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创新经验启示（共10篇）
工程创新经验启示 篇1
0 引言
科技创新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企业科技创新受到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自身的科技需求、经费投入和人才队伍等多重影响。据调研,我国当前技术创新存在缺乏战略指导以及与组织、文化创新不匹配等突出问题[1]。为实现企业科技创新效能最大化,企业科技协同创新应运而生。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核心在于:对内协同制度创新要素与管理创新要素,为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保障;对外协同各创新主体,将企业内部技术能力与外部科技创新资源有效结合,提升科技创新效能。因此,江西省2012年10月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协同创新的决定》为该区域科技水平和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目前,我国企业科技协同创新具有多种模式[2,3,4]。本文在总结企业内部协同创新与外部协同创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企业内外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1 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很多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时常会面临创新绩效不佳、预期收益难以实现的困境。这与我国大多数企业长期以来忽视科技创新,导致科技创新基础较为薄弱、创新水准和层次较低的现状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企业单抓科技创新,而忽视非技术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协同和制约作用,故而导致科技创新项目绩效不佳。国内外一些先进的企业已经认识到技术创新的最终绩效越来越取决于企业整体各部门、各要素的创新及要素间的有效协同[5]。
如图一所示,在影响企业创新发展能力的因素中,除技术创新因素外,制度创新因素与管理创新因素最为重要[2]。制度创新核心在于优化企业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支持;管理创新包括管理理念、方式和方法的创新,可有效降低科技创新中资源配置的不确定性,以优质的管理效率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之间的协同水平决定了创新绩效的高低。为提升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绩效,首先,应树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企业管理战略,营造市场导向的创新型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以调动培养职工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与使命感;其次,应尽可能采用跨职能团队的网络结构组织形式,以便于充分发挥各职能团队的创新效能,促进各职能团队之间科技知识的互通与创新思想的碰撞;最后,应优化管理模式,提升科技创新过程中各部门、各要素间的协调配合效率,将科技创新渗透到企业管理的每个流程、每个项目和每个职工中去,提高科技创新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效率。
2 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中,协同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市场化中介服务体系等。中小企业结合自身的创新元素,在创新实践中通过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研发部门、高校等其他教育培训机构、金融部门、政府的相互合作,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协同创新的各种模式[6]。见图二。
2.1 企业间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企业间科技协同创新模式根据协同企业的规模大小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伴生型协同创新模式,主要为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其中大型企业发挥核心主体功能,促使协同企业为共同的科技创新目标而联合协作、相互支持。二是优势互补型协同创新模式,指的是中小型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较为紧密的技术合作同盟,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开发产品和市场,从而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7]。
2.2 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产学研联合协同主体主要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需求和高技术产业化的物质能力,能敏锐地捕捉市场动态和需求[8],而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科技人才、知识储量、先进设备及科研能力等优势,通过产学研联合可以形成科技协同创新良性循环系统,很好地实现互利共赢。
2.3 官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在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方面,“官产学研”合作创新可以起到优势互补、高效整合各方技术资源的作用[9]。政府通过政治、法律、经济等方式营造良好的科技协同创新环境,提高产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各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引导企业将科技协同创新与我国低碳经济政治目标相结合,促进我国产业技术集成创新的实现。根据官产学研合作的紧密程度,其组织方式可以归纳为政府推动、自愿组合、合同联结和共建实体等种类[10]。
3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整合模式
图三企业科技协同创新整合模型图
企业在科技协同创新实践中,通过多种模式实现最大化创新绩效,主要分为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为技术创新动力与保障的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和以企业、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为主体紧密联合互补协作的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如图三所示,这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紧密相连互为支持。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可提升企业自身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为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联合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在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中,随着企业对科技创新关注度的提升,将推动企业产生新的科技创新需求。由于企业自身科研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有限,为更好地实现科技创新,企业大多会选择联合其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共同创新,从而推动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
在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中,为实现与各外部创新主体之间更高层次、更专业化的协同创新,将对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实力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推动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而企业与各外部创新主体联合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吸收、引进先进知识与技术的过程。企业可将引进的新知识与新技术通过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事半功倍地吸收转化为自身的核心技术,更好地实现自身科技创新实力的提升。
在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中,若无内部协同创新,企业难以将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成果充分吸收转化为自身核心竞争力;若无外部协同创新,企业仅靠自身科研能力和资金力量难以实现协同创新的事半功倍。所以,企业要实现以科技协同创新提升自身科研实力、凝聚核心竞争力,应力争通过科技协同创新整合模式实现科技协同创新的“内外兼修”。
4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启示
企业要实现自身科技创新绩效的提升,应同时着力于内部科技协同创新与外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尽管企业在科技协同创新中扮演着核心主体的角色,但由于协同创新中参与主体较多,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在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提升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实现企业科技创新的高效,还需各主体协同努力。
首先,高校与科研院所应明晰自身定位与责任,破除以往单纯的科技研究者观念,积极融入市场环境,密切结合市场需求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智力资源和技术保障;其次,政府要有效利用政策和法规推动科技创新,为某些关键产业的科技创新制订基调,并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相关创新政策;最后,政府要加强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激励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投入,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合作,应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于它们所作的贡献,要通过利益共享机制进行激励。
摘要：我国企业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可分为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和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两种模式在企业科技创新过程中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企业应联合各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努力,提升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绩效。
关键词：科技协同创新,创新模式,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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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创新经验启示 篇2
王晓辉* [摘 要]：哈佛大学历来重视本科教育，在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和一系列的 改革创新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因时而变的 人才培养理念、因人而异的专业设置模式、因材施教的教学制度体系、博专并重 的课程设置方式、强调互动的教学组织形式及独具特色的隐性课程形式。借鉴哈 佛模式的特点，我们须培育大学精神，凝炼培养理念；改进专业设置，优化课程 体系；改革教学制度，创新教学形式；蕴育隐性课程，营造成才氛围。[关键词]：哈佛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王晓辉，男，华中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2010 级，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翘楚，哈佛大学不仅以其崇高的学术声誉和卓越的研究能力闻名于世，更以其人才培养的杰出成就而受到世界的推崇和瞩目。哈佛大学不仅重视研究生教育，更注重本科生培养。本科教育始终在哈佛处于中心地位，本科生培养被视为哈佛立足之本，诚如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所言，只有本科生才是哈佛大学真正的儿女。1探析哈佛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借鉴其成功经验，对当前创新我国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哈佛大学本科教育发展概况及人才培养成就
“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始建于1636 年的哈佛大学距今已有370 余年的悠久历史，从诞生之初仅寥寥数名学生的乡间学校到如今常雄踞世界大学之冠的一流学府，哈佛的发展史可谓十分辉煌。然而，仔细审视哈佛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作为一流大学的领跑者，哈佛在办学上众多具有风向标与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大多与本科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有关。
哈佛的本科教育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636‐1780 年为初创期，这一时期 有两大创新举措，一是建校之初就打破了英国只有大学才能授予学位的传统，授予毕业生学 位。1650 年，哈佛学院颁发的学位证书就首次得到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承认。2美国史 学家布尔斯廷在评价哈佛学院颁发学位的影响时说：“假如英国那种在正当地获得法人权力 并可颁授学位的垄断机构(即所谓“大学”)与其他各类学校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别成功地移植 于此，假如为所有美洲殖民地建立单一的皇家大学，假如颁授学位的权力在所有殖民地遭到 明确禁止，那么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甚或美国文化中许多其他事物的历史—也许将迥然不 同”3。二是顺应产业革命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开设自然科学课程，1780 年哈佛学院已先后建 立数学、医学等教授讲座，哈佛学院进而升格为哈佛大学；从1781‐1868 年为探索期，这一 时期的重要改革是蒂克纳模仿德国大学模式对哈佛的课程设置、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等进行 革新探索，虽然改革受阻收效不大，但使哈佛大学迈出了向现代大学转型的第一步。克拉
克·克尔曾给予蒂克纳高度评价：“现代美国大学发展的实际界线起始于1825 年哈佛大学的乔治·蒂克纳教授”4；从1869‐1982 年为跃进期，这一时期始于埃利奥特上任，至1982 年
核心课程的全面推行，在此期间，哈佛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埃利奥特及其继任者，都
以对哈佛本科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闻名，如洛威尔完善选修制并实行导师制与住宿制、康南特创建普通教育方案、博克改革核心课程体系等；从1983‐至今为调整期，核心课程实施后又历经数次调整，2002 年哈佛大学再次启动了全面综合的本科生教育改革，此次改革涉及到培养目标的调整、核心课程的改革、教学方法的改进等诸多方面，密切博雅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培养世界公民是这次改革的最大亮点。5
哈佛大学现设文理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部、拉德克里夫高级研究所等10 个平行学院（部、所），其中，位于文理学院中的哈佛学院是担任本科生教育的专门学院，虽然法学_______院、商学院都声明远扬，但长期以来哈佛学院才是哈佛大学的核心。在2011 年福布斯全美最佳本科生院评选中，哈佛本科生院在综合性大学中位列第三。1在学术界，哈佛大学是美国生产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共有44 名教师，38 名毕业生(截止到1998 年)获此殊荣。2哈佛还培养出众多的世界级学术大师、思想家、文学家，例如拉尔夫∙爱默生、亨利∙梭罗、查尔斯∙皮尔士、杰罗姆∙布鲁纳等，我国近代许多著名科学家、作家和学者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如胡刚复、竺可桢、赵元任、陈寅恪、林语堂等，此外，哈佛的毕业生中还产生了8 位美国总统，19 位其他国家和地区领导人，3以及众多的国会议员、政府部长以及大公司财团总裁。
二、哈佛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点
所谓“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培养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一定的教育理念 指导和一定的培养制度保障下，设计的由若干要素构成的有关人才培养过程的理论模型与操 作式样。哈佛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因时而变的人才培养理念
人才培养理念是对人才培养过程及培养目标的理性认识与理想追求，对人才培养活动起着导向与定位的作用。在哈佛370 余年的办学历史中，其人才培养理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相反，哈佛人总是充满社会使命感与危机意识，能够对时代发展做出批判性思考与前瞻性判断，并据此不断调整和更新自己的培养理念。
在建校之初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哈佛奉行的是古典自由教育理念，培养的是上层社会的绅士和通才。埃利奥特出任哈佛校长后认为，传统的哈佛以培养“品格和虔诚”为中
心，培养出来的是现实生活的旁观者和批评家而不是实干家，这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培养实干家（doer），和能做出成就的人(achiever)，他们成功的事业生 涯可以大大增进公共福祉。”4其后的洛威尔和康南特校长则肯定自由教育的价值，主张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洛威尔认为“应该培养智力上全面发展的人，有广泛同情心和判断能力的人，而非瘸腿的专家。”5自康南特的继任者普西校长以后，哈佛大学则致力于培养有教养的人，“在每一次毕业典礼上，哈佛大学校长都要欢迎新毕业生加入到有教养的人的行列中去。”6 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为有教养的人制定了五条标准，即能够清晰而明 白地书写、对认识宇宙、社会和我们自身的方法具有判断鉴别能力、了解其他文化、具有道 德判断和选择能力、在某些知识领域有较高的成就。7可见，哈佛所要培养的“有教养的人”，不但在专业方面训练有素，而且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广阔的视野，能够做出理智的思考和判断，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正如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在2012 年5 月24 日的毕业典礼致辞中 所言：“哈佛大学希望改善人类的境遇并创造更美好世界，面对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冲击，我们要为未来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采取行动，要使学生在踏出校门时就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并 为将来做好准备。”1
（二）因人而异的专业设置模式
专业设置模式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专业的设置口径、设置方向、设置时间、设置空间等方面。哈佛大学在专业设置模式上最大的特色在于能够引导学生理性的选择和“创造”专业，使专业设置因人而异，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哈佛大学对本科生在第二学年才进行专业分流，学生在一年级可广泛选修课程来开阔知识与眼界，并有更多的机会发掘自己的兴趣与潜能，因而，学生在选择主攻方向时有充分的时间做出较为理性的决定。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还可从各系的老师以及宿舍导师那里得到指导，也可以到学校设置的咨询服务中心进行咨询。学生选好专业以后，如果发现与自己的兴趣或期待不符，可以在征得学术委员会的同意以后退出原专业，重新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如果学校现有专业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学生可以自己设计“专业”。这些新的“专业”通常涉及一个以上的学科，学生必须撰写详细的“专业”设计，将提议呈交院学术委员会并须得到批准。学院将根据新设的专业组成跨学科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进行学业指导和学位授予。这种开放的专业设置模式使那些兴趣和意愿无法简单地归入现存专业的学生能够另辟蹊径展现其个性与才能，体现了哈佛以人为本和勇于探索未知的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
（三）因材施教的教学制度体系
教学制度体系是狭义的人才培养制度，它是与人才培养的微观过程紧密相关的各种规章 制度及其实施的体系，涉及学分制、学位制、导师制等制度。哈佛大学在教学制度体系方面 最突出的特色在于其导师制，每名本科生在四年的本科生涯中都有导师在专业选择、学业指 导、人际交往、社团活动、职业发展等方面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服务，力图使每位学生的个 性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哈佛的导师制是对传统的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借鉴和创新，其蕴含的理念是倡导“学院式 生活方式”。哈佛大学认为一年级是从高中生活过渡到大学生活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们首次 离开父母开始自主人生历程的特殊时期，因此特别重视引导和关怀一年级学生尽快融入大学 生活。哈佛现行的导师制将一年级和高年级学生区别安排，新生导师委员会由近300 名教师 团成员、行政管理者、文理学院研究生和专业学院学生组成。哈佛安排新生集中住宿，并在 每幢宿舍楼中安排若干住宿导师和舍监，他们和学生生活在一起，引导学生开展学术、人际
交往和文化艺术活动，倡导适当的个人和集体行为标准。对于二年级及以上的本科生，除了 安排住宿导师以外，对于学术指导还安排了专业和非专业领域的导师。1“导师制不仅使哈 佛的导师们树立起了更好地培养有抱负的学者的信念，也使学生们对学习态度产生了巨大的 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成绩，每个毕业班大约有40%的学生在专业领域获得了荣誉学位。”
（四）博专并重的课程设置方式
课程设置方式是对课程类型与课程门类的选定及时序与学时安排，并包含对学习目标、学习内容的简要规定。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是评价课程设置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经过不断的 课程改革，至今哈佛大学总体上形成了“核心课程+专业课程+选修课程”的课程结构，在课 程设置方式上力图达到博雅教育与专业培养的动态平衡。
哈佛要求本科生在四年内必须修完约32 门课程，并通过考试方可毕业。学生一般一 学期同时修四到五门课程，每门课周学时通常为四个小时。32 门课程的选修大体依据以下 模式，即大约一半（16 门）课程必须用于专业学习，剩余16 门课程中必须在核心课程中选 择8 门，其余课程可以在哈佛各系（或波士顿地区与哈佛有合作关系的大学）开设的课程中 任意选修。另外这种选课模式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学生不争取做荣誉毕业生，可以减 少专业课而增加选修课。
核心课程是哈佛课程设置中独具特色的部分，被美国高等教育界誉为课程改革的里程碑。其课程主旨在于“帮助学生了解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领域里人类处理知识的主要方式，向学生展示现存的知识，和探索知识所需要的不同的分析手段、这些手段的使用方式、以及它们的价值。”3它包括外国文学、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科学、道德推理、社会分析、定量推理等七个学科领域，各领域开设的核心课程数量每年限定在10 门左右。哈佛大学设立了专门的课程委员会对核心课程进行监管、评审与更新，确保核心课程开设的质量。实质上，核心课程的目的在于“授之以渔”，即使学生掌握人类组织、运用和分析知识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以传授特定的知识为目的。这一新的课程体系既注重学生专业方面的学习，又兼顾了 他们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使学生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因而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去应对 瞬息万变的未来。
(五)强调互动的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组织形式是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组织方式及教学时间和空间的安排方式。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对学生知识的获得、智力的形成与人格的提升产生不同的影响。哈佛大学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常采用研究式和讨论式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引导和启发学生，强调与学生的互动，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哈佛大学教师的授课形式多种多样，通常使用的课型有：演讲课(lecture)、讨论课(seminal)、辅导课(tutorial)、实验课(experiment)、个案研究(case study)、模拟法庭(moot court)、项目研究(project method)、角色扮演(role play)等等。1教师并不进行满堂灌式的授课，而是强调学生的独立阅读和讨论，学生有充足的机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观点。22002 年哈佛大学再次启动了全面综合的本科生教育改革，在教学方面这次改革主要从“21 世纪哈佛教什么、如何教”两个方面广泛收集建议，在阶段性报告中哈佛提出本科生教育要注意控制师生比，要重视小班教学和小组教学，“习明纳”(seminal)形式的研讨课都要小班化。为此，哈佛大学还准备改造现有“习明纳”教室，新建座位环行摆放的小教室，便于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互 动。3
（六）独具特色的隐性课程形式
隐性课程是指在学校中除正规课程之外所学习的一切东西，是学校经验中隐蔽的、无意识的或未被完全认可的那部分经验。4隐性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习者的价值感和尊严感，并具有兴趣上的激发功能、认知上的导向功能、情感上的陶冶功能、意志上的磨炼功能与行为上的规范功能。哈佛大学独具特色的隐性课程形式就在于其住宿制。
哈佛大学本科生宿舍楼并非单单一座楼房，而是由若干座宿舍楼组成的群落，其实称作楼群更为确切，其功能也绝非单单住宿，而是学习、餐饮、娱乐、住宿、健身、交际等诸多功能融为一体。宿舍楼拥有食堂、公共休息室、图书馆、学术和文化娱乐活动的设施。宿舍楼提供很多师生互动、同学交往和教学机会，例如各幢宿舍楼都开设辅导课程、小班课程和习明纳课程，举办社会服务、表演、音乐会、讲演、特殊宴会和晚会、各种运动队的校内比赛等等。长期以来，各幢宿舍楼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传统风格，在哈佛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大背景下塑造
着更小的学术和社会共同体。源自洛威尔校长的本科生住宿制至今仍延续其一贯的理念：即宿舍楼系统将大学浓缩为一个优雅的、易于管理和服务便利化的地方，一个面对面进行社会与学术交往的网络，一个与不同背景的人及教师、学者进行非正式互动和增进文化、智慧与社会化的社区。宿舍系统已成为本科生在哈佛学习生活经验的基石，正如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所言：“哈佛大学的宿舍系统并不仅仅是一些建筑而已，它是教学、学习、交流的地方，是一个多元活跃的社区。”5
三、哈佛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启示
哈佛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但其在模式创新的过程中所秉持的理念与价值取向，及对个适和内适规律的尊重，则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培育大学精神，凝炼培养理念
大学精神是反映大学历史传统、特征面貌的一种精神文化形态，是师生员工在长期的教与学、工作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为广大师生所认同的一种群体意识。对大学办学宗旨和培养理念进行哲学反思和价值定位，是大学精神的重要功能。若将大学精神比作树之根茎，培养理念则是树之干枝。因而，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离不开大学精神的蕴育和滋养。在370 余年的办学史中，哈佛的人才培养理念几经变动与调整，而这种变动与调整的主轴却是其一贯所坚守的大学精神，具体的说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追求真理不盲从权威是哈佛大学的校训也是坚守科学精神的体现，以生为本促进全面发展则是哈佛秉承人文精神的表现。
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加上对国外先进理念的研究借鉴，当前我国对人才培养理 念的理论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实践探索中也并不缺乏先进理念的指引，然而，为何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依然成效有限、举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大学精神缺失，导 致大学在办学中缺乏一种特立独行、独立自主的精神气质，表现为大学定位不清，价值取向 偏颇，功利主义盛行，人才培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先进理念停留在口号层面。要培养独特 的大学精神，除了改革宏观管理体制，营造适当的制度与文化环境外，在大学层面则须在培 育具有普遍意义大学精神的基础上，如学术自由精神、科学与人文精神等，根据自身的办学 历史与比较优势，发掘自身独特的个性化的特质，形成优秀的具有生命力的大学精神。如此，则能引导大学合理定位，彰显办学特色，形成一个结构合理分层有序的高等教育系统，各个 高校能根据自身独特的大学精神，认识人才培养的价值，摆正人才培养的地位，凝炼个性化 的培养理念，形成多样化的培养模式。
（二）改进专业设置，优化课程体系
我国大学传统的专业设置模式源自上世纪50 年代对前苏联培养模式的移植，即学生从 进校开始就进行专业分流培养，专业设置注重与现实工农业生产的岗位需要对口衔接，专业 口径十分细致，制度设计刚性划一。这种传统的专业培养模式满足了特定时代对专家型人才 的需求，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即导致人才过于专业化和片面发展，知识面狭窄，社会适应能力低，学生几乎没有自主性和选择余地。然而，传统的专业培养模 式也有一定的优点，不可全盘否定。改进我国大学的专业设置模式，应该立足于我国大学现 有的专业模式的基础上，吸收哈佛大学专业设置模式的优点，形成适合我国国情和校情的专 业设置模式。具体来讲，当前我们可以在调整专业分流时间、扩大专业设置口径及优化制度 设计等方面进行改革。调整专业分流时间，即避免在学生一进校就确定专业，让学生在进校 后有充分的时间发掘自己的潜能与兴趣，能够自主选择专业；扩大专业设置口径，即综合考 虑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减少专业数量，提高专业适应性；优化制度设计，即打破刚性划一 的制度，增强制度设计的灵活性，以生为本，让学生在专业选择中有尝试和更改的机会。
改进专业设置需要课程体系的优化相配合。在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尝试进行按学科大类招生、推迟专业分流的背景下，优化课程体系，重视普通教育显得尤为迫切。考察哈佛大学本科生课程建设可以发现，其最为人称道的课程改革并不在于专业课，而在于其核心课程，哈佛对核心课程的重视甚至超过了专业课。反观我国部分大学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仍不够深刻，认为通识教育只是在专业教育以外扩大一点兴趣和知识面，是专业教育的补充。优化课程体系关键是要形成合理的课程结构，即调整专业课，增加选修课，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建设。有条件的大学可以将通识教育课程独立开设，形成课程模块，并在四年中与专业课进行匹配衔接，注重课程内容的甄选，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学习方法。
（三）改革教学制度，创新教学形式
哈佛大学的教学制度体系对改革我国目前的教学制度有两点启示，首先，应进一步推进 选修制，完善学分制。分析哈佛大学课程选修制的发展，可以看出，学分制是选修制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学年制也可以引入选修制，选修制可以为学分制和学年制下所共有。不 可简单地说学年制和学分制谁优谁劣。如哈佛大学于80 年代取消了学分制，但其教学和科 研质量并没有因此而下降。高校在推行选修制的过程中，要结合自身实际，充分考虑时间、范围与条件因素，应先行试点，逐步推进。其次，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试行和完善导师制。哈 佛大学能够实行导师制与其雄厚的人力与财力支持密不可分，即便美国其他一流大学也并不 是都能够实行导师制。因此，导师制在我国只能选择在有条件的高校实行。目前，我国部分 高校实施了拔尖创新人才试点培养计划，采取实验班、基地班、创新人才计划等多种形式，选拨部分学生进行精英化培养，并试行导师制，虽然这种导师制下受益的学生范围有限，但 作为一种尝试和试点，对我国部分研究型大学日后推行导师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大 胆探索和完善这种导师制形式。
在创新教学组织形式上，首先，我们须转变重科研轻教学的观念，切实将教学和育人放 在高校工作的中心；其次，在具体教学观念上，应变传统的知识课堂为研究课堂，使课堂爆 发出求知、探索与创新的生命活力，处理好教师的规范与学生自我建构的关系；其三，大力 开展研究性和实践性教学，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最后，应开放各 种科研项目和科研资源，让大学生亲历科研过程，激发科研兴趣，训练科研能力。
（四）蕴育隐性课程，营造成才氛围
哈佛大学隐性课程的特点在于构建了一种全时空的教育氛围，使校园学习生活的每个方 面都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相连，让学生无论课堂内外都可以增进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 操。哈佛人清楚的认识到以校园生活和社团活动为基础的校园文化对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作 用，因而创造条件培育独特的校园文化生态，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文化感染，得到意想 不到的成长和收获。1相对来看，隐性课程建设在我国大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生在课堂
工程创新经验启示 篇3
关键词 农业；科技创新；科技推广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36.040
1 国外农业科技发展现状及趋势
1.1 美国产学研结合型农业科技创新模式
美国是农业强国，是农产品出口率最高的国家，有着完善的农业科技技术体系以及强大的顶尖科技实力，农业科技进步率高达80%[1]。首先，美国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模式，产学研紧密结合，提高农产品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美国有着专业的农业科研机构，着重将农业企业、商业机构和农户紧密的衔接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促进。一项新技术成功研发，就会有相关农业推广机构进行测试，然后转让给企业和农户进行使用。其次，美国有完善的农业科技研发体系，合理分工及良好的体制机制促使美国农业快速发展，农业技术研发机构在美国农业科技研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几年来，美国加大了对农业科研创新的资金投入。最后，美国农业科研创新基金根据法律条例依法由联邦政府拨款，农业科研投入呈刚性增长，投入渠道明确科学[2]。
1.2 英国政府引导型农业科技创新模式
英国在发展现代农业中，从农业发展初期到成熟期，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并根据国家农业战略和联邦政府制定的政策对农业进行深化改革，逐步建立了具有完善的科研系统和强大的科技研发队伍，从英国农业发展过程来看，其采用的是政府引导型科技创新模式[3]。
英国在2004年建立了农业科技质量保障体系，其中规定，农业科技研发经费必须是公开透明，做好各个机构的监督管理，并要接受外界的监督。一项科研技术的成功研发必须接受世界上最优秀农业科学家的评价意见，并组织英国国内相关学术界咨询委员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最后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方面要具体明确。近年来，英国政府方面也在不断加大对农业的科技创新支持力度，通过颁发一系列政策、组织专门的农业推广机构，对农业科技进行推广和应用。在推广应用方面，农业科技研发机构要完全按照农民需求进行科技研发，并在地方组建专门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科技咨询公司等农业中介机构，来帮助农业科研成果有效地推广和应用。此外，英国政府每年会对农民进行农业补贴，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与政府签订合同，农民会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按照合同要达到的指标和各自的生产需求，而必须将部分资金投入农业生产的新设备和新技术上。
2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1 农业科研创新资金投入不足
农业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它不断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近年来，农业科技在不断向前发展，国家也在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政府部门以及各个农业机构也对农业科技的发展重视起来，组织农业科技研究机构专门进行科技研发，并推广宣传农业科技。但由于农业的自然属性仍然影响着农业落后地区农业科技的发展、部分偏远地区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科技创新供给质量不高、政府对于偏远地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致使农业科技无法在整个农业大系统中施展，许多科研新项目并不是来源于农民的实际需要，而是从农业科技自身发展规律而总结出来的，为专门的农业生产服务观念较差，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就会呈现出适应性差、不完善等特点。
2.2 农业科技创新供给结构不合理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应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农业科技也在不断创新发展。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进程中，农业技术的发展已不再是单向发展，还需要多层次、多方面的农业科技创新综合使用技术。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逐渐呈现出结构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农业科技创新供给结构不合理、技术不先进、配套设施不健全、农业科技的发展缺少综合配套农业科学技术，就会造成农业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农业综合利用水平较低，使大量农业技术储备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大大制约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一直存在着机器设备不足、原材料质量不高、产业结构与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水平与配套设施仅占发达国家的5%～10%，农产品加工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研究成果中对原材料和废弃物再加工的利用较少，造成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低下。农产品加工业中的初级产品较多，精深加工的产品较少，产品质量较低，与国外科技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2.3 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率较低
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我国农业相关企业明显存在着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较差、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和农业技术推广不足等问题。截至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和转化率不足50%，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推广率高达80%，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农业技术不断发展，但很多农业企业仍受科技研发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的困扰，我国只有很少的农业企业有专门的科研机构，这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缺乏专业的技术知识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只是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虽然我国在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力度，改善了原有农业企业科技研发落后的现状，但与高速发展的农业经济相比，农业科技的资金支持力度还是不能满足人们对新技术的需求，中国用于农业科技创新费用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1%。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仍导致我国农业科技落后地区不能更好发展农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
3 国外农业科技创新的经验借鉴和启示
3.1 科学规划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在农业科技迅速发展时期，美国采用的是产学研相结合的农业科研创新模式，将农业企业、商业机构和农户紧密的衔接起来相互促进，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对于我国而言，政府及农业相关部门也要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加大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充分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和农业新技术，不断加强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和经验学习，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布局合理明确的农业产业结构、产学研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国家要有专门的科技研发中心，有专门的科技人才监督管理，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农业高新科技企业和集团，拓宽与国外交流合作领域，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
我国要在企业的管理体制方面不断调整，可以以现有的管理运行机制作为基础，通过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完善整体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和部分农业科研机构的布局结构。建立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农业科技新体制，才能让农业科研机构布局合理化，农业资源充分利用，不断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4]。
3.2 准确把握农业科技创新方向
要想使农业稳定地向前发展，就要按照党中央出台的政策来准确把握农业科技的流行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认真贯彻和落实党中央出台的关于农业的战略部署，不断进行实践和总结。
英国的农业科技创新经历了机械化农业、生物农业、化学农业、生态农业等几个阶段，在发展农业科技方面也不少走弯路。近年来，英国改善了以往的农业机制，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主，改善了农业环境，使农业能发展得更长远。对于我国而言，也要根据党中央出台的农业政策，把握好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总结国外农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改善原有农业过度使用土地资源，强调高投入高产出，对农业用地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现象。要总结国外农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不能走他们的老路，尊重土地、尊重自然，合理开发土地、充分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才能让农业科技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3.3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美国、英国的农业科技创新经验充分表明，要发展农业科技，就要由国家出台相关农业政策，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投入机制，并确保农业投入资金比例与国家农业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是我国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关乎国计民生，政府部门以及各级农业机构要高度重视现代化农业建设，构建布局合理的农业科研机构，并有专门的技术人才进行管理，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一体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采用新的农业体制，要把政府、农业企业和农民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6]。
4 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对策
4.1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力度
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也关乎国计民生。我国政府要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建设，农业技术的研究、农业科研专项的实施、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都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政府部门、农业相关机构以及农业企业要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充分把握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广泛吸纳外资，社会资金，并鼓励农民积极投资，共建一体多元化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4.2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市场机制
我国由传统农业不断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现有的农业体制已不适用于当前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要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改革方略，才能有效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我国要深化改革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农业科技创新推广项目的资金拨款制度，专业化管理科技推广项目，通过各企业竞争、投资招标等有效措施提高农业科技推广率[5]。构建有效的农业科技创新市场机制和农业科研项目研发机制，提升农产品的产出率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实现农产品的市场效益，更好地推动农业科技向前发展。
4.3 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农业的发展是一个艰难又复杂的过程，农业作为一个特殊产业，其特殊性表现在周期长、推广难度大等方面。许多农业科技落后地区的农民，渴望学习新技术又害怕冒险，在快速发展的经济时代，原有的农业推广体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农业科技的发展需要一体化的协调机制，要改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培养科技人才，并定期对农民进行农业科技知识培训，提高农民科技知识和文化素质，由专门地农业技术专家进行科研项目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以政府为主导，加强财政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要把农业研发机构、农业相关企业、农民充分结合起来，构建多元一体化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国农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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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创新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篇4
关键词：包容性创新,传统创新,低收入人群,可持续发展
1研究背景
在目前外需下降,内需不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发达国家提出再制造化和各新兴经济体竞争日益加剧的条件下,追求前端技术创新成为各国的必由之路。但现实表明,传统精英式创新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参与体共享发展成果等方面呈现出非可持续性,因此,亟需转向能够充分考虑低收入人群需求,并将其纳入创新过程当中的包容性创新。包容性创新追求金字塔底端人群对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创造出能够为更多人享用的产品和服务,这类创新可以使金字塔底端人群收益［1］,亦称之为MLM ( Multi - level Marketing) 模式［2］。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包容性创新的相关研究路径大致是由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发展逐步过渡到包容性创新［3］,主要包括包容性创新的意义、特征与模式,有关包容性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性研究较为缺乏。对于我国来说无论是从理论到实践还是政策制定上,包容性创新都是全新的,有待深入探索。
不同于传统创新,包容性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转型方式,更加追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这与我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成为未来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包容性创新体系的建设,并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这些国家相似,中国通过近几十年的努力实现了经济飞跃,并在不断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发展之路,学习包容性创新国家经验, 走本土化的包容性创新道路,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2各国包容性创新实践
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 《世界发展指标》 报告,目前世界极度贫困人口仍有12亿之多,尽管近年来很多国家的极度贫困率迅速下降,但世行估计,到2015年世界范围内仍将有9. 7亿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 25美元。这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事实。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国家间和国家内的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广泛的低收入人群无法分享先进技术成果和社会福利,单纯追求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精英式创新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亟需转向能够实现社会公平、 保护弱势群体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和共享增长成果权利的包容性创新。近些年,世界各国逐步加强包容性创新的实施力度,努力构建集政府、企业、低收入人群等多主体参与的包容性创新体系,为推动整体包容性发展进程提供了积极演示。
2. 1政府着力推进
政府在包容性创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仅体现在研究和开发阶段,还体现在产品商业化以及推广等阶段。现阶段,各国政府都积极推进本国包容性创新进程。2011年,为刺激区域内企业基础创新活力,伊比利亚美洲创新委员会制定了未来创新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各国合作,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该地区企业基础创新项目的实施。2013年,俄罗斯政府批准了 《2020年前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指出创新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要为公民今后的创新活动创造条件,充分尊重草根的首创精神, 永葆创新活力。
印度是积极开展包容性创新的典型国家之一。 2010年,印度总理辛格就发起提议并积极推动,促使印度建立了专门负责制定国家宏观创新战略的国家创新委员会。创新委由总理的前科学顾问、著名电信科学家萨姆·皮特罗达担任主席,并收纳了来自学术界、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等多个领域的成员。 成立后,创新委员会展开了大量关于包容性创新的工作,主要包括:( 1) 鼓励建立地方性创新委员会,配合国家创新计划的实施,在各邦和行业部门也建立创新委员会。在区域层面,努力充分挖掘本地智慧、促进草根创新; 在行业层面,鼓励能源、 农业、医疗等领域的包容性创新,同时加强跨行业合作。截止2010年12月,印度地方性创新委员会已覆盖了22个邦和24个行业部门,从而形成了国家、地方多层级的创新部署。 ( 2) 提升基层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为保障草根创新,印度国家创新委员会计划向250 000多个村落提供光线与宽带服务,实现落后偏远地区互联网的高覆盖率。该计划旨在提升基础设施对本区域的服务能力,在加强草根人群创新能力建设的同时便利区域内创新方案的收集及知识分享。 ( 3) 加强包容性创新的宣传、普及。每年11月底,印度创新委会出版题为 《向人们报告》的工作报告,详述过去一年国家的创新计划进展情况,创新委还积极向企业和普通民众宣传包容性创新。例如2012年 “印度大挑战” 计划的开展,就吸引了很多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参与。在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方面,2012年以来,印度政府联合国内大学和企业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包容性创新的举措。包括总额为500亿卢比( 约57亿元人民币) 的包容性创新基金的设立,支持国家医疗、教育、农业、纺织等社会民生领域的创新; 制定创新计划支持草根创新者的创意和发明; 设立地方和社会基金, 积极探索预算外补助金和创新税收激励的新方式为创新活动提供风险担保和资金支持［4］等。
2. 2企业深入挖掘BOP群体需求
Prahalad和Hart［5］认为,全球范围内处于金字塔底端的低收入人群蕴含着巨大的商业财富,企业通过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或利用其现有资源,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还能够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并进一步帮助缓解社会贫困问题。各国企业也进行了一系列包容性创新活动。表1中列举了若干企业包容性创新案例。
印度塔塔集团在世界范围内颇负盛名,该企业以重视创新而闻名于世。早在2009年,塔塔集团就突破性地取得了761项创新成果,彰显出强大的创新能力［6］。塔塔公司于2008年推出的Nano汽车, 售价为10万卢比( 约合1. 9万元人民币) ,汽车在研发、设计和生产阶段始终坚持低成本原则,将普通汽车的各个零部件都予以最大限度的缩小,且不失安全性和舒适性,在价格和使用方面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需求,未经上市就受到广泛关注,被称为 “人民的汽车”。为进军欧美市场,目前,塔塔集团宣布将推出改款Nano微型车,为更多地区的贫困人群提供生活便利,这将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延续Nano神话。
孟加拉国最大移动运营商格莱珉电话有限公司推出了一种新型的手机运营模式——— “电话女士” 项目。在孟加拉国,由于电话与网络等基础设施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妇女甚至数年无法与在外国打工的丈夫沟通,而渔民们需要乘坐两天的皮卡到首都达卡向饲料供应商下订单,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电话女士”项目的推出旨在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通过与外国电信公司合作,公司将对一些农村妇女进行集中培训,再派她们回到自己的村庄去推广手机服务,在提高农村妇女收入的同时,消除城乡之间的 “数字鸿沟”。2012年为 “电话女士” 项目工作的孟加拉国人已超过28万, 她们的平均收入是孟加拉国人均收入的3倍。
2. 3草根阶层和组织的广泛参与
现实中,数量规模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是具有极大潜力的创新者,掌握着最纯粹的传统技艺,分布于乡村、田间的草根创新者通过对传统技术的改良和推广,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提高收入水平,成为包容性创新的重要参与主体。在草根创新的过程中,基层创新组织为其提供了技术和资金等多方面的指导和支持,是草根创新的重要支撑。表2给出了一些国家重要的基层创新组织。
基层创新组织是草根创新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数量繁多的基层创新支持组织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印度蜜蜂网络( HBN) 和可持续发展技术与制度研究会( SRIISTI) ,该组织致力于发掘并鼓励源于基层的创意和知识。如今,蜜蜂网络已建立起一套集立案发现、产品发展增值、企业发展、知识产权管理和产品或服务商业化的完整机制,在印度科技部设立的全国创新基金中,获得了全国范围内400多个地区,50 000项创新活动和传统知识实践活动。 可持续技术和制度研究会( SRISTI) 于1993年创立,通过为蜜蜂网络提供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已经完成了17次组织活动,成为印度发现基层创新的重要机构之一。孟加拉乡村银行一家专门发行微型贷款的机构。该银行主要面向贫困人群特别是农村妇女提供无息或利率较低的微型贷款,以开发贫困人群的技术和能力,鼓励其参与创新和创业。2014年,孟加拉乡村银行已在当地建立了2 200个分店, 职员约18 000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在贫困人群创新的金融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容性创新活动中,中介组织、社区机构常以沟通者、信息采集和传播者的身份出现,旨在通过信息交流、资源整合、平台搭建和提供服务等方式弥补政府等正规部门的市场缺陷。印度Krishi Gram Vikas Kendra ( KGVK) 组织的建立是为解决加尔克汉德邦农村低收入群体无法得到持续性的收入机会和医疗服务等问题,该组织的( AGIVIKA) 民生研究和培训中心对加尔克汉德邦的低收入人群进行医疗卫生、教育和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技能,且只收取少量费用。直至2010年12月,该组织在加尔克汉德邦的352个农村建立了3 000多个个体经营小组,使10 000多人的收入得到提高。其主要成果包括: 建立了78个农民俱乐部,为600多为农民提供培训服务; 建立了2个零售店,销售额达到1. 2万美元。
3积累的经验
3. 1包容性创新的逻辑依据
2011年,欧盟发布了 《欧洲2020年可持续与包容性的智能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出了构建 “欧洲脱贫平台”,确保社会与区域凝聚力,分享发展与就业带来的利益; 确保贫困人群有尊严的生活,积极融入社会。现实生活中,社会排斥是造成贫困人群权利贫困的主要原因,故通过多元创新降低社会排斥是实现包容性的关键。
客观体制包括正式、非正式的政策制度以及外部客观环境如基础设施等和经济体主观能力是经济体参与到社会生产中的主要障碍［6］,大致形成体制性排斥和能力性排斥。体制排斥是指经济体具有相关能力但受到相关体制性因素的限制而无法参与生产活动,而能力性排斥是指由于个体能力缺失而导致的由政策和制度带来的限制。从个体角度来说, 当一个合法的个体无法有效参与正常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时,那么社会排斥就出现了,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归咎为经济、地理、社会以及政治因素的组合［7 － 8］。如由于经济发展惯性原因,低收入人群总被认为是低端市场的消费主体,加之公共基础设施匮乏、信息搭建平台不完善等原因,低收入人群逐渐被排斥在社会先进生产活动之外。从企业角度来说,体制性限制主要体现在初创企业进入社会生产领域中时,将受到进入和参与壁垒的阻碍, 例如初创企业内外部资源限制、管制制度限制以及现有企业在位优势等。能力性排斥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供给不足而导致的经济体丧失平等参与和分享成果的机会和权利。例如低收入人群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生产技能,因而被排斥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外。企业层面的主观能力限制包括资源占有程度和市场参与竞争能力的欠缺。如企业专有性生产设备的缺乏,又如初创企业在捕捉市场信息、明确细分市场等方面竞争力较弱。
降低体制和能力上对经济体参与机会获取、参与过程和产出结果过程的排斥,促进经济体参与社会生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进行体制创新。鼓励国家层面系统内部的制度创新,从政策体制角度实现系统开放和参与壁垒的降低。在克服地理因素限制方面,加强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加快区域内低收入人群参与和分享创新愿望的实现。例如印度国家创新委员会为落后地区提供了光线与宽带服务,增加了普通民众互联网经验交流和分享的机会。二是经济体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提高。如印度非正式组织通过资金援助、 专业培训等方式帮助低收入人群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的提高,此外还积极充当创新活动的组织和协调者、信息收集和交流者等角色。
3. 2包容性创新特点
传统创新以企业、科研机构为主导,通过研究新技术、掌握新知识的方式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争取在市场竞争中占优［9］,在创新过程中更加重视前沿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致力于获取更多的商业收益和价值财富。传统创新追求新功能、新体验,单位成本投入多,因此产品价值也相对较高,导致低收入人群无法分享创新产品和服务。不同于传统创新,包容性创新倡导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以开发低收入群体潜力为基点,维护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和创新成果的共享性。在创新主体、目标以及成果应用范围等方面则呈现多元化趋势,追求多主体、多对象和宽领域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总体来看,包容性创新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创新与包容性创新的主要区别如表3所示。
从理论上看,包容性创新具有低成本、低价格、 高市场需求等特征,因此成为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赢取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生产参与程度的重要方式。 从实践角度来说,包容性创新模式包括 “自上而下”( top - down) 和 “自下而上” ( down - top) 两种［10］,二者相互补充、互为表里。其中, “自上而下”的创新以企业为主导,针对现有自然和社会环境,通过产品、制度、流程和组织的协同创新,降低创新成本来突破现有阻碍。如2 200美元的汽车、 每小时只须10卢比的无线上网技术,又如年资费10美元的太阳能面板,各国企业都从现实角度出发, 通过对特定技术的选择和改进,在包容性创新过程中发挥着积极角色。而 “自下而上”的创新强调低收入人群对现有工艺和知识的重新整合,实施方式通常采取合作创新或团体创新,鼓励草根人群创新意识的觉醒并促使创新活动的展开。例如中国温室大棚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成功实现了中国千万农民经济利益的提高。温室大棚具有透光、保温( 或加温) 等功能,多用于低温季节喜温蔬菜、花卉、林木等植物栽培或育苗等,针对在不适宜植物生长的季节,帮助延长农作物生育期和增加产量,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农业栽培方式之一。
3. 3应重视的问题
包容性创新在各国展开,不少国家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吸取各国包容性创新实践教训能够帮助降低我国在创新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加快形成本土化包容性创新。
政府部门是包容性创新的支持者和发起,在制定创新战略、选择创新对象等方面起到了引导作用。 然而,政府的性质和职能决定了它在直接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不具有民间企业所具有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11］,准确的角色定位是政府在包容性创新过程的重点。在合理的生产活动中,政府一般以制度环境的创造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出现,充分鼓励企业在包容性创新中的主导作用。目前,各国包容性创新成果的数量和种类较多,但就参与度而言,开展包容性创新的企业较少,大部分的企业尚未认识到包容性创新带来的远期经济绩效,有些甚至从未了解和接触过这种新型创新方式,从而无法充分实现企业包容性创新的主导作用。此外,草根创新多发生在偏远农村或城市落后地区。由于历史、地理、 宗教等原因,这些地区的普通民众通常缺少话语权, 因此创新成果只能停留在小范围内,无法形成惠及社会乃至国家的 “蝴蝶效应”。
从绩效评价角度来说,现阶段各国并未建立能够对包容性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合理评估的绩效评价体系,包容性创新投入及产出难以量化,为政府进一步包容性创新政策制度的规划和调整带来难度。另外,评价指标不明确导致科技部门对包容性创新投入和产出过程中的市场反馈信息缺乏合理分析,因而缺少对应的配套策略和后备计划。
4启示与借鉴
4. 1顶层设计与基层规划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让 “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中国政府将建立和谐社会、减少收入差距、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作为最重要的发展目标。包容性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但目前这一概念对于我国来说仍是全新的。
( 1) 将包容性创新纳入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 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3年发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达到13. 5亿,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人口持续增长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益深化,目前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明显落后于大多数国家。与此同时,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较大,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3. 03: 1,收入差距大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享用,而低收入群体被排除在共享社会生产成果之外。因此,将创新理念转向挖掘低收入群体的创新潜力,为低收入人群营造创新环境和致富机会的包容性创新,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转型之一。从宏观上看,我国包容性创新的实践还处于初始阶段,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框架,呈现分散化特征,因此,将国家包容性创新战略纳入总体规划迫在眉睫。政策制定者应重视对包容性创新理念的引入,同时强化对国家包容性创新的战略规划、系统设计和宏观统筹,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创新驱动发展,结合政策法规、公共服务等多种手段,加快政府职能向战略引导和营造创新生态环境的转型。
( 2) 包容性创新规划机构的设立。尽快建立中央、地方以及其他参与方为一体的全国性制度协调体系,解决包容性创新过程中政府缺位的问题。从各国包容性创新经验可以看出,各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推进对包容性创新的规划统筹,通过设立国家创新委员会等方式,管理和监督社会各领域的创新, 加强对重点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包容性创新的扶持, 加快社会包容性创新进程。建议我国借鉴其做法, 设立国家包容性创新委员会,从宏观层面对包容性创新活动统筹规划; 各省市级单位,设立相应地方层级的创新机构,加强对本地创新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此外,尽快确立包容性创新投入产出指标,建立并完善能够对创新投入产出进行评估的绩效评价体系,帮助确定创新重点和改进方案。
( 3) 区域包容性创新系统的建立。作为区域内包容性创新的规划和协调机构,基层创新机构与国家创新委员会共同协作,引导区域内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包容性创新。构建以企业主导的区域包容性创新体系,加强各创新参与者的联系,如经济学家、 行业领袖、非政府组织等。此外,还应根据各区域实际,开展对低收入人群创新需求的调查。对区域内低收入人群的数量规模、分布地区以及生存状态进行调查,为推动包容性创新提供数据支撑; ; 对低收入群体现阶段参与创新实践遇到的问题及困难进行调查,为选择相应的政策支持工具提供依据。需要注意的是,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并不一定能够准确表述自己的需求,故需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挖掘这些人群的实现需求和潜在需求。
4. 2包容性创新政策的制定
( 1) 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在解决由于风险意识的存在导致参与者创新热情消减,以及创新成果收益期过长,迫使创新主体终止创新行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政策包括政府的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税收减免等多种形式,其中政府采购政策在推进包容性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印度为例,根据一份印度电信部2011年出具的报告,2010年印度联邦内阁强制所有政府部门采购国内企业生产的电信、IT硬件和电子产品,预计到2020年,印度移动公司采购的电信网络设备和其他基础设施中至少有80% 来自国内制造商。政府采购推动创新能够在多个领域实现,包括电子医疗服务系统、药品、 能源和数字技术等。据了解,美国政府每年支出约500亿美元用于研发项目的政府采购,欧盟国家的政府采购占整个GDP的17%［12］。这些数据表明了政府采购能够为创新提供坚实的市场潜力。此外, 政府部门利用技术采购和合同采购等方式,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示范效应,激励市场竞争,促进包容性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商业化和规模化,同时有利于降低供应商的市场风险。
( 2) 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在引导社会闲散资金、强化创新金融支持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金融激励促进包容性创新的发展,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直接为包容性创新融资,也可以通过普惠金融政策实现对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支持。当前, 印度包容性创新基金的筹资目标是10亿美元,已使许多低收入人群收益。此外,普惠金融的推广还为大量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政府还可以建立科技园区、企业孵化器等桥梁机构,为包容性创新提供基础设施、商业规划、 专业意见等非金融服务,为企业或低收入人群早期的包容性创新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撑和保障。现实中, 金融政策的实施还能够促进银行、保险的资金介入, 解决创新过程中融资难和风险高的问题。
4. 3营造包容性创新氛围
( 1) 基层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完善的基层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提高低收入群体信息交流和共享的效率,是增强低收入人群参与和分享创新的重要基础。在完善基础信息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在借鉴他国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造和完善。 例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必须实现无限宽带服务的提供,加快区域内的光缆铺设,提高移动电话和网络的覆盖率。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则需重视多种信息收集手段的结合,实现多方位、一体化的基层信息共享平台。此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农村地区的宽带信息服务建设,发掘区域内市场潜力、搭建促进低收入人群合作、交流的信息平台。
( 2) 低收入群体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的提高。 知识和技术能力低下是造成机会排斥的主要原因, 因此,必须重视对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创新能力提升,让低收入人群充分参与到创新中来, 共享创新收益［13］。首先,加强落后偏远地区初等教育的普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知识。其次,开展专业化的技能培训,如由政府、企业、中介组织或社区机构等组织的专门面向普通民众的专业讲座和咨询会,帮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产技能和技术的使用技能,实现其创新能力的提高。再次,应明确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人群和重点领域。例如, 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这些传统的工艺技法通过培训的方式进行传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使其产生新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又如,挖掘残疾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使其在创新研发设计方面的科技项目、发明专利、工艺技能得以实现,为鼓励和支持其创新创业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
工程师之国：瑞典的创新启示 篇5
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创新能力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作为欧盟中的小国，19世纪末，瑞典还是欧洲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如今瑞典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社会”。
瑞典不仅是目前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按人口比例计算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也是欧盟乃至世界上创新能力上的领先国。“工程师之国”瑞典良好的创新环境，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为我国在向着创新型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地方。
从“瑞典创意之光”项目谈起
2015年初，一项名为“瑞典创意之光”（SSoI）项目在华启动，吸引了众多关注创新文化的人的注意。这项由在华瑞典企业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阿法拉伐（Alfa Laval）、爱立信（Ericsson）、宜家（IKEA）、斯凯孚（SKF）与沃尔沃（Volvo）等六家公司牵头共同发起的项目，力图整合信息与资源，以同一个身份共同在华推介瑞典的雇主文化和创新文化。不出举办者的意料，该项目从上海开始发起，通过校园巡展、挑战赛、社交媒体分享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大家介绍了瑞典企业的核心价值，如关爱、创新、参与、分享。特别是瑞典国家的创新理念，让人在接近现实之后久久不能平静。
很多人了解这个接近北极圈北欧小国瑞典，是通过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开始的。但如今，伴随着贸易的全球化，我们周边已经连接起了一连串尽人皆知的瑞典品牌——宜家家居、爱立信通信、沃尔沃汽车、哈苏相机、H&M服装、ABB工业控制器、伊莱克斯电器等。
可是有谁这个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欧国家，19世纪末，瑞典还是欧洲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即使是面包和黄油，都需要富裕的伦敦市民来募捐。如今，这个人口只有1000多万，面积仅有45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却是世界上按人口比例计算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并且被社会学家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社会”。
一切都与瑞典人的创新精神有关。
这是一个诞生了人造心脏、伽玛刀、安全带、安全火柴、鼠标、心电图记录仪、拉链和真空吸尘器等造福人类的一大批发明的国家，这是一个诞生了发明家诺贝尔、植物分类发明家林奈等一批伟大的科学家的国家。
瑞典是个创新性极强的国家。瑞典人好奇心强，善于解决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实际问题。看看历史，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瑞典人那么擅长将其理念转化为实际。据说最初定居在北欧的人们必须非常讲求实际，而且足智多谋。他们开发出很多工具和设备，让生活变得更轻松。丰富的自然资源激发了瑞典人去关心他们周围的事物，研究自然世界。于是就有了摄氏温度计、植物分类和化学元素符号等18世纪的创新成果。
而在2013年和2014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瑞典依然名列前茅，排在世界第二。全世界各个国家在研究当中投入的排名，瑞典是在这方面投入最多的国家，紧接着以色列排名第二。在科学类的论文发表上，瑞典也是在全球排名中排第二，仅次于瑞士。创新精神让瑞典能够一直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名列前茅。而这只是瑞典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的一部分。1990年以来，瑞典实现了45%的经济增长，同时减排了12%的二氧化碳排放。
如今的瑞典，依然在时刻诞生目不暇接的创新应用产品。
比如利用聪明的细菌制造的血管。目前，在心脏搭桥术中，外科医生必须使用患者自己的血管。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可供移植的血管。Arterion公司致力于利用“受过培训的”细菌，将纤维素加工成微型软管，以用于制造人工合成的血管。这个创新解决方案是与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和哥德堡大学合作的结晶。
再比如Tobii Technology公司提供的眼球跟踪解决方案。通过这种技术，无需动手就可以轻松上网冲浪、发送电子邮件或者控制电视机。该解决方案利用摄像头来记录用户目光的方向。残障人士只要用目光注视一台设备，就能将之启动，然后通过通信软件进行操作。
还有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下设多学科研究平台iPack Center。该平台将生物医学传感器、电源和无线通信技术集成到基于光纤的包装和纸张中，产生了一系列诸如智能生物纸、智能药包装和病人监视设备等创新产品。例如只要按下适当的电子键，就能自动打开的包裹；伤口感染时可以发送短消息的石膏；或者配备了传感器和GPS装置，可以查明递送过程中发生损害的时间和地点的包裹。
那么，这样一个小国，令其创新表现得分超过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等其他国家，到底是什么支撑了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呢？
创新来源于教育制度
能让一个如此少的人口的国家能在这方面这么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瑞典的教育制度，因为瑞典的文化和教育环境，非常适合培养创新人才，特别是瑞典的学校教育体制非常注意学生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瑞典人从娃娃时代就开始注重孩子的动手能力，因此小学课程设置以培养兴趣为主，小学生在8岁前一没有考试，二没有任何成绩评定。除语文、数学和自然等必修课外，家政课和手工课等培养动手能力的课程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很多瑞典孩子都是在小学学会烤蛋糕、制造奶油曲奇、加工木板制作简易桌椅，很多人甚至成年后仍保存着自己当年在学校亲手制作的简易板凳。
很多教育工作者发现，孩子在小时候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果因势利导回答他们的提问，会有利于他们知识的形成。所以瑞典特别鼓励我们的学生、青少年，有自己独特思考的能力，拥有自己自由成长的空间，保持对知识有好奇心，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这一点与中国的环境有很大不同。此外在瑞典的小学和除了对知识的传播，老师主要培养学生能够正确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对权威的惟命是从和人云亦云。也正因为如此，创新最需要的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在很多瑞典人身上得以保量，也正因为如此，瑞典人生活往往都更具平常心，安宁、踏实，心情不浮躁也不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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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瑞典教师说，在全球所有的教育体系中，瑞典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创新教育，“我们的创新通常更加聪明巧妙，而且更高效；其次，我们的教育体系鼓励孩子们‘大胆想、大胆做，做真正的孩子、尽管去犯错’。此前一项针对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儿童进行的调查显示，瑞典儿童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最为突出。
在中学，瑞典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后选择的课程。另外，相比于中国很多学生高中毕业后争先进入大学不同，瑞典的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又较大的选择空间，其中高中毕业后的学生一般先工作1-4年后再读大学，由于学生具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知道自己需要学习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所以学习起来思路和灵感就会很多。像风靡世界的通讯软件Skype就是瑞典年轻人开发的。
在大学教育中，瑞典则拥有一批世界顶尖的知名学府，如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乌普萨拉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隆德大学。这个人口仅1000多万的国家，每年都有4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大学排行榜。良好的人才培育环境，也使瑞典创新的动力源源不断。
瑞典的大学的课程设置也不是根据市场来确定，而是根据学生的需要来设定。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是依据学生的需要，造就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瑞典教育体制。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开放而不拘礼节，学生自发性的思考和批评的观点会受到高度重视。瑞典的大学以鼓励学术研究和独立思考而享誉世界，而这一声誉更是由严格的质量管控和国家级学位标准来巩固的。
此外，瑞典政府也非常舍得在国家的大学科研和创新领域进行投入，目前瑞典政府每年给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家资助都比上一年要高10%—13%，保证了瑞典在科技人才储备方面始终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促进大家进行创新竞争，瑞典出台了新的国家战略“创新瑞典”。根据这项战略，在瑞典国内，设有各种针对不同年龄、旨在鼓励创新的活动和组织。比如，针对儿童的“天才之光（Snilleblixtarna）”活动；针对小学生的“小小企业家”活动；针对初中生的Finn upp发明竞赛；针对高中生的“年轻企业家”活动；面向大学生的“温室”活动（Drivhuset）；以及面向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的“瑞典发明家协会（SUF）”。瑞典政府把创新文化构成看作是一种支撑民族发展的战略资源，而瑞典几乎所有的教育政策的制订则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公平、透明、环保均可以促进创新
瑞典在欧洲的北部，人口不是很多，但是瑞典有一个很好的创新的根基，那就是瑞典的政府非常强调公平和透明性。目前瑞典人均GDP是3万美元，但是瑞典非常强调社会的均等，在瑞典，基尼系数只有0.05，所以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很均等的社会。实际上不仅是收入均等，瑞典也特别强调男女的性别平等，比如在瑞典议会中有50%的议员都是女性，有50%的政府部门的部长也都是女性。社会的环境也在潜移默化地告诉大家，瑞典的环境是公平、透明的环境，也具有创新的“开源”特征。由于机会均等，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也让公民摆脱了创业的后顾之忧，无论你创新成功与失败，你均可以享受到涉及医疗、育儿、教育和养老等领域的保证，这一制度为人们平衡家庭生活和工作创新的压力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也许有人会问，大家收入都近乎平均，那么创新利润所产生的物质激励就会减弱，大家还有那么大的创新动力吗？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收入分配与科技创新似乎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概念。但是瑞典，其收入分配保持平均的情况下，创新能力仍处于世界前列，原因就在于瑞典人中并无房地产行业的收入“土豪”， 国家取得最高工资行业是科研人员与医疗保健行业的人员。瑞典政府很早就通过规定给予科研人员和教育人员高工资，形成物质激励，从而激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从事科研领域，保证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性。
此外，瑞典人热爱自然，其环保的治国理念居然也是创新的动力。
瑞典人非常清楚良好的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价值，这一点与中国“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截然不同。瑞典的北部是绵延的山脉和冰川，中部有茂密的森林和数以千计的湖泊，南部则是肥沃的农田。《公共享有权》法案（Right of PublicAccess）很早就签署并实施，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尽情享受自然。今天，瑞典是少数几个证明可以实现《京都议定书》提出的目标的国家。瑞典已经解开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魔结”，办法就是依靠生物能源扩大集中供热范围。
瑞典企业在创新和环保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面临着残酷的国际竞争，它们仍然努力推进环保事业的发展。比如政府对生物燃料等新能源技术的推广上。瑞典的高税收体制为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瑞典对石油燃料的征税极高，相比较更加优惠的环保型汽车和生物燃料，人们自然选择后者，公众需求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瑞典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因此形成。
在环保的理念下，瑞典的宜家设计非常简洁的家居并将它们卖到全球。坦白地说，宜家卖的不是产品，而是他们的概念，宜家能够把这么简单、环保的家具成功的营销到全球，这也是一种创新。
今天，瑞典的创新环保理念已经传播到世界，并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城市治理城市规划行为，比如北京东南的生态城市曹妃甸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中国建设部联系下，唐山市政府与瑞典环境科技中心接触后，双方在理念上一拍即合，随即由瑞方邀请瑞典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SWECO担纲设计曹妃甸生态城总体规划。
另外，瑞典的普拉克（Purac）公司最近也从中国获得了多份大额订单，比如为北京排水集团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提供设备，该厂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水处理厂之一。普拉克提供的设备不仅占地面积小，而且性能异常出色。
此外，瑞典在环保商品方面具有国际知名度，在高效使用原材料、回收和节能系统方面都走在了前列。此方面的科技能力令瑞典在诸如汽车、能源和电子等产业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再工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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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给瑞典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带来冲击，瑞典的制造业雇员人数大幅减少。所以20世纪瑞典也跟随美国、英国的脚步曾经走过很长一段“去工业化”道路。但美国等国家金融市场过度扩张及金融资产过度升值引起的泡沫、制造业发展停滞和制造业大规模裁员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和人们日益贪婪和懒惰一直被瑞典政府所注意。2009年以后美国房价大幅下跌，金融系统信用崩盘最终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影响了很多国家，但对瑞典却影响有限。原因就在于瑞典及早意识到“去工业化”的危害，让瑞典政府早就开始重新加大对工业投入。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瑞典政府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开始积极引导企业将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领域，大力发展电子、环保、能源、生物、制药等高端制造业，爱立信、EFF、GHI等老牌企业焕发出新活力，走上“再工业化”之路。这种方向的正确性也让瑞典制造业的发展一直遵循着知识密集型、灵活高效型和节能可持续发展型这些原则。
如今瑞典的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保持在3%以上已有20年。瑞典积极鼓励全社会科技创新，并且研发投入中有2/3都是来自大型企业。机械与运输设备、电子与通讯、清洁能源、环境技术、生物医药等都是瑞典科技创新的优势领域。
瑞典创新局不久前提出该国未来制造业在创新研发前提下实现再工业化的愿景：“2030年，瑞典有望成为研发与制造高级产品与服务的少数国家之一。”创新局指出，瑞典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带来含金量较高的产品，也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才，并打造了良好的创新职业科研氛围，也保留了一大批技术娴熟的技能人员。瑞典工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林德指出，这种制造业的再次繁荣被一些学者称为“积极的去工业化”，而从生产率及其在实际产出中所占的比重看，这其实就是“再工业化”。“再工业化”代表欧盟未来产业发展方向，高端制造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
如今，瑞典的“再工业化”已经让瑞典的中小企业保持了持续的创新动力。在瑞典，技术研发多在企业进行，而在某一行业或领域往往以一两家大型企业为龙头，在他们的周围又集聚了很多中小企业与之配套。很多中小企业大多针对大型企业的需求开发大量创新产品，但不急于自己进行产业化，而是将这些成果转让给大型企业来进行产业化，然后这些中小企业就可以有更多精力、成本投入更多研发创新。这样一个完整的创新产业链，创新效率得到极大地提高，也非常值得中国学习。
官产学研紧密合作与交流
创新需要完善的知识流通体系、鼓励创新与保障创新者的利益的政策与法规、丰沛与健全的风险资金市场支持以及政府与创业者紧密的合作与交流，所以创新必然需要官产学研之间形成稳定的支撑体制。在瑞典，瑞典国家创新局（VINNOVA）是代表瑞典政府构建创新体制的具体执行者。
目前，VINNOVA主要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孵化器等商业化项目连接在一起，使这些研究成果获得进一步产业化和商品化的资金；另一方面，VINNOVA还从企业和公众需求入手，主动发起项目，交由研发工作者开展以市场需求为驱动的研究工作。
另外，创新本身就具有很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所以取得创新所需要的资金对于保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动力非常重要。VINNOVA向美国学习了一套名为“中小企业创新研发项目”的模式，由政府和中小企业共同投资进行研发。创新局每年有20亿瑞典克朗的预算，完全用于资助4000个企业的创新项目。该项目自2005年开始实行，经过多年的运行，已经让瑞典的中小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大批中小企业申请到该项目资金，企业在与政府的共同投资过程中降低了风险，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也快速上涨。
如今，瑞典创新局对瑞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正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深入的国际合作。其中，瑞典与中国在未来通信系统领域的合作现已启动。为此，瑞典创新局与中国科技部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瑞典与印度在医疗领域的合作也已开始，除此之外，还有与美国在交通安全研究领域的合作，以及与日本在跨学科生物技术方面的合作。这只是全球合作的几个范例。瑞典创新局还负责推动瑞典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研发工作。
另外，瑞典还投资5.5亿欧元实施了“能力中心计划（Center for Excellence）”，并在瑞典顶级的八所大学中创建了28个能力中心。这些中心是瑞典政府有计划的为了提高科技创新的可持续性，在国家的支柱产业和重要战略领域内设立的，旨在充分发挥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的优越性。如今，这些能力中心正在源源不断地为研究机构输送科研型人才，也为企业培育了大量的人才。
根据全球创新指标来看，可以归结为四大类：一是创新人才，人是一国创新系统中的关键性因素；二是创新主体，这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以及一些中介机构，它们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源；三是创新制度，技术创新需要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保证；四是创新环境，只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促进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瑞典国家的创新能力强大，并不在于某一项指标的绝对强大，而是瑞典通过将教育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公平、透明、环保的社会环境，以及各个不同机构以及部门之间形成的国家创新系统将企业、大学、政府以及研究机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些经验，都值得中国在迈向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学习并消化吸收。
工程创新经验启示 篇6
关键词：硅谷,光谷,创新创业,高新技术
美国旧金山的“硅谷”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的集中地,更是美国乃至世界年轻人向往的创新创业的热土。这里诞生了惠普、英特尔、思科、苹果、谷歌等一大批科技领军企业,并引领者世界的科技浪潮。现在, “硅谷”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硅谷的发展经验也成为世界各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典范。
1“硅谷” 与 “光谷” 之相似点
“硅谷” ( Silicon Valley) 地处美国加州北部旧金山湾以南,早期以硅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著称,目前是美国乃至世界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也是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聚集地[1]。“光谷”即武汉东湖高新区,是我国的光电子产业基地,目前已形成了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能源环保、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机电一体化和高科技农业竞相发展的局面[2]。“硅谷”与“光谷”虽分居大洋两侧,但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1. 1 科教资源丰富
“硅谷”拥有科研力量雄厚的世界知名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有多所专科学校、技工学校以及100多所私立专业学校为补充,围绕着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分校分布着众多研发机构,知识和技术资源丰富。仅斯坦福大学就有16位在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毕业生,除此之外,它还有130多名美国科学院院士,80多名美国工程院院士[3]。这些实力强劲的世界一流大学给“硅谷”提供了多方位的支持,向“硅谷”不断地注入新的技术和人才。
“光谷”的科教资源也不容小觑,武汉东湖高新区内高校林立,集聚了包括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各类高等院校42所,拥有中科院武汉分院、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等56个国家及省部属科研院所、1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0多万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110多万名在校大学生、55名两院院士[4]。武汉东湖高新区是我国智力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科教实力在全国居于前列。
1. 2 高新技术企业密集
目前, “硅谷”已拥有大大小小的电子工业公司上万家,所产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约占全美1 /3和1 /6[5]。在这里,每10天便有一家公司上市,在美国前100强企业中,硅谷占了四成,包括IT领域的领军企业惠普、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太阳、思科、雅虎、Google,目前很红的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以及生物领域的新秀基因科技 ( Genentech)[3]。随着新一轮科技浪潮的到来,生物、空间、海洋、通讯、能源材料等新兴技术的研究机构纷纷出现,该地区已成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
东湖高新区由关东工业园、关南工业园、大学科技园、光谷软件园、光谷生物城、武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众多特色鲜明的工业园区组成,光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竞相发展。目前,东湖高新区累计工商注册企业两万余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356家,占到湖北全省的1 /3[6]。园区营业收入过百亿元企业7户,收入过10亿元的企业55户,收入过亿元的企业272户,世界500强企业42家,上市企业30家,是湖北省创新活力最强,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7]。
2“硅谷” 的创新创业环境分析
“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的创新创业热土并不断创造科技界的神话,与它为创业者提供的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密不可分,而发达的风险投资业、斯坦福大学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和“硅谷”文化是其关键的3个方面。
2. 1 风险投资———创新创业的助推器
硅谷地区的面积只占美国国土面积的万分之五,却集中了美国百分之三四十的风险投资,并且让硅谷创造了无数的神话。在硅谷, “沙丘路”便是风险投资的代名词,在这个只有两三公里长的公路上聚集了十几家大型的风险投资公司,其中就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及红杉资本、NEA、Mayfield等著名风险投资公司[8]。
风险投资最早起源于美国,经过近50年的快速发展,美国的风险投资已较为成熟。风险投资之所以能够在美国首先发展起来,有其必要的社会基础。首先是美国发达的金融业为风险投资提供了大量资本,其次美国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和信用制度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信用保障。在美国,每一个人、每家公司所对应的惟一社会保险号记录着其信用状况,伴随一生,一个信用污点就会对他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影响,所以美国人对其个人信用都极为珍重。有了这样完善的信用基础,风险投资就敢于把钱借给一个一无所有的创业者。
风险投资为创业者填补了关键的资金缺口,帮助年轻人的创业梦想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好的风险投资公司不但可以为创业者提供资金的支持,它还是创业者的伙伴,可以帮助创业者少走很多弯路。一个风险投资公司一旦介入一家新兴企业,就开始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换着角色。首先,风险投资公司是企业的顾问,不仅要在商业计划这类大方向上给予企业建议,还要在很多小事上给予企业力所能及的帮助; 其次,风险投资公司也是企业的“红娘”,它会给自己投资的企业牵线搭桥,帮他们请来非常成功的销售人才,还会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帮助被投资的企业开展业务[9]; 对于被投资企业最为重要的是,风险投资公司还会在企业需要出售时为企业寻找到最为合适的买家,帮助企业卖个好价钱。
为了将失败和损失降到最低,美国的风险投资也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降低风险。风险投资公司每投资一家公司,就要成立一期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作为总合伙人拥有基金的决策和管理权,其他投资人仅享有投资回报的分享权。风险投资基金要雇一个独立的财务审计顾问和律师监督总投资人的财务操作和商业状况,为了避免总合伙人的决策失误,同时监督总合伙人的资本运作,风投基金还会邀请商业界或科技界的精英组成董事会或顾问委员会参与每次风投基金的决策[10]。与此同时,风险投资基金的总合伙人的法人代表和基金经理往往都是一些懂技术的精英人士,所有这些都保证了每次风险投资的准确性。
2. 2 斯坦福大学———产学研结合的典范
硅谷能够在长达半个世纪内长盛不衰,不断缔造科技界的神话,与斯坦福大学不断向硅谷注入新的技术和人才有着重要的关系。硅谷的形成,也是得益于在斯坦福大学建立的斯坦福工业园的不断发展。当今世界IT领域的诸多领头企业,如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雅虎公司、英特尔公司和谷歌公司等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创办的,微软的CEO鲍尔默和董事会共同主席阿尔钦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斯坦福大学历来都非常重视创业教育,提出大学应该具有把知识转化为技术,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学校通过拓宽基础性课程,增加综合性课程,加强对学生的通识教育,满足学生创新创业的学习需求。学校还开设了专门的创业教育课程,成立了创业研究中心来整合创业课程和相关资源,以帮助学生们拓宽知识面,提高各项素质。
斯坦福大学不但鼓励创新创业,还为师生们创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只要大学教授能够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每周可以有一天到外面的公司从事开发和经营等兼职工作,还有1 - 2年的时间完全脱离学校到硅谷创办科技企业或者兼职。对于学生创业的情况,斯坦福大学实行了弹性学制,给学生2年的时间让其可以暂停学业全身心地进行创业,2年内无论成功与否都可以回学校继续完成学业[11]。对于学校的师生们利用职务发明创业的情况,学校并不反对,甚至鼓励它的学生和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创业,学校只要求在其创办的公司中占有少量的股份。思科、MIPS和Google等公司的诞生都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对利用职务发明创业的宽容态度。
为了鼓励学生们进行创新创业,斯坦福大学还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帮助和扶持学校的创业者。斯坦福大学官方的校友机构和著名的企业家之角是创业的在校学生与在硅谷成功的校友、工业界领袖、企业家或著名投资人建立起联系、寻找投资的有效渠道。为了保证学生的先进科研项目和技术发明能够快速地转化为经济效益,斯坦福设立了技术授权办公室专门负责合同的签署和管理,帮助学生办理专利申请和许可等相关事宜[12]。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还设立了研究激励基金、鸟饵基金、缺口基金等孵化资金,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
很多国家和地方的发展都存在着学术界和工业界脱节的现象,背靠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充分发挥了联系工业界和学术界的桥梁作用。斯坦福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与硅谷公司的合作,接触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看清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发现好的研究课题和创业项目。借着斯坦福大学的便利资源,硅谷的公司不仅可以在技术、人才和项目研究上得到斯坦福大学的支持,公司员工还可以就近在斯坦福大学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提升硅谷的人才素质和水平。
2. 3 硅谷文化———创新之都的灵魂
硅谷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创新的活力,归根结底要归功于硅谷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的硅谷文化———勇于创业,宽容失败,机会均等,容忍“背叛”,乐于分享。
对于爱冒险、爱挑战的硅谷人来说,创业从来都不是那么遥不可及,而是一种习惯,一种风气。在硅谷,下至教员上至校长,几乎每个老师都在办公司,几乎每个学生都在公司兼职或是自己创业。在这个充满浓郁创业气氛的环境中,创业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创业者将新技术或新应用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理想,这种动力对于创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硅谷人拥有十分健康的创业心态,他们能够直面失败,重新拔锚起航。在硅谷,创业失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人多次创业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95% 以上的创业企业都会以失败告终,但是每天还会有成百上千的企业在硅谷成立。在这里,“失败是成功之母”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对于失败的宽容气氛,鼓励着人们在这片创业的热土上放手一搏。
硅谷之所以能够不断吸引创业者,源于相对于其他地方,这里提供给创业者的机会最多,也最为均等。硅谷是一个不迷信权威的地方,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被公平地对待,所有人都必须凭借自己的能力而非资历说话。在硅谷,公司内部的升迁很少和毕业学校、学历、经历、名气和工龄长短挂钩,原来的下属通过努力成为上司的情况经常发生[13]。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做法使得硅谷的公司能够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活力和竞争力。
在硅谷,员工的流动性很高,员工的跳槽和“背叛”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和谴责,被看做是一种极其正常的职业行为。在硅谷的从业者很少有长期忠诚于一家企业,而工程技术人员在一家企业停留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年。硅谷的工程师们养成了强烈的对技术进步的忠诚和职业的忠诚,而不是对个别企业忠诚的职业精神[14]。对于创业者来说,在成功创业后,他们也常常会选择“出走”,去寻找新的创业机会,再次创业。在硅谷容忍“背叛”和不安于现状的环境里,人员在各个公司中快速流动,创造力和智慧的火花在摩擦和碰撞中被点燃。
硅谷的财富观有其独特之处,在这里,财富被群体分享而非被少数人独食。在硅谷创业的公司如果不给员工提供股票期权,几乎找不到技术人员,给员工提供股票期权也成为硅谷创业企业独特而高效的用人方式。拥有股票期权的员工可以按事先确定的价格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只有未来公司的股价上升股票期权才有意义,这就将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发展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如果未来企业创业成功,持有股票期权的员工将和企业创始人一起分享成功。
3 对 “光谷” 发展的启示和建议
“光谷”虽然与“硅谷”一样都是区域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区,但两者的发展水平还存在巨大差距。“光谷”要想成为世界级的创新创业高地,首先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光谷”在科教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方面与“硅谷”有着相似之处, “硅谷”建立创新创业环境的成功经验对“光谷”创新创业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3. 1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拓宽投融资渠道
在“硅谷”,由于有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和信用体系为保障,风险投资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光谷”应借鉴“硅谷”的发展经验,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我国目前还没有覆盖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险制度和信用制度,环境的缺失导致风险投资发展缓慢[10]。武汉应积极推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示范区内以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和企业信用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信用管理与服务,建立以示范区企业信用体系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在东湖示范区内探索通过信用体系建设来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和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并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由于武汉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够成熟,创业投融资渠道还不是很畅通,目前“光谷”在鼓励创新创业活动的过程中,创业资金的缺乏仍是创业人员面临的一大难题。“光谷”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创新创业投资模式、建立多种融资渠道。积极开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业务,开发科技保险产品,增大全社会担保规模,建立涵盖科技创业企业初创期、发展期和上市期等不同阶段的企业融资体系,帮助创业者解决资金的难题。积极引进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尤其是国外成熟的风险投资机构,逐步放开风险投资市场,扩宽民间投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创业风险投资。
3. 2 加大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注重产学研结合
斯坦福大学被誉为硅谷的摇篮,许多硅谷企业的创始人都出自于此,这主要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对创业教育的重视。目前,武汉高校的教育主要侧重于对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对基础性课程和综合性课程的重视度不够,导致学生的知识面较窄,创新思维不活跃。学校缺少创业教育和各类创业活动,使学生严重缺乏创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为了增加学生创业知识,提高其创业技能,武汉尤其是“光谷”的高校应该加大通识教育,增设基础性课程和学科间渗透的综合性课程,积极开展创业教育课程,以各种非课程教育为有益补充,提高学生的各项素质和技能。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堪称产学研结合的典范,各国高校纷纷学习斯坦福大学的厂校结合经验。“光谷”的高校虽然和企业形成了联合开发、共建研发机构、技术创新联盟等一系列产学研合作模式,但由于环境和制度的限制,产学研结合常常流于表面,是一种松耦合的结合,效果并不显著。借鉴斯坦福大学经验,要想实现真正的产学研结合,高校必须首先为师生们提供宽松的创业环境并通过相关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使师生能够毫无顾虑地全身心投入创业。同时通过完善学校的组织机构设置,建立学校的创业办公室或创业中心,帮助学校师生联络创业资源、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3. 3 建立适合初创企业利益分享机制和高效激励机制
企业初创之时,往往是企业最艰难的时期,这时一个成功的利益分享机制和高效的激励机制往往能扶创业企业一把,通过发挥“人和”的优势帮助创业企业渡过难关。“硅谷”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大学和利用职务发明创业的师生、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或是创业者之间,都建立了成熟高效的利益分享机制。同时初创企业中高效的激励机制也保障了创业初期企业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创业企业中。
“光谷”的创业企业要想成功,成功的各方利益分配机制必不可少。对于高校的老师和学生利用职务发明创业的情况,鼓励高校通过参股等方式支持创业,允许初创企业的创始人通过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企业的利益分配,风险投资企业也可以对创业企业入股来共享企业创业成功带来的财富。高效的激励机制能够保证员工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长远利益一致,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对创业初期企业的员工发放公司的股权已经在我国一些企业得到了应用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光谷”的企业可以借鉴这种做法,给企业早期的员工发放一定数量的企业期权或股票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工作的热情,创新员工激励机制,使员工的价值在企业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3. 4 塑造深入人心的 “光谷” 创业文化
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竞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5]。“硅谷”的创业文化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已经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活动和行为,并在生活和工作中时时刻刻得到了体现。“光谷”应该借鉴“硅谷”的文化产生过程,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逐渐孕育出自己独特的“光谷”文化,为“光谷”人提供创新创业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
以色列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篇7
以色列的科技创新成就
(一) 高新技术实力全球领先
以色列拥有发达的高科技产业, 高新技术产品占其工业出口的一半以上, 在农业、生物、数据安全、医疗设备等许多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以色列不仅是世界第二大医疗器械供应国, 还是医疗器械领域创新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据统计, 2011年度以色列的人均医疗器械专利数量居全球第一, 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七。世界主要医疗器械生产商, 如通用电气、菲利浦、西门子、Boston Scientific、强生等均在以色列设立了研发中心。
生物技术产业综合实力全球领先, 是以色列的支柱产业以及经济增长的新亮点。目前以色列共有生物技术公司900多家, 在业界有一定影响的公司近100家, 其中包括特华制药等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以色列是唯一同时参加欧盟研发框架计划 (FP) 和尤里卡 (EUREKA) 计划的非欧洲国家, 并与全球生物技术各主要国家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二) 创新人才资源优势突出
以色列政府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 创新人才资源丰富。据统计, 截止2011年8月, 以色列每万人中工程师拥有量达140人, 列全球之首。其中, 34%的人口受过大学教育, 12%的人口拥有硕士以上学历, 工业从业人员中约40%从事研发工作。此外, 以色列大学的学术力量位于世界前列, 7所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 (希伯莱大学、海法理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海法大学、巴伊兰大学、本古里安大学和魏茨曼研究所) 承担了65%的生命科学研究。近百年来, 以色列人才辈出, 在各个领域中产生出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高端人才, 其中就有10多位以色列人和以色列裔人曾获得世界最高科学奖———诺贝尔奖, 包括201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以色列材料学家丹·舍特曼。
(三) 创新型企业数目众多
以色列拥有全世界最活跃、成长最快的创新型企业。据不完全统计,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里, 以色列企业140多家, 是除美国之外拥有最多上市企业的国家。50%以上的全球顶尖科技企业都有购买以色列创业公司的记录或者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 如包括英特尔、IBM在内的全球200多家跨国企业前来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和工厂。据以色列工贸部统计, 目前以色列近43%以上的科技人才, 都服务于跨国企业或其研发中心。尽管以色列非常小, 但却是全球创新型企业的一个重要“集聚地”。
(四) 科技创新成果显著
以色列在软件开发、通信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上都是世界顶尖的国家之一, 经常被称为是第二个硅谷。英国《卫报》认为, 特拉维夫附近的以色列硅谷是仅次于美国硅谷的世界最大科技中心之一。据统计, 以色列发表自然科学、工程、农业和医学著作的人数在其劳动人口中的比例, 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以色列的专利权申请档案数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其中以色列人均医疗器械专利数量全球第一, 其生命科学产品出口收入每年超过30亿美元。
2012年2月27日,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2012年全球清洁技术创新指数》报告, 有史以来第一次提供了全球技术创新排名数据, 以色列在全球清洁技术创新能力排行榜中位列第二, 并被授予“清洁技术创新证明”最高荣誉。
以色列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
(一) 坚持科技立国战略,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科技立法是科技创新发展的“牵引器”。早在1984年, 以色列政府就制定出台了一项形同“创新大法”的法规———《工业研究与发展促进法》, 其主要内容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主要角色和着力点, 以鼓励和支持技术研发 (R&D) 为重点, 通过无偿或有偿支持企业的研发投入, “撬动”以色列特别是中小创新型创业的创新和发展, 并增强以色列经济的竞争力。
以色列之所以能成为典型的创新性社会, 创造出现代经济、科技的奇迹, 宽松的政策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以色列公司法》是世界上最容易成立新公司的法律, 在以色列成立一个公司或者申请一个科技立项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政府还制定特殊政策, 鼓励创业失败者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创业的前沿, 并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在以色列, 创业者享受了低税率和政府主导的各种基金的支持, 政府还给予具有“高技术优势”的公司和企业特殊的贷款和赠款, 为企业的产品创新分担投资风险。法律还规定, 公司在科研投资上的利润可免税, 极大地促进了以色列各个行业领域的技术创新。为促进创业风险投资活动, 以色列政府采取了对高技术投资项目给予投资补贴和减免税等优惠政策, 并制定了《投资促进法》, 对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投资项目给予政策倾斜。政府依据区域发展政策, 针对不同区域, 给予不同程度的投资补贴和减免税政策。
(二) 建立科技创新管理体系, 提供全方位支持
以色列采取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统一管理的科研体制。早在1949年, 以色列就建立了中央级的科技管理机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专门负责制定科技政策和宏观设计研究规划。目前, 科技委员会除立法外, 还对科技发展和政府的科技决策进行质询和监督。在以色列科技创新体系中,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OCS) 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机构是资助企业研发工作的执行机构, 不但负责监管以色列孵化器, 还负责执行对外科技合作协议、审批研发项目等, 有一套严格的管理程序。以色列工业研发中心 (MATIMOP) , 是在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指导下全权负责支持该国科技创新和实施研发资助项目和计划的重要平台和专业机构。在以色列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里, 不仅有许多高科技公司, 而且还专门建有校属研究成果推广中心并且运作得非常成功。
另外, 以色列还建立了十分发达的风险投资业。早在1992年, 以色列就出资1亿美元设立国有独资的YOZ-MA政府风险基金, 引导国内外风投对该国的“种子期”项目进行投资, 吸引的国际资本高达近50亿美元。目前, 以色列拥有60多个风险投资基金, 资金额超过100亿美元, 在全球规模仅次于美国, 人均创业风险投资位居世界第一位, 是全球风投资金聚集度最高的国家。
目前, 以色列的科技创新体系业已融入到以色列不同技术领域创新活动的各个阶段, 而且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管理模式, 成为高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三) 注重教育与研发投入, 鼓励人才资源开发
以色列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 但也是一个人才资源极其雄厚的国家。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 以色列的科学家、工程师数量以及在校大学生人数等指标, 目前均位列世界第一位。这些得益于以色列政府重视教育与研发投入, 以色列高等教育保持一个非常高的投入比例, 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基本维持在8%~12%之间;以色列政府在研究与开发 (R&D) 方面也保持高强度的资金投入, 全国R&D投入占GDP的比例连续多年超过4%, 位列世界第一。
以色列自古就有很深的创新文化, 民众一直保持着犹太文明的特征———怀疑和争辩, 催生出以色列人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近年来, 以色列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鼓励人才资源开发的优惠政策, 如对外企出资90%建立的研究基地法人税为10%, 录用本地的技术人员也能获得相当丰厚的补贴。以色列鼓励国内外企业和学校培育高质量人才, 注重培养创造力, 打造最具竞争力的人才资源。
(四) 重视科技成果转化, 大力发展技术孵化器
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 早在1991年就开始设立技术孵化器, 直接或间接提供经费支持, 帮助高新技术企业组建团队、商业策划、制定研发计划和寻找合作伙伴等。孵化器项目的孵化时间最多为2年, 最高政府支持资金不超过项目批准预算的85%, 目的就是在有限时间内用有限的资金, 孵化出最具潜力和最高标准的高科技企业。
据统计, 目前以色列国内有30多个孵化器, 孵化成功率达50%以上, 切实保证了孵化器内中小企业的研发与创新的顺利实施, 为以色列创造骄人的经济奇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以色列每年都有一大批新兴企业通过孵化器成长壮大, 尤其在生命科学方面, 60%以上的企业都是通过孵化器发展起来的。
以色列科技创新对我国的启示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以色列在科技创新发展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必然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一) 完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是否合理关系到科技发展的全局。借鉴以色列的成功经验, 必须先完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一方面, 要加快科技创新立法进程。目前, 我国虽已制定了《科学技术进步法》、《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 但有些法律法规滞后且还缺少与风险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等相关的法律, 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 建立适应科技创新要求的管理体系。强化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对科技工作的总体规划、政策协调、指导监督职能, 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提升持续科技创新能力。
(二) 重视人才培育与开发利用
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核心动力。以色列把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其科技立国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国应根据科技发展的现实需要, 统筹安排, 多渠道培养和吸引创新型人才, 积极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在自主培养人才方面, 把高新技术列入高校教学内容, 鼓励高校聘用高技术企业的研究人员、高级工程师等到校任教, 培养跨学科、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 我国应重点引进各领域拔尖人才, 特别是掌握关键技术、带动新兴科学和产业发展急需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物, 积极开展人才开发国际交流合作。
(三) 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孵化器
以色列科技创新成功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就是繁荣的风险投资业和孵化器。我国风险投资业起步较晚, 目前大多数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整个风险投资市场还不成熟。借鉴以色列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经验, 可以完善现行的政策法规, 大力扶持风险投资业, 特别是支持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企业。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 积极调动社会资本, 投入到风险投资行业。同时, 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积极吸引外国风险投资进入我国市场。此外, 要充分发挥孵化器的作用, 建立大量专业的品牌孵化器, 大量而稳定地培育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 并吸引风险投资支持企业技术革新, 开发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技术, 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支撑国家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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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创新经验启示 篇8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这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作总体部署的基础上, 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又一次顶层设计。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它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 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目标, 以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为发展的主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 继续走工业化之路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而传统的工业化给人的印象就是“高消耗、高污染”, 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 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之后, 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 使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有了理论上的抓手, 也有了实践的方向和路径。
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等一系列创新来实现, 其中, 科技创新是绿色发展的引领。对“欠发达”的贵州而言, 距离真正实现工业化还存在较大差距, 既要实现工业化, 又要保住青山绿水, 发展的每一步都要以生态文明为引领, 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双赢, 即实现绿色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 既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又保住青山绿水, 建设好生态文明, 实现绿色发展。在这方面, 瓮福集团的经验值得借鉴。
二、瓮福集团的做法及经验
瓮福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瓮福) 是一家集磷矿采选、磷复肥、磷煤化工、氟碘化工生产、科研、国际国内贸易、行业技术与营运服务、国际工程总承包于一体的国有大型企业。瓮福集团长期致力于节能环保、循环经济, 在工业循环中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断推进企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获得过“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示范矿山”等一系列殊荣。
从2001年到2013年的十二年间, 瓮福集团共投入14亿多元发展循环经济, 全部实现了拟定的目标, 部份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不仅提高了瓮福的国际竞争力, 也通过探索和创新形成了具有“瓮福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在资源利用、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废物综合利用、污染减排等方面走在同行业前列, 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即绿色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有赖于科技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能耗大大降低, 主要产品原材料消耗、综合能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 用先进实用技术改进传统产业, 不断探索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在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减排方面的应用和推广, 努力开发和完善资源利用的技术和工艺, 开发废弃物再利用技术, 实现废弃物资源化, 实现资源及伴生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多层次利用。万元产值能耗从总体趋势看是不断下降的。万元产值能耗从2005年的1.14降到2012年的0.54, 大大低于设定的考核目标。
2. 实现了废水“零排放”。
以资源化治理的思路实现污染物价值再创造, 通过酸性废水选矿、活性焦脱硫、废水制饲钙等技术的应用, 实现了资源回收利用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有机统一, 率先在磷肥行业实现废水“零排放”。
一是自主研发了“WFS”废水选矿技术, 将磷化工生产废水回收用于选矿, 每年可减少270万方新鲜水, 同时节约270万方废水处理费用, 取得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多丰收, 综合效益达8000万元/年, 并实现了污水回收利用率100%, 废水“零”排放。该技术被中国石化协会授予科技进步一等奖, 列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项目。二是将磷石膏渣场池水作为回收五氧化二磷制取饲料级磷酸氢钙的原料, 建成年产5000吨饲料级磷酸氢钙装置。不仅可以处理磷肥厂废水, 而且可以回收大量的有效磷, 具有环保和资源回收利用的双重效益。这套装置对国内磷化工行业的磷回收利用有重大借鉴作用。
3. 废气、废渣综合利用, 生产、生态实现双赢。
瓮福集团创新循环经济模式, 通过跨行业、跨区域协作, 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技术、市场、资源优势, 以引进、共建等多种合作方式开展废物综合利用, 在磷石膏、粉煤灰、硫铁矿渣得到最大程度利用的同时, 排放的废气废渣大量减少, 使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 实现生产、生态的双赢。
在废气处理方面, 主要是通过三项技术来实现。一是成功开发了黄磷尾气综合利用生产TCP技术;二是利用天福H2S生产二甲基亚砜产品;三是可资源化活性焦干法烟气脱硫技术。应用该技术, 每小时可处理烟气量20万立方米, 脱硫率超过95%。瓮福集团与中国国电集团联合, 投资8亿元建设的60万吨有机胺脱硫制酸项目, 是目前世界上处理烟气量最大的有机胺脱硫制硫酸工艺, 实现热回收效率最大化, 形成污染治理与资源综合利用相结合的完整循环经济产业链。年处理二氧化硫36.3万吨, 每年节约近1.4亿元硫磺采购投入。不仅解决电厂烟气二氧化硫的排放治理, 还可降低瓮福硫酸外购成本, 具有极好的环保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具有极强的推广应用价值。
在废渣处理方面, 开发出磷石膏新型节能环保建筑结构体系技术、建成一条3000万平方米/年的磷石膏生产纸面石膏板生产线和25万吨/年磷石膏化学转化制硫酸铵项目。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 使得磷石膏综合利用率大幅提高。
瓮福集团创新的磷石膏综合利用新模式, 可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 节约资源的消耗, 变废为宝, 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规律和国家产业政策, 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通过系列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 可从根本上解决瓮福集团磷石膏渣料的排放问题, 并为整个磷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4.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优化能源结构。
通过节能改造和整合园区内不同企业间的能量资源, 最大限度的利用园区废热余热, 使瓮福集团一举成为行业节能标杆。通过优化能源结构, 大量减少了煤碳能源的使用, 实现了污染减排。磷矿资源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综合利用率分别提高5个百分点。2008年, 硫铁矿渣、煤渣、黄磷炉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100%。磷石膏渣综合利用率达到34.4%, 全厂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42.5%。2013年硫铁矿渣、煤渣、黄磷炉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依然是100%, 而磷石膏渣再利用率提高到63%。
公司的能源消费结构得到了彻底的优化, 实现了由燃煤为主要的能源消费方式到以蒸汽和电为主要能源消费对象的转变, 公司2010年以来能源结构变化图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 燃煤的消耗从“十一五”期末的47%一路下降, 至2013年22%, 而蒸汽和电能的消耗则分别从“十一五”期末的24%和26%上升至2013年的38%, 这种转变大大地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
5. 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
磷矿石是磷化工生产的主要原材料, 磷矿石产值比即每吨磷矿石带来的产值可以判断其资源利用率的情况。
说明: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产品市场销售价格大幅上涨。
我们看到, 磷矿石产值比存在逐年增加的趋势, 在2003年为0.083, 即每吨磷矿石带来的产值为830元, 到2012年, 这一数值达到0.152, 即每吨磷矿石带来的产值为1520元;从增幅看, 与200年比较, 也是逐年提高, 2004年增加了16.9%, 2012年为83.1%, 其变化趋势见下图。 (2008年为特殊年份)
三、瓮福集团经验的启示
如前所述, 瓮福集团发展循环经济主要靠的是技术创新, 无论是废水、废渣的再利用, 还是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磷矿石资源的利用率提高, 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的背后, 都是新技术、新工艺的运用结出的硕果。技术创新不仅促进了节能减排, 使能耗大幅度降低, 企业赢利水平不断提高, 技术创新还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实现了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实现了绿色发展。
瓮福集团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化不一定是高消耗高污染, 不一定以高大的烟囱里的滚滚浓烟以及呛人的气味为特征, 经济发展不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它可以是以”低消耗、零污染、零排放”的绿色发展, 而要实现这种绿色化的发展, 必须以技术创新为抓手,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技术创新对于实现绿色发展具有的决定性的作用是毋容置疑的。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也是绿色发展必不可少的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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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创新经验启示 篇9
学者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ITISA) 的研究最早源于战略联盟 (Strategic Alliance, SA) 。Mockler (2001) 、Colin Butler (2008) 研究认为战略联盟在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企业合作形式[1,2]。战略联盟概念最早由Hopland&Nigel共同提出, 他们认为, 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 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 通过各种协议、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风险共担、生产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战略联盟迅速发展并成为发达国家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组织形式, 在战略联盟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3]。据统计, 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组建的战略联盟数以平均每年超过30%的速度递增[4], 全球500强企业平均每家就拥有60个主要的联盟关系[5]。但是, 目前这一定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战略联盟的实践发展需求, 因为当前战略联盟的参与方不仅有企业, 还有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形式上除了协议、契约, 还有股权投资、既无协议又无资产关系的默契的战略联盟[6]。
进入21世纪,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快,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科技创新正逐渐取代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核心资源和关键要素,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7,8], 但是受到资金、科技人才、研发平台等资源限制, 单个企业或者企业间合作很难在创新方面有较大突破[9], 亟需一种可以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充分利用各种创新资源的科技创新团队就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难题进行研究、开发和解决, 基于产学研战略联盟发展起来的紧密型、集约化、相对稳定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便应运而生[10]。按照百度百科 (2012) 的解释,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指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 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 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 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 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它是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的重要载体。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和发展, 是整合产业技术创新资源, 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迫切要求, 是促进产业技术集成创新, 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这一定义应该讲比较全面地界定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内涵, 但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公认一致的定义, 国内外学术界主要从战略联盟、研发合作和标准竞争3个视角研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实践[11]。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战略联盟的一种, 是企业战略联盟在创新领域的一种具体形态[6], 正成为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新载体。
2 国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的成功经验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 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产业共性问题日益突出;80年起, 国际上的企业为了保持在全球化中的优势, 开始采用联盟形式。据统计, 1985~1992年, 美国有325家研发联盟注册成立[12], 但到了2002年和2003年, 新建立的战略联盟数量就达到5048和5789个, 技术研发型联盟超过50%[13]。70年代初, 欧洲大约有30~40个研发合作类型联盟;70年代末, 增长到100~200家;80~90年代, 这一数字飘升到600多家[14]。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等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逐渐兴起, 实现了低成本与高收益相统一的技术创新模式,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2.1 日本
日本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一新型研发组织形式先行者。日本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 经过几十年发展成效显著, 实践经验丰富。日本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早期形式表现为企业在研发环节合作, 80年代后, 企业在技术标准环节合作开始涌现。日本通过建立“技术研发合作联盟”来解决产业共性技术问题。这种类型联盟成员往往来自同一个行业, 有利于集中研发资源, 实现优势互补。如: (1) 1976~1979年, 在日本政府支持下, 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 日本电气、东芝、日立、富士通、三菱电机等5家在产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半导体公司建立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 合作研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VLSI) 的生产技术。同时, 该联盟还建立了一个研究基地———共同研究所, 由国立的通产省工业技术院电子技术实验室和各参加企业派遣科研人员组成。这是日本第一次由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各自派遣研究人员组成相对稳定的共同研究所。VLSI技术研究组合从1976年设立起至1980年宣布解散, 这4年里进行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开发, 从总体设计到研发高速可变电子束扫描装置等, 研制出许多新产品。VLSI技术研究组合最大功绩在于成功地开发出了半导体加工过程中的关键设备———缩小投影型光刻装置 (Stepper) 。这些技术突破为日本后来在整个半导体生产设备领域确立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80年代末, 日本半导体生产设备的世界市场占有率超过50%[15]。日本国家重大产业研发计划项目基本上都是在政府倡议组织下, 由企业结成技术研究组合, 并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组成联盟共同研究开发[15]。技术研究组合为提升日本产业技术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比较典型且成功案例有:高分子原料技术研究组合、光学工业技术研究组合 (1960s) , 原子能制铁技术研究组合、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 (1970s) , 形状记忆合金技术研究组合、激光浓缩技术研究组合 (1980s) , 太阳光发电技术研究组合、超尖端电子技术开发机构、超音速运输机推进系统技术研究组合 (1990s) , 电子商务安全技术研究组合、微化学加工技术研究组合 (2000) 等[16]。
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合作成员选择来看, 日本企业更加注重通过联盟来掌握自身所缺乏的稀缺性资源, 并通过学习、合作、竞争, 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突出表现为在联盟成员的选择上, 日本企业更愿意选择资源互补性比较强、具有核心技能的战略合作伙伴;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治理结构来看, 日本企业多采用交叉式的股权联盟, 最显著的特点是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各个主体间的合作创新;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文化建设来看, 日本企业注重创造一种融合的联盟文化, 原因在于联盟企业间的企业文化迥异, 通常会转化为经营管理理念的差异, 加大管理难度, 因而创造以“合作”为指导思想的联盟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2.2 美国
美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出现与日本有很大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的制造业逐渐被日本企业侵蚀, 尤其是以汽车、机械和电子等领域最为突出。美国企业界开始意识到企业之间合作竞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这推动了产业技术联盟的热潮[15]。例如: (1) 20世纪80年代, 日本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计算机产业得到长足进步, 这深深刺痛了美国计算机产业, 美国计算机产业做出了快速应对。1982年, 美国12家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企业联合成立了美国第一个计算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公司[17]。 (2) 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 (SEMATECH联盟) 也是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竞争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世界范围内计算机销售减缓, 半导体存储器价格随之下跌, 许多美国企业撤出了存储器领域, 但日本企业辛苦支撑, 而随着形势的好转日本企业因此在存储器市场和技术方面占有较大优势。外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成功以及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促使美联邦政府借鉴日本的经验, 于1987年组建联邦政府支持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该创新联盟被认为, 可以整合分享各企业资金资源, 分担研究开发技术和财务风险, 提升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 对抗日本在存储器领域的优势, 重新夺回美国在半导体市场的份额。同时, 发挥半导体行业的溢出效应和对经济的巨大影响。 (3) 美国Merck制药厂与生物技术公司Schering-Plough建立了协作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联合开发治疗气喘和过敏领域的新药;制药公司Genome Therapeutics拓展了与生物技术公司Schering-Plough的合作伙伴关系, 研发防止异常传染性的抗病毒药品。
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领域来看, 美国战略联盟主要分布在3个领域: (1) 化学和医药工业领域; (2) 工业自动化、软件和航空领域; (3) 电信、微电子、计算机领域。此外, 电子工业的产业技术联盟也较为突出,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 现在美国85%的电子工业都已结成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目的来看, 美国战略联盟的主要动因包括: (1) 技术互补, 创新阶段时间跨度的缩短及获得市场[18]; (2) 减少成本、减低风险; (3) 建立和统一技术标准。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形式来看, 美国战略联盟形式包括: (1) 与同行业者在相近领域展开横向联合, 集约双方优势达到“增值效应”; (2) 与供应商建立垂直战略联盟, 通过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比较优势合作达到价值链总体增值的最大化。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治理结构来看, 美国企业多采用契约型治理方式, 其次是合资股权型治理模式。
2.3 欧盟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欧盟企业发展的一种现实需求和战略选择。二战后, 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实力赶超了欧洲各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 欧洲在高科技方面渐渐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尤其在进入80年代后, 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促使欧洲各国意识到, 想要恢复昔日的经济大国地位, 就必须要联合成一个整体应对美日挑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逐步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领域, 直接推动了欧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兴起。欧盟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要集中在航空技术、工业自动化、微电子、生物技术、高新技术等领域。同时, 各国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多集中于本国的优势领域。在此, 以英国和德国为例来说明。
2.3.1 英国
英国产学研联盟组建的主要特点是政府推动产学研合作, 鼓励企业在高新技术方面的投资, 重点支持中小型企业, 并使之通过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合作来提高竞争力。政府为科学界和企业界在产品预研阶段提供研发基金, 调节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研发行为。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 做出战略性的技术决策, 与所选中的科研机构协商并达成协议, 并指定联系人。科研机构派出导师到企业指导联系人的研发工作, 而联系人则负责将科研机构的成果转移到企业[19]。
2.3.2 德国
德国政府十分重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建立和发展, 在政府出台的诸多政策及重大科研计划战略中, 都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给予了多方位的引导、支持和资助。同时, 政府还建立了合作联盟网站, 为联盟的合作、交流、发展和服务提供了平台, 以此加强科技界和工业界的结合,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提升德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一种有交换模式, 得到了长足发展, 形成了一种由行业内企业主导、产学研紧密结合、解决产业发展关键技术、增加技术储备和培养高素质创新后备人才的新的创新模式。 (1) 在产业领域上, 近年来, 德国共建立了116个重要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涉及生物技术、交通与移动、能源与环境、现代制造、微纳光技术 (微系统、纳米和光学) 、健康与医学、新材料与化学、航天、信息与通讯等9大创新领域; (2) 在地域分布上,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8大创新区域; (3) 在企业、机构数量上, 有460家大企业和6000多家中小企业以及1600家研究机构加入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 (4) 在组建举措上, 建立佛朗霍夫联合体 (1) 和斯坦贝艾斯经济促进基金会 (2) 。
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目的来看, 英、德战略联盟的目的体现在两个方面: (1) 通过共同参与新技术开发降低成本、避免重复劳动; (2) 提高高新技术创新的风险承担能力。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合作形式来看, 英、德战略联盟的合作方式灵活多样, 开发技术时通常采用共同研究方式, 共同组建和使用研究设备。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战略目标来看, 英、德联盟的战略目标由区域化转向全球化, 原因在于区域性的战略行为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 只有与区域之外的具有较强互补性或较强实力的企业或科研院所进行联合, 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同质产品在时间、价格等方面的优势, 从而为进一步占据全球性的消费市场赢得先机。
3 国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先进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战略联盟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 但在2000年之前一直发展较为缓慢。2004年, 我国产学研战略联盟开始发端, 并呈现出燎原之势。产学研战略联盟是我国多年来在产学研工作中探索出来的一种产学研合作新模式, 是产学研之间的战略联盟, 是产学研结合的一种高级形式, 是企业基于资源集成的自主创新的重要实现方式, 早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概念, 但在我国很多重大科技创新活动中或产学研实践工作中, 都已逐步出现了产学研战略联盟的雏形,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6,22]。产学研战略联盟是我国实质性战略联盟实践的开端, 同时又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前身。2006年, 我国政府各部门为了联合推进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首次提出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概念;2007年, 我国首批成立了钢铁可循环流程、新一代煤 (能源) 化工、煤炭开发利用和农业装备4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08年, 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2009年, 6部门又发布《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 将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和发展列为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的主要任务, 并颁布了《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与发展的实施办法》[23];2010年, 科技部印发了《关于选择一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试点工作的通知》, 公布了TD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36家首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单位[23]。在国家大力推动和产业创新体系构建下, 各省市纷纷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截至目前, 各省市围绕本地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推动构建的区域性联盟已达到100余个[19]。虽然我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并探索出诸多各具特色的组建模式和实践经验, 但就整体而言, 其发展水平还比较低, 与日、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相比, 存在较大差距。“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日、美、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的先进经验值得借鉴, 对我国的重要启示如下。
3.1 加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以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为主体的联盟, 而政府作为一个非联盟主体参与者, 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发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既要基于市场经济规则, 也要发挥政府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中的推动作用[23]。 (1) 政府应瞄准产业技术研究前沿, 在振兴重点产业和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中, 围绕不同产业, 将与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有关的所有主体聚集起来, 积极推进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建立[23]。 (2) 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 不断建立完善保障体系。日本、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或地区普遍采取了立法和计划支持等多种措施, 大力推动联盟的建立, 在立法上对联盟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如:日本1961年制定了《工业技术研究组合法》, 1986年颁布了《官民暂定合作研究制度》和《促进研究交流法》, 1998年发布了《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制度》和《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 先后制定了《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优化法》 (1976年) 、《技术创新法》 (1980) 、《联合研究开发法》 (1986年) 、《标准发展机构促进法》 (2004) 等。 (3) 充分发挥政府在投入中的引导作用, 通过财政直接投入、税收优惠等多种财政投入方式, 增强政府投入调动全社会科技资源配置的能力。当今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都把增加科技投入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举措。许多国家通过投入巨资或提供优惠贷款, 直接支持制定和实施重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项计划, 如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计划和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计划。
3.2 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通过国际合作, 不仅可以尽快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还可以提高企业自主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1) 发挥各种合作机制的作用, 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如美国在海外寻求技术开发能力强的企业, 以自己的资金和开发优势获取其创新技能, 美国默克制药厂与瑞典一家制药公司Astra AB之间的合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 支持企业和研发机构积极开展全球研发服务外包, 在境外开展联合研发和设立研发机构, 在国外申请专利; (3) 大力支持企业跨国经营, 完善出口信贷、保险等政策, 结合对外援助等积极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重点产品、技术和服务开拓国际市场, 以及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在海外推广应用; (4) 支持企业通过境外注册商标、境外收购等方式, 培育国际化品牌, 并加强企业和产品国际认证合作。
3.3 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工程创新经验启示 篇10
围绕产业战略技术目标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以下简称“产业技术联盟”) , 是新时期下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一种新的发展形式, 是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于2007年首批成立钢铁、煤化工、农业装备、煤炭开发利用四个国家产业技术联盟。2009年1月, 国家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 提出推动产业技术联盟构建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支持联盟组织开展重大产业技术创新活动, 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根据《指导意见》和科技部《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构建与发展的实施办法》, 科技部先后选择了56个符合条件的产业技术联盟开展试点工作。与此同时, 全国各省市也积极部署推进联盟创建工作。如浙江省在2010与2011年共成立了19家省级产业技术联盟, 既涉及电动汽车、风电、高性能产业用纺织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也涉及了纺织印染、瓜菜、茶产业等传统产业。然而在我国, 产业技术联盟的实践案例较少, 联盟普遍运行时间不长, 仍处于摸索阶段, 因此在目标设定、运作模式、治理机制、组织协调、项目管理、资金筹措、权责分配等方面缺少可借鉴的成熟经验。本文期望通过研究发达国家及地区产业技术联盟的发展情况, 为我国及各省市产业技术联盟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2 产业技术联盟的内涵及特征
根据六部门《指导意见》, 产业技术联盟是指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 以企业发展需求和各方共同利益为基础, 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 以具有法律约束的契约为保障, 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业技术创新合作组织。这一表述涵盖了企业战略联盟、企业研发联盟、产业联盟、产学研联盟四重概念 (见图1) 。企业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前提下为了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 获取互补资源, 建立竞争优势而建立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股权或非股权形式的合作组织。企业研发联盟和产业联盟的概念均起源于企业, 都属于企业战略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企业研发联盟是企业与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建立联盟契约关系, 在一段时间内协作从事技术或者产品项目研究开发, 在实现共同确定的研发目标基础上实现各自目标的研发合作方式[1]。产业联盟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间组织, 为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 例如研发合作、技术标准制定、产业链合作、市场合作、社会规则制定等目标而设立[2]。产学研联盟是企业研发联盟与产业联盟的交叠及广义延伸, 是由产业创新需求驱动, 以技术研发为共同目标[3], 联盟成员除企业之外还延伸到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等。
我国的产业技术联盟作为产学研联盟的一种新的发展形式, 是政府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促进企业与大学、院所科技资源共享, 在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基础上构建合作新模式的探索, 其基本特征体现为: (1) 企业主体性。产业技术联盟建立在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之上, 企业是联盟创新活动的主体, 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可参与联盟建设与发展; (2) 产业导向性。产业技术联盟的技术方向必须与国家或地方的重点产业相吻合, 体现国家或地区的战略利益需要。联盟的创新活动并不是针对企业某项专门技术的攻关, 而是满足产业需求的关键共性的问题及其商业价值的实现; (3) 目标动态性。产业技术联盟以企业发展与产业技术需求的共同目标为纽带, 具有一定的存续时间。联盟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导向, 并随着目标的变化而转型或者解散; (4) 组织开放性。产业技术联盟不是一个封闭或者固定不变的组织。产学研各方根据自身需求与联盟目标的契合程度选择加入或退出。
3 美日欧等地产业技术联盟发展概况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产业共性问题日益突出。20世纪70年代起, 发达国家陆续制定政策促进研发合作联盟的发展, 产业技术联盟开始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蓬勃发展, 在1985-1992年间, 美国和日本分别有325家和128家研发联盟 (R&D consortia) 注册成立[4]。在欧洲, 70年代初大约只有30-40个研发合作类型的联盟 (Strategic technical alliances) , 70年代末约有100-200家, 到了80、90年代, 这一数字增加到600多家[5]。许多联盟在一定时间内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并对其所在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3.1 美国
1984年, 美国通过了国家合作研究法 (NCRA) , 放宽了原有反托拉斯法, 从而使合作研发联盟 (R&D Consortia) 正式合法化[6]。许多相互间竞争的企业都联合组成研发联盟, 共同合作承担竞争前阶段 (pre-competitive stage) 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合资企业相比, 这些研发联盟面临着较高的创新风险和较低的联盟成员资金投入, 组织形式也比较松散。许多联盟的目标设定较为宏观, 而非针对某项专门技术, 主要集中在产前技术研发阶段, 而非技术商业化及产品开发阶段。例如高级电视研究中心 (CATS) 将联盟的目标设定为“推动并资助电视相关技术在本土的独立研究”。由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减少, 大学开始更多寻求与工业界的合作, 以获取企业的经费资助, 因此在美国的研发联盟中, 大学的参与度较高。相比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美国政府对联盟干预较少, 且没有专门设立官方机构指导联盟的建设。在资金上, 美国的研发联盟更依赖于联盟成员, 尤其是企业成员的分担。
3.2 日本
日本是产业技术联盟这一新型研发组织形式的先行者。日本通产省 (MITI) 非常鼓励并支持竞争企业间的合作行为, 其中比较著名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计划、光学测量与控制系统项目、第五代计算机项目等。日本的合作研发联盟形式被称之为技术研究联盟 (Technology Research Association, 简称TRA) , 早在1956年, TRA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在日本出现, 但直到1961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矿工业技术研究组合法后才正式拥有法人资格。与美国的研发联盟相比, 日本的TRA在联盟目标设定上更为具体, 更倾向于应用性研究[7]。TRA对于政府资金的依赖度很大, 一般通过2种途径来获得资助, 一是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 政府拥有研究成果, 但以优惠条件将专利许可给联盟使用;二是申请可宽恕贷款, 一旦研究项目成功后, 联盟拥有研究成果, 但必须偿还贷款。日本的技术研究联盟一般倾向于在成员企业内进行研发, 而不是依托于高校科研机构进行联合研发。
3.3 欧洲
20世纪70年代中期, 西欧在高科技方面渐渐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尤其在进入80年代后, 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了在高技术领域赶上美国和日本, 欧洲在1985年在《罗马条约》中增加了促进研发协议的一些条款。自1985年起, 甚至更早之间, 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合作研发项目联盟,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提高欧洲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竞争力的欧洲信息技术研发战略项目联盟 (简称ESPRIT) , 旨在开发第五代计算机的英国欧威项目联盟 (UK Alvey Project) , 以民用技术开发与产业化为主导的欧洲尤里卡研发联盟 (European EUREKA R&D consortia) 等。欧洲的研发联盟与日美相比, 在规模上往往超出了一国企业间的联盟, 开始扩展到国家与国家间战略合作的高度。以欧洲尤里卡研发计划为例, 该计划是一个泛欧研发合作框架, 旨在通过帮助产学研组织之间针对高级民用技术的合作研发来增强欧洲的竞争力。该计划于1985年正式提出, 至今共有包括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和瑞士、土耳其在内的36个欧洲国家加入了这一联盟。联盟项目覆盖了生物医药、通讯、能源、环境、信息、激光、机器人与自动化、材料和运输业9大技术领域。在尤里卡各项目的推动下, 各国企业, 科研机构结成众多的产业技术联盟, 如环境振动改编系统项目联盟 (ENVIB) 、汽车放电灯照明系统项目联盟 (VEDILIS) 等。项目资金主要由相关企业自筹。
3.4 台湾
台湾的产业技术联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 由于台湾政府在政策上鼓励台湾企业通过合作来提升技术水平, 这种联盟形式在90年代变得非常普遍, 覆盖了信息技术、汽车引擎、摩托车、电动汽车等多个领域。相较于美日欧, 台湾的联盟成员往往是中小企业, 因此台湾的公共科研机构成为台湾技术学习、创新与赶超的先锋[8]。如台湾工研院 (ITRI) 从1973年建立起一直承担着对外吸收先进技术, 对内技术扩散的任务。通过与公共科研机构合作来克服本土企业在自身规模、能力等方面的劣势成为台湾的一个重要战略。
4 典型案例及其特点分析
本文选取国外运作较为成功的五个产业技术联盟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见表1) , 并总结归纳出发达国家联盟建设的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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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共同点
联盟具有明确的创新目标。共同的创新需求和明确的目标, 是企业成功结盟的根基, 明确的目标和美好的前景是合作创新的动力。如SEMATECH和VLSI的目标较为远大, 都是为了在微电子、半导体等领域赶超对手;TLPC联盟的目标非常清晰, 是设计出一个通用的机器结构原型, 并转化出一系列可以让台湾制造商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零部件;EN-VIB将目标具体设定在环境振动测试的综合系统研发;空中客车联盟则整合产业链上各个关键技术, 着力喷气客机的研发制造。
企业是产业技术联盟的主体。无论从成员比例、技术创新的参与度, 还是从资金投入上看, 企业都是联盟的主体。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 具有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推动力。由于单个企业的技术实力和风险承载力有限, 无法单独完成一些重大的产前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因此, 产业技术联盟是企业集中优势资源进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合作的一种自发和最佳选择, 是一种市场行为。
联盟具有动态性与开放性。产业技术联盟以某一共同目标为纽带, 是一种动态性和阶段性的创新组织。联盟具有一定的存续时间, 可以根据目标的变化而转型或者解散。如ENVIB联盟只存续了三年, 随着项目完成而解散。SEMATECH联盟在1992年实现夺回世界第一的目标, 为了获得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 SEMATECH在1996年放弃政府资助, 转变为一般的民间产业联盟。联盟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盟员准入机制上。VLSI联盟为了与美国竞争而限制外资成员参与, 在日本国内则吸收了几乎所有的本土大型半导体制造企业。TLPC联盟的成员主要是台湾本土中小企业, 准入门槛较低, 这也导致后期大量企业涌入, 造成联盟内部的恶性竞争。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国外产业技术联盟的成功离不开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日本早在1961年即制定了“工矿业技术研究组合法”, 确定企业成立“研究组合”的非营利法人地位, 并赋予其在税收及研发支出的特别优惠。在VLSI的建设与发展中仅政府资助就高达291亿日元, 占总投资的40%。美国于1984年也制定了国家合作研究法, 允许两家以上的公司共同合作从事同一个竞争前研发项目而不受《反托拉斯法》的限制, 促进了战略研究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SEMATECH从1987年成立至1996年, 投入预算17亿美元, 其中政府投资8.5亿美元, 达50%。
另外, 国外政府积极引导企业组建与国家竞争战略和产业政策相关的高技术产业联盟。美国的产业技术联盟主要分布在化学和医药工业, 工业自动化、软件和航空领域及电子工业领域;日本在机械、信息处理和化学处理等领域;欧盟则主要集中在航空技术、微电子、工业自动化、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
4.2 不同点
联盟的合作环节不同。SEMATECH、VLSI和TLPC联盟的合作环节处于产业链前端, 是以合作研发产前共性技术或制定产业技术标准为目标, 若干家同行业、且存在潜在竞争关系的领军企业主导并联合相关行业的中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结成的联盟。ENVIB和空中客车联盟的合作处于产业链上某个或者若干个关键技术环节, 是同一产业内的若干上下游企业形成的合作联盟。
联盟的发起与主导者不同。SEMATECH与VLSI联盟属于由政府牵头的产业技术联盟, 此类联盟通常是针对规模较大、水平较高且对国家或者地区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竞争前共性技术研究项目, 旨在增强国家、区域或某个行业的技术竞争力及培养技术人才。ENVIB是基于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产业技术联盟, 运作上较为灵活, 可根据计划项目的变化调整其目标, 任务, 内涵, 组织方式等, 一旦合作项目任务完成, 联盟也会随之解散。TLPC联盟属于由科研院所组织的产业技术联盟, 此类联盟通常都是非盈利性的科研组织, 牵头单位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 且与政府和企业都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空中客车联盟则是企业牵头的产业技术联盟, 在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与地区, 技术联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
联盟的组织运作机制不同。在组织形式上, VL-SI、ENVIB和TLPC联盟均采用了注册协会等非营利组织形式, SEMATAECH和空中客车联盟则采取了公司制形式进行管理和运作。在研发机制上, SE-MATECH和VLSI设立专门的联合制造中心或者联合研究所, 负责联盟共性技术研发;ENVIB、空中客车联盟未新设共同研发机构, 而是将研发任务进行分工, 由成员单位运用各自技术优势共同完成;TLPC则是依托工研院下属的计算与通信实验室, 围绕共性问题开展技术研发。从美、日、欧联盟的经验看, 产业技术联盟没有固定、统一的形态模式或运行机制, 但无论什么形式, 联盟都有自己单独的管理和执行机构, 这也是联盟有效运作、健康发展的保障。
5 对我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的启示
5.1 重视联盟创新目标和模式设置
设置合理、明确的创新目标是关系到联盟合作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确定产业技术联盟时, 要把技术创新目标是否清晰、是否体现企业主体性和具有产业带动性作为联盟建设的重要标准之一。联盟创新目标应充分体现其研发攻关的定位, 对于以突破某项关键技术、形成具有竞争性的产业链为目标的纵向型联盟, 应以纵向产业链上的某几家领军企业为核心, 尽量整合上下游企业资源, 避免链上某个技术环节缺失, 从而形成完整的技术产业链;对于以合作研发产前共性技术为目标的横向型联盟则应鼓励吸纳横向竞争链上的同类领军企业在产前共性技术上的合作, 同时避免同行业、且存在潜在竞争关系企业间的利益冲突。
5.2 强化联盟组织运作机制建设
国外产业技术联盟的组织形式多采用非盈利组织和公司型的形式, 在成员关系紧密程度及组织执行力上比协议型联盟更具优势。在尊重自愿前提下, 应优先鼓励组建和支持关系相对紧密、运行效率较高的非赢利组织形式的联盟, 且在法律形式上赋予联盟法人地位, 将联盟的管理纳入法制体系。鼓励有条件的联盟建立联合研究院 (所) 和研发基金, 强化联盟建立单独的管理运行机构、人员和管理制度。支持联合研究院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及具备条件的创新平台, 实行固定与流动人员 (成员单位委派) 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联合攻关。在联盟运作中, 应贯彻开放性及动态性原则, 在合理约定联盟知识产权归属的前提下, 允许成员自由加入或退出。在联盟目标达成后, 可选择解散或设定新的目标后延续。
5.3 提高对联盟的认识及支持力度
产业技术联盟作为一种新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其研发组织形态、主体、内容、方式、目标都与过去的项目或平台有较大的区别。要坚持产业技术联盟的特色, 充分认识联盟在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攻克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难关, 推进产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应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促进产业技术联盟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 加大对联盟成员企业的融资、税收等扶持力度, 加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资金与重大专项、创新平台、创新团队等已有各项资金的综合集成, 多管齐下, 保障产业技术联盟的健康持续发展。
摘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新时期下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一种新的发展形式。本文阐述了产业技术联盟的内涵、类型与特点。通过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与地区一些产业技术联盟的目标设定、运作模式、治理机制、组织协调、项目管理、资金筹措及权责分配等方面情况的总结剖析, 得到对我国产业技术联盟构建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国际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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