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政策

交易政策（共10篇）

交易政策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逐步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措施。要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 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建立环境保护产权的分配、转让、流动等交易机制, 在宏观上促使全社会环境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 以最终减少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 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

1排污权交易内涵

排污权, 即污染物排放的权利, 这种权利通常表现为排污许可证。排污权交易就是通过市场机制, 允许各个企业按交易原则将排污许可证出售或者购进, 将环境容量资源作为商品在各个企业之间实现有效的转移。排污者可在排污权市场上, 从其利益出发, 自主决定污染治理程度, 然后买入或者卖出排污权, 在该过程中, 自发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同环境标准和排污收费制度相比, 排污权交易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经济管理手段, 它更充分地发挥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

2国内外排污权交易现状

2.1 发达国家排污权交易现状

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和实践主要由美国发起。1974年, 美国就允许大气污染物在企业内部和企业间进行交易试验;1977年起, 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开启了不同企业间排污量的转让和交换;1982年, 美国环保局允许各州建立排污交易系统, 排污权交易得到全面推广;1986年, 美国环保局颁布《排污交易政策的总结报告书》, 详细规定了排污权交易的规模和准则。

同样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德国, 自2002年初开始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目前该制度已逐步拓展排污权的取得、交易、许可、收费以及相关标准等多个领域, 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政策法律体系。

放眼全球, 目前的排污权交易市场还在不断发展完善。美国、荷兰、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都有了自己的排污权交易市场。

2.2 我国在排污权交易方面的积极探索

长期以来, 环境资源在我国被无偿使用。然而,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得环境资源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凸显, 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调动各方面的治污积极性, 就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国家环保局在推行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索并组织排污交易政策的试点工作, 开始推行排污权交易。

在大气排污权交易方面,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上海率先进行了尝试。1991年, 国家环保局开始试点大气排污权交易, 首批选择了太原、包头、开远、柳州、平项山、贵阳六城市。2001年9月, 在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指导下, 南通市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有偿转让1 800吨二氧化硫排污权, 开创了国内以“排污权”形式交易的先河。

在水排污交易权方面, 2004年, 南通市环保局审核确认由泰尔特公司将排污指标剩余量出售给亚点毛巾厂, 这是中国首例成功的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2008年8月, 财政部、环保部和江苏省政府联合在太湖流域开展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试点。

2007年11月10日, 国内首个排污权交易平台——浙江省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揭牌成立, 这标志着国内的排污权交易走向规模化、制度化。

“十一五”以来, 全国各地纷纷开始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 不少地方还出台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相关政策措施, 使得过去无偿分配到的排污指标, 通过二级市场运作, 逐步向有偿使用转变。根据国家污染减排工作的总体要求, 参与交易的污染物项目也相应地在原有的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的基础上, 新增了氨氮和氮氧化物等。《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 “要健全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使用制度, 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将成为“十二五”排污总量控制前提下主要的环境经济政策探索领域, 建立健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成为国家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工作任务。”

3排污权交易存在问题

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极具效率性的环境管理措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但其自身亦存在某些缺陷。

3.1 从环境资源自身的特点来看, 排污权难以确定产权主体

产权理论认为, 只有排他性的、流动的产权才能使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一旦产权不能定义清楚, 那么外部性问题解决的交易成本就会很高。但排污权从其自然属性、市场属性和社会属性来分析, 均不具备有效产权的特性。

3.2 较高的政府管理成本和交易费用

为确定企业排污量, 施加管理措施, 政府需要对企业的排污量进行经常性的监测, 势必增加政府的管理成本。同时,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政府相关机构很难根据所掌握的现有资料确定各污染企业的实际排污情况, 所以也就难以有效地在各污染企业间分配排污许可。

3.3 排污权的价格信号失真

目前许多环境资源作为公共财产, 有的没有市场价格而游离于市场之外, 有的定价太低或有补贴导致价格扭曲。环境污染往往具有潜在性、渐进性、后发性和长期性, 从而导致市场价格信号的滞后性和局限性, 导致排污权与收取的费用并不等值, 难以发挥排污收费的经济杠杆作用。

3.4 环保技术及基础障碍

目前受环境科学技术的限制, 加之污染的流动性、外部不经济性、影响的长远性等特性, 难以对环境的受害程度进行精确量化的信息处理, 使得产权交易的合理性、科学性受到极大的限制, 给产权交易的实际管理与操作带来难度。而一些环境问题如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及敏感地区的环境问题, 必须按严格的环境法规来管理, 不存在市场交易的可能性。

3.5 现行管理体制的局限

目前环保法律法规尚没有明确排污交易的合法性, 缺少强有力的支撑;代为国家行使排污权的管理部门也没有明确;排污产权的评估、咨询等中介机构也未建立, 排污权交易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 执法机制也存在缺失;环境资源的市场发育也不健全。

4排污权交易政策建议

4.1 明确排污权, 建立和完善环保产权制度

我国排污权的权属关系不清晰, 表现为排污权的占有主体不明, 使用主体不清, 处置缺乏规范化的制度。排污权制度建设的目标应是:所有权“一元化”, 使用权“多元化”和处置权“规范化”。所有权“一元化”指排污权的主体是国家, 由国家委托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来行使所有权。使用权“多元化”是指为了实现环境资源的合理流转, 应该允许多钟经济成份的竞争经营, 实现多元化格局。排污权处置权的“规范化”指, 必须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的约束, 规定排污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正确处置排污权。

4.2 促进排污权交易的的合法化,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对能否进行排污交易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规定, 只是在排污许可证制度中有相关条款, 亟需在法律法规上作出明确规定, 对排污权交易的各个环节做出细化规定, 使得排污权交易有法可依。

4.3 改革排污权初始分配方案, 充分引入市场机制

初始分配获得的排污指标数量多, 就意味着额外获得了一笔资金投入, 会导致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竞争地位不平等的矛盾。虽然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讲, 任何排污企业都没有损失, 也没有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 但对单个微观主体来讲, 其效益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应当改革排污权初始分配方案, 改分配为拍卖或招标, 使得排污权分布趋于合理。

4.4 降低管理费用, 激活排污权交易

交易费用在排污权交易过程中非常敏感。排污权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直接动因是获得利益, 如果存在交易成本, 就会对交易产生压抑作用, 整个交易体系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甚至造成整个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成交萎缩。

4.5 通过中介机构实现排污权交易社会化

通过建立社会化的中介组织, 并培育其成为排污权交易的专业服务机构, 为排污交易主体提供必要的交易信息, 消除交易障碍。建设排污权要素市场, 调动和激发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完善环境金融市场, 仿效银行的经营模式, 使得排污权在交易的同时可以存贷, 逐步实现排污权交易社会化。

4.6 制订促进排污权交易的激励政策

排污权交易的买方由于超标排污, 面临无法正常生产或严重处罚, 交易愿望非常迫切;而排污权交易的卖方, 如果不是面临强烈的资金需求, 很有可能待价而沽, 因为排污指标的价格有可能会因为某些环保考核而上涨, 所以通常并不急于出售。这就造成买卖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甚至无法交易。因此, 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应该从政策层面加以引导和扶持, 在交易不活跃时积极向排污单位购买富余排污权, 以保护其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对积极出售富余排污权的排污单位, 政府可以保证在其重新需要增加排污指标时优先向其提供并给予优惠等。

4.7 根据区域总量控制目标合理界定排污权交易对象

从理论上讲, 要充分发挥排污权交易的作用, 最大限度优化环境资源配置、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就需要尽可能大地扩大排污权交易对象。但是, 排污权交易对象的增加又会增加政府的工作量和交易成本, 对于政策法规的要求也会增加, 因此, 必须充分调研区域环境容量, 进行科学的评价与计算, 测算出一个控制区域的最大污染物排放允许量, 计算出区域所需削减的污染物总量, 并将削减总量分解到本区域各个企业, 确定各个企业的总量控制目标, 并据此确定排污权交易对象范围。

4.8 积极发挥政府在排污权交易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政府必须对排污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管理。 (1) 要采用经济杠杆作用, 降低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如根据区域环境容量, 适时征收“交易税”, “交易税”可以是现金, 也可以是一定数量的排污权, 从而达到最终减少排污的作用。 (2) 要重视破产兼并企业排污权处置。在排污单位破产或被兼并时, 无论其排污权最初是如何获得的, 政府应鼓励排污权作为企业资产进入破产或兼并程序, 而不是无偿处置。 (3)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难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时, 政府必须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等行政手段进行有效调节, 确保环境质量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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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小龙.论排污权交易在我国的运行———在经济激励政策的背景下[J].中国经贸导刊, 2009 (21) .

[7]魏琦, 刘亚卓.我国实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障碍及对策[J].商业时代, 2006 (24) .

交易政策 篇2

一、交易安排

交易时间  品种  数量(万吨)  标的.年份及分布(万吨)

7月15日(星期五)  大豆  30.04  2010年产：内蒙古8.66、黑龙江3.38  2012年产：内蒙古4.00、辽宁4.00、黑龙江8.00、河南2.00

具体交易的品种、数量及调整变化情况等，详见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网站即时交易公告、交易清单。

二、保证金

国家临时存储大豆保证金为220元/吨(履约保证金200元/吨、交易保证金20元/吨)。买方预交的保证金按规定扣除手续费后可转作货款。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现已启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在线电子结算方式。请参与交易的会员提前登录全国粮食统一竞价交易系统客户端，做

好交易资金电子结算准备工作，应提前一个工作日(16:00点前)通过开户银行网银、柜台等办理汇款业务(县级以下农信社等地方银行须提前2个工作日)，有足额的资金保证交易。

汇款时务必使用在交易市场注册时关联的绑定账户，否则将会影响资金实时到帐。汇款后请及时确认资金是否到账，如遇到问题，请致电国家粮食交易中心：010-63906701(财务)、63906791(交易)或当地注册市场。

收款人名称:国家粮食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开户银行:

账号:

2、开户银行:

账号:

3、开户银行：

账号:

三、交易资格

买方为自愿报名参加的国内具有粮油经营资格的企业(经营者)。应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建立粮食统计台账，履行报送粮食流通统计报表义务。买方竞买国家临时存储大豆涉及货款，必须由买方直接支付，不得由其他企业或个人垫付、代付。承储库点(包括承贷库和实际储存库点)不允许直接或间接购买本库储存的国家临时存储大豆。中央储备粮直属库(企业)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竞买，也不得安排其监管的地方承储库点之间互相购买。

四、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活动采取竞价交易方式，通过现场和网上对委托标的依次按交易节进行交易。交易会员可通过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网站，自行选择电信或联通入口远程登录全国粮食统一竞价交易平台交易，也可到省级粮食交易中心现场交易。

五、质量标准及损耗约定

大豆具体质量指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对水分、杂质等与规定有差异的，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国粮发〔2010〕178号)第4.2.1、4.2.2等款规定执行。为便于验收核算，以国标规定的标准水分、杂质作为结算标准数量(即按竞价销售成交价结算货款的数量)，实际出库粮食水分、杂质等高于或低于国标规定标准的，要在实际出库粮食数量基础上实行增减量的办法确定结算标准数量。

六、其它

《粮食竞价销售交易规则》《交易授权书》《粮食竞价交易购销合同》《会员权利与义务确认书》等有关资料见国家粮食交易中心网站。

国家粮食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

交易政策 篇3

2008年8月以来,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成立了全国性的环境权益交易所。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平台可以为排放权交易的实施提供实践经验,而有关总量控制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国家法律法规的出台是启动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关键所在。

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国际气候合作历史上的里程碑。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规定在2010年之前,所有发达国家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六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并确立了三种新的灵活机制:排放权交易(Emissions Trading, ET)、联合执行(Joint Implementation, JI)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京都议定书》之后,发达国家相继成立碳排放交易所,发展中国家也借助清洁发展机制,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碳市场。

欧盟和美国是碳排放交易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案例。美国虽然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但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了积极的排放权交易实践,并且建立了全球第一家自愿联合的碳排放权交易所;而欧洲气候交易所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碳排放权交易场所。美国和欧盟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美国碳排放交易:

可交易许可证及环境金融衍生品等经验

美国是最早开始进行可交易许可证实践的国家。1976年,美国开始试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上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是美国排放权交易的初始阶段。该阶段排放权交易仅在部分地区进行,涉及多种污染物,交易形式包括“汽泡”、“补偿”、“银行”、“容量节余”等政策。

第二个阶段以199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第四修正案及“酸雨计划”为标志,实施至今。该修正案计划在10年内消减一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实施效果好于预期,治理污染的费用节约了30亿美元。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的成功实践为美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目前碳排放的交易主要通过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为主的自愿性“总量与控制”手段和以“区域温室气体计划”(RGGI)为主的强制性“总量与控制”手段加以实施。

2003年1月,全球第一家涵盖全部六种温室气体、跨国、跨行业的排放权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正式挂牌营业。首批13个会员自愿但合法地订立了承诺义务,以达到年度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2006年结束的第一阶段,各成员实际减排1亿8千万吨,比规定的4%多完成了8%,效果非常显著。

2005年,CCX创办了欧洲气候交易所(ECX);同年创办了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该交易所提供减排配额和其他环境产品的标准化期权期货合同,是全球第一家环境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2006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被气候交易集团公司(Climate Exchange Plc)接手。到目前为止,CCX已发展会员400多名,2008年碳金融工具(CFI)现货市场容量比2004年翻了20余倍。

区域温室气体行动计划(RGGI)是美国第一个强制性的二氧化碳减排交易市场项目,是美国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10个州为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制定的合作计划。该计划首先在能源行业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且要求成员在2018年至少减少10%的排放量。RGGI由参加协议的10个州各自的二氧化碳交易项目组成。这10个项目均在各州规章和RGGI规则的基础上执行,并且通过二氧化碳配额的互惠而相互联系。受管制的发电厂可以使用成员中任何一个州签发的二氧化碳配额来遵守RGGI协议。这样,这10个州的项目就联合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

配额限制、场外交易等法律经验

欧盟的排放权交易实践是通过“排放权交易计划”(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TS,下文简称EU ETS) 开展的。2003年6月,欧盟立法委员会通过了“排放权交易计划”指令,对工业界排放温室气体设立限额,并且拟创立全球第一个国际性的排放权交易市场。

EU ETS于2005年1月1日启动试验阶段,该阶段于2007年12月31日结束,共有21个欧盟成员国参加。根据“总量控制、负担均分”的原则,欧盟规定至少将95%的配额(EUA)免费分给企业,剩余5%配额采取竞拍的方式。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超标1吨,将被处以40欧元的罚款。

2008年至2012年是正式实施阶段。市场规模通过与JI和CDM项目的接通而扩大到欧盟以外的国家,会员国所释出的排污权有90%必须免费分配给各厂,罚款额涨至100欧元/吨, 并将航空业纳入排放权交易方案。

欧盟排放权交易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引以为鉴。例如2005年EU ETS的试运行阶段中,就因先前各国已签发了过多的排放许可证,从而企业缺乏减排动力。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政策分析家Oliver Rapf. 就表示,这种行为将导致二氧化碳市场碳信用通胀。在正在实施的第二阶段中,欧盟就明显加紧了配额的限制。

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目前已成为最大的商业化碳交易机制,主要在欧洲气候交易所(ECX)交易,交易对象为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期货合同,即EUA。EUAs期权于2006年10月开始交易。2008年,ECX又引进了特许排放权(CERs)的期货和期权交易。ECX的碳交易合同都是通过洲际交易所欧洲期货分所(ICE Future Europe)的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的。

截至2009年4月,ECX已经拥有100家商业企业会员。同时,全球数千交易者还通过银行和券商在ICE进行ECX产品的交易。ECX自成立以来,交易总量增长显著,仅2007年至2008年一年间,碳市场总市值就翻了一倍多,从2007年的4000万欧元增加到2008年的9000万欧元。但是价格波动剧烈,从市场启动时每吨EUA低于10欧元开始,2007年7月,EUA价格一度达到29欧元左右,大部分时间都在20欧元以上。

我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熟

需要全国性“限量-交易”体系

2008年8月5日,北京环境交易所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分别在京、沪两地同时挂牌成立,是中国率先建立的国家级环境权益交易机构。仅仅一个多月以后,由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三方出资设立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于9月25日在天津成立,为全国第一家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机构。2009年3月27日,华中地区第一家环境资源交易机构——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在武汉成立。

然而,中国新兴的排放权交易市场离碳排放市场还有一段距离,目前尚在进行一些技术项目和节能项目的交易,并为未来向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过渡做积极的准备。

中国须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

《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灵活的机制帮助缔约国完成减排目标,CDM项目将暂时不用承担减排义务的中国和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联系起来。在《京都议定书》创建的国际气候合作框架下,中国有必要着手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首先,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是应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压力的需要。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中暂时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但是近年来,中国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有关研究表明,中国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已超过全球总量的1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排放国。因此,积极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亦是为将来更有效率地承担减排义务,更好地融入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做准备。

其次,发展排放权交易市场是顺应趋势和抓住机遇的需要。CDM项目的发展不仅仅是参与CDM项目的企业获得技术和资金的难得机会,更可以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带来收益和经验。中国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对特许排放权(CERs)收益征税的国家,税收中绝大部分都用于资助进一步的CDM项目、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和缓解气候变化技术的研发工作。

再次,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是中国提升国际气候合作地位的需要。现实中,CDM市场和欧盟市场并不存在充分的流动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是CERs的主要出售者,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在国际市场上任意售卖。相反,国际买家拿到中国的减排额度却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获取利润。

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可以利用其价格发现作用,为中国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上谋求定价话语权,从而可以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谈判能力和地位。

全国性“限量——交易”体系需政策推动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创始人Richard L. Sandor曾经总结,一个成熟的市场一般要经历七个演化过程:第一,对资本的需求被一个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所创造;第二,形成对一种商品(或证券)的统一标准;第三,发展一种法律手段以明晰产权关系;第四,该商品(或证券)的非正式现货市场和远期市场的发展,以交易所有权的“收据”;第五,证券和商品交易所的出现;第六,该商品(或证券)有组织的期货和期权市场的诞生;第七,场外交易市场的繁荣和交易工具的解构。

欧洲和美国的碳市场都已经完整地经历了这七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交易市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形成,排放权交易也属于起步阶段。

我国新近成立的排放权交易所交易内容优先为排污交易和技术交易。据悉,北京环交所业务将分四个梯次展开:第一个梯次是节能减排与环保的技术交易;第二个梯次是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交易;第三个梯次是节能量指标交易;最后一个梯次才是备受关注的碳排放交易。实际上,目前只有第一、二梯次的业务内容具备政策条件,后两个梯次的业务内容还在于研究和准备阶段。

政策条件不成熟是排放权交易尚不能进行的主要阻力。中国尚未建立起全国性的“限量-交易”(cap-and-trade)体系,缺乏总量控制和初始排放权分配的具体政策,各环境交易所还没有开展排放权交易的政策基础。2008年12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就与拟引进碳交易的香港交易所签署合作协议,将在碳交易合约设计上助港交所一臂之力。

通过考察欧美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演进,或许可以勾勒出中国碳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方面,新近成立的交易市场要为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化运作积累充足的实战经验;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完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技术以及减排潜力的计算。最终,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启动还有待国家适时颁布相关政策,规定减排总量、时间限度和初始排放权的获取方案。可以预见,在形成全面有序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和繁荣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之前,中国将在碳排放权现货市场阶段经历较长的实验和积累阶段。

试论二手房交易“营改增”政策 篇4

一、土地成本的进项抵扣

房地产经济企业获取更高的经济成本重要因素就是购买土地的成本, 土地成本占据房地产开发中经济成本的三分之一以上。调整后的“营改增”政策, 在对于税收统计的方式一般为, 房地产土地购买的增值税票据能够抵扣企业进项税额。房地产企业在从政府部门中购买土地后, 政府部门会向房地产企业提供政府资金收据, 并不适用增值税专业发票开具。但是这种收据在出现任何问题后房地产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经济损失, 房地产企业发展一定会受到一定影响。笔者对于房地产行业分析中认为, 处于房地产行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 在调整二手房交易”营改增“政策中, 必须考虑房地产行业土地进项抵扣, 防范房地产企业在土地成本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政府部门可以调整原有的土地出售票据, 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土地出售的情况开具增值税专业票据, 这样房地产行业在购买土地中就能够拥有完成的土地购买票据。

2.在不改变现有的土地出售票据的情况下, 房地产所缴纳的税率适当调整, 保证房地产行业经济利益。

3.调整土地出售中资金出让环节费用收取。出售土地资金流程转变为房地产行业销售环境, 政府部门在房地产行业销售房屋中收取一定事业性收费, 房地产企业代替政府部门首先收取该部分资金[1]。

二、政府性收费项目的进项抵扣

房地产除了在向政府部门购买土地中需要交纳资金以外, 政府部门还有一些政府性的收费环节, 例如房地产企业在开放房地产中需要将政府部门交纳土地交易手续费等, 。在二手房交易“营改增”政策落实后, 首先从政府部门角度对政府收费项目分析, 考虑是否可以使用部分政府性收费项目替代进项税额。在解决抵扣问题方面, 需要深入了解抵扣问题。笔者在对于抵扣问题分析中, 政府向房地产企业征收政府性收费项目其实与房地产企业向政府部门交纳土地购买成本的性质基本一样, 抵扣进项税额中可以首先借鉴土地购买中经济成本进项抵扣的形式[2]。

三、拆迁补偿费的进项抵扣

拆迁补偿费在审核方面较为复杂, 尤其我国现代化建设中, 城市废旧房屋整改工程数量逐渐增加。房地产在废旧房屋改建中需要将为个人或者单位提供一笔房屋拆迁补偿费用。原有的“营业税”缴纳中曾经明确规定, 房地产企业在为个人或者单位提供拆迁补偿中, 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提供资金数量, 房地产企业所使用提供的房屋拆迁补偿费可以与政府部门拆迁补偿费一样, 不需要缴纳任何营业税, 仅仅需要支付给个人或者政府部门拆迁补偿费。“营改增”政策在落实后, 房地产企业如果不继续缴纳增值税, 这就表示房地产企业没有办法在获得增值税票据, 不能够使用增值税票据来抵扣进项税额。房地产企业在为个人或者单位提供拆迁补偿费中, 费用数额几乎占据了房地产企业在土地购买中的全部资金数量, 房地产企业在为个人或者单位提供拆迁补偿费中并不需要向政府提交任何申请, 政府部门也不会为房地产企业开具任何收据。房地产企业如果没有增值税票据, 就需要抵扣拆迁补偿费, 对于房地产经济效益影响严重。拆迁补偿费的进项抵扣与土地购买成本进项抵扣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房地产行业不仅仅无法获得增值税票据, 也无法得到政府部门开具的任何收据。

笔者根据这种情况建议, 政府部门应该简化房屋拆迁补偿费的进项抵扣办理环节。房地产企业也可以根据两种形式为个人或者单位提供拆迁补偿费, 分别中不征税的资金补偿及实物性补偿、征税的资金补偿及实物补偿。这两种补偿方式可以根据政府部门对税收抵扣方式相对应调整。政府部门在对拆迁补偿费用抵扣中, 还应该增加对土地出售环节的监管强度, 规范房地产企业在房屋规划中行为, 为房地产企业提供相对简洁的土地开发环境, 防治房地产企业与个人或者单位在拆迁补偿费用方面的争执, 为房地产行业缴纳增值税提供良好的基础[3]。

四、甲供材的进项抵扣

政府部门在调整“营改增”政策中, 房地产行业在甲供材进项抵扣方面影响最为严重。“营改增”政策调整后, 房地产企业在购买建筑材料中一定会增加建筑材料行业及房地产行业进项税额的数量, 同时甲供材税收也是政府部门向房地产行业及建筑材料行业征收政府性税收的主要来源, 房地产行业及建筑材料行业在发展中可能激化双方矛盾。政府部门在调整“营改增”政策中明确规定, 建筑材料行业在需要交纳11%的税收, 对于房地产行业交纳的使用税率还有制定详细, 部分研究学者认为建筑材料行业制定11%的使用税率与现阶段的建筑材料行业发展较为吻合, 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学者认为对建筑材料行业发展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无论怎样讲, 建筑材料行业能够将进项税率抵扣, 对于建筑材料行业发展有着显著推动作用[4]。

我国在建筑材料行业相关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 房地产行业在对于建筑工程招标中, 工程承包单位需要根据房地产企业工程建设标准施工, 在房地产企业工程施工方案中, 工程承包单位需要将房地产企业缴纳部分保证金。房地产企业在将建设工程向外承包中, 不可以将工程建设分解, 工程承包单位需要负责工程建设勘查及设计等环境, 工程承包单位在承包整个工程后, 也不可以将工程分解为多个环节, 在承包给多个工程承包单位。我国对于房地产企业与工程承包单位之间合同内容有着明确要求, 就是说房地产企业与工程承包单位需要将整个工程建设责任负担起来, 施工中出现的安全事件需要有明确负责人。甲供材的进项抵扣方案与国家对于建筑行业法律文件要求并不违反因此可以实施甲供材的进项抵扣。

笔者对于甲供材对于房地产行业及建筑材料行业分析中, 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甲供材税收抵扣, 房地产在工程项目开发中也可以使用甲供材税收抵扣, 但是适用税率制定要比建筑材料行业交纳的适用税率要高;另一方面就是房地产可以将甲供材以市场价位转让建筑材料企业[5]。

五、利息的进项抵扣

房地产企业在工程开发中, 需要大量资金流动, 会产生利息支出。从房地产利息支出角度对于“营改增”政策分析, 房地产行业必须参考金融行业“营改增”行业制定, 拓宽房地产企业融资途径。现阶段, 房地产企业在融资中主要对象为银行及财务公司, 主要融资形式为借款与股权融资。笔者对于房地产融资途径分析后认为, 房地产在向银行或者财务公司借款中, 可以通过金融行业开具增值税发票, 将政府无法开具增值税收据难题客服。政府在对于增值税管理中, 应该为房地产企业融资实施混合性债券管理方式, 保证房地产企业能够获得增值税票据[6]。

六、预售收入的税款预征

现阶段, 营业税收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 房地产企业预售收入需要向政府部门交纳营业税。但是在“营改增”政策调整后, 房地产企业是否还需要向政府部门交纳营业税对于房地产行业具有较大的影响。房地产行业在房屋预售环节中, 能够回收房地产企业在工程建设中的经济成本, 保证房地产企业经济利益。在各阶段交纳税收的形式为一般税收方式, 交纳资金数量是在销售资金减去进项资金的基础上交纳税收, 房地产企业在短时间内会出现税收压力, 资金流动性降低。但是伴随着房地产行业在后期经济利益的降低, 经济成本增加, 在税收方面的交纳压力显著下降。笔者对于房地产行业交纳预售收入税款中情况分析认为, 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与房地产企业对于交纳税务压力有着直接性关联, 政府部门为了能够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应该适当调整房地产企业在预售收入税款交纳的形式[7]。

政府部门在对于房地产企业预售收入税款征收中主要从两个角度分析, 分别是税款征收比例与房地产行业工程建设特点。政府部门在对于房地产预售收入税款征收中, 所制定的征收比例不应过高, 如果政府部门将预售收入税款征收比例制定过高, 将严重影响房地产发展, 但是如果制定过低, 还有可以无法规范房地产企业经济建设行为。因此一定要合理设定对于房地产企业预售收入税款征收。房地产企业在开发中主要就是对于工程项目的开发, 在工程项目开发完毕后, 证明房地产企业工作也完毕。但是房地产企业在工程项目开发中, 容易出现成本支出与收入无法同时保证的情况。政府部门如果根据房地产企业在工程项目开发中支出的资金数额开审核预售收入, 就有可能增加房地产企业增值税数额[8]。

七、结论

调整后的二手房交易“营改增”政策, 政府部门应该根据政策调整后对于房地产企业发展影响制定相对应的管理方案, 例如降低个人或者单位在转让不动产中的经济收入。调整税收政策, 对于房地产行业发展具有调节性作用, 政策在初步落实中可以在制度上存在一定缺陷, 但是伴随着政府部门与房地产企业的共同完善, 能够将存在缺陷的“营改增”政策完善, 在保证房地产企业经济效益情况下增加国家税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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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蕊红.二手房交易“营改增”政策终于落地[J].上海房地, 2016, (05)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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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邢力.二手房交易改收增值税之后, 税费会增加吗[J].决策探索 (上半月) , 2016, (05) :38~39.

[5]严荣, 颜莉, 江莉.“营改增”对上海房地产业的影响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 2015, (12) :87~96.

[6]2016年营改增细则:不动产纳入抵扣二手房交易政策平移[J].财会学习, 2016, (06) :4~5.

[7]贾康, 梁季.我国地方税体系的现实选择:一个总体架构[J].改革, 2014, (07) :57~65.

2012年二手房交易的税费政策 篇5

www.nlnw.net 2012年二手房交易的税费政策

2012年二手房交易的税费政策

一、什么是二手房? 答：二手房通常是指个人购买的新竣工的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或单位自建住房及房改房，在办完产权后，在二级市场上合法交易买卖的住房。它是房地产产权交易二级市场的俗称。经过一手买卖之后再行上市的房屋均可称之为二手房。

二、什么叫住房、普通住房、非普通住房? 答：个人购买用于居住的房屋叫住房，用于生产经营的房屋叫非住房。住房包括普通住房、非普通住房，我省对普通住房规定以下标准：

江苏省建设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国土资源厅、人行南京分行、物价局、地税局、江苏银监局八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1)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1.0以上，(2)单套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江苏省将单套建筑面积向上最大浮动了20%，将普通住房的单套建筑面积定义为144平方米以下，(3)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住房平均交易价格1.2倍以下(江苏省向上浮动比例不超过20%)。

住房平均交易价格，是指：报告期内同级别土地上住房交易的平均价格，经加权平均后形成的住房综合平均价格。由市、县房地产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测算，报当地人民政府确定，每半年公布一次。

以上条件只要其中有一个不符合，就不是普通住房，超过此标准的即非普通住房。三、二手房交易涉及的契税

1、什么是契税? 契税是指在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时,国家按照当事人双方签订合同契约,以及所确定价格的一定比例,向承受权属者一次性征收的一种行为税。

2、契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哪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具体包括：

(1)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2)个体经营者、城乡居民个人及其他自然人;(3)港澳居民、华侨和台湾同胞;(4)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外国驻华机构和外国公民。

3、契税的征收对象包括哪些? 以下列方式转移土地、房屋的行为;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2、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出售、赠与、交换;

3、房屋买卖、房屋赠与、房屋交换。

4、契税的税率是怎样规定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和《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办法》规定：凡1997年10月1日前发生房屋权属转移行为的契税税率为6%;1997年10月1日以后发生的土地、房屋权属转移行为，契税税率为4%;个人于1999年8月1日以后购买自住普通住宅的契税税率暂减为2%征收，其它房屋转移行为的税率为4%。

5、二手房交易涉及缴纳契税的计税依据如何确定? 新趋势房贷网

www.nlnw.net(1)、房屋买卖。为成交价格;成交价格为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价格。包括承受者应交付的货币、实物、无形资产或者其他经济利益。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并且无正当理由的，或者所交换房屋价格的差额明显不合理并且无正当理由的，由契税征收机关参照市场价格核定，(2)、房屋赠与。即房屋所有者将其房屋无偿转让给受赠者的行为。由契税征收机关参照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核定。

(3)、房屋交换。即房屋所有者之司相互交换房屋的行为。

房屋交换，交换价格不相等的，由多交付货币、实物、无形资产或者其他经济利益的一方缴纳税款。交换价格相等的，免征契税。

6、个人继承不动产是否征收契税? 国税函[2004]1036号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土地、房屋权属，不征契税。

国外电子交易税收政策比较及启示 篇6

一、电子交易税背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提出, 对所有的外汇交易征收比例很小的税金, 这种以货币流量征税的理论被称为托宾税。虽然它解决了电子交易征税对象, 但是货币流的存在并不一定就伴随着交易的进行, 而且数额相等的现金流所对应交易的性质也会各不相同。1994年, 加拿大经济学家卢·苏尔特 (lue.suoete) 和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 (Auhur Cordell) 共同提出了比特税 (bit tax) 概念, 他们认为, 电子交易行为已经开始侵蚀税基,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带来极大的影响, 因此必须对电子交易课税。它的纳税基础是网络的数据流量征税, 但是目前来说不太现实。1998年Richard.L.Doernberg教授试图在收入来源国和销售居住国之间的征税权寻求一种平衡关系, 也就是预提税方案, 它适用于任何支付款项, 但是却没有考虑交易双方所付出的成本, 因此并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2004年, Jenny.E.Ligthart从消费税的角度对电子交易课税作出了分析, 他认为大多数国家的消费税政策是针对商人销售产品给居住在附近的居民, 跨境电子交易的出现使传统的消费税无法监管, 各国面临税收损失。

二、各国的电子交易税收政策

(一) 美国。

在对电子交易的征税问题上, 美国政府大力呼吁把电子商务领域建立成为免税区, 并在1997年7月1日和1998年分别颁布了《全球电子商业构架》以及《互联网免税法案》, 分别规定了电子商务征税的原则和三年的免税期, 在此期间, 各级政府不得“开征针对电子商务的多重税收或歧视性税收”, 也不得对“互联网接入服务”开征新税。

美国之所以主张电子交易免税, 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电子商务应用以及网络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 出于占领未来经济制高点的根本目的, 美国政府积极推行其电子商务免税的政策, 体现了它的全球经济战略, 但是这一政策却遭到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 因此美国被迫将电子网络供应消费者的数字化产品视为劳务销售, 征收间接税, 并明确规定了征收间接税 (主要是增值税) 的范围。

美国各州在电子交易的课税问题上自发成立了销售税简化计划, 旨在通过简化税制、统一各州税率, 避免跨州交易双重征税, 以降低其征税成本。由于美国的销售税是在交易发生地征税, 为了解决居民从外州购买产品到本州使用的情况而开征使用税, 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二者的效果是相同的。随着电子交易的发展, 美国各州对本州外卖方征税的意图日益明显, 因此, 虽然美国政府在国际上积极推动互联网免税法案, 但国内各州却在为电子交易征税做积极的准备。

(二) 欧盟。

同美国积极推动电子交易免税的做法不同, 欧盟国家把电子交易税看作是一种新的税源。2003年7月1日, 欧洲联盟 (EU) 开始要求美国和其他非欧盟国家客户支付依据销售数字交付的货物和服务税, 即增值税。该税法适用于依靠一般的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网络的电子工作 (数字传输) , 加上宽阵列的信息服务。美国和其他非欧盟企业必须在一个欧盟国家注册, 支付的增值税率适用于每一个国家的客户。相比之下, 欧盟公司则按照他们所在国家的单一税率纳税。

欧盟数字交易的征税引起了美国的一些税收政策问题。这些税收政策包括数字交易的税收, 欧盟与非欧盟企业不平等的税收, 高税收遵从成本, 欧盟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关于电子商务税收多边讨论, 以及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的可能性。这要求外国公司根据客户居住国类似国内的问题, 以多税率处理关于销售税的问题, 提出暂停互联网交易税的政策, 以及可能要求美国卖家在客户所居住州的基础上征收州际销售税。

与美国相比, 欧盟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显得相对保守, 对免征关税问题也较为慎重, 究其原因, 一是欧盟中有15个成员国普遍征收增值税, 收入大约占其总税收收入的20%, 占欧洲预算的44%;二是欧盟之所以不认同电子交易免税方案, 主要是因为对电子交易实行免税政策意味着将电子交易带来的利益拱手让给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美国商会以及欧盟委员会一致认为, 欧盟的新税收政策, 可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先例。

(三) 加拿大。

加拿大一直是讨论网络和电子交易税收的积极参与者, 并且在1998年4月30日成立了包括私人和政府成员组成的电子商务咨询委员会, 目的在于:第一, 审查电子商务在国内和国际的发展趋势;第二, 确认电子商务在未来使用的增长潜力;第三, 确认这些趋势和税收, 并遵从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影响, 以及相关的风险;第四, 借鉴在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检查方法;第五, 推荐加拿大税务机关应考虑确定的税收趋势、风险和国际做法, 以确保遵守的政策能有效实施。

在加拿大有大量的与电子交易税收相关的其他问题有待解决, 包括:审计鉴证;税种执法和征收;账簿和数据记录;避税方面, 特别是通过电子传输现金来进行避税。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研究, 并且加拿大各省要定义它们的含义。

电子商务交易显然将成为处理业务的一个普遍方法。加拿大政府需要调整或修改现有的法律来规范这些交易, 希望参与交易的企业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指导, 以用来遵守它们在交易中所适用的应用程序规则。

(四) 发展中国家。

随着电子交易的迅猛发展,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对美国的免税政策存有戒心, 并主张对电子商务 (电子数据产品) 征收关税。因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免税政策意味着大幅度缩小税基, 加大税收流失, 削弱财政实力, 导致他们在国际电子商务活动中蒙受更多的税收损失, 从而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1999年12月, WTO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会议上,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没有一个国家表示对电子商务交易免征销售税 (增值税) , 均反对美国的“对电子网上交易永久性延期免税的提案”。

三、对我国电子交易税规范的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电子商务交易活动日益频繁, 电子商务税收政策与税收管理越发重要。但是, 我国目前对电子商务税收政策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还没有较权威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和具体的法规。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到相关法律环境建设、网上支付体系、配送服务体系以及经营者内部信息系统的建设等问题。根据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应制定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相关对策。

(一) 实施公平、公正的税收政策。

我国应制订积极、稳妥的税收政策, 保持税收中性的原则, 不能使税收政策对不同商务活动形式造成歧视, 更不能由于征税阻碍电子商务活动的发展、限制网上交易, 不应区分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一般交易取得, 对相类似的经营收入在税收上应公平对待。

(二) 实施鼓励、支持的税收政策。

电子商务的应用推广将给我国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我国正处于电子商务的发展阶段, 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要突出体现鼓励、支持的原则, 制定的税收政策和法规应有利于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而不是忽视和限制其发展。

(三) 实施协调、配套的税收政策。

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合同、电子商务支付规则以及网上知识产权保护、安全和标准等方面亟需规范。但是, 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独立进行, 必须融入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建设的大环境中去考虑。制定税收政策、法规时要与其他法规相互联系、相互协调, 同时要考虑国际上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税收协定。

(四) 培养高素质的税收管理队伍。

电子商务税收管理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为此, 应加强对现有电子交易税收管理人员的培训, 一是要掌握电子商务活动的特点, 提高征管工作效率;二是要掌握电子商务活动相关的电子计算机设备, 使其更好地为电子商务税收工作服务;三是掌握国内、国际税收法规, 在征管工作中做到依法办事、依率计征、执法准确, 以促进电子商务活动的有序发展。

(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

交易政策 篇7

一、排污权交易制度

排污权交易是当前受到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它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 并首先被美国国家环保局 (EPA) 用于大气污染源及河流污染源的管理, 而后相继被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延用。我国目前在大气污染控制方面也推行着排污许可证的试点工作。

排污权交易是在满足环境要求的条件下, 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即排污权, 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被买入和卖出, 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其一般的做法是:先由环境部门评估某地区的环境容量, 再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 并将其分解为若干规定的排放量, 即排污权。而掌握这些权利的分配的是政府, 政府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分配如公开竞价拍卖, 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 并允许这种权力像其他商品一样在排污交易上自由买卖, 以此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在排污权市场上, 排污者根据其自身利益自主决定其污染程度, 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污权,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可以在购买排污权、自行治理污染和出售排污权之间进行选择。

二、排污权交易的政策效益分析

目前中国在污染者负担原则下实施排污权交易的环境经济政策, 其本身在一定的现实约束下, 无论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还是在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意识下都存在着矛盾冲突。排污权交易存在着带来地区环境污染隐形转嫁的可能, 且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一) 排污权交易不是一种真正的市场交易机制

由于排污权在分配时采用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方式, 而在中国大多采用的是无偿分配的方式发放排污许可证, 这样的分配与它运用市场机制的初衷相冲突。既然可以买卖, 且从长期来看其价格呈上升趋势, 就会存在着炒卖的行为, 甚至出现通过垄断而牟取暴利的现象, 这就大大违背了环境政策本身的初衷。此外, 一些政府部门往往不会放弃可以从中获得的交易利益, 强力干预到排污权交易过程中, 甚至出现以政代企的行为。政府过多的参与势必会影响到排污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开。

(二) 排污权交易存在带来地区环境污染隐形转嫁的可能

排污权交易理论认为:总量控制是排污权交易的基础。它有利于以低沉本、高效益实现全球环境中污染物浓度和数量的减少。但是该理论却忽略了以下基本问题:其一, 交换行为是在排污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善作用;其二, 现实社会已经拥有对环境更为有利高效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 却又要在污染严重的地区买进新的排污权, 增加当地的污染物总量, 这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污染转嫁;其三, 排污权交易其实是通过模拟市场来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 污染者在进行商品出售时常把污染税转嫁给消费者, 让其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 牺牲其合理的生存机会, 这本身便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三) 排污权交易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一, 排污权交易未能赋予交易主体所在区域的公众平等的生存机会和享有良好生活环境的权利, 这明显不符合代内公平的理念;第二, 买入排污权交易的企业为完成生产任务而不惜增加环境成本, 其生产达标又是以一定的污染排放为代价, 这无疑加重了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第三, 排污权交易的环境影响并非仅仅限于交易两地。由于环境因素的可流动性, 买方增加的环境污染成本在计算和监测上的质量和准确性就值得推敲了, 其污染成本可以隐形地使临近地区成为环境污染的担负者。

(四) 总量控制下的排污权交易有着更深层次的意识冲突

首先, 虽然排污权交易并不是完全由私人支配, 但企业在面对市场力量做出的反应往往只考虑利润的最大化。当排污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后, 如果治污代价大于购买指标费用, 企业为达到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宁可花较少的钱来购买排污指标, 而不愿花较多的钱来推行清洁生产。其次, 排污权交易虽然可以促进企业在初始采用先进生产工艺与设备,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节约使用排污权, 但是当社会节约下来的排污权到达一定程度时, 这些自发性的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便会放弃节约污染物的排放, 更可能出现多个储备污染权的企业同时增加排污量, 那么就会造成污染总量失去控制。最后, 排污权交易并不一定能从根本上抑制企业的排污行为。排污者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额度, 推迟或根本不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进行生产工艺创新。任何情况下, 生产商的利益决定其是否主动发起生产技术变革。只要环境状况是这些经济力量短期行为的无意结果, 只要环境状况取决于控制而非预防, 那么环境状况就会受到一种“零和游戏”的制约, 要改善环境状况就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

(五) 政府部门在政策执行与管理上的不到位

综观我国环境资源立法及其实施状况, 我国现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重点不在环境保护, 而是重在经济发展, 在本质上是一种赶超型的可持续发展, 是一种重点在经济发展兼顾环境保护的发展战略。具体来说, 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将环境污染控制在环境与生活最大承受能力的边缘状态。相对于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实质而言, 许多措施是治标不治本, 只是在延续或稀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而且数以百计的环境保护政策缺乏协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环境保护即便是有什么成绩, 那也只不过是某些种类的污染物的排放量稍稍下降罢了, 个别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的成功与环境保护许多方面的失败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实际上, 使用任何控制装置的办法都不可能不让某些污染物进入环境, 而此种活动的持续到头会抵消装置原本的作用。然而如果某污染物被消除或被禁止使用, 则其进入环境的可能性将能永远降为零。如果污染能够得到防止, 那么环境质量就可以与经济活动的增加相兼容;如果污染仅收到控制, 则两者还是会发生冲突。

因此必须寻求企业能在更高层次上防止污染, 使得环境质量可以与经济活动的增加项兼容, 那就是要对我们的生产方式进行创新,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政府应该如何引导和监督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排污权交易的初衷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 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但是, 鼓吹排污权交易的经济性容易导致企业不正常的交易动机, 即花钱购买排污权。因此, 应当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督, 拓展公众参与途径, 真正实现公众参与的环境法的基本制度。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 环境问题多样, 集中了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类型的环境污染。这决定了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是全方位的。同时由于中国目前工业污染严重, 工业生产主要还是粗放型。因此, 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切入点是通过推广企业清洁生产和构建企业间的生态产业链来促进工业污染控制和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例如, 在有关立法中规定建立“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制度”, 要求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规划过程中和企业立项时对可持续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估。通过立法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尽快研究制订清洁生产法, 清洁能源法以及其他重要产业立法, 在制订公司法、市场管理法等重要经济法规时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此外, 采用多种方法加强对企业决策和管理人员的培训, 提高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完善技术市场,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让和推广, 形成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市场有机相连的“一条龙”体系;促进国内地区间、各行业间科研人员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尤其是要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科研人员的交流与合作, 进行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研究;促进科研、教学与产业的交流与协作, 鼓励企业科技进步和科技开发。

参考文献

[1]刘建辉.排污权交易的中国困境.决策, 2006, (1) :30.

[2]王蓉, 张璐, 陈赛.创新环境法学, 共建绿色千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2000年年会综述.法学评论, 2001, (3) :48-51.

[3]Dales J.H.Land, Water and Ownership.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1) :791-804.

[4]马中, Dannie Dudek, 宋国君.排污权交易在中国的实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0.

[5]Karl-Golan Mailer, Jeffrey Vincent.Th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 1999.

交易政策 篇8

近年来, 我国外汇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外汇政策变动频繁, 对银行外汇交易业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结合外汇交易业务审计项目安排, 本文研究我国近年来外汇政策变迁情况。文章从市场需求、同业竞争、监管要求等方面探讨了外汇政策变动对银行代客外汇交易业务的影响, 供有读者参考。

一、外汇政策变化概述

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我国外汇政策不断调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方面, 以简政放权为主线, 将监管重心向事中事后管理转移, 深化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 有效促进了贸易投资便利化;人民币汇率改革方面, 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增强了人民币汇率弹性。

1.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与金融机构相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012年11月21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2]59号) , 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式, 取消和调整部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行政许可项目, 同时要求银行提高办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业务的合规意识, 应严格按照要求, 认真审核相关材料, 办理直接投资项下各项业务, 在办理直接投资项下各类外汇账户的开立和关闭、资金的入账、结汇、购付汇、划转等各项业务当日, 在外管局相关业务系统中即时备案。

2015年4月8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改革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知》, 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实行意愿结汇管理, 企业可自由选择资本金结汇时机;进一步规范结汇资金的支付管理, 明确银行按照展业三原则承担真实性审核义务;明确和简化其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账户资金结汇及使用管理;外管局加强事中事后管理, 进一步强化事后监管与违规查处。

2. 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化

2014年3月17日, 人民银行又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2%扩大至3%。

2015年8月11日, 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 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 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总体而言,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完善形成机制的基础上, 逐步扩大弹性幅度, 在国际收支长期保持“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积累的大背景下, 使得汇率水平更加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实际供求。

二、外汇政策变化对银行外汇交易业务的影响

1. 外汇政策变动直接影响银行外汇交易业务量变化

外管局2005年允许银行开办远期结售汇业务, 2011年批准银行可对客户办理货币掉期业务, 2014年支持银行以外汇期权为重点丰富汇率避险工具。这一系列政策促使银行外汇交易产品丰富化, 促进了外汇交易量稳步增长。

但是, 在特定的时期, 外汇政策也会直接或间接制约银行外汇交易业务增长。这一点在今年“8.11汇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15年“8.11汇改”使人民币汇率日间波幅大幅增加, 原通过远期结售汇锁定未来汇率的企业受损严重, 远期结售汇业务量明显萎缩。

2.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 客户避险需求增强, 外汇交易业务创新压力增大

2005年至2014年3月, 人民币一直处于单边升值状态。2014年3月17日, 人民银行进一步放宽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 人民币汇率一改长期单边升值态势, 进入双向波动“新常态”。当年, 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钟摆式”, 先贬后升, 年末再度走低。2015年“8.11汇改”后, 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更加不明朗, 预期未来变动幅度将增大。

人民币单边升值时期, 客户和银行无需对汇率进行复杂预判。即期结售汇“提前结汇、延迟购汇”, 远期结汇“早签约、早受益”, 成为市场固有的操作方式和思维定势。进入双向波动“新常态”后, 客户面临的汇率风险增加, 锁定远期汇率的代客衍生产品容易产生盯市亏损。因此, 客户对银行其他新型的避险工具需求增多。尤其是, 2015年8月31日, 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远期售汇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 (银发[2015]273号) , 宣布从10月15日起, 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须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 (准备金率暂定为20%) 。这使得客户远期售汇需额外承担200点的溢价, 远期售汇传统避险工具的需求显著降低。

3. 汇率波动超出客户预期, 存量业务信用风险增加

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常年保持顺差态势。2015年上半年, 全国企业出口实现货物贸易收入11202亿元, 支出8287亿元, 顺差2916亿元1。相应的, 银行客户群体也以出口型企业为主, 办理的业务主要为针对出口收汇的结汇业务。2015年8.11汇改之前, 远期结汇业务锁定价格是客户基于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做出的判断。但8.11汇改之后,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 出现短期贬值情况, 与客户预期相背离, 部分客户衍生品交易市值重估出现较大亏损。

4. 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 外汇交易业务经营压力增大

我国外汇管理改革的十年逐步放开市场管制, 简政放权, 弱化了行政干预机制, 提高了银行间外汇交易业务的竞争性。商业银行外汇交易业务竞争状况, 已从过去中国银行独家经营, 发展为目前工、农、中、建、交通银行、各区域性银行以及外 (合) 资银行等多家银行并存局面。

当前, 银行之间外汇交易业务竞争非常激烈。一是我国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 推动人民币弹性汇率机制, 客户保值、增值需求旺盛, 外汇交易业务市场增长潜力巨大。二是外汇交易业务能为银行带来稳定的收入, 增加外汇存款、外汇贷款, 具有“附加值高、关联性强、盈利空间大”的特点, 是各家银行竞相争夺的对象。三是监管部门出台《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汇发[2014]53号) 、《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14]第2号) 、《关于外资银行结售汇专用人民币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银行知》 (银发[2015]12号) 等一系列政策, 扩大市场准入, 简化业务流程, 规范产品管理, 为银行间公平、公开竞争创造了条件。

随着外汇市场进一步发展, 市场参与者增多, 同业竞争必将更加激烈, 银行外汇交易业务发展面对的经营压力将与日俱增。目前, 同业竞争仍以价格让步为主。但价格战不利于业务持续发展, 部分银行已转向特色产品、服务上, 希望借助差异化赢得长久的竞争优势。例如, 市场占比较高2的工商银行在2014年8月结售汇交易币种已达26个, 个人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渠道可支持18个币种的交易, 均是同业中币种最丰富的银行;2014年8月办理了多笔客户卖出期权业务, 是业内首批开办客户卖出人民币外汇期权业务的银行。

5. 银行代位监管职责加强, 外汇交易业务审核履职难度加大

近年来, 外汇政策改革赋予银行外汇交易业务更大的自主空间。2012年8月推出的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以及2013年9月的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大幅简化单证审核, 优化了贸易外汇收支真实性审查、购付汇核准的流程。例如, 银行审查货物贸易背景真实性时, 无需再按照“列举式”规定, 对所有企业的单证齐备性及其表面状况进行查验, 而是根据客户的合规性状况, 银行对其了解程度、对业务的认知程度进行差别化的单证审查;服务贸易购付汇业务可在金融机构直接办理, 取消了原来的核准规定, 但要求金融机构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 确认交易单证所列的交易主体、金额、性质等要素与其申请办理的外汇收支相一致。

不仅经常项目如此, 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改革经多次调整也大幅简化业务管理流程, 取消了不必要的行政许可, 形成以登记管理为核心的新的资本项目管理框架。这对银行资本项目业务资料审核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在资本金方面, 《关于改革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知》 (汇发[2015]19号) 明确要求银行在为外商投资企业办理资本金对外支付及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支付时履行展业三原则, 承担真实性审核责任。

参考文献

[1]本文所指的外汇交易业务, 包括外汇买卖业务、结售汇业务、期权业务及汇率产品组合业务等代客交易业务, 下同.

[2]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交易政策 篇9

国际上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来自节能减排的压力迫使企业开始关注自身的环境绩效,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为了不断降低供应链运作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需要企业关注低碳政策,并且根据政策,指导实现管理,以降低其生产和运营活动的碳排放水平。一般地,企业实现节能减排,一方面是通过采购高效设备或采用清洁能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优化其产量、运输或库存等方面来降低碳排放量,且在同样或更低的成本下,后一种方法能够帮助企业减少更多的碳足迹[1]。

近几年,由于各国政府和绿色环保组织相继发布低碳政策,开始有学者利用一些经典的库存模型,例如EOQ模型,研究企业如何管理碳足迹并进行生产决策的问题。Hua等(2011)[2]研究了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企业碳足迹管理中库存管理的运作策略问题。提出了考虑环境约束的EOQ库存模型,并与传统的EOQ模型进行对比,通过解析和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碳排放交易、碳价、碳额度、碳足迹对总成本的影响。Bouchery等(2012)[3]研究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下的EOQ模型,并将其命名为SOQ(sustainable order quantity)模型,SOQ模型将传统的EOQ模型扩充为多目标模型,进而研究了两级供应链下的SOQ模型。在两种情况下,文章都给出了帕累托最优解集,这些结果为如何设计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提出了有效的建议。Hua等(2011)[4]探讨了碳排放交易政策下零售商如何决策最优生产量和零售价的问题。分析了碳交易政策中碳价和碳限额对最优生产量和零售价的影响,并且对结果给出了管理上的分析见解。报童问题作为一种需求随机的库存模型,比EOQ模型更接近企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对于快速消费品的库存控制与管理,研究基于报童模型的低碳政策与碳控制更有现实意义。Tang等(2011)[5]使用报童模型,研究了对碳配额收取的额外成本对库存管理的影响。利用解析模型、数值实验和仿真来量化分析碳配额对供应链管理的经济影响,并分析了对二氧化碳排放收取额外费用对供应链中的运作策略的影响。Song等(2012)[6]对碳排放政策下的经典报童模型进行了研究。他们分别考虑了三种不同的碳排放政策:碳限额政策、碳税和碳管制与交易系统。在每种政策下,找出了企业的最佳生产量和最大的期望利润。杨亚琴等(2012)[7]通过建立强制减排机制下企业生产的报童模型,说明了企业存在突破强制减排政策的动机,进而建立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碳减排博弈,并根据该博弈的纳什均衡特性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提高强制减排政策的效率。

本文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了碳排放交易机制下,考虑碳足迹和低碳政策的基于报童模型的企业库存管理问题。这里的碳足迹包括直接或间接由人、组织、项目或产品产生的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用CO2当量表示。利用报童模型研究了企业如何管理碳足迹以及库存控制和生产决策问题,求出了每种低碳政策下企业的最佳生产量和总利润的期望,并且探究了碳限额、碳价、碳足迹等因素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最后对结果给出了管理与控制上的分析。

2 符号说明与基本假设

报童模型是一个最基本的库存模型,即单产品单周期的随机需求库存模型。本文考虑的产品类型为具有短生命周期的快速消费品,管理者需要决定生产量Q以满足一个周期的需求x,并且假设x为连续型随机变量,其密度函数为f(x),分布函数为。k为单位货物的生产成本,p为单位货物的售价,c1为单位货物的储存费,相对应的,为单位货物生产时产生的碳足迹,为单位货物销售时产生的碳足迹,为单位货物储存时产生的碳足迹,一个企业碳排放的总量被限制在一定的额度之下,即α;与企业生产决策相关的生产量Q为和分别代表碳足迹最少,且不考虑利润时的生产量;使利润最大,且不考虑碳排放时的生产量;既考虑碳排放又考虑利润时的生产量。

下面主要考虑利润与碳足迹的函数,当订货量为Q、需求量为x时,实际销售量为min[x,Q],因而实际销售收入为p·min[x,Q],生产成本为k·Q;货物储存费为,因此,若记生产量Q时的利润为W(Q),则

利润的期望值为

若假设x在区间[0,D]服从均匀分布,则f(x)=1/D,把f(x)代入式(1)中,可得利润期望的表达式

利用式(2)的一阶条件,得到使利润最大时的生产量Q＊:

储存货物产生的碳足迹为,生产货物产生的碳足迹为,销售货物产生的碳足迹为,因此,假设生产量为Q时的总碳足迹为F(Q),则

总碳足迹的期望值为

将f(x)代入式(4)中,可得总碳足迹期望的表达式以及使总碳足迹最小时的生产量:

显然,订货量越小,总碳足迹的期望值越小,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3 碳交易政策下的报童模型

本文的重点是研究低碳政策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在文献[8]中,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提供了一个关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政策的全面研究。CBO办公室主要研究了4种低碳政策,即碳限额政策、碳管制与交易政策、碳税和碳排放投资政策。本小节分析碳管制与交易政策对企业运营管理中决策的影响。碳交易机制也称碳限额与交易机制,即一个企业拥有一定额度的碳足迹,当企业的碳足迹超过了碳限额,该企业需要从碳交易市场买入一定量的碳排放权,这样必然增加企业的成本;反之,若企业可以卖出多余的碳排放权从而获得收益。假设T为企业的碳交易量和C为每单位碳交易的价格。所以该政策下的模型表示为:

这里T可能是正的、负的或零。当T为正的(负的),表示企业从碳交易市场卖出T(买入|T|)单位碳权,当T =0表示企业没有进行碳交易。C·T则表示进行碳交易所得到的收益或付出的成本。约束式(7)是碳平衡的约束。把约束式式(7)代入目标函数式(6)中,有

对式(22)求导:

所以

定理1 在考虑碳管制与交易政策时,企业的最优生产量恒小于以利润为最优时的生产量,即.

证明令,能够证出M>0,N<0,所以M>N,由式(3)与式(10)比较即得出定理1。

定理1分析了碳交易政策对报童模型生产策略的影响。

M是与利润相关的系数而N是与碳足迹相关的系数。说明企业在碳交易政策的影响下,应当减小其最优生产量,降低库存持有量。

定理2 在该报童模型的系统中,存在一个与企业碳交易相关的分界线α０,满足:

①如果α<α0,则企业可以购买(α0-α)单位的碳权;

②如果α>α0,则企业可以卖出(α0-α)单位的碳权;

③如果α=α0,则企业不需要进行碳权的交易。

其中

证明使,则易证出以上结论。

定理2说明在考虑碳交易政策后,企业是否买卖碳权依赖于碳排放限额α.当碳排放总量高于限额时,应当买入碳权;当碳排放总量低于限额时,可以选择卖出碳权;如果系统碳排放总量与限额持平,可以无需进行交易。

定理3给定碳价C,如果碳限额α降低,则有:

①、企业总碳足迹的期望E[F(Q)]不变;

2企业总收益J(Q)减少,碳交易T额减少。

证明根据式(5)、式(6)、式(8)、式(10)能够很容易的得出以上结论。

在定理3中,结论1 与Benjaafar等(2010)的结论一致,此定理说明碳限额α 并不会影响企业的订货策略,且碳限额不会影响碳足迹。定理3第一部分的结论看似不同于人们对碳交易政策的期望。但这并不意味着碳管制与交易政策不能有效地限制企业的碳足迹。实际上,碳管制与交易机制主要是约束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总碳足迹。在这种机制下,一些公司或组织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减少、保持、甚至增加自身的碳足迹。另外,碳排放管制与交易系统通过控制一个国家、地区或世界的总碳足迹来影响碳价,从而碳价就会影响制造商、分销商的订货量与碳足迹。然而,分配给单个企业的碳限额α一般不会影响碳价,所以与E[F(Q)]都不受碳限额α的影响,不发生变化。

而结论2说明,随着碳限额α的减小,企业碳权的交易量相应减少,反之,若碳限额增加,则碳交易量也相应增加。

4 数值算例

本节使用数值算例来说明上述分析结果。令D =160,C=0.2,α=10000。其余的参数值和结果汇总在表1中。

表1结果验证了定理1和定理2。表1中的M代表定理1中的值,N代表定理1中的值,从表中能够看出,M总是大于N,同时恒小于Q*.表1同样验证了定理2:当分界线α0高于碳限额α时,制造商可以购买碳权,例如表1第一行所示;当分界线α0低于碳限额α时,制造商可以卖出碳权,当分界线α0正好和碳限额α相等时,制造商无需进行碳的交易。

碳限额对企业最优生产量、碳交易额、总利润的期望、总碳足迹的影响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和图2使用的均是表1中的第一行参数。从图中能够看出,碳限额α的变化对总碳足迹和最优生产量没有影响,而碳交易额随着碳限额的增加而增加,总利润的期望则随着碳限额的增加而增加。由于碳限额是一项重要的资源,增加碳限额类似于增加了可获得的资源,就会导致总利润的增加。

5 结束语

随着低碳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全球企业都将碳足迹管理纳入战略决策中。本文研究了碳管制与交易政策下,企业如何管理碳足迹以及库存控制和生产决策问题,探究了碳限额、碳价、碳足迹对最佳生产量和企业总利润的影响。与传统情况相比,在碳管制与交易政策下,企业应当降低其最优生产量,企业是否应当进行碳交易取决于一个阈值,最后提供了一系列的数值算例来说明分析结果。

供应商管理库存(Vendor-managed inventory,VMI)作为一种新兴的库存管理模式,如今应用非常广泛。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VMI作为一种库存管理权转移并且供应链上游给下游即时补货的库存管理方式,其在库存和运输上都会导致能源更多的消耗并且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因此考虑环境约束下的VMI库存优化管理问题,并且把VMI问题中的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相结合进行研究非常有现实意义,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

摘要：碳管制与交易政策是一种有效的减排政策。首先研究了在碳管制与交易政策下,企业的最佳生产量和相应的期望利润,并且分析了碳管制与交易政策对企业管理和决策的影响。由于考虑了碳足迹的限制,企业的最优生产量要小于仅仅以利润为目标的最优生产量,且存在一个与企业碳交易相关的阈值。当该阈值超过、等于或小于碳限额时,企业可以买入、卖出碳权或不进行交易,此外分析了碳限额、碳价、碳足迹对最佳生产量和企业总利润的影响。最后,通过仿真数值分析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对研究结果做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评价与解释。

交易政策 篇10

一、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作用机理分析

碳税和排放权交易都属于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的重要手段, 两者对企业成本都产生影响, 但碳税直接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 而排放权交易则通过间接方式增加企业成本。两种政策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碳税是按照化石燃料燃烧后的排碳量而征收的一种税。碳税的开征将改变企业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费结构。征收碳税将导致高碳原材料需求量和价格的下降, 加大对低碳原材料的需求, 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 低碳原材料的价格将攀升。因此, 企业不会简单的用低碳原材料来替代高碳原材料, 而是要综合考虑自身的技术条件、高碳原材料和低碳原材料的当前和预期的价格、两类原材料的生产效率、企业生产经营计划等因素。征收碳税也会将以同样的机理影响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 政府机构依据一定的标准评估出一定区域内允许的最大排放量, 并将其分成若干排放份额。排放权一级市场上, 政府采用免费发放、招标、拍卖等方式进行排放权分配, 并允许多余的排放权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后, 企业不仅面临较大的交易成本, 包括游说监管当局以争取较多排放配额的成本、对自身碳排放量进行盘查需要的各项投入、接受独立第三方对企业碳排放信息的鉴证而发生的支出, 等等;而且需要购买超额排放配额, 并可能受到监管当局对超额排放的处罚。当然, 企业也会因减排力度较大而获得监管当局的奖励和排放权处置收益。

二、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测度模型构建与政策情景模拟

(一) 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测度模型。

为了体现企业生产要素投入使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本文沿用经济学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模型和分析方法。假设高排放企业除生产技术以外, 只需要高碳生产要素和低碳生产要素的投入, 这两种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可变, 并具有不完全的替代性。

高排放企业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f (x1, x2) =Ax1αx2β。式中x1、x2分别表示高碳生产要素和低碳生产要素投入品的需求数量;A为技术进步率, A>0;α、β分别为两类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 α, β∈ (0, 1) , α+β=1。如果p1、p2分别表示两类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 (p1, p2>0) , 则企业的生产成本C可表示为:C=p1x1+p2x2。

当被征收碳税时, 企业对两种生产要素投入品的需求量将发生变化。设x1′和x2′为被征收碳税时企业对两种生产要素投入品的需求量;s1为政府对企业使用高碳原材料x1所征收的碳税 (0≤s1≤p1) , s2为政府对企业使用低碳原材料x2所给予的补贴 (0≤s2≤p2) ;政府对企业征收碳税或提供补贴措施时企业新的生产总成本C1可表示为C1= (p1+s1) x1′+ (p2-s2) x2′。

假设e为被征收碳税政策前企业的碳排放量, 则有e=e1x1+e2x2, 其中, e1、e2为两类生产要素x1、x2的二氧化碳 (CO2) 排放系数, 且0≤e2<e1;被征收碳税后, 企业的碳排放量e′可表示为:e′=e1x1′+e2x2′。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 假设企业可以免费获得排放限额E0。当企业的碳排放量超过E0时, 需要从市场购买排放配额, 单位配额的价格用p表示, 则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转换为:C2=x1′p1+x2′p2+ (e1x1′+e2x2′-E0) p。

为了测度、比较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成本—减排敏感系数CER=- (△c/c) / (△e/e) 。CER表示在一定时期内高排放企业成本的变动对于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动的敏感程度, CER的值越小, 说明企业减排对于企业成本的影响越小, 减排效果越好。

(二) 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对高排放企业成本影响的政策情景模拟。

为了比较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政策对高能耗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品需求的影响及减排效果, 本文分别设置基准情景、碳税情景和排放权交易情景。通过对其他国家减排政策的分析不难发现, 无论是采用碳税还是排放权交易政策, 为了保证减排效果和减少碳减排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冲击, 都会出台相应的补贴政策, 补贴方式包括补贴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税收返还、税收减免等。参照上述做法, 本文也设置补贴情景, 为了便于研究, 补贴方式确定为对低碳原材料进行补贴。将补贴政策分别与碳税和排放权交易相结合, 本文中的减排政策情景分为以下几种:不实施任何碳减排政策、征收碳税、征收碳税同时提供补贴、单独实行排放权交易制度、实行排放权交易制度同时提供补贴。

基准情景下, 当政府不实施任何碳税政策措施时 (即s1、s2=0, E0=0) , 则高排放企业在既定产量Q下的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函数及其约束条件为:

通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消除影子价格, 分别对x1、x2求偏导, 按照拉格朗日极值的计算方法, 可求出高、低碳原材料的投入量x1、x2分别为:

不实施任何减排政策时, 高排放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为C0=p1x1+p2x2, 二氧化碳排放量函数为E0=e1x1+e2x2。其他四种情形下, 高、低碳原材料的投入量函数如下页表1所示。

将不同情境下的x1′、x2′代入成本函数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函数中, 可计算出相应的成本函数和排放量函数, 并计算得出各自对应的成本———减排敏感系数。

三、样本构成与测度模型中涉及的参数估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依据《中国能源报告 (2008) 》, 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CO2排放分别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38%、18%、18%、13%, 因此, 本文将上述行业的企业界定为高排放企业, 以这四个行业在深沪上市公司总数为基数, 采用分层抽样, 分别从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各抽取12家、9家、4家、5家, 共30家企业构成研究样本。从样本公司2011年的年报提取各企业的产量信息, 在中国煤炭信息网、易钢在线网获取样本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在2011年的价格信息。

(二) 测度模型中涉及参数的设定。

关于电力行业的技术进步率, 黄仁辉 (2006) 的估算值为1.08, 徐瑛 (2006) 的估算值为1.02, 本文取两者的平均数, 即A=1.05。由于缺乏相关资料, 本文选用我国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率1.025作为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行业技术进步率的近似值。生产要素的的排放系数来自IPCC发布的碳排放系数表。当原材料的消耗不止一种时, 以原材料的投入比例为权数, 加权计算原材料的价格和排放系数。高碳原材料和低碳原材料的产出弹性系数, 采用两种材料的热能之比来计算。

(三) 关于碳税税率的设定。

本文根据王金南等学者的研究, 采用“渐进征收”的原则, 针对高碳原材料征税, 并对低碳原材料进行补贴。本文假设政府对高碳原材料征收碳税的额度分别为20、25、30、35、40、45元/t C。对于低碳原材料采用从量补贴方式, 假定政府对于低碳原材料的补贴额度分别为10、15、20、25、30、35元/t C。

(四) 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置。

采用基准———信用交易机制, 参照英国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规则, 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分配则采用免费分配模式, 运用祖父原则。关于各高排放企业的碳排放基准线, 本文参照2009年我国政府宣布的控制碳减排行动目标, 到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每年平均减排率为3.91%。以此为标准, 本文中样本企业的碳排放基准线设定为基准情景中各企业碳排放量的97%、96.5%、96%、95.5%、95%、94.5%, 按顺序与前文中的碳税情景相对应。超出或者少于基准配额的碳排放权, 企业可以购买或者出售, 每吨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设定为50元、55元、60元、65元、70元、75元, 分别对应于前面的各情景。表2显示了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具体方案的设定。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与配对样本T检验

(一) 不同政策水平下各模拟情景的CER与减排效果分析。

表3说明了不同政策水平下, 各情景的CER的均值和减排效果。从表3可以看出, 无论何种政策水平, 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成本增加带来的影响程度都相对较小。如果采用排放权交易与补贴相配合的政策, 企业的碳排放量每减少1%, 原材料成本将分别减少0.428%、0.436%、0.464%、0.467%、0.491%、0.471%, 因此, 在排放权交易体制下, 对低碳原材料进行补贴后, 减排不会增加企业的材料成本, 相反材料成本会随减排而减少。从减排效果看, 仅征收碳税的政策最不理想;当排放权交易和补贴结合采用时, 减排效果非常理想, 与基期碳排放水平相比较, 不同政策水平下总体分别减排了6.02%、6.61%、7.19%、7.75%、8.30%、8.73%。

(二) 配对样本T检验。

由于本文在情景模拟中是针对同一企业采用不同的减排政策, 研究碳减排与企业成本之间的关系, 所以可以近似认为是针对两组规模、经营等基本情况相近的企业, 分别施以不同的减排政策以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异, 在均值比较的方法上选取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在下页表4中列示了各政策水平、不同情景两两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 政策水平一、二、四下, 碳税加补贴情景和排放权交易情景的相关性在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其他配对组各情景两两之间的相关性非常显著, 符合配对样本T检验的条件;在这三种政策水平下, 碳税加补贴政策与排放权交易政策下, 碳减排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程度基本不存在差异性;而其他碳减排政策对企业成本影响的程度互不相同:征收碳税使企业的成本增幅最大, 排放权交易政策和碳税加补贴政策次之;排放权交易加补贴政策将使企业的成本减少。政策水平三、五、六下各情景两两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 各配对组均通过相关性检验, 符合配对样本T检验的条件, 各情景下的CER相互之间的均值比较, 其检验结果均是显著的, 说明这三个政策水平下, 征收碳税使企业的成本增幅最大, 排放权交易政策次之, 碳税加补贴政策再次之;排放权交易加补贴政策将使企业的成本减少。

注:*、**、***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归纳为:征收碳税政策将导致高排放企业成本的涨幅程度较大, 且减排效果不够理想;当补贴政策与碳税政策配合使用时, 能够减少碳税对企业成本增加的影响程度, 并改善总体的减排效果;排放权交易对企业成本增加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总体的减排效果也比较理想;排放权交易加补贴的政策将使企业成本降低, 且减排效果最理想。为此本文建议: (1) 从高排放企业成本控制和减排效果角度考虑, 我国应优先采取排放权交易加补贴的碳减排政策; (2) 如果实施排放权交易, 应减少高排放企业可以免费获得的碳排放配额, 适当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 (3) 碳税政策不宜单独实施, 最好能辅以补贴手段。

摘要：本文从高排放企业角度考察碳税和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经济后果。构建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碳排放量函数及生产成本对碳减排的敏感性系数, 设置碳税、碳税与补贴、排放权交易、排放权交易与补贴四种情景, 针对每种情景设置六种政策水平,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选取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四个行业的3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测算各情景不同政策水平下企业生产成本对碳减排的敏感性系数及减排效果, 并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 分析不同政策情景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 排放权交易比单独征收碳税的效果理想, 最理想的政策是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同时辅以补贴政策。

关键词：碳税,排放权交易,生产成本,减排效果,敏感性系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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