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台政策

美国对台政策（精选12篇）

美国对台政策 篇1

摘要：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是挑选出弱势群体作为代表, 从弱势群体的立场去评价社会平等问题。该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对美国社会的语言多元, 文化多元, 美国的双语教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对美国语言政策进行了全面而纵向的分析后, 可以看出美国语言政策的实质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斥和打击其他语言。美国语言政策从根本上与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相冲突。

关键词：语言,文化,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语言政策

一、语言与文化

作为人类主要的交流方式, 语言在人类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法, 词汇和语音体系。读懂一种语言意味着读懂了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语言是文化系统的子系统。

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 使语言学研究不只限于语言形式, 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蕴含着文化, 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

二、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的兴起

(一)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的基本理念

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指“允许同一社会内部不同文化的共存, 并积极肯定这一文化共存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的观点或运动”, 以及基于“尊重差异, 探索不同人种、民族、宗教、文化、价值观等的共存模式之理念、政策和运动的总称。”

美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和国内民族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自己的独特性。首先, 根据各少数群体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而赋予少数群体更多的权利与保护。其次, 战后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和移民潮的涌入, 这必然会强化美国文化多元的事实与多元文化权利的自觉意识。

(二)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表现举例:双语教育

美国的双语教育早在建国时就存在, 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美国为了同化移民的语言和文化而取消了双语教育。双语教育在美国再度兴起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1968年, 《双语教育法》被正式确立。在1974年, 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双语教育法的修正案。然而,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社会美利坚民族主义思潮沉渣泛起, 1981年里根总统发表讲话后, 赫德尔斯顿和早川一会发动了“唯英语运动”。到2005年底为止美国50个州中的27个州已通过立法或其他形式确认英语为官方语言。

三、美国语言政策

(一) 美国的民族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

1、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

早在殖民时期, 由于北美没有统一的政府, 所以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语言政策是不可能的。语言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欧洲人对印第安语比较一致的态度上。“印第安人没有语言, 印第安语是有缺陷的语言, 是野蛮的语言”是早期欧洲殖民者的基本观点。这个时期的语言政策主要以排挤和打击印第安语为主要内容。

2、建国后的语言政策

建国初期, 致使合众国首脑们继续推行多语言政策有如下3个原因:此语言政策可以吸引更多的移民涌入;多语言政策与多语言的移民群体想适应;反映了《独立宣言》以及后来的宪法里突出强调的个人自由的原则。

而在1860年至1925年期间, 美国的语言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从鼓励外国语言的使用到轻视甚至于排斥其使用。

3、二十世纪以来的语言政策

20世纪美国曾一度出现过双语教育的兴旺景象。1968年通过了《双语教育法案》, 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和语言教育还是起到了一点积极的作用。

开始于1981年的唯英语运动则打破了这一切, 掀起了英语官方化热潮。这场运动影响深远, 迄今为止, 美国有23个州拥有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法律。

(二) 美国语言政策的实质

美国的语言政策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斥和打击其他语言的政策。美国的语言政的力量并不在于政府明文规定的法律、法令以及规定, 而是在于基层的、迂回的、隐性的政策;违背了美国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原则;它有利于单语主义、单元文化, 不利于多语主义、多元文化的发展;美国的语言政策最大的负面影响是把美国土著居民的语言—印第安语推进了灭绝的深渊。

四、美国语言政策对美国多元文化权利理论的冲击

美国的语言政策始终是为确立和维护英语为中心的语言一致, 打击和排挤其他语言服务的, 因此, 本质上是美国主流文化同化非主流文化的工具。美国语言的一致性是建立在排挤、打击其他语言基础之上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除印第安人外, 所有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或其后裔。一个民族的移民带去一种文化和语言, 但不管先来后到, 移民们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 迅速抛去原来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 尽快地融入到新的环境使自己变成美国人。移民子女很快就不讲母语, 只讲英语。美国语言政策的压制, 语言文化的同化以及“唯英语运动”的推行使印第安语迅速衰亡。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文化的消失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不复存在了。然而, 多元文化主义权利理论是以挑选出弱势群体作为代表, 从弱势群体的立场评价社会平等问题, 要求社会必须符合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的原则。而美国语言政策并没有符合多元文化权利理论所提倡的弱势群体利益最大原则, 可以说美国语言政策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与多元文化权利理论是相冲击的。美国的语言政策有利于单语主义、单元文化, 不利于多语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永良.论美国的语言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 2002 (5) .

[2]、蔡永良.二十世纪末的美国惟英语运动[J].读书, 2002 (1)

[3]、周玉忠.美国的语言政策及双语教学简述[J].语言与翻译, 2002 (4)

[4]、Crawford, J.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S.A.:TheParadoxof Bilingual Education[OL].1998.

[5]、Kloss, Heinz.The American Bilingual Tradition[M].Rowley:Newbury House, 1977.

美国对台政策 篇2

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一个错综复杂的信息网络。克林顿政府在其63号总统令中指出：”我们的经济越来越依靠那些互依赖的、由计算机和网络支持的基础设施，对我们的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非常规攻击有可能使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遭到巨大伤害”。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美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指南来提高对其关键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能力。“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对信息安全更加重视，陆续出台了一些新的举措。

一、重点保护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鉴于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信息网络的严重依赖性，美国政府对国家信息系统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一直以来都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1998年5月克林顿总统签署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PDD63），提出“最迟不晚于2000年，美国应当实现初步的信息保障能力。”PDD63令要求从总统令发布之日起，五年后美国将已经获得并保持对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保护的能力，以防止可能会严重危害到下述职能的有预谋的行为：联邦政府履行其重要的国家安全责任并确保公众健康和安全；州和地方政府维持有序运转，提供最起码的重要公共服务；私营部门确保经济有序运行以及重要电信、能源、金融和运输服务的正常提供。这些关键功能遭到的任何破坏或操纵必须控制在历时短、频率小、可控、地域上可隔离以及对美国的利益损害最小这样一个规模上。

2001 年10 月，布什总统签署第13231号行政令－《信息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授权成立一项旨在通过不断努力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中的信息系统的保护项目，包括对应急战备通信设施及其相关的物理设施进行保护。2003年2月发布的《保护网络空间的国家战略》（以下简称战略）则进一步指出：“美国的政策是通过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防止信息系统的运行遭到破坏，从而保护美国的人民、美国的经济及国家的安全”。其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农业、食品、供水、公共健康、应急服务、政府、国防工业基地、信息与通信、能源、运输、银行与金融、化学品和危险物品、邮政和船运部门的公共和私营部门。

二、信息安全与信息保密信息安全不等同于信息保密，信息保密仅仅是信息安全的一个方面。在2002年3月通过的《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FISMA)中，信息安全被定义为”保 护信息和信息系统以避免未授权的访问、使用、泄漏、破坏、修改或者销毁，以确保信息的 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其中完整性是指防止不恰当的信息修改和破坏，也包括确保信 息的不可否认性和可认证性；保密性是指对信息访问和公开的授权限制，包括对个人隐私和 私有信息的保护；可用性是指对信息的及时和可靠的访问。

三、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信息安全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只依靠一个机构来执行法律和政策，但也不应该分工不明确，以致于“政出多门”，造成“政策撞车”，反而形成“谁都抓，谁都无法落实”的局面。因此在实施基础设施保护时，美国政府特别注意明确规定各机构的职责范围，在各个层次上都力求做到分工负责，各司其职。

(一)国家层面

PDD63令中规定：”总统指派一个由大型基础设施提供商和州及地方官员组成的小组组成总统基础设施保障委员会”。总统基础设施保障委员会将定期集会，以加强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中公共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作关系，并在必要的时候向总统提交报告。第13231号行政令则将部委间的协调机构“总统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委员会”改为行政实体“总统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办公室”，作为联邦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最高管理协调机构。

(二)部委层面

针对每一个有可能成为信息或物理攻击目标的基础设施部门，第PDD63号行政令为其指定了一个唯一的联邦部局作为联络时的领导机构。对于某些关键基础设施保护职能必须主要由联邦政府执行，如国防、外事、情报、执法。其中的每一项特殊职能，都应有一个领导机构负责协调美国政府在该领域内的活动。针对”9.11”以后的安全形势，美国专门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并对部门间的职责作出了调整。《战略》中指出：国土安全部负责信息与通信、运输（航空、公共运输、水运、天然气管道、高速公路）、邮政和海运、应急服务以及政府持续性；财政部负责银行与金融；健康与公共服务部负责公共健康（包括预防、监视、化验室和个人健康服务）、食品（不包括肉类和禽类食品）；能源部供水化学工业和危险物品管理；农业部负责农业和食品（肉类和禽类食品）；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基地。另外，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负责协调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科研工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负责监督联邦政府的计算机安全项目中的政策、原则、标准和方针在整个政府部门的实施情况；美国国务院负责协调网络安全方面的国际协作事务。中央情报局负责评估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威胁。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负责对网络犯罪的调查和起诉工作。

(三)机构层面

各个联邦机构自己负责机构内的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工作。FISMA规定，联邦机构的首脑根据风险情况和对信息（由机构收集或者维护）和信息系统（机构使用或者运行）的损害程度提供安全保护。

四、信息安全保护职责

(一)信息安全保护机构主管应确保对信息（由机构收集或者维护）和信息系统（机构使用或者运行）提供安全保护；遵守相关法律、政策、程序、标准和指南的要求；将安全管理融入到机构战略和运营规划中；定期向机构主管、众议院的政府改革和科学委员会、参议院的政府事务与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国会授权的对口委员会以及审计总署提交报告，汇报机构信息安全策略以及实践的有效性。

(二)独立评估每个机构每年必须对其信息安全程序和实践进行独立评估以确认其有效性（FISMA）。独立评估包括：

1． 对安全策略、过程和典型子系统的安全实践的有效性测试；

2． 基于相关法律、政策、程序、标准和指南的评估；

3． 独立陈述（涉及国家安全时）在独立评估的基础上，联邦管理与预算局应国会上报评估汇总结果，而联邦审计总署应周期性评估并向国会汇报各机构信息安全策略和实践的适度与有效性以及相关要求的执行情况。

我国目前正在全面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加速开展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企业信息化建设，整个社会对信息网络的依赖与日俱增。信息网络在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我们应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探索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信息安全战略、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提高信息安全的保障能力和防护水平，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信息安全模式。

五、参考文献：

马英九上台后的美国对台政策 篇3

马英九上台后,台湾问题进入新阶段,随着两岸关系开始出现重大突破,美国对台政策也在基本政策框架内进行调适｡

布什明言对台政策“红线”

7月30日,即将出访韩国､泰国并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布什总统在白宫接受媒体联合采访,为亚洲之行吹风｡也许是由于中国是此行重头戏,记者会上布什就中美关系谈得最多,展開得也最充分,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部分尤为引人注目｡布什明明白白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着政策“红线”,那就是“台湾不可以单方面宣布独立”｡此番“红线”说,就具体所指并非突破,只是重复了以往政策说辞｡尽管如此,布什的表态也颇耐人寻味｡

首先,“红线”表述具有相当的冲击力｡以往,美国往往聚焦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关心大陆对“台独”分裂活动的容忍底线､动武的前提条件｡美国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经常就此进行揣度､问询,也不时指责大陆“红线”不明､给外界误判空间｡“红线”一词鲜少用在美国自己的政策宣示中｡而此番布什以总统之尊,在公开正式的场合将近年一直强调的“反对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标为美国不可逾越的政策“红线”,并旧事重提,谈到2003年12月自己公开批评陈水扁一事｡对已经丧失政权､但却伺机而动的“台独”势力而言,美国的这种表态不啻是又一次警告｡

其次,“红线”说是布什在记者会上主动提及,目的是借中美在遏制“台独”上的有效合作证明两国关系的稳定､密切｡从上下文来看,布什是将现在的中美关系和美国与其东亚盟友日本､韩国的关系相提并论,将中美在遏制“台独”上的合作与美日在伊拉克的合作､美韩在阿富汗的协力相提并论｡显然,在布什看来,中美在台湾议题上的合作是经营良好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布什在卸任之前对台湾议题的这种定位,无疑与2001年上台之初“全力协防台湾”形成强烈对比,代表的是一种理性､务实的政策思维｡

第三,布什对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的良好互动做出了积极评价｡三个月以来,大陆和台湾抓住历史赋予的“机会之窗”,共同努力开创和平稳定､合作发展的新局面｡6月,中断多年的海协会和海基会复谈,就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和周末包机达成历史性协议｡台湾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名称和入场顺序等颇为敏感的问题,两岸均能通过有效沟通而圆满解决｡布什在吹风会上肯定两岸互动,认为台湾问题目前处于“更好状态”,并表示希望不但中美关系发展良好,“其他方面与中国的关系也能和平地､建设性地演进”｡而马英九在8月11日会见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时,也对布什的这番言论做出了回应｡

对台政策存在其他“红线”

布什反对“台独”的立场只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之一｡实际上,美国尽管避免使用“红线”一词,但确实还存在其他“红线”｡国务卿赖斯在布什之前的谈话就表明了两条“红线”｡

6月19日,赖斯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就马英九上台后的中国大陆—台湾—美国三方关系阐述看法,要点有二｡一是表示“要确保让中国(大陆)明白,我们反对的不仅是台湾方面的挑衅举动,也包括中国(大陆)方面的挑衅举动”｡这是近年来所谓“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另一种说法,其中反对所谓“中国方面的挑衅举动”和布什所讲“反对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对应,对大陆划出“红线”的意味很强｡美国并未清晰列出“挑衅举动”所指为何,但是大陆在台湾并未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动武,可能就属此类行动｡国民党重返政权后,台湾方面推行法理“台独”的危险降低,美国对大陆是否“胁迫”台湾的关注也会有所上升｡

赖斯讲话的另外一点更具时效性｡她表示美台关系本身有相对于两岸关系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我们与台湾的关系也不差”,“要提醒大家,美国与台湾之间也有双边关系,我们希望看到台湾拥有真正的国际空间”｡在两会刚刚复谈､两岸不断接近的情势下,赖斯此言自然是意有所指,是刻意强调三角关系中的美台关系这条边｡言语之间,赖斯试图道出美国的另外一条政策“红线”,即两岸不能过于接近以致美国的角色和地位被边缘化｡美国在台湾议题上有着战略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多方面利益,其介入已非常之深｡两岸因“台独”活动而陷入僵局固然为美国反对,但两岸过于接近､把美国晾在一边也非美国乐见｡赖斯的谈话在相当程度上是说给台湾当局听的｡也正因此,6月25日,马英九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一行时,不失时机地回应赖斯谈话,特别强调台美关系深厚,希望未来继续维持这种密切关系｡

对台军售的看点

未来较长时间内,反对台湾单方宣布“独立”､反对大陆的所谓挑衅举动､防范两岸过于接近都将是美国涉台政策的基本内容｡不过,在布什余任,对台军售议题将是观察美国对台政策的焦点｡

布什上任之初大幅提升对台军售水平､宣布一揽子巨额军售案以来,军售一直是美国对台政策中的重要议题｡民进党执政期间,问题关键在台湾方面｡由于岛内政治斗争和朝野分歧,台湾迟迟不能通过相关采购预算,导致美国大为不满,持续施压｡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曾经公开警告,美国国会议员也曾经联名致信岛内主要政治人物,完全是“美国要卖､台湾不买”的态势｡然而,导致美台互信丧失殆尽的陈水扁下台､国民党重返政权后,美对台军售却出现另一番镜像｡台湾通过相关预算､新政权要求美国落实军售案,而布什政府却采取了“冻结”政策,不但不考虑台湾心向往之的F16C/D战机,就连已经决定的多项军售案也一再推诿,迟迟不予放行｡反观2004年台湾大选结束后十余天,布什政府就向国会通报新的对台军售案｡此次马英九上台至今,美国却对军售一直按下不表｡6月间,《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露,布什政府高层决定“冻结”多项对台军售案｡7月16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在传统基金会举办的论坛上,公开承认“近期美台已无重要军售案”,基于目前两岸军事态势,美国认为“并无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迫切需要”｡两天后,国务院发言人麦克马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声称美国内部正进行跨部门评估,间接默认了“冻结”说｡7月30日,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韦德宁试图澄清,表示行政部门从未使用过“冻结”说法｡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布什政府的确从马英九上台至今,一直未就此做出决定,一直未就任何军售案知会国会｡

关于美国暂时实际冻结对台军售的原委,众说纷纭,至少有四个版本｡一说是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德利亲自致电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苏起,要台湾新政权暂时不要讨论军售议题｡一说是马英九上台前夕,苏起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量级参议员拜登的亚洲事务首席助理季浩丰会面时,主动表达奥运会结束前美国可以暂缓军售｡美在台协会官员随即将此讯息回报国务院｡国务院非常重视,在马英九就职隔天召集国安会､国防部开会,决定暂缓军售｡一说是去年APEC峰会期间,台湾代表施振荣表示“台湾采购武器是施惠给美国”,引起布什震怒,决定冻结军售｡一说是美国内部各部门意见不一,国防部支持军售,而国务院､国安会､财政部反对,赖斯､哈德利压下相关案文,不向国会通报｡

美国对台政策 篇4

John King Fairbank’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ovides a new visual angle to see some historical events of China through an American’s eyes.The materials in the book are based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as a graduate student and an official in the American Embassy during the 1930-40s, and also on some researches he have conducted as a professor in Harvard University after 1946.The book analyzes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especially its political traditions.In part two, the author reviews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ocess, including the western invasion, the rise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book,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review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In this paper, I will mainly focus on the chapter 17, and discuss America’s China policy in Korea and Vietnam wars.

2. America’s China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advocated a policy of the Open Door for trad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kept China in the old order—bo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f the unequal treaty system.However,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traditional China policy went bankrupt.American had formerly defended China’s administrative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Yet after 1949, America impaired this integrity by steadfast support of Taiwan in a continuing state of civil war.Only one thing remained the same before and after 1949, America was still an uninvited intruder in China.As professor Robert Oxnam says,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had been“grossly asymmetrical”.

America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Chinese Communists’victory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In June 1950,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auspices, America defended South Korea against North Korea’s invasion.However, the war in Korea became a Chinese-American war and ended in a stalemate.Another stalemate happened in Vietnam in 1973.Despite of these, American felt themselves the champions of freedom against tyranny each time.Fairbank is looking for the root causes of the two wars, and raises a question to us:“Was all this fi ght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 c simply a support of freedom against tyranny?”

Historically, the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Vietnam in the 1960s was an incident of gunboat diplomacy, i.e.America wanted to use superior fi repower to shape the domestic policy of an Asian people.Fairbank thinks that the two war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American earlier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especially in China.America’s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had been long on rhetoric and short on political experience.The author thinks that America had an aversion to the domination of East Asia by a hostile power.For centuries, American troops never fought a war in China.Even after World War Two,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intervene with troops in the KMT-CCP civil war.Though America did not go in for power politics before1949, its interests suffered from the outcome of Chinese civil war.

Since 1949, America had to face a strong People’s Republic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where nationalism had achieved maturity.The fi rst reaction of many Americans to the New China was to seize up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s the explanation.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called into question Americans’own view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process.This was a grievous blow to Americans’self-confidence, since one fourth of mankind spurned Christianity but chose Communism.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a majority of mankind was not going American way.Americans felt their basic values directly menaced.

American thought that the new Chinese Communist dictatorship did not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a large enough propor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it maintained itself only by force and manipulation.It was too evil to last, and in any case must be opposed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and duty.This ideological position of the Cold War set America at least to“contain”the expansion of the SinoSoviet allies outside its borders, and that was what America did in the Korea War, in its alliance with Taiwan and also in the Vietnam War.Yet a policy of containment could not be the same in East Asia as in Europe.In East Asia, America promoted industrial recovery in Japan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but the military power had to be supplied more pure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had to be used in actual wars, as in Korea and Vietnam.

3. Conclusion

Fairbank believ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how that“we intervened in Vietnam in the 1960s partly because we had not intervened in China in the late 1940s but had intervened in Korea in1950.”The“loss”of China had been used against the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whereas the Korean War had been accepted as an unavoidable defens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occupied Japan.Ironically,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under Mao Tsetung’s leadership had not proved to be very expansive.It withdrew its forces from Korea, and fought with Indian forces in 1962 only to assert boundary claims, and did not interven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By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airbank raises another question that sets us thinking:Is it this policy of“containment”that had successfully prevented Chinese expansion or is it simply that China had no desire to expand?Historians like Michael Hunt and Alexander Woodside have pointed out the ignorance and ineptitu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is period.Fairbank also expressed his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seek a new understanding both of Chinese realities and of America’s own aggressiveness.”

摘要：《美国与中国》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的代表作之一。这篇论文主要通过分析书中对于朝鲜和越南战争的一些观点, 探讨了美国在冷战前期对华政策中的若干特点及趋势。

关键词：美国,冷战,对华政策

参考文献

[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2]梅仁毅.美国研究读本[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美国留学签证政策 篇5

2014年11月12日起，美国根据新的美中签证协议发放签证，两国之间旅游、商务及学生、交流签证有效期分别从一年延长到10年和5年。

美国留学签证申请资格标准、签证费用、停留时间都保持不变。旅客将继续受到适用于目前签证申请的所有相同的法律和安全审查。往返美国更加便捷，有利于旅游和教育交流。他也特别提到，自己曾经在法国留学半年，并且利用一年时间周游世界，旅行对他影响深远。

美国签证的拒签率会不会很高?对于这个大家关注的话题，美国驻华大使回应称：“90%的申请者都能拿到签证，拒签率已经很低。”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领事事务参赞白智理也表示，只有很小一部分申请者由于个人原因而无法取得10年有效期的签证。

数据分析：赴美中国留学生创新高

2013-2014年被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的中国学生人数从235597人增加至274439人。这代表选择到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比上一年多38842人，增长了16.5%。中国学生人数在所有国家赴美留学的学生人数中居首位。

赴美留学日益低龄化

在学生比重方面，中国学生入学总人数增加了16.5%，本科阶段增加了17.9%，达到了11万余人，研究生人数增幅为11.8%，总人数11.5万余人，可以说，赴美留学的本科生人数与研究生人数相差无几。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研究生一直是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主流，本科生的数量非常少，如今越来越多更年轻的群体加入了这个队伍，留学低龄化正在悄然逼近。

理解美国的汇率政策 篇6

过去几十年中，美元总体呈贬值趋势。然而欧债危机、中国顺差缩小等因素却在短期促使美元升值，引发对美元未来走势的争论。要判断美元的长期趋势，需要理解政策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及其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2011年的一篇论文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原题为《为何美元将持续走弱》，本刊研究部对其进行了通俗化的改写，摘要翻译给国内读者，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每

当涉及美元的币值问题，美国官方的口头禅便是“强势的美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官方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政策中会这样做。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联储，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提升美元币值，或者防止其出现贬值，这背后真实的逻辑是什么？短期市场波动之外，决定美元长期走势的因素有哪些？美元如不贬值，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又将如何？

政策的逻辑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对美元政策一个更准确的表述是，“对内维持一个坚挺的美元，对外则维持其贸易竞争力”。美国所谓的“对内坚挺”，指的是维持一个较低的通胀率，以保证美元在国内的购买力。这显然是美联储的目标之一，他们在这点上言行一致。在过去三十年间，美联储已卓有成效地将平均通胀率控制在3％的水平上。

在较低通胀水平上实现贸易部门大体平衡，是一国经济发展最理想的状况，这意味着需让美元贬值以提升其出口竞争力：美元贬值，对于进口国而言意味着美国产品的价格下降；对美国而言则意味着他国进口产品的价格上升——这有利于扩大美国出口和保护国内产业。所以尽管官方一直宣称偏好强势美元，但美元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走软，2010年更是出现了大幅下跌。

截至2011年中期的数据显示，12个月以来美国政府都在放任美元迅速贬值，甚至可以说他们在鼓励这种趋势，方法是不停敦促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加上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表明在美元软硬问题上，美国更希望打造一个更具贸易竞争力的软美元以促进美国贸易平衡，而非“维持美元在世界上的硬通货地位”这一口头目标。

未来的走势

在这一逻辑下，我预测在未来几年中，美元相对于欧元和其他货币将会持续走软，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从长期看来，全球投资者希望减少其投资组合中美元资产的比例。亚洲和中东等地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的管理人，普遍认为其持有美元资产过多，需要减持以实现投资组合分散化。由于常年贸易顺差，这些国家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以应对未来可能的短期贸易逆差。然而中国和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渐意识到维持如此大规模外汇储备的潜在成本。其会衡量持有何种货币、投资何种资产组合回报更大，而美国短期国债的吸引力将下降。据推算，中国2011年已将新增外汇资产的四分之三投入到欧元资产中。这种转变意味着抛出部分美元，进而对其施加下行压力。

其次，美国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也将助推美元下跌。若想缩减逆差，只能通过美元贬值来实现。而选择相对于哪些货币贬值，可以降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欧元首当其冲，欧元区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仅为0.5%。不仅如此，其他经常账户盈余国也有能力吸收本币升值的影响，包括中国、日本、瑞士以及新加坡和韩国等。

第三个原因取决于中国国内经济的转型政策。尽管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消费水平的增长仍赶不上GDP的增速。新的“十二五”规划要求提高消费占GDP比例，此外，还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诸如卫生保健和教育等服务部门。

而提升GDP中的消费占比，意味着中国储蓄率将下降。任何国家，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等于储蓄与投资之差，如果中国净储蓄率下降4%，那么其经常项目将由顺差变为赤字。这样作为美国国债最大购买方，对美国国债投资需求将大幅下降，导致美元下跌。不仅如此，如果中国继续在全球其他国家进行实业投资，如购买油田、农田以及西方国有企业股权等，也需卖出美元换成对应国家的货币，从而进一步压低美元汇率。

第四个原因是美国实际利率水平相对较低。由于美国经济疲软，美联储已下调短期联邦基金利率接近于零，并承诺将长时间保持在这一水平。相比之下，欧洲央行倾向于维持较高的短期利率，因为其希望避免进口高价格的食品和能源引发通货膨胀，进而产生价格和工资螺旋式上升。这使投资欧洲的短期债券更有吸引力，而美元未来则会相对贬值。

贬值的影响

贬值的美元，将对美国经济短期表现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美元币值的持续下跌，将使目前美国的年出口额增加1.3万亿美元以上，同时美国消费者也将转而消费本国产品和服务。尽管出口额占GDP比例不到10％，但在201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GDP增长中出口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一。

如果未来净出口的增长没有促使总需求增加，美国经济的复苏可能会持续疲弱，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出现新一轮下滑。所以说，美元不贬值，美国的经济前景将非常黯淡，反之则可显著改善这种状况。如果把美国的贸易赤字占GDP比例从3％降至1%，就会激发出相当于GDP2％的初始需求，这将比同等规模的财政刺激更为有效，而且不会增加国债。同样，它也会比美联储当前可能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更加有力。

当然，美元贬值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家庭消费的进口产品价格上涨，美国国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实际是在下滑。这一负面影响确实很严重，但也不应被夸大。由于进口额仅占美国GDP的16％，即使美元进一步下跌20％，他们的实际收入也仅减少3％左右。美元走低的另一个不利影响是会产生通胀压力，但是其影响力同样是相对较小的。据测算，美元每年贬值10%只会使通货膨胀率提升不到2％。

总之，美元走低既会对总需求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同时也会对实际收入和物价水平造成不利影响。但在未来几年内美元的贬值，并非人们权衡利弊选择的结果，而可能是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情形。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持续走低的美元，及其所带来的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的更大希望。

【短评】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名字很像政府机构，但却是一个非盈利的研究型智库。在美国诸如“经济是否进入或走出了衰退”这类官方判断，其实是由它所认定发布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曾两度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和CEO，他以经济理论的系统思考和80多岁的丰富阅历，论述了美元政策背后的逻辑和长期性的趋势。

美国过去十年，高负债高消费的增长模式导致其逆差高企，纠正这一失衡的根本，在于技术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费尔德斯坦认为通过美元贬值扭转逆差更为现实，其本质是与其他国家分担平衡经济的成本，而且这一手段对美国来说比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加好用。

谈到新兴市场国家时，原文措辞中流露出的色彩很有意思，如同把中国看作一个逐步懂得经济规律的年轻小伙：身体壮实但不够老到。汇率问题容易牵动人的神经，要做出明智的决策，需要听其言，观其行，特别要重视对方剖析国内政策逻辑的研究。

这篇文章就展示了知己知彼，文中特别研究了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高消费支出占比的目标，并由此形成中国未来可以容忍更快货币升值速度的判断，说明中国的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经济议题。其间中国如能更多地开放服务贸易进口，并通过市场竞争提升自身服务业发展水平，这将有助于国内再平衡，同时也有助于美国调整外部失衡，实现双赢局面。（王健）

（王健系注册金融分析师，实习记者张橦亦有贡献）

美国高校教师逐步退休政策 篇7

一、美国高校教师逐步退休政策的背景及现状

(一)美国高校教师逐步退休政策的背景

1994年1月1日是美国高等院校教师退休制度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美国高校教师实行强制退休制度,教师到达法定的退休年龄后(1982年为70岁),高校可以强制要求教师退休。1994年1月1日,美国高校教师的强制退休制度被彻底废除。强制退休制度废除后,高校教师掌握了选择退休时间的主动权,退休完全成为教师个人决定的行为,教师在70岁或接近70岁时的退休率明显下降。奥利·艾森费尔特(Orley Ashenfelter)和大卫·卡德(David Card)研究指出,70岁和接近70岁的教师的退休率由1987~1993年间的75.6%下降到1994~1996年间的29.1%。[1]

伴随着强制退休废除后教师低退休率的是美国高校教师的老龄化。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高校聘用的大量新教师现在到了50~70岁的年龄。如果这些教师在传统的退休年龄(65-70岁)选择继续工作,那么将会加剧教师队伍的老龄化。老教师推迟退休将减缓教师晋升和新老教师更替的速度,降低新教师聘用的数量,增加教师工资成本(老教师的工资远远高于年轻教师的工资)。同时,一些高校领导也越来越担心,随着生育高峰期的教师逐渐接近传统的退休年龄,大量活跃的教师将集中退休。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人力资源的连续性将受到影响,出现某些年龄段教师的断档,无论对高校的教学、科研,还是整体发展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总之,强制退休制度的废除使高校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应对教师的低退休率、教师老龄化和70岁以上教师数量的迅速增加。

(二)美国高校教师逐步退休政策的现状

强制退休废除后,各高校纷纷修订其退休政策,运用多种手段激励教师放弃终身教职,提前退休,这些手段其中就包括逐步退休项目。大卫·莱斯利(David Leslie)和娜塔莎·詹森(Natasha Janson)[2]的研究显示,大约50%的四年制高等院校提供了某种形式的逐步退休项目,教学型高校中教师参与逐步退休项目的比例高于研究型院校的教师。根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关于高校教师退休政策的调查,到2006年为止,32%的被调查高校开展了逐步退休项目,其中58所高校从2000年就开展了该项目。[3]40%的四年制高校全职教师表示当他们准备退休时非常可能充分利用逐步退休项目,另外27%的教师表示可能利用该项目。逐步退休项目对那些近期打算退休而他们的储蓄因金融市场不景气而贬值的教师最具有吸引力。而最年长的教师即早期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教师最不可能参加逐步退休项目,表示“非常可能”和“比较可能”参加逐步退休的教师比例为56%。[4]

数据来源:美国教师保险和养老金协会(TIAA)研究所2007年教师退休态度调查(2007,11)

二、美国高校教师逐步退休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一)美国高校教师逐步退休政策的主要内容

逐步退休政策由一系列条件和相关政策条款构成,其中包括参与项目的资格和条件、项目期限、逐步退休期间教师的工作任务(工作量)及工资待遇、养老金及医疗保险、教师的权利与责任、学校及院系对教师的支持服务等。逐步退休政策的要求和条件会影响教师的退休决策。

1. 参与项目的资格和条件

逐步退休项目的参与资格和条件一般包括年龄和工龄要求。许多高校的项目都规定参与项目的教师应在55~70岁之间,在学校工作的时间为10~15年,有的学校规定在校工作时间长达20年。根据AAUP2006年的调查,[5]55岁和60岁是该项目最常见的最低年龄限制,42%的高校将55岁、27%的高校将60岁作为参与项目的最低年龄要求。44%的高校将63岁到65岁作为教师能够参加项目的最高年龄限制,19%的高校将70岁作为最高年龄限制,67%的高校规定教师在参加逐步退休项目前必须获得校领导的同意。参与项目的资格通常还要求教师必须先放弃终身教职,或正式宣布退休,或者明确在未来某一确定日期退休的意向。

2. 逐步退休项目的期限

逐步退休政策通常规定项目期限为3~5年,个别情况可以进行协商。在项目结束后,教师通常不能再被聘用。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逐步退休期限可以继续延长,但并不是普遍现象。在35%的院校中,教师可以参加逐步退休项目最长达3年,在38%的院校中,教师可以参加此项目最长达5年。

3. 逐步退休期间的工作任务及工资待遇

逐步退休期间,教师的工作量通常少于全职聘用时的工作量,最常见的情况是相当于全职工作量的一半。肩负研究任务和其他职责的教师通常会减少教学工作任务。教师可以选择一学期全职工作,另一学期休假,或两学期均为部分时间工作。许多教师都选择一学期全职工作,另一学期休假。

逐步退休项目的工资待遇通常是根据教师的工作量按比例支付。例如,一半的时间工作,支付全职时的一半工资。一些高校根据所在州的法律、学校的退休政策和其他考虑,向参与项目的教师提供额外的奖金或退休奖金、业绩加薪或暑期工作的补充工资。但在一些高校,关于参与项目的加薪政策并不明确。在这方面缺乏透明度通常会造成退休教师与所在系之间的紧张状态。

4. 养老金、医疗保险及其他福利

在逐步退休项目中,高校会继续以全职教师同样的比例为参与逐步退休项目的教师支付医疗、人身和残疾保险。保险费的获得通常与教师的最小工作量相联系,如果工作量低于一定的量就不能获得这些保险。

许多逐步退休政策都宣称将继续以教师全职时的比例为教师的养老金帐户缴费。所有逐步退休政策都允许参与教师在逐步退休项目一开始就有权提取养老金。参与项目的教师获得养老金和社会保障金的条件取决于个体的年龄、聘用协议的条款、退休计划的结构以及个人与这些收入来源的关系。最终的经济状况将决定个人选择是否参加逐步退休项目。

一些高校,如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WSU)规定,项目参加者享有跟常任兼职教师一样的休假和病假福利待遇。但项目参加者不能享受定期休息和休假,因为这一待遇只针对全职教师。

5. 教师的权利与责任

教师对是否参加逐步退休项目拥有选择的自由,学校不能强迫教师参加。但是在以下方面教师和管理层容易发生误会:旅费申请、学术假、提升或教师发展资助的资格。尤其是项目后期,教师有时想继续拥有他们的研究资助和项目(在正式同意终止与学校的聘用关系之后),而这方面的规定通常比较模糊。项目参加者通常还能够随时单方面终止聘用协议而不受惩罚。

一些高校关心教师逐步退休期间的工作时间和表现。在有的高校,对于逐步退休教师的绩效表现不佳时终止聘用关系的规定很模糊,因为对逐步退休教师的工作监督与管理很困难。

6. 教师所在系的后勤服务

是否向退休教师提供办公室和实验室,以及其他支持服务是参与项目的教师与所在的系进行磋商时重点考虑的事项。这些事宜通常未包含在逐步退休政策中,而是由教师和院系领导协商解决。例如,华盛顿州立大学规定,“应该向参与逐步退休项目的教师提供办公室、实验室、秘书服务、计算机使用和其他支持服务。这些服务应该在拟订合同时进行协商。学校的意图是提供合适的办公室和实验室,但办公空间和设施的紧张可能不允许这样做”。[6]

(二)美国高校教师逐步退休政策的实施程序

许多高校的逐步退休政策规定,参加逐步退休项目的教师必须先提出申请,并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下面以华盛顿州立大学的逐步退休项目为例谈谈逐步退休政策的实施程序。

1. 准备过程。

在正式要求参加WSU逐步退休项目之前的几个月,那些考虑参加项目的教师应该与院系领导、负责养老金及福利的专业人员和其他合适的人员非正式地讨论逐步退休的优点和意义。

2. 申请过程。

希望参加学校逐步退休项目的教职工向系领导或其他职能部门负责人提交一份书面申请。书面申请中应包括以下内容:期望在逐步退休期间完成的工作量比例、期望逐步退休计划开始的时间及计划的长度、关于为什么承担这样的工作量和逐步退休不会在本质上改变自己所在的岗位的期望和责任的原因解释。

3. 审批过程。

(1)系主任或其他管理部门负责人将与申请者和系里的其他合适成员就人事规划、人员需求、逐步退休计划的开支、申请者提出的空间和支持服务要求、潜在的人员更替以及其他相关要素进行协商。(2)系主任或其他负责人向学院院长或学院其他负责人提交系的推荐报告和建议的初步合同条款。申请者会得到推荐报告的副本。(3)学院院长或其他负责人对系的推荐报告和建议的合同条款进行审核,并将这些材料与学院的人事建议提交给相关的副校长。申请者同样可以获得学院的推荐报告的副本。(4)副校长根据报告陈述的事实和学院建议的优点作出决定,该决定是最终决定。只有副校长有权作出跟逐步退休计划规定例外的决定。任何例外条款都必须由双方书面签字同意。

4. 正式合同的签订。

如果申请被授权的副校长批准,申请者将与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校长或其指派的人就逐步退休安排的条款和条件进行一致协商,协商同意后,参加项目的教师与授权的副校长签订一份书面合同。WSU的法律顾问将审核所有合同。

逐步退休政策的成功取决于这些政策如何执行和实施。参与逐步退休项目的教师与系主任之间的口头与书面沟通对于逐步退休政策的满意实施非常重要。在许多高校,关于教师在逐步退休期间的工作任务安排的条款和条件都在教师所在的系协商,而工资待遇、养老金和项目期限则在学校一级协商。

三、美国高校教师逐步退休政策的利弊

(一)逐步退休政策的优势

1. 逐步退休政策对教师个人的益处

对于那些参加逐步退休项目的教师来说,逐步退休的益处是可以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并与学生和同事继续进行交往。逐步退休项目可以避免突然退休给教师带来的沮丧和痛苦,退休后继续维持与学校的联系的机会有助于教师职业生涯的转换。有教师认为,“对学者来说,退休是难以接受的。逐步退休的方式可以慢慢冲淡从职业生涯中退出的痛苦”。[7]

逐步退休为教师处理工作、生活及休闲提供了灵活性。逐步退休期间工作量的削减意味着教师将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一些教师将时间更多用于休闲娱乐和爱好。对那些最具有职业(专业)抱负的教师来说,逐步退休为他们提供了灵活的时间以开始新的职业、开展咨询,或者进行研究项目。

逐步退休政策在经济方面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比较慷慨的高校,逐步退休意味着得到较高的福利。例如,加州州立大学参加提前退休项目的教师能够获得全额固定收益养老金(Defined Benefit Plans)和全额医疗保险,而且在正式退休后的五年内可获得全职工作薪酬的50%作为重新聘用收入。包括社会保险在内,这些部分时间工作的教师通常比他们全职工作时获得的收入更高。[8]

如果教师的退休收入能得到保证而其他的基本需要能得到满足,工资被削减一部分,但获得自由时间,对一些教师是一种吸引,有的教师把教学时间减少和更灵活的教学安排视为一种明确的收益。

2. 逐步退休政策对高校的益处

对高校来说,逐步退休项目的好处包括:减少年老教师的部分工资支出,学校可以将节省的工资支出用于招聘新教师或开展其他项目;使有价值的教师继续为学校服务,即使教师部分时间工作,但仍然会在教学、科研等方面为学校作出显著贡献;通过了解教师退休的确切时间而提高了学校人力资源规划的预见能力,使高校管理者在招聘新教师、平衡教师年龄结构和进行工作安排和调整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和主动权。对教师所在的院系来说,院系能够对工作任务进行重新调整以满足院系和教师的需要。

(二)逐步退休政策的不利之处

1. 逐步退休政策对教师的不利之处

对教师来说,选择逐步退休的最大损失是终身教授身份和权利的丧失。教师一旦参加逐步退休项目,必须正式同意放弃终身教职,这使教师有一种身份被剥夺和被排斥的感觉。

同时,逐步退休政策并不总是在经济上具有吸引力。逐步退休计划的激励和收益因计划的政策条款和选择这一计划的教师个人的经历不同而不同。尽管许多教师支持逐步退休计划,但逐步退休也存在一些非激励性。最明显的非激励性体现在收入的减少。对于那些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或医疗保险、并且在能够领取养老金前选择逐步退休的教师,收入的减少将是实质性和强制性的。收入的损失被视为逐步退休计划最不具有吸引力的方面。另外,逐步退休还存在一些隐性损失,如保险的减少、跟全职工作时一样高的停车费和其他费用,没有资格享受业绩奖励、旅行补助、资助金、暑假或其他补充聘用机会。

2. 逐步退休政策对学校的不利之处

逐步退休政策对高校的不利之处是:学校将失去经过良好训练的有价值的教师的全职服务,退休教师通常不能获得年度委员会工作或长期研究项目。在逐步退休期间,高校还负有继续向教师支付全额医疗保险费的义务。逐步退休教师所在的系比学校要承担更多的成本。系将负担教师逐步退休期间的福利,但却不能获得教师的全职服务。在一些高校,通常是业绩优秀、能力较强的教师选择参加逐步退休项目,而那些业绩较差的教师不太愿意选择逐步退休项目,这与学校推行逐步退休政策的愿望和初衷适得其反。

总体上讲,高校将逐步退休视为帮助教师以一种更有序和有预见性的方式退休的良好而富有人性的政策。逐步退休政策对教师个人和所在的学校都有好处。但教师个人和学校都必须平衡这一政策的优点和缺点。

四、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高校教师逐步退休政策是适合高校教师职业特点的一项合理的退休激励政策。与社会上其他许多职业不一样,高校教师以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承为业,所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对许多高校教师和学者来说,年龄增长并不意味着能力的丧失和研究水平的下降,因此,高校实行跟其他许多职业一刀切的强制退休制度肯定不合理,这既违背了教师学术研究和发展的规律,也无视教师的职业承诺和心理感受。鉴于此,许多国家都已经废除了强制退休制度,实行弹性退休制度。而在我国,高校教师总体上仍然实行强制退休制度(男性一般在60岁、女性一般在55岁退休),在退休方面,教师几乎没有任何选择自由和发言权。高校教师过早退休既是对学术研究和大学发展的一种损失,也增加了教师退休后晚年生活的失落感。因此,有必要对我国高校教师强制退休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和改革,为教师退休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在实践中,虽然一些高校针对少数学术造诣高、有影响力的教师实行特殊的聘用及退休政策,但由于针对特定对象而不具有普适性,还没有形成针对所有教师的具体可行的弹性退休制度。美国高校教师逐步退休政策无疑可以作为我国高校教师退休制度改革的借鉴。

摘要：逐步退休是美国高校为鼓励教师提前退休而实施的一项退休激励政策,该政策由一系列条件和相关政策条款构成,其中包括参与项目的资格和条件、项目期限、逐步退休期间教师的工作任务(工作量)及工资待遇、养老金及医疗保险、教师的权利与责任、学校及院系对教师的支持服务等,该政策被众多学者和高校管理者视为一项“双赢”政策。

关键词：高校教师,逐步退休,退休激励,退休政策,美国

参考文献

[1]Ashenfelter,Orley and David Card.Did the Elimination ofMandatory Retirement Affect Faculty Retirement?AmericanEconomic Review,92(4),2002,pp.957~980.

[2]Leslie,D.W.,&Janson,N..Easing the exit:An AgingProfessoriate Likes Options.Change,37(6),2005,pp.41~47.

[3][5]Conley,Valerie Martin.SurveyofChanges in FacultyRet-irement Policies 2007.A report for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2007[EB/OL].http://www.aaup.org/A-AUP/issues/retirement/2007retsurv/intro.htm.2012-02-15.

[4]Paul J.Yakoboski.Managing Retir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EB/OL].http://www.tiaa-crefinstitute.org/pdf/researc-h/advancing_hi_ed/ahe_mangretire_0409.pdf2012-02-21.

[6]Natasha Janson.Phased Retirement Policies.NewDirectionsFor Higher Education,No.132,Winter 2005,p.40.

美国土地流转政策及其启示 篇8

土地流转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中国特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框架下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势。但是, 从全国范围来看, 土地流转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即便近年来一些省区的土地使用权流转速度有所加快, 也未改变土地流转的基本状态。在此背景下研究美国的土地流转制度, 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 无疑对加快我国的农地制度的流转具有重大意义。

一、美国的农地流转制度及农地流转特征

1、美国的农地流转制度。

美国农业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农业之一。美国的农村土地有三种所有形式:私人土地、州政府土地和联邦政府土地。其土地的流转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出售国有土地。美国先后出台了《土地先购权法》、《宅地法》等一系列法案, 鼓励拓荒和开发, 既满足了移民的土地要求, 也为土地进一步集中提供了条件;二是市场交易。凡是要使用不属于自己土地的政府或个人, 都要通过购买或租赁方式获得。如联邦政府为了国家和社会公益事业兴建铁路、公路及其他基础设施, 需要占用州属公有土地或私人土地, 就必须通过购买、交换或捐赠来获得各种土地上的权益。美国的农地流转, 大多是农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偿转让。农地转让的主体一般由政府与家庭农场主通过签订经济契约来实现。农地流转的主要目标在于扩大农场规模、优化组合生产要素以及运用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土地信托”是美国土地所有权的一项保护政策。自愿性团体通过向农民购买发展权的方式保证农地农用, 它们与私有土地主们在保护土地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美国信用社每天都买进各类土地, 现在已经成功地保护了500万英亩土地;同样, 自然保护基金也保护了1, 200英亩土地。美国的土地产权边界明晰, 土地所有者有土地收益分配和处分的权利, 在土地转让、租赁、抵押、继承等方面具备完全不受干扰和侵犯的权利, 他们只缴纳按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土地税、农产品销售所得税、房产税;规定征税者必须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服务。家庭农场不仅是美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运行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单位, 而且也构成了美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主要运行基础。美国农场的发展趋势是农场数量的减少和经营规模扩大。政府采用各种经济手段和各种政策优惠, 鼓励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1982年农业普查结果是:占全部农场3/5的小农场拥有土地8.9%, 占农场总数1/14的大农场却拥有68.8%的土地。

2、美国农地流转的特点。

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国家, 农地流转有以下特点:

第一, 适度的经营规模。在现代农地经营中, 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必须有一个适度的规模。土地流转的主要目的和结果都是扩大土地规模经营, 而且这种扩大都是基于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农村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的城市化推动作用。欧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逐步减少, 但却没有出现所谓的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 却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 却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

第二, 农地制度立法和政府的行政干预相结合。土地私有权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成为土地流转的障碍, 但土地是稀缺资源, 不能把土地交给市场。以小农户经营为主的土地私有制国家, 没有依靠市场实现土地流转, 而是通过市场与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相结合的方式, 保证土地合理地流动。通过立法, 科学界定农地的所有权、使用权, 确立土地流转管理监督部门的法律主体地位和职责,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规定违约的法律责任, 规范流转的程序和形式。从各级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来看, 美国农地保护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包括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在干预土地流转方面, 更多的是采用间接的手段, 通过影响农地流转过程中各经济利益主体的收益或损失, 实现控制农地流转的方式。

第三, 发挥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组织的作用, 保护农民正当权益。农民组织不仅是科学技术进入农村和农民头脑的有效载体, 也是农民权益的维护者。农民的农业经营活动主要依靠农民合作社来完成, 这是美国乃至世界典型国家的重要经验。例如, 日本在土改的基础上建立的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已经成为农业、农村、农户三类组织三位一体的综合社区组织, 全日本有99%的农户参加了农协。农协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信贷、技术经营指导, 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农协组织主导发展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 还利用联合的力量, 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美国农场的组织形式为销售合作社, 合作社完全由农民自发联办, 不依托政府, 使分散的农户联合直接与市场相联结。美国的合作社在推广农业科技、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培训农民技能、维护农民权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 建立维护农民权益的组织, 既可以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又可以帮助农民积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

二、我国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由于土地流转还处于探索阶段, 由于农民的市场主体意识以及整个流转环境还不成熟, 导致土地流转行为存在一定的问题, 制约了土地顺畅流转。

第一, 总体流转规模偏低, 但不同地区流转规模有差异。由于农民对土地的炽热情感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的传统思想意识, 影响并制约了他们对土地流转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考虑。部分农村基层干部认为既然土地由农户家庭承包了, 那么种与不种, 种好种坏都是农民自己的事, 对土地流转抱消极懈怠的态度。由此土地流转主要发生在本村村民之间, 大多以村内流转为主, 向企业和村外人员流转较少, 从而制约了土地流转规模。

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差异较大, 土地流转工作进展不平衡。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 土地流转的比重高于经济较落后地方, 城郊区土地流转比边远乡村多;集中连片, 具有发展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条件, 土地流转率相对较高;而地势复杂、人均耕地数量不多、零星分散的地方, 流转率则低。

第二, 传统流转形式比重偏大, 短期化特征明显。土地流转主要以转包、转让等传统的流转方式为主, 像入股、互换等流转方式所占的比例比较低。安徽省土地入股比重仅为3.5%。而广东省由于经济发达, 其土地入股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 比重达到30.6%。究其原因, 主要是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永久转移的影响, 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客观上需要土地来为其提供生存保障。

第三, 土地流转程序、合同不规范。目前, 农村土地流转大多是农户间自发进行的, 由于在部分农民身上有“承包地属私人所有, 流转属私人行为”思想, 因而发包方 (集体经济组织) 大都不参与农户间的土地流转, 采取口头协议进行土地流转的仍然不少, 没有通过签订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即使签订合同也存在手续不规范、条款不完备等问题。虽然各地都强调要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流转, 但这一原则很难完全贯彻, 不规范的土地流转行为, 既导致承包关系混乱, 也容易引起土地矛盾和纠纷。

第四, 农村土地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土地市场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 致使农村土地流转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二是我国现阶段还没有专门从事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 致使农村土地流转因缺乏土地市场信息以及无完善的市场操作而无序进行, 因而导致流转成本较高, 流转效益较差;三是各级组织干涉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 使农村土地流转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 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 致使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增加。

三、我国加快土地流转应采取的对策

面对我国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借鉴美国土地流转的成功经验,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 要坚持优化资源, 实行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规模化经营是农业专业化、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 也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条件。美国等世界典型国家十分普遍地采取了大农场经营方式, 就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 也没有放弃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努力。通过农地制度的调整, 日本和欧美国家都保护了耕地, 完善了流转措施, 发展并继续扩大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当前, 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不发达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选择了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的探索和实践,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后, 我们要有步骤地促进农地的适当集中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有效扩大。从这几年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 创新农业生产用地经营权制度, 开展合理有效的农地流转, 是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完善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举措。

第二, 要制定法律规范, 正确引导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美国等典型国家的农民土地权利保障主要得益于其健全的土地法规和制度。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 使农民获得了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中分离的使用权, 其权益相当于欧美等国家农场主对私有土地的使用权, 因此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方向是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我国应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目前, 我国缺乏农地使用权流转方面的法律法规, 土地流转各方的权利义务、土地股权的确定等, 都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因此, 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法》, 通过立法规范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切实做到“以法治农”。

第三, 创新流转机制, 允许土地入股组建合作社, 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按照《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二条关于“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 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的规定, 在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不得将土地作为清偿资产的前提下, 应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合作社, 由合作社整合生产要素, 组织生产经营。要在充分尊重农民和投资者意愿的基础上, 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内, 大胆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借鉴成都“股田制”, 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 直接参与投资企业的利润分红, 变土地资源为土地资本。

第四, 要大力培育流转中介, 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托田所和土地银行等。各地应以县乡土地服务部门为依托, 以农村专业协会为主体, 普遍成立土地流转中介组织。普查流转土地资源, 收集发布供求信息, 进行供求登记建档;开展政策咨询, 提供合同范本, 调解流转纠纷;邀请土地评估机构进行土地等级评估定价, 进行大面积流转农地的租赁招标;代办土地流转手续, 组织供需双方谈判, 为供需双方搭建流转桥梁。培育农地市场, 引导农地要素合理流动, 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自负盈亏、自主服务的运行模式, 形成以政府部门服务为主、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参与的土地流转体系, 以适应农民土地流转的强烈愿望。总之, 要鼓励农民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 增加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孔德懿.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思考[J].经济论坛, 2008.8.

[2]张红宇.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政策:持续创新——对农地使用制度变革的重新评判[J].管理世界, 1998.6.

[3]钱忠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J].管理世界, 2002.6.

美国对台政策 篇9

关于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 但往往夹杂在美国其他问题之中, 未把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做系统研究, 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冷门。近期读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苑爽博士所著《“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一书, 从新的理论视角系统的研究了该课题, 弥补了这一薄弱环节, 对于今后我国学术界研究战后索赔问题将大有裨益。和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我认为本书具有三个特点。

一、视野宏阔、理论独到

在《“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一书中, 将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课题, 置于“战争与和平”理论视角之下重新进行解读。书中的第一章对“战争与和平”这一理论做了详尽的论述, 从两者的概念、逻辑关系和在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系统的分析了这一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该理论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的情况下加以阐述, [3]将美国的对德战争索赔政策在“战争与和平”的理论视野下加以重新解构分析。这一理论贯穿全文, 最后又在之理论视野下对德国问题进行全景式的反思, 归纳总结德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形成首尾呼应, 上升了新的理论高度。同时本书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外交政策进行专题系统研究, 在涵盖时间长, 史料分散的情况下, 探求其内在的联系与变化, 从而使被割裂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德索赔政策重新联系起来。从美国国内政治决策机制、外交理念, 决策者的个人智慧, 民众的社会舆论导向、国际上大国之间的外交博弈等多个角度加以分析对索赔政策指定的以新的理论视角, 长时段的政策研究美国在战争观念上, 索赔理念与索赔机制上的演变。厘清了战争、和平与战争索赔的理论关系。而索赔政策的演变也展现了美国政治决策者的战争观与和平观, 两者相辅相成。美国经历了从战争合法, 到将战争责任与索赔政策联系起来, 从以非政府的个人身份参与到多部门多国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 可以说在新的理论视角下, 美国的索赔政策更加系统全面。

二、资料充实、叙论结合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来说, 原始的一手文件解读是根本前提。在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的研究方面, 苑爽博士通过对解密文件和相关会议记录的文本解读, 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公布的375卷国务院文件 (简称FRUS) , 贝亚特·欧本编辑《占领德国的文件, 1945—1954》, 《卢修斯·克莱将军文件:德国1945—1949》, 以及与之相关的历次重要会议记录, 事件亲历者演讲、回忆录、私人信件和日记等外文原始资料, 还包括德法日等多国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著述。资料详尽, 根据统计书中运用中外档案文件23种, 相关当事人的外文回忆录、传记12部, 对于此问题研究的相关中外文专著解读140部, 相关论文27篇。可以说大量的文本解读, 广泛的资料搜集, 尤其是大量一手原始资料的运用使得对于美国对德战争索赔问题的论述更加扎实全面, 立论更加可靠。更加可贵的是在对于大量资料的运用基础上, 叙论结合, 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 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发现问题, 分析其原因和演变过程, 以及相关问题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系统的将分散的相关资料整合, 认真剖析, 进行重新的解构, 从而更加完整系统的展现出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

三、结构合理、内容丰富

本书共分六章, 从内容的关联性上看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阐释“战争与和平”理论的内涵与逻辑关系, 分析在此理论视角下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的目标, 以及影响政策制定的国内因素, 诸如商业立国思想、多元的政治决策体制、实用主义的外交哲学等。第二章则论述一战时期决策者战争观、和平观的形成与演变, 美国此时提出的索赔政策的内容与原则, 以及之后制订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的背景, 实施失败的原因分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章还着重分析了和平主义运动的影响因素。第三章分析美国的索赔争政策对于德国成为二战战争策源地的关系, 美国国内各阶层对于一战政策失败的反思, 国内决策层在对德政策的分歧对于二战后对德索赔政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里着重分析了两派代表人物, 摩根索与史汀生个人的成长经历与总统的个人关系在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 并分析了造成分歧的原因。可以说第三章在全书中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 将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由一战向二战的过渡, 揭示了内在的连续性。第四章分析美国对德索赔政策在国内国际双重作用下诞生, 国内政府的各职能部门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 包括国务院、陆军部、财政部, 同时介绍分析了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与选择。国际上美国又要同时处理好与英、法、苏各国家利益诉求, 达到对德索赔政策的相互妥协。第五章是本书的重点, 也是最具现实指导意义的一章, 论述二战结束后美国战争索赔政策执行修改与调整, 协调战后初期占领军与国务院在政策上的分歧矛盾, 论述斯图加特讲话的背景与影响, 本章的亮点是将美国针对德国提出的“智力赔偿”计划作为典型的个案分析, 从指定背景, 内容, 实施状况以及影响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可以说这是美国在索赔方式和机制的创新, 这种个案分析的方法也更具直观性。最后论述了对德索赔政策与《马歇尔计划》的关系, 说明美国对德索赔政策与美苏冷战起源的内在联系, 第六章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具有点睛的作用, 再一次将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置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视野之下进行反思, 总结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索赔理念、机制和方式的转变, 分析国际社会在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上的利益得失, 并且升华主题, 说明该问题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作用, 审视“新德国问题”的出现和发展。本书在结构上环环相扣, 层次清晰, 首尾相接, 内容涉及广泛, 突出了问题重点。

作为学术著作, 《“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一书尚待完善之处, 首先, 在资料的搜集上对于德国原始文件和著作挖掘不够, 德国作为政策的受众其自身的转变对于美国政策也有影响。其次, 缺乏对比性研究,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战争索赔政策也经历了一个转变, 德国与之相比又具有怎样的特点, 两者之间又具有怎样的联系, 这样可以更加突出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总的来说, 苑爽博士的著作丰富了对战后索赔政策的研究成果, 对国内学术界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意的借鉴。

摘要：美国的战争索赔政策是其建立世界新秩序, 达成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苑爽的《“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以全新的理论视角系统的论述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对德战争索赔政策, 具有视野宏阔、理论独到, 资料充实、叙论结合, 结构合理、、内容丰富三个特点。对于从新的角度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丰富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战争与和平,美国,德国,战争索赔政策

参考文献

[1]苑爽.“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54—56.

[2]崔丕.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J].历史研究, 1995 (4) .

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生成机理简析 篇10

后危机时代, 美国为实现经济增长, 加大美元贬值幅度。基于这样一个后危机时代的背景, 本文试图探讨人民币汇率与中美经济指标——中美贸易: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逆差、中国GDP增长率、美国GDP增长率、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利率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以期揭示经济视角下, 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生成机理进行剖析。

二、文献回顾

针对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的研究, 就经济层面而言国内外文献主要通过数据分析及实证模型等方法来求证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 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后的影响研究。

国内文献就上述问题的相关研究。刘伟、凌江怀 (2006) 通过VAR模型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李皓、章冬梅 (2011) 采用EG两步法进行长期协整发现,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实际贸易量之间存在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赵志君、陈增敬 (2009) 实证研究表明,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 美元的实际汇率越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 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越高。美国经济增长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影响程度更大。赵文军 (2010) 采用有界协整检验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名义人民币汇率水平、FDI流量与中国贸易收支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王梦菲 (2010) 采用长期协整方法研究对中美实际汇率变动与中美实际利差之间的联动关系, 得出:长期内, 中美实际汇率与利率差之间具有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两者之间负相关。

文献主要是对单向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而没考虑多变量间的双向影响机制。中美贸易或者经济目前经济视角下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是否应该继续实行钉住美元汇率的制度,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的研究, 人民币升值后对两国经济政治的影响等等。

三、研究假设

金融危机后, 使美国的GDP为负增长率。

由此假设1: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GDP增长率负相关, 和美国的GDP增长率正相关。

美国货币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较大, 为了刺激经济美国一直以来实行低利率政策。中国一直采取高利率, 抑制国内投资。

由此假设2:人民币汇率和美国联邦储备利率正相关, 和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负相关。

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导致流通中的美元资产增多, 从而导致更多资本流向中国, 使美国资本账户逆差增加, 继而迫使人民币升值。

由此假设3: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对中国贸易经常账户逆差负相关, 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净额负相关。

四、数据选取和数据分析

依据假设, 研究人民币汇率与相关变量的相互关系, 然后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系列检验。本文选取包括美国GDP增长率USA_GDP、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用商品和劳务净余额USAC_G替代、美国资本账户差额用美国对中国FDI投资净额USAC_FDI代替、直接标价法表示的人民币汇率USAC_R指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USA_R、中国GDP增长率C_GDP、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准备金率—对大型金融机构利率C_R。各变量均为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数据 (数据直接来源不是季度的调整为季度数据) 且全部为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名义变量。样本来源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美国联邦储备局、中国统计局、www.bea.fov.com、http//data.eastmoney.com等等。

USAC_FDI为美国对中国FDI的净输入额走势图, 样本数据是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减去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额。

USAC_TRADE为美国对中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数额, 由于数据来源限制, 本文选取经常项目中商品净进口额作为替代。事实上,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数字远远大于商品贸易赤字数据。

五、结论

基于上述长期协整关系,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GDP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影响关系相对明确, 二者负相关。美国GDP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较大, 符合假设。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差距直接相关, 且使美国经济增长受影响。

第二,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人民币汇率正相关, 即利率越低, 人民币汇率越低, 且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和原假设相反, 同时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可能原因, 一方面, 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 利率并不真实反映资本的成本。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实施的利率政策有意抵消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

结合以上分析。一方面, 人民币汇率作为中美市场和国际市场重要的经济变量, 应该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 如政治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汇率政策形成机制, 另一方面由于数据查找困难, 并不能完全找到精确数据来支持研究。由经济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相关度很小, 美国国内所谓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成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不充分。

参考文献

[1]刘伟, 凌江怀.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 2006, (9) :4-8.

[2]李皓, 章冬梅.人民币实际汇率及波动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基于协整检验和ECM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 2011, (2) :58-62.

[3]赵志君, 陈增敬.大国模型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评估[J].经济研究, 2009, (3) :68-77.

美国亟须贸易融资政策稳定 篇11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不仅推迟批准关于延长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权，还在伊朗核交易的持久性等问题上产生争议。据全球广播公司外交事务首席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的观点，美国政府需要立刻行动起来，消除国际贸易伙伴们的疑虑。

“美国国会内部的僵局致使国际伙伴们开始怀疑，与美国的谈判内容是否能够切实可行。”安德里亚于2015年4月出席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时说。

然而，美国进出口银行方面坚信，在6月30日截止期限前，政府一定会重新授权给他们。发言人还称，终止出口信贷机构的经营权，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每4～5年，出口信贷机构（ECA）的经营权需由美国政府重新授权。这道手续以前相对简单，但现在已经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共和党人指责这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企业福利”，并不断游说各方将其终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者则称，这一举措不仅为美国本土创造就业机会，还为海外建厂的出口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至此，美国进出口银行成为美国极化政治时期的一个标志。

“如果我们打算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竞争力，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作用十分关键。目前全球有60家出口信贷机构， 中国和印度于日前宣布，他们将投资数十亿美元，大力扩建本国出口信贷机构。”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海蒂·海特坎普说，“我们相信目标能够达成，我们正在拼尽全力。”

目前，众议院和参议院各有两项不同的法案待审议，参议院的两法案都建议延长进出口银行的经营权。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主席佛雷德·霍赫贝格说，他对于经营权一事持乐观态度，其中一项法案有望通过审议。

大小企业的代表们纷纷表示支持延长进出口银行的经营权，中小企业的负责人告诉GTR记者，他们无法接受美国进出口银行可能关门打烊的事实。

波音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吉姆·麦克纳尼补充说：“如果进出口银行经营权失效，对企业的不利竞争因素显而易见，这完全没有意义。我们只会回到西部荒原时期。波音公司也许能够存活下来，但竞争力将会严重受挫。”

国会众多议题中的意见分水岭是，当前进出口银行对燃煤发电厂的融资限制是否应放宽，包括之前的融资限制规定，都是由参议员海特坎普提出的。海特坎普称，美国政府曾于2013年12月决定采取新的方针，严格限制进出口银行为海外煤炭项目融资的权限，但美国煤炭企业应该符合获得进出口银行海外支持的条件。

她在一份声明中为该观点辩护，将其描述为一次有可能通过参议院审议的“现实主义的妥协”，尽管白宫方面反复表态支持煤炭限制令。

美国进出口银行出席霍赫伯格在4月份出席伦敦的圆桌会议时，重申了美国政府对出口信贷机构环境标准的支持，并且告诉GTR，他相信，放宽这些限制将不会成为进出口银行重新获得授权的必要条件。

油价的影响力

会议的其他议题还包括石油价格走低。与会人员认为，这不会对美国的页岩油工业造成不利影响，相反会加强行业发展。

很多石油行业业内人士则希望，油价走低导致页岩油产量减少，供应量势必随之减少，油价从而得到尽快回升。一名专家在华盛顿会议发言时称，业内将会被页岩行业的恢复力震惊。

“我们对当前形势的考虑，没有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所认为的那样乐观。我们认为，美国页岩油没有减产，世界各国将会为如此强大的技术而震惊。我们很乐意看到该行业得到稳固发展。”能源咨询机构Wood McKenzie负责整合能源的副总裁斯基普·约克说。

工程咨询企业西图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奎琳·赫曼也看到了行业稳固发展的前景，她解释说：“油价走低的影响取决于时间周期。对美国有利，对其他国家也一样有利。我们发现，行业内部形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率，一个更具竞争力、更高效、运营良好的石油、天然气行业形势由此形成。我们很快会看到不同个体之间在价值运作方面的差距。”

那么，在短期内，全球范围内的大型石油、天然气项目将暂停，几年之内才会再有需求；本世纪末，需求重新增加之时，原油也许会处在风险之下，价格强势走高，达到峰值。

“石油市场一直参与其中，前瞻性很强。几年之后大型项目的需求将增加，这也是我们现在供应过剩的原因之一。最后，油价开始回升到合适的价位，使这些项目得以实施，因为其他的市场反馈，像美国页岩油，其速度不足以应付本世纪末即将突然爆发的强大需求。”约克补充说。她的预期是，油价在2018～2020年回调到90美元/桶左右。

可再生能源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专家学者们广泛讨论了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指数。在过去3年全球增加的新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占到一半以上，达到临界规模，但是政策层面可能再次面临挑战。约克称太阳能是“一种破坏性的技术”。

“加利福尼亚的太阳能市场竞争力十分强大，甚至到了最炎热、阳光最充足的季节，它可以破坏能源的定价方式。”他说。

帕迪·帕特马纳坦是沙特能源巨头ACWA电力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也认为，可再生能源正处在转折点上。他提到阿拉伯拟建设一座200兆瓦光伏发电厂，直接和迪拜水电局（DEWA）签订25年之久的电力采购合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补助性投资。该电厂的电价创历史新低，达到5.84分/千瓦时。

“2015年1月份，光伏发电厂提交了一份十分有竞争力的价目表，没有任何补贴，25年特许权。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在下降，光伏板越来越高效，而且这个项目建在迪拜，光能资源十分充足，供应链天衣无缝，商业信誉良好，我们有能力给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价格。”帕迪说。

“我们正在投资资本密集型产业，投入产权资本，同时借入大量贷款，预计在20～25年的时间里卖掉百万瓦特的电量，收回投资。因此，我们在签合同的第一天所给出的价格和接下来的25年密切相关。”帕迪说。

然而，与会人员强调，有必要在可再生能源融资方面统一政策。杜克能源公司前董事会主席吉姆·罗格斯称，政府的政策是该行业的“头号阻碍”。业内许多人担心美国政府减少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而另外一些人则倡议把“补贴”一词改成“奖励”，以平息共和党的反对意见。

最后，美国新能源设备出口企业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表示关注。太阳能生产商 Suniva全球销售市场副总裁迈特·卡德说：“作为一个美国企业，我们不得不清醒，场内的秩序并不公平。在某个地理区域市场，客户希望我们的成本降为零，我们知道这种市场氛围不健康，不可能做到诚实无欺。结果就是既挣不到钱，又带坏产品质量。我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环境。”

论文化霸权与美国语言政策 篇12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一名积极的意大利共产党人, 同时也是一名作家, 他对意大利共产党及无产阶级革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问题, 及文化霸权问题, 就是通过非暴力途径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语言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认为语言也是文化和哲学, 它能够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另外, 葛兰西“霸权”的概念最早也是源于语言学。他认为语言同样可以起到霸权的作用, 语言的霸权是通过一个新阶级对其他阶级的文化统治或者一种新的语言对其他语言的支配来实现的。

1. 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是译自西方的概念, 它最初的形式是希腊文和拉丁文, 它最初的含义是领导、权威与统治的结合。而在汉语中, 霸权的含义不同于英文,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霸权可以指依仗权势或武力欺压他人的人或集团;也可以指奉行强力政策, 或实行强力占有, 如一国处于操纵或控制其他国家的地位。

而葛兰西在他的著作中用“领导权”来定义霸权。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主要用两种方式进行统治:第一, 以实力直接仗势强制控制, 即霸权统治的方式;第二, 领导权的方式, 也就是通过社会主要团体积极同意而取得的道德和哲学的领导。与霸权相比, 领导权没有暴力和强制的意思, 他是指非暴力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 它需要通过社会中的大多数自觉自愿的认可赞同来实现。

2. 语言与文化霸权

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是文化的载体。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中, 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葛兰西出生于意大利的撒丁岛。1861年意大利统一的时候, 整个国家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官方语言”。意大利作家曼佐尼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托斯卡纳地方方言作为意大利官方语言。而当时进入都灵大学学习的葛兰西专业正是语言学, 他对语言问题非常感兴趣, 但是他并不同意曼佐尼的观点。他和他的老师认为曼佐尼的方法事实上是给整个意大利强加了一种语言。葛兰西也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提到, 语言不能与其承载的文化、社会、历史以及使用他的人分隔开来。因此葛兰西最初对文化霸权理论的探索是在语言学的领域, 他用文化霸权来描述一个民族怎样被强制使用另一民族的语言形式, 部分语言或者整个语言体系。葛兰西认为, 把由小部分精英创造的语言强加给社会中其他阶级的人民, 就是一种霸权。这种语言仅仅代表精英阶级生活经历与世界观, 并不能适用于其他与之经历相差甚远的阶级之上。这样做的目的是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创造性、生产力、智慧甚至他们的身份。

3. 国家与市民社会

葛兰西认为, 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灌输是通过市民社会来完成的。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指上层建筑领域, 是和他所谓的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在他看来, 如果说政治社会代表国家的正式组织系统, 即法庭、警察、监狱、军队等强制暴力机构, 那么市民社会则是指非正式的、非暴力的、民间的、种种组织结构系统、精神力量, 以及直接间接影响政治的各种辅助力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党、教会、工会、学校等社会团体以及各种文化组织和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等, 作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织机构与技术手段, 他们总和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导机关, 即市民社会。

二、美国的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政府控制社会语言生活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的手段。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 语言政策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政府可能应用的那些语言政策包括很多的社会方面, 特别是关于少数民族与移民的教育和语言权利。语言政策是与语言教育息息相关的。语言教育属于市民社会的范畴, 当统治阶级将他们的语言通过教育强加于被统治阶级身上, 就产生了文化霸权。

根据蔡永良教授对于美国语言政策的研究, 美国语言政策的本质目标就是“维护英语的绝对中心地位, 打击排斥其他一切语言。”美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毁灭美国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此外, 轰轰烈烈的“唯英语运动”严重损害了美国原住民与移民的语言权利与教育权利。“惟英语运动”直接导致了到2007年为止30个州通过了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法案并最终导致了2002年联邦政府出台《英语习得法》, 该法替代了1968年的《双语教育法》, 给34年的双语教育政策判了死刑。从这个层面理解, 语言正是一种霸权。美国白人通过持续不断的将英语强加给印第安人和移民来实现了文化霸权。

美国语言政策有如下几个特征:

1. 美国的语言政策更多以隐形的方式出现。

很难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宪法以及明文规定的法典中找到美国的语言政策。哈洛德·F.斯切夫曼指出:美国的语言政策显性部分不多, 面广量大的是隐性部分。这不意味着美国不重视语言政策, 只是采取了隐性的形式而已, 是在没有法律限制的自由下, 行霸权之实。尽管美国没有统一的国家官方语言政策, 但实质上仍是以英语为主导地位, 同化、打击、排斥美国原住民的语言及移民带来的各种语言。

2. 州政府立法

美国的语言政策更多体现于州政府层面。这是由美国政府的联邦体制所决定的。美国政府的联邦制是一种双重政府, “全国政府与州政府构成联邦制的二元, 作为并列的同等主权尸体实行公关。”两级政府分享政府各种权利及其义务, 互相闲置, 同时又互为补充。在维护全国宪法的前提之下,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均可指定法律、颁布政令, 并且贯彻执行。目前, 美国有30个州颁布了“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法律法规。

3. 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

语言教育是确立和巩固英语作为主流或官方语言的地位, 打击和排斥其他语言的主要途径;美国的语言教育集中体现了美国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通过大学、学术组织等机构发生作用, 而这些组织属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范畴。因此文化霸权也通过语言教育实现。

美国早期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更多体现在与原住民语言之间的冲突上。为了维护英语的地位, 美国政府继续实行对印第安语言的打击政策, 试图通过对印第安人下一代实施惟英语的教育政策来消灭原住民的语言, 对他们进行同化, 使他们使用英语。

20世纪60年代, 美国语言文化呈现多元趋势。1968年《双语教育法》出台体现了这一点。《双语教育法》的制定并不是维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而是为了更加有效的过渡到英语教育, 尽管如此, 《双语教育法》的颁布还是对语言文化的多元化起到了一定正面作用。

然而, 世纪之交轰轰烈烈的英语官方化运动给双语教育判了死刑。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英语官方法运动使三十个州将英语确立为官方语言;而第二阶段的“反双语教育运动”最终废除了长达30多年的《双语教育法》, 使美国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完全转向了惟英语方向。

三、结论

根据葛兰西的理论,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学校和其他的教育机构都是实现统治以及控制被统治阶级生活及思想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向被统治阶级传递他们的语言、思想和文化, 使被统治阶级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他们的世界观, 逐渐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身份。

而美国的语言政策始终是为确立和维护英语的中心地位, 打击排斥其他语言服务的, 因此, 本质上是美国主流文化同化非主流文化的工具, 是在自由旗帜的掩盖下行霸权之实。而这样做的最大危害是毁灭了印第安的语言和文化。

综上所述, 根据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批判, 美国应当终止目前这种导致霸权的语言政策, 终止文化霸权。

摘要：安东尼奥.葛兰西是著名的意大利哲学家、理论家。他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对文化霸权的分析上, 将文化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研究是他理论的基本特征。葛兰西认为, 语言也是文化与哲学, 它能够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他认为语言同样可以起到“霸权”的作用。语言政策是政府控制社会语言生活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的手段。蔡永良教授认为, 美国的语言政策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斥和打击其他语言的政策。在本文中, 作者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基础, 分析美国语言政策, 最后得出结论:美国应当终止目前这种导致霸权的语言政策, 终止文化霸权。

关键词：文化霸权,美国语言政策,语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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