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文学

山水文学（精选3篇）

山水文学 篇1

我国的山水文学历史悠久, 历朝历代的古文家都从中受益匪浅;尽管这样, 当人们谈及古代山水游记时除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 就是像韩愈、欧阳修、姚鼐等大家的个别篇章, 林纾的山水游记几乎不被人提及。林纾作为一位大家主要是以翻译外国文学闻名于世, 但对“译才”的称号, 林纾是极为不满的, 因为译才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低贱的评价。林纾的诗、文、画成就也极为突出, 但他也不愿意别人称颂他“诗、文、画并擅”。他所最自负的乃在于古文, 山水游记类文章更是林纾最为得意的文章类之一。文章拟从林纾山水游记的结构模式、创作指导和描写手法创新及对文学史的贡献进行一番探寻。

一

山水题材进入我国文学史并不晚, 但他却是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 山水进入文学题材在很大一部分时间是披着道德的外衣, 不是世人的忧国忧民就是抒发个人的壮志未酬, 到了清朝文化禁锢的压迫, 山水又多了考据的装扮。虽说在这样情况下, 山水游记中的美篇还是层出不穷的;但到了林纾, 山水游记才露出了它健康的本色。林纾山水游记的真正价值也在于此。

林纾从小秉承祖母“畏天而循分”的遗训, 处事谨慎影响了他的一生, 甚至他对他的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的重视这一点。1980年, 他的长子林珪就任大城县知县时, 林纾作《示儿》, 戒其居官应“处处出以小心, 时时葆我忠厚。谨慎需到底, 不可与不经意事, 掉以轻心;慈祥亦需到底, 不能于不惬意人, 出以棘手”。不仅如此, 深处清末乱世的他在表达对世事不满的情况下, 表现的是“忠”而不是“叛”。生于清咸丰二年的林纾, 面对列强不断向我国侵略, 山河沦丧, 内乱频仍, 民不聊生的危难之秋, 铸造了他“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赤胆忠心。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人, 也就脱落了柳宗元、姚鼐式“仕途艰辛, 壮志未酬”的山水牢骚。其次, 清朝末期, 经学考据笼罩了整个文坛。即使是山水游记也不免被考据文风深深地影响着, 和林纾交往过密的桐城派后期代表作家也无一幸免。在这样的情况下, 林纾却说自己“生平恶考据”, 在他的文集遍选中“夙著经说十余篇, 自鄙其陈腐, 斥去不藏”。也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信仰, 才有了林纾清新优美的山水游记, 表现出的那么的与众不同, 清新可人, 在同类题材中熠熠生辉。最后, 林纾的山水游记本来也不多, 主要的一组还是正值他的林译小说大放光彩时, 在杭州教书时所作。可想而知, 身处人杰地灵的胜景, 初尝事业丰收的甜果, 屡有挚友相伴而行;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也是他的山水游记能够突破以往的原因之一。

二

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 内容的改变也促使着林纾山水游记结构模式上的改变。由于有着这样的追求这样的心境, 所以林纾散文的形式上也表现出特殊的地方。林纾山水游记结构模式变革最为明现的标志是:打破了以往士大夫们的先写景、最后借景抒发感情的“人、情为主, 景为辅”的游记模式, 转变为“人、情、景”三者逐个渐强的随景色而动自由的情绪书写。他的《记九溪十八涧》通篇下来没有一句抒情的语言, 读之却又随作者旅程中景物的描写感到心里此起彼伏、清新自然。另外, 在《记超山梅花》一文中, 林纾先写看到“香海楼”的“景物凄黯无所纪”故“索然将返”;但在好友的引领下看到了大好“梅景”后, 乃“举觞叹息”生平没见过梅花如此之盛, 听了朋友说冬雪过后梅花会更盛。最后作者继而感叹没遇上朋友所说的最好季节, 并交代了今作此一文要寄给他的好友和一位嗜梅的朋友。由此可见, 作者的感情皆为随景色的改变而非常的自由, 但又几乎看不到作者描写感情的语言, 一文下来处处皆为景色。《游栖霞紫云洞》一文模式虽也是先写景后抒情, 抒情的结尾却短短只有几字, 也是表达的对胜景的美好回忆, 想画图将为珍藏。突然又回到现实, 好友突然来临, 相见大欢。终究没有落入传统模式的巢穴。

三

林纾山水游记景物刻画精细, 语言运用灵活多变、轻松自然、欢快有趣, 移步换景与移目换景相结合, 为读者呈现了一一幅幅动感立体的画面, 读其文如同其同游, 身临其境。林纾这一山水游记风格的形成和他的文学经历、文论主张, 尤其和他的国画才学十分不开的。

林纾自幼嗜读, 其学杂驳而包罗万象, 对《史记》、《汉书》更是偏爱有加, 自称“八年读《汉书》, 八年读《史记》”;一生视《史记》、《汉书》为圭臬, 这两书也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刻画手法的典范, 林纾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这种手法的影响, 在他的“林译小说”中已深深体现了这一方面。具备优良的对人塑造能力, 类推之景物也是同样的道理。此外, 林纾和世人一样对柳宗元一代山水游记大师的尊位, 甚是赞赏。他对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评价很高, 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每一篇必有一篇中之主人翁, 不能谓其漫记山水也”;在《柳文研究法》指出“穷形极相, 物无遁情, 体物直到精微地步矣”;其“体物精微”是说柳宗元具有非凡观察景物的能力, “穷无极相, 物无遁情”, 是说柳宗元具有卓越的表现景物的能力;在这些方面林纾发展性的继承了柳宗元的这些特色。林纾每篇山水游记不但有主人翁, 并且也开始了像小说式的主人翁发展, 有柳宗元的一进化到了杂而不乱、主次分明的多。他的《游方广岩记》按行经路途写了赤壁濑、葛岭、铁壁岩、天门、天泉阁和灵羊洞等几个地方, 但他对这些景物进行描写时用的笔墨相当的恰当, 很明显作者的着墨重点在天泉阁, 其它的几个点只是为了陪衬去天泉阁的路径及其周围环境的与众不同。还有《记云棲》, 写云棲的竹景, 写竹之多说“万竹扫天, 中无杂树”、“小溪抱竹南逝, 丛苇覆翳不知其流所, 极竹断处见天如覆盂”、“竹身大可盈握, 细叶触风, 仰见碎光摇动着。天也”把这个景点主人翁的特点描写的淋漓尽致。

一位文学家的文学创作和他的文论主张是分不开的。纵观中国传统文论中“意境论”的探讨, 林纾是“真正将‘意境’一词移至古文并进行具体阐述的第一人”。“在情韵、气势、风趣、神味诸审美因素中, 林纾首推‘意境’为古文审美艺术的至高境界”, 他称“意境者, 文之母也, 一切奇正之格, 皆出于是闻。不讲意境, 是自塞其途, 终身无进道之日矣”。有这样一个创造性的文论主张, 我们也就知道了读林纾山水游记心旷神怡的原因在何处了。

另外, 国画大师的地位林纾也不是徒有虚名的。虽然他习画的生涯不及于古文, 但他的“不拘于成法”的天分和他“一日未尝去书, 亦未尝辍笔不画”的勤奋使得他在绘画行业的成就一点不亚于他的古文声誉。在南派画家中林纾比齐白石成名还早, 由在20年代他的画在琉璃厂订的润格也比齐白石高, 可见在京城的知名度。黄濬曾说“旧京画史, 予所记者, 庚子后以姜颖生、林畏庐两先生为巨擘。”这样的一名大画家又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 面对着怡人的山水风景画, 出自他笔下的山水游记不想展示给读者层出不穷的美丽画面也就勉为其难了。如他在《记翠微山》中写泉水流入池中, 池中小鱼遇水而作出的反应用了这样几句话“细泉潨然, 循幽窦泻于小池, 池鱼迎泉而喋”俏皮有趣的细泉的流水、鱼儿的可爱立体生动的给读者带来了清新愉悦的心情。对肃静凄凉的景色的描摹也不亚于此, 他在《湖心泛月记》中有这样几句话留下了霞轩吹箫的两个场景, 一为“洞箫于中流发声。声微细, 受风若咽, 而凄悄哀怨, 湖山触之, 仿佛若中秋气。”二为“霞轩著白袷衫, 立月中, 凉蝉触箫, 警而群噪, 夜景澄澈, 画船经堤下者, 咸止而听。”短短的两句话呈现了两个场景, 把当时湖上月夜的凄美的景色完美无缺的投射到了读者的心里。此外, 他的国画大师的专业技能作为景物刻画的一种手法, 开前无史例;最突出的一种是用艺术 (绘画) 美来形容自然美, 如在《游方广岩记》中写到“其左壁高大如之, 石纹圆劲, 似王耕烟临黄子久”, 写自然美的“石纹圆劲”, 就像清代画家王翚 (耕烟) 临摹元代画家黄子久 (公望) (他们都善用状如麻皮的皴笔画山峦) 这种笔法来刻画, 不仅给读者以新鲜感, 更是进一步开拓了景物描摹手法的领域。

林纾作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大师, 对我国的翻译界、美术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同时, 事实也需要我们全面的看待他, 他在我国山水游记文学史上再一次打破了传统的山水游记模式, 把小说中刻画人物的手法和文艺界美术专业的知识化用到对景物的描摹中, 林纾的“意境”释古文的文论主张对山水游记的审美创作也起了深远的影响。处于清末时期, 他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异于考据的清新空气;置身在我国整个的山水文坛, 他给我国古代的山水游记的创作开拓了新鲜的一面, 并使之创作技巧更加完善, 并为白话文的游记散文提供了成功的借鉴。

摘要：林译小说自入世以来大放光彩, 但林纾的散文却显得那么微弱, 尤其是林纾较为得意的山水游记更是鲜人问津。文章认为, 林纾的山水游记无论是文章的结构模式、景色描写技巧还是创作指导理论均有所创新, 在我国山水文学史当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林纾,山水游记,创新

参考文献

[1]林琴南:林琴南文集[M],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5.3

[2]薛綏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1

[3]张胜璋:意境“文之母也”——林纾古文艺术论[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12, 第6期

[4]林纾著、舒蕪校点:春觉斋论文[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5

[5]夏卫宁:柳宗元山水文学的魅力[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5, 7

山水文学 篇2

谢灵运是我国古代南北朝时期山水诗派的开山鼻祖，他留下了许多体现山水之声色状貌的山水诗，也留下了诗歌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学精神。

谢灵运是南北朝时期优秀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他善于作诗、精通史学，最为后人所熟知的是他极其富有灵性的山水诗，世人称其为山水诗派的开山鼻祖。公元4，江山易主，在东晋时期处于政权核心地位的门阀制度渐渐失去其原本的地位，对当时的文学造成了一定影响。其中，身为门阀氏族后代的谢灵运继承了先辈的热血与雄心，却受动荡局势影响，终不受重用。复杂时代一方面给谢灵运带来了苦难与折磨;另一方面，国家不幸诗家幸，坎坷的经历也给谢灵运带来了许多巧思灵感，使他创作出清新淡雅的山水诗。谢灵运因仕途失意而选择将压抑的心情释放在醉人的山水之中，他醉心于游山玩水，开创了山水诗派，谱写了许多情趣高雅、志趣脱俗、富有深厚文学精神的山水诗，他还将他对人生的超脱感悟融入诗中，形成了独特而厚重的文学精神。从他的诗中可观其山水诗的文学精神包含乐景精神、归隐精神、明志精神、悟道精神，这既是他个人高雅情趣的体现，也是他留给世人的深刻启迪。

一、以景为乐，超然尘世的乐景精神

谢灵运纵情于奇山异水间，享受山水之乐，超然于尘世烦恼之上，独得赏景之趣，以心感受寸草寸土，谢公早就与山水融为一体。他的山水诗风格清新、用词生动、意境优美，钟嵘《诗品》评其诗宛若“芙蓉出水”。 南朝钟嵘在《诗品》中以“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道出玄言诗的不足，而谢诗写实地描绘山水的声色状貌，能够逐渐摆脱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追求辞藻绚丽、表现新奇，独具一格。

谢氏山水诗以表现景物为主，《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便是极具代表性的千古名句。初春悄临，原本枯败的池塘里正酝酿着新生，过冬的禽鸟归来，新生的春草抽芽儿，当时久病的谢灵运敏感地从这两个细微之处嗅到了春的气息。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朴实的炼字原汁原味地呈现了这一幅声色交融的初春美景图。壮丽山水诗是谢灵运山水诗的主旋律，不同的观赏角度呈现出诗人眼中不同的自然之美。谢灵运山水诗中所表现的景物独立于诗人的主观情绪之上，诗人追求客观呈现景物原状，尽量还原最真实的大自然，不赘述煽情，却仍能将景物写得可爱动人，着实令人钦佩。谢灵运登高远眺览胜景，有《登上戍石鼓山》的“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及《登池上楼》的“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隆;身临其境游山水，有《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的“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与《游南亭》的“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清丽的自然风光经诗人之手跃然纸上，诗句的字里行间渗透着诗人借景排忧后得到慰藉的心情。这种乐景精神表达了诗人尊敬自然、返璞归真的真性情，谢灵运以自然为友，在纵情山水中求得内心的宁静，在清泉峭岩中尽享山水的快慰，使得笔下的山水真实而细腻、清纯而美好，将读者共同带入忘忧之境。以山水为乐是诗人所要传递的精神，他相信在游览的过程中可暂时抛却尘世的遗憾与烦恼，高山流水也能荡涤那被纷扰所羁绊的心灵，他的乐景精神也将后人写作的视野引向自然，引导人们将文学与自然结合，提醒了后人注重对自然的审美。

二、沉醉山水，淡泊名利的归隐精神

归隐精神在诗人遭遇人生碰壁时产生、在沉醉山水中得到巩固。归隐精神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较为复杂。他的归隐愿望伴随着矛盾并经历了一步步的变化：仕途的失意使得谢灵运欲抒发壮志而不得、欲有所作为而不能，他转而投入山水之间排解内心苦闷，归隐之心起初令他有感于愧负宿心，但一次次残酷的现实不断提醒着他与政坛的格格不入，当谢灵运将这份苦闷挥洒在山水之间时，他才得到了心灵的解脱。在《过始宁墅》中，谢灵运认为自己“捉疾相倚薄”，不善做官，不如还乡“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流露出了他欲幽居于大自然的愿望;《游南亭》的“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涯”一句则表达了诗人希望朝夕、四季都有山水为伴的美好愿望，隐居乐活的情态跃然纸上。虽然谢灵运的归隐精神存在矛盾，但这一归隐精神仍是谢公诸多创作情绪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方面。谢灵运的归隐诉求在纵情山水的过程中越发强烈，一步步得到确认，《道路忆山中》写于谢灵运赴任途中，失势的现实使眼前的风光勾起了他“追寻栖息时”的念头，令他万分想念在始宁隐居时无拘无束的生活。最终谢灵运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交付予山水，流连山水的快慰冲淡了他的愁绪，实现了他人生态度的转变，正如他在《七里濑》中写道：“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谢灵运向严光与任公看齐，向往两人淡泊的隐居生活，终对远离政治感到释怀，认为自己即使身为隐士，也可如任公一般给人们带来好处，实现人生价值。这样的领悟显然已经得到升华。看淡名利，忘忧于山水，归隐精神影响了谢灵运的人生，也成就了他的山水诗。

三、壮志未酬，抒发抱负的明志精神

谢灵运虽最终被推向了政治的边缘地带，但他的诗中隐含的对政治的明志精神仍是不可忽视的。

晋宋易代之际，谢灵运面对纷扰复杂的局势，对曾经的家族辉煌眷恋不忘，渴望东晋时期的鼎盛。他就像一个勇敢的战士，以诗为剑，与命运抗争，为光复而战，因此诗中既包含了热情的斗志，也包含了失势失志的痛苦抑郁。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留恋京都，也对政治不满，在内心深处，谢灵运渴望着建功立业的名誉，迷恋着门阀氏族的荣耀，而现实却是残酷的，他报国无门，内心悲愤，唯有以隐居之名聊以自慰。谢灵运在或仕或隐的矛盾心情中浮沉，这些矛盾情绪都被留在了诗歌的字句之间。谢灵运在朝廷中遭遇排挤、遭受猜忌时借《初发石首城》表白心迹，“故山日已远，**岂还时”中的“风浪”既指眼前险浪，也指官场险势，从诗人发出“皎皎明发心，不为岁寒欺”的感叹中仍可见其对官场的不甘心;《游岭门山》中以“早莅建德乡，民怀虞芮意”两句表现自己为官时的成就，难以忘怀建功立业的心愿;谢公在《石室山》中称赞石室山的风光“虚泛径千载，峥嵘非一朝”，同时叹惋石室山的壮美无人欣赏，石室山风光之美好就好比诗人品行之优秀，石室山的落寞则好比诗人的怀才不遇，诗人为自己呐喊，也为自己感到惋惜。官场抛弃了谢灵运，他却没有狭隘地以同样的放弃来回馈政治，他仍保持内心的渴望，抓住最后一丝希望在诗中书写下抱负、表明志向，这是十分勇敢的。谢灵运山水诗中的明志精神实为诗人对政治理想的念念不忘，是诗人的内心深处对官场抱持着的一股热情。 四、寄情于景，借诗喻理的悟道精神

观谢公现存的山水诗，可见不仅有单纯的景物描绘，还有诗尾的深刻说理，诗人赏景而作的诗，包含了悟道精神。

诗人在游览的过程中感悟人生哲理，理入诗歌，警句叠出，丰富了诗歌的精神内涵，也提升了诗歌的精神层次。尽管或仕或隐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谢灵运，但他在山涧清波、草木泉石中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重获了心灵的宁静。游览富春江时，谢灵运于江中小洲写下《富春渚》，在“溯流触惊急，临坼阻参错”的奇险风光面前，他感慨“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勉励自己保持心胸开阔，不去理会世间烦忧，看淡一切，人生便乐得轻松，这种大气的豁达将谢灵运从痛苦的泥沼中解救出来，旷达的心境就此炼成;《过白岸亭》也是谢氏山水诗中的`名作，诗尾以“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抒发其追求隐居、坚守淳朴本性的愿望，这与崇尚本真、抱朴避世的老庄思想是一致的，谢公深谙此道。除此之外，在游赏山水之余，将山水带来的愉悦引向哲理思考，以玄理或佛理作为解脱内心苦闷的方剂。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这首诗写诗人从南山出发前往北山的沿途所见所感。前四句写明出游的地点、时间和行程，后十二句即描写沿途所见之景，最后六句则从所见景物中引出诗人所感，表现出诗人超凡脱俗的情怀和孤高的个性，使他体会到了物我合一的崇高境界。又如《过白岸亭》通过对永嘉白岸的山川风物描写，表达了诗人从中感悟的人生哲理，通过诗中“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两句，诗人巧妙地将《老子》中“吾不知其名，强为之曰大”与“曲则全，枉则直”的哲理，跟青翠的山色与渔钓的野趣融汇一起，不露痕迹地表露了诗人顺应自然，追求自然之道的玄理。《登石门最高顶》诗认为，深沉无欲为紧要处，要遵守养生之道，甘处贫穷，采取顺应自然的态度，以期达到物我不分、无忧无乐的境界。《登池上楼》《游南亭》等诗，也都在景情交融之中，巧妙地汇入了哲理的感悟，从而体现出富有美感的“理趣”风格，使诗人纪游之情与所悟的人生处世哲理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可见，谢灵运的山水诗是诗人在山水景物的细致描写中熔铸了自己的情感及对人生、宇宙和道的感悟与探索。谢灵运借山水悟道，由对自然山水的天然感受转入对人生哲理的领悟，文笔自然流畅，诗歌意蕴十足。谢灵运的山水之旅富有内涵，山水诗中这份隽永的精神财富将永久地影响后人，鼓励我们不断思考人生、感悟人生。

结语

乐景精神、归隐精神、明志精神与悟道精神是谢灵运山水诗中蕴含的深刻的文学精神，它们与谢氏山水诗一同流芳百世，启迪无数后人。乐景精神使谢灵运获得心灵的平静，归隐精神使谢灵运找到人生的定位，明志精神使谢灵运抒发热血的志向，悟道精神则使谢灵运的人生感悟得到升华。

中国风景文学：含咀山水之英华 篇3

在我国传统的地理文化中，包含着对自然景物的审美积累，这种积累的结果，一方面是大量颂扬景物的诗歌书画，另一方面则造就了山水林石的文化品格。古代地理知识的记录，也包含着山水审美知识，翻一翻各地志书罗列的内容，常有“风景名胜”一门。记录美景当然要用美文，山水审美也促进了文学辞章的繁盛。

南宋时成书的《舆地记胜》和《方舆胜览》，都是地理志书，而书名上都突出了“胜”字。《方舆胜览》的卷首是吕午写的序，里面说到，本书与“泛滥于著述而不能含咀其英华”的著作大不相同，“端坐窗几而欲周知天下”者，“操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者，均可受益于本书。他的意思是，看地理书可以有两得，一是周知天下各地之事，二是借江山之秀丽支助自己的文采。《舆地记胜》的作者王象之也说：“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也强调了欣赏景观与文采的关系。《舆地记胜》中设立了“诗”和“四六”（以四字六字为对偶的骈文）两门。《方舆胜览》也含有“题咏”和“四六”，前者辑录描写地方人情景物的前人诗句，“四六”则以骈文的形式对各地方的地理进行撮要。

《舆地记胜》和《方舆胜览》的文人气很重。《方舆胜览》在行世后广泛流传了数十年，“学士大夫家有其书。”到了清代，程晋芳还说：“地理宜分识大识小，各自为书。”“识大”是知天下形势郡国利弊，“识小”是“以资词人学士歌咏文字之用。”看来古人言地理，一直重景观感受以及对这种感受的文学表述。地理与文学的紧密结合，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强项，它影响着传统地理知识的特点，也提升了中国人对山水的审美水平、特色。

中国人热爱青山绿水，热爱大自然，而稍通文辞，又必定要去写景。这种情感传统，文辞习性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也没有多少退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面上看，寄情山水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受到批判。那时的说法是：不干活，不生产，游青山玩绿水，是剥削阶级的行径。“革命者”只应欣赏烟筒林立的工厂和点缀着旗帜的农田。在“阶级斗争”的高潮，“全国山河一片红”，城市的街巷被刷成“红海洋”，环境是革命的环境，人地关系也是革命的人地关系，对自然山水，不该有“无缘无故的爱”，就连树木也被划了成分：松树是革命阶级，柳树是小资产阶级……

不过，山水旅游到底是人们压抑不住的欲望。文革期间的“大串联”，许多“革命师生”并不是去“煽风点火”，而是以此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那实在是一场旅游大高潮。在名义上，大家很会巧妙设计，去庐山、北戴河、橘子洲，理直气壮，因为毛主席去过。去苏杭、桂林，也有办法，因为去嘉兴、遵义要“路过”那里。在文化产品贫乏的年月，旅游、观赏自然风景是我们最自主、最自在的精神享受。游过风景，“革命师生”们又会填词作诗，交换欣赏，自有一番乐趣。

随着改革开放，改变了在旅游方面不提倡、不鼓励、不宣传的政策。旅游文化、旅游地理、旅游产业成了热门话题。中国旅游业，1978年居世界第41位，到1997年，已前进到第8位。终于，中国人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向青山绿水，以祖先留给我们的优雅的心态去面对自然。孟浩然诗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