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多元化

法律多元化（精选4篇）

法律多元化 篇1

构建内部协调并互有竞争的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格局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综合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从法律方面来探讨构建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格局体系的措施。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市场规制的角度制定行之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与退出制度;二是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如何运用利率金融调控手段为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格局体系的形成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完善担保制度, 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良好的诚信环境。

一、以市场为导向, 制定农村金融主体退出与准入法律制度, 并优化各主体间的内在结构

为了解决农村金融主体之间的内在结构矛盾, 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 制定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主体准入与退出的法律制度, 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 进一步协调各主体间内部结构使其形成竞争、有序、健康的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1. 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农村金融主体准入和退出法律制度。

在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可以如下步骤进行操作:一是认真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调研分析, 依据“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 使那些严重资不抵债的农村金融主体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同时在市场需要的地方新建一批。由此提高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和农村金融的效率。二是还应配套规定储户存款保险制度和农村金融主体破产法律制度。前者为保障金融机构破产后储户的利益, 进而维护农村安定团结的问题;后者用以解决破产后谁承担法律责任以及承担多少法律责任的问题, 即以法律形式明确真正的责任主体, 防止农村金融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相互推诿责任, 保证农村金融市场的高效率发展。

2. 构建内部协调、良性竞争的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中发 (2005) 1号) 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发 (2006) 1号) 文件, 均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 大力培育小额贷款组织, 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 加大农村金融改革和扶持力度, 有效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务充分性的要求。在保有目前农村金融主体结构种类的前提下, 明确各主体分工, 优化其内部结构。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农业银行, 扭转其近年来出现的“离农”倾向。二是逐步调整邮政储蓄银行的业务范围, 使其从农村吸收的储蓄资金真正做到取之于农, 用之于农。三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和社区基金, 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四是深化农信社产权改革。五是拓宽农业发展银行的金融服务领域。六是积极引导规范农村民间金融主体, 使其不断的发展壮大。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入手, 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 引导和鼓励民间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 使其合法化、公开化和规范化, 并纳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 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 同时建立相配套的市场退出机制。

二、深化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

1. 央行和银监部门要切实发挥在控制利率风险上的基础调控作用。

一是建立风险防范预案。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分析研究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和利率工具操作的经验, 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农村利率市场化可能出现的风险, 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防范预案, 使利率杠杆作用得到真正发挥, 并确保利率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二是建立信息监测分析系统。金融监管部门须对金融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和管理, 并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监管对象的整体数据, 进而对数据迅速地加以分析和处理, 做出有充分依据的监管决策, 确保农村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三是建立诱导机制。金融监管部门应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激励农村金融机构从事有效的金融供给, 引导农村金融机构转变经营机制, 确立以“三农”生产经营的合理资金需求为目标的经营方向, 寻找既能够将利率改革带来的增量资金用于支持“三农”发展, 又能够防范利率风险的信贷方式, 使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

2.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明确风险责任, 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利率市场化的顺利推进会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 其中最根本的要素是农村金融机构的自身。农村金融机构应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从而明析产权、明确风险责任, 使利率改革建立在市场化制度的基础之上。农村金融机构还要建立扁平型的经营管理模式, 使经营和管理紧密结合, 减少管理层级, 提升经营水平, 实现业务处理的标准化、批量化, 使经营管理机构能随时应对市场情况的变化做出迅速决策。同时还要建立较完整的农村市场资源信息库, 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农村金融机构的数据分析研究系统, 进一步保障农村市场业务的实施。

3. 确立完善的资金定价体系。

要建立完善的资金定价体系, 实现以风险管理为中心的利率形成机制。农村金融机构要建立内部“利率定价统一性”。一是要按业务品种、部门、网点进行成本核算, 并根据客户的信用风险、综合收益、筹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建立综合的测算体系, 以灵活制定合理价位, 并将成本核算的结果用于确定不同的利率水平, 使农村金融机构能够根据利率变化而进行理性的经济活动, 防止出现不计成本吸收存款、不顾收益让大量高成本资金闲置的现象, 培育农村金融机构独立承担风险的能力。二是建立动态的利率风险衡量体系。要根据农村信用社资产负债总额、结构、期限变动, 以及社会平均利润率变化和利率调整可能引起的利率风险, 建立动态的利率风险衡量体系, 及时调整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 并对存款、贷款利率水平和利差最低水平做出限制, 将利率风险控制在事先规定的限度内。三是建立健全定价程序的分级授权机制, 规定不同产品、不同价格、不同管理人员的不同授权, 以控制因利率浮动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四是自主根据市场需要推出不同风险收益水平的金融产品, 能够充分体现风险收益水平, 形成不同风险收益组合的利率体系。

4. 创造良好的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

一是积极争取地方党政部门对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支持和配合, 做好对社会各界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 使社会各界理性地看待农村利率改革, 消除改革的不稳定因素。二是加强利率风险管理的法制建设, 尽快完善有关法规, 促进农村利率风险管理规范有序。三是建立财政贴息和担保制度。由于农业产业的比较效益低, 要设立一定的财政贴息和担保制度, 对一些农村企业和农户给予贴息或担保, 用财政手段来弥补市场利率均等原则对农村经济主体的影响。

三、建立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

当前, 能够对农业的发展起到直接帮助的是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是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 它承担着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业务的政策性贷款、专项贷款, 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财政的无偿性拨款和有偿贷款。但由于财政拨款有限且常常不到位, 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严重不足。农村信用社实际上也是按商业化的营利性原则进行经营, 因此与农业银行一样, 不可能很好地履行政策性职能。

由于市场选择以及政策不到位的原因, 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主观上缺乏支持农业发展的意愿, 在客观上缺乏支持农业发展的措施, 农业发展缺少应有的资金支持。在此情况下, 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弥补市场行为的失灵, 大力发展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通过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介入, 在金融机构和贷款人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 提高农业贷款人的信用, 分担金融机构的风险, 促进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资金融通。另外, 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本身具有资金放大的功能, 可以以有限的财政资助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

农业政策性担保制度可以有效的促进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信用制度形成。“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 也只有以资本主义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的出现”。信用产生之后, 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的发展。信用要真正发挥作用, 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可以促使人们养成诚信的习惯, 同时也可以将城市金融机构中已经得到普遍运用的信用评级制度推广到农村。

在具体制度的设立上, 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 一是单独设立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 专门对农业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融通进行担保;二是依托现有政策性担保机构, 增加农业担保业务;三是调整我国政策性担保体系, 整合现有政策性担保资源, 成立统一的政策性担保机构, 开展各种政策性担保业务。相比较而言, 我国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设立的方式在发展方向上应选择第三种方式。目前我国政策性担保业务包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住房置业担保、下岗失业人员小额信贷担保、农业担保等, 这些担保业务隶属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 除造成管理上的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弊病外, 还造成大部分政策性担保机构规模小, 管理成本高、自身信用不足等缺陷。如果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也单独设立, 不可避免地会同样出现上述缺点, 故应该调整我国政策性担保体系, 分级成立统一的担保机构。

摘要：文章针对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完善政策法律措施。包括调整各农村金融主体的业务范围, 加大其“支农”力度, 加强相互之间的内部协调能力;完善对农村金融主体的监督体系, 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完善担保机制, 培育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 改善农村金融外部环境。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 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主体并存、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适度竞争, 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主体格局, 促进中国农村乃至整个金融机构的深化改革。

关键词：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主体,农村金融主体多元化,法律措施

参考文献

[1].徐诺金.论我国金融生态若干问题.http://ifb.cass.cn/show_news.aspid=3990

[2].徐滇庆.制度创新与农村金融改革[J].武汉金融, 2004 (9)

[3].孟凡利, 李学春.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现实选择.金融与保险, 2005 (7)

法律多元化 篇2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人“文化热”以来，“法律文化”这个法理学最新的概念，〔1〕几乎成了法学中除“法治”外的另一个“关键词”。对它的论述中不乏精辟之语。然我所关注的则是法律文化的研究如何能够与现实对接，与现实问题有所助益，或者它为法律本身提供怎样一种合理的解释和态度。

法学家对法律文化给出了许多解释：“法律文化就是社会观念形态、群体生活模式、社会规范和制度中有关法律的那一部分，即法律观念、法律心理、法律知识、法律经验、法律传统以及它们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体系的部分内容的总和，还包括社会总体文化作用于法律而产生的法律文化总功能。” 〔2〕或“法律文化分内核和外壳两部分……”〔3〕但往往有热衷于谈论法律文化之结构、模式、类型等“含混甚至空泛性质”〔4〕这些形而上的“法律文化”概念不仅不能对实际问题有所助益。反而徒增许多无聊而不必要的空话，恐有混淆视听之虞。我试图从现实运行的角度，对法律文化进行解释，以期更近实际。

从这个角度寻求法律文化的真意，不妨先关照其他学者对文化的理解：最早提出文化定义的是人类学家泰勒（Tylor）“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体。”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5〕萨缪尔（Slinmel）说在具体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规范，文化将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减少到最小程度。文化赋予宇宙以意义，使我们认识自己，使人际交往成为可能。〔6〕无疑，他们都是从实际的或价值的角度对文化加以阐释，而格雷。多西（Gray L Dorsey）生造法文化“（Jurisculture）一词所体现的.”安排秩序观念“（ordering idea）〔7〕也正是有这种意味。笔者所推崇的正是这样一些更具实际价值的定义。法学界的梁治平先生也提出法律文化”不但能够被用来解决 ‘问题’，同时也可以传达意义“，正是从这种立场上，我们认为‘对法律的文化诠释必定要超越各种孤立的和机械的法律，也一定要反对各种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法律观。〔8〕从这儿我们可以引出另一个论题，对法律的研究不能仅关注法条和法律制度本身，”处于这种情态之下，法律问题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9〕可见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

一方面，法律文化是法律运行的基质与土壤。法学研究、立法、司法归根结底是为了法律的正常运行但脱离了相应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准备，法律至多是纸上谈兵！书面上的规则是一个样子，但生活中表现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规则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法律如何运行，不能帮我们把名存实亡的法律与现行法律分开，不能告诉我们法律规则是如何制定，为什么这样制定，以及对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10〕所以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前些时台湾学者林端博士举的一个例子颇值得深思：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制定《中华民国民法典》时，因受到罗马法、德国民法中男女享有平等继承权这种规定的影响，规定了子女享有平等的遗产继承权。这是项具有非常大进步意义的法律规定，但从那时起直到70 年后的今天，在台湾的民间对这个立法依旧我行我素，特别是乡下，父母还是不愿把遗产留给女儿，许多女儿被迫签下抛弃继承书，只因为这个立法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一项超前立法。〔11〕由此可见，法律文化对法律的正常运行，对于书面上的法律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以至内化到人们的行为中，自觉遵守举足轻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文化、适法环境是法律实效的生命！

另一方面，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人类学家霍贝尔（Heobel）说：“把文化作为一个有联系的、运动中的整体看待。这样就可以把法律作为一个文化因素……〔12〕而法学家更是明晰地阐释了这一观念：一切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的特征的问题都需要与产生法律的社会条件相联系来加以领会，在这种意义上，法律确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13〕举例来说，法律制度中的继承制度、婚姻制度、甚至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都与文化思维模式紧密相连。又如中国法院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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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多元化 篇3

法律多元是指一国之内不同种类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共存现象。有学者指出, 法律多元意味着法律应该有多种中心、多个层次, 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着两个以上可供人们适用的法律规范, 而不能仅仅只有一个法律规范。法律多元起源于法人类学和法社会学交叉学科对法律的功能主义界定, 并将其广泛运用和进一步发展。在一个复杂多样的社会里, 不可能存在一元法律规范或单一的社会秩序, 任何社会秩序的建构都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正式法律制度。在法律多元的视野下, 民间习惯法的作用不容忽视。

昂格尔在其著作《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提出了三种法律概念, 即习惯法、官僚法和法律秩序。奥地利学者埃利希在《法社会学基本原理》中提出了两种法律, 即国家制定的“国家法”和“社会秩序”本身, 或者称为“人类联合的内在秩序”。日本学者千叶正士则明确提出了法律多元, 他认为法律应分为三个层次, 即官方法、非官方法和法律基本原理。其中, 非官方法是指非由官方权威正式认可, 而是由某个圈子的人们在实践中通过普遍的一致同意、认可的法律体系。这种普遍一致的同意可以通过成文的意见来表达, 也可以通过特定的行为模式来表达。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法学界也极为关注国家法之外的习惯法、民间法的研究。梁治平在《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里指出:“所谓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 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 它们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个部分。在国家法之外、之下, 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 它们不但填补国家法遗留的空隙, 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苏力也认为, 只要社会的各种其他条件还会 (并且肯定会) 发生变化, 就会不断地产生新的习惯, 并将不断且永远作为国家 (只要国家还存在) 制定法以及其他政令运作的一个永远无法挣脱的背景性制约因素而对制定法的效果产生各种影响。”民间法的概念在中国提出, 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法的实际运动、实际效力、实际作用和实际效果, 即法律运行的实然性。我国蒙古族生态法作为民间法的具体形态对于我国法制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环境法学的进步有其独特的作用。

二、蒙古族生态法是民间法的组成部分

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指出, “法律和语言一样, 没有绝对中断的时候, 它也像民族的其他习性一样, 受着同样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的支配;这种发展就像其最初阶段一样, 按着其内部必然性的法则发展。法律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民族力量的加强而加强, 最后也同一个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样而消亡。”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在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习俗和规则。由于生存环境、历史形成、经济形态、生存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别, 中国56个民族之间在行为规则体系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民族性。近年来, 对民族习惯法的研究表明, 中国每一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习惯法体系。这些独特的行为规范体系, 不仅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法, 而且各民族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别。

在现实中国, 民间法与国家法并存, 作为指引和矫正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以及纠纷的自我愈合机制, 发挥着准法律的作用。蒙古族习惯法延续了400多年, 有些内容成文后仍被保留了下来, 并且一直相沿不断, 可见其约束力顽强、长久性是多么惊人, 这也是蒙古族法制的一大特点。蒙古族习惯法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蒙古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未成文习惯法, 但符合全体成员利益, 并被人认可和遵循的“习惯行为规范”, 蒙古人称之为“约孙”;二是12世纪初蒙古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 早期蒙古奴隶主贵族对相沿已久的蒙古族“习惯行为规范”予以承认、修补和增删, 变成代表奴隶主贵族阶级意志的习惯法, 蒙古人仍把它称为“约孙”, 它有道理、规矩、缘由、礼、法等含义。

三、蒙古族生态法的内容

蒙元以前蒙古先民在萨满教的氛围中通过对“阿密” (生命) 概念的确认和“天父” (地母) 意识的形成, 产生了原始的生态环境意识。到蒙元时期, 由于蒙古帝国的建立、四季轮牧方式的采用、大汗分封制下操场制度管理体系的形成, 蒙古族的原始生态意识逐步向大生态观和生态化的实践观的方向发展演化, 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步成为古代蒙古人约定俗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更为重要的是, 自蒙元时代开始直至清代的历代蒙古族统治者, 他们在继承古代蒙古族“约孙”的基础上, 不断地对其增补和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进一步地扩充, 使环境保护的措施更加具体化、习俗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例如, 自蒙元至清相继颁布了《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咯七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咯吉如姆》、《阿拉善蒙古律则》等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典, 基本确立了符合自己文化、习俗传统的法律体系。它使得古代蒙古族的环境保护意识更加社会化、法制化, 为古代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屏障和可靠的保障。整体而言, 古代蒙古族生态环境保护主要以立法、习俗、道德、宗教等形式, 融入蒙古族日常生产与生活之中, 事实上使这种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意识习俗化、道德化、法制化。

概括起来, 蒙古族生态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蒙古族人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环境平衡协调的发展观, 其实质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的一种发展观。例如:草场资源和水资源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最重要的两种资源, 古代蒙古人为了处理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平衡, 采取倒场放牧的生产措施。这种倒场放牧措施既可保障畜牧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还可保障草场的生态环境质量, 避免了优质草种的退化和草场的盐碱化或沙漠化, 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平衡。水资源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又一重要自然资源, 古代蒙古人在对水资源的利用开发上非常注重对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水在蒙古族人心目中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 污染水源就是对水神的亵渎, 所以在生活习俗中规定了不许向水中投掷脏物。习惯法中还规定“春夏两季人们不可以白昼入水, 或者在河中洗手, 或者用金银器汲水”。

(二) 爱护动植物

古代蒙古族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动植物有恻隐之心的生态伦理道德观, 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际的许多法规及生活习俗之中。蒙元时期蒙古族大多信仰萨满教和藏传佛教。佛教教诲人们慈悲为怀、严禁杀生。萨满教崇拜大自然, 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有生命、有神灵, 其教义里面同样也隐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宗教信仰思想支配着人们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奉行一种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例外。同时, 从蒙元时期开始的几乎每位蒙古族统治者都曾用立法的形式严禁大肆滥杀野生动物, 特别是怀孕的带幼仔的动物, 充分显示出古代蒙古族对野生动植物的仁慈和恻隐之心。古代蒙古族把山川大地与神灵等齐, 把其他生灵与人类齐同, 客观上提高了自然环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同时对人们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产生了很强的道德约束作用。

(三) 珍惜自然资源

古代蒙古族人认为许多自然资源的价值超过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元史·本记一》记载成吉思汗七世祖篾年土敦之妻那莫仑合屯, 就曾因为押刺伊儿部幼儿挖食了她牧场的“速敦”草根, 破坏了她的驯马场, 双方发生重大纠纷, 结果那莫仑和她的八个儿子被杀。这场祸起于无知幼儿对草场资源破坏的事件, 反映了草原等自然资源在蒙古人心目中的价值。蒙古族的习惯法中明确规定, 破坏草场可诛杀其家。事实上, 由于蒙古族所信奉的萨满教的宗教作用, 人们对水和动植物等许多自然资源都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并在实践活动中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如萨满教对水至诚崇拜:水者, 地之血气;水者, 万物之本源。基于这种观念, 萨满教水神神话中认为有了水才有了人。很明显, 在这种观念里, 水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地位与神灵等齐, 而正是这种有神论的宗教信仰使得许多自然资源在古代蒙古族人的心目中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如果剥去这层神秘的宗教面纱, 实际上就是古代蒙古族看待自然资源的价值观, 它对保护古代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协调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对蒙古族生态法的扬弃

在法律多元化的视角下, 应当承认民间法作为一种法的形式存在。同时, 国家法与民间法在文化上的阻隔和差异, 决定了我们必须协调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古代蒙古族人出于生存的需要, 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套蕴含着非常正确和朴素的生态环保思想意识。这些思想反过来通过宗教和立法手段融于整个社会的实践活动中, 使之逐步习俗化、社会化、制度化, 成为对古代蒙古族地区的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起到最根本作用的民间法。研究作为民间法组成部分的蒙古族生态法, 将对环境问题提供有益的智慧启迪, 可否在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融合中体现和发挥蒙古族生态法的作用,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 吸纳蒙古族生态法的合理因素

草原生态法是草原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 草原生态文化的制度价值就是通过草原生态法来体现的。在蒙古族的历史上, 多部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注重通过社会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 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对于蒙古族生态法中的合理成分, 应当在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过程中予以吸纳, 它对我国目前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和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现行保护草原的政策主要有退牧还草工程、生态移民工程、围封转移、建设草库伦、草原保植和飞播种草等。尽管这些政策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仍未能扭转草原退化的局面。因此, 在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 应当尽量多考虑牧民的意愿, 从下而上形成决策, 正如草原生态法传统一样。

(二) 摒弃蒙古族生态法中的不合理成分, 使习惯法与国家法接轨

尽管蒙古族生态法中孕育着丰富的合理因素, 但也不能否认在游牧民的文化体系中也孕育了一些不利于草原平衡的习惯。传统社会的蒙古族, 把牲畜数量的多少视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超载放牧。同时, 蒙古族生态法的运行过程具有很大随意性, 也是要摒弃的因素。另外, “罚畜”传统到今天往往体现为刑事案件用“私了”的方法解决,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制定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既需要国家加强法律的宣传力度, 使国家的强行法深入人心;也需要国家在诉讼机制上进行完善, 例如组成巡回法庭, 深入案发地或当事人的住所地办案, 既方便当事人诉讼, 又用实际案例加强对农牧民的法律意识教育, 逐步懂得如何应用国家的公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法与民间法融合的一个重要途径

法律多元化 篇4

关键词：蒙古朝贡法律制度,多元法文化,参汉酌金

一、清代多元法文化的存在

清入关前, “参汉酌金”就已是重要的立法指导思想, 在制定法律时, 不仅要参照汉族优秀法律文化和思想, 而且还要结合本民族社会文化与实践建立法制。如皇太极言:“我国之人, 向者未谙典礼, 故言语书词, 上下贵贱之分, 或未详晰。朕阅古制, 凡上下问对, 各有风别。自今俱宜仿古制行之。”[1]69此处“古制”即指明朝的律法典章。自皇太极起, 满族统治者开始重视以“纲常伦理”与“垂法而治”为一体的中原汉法文化, 立法建制之时即以选择性地取舍满族固有习惯法与有条件地援用明朝汉族国家法为主体趋势。清入关后, 更是把“参汉酌金”的立法指导思想发挥到极致:一是纵深“参汉”力度, 不止以明代法文化为参照, 更以溯及历代汉法典制为依据, 汉法文化日渐沁入清代法文化的核心;二是拓宽“酌金”范围, 这由于清时北有蒙古族逐水而居, 西北有准噶尔虎视眈眈, 西南有西藏为西人垂涎, 这些聚居在西北边陲的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是保证清廷“一统天下”之格局的军事重地与边防要塞。特别是西北蒙古诸部势力的向背直接关系到明末清初时期的满洲贵族与明朝对抗的胜负, 涉及清政权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根基稳定, 关乎着清朝对西藏、青海、回部等西北地区的有力控制, 甚至影响着清廷与朝鲜、俄罗斯等境外势力的关系。因此, “酌金”的范畴不再仅限酌纳满族习惯法文化, 而是注重整合以蒙古诸部为代表的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制度, 尤其是在民族法制的创设中遵循着既保证皇权至上与中央集权的前提, 又秉承“援俗而治”的策略, 从而专门制定一系列的民族法规, 具有代表性的如《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西藏通制》、《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 这些法规共同构筑了以满、汉、蒙、藏、维等多民族文化为一体的清代法文化特质, 这既是由清廷发展需要与统治经略所决定, 也是由当时社会所承载的复杂民族关系和多样民族文化所促成。

二、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从后金政权肇兴到清廷实现“一统天下”的历程中, 满族统治者深知蒙古诸部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势力对自身而言既是鼎力支柱又是巨大威胁, 正所谓:蒙古各部如云朵, 集云则雨, 其分散则如云晴雨住;蒙古集聚则成兵患, 吾等待彼之分散各个击破之。因此, 清廷对蒙古诸部即“恩威并用、剿抚并施”, 除发动局部性的武力征服、推行“分而治之”的盟旗制及联姻外, 还规定了蒙古诸部的朝贡义务, 这是清朝统治者承袭历代封建帝王御用“朝贡”方式显示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统治的臣服与效忠的“文治”之举。而蒙古诸部的朝贡义务的法制化发展是随着清廷政权的日渐强盛与最终统一蒙古众部而逐步成熟。

据《清实录》记载, 自太祖、太宗时起, 蒙古王公就有到后金皇宫朝贺的先例。改元崇德以后, 皇太极就规定“每年元旦外藩各旗中的管旗贝勒要轮番到盛京, 或遣其子弟指阙下朝贡”[2]121, 同时对于有违朝贡法令的行为, 规定须依法议罚以示朝贡事宜对满蒙双方的重要性, 崇德四年 (1639) 五月, 因“科尔沁贝勒贡物减额, 议夺吴克善卓礼克图亲王爵, 不令管事, 仍罚马五百匹”[1]168。同年八月, 又因“四子部落宜尔札木元旦不朝贺进贡……议夺所属人员”[1]327。但此时清代蒙古朝贡制度的法制化仍然处于雏形。清入关后, 清廷加强蒙古朝贡事宜的法制化, 不仅专设“理藩院”为总理蒙古朝贡事宜的中央机构, 而且还不断编纂与修订《蒙古律例》与《理藩院则例》, 《蒙古律例》涉及朝贡法律规定的有9条, 即“朝贡”门:“规定蒙古王公的年礼庆祝、年礼来朝、朝贺定限、九白贡制、贡赐赏给、进贡注意事项”[2]503等内容, 《理藩院则例》有关蒙古朝贡的法律规定为:“朝觐”门, 限定蒙古王公等来京朝见皇帝的时间、班期;“贡输”门, 明确蒙古王公等向朝廷进献贡物与获得赏赐的种类、定额等;“宴赉”门, 规定对来京朝觐或进贡的蒙古王公及贡使等筵宴、赏赉;“仪制”门, 规范朝贡礼仪, 依蒙古贵族的爵位品秩而定不同的座次、行礼仪式、恩赐及遣使等制度。另外, 在《理藩院则例》中还规定对每门制度履行不当或违背的惩罚措施。

专门化管理与法制化规定迅速催生蒙古朝贡法律制度的成熟化, 由此, 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即指依据清代法律规定有关内、外蒙古及西部蒙古地区的贵族定期进京觐见皇帝、贡献方物以表示对清廷臣服与效忠的制度。

三、“礼法合一”的中原汉法文化在清代蒙古朝贡制度中的体现

中原汉法文化是以“法家造就其躯体, 儒家赋予其灵魂”的“礼法合一”为形式, 以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为核心, 以维护“君臣有序、贵贱有别”的专制等级秩序为目的。清代法制承袭“礼法合一”的汉法文化, 蒙古朝贡法律制度也必然深受这一核心法文化的统领。

首先, 有关朝贡义务主体身份的制度体现清廷与蒙古诸部、诸部内部贵族间的尊卑有异、贵贱有序的礼法文化。在清朝, 蒙古被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而依清代相关法律规定, “蒙古朝觐为:内扎萨克年班与外扎萨克年班”[3]296, 即“称臣纳贡”的蒙古主要指由内、外扎萨克构成的外藩蒙古。这是清帝出于维护“君臣有序、贵贱有别”的礼法秩序而加以法制化的表现。其次, 有关遵守或违反朝贡法律的奖惩制度, 则充分体现了“礼法合一”与“德主刑辅”的儒法文化。一方面, 清廷对遵守朝贡法律的蒙古部落行丰厚赏赐, 如规定对漠北蒙古喀尔喀等部前来朝贡的“各赏三十两重银茶桶一个、茶喇一个, 缎子三十匹, 毛青布七十匹”[4]411, 又如“康正三十一年复准, 喀尔喀多罗贝勒, 初次请安进贡, 赏给漆鞍马一匹, 银茶盆一个, 狐皮黑蟒一件, 染貂帽一顶, 镀金鞋带连小刀、手帕、荷包一副, 头等斜皮净面靴及缎袜各一双, 缎十五匹, 毛青布一百五十匹”[5]246的规定, 如此“厚往薄来”的法律规定无疑带有“以德而治”的礼法文化色彩。但是, 对违反朝贡法律的行为则加以惩治与责罚, 尤其是对有损皇权至上、僭越身份等级、混淆臣属关系等违反纲常法纪的行为, 多以鞭刑、革职、罚俸、罚畜等较为严厉的措施进行处罚, 如“康熙二十六年题准:朝觐来京之王等, 凡遇祭祀, 一例斋戒, 遇朝会按班齐集, 违者罚俸六月;三十三年复准:蒙古王等朝贡随来兵丁络绎不绝, 于各旗台吉、参领、骁骑校内, 选一人为头领监管, 倘有抢掠盗窃, 一并议处, 并行文各扎萨克, 凡无贡物空身来者, 停其给发印文”[3]391。这两条规定中, 前者是严重违反朝贡礼仪, 因为既然是来朝贡的臣属, 遇君王“祭祀”就须“斋戒”, 遇清廷“朝会”就须“齐集”, 否则即为无视君权之神圣、未尽称臣之义务, 故“罚俸六月”惩之。后者则是规定使臣朝觐的“纪律”, “抢掠盗窃”不仅有害京城之安定秩序, 且无视皇权之法纪, 故“一并议处”, 而对朝贡却不带贡物的则视为对天子的大不敬, 未行“纳贡”之义务, 故而“停其给发印文”。汉法文化的印迹深烙于蒙古朝贡法律制度中。

四、满蒙民族法文化的交融渗透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

蒙古朝贡法律制度毕竟是清廷调整蒙古地区的具体管理措施之一, 故“因俗而治”是该制度能有效施行的前提, 况且清廷在民族法制领域注重类似于“酌金”化的拓展, 这为满蒙民族交融的法文化提供了充分的释放力。而满族与蒙古族一直保持着血缘相近、文化相系、生产生活方式相似等民族间的相互认同与依存, 这也是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能较全面地包容并体现满、蒙民族风俗文化的历史原因。如, 规定蒙古朝贡义务主体时, 采用“内、外扎萨克”的称谓, 而“扎萨克”为蒙古语中官名的音译, 即“藩封掌印”的“一旗之长”。这种极具蒙古文化的称谓更易于被蒙古贵族接受并承认而便于规范和执行蒙古朝贡事务。又如, 违反朝贡规定而行“罚畜”与“设誓”的惩罚彰显满蒙民族法文化的交融。“罚畜”既是蒙古民族习惯法文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满族以自身熟知蒙古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活支柱命脉为前提, 对其进行“因地制宜”的针对性惩戒, 因为对身处辽阔草原的蒙古族人施行汉法中流、徒等刑罚是没有实际惩治意义的, 而蒙古习惯法文化中的罚畜不仅多以牛、马、羊等本民族主要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为主, 还有特殊的数量规定, 一般是以“九”为基数的三九、五九、九九等不同罚制, 这些习惯法文化也渗透于蒙古朝贡法律制度中, 即“凡假冒台吉进贡鞭一百罚三九牲畜;若台吉不来另差人顶替进贡者将台吉革职, 罚五九牲畜, 将顶替进贡人鞭一百罚三九牲畜”[4]418等。至于“设誓”则是满族与蒙古族的共有习俗规则, 在蒙古族早期的“约孙”中就已有通过设誓解决纠纷的惯例, 而在满族社会通过设誓解决矛盾也并非鲜例, 努尔哈赤就曾强制八旗将领“立誓”并把誓言上表, 清廷创设蒙古朝贡法律制度中对“设誓”这一惯例加以认可, 并用于解决有关严重侵害或违反朝贡制度本应重处甚或死刑的疑难案件。可见, 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的具体操作中渗透着满、蒙民族法文化的交融。

总之, 多民族一体化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历史现实, 民族法制的发展在整个法制历史长河中极为重要。而作为清代民族法制重要内容的蒙古朝贡法律制度, 既是根植于当时多民族交错生存的社会环境, 又是清廷御用多元法文化服务于“天下一统”的政治产物。因此, 从该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内容中可以看到:中原汉法文化促使了清代民族法制趋于统一化的协调发展, 而如满、蒙等民族的法文化则为清代民族法制出现“因势利导”与“援俗而治”的运行提供现实条件, 从而铸就了清代法文化的多元样貌, 清廷也正是通过蒙古朝贡法律制度这一“文治”之举实现了对蒙古“武攻”的持续性控制效果。

参考文献

[1]清太宗实录卷30, 卷46, 卷48.

[2]张晋藩.清朝法制史[M].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8.

[3]会典馆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M].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4]张羽新.清朝安边治国民族立法文献汇编卷18钦定蒙古律例[M].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