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为主导

2025-01-02

以政府为主导（精选12篇）

以政府为主导篇1

有序用电是指在各级政府领导下, 利用行政、经济和技术手段, 强化用电管理, 优化电力资源配置, 维护平稳的供用电秩序, 将可能出现电力供需矛盾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的管理活动。

在开展有序用电工作中, 如何准确把握当地经济发展形势, 掌控电力需求变化的趋势, 服务和促进地区经济及社会的持续发展?如何制定和完善《地区有序用电预案》?如何确保有序用电方案的正确实施?这些都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实践中笔者体会到, 开展有序用电工作需要以政府为主导, 按照“保重点、促发展、保稳定”的原则, 加强协调, 进一步完善各种预案和措施, 合理调整负荷, 尽最大可能避免拉闸限电, 最大限度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提供电力保证, 努力促进地区经济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制定地区有序用电工作实施方案的基本思路

1.1 工作思路

研究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有序用电工作的职责, 强调相互协调和沟通,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前提, 主动作为;确保地区“迎峰度夏”、“迎峰度冬”和“重大政治活动期间”供用电需要;研究电力需求侧管理在实现有序用电工作中的作用;探讨“客户提方案、供电保服务、政府来监管”的三位一体有序用电工作模式。

1.2 有序用电方案编制原则

(1) 统筹兼顾、确保重点;科学合理、切实可行;供需平衡、留有裕度;有保有限、区别对待。

(2) “保证居民生活用电, 确保农业生产用电, 确保医院、学校、金融机构、交通枢纽、重点工程等重点单位正常用电, 确保优势企业的合理用电”和“先错避峰、再限电、最后拉路”的原则, 把有限的电力向重要客户倾斜, 向经济效益好、竞争力强的企业倾斜, 向信誉好的企业倾斜。同时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用电。

(3) “两个确保”原则。以“确保电网安全, 确保社会经济稳定”为原则, 做好有序用电方案编制和实施。

(4) “三个保障”原则。最大限度地保障居民生活用电;保障重要用户用电;保障农业生产用电不受影响。

(5) 实施有序用电, 必须与国家产业、能源、环保政策相结合。

(6) 在编制和实施有序用电方案时, 应充分发挥负荷管理系统的监测与控制功能, 最大限度减少拉限电影响。

1.3 总体目标

(1) 完善电力应急处置体系, 做到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 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2) 在供电能力不足时, 按照“错避不拉限、力争不拉路”的原则, 遵循“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顺序, 严格执行经政府审批的《应对电网异常及事故限电拉路执行方案》, 最大限度避免停限电带来的损失。

(3) 掌握应急机动负荷响应时间, 与用户签订协议, 并通过组织应急机动负荷演练, 提高用户配合意识, 确保在电网临时有缺口时, 能在15～20分钟之内立即压减或切除应急机动负荷。

(4) 确保高危、重要用户用电安全, 防止各类可能造成人身、设备事故和影响社会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

2 以政府为主导开展有序用电工作探讨

2.1 有序用电是一项社会工作, 需要政府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认真汲取近年国内外因遭受冰雪天气、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 导致电网受损严重的教训, 总结在自然灾害中抢险救灾中有序用电工作的经验, 建立健全以政府部门和供电企业为组长单位的电力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充分发挥有序用电协调机构的作用, 及时做好上传下达和应急预案的启动工作, 确保有序用电应急预案落实到位。

2.2 深化有序用电, 需要政府优化资源配置

针对季节性、时段性、突发性缺电仍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深化有序用电工作, 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和“鼓励高效益, 控制高能耗, 遏制高污染”的原则, 加强政府监管和调控力度, 细化有序用电方案, 按照“四定” (定企业、定设备、定负荷、定时间) 原则, 落实避峰、错峰计划。进一步扩大负荷管理终端的安装面, 充分发挥现场负荷管理系统的作用, 最大限度地减小错峰让电对工业企业的影响。倡导节约用电, 积极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的节电技术和节电产品, 引导居民推广使用峰谷电表, 挖潜低谷用电潜力, 提高用电负荷率, 实现电力资源的高效利用。

2.3 开展有序用电工作, 需要政府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

在制定有序用电方案时, 要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掌握企业的负荷特性和错、避峰潜力, 同时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和交流, 争取企业的理解和支持。利用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政府补贴的奖励机制, 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积极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新技术、新设备 (电锅炉、水源热泵、变频装置等) , 切实提高企业节电增效水平。加快现场负荷管理装置的安装, 扩大电力负荷监控面, 尽可能减少直接拉闸限电的次数。

2.4 开展有序用电工作要服务企业发展

在当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组织协调下, 供电企业积极支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为加快项目投入、保障板块经济和电力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近年来, 供电企业不断加强和提高服务理念、服务意识、服务手段和服务水平, 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

深化“企业服务年”和“项目推进年”活动, 密切跟踪各类重大项目储备, 为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科学调整电网项目布点, 做好招商项目的负荷安排。要推出服务企业的新举措和新办法, 落实专人承办和跟踪流程的运转, 加强重点工程的跟踪服务。

2.5 依靠政府打击违法窃电, 加强电力设施保护

据不完全统计, 在经常发生的盗窃电力设施案件中, 以导线、变压器被盗情况居多, 给电网的安全运行带来巨大的压力。随着城建工程大量实施, 个别施工单位为赶工期, 施工时不注意公用设施安全, 挖断电缆、碰撞和挂断架空线路的事故时有发生, 极易造成市区大面积停电, 直接影响电力有序供应。且由于个别县区、乡镇和单位对电力设施保护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 保护电力设施的安全责任意识淡化, 个别部门在规划和建设上缺乏统筹考虑, 各自为政, 协作不力, 在线路保护区内违章建筑、违建煤场、违章种植高生长树种, 电力设施安全运行受到严重威胁。

对此, 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切不可掉以轻心, 麻痹大意, 切实把电力设施保护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确保电力供给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确保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6 落实保安措施, 确保安全生产

凡因突然停电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导致较大损失的特殊用户, 如医院、银行、海关、商检、水厂、养殖场等必须具备保安或自备电源, 落实信息联络员, 确保全天候通讯畅通, 以避免因拉限电而造成人身安全和经济损失。所有自备电源相关手续的办理、验收必须按程序, 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3 结束语

做好电力有序用电工作不仅是生产要素平衡的经济问题, 更是确保电网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确保电力安全供应, 保障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

在开展有序用电工作时, 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有序用电工作涉及政府部门、供电企业的相关部门, 特别应加强营销管理部门与生产部门的信息沟通、信息共享。

(2) 增加电网基建、技改工程的投入力度, 加强协调, 确保电网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避免因局部电网“卡脖子”而加剧电力紧缺状况。

(3) 积极深入用电企业, 指导企业结合生产运行情况、检修计划、签订的有序用电协议制定内部调控措施, 确保预案落实有效。

(4) 在本地区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有序用电、节约用电宣传教育。由政府部门组织协调、供电企业收集有序用电信息和宣传内容资料、各新闻媒体开展系列宣传报道活动, 努力营造一个领导重视、各级各部门协作配合、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以政府为主导篇2

环卫工作是一项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工作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即便是环卫行业逐步推向市场化的今天，也必须坚定政府在环卫事业发展上的主管部门和投资主体地位。否则环卫行业将成为一盘散沙，更无从谈起长效发展。面对着城市的快速扩张，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城乡环境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对城乡环境保洁水平也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如何不断创新环境卫生管理体制机制，实现城乡环境卫生可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是环卫人在新形势下必须要完成的功课。

一、创新城乡环卫体制总思路

创新管理思路，实行三个“转变”：一是全面提高城乡环境卫生事业的整体水平和综合效益，使城乡环境卫生事业的管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由单元化投资模式向多元化投资模式转变，建立和完善以政府投入为基础，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投资为主体架构的投资主体，打破“政府投资”“行业包揽”的运行模式，使政府投入的增长控制在与城乡环境卫生发展同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水平；三是由经验管理向科学化管理转变，建立起依据规划保持连续性、依据条件法规对环卫产业进行调整、依据制度实

施长效管理、依据科学管理和翔实可靠的数据对工作绩效作出测评的科学管理体系。

按照济宁市委、市政府关于建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体制的总体要求，我们应以“打造生态宜居城市”为中心工作目标，在目前已经建立的区、镇（街）、村（居）的环卫保洁体系和“村镇定点收集、区集中清运、市统一处理”的垃圾治理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完善区、街、村（居）三级管理体制，明确区、街、村（居）各自责任、保洁区域、范围。突出区级环卫部门的监督考核作用，强化镇（街）和村（居）的保洁作业实力，真正实现全区城乡环境卫生工作的“全方位覆盖、无缝隙对接、一体化管理”的目标。通过实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六大工程”等措施，着力提高城乡环境卫生水平。应该说这些措施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城市现代化和城镇化为目标、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城乡环境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件重要举措。区环卫部门腾出主要精力抓规划编制、政策制定和督导检查，实现由干管不分向干管分开、由“运动员”向“裁判员”的转变，逐步建立区、街、村（居）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重心下移、责任清晰、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管理体制。只有建立这样高效的政府职能的管理体制，才能促进城乡环境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城乡环境卫生事业的现代化水平。

二、创新城乡环卫管理的秩序

随着环卫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区环卫部门更应该突出政策制定、监管考核的作用，从而在建立政事分开、管干分离、责权明确、重心下移的改革中，起到关键作用。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将环卫部门从直接组织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转到对环境卫生进行指导、检查、监督管理和对市容卫生市场间接调控上来。改革后的环卫部门一是要做好行业发展规划的编制，以及相关行业标准、规章制度的起草，针对对城市环境影响较大的几个难点问题，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办法。如《门前三包》责任制、《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建筑渣土管理办法》、《临时摊点管理办法》等，以规范各种行为，减少对城市环境的造脏及污染；二是要强化对环卫作业单位进入市场进行资质审查和管理的作用，对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设立准入机制，有效解决垃圾收集、运输、堆放等出现的一系列难点、难题。如对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建筑渣土的运输单位、个人实行行业准入制度，对其日常经营行为实行监管。如对沿街门市、临时摊点、市场周边等进行规范管理，使其自觉形成遵纪守规的合法经营户。通过以上措施规范相关从业者的经营行为，使之不仅为城市经济建发挥作用，更要为城市环境发展做出贡献；三是建设大型环卫设施，用于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弃物的收集、消纳处理；四是通过合同约定对作业实体实行契约管理，让隶属不同管理机构的环卫部门的环卫作业单位逐步从行政部门的隶属

管理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组建相应的环卫清洁服务公司和其他市容环卫专业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独立法人实体，通过投标形式取得相应的经营服务权。通过这些改革，逐步建立运转高效的环卫行政管理新秩序。

要创新城乡环卫管理的秩序，需要夯实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基础。目前，国家住建部、省建设厅都出台了有关环卫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指导性文件，而我市至今还未形成有效的环卫管理机制，有关环卫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更是空白，在对环卫发展和市场化运作缺少必要的依据，从而制约了环卫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当前，最紧迫的需要是：着手制定出台符合我区环卫工作实际的环卫发展专业规划，制定和完善环境卫生招标管理办法、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环境卫生服务收费标准、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管理办法、环卫管理工作监督考核办法等政策法规，形成竞争环境，使环卫行业市场化运作规范有序，吸引社会投资主体加入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强化环卫发展后劲。

加强环卫监督管理，针对目前城市管理中诸多矛盾，提出采用“三个超前管理法”：一是超前“禁改放”疏导管理法。对摊贩变“堵”为“疏”，引摊入市，引凤筑巢，落实摊前一个桶，门前责任“新三包”（包卫生、包容貌、包监督）。二是超前占领阵地管理法。在卫生死角未形成前提前布控，实行全面

与重点专项整治相结合。三是超前数字化管理法。城市管理数字化是城市管理体制的一个发展趋势，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弥补管理人员的不足，真正实现城市管理“无缝隙、全覆盖、全天候”的监管，从而使监管更有针对性，提高应对突出事件的反应图，将有限的人力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这样一来，过去令人头痛的小街小巷、居民社区、集贸市场、旅游景点、城中村、内河、高速公路等区域的卫生死角，一定能在一场彻底持久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中，收到良好效果，并建立起长效机制。

三、创新城乡环卫融资渠

环卫是一项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公益性事业，要突出政府在环卫发展投资的主导地位，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各级财政投入为基础的投资机制，区、镇（街）各级财政应以目前的作业服务与财政拨款为经费基数，同比例增加政府经费投入，并与环卫作业不断增长的服务质量相适应。对新建成交付使用的城市道路应按有关定额标准及时足额核拨，保洁作业实行公开招投标。同时，每年应按一定的经费增长比例用于环卫新机械、新车辆、新设备的投入，并将各镇（街）环卫设施、设备的购置统一到区财政预算中，实实在在地促进城市现代化和城乡环卫一体化的协调发展。

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篇3

经济学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可以借用太阳的可见光谱来描述，其左端是凯恩斯理论，它主张在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刺激有效需求; 其右端是奥地利学派，它不赞同政府的所谓逆周波干预和在有外部性的领域中替代市场，并质疑政府中性的假设;中间是新古典，主张有限、有效的政府。这些学派理论在现实中表现为不同取向的政府经济政策。

为什么借用光谱描述呢？白色太阳光由不同波长的七色光构成，学派和政策选择的光谱反映了认识和实践上的差异，也体现出多元基础上的共性，即对一些基础性问题的共享，它们间的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丰富了经济学体系，也为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而光谱之外的学说和政策主张，则是对市场学说和体制的否定和替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简单表述为中国经济体制从光谱外进入光谱内的进程。进入光谱，在理念和制度上融入现代市场体制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的特色，相反，它会使光谱更加绚丽多彩。

那么，不同学派和政策共享的基本认识是什么呢？以一个宽的尺度，可以简要概括为：

a. 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使供求在波动中不断向均衡点收敛。

b. 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其功能在于创造性破坏市场的均衡（熊彼特），从而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

c. 政府的经济职能，一是维护，即制度供给，包括依法保护契约、产权和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从而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激励创新和生产性努力;二是服务，即提供公共产品和实施二次分配，包括社保、医保、教育、卫生、环境、治安、贫困救济、灾害防护等;三是调节，即运用货币、财政工具实施逆周波政策，熨平经济周波;四是替代，即在存在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领域由公共部门运作。需要说明的是，奥地利学派对其中的调节、替代两个功能不完全赞同。

d. 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是应对经济衰退的短期模型，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供给端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即索罗剩余（Solow residual）决定的。

e.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无论是逆周波政策还是对市场失灵的替代都不可或缺，但应慎用这只看得见的手，过度干预和替代会破坏市场机制的功能，产生人为周波和政府失灵。

f. 政府税收和财政预算要在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福利中把握均衡，并通过民主法治制度予以约束。

对于处于向市场体制转型进程中的中国，这个问题具有与现代市场体制国家不同的场景，包括初始条件、约束条件及路径依赖。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启动的市场体制导向的改革开放是人类现代史上伟大的社会变革，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版图。30多年后的今天，体制改革在取得成效和进展的同时，也产生了问题，遇到了体制性障碍。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个重点的核心。

中国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约20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放松管制、引入市场机制，释放出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效应，即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进入本世纪后，已失去合理性的政府主导模式不仅未能脱嵌，反而得以自我强化（self reinforcement），这种模式以价格管制（要素、能源和资本）、行业垄断（能源、金融、电信等）、行政审批（公司注册、交易和金融产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投资财政为特征，其后果表现为：扭曲资源配置、削弱自由竞争、抑制交易和创新、造成寻租和贪污、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制度）短缺、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环境恶化等。

以上表明，进入本世纪后，中国改革的进程从外表看是快或慢、推进或滞后的问题，而实质上是在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的约束下，在告别了计划体制步入市场体制的进程中偏离了目标，形成了非计划非市场的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诺斯（Douglass C. North）将这种现象称为锁定状态（lock in），在这种状态下经济持续增长受到制约，财富分配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而不能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走出锁定状态，重启改革议程才是当下中国改革的主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重拾市场导向的改革之路，对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做了明确定位，针对经济、社会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改革目标和方案。如果说3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开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里程碑，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则标志着中国的第二次转型，即从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体制。

与第一次转型相比较，第二次转型更为艰巨。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转型的发生基于社会共识，这个共识分两个阶段，一是什么是错误的，应该抛弃;二是什么是正确的，应该努力争取。第一次转型尽管有传统意识形态姓资姓社的束缚，但全社会形成了抛弃计划体制的共识，同时以边际改革（marginal reform）的方式寻求第二阶段的共识;而当下社会对计划体制和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的成就、问题及原因存在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第一阶段形成的共识已经破裂，从而也失去了构建第二阶段共识的基础。

第二，第二次转型要克服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权贵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

第三，与过去的30多年相比，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包括外部需求、人口红利、城镇化已耗尽或减弱，同时环境透支、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公共产品欠账等为这次转型设置了集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体的、更具挑战性的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中国未来的蓝图，改革是亿万人的实践。我们相信，坚持解放思想、重新凝聚社会共识，就可以激发改革的活力，创造改革的红利，将蓝图变为现实。

作者为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前董事长，本文根据作者在“《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的发言整理

以政府为主导篇4

关键词：失地农民,“4050”,就业培训

一、当前形势下的“4050”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现状分析

1.“4050”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现状

⑴培训机构和管理体制

目前绝大多数的培训机构是由政府通过招标的方式来指定, 并确认相关培训机构展开培训项目, 部分地区的相关街道办事处、发改局、经贸局、财政局水务农业局等政府部门的一把手联合建立了领导小组。他们在承担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的前期准备工作和基层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方面发挥作用。对于在管理体制方面, 很多政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严格的监管条例, 采取定期进入培训机构检查、随堂听课、培训人员采访等措施来确保培训质量。

⑵培训的实施与投入

政府部门根据相关的就业培训政策, 对于培训工作中培训机构的选择和构建以及培训管理机制的建立,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落实。政府设立失地农民培训的专项资金, 通过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保障来促进针对失地农民进行有效的就业培训。

⑶培训内容和方式

政府先后实施了包括农用技能养殖培训和农产品的种植培训, 非农业技能的电脑知识、美容美发、电工、焊工、家政服务、糕点制作等等多种层次和类型的技能培训。培训的方式有课堂授课、现场培训、计算机网络和多种方式混合的培训方式, 在上课时间上有半工半读、全日制等不同的方式。

2.“4050”失地农民在就业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⑴“4050”失地农民就业意愿较强, 接受就业培训的意愿并不强烈

“4050”失地农民群体的特殊性, 他们的子女未完全独立, 家庭负担没有释放, 他们就业的意愿较强。但是由于他们思想观念的禁锢、接受教育的程度及自身学习能力和条件有限等影响因素致使他们对就业培训的接受意愿并不强烈。

⑵培训内容及培训方式不能满足失地农民的需求

由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失地农民对就业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的需求不同, 而培训结构所提供的统一模式的培训内容和方式忽略了“4050”失地农民自身的特点和特殊需求。绝大多数的培训机构只是强调对技能方面的培训, 忽略了对失地对农民的心理影响, 缺少心里方面的培训。单一的培训内容, 模式化的培训方式致使很多农民放弃参加就业培训。

⑶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效果不理想

失地农民期望能直接带来经济收入与现实培训效果存在差距, 结果不太理想致使失地农民的参加培训就业的信心不足, 影响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行为方面而只是对“4050”失地农民只是提供了生活保障, 忽略对这部分群体人员将来职业就业发展的重视, 绝大多数相应培训结构建设只是浮于形式, 致使失地农民不能接受质量高的职业培训, 无法及时提高劳动技能, 加之缺少就业机构, 已有的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一般, 致使“4050”失地农民群体的培训现状不容乐观。

3. 从政府行为方面分析“4050”失地农民培训效果不理想产生的原因

失地农民群体的就业培训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特点的工作, 它涉及到政府、企业 (征地方) 、农民、相关的培训机构等诸多方面主体。政府作为就业培训活动的推动者, 是促进就业培训开展的力量源泉, 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中政府的行为问题是就业培训活动的成败的关键。只有加强政府在培训方面的行为力度, 才能确保就业培训有效地进行。本文从政府的角度对导致当前的就业培训现状的原因做了相关的研究分析。

⑴政府对于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政府缺乏对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战略性认识, 认为培训工作持续时间长, 产生效益慢, 在工作上则表现出了忽略失地农民的切身需求、有关政策的执行不力以及不重视培训质量的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针对培训前的宣传不到位, 就业培训政策执行后缺少针对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后的效果评估等都体现出了政府对于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不够重视。

⑵政府部门缺乏对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的实时监督和及时评估

政府通过招标的方式来指定培训结构针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培训, 但是政府相关人员没有针对失地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做具体的调研来了解失地农民的具体需求, 从而没有对于相应培训结构的培训资质做出具体统一的认定标准。政府对培训过程同样缺乏有力的监管, 所做出的监管条例在实践操作中形同虚设, 仅仅流于形式, 致使相关的培训机构对培训内容和形式任意改变。

⑶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中政府出现行为定位单一

面对城镇化建设的加速前进, 政府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仍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想误区中, 对于就业培训工作要么全权管制, 要么不管不问。在当前的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中, 一般情况是政府将就业培训任务直接下放给通过招标定点的当地的一些培训机构, 失地农民的培训行为是被动的, 没有很好的参与这个培训组织的建设。由于政府定位单一, 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相关政策虽然在执行但是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效果得到高效、满意、优质的公共服务。

⑷政府与企业关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问题的沟通力度不够

企业同样是作为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核心一方, 政府与企业及征地单位的协调、沟通力度不够, 导致企业仍然处在置身事外的状态, 减缓了失地农民就业安置进度。目前的培训内容和方式基本针对所有失地农民, 缺乏针对性导致“4050”失地农民培训的意愿不强, 能够接受培训的比例不高。就业培训的内容不能满足“4050”失地农民的需求, 培训方式不能针对“4050”人员特点都会影响“4050”失地农民参加就业培训的参与度。

⑸政府缺乏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缺乏前瞻性思考

现在的培训多为针对已经征收了土地的农民, 即已成为“失地农民”事实的农民, 而对尚未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就业培训指导措施, 致使征地后失业的农民不能及时就业。加之, 关于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信息不通畅, 信息受众覆盖范围不够大, 造成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没有机会参加培训。“4050”失地农民在思想上还存在计划经济的后遗症, “等、靠、要”的就业观念落后, 致使仍然被动地等待政府就业安置, 缺乏自主择业和培训的主动性。

二、对“4050”失地农民群体就业培训的建议

1. 优化在“4050”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中的政府行为

⑴提高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重视程度

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事关到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是避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关键。政府应正确认识到对失地农民培训的所具有的战略性意义。政府需要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 加快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突出强调促进失地农民地再就业是维系社会稳定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的意识。

⑵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并及时创新激励机制

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因其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建立一个对目标、过程、结果乃至整体行为的监督评估机制, 发挥创新精神, 根据“4050”农民的特征, 在培训的培训阶段建立适时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

建立完善的监督评估机制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切实按照监督评估的有关规定具体执行, 否则将只是纸上谈兵, 再有效的机制也不会产生任何效益。

激励机制可以从对个人、培训机构及企业等不同对象进行激励。对于个人的激励可以从对培训后取得就业资格证书的失地农民优先引进就业以及对培训资费的补贴等激励方式, 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参与度。对于培训机构的激励措施可以从对培训质量高、就业率高的培训机构进行财政补贴以及对培训项目对其开放等政策, 激励培训机构培训质量的不断提高。在企业方面的激励政策, 通过按照企业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率的高低来对企业实施税收、用地、水电交通等优惠措施, 激励和引导企业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的问题。

⑶明确政府的定位, 进行多元化规划

由于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体系的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致使政府将作为培训体系建设的主体, 承担起社会上的其他组织和私人企业无法独立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由于培训体系建设与政府、市场和社会息息相关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的方式”。政府应当加强公众参与机制的建设, 促进提高公众的参与积极性, 提高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培训资源利用率, 建立起教学设施完善, 师资力量雄厚, 专业设置合理, 覆盖政府所属区域内的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体系。

作为具有主导地位的政府, 需要结合市场需求和企业的具体要求针对“4050”失地农民群体的就业培训采取“不抛弃, 不放弃”的管理态度。针对“4050”失地农民的普遍特点做出相适应的对策和措施, 提高这部分群体的就业率。

⑷政府必须加强与当地企业的沟通力度, 合力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针对“4050”失地农民流动性较差的特点, 当地政府部门必须和征地单位加以沟通协调, 优先解决本地“4050”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首先从政策上限定当地企业能够最大限度的将一些技能、学历要求低适合“4050”失地农民特点的非熟练工种优先安排给当地“4050”失地农民。然后再加以优惠措施, 促进和引导当地企业打破“4050”失地农民就业难的瓶颈。

⑸政府应具备“4050”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前瞻性思考

政府针对已确定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提前对就业培训的宣传, 加强有关培训的宣传力度和增大培训信息覆盖范围, 避免因信息不流通造成失地农民没有机会参加就业培训。同时适时提前培训机构的建设和甄选工作, 做好针对“4050”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准备工作。

2. 提高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的针对性

加强针对“4050”失地农民群体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的需求的调研的深度, 针对“4050”失地农民的年龄相对较大、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择业观念相对落后、对就业心理适应能力比较弱等特点做出深入分析。

⑴关于培训内容的建议

对于培训内容上应当选择技能培训跟心理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加强对“4050”失地农民的心理培训, 在择业观念上适时地引导, 提高他们参加培训进而能够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他们对将来就业适应环境的信心, 同时对将来的就业环境给予讲解介绍, 让他们能够提前了解将来的就业环境情况, 为将来工作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避免因对就业后的环境与期望产生差值, 而存下隐性失业的种子造成再失业。

针对技能培训则需要加强对“4050”失地农民切实需求的调研工作的强度。针对这部分群体的特殊性, 选择适合他们特点社会有需求的培训内容, 使得培训与需求相统一。

⑵关于培训方式的建议

针对“4050”失地农民的年龄较大, 受教育水平较低, 非农业技能基础薄弱、接受新事物相对较慢的特点, 在选择培训方式上应相对较灵活的培训方式并鼓励培训机构对培训方式的创新, 对于理论方面他们接受较慢, 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 使其在实践中学习掌握就业知识。由于“4050”农民相对其他学员不同, 因此需要加强培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能力, 对于“4050”农民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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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文芳.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研究——以吕梁市为例[D].北京交通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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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爱华, 王艳峰, 陈彬.中国失地农民经济适应现状与对策-基于沈阳市两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J].改革与战略, 2013, (8) :87-90.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乡村一体化管理篇5

探索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新模式

玉环县卫生局玉环是我国14个海岛县之一。地处浙江黄金海岸线中段，县域面积2279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378平方公里，海岸线298公里，海洋资源丰富。下辖3街道5镇3乡，全县户籍人口41.1万，外来常住人口21.5万。玉环是全国股份制经济的发祥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玉环人民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实施“全岛股份化”战略，一举实现了从闭塞偏远的海岛农业小县向经济强县的跨越，十度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2009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243亿元，是1978年308倍；人均生产总值58938，是1978年的236倍；工业总产值792亿，是1978年的1667倍。玉环以生动的实践，成功打造了各界瞩目的“玉环现象”。

玉环卫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形成了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龙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为枢纽、社区卫生服务站为网底、村级卫生机构为补充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自2006年实施农民健康工程，60%以上的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由村级卫生机构承担。近年来，我县积极探索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民营积极参与，走出玉环特色的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新模式。我们通过试行政府购买基本药物制度，对紧密型管理对象中量化分级A级的机构进行筛选，试行目录内基本药物零差价，其它非基本药物有差价销售的政策，政府对于零差价的基本药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补助。在村级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零差价，一方面可以扩大基本药物零差价实施的范围，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基本药物零差价经费大幅减少，减轻财政压力。而对于村级卫生机构来说，通过基本药物零差价的实施，提高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可信度，最终实现多赢的目的。

一、强化监管，提供有力的体系保障

我县从2007年开始推行村级卫生机构量化分级管理，将量化分级管理考核与医疗服务、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相结合。2010年，将量化分级政策的制订、考核的执行、等级的评定等职责统一归口到局农卫办负责，卫生监督所加大监督执法力度，配合农卫办开展一体化管理工作。以量化分级为载体，将我县的村级卫生机构分成A、B、C、D四个等级，根据等级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一体化管理形式。同时将医疗机构不良行为记分与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挂钩，通过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医疗机构不规范的行为除进行记分外还将纳入其量化分级的成绩，与其医疗执行许可证的校验挂钩。另外对量化分级的成绩每年进行一轮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等级，实行动态分类管理，使量化分级成为一体化管理工作强有力的抓手。

二、分类管理，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

根据机构性质及量化分级考核结果的不同，一体化管理分为公益型、紧密型、松散型三种类型，其中政府举办的原乡镇卫生院分院转型的或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公益型管理，实现“机构、人事、业务、财务、药械、绩效考核”完全一体化管理；量化分级管理A、B级的村级卫生机构为紧密型管理，量化分级管理C、D级的村级卫生机构为松散型管理，对不同管理类型都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要求。另外明确了紧密型管理对象享有的优惠政策，如优先列入新农合门诊报销定点单位、纳入医疗纠纷调处体系、免费使用社区HIS诊疗系统、允许配备适当辅助检查设备等；同时对松散型管理对象限制药品使用目录，对其中的D级机构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对于不良执业行为进行记录和评分，通过先进促后进、后进赶先进，两头推进、整体提升。

三、信息监控，提升机构管理水平

近几年，我县加大信息化投入并加快信息化建设进度，被列为全省“数字卫生”示范区建设县，县卫生局建立数据中心，已经实现了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化的转变，并先后开通了区域电子诊疗信息系统(HIS系统)、区域电子健康档案与诊疗信息数据交换、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网上双向转诊等系统。目前已经建立了37.44万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90.3%；为糖尿病、精神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建立电子专项档案，随访结果实时录入，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实现信息化。公益型和紧密型管理对象要求全部使用社区HIS系统(医生工作站)，通过HIS系统规范药品管理，实行门诊电子病历和电子处方，统一电子收费发票，病人就诊时能导出电子健康档案并将本次就诊情况实时记录到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基本医疗信息化。

四、定点配送，规范药品采购流程

根据管理形式的不同，实行不同的药品目录，其中公益型执行与乡镇卫生院相同的基本药物目录，并实行零差价销售；紧密型管理对象以在国家307种基本药物和省补150种药品

目录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再适量增加省招标药品目录内的药品作为统一使用目录；松散型管理对象在紧密型管理机构药品使用目录的基础上进行缩减，控制药品使用范围。药品目录的制订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以品种合理、价格适当、质量保证为原则。所有药品和器械采取定点公司配送，严禁非法渠道采购药品，定点配送公司委托玉环农村卫生协会通过竞争性谈判产生，并报县纪委备案。紧密型和松散型管理对象药品不执行零差价，但实行同城同价，逐步规范用药习惯，控制抗生素不合理使用。

五、突出重点，实现公共卫生项目化

我县是省卫生厅高血压规范化管理推广项目县，建立起了“规范化、规模化、信息化”的高血压社区综合干预管理模式，对35岁以上全人群进行高血压社区综合干预并对60岁以上老人及困难群体免费赠送高血压药物。开展了“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采取对重症精神病人减免住院治疗费用、基本药物免费发放、每季度免费检查等优惠政策，社区精防医生分级随访，指导病人日常生活；对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等其他慢性病人及老年人和困难群体按照规范开展随访干预，我县农村公共卫生工作连续三年考核名列台州市第一名。根据要求，各村级卫生机构都要承担公共卫生工作，对未承担公共卫生工作的机构量化分级不得评定为A、B级，不作为紧密型管理对象，无法享受各类优惠政策;承担公共卫生的机构考核必须要达到90分以上才能评定为A、B级。由于公共卫生工作较差导致量化分级成绩较低进入松散型管理的机构，限期整改后可以申请进行复评，根据复评结果调整管理类型，但是当年不能评定为A级。通过上述措施有效的推动了各村级卫生机构主动承担并能较好完成农村公共卫生工作。

六、布局合理，实现机构建设标准化

我县从2008年开始，启动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共投入4000万元，对7家乡镇卫生院进行迁建，2家卫生院扩建，2家卫生院整合。目前，已经有3家乡镇卫生院投入使用，到2012年将全面完成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随着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稳步推进，作为网底的村级卫生机构硬件设施也需进一步提升。因此要求紧密型管理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面积不少于150m2，村卫生室用房面积不少于100m2；并配备相应的设施和设备，环境整洁优美，布局科学合理，标识规范统一，制度健全完善；松散型管理对象面积在60m2以上，按要求设置各室、配备相应设备设施，并对场所进行装修，布局合理、符合标准要求。

七、注重绩效，杜绝平均主义分配

以政府为主导篇6

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其中，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客观要求。农村文化建设能增强农村发展的凝聚力，为农村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推进我国城镇化水平，是构建中国梦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对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现状的文献进行研究后，笔者总结各地农村文化建设普遍存在以下几点情况：一是农民参与度普遍不高；二是农村文化形式单一；三是农村文化队伍人才缺乏。然而在普遍的农村文化建设都没有收到较好效果时，笔者发现，G乡的农村文化建设却办得风声水起。这其中是什么在发生作用呢？为什么G乡的文化建设能优于其他乡镇？

学界诸多有关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都是以负面案例作为出发点，指出我国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希望从G乡这一正面个案中提取农村文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原因，完善农村文化建设理论体系，让广大乡镇学习并结合各自乡镇特点进行因地制宜的农村文化建设。

以政府为主导篇7

一、硅谷模式与筑波模式简介

1、硅谷模式

硅谷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到圣何塞的纵深约五十英里的平坦谷地上,毗邻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硅谷一词最早是由美国记者唐·霍伊夫勒在1971 年提出,被用于《每周商业》报纸电子新闻的一系列文章的题目。名字当中有一个“硅”字是因为当地的企业多数是与高纯度硅制造的半导体及电脑行业相关的。而“谷”字则是来自于圣塔克拉拉谷。硅谷的崛起与斯坦福大学是密不可分的。

20 世纪40 年代末,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的构想,并且于1951 年创立了“斯坦福研究园”。“斯坦福研究园”是美国最早的科技工业园,主要的研究与开发领域涉及电子、航空与宇航、制药和化学等高新技术部门。“斯坦福研究园”的建立得益于富有创造精神的斯坦福工学院院长、被喻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特曼教授的倡议。他说服校方将校园中尚未开发的土地租给工业公司,以便在为大学增加经费收入的同时,具体实践他过去提出的“技术专家社区”的设想,即将科研力量雄厚的大学和高新技术企业联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促使最新科技成果产业化。

“斯坦福研究园”的建立及成功发展,促进了整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美国西海岸高新技术的发展,并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奇迹般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作为全球第一个科技工业园区,它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科技工业园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2、筑波模式

筑波科学城位于日本东京东北约60 公里和成田国际机场西北约40 公里处,由6 个城镇组成,现有人口十余万人。筑波科学城是日本政府尝试建立的第一个科学城,完全由中央政府资助,以基础科研为主,属于国家级研究中心。有国家级研究与教育院所48 个,分别隶属于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

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启动于上个世纪日本的“技术立国”战略发展思想。1958 年,日本政府在东京的大都市区发展规划中设想建设东京的一个卫星城,并且决定城区的所有国家研究和教育机构及其人员由东京迁来。1963 年9 月,政府批准了条件较好的筑波这一选址。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日本全国30%的国家研究机构及40%的研究人员都集聚在筑波。国家研究机构将全部预算的50%左右投资在这里。10 多年来,日本政府在这里投入的资本已达两万多亿日元。但是,由于筑波的科研不讲究与工业界联系,不追求其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也不太关心经济,因此筑波科技转化产业的产值并不高。这里的私人公司发展缓慢,并且私人研究机构只能充当研究的辅助力量。

二、硅谷模式与筑波模式的比较分析

硅谷模式和筑波模式严格来说都是通过科技园的形式推动创新,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别表现在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硅谷的形成不是由政府的计划造出来的,硅谷里的创业者和创新者的一切行为均以市场为导向,硅谷就是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而筑波科技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在政府的包办下,一切活动均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制之下。形成机制的不同导致两个科技园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

1、文化差异

硅谷模式成功之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园区真正可以与美国硅谷相提并论,甚至包括美国其他依托名校建立起来的科学园区。不少人把硅谷的成功归因于“硅谷文化”,但“文化”一词又太虚泛了,它可以把我们尚不理解的因素都装在里面。然而,有一点大家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硅谷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创业文化。硅谷是一个创业和创新的国际性场所,创新的氛围完全靠内在的创新环境形成,这种创新氛围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正因如此,硅谷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形成了创新的观念和风气,建立起了创新的文化和环境。创新文化鼓励和提倡个人奋斗,创新的环境和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创业者们敢冒风险,敢于制胜。“硅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来源于市场机制的生机和活力。

筑波的形成和发展完全依靠政府的指令,从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是政府决策,甚至连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都由政府从东京派来,并且分属于各个行政部门。各种设施都需经行政审批配备,私人机构和企业也由计划限制发展,整个园区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更不可能产生敢于冒险的创业文化。在这里,个人的意志只能体现在政府的计划之中,虽然个人也有某种积极性,但从根本来说,整个国立机构和机构个人都存在着一种惰性。科学城研究人员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支持,他们的目标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于个人研究成果的发表,很少考虑让科技产品向商品转化。另外,作为个人,他们更乐意在一家国立研究机构或大公司工作到退休,而不愿意从事有风险的创新创业活动。

2、投融资机制差异

硅谷的腾飞离不开风险资本的支持和良好的融资环境。据对硅谷的一项调查表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在硅谷成立的高科技企业中,有30%的企业把风险资本作为主要创业资金来源,15%的企业则表示在头5 年中,风险资本是他们最主要的资金支持。在硅谷,只要有一个高科技成果出来,周围很快就有至少10 个投资基金找上门来投资。风险投资的作用不仅限于资金供给方面,更重要的是改进公司的管理水平。世界上比资本更为缺乏的是好的公司管理团队。在美国,现在有许多家大公司的CEO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们不但为创业企业投入资金支持,而且在经营计划和战略方面为企业家出谋划策,帮助寻找共同的投资者,招募重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并在董事会中供职。因此,寻求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成为风险投资者的重要职能。哪个风险投资家这方面能力强,它所投资的公司上市的时候市场价值也高。风险公司、资本市场、投资银行、风险基金的发育和发展不断给硅谷注入新的活力。

而这种状况在筑波是看不到的,因为筑波长期以来躺在政府的怀里,不用考虑风险,也没有激励机制。政府每年给他们大量拨款,不需要靠竞争和出卖研究成果来生存。他们投资靠国家,吃饭靠政府,自我感觉良好、稳妥,所以冒风险自然就成为多余的了。

3、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差异

硅谷有着健全的人才激励机制。在硅谷,技术同资金等生产要素一样享有价值索取权。硅谷的很多技术人员就是靠技术起家,以技术、知识投资入股,成为拥有巨额财富的创业资本家。而且,硅谷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建立了期权、期股制度,能持有企业股份是对员工的一个巨大诱惑。这不仅解决了技术开发的激励问题,而且将普通技术人员与企业成败荣辱联系在一起。此外,硅谷也是培养人才、锻炼人才的地方。硅谷的一些大学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专门为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创业制定了积极政策。当然,培养和使用人才并不是没有竞争,相反,这里的人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优胜劣汰在这里体现得最充分。

而在筑波,一切人员管理隶属政府直接调控,导致研究成果创造的价值与研发人员本身的收入并无直接的联系,研发人员缺乏激励关心其成果的产业化与应用价值。筑波在人才培养方式方面也比较封闭,科技人员在质和量上都不及硅谷。筑波的研究人员靠政府配备,相互之间没有真正的竞争,更不是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各部门的大学培养人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本部门和机构补充人力,而不是为了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创新。

三、对我国创新模式选择的启示

硅谷与筑波的比较是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的比较。从中我们看到了市场与计划的力量对比,也看到了成功与失败的对比。通过对硅谷与筑波成败体制原因的分析,对我国创新模式选择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改革科研创新体制,以市场为主导,减少政府干预

目前,我国的科研创新体制还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创新流程基本上还是按照政府立项、政府拨款、政府组织科研、组织成果鉴定等环节进行,其结果导致科研效率低下。我国改革科研创新体制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要让科技创新真正由政府主导走向由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其自我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宏观指导,制定科学研究发展的规划,为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定法律、规定,保障科研人员、科研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他们提供开展科研必要的工作条件。

2、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风险投资机制,鼓励民间风险投资

近年来,中国吸引的风险投资规模不断增长,但本土的风险投资公司数量十分有限,外资风险投资主导着我国创业投资行业。此外,我国缺少风险投资基金运行的法律环境,尚未制定风险投资相关法律,对成立科技公司、中小企业的门槛要求过高,一些风险投资基金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我们可以从高新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入手,积极发展非政府创办的风险投资公司,发展和规范各类非政府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形成灵活多样的投入和退出机制,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3、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科技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

以政府为主导篇8

高校智库有必要在提高咨政建言即时效益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和尝试, 凸显自身价值、发挥自身优势。政府主导的高校智库建设, 能够使高校智库明确政府之所需, 集中精力围绕攸关区域发展的某些重大和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和及时有效的研究, 形成可为地方政府提供极有价值的政策参考的研究成果, 从而拓宽高校智库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形成“预见性研究—实质性研究—实践性研究”的决策服务和研究模式, 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支持和咨询服务, 做到“快速预见、准确把握、深入研究、创新观念、提高时效”, [2]充分体现高校智库的“方向性、专业性、及时性”。

一、政府主导的高校智库建设目的

省域政府主导的高校智库应按照“定位明确、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分类指导”的原则, 以“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和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为目的, 聚焦省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言, 为省域决策部门提供高层次、专业性、及时性的决策建议, 在带动省域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首先, 在科学研究方面, 高校智库应重点围绕全省发展战略, 针对学科前沿和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汇聚多方优势科研资源开展协同创新, 组织高水平的科研项目, 产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 建立知识创新机制, 使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居省内领先地位, 并在国内相同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学术声誉, 成为名副其实的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

其次, 在人才培养方面, 高校智库应通过科学研究, 培养高素质的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 建立一支团结协作、结构合理的科研团队;通过课程开发和吸收研究生参加课题组, 促进最新研究成果向教学层面转化, 更新教学内容, 提高教学水平, 培养硕士、博士等高级专门人才;为社会各界提供以知识更新为主要内容的培训, 使其成为全省相关研究领域的专门人才库和人才培养培训基地。[4]

再次, 在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建设方面, 高校智库应通过参与制订全省发展规划, 举办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 接收国内外访问学者, 建立图书资料库、数据库和专业化的信息网络等措施, 引领本研究领域的全省性学术活动, 发挥对外学术窗口作用, 成为本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全省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中心。[5]

第四, 在咨询服务方面, 高校智库应通过主动承担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委托研究课题、吸收实际部门工作人员参加课题组开展合作研究、鼓励专兼职研究人员担任实际工作部门顾问等措施, 面向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开展咨询服务, 提高解决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综合研究能力和参与重要决策的能力, 成为知名的河北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和本研究领域咨询服务中心。[6]

最后, 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方面, 高校智库要把制度创新作为建设的关键, 通过建立课题组研究人员聘任制和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 形成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协同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机制, 不断探索创新, 在高校科研体制改革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7]

二、政府为主导的高校智库建设优势

政府为主导的高校智库不但具有国家的政策支持、大学的学科支撑、大学的人才优势等传统高校智库的优势, 还具有方向性、专业性、及时性的优势。

国家的政策支持为政府为主导的高校智库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 近年来, 习近平同志两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 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如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强调: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 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 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8]2011年实施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0-2020年) 》也指出:高校要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 积极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9]刘延东同志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指出, 高校是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 要求各高校要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依托, 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战略部署, 以及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的启动, 为高校智库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

大学的学科支撑是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优势。较之其他类型智库, 高校智库有强大的学科支撑。一是高校学科门类齐全, 对于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更便于解决。二是强势特色学科、重点实验室大多集中在高校, 这为某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是长期的基础性研究使得高校智库在开展政策咨询方面学术支撑更加扎实。四是大学的学科交叉优势为大学智库的职能发挥提供了有效平台。现代政策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综合性与复杂性, 任何一个领域的政策研究都需以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作为基础。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看, 大学智库显然比其他类型智库更具优势。[10]

高校的人才优势是高校智库建设的根本基础。我国高校具有四个方面的人才优势:一是高端人才多数集中在高校, 二是具有稳定的长期从事各学科领域研究的教师队伍, 三是拥有规模庞大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队伍, 四是拥有具有国际视野的交流学者。高校的人才优势是高校智库职能发挥的根本。与其他类型智库一样, 高校智库最直接的产品是政策研究成果, 成果的价值则体现在其对政府相关决策的影响程度上, 影响程度的大小取决于政策研究成果本身的质量。而决定研究成果质量的核心要素则是人才, 在此方面, 高校的优势显然是其他类型智库所无法比拟的。[11]

三、政校共建研究基地建设方式

首先, 建立“动态管理体制”。政校共建研究基地应有政府和依托高校共建、依托高校为主的建设思路, 并支持研究基地自行与相关部门联合建设。政校共建研究基地应设置建设评估周期, 坚持“末位淘汰”的动态管理体制。

其次, 建立“开放式”的人才队伍建设制度。政校共建研究基地的发展核心在于人才, 要实施“开放、流动、竞争、合作”的科研人员聘用原则。给予政校共建研究基地主要负责人充分的人员聘用权利, 要相信“农民会种地”, 避免行政干涉。签订聘用合同, 明确责、权、利。规定聘用人员服务年限, 实行双向选择。

再次, 科学研究要聚焦重大问题, 注重学术道德建设。政校共建研究基地要把聚焦省域重大社会热点问题, 主动承担重大科研项目, 把产出及时性、创新性的科研成果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恪守学术道德底线, 重质量。强化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的意识, 注重成果转化。

此外, 建立学术交流制度, 坚持社会服务目标。政校共建研究基地要坚持每年全国性学术会议, 充分发挥本领域的学术志愿, 讨论省域重大问题, 发挥专业性、权威性的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政校共建研究基地还要建立社会培训机制,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为社会各界提供专业的知识培训。依托高校要积极指导, 政策支持。

最后, 建立评估制度。政校共建研究基地在建设周期结束后要进行评估检查, 评估合格者进入先一个周期的建设, 评估指标设置科学应从科研成果转化、依托高校支持、管理科学性、人才队伍建设等大方面进行。评估的目的在于促进政校共建研究基地的科研和服务社会的水平, 要本着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总结建设经验及时整改的目的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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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为主导篇9

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部,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宁波自然风光秀丽、生态环境优良、农耕历史悠久、乡村文化底蕴深厚,为发展休闲农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目前全市已拥有奉化滕头村、鄞州天宫庄园等四个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60多个省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建设和规划建设10个休闲农业特色镇和100个休闲农业专业村、567家休闲农业园区以及一大批特色休闲农业产品。宁波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特别是中央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以来,各级政府部门把休闲农业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来培育。

1 实施政府主导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政府主导休闲农业发展并不是政府直接参与休闲农业的开发和经营,而是在以市场为基础进行配置资源的前提下,科学地发挥宏观调控能力,对休闲农业发展给予政策、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支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氛围,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达到防止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结合休闲农业的自身特点和宁波休闲农业的发展实践,笔者认为实施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休闲农业的产业特点

休闲农业是一个综合的经济现象,它涉及农业、林业、旅游、工商、国土等诸多行业以及景区、饭店、交通、餐饮、购物、旅行社等相关企业,这些行业企业按照递进关系形成了休闲农业产业链。和传统的制造业产业链相比,组成休闲农业产业链的各行业企业之间不是纵向的链环关联,而是横向的联系方式,即整个产业链条直接面对消费市场———旅游者,彼此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生产方面的关系和利益方面的联系,其利益直接来自于向旅游者销售的旅游产品,收益的多少直接取决于旅游市场规模大小,而并不受其他相关行业企业的制约[2]。为了保障休闲农业产业链的和谐运行,各行业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协调、竞争合作等问题只能靠政府部门统筹解决。

1.2 休闲农业的发展阶段

充分完善的市场机制与成熟的市场主体是市场作用充分发挥的关键。宁波休闲农业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2000年以来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和西方国家近两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它还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的初级阶段,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市场机制极不成熟,市场主体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会处于缺位或弱化状态,市场功能也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再者,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借助于公共旅游形象、市场宣传营销、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等公共物品的运行来支撑,而这些公共物品投资大、周期长、经济效益一般,往往难以有效地吸引市场投资。因此,在宁波休闲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只能依靠政府力量来培育市场、提供公共产品以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的有效供给。

1.3“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城乡差别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必然途径。宁波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农民收入和农村建设居全国前列。2009年,宁波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2 641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 789元,恩格尔系数为38.7%。但是“三农”发展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问题:农村基础设施供应紧张;农业发展面临市场竞争和资源约束的双重压力,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三农”财政投入增长与农村发展的内在需要仍有不小差距,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运作机制还不完善等[3]。而发展休闲农业不但可以拓展农业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而且能解决农民的就业和增收,加快农村生产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提升农民素质,促进农村乡风文明。所以通过开发休闲农业推进宁波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成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要历史使命。

1.4 政府部门的利益驱动

休闲农业活动是围绕旅游产品的需求与供给这对主要矛盾展开的,其外在表现为旅游者、旅游企业、社区村民和政府部门在利益上的矛盾。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体之一,对利益的追求就成为政府主导休闲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从休闲农业的运行过程来看,旅游产品把各利益方有效地联系起来。旅游者通过购买旅游产品获得最佳的旅游体验,旅游企业通过生产和销售旅游产品得到最大利润,社区村民通过参与销售旅游产品实现最大收益,而政府部门要实现最佳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并通过建立平衡各方利益的制衡机制,促进利益在四者之间的合理分配,从而保证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得以延续[4]。所以,只要休闲农业的产业作用存在,旅游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就会循环往复,政府便会干预休闲农业的发展。

2 实施政府主导发展的主要内容

2.1 制定发展政策

科学的发展政策不仅能改善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还可以推动结构效益的提高,更能促进市场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所以政策的研究、论证和制定也就成了实施政府主导休闲农业发展的主要职能。在国家出台了发展休闲农业的相关政策后,宁波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和市旅游局联合制订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发展政策,如《宁波市关于加快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宁波市关于加快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宁波市市级农家乐特色村认定办法(试行)》和《宁波市市级农家乐休闲旅游示范点认定办法(试行)》等。在这些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宁波各区(县、市)积极开发农业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休闲农业。

2.2 发展规划主导

休闲农业的运行是一个在发展现状调查、评价基础之上,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优化总体设计、完善功能结构,推进休闲农业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动态过程。这就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来保障这一过程的和谐运转。因此制定发展规划就成为了政府主导休闲农业发展的主要内容。宁波市旅游局于2006年邀请旅游专家编制了浙江省第一个市级休闲农业发展规划,并把该规划纳入到了新农村建设规划之中。随后,各区(县、市)的旅游管理部门陆续开始了休闲农业规划的编制工作,形成了“市—县(区)—乡(镇)”完整的规划体系。为了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政府部门强调各级行政机构的上下沟通和相关产业的通力合作。

2.3 基础设施改造和生态环境整治

提供公共产品,以“有形之手”职能弥补“无形之手”的缺陷,是政府干预经济、实施调控的主要领域[6]。“十二五”期间,宁波市利用财政优势大力推进游客服务中心、急救中心等服务设施建设,改善乡村道路,扩建停车场,增添旅游公厕,通水、通电,开展广播电视及信息通村入户工程。为了给宁波休闲农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政府部门积极整治农村生态环境,提倡乡村绿色发展理念,努力开展生态建设实践。仅2009年宁波市财政部门就投入农村环境整治建设资金14.1亿元,建成环境整治村306个,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村庄54个。

2.4 市场推广主导

随着产业化进程的推进,休闲农业逐渐呈现出区域竞争加剧、市场化程度加深的特征。市场推广对于强化旅游者购买动机,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故此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政府主导休闲农业发展要以休闲农业的供需关系和市场导向为核心,面向市场、分析市场、开拓市场。为此,宁波市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市场推广:(1)与上海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电视台合作,对宁波休闲农业进行宣传报道。(2)开发和完善“宁波旅游网”、“宁波旅游信息网”、“宁波农家乐旅游网”,并与国内有较大影响的网站合作,发布网络广告;(3)通过在宁波举办的大型会展如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中国旅游投资洽谈会、浙江旅游交易会等对宁波休闲农业进行广泛宣传;(4)利用余姚和慈溪的杨梅节、奉化水蜜桃节、宁海徐霞客开游节、象山开渔节等节庆活动借势营销;(5)积极举办旅游推介会,如2008年赴江苏开展“宁波旅游推广年”,2009年赴上海等地举办宁波旅游推广周,利用2010上海“世博会”宣传推介;(6)发挥沙孟海、冯骥才、余秋雨、周星驰等宁波籍名人效应,扩大宁波休闲农业影响。此外,宁波政府部门通过实施市场研究、品牌定位、资源整合、过程管理和专业分工等措施,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市场推广体系。

2.5 科技创新主导

目前,高新科技已经成为发展现代休闲农业必不可少的元素,游客通过对农业科技知识的了解,能够更好地发扬科学精神,推动科技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加大科研投入、实施科技创新也就成为实施政府主导模式的新兴领域。近年来,宁波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的若干意见》、《宁波市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加快休闲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在十一五期间,宁波市还实施了“特色产业基地和园区建设科技示范工程”,并以该工程为抓手,加快先进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推进全市休闲农业产业与主导休闲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打造了慈溪农业科技园区和余姚农业科技创新园区等一批具科考价值的休闲农业项目。

2.6 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

内涵丰富而又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是宁波休闲农业发展的核心。为了对这些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通过学习和社区活动,让村民和从业人员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内涵、价值和功能,使其自觉地参与到保护传统文化当中来;(2)组织工艺培训,注重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鼓励社区青年人学习和掌握甬剧、姚剧、根雕、剪纸等传统工艺;(3)在休闲农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中,专门规划建设了一批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场所,如奉化溪口景区的民俗文化博物馆、宁海前童乡村文化展览馆等。

2.7 社区参与主导

休闲农业的全面发展要以当地社区的农村聚落、田园景观为重要依托,农村社区不应只是休闲农业开发的客体,而应作为主体积极地参与休闲农业的开发。这需要政府部门为社区居民创造一个能够从其所拥有的资源中获取财富的机会和途径。在宁波休闲农业资源丰富的乡镇,政府部门通过开展思想引导工作和示范效应,提高社区村民对发展休闲农业的认同感;经济相对富庶的乡镇通过联合教育机构对农户进行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降低社区农民参与的门槛;有些乡镇则是采取减免管理费、营业税等措施提高了社区农民的积极性,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社区参与环境。

3 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负面影响

正如市场因并非万能而存在“失灵”现象,政府也同样不可能是万能的,政府行为更不可能是适应任何时候、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实践中“政府失灵”的现象时有发生[5]。宁波休闲农业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3.1 政府部门利益的形成

在宁波休闲农业运行过程中,主要由市委“农业工作办公室”和市旅游局行使管理职能。然而这两个部门只是行使某些方面的管理,在职能上缺乏全面性和协调性。休闲农业涉及到的“食、住、行、游、购、娱”等相关行业均有自己的主管部门。由于部门利益的存在以及缺乏完善的协调和协商机制,主管部门就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并非从全局利益考虑休闲农业发展。这就容易导致休闲农业相关发展政策和制度的冲突和矛盾,造成政府政策的失灵。

3.2 管理成本的提高

在实施政府主导休闲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管理成本。一是政府管理部门要承担规制的执行成本,二是市场主体要承担扶持规制的成本[6]。例如宁波市成立了由旅游、卫生、工商、质监、环保、财政等部门组成的休闲农业发展领导小组,而且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员和经费以保障其正常运转。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政府部门的管理成本和行政开支,市场主体也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接受政府的管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3.3 社区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

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并不完全意味着社区的全面收益。在宁波市实施政府主导社区参与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群体分化和制度安排的原因,目前尚未建立健全自下而上的居民利益诉求渠道,也没有搭建社区完全参与休闲农业的平台。作为主体的社区居民往往不能全面地参与休闲农业的发展,这就造成休闲农业活动的外部不经济,给农村社区带来生态环境污染、经济秩序紊乱、传统文化扭曲等消极影响,最终导致宁波休闲农业的全面发展难以维系。

3.4“寻租”现象的产生

所谓寻租一般是指个人或厂商投入精力以获得租金,或者从政府那里得到其他好处的行为[7]。一些休闲农业的经营者可以巧妙地利用政府提供的优惠权利获得垄断租金,使自身处于优势地位。由于“租金是无处不在的。哪里有垄断、特权和管制,哪里就存在租金;哪里有信息和流动性不对称阻碍资源流动,哪里就存在租金;哪里存在租金,哪里就有寻租活动存在”[8]。对处于优势地位的休闲农业企业来说,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往往极力进行寻租活动;而政府部门也有可能利用对休闲农业实施主导的权利进行人为设租,导致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失灵。

4 完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对策和建议

4.1 政府有限主导

为了克服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有必要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控。但是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主宰”、“政府主财”、“政府主干”[9]。政府只能依靠市场,为市场提供条件,并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市场运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繁荣和持续发展[5]。因此,宁波市休闲农业的科学发展模式应是以正确处理市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为前提,以不损害市场竞争为原则,促进休闲农业科学发展为目的的政府有限主导发展模式。政府主要发挥执行规制和服务功能,重点在健全制度建设、规范市场运作、加强行业管理、实施监察督导、筹措发展资金、宣传整体形象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实现由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的转变。

4.2 加强社区能力建设

寻找合理的途径让农民得到共同利益和全面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要提高宁波社区农民在休闲农业发展各个环节中的参与程度,就离不开社区能力的建设。而加强社区能力建设又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社会工程,需要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通向更多参与、更加平等、更大影响的行动过程。例如可以通过推行休闲农业参与式发展,对社区村民传统文化价值教育和旅游影响教育,建立社区休闲农业协会,发挥社区精英带动作用等措施加强社区能力建设。

4.3 培育旅游公司参与经营管理

政府的有限主导和社区的能力建设都是休闲农业和谐运行的重要支撑,不仅有利于整合宁波分散的农业旅游资源,还有助于促进休闲农业的产业融合。但是,这两方面在资金运作和人员配备等方面的资源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市场化的专业管理。因此,有必要让旅游公司参与宁波休闲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内部发展,即培育为休闲农业发展服务的旅游公司,在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乡镇集中资金集体开发,鼓励和支持农户以股份制等形式组成专业旅游公司;另一方面是外部引进,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通过招标的形式,引进旅游公司,并将当地农业旅游资源、相关技术、劳动力作价入股,推动宁波休闲农业向集约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

4.4 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

非政府组织又称为第三方力量,是指独立于政府之外又区别于市场部门的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行业协会、志愿者团体、学者阶层、新闻媒体等组织和群体[10]。和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相比,它是一种扎根于社区的、权力流动双向或多向的、独立运作的社会组织;与旅游企业相比,具有非营利性,其组建具有较强的志愿性,是公民自发形成、志愿参晴雨表。因此,立足于保护留守在农村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急于采用将现有农民挤出农村的办法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城市化高速发展,这是关系到整个农村社会乃至全社会和协发展的大问题。在股权行使阶段,应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生产条件科学地选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产生方式及其治理结构,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范围及权利的具体实现方式,既要防止城市资本下乡对农民利益的侵蚀又要避免规模经营效益的不佳给农民带来的损害,以至于使农民成为真正的“无产者”。总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要有长远意识,真正从农村、农民利益出发,因势利导、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地设计出综合配套措施,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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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为主导篇10

一、政府主导非遗保护的必然性

第一,工程浩繁。非遗保护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花费巨大、牵扯面广的工程,不是任何个人和民间团体能够胜任,非政府主导难以完成。

第二,责无旁贷。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国历来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属于公共文化事业,非遗保护情况事关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由政府主导。

第三,他山之石。从横向上看,日本、韩国、法国、英国等非遗保护比较好的国家,无一不是政府主导,它们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

二、政府主导下非遗保护取得的成绩

(一)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

安徽省向来注重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建设。早在1997年,就通过《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古民居保护管理的单项文物法规,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与相关传承人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省实际,制定了《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范化、科学化保护提供法规制度保障,对非遗项目安排了保护工作专项经费,确保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

(二)建立了“四级”非遗名录体系

截至2016年4月,安徽省开展全面普查,充分调查全省各项目资源存量、资源保留情况、影响力、资源规模等情况,按照一定的标准,建立安徽省非遗“世界、国家、省级、市级”四级名录体系,实行分类管理。

(三)认定和资助杰出传承人

截至2016年4月,安徽省共认定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10大类非遗传承人651人,其中国家级75人,省级576人,每年对优秀的传承人给予一定传习补助。

(四)开展非遗相关活动

近年来,安徽省充分利用大型文化活动、国内外文化交流、传统节日等平台,通过专题展示、实物展览、活态展演等多种方式,在40多个国际间、国家级、省级大型活动上,重点推出宣纸制作技艺等10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扩大了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力,如安徽省非遗摄影展、皖北四市戏曲票友展、安徽非遗文房四宝展、芜湖铁画艺术进校园、安徽非遗系列活动等。

(五)开展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工作

人才短缺是制约非遗传承的重要问题,只有解决了人才培养问题,理清了非遗的相关概念、理论,非遗传承才能可持续发展。安徽省一直致力于开展人才培养及理论研究工作,2015年芜湖职业技术学校招收铁画专业,为铁画制作培养“科班”人才。

2015年6月12日,安徽省文化厅与安徽师范大学签订文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开展非遗调查研究、非遗保护传承理论研究工作;同年底,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非遗教育研究中心年会在安徽召开,准备构建非遗教育体系,打造通向艺术、回归生活的桥梁。2016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调研岳西手工造纸业,撰写中国手工造纸文库。

三、非遗保护面临的问题

(一)法规滞后

目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保护法》《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以外,还没有关于非遗的知识产权制度,非遗保护的监督制度,非遗破坏的惩罚制度等相关法规条例。保护工作无法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无法可依,处罚破坏行为也没有依据。出现保护责任多部门互相“扯皮”,专项资金使用不规范,过度开发利用、恶俗化包装等现象却无明确可操作的法律条文来遏制,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就全国来说,安徽省绝不是个例。

(二)经费不足

非遗保护是系统工程,牵扯面广耗资巨大。资源调查,修缮破坏,资源保护,传承人的资助,监督处罚破坏行为,后继人才的培养等需要大量资金,政府“亚力山大”,财政资金只是杯水车薪,还需要相关部门制定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保护工作的办法,呼吁引导并善加利用社会资本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只有把财政资本与社会资本结合起来,才能为非遗保护提供资金保障。

(三)人才匮乏,理论研究不足

非遗项目多处于农村贴近老百姓生活,又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如花鼓灯、泗州戏、庐剧、五禽戏、潜山弹腔等,带不来可观的收入,无法吸引年轻人继承。另外,学校开设非遗相关专业不足、师资有限,导致很多非遗项目后继无人。

目前,安徽省关于非遗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兴盛,研究领域还不够宽广,关于非遗资源影响研究还比较匮乏,没有理论支撑科学评估对生产力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等,甚至出现“不用保护,应由市场决定自然淘汰”等声音。

(四)濒危项目流失现象严重

安徽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人民创造了璀璨的文化项目,省内非遗项目众多,但是在当今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除了芜湖铁画、砀山唢呐等少数项目知名度高,影响力广保存较好以外,许多非遗项目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具体表现在许多口传心授的非遗项目濒危流失,有些项目只有几个老人还在坚守且濒临消失,有些项目开发过于商业化而导致“变味”。

四、政府主导下的非遗保护建议

(一)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第一,建立非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属空白,由于许多非遗项目是当地群体共同生活劳作过程中形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非遗知识产权主体的认定也就存在困难,“抢注”、主体认定纠纷现象频出,急需调查理清,出台相关的制度保护非遗商标权、作品所有权,建立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

第二,完善监督体系。人民群众是非遗的创造者、传承者,也应该是保护者。非遗项目监督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或者非遗传承人,更需要发动全民力量监督,建立监督举报奖励制度,非遗中心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加强惩处力度。

(二)多渠道筹措保护资金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保护,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护而变质或者消失。安徽省属于中部地区,经济还不够发达,政府对于非遗保护的投入确实力不从心,需要从社会、企业、个人赞助等多渠道筹措保护资金。

(三)加强非遗宣传

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利用橱窗,开设网站,举办活动,制作播出宣传片,开设微博,利用微信或其他新兴传播媒介大力宣传非遗相关法律法规,宣传非遗的重要性、文化性、特殊性,宣传保护和开发利用方式等知识,激发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豪感、文化自觉性,提高当地民众对非遗保护的意识。还可以组织开展非遗主题活动,尤其是广大民众参与的主题活动,提升群众基础。比如,节庆举办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平时开展摄影展、摄影大赛、画展、绘画比赛及非遗作品展、作品比赛等,提高民众参与度,扩大影响力。

(四)加大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力度

可以在政府主导下联合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加强非遗理论研究,切实加强非遗文化价值、带动效应、综合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编写非遗相关专业教材。可以联合高校办学,把非遗传承人请进校园,与其他教师一起开设非遗专业课程或选修课程,创办非遗兴趣小组,加强非遗专业人才培育,把非遗知识技能与大学传授的其他知识结合起来,提高非遗人才数量,提升非遗人才综合素养,丰富非遗项目表达内容,用新科技新思维包装非遗项目,促进非遗保护可持续发展。

(五)完善创新体系

可以在政府主导下,搭建多方合作的平台,完善创新体系。创新传承工具,可以把非遗的旧文献、旧手稿、传统剧目、历史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艺术,制作成纪录片等视频;创新表现环境,把非遗表演项目和成果请进文化馆、文化广场;创新内容,设计衍生手工艺品;创新推广模式,利用“互联网+”把非遗相关产品推广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网民的面前,探索非遗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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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政府不主导租赁房市场篇11

无论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还是发展中的亚非拉地区，租赁住房始终是住宅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例如，美、英、法、德、日仍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是住在租赁住房里。而且越是大城市、明星城市的房价越高，住房的自有率就越低。如日内瓦的住房自有率只有14%，柏林只有12%。

相比而言，中国“只售不租”的房改政策，造就了84%的住房自有率，按照“六普”的数据，城镇居民基本实现了户均一套房，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2.7平方米，似乎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供给结构性短缺、租赁市场欠发达，加之住房资源的错配（城镇间供过于求与供不应求并存、多房户与无房户并存）在一定程度上都加剧了供需矛盾，进而推动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

进一步分析各国的租赁住房市场不难发现：政府并不是租赁住房供给的主角。

通常，只有10%～20%公共租赁房是由政府提供的，如美国的public housing和欧洲的socialhousing，且主要是面向低收入、住房困难、残疾和单亲家庭，而更多的安全、舒适和可支付的租赁住房则是由非盈利组织、住房合作社、房地产信托基金、保险公司和私人业主提供的，他们是租赁住房市场不可忽略的力量。

在法国，2009年其住房存量为3310万套，其中58%为自有住宅，42%为租赁住房。在租赁住房的市场上，私人小业主提供的租赁房占比高达53.9%，HLM（低租金住房管理机构）占34.5%。

在韩国，截至2010年住宅存量为1468万套（包括80万套空置住房），住房自有率为61.3%（但首尔的住房自有率只有51.2%），租赁住房占比38.7%。在租赁住房市场上，韩国政府从1988年开始启动公共租赁房项目，计划到1992年共建200万套租赁房，其中包括25万个为10%最低收入家庭建设的永久性租赁房，但实际只建成了19万个单位。此后历届政府不断兴建了一些公共租赁住房，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房有80.5万套，占全部住房存量的5.5%，占租赁住房总量的14.2%。

在美国，2010年住宅存量为1.3亿套，扣除空置房外，自有住房为7479万套，自有率为66%，租赁住房为3704万套，租房率为34%。美国政府于1937年开始为低收入群体兴建的公共租赁住房，到2004年累计建造了140万套，占租赁市场的4%左右。而建筑丑陋、管理混乱、贫困人口集中和犯罪率高等多种诟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公共住房。2010年，全美只有120万个低收入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里，330万低收入家庭居住在有政府补贴的私营租赁住房，这既包括政府从供给面入手对私人业主提供的补贴，也包括从需求面入手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住房券。

为什么政府不是租赁住房的主要供给者，甚至为低收入群体兴建的公共租房也比較少？其主要的原因在于：

政府兴建租赁住房的前期投入较大。除大量的土地和资金投入外，建设工期长，从土地开发、规划、施工建设到竣工入住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

租赁住房的后期配套和管理成本可能会更高。政府兴建的公共租赁房多选择地段较偏远的城乡接合部，以降低土地成本。这些偏远地区交通不便、商业、医疗、教育服务设施不配套，要解决公共基础设施配套的问题，政府的后续投入成本也是不可低估的。住房总是与人们的生活和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出行难、就医难、孩子入托上学难，这都使得政府兴建的公共租赁房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总以行政指令来搞保障房建设，而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配置资源，让许多中小城市承担过多的保障房建设指标，这不仅无助于缓解大城市住房难的问题，还会加剧土地住房资源配置的扭曲。

这些都表明：以“搞运动”的方式搞公共租赁房建设，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只建房子，不建配套设施；只重前期开发建设，无视后期的管理服务，都会给保障房建设带来诸多负效应。

租赁住房具有收益率低、回收期长和管理成本高的特点，这常使许多民营资本或投资者望而却步，为鼓励私营部门租赁住房的发展，各国政府多采取了多项优惠政策和措施。

以政府为主导篇12

会展业在中国来说是一种新兴产业。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当中, 特别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 带动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 政府主导型展会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大的发展瓶颈, 如:市场化不高, 过分依赖政府投资, 财政负担过大;自我创新能力不强, 等等。本文的应用载体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发展的过程中, 同样面临着以上所列问题和瓶颈, 为了深入剖析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发展模式, 接下来本文将从政府主导型展会概况、政府主导型展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政府主导型展会创新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论述, 力求使本文产生实效。

一、政府主导型展会概况

“政府主导型展会”的概念定义是“政府作为主办单位或者承办单位、由政府投资和组织举办的展览会, 旨在贯彻国家政策、引领市场经济活动和交流传播文化文明”。当前, 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包括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中阿论坛、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西部博览会等。其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所在地域的差别, 所以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但归根结底都是为政治外交和经贸交流服务。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在发展的初期就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如:政府是展会的主办方, 政府是展会的投资方, 展会的管理者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 等等。而本文接下来要谈的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以上诸多特点。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 由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性区域综合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是国家站在东北亚特殊外交战略和东北老工业振兴决策的高度设立的。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成功举办八年来, 仅仅围绕“机遇、交流、合作、发展”这个主题, 统筹兼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会议论坛和文化交流这四大主体发展板块, 为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经贸合作, 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做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累计吸引合同投资总金额超过1万亿人民币。现已经成为推动东北亚区域各国开展经贸交流合作并向世界开放的重要平台, 加快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是长吉图开发开放、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 成为东北亚区域各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成为东北亚区域各国间对话交流的重要

责任编辑:武聪

途径。

但是,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 不难发现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已经进入了发展模式化、范式化的深水区, 创新发展的主动性过弱, 展示产品结构性矛盾凸显, 等等, 需要认真思考, 加以解决。

二、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自身存在起步晚, 但发展迅速的特点。同时, 其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了“同构化”和“低度化”的问题和趋势。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八届的历练打磨下, 虽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可是也不能忽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瓶颈。展会发展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一) 市场化运作模式简单固化, 载体创新难度大

市场化运作是展会成熟与否的重要考量指标之一,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此方面的工作投入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打造品牌效应的同时, 市场化的深化没有跟进和提高, 这是由始至终困扰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发展的难题。回顾过往八届, 市场化运作载体在逐年突破和增加, 已经跨越了幼稚的发展阶段,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可是, 随着博览会的不断发展, 会展业竞争的激烈角逐, 如何才能创新载体, 想必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所面临的同样困扰和问题。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最近三年来, 市场化运作载体, 仅仅停留在街路、市中心、机场、媒体、会刊、会展中心楼体资源上, 在载体的创新上显然已经进入了固化期,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展会的发展生机和活力。市场化运作团队专业性不强, 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战斗力和合力, 所以在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 就显得力不从心, 困难重重。

(二) 博览会实效性不强, 知名度不高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在国字号品牌的打造中,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 在发展推介的思路上, 工作思维和路径还过于狭窄。换句话说, 务实性还不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有出成绩, 解决好博览会能为参展商带来什么这个问题, 博览会才会有很好地发展。博览会的发展, 不能仅仅依靠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效应, 当地媒体、网络的宣传, 还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把博览会办得有实效, 办得有商机, 办得有实惠, 办得互利双赢。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博览会的发展。同时, 在长春市民中间,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东北亚博览会这样一个国字招牌。由此可以推断, 在省外、境外知道此博览会名号的就寥寥无几了。没有梧桐树, 就引不来金凤凰。对外宣传做的不好, 就会对招商引资、招商招展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三) 展会招商层次偏低, 展品结构化矛盾突出

在现有的招商模式下,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仍然停留在低端的商品展示上。博览会举办期间, 在台湾馆、香港馆和泰国展厅, 参观人员川流不息, 场面异常的火爆。但是, 这里所展示的商品却是食品和服装。对于国字号展会的发展, 如果以这样的低端产品来打造国际性国家级展会, 显然是自毁门牌。所以,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展品的结构上, 要追求“高、精、尖”产品, 这才是未来博览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否则, 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 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

三、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创新运营发展模式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也是人类事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在发展的过程中, 依靠政府的投资、依靠政府的信誉、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这是其发展的根本保证。但是, 在日趋激烈的会展市场竞争中, 如果没有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政府主导型展会终究会虚假繁荣, 停滞不前。所以, 必须加快政府主导型展会转轨升级, 创新发展运营模式。

(一) 打好市场化运作这张牌

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 从其产生的那一刻起, 就与政府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依靠政府巨大的投资, 来完成博览会这张大盘的运转。这样的方式在给博览会带来正的外面效应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效应。政府主导型展会必须打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联动这张牌, 拿好自己的本钱去谈合作。在创新载体方面, 可以借用新闻联播这个平台对博览会进行宣传和介绍, 在播放的过程中, 要图文结合, 最大限度播出战略合作企业的LOGO形象;也可以借助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这个栏目对博览会进行对外宣传。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可以借助长吉图开发、长春电影节等载体, 吸引国际大企业进行合作, 在推介宣传博览会的同时, 还可以提供企业推销产品的机会和舞台。市场化运作, 讲究的是“共识、共享、共赢”, 在市场开发时, 要把政策、服务、信息倾向于展商和客商, 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市场化的深入。

(二) 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

博览会的发展思路是三位一体, 对外宣传, 打造知名度是先头兵, 紧跟其后就是招商招展和市场开发。如果在品牌打造上, 无法体现广度和深度, 是很难进行后两项任务的。东北亚博览会已于2012年9月初被成功更名升格为“中国—东北亚博览会”。这对于吉林省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是一件盛事。从战略的角度出发, 足以见得国家对东北亚的特殊关照和重视。接下来要加大宣传力度, 以东北亚为载体, 迅速制作出符合东北亚区域特色的宣传片和吉祥物。同时, 要加快制作吉祥物的动画效果, 编制出一些符合东北亚历史和大事件的故事, 并迅速传播。媒体方面要紧跟东北亚发展的脉搏, 适时跟进, 利用媒体效应更好地宣传东北亚, 使东北亚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极。

(三) 集中力量解决展品的结构性矛盾

东北亚博览会的宗旨是服务东北亚、面向全世界。这一国际性的展会正在搭建区域内各国经济、文化、旅游等诸多方面交流的平台。因此, 东北亚博览会的自身定位必须紧紧依靠东北亚, 必须符合东北亚区域发展的要求, 必须上升到更具包容性和广泛性的高度。而回顾已往的八届东北亚博览会, 食品和服装、化妆品展区人山人海。虽然为展商们带来了极大的商机和利润。但是,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东北亚博览会的发展, 不能仅仅依靠这些低端的产品和火爆的场景。要紧紧抓住经贸往来、通道建设、重大项目约定、科技产品和高端产品的研发上, 这才是一个展会应该有的发展方向。展会要突出文化和旅游, 博览会和旅游业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体。博览会的发展要向文化、旅游、经贸交流方向靠拢。这才是东北亚博览会未来发展的应有之意, 也是其在未来的会展经济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保证。

(四) 培养和吸收会展专业人才, 提高办展的专业化水平

博览会的生存和发展, 必须抓好人才培养和用人机制的建设。现如今, 在中国高校中, 会展业被看做是冷衙门。当然, 这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 初临工作岗位时, 也会显得无所适从。因此, 建议吉林省博览局自己办一所学校。招生对象可以限定为有志于从事会展业的高中毕业生及以上学历。所有的课程安排, 要结合国际和国内各知名展会发展状况和经营模式展开。同时利用东北亚博览会的平台, 给予学员充分的锻炼和展示机会。此外, 要定期聘请东北亚区域内的专家学者和营销学方面的大家为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补课。坚持这一机制的长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秘书处的队伍素质建设就会上升到新台阶, 更好地服务于东北亚博览会。

四、总结

中国政府主导型展会, 在会展经济的浪潮中, 必须修炼自身的内功, 加强自我创新的意识和决心, 狠抓队伍建设和考核;同时, 还要塑造自身的外面条件, 做好宣传, 提高自身品牌, 将国家利益和市场化运作有效的结合起来。内外部的强强联合和作用, 定能探索出运营发展的新模式。希望本文在论述的过程中, 能够为政府主导型展会的转型带来借鉴和启发。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各类型展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经济的浪潮中。当今会展业, 已不再是过去单纯引资交流的平台, 正承担着更多的任务和使命, 其中, 尤以政府主导型展会为甚。本篇论文, 则以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为例, 针对其担负的责任和战略意义, 就其当前发展中的困境和未来的发展模式进行探讨和阐述, 希望对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府主导型展会,困境和问题,思考和创新

参考文献

[1]刘大可.中国会展业:理论现状与政策[M].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4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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