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增收

2024-08-17

“三农”增收(精选3篇)

“三农”增收 篇1

兴安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大兴安岭中段。东经119°28′~123°38′、北纬44°14′~47°39′, 总面积近6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168万。兴安盟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为4.6~6.3℃, 全盟无霜期95~145天, 大部分地区110~130天, 年降水量平均为400~450毫米, 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在2800~3100小时之间, 中南部地区10℃以上积温在2200~3100℃之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典型的半干旱农业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已成为兴安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如何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农牧民收入持续增长已成为普遍关注与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兴安盟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2009年, 全盟农作物种植面积111.88万亩, 全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401元。2010年全盟农作物播种面积1141.86万亩, 全盟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3712元。兴安盟农业生产呈现快速健康发展的局面, 但农业生产呈现出不稳定增长, 未能实现持续增长态势。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兴安盟农业生产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农民持续增收呈现不稳定增长。这充分反映出兴安盟农业生产还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受国家政策、环境因素和自然因素影响较大。

二、制约农民增收的障碍因素及问题

1. 自然因素

农业生产“十年九旱”,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 受制于“水”, 受害于“旱”, 丰水年和干旱年, 农业生产波幅变化很大, 农民收入水平呈波状浮动。

2. 农业结构不优

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尽管近年来, 兴安盟粮食产量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但是农业各产业之间结构不尽合理, 农产品种类趋同, 产品质量不优, 区域优势不明显, 品牌建设, “三品”认证滞后, 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低, 农产品生产不适应市场需求, 加上受干旱、大风、冰雹及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导致农民增收步伐放缓。

3. 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

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 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一是生产水平低, 农业生产处于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状态, 没有形成规模经济;二是加工水平低, 特别是龙头企业发展缓慢, 拉动带动不强, 主要表现在缺乏名牌产品, 产业链条短, 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农产品加工增值的潜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 农业生产条件差, 投入不足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兴安盟是农业大盟, 财政穷盟, 受经济水平整体实力的限制, 有许多地方农业生产条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导致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 造成农民收入减少。

5. 农民的整体素质较低, 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差;二是缺乏市场意识, 信息闭塞, 缺乏应用新品种、新技术和开拓市场的能力。

6.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 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用土地规模化程度低, 一些缺乏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的贫困户仍在贫困线上徘徊;发展劳务经济有很大潜力, 近几年来, 劳务经济在农民增收比重呈上升趋势, 应该加大加强此项工作。

三、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几点建议

1.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应从以下以几个方面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一是围绕市场需求调整结构;二是围绕提高品质调整结构;三是围绕加工增值调整结构;四是围绕区域优势调整结构;五是围绕节本增效调整结构。

2. 加快农业新技术推广, 实现科技兴农

紧紧围绕科技创新, 重点抓好农作物主推良种、畜禽良种、农产品精深加工、节水农业、病虫草害综合防治等技术推广应用, 加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及粮油高产创建工作建设, 结合农业优质粮食工程项目实施及自治区百亿斤粮食增产项目实施的重大历史机遇, 重点加强标准良田, 旱作农业示范基地, 土地整理, 农业开发, 玉米产业示范带等工程建设, 配套抓好科技入户、测土配方种子供种等建设, 带动广大农民大面积推广应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

3. 努力培育新型农民, 增强农民主体作用

按照“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律”新型农民培训的要求, 全力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 通过科技入户, 农业信息进村入户, “农信通”“阳光工程”百万青年中专培训工程, 开展对农民的科技文化培训, 努力培养造就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各类农村实用人才, 发展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 不断提高他们学科技、用科技的能力, 带动广大农民走科技增收之路。

4. 推进产业化经营促增收

一是大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增强带动功能;二是加强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本着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发挥优势、相对集中、突出特色、高产高效的原则建好八大农业生产基地, 把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切实加大生产基地的投入力度。

5. 转变经营方式促增收

在坚持农村经营制度的基础上, 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 引导土地经营权进行转让、租赁等合理流转, 引导农民自愿、自觉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6. 创新体制、机制促增收

一是抓好农户与企业利益分配机制创新, 通过签订合同、契约等形式, 确定农产品最低保护价;二是创新风险补偿机制, 增加农业保险种类, 扩大农业保险规模, 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 完善农业保险程序, 减少农民因遭受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造成的损失。

7. 完善服务体系建设促增收

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不断拓展农业服务领域, 最大限度地解决好农业生产从田头到餐桌全程服务问题。一是提升盟级服务水平;二是配齐各旗 (县、市) 农技队伍;三是完善乡镇农技队伍建设;四是发挥村级科技示范户示范带头作用;五是加强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建设;六是加快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七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强化“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民+基地”的产业发展机制。

8. 政策扶持促增收

一是向上争取项目, 争取资金促发展;二是招商引资促发展;三是争取政策促发展;四是整合资金, 整合项目, 集成技术, 集中人才促发展, 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三农”增收 篇2

——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一点体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下发过四个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用了四个“不仅而且”,即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应该说,这四句话引证了整个文件的核心主题——促进农民增收。围绕这个中心,文件出台了关于发展粮食生产、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二三产业、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等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因此,深入领会好、贯彻好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就必须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就我县而言,全县32万人口中80%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增收就没有全县的富裕和小康,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县的繁荣和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来,全县上下扎实苦干、顽强拼搏、努力克服前进中的种种困难,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随着宏观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的深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县域农民增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农产品卖难、农业投入少、农业科技投入率亟待提高、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等现象相继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结构层次有待提升。目前县域农业在注重种植业内部品种结构调整的多,而注重大农业和战略性调整的少;注重量的增减多,而注重质的提高少;跟风走的多,而根据市场调整的少;注重生产的多,而提供服务的少,这与全方位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一定的差距。二是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缺乏一批实力强、层次高的农业骨干企业带动,农业产业链条短,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只得户自为战,农业资源大多以初级产品低价进入市场,不能做到精深加工,分类开发,导致增值效益流失严重。三是农民就业途径有待拓宽。本土乡镇企业发展萎缩,吸纳劳动力能力差,外地输出又缺乏组织培训和服务,就业竞争力较弱。解决存在的这三个突出问题,笔者认为必须紧紧抓住中央一号文件所赋予的机遇,切实抓好三个转换,促进农民增收。

一、加快产业转换,着力提升农业结构调整层次

过去的农业结构调整被简单理解为调整粮经比,种养比,往往无视市场需求变化,搞一厢情愿,结果大多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今后的结构调整要取得成效,就必须以新思路,应对新问题,求得新突破,牢牢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在产业转换中实现特色化。所谓“特色”,就农村经济而言,就是具有独特市场优势的资源、产品(包括加工制成品)和产业。结合我县实际,我们务必利用好各种独特资源。一是要利用好一个水系。县域北部濒临长江,东、中、西段各有几十公里夹江,其水势缓慢,含氧量高,浮游生物多,水域面积较大,且无商业船只通行,是发展水产品动态养殖的极佳场所。胥坝乡率先依托这一自然优势发展夹江网箱养殖名贵水产品,现已初具规模,养殖农户人均年增收数千元。我们一定要用足用好自然合成的水域资源,大力发展名特优水产养殖,重点推广池塘精养、河流拦网和夹江网箱养鱼技术,尽快形成规模,抢占周边市场,拓展江、浙等地区市场。二是要利用好一个板块。县内后山区这一块,有两个特色产品——丹皮和生姜。要以市场优质化、多样化为目标,在山丘区大力发展丹皮、生姜等特色农产品,优化其种植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壮大基地规模,吸引鼓励省内外、国内外厂家、商家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扩大“以销促产”,发展订单农业,增加收入,促其早日成为全国名牌农产品。三是要利用好一个长廊。县内城关到胥坝公路两侧十余公里,近两年养殖业呈现集聚发展态势,目前有数十家企业入驻,初步形成育、种、繁生产模式,我们要充分利用已有条件扩大铜胥公路沿线禽类养殖长廊龙头企业的生产规模,通过小额贷款、贴息补助、提供保险等服务形式,支持农民和企业优化畜牧禽结构,把长廊发展成大走廊,形成名符其实的特色产业,增强市场竞争力。

(二)在产业转换中实现优质化。只有优质化,才能满足国内变化的市场;只有优质化,才能在国际上逐步提高竞争力。而优质化,不仅是选择优良品种,还要有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作保证。品种是根本。要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以品种更新为载体,切实推广市场畅销的优质品种,提高优质农产品比重。重点推广“三优”水稻品种、双低油菜品种及抗虫棉、保龄棉品种,在东联乡、西联乡等洲圩区乡有步骤地实施优质粮棉油产业工程,努力实现品种优质化。技术是关键。农产品的竞争,关键取决于农产品的科技含量。目前,我县农业科技水平还不高,竞争力还不强,农业科技化进程还不快,故而必须要以良种良法示范推广为主体,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转换,全力抓好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提高园区科技含量和辐射带动能力,使科技示范园区真正成为本地新技术示范中心、新品种繁育中心和新技术推广培训中心。生态是保障。我县有江心洲4个,总面积近200平方公里,洲内空气清鲜、土地肥沃、水质较好,极适宜于发展优质无公害蔬菜产业。要在优化现有的大通、老洲、胥坝、西联沿江蔬菜基地的基础上,建立县无公害蔬菜质量检测站和无公害蔬菜基地检测点,大力推广保护地栽培,主攻精细菜、反季节菜和无公害蔬菜,争取形成沿江无公害蔬菜产业链,扩大规模,促进增收。

(三)在产业转换中实现规模化。我县人均耕地约0.9亩,粮食总产量约9.5万吨,历史和现实上都不属粮食主产区。去年,国家实行粮食直补,县内每亩粮食作物可获补贴7元,显然不足以提高种粮积极性,如何提高这部分农民的收入,关键还是要引导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种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一要规范流转程序。必须加强各级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监控,完善土地流转合同,变口头流转为书面流转,明确流转双方的责、权、利关系,做到“合法、有序、自愿、有偿”。二要提高流转层次。制定土地承包优惠政策,有意识地引导农民将土地向种植大户流转,以利土地聚集和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农业部门要督促指导承包方加大资金、技术投入,发展高效、安全、生态、有机的经济作物,合理调整种植结构,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三要畅通流转渠道。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农业结构调整、招商引资、小城镇建设等形式,畅通土地流转的各种渠道。同时,不断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使农民在转让土地时不贴钱,在接受土地转让时不背“包袱”,进一步提高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二、加快产品转换,着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通过多年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样一个事实已不容置疑,即农业生产能力与现实的生产条件已基本吻合,有的地方甚至大大超出,再在有限的资源上过多地要求产出并非易事。而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潜力却非常巨大。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其转换率,达到农产品的转换增值,做到物尽其用,从而缓解农业资源不足与人口增长的矛盾。

(一)搞好农产品流通,为农业产业化拓展发展空间。农产品流通,要以市场为载体实现有效转换,而市场制约又是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要适应规模经济的发展,拓展产业化发展空间,必须抓好载体建设。首先要建设硬载体。要因地制宜,在抓好现有农贸市场建设的同时,重点搞好钟鸣、顺安农业大市场和大通、西联(太平)等蔬菜产地批发市场建设,着力培育生姜、花卉、瓜果、肉禽、水产等专业市场,进一步增强我县农产品市场的辐射能力。其次要激活软载体。要进一步加快“农网进村入企”工程建设,促进信息网络向涉农企业、部门、农村经纪人、运销大户和批发市场延伸,针对现阶段消费的核心区域在大中城市的现状,把着眼点放在大中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上,在大中城市、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上设立销售窗口,发展连锁经营,推行“订单农业”,最大限度地扩大我县农产品的市场份额。三是要培育活载体。要大力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营销队伍和各类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农业生产中上连市场、下连农户的桥梁作用,搞好协调和服务。重点扶持培育生姜、丹皮、花卉苗木、蔬菜、特种水产、畜禽养殖、蚕桑等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帮助农民增收。去年,全县成立农民专业技术协会16个,涌现各类营销大户、农民经纪人及种养示范大户160人,户均纯收入均在万元以上。

(二)实施品牌战略,为农业产业化注入新的活力。品牌是农产品进入市场的“准入证”,名牌是农产品打入市场的“绿卡”。要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强化以标准育品牌,以质量创名牌,以名牌争市场的意识,做强老品牌,创建新品牌,增强竞争力。一要以标准育品牌。培育农业品牌产品,关键是实施农业标准化。因此,对于农产品生产、加工,凡是目前有标准的,要做到有标必依,按照标准要求进行生产、加工;凡是上级没有标准的,要制订地方标准,努力培育农产品新品牌。二要以质量创名牌。培育名牌农产品,关键是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我们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提升规模产品的质量、档次上,重点加强生姜、丹皮、棉花良种繁育、无公害蔬菜的基地建设和樱桃谷鸭、三黄鸡、四川黄羊等养殖基地建设,做到品种优质化、栽培清洁化、养殖生态化、加工现代化,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创建新名牌。三要以名牌争市场。目前,我县有“和平”牌糖冰姜、“铜官乐”牌开胃姜、“铜凤”牌凤丹皮和“皖陵”牌优质梅花鹿种群等四个省级名牌农产品。要充分发挥名牌效应和带动作用,形成商品基地,实现规模效益。同时,要积极对主导产业中的优势农产品进行商标注册,争创名牌,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三)扶强龙头企业,为农业产业化构造重要载体。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支柱,其经济实力强弱和牵动能力大小,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效益。因此,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要以龙头为主体,在扩大规模,提高效益上下功夫。一是在发展方向上,注重培育主体。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优惠政策,在信贷、贴息、财政投入、税收减免等方面重点扶持生姜加工、江南油脂等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增加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同时,要加快培育造就一批农业企业家。农业企业家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突出代表,是龙头企业的灵魂。抓住了农业企业家,就抓住了农业产业化的“牛鼻子”。二是在发展方式上,注重提高效益。当前要继续深化龙头企业改革,遵循市场规律,实施“捆绑”战略,通过引导、扶持,鼓励有实力的龙头企业走兼并控股、强强联合之路,推动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力求“顶天立地”,避免“铺天盖地”,以增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的能力。三是在发展机制上,注重增强辐射力。任何优势企业的成长壮大,都是紧紧围绕着该企业的专长,即核心竞争力展开的。我县龙头企业的发展,要立足专业分工,通过引进先进经营和管理理念,加快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增强和提高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防止盲目攀比、主业萎缩。

三、加快农民转换,着力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

农民增收的根本在于要打破城乡二元化发展体制制约,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让农民起码是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中走出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结合县域人均耕地少、富裕劳动力多、且全年有近5万人在外务工的县情,要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向小城镇建设、劳务输出、招商引资要出路,做好富裕劳动力就业这篇大文章。

(一)以城镇建设为突破口,转移劳动力。小城镇建设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牵动点和联结点,加快小城镇建设要突出规划,注重基础,强化功能,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城镇化,生产要素市场化,农民居住城市化,真正使小城镇成为“三地”。一是农村二三产业的集中地。当前,要结合乡镇区划调整,重点加大公路沿线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镇建设,积极发展餐饮、娱乐、服务等二、三产业,增加农民就业,使之尽快带动农村地域性经济发展,承接城区辐射,形成“扩散效应”,带动周边乡镇的城镇化建设。二是农民居住的集聚地。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的户籍限制,允许外出务工农民完成资本积累后,在城镇居住发展产业。同时要抓住国家加大对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机遇,加快编制、申报农村六小工程项目,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三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要通过培育农产品的特色品种,建成远近闻名的特色市场,以形成较大的人流、物流,使人口要素和经济要素在小城镇相对集中起来,使之真正成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

(二)以外出务工为突破口,输出劳动力。目前,我县外出务工人员4.8万余人,劳务经济高达1.5亿元,是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要引导、组织、服务、优化劳务输出,解决富裕劳动力就业。一要加强信息收集甄别,引导输出。要面向周边省市、面向互联网,不断拓宽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建立起与深圳、北京、上海等外地用人单位和职业中介机构长期联系机制,加强劳务信息交流,通过对信息进行整理、甄别、发布,引导劳动力输出。二要加强基地建设,组织输出。充分发挥基地辐射带动作用,在巩固江苏盛泽丝绸厂、北京保安公司等老基地的基础上,开辟家政、建筑、缝纫等新基地。三要搞好跟踪随访,服务输出。要进一步完善劳务输出管理制度,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一站式服务,方便外出人员办理外出手续。同时在用工地建立办事处,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四要开展技能培训,优化输出。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程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重点对外出人员进行建筑、缝纫、保安、家政服务、厨师等技能培训,打造输出品牌,提高农民就业能力。

“三农”增收 篇3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三农”问题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具体来讲, 农业问题是农业产业化, 包括农业购销体制通畅和农业生产规模化;农村问题是城乡一体化, 包括户籍改革和小城镇建设;农民问题是农民现代化, 包括提高农民素质和减少农民负担。

“三农”问题具有普遍性, 它的存在是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明并存和差别的表现, 任何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一问题。但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 “三农”问题有自身的特点:第一, “三农”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正是工业的崛起和农业的弱势才对照出农民的贫困。但我国工业化先天不足, 进程缓慢, 造成大量农民滞留在有限土地上;第二, “农民”问题首先是“收入”问题。土地是农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 农民只有与土地结合, 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因此, 人多地少直接的后果就是收入不足。在市场经济下, 收入不足意味着掌握的资源少, 资源少就容易引致农业衰落、农村落后和农民牺牲, “三农”成为竞争中的失败者;第三, “三农”问题是长期问题。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因素很多, 加上历史沉积, 单靠某几项措施是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因此, “三农”问题需要在保证农民收入增加的前提下, 通过制定中长期战略计划并加以实施来解决。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 “三农”问题的首要就是确保农民收入不断增长。然而, 自1997年以来,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困难局面, 这使得农民增收困难成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矛盾。

2“三农”问题中农民增收困难的表现

2.1 农民收入持续低速增长

从1997年到2010年,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速约为4%, 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的一半左右。到2010年,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5919元, 平均每天16元, 若按2009年人均1196元的贫困线标准衡量, 农村有3597万贫困人口。

2.2 以农产品生产为主的农民收入增长困难

自1997年开始, 我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逐年下降, 反映出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市场变化, 这造成了以农产品生产为主的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八五”期间种植业年均增速18.03%, “九五”期间下降到-6.21%, 种植业收入占农民家庭纯收入的比例从1990年的56.73%下降到2010年的31%。另外, 农民家庭纯收入中来自畜牧业、渔业、商饮服务业和建筑业等非农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明显变慢。

2.3 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

由于不同农户家庭拥有的生产资源有很大差别, 加上政府再分配机制缺乏有效的收入调整, 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拉大。按农户家庭纯收入“五等分”分组统计, 2010年最低收入组、次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次高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的人均年纯收入分别为1869.8元、3621.23元、5221.66元、7440.56元和14049.69元。

2.4 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拉大

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79:1.13:1.00, 2000年为2.00:1.09:1.00。2010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142.81元、5509.62元和4417.94元。

2.5 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表1中的数据反映了这种差距, 从1997~2010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一直呈上升趋势。

3“三农”问题中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分析

造成上述农民增收困难现象存在的原因很多, 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3.1 人口因素

3.1.1 人口基数庞大。

截至2010年底, 我国人口总量13亿4千万人, 农村人口占6.7亿人, 如此庞大的人口, 是“三农”成为问题, 农民增收困难的关键因素。如农户家庭的纯收入就与家庭人口数正相关, 相对人口少的家庭人均收入较高。

3.1.2 人口素质低下。

农民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等, 提高人口素质在于人口受教育程度。例如2000年农村劳动力中, 文盲半文盲、小学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和受过职业教育所占比重分别为13.07%、38.72%、40.50%、7.70%和4.99%, 反映出素质低下, 劳动力竞争能力差。

3.1.3 人口流动不畅。

农村人口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 目前存在一些障碍, 如城乡户籍的差别, 与城市人有着不同待遇, 流动人口的自我保护意识差,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缺失以及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 这些障碍导致人口流动不畅,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农民的农业和非农业收入都增长缓慢。

3.2 环境因素

3.2.1 自然环境。

首先, 自然环境恶劣是造成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全国三分之二的农村贫困人口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丘陵和交通闭塞地区。其次, 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旱灾、渍灾、沙尘暴等灾害频发, 致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再次, 农村资源日渐缺乏。一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1997年我国年末实有耕地面积为12990.31万hm2, 2003年下降到12339.22万hm2。二是水资源日见匮乏, 我国水资源本来就不足, 加上近十几年来, 农村水污染严重, 水环境状况越来越恶化, 污染事故时有发生。

3.2.2 社会环境:

(1) 社会背景。调查显示, 在高收入农户组中, 国家干部、职工户和村干部户比重较高, 在低收入农户组中比重相对较低。毕竟社会背景较好的农户, 无论从职业、信息和机会上都是占优的。 (2) 社会结构。我国是非常典型的“二元”社会结构, 如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主流和边缘二元等。各种二元对立中, 一个是处于弱势, 一个是处于强势, 强势可以从弱势获得利益, 而“三农”一般都是弱势。 (3) 产业结构。一是第一、二产业间, 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采用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 通过“以农养工”政策, 农业一直在支持工业发展。另外, 农业具有天然弱质性, 农业生产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自然因素, 使农业的发展呈现波动性;二是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间,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 非农产业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正在提高, 但受地域环境、资产存量、人力素质等因素制约, 非农产业收入增长不稳定且不平等;三是农业产业结构滞后于消费结构, 受人均收入提高影响, 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需要已有很大改变, 如对粮食需求减少, 对动物类食品需求增加, 但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仍以种植业为主, 种植业又以粮棉油为主;四是乡镇企业发展缓慢。 (4) 农村公共产品弱化。目前, 农村教育、卫生、道路、水利设施等公共产品提供不足, 一方面增加农民的生活成本, 加重农民负担;另一方面拉大城乡居民所享受公共产品的差距, 进一步凸显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

3.2.3 市场环境。

(1) 市场政府化。我国农民的市场环境是不同的市场主体纠缠在一起, 在农民的观念中, 市场就是政府。基层政府既可以是供应商, 也可以是采购商, 农业市场不开放, 影响到了农民收入。 (2) 农业开发。农业开发有两个特点, 一是综合, 包括开放方式、资金来源、治理措施的综合和智力效益的综合, 二是严格实行项目管理, 从评估论证、申报审批、资金划拨、建设生产、检查验收、管理使用等都有一套严格程序, 很显然, 我国农业开发较弱。 (3) 国际竞争。我国农业将面临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国外贸易壁垒方式越来越隐蔽和多样;发达国家继续对农业提供巨额补贴;要求我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 这在带给我国农民新机遇的同时, 也加剧了国内市场农产品供求结构不协调引起的增收困难问题。

3.3 政府因素

3.3.1 政府机构膨胀。

政府机构尤其是基层县乡机构膨胀是一个痼疾, 与1998年相比, 2003年全国县乡政府增加职员390万人。这种由于就业压力和高阶层人口增长造成的机构膨胀, 增加了农民增收的困难度。

3.3.2 基层县乡政府财政困难。

县乡政府财政困难是政府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规模不断扩张的直接动力, 而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主要依靠摊派到农民头上的各种费用获得, 自然引起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

3.3.3 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失效。

政府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失效性表现在: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没能拉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大的工程建设较少使用农民工, 对城镇居民的增加收入政策也因城镇居民已过温饱阶段而未转化为农产品消费;另一方面政策落实较差, 比如年年党中央、国务院及其办公厅都会发布关于三农的文件, 有的甚至以行政法规形式出现, 但能全面落实的较少。

3.3.4 政府发展战略诱导。

政府“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 诱导全社会的资源流向工业, 农业被政策性弱化。

3.4 制度因素

3.4.1 现有制度。

与农民增收困难有关的主要制度包括: (1) 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产生了城乡无法自由流动、农产品行政定价、针对农民的就业歧视等问题, 是农民寻找增收途径的障碍; (2) 教育医疗制度。投入不足的教育医疗成了“三农”发展的软肋, 而教育医疗市场化则直接加剧了农民的负担。教育医疗不仅没成为农民增收的途径, 反而成了农民贫困的原因; (3) 扶贫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三农的扶贫政策性投入和资金投入都是很大的, 但由于扶贫监督机制不健全, 扶贫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 使我国的扶贫制度没发挥完全作用; (4) 金融制度。受政府政策影响, “三农”资产存量较少, 农民增收缺乏自身资本的支持。同时, 出于防范农村金融风险的需要, 国家从1998年开始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 四大银行也收缩了在农村的信贷业务, 贷款难加剧了农民增收所需资本的紧缺; (5) 法律制度。我国各种法律一直是薄弱环节, 包括有关“三农”方面的法律, 如涉及农业土地使用和保护的法律缺失就是农民失地严重的原因之一; (6) 计划生育制度。计划生育是控制农村人口的有效制度, 但目前农村中计划生育执行的并不好, 存在较多隐性人口。

3.4.2 变迁制度。

当前, 有关农民增收困难的变迁中的制度主要是: (1) 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在保证了中央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 却引起了县乡财政的困难。一方面事权与财权的流向相反, 另一方面地方税体系相对薄弱。缺少了政府财政的支持, 农民增收变得更困难了; (2) 税费改革。从税费改革过程看, 影响农民增收的税费在中央政府强制性减轻中, 仍然增长着。一方面将以前的一些费用合并入正税后, 反而使农民负担合法化了。另一方面, 迫于地方财政压力, 地方政府还会寻找新的收费项目, 这不利于农民增收; (3) 农村社会保障改革。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是农村脱贫难和返贫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但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大量资金, 在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 全由政府负责不现实。因此, 至少在改革过程中, 可能会给农民增加新的负担。

在市场经济下,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经营主体, 如果农民得不到预期的收入, 他们就会减少向农业和农村增加资金和人力投入, 最终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萎缩。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三农”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就取决于农民的收入状况。因此, 综述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非常必要, 是为下一步制定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中长期战略计划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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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04中国农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3]杨璐, 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几点思考[J].现代物业, 2011, (11) .

[4]张劲松, 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 2005, (03) .

[5]柴福洪, 三农问题研究[J].理论月刊, 2003,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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