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精选8篇）
小额信贷 篇1
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经验与中国扶贫小额信贷改革的思考
杨 刚 杰
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问题，是世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现代金融制度创立的数百年间，在全球范围内长期未能有效破解的难题。被誉为“穷人银行家”的孟加拉国经济学家、金融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及其创办的格莱珉乡村银行，通过发明小额信贷，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因此，荣获2006瑞典诺贝尔和平奖，这在国内外反贫困界和金融界引起轰动。当前，格莱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目前正在被复制到全球59国家，而且，既有包括欧美在内的发达国家，又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格莱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以往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的扶贫小额信贷应该怎样改革，这些都是我国反贫困界和金融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本文试做一点初步探讨。
一、格莱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
孟加拉国是世界5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基础薄弱，资源贫乏，生产力水平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孟国尚有约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upper poverty line）以下，其中34%的人口生活在极贫线（lower poverty line）以下。在尤努斯创建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的上个世纪70年代，孟加拉的贫困状况和孟加拉穷人获得信贷的困难状况几乎令人难以想象。在几乎所有的贫困地区，穷人被那些高利贷所控制与剥削，他们不能摆脱高利贷，因而甘受高利贷放款者施加给他们的不公平信贷；另一方面，正式金融机构却严重忽视了穷人这一最需要信贷服务的群体，把这些渴望贷款的穷人排除在信贷体系之外，使他们难以用贷款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尤努斯教授1976年创办格莱珉银行，专门借出小额信用贷款给农村穷人，甚至身无分文的乞丐。对于孟加拉国普通商业银行来说，小额贷款往往是一个不愿涉足、也不屑于涉足的领域。首先，运作成本高昂；其次，偿还风险过大。那么，尤努斯又是如何运作，摆脱这两大问题困扰的呢？《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戴维·伯恩斯坦为尤努斯总结出了两个词：“信任”和“相互负责”。格莱珉银行完全颠覆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哲学，采取与普通商业银行完全背道而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通过向孟加拉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提供小额银行贷款，使这些在通常金融制度下无法得到信贷的人有了发展的起步资本。
格莱珉银行30多年来先后在孟加拉设立了１０００多家信用社，为２００多万社会最贫穷人口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无担保的小额贷款，其中９７％是妇女；目前有2185家分行，服务69140个村的639万借款人，而员工总数只为18151人，平均每名员工要服务3.8个村子和352名借款人；开业以来，保持着良好的经营业绩，还款率始终维持在９７％以上，除了创办当年及1991年至1992年两个水灾特别严重的年头外，一直保持盈利，2005年的盈利达1521万美元(折合1.2亿元)，这一数字让许多世界知名银行都为之赞叹。相比于国际社会动辄援助上亿美元资金，却很难帮助孟加拉国减缓贫困状况的现实，曾经被人称作“光脚银行”的格莱珉银行，在金融界乃至消除贫困领域，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孟加拉现有4家比较大的乡村银行，格莱珉乡村银行是其中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声誉最高的一家。
从已经公开的资料不难看出，格莱珉银行其实是一家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现代商业银行，94%的股权是由存户所有，政府持有象征形式的6%。它具备现代商业银行所必备的一切经营要素。格莱珉银行成功的诀窍首先在于它独特的信贷制度，即“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信贷制度。基于对孟加拉传统农村社会的理解，尤纳斯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支持小组，每五人组成一个小
组，绝大部分是女性。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来保证支持小组的成员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相互支持关系。贷款支持小组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制上的创新，它有效地降低了银行的监管成本，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督；同时，支持小组还在小组内部激发起更大的竞争意识和更强烈的相互支撑意识。在支持小组的基础上，格莱珉银行还鼓励各支持小组形成更大的联盟，即“中心”。
“中心”是村子里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个中心都有几十名成员，由成员互选一名中心代表，负责与中心经理紧密沟通。中心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派出代表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并向中心经理缴付每周的还款及存款。如果当中有成员面临困难，通常不用中心经理操心，小组其它成员或中心代表会帮助她们。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格莱珉乡村银行的某一个成员村民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向支持小组组长和中心负责人咨询，组长与中心负责人在决定贷款中担负很大的责任，也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利。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都是对外公开的，这有效地降低了来自银行的腐败、管理不当以及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职员直接对贷款负责。在商业银行频繁爆发内部腐败丑闻的今天，孟加拉乡村银行公开透明的“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程序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金融机制创新，有效降低了由腐败与无效率带来的金融风险。
同时，为了帮助那些根本没有知识与经验的借款者，他们不断简化贷款程序，最终将信贷偿付机制提炼为：（1）贷款期1年；（2）每周分期付款；（3）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4）利息是10％；（5）偿付数额是每周偿还贷款额的2％，还50周；（6）每1000塔卡贷款，每周付2塔卡的利息。这种简化的贷款偿付程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尤努斯与格莱珉乡村银行的信贷哲学试图颠覆穷人没有信用而且难以偿还贷款的信贷教条。传统的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借款人都打算赖帐，于是他们用繁密的法律条款来限制客户，保证自己不受损失。尤努斯却有相反的哲学。“从第一天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来。”格莱珉乡村银行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借款者都是诚实的。“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甚至，当格莱珉乡村银行面临借贷者确定无法偿还到期贷款时，也不会假想这是出于借款者的恶意行为，而是调查逼使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的真实境况，并努力帮助这些穷人改变自身条件或周围环境，重新获得贷款的偿还。就是依靠这种与传统银行截然不同的信任哲学，格莱珉乡村银行一直保持极低的坏帐率。
格莱珉银行成功的诀窍还在于它独特的经营办公成本控制。为了收支平衡并保持盈利，格莱珉银行严格控制经营办公成本开支。这家银行的总部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米尔普路，是一排高砖墙围起的４座小楼。据报载，中国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前去取经时“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没有前台接待、没有地毯、没有电梯，甚至连电话机也少得可怜，“寒酸”的毫无现代商业银行的“气派”。尽管天气炎热，许多办公室内只配备了吊扇，唯一配有空调设备的是位于５层的一间计算机室。办公室里没有太多现代设备，满眼看去多是手动打字机和一摞摞的记账本。就是在这里，银行的经理们监督着无数笔小额贷款业务，并且准备着每一份业绩报告。格莱珉银行的分行内没有电脑，客户数据填入指定表格后，便会由信差送到附近一个数据中心。这家中心不属于格莱珉银行的编制，而是由相关机构格莱珉传讯经营，该公司向格莱珉银行每月收取服务费，同时为农村提供其它电脑及传讯服务。数据中心有五
名职员，负责附近十家分行的数据处理，各家分行的数据送来之后，他们会输入电脑，传送至格莱珉银行在达卡的总部，由于数据有统一的格式，总部便可以每周掌握全国2185家分行的数据。尤努斯称，格莱珉银行严格控制开支，不轻易增加分行。每一个地方要增设分行，必须先有足够的存户愿意存款，以存款作为贷款基础，总部不会提供资金。另外分行需在开业第一年便盈利。
格莱珉银行最初需要政府和社会捐款资助，因为存款数额不足以支付贷款，过了数年之后，银行滚存了一点盈利，便可以补上存款的不足。所以格莱珉银行自1995年便宣布停止接受捐款，最后一笔已议定的捐款于1998年到位后，格莱珉银行便进入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不但可以继续生存，而且盈利是一年比一年多。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模式，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功的信贷扶贫模式之一。它以其扶贫面广、扶贫效果显著，且银行自身按市场机制运作，持续发展，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二、以往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金融扶持出现的问题
弱势贫困人群贷款难，即俗话所说的“穷人借钱难”，这是自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私有制和货币以后的数千年时间里，长期困扰人们的金融难题。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后，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加深，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加剧，对弱势贫困人群尤其是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问题，才开始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尤其到了当代，这个问题更被国际社会视为穷人应该享受的基本人权。扶贫小额贷款被国内外公认为是解决农村弱势贫困人群贷款难的有效办法，早在我国宋代的王安石就尝试用朝廷提供小额贷款，打击民间“高利贷”剥削，解决农民季节性生产周转困难。但近代数百年来的具体操作上，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更多囿于“信用合作”，办“信用合作社”，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据悉，国家不少高官对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搞扶贫小额信贷特别感兴趣。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专门就信合发展史作简要的探讨，以抛砖引玉——
在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合作”一词的基本含义是：“人们（或组织）为了共同目的一起工作或共同完成一项任务，诸如分工合作、技术合作等”；在国外，“合作”一词的原意是：“共同行动或联合行动”。由此可见，“合作”是人们或组织为了共同的目的或利益，联合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共同行动的一种方式。“合作制”是劳动群众为了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制度。“合作社”是劳动群众为了谋求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一种经济活动组织。世界合作思想的种子，是在19世纪初期，以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播种下来的。合作思想成为当时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很快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并为广大小生产者所接受，为后来合作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世界最早倡导信用合作的是法国的蒲鲁东（1809——1865年）。蒲鲁东认为，货币信用行为是当时社会剥削关系存在的根源，他主张通过信用合作实现互惠的交换制度。他的思想对于后来信用合作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雷发巽信用合作社，1849年诞生于德国，它的创始人是被称为“实践家”的威廉·雷发巽（1818年——1888年），它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农场主自耕农反抗中间商人的高利贷盘剥。在德国，1872年雷发巽信用合作社在莱茵地区发起成立第一个农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1876年，各地的信用合作联合社又联合起来，组成信用社的中央机构，称为德国农业中央储蓄金库，后来改称德国雷发巽银行。由于雷发巽信用社的诞生，德国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信用社的发源地，是信用合作事业发展的前驱。雷发巽信用社在德国的“成功”，很快为世界各国所效仿。到20世纪初叶，几乎传入亚洲所有国家。一时间，风
行全世界，形成了全世界性的“雷发巽运动”。特别是在欧洲各国，多以雷发巽信用社为模范，甚至于许多国家农村信用社，都统称之为“雷发巽信用社”。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合作运动迅速膨胀，信用合作社的数量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信用合作社之所以风行全世界，其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认为，这种群众性的互助合作组织，对于反抗中间商人的高利贷盘剥，缓解城乡矛盾、贫富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把它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推动、推广、扶持，而非来自民间内部的自发力量。
纵观100多年来世界信用合作社运动史不难发现，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各国有史可查的信用合作社几乎都带有明显的官办色彩。官民不清，所有权不清，权责利不清，生存严重依赖政府，离开政府寸步难行，这是有悖于信用合作社运动“自愿、自主、自立”的基本理念的，这也是几乎所有信用合作社“官办”的“通病”。而且，许多信用合作社发展到一定时期，无一例外地资不抵债，严重亏损，成了政府财政的沉重包袱，最后被推向市场，通过“破产、兼并、重组”走上商业化道路，被改造成现代商业银行，由“穷人俱乐部”蜕变成“富人俱乐部”。100多年来的世界信用合作社运动始终走不出“信用合作社——现代商业银行”的怪圈，这反映了货币资本逐利性运动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人类信用合作的主观理想和货币资本逐利性运动的客观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商业银行，如荷兰农民银行、法国农业互助信贷银行、美国联邦土地银行、日本农林中央金库等等，都是从信用合作社改制来的。总的来讲，100多年来世界信用合作社运动是不成功的，同样，中国近100年信用合作社运动也不成功。
1912年（即民国元年）以后，有教育家兼经济学者朱进之及新闻家徐沧水，撰文宣传合作思想，主张设立平民银行，实行经济方面的互助制度。但这些人的活动，仅限于宣传日本的合作思想，并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性的实施方案，在社会上影响不大。所以中国合作运动的兴起，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最早成立的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1923年6月在河北省香河县成立的。在此以前，虽然已有信用合作社组织产生，但大都经营不久，即归失败，未能长期存在。因此，一般认为，我国的信用合作运动，是从河北省香河县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诞生而开始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蒋介石政府为了“顺应”社会潮流，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对信用社的发展，采取了“积极”推行的政策。信用合作社，在县、区、乡、保各层次的行政区划内，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即县联社、区联社、乡信用社、保信用社。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信用社，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严密的信用合作组织的管理系统。到1949年2月底，在国民党统治区共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17万个，社员人数达2，400万人。在这些合作社中，信用社为最多，占总数的31％。从各省的分布情况看，以四川最多，共26，000多个，河南有16，000多个，广东有15，000多个，其余各省都在1万左右。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重视”推行合作运动，并非像他们自己所宣传的那样，是为了民众关心劳苦农民。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把合作制作为统治农民群众的新式工具。国民党政府推行合作制的目的，是为了反革命战争的需要。全国各地的合作金库，以支持合作社为名，实际上是作票子生意，以饱私囊。农村信用社，本应是农民群众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开展资金互助合作，以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信用社并未实现它的本来面貌，而变成了伪保甲长和地主富豪欺压剥削农民的工具。这些合作组织，蒋介石挂在了反共反人民的战车上，成为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自然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垮台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信用合作运动，从1927年湖北省黄冈县农民协会创办的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算起，到现在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
里，信用合作社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信用合作社网络。革命战争时期，信用合作社作为党对敌斗争的工具，为改变封建立地所有制，取缔、打击高利贷，调剂农村资金，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支持根据地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破坏，调节、融通资金，稳定物价，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信用合作社作为党领导农村经济工作的工具，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医治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战争创伤和通货膨胀，开展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筹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资金，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1958年以后，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渐丧失了信用合作社性质，走上“官办”的道路，增加了“官办”的积弊。1983年以恢复信用社“三性”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全国搞试点，1984年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1996年确定改革的目标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2003年提出把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三农‟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2004年又提出将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具有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和自担风险能力，面向„三农‟”的“社区性地方金融企业”；2007年最新确定改革的目标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造成“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改来改去20多年过去了，农村信用社并未恢复先前预想的信用合作性质，继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之后，又走上了商业银行的改革之路。
既然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官办”信用合作行不通，于是我国又尝试走“民办”之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引导农村民间信用，解决农民贷款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我国农村曾试验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农村互助储金会（简称“两会”），并作为农村十大改革试验之一，而闻名于世，至1999年1月被国务院严令全国统一取缔，经历了十多年的兴衰。“两会”是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并迅速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大多数“两会”的运作都违背了互助合作宗旨，变成了办理存贷业务的“民办”“第二农村信用社”。
到1996年，“两会”的存款规模达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九分之一。然而，由于普遍高息吸存放贷，管理权被村干部、家族势力、“大户”、“能人”把持，会员不能参与对入股资金管理，内部管理混乱，基层政府行政干预，金融监管缺位，以及县、乡政府官员等纷纷在“关心”、“关照”的名义下为自己及其亲朋好友“贷款”而不归还，“两会”管理人员纷纷借机浑水摸鱼挪用转移资金，等等，“两会”自身积累的矛盾突然表面化，很快出现了大面积的兑付风险，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挤兑**，在部分地区酿成了危及农村社会及政治稳定的事件。1997年11月中央决定全面整顿“两会”，1999年1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全国统一取缔“两会”。经过清产核资、分类处理、清收欠款和存款兑付等阶段，各地“两会”得到了彻底清理。但由此带来的资产损失相当严重。由乡镇政府向银行申请贷款兑付“两会”债务，给乡镇财政造成压力较大，广大农民也被转嫁了相当部分的债务负担。
“两会”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表明，在现阶段，我国农村“民办”信用合作社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土壤和环境还有不少问题，有待全面整治；农村金融工作必须有法可依，必须置于银监委和人民银行严格的金融监管之下。今年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决定在全国搞“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社”试点。出台的章程和实施办法笔者对比分析后发现，除了引进了格莱珉银行贷款申请人每五人组成一个支持小组的经验外，其他和“两会”几乎完全雷同。其实格莱珉银行贷款申请人每五人组成一个支持小组的经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在国内被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信贷时广泛推广，但大都流于形式，并不成功。笔者的观点是，创办“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社”这样的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尚无成功的先例可循，“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一定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慎重稳健操作。尤努斯教授也正是摒弃了孟加拉传统的失败的依靠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扶贫的旧思路，才独创出成功的格莱珉社区性扶贫新路。
三、中国扶贫小额信贷应该怎样改革
小额信贷的英文是MicroCredit，一般是指专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小额信贷的宗旨是通过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或微观企业获得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促进其走向自我生存和发展。近年来，小额信贷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2004年，小额信贷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被明确提出；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更进一步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在今年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一时间，小额信贷尤其是农村扶贫小额信贷再度引起关注。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社科院和UNDP等国际组织就在我国农村开始了小额信贷扶贫的示范项目，仅联合国系统和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到1998年底就覆盖了22个省区的150个县，资金总额达到10亿人民币。直到2000年，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推广。那时，各地政府基本上都在放扶贫小额信贷，总额差不多有50多亿，可以说是扶贫小额信贷发展的一个高潮期。但到了2003年，这笔钱差不多都有去无回，所以政府的推动力开始减少。纵观扶贫小额信贷十几年的发展，其项目不仅有效地改善了项目区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而且为政府大规模的扶贫小额信贷和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同时，它也成为我国扶贫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重要的试点和示范作用，现在仍然在为扶贫服务。但是，随着小额信贷机构业务的不断扩展，一些深层次的体制缺陷开始体现出来，使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前景令人担忧。
扶贫小额信贷常常面临这样问题的困扰：国际捐赠和政府财政投入的小额信贷资金到底归谁所有？扶贫小额信贷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理结构？这些问题已经对扶贫小额信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基层小额信贷机构对资金的使用不负责任，扶贫偏离目标，有滥用及挪用小额信贷资金的现象，贷款质量严重下降；小额信贷机构本身社团的组织形式与其在捐赠资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法人机构的实质不相符，决策机制缺乏民主；整个小额信贷的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缺少后续资金支持；不具备合法信贷经营权和融资资格，难以进行外部融资，不受法律保护等等。扶贫小额信贷资金的归属问题和治理结构的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将全面危机这些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据央行调查，农村弱势贫困人群融资只有不到５０％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资金缺口达５０％以上，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市场需求很大；另据有关专家透露，扶贫小额信贷在即使国际上也只有大约１０％的机构能实现自负盈亏，能持续盈利的不过１％，发展举步维艰。这一方面说明了扶贫小额信贷存在的必然性，另一面也说明了其改革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我国扶贫小额信贷的改革应遵循以下思路。
首先，扶贫小额信贷改革要有一定的高起点，应把我国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改革的方向定位为格莱珉式的乡村银行模式。目前,国内许多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信用合作社都在做扶贫小额信贷；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已经有300多家，但大都是国际多边或双边援助机构和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合作，由中国民间组织负责运营的，而纯粹由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发起建立乡村银行则是一种金融组织创新。在国外众多类型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中，扶贫面广、扶贫效果显著、机构自身按市场机制运作、财务上能可持续发展、显示出极强生命力的，也只有格莱珉乡村银行和格莱珉式的乡村银行。乡村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三种新型小额信贷机构正在国内搞试点，格莱珉式的乡村银行应作为扶贫小额信贷改革试验的首选机构模式。
其次，尽快制订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小额信贷法》，确定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由于弱势贫困人群通过正规渠道贷款融资困难，不得不转向高利贷市场。民间“高利贷”利率大概是银行法定利率的5到6倍，甚至更高，而从事“高利贷”生意则往往带有黑社会性质，使弱势贫困人群更加贫困，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不稳定因素。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形成以主要服务大型工商企业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主要扶持农村社区中小型骨干龙头企业的合作金融机构，为弱势贫困人群提供扶贫小额信贷服务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以及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四部分合法金融主体构成的，多元化、多层次、充分竞争、活跃的完整的农村金融市场格局，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打击、瓦解民间“高利贷”，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弱势贫困人群贷款难问题。
第三，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把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办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多年来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之所以面临诸多困难，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机构自身的企业制度有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势在必行。企业制度是指以产权制度为基础和核心的企业组织和管理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为人们所共识的，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符合国际惯例的企业制度。确切地说，是指当前遍及全球的以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公司制度。严格按照《公司法》要求，把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企业，使其“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是扶贫小额信贷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四，制定产业政策导向机制，为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发展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扶贫小额信贷具有这样四个特点：一是规模小，高度分散，工作量大，费用成本高；二是情况多样复杂，可行性研究困难；三是农民的土地、房屋和农业生产资料等财产价值偏低，难以变现，缺乏必要的抵押担保；四是季节性强，生产周转周期长，受自然灾害影响大，信贷风险高。这正是许多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扶贫小额信贷的原因，也是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生存发展必须克服的困难。国家要采取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鼓励措施，保证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有合理的盈利空间，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创办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积极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来投资入股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从中国人民银行去年的试点来看，乡村银行要可持续发展下去，扶贫小额贷款利率应该有比工商业贷款利率更高，完全可以在不高于银行法定利率4倍的范围内放开。
第五，通过立法硬约束，让商业银行机构为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提供业务支持。中国农村金融资金不仅“贫血”严重，而且“失血”也相当严重。中国人民银行官员曾指出，农村资金正从三个渠道大量流失：一是基层国有商业银行通过上存的方式致使大量农村资金流向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每年有数百亿元资金通过信用社净流出农村；二是邮政储蓄“贴水”揽储方式使约近千亿元资金通过邮政储蓄从农村流入城市；三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在赢利动机的驱使下，通过“农转非”使资金流向收益相对较高的“双大”客户和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商业银行机构取得的效益一定程度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它们必须在反贫困事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要求存款机构必须为其所在社区提供信贷支持，而且其中一部分必须贷给社区的中低收入人群。我国也应尽快通过此项法律，把商业银行机构在反贫困事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第六，适当放宽准入条件，鼓励当地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养殖大户和城乡有钱居民等企业法人和自然人作为发起人，创办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实施扶贫小额信贷的当地化、乡土化战略。与资金主要来源于国际多边或双边援助机构、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其他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相比，由当地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发起创办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由于与农民和农村有天然的联系，身处最基层，具有获取信息的便利条件，对农民和农村的金融需求有更深切的把握与了解，使它们能够根据农民和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进行相应的金融制度和产品创新，从而提供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求的扶贫小额信贷服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然人、企业或其他民间组织自身，对外援资金依赖性较小，因而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多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经济要素的大量输入，浪费严重，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贫困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创办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应按经济规律办事，立足于激活贫困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活力。
第七，建立宽松灵活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使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健康、有序、快速的发展。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与其他民间金融组织一样，具有隐蔽性强、可监管性低、风险控制难等缺点。金融监管应适应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运行机制的特征（如贷款合约文件简单、信用评估体系简便、金融产品设计灵活等），采取比较灵活的更具弹性的措施，以利于调动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投资人、捐赠人和其他批发性贷款者的积极性，激励他们更多地投入到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中；应更多地鼓励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自我监管，使其有动力加强内控建设，提升制度执行能力，防范操作风险，尤其是防范案件风险，在内部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有效进行自我监督和预防性内部监管；应在控制监管成本的考虑下，尽量鼓励建立行业性的自律组织，利用这些行业自律组织对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进行信用评级、资产评级、业务监管和信息披露。格莱珉银行的贷款支持小组有效地降低了银行的监管成本，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督，这个经验很值得借鉴。
第八，建立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任职资格制度，建设一只高素质的扶贫小额信贷从业员工队伍。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特殊的经营环境决定了其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职业自律非常重要。应通过建立统一的、规范的、可操作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任职资格制度，严把选人关和用人关，建设一只高素质的扶贫小额信贷从业员工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应优先考虑从当地农村土生土长的“草根”人群中招募员工。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要学习尤努斯的精神，彻底摒弃“官银”意识和“官银”作风，牢固树立为“三农”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遵章守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稳健经营”的金融从业职业道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办业务，把农村弱势贫困人群作为自己的亲人，执著地为他们脱贫致富而工作。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应建立健全案件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案件责任追究力度，引入取消任职资格、引咎辞职、辞退等现代人事管理制度。
第九，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提高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信贷环境质量。信用环境的好坏是扶贫小额信贷最终能否顺利收回的一个关键因素，直接关系到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要运用道德的、行政的、法律的诸多手段，推行农村信用环境建设，全面开展信用户、信用村民小组、信用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县等级评定、表彰工作。这样的等级评定、表彰工作宜每年进行一次，经常化，制度化。形成“诚实守信光荣，背信弃义可耻”的社会道德风尚，使农村弱势贫困人群家家户户都懂得“守信光荣，失信可耻；守信受益，失信吃亏”的道理。实行信用等级管理，让信用好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得到国家扶持和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支持，享受优惠政策和利率，先富裕起来。使贫困地区农村弱势贫困人群人人都认识到信用就是无形资产，尝到守信用的甜头，都能珍惜自己的信用，形成人人讲信用的局面。
第十，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不断提高我国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援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当今许多国际组织、跨国银团和发达国家政府都在援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广小额信贷。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开展小额信贷扶贫的国际合作至今已近二十年，但总的来讲，规模偏小，进展缓慢，接受的无偿援助资金总额还不抵南亚小国孟加拉。这固然有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我国扶贫方式和国际惯例不接轨，金融业改革开放长期滞后。当前，我国的扶贫方式已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主导模式，特别是今年我国全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全面启动农村金融市场改革，这都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小额信贷扶贫的国际合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要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资金、技术、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的援助，积极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技术、金融创新产品，鼓励国外有实力的大银行去面积较大、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创办试验性、示范性的乡村银行。
小额信贷 篇2
1 小额信贷的特点及效应分析
小额信贷在经营目标、客户特点、产品特点和贷款方式等方面具有面向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的特点。同时,小额信贷的信贷服务活动还具有持续性特点,只要客户能够按时偿还贷款,就可持续地获得信贷资金支持。小额信贷正常运作的基本机制是建立一种客户主动还款的激励机制,给予守信者获得重复贷款的机会以及因获得信用升级而得到更大额度贷款,可为老客户和守信客户提供一定的利率优惠。
小额信贷的发展对促进农业生产、扶持农村弱势群体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促使农户扩大生产,促进消费增长。当农户获得小额信贷以后,生产条件改善,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从而提高其原有的效用水平。根据边际消费倾向(MPC)递减规律,与富人比较,穷人的MPC更大,当穷人获得小额信贷后,其消费意愿会远大于富人获得这笔贷款后的消费意愿。因此,农村小额信贷的投放会促使农户进行更多的消费。二是增加农民收入。获取小额信贷可使农户改善现有生产条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将贷款用于创收活动以增加利润收入。三是缓解农村金融市场的货币供需矛盾。商业银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企业,其经营理念使其将资金投放到可获得较高收益的大城市。受此趋利动机的影响,各银行在农村吸收存款后,将这部分资金投放到经济发达地区,从而造成农村资金外流严重,致使农村金融市场的货币供需不均衡。而小额信贷通过对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改善贫困农村与城市之间信贷分配不均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市场的货币供需矛盾。
2 国外小额信贷模式分析
2.1 两种较为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
2.1.1 孟加拉乡村银行(GB)模式
孟加拉乡村银行被称为“穷人银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扶贫模式。1976年,穆罕默德·尤纳斯博士在孟加拉的Jobra村开创小额信贷实验项目,1983年当局允许该项目注册为正规银行,乡村银行由此成立。在此后的30年间,乡村银行逐渐发展成为组织及全国的金融机构,服务于全国64个地区的68000个村,还款率达到97%以上[2]。
乡村银行的组织系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自身的组织机构,分为4级,即总行—分行—支行—营业所;另一部分是借款人机构,分为3级,即会员中心—会员小组—会员。实行小组会议和中心会议制度。每周召开一次小组会,每半个月左右召开一次中心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收款活动,交流致富信息、传播科技知识等。乡村银行的服务对象只限于穷人,而且每户只限一人。贷款仅资助生产性项目。贷款期一般为一年,从第二周开始还贷,每周还本金的1/50。初次贷款金额为1000元,如借款人能按规定还本付息,第二次可贷1500元,最高一次可贷3000元,连续扶续直至脱贫为止。在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实践中,小额信贷是一种小额、短期信贷方式,不需要担保,直接贷款到户,手续简单方便易行。
2.1.2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模式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是印度尼西亚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印度尼西亚唯一一家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小额信贷部(BRI—UD)的小额信贷业务选择在贫困线以上、信用状况合格、有潜力的个人或家庭小作坊作为目标客户,提供期限最长为2年或3年的贷款,而贷款只允许用作流动资金或购买固定资产。贷款客户可以选择贷款期限内每月还款或分3个月、4个月、6个月的分期还款。
BRI—UD的小额信贷组织机构,从上至下有四层,即总部—15个地区分行—320个支行—4500个位于乡村地区的营业所。乡村营业所是BRI—UD最重要的机构组成部分,通常位于农村乡镇的中心位置、市场附近,一般只租赁一间房屋。一个营业所通常可覆盖16—18个村庄,服务4500名储户和1700名贷款客户。每个营业所有四名职责明确的员工,分别为经理、信贷员、营业员和会计。BRI—UD通过存贷利差所获的信贷服务收入,完全可以覆盖其运营成本,并利用所获利润,不断扩展金融服务业务的广度和深度。
2.2 孟加拉GB模式与印度尼西亚BRI模式比较
孟加拉GB模式与印度尼西亚BRI模式在扶贫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二者的特点比较如表一所示。
2.3 成功经验
2.3.1 孟加拉GB模式
一是合理的经营模式和非政府组织的高效率。政府给予乡村银行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使其可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潜能。二是借款对象重点关注最贫困的人。因为越贫困,贷款资金边际效用越大,缓解贫困作用更好,借款人对贷款运用重视程度越高。三是注重技术支持。乡村银行在向借款人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还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积极参与借款人的生产活动。四是控制贷款额度,适度放贷。过度负债不仅会对借款人造成过大的还款压力,还可能使其因超过预期还款能力而放弃还款。乡村银行严格控制信贷额度,适度放贷,并结合实际情况,严格核算项目需求,保证其正常运营。五是政府政策支持。政府在初期的财政支持,使其获得大量的廉价资本,使得盈利成为可能。同时,政府在税收、准备金等方面给予宽松政策[3]。
2.3.2 印度尼西亚BRI模式
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良好信誉。BRI—UD长期致力于印度尼西亚农村经济的发展,长期发放政府补贴贷款,在农村形成了较好的声誉。因此,广大农户愿意把储蓄存在BRI,更倾向与从BRI—UD获得贷款。二是设置激励机制。BRI—UD分别通过绩效奖金、分档储蓄利率和返还贷款本金对整个经营活动中涉及的银行营业人员、储蓄者、贷款者三方进行激励。三是注重财产抵押与品质审查。BRI—UD通过基层经理对借款人进行品质调查,以弥补信息不对称性的缺陷。同时,要求财产抵押以保证还贷。四是指导穷人投资,鼓励穷人储蓄,帮助穷人理财,提高穷人素质[4]。
3 借鉴国际经验发展我国小额信贷的建议
尽管孟加拉GB模式与印度尼西亚BRI模式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采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在本土根据当地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进行金融创新而成长的,从而能持久地为国内低收入阶层及微型企业服务。在我国的实践过程中,国外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我国的大多数机构在技术上都采取了GB模式,但实践中还没有达到国外同类机构的水平。比较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小额信贷的模式和经验,我国不能简单地选择某个国家现成的成功经验,而应借鉴其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设计适合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小额信贷模式,以缓解长期以来金融资源的贫困问题。特提出以下建议:
3.1 加大政策支持,积极拓展小额信贷资金
一是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进入门槛,强化监管约束,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金融体系。二是建议由政府划出一块扶贫资金作为发展小额信贷专项资金,由小额信贷实施机构提出申请,经扶贫机构和资金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用于补贴小额信贷工作经费或周转用于小额信贷的资本金。三是减免小额信贷机构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作为其支农的补偿。四是改变部分金融机构“抽血”的角色,规定在农村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要把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农村小额信贷的投放,减少农村资金外流[4]。
3.2 坚持市场化原则,减少政府干预
允许小额信贷机构在法律监管下自由决定利率,使其能覆盖运营成本;建立小额信贷担保基金,为其从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创造条件,发挥扶贫政策的诱导性功能,引导各种小额信贷机构实行商业化经营,实现政府扶贫与小额信贷经营的分工与协调。同时,建立强有力的农业风险信贷补偿机制,扩大农业风险承担的主体,提高农村信贷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3.3 注重贷款支持和技术服务相结合
将贷款支持和技术服务相结合,实现扶贫、高还贷率和机构持续发展这三者的协调发展。为小额信贷机构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加强交流、合作与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水平。同时,建立培训基地,提高农民贷款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变化应对能力,提高项目成功率。
参考文献
[1]韩平.农村金融业务与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2]焦瑾璞,杨骏.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陈心宇.小额信贷模式的选择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10).
小额信贷 篇3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首先将孟加拉“乡村银行(GB)”小额信贷模式引入了中国。小额信贷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从外授试点、政府推行到正规金融机构进人几个阶段。在小额信贷发展初期，主要是以探索小额信贷服务和小额信贷扶贫的可行性、操作模式及政策建议为宗旨，以国际机构捐助或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民间或半官半民组织形式为运作机构的小额信贷实验项目。1997年以后，小额信贷进入了政府推行的时期，政府从资金、人力和组织方面积极推动，并借助小额信贷来实现扶贫攻坚的目标。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推动了农信社开办农户小额信贷业务，从此，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开始全面介入小额信贷业务。目前，我国小额信贷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综合性商业银行的小额信贷事业部、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专业小额信贷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等。
近年来，小额信贷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在2007年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一时间，小额信贷尤其是农村小额信贷问题再度引起关注。纵观小额信贷十几年的发展，其在扶贫、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解决就业等问题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多年来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随着小额信贷机构业务的不断扩展，一些深层的体制缺陷开始体现出来，一度使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前景令人担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在小额信贷的发展中存在着哪些问题，我们应如何进一步发展小额信贷。
二、小额信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过度干预
在我国，小额信贷早期仅仅被作为一种扶贫的手段，开展小额信贷首先考虑的是实现政策性目标，而不是实现赢利性目标。农信社承担着涉农资金政策性投入任务，在发放小额信贷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执行较低的利率，另一方面却要承担资金成本、业务成本以及潜在的经济损失。要想实现小额信贷的财务自立是非常艰难的，从而为农村信用社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背上沉重的包袱。
事实上，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并不是真正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而是实质上从属于或受制于地方政府，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大多也是当地政府及其部门委派的。政府的过度干预会导致小额信贷机构无法实现商业化运作，经营效率低下。如政府和农业银行共同参与的正规金融小额信贷就存在政策属性和商业经营的体制性矛盾，责、权、利关系模糊，经营成本高，贷款回收率低。
(二)缺乏充足且稳定的资金来源
这一点主要存在于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和小额信贷试点公司，这类机构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进行筹资，只能运用“来自几个有限股东的自有资金和来自一个机构的批发性融资开展相关业务”，以防范金融风险，这也就是目前所说的“只贷不存”的限制。之所以有这样的限制是因为小额信贷机构尚处于试点阶段，其在人力资源积累、产品开发和管理经验、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均相对不足，加上对于小额信贷目前仍然没有相关的监管和法律政策的出台，如果允许吸收存款，存款人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一旦出现资金的流动性问题。很可能引发挤提进而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就农信社而言，目前农村资金多向分流严重，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信社，不仅承担发放小额农贷的任务，更是肩负着投放整个农业贷款的重担，但吸存能力受阻，资金来源也明显不足。
(三)利率的制定陷入两难困境
利率说到底就是资本价格，而资本价格本质上是由资本市场供求平衡决定的。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金融机构的贷款倾向于现代工业、城市和发达地区，而农村资金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和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导致了农村金融贷款利率一般较高。而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利率又比农信社要高，这是因为，农信社是通过吸收利率较低的存款、发放利率较高的贷款来维持运营的，而小额信贷公司要用成本较高的自有资金或长期负债融资来发放贷款。另外。小额信贷业务是人力密集型行业，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业务成本很高，为覆盖各种成本只能实行较高的利率，而过高的贷款利率往往使得许多渴望获得小额信贷的农民望而却步，小额信贷帮助贫困人群摆脱贫困的初衷无法兑现。
但是，又不能把利率定的太低，过低的利率无法足以覆盖业务成本和融资成本，无法实现赢利性原则，很难长期经营下去；而且过低的利率容易导致“寻租”现象的产生。国内外大量的经验己经证明，有补贴的优惠贷款会导致严重的寻租行为，许多人存在“不要白不要”“白拣便宜”“捞一把”“搭便车”等思想，最终的结果是完全剥夺穷人获得信贷支持的机会。
(四)风险防范能力亟需加强
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是贫困、低收入农户和一些中小企业，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本身就存在风险。农业以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经营为主，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必然的经济现象。小生产的盲目性很容易使农产品出现结构性趋同，加上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较高，农业生产经营时常出现相对大的市场风险。农业还要受到自然灾害因素的影响，而贫困农户本身缺乏足够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没有财产和经济实力做后盾。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往往无力按时归还贷款。
此外，小额信贷还存在道德风险，由于小额信贷是无需抵押担保的，当前一些农户信用意识淡薄，赖债、逃债思想较为严重，如果有个别借贷不还的示范效应发生，则很容易造成拖欠行为的大面积蔓延。加上农村执法难度较大，而且小额农贷分散，其执行成本高，因此难以对借款户的不良信用行为给予有效的法律约束。
(五)缺乏良好的政策环境
首先，小额信贷的法律地位仍不明确。目前仍然没有一整套法律框架来确立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法律地位，也没有专门针对小额信贷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而相应的财政、税收、资金支持等配套扶持政策还比较少，无法给予小额信贷发展有力的支持。
此外，对小额信贷的外部监管仍处于真空状态。到底小额信贷要由银监会还是由央行进行监管，各有关部门在监管时如何进行分工、协调等问题在政策上还很模糊。
三、发展小额信贷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化市场化运作
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减少政府干预，区分政府扶贫与小额信贷的功能，将小额信贷从单一的扶贫中解放出来。一方面把小额信贷机构发展逐渐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按照现代金融机构的原则进行经营，创建可持续资金运营的基础模式；另一方面弱化地方政府对小额信贷机构的过分干预，避免其成为新的金融体系不良贷款的来源。中国地域广阔，而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宗教文化等千差万别，照搬一种小额信贷模式
难以满足不同地区的个性化需求。因此，要从本地市场出发。因地制宜地建立适合当地的区域性小额信贷组织。
(二)寻求多渠道的资金来源
中央银行应继续加大对农信社支农再贷款的投放力度，以有效调节农村资金供求紧张状况。在个别地区，央行可以允许一定范围内农信社自主上浮存款利率，以缓解资金问题。此外，农信社还可以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借贷，疏通横向资金融通渠道。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要解决农信社的资金余缺问题，单靠短期拆借是难以解决的，这就需要发展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借贷，建立区域性资金融通网络，从而实现资金的最优配置。
(三)开放小额信贷利率，实现利率市场化
地方政府不再强制性规定具体利率，在不超过基准利率四倍这一前提下，放开利率水平，根据当地资金需求情况，自主制定利率水平，比如可以采取由借贷双方自主协商的方式来确立交易利率。当然，利息收入必须能覆盖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也就是要实现赢利性。
创新信贷产品，对不同产品实行差别利率。例如，对于生产性贷款和非生产性贷款就可以实行不同的利率，即对于生产性贷款实行较为优惠的利率以鼓励贫困农民通过农业生产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四)建立小额信贷的风险控制机制
通过建立农户经济档案，对农户的家庭住址、人口、田亩、经济收入情况等详细记载并经常更新，这样，在发放贷款时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违约风险。另外，可以对历史借款编制还贷记录，根据记录重新评定农户的信用等级，从而决定其信用贷款限额等级和利率优惠政策，对于那些历史记录不好的农户取消资格或加以限制，而对于信用良好的可以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和优先贷款。探索建立小额信贷的风险补偿机制，通过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用于弥补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形成的小额信贷损失。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可以在农村推行农业意外保险制度，扩大承担风险的主体，提高贷款当事人的抗风险能力，使农业风险由信用社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同时做好信用社资本金的补充，完善中、坏账准备金制度。
(五)加快小额信贷款管框架的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不同形式的农村小额信贷，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模式，这里主要是要区分审慎性监管原则和非审慎性监管原则。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允许吸收公众存款的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机构，如农村信用社，综合性商业银行的小额信贷事业部，适用“低门槛、严监管”的审慎性原则，将其纳入银行监管框架中。对一些硬性指标，如最低注册资本、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率、风险集中度等要严格规定。而对于那些“只贷不存”的专业小额信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则适用非审慎性监管原则，为小额信贷机构设计行为准则，包括对小额信贷的信贷业务准入、客户保护、利率政策、法律规范等问题进行监管。
政府在设计监管框架时必须考虑到小额信贷机构所付出的成本，如各种信息披露文件的整理和报送的成本；其次还要考虑到监管者的监管成本，即监管者对大量的小额信贷组织必须付出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监管框架的设计过于繁琐，既超过了被监管者的承受能力，也超过监管者的监管能力，最终将形同虚设乃至归于失败。
尽快出台针对小额信贷的法律、法规，给予现有的小额信贷机构合法地位，并为其提供一系列配套的优惠政策，如免除小额信贷业务的营业税，降低所得税，发放低利率的政府再贷款等。
(六)抓住机遇，小额信贷向正规划方向发展
以往的小额信贷采用的方式多为项目运行，因此不仅作用的范围很有限，而且很难实现可持续性，根据国外小额信贷的实践可以看出，小额信贷将来的发展方向是逐渐向正规化过渡，小额信贷的正规化主要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NGOS(非政府组织)转变为正规金融机制；二是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小额信贷领域。
2006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对于大力培育新型小额信贷组织，尤其是正规化小额信贷组织具有积极意义。该意见为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早日实现合法化提供了契机，这类小额信贷机构在放宽市场准人的机遇下，有望通过努力取得金融牌照，进入正规金融，有了合法地位后就能吸收存款，就有了筹集资金的渠道。
浅析农村小额信贷 篇4
【摘要】小额信贷作为特定区域内面向融资弱势群体的一种小额信贷形式，是一项重要的扶贫措施。其从起源到现在虽然只经过了短短40多年的发展，却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地区融资难题，极大地促进了“三农”经济发展，为农民自己创业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已成为现阶段农村主要的金融需求之一。本文通过对中部地区一些省份现阶段小额信贷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了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提出了个人的建议。
【关键词】中部地区 小额信贷 发展
各省份小额信贷发展状况
（一）湖北省
——以湖北宜城市粮油协会联保贷款为例
宜城市地处江汉中游，盛产粮棉油，有“吨粮田县市”之称。该市粮油市场广阔，粮食生产、购销、加工、储蓄等行业发展迅速，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2000年成立了宜城市粮油协会。粮油协会会员大部分为固定资产十几万的种田大户、养殖户和经销户，由于这些行业投入成本大，生产周期长，风险难控以及自身存在弱者性，而金融部门评审面广，要求高等原因，融资难已经成为了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007年，银监部门、人民银行、信用联社和宜城市粮油协会一起研究确定了粮油行业协会会员联合担保贷款的信贷模式，为粮油经济的快速发展扫除了最大障碍。粮油行业协会联保模式主要是由粮油行业协会会员组成联合担保贷款小组, 共同出资设立风险担保金, 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会员按照联保小组授信总额的25% 缴存保证金, 由协会收取后存入保证金专户, 然后会员即可获得贷款。该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较强, 同时实行连带担保补偿和保证金补偿。若借款会员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 则从保证金账户直接扣收, 保证金余额不足部分, 由协会补齐。该模式实行商业保险补偿。协会为借款会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财产保险, 并指定贷款组织为第一受益人。同时实行捐赠补偿。借款会员在遭遇不可抗拒风险损失时,由协会组织其他联保会员对其进行捐赠, 捐赠款项主要用于偿还贷款。
目前，虽然粮油行业协会联保模式经营情况良好，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得不让人深思。首先，粮油行业协会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缴纳的保证金，这些保证金毕竟数额有限，如果存在几个会员同时提取较大数额贷款，并且还款周期较长，那么后来借款的会员资金来源就得不到保证。其次，粮油行业协会联保模式只能帮助其会员解决融资难题，难以惠及真正贫困而又需要资金创业致富的农民，体现不了小额信贷对弱势群体的扶贫作用。所以，只适合经济发展有较高水平的地方发展，推广面较为狭隘。
（二）湖南省
——以湖南湘潭联户担保为例
湖南省湘潭县盛产粮食，乡人有种粮、养猪的传统。在粮价特别是饲料粮上好原料——早稻谷价格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饲养生猪转化，农民才能从“种田80亩，难以养家糊口”的困境中解脱出来。饲养生猪，需要建设猪圈、购置简单饲料加工设备，每饲养一头猪，还需要700-800元周转资金，而农民宅基地属于集体土地，房屋无法抵押，至于存单抵押，更是不可能。
为解决当地村民对资金的需求，2001年湘潭农信社迈出了农村小额信贷探索的第一步，通过资信评定确定了不同档次的无担保抵押贷款。贷款的基本程序是农户提出申请，再由村两委、信用联社联络员、信贷员共同作出信用评估，授予贷款证，然后才能从信用社拿到钱。并且农信社不同于传统银行“春放、秋收、冬不贷”的传统工作模式，存贷款业务一切以农事周期为核心，不同产业、不同贷款对象不同对待。经过逐步发展完善，农信社又探索出了农村联户担保贷款机制：三户以上农民自由组合，成立“联保贷款小组”，联保户推选的小组组长牵头，可共同申请每户最高上限为5万元的相互担保贷款。3户农民结成的“贷款担保圈”产生的信用，可以获得总额15万元的小额贷款。
经过此种创新湘潭县农信社在青竹村去年就投放400多万元贷款，去年全县这种贷款余额已经达到1.3亿元，依靠联户担保贷款很多农户都完成了脱贫致富的蜕变，联户担保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功。
（三）山西省
——以山西临县扶贫基金会模式和山西平遥县小额信贷公司为例
1、山西临县扶贫基金会模式
山西临县扶贫基金会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于1993年在山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创立。该基金会的小额信贷是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形式以家庭为单位，每户最高只能贷五千，每笔贷款一般在几百元至一千元之间，最多不超过五千元，借款期限一般在6个月至1年，最长不超过2年。贷款利率根据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由茅于轼先生和各基金会会计协商决定上下浮动。基金会贷款采取家庭成员联合签字，共同贷款的方法来保证贷款的安全，一般要求夫妻双方同时在场共同签字，达不到夫妻双方签字要求的借款户，也可以由父母或兄妹联合签字，不需要他人担保或其他财产担保。贷款回收一般式贷款到期时，由基金会管理小组提前一周通知，一次性办理借款回收业务；不能一次性还清可分次还款，但不得超过两次。
2、山西省平遥县小额信贷公司模式
山西省平遥县素有经商传统，是历史上晋商崛起的摇篮。当地农产品加工业、养殖业、铸造业在省内外都占有重要地位，加上平遥农民创业热情高涨，产生了强劲的信贷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2005年山西省平遥县响应中国人民银行启动的第一批小额信贷试点活动，成立了全国首家小额信贷公司——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
截至2008年底，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累计为2890户农户提供了16867,75万元贷款，本金和利息回收率在99%以上，公司整体运营良好。该公司成功最主要是借鉴国外小额贷款经验，探索本公司小额信贷发展的独特模式。在其发展模式中，坚持贷前调查，公司要求信贷员上门进行一对一服务；如果一个村子贷款农户较多，公司到村里办理手续，尽量方便村民。调查内容包括申请者资金及其来源、固定资产、负债、市场营销、生产管理、个人品行和个人健康等多种因素，而不是简单的要求担保抵押。这样，贷款风险充分化解于放贷之前，并且确定了农民与公司的贷款关系，有利于双方的可持续发展。
（四）河南省
——以河南省虞城县政担企银模式为例
河南省虞城县结合本地情况开展“政担企银”融资担保模式，该模式主要是政府注资成立担保公司+企业入股担保公司+股东企业内部联保+金融机构授信放贷的新型担保信贷模式。该模式很好的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担保不足的问题。该模式的特点：一是担保公司有政府作为依托，金融机构认同程度较高，银企合作意愿较强；二是企业入股，有利于担保公司实行公司化运作、商业化经营；三是公司不以赢利为目的，互助担保费用较少，企业融资成本低；四是贷款企业均为公司股东，可以促使企业审慎使用信贷资金，提高经营效益；五是担保公司在企业融资过程中承担着资金再分配作用，有助于强化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能和企业之间的互助联保意思。同时，贷款拉开梯次，企业还款时间具有明显间隔，减少企业还款压力，有助防范信贷风险。具体做法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民事行为能力的经营企业，经营稳定，有较好信誉，缴纳一定的资本金后即可申请成为公司股东。股东取得贷款必须有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担保基金由担保公司统一存入贷款金融机构。基金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注资，一部分是企业入股。在自愿、互惠、互利、诚信的基础上3-5个公司股东又组成若干联保小组，互助担保小组按区域行业设置，金融机构按照各自的行业管理规定和企业资信状况，确定不同授信额度。
存在的共同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小额信贷农村政策性扶持制度较少，有效监管不力
小额信贷额小面广、管理成本高、收益低，决定了农村贷款必须具有一定的政策性质。但由于目前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以及农村政策性金融财政补偿机制等政策性扶持和保障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小额信贷的发展；而且目前我国对小额信贷业务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管措施，多头管理，层级不明
（二）资金来源没有保障，无法满足农民对资金的强烈需求
根据国家关于小额信贷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小额信贷机构仍属于非政府的金融机构，无法取得合法地位，也就是只贷不存，不能吸收民间储蓄来扩展自己的业务，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小额信贷资金来源不足。目前，小额信贷机构资金主要来源于捐赠、股东注册资本和不超过2个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并且融资不超过总资产的50%等，这些都限制了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致使其无法满足农村农民日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
（三）管理水平与人员素质较低，贷款风险系数大
虽然小额信贷机构在很多地方已得到良好发展，但由于仍处于试点阶段，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依然普遍缺乏风险管理人才，无法很好的把握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变化；而又由于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为农民这一特殊群体，很多农民自身素质不高，金融意识和信用观念不强，即使自身不需要资金也盲目积极争取贷款或者盲目虚构贷款用途骗取贷款改作他用；并且，农业、养殖业等不同于其他行业具有自身的弱质性，受自然灾害及生产环境影响较大，生产周期长，容易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所以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等较大，风险难控。
（四）信用环境欠佳，影响农村小额信贷发展
遵纪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特别是对于小额信贷，信用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一直以来，整个社会信用环境体系不健全，违约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借贷者不守信用，欠款不还甚至逃脱债务，增大小额信贷公司经营风险；还有一些实行联保制度的小额信贷模式，也有由于农户之间相互存在不信任原因而无法连结以来共同担保责任共同创业致富；一些小额信贷公司更是因为信用担保因素无法及时为农户提供急需资金。信用已成为了影响小额信贷甚至整个农村金融发展的最大障碍，建立健全信用环境体系，对于建设农村经济对于和谐社会发展已是刻不容缓的必要之举。
（五）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农村小额信贷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虽然我国早已经过了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的一系列改革，但是公司内部管理授权、职责划分、激励约束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小额信贷机构尚缺乏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
国外的成功经验
（一）孟加拉高利率盈利模式
小额信贷的扶贫性质和商业化经营并不矛盾冲突。小额信贷机构实行较高的利率水平是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对于小额信贷机构而言，要覆盖其操作运行成本以及填补部分不良资产必须实行较高的利率水平；其次，从农户的角度看，农户无法得到低利率的贷款，只有较高利率才能使贷款真正到达比较贫困的农户手里，而且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虽说较高但毕竟比高利贷低，更加有利于农民扩大生产，自主创业。就有关资料显示，孟加拉银行的贷款利息也要高于商业银行利率。其中，各营业所的资金是从总部借的，住房贷款一般是以4％的年利率借的，而以10％的利率发放给会员；创收性的贷款一般以12％年利率借得，而以20％的利率发放给会员。贷款期限一般是1年，每周必须还2％，年底连利息一并还清，来一年再借。由于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有更高的风险，因此，贷款的利息要高于商业银行利率。而且，乡村银行目前的股份中92％是由借款人持有，政府只持有8％的股份．乡村银行从商业资源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可借贷资金，对低成本资金的依赖也逐渐降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模式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模式主要是建立了完善的信贷体系。其在总行下设立省级办事处，并设乡村信贷业务部，负责整个小额信贷业务系统的监管、制定系统的政策和业务管理制度、协调该系统与其他银行相关部门的关系，构成较为完善的信贷体系。整个业务的开展是通过下设的320个分支支行、3600个乡村信贷业务部和400多家村级服务站构成的小额信贷体系来完成的，业务直接覆盖广大乡村，完善的信贷体系为农村小额信贷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做到了可持续发展。
（三）赞比亚银保联合模式
赞比亚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与保险机构联合创新出一些适合小农户的金融产品，如“Zyonse金融产品组合”，该产品由商业银行提供信贷融资，由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包括财产保险、生产信贷和抵押担保。农户要获得银行贷款只需存入一些款项作为保险金，并以他们的生产地库存收据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小额贷款得到了保险公司的担保，提高了银行对农户的贷款发放率，既支持了农业生产又分散了信贷风险，促进了小额信贷的发展。
启示与个人建议
（一）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大力支持小额信贷发展
小额信贷作为支持贫困乡村地区发展的有益探索，在中国起步发展时间还短，经验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应与时俱进，出台相关支持且与小额信贷相匹配发展的法律法规，并逐步承认小额信贷农村金融的合法地位，大力支持小额信贷发展，并进行引导和规范，整顿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为“三农”经济发展创造一片天地。
(二)创新小额信贷经营方式，开辟资金多方面来源
在吸纳各方捐赠，个人注资，金融机构入股，政府补贴的同时，积极支持私人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农信社甚至小额信贷机构，鼓励民间资本投放农村资金互助组和农业保险机构，放宽最低比例。在资金能够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开辟资金来源多元化，为小额信贷的发展注入“血液”。
（三）全面提高小额信贷组织主体和借款农户素质
国际上不少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都有专门的资金用于培养把握市场和技术的人才，而在我国许多小额信贷机构为融入当地农村和更好的获取借贷人信息，一般采用当地村民干部作为信贷员人选，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小额信贷业务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业务员的个人专业素质和知识水平，而村民信贷员明显比较不和这一条件；同时，农户作为借款人也需要了解新技术，学会如何应对市场不断调整自己的种植和养殖规模及生产方式，所以全面提高小额信贷双方素质，加强对二者的培训有其必要意义。
（四）探索新模式，分化小额信贷经营风险
根据赞比亚银保联合模式，从目前小额信贷的发展走势来看，化解小额信贷风险“小额信贷机构+保险公司”发掘农业信贷保险是其必然趋势。小额信贷机构可以和农户协商，由农户出资或者二者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资购买商业农业保险，并确定小额信贷机构为第一收益人，这样可以在遇到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贷款逾期不还或无力偿还时把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更加有利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减轻农户负担；开创分期还款，减小农户一次性还款压力。由于存在生产周期和还款期限不一致问题，很多农户所借贷款并不能用其本身项目收益偿还，容易造成风险违约。开创分期，分季还款方式，既能够帮助农户强化贷款早还的观念，也能够缓解农户一次结清的压力，防范小额信贷经营风险。
（五）建立农村信用体制，强化借贷者信用意识
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信用体系是各种借贷行为得以持续的根本，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加深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不仅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有利与双方合作共赢，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完善农村信用体系，既要制定维护社会信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范信用评级，也要宣扬模范信用形象，树立诚信为本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湖北宜城粮油协会联保贷款破解农产品销售融资难题——杨希伟 郝同前 新华网（2）湖南省湘潭县信用联社“联户担保”解农民贷款难——黄明智 金融时报（3）民办小额信贷组织的运作与启示——武洪波
（4）山西省平遥县农村小额信贷发展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汪文 马小林 刘波 农民日报（5）从国外经验浅析河南农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发展调整对策——刘晓光（6）中国农村小额贷款组织发展对策研究——高 雷 吴 茜（7）浅析小额信贷的制度环境——刘美
小额信贷公司排名(最新) 篇5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资产结构、资产质量、管理效率、盈利能力、增长速度、社会责任” 等多项评价标准，根据数据测评、联席会指导委员会推荐和专家评审委员会的综合意见。评选出了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竞争力排行榜。共统计了全国100家小额贷款公司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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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公司排名的依据指标是:资产结构、资产质量、管理效率、盈利能力、增长速度、社会责任;等多项评价标准。
最新全国小贷公司数据统计一览表
2015年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394家，贷款余额8811亿元，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618亿元。（附表：小额贷款公司分地区情况统计表 2015）
地区名称(家)机构数量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8394 69 110 459 315
从业人员数(人)实收资本(亿元)贷款余额(亿元)102405 847 1445 5336 3271 4743 5238 3421 2208 1309 6119 3718 5913 1551 2888
7857.27 100.70 129.77 263.42 213.94 353.25 352.48 105.59 114.46 155.95 933.30 690.97 357.21 236.20 242.10
8811.00 111.75 136.21 277.56 212.61 357.40 327.35 79.33 106.43 201.40 1147.66 913.74 407.17 279.99 275.15 内蒙古自治区 481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578 401 249 112 616 330 466 104 221 山东省 308 3704 358.82 河南省 325 4885 215.99 湖北省 243 3342 270.53 湖南省 124 1561 93.47 广东省 373
7823 518.43 广西壮族自治 293 3915 236.88 海南省 34 402 33.00 重庆市 235 5566 516.30 四川省 326 7036 529.18 贵州省 278 3106 83.21 云南省 391 3813 188.22 西藏自治区 10 93 6.50 陕西省 222 2290 182.19 甘肃省 325 3042 130.49 青海省 41
472 31.79 宁夏回族自治 116 1470 66.82 新疆维吾尔自 239
1878
146.12 国务院：推动民资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小贷服务大数据风控平台免费入驻使用目录
目标：打造小微信贷“铁人三项”能力的大数据风控平台
424.42 231.86 295.23 101.32 530.85 307.83 34.63 627.17 597.30 79.67 195.11 3.60 182.20 105.72 36.16 62.49 161.70
1)“铁人三项”之IT风控系统
2)“铁人三项”之大数据征信
3)“铁人三项”之互联网服务
4)大数据风控平台对外服务重大优惠举措
NO.1: “铁人三项”之IT风控系统
Key 1: 大数据风控平台希望解决的业务问题？
针对个人及小微企业的纯信用、抵质押类信贷业务全生命周期管理，支持从几千元的小额消费贷款到数万元的个人信用贷款，以及数十万元的小微企业经营性贷款业务。
特别适用于P2P、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小微金融机构，解决这些公司缺少有效适用的IT系统、以及缺少减少资金和技术团队，快速使用业界一流的解决方案系统，包括从业务展业、申请审批、申请反欺诈、账务管理、催收管理等信贷全生命周期流程管理，而不仅仅是一个P2P 模板。
Key 2: 大数据风控平台如何更懂小微金融业务
平台与全球最大的征信及决策分析服务商Experian合作开发，充分借鉴了Experian在零售及小微信贷风控和流程管理的最佳实践，结合本土个人及小微信贷业务的优秀经验，以“信贷工厂”运作理念为准则、以量化风控决策为核心。同时，平台融合了六大小微信贷产品的最佳流程与风控实践，包括个人信用贷、房贷、车贷、Pos经营贷、网商贷、小额消费信贷等。
且与Experian等专业风控机构持续合作优化升级并开发新产品和模型。
Key 3: 大数据风控平台如何做到系统技术架构领先
平台可以针对不同机构、不同产品灵活、快速配置业务流程、风控策略及息费计算参数，快速支持新业务发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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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G3是一个真正做到面向业务用户的企业级统一决策管理平台，可实现整个信贷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模型及策略管理与优化调整，如贷前的信贷审批、贷中的账户策略管理等。SMG3自上世纪90年代首次发布至今已经有上千个解决方案应用在全球金融行业，安装机构已达1700多家，分布在全球30多个国家。SMG3的应用彻底改变了以往业务人员在管理业务策略的对IT的严重依赖，使业务人员有能力自己设计、测试、运行和监控策略，同时也彻底将IT人员从繁琐的业务需求到系统设计构造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于系统运维管理等实际IT工作。
Key 4: 大数据风控平台比同类产品的特有功能和优势
贯彻整个信贷生命周期流程的量化决策应用，提升系统自动化运作水平，减少人员投入和提升运营效率。
特有的P2P行业息费参数计算和灵活调整，以及与广泛的第三方支付及外部多种资金渠道接口。
强大的催收管理能力，涵盖从电催、门店、外委、法催及核销等多种催收管理模式，并配置了自动决策和优化能力的催收分案及行动路径设定，有效提升催收作业效率，节约成本。
实时、高效的大数据征信及反欺诈手段，实现可媲美人行征信报告的信息数据整合输入，以及多种手段、渠道支持反欺诈管理。
NO.2: “铁人三项”之大数据征信
Key1：小微金融机构面临的数据征信困惑
无法接入人行征信
希望有很多数据、但又不知道数据在哪里
接入成本高、无法形成统一客户视图 数据如何深度挖掘和应用
Key2：征信机构和数据源的困惑
征信牌照和业务开放有限，无法公开规模化推广应用
数据敏感、担心泄露和数据安全，如何安全可控范围使用
都是微小机构、对接成本高，很多没有IT基础设施
如何形成闭环的信息反馈，构建和优化信用评分模型
Key3：风控专业咨询公司和人员的困惑
没有数据，相当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客户不能理解和验证模型，无法实现持续化运营和变现
Key4：解决之道
一站式对接不同数据源，在用户授权和充分可信的征信查询服务流程管理中实现数据查询、整合、挖掘应用，并形成良好的数据反馈机制，使得数据在安全可控的平台中流转应用。
NO.3: “铁人三项”之互联网服务
Key1：小微金融机构如何实现业务创新
没有产品创新能力
没有网络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特别是非机构化数据的应用
区域化作业无法对接全国性互联网平台
如何实现资产证券化ABS？如何获取低成本资金
Key2：互联网平台如何提供金融服务落地
金融业务是比广告更高收益的流量变现能力，且对于提升平台客户服务、促进交易有着重要意义
没有金融牌照和充裕低成本资金，没有专业金融人才和技术团队
没有线下落地团队，无法突破线下面访及核实
Key3：理财机构如何寻找可信资产
如何突破依赖对金融机构的评审代替资产评审？
如何实现对资产包的评级分类和差异化定价
如何直接对接借款人的契约，改变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
Key4：大数据平台互联网服务解决之道
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开发标准化垂直场景的信贷产品，帮助互联网平台实现流量转换，帮助金融机构实现产品创新和客户创新。目前已经开发了网商贷、POS贷、在线消费信贷等，并已经在多家金融机构全国性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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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神州融大数据风控平台对外服务重大优惠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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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市场调研提纲 篇6
1、项目县总体概况
全县总体社会经济状况；
人口、行政区划（乡镇分布）与交通情况；
气候及自然灾害发生率；
产业结构；
金融环境与发展、信贷资金需求及供应量；
民间借贷情况；
小额贷款公司数量；
政府治理与执法环境；
地方招商引资政策、外资及民营企业发展状况等
2、宏观市场状况
目标客户定位；
市场总量估计（绝对总量和有效客户数量）；
现有金融机构及其市场占有率；
信用社信贷基本情况，特别是小额信贷发放情况。
3、微观市场概况
选择3个乡/镇中的3～6个村进行实地、包括入户调研，了解所在乡村的人口、家庭收入、信贷需求和市场情况；
每个村选5～10个有信贷需求的农户进行访谈；
是否有小额信贷公司或小额贷款公司在此开展业务；
政府扶贫贴息贷款发放情况：管理方式、发放对象、发放数额及回收情况； 扶贫系统村级互助金建设情况：分布、管理方式结合资金规模等。
4、其他相关信息
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种类；
当地农贸市场发展情况；
当地农业保险业务发展情况等。
5、所调研村县周边县的情况：如，周边县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状况。
6、政府方面的信息来源：当地最新统计年鉴。
7、附件
表
一、全县总体概况；
表
二、周边县/市情况；
表
三、农户基本情况；
表
四、农户信贷经理与信贷需求情况；
表
五、实地走访的村庄情况与市场情况；
表
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研究 篇7
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特征, 农村经济发展滞后, 城乡经济两级分化凸显, 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彭建刚, 2011)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但由于农业的弱质性、抵押品缺乏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严重,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尤为重要的是, 部分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扮演着抽血机的角色, 它们非但不向农村供给更多资金, 还将农村地区的存款输往城市, 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的贡献率大于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的贡献率 (谭燕芝, 2009) 。
小额信贷是发展农村金融的有效途径, 2005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在农村地区探索建立小额信贷组织, 至今已有较大的发展, 截至2011年12月末, 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 贷款余额3915亿元, 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小额贷款公司获得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 由于无法吸收存款, 仅靠股本和低于股本50%的银行贷款放贷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要。
二、简要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之前, 学术界主要流行“农业信贷补贴论”, 他们认为, 农民没有储蓄能力, 农村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 且由于农业的弱质性, 使得商业银行不愿意进入农村市场。因此,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建立非盈利的、政策性的机构对农村进行无偿的注资。在此理论的指导下, 很多国家引入补贴性信贷, 使农民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但是,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 该模式并不成功, 由于贷款的可替代性, 许多贷款被用来从事其他活动。
麦金农和肖在1973年提出了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 由于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 尤其是利率管制, 使得资本市场发生扭曲, 产生金融抑制, 他们提出, 必须放松管制, 让市场机制形成均衡利率, 从而提供合理的投资率和储蓄率, 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就必须减少政府干预, 逐步放开利率管制。
杜晓山教授是国内小额贷款理论研究的先驱。1993年, 他去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考察, 1994年在格莱珉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 他牵头在易县试点“扶贫经济合作社”, 希望将尤努斯创建的孟加拉模式引入中国。他较为全面地定义了小额信贷, 即在一定区域内, 在一定制度的安排下, 按照特定目标向特定贫困人口提供贷款资金和综合技术服务的信贷方式。黄蕊 (2008.1) 认为, 商业化是小额信贷的必然趋势, 中国开展商业化小额信贷具有广阔的前景。王锦旺、杨兆廷从经营机制上分析了小额信贷公司的创新性, 认为其实现了制度创新、投资主体创新、组织创新和服务对象创新;同时, 他们也提出了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风险控制和信贷专业技术方面还要不断加强 (《农村经营管理》2009.3) 。在小额信贷机构的盈利性和风险性方面, 杜晓山教授也做了相关统计, 以河北易县为例, 扶贫社每年可支持5000户左右, 直接受益人口达65000余人, 累计发放贷款6000多万元, 还贷率达90%多, 每年纯利润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这位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动力。
三、农村地区金融供给状况简述
农村金融分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主体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国际组织等。但是这部分资金对于巨大的农村市场而言还是过小, 无法满足农户的需求, 据统计2008年我国共发放扶贫贴息贷款207.6亿元, 覆盖贫困村5万余个, 扶持贫困户800余万, 但这仍然只占一小部分。而且政策性金融是不盈利的, 多由捐赠、财政等负担, 不具有可持续性, 也无法从根本上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商业性金融, 尤其是小额信贷近年来在农村地区发展较快, 却也面临着大量问题。小额信贷资金供给渠道狭窄, 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与农村地区巨大的资金需求形成鲜明对比。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 严重影响着其功能的发挥, 有的小额信贷公司甚至经常出现无款可待的局面, 因此, 拓宽融资渠道, 增加资金供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第一, 商业性金融战略收缩。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由于害怕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商业性金融机构选择进行信贷配给, 出现“惜贷”和“拒贷”。同时, 大部分机构撤出农村。2009年, 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总结道:我们全国有3.5万个乡镇, 其中, 2800个没有正规金融机构的网点, 8900个只有一个网点。据统计, 2009年, 县及县以下的地区人均贷款额为7700元, 而城市人均贷款额为3.5万元, 农户贷款仅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
3.6%。
第二, 政策性金融缺位。农业由于其弱质性, 需要国家适当地扶植。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都具有相关职能, 但是由于他们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使得政策性金融趋于商业化。同时, 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尚不健全, 政策性金融作用有限。
第三, 合作金融名不副实。合作金融应由社员入股组建而成, 由社员民主管理, 为社员服务。但实践证明这种模式行不通, 产生很多问题。信用社资金供给能力不足, 长期经营农村业务, 产生了大量坏账, 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 更遑论进一步支援农村了。
第四, 民间融资活跃。大部分民间融资根植于农村, 与三农有天然的联系, 具有信息优势, 同时, 由于其灵活的借贷方式使其在农村有很大的市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百村金融调查结果, 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占样本的62.2%。农村企业也大量从非正规渠道融资, 它们采取入股、借贷等方式从民间筹集资金, 利息甚高。民间金融在活跃地方经济的同时其高额利息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四、中国小额信贷发展情况
(一) 发展进程
社科院杜晓山教授把中国的小额信贷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验阶段 (1993-1996年) , 该阶段没有政府组织参与, 主要由社会团体利用国外和自筹资金进行试点, 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此时尚未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第二阶段:项目扩展阶段 (1996-2000年) , 该阶段政府从人力、资金、组织等方面积极推动小额信贷, 并要求予以推广。
第三阶段:各类项目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 (2000-2005年) , 央行鼓励城乡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小额信贷, 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力度。
第四阶段:央行鼓励海外和民间资本介入, 试行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获得 (2005年至今) , 2005年, 央行在西部五省试行开办了7个民营小额信贷公司, 2006年, 银监会出台放宽金融准入门槛的新政, 在中西部6省试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基金互助社, 2008年, 将此试点推广到全国31个省市。
(二) 主要问题
农村金融分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主体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国际组织等。但是这部分资金对于巨大的农村市场而言还是过小, 无法满足农户的需求, 据统计2008年我国共发放扶贫贴息贷款207.6亿元, 覆盖贫困村5万余个, 扶持贫困户800余万, 但这仍然只占一小部分。而且政策性金融是不盈利的, 多由捐赠、财政等负担, 不具有可持续性, 也无法从根本上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商业性金融, 尤其是小额信贷近年来在农村地区发展较快, 却也面临着大量问题。小额信贷资金供给渠道狭窄, 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与农村地区巨大的资金需求形成鲜明对比。小额信贷机构只贷不存, 严重影响着其功能的发挥, 有的小额信贷公司甚至经常出现无款可待的局面, 因此, 拓宽融资渠道, 增加资金供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三) 商业性小额信贷的主要成效
据小额贷款网的数据, 截至2011年12月末, 中国有小额信贷公司4282家, 贷款余额3915亿元, 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缓解了农村信贷中生产性资金不足的约束, 高利贷得到了有效控制。
五、小额信贷未来发展方向
(一) 政府应该加快改革, 放松管制
实践证明, 通过商业化的方式, 在农村地区引入小额信贷机构,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 目前在我国还一定程度上存在金融抑制, 使农村利率无法达到市场均衡水平, 利率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变量, 合理的利率能够影响投资率和储蓄率, 进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因此, 国家应该逐步放开金融管制, 在农村地区进行金融深化改革。
(二) 建立小额信贷批发基金
小额信贷机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短缺, 缺乏融资渠道。它们不能吸收存款, 用于借贷的资金只能是自有资本, 这大大限制了这些机构的发展。参考国外的经验, 我们可以建立小额信贷批发基金, 来解决这个问题。小额信贷基金定义如下:通过多种方式募集资金, 由独立于政府的专门基金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 将所筹资金通过甄选的农村小额信贷机构间接投入农村地区的集扶贫、盈利目标于一身农村发展支持基金。类似的基金有很多, 如孟加拉的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 巴基斯坦扶贫基金会, 阿根廷社会资金开发基金, 尼泊尔农村小额信贷发展中心等。小额信贷批发基金其实质是“金融互联”, 选择小额信贷机构作为批发基金和贷款者之间的中间组织, 有利于将“农村正规金融的资金优势和小额信贷机构的信息优势相结合, 解决正规金融机构面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简化交易程序, 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其信贷的可得性”。
摘要：文章简要回顾了农村信贷供给的相关理论, 并指出基于市场规律的商业性小额信贷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最后提出了目前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其中, 建立小额信贷批发基金, 通过金融互联解决资金供应问题是本文的一大创新。
关键词：小额信贷,农村金融,批发基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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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加速“圈地”小额信贷 篇8
2013年伊始，阿里巴巴、慧聪、京东、苏宁等电商巨头纷纷加速筹建电商金融体系，并展开了新一轮跑马圈地，而电商与小额信贷的“亲密接触”，成为当前业界最为关注的焦点。
2013年2月18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全国征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今年要做好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征信服务。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将符合条件的两类机构有序接入征信系统，提供征信服务。”这意味着上述两类机构的信用评级试点工作即将展开。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有超过6000家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超过6.5万人，贷款余额超过6000亿元，而其中，电商小额信贷正在衔枚疾进。
传统模式捉襟见肘
近年来，原材料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市场流动资金短缺，国内小微企业用户贷款需求旺盛，无形中衍生出一片利润空间巨大的蓝海市场。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4.35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1.72%，连续三年实现增长。
但事实上，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远远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首先，传统抵押担保贷款模式与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借贷成本高、运作风险大，很多小微企业起步新、家底薄，根本无能力满足其要求的抵押担保项目。另一方面，小微型电商的借贷频率更高、对资金周转速度的要求也更高，传统信贷模式流程复杂、周期冗长，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因此，目前我国银行贷款主要仍投放给大中型企业，小企业仅占20%，微型企业几乎无缘分享。
此外，我国金融行业的运行环境导致小额贷款屡屡被银行“无视”。如果想从银行获得几十万元的贷款，贷款者往往需要通过房产抵押来实现。“很抱歉，您申请贷款的额度太小，建议用房产抵押。”这是不少银行客户经理对小额贷款申请者表示“爱莫能助”时的常用说辞。更有一些银行的客户经理直言，“我们没有做过这么小额的贷款，抵押贷款也基本在100万元以上”。而不少缺乏房产等固定资产的“白手起家”型创业者，几乎没有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有400多家乡镇银行和3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然而这一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小额贷款利率往往是银行基准利率的3倍～4倍，而一度风靡沿海地区的“民间融资”贷款利率高达年息25%～30%，短期利率甚至达到了年息80%～100%。很多小额贷款实际上成了高利贷，如此发展，不仅无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甚至成为加大企业运营成本的反向推手，令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更为恶化。
以上这些不利因素，到了阿里巴巴、京东商城等电商巨头们眼中，却成了相当诱人的商业契机。毕竟，较之银行，电商金融更加快速灵活，也更贴切小微型电商企业的真实需求。
一般来看，电商开展小额贷款的市场空间与其自身主营业务的市场空间往往重合，或者依附于主营业务。无论是大量网上购物消费者，还是电商平台上的厂家和供应商，对小额贷款的需求有目共睹。而从电商自身角度出发，提供小额贷款服务有两个目的：一是加强电商平台优势，为上下游客户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二是将其发展成为拓展客户或市场价值的一种增值服务。由于电子商务企业拥有大量网上客户和上下游企业客户，开展此类业务或能更为深入地挖掘客户价值。
现实背景下，银行普遍对小型电商和消费者缺乏关注，小额贷款公司、民间金融服务机构大多缺乏进入相关市场的技术优势，所在在某种程度上，电子商务企业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可以独享一定的市场空间。
电商扎堆跑马圈地
头羊动了，群羊必会一哄而上——“羊群效应”恰如其分地展现了电商巨头进驻小额贷款的热闹景象。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电商巨头们不约而同地开始“跑马圈地”。
2010年6月，阿里巴巴与复星集团、银泰集团、万向集团联合投资6亿元，成立了面向淘宝网商户的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并获得了国内首张电子商务领域的小额贷款公司营业执照。2011年，阿里巴巴投资10亿元在重庆成立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通过这两家小贷公司，阿里金融在阿里巴巴B2B业务、淘宝网和天猫三大平台提供订单贷款、信用贷款两项服务，贷款额度通常在100万元以内。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末，主要负责运营阿里巴巴旗下小贷公司的阿里金融业务部门，已累计为超过12.9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贷款总额超过260亿元。2012年7月20日，阿里金融实现单日利息收入100万元，按此计算，阿里金融的年利息收入高达3.65亿元。
无独有偶，2012年11月27日，京东商城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推出供应链金融服务。京东商城表示，其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结合了商城供应商评价、结算、票据处理等系统，以及网上银行、银企互联等电子支付渠道，是面向全部商城供应商开展的一整套金融服务综合型金融服务平台。
与此同时，国美在线表示，“库巴网不排除国美在线推出小贷业务的可能性”。
2012年12月6日，苏宁电器发布公告称，其境外全资子公司香港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与苏宁电器集团公司将分别出资2.25亿元、7500万元，在重庆组建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3年1月16日，慧聪网与民生银行联合发布了一款名为“民生慧聪新e贷”的信用卡产品，为慧聪网的“买卖通”会员企业提供50万元以下的信用贷款，而慧聪网也成为继阿里巴巴、敦煌网、网盛生意宝、京东商城和苏宁易购后，第六家正式涉足网络信贷的电子商务企业。
电商小贷模式各异
在六家电商小额贷款企业中，阿里小贷在市场份额方面占据一定优势。
阿里金融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阿里金融共完成170万笔贷款，平均每笔贷款7000余元，上半年累计投放贷款130亿元。
京东的小额贷款商业模式是用自身信用做担保，从银行获得授信，取得授信额度的供应商在完成对京东的送货后，即可与京东对账，如对账核对无误，京东即给银行指令，银行将货款金额提前与供应商结清。待账期规定结款日，京东将货款的本金还给银行，而供应商则需要支付银行7%的年利率。这是一个以京东牵头，通过银行介入来改善供应商资金周转率的项目。京东从中得到了销售额、供应商提高了资金周转率、而银行也得到了贷款利息。可谓“三方共赢”。
苏宁电器集团旗下的苏宁易购则采取“超电器化”战略。苏宁开展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有利其加快开放平台建设，吸引更多非电器类供应商。与阿里巴巴淘宝平台的小商户模式不同，苏宁对商户和产品品质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厂商的规模相对较大，这无疑会导致苏宁扩大贷款数额。而如按照计划向“超电器化”方向发展，代理商、小微厂商数量增多，将使苏宁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的前景逐渐明朗。
从资金来源上看，苏宁小贷与阿里小贷一样，其资金来源都不是银行，而京东供应链金融资金则主要源自银行。较为相同的是，现阶段各家电商小额贷款都面向自家平台上的商户，力图为中小微企业商户提供便利的融资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阿里巴巴、苏宁易购都已拿到了开展独立贷款业务的牌照，采用旗下独立子公司直接放贷的模式。该模式的优势在于可直接积累用户信用及行为数据，放贷灵活，且有较强的控制力，劣势则在于有政策风险和巨大的资金压力，且受到区域性限制。
京东商城、慧聪网等大多数电商企业则采用与银行合作的方式发放贷款。电商将平台数据转化为银行认可的信用额度，银行依此完成独立审批、发放贷款。该模式有利于回避政策和资金风险，由银行出面，也能方便地提供更高的额度、更长的授信，而电商企业的信用数据还能被银行征信体系认可使用。但缺点在于容易重新陷入银行操作流程死板、审批困难的传统困局。
挑战传统前路漫漫
多年以来，网络市场热点轮动，但电商领域的竞争从来不曾冷却。在市场份额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电商企业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巩固现有市场地位、抢占对手市场份额的机会。
其实，目前无论是阿里巴巴金融、苏宁小贷，还是京东供应链金融，都为供应商创造了一个从供货、销售、融资到结算的闭环服务体系，通过这个闭环将供应商紧紧圈住。
电商企业通过互联网的数据化运营模式，为电商平台上的中小微企业、个人创业者提供了可持续性、普惠制的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向无法在传统金融渠道获得贷款的弱势群体提供“金额小、期限短、随借随还”的纯信用小额贷款服务。由于电商平台上的商户大部分从事销售或流通领域，这一领域恰是产业链中最稳定的一环，所以延伸到整个产业链的电商信贷服务可以打通上下游产业，再加上当前中小商户电商化的发展趋势，小额信贷业务无疑将在不远的未来成为电商企业的重要赢利点。
发放信贷的关键因素是成本和风险。在电商平台上，交易、付款的记录就是评估信用等级的现成平台，电商通过对数据的搜集和整合解决了上述难题。在这种金融模式下，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达到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银行间接融资一样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大幅减少了交易成本。
目前，电商企业的小额信贷业务与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尚可构成互补，但对致力于微贷业务的中小银行而言，来自电商小贷企业的冲击已是不得不去面对的市场挑战。人们不禁要问：不远的未来，电商是否会重建一个金融信用体系，从而冲击现有的银行信用体系？
业内专家指出：电商小贷挑战传统信贷可谓前路漫漫。首先，电商信贷的风险显而易见，没有抵押担保，没有信用捆绑，风险发生后往往无法弥补。
电商小额信贷目前面临的最大发展障碍是现有的金融制度。电商的小额贷款业务具有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这决定了其不能吸储，只能通过注册资本进行放款，虽然可向同业进行融资，但按制度规定不能超过其注册资本的2倍。
同时，电商小额贷款还受到地域的限制。银监会和央行于2008年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只能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此后，各省市陆续出台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也均参照上述条款执行。然而电商小贷公司的服务对象是来全国的中小微企业供应商，如果不能跨区域经营，其信贷业务必然会受到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