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多元化（精选11篇）
翻译多元化 篇1
20世纪60、70年代, 众多语言学理论产生。最有影响的当属奥斯丁 (Austin) 、索尔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菲尔莫 (Fillmore) 的认知框架理论、韩礼德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发展出的篇章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对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7, 80年代翻译界迎来了其第一个转向—-语言学转向, 这段时期也是翻译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段时期中, 翻译经历了从句法翻译阶段到语义翻译阶段, 再到语用翻译阶段的三次突破, 为其日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铺垫。
到了20世纪80年代, 文化转向研究在西方翻译理论界呈现出蔚为状观的态势, 这也是翻译的第二次转向, 即文化转向。在此阶段的主要理论有四个。一是操纵学派, 代表人物有图里 (Toury Gideon) 等, 他们关注“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二是目的-功能学派, 代表人物有弗米尔 (Hans J.Vermeer) 、莱斯 (Katharina Reiss) 、诺德 (Christiane Nord) 等, 他们主要关注文本的目的作用。三是译者行动论派, 代表人物有曼塔瑞 (Holz-Manttari) 、尼兰贾娜 (Tejaswini Niranjana) 认为翻译行为是一种具体社会语境下 (职业语境下) 的跨文化交流。四是解构主义理论派, 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罗宾逊 (Douglas Robinson) 等, 提出了“延异 (différance) 和“撒播” (dissemination) 等全新概念和思维方式, 并衍生出文本具有“消解性” (dispelling) 和“解性” (commentating) 特征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 翻译学者又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使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表现出跨学科性和全球性特点。此时翻译的发展进入到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跨学科性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论 (norm, 切斯特曼 (Andrew Chesterman) 提出的翻译模因论 (meme) 和翻译伦理论 (ethic) , 波亚托斯 (Fernando Poyatos) 的非言语交际与翻译的关系, 森加普塔 (Mahasweta Sengupta) 、麦赫莱兹 (Samia Mehrez) 、阿罗约 (Rosemary Arrojo) 等人提出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和异化论, 和苏珊妮 (Sussanne Harwood) 等提出的女权主义翻译理论。
直至今日, 翻译界仍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各种翻译理论可谓五花八门, 各有其学派归属和理论基础。翻译学诞生以来一直就争议不断, 最初“翻译学应不应该被视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受到人们的激烈讨论, 而现在的, 翻译学发展到今天, 却迎来了翻译家们对其“作为一项语言转换活动是否已偏离了最本质的初衷”的怀疑。Robison和Horby分别在What is translation和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y两本书中提出了类似的疑问。那么, 翻译学发展至今是否真的偏离了它的最初作用?翻译的多元化发展是否合理?各种翻译学派能否共存呢?让我们用最本质的哲学理论来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吧。
一直以来古代希腊就是产生哲学家的圣地, 而且古希腊哲学家们总是能将各类问题追溯到其最根本的本质。亚里士多德便是其中之一。早在其《形而上学》一书中, 亚里斯多德就指出世间事情的构成皆由四因构成。这四因分别是—质料因 (material cause) 即“事物所由产生的, 并在事物内部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 结果因 (final cause) 即事物“最善的终结", 形式因 (formal cause) 即事物的“原型亦即表达出本质的定义”和制动因 (efficient cause) 即“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 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学界公认,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 其著名的“四因说”便是集大成的产物。既然“四因说”可以普遍运用于自然界的一切活动, 那么我们为何不能从“四因”的角度出发, 对翻译理论进行一次最根本最彻底的分析呢?
所谓“质料”, 显而易见就是做成某件事所需的材料, 那么在翻译的一系列活动中最初的材料当然就是文本了。纵观整个翻译学发展, 最关注文本本身的当属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本质、功能、结构及其发展规律, 除了双语转换之外, 它对原语把握、译语生成, 直至翻译技能的培养均有理论、实践意义。语言学派的翻译家们更是从文本中的语言出发, 系统地, 有效地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或解释, 并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具体的资料和依据。再说“目的因”, “目的”是事情最终达到的某样结果, 反映在翻译活动中则是翻译的目的。在这一点上, 功能学派的翻译家们无疑是最好的诠释者。“目的论”者认为一切翻译活动都应以最终达到的目的为核心, 每一字每一句都应以目的为前提。有了材料和力求达到的结果还不够, 采取怎样的形式达到此结果当然必不可少, 这便是“形式因”。不同的翻译理论体现了不同的“形式”, 那么对“翻译史”进行研究则是对“形式”进行研究。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论便是对不同时期的翻译文本进行分析, 然后找出其中译者的在翻译活动时便显出的“共性”和“个性”, 真可谓对“历史研究”做出了深刻的贡献。最后, 说一说“制动因”。“制动”即“动力”, 怎样才能使翻译活动具有动力, 这就要对译者进行研究了。对译者的研究又分为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个体研究又包括译者心理研究, 女性足以研究, 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
用“四因说”分析翻译的多元化, 不仅消除了众多翻译家对翻译“离经叛道”的疑问, 同时还揭示了多种翻译理论的整合是有可能的。翻译学在学术领域中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刚刚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它跟其它年轻的学科一样, 需要吸收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以发展和构建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翻译学发展的过程中, 虽说产生了各门各类的翻译理论, 但是只要用最朴实的哲学眼光去探索, 终能将其本质深刻的剖析清楚。
浅析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篇2
【关键词】翻译标准；多元互补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人们不断意识到各国必须包容开放，打开国门，不断地与其他国家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取长不短，才能更好地推进本国的发展。因此，翻译作为各国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手段，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古今中外，关于翻译标准的学说是层出不穷，众说纷纭，让人难以遵循。那么究竟哪家之言能够适应当前形势，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呢？
1988年，我国著名翻译家辜正坤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上提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正坤指出“用以指导翻译实践并判断译作价值的具体标准不但有，而且不止一个”。这些标准就构成了翻译标准的一个多元系统：绝对标准—最高标准—具体标准。每个标准在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同时，又和其他标准相辅相成，所以说这些标准又是互补的。翻译标准的多元互补原则的提出，给翻译实践指明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翻译策略的多元互补原则：在翻译过程中，坚持一个主要的翻译策略，并辅之以多个翻译策略。正如辜正坤所说“对于译者来说，翻译标准多元的思想使他们不至于固执一端，囿于成见，而能博采众家之长，从有意识地欣赏多样化的译风到有系统地实践多样化的翻译手法，全面发展自己的翻译才能。”这样才能保证译文的质量。
本文将在对翻译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和翻译标准多样化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谈谈自己对“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认识。
1.翻译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很多前人在翻译实践中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重要的启示：翻译策略的使用直接影响着翻译的质量。因此要提高翻译的水平，译者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翻译过程中不断涌现的诸多制约因素。
例如，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文化认为思想观念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高度重视理性和逻辑推理，相信只有遵循正确的逻辑步骤就能求得真理。而在某些东方文化中，例如佛教认为求得真理最好的办法就是静默，沉思、等待，真理会自然而然的显现；而西方人则认为理性和逻辑步骤就能求得真理。况且，不同民族对外界事物的观察点和反应相差极大。
东西方价值观差异较大的另一个方面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大多数东方国家中，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例如人们对离婚的态度，有些东方国家将离婚看作是一种违背道德伦理的做法。因为离婚不仅被视为对家庭稳定的威胁，而且离异的个人被视为没有尽到对家庭的责任。相反，西方文化中个性是极其重要的。西方国家的家长从小就很注重培养子女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因此人们也极少将个人的成败与家庭或自己所处的团体的荣辱联系起来。“美国梦”便是西方人个人价值观的最好的体现，即不依赖世袭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白手起家、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最后取得成功，实现个人的价值。不同文化信仰、价值和态度体现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在语言和交际行为上表现出来，也是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中西方的人们对龙的不同看法。龙被视为中国的神圣、吉祥之物，是中国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骄傲地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而在西方人眼里却将龙看作是一个奇丑无比的怪物。中国人认为狗是一种贪婪、阿谀逢迎的动物，而在西方人眼里它却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这足以体会到中西方语言上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是深刻、全面而直接的。
2.翻译标准的多样化原因分析
辜正坤教授将翻译标准的多样化归因于：（1）翻译的多功能；（2）人类审美趣味的多样化；（3）译者、读者的多层次。这其中翻译的多功能可分为：1）模拟信息；2）揭示思维模式；3）翻译活动本身的审美娱乐性；4）丰富译入语和译入语国家文学和文化；5）缩小世界语言距离。对于翻译活动本身的审美娱乐性，很少有人论及。辜正坤教授认为，“翻译家也是人，要生活，要娱乐，并不一定一弄翻译就非抱有拯环球黎民于水火之心不可。”（辜正坤，2002：359）许多翻译理论家在译过许多作品之后才把翻译当作自己的事业干，“一切劳动，一切工作，在它的过程中及成就上都给人一种喜悦。人在自己所愿意从事的工作中也不例外......运用甚大匠心，把一个引起你共鸣的作品翻译出来，成为一件复制的工艺品，这工作……给你甚大的喜悦。”（唐人：《翻译是艺术》，翻译通报，1950年第1卷第4期）翻译标准多元化也可以从翻译的题材看，可以划分为专业翻译、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等。这也是翻译标准不能唯一的另一个原因。由此可见翻译标准多元化是客观事实的必然结果。
3.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特征
辜正坤先生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认真研究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构建出全面的、科学的翻译标准理论系统，在国际翻译理论界为中国翻译界争得了话语权。“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译论，其特征如下：
3.1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在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理论体系中，多元具体标准的设立体现出该理论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说它具有包容性，是因为辜先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把具体的并行不悖的多个标准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使这个理论体系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古今中外几千年有关翻译标准的理论。不惟如此，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体系，而是可以在实际应用中被逐步补充、完善的标准体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动态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3.2对中外译论有继承性和互补性
辜正坤先生对中外译界长期有争议的翻译标准进行了极其客观的评价，科学地说明了其分别适应的翻译对象，并且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充实于通类基础标准系统之中。这些有争议的翻译标准优势互补、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不但弥和了译界的许多争端，而且构成了一个更加宽容的、实用的多元翻译标准系统群，在翻译理论的构建和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
3.3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具体标准可用于各种翻译实践，如论辩多种翻译理论命题，作为理论依据来指导诗歌、散文等的翻译和评价翻译作品等等，辜先生本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其核心标准“最佳近似度”是一个科学的、量化的标准，它可以以明确的百分比数值的形式评价译作的质量。“最佳近似度”的实际操作性弥补了其他抽象的翻译标准的不具体性。
4.结论
辜正坤先生以重直觉、重感悟为主导形式的中国传统翻译标准为基础，借鉴西方文化习惯的思维模式，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找到切合点，从而发现了新的路径。他构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既重整体综合性，又重条分缕析，还有定量分析，与传统的标准比，在可操作性方面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总之，辜先生的新论，并没有完全照搬古人，也没有拾别人的牙慧，而是有选择地与中国译论进行了某些方面融合，做出了自己有创见性的探索。不仅给译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而且改变了中国传统理论重直觉重感悟的主导形式，并且为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翻译理论界争得了地位。 [科]
【参考文献】
[1]季羡林.翻译的危机[A].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季羡林卷[C].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
[2]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英文翻译中语言的多元化文化体现 篇3
关键词：英文翻译,语言的多元化,多元化的文化体现
一、英文翻译
翻译是语际交流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英文翻译是指将其他语言的内容以及翻译内容的思想和翻译内容所要表达出的手法、感情, 完整而准确无误地用英语表达出来。
要了解其他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 才能更好地完成英文翻译任务, 让听者能得到与其他语言听者相同的感受。
二、语言的多元化
1.民族语言。
民族语言记录着每个国家的从落后到先进的过程, 代表着各个国家所经历的历史。各国情况的不同是促成语言多元化的一个因素。
随着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不断发展, 全球化进程和跨国公司的兴起, 各个国家之间的来往也日趋增加, 为英语奠定了国际语言的地位, 翻译成为交流的纽带。
2.不同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上的及其复杂的意识形态, 语言是构成宗教观念的主要因素之一, 语言的复杂性、任意性、多以性往往造成人思想上的矛盾与混乱, 使人想入非非, 这为宗教信仰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而宗教对语言的发展也有着特殊的贡献, 不仅最早的语言研究发端于宗教, 而且宗教对语言的传播和发展以及规范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世界上主要以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受信仰的人数为多, 宗教所分布的区域不同, 就使得人们可能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看法, 衍生出更多不同的语言习惯, 所以, 宗教和语言的多元化有着相辅相成的互相影响的关系。
3.不同的历史文化。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 当我们见到亲戚的时候, 有叔叔、阿姨、舅舅、舅妈、伯伯、伯母、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之称。但是在英文翻译中, 只有Uncle和Aunt, Brother, Sister, 英语中不分与说话对象的年龄, 也不区分说话对象与自身父亲或母亲的关系。
不同的历史文化, 造成了语言的多元化, 使得英文翻译中, 在英文中可能找不到相对应, 或者说能够准确表达的对应词。
4.不同的地理位置。
我们将地球分别划分为南北半球, 中间以赤道作为分界点, 不同经纬度的国家气候、温差、地理地势都不相同;以我国的东北部为例, 我国的东北部冬季十分寒冷, 人们都是睡炕。但在纬度低的国家, 一年四季可能都是十分炎热, 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炕”。
英文翻译中, 是无法用“bed”让读者能体会其中真正的意义, 同样都是用来睡觉的工具, 炕却是一个更为微妙、详细的词语。这是不同地理位置造就成的又一语言的多元化之一。
5.不同时期的社会地位。
在这个和平的年代, 我们仍然不会忘记我们曾经历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很多国家沦为法西斯的殖民地, 当法西斯战败离开他们的国土时, 有一部分地区封闭、相对落后的地区, 就会沿用殖民者的语言, 导致同一个国家, 可能出现不同的语言。
现在已经进入世界和平状态, 人们的思想意识已经提高, 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渐渐与国际接轨, 发展和巩固了国际语言。
三、英文翻译中语言的多元化文化体现通常出现在以下方面
1.交际过程。
每个人应该都听过类似的这件事吧, 说是有一个美国人初次到中国, 他的朋友每次见面都问他:“饭吃了没?”这个美国人每次都如实回答。有一次, 正好在要去吃饭的路上, 又碰到他的这个朋友, 于是这个朋友又问了:“饭吃了没?”这时候这个美国人说:“还没有” (如果照字面译成Have you eaten yet?或Have you had your lunch) 。这个朋友就说了:“走吧, 上我家吃去”。这个美国人觉得是他的朋友在邀请他, 于是便去了, 可是明显看到朋友眼中闪过的惊讶。
其实, “饭吃了没”是中国人在吃饭前后打招呼的常用语;这话在英文翻译中就等于“Hello或Hi”, 而中国人一般都用客套来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关心和热情, 这也是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的一种方式, 美国人的做事待人的方式则比较豪爽, 直接。
这个例子体现出了, 英文翻译的准确性需要相对应的不同国家的习惯用语, 而英文翻译在语言多元化的局面下, 直接将各个国家各个名族的表达文化、思维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2.教育程度。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而许多国家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也正因为国情的不同, 使得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产生了差异。举例说明:“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在中国, “知识分子”一般包括大学教师、大学生以及医生、工程师、翻译人员等一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而且中学教师也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农村有许多地方, 连中学生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但在美国和欧洲, intellectual只包括大学教授等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的人, 而不包括普通大学生, 所以这个词所指的人范围要小得多。
因此, 在英文翻译中, 两种语言里, 某些词语表面上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 其实不然。在语言已经呈现多元化的情况下, 了解国家的文化背景也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3.民风民俗。
中国有句谚语说得好:“勤是摇钱树, 俭是聚宝盆。”它告诉我们中国勤劳节俭的民风;这就让我们联想起一个故事:话说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的钱, 买上房子才住了几年自己便去世了, 临终前说:“我这辈子, 终于给孩子留了套房。”而美国老太太则不同, 她在自己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就买了房子, 定期还贷款, 死之前的几年终于将所有房贷还清, 临终前说:“我这辈子, 总算享受够了这房子。”
英文翻译中, 对相关国家的民风民俗应该做一定的了解。每个国家的民风民俗都有着它特有的由来。
因此, 在语言多元化的状态下, 英文翻译的忠实性使得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民风民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将民风民俗文化做出一个更好的诠释。
总而言之, 随着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各国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奠定了语言多元化的基础, 英文翻译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英文翻译成为各国传播交流文化、经济、科学的一个必要途径。认识到英文翻译在语言多元化下文化体现的重要性, 我们就应当加大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力度, 使国家在对外开放方面更进一步, 让更多的人了解语言文化。
参考文献
[1]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03) .
[2]李靖舒.英语广告翻译中的跨文化、跨语言因素[J].沈阳大学学报, 2005, (05) .
[3]陈大亮.第二语言习得与文化学习的对比分析[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02, (02) .
[4]刘颖晴.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迁移与语用失误以及对外语教学的启示[A].福建省外文学会2007年会暨华东地区第四届外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C].2007.
翻译多元化 篇4
试论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
本文概述了多元系统理论的`内容,探讨了多元系统理论对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作品译介因素的制约,同时指出多元系统理论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局限性,如对翻译策略解释力的不足.
作 者：刘菲菲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重庆,402160刊 名：文教资料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年，卷(期)：“”(14)分类号：H3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文学 制约因素 翻译策略
翻译多元化 篇5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策略 文学翻译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左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该理论主张语言、文学、政治等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又包括众多相互依存的子系统。然而，各个系统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起主导作用，有的处于边缘，起次要作用。它们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永无休止的斗争中不断地从中心到边缘、从边缘到中心地转化。
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对于传统文学来说，翻译文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但左哈尔提出了三种使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建立过程中；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或者“弱小”状态；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同时，就翻译文学而言，当它处于多元系统中心地位时，译者主要侧重于译文的充分性，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者往往更加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基于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以我国两个历史时期——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为例，试析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及成因。
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翻译策略的选择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林纾的文学翻译采用的是归化翻译策略。林纾不懂外语，他的翻译通常由懂外语的合作者口译，再由他根据意思形成文字，其译文语言均采用文言文。《黑奴吁天录》（又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代表作，此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反对奴隶制并带有宗教性质的小说。《黑奴吁天录》由魏易口译、林纾执笔合作完成，于1901年出版。从严复“信达雅”的翻译观来看，《黑奴吁天录》违背了“信”原则，林纾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改编。然而，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些误译、漏译、情节增删似乎是林纾有意为之，是其翻译策略的体现。
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林纾对国家前途深感担忧，满腔的爱国热情促成了他的翻译动机。他想通过翻译《黑奴吁天录》来警醒国人。所以，在《黑奴吁天录》中，他将大部分有关宗教劝善的情节删掉，融入醒世话语。此外，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军事方面受制于列强，但在文化方面国人笃定传统文学是最优秀的文学，加之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林纾自然也深受影响，从而促使他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使译文符合中国文学传统的模式。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处于中国传统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人们固守着传统的文学模式和思维模式，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这时候译者为了迎合大众读者，使译文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林纾就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三、改革开放之后翻译策略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经历了文化领域的空前匮乏之后，国人普遍对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现状感到不满。中国文化出现了转折点，于是开始引进西方文化，掀起了一个翻译高潮。各类西方著作被译成汉语，许多名著被重译。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时，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中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几乎停滞，文学作品严重匮乏，文化领域出现真空。到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量西方文化产品涌入国人视野，可以看作我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转折点，翻译文学逐渐处于我国文学大系统的中心位置，译者可以不受目的语文化传统规范的束缚，大胆采用与原文本接近的、能使译文具有“充分性”的异化翻译策略。同时，与清末知识分子所擔负的开启民智、振奋民心的历史使命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着重于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通过各类翻译作品使国人接触到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文风物，以实现中外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流互通。
四、总结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的地位影响着翻译实践，也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该理论跳出了传统翻译理论注重静态的语义对比研究的窠臼，关注隐藏在译者身后无形地控制着他们翻译策略选择的隐形社会文化力量，将翻译文学嵌入了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语境，标志着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
参考文献：
[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
[2]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多元系统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
[3]Even-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M].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1990.
英文翻译中语言的多元化文化研究 篇6
一英文翻译中语言多元化的表现
1. 民族语言多样性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展示着这个民族进步的全过程。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们, 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他们的语言文化也就各不相同。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等的发展, 语言也在不断地规范化, 而且随着全球化趋势, 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 使英语成为了一种国际性语言, 逐渐成为当今世界交流的主要用语。
2. 宗教信仰多元化
不同民族地区, 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是不同的。宗教信仰是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它没有语言的限制。正是由于语言的复杂多样, 使人们的思想和情感逐渐多样, 往往需要借助于宗教信仰来满足自己理想化的要求, 语言的这种特点促进了宗教信仰的形成和发展。而宗教也为语言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最早的语言就是从宗教中发展而来的。当今世界上的宗教主要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地区, 使得人们的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语言也就逐渐多元化。
3. 地理位置不同
我们以赤道为分界, 把地球划分为南半球和北半球, 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 他们的温度、地理环境、气候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也使得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语言表达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 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 在英语翻译时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很难准确地反映出实际表达的意思。地理位置的不同, 使语言文化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如“东风” (east wind) 这个词, 在中国东风代表希望、温暖, 而在英国东风则是寒冷刺骨的意思, 主要是由于英国是个岛国, 它东临北海, 西靠大西洋, 东风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寒冷的风。
4. 历史文化各具特色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决定了中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由于中国的文化丰富多彩, 许多词语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合适的词汇, 这就使翻译人员很难准确地翻译出所讲的内容。历史文化的多样性, 也使得语言文化呈现多元化, 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二英文翻译中语言多元化文化的体现
1. 在实际交往过程中语言文化的多元化
中国文化具有多样性, 在进行英语翻译时, 就要找到合适的词语准确翻译。正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多元化, 外国人很难准确地理解, 经常会曲解语言的意思, 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在语言表达上, 中国人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 通常比较委婉含蓄, 而西方人相对比较直接。在英语表达时, 要根据实际的文化语言背景, 明确语言习惯进行翻译, 准确传递所讲的内容。
例如:在实际的交谈过程中, 中国人与西方人打招呼的方式不同, 中国人一般问“吃了吗”, “去哪儿”, 而西方人则认为这是在打探自己的隐私, 他们在打招呼时只是用“Hello”或“Hi”等。在英文翻译中, 不同国家的人们对语句的理解是不同的, 所以在英文翻译时, 了解国家的文化背景是十分重要的。
2. 受教育程度的不同
世界上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 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还有一定的差异, 我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要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由于每一个国家生活的环境不同, 相应地对同一词汇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说“知识分子”这个词, 在中国与外国的理解中, 它们所涵盖的范围就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同, 有些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称为知识分子, 但是对于那些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地区来说, 有一些知识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 而在外国的语言中, 知识分子的范围是很小的, 是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人才被称作知识分子。
3. 风俗习惯的差异
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受其影响, 虽然现今社会发展迅速, 但是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和观点还是遵照传统观念。这种风俗习惯的差异也使在进行英语翻译时, 存在很大的不同。如中国人常用狗来比喻坏人坏事。但在英美文化中, “狗”经常用来比喻人的生活, 派生出许多谚语。Every dog has his own day.每只狗都有他的好时光, 比喻“人人都有得意的一天”。语言文化的多元化, 要求我们在英文翻译时, 一定要明确当地的风俗民俗。
三结束语
各国、各地区的不同文化使语言文化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在进行英文翻译时, 要准确地了解当地的各种文化背景, 以便准确地传递信息。
参考文献
[1]刘航.英文翻译中语言的多元化文化体现[J].海外英语, 2010 (11)
英文翻译中语言的多元化文化研究 篇7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浪潮的席卷,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由于一些原因的影响,导致英语翻译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深入把握英文翻译中语言的多元化文化。如今,语言多元化的表现十分普遍。在英文翻译过程中必须注意语言的多元化文化表现,方能体现英文翻译的准确性。
二、语言多元化的表现
1、不同的民族语言
众所周知,民族语言记载了各个国家从落后到先进的过程,承载了每个国家所经历的历史。可以说,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促进了语言多元化的形成。如今,随着世界各国的交往与联系日益频繁和密切,使得英语成为世界各国通用的语言,这促成了英文翻译成为交流的重要“桥梁”。
2、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它们是各族人民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并突破了语言的限制。正是因为语言的多样化,使得人们的思想情感日益丰富,往往需要通过一种宗教信仰来满足自己的理想化要求。而语言的这种特点推动了宗教信仰的形成与壮大。其实,据史学家发现,最早的语言就是从宗教中发展而来的,如今盛行的宗教信仰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它们处于不同的地域中,使得人们的语言也不断多元化。
3、不同的地理位置
以赤道为划分依据,地球可被划分为南半球与北半球。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往往具有不同的气候温度、地理环境,这就使得人们的语言表达、社会风俗存在较大差异。这也给英文翻译带来较大困难,很难精确地反映出实际想要表达的意思。比如“东风”(east wind)这个词,在英国表达“寒冷刺骨”的意思,但是在中国代表“希望、温暖”的意思。主要是因为英国东临北海,西靠大西洋,东风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比较寒冷。
4、不同的历史文化
我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是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比如当我们见到亲戚时,有叔叔、阿姨、舅舅、舅妈、深深、伯父、伯母等之称,但是在英文翻译中,只有brother、sister、uncle、aunt之称,而且英语中部分与说话对话的年龄。可见不同的历史文化促成了语言的多元化。
三、英文翻译中语言的多元化文化表现
在世界范围内,语言具有多元化特点,这种多元化也可以折射到英文翻译中,体现出不同的语言多元化文化:
1、交际过程
想必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当一个美国人第一次来到中国,他的朋友每次见到他都会问他:“饭吃了没?”这个美国人每次都实事求是地回答。有一次,这个美国人在要去吃饭的路上再次碰到他的这个朋友,于是他的这个朋友再次问到:“饭吃了没?”如果从字面意思翻译,则可翻译为:“Have you eaten ye t?”或“Have you had your lunch?”这个美国人说:“还没有呢。”于是这个朋友客气地说了一句:“走吧,到我家去吃。”这个美国人觉得这个朋友是在邀请他,于是真的去了,可是他明显看到朋友眼中闪过的惊讶。
事实上,在我们中国,“饭吃了没”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在英文中就相当于“Hi”或者“Hello”。这个简单的例子反映出要想体现出英文翻译的准确性,需要了解各个国家的交际风俗,掌握不同国家相对应的习惯用语,这样才能在语言多元化的情况下体现出英文翻译的精确性。
2、教育程度
目前,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正是由于国情的不同,导致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有很大差异。比如“intellectual”(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大学教师、大学生、律师、医生、工程师等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中国农村,中学生也属于“知识分子”群体。但是在欧洲地区,“intellectual”只包括大学教授等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人,而且不包括大学生,很显然,“intellectual”在欧洲所指的范围比较小。所以在英文翻译中,译者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方能翻译精确。
3、风俗习惯
我国拥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其影响非常深刻。虽然当今社会发展迅速,但是人们在对待事物的态度还是沿袭传统观念,很多风俗习惯十年如一日。这种风俗习惯差异性的存在使得英文翻译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中国人常用狗来比喻坏人做坏事,或具备不好的品德,比如“偷鸡摸狗”、“狼心狗肺”等。但是在英美文化中,“狗”通常用来比喻人的生活,衍生出不少民俗谚语,比如Every dog has his own day (每只狗都有他的好时光),用来比喻“每个人都有得意的一天”。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进行英文翻译时,一定要注意到各地的风俗习惯,否则会贻笑大方。
四、结束语
语言多元化文化是不争的事实,英文翻译要正视这一客观现象,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多元文化的内涵,才能真正实现翻译的精准、地道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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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航.英文翻译中语言的多元化文化体现[J].海外英语,2010(11).
浅析翻译的多元性标准 篇8
一、多元性标准存在的客观性
自翻译活动伊始, 就有了翻译标准的争论。可以说, 翻译标准的争论贯穿了翻译的始终。
清末严复在《天演论》的序“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矛盾在翻译中强调保持神韵, 认为与其失其神韵而保持形貌还不如保持其神韵而失其形貌。林语堂提出翻译应遵循“忠实的标准、美的标准”。傅雷在《论翻译书》中说道:“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既无生硬拗口之病, 又须能朗朗上口, 求音节和谐。”
翻译家赵元任认为, 翻译标准难题久攻不克, 原因在于我们思维方法上的单向性或定向性。我们习惯于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推理。事实证明, 具体翻译标准不可能只有一个, 它应该是多元的。
二、具体翻译标准多元化
从译者角度来说, 译者的知识结构, 经历与经验都会形成不同于别人的先在结构, 其对话后生成的意义必然不可能完全与他人相同。多元具体翻译标准群的设立可以依靠群策群力, 将已有的各类翻译标准集中起来, 经过甄别, 酌情纳入多元互补标准系统。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 从纯语言的角度厘定标准:
语音标准;词法标准;句法标准;语形标准;语义标准。
第二, 从文体风格角度厘定标准;
朴实的文风;华丽的文风;雄辩的文风;明快的文风。
……
三、多元具体标准群与最佳近似度
根据翻译标准多元互补理论, 最佳近似度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与具体的多元翻译标准相对立和联系, 最佳近似度指译作模拟原作内容与形式最理想的逼真程度。下面, 我们通过比较一首诗的两个英文版本为例, 来具体说明最佳近似度在多元性标准中的运用:“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 莫知我悲。”
译文Ⅰ:Long ago we set out/when willows were rich and green/Now we come back/Through thickly falling snow/Slow, slow our march/We are thirsty, we are hungry/Our hearts worn with sorrow/no one knows our woe. (Tr.By Burton Watson)
译文Ⅱ: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Long, long the way/Hard, hard the day/Hunger and thirst/Both press me worst/My grief o’erflows/Who knows?Who knows? (Tr.By Xu Yuanchong)
根据最佳近似度所统摄的具体标准, 从纯语言的角度看上述两个译文, 可以说译文Ⅰ只传达了原文文字层面的意义, 而未能很好地传达出原诗的表达性意义, 即情感性意义。而译文Ⅱ则充分挖掘了原诗的内涵与风格, 译文中的音句都最大限度追求近似原作, 即与原作的最佳近似度。我们可以试着根据多元具体标准相对量化译文长短处。
译文Ⅰ译文Ⅱ
1、语音近似度:0.1%0.8%
2、词法近似度:40%80%
3、句法近似度:50%80%
4、语形近似度:40%80%
5、语义近似度:30%90%
把以上几个近似度的百分数加起来, 可以得到一个平均近似度:译文Ⅰ≈32.02%;译文Ⅱ≈66.16%。如此一来, 译文的质量一目了然。此外, 还可以参考别的标准, 得到大致的百分比。一般来说, 应用的标准越多, 获得的近似概率越大。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不仅解释了翻译方面的理论性问题, 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来解决实践上的问题。翻译标准多元化的思想使译者不至于固执一端, 而能博采众家之长, 全面发展自己的翻译才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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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多元化 篇9
关键词：英语翻译,多元化功能,旅游英语
对外旅游的蓬勃发展, 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带来了生机, 同时衍生了大量的相关产业和就业岗位。其中对于导游的英语翻译要求提高, 外国游客对中国景点的认识与感受全部来源于导游的英语翻译, 所以导游恰当的翻译和优良的翻译质量既能传播中国文化又能诱导游客消费。并且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可以从它的服务业发展程度反映出来。从如今来看, 旅游业已经成了很多省份的支柱产业, 成了政府经济的命脉。所以, 为国外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服务不仅能得到口口相传的好口碑还能使中国的旅游服务更加专业化。
一、 英语翻译的实用功能
旅游英语翻译中的核心无疑是导游的翻译能力, 一个好的导游首先应该具有对事物精准的转换转述能力, 翻译既不显得无趣又不会感觉拖沓, 让人难以理解。并且翻译是应当尽量简单易懂, 单词的字面可以有这个事物背后历史渊源、时间或者位置的简单体现。比如当一个导游在介绍中国传统节日时, 端午节译为“Dragon Boat Festival”单词里出现了“龙”“舟”的字眼, 导游再拓展解释一下这几个词的意思“a festival to memorize Quyuan–a famous poet and politicialof chu kingdom in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who plunged into theMilo River on the fifth moon in the year 295 B.C”用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已经概括了端午节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义, 也让游客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会用划龙舟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如今“划龙舟”这项中国传统的民间节日项目已经在08年进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 外国友人可以通过观光旅游来了解它的历史典故。所以英语翻译的实用功能的主体就是一个导游的现场随机应变能力, 大胆的添加和删减对于只言片语无法解释清楚地缘由可以稍许的更改。其实汉语中那些华美的修饰辞藻即使是专业的翻译大师也未可以表达其中奥妙。当年甄嬛传中那句词“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表达的情感细腻真诚, 以红梅比喻自己, 希望得一人珍惜相守。这首词的情境便很难翻译得当。
二、具有审美的功能翻译
旅游翻译是一种技能与艺术于一身的语言活动, 它应当具有艺术的审美表达。以其艺术的美去吸引游客, 给他们美的感受与真情的感动。中国传统的旅游景点中, 有着大量的历史传说与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长城就是中国的一张名片, 来到长城的外国游客无不被它的宏伟壮观、恢宏气势所感染。但是导游在介绍时不能说长城是大批工人用时很多年运用了大量砖头堆砌而成。这样的介绍虽然没错, 却毫无吸引力, 美感全无。导游应该从孟姜女凄美的爱情故事入手, 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最能打动人心。很多故事比如三国、水浒, 也刺激了一些新新产业的出现, 相关产品的经济效应不容小确。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传达中国文化精神, 所以需要以“以文化为方向, 译文为重点”, 为了使游客透彻的理解情境, 可以运用类比, 历史发展总是意外的巧合, 在介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时可以类比“罗密欧与茱莉叶”来让游客有个定位。英语翻译的审美功能意在传播中国传统精神, 爱国爱民、勤劳勇敢、不屈不挠、忠贞不移、尊老爱幼等等。这些正面的形象对中国在世界舞台整体形象的塑造极为重要。
三、 旅游英语人才的专业性
随着新的高考制度即将实施, 人才的专门化培养计划开始实践。人才的专门培养既可以避免以往填鸭式的教育也给各个工作岗位带来了专业对口的人才。面对现在参差不齐的旅游英语翻译人员, 新的高考制度为对外旅游的专业化服务带来了新的希望与生机。当今世界中, 英语成为了世界性语言并且不断地普及。英语翻译的多元化功能和人文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专业的旅游翻译人员是中国服务业制度化的第一步, 翻译人员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英语的表达。还需要掌握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差异、风土人情, 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化、文字、表达技巧、历史典故要有细致的认知。旅游是一门边缘学科, 涉及的范围很广, 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文化、诗词歌赋都要了解。对于导游自身的修养也有很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英语翻译在旅游中的多元化功能价值有很多, 这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带来的就业岗位是很可观的。对外旅游产业占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也在攀升, 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家制度的改善, 旅游英语翻译将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业, 它对经济的作用必然还有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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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多元化 篇10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商务英语；翻译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2）01-0015-02
多元系统论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于1979年首次提出。他从观察翻译对社会影响的角度提出该理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系统性途径，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多元系统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透视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理论体系，从培养目标、能力界定及教学模式等层次进行探讨。
一、多元系统论与商务英语翻译研究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运作”[1]。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商务英语作为一种特殊用途英语，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融入新内容的开放式、多元化系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国际商务的发展，商务英语的内涵也得到不断的扩展，并且具有越来越鲜明的特征。由于体裁的多样性，各个商务英语文本相互关联，但却处于商务英语系统的不同阶层。例如，商务合同由于措辞严谨、语言正式而处于核心层；宣传文本则更注重宣传效果，重视感染和美学等多层次的功能，处于系统边缘。分析各种不同文本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有助于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合适的策略。
二、多元系统论与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培养
“多元系统”这个术语目的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这个术语强调，系统内部是多重交叠的，因此，其结构性是非常复杂的。它还强调，“不用假设系统必须具有同构型才能运作”[2]。商务英语翻译能力不是单一能力，而是由多个能力构成的多元系统，其中的要素必然随着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商务活动的发展和两种语言的文化走势等因素呈现动态性变化，并在核心与边缘之间不断运动。
（一）商务英语翻译能力
商务英语文本与普通用途文本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这决定了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组成要素既与翻译能力要素有重叠，也有其特色创新部分。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力求构建具有多重要素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体系。
如图1所示，商务操作能力指了解商务活动运作方式的能力。策略能力指译者灵活应变、克服障碍完成翻译任务的能力。现代技术能力是指运用计算机辅助工具提高操作效率和质量的能力。就业能力得到关注，因为具有以上能力并不能自然过渡为专业译者。因此，培养体系应以就业需求为导向，将宏观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人才需求变化趋势等作为培养体系构建的依据，并且在教学实践中注意培養其专业技能、心理素质积极动机和职业道德等全面素养，才能够使学生胜任未来的工作，使其团队、社会受益，自身也具有成就感。
上述能力在整个多元系统中各司其职，但位置呈现动态性变化。当学生双语语言文化能力较弱时，这两种能力为基础，处于系统核心。当其认知学业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则会占核心地位。求职阶段，就业能力跃居培养体系的第一位，具有统领全局作用。这要求教师在不同阶段调整教学重点和思路，适应学生学业发展水平和现实需要。
（二）培养体系的构建
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分析和界定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如何才能在理论指导下将商务英语翻译人才培养目标转化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实践活动。理论构建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证明其可以转化为学生的预期学习成果，才能在专业的课程设置等教育活动中得到落实。换言之，理论上的培养目标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教学目标[3]。
三、流程图式教学模式
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界定，有助于明确培养目标，为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奠定理论基础。黑龙江大学引入多种教学模式，包括竞合探究、任务型、过程型、语料库及流程图式教学模式。新颖的教学模式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有效性。本文将对最后一种模式加以简单介绍。我们借鉴了功能翻译理论派“全局到局部”的宏观分析方法，指导学生将宏观层面的翻译目的和文本功能与微观层面上的词、句、篇章的研究相结合，采取勾画工业生产流程图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面对文本时理清思路。
（一）目的分析
首先，在准备阶段，学生拿到源语文本进行阅读的过程中需要对文本作出三个层次的处理，犹如把原料放入三个不同的机器中进行加工。根据弗米尔的目的论，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准则”，“目的决定手段”[4]。
（二）功能分析
纽马克把语言的功能分为六种并指出，一种类型文本肯定兼有多种语言功能，其中某种功能起主要作用[5]。因此，教学中需要训练学生分析文本的多重功能并判定主要功能，尽量使译文具有与原文同等的交际功能。例如，广告和合同具有不同语言功能，译前应该根据功能选择策略。
（三）语域分析
翻译离不开宏观文化语境研究，而语域理论恰是语境理论中最具效力的理论框架。语域是语篇针对特定的交际场合，为达到某一交际目的而产生的一种功能变体，它是多种参数——话语范围、话语意旨和话语模式——的综合体现。语域的三个组成部分和语言的三大纯理功能即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商务英语是商务文化群体特有的英语，是现代英语的一种功能变体。教学中强调语域分析和功能分析同等重要。
（四）文化分析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6]。随着跨文化商务活动不断增多，人们更关注文化差异以及促进商务活动成功开展的方法。在教学体系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良好的跨文化商务交际素养有助于文化分析和文化信息的转换和传递。
（五）策略选择
在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策略选择表明实质性工作阶段的开始。针对不同的语篇目的、文本功能，学生需要选择不同的策略，如增补、删减、编译、摘译和创译等。
（六）语言分析
在语言分析阶段，应从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即语义、句法、符号和语用分析，从语言的各个层面深透理解原文，力求原文信息准确传递。
（七） 初译——修改——润色——提交终稿
教师应引导学生团队合作完成译文，并验收点评。初译稿要求信息基本准确传递，行文基本通顺。各团队从多层次对比原文译文，检查译文是否实现了与原文功能上的对等。最后进行润色提交终稿。
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培养，离不开理论支持和具体的教学实践，因而只有不断汲取各相关学科的知识并在教学中积极摸索尝试，才能构建科学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培养体系。本文借鉴多元系统论，将培养体系看作一个开放式、动态性的多元系统，并探讨了能力培养和教学模式。培养体系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产品，我们将在教学中逐步完善该体系，倾力打造优质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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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多元系统解读 篇11
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他感受到传统的文学和翻译研究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选择研究对象,孤立地比较译文和原文的对应关系,忽略了许多与翻译有关的因素,无法全面地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而当时没有一种理论工具能不带价值判断地来描述已发生的现象,于是,埃文-佐哈尔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论,以求改变文学和翻译研究的落后状况。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不是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而不是单一的系统;这些系统行为不同,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即世界文化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1]
二.翻译文学的位置与行为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指出,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系统并不平等,而是处于不同的阶层,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2]14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由多元系统的格局而定。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对于重要的进程并无影响力。[2]75
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翻译文学只占有边缘位置时,往往采用目标文学里现成的二级模式。[2]79
三.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位置
埃文-佐哈尔提出可从“量”的角度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在中心还是边缘,例如翻译作品发表的数量是否大于原创作品,读者多不多等。但埃文-佐哈尔更着重从“质”的角度来衡量翻译文学的位置,他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极有可能跟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扯上关系,而最瞩目或最受推崇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出自主要的作家(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前卫分子)手笔的。[2]75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了外国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直接影响。大规模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翻译目的性明确,旨在通过译介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学。五四期间,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的带动下,翻译活动大规模开展,其声势远远超过近代。《小说月报》、《创造》、《新潮》、《语丝》、《文学周报》等刊物都竞相译介外国文学,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田汉、刘半农等,都是热心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涌进中国。[3]19综上可以判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的。
对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多元系统论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埃文-佐哈尔认为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一)多元系统尚未形成,即是说,文学系统依然“年轻”,仍在建立的过程中;(二)文学系统处于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或处于“虚弱”状态,或两者皆然;(三)文学系统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76
在第一种情形下,年轻的文学要把新发现的(或更新了的)语言尽量应用于多种文学类型,使之成为可供使用的文学语言,满足新涌现的读者群,而翻译文学的作用纯粹是配合这种需要。年轻的文学的生产者因为不能立时创造出每一种他们认识的类型的文本,所以必须汲取其他文学的经验;翻译文学于是就成为这个文学中最重要的系统之一。[2]76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则不能不借助于翻译文学,翻译在现代文学白话语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仔细体味原作的语言韵味,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白话语体。现代文学的白话语体,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表现在翻译之中,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译之中。[4]10因此,翻译文学得以占据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在第三种情形下,在多元系统的变迁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转折点,也就是已确立的模式不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翻译文学就可能占据中心位置;哪怕是中心的文学系统,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假如在这个转折时刻,本国文学的一切形式均被摒弃,从而出现文学“真空”,则翻译文学跃升中心位置的可能性更大。在这样的真空期,外国的模式很容易渗入,因而翻译文学可能占据中心位置。[2]78中国文学是个历史悠久、库存充裕、自给自足的多元系统,在远东地区的大系统中一向处于中心位置,影响别人多于受别人影响。但到了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引发中国整体社会危机,传统文化遭到摒弃。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要,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4]2翻译文学因而得以进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
四.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择
1.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盛况及其原因
俄国的文学作品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来,是在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但第一次大规模译介俄罗斯文学,则是在五四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除去里边也包括俄罗斯文学的“总集”类外,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这个目录尽管不全,而刊载在报刊杂志上未搜集成单行本的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可是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文学翻译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了。[5]193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得到蓬勃开展是实有原因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高度的思想性、深湛的艺术表现力使它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显得特别灿烂夺目,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情况中,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5]192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在寻求救国之路,渴望中国摆脱困境,实现真正的自强。基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现实,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学习俄国、学习俄国的文学。他们所关注的是俄国文学与俄国的时代、民族保持的密切联系,学习的是俄国文学起到的改造社会、启迪民众的作用。[6]23俄罗斯文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提出了许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深思,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人生,发现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十月革命令全世界激动,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它更为向往。[5]192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中国人民从俄国的过去和现在看到了自己的道路。革命前的俄国和当时的中国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中国人民对俄国的革命倍感亲切,迫切地要求从俄罗斯文学中更清楚地了解俄国,吸取斗争的力量。这样,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就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崭新的局面,它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5]193
2.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材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选取作品来翻译的原则取决于本国多元系统的状况,除了看作品跟新的手法是否协调外,还要看它们在目标文学中能否扮演革新的角色。[2]78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意识和鲜明的历史使命感。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构成了俄国文学“人民性”的精髓。“人民性”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所缺乏,也是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所呼唤的,中国人理解的“为人生”,指向贫困的消除、政治的变革以及民族的解放。所以,俄国文学中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生境遇的“为人生”文学,成为正在寻找文学新范型的中国新文学必然的选择。[6]23同时,翻译的选择还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最大。[4]29其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名家的名作受到了五四文坛的重视。
A.普希金
五四新文学以民族化、平民化、语言生活化作为努力的目标,五四文坛对普希金在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作用达成共识。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大力提倡并带头从事小说翻译,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普希金的作品得以译入中国。我国留日学生戢翼翚翻译的《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于1903年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戢译《俄国情史》不仅是第一部汉译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俄国文学名著。随着《俄国情史》的出版,普希金的小说也得以陆续翻译进我国。
在五四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希金的汉译作品仍然以小说为主。若论普希金的文学成就,诗歌要大于小说,但从1903年至20年代中期的二十年间,汉译普希金作品均为小说,没有诗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诗歌需要考虑声韵、节奏、分行等问题方面的因素,很难翻译;二是五四时期的当务之急是争夺思想阵地,俄语翻译者多为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自然选择了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翻译的小说,而对需要诗性沟通与时间打磨的诗歌翻译则不能不暂时怠慢了。[4]302
五四时期,关注人生、关注平民阶级的苦难与不幸是新文学的一个普遍主题。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传统是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发端的。这类“小人物”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作家和译者的强烈共鸣,正由于这些作品都是“为人生”、“平民化”、“悲剧化”的,揭露了贵族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不合理,唤起读者对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驿站长》在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中体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B.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被视为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黄金时代人道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913年起,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热潮。托尔斯泰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和道德价值。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对五四新文学而言,意味着情感、理性认同下某种更为持久的一种接受模式的建立。这种模式在思想层面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热情和“民众至上”乃至“四海同胞主义”的道德情怀,而反映到文学中,意味着一种主体参与意识,它要求文学成为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净化人心灵的某种强有力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第二次热潮,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最多。在当时翻译人才很紧缺的情况下,托尔斯泰的作品单行本多达24种,而且还有重译。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艺术主张和文学观念开始影响中国文学界。耿济之在《俄罗斯四大文学家合传》中写到,“托尔斯泰运用其高超之哲学思想于文学作品,以灌输于一般人民。从他起我们才实认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7]186由此可见,五四时期选择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核心因素在于其作品具有强大的道德批判力量,以及托尔斯泰充分肯定文学的教化作用。[6]33
五四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最高,托尔斯泰的宏阔深邃唤起了众多译者的翻译热情,五四时期选择他的作品主要是着眼于其永恒的人类之爱。托尔斯泰的《伊拉司》不似中国传统文学中常见的那样善有善报否极泰来或者飞来横祸酿成悲剧,而是波峰浪谷的大起大落使人变得豁达开朗起来,上升到新的人生境界,从而引导读者与人物一道进行对生存质量与人生价值的深层思考。他的另一部作品《阿撒哈顿》则表现出无作恶、爱人类的托尔斯泰主义。
C.屠格涅夫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上开始连载陈嘏用文言文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标志着屠格涅夫作品首次进入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屠格涅夫热“,人们争相翻译、出版屠格涅夫作品。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带有编年史性质,从《猎人笔记》到《罗亭》、《贵族之家》等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变迁的轨迹。这对于同俄国有着诸多相似点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亲切。因此,五四时期屠格涅夫作品翻译得较多,[4]308仅连载的中长篇小说或出版的单行本就有12种之多。
五四运动思想阵地《新青年》先后刊载了《春潮》、《初恋》,不仅表达了国人对现代恋爱婚姻的希冀,还透露出当时进步青年对自由、平等、个性等一整套现代观念的渴望。[4]309《父与子》、《村中之月》、《前夜》等真实地反映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旧习俗、现代风度与贵族习气、个性意志与父母之命的冲突。五四时期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的作家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外国文学中的同类题材自然会唤起国人的共鸣,因而这些作品被翻译过来。[4]310《猎人笔记》得到新文学前驱者感情与理性诸多层面的认同与肯定,则同中国文学史上农村题材严重阙如的偏枯现象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4]313
D.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黄金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一脉相承的创作表现是:以人为核心,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他作品美学表现的重叠内涵。[6]4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既有对堕落社会事实的描写,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这些特点都正好契合五四时期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
1921,周作人在他的《三个文学家的记念》一文中,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极致,……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摺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正同尔我一样。他描写下等堕落穷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的存在”。[8]1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抹布”中发现人性的光芒、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希望,五四文坛译介其作品正是希望中国现代青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十月革命那里获得启迪,觉醒起来、振作起来,努力争取中国社会改造的成功。[4]323
中国新文学先驱在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有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以“穷人”为逻辑主线的作品大量引入,如《贼》、《冷眼》、《猎人笔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些作品大多被再版过多次,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复杂的作品则备受冷落,如《二重性格》、《群魔》等作品直到1949年才被翻译。这说明中国译者和读者更为看重的是:那些身处肮脏现实、灵魂却未曾泯灭的人们,他们令人心碎的哀鸣、不幸、挣扎和反抗;那些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的富人们,他们对穷人的侮辱、损害、践踏和摧残等等。[7]135这种选择反映了中国新文学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轴心的,隐藏和遮蔽了个人审美情趣。
E.契诃夫
契诃夫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殿军,是这一时代的最后一座高峰。20世纪初契诃夫作品开始影响中国文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局势发生激烈动荡的时期。社会的解放和文学的变革成了中国作家最关注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思想和文学的途径,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契诃夫作品中的抒写现实、反映人生、关注平民生活的题材内容,正切合了力图以文学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要求。实际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尽管属于不同流派,主张的创作方法也不同,但都离不开“为人生”这一主要宗旨,因此,契诃夫作品中现实主义题材吸引了中国文学界的视线,使其大量作品的译介成为可能。[6]38
五四时期,在译介过来的65部俄国文学作品中,契诃夫作品就有10部,仅次于托尔斯泰而占据第二位。中国译者在选择契诃夫作品时表现出明显的自主选择的主体意识。他们倾向于选择与时代、社会、民族的状况相适应,反映小人物生活、暴露社会黑暗、鞭挞愚昧麻木的国民性、唤起民众的良知的作品。当时,主题相对明确清晰、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译介的选材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性,译者重点关注的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着眼的是文学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译者的文学自觉性还没有进入到审美阶段,对文学产生强烈共鸣和价值认同感仍然停留在“为人生”这一层面,这也导致了译者选择翻译对象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例如,契诃夫后期代表作,如《草原》、《主教》、《新娘》等作品在五四时期就没有译本出现。[9]就艺术形式而言,五四文坛重视契诃夫短篇小说和独幕剧的翻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新文学提倡者急于求成。灵活多样、结构严谨、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较为容易模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创期提供了范本。
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学前驱者选择什么来翻译,主要不是凭个人的兴趣,而是着眼于社会文化改革的需求,当时的翻译家和评论家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建立新文学的作品来翻译。也正是在外国文学的对照之下,才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弊端,加速改革的进程。
五.结语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翻译作品除了带来新的思想和观念之外,还在现代小说、话剧、新诗等文学形式和发展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巨大成就不仅仅在于翻译文学本身,而且更在于它以特殊身份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对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应。俄罗斯文学是中国文化多元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型,而且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生命力的话题,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五四期间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居首位,应当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以准确把握当时俄罗斯文学翻译选择的动机、翻译的建树及其翻译的效应。
摘要：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崭新的局面。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假说,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的位置会对翻译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五四时期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数量最多,译者对于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选择具有较强的现实目的性,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启蒙的作品来翻译,被译介进来的俄罗斯文学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多元系统,俄罗斯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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