌生人,都是每一个人笑对人生的力量源泉。《音乐之声》里有一句名言:“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会给你打开一扇窗。”生命中的一回照顾、一个眼神、一次邂逅、一位朋友、一通电话,都可能代表着山穷水尽时的柳暗花明,平淡生活中的一丝涟漪。造物神奇,造物主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安排了无数的奇迹,在身体疲惫时会有亲人,在经济窘困时会有朋友,在感情绝望时会有新人,奇迹总会发生,希望永远存在。《我与地坛》,写给小人物的一篇生活指导,“醉眼看花花也醉,冷眼观世世亦冷”,世事如何,淡然处之,人生的轨迹淡淡而过,随风而来,飘然而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次奇迹,平凡人的生活中照样会有无数的精彩,眼中的世界会绽放出更多的幸福。
二、命运无常
上课时曾经对学生们讲过,什么是“天命”?高深莫测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无论是谁,能力都是有限的,更何况普通民众。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错过很多事情,回头看时,人们总爱说,如果当初怎样怎样就好了,就会是另一种局面。然而人人又都明白,没有后悔,没有如果,这一切都是命运的选择。就像《我与地坛》中的那位弱智少女一样,美貌与智慧无法同时降临在她的身上,甚至于因为智力的缺失而饱受命运的折磨,作者看到她时是否会想起自己的困境?但面对无常的命运,个人能做的除了奋起抗争外,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从内心中接受现实。“《我与地坛》是史铁生在人生困境中寻求的一种精神供养”[2],在坚持写作对抗病魔的同时,用淡定的内心迎接命运的安排。
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人生的境遇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把握,“命”是最大的主宰。古希腊神话中无论是凡人还是天神都在努力与既定的命运抗争,但最后都归于失败,即便是历经千辛万苦采摘到了能够改变命运的命运之花,最终也要被化为毒蛇的命运叼去,即使是宙斯、阿格琉斯、伊阿宋都无可奈何。莫泊桑的著名小说《项链》中,玛蒂尔德被世人批评了很多年,说她爱慕虚荣、市侩、庸俗等,但其实想想,玛蒂尔德做错了什么?她任何出轨的事情都没有做过,项链丢失了,她花费了十年的精力尽心赔偿。有人说她错在参加舞会,她错在没有向朋友说明项链丢了,其实一位年轻女士参加舞会有什么错?穿好一点戴好一点有什么错?如果项链是真的,说明了就不用赔偿了吗?《项链》小说中的一句话才是真谛:“生活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啊,无论是害您或者是救您,只需要一点点小事。”“莫泊桑正是通过马蒂尔德的悲剧来表现人生的荒谬和残酷,表现偶然性因素对人生的影响,而贯穿其中的则是他对命运的失望和感叹。”[3]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曾说:“如果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直接对中国宣战,那么我们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就是在强调时机的重要性,任何一件事情想要成功都必须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与地坛》里的长跑家希望以长跑改变命运却始终慢了一步,最终导致长达10年的努力付诸流水,只换来一句“要是我10年前发现你就好了”,除了苦笑外还能说什么?面对人生中种种无法把握的轨迹,很多人,很多事,错过了亦是无可奈何。虽然也曾痛心疾首,但心底始终明白,没有什么如果,这是命运的选择。《我与地坛》“以睿智的言辞、质朴的风格、悲悯的文字讲述了生命的虚无、生活的苦难、人生的无奈”[4]。
但是,平淡地看待生活并不等于不努力、不奋斗,面对人生无奈与命运无常,史铁生依靠自己的奋斗走出了一条极为精彩的创作之路。“《我与地坛》中史铁生的人生观都给予人们如下启示———要敢于面对坎坷,直视苦难,永不言弃,懂得感恩,要坚强,等等”[5]。史铁生作为生活的勇者,即便是瘫痪也在努力创作,就像《我与地坛》中那个长跑家一样,即使每一次都与机会擦肩而过但仍然一直奔跑直到最终的平静;就像那位中年女工程师一样,始终朴素并优雅地穿过地坛的林荫小道;就像在地坛里散步的那对老夫妇一样,坚持15年如一日的漫步堪称最浪漫的事。“史铁生认为带给残缺者的并非完全是灾难,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残缺对残缺者而言可能是一种财富”[6]。外逆横来,淡然处之,生活的勇者从不为已经发生的懊恼,而是尽力争取当下的幸福。
三、结语
对于一位“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人来说,史铁生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并不激烈,既能够保持不伤痛、不气馁的平常心态,又能够拥有坚持不懈永不言败的斗争精神,平淡与坚强、苦痛与辉煌,残缺的身体与强大的内心,史铁生一直在诠释着苦难生活里生命的尊严。“史铁生的生命观并不是消极的宿命论,而是对生死冷静观照后的理性认知,是经历了苦难以后的快慰的觉醒,……是和生命本身一场真诚的拥抱,一场苦恋”[7]。《我与地坛》始终用最平淡的文字描述着不平凡的人生,接受苦难,同时体现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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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境遇中的家乐福 篇10
曾经把持中国零售业外资头把交椅10多年的法国零售巨头家乐福, 自2009年开始, 在店面数量和营业额上分别被主要竞争对手沃尔玛和大润发超过。2010年以来, 一系列的门店关停、供应商起诉、店长离职等事件更显示出家乐福在中国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成就了往日辉煌的本土化实践正是今天家乐福深陷危机的根源所在。
在中国市场陷入危机
自2009年开始, 家乐福在中国开始面临店面数量和营业额双输的局面。2009年家乐福开店22家, 主要竞争对手沃尔玛开店数在50家以上, 门店总数第一次超越家乐福。从营业规模上看, 台资竞争对手大润发以404亿元人民币的总销售额超越家乐福排名外资零售第一;而在更能反映零售行业竞争力的单店盈利能力上, 大润发更是以每店3.34亿元的成绩领先家乐福将近1亿元。
进入2010年, 家乐福的窘境并无多大改善, 反而问题多发, 有加速下滑的趋势。门店关停:3月, 大连家乐福新华绿洲店正式关店;7月, 经营仅三年的西安小寨店因业绩不佳被停业, 家乐福也不得不暂时退出西安市场。供应商起诉:6月, 青岛一家供应商将家乐福以“横征暴敛”进场费和拖欠货款为由告上法庭。店长离职风波:6、7月间, 大量高管和核心人才的辞职构成了“家乐福离职门”。
盈利模式现危机
首先, 家乐福的分权管理体制帮助其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就实现了较高的本土化, 快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不同于沃尔玛的美式中央集权管理体制, 家乐福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 就全面将权力下放到各门店, 店长因此拥有了采购、促销、人力资源等诸多独立权力, 可以快速而灵活地应对当地市场变化。这种策略在90年代中国零售业非常不成熟、外资又刚刚进入的时候非常必要, 因为要尽快打开中国市场必然依赖对市场的敏感度和店面运营的灵活性。家乐福的单店分权管理使得店长可以因时制宜, 在第一时间进行单店大力促销, 灵活、务实的管理方式帮助家乐福实现了较高的本土化。
分权模式虽然灵活高效, 但也增加了家乐福的道德风险, 削弱了其内部管理和国际品牌形象, 还在门店数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发挥。在分权模式下, 基层管理人员的能力及忠诚度在实质上决定了公司承担的风险强度。2006年多名管理层因受贿被捕, 突出反映了家乐福采购中的商业贿赂弊端。另一方面, 随着各连锁企业门店数量的逐渐增多, 集权化几乎是目前所有大型连锁超市都在推进的一项改革。
随着家乐福的门店逐渐增多到百家以上的规模, 适当增加总部的集权, 将采购、促销、费用谈判权等集中管理, 可以在产品质量控制、成本节约以及统一营销等方面获得明显的优势。为此, 家乐福下决心“杯酒释兵权”, 成立CCU城市采购中心, 将以往各门店店长所拥有的采购权集中到位于各个城市的CCU采购中心。但是“削藩”遭遇到地方门店强大的抵制, 导致“店长集体出走”。而没走的店长也不再有以前的冲劲。家乐福的拓展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 发展步伐放慢。
其次, 借鉴中国家电等连锁业依靠收取通道费成长的盈利模式, 家乐福也“本土化”地对供应商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店费、堆头费、促销费、节日费等。沃尔玛、大润发与家乐福, 在中国市场代表了零售业态的三种不同的盈利模式。
沃尔玛非常注重通过采用最新IT技术、建立科学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来降低物流成本和采购成本, 通过商品进销差价获取利润。大润发直接采取草根式的“包养”策略, 将大米、猪肉、水果等品类从供应端厂商那里包下来, 以获得最稳定的供货及最低价格。
家乐福的赚钱法宝则是向上游供应商收取高额进场费, 挤占供应商的利润。据悉, 家乐福总利润来源中至少有60%来自供应商。沃尔玛和大润发的方法实际都是通过优化供应链来提升供应效率、降低供应成本, 而两者要想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 都有赖于规模经济的实现。但在零售行业发展尚不成熟、规模经济不显著的市场环境中, 家乐福盘剥供应商的方式更有助于实现面向消费者的低价策略和零售企业自身的高盈利。
家乐福依靠通道费获取利润的模式在中国零售业态的行业发展趋势面前显得不再合时宜。中国连锁、大卖场等零售业态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 最为显著的就是从单纯讨好消费者、永远低价、盘剥供应商, 开始向供应链和谐共生转变。而家乐福却还在固守着依靠通道费赢利的模式压榨供应商, 并且其赊款周期也是零售同行中最长的。沃尔玛的货款结算时间平均为28天, 大润发也控制在30天之内, 家乐福却高达50~60天。在市场大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积怨日久的供应商必然忍无可忍。青岛的供应商诉讼事件不过暴露了冰山一角。
最后, 中国近两年通过宏观政策调整而对内需市场的启动, 凸显出家乐福在扩张模式上灵活度的欠缺。目前, 大中型零售业在中国三级城市的市场布局接近空白,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大卖场的竞争格局。但家乐福在三线市场布局方面却落在了竞争对手后面。沃尔玛自2007年就开始在二三线城市大量发掘拓店潜力, 终于在经过2009年的全面扩张后, 在华门店数超过家乐福。乐购、好又多、联华等品牌也瞄准了国内三四级市场, 通过大量发掘结合地产和其他形式的灵活开店模式, 大大提升了开店速度和成功率。
家乐福则沉浸于过去的成功, 在门店布局上过于囿于一二线中心城市。此外, 家乐福由于自身发展历史上曾经遭遇并购后的整合瓶颈, 对并购有了成见与恐惧, 从而很少使用大宗并购方式拓店, 基本都独资开店, 也限制了扩张速度。
中国危机应对举措
第一, 通过创立CCU城市采购中心, 终结店长集权制。但在“削藩”收权的过程中, 如何平衡分权与集权, 通过建立完备的店长晋升制度和培育机制, 有效提升门店店长的积极性, 仍是家乐福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其次, 努力与供应商建立平等互利的良好关系。为此, 家乐福于去年9月推出了“扶持中小企业融资计划”, 凡与其合作的国内中小供应商, 只需提供家乐福的供货发票, 就可以到德意志银行申请贷款。但对此举措, 不少供应商表示“先看看再说”, 因为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家乐福能否直接大幅减免各种进场费。毕竟, 家乐福仍然是国内供应商公认的“最昂贵的卖场”。
最后, 针对扩张模式不灵活的问题, 家乐福开始改变其在中国只开店不收购的策略。2010年7月, 家乐福与河北保龙仓成立了合资企业, 以期迅速融入到河北当地的零售业态。但收购经验欠缺的家乐福如何解决人员、供应商资源的整合难题还都是个未知数。
敏感时刻的身体境遇 篇11
观众席上大概有100多人，艺术家在舞台上巡逻，并开始喊号。当他刚开始报号时，并没有人愿意出来，但是观众很明显在思考是谁拿到了号码。后来，观众一个接着一个走上舞台并排成一队。然后艺术家开始他的程序：第一阶段是安检，观众开始变得不舒服并且紧张起来，其中一人试图离开队伍回到观众席上。但被艺术家强迫他继续呆在舞台上。舞台上的每一个参与者在接受安检时，观众开始大笑。有两位姑娘拒绝被男生检查，但也被艺术家通过了，局势开始缓和。
安检之后是参与者逐个朗读艺术家发给他们的陈述词，整个过程都用喇叭强迫观众大声朗读。最后，艺术家让所有观众离开座位席来到舞台上，让他们聚集在舞台的中央。一些人拒绝来到舞台，另一些则用敲腿和喊叫来表示反抗。之后进行了大分组，将他们分成了政治小组，社会小组和金融小组。因为存在几种选择和宣言的可能性，观众开始变得混乱，从这组跑到那组，根据不同的信仰混合在了一起，同时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仍坐在位置上大喊大叫。其中一个男性观众，离场后又回到舞台并给了艺术家激情的法式之吻，原因竟是抱怨艺术家让他感到极其愤怒和焦虑。
萨特境遇剧的舞台表达研究 篇12
一、境遇剧的空间构建
萨特的戏剧之所以被称为境遇剧,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极限境遇的塑造。事实上, 除了戏剧情节的设置, 舞台空间也被萨特打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境遇。
《死无葬身之地》中关押游击队员的阁楼,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弗朗茨自我监禁的房间, 《禁闭》中那间第二帝国时代款式的客厅, 这些封闭的空间本身就是束缚人的极限境遇。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维持现状, 要么冲破束缚。而在你做出选择的那一瞬间, 本质已然形成。在萨特看来, 世上并不存在先天存在的既定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人性是没有的, 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 “首先有人, 人碰上自己, 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1]既然不存在所谓的决定论, 那么人就是绝对自由的, 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造就自身。就像《死无葬身之地》中的索比埃, 他本是个胆小、懦弱的人, 承认自己害怕受刑的痛苦, 也害怕死亡的到来, 因而在保全自己和保守秘密之间左右摇摆, 但在他从窗口一跃而出的那一刻, 勇敢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也由此造就了自己的英雄本质。
如广场、河岸那样开放的舞台空间则直接将人抛到一种混乱的环境中。《苍蝇》的第一幕发生在阿耳戈斯的一个广场, 这个开放的广场将整个舞台空间分成了三个维度:地下——地上——空中, 分别代表了鬼魂、人和神。死亡之神朱庇特想要维护自己作为神的尊严和地位, 认为背负着罪行的重担直到死去是所有人的命运, 而人一旦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 众神对其也就无能为力了, 所以他与自由的人俄瑞斯特斯是对立的。活在人间的王埃癸斯托斯杀了前任阿耳戈斯的国王阿伽门农并用地下的鬼魂引发居民的恐惧和忏悔, 以此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和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特斯也是对立的。生活在阿耳戈斯的居民习惯了用忏悔来自欺, 习惯了用鬼魂的存在来掩饰自己的无作为, 俄瑞斯特斯的存在打破了城邦的秩序和他们一直以来的平静生活, 因此他们与俄瑞斯特斯之间亦是对立的。这种充满了矛盾冲突的境遇带给俄瑞斯特斯巨大的选择压力。所以, 开放式的舞台空间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相反, 多种矛盾的冲击, 非此即彼的困扰时刻存在。世界的荒谬、选择的艰难使得整个舞台空间给剧中人物带来了无尽的焦虑和痛苦。
透过这些或密闭或开放的舞台空间, 萨特关注的是极限境遇中人的选择和行动, 思考的则是人的存在问题。萨特认为世界上有“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这两种存在类型。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称为自在的存在, 因为它们的本质已经确定, 不会更改。这些事物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同时它们的存在也具有纯粹的偶然性, 于是客观世界就呈现出一种荒诞无序的状态。人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主观存在, 在萨特看来又是绝对孤独的, 主客观体在关系上存在完全对抗性, 不仅如此, 人还是一种虚无的存在。于人的存在而言, 虚无是指人被抛到世上且什么都不是, 没有任何的限定, 只是单纯地存在而已。但正是因为人的存在没有任何规定性, 所以人是绝对自由的,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用行动来改变自身虚无的状态。在萨特看来, 虚无并不是对存在的抛弃和否定, 而是对存在的超越。人是使虚无来到世上的存在, 而人对自身和客观事物的欲望及其“欠缺”的本性, 使得超越成为可能。所以人虽是一种虚无的存在, 却能超越社会甚至时代的局限, 赋予“自为存在”以意义。
二、境遇剧的布景介入
道具是舞台布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作为景物造型出现在戏剧舞台上, 常常被赋予特殊的含义。
在《苍蝇》中, 死亡之神朱庇特的雕像一共出现了两次, 但与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朱庇特相异, 萨特笔下的天神是面目狰狞的, 且对自由的人毫无办法, 这样的设置其实是对上帝的否定。萨特是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对上帝的否定其实也是对神权、王权等一切强权的否定。因为“我命定是自由的”, 所以任何强加于人、有碍于人的自由的存在都应该被打破。阿波罗的雕像则出现在俄瑞斯特斯杀死埃癸斯托斯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后, 当时俄瑞斯特斯因为杀母遭到了复仇女神的追逐, 他来到神庙寻求阿波罗的庇护, 但在最后, 俄瑞斯特斯离开了神像, 背负着所有人的罪恶离开了阿耳戈斯。这是对神的背离, 但同时也是对人的肯定, 因为人能够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除了雕像, 镜子也是萨特境遇剧中极具代表性的景物造型, 并且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舞台道具。“拿镜子照照自己吧!”是萨特戏剧中反复出现的台词, 镜子其实象征着对自我形象的一种认同和掌控。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 镜像是维持自身连续性和统一性的保证, 但它只是伪装的自我形象, 而不是“我”本身。“主体经过镜像阶段体验到的只能是将自己还原到外部的他人之中的这种对他者的疏离。”[2]人透过镜像看到的自己其实是外部的他人, 而以镜像为依据塑造的自我也只能是他人, 这样人就成为他人的客体, 失去了自己的本质。与此相对的是《禁闭》中那三个相互追逐的鬼魂, 他们不愿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 却妄图摆脱对自己的评价, 所以只能在他人的目光中继续这种无休止的折磨。可事实上人的本质并不是通过镜像, 而是通过自己的选择以及具体的行动获得的。
雕像和镜子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景物造型本身是真实存在的, 但它们作为舞台布景的一部分, 又是艺术创造的产物, 呈现出一种审美化的真实。在这一过程中, 舞台布景带来的真实感能自然地将观众引入到萨特所创设的戏剧情境中, 而象征性的舞台道具带来的间离效果又能使观众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积极的思考者和行动者, 以此达到萨特以文学介入生活、干预现实的目的。
纵观萨特的境遇剧, 它们的创作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苍蝇》写于1943年, 当时正处于二战时期, 德军运用“闪电战”仅39天就占领了法国, 法国从一战时的战胜国沦为任人宰割的战败国。萨特写这部剧的意义在于借古喻今, 号召法国人民要像俄瑞斯特斯一样勇敢地战斗。《恭顺的妓女》创作于白人和黑人矛盾激化的1946年, 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 矛头明确指向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官僚政客, 同时也批评剧中的受迫害者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放弃了反抗斗争。[3]《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则写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的后一年,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 萨特勇敢地站在了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 用积极的行动声援他们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剧中对二战的重提则是为了警醒法国人勿忘曾经的教训, 发动民众共同抵制阿尔及利亚战争。
通过戏剧, 萨特将“介入文学”的主张有效地付诸于实践, 他的每一部戏剧都渗透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与理解。他以笔作为武器, 向一切阻碍人类自由的强权政治宣战。他只想向人们证明:正义仍在, 希望仍在。
三、境遇剧的光色传达
在萨特的境遇剧中, 舞台灯光不仅可以用来创造环境、刻画人物和渲染气氛, 还具有特定的象征意味, 表达了萨特对自由和处境的思考。
灯光有温度, 就像人的体温, 它是生命的象征, 一旦灯光熄灭, 人就化为虚无了。所以, 灯光是存在的表征。另外, 有灯光的地方就有人的影子, 而影子使人感觉占据了某个位置, 感觉到自己的实存。因此, 灯光也可视作由空间秩序定义的“我的位置”。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有一个位置, 但这一位置具有纯粹的偶然性, 且对解释“我的位置”毫无用处。于是, 人只能通过绝对广延、通过距离来显示自己所在的位置, 获得自己的存在。位置对《脏手》中的雨果和《魔鬼与上帝》中的格茨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雨果是一个有着浪漫主义理想的小资产阶级, 但他后来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双重身份使他反而丢失了所有的身份。而格兹则是一个身份尴尬的私生子, 他不为自己的阶级所接受, 又不能融入到与自己相对立的阶级中。他用否定这个世界来结束自己的悬浮状态, 由此拥有自己的位置。
纵观萨特的戏剧, 其主基调是阴郁的, 整个画面的色彩趋于灰暗:阿耳戈斯广场上穿着黑色丧服的老年妇女、禁闭的阴暗房间、地狱中的墨绿色椅子……这些冷色调的运用无疑传递出萨特对世界、对社会、对他人的拒绝和否定。
但是, 换一个角度看, 绝望也是希望的温床, 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因为绝望的存在, 人才会渴求希望, 才会不顾一切地打破境遇的束缚, 获得自己的新生。萨特认为希望是存在的, 它就在未来。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也都可以通过行动造就自己的本质, 而一个人的本质只有在他死的时候才能盖棺定论。所以, 只要你还活着, 你就能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改变本质。一个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人绝不该称之为悲观主义者, 而是一种不思悔悟的乐观主义者。正如法国人格主义的代表人物E·慕尼埃所说:“萨特确实是一位充满希望的绝望者, 一个带有浓厚悲观主义色彩的乐观主义者。他给人们展现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 却又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行动之路。”[4]
事实上, 在萨特的境遇剧中, 重要的不是极限境遇的塑造, 而是人物的自由选择, 是积极地展开行动以及承担责任的勇气。世界虽荒诞, 人生虽孤独, 但我们依然可以勇敢地拒绝一切对自由的约束, 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参考文献
[1][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 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6.
[2][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 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42-46.
[3][法]让·保罗·萨特.萨特戏剧集[M].袁树仁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