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强制保险

交通强制保险（共12篇）

交通强制保险 篇1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概述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以下简称交强险) 是指, 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 (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 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1]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 交强险是第三者责任保险

交强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存在赔付责任为前提, 以弥补被保险人因赔偿而蒙受的损失为目的,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 第三人是指除被保险人和被保险车辆上人员之外的所有人。

(二) 交强险是强制性责任保险

强制性责任保险是指, 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 投保人 (被保险人) 必须向保险人投保而成立的责任保险。[2]在这种法律关系中, 投保人 (被保险人) 有必须投保的义务, 保险公司有不得拒保以及非因法定事由不得解除保险合同的义务。具体到交强险上, 即机动车所有人必须购买交强险。

(三) 交强险是无过失责任保险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的规定, 机动车一方对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无论主观上有无过错, 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故交强险也具有无过失责任的特点, 这也是交强险与商业第三人保险之间最大的区别。

二、我国交强险制度立法现状评价

(一) 未赋予受害人直接求偿权

受害人有权直接请求保险人赔偿其损失, 这是国际惯例, 也是交强险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随后出台的《条例》第28条则规定,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 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 可见, 我国法律明确否认了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求偿权。

(二) 救助基金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原则性规定了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但具体办法至今仍未出台, 《条例》也只是进行了有限的概括性规定, 使救助基金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现行法律对救助基金的运作及管理未作任何具体规定, 该制度在实践中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完善交强险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面对上述笔者分析的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为妥善衡平保险人、被保险人、受害人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使交强险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必须要进行完善。为了“对症下药”, 应从赔偿机制及配套制度两方面进行完善:

(一) 赔偿机制

受害人的直接求偿权最能体现交强险的特征。赋予受害人直接求偿权有利于简化法律关系, 节约诉讼成本, 强化受害人的权利, 尽快填补受害人的损失, [3]也为大多数国家立法所认可。如德国1965年的《汽车所有人强制责任保险法》明确规定:汽车责任保险具有第三人利益的性质, 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4]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16条也规定, “交通事故受害人有权在投保人的责任范围内, 直接向承保的保险公司主张支付损害赔偿金。如果保险公司向受害人支付了损害赔偿金, 那么可以视为保险公司已经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5]我国在日后修订交强险立法时应首先增加受害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保险人享有直接求偿权的规定, 具体而言: (1) 受害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赔偿金, 保险人不得用对被保险人的抗辩事由对抗受害人的请求权。 (2) 受害人在向保险公司取得保险金赔偿后, 还可以就其没有得到赔偿的损害部分再向加害人求偿。 (3) 被保险人在未向受害人支付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保险金之前无权向保险人求偿。 (4) 扩大受害人的解释, 增加关于受益人的规定, 同时赋予受益人与受害人同等的对保险人的直接求偿权。

(二) 配套制度

对交通事故所致损害的补偿决不仅仅依靠某一个法律制度就能解决。一个孤立的制度基本上不可能发挥出该制度的设计目的, 相反, 一个制度只有在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支持下才能有效地运作, 从而充分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6]在交强险制度之外设定救助基金制度作为补充机制, 已成为国际立法惯例。如法国的“机动车担保救助基金”, 德国的“公众赔付救助基金”, 韩国的“机动车辆损失赔偿保障救助基金”等。我国立法机关也应以《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原则和《条例》已经确立的制度为依据, 尽快出台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法律制度。以使受害人获得更及时、更充分的救济。

1. 救助基金的来源。

经费是救助基金的根本, 只有经费充足且稳定, 救助基金才能发挥其设立时的最初目的, 否则救助基金无法为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鉴于我国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和交强险的公益性质, 笔者认为不宜从交强险保费收入中提取较高比例, 而应另行增加救助基金来源渠道。除《条例》规定的来源外, [7]有学者建议在燃油零售环节开征适当的救助基金税, 由机动车的实际使用人, 包括未投保强制保险者, 负担救助基金的部分来源。该来源较为可靠且收取便利, 同时, 缴纳燃油税较多的机动车必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更长, 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更高, 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基金份额是合情合理的。从燃油税中提取还可能使驾驶量比较大的投保人因为增加成本而减少驾驶。这就会降低和驾驶量相关的交通事故。[8]

2. 救助基金的管理。

救助基金比交强险具有更强的公益性和社会保障性, 故不宜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其他国家或地区基本上是由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负责, 根据我国具体国情, 笔者建议, 可由财政部会同保监会、公安部、卫生部等部门为救助基金的共同监督管理部门, 制定管理办法, 设立救助基金财团法人进行运作。

3. 救助基金的赔偿范围。

鉴于目前救助基金的赔偿范围有限且无责任限额规定, 建议为救助基金的垫付义务设定责任限额, 救助基金在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的全部人身损害 (不包括精神损害) 的赔偿费用承担责任。同时应对车辆肇事后逃逸的情形作具体分析, 如果找到逃逸车辆并能确定为其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 就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救助基金先行垫付赔偿费用的, 有权向保险公司追偿。

综上所述,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国家机关、运营机构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 需要法学理论界及实务界的共同探索。唯有在我国真正确立起符合当今世界立法潮流和我国具体国情的交强险法律制度, 才能实现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赔付、减轻事故责任者的经济赔偿压力、促进保险行业健康发展的立法目标,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张新宝, 明俊著.<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侵权责任解读.人民法院报, 2003-11-7, (3) .

[2]邹海林著.责任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8.

[3]张新宝, 陈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 2006:244.

[4]周延礼.机动车辆保险理论与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407.

[5]张新宝, 陈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 2006:244.

[6]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262.

[7]《条例》第25条规定, 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对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救助基金孳息;其他资金。

[8]李理.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立法的若干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 (3) .

交通强制保险 篇2

1、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未按规定购买交强险，要处以罚款，罚款交给（A）

A．国库 B.警部门 C．救助基金 D．保险公司

2、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中国保监会审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费

率时遵循的原则是（C）

A．业务总体上略有盈利的原则 B．业务总体上时亏时盈的原则

C．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 D．业务总体上收入大于支出的原则

3、机动车辆损失险按投保时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确定的，最高折旧金额不超过投保时保险车辆新车购置价的(D)

农用车强制保险若干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农用车；强制保险；问题

一、受害人保障问题

保障机动车事故受害人是机动车强制保险立法的根本，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强制保险的保险范围及程度都有所不同，但为机动车事故受害人提供基本且迅速的保障仍为强制保险的立法基点。然而，就农用车交强险多年来的运行实践情况来说，对受害人的保障范围及其保障程度都未能达到立法宗旨的要求。首先是有很大部分的受害人还没有在保障范圍之内，例如单方事故中的本车人员以及没有投保或是肇事逃逸车辆的受害人等都无法受用于交强险保障。此外受交强险保障的受害人的保障水平也较低，目前交强险给予每次事故的最高抢救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8000元，尽管该限额能满足一些轻微及一般事故受害人的抢救医疗费用需要，但是对一些重伤事故，特别是多人伤亡事故等根本达不到保障目的。同时交强险对于死亡伤残的赔偿限额为5万元，且这一规定在全国均统一实行，这一标准也几乎无法满足受害人或被抚养人的基本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首先我国应尽快出台《机动车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救助基金的支付与保障范围，以此来妥善解决未投保车辆以及肇事逃逸车辆等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受害者的保障问题。其次，应将车上人员除被保险人之外的其他成员也纳入到强制保险的保障范围中来，以期能够解决在单方事故中受害人的保障问题。除此以外，还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医疗费用水平等，制定与之相适宜的保险赔偿限额，并且应取消每次交通事故的赔偿限额，而换成对每一受害人的赔偿限额。

二、投保人保费负担问题

交强险的保费负担直接关系到投保人的利益，对农用车辆的投保率有直观影响，因而影响着保险公司获得的保费以及投保人获得的利益保障。现行的交强险的保费被认为过高，已经超出了一部分农用车主的承受范围，对于投保人是不公的。

（一）保费过高

在交强险实施之前，已经存在的是第三者责任险，当时的费率水平就已很高了，交强险实施以后费率不降反增。对此，有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交强险与第三者责任险存在诸多差异、不能相互比较，二者在免责事由、责任确认、是否允许免赔率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相比于第三者责任险，交强险责任确认更加严格、赔偿标准有所提高、增加了精神损失方面的赔偿范围、减少了免赔事项等，这些是保费提高的原因。

（二）保费负担超出投保人的承受能力

农用车辆的使用人主要是农民持有，目前我国仍有很多贫穷地区的农民持有农用车辆，对于部分农村地区和部分农民来说，几百上千的保费负担让其难以承受。另外，交强险设有责任金额上限，对于发生事故的农用车辆投保人来说，单纯的交强险的赔付不能有效地预防责任风险。要想有效分散责任风险，农用车辆投保人还需另外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也就是说作为农用车辆投保人的农民还需承担相当于一倍交强险的投保金额。保费问题关系到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过高的保费会导致投保人不愿投保，阻碍了强制保险的顺利推行。

解决保费过高的问题应从管控成本入手，尤其是续费过程中过高的手续费，这是目前使用的手段。但从长远的角度看，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只有建立更为合理的费率机制，即在费率确定过程中，让保险、法律相关人员参与进来，在保险监管部门的管理下，制定出适应现阶段情况的平衡的费率机制，从根源出发解决手续费高的问题，从而将保费降下来。

三、投保率问题

强制保险的广泛推行最重要也是最需要解决的便是投保率问题，一来只有投保率达到了一定的比例才能实现保障受害人的立法目的，此外还能大大减少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进一步减轻救助基金的压力与负担，同时也有利于保障强制保险的健康运行。然而目前我国机动车辆交强险的投保率仍然比较低下，农用车交强险的投保率更加令人堪忧。农用车和拖拉机在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占比相当大，且绝大部分都为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持有，对危险性本身较低的纯农用车辆强制投保理由并不正当，此外由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对其农用车辆强制投保也有很大的难度。目前我国拖拉机投保率不足10%，且主要用途是用来运输，而用于其他用途的拖拉机，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中投保率几乎为零。

鉴于以上情况，建议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进一步提高投保率：针对主要用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用车应免除其强制保险义务，而用作其他用途等途径的农用车可以考虑将其纳入营运车辆管理范围内。此外推行强制保险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例如交通部门应加大对强制保险的推行力度，保险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管等。

四、结语

交强险的实施推广有利于我国对道路交通的安全管理，然而目前我国交强险制度的推行，尤其是对农用车交强险的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与总结，探讨建立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完善的农用车交强险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丁凤楚.论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完善[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1）.

[2]李琳.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赔偿范围的再确定[J].法学杂志，2010（10）.

强制责任保险的强制边界数学分析 篇4

一、一般商业保险市场分析

一般的商业保险只涉及保险人与投保人 (风险行为人) , 并且假设保险人是风险中性者而投保人是风险厌恶者, 使得他们对风险的期望损失不同, 因此就会存在一个均衡的保费, 使保险人愿意卖保险而投保人愿意买保险。当然, 市场上的风险行为人并不都是风险厌恶者, 如果存在一些风险喜好者,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 风险喜好者会将风险厌恶者逐出市场, 使得市场变成一个“柠檬市场”。[1]

因为一般商业保险市场只存在两方, 即风险行为人 (投保人) A和保险人B, 假设A的初始财富为W1, 从事风险行为的损失概率为P, 若成功, 可获收益I, 若不成功, 损失为D;假设B的初始财富为W2, 愿意出售保险的价格为a。其合约为:若A发生损失, 由B赔偿损失D给A。则有如下分析:

若要A购买保险, 则必须满足 (式1) ≥ (式2) , 即

W1+I (1-P) -a≥ (W1+I) (1-P) + (W1-D) P, 整理后得

对于B, 没有出售保险时, 期望财富为W2 (式4)

若B出售保险, 期望财富为 (W2+a) (1-P) + (W2+a-D) P (式5)

若要B出售保险, 必须满足 (式5) ≥ (式4) , 即

(W2+a) (1-P) + (W2+a-D) P≥W2, 整理后得

联立 (式3) 与 (式6) , 得到A与B在风险都是中性的情况下的保费形成区间是DP≥a≥DP。由此可以看到在风险中性且没有交易成本的保险市场中, 商业保险的价格a等于风险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损失DP, 因此, a=DP就是一般保险在双方都是风险中性且没有交易成本时的市场均衡条件。

当然, 现实中不可能没有交易成本。现实中保险人B厘定保险费率时要考虑营业成本, 应该不只纯保费, 还应包括附加保费 (设为β) , 此时保险市场就不成立。假设风险行为人是风险厌恶者而保险人是风险中性者时, 风险行为人愿意接受比DP更高的价格, 引入参数δ来表示A愿意支付比a更多的那部分保费, 此时, 若要A购买保险, 则必须满足:

而B要出售保险, 则必须满足:a≥DP+β (式8)

联立 (式7) 与 (式8) , 得到保险市场价格形成的条件:δ≥β, 也就是说A要支付比a多的那部分保费δ要大于保险公司的附加保费β时, 保险市场就形成了。

至于参数δ取何值, 它取决于风险行为人的效用函数, 只要δ≥β, 保险市场就能自发形成;若风险行为人支付的多于a的那部分保费不足以弥补附加保费 (保险人的营业成本) , 保险市场就不存在, 此时风险行为人自担风险。

可见, 在一般商业保险市场中, 无论保险人是否愿意承保, 或投保人 (风险行为人) 是否愿意购买保险, 双方都是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来作出决策, 此时不需要引入强制。

二、责任保险市场分析

责任保险市场的情况比较复杂, 因为责任保险市场涉及四方利益主体:投保人、保险人、第三方和监管者, 不仅存在一般保险市场上那种可能的“柠檬效应”, 同时还会因为损失的发生是针对第三者而不是行为人, 逆选择会进一步加剧。即使信息是完全的, 保险市场也会有可能不能自发形成。因此, 引入监管者就显得尤为必要, 否则, 会带来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引入监管者, 当然是基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假定监管者关注的是公共福利问题, 监管者强制某些行为进行投保, 以保证当风险发生时第三方的损失能够得到赔偿。从表面上看, 对于投保人是一种福利损失, 但对于第三方, 则是一种福利弥补, 只要这种福利弥补大于福利损失, 强制就是必要的,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更是如此。

在责任保险市场, 风险行为人可能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此时, 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一般商业保险市场模型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第三方C。行为人A从事风险行为发生的损失D分为两块, 一块损失发生在A, 记为DA, 一块损失发生在第三方, 记为DC (假定C的损失DC全部由A承担) , 第三方C对A的风险行为和保险决策只能被动接受。

显然, 若A没有购买保险, 则第三方C的损失全部由A承担, 可是如果A无力赔偿或不愿赔偿, 那么A没有赔偿的部分只能由C自己承担。假设A实际补偿给C的部分为KDC (K为一个常数, 且K∈[0, 1]) , 现实中, K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但主要还是受A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决定。A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只要有一项比较低, K必然较小;只有在A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较强时, K才较大 (可以将K看作是A的赔偿比例) 。

做如下分析:

对于A:

若A购买保险, 期望财富为:W1+I (1-P) -a (式9)

若A不购买保险, 期望财富为:

(W1+I) (1-P) + (W1-DA-KDC) P (式10)

则若要A购买保险, 必须满足 (式9) ≥ (式10) , 即

(式11) 表明, 若A投保, 那么保险的价格a必须不超过投保人的期望损失。

同样, 对于B:

若B未出售保险, 则期望财富为W2,

若B出售保险, 期望财富为:

若要B出售保险, 则必须满足 (式12) ≥W2, 即

(式13) 表明, 保险人提供保险合约所需要的价格必须不小于保险人的期望损失。

联立 (式11) 与 (式13) , 可以得到A与B都是风险中性的情况下的保费形成区间 (DA+KDC) P≥a≥DP (式14)

由于D=DA+DC且K∈「0, 1」, 因此, DP≥ (DA+KDC) P, 则只要K≠1, (式14) 就不能成立。 (式14) 不成立意味着保险人B提供保险合约所需要的对价大于行为人A购买保险时所愿意支付的保费, 保险市场不成立。

而K=1时, A完全负担其对第三方C造成的损失, 也就是A对自己风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全部负责, 此时市场等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市场。

在责任保险领域, 显然保险市场比其他保险市场更不易自发形成, 或者即便能自发形成, 条件也比其他保险市场更为苛刻, 其原因在于A对第三方C所造成的损失并不需要全部赔偿。由于A对C进行了风险转嫁, 而C又无法避免这种风险转嫁, 此时无论从社会公平或社会效益的角度, 都必须有某项措施来保护C的合理权益, 例如采取强制保险的方式。

在一般商业保险市场的分析中, 我们假设风险行为人A都是风险厌恶者, 他会愿意为保险多支付一些价格, 这部分多支付的价格我们记为δ, 同时保险人B的附加保费用β表示。此时, 若要A购买保险, 则必须满足:

若要B出售保险, 则必须满足:a≥DP+β (式16)

联立 (式15) 与 (式16) , 得

(DA+KDC) P+δ≥a≥DP+β (式17)

观察 (式17) , 可以发现在引入这两个参数后, 责任保险市场就有可能自发形成, 只是相对于一般的保险市场条件更为苛刻而已。

接下来考虑强制的边界。

首先, 要分析是否需要强制。强制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保险市场无法运行, 导致A的行为对第三方C带来损失;二是采用强制所产生的管制成本 (监管成本) 要小于第三方C的损失。

根据 (式17) (DA+KDC) P+δ≥a≥DP+β, 可知当该式成立时, 存在一个A与B都接受的价格, 此时保险市场有效, C的财富受到保险的保护, 从而避免或尽可能多的减少A的行为对C造成的损失。假如该式不成立, 则保险市场无效, 因为A从事风险行为时, 由于赔偿能力或赔偿意愿等因素使得他可能只需承担部分C的损失, 从而对C造成影响。在现实中, 这个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此时可能需要通过强制手段代替商业行为来保障C的财富。因此在该式inance NO.11, 2011 (CumulativetyNO.462) 不成立时, 在自发的市场环境下, 即便没有保险合约, A依然会进行风险行为, 而C遭受的损失则可能无法得到弥补。 (式17) 在什么情况下不成立呢?简化 (式17) (DA+KDC) P+δ≤a≤DP+β, 得:

即当δ≤ (1-K) DCP+β时, 不等式不成立。当不等式不成立时, 责任保险市场不存在价格区间, 也就说自发的责任保险市场不存在。

其次, 考虑强制成本, 记为θ (当采用强制保险时, θ的含义是β;当采用其他强制手段时, θ的含义是θ1) , 第三方可能所受损失为 (1-K) DCP。

我们知道, 强制所产生的监管成本θ要小于第三方的损失 (因为如果是大于的话, 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直接给予第三方的经济补偿而不必介入监管) , 即:

时, 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来确保第三方C所受的损失。

至于何时应该使用强制保险, 当然是保险市场的交易成本必须小于其他行政强制成本, 即θ1≥β (式20)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认为, 强制保险的条件是 (式18) 、 (式19) 及 (式20) 同时成立。因为当采用强制保险时, θ的含义是β, 因此, 将β代入 (式19) 中, 得

当 (式18) 与 (式21) 同时成立时, 自发的责任保险市场不存在, 需要采取强制保险。

客观上讲, 市场经济要求各经济主体应遵循平等、诚实守信原则, 然而现实中并非能完全如此。正如我们常见到的矿难事故中工人无法得到及时赔偿、交通事故中肇事主体无赔偿能力或不愿意赔偿等等现象, 说明某些领域单纯依靠还不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是无法有效和及时解决各种纠纷问题的。同时, “柠檬市场”的存在以及现代社会危险责任概念的迅速扩大, 都要求一些领域需要采取强制手段, 强制责任主体购买保险, 来解决各种因责任事故导致的纠纷问题。

当然, 如前所述, 什么保险需要强制?强制的界限如何界定?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 从 (式18) 与 (式21) 可以发现, P、K、DC这三个参数影响责任保险是否需要强制的主要因素, 其中, 参数K最能体现责任保险与其他保险的不同。正因为现实中投保人 (风险行为人) 由于赔偿意愿和赔偿能力的不同, 导致第三方可能在遭受损失后, 获得很少的赔偿甚至得不到赔偿。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考虑强制。[2]

摘要：责任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种, 遵循的是“契约自由”的原则, 是否投保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而强制责任保险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要求特定单位或个人, 不管意愿与否, 都必须购买的责任保险。强制性受制于法定性, 强制程度的强与弱取决于国家法律的具体规定, 体现的是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立法考量, 并且以牺牲“契约自由”原则为代价, 因此, 这项考量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不能任其泛滥, 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

关键词：责任保险,强制,界限

参考文献

[1]George A.Akerlof, “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70) :P488～500

交通强制保险 篇5

较之于普通的商业保险合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以下简称“强制保险合同”）最为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其“强制性”。本文拟以近日公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依据，对强制保险合同的“强制性”作一简要分析。

一、合同缔结的强制

强制保险合同的“强制性”首先体现为缔约强制，也即依据法律的规定，相关当事人负有订立该保险合同的义务。具体而言，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必须投保该保险，而保险公司必须承保该保险。

1．强制投保

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赔偿，减轻交通事故肇事方的经济负担，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我国建立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要求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必须投保责任保险。《条例》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2．强制承保

强制保险合同的缔约强制不仅体现在强制投保上，同时也体现在强制承保上。保险公司有义务应投保人的请求，与其订立保险合同，对于投保人的要约，除非有正当理由，保险公司不得拒绝。之所以强制保险公司承保，主要是为了防止保险公司拒绝办理此类业务，使得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投保无门”，导致强制保险制度难以真正贯彻、落实。《条例》第5条第2款规定：“为了保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行，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第10条第1款进一步规定：“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

3．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法律后果

在强制保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有义务订立保险合同。倘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拒绝投保或者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公法上的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旨在通过保险的方式推行一定的社会政策，当事人不依法投保或承保，将会受到公法的制裁。对于投保人拒绝投保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8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至依照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二倍罚款”，《条例》中也有类似规定，其第39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投保，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

对于保险公司拒绝承保的，依据《条例》第38条之规定，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

受新业务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2）私法上的责任。对于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我国立法中尚未明确规定，此处仅作理论上的探讨。

法律强制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投保责任保险主要是为了保护潜在的受害人的利益。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受害人是不确定的第三人，即便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不履行投保义务，受害人也无从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危险既然已经发生，再要求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因此，笔者以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拒绝履行投保义务通常不会引发民事责任。

如果是保险公司拒绝履行承保义务，情形则大为不同。倘若保险人拒绝承保，那么作为相对方的投保人便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强制保险公司履行承保义务。而且，保险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订立保险合同，致使投保人因而受到损害的，还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合同内容的强制

缔约强制通常不仅涉及缔约自由，也限制或排除当事人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否则，负有缔约义务的一方就可以提出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使对方知难而退。强制保险合同也是如此，法律往往对该合同的内容直接予以干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责任限额

在责任保险合同中，通常应约定保险公司支付赔偿的最高限额，对超过限额的部分仍然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强制保险合同是责任保险的一种，但其责任限额并非当事人约定，而是由法律直接规定。《条例》第23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法律对强制保险合同的责任限额直接予以规定，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凭借对责任限额的直接规定，防止投保人投保的金额过低，致使受害人无法获得有效的赔偿；二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只是对受害人提供基本的保障，并非提供完全的及充分的保护。仅仅在法定金额范围内实行强制保险，超过法定金额的部分，当事人可自行决定是否投保，以此节省投保人的保费支出，避免保险公司承担过重的赔付责任。

2．保险费率

一般说来，保险费率应由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自行约定，国家不会直接干预。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实际上意味着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正常的运营成本之外必须额外支付一定的费用，为防止保险公司借机提升保险费率，避免该保险的推行对投保人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法律便对该保险的保险费率直接予以规定。《条例》第6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保监会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

3．保险责任

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为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一般的责任保险均将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责

任除外。然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与一般的责任保险不同，前者的重心在于保护第三人（受害人）获取保障，后者的主旨在于避免被保险人遭受经济损失。在强制保险合同中，没有理由让受害人从保险公司获取赔偿的权利取决于被保险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故意。即便被保险人故意造成损害，只要受害人自身没有故意，他就有权从保险公司获取补偿。因此，《条例》第22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三、合同存续的强制

交通强制保险 篇6

关键词：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煤矿

一、导言

我国是产煤大国，同时煤矿安全事故频率大，数量大，非法生产现象屡禁不止，重大特大事故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通报，2010年我国发生煤矿事故1400起，死亡人数2640人，其中小煤矿发生事故970起，死亡1700人；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1.417。另据中国保险报报道，2010年上半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重特大事故45起，死亡和下落不明764人，同比增加12起、266人，分别上升36.4%和53.4%。

针对煤矿事故的预防和处理，监察部门、经营企业和煤矿工人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完善职工岗前培训、严格生产资质审查、检验设备状态，规范生产过程操作流程、加强监管反馈，事故发生后妥善处理、合理赔付、及时追责等。其中，对于煤炭高危行业的保险制度，尤其是雇主责任强制保险推行的相关问题，付健健（2009年）认为，应在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基础上实行雇主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以个人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作为辅助。李康乐（2008年）指出，工伤保险“广覆盖、低保障”的特点不适应高风险的煤炭行业，综合性费率与煤矿企业的低关联性也无法对重视安全生产和事故预防起到激励作用。煤炭产业是山西省的支柱产业，保险保障方面，山西省首先推出了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国内首家主营煤矿行业责任险的专业保险公司——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10月在山西太原开业，刘晓敏、梁彦、付健健和苏子云（2009年）分析了山西煤炭行业强制雇主责任险的经营结果和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虽然实施过程中存在种种困难，但是肖兴志、孙阳（2006年）和周海珍、陈秉正（2006年）的效用均衡分析以及李豪峰、高鹤（2004年）的博弈分析都明确指出，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强制保险的实施能够有效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使煤炭企业和工人的安全投入达到最优，从而实现高危行业安全水平的提高。直观上，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为潜在受害人提供了经济保障，在事故导致的死亡或伤害中得到相应赔偿，受害者为保险受益人，但是这实际影响着整个社会福利制度。此外，政策是否会带来诸如道德风险和使决策者、监管者过度依赖保险形式的副作用仍待进一步观察探讨。本文试从信息不对称性、心理风险因素、外部性和保险基本原则方面讨论实施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经济理论依据恶和现实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二、推行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理论探讨

（一）信息不对称

对于煤矿工人，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对人身保险认识严重不足。普遍现实是矿工文化水平较低，多数是合同制的打工者，缺少完善的社会保障，即使有，水平也较低，提供的保障仅仅能维持个人最基本生活，很难负担家庭生活。对于煤炭企业，即潜在责任人，信息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企业不能准确评估其所面临的风险和赔偿责任，导致其不购买保险；企业由于资本金等其他限制形成的赔偿限额，通过比较保险的收益和成本，导致保险金额不足。

实行雇主责任强制保险，可以为煤矿工作者提供较高水平的生活保障，在死亡伤残发生时维持日后生活，减轻企业负担，减少个体与企业间纠纷，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当然，消除信息不对称性最直接的方法是公开信息，但是由于各个地方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差距很大，且煤矿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开采状况和环境存在变动，事故率、死亡率等数据统计的可用性仍需讨论，在不对称性无法用公开信息的方法弥补时，监管者可以选择推行强制保险。

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企业（潜在责任人）严重低估可能面临的风险，责任准备金预留非常少，导致偿付能力不足。

（二）逆选择和心理风险

逆选择是指对于某种可保风险，有较高出险可能的投保人更倾向于参保，而保险公司倾向于承保出险概率低的保险标的。对于煤矿工人，由于从事行业整体风险高，在意外伤害保险投保时费率往往较高，或者保险人会做出拒保决定。同样，企业投保责任险时也可能因为类似原因遭到拒绝。

心理风险是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存在侥幸或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如一间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在雇主无过错、非故意情况下，对于矿工的伤亡赔偿以公司的资产为上限。于是雇主在投保时会根据企业的可执行财产，选择一个不超过公司资产的、较低的保险金额，其往往低于可能发生的损失，或者由于发生事故可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少而拒绝投保。

如果保险强制执行，核保承保流程团体化统一化，逆选择可能性降低。相关法律条例可以规定以企业享受保障人数为基础的保险保障程度，防止日后赔偿不足。同时，由于雇主责任保险按照商业保险方式运作，保险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会主动监督被保险人（雇主）的行为，如生产机械是否符合安全标准，矿井环境和矿工生理条件是否适于井下作业，企业是否具有合法资质等。

（三）外部性

矿难总是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的舆论压力，多数煤矿工作者在家庭中处于经济支柱地位的客观现实，都要求死亡伤残的矿工或其家属得到及时、足额的赔偿。但当因前述问题而产生企业偿付能力不足，又没有直接致害人或者致害人无力赔偿时，费用外部化，赔付的压力转嫁到政府及整个社会，造成社会的负担。

针对煤炭行业的特殊性，普通社保中包含的工伤保险不能满足高危行业工作者的需求，雇主责任保险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强制保险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机制，保障人民生活，分担全社会负担。

（四）大数法则

保险规则的形成和制定，以大数法则为基础，在集合大量同质风险时才能根据保险统计数据，运用概率论预测损失概率，厘定保险费率。目前煤矿企业参保率低，高危行业的保险产品种类不足，与我国产煤量大、煤矿数量多、事故多发的现实存在极大矛盾。推行雇主责任强制保险，能够有效提高参保率，被保险人绝对数量大，更符合大数法则，费率计算更合理，风险可控性提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可以细化风险分类，存在规模效益，能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费用。

三、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保险种类

为保护煤矿从业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现有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两种形式。煤矿工作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工人的谈判能力相对较弱，而煤矿企业和保险公司在规模和谈判能力上更平衡，综合工人的经济条件和个人意外伤害保险的除外责任限制，以及督促企业重视安全生产、对雇员生命安全负责等因素，实行雇主责任险可行性更高。

（二）道德风险的特殊性

当保险强制实施，煤矿企业必须投保，保险公司必须承保，逆选择可能性降低，按照合同约定，事故发生后赔付遇难受伤员工的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发生，如为井下工人投保，井上工人不投保（团体险采用统一费率）和骗保，需要严格的核保分类以及保险期间的管理和监督。管理费用过高会导致该险种项目下所收取的保费不足以盈利甚至维持基本运营，保险公司就会放弃经营该险种。因此，如何有效监督企业行为和控制费用是现实中面临的一大问题。

（三）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风险

尽管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责任保险是风险规避型的潜在致害人为了保证可能发生的赔偿支付或者保护个人财产而使用的金融工具，在政策制定者的推动下实行的强制责任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受害者，所以承担风险的保险公司的利益常常被忽视。另外，通融赔付的存在也是未来可能经营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预计盈利性时考虑的问题之一。随着国家赔偿等法律的完善，强制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政府社会的压力，因此除了保险公司利用技术手段和提高经营效率控制成本外，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运营可部分由财政补贴。

（四）强制保险的无效性

虽然煤炭生产行业整体危险系数比较高，事故一旦发生后果严重，但是行业内依然存在危险程度的区别。不同地域的土壤成分和地质结构、矿井的建筑方式、开采工具的选择以及同一矿井不同工作种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工人面临的风险程度有很大差异，某些群体的出现率确实非常低，可以采取风险自留的形式或者普通保险完全可以提供必要保障。此时，实行“一刀切”的强制保险就会降低市场效率和监管效果。

在实施时，可以参考本企业和本地区的历史生产实际情况，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调节保费，在区域参保基数足够大的前提下细分风险等级，采用分级费率制。如果运作成熟，还可以将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形式由煤矿企业推广至非煤矿山生产企业，形成统一的保险基金，分散风险。

参考文献：

1.Michael G Faure.Economic Criteria for Compulsory Insurance[J].The Geneva Papers,2006.

2.肖兴志,韩超.非对称信息、企业安全投入与政府规制效果——兼析强制保险的安全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0(7).

3.李康乐.论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双月刊),2008.

4.刘晓敏,梁彦,付健健,苏子云.中国高危行业实施强制雇主责任保险的研究——以山西煤炭行业为例[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3).

5.肖兴志,孙阳.煤矿安全规制的理论动因、标准设计与制度补充[J].产业经济研究(双月刊),2006(4).

6.周海珍,陈秉正.强制保险能否提高保险市场效率分析[J].保险研究,2009(4).

7.李豪峰,高鹤.我国煤矿生产安全监管的博弈分析[J].煤炭经济研究,2004(7).

8.付健健.我国高危行业保险保障体系浅探[J].上海保险,2009(1).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我国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制度构建 篇7

(一)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目前, 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不容乐观, 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是指由食品引发的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事故, 包括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和食品污染等。近年来, 视频安全事故层出不穷, 像苏丹红事件、晋老陈醋勾兑事件、白酒塑化剂事件、大头娃娃事件以及08年震惊全国的毒奶粉三聚氰胺事件, 对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对公众对食品市场的信任度非常恶劣的影响。

(二) 现行的赔偿方法

一般来说,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 受害者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获得赔偿:一是生产者、销售者, 二是政府。在上述的食品安全事故中, 以三鹿三聚氰胺事件为例, 河北省政府在事件曝光后决定对三鹿集团停产整顿, 2009年1月22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三鹿集团作为单位被告, 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判处罚款人民币4937余万元。在2009年11月, 石家庄中院裁定, 终结已无财产可支配的三鹿破产程序, 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 这也就是说, 肾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这种情况下, 中国乳协协调有关责任企业出资筹集了总额11.1亿元的婴幼儿奶粉事件赔偿金, 用于一次性赔偿金以及建设医疗赔偿基金。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是经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批准成立的行业性社会团体, 业务上接受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指导。而在相关责任企业中, 例如伊利、蒙牛等大型乳制品企业中, 国家均是控有股份的。因此可以看出, 这些赔偿金是国家行使行政职能, 运用国家在相关责任企业中的控股权, 协调筹集赔偿金。也就是说, 三鹿奶粉事件最后实际上就是国家赔偿患儿。

由于食品安全事故的特殊性, 导致其一旦发生涉及范围极广, 责任企业往往由于巨额罚金和信用危机而导致破产, 受害者赔偿部分属于普通债务, 是在企业员工的工资社保和抵押债券等之后的,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受害者都是难以得到企业赔偿的。因此, 便由国家出钱, 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三) 现行赔偿方法的利弊

由国家赔偿或补偿消费者的方法, 其既有利也有弊。首先, 在食品安全事故中, 国家相关的检测部门往往存在着疏忽, 由于把关不严或技术标准落后, 而使得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要求的食品上市销售, 在此种情况下, 国家作为相应的责任主体是应付赔偿义务。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应承担更为严重的责任, 很多企业明知生产的是伪劣产品而发放到市场上销售, 发生事故后遮掩隐瞒, 最后企业破产无力赔偿, 由国家来赔偿, 虽然国家财政可以确保受害者得到应有的赔偿, 但是这种方式并不符合责任构成的要求, 倘若长此以往, 用国家财产赔偿受害者, 其实也就是用纳税人上缴的税费来赔偿受害者, 相当于“自己赔偿自己”, 这是明显不合理的。因为, 笔者认为国家赔偿这种方式有其优点, 但于法理上并不合理, 所以应当在国家赔偿这一方式之前建设一个新的制度来保障食品安全事故中受害者的求偿权, 并且能让受害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和补偿, 那就是构建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二、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内容

基于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在我国实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是一个能缓解甚至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案。所谓食品安全责任险, 是指经营食品的企业向具有食品责任保险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投保, 在发生食品安全问题造成受害人人神或财产损害事故后, 受害人可以以消费凭证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 保险公司则应依法在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的一种保险制度。根据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 责任保险合同中一般存在三方当事人, 即投保人、保险人和第三人。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投保人即为生产经营食品的企业, 保险人即为相关有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 而第三人则是由于投保企业产品而产生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受害者。构建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必须将这三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合理, 才能保证此制度能够顺利执行, 下面笔者就这三方当事人以及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一)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

由于保险经营的行业特点, 对保险人的信用要求高, 故各国保险法对保险人的主体资格均作出严格规定。食品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 其可能涉及的第三人更为广泛, 因此对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更应加以严格规定。

1.保险人的主体资格

首先, 对于保险人的主体资格, 我国《保险法》第10条中规定:“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并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保险人就是指与食品的生产经营企业订立食品责任保险合同, 并承诺在食品责任事故发生后, 依照法律或合同规定承担一定数额赔偿义务的保险公司。

食品安全事故一旦发生, 涉及范围可能很广泛, 赔偿数额可能非常巨大, 所以保险人作为事故发生后首先赔偿受害人的一方, 其应具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受害人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赔偿, 否则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 对保险人主体资格的认定, 应综合考虑其注册资本、经营能力、财务状况以及出险理赔速度等因素。例如, 可以规定注册资本在一定数额以上、公司持续几年盈利、财务报表连续几年没有虚假、公司持续几年出险理赔纠纷的比率低于百分之几的保险公司才可以经营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业务。

2.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

对于强制责任保险的经营模式, 目前国际上有两种选择方向:一种是以公益为主要目的, 由政府主导, 保险公司只承担代理责任的经营模式;另一种是以盈利为目的, 引入市场机制, 由保险公司自助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前者有利于建立推广食品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适宜在刚开始推行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时适用。但是保险公司毕竟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 盈利才是最终目的。倘若长此以往, 保险公司会失去经营此险种的积极性, 并且以其他险种盈利的资金或国家财政来承担赔偿, 也是不甚理想的。因为笔者认为, 在食品责任强制险制度实施初期, 可以由政府主导, 帮助扶持保险公司经营, 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一旦食品责任强制险的实施进入轨道, 就应该引入市场机制, 利用保费投资增值, 来作为理赔的资金保障。

3.保险人应承担责任的范围

对于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 笔者认为保险人应仅就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即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 而对于食品本身质量瑕疵, 例如包装破损、说明不符等情况, 属于违约责任, 并非侵权责任, 故不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应承担的范围内。另外, 根据可预见性原则, 保险人应只对直接损害承担责任, 例如受害者的死亡赔偿、伤残赔偿和医疗补偿等, 而对于间接损失, 例如误工费等, 由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难以预见和估量, 故不属于保险人的责任范围之内。

(二)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人

对于保险法律关系中的投保人, 我国《保险法》第10条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 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落脚到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中,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以企业的销售额作为是否投保的衡量标准, 这种方法认为销售额低的企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或食品摊贩影响的范围较小, 无需投保。但是所谓风险总是无处不在, 上述小型企业和生产者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影响范围是较大型企业小, 但是由于其经营规模小、固定资本少, 一旦发生事故, 基本不可能完全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倘若依销售额来决定是否需要投保, 就等于间接的放弃保护一部分消费者的利益, 这与食品责任强制险制度的立法宗旨也不相符。所以, 笔者认为, 所有的食品生产者均应当强制投保, 生产者的销售额可作为缴纳保费的参考标准。

(三)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人

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人, 是指由于食品安全事故而受损的第三人, 这就排除了食品经营者, 即食品经营者由于食用自己生产的食品而遭受损害的, 保险人应不予赔偿。并且, 根据最大诚信原则, 食品生产者明知自己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违反告知义务, 对保险人隐瞒实情的, 或受害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故意食用所造成的损失的, 保险人应不予赔偿。

另外, 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第三人是否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的问题在这里也值得注意。我国《保险法》第65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 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 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 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 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 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该条款肯定了第三人的部分直接请求权,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 若生产者怠于请求保险公司赔付的, 受害者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自己的损失。

(四) 关于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限额、限期问题

首先, 保险限额是保险合同上载明的保险人所承担的最高赔付金额。由于责任险的赔偿数额巨大且具有不确定性, 导致保险公司经营的风险很大, 所以需要保护保险人的利益, 对赔偿限额明确规定。笔者认为, 在食品责任强制保险中, 应当规定两项赔偿限额, 一是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 二是保险单累计赔偿限额。其次, 保险期限是指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范围。关于食品责任强制保险的期限, 可以参照产品责任保险和机动车交强险的规定, 采用1年为保险期限, 期满之后可以续保。

三、结语

虽然食品责任强制保险在我国的保险行业领域尚是未知领域, 但是其已经逐渐得到学术界和一些国家的重视。由于食品安全事故频发, 国民要求保障食品安全的呼声愈来愈高, 食品责任强制险是一个很好的补偿手段。当然, 它的作用并不能达到完美, 在保险不能够完全赔付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由国家进行赔偿, 例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国家出资建立专门的补偿基金等制度, 但是首先还是应该由保险来解决食品安全事故的赔偿问题。这样既能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最重要的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弥补受害人的损失。食品责任保险制度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后一环, 也是广大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曾宪义, 王利明.保险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傅廷中.保险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3]李倩倩.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探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1 (7) .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模式探讨 篇8

1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分析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在地要求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就医疗领域而言,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医患关系。在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社会各界都在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办法, 在为数众多的方案中, 推行“医疗责任险”被业界看作是当前化解医疗纠纷、处理医患矛盾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但自从该险种推行以来, 由于医方的投保积极性不高, 导致医疗责任保险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医患纠纷的“顽症”并未消除, 相反, 甚至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面对难以调和的医患矛盾,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强制性职业责任保险”势在必行。但在当前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还很不充分、投保主题的参保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 对

于是否应该实施并推广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 均没有统一的看法。就总体而言, 在当前无法找到更有效途径解决医患矛盾的情况下, 实施并推广强制医疗责任保险还是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

那么, 何谓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呢?简言之, 是指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手段, 强制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必须投保医疗责任保险, 当投保的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活动中, 因医疗过失导致患者人身损害, 而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职业责任保险。从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来看, 该险种的实施与推广, 是伴随着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不到位而出现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率先在广西、深圳、云南、青岛、广州、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市开展地方性医疗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摸索出一定的经验后, 从2000年起, 该公司开始逐步将该险种向全国推广。除人保以外, 此后又有包括太平洋、平安、天安在内的多家大型保险公司也开办了该项保险业务。不过从十多年来的实践看, 由于受市场需求不足、相关法制不够完善、配套险种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该险种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主要表现为:医方的投保率不高, “叫好不叫座”。面对这种尴尬局面, 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深圳在内的多个省市不得不为此寻求新的出路,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以北京为例, 北京是国内较早进行医疗责任保险试点的城市之一。从1998年起, 北京就开始以“自愿投保”方式推广医疗责任险, 但效果并不理想, 投保率太低。以2002年为例, 北京551家医院当中接受医疗责任保险承保的只有16家, 2003年仍不足20家, 到2004年, 接受承保的医院更进一步缩减为4家[5]。面对这种情况, 2004年, 北京市相关职能部门发布了《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 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 北京所有非营利性医院必须统一实施医疗责任保险。其实质就是“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正是在该险种的推动下, 北京市的医疗责任保险投保率和保费收入才大有改观。据北京市保监局的统计显示, 截止到2006年底, 全市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共339家, 参保的医务人员达6.4万人, 累计承保责任限额为3.5亿元, 保费收入为2548万元, 支付赔款1596万元, 未决赔款1167万元, 接收医疗纠纷调解的申请为1472件, 未调解成功转到法律诉讼和医疗鉴定的不足12%[6]。2007年, 投保的医院进一步增加, 除公立医院外, 私立医院与部队医院也逐渐纳入到了保障范围。除北京外, 上海、江苏、深圳近年来也出台了类似的强制性保险政策, 实施效果良好,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上述各省市的实施情况虽然只是个案, 不具有普遍意义, 但从其实施效果来看, 完全有理由相信,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必然大有可为。尽管现行的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并非十全十美, 但可以预见的是, 通过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 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法制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与完善,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一定能够做大做强, 其市场发展前景必将更加广阔。

2 国外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在保险业相对较为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其实是责任保险的一种常态, 参保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保险业发达的欧美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或规章制度规定执业医师或医疗机构必须购买医疗责任险, 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已成为医方转移执业风险、应对医患纠纷的通行做法。强制医疗责任保险能否实施到位, 从某种程度而言, “实施模式”既是保障也是关键。从国外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 主要有两种模式最具代表性:即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

所谓立法模式, 是指相关部门通过立法的方式, 规定所有的医院与医生都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美国就是采取该模式的典型国家之一。与我国不同, 美国大多数医院都是私立医院, 医院给予医生经济方面的担保相对有限, 一旦发生医患纠纷, 医生本人面临的赔付压力通常要比我国医生面临的赔付压力大得多。因此, 在执业过程中, 医生必须具有高度的自保意识, 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正是其自保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为什么能够在美国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光有这一点还不够, 还必须通过法律机制来保障该险种的顺利推行。为了确保医患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医疗责任法律体系[7]。通过立法, 规定医生必须毫无条件地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其实质就是“法定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医生是投保人, 同时也是被保险人, 具体投保方式是医生个人或通过医师协会向保险公司投保。由于有医疗责任保险提供保障, 美国每年通过该保险来处理的医疗过错成千上万;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 赔偿责任就会自觉地落到保险公司身上。由于有保险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担保, 患者通常都能得到足额而又及时的补偿。因此, 类似于我国的医患纠纷很少发生。与我国一样, 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过程中, 保险公司虽然也承受着因为医疗纠纷而带来的巨额赔偿压力, 但由于有强制性体制为保障, 该险种市场需求十分广阔, 足以满足保险市场“大数法则”的规模效应, 保险公司还是有利可图的。更为重要的是, 保险公司还把开展此险种看成是履行社会义务的一种表现, 因此, 仍然愿意承保这一险种。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强制要求医生或医疗机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但保费的交纳, 可以完全由政府来承担或者由政府协助医生或医疗机构投保医疗责任保险。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就是采取该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 其医疗服务属于国家或政府提供的福利, 医院由国家或政府财政 (税收) 支持。因此, 医院和医师的医疗责任保险费用由国家或政府支付。一旦发生医疗纠纷, 有专门的行政法庭性质的医疗上诉法庭处理医疗纠纷及医疗事故赔偿, 还可通过法院审理判决, 赔偿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8]。在这种模式下, 政府才是决定是否参保以及如何参保的主体。简言之, 政府是投保人, 医院与医生是被保险人。由于该模式需要政府大量投资, 因此, 实施该模式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 即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力。

3 当前我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模式选择

综合国外实施情况, 大体上可以认为, 当前可供选择的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模式, 主要为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从当前国外不同国家的实施效果来看, 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应该说各有各的特点, 很难说哪种模式好或不好。到底好不好, 关键还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判断。就立法模式而言, 由于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为担保, 政府无需为该险种的具体实施、操作过程费尽心机, 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制定相关法律。当然, 该法律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规定所有医院与医生都必须投保医疗责任保险, 同时还包含有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内容、详细的实施措施、遭遇问题时的解决办法、不投保该险种所面临的处罚措施以及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该险种推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内容。该模式的主要缺点在于:一方面, 医院或医生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否则很难承担起巨额的保费, 尽管有法律为约束, 投保率依然难以保证;另一方面, 由于各级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具体实施过程, 因此, 要对其实施效果进行有效监督往往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就政府主导模式而言, 由于有政府的全程参与, 医院与医生的投保意愿有充足的保障, 保险公司根本就无需考虑投保率的问题, 它所要做的是厘定合理费率、提高险种质量、改善服务条件等。但由于该模式需要政府部分或全部投资, 因此, 对于政府而言, 为数不少的保费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结合当前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与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两种模式各自的优缺点, 笔者认为, 我们可以采取将两种模式相互结合的办法, 取长补短, 以此来推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首先, 政府通过立法模式规定所有医院, 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医院, 都必须强制保投医疗责任保险, 以此确保投保率, 降低保险公司业务发展成本, 保证医疗机构公平有序竞争。统一投保还可以满足市场的大数法则需求, 促使保险公司科学合理地厘定保险费率及保险条款。其次, 对于非赢利性医院的医生而言, 由于其收入相对有限, 为了提高其投保意愿, 可以附之于政府主导模式, 通过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或者税收优惠政策 (比如减免税收或把医务人员的保费从个人所有税中扣除) 等措施, 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投保能力。此外, 为了配合上述两种模式的有效执行, 当前所要作的还应包括积极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收入水平, 进一步激发医院与医生的投保积极性, 以此确保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顺利实施与推广。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但只要实施模式得当,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未来该险种一定能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其社会管理功能必将更为强大, 而它在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中, 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与推广, 对于化解医患纠纷、处理医患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综合国外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主要有两种实施模式可供选择, 即立法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实施效果上均有各自的特点,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无论是选择哪种模式, 都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情况, 否则, 往往难以把握其优缺点。

关键词：医患关系,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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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国炜.中美医疗责任保险之比较研究[J].医学与哲学, 2005 (4) :52-53.

交通强制保险 篇9

社会保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社会共济。社会保险按照大数法则, 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筹集资金, 建立社会保险基金, 实行互助共济。集合社会多数人的力量, 均衡分担少数人遭遇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越广、统筹层次越高、基金调剂范围越大, 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二是责任分担。社会风险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个人、用人单位、国家都应承担社会保险责任。参保人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因此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险费用, 以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国家应当作为社会保险的后盾, 承担社会保险的资金供给责任。三是国家干预和主导。社会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 具有强制性, 通过立法强制用人单位和个人参加, 政府参与社会保险组织和运作, 并对社会保险工作进行监督。

社会保险包括五个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其中, 基本医疗保险又包含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下面, 笔者具体谈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

1998年, 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1998〕44号) 文件,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进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城镇所有用人单位, 包括企业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 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龙岩市于2000年9月25日出台了《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岩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文件的通知》 (龙政〔2000〕综350号) , 于2001年1月1日在全市全面启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通知》中《龙岩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职工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基数, 最高不超过当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 最低不得低于当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龙岩市职工医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 全市执行统一的政策。龙岩市长汀县职工医疗保险基本情况是:截至2016年9月30日, 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32522人, 其中在职20166人、退休12356人。参保在职职工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外, 其他企业只有约5000人参加了职工医疗保险, 与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比对, 尚有约8000人未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在缴费基数方面, 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有按实际工资总额申报外, 其他企业基本上都按照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进行申报。

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 制度强制力不够, 导致无法实现应保尽保

目前, 除了机关、事业单位编内人员和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能够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要求达到全员参保外,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大部分都只能做到选择性参保, 即对工伤保险实行全员参保、生育保险只为有生育需求的女职工参保、职工医疗保险不参保或部分人员参保。作为职工医疗保险的经办机构———医保中心, 只是一个提供医疗保险服务的事业单位, 没有对用人单位的行政执法、处罚权, 最多只能到用人单位宣传职工医疗保险的各项政策, 如果用人单位不愿参保也无可奈何, 最终导致:一方面, 依法应参保的部分职工未能参保;另一方面, 又增加了基金的运行压力。

(二) 基金征管措施不力, 造成未能达到应收尽收

按照规定, 职工缴费基数为职工本人月工资总额。但是, 由于缴费基数的高低除了与在职时个人账户待遇有关系外, 与参保人员享受的统筹待遇高低和退休后个人账户待遇都没有任何关系。比如, 龙岩市2015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620元, 最低缴费基数为2772元, 每月缴纳医疗保险费为277.2元, 最高缴费基数为13860元, 每月缴纳医疗保险费为1386元, 但是, 两者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和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却是一样的。所以, 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有按职工本人实际月工资总额申报缴费外, 其他参保单位基本都按最低缴费基数 (即当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 进行申报缴费。一方面, 医保中心由于工作力量有限, 无法进行实地稽核;另一方面, 已参保的用人单位认为还有些单位连参保都没有, 能够按最低缴费基数进行参保就已经很不错了。未能实现基金及时足额的征收, 也加大了基金的运行压力。

三、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实施的建议

(一) 将缴费工资总额与企业工资成本相挂钩

即实行部门联动。税务部门在计算企业税收、认定企业工资成本时, 未完全参加社会保险“五险”的职工的工资和超过社会保险缴费基数部分的工资, 不得在税前列支。这样, 就能保证企业做到应保尽保和及时足额缴费。

(二) 将缴费工资标准与医保报销比例相挂钩

交通强制保险 篇10

海洋与其开发污染损害赔偿强制保险作为责任保险, 对油气开发污染造成的损失起补偿作用, 对投保人的投保义务也应给予一定的限制, 但是油井所有人、作业者的赔偿责任限额是其责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强制保险若要起到其应有的保障作用, 就不能少于责任人的最低赔偿义务。对于保险人来说, 既然其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援引责任限制, 则其承担的责任的最高限额是固定的。而法律既然出于保护受害人的考虑, 也不应设定低于该责任限额, 因此, 保险人的责任限额规定为:“强制责任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支付的赔偿金额不得低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海事或其他赔偿责任限额”比较合理。”

加拿大海商法协会《关于开发和勘探石油及海底矿物资源中使用海上设施, 人工岛屿以及相关装置的公约草案》第14条中规定, 为覆盖本公约下责任, 每一海上设施的所有人应被要求办理并维持符合海上设施船籍国明确规定的条款的保险或其他该种类的财务担保, 前提是数额应不得少于按第13.5条计算的关于海上设施责任限制基金数额。为覆盖本公约下责任, 每一人工岛屿或相关附属物的所有人应被要求办理并维持符合关于人工岛屿或相关附属物的许可证颁发人要求的条款的保险或其他该种类的财务担保, 前提是数额应不得少于按第13.5条计算的关于海上设施责任限制基金数额。为促使履行本公约下义务, 每一执照持有人应被要求办理并维持符合许可证颁发人要求的条款的保险或其他该种类的财务担保, 前提是数额应不得少于就执照下每一海上设施、人工岛屿或相关附属物根据本公约设立的责任限制基金总额。

第二, 保险金额应当参照油井的井深、油田的储量、产量进行计算。

油井的深度对油气开发的影响尤为重大, 随着井深的增加, 水压急速增加, 发生井喷、井涌等事故的几率增大, 而且一旦发生事故后在深水压强巨大的情况下对油井进行维修、控制污染扩散的难度增加, 污染治理的可能性是逐渐降低的。同时, 由于油井深度的增加, 地壳的不稳定性也增强, 发生地震的可能性随之增加。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 不可能无限的加深油井的深度, 也无法完全克服诸多技术问题, 因而油井的深度越深, 其所面临的风险越大, 发生事故有治理起来也越困难, 相应的, 有关的损害赔偿也就愈加庞大。所以, 对于深度较大的油井, 应该投保较高的保险金额。

海洋油气开发油井储量和产量也是计算保险金额的重要参考因素。虽然海洋中的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分布广泛, 但是开发成本也较陆上而言更为巨大, 所以目前的开发利用的海洋油田多为储量丰富、储藏集中的油田。油井储油量越大发生事故时溢油量也就越大, 治理的困难程度和费用支出也就越庞大, 在投保强制保险是理应规定更大的保险金额。油井产量影响到平台和输油管发生井喷、爆裂时的溢油量和泥浆、废气、井液的外溢量。产量大的油井、平台, 其平台、钻井船的日常储油量和输油管道中的运油量都较大, 而且生产作业所使用的井液、产生的泥浆、废水、废气都较多, 一旦发生事故造成泄漏外溢的污染物对环境和人员的威胁十分巨大, 对于污染的防控和治理难度很高, 且耗资巨大。这类油井的收益极为可观, 开发技术也比较复杂, 对开发作业者的要求也较高, 所以在强制保险中应当投保更高的保险金额。

第三, 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强制保险的保险金额应做较高的规定。

纵观国际上的重大油污损害事件:1999年美国“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搁浅漏油4万吨;1987年英国“托利勘庸”号油轮触礁溢油12.3万吨;1988年加拿大奥德赛号油轮爆炸漏油13.2万吨;1978年法国, “阿莫戈·卡迪兹”号触礁原油泄漏22.3万吨。这些大的污染事故石油泄漏量十分巨大, 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 产生巨额赔偿责任和污染防治费用, 尤其是油井的储油量和产油量远比油轮要大, 造成的损失也远大于巨型油轮。

《关于因勘探开发海底矿产资源而引起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的公约》第8条规定:经营者应被要求对其在本公约项下的责任投保或设立其他财务担保并持有该保险或财务担保, 保险金额、保险类型以及条款应遵照所属国的要求, 但该保险金额在本公约可供签署之日起的五年之内不得低于2200万特别提款权, 之后不得低于3500万特别提款权。鉴于海洋油气开发技术不断进步, 生产规模大幅扩张, 该公约规定的保险金额对于现在的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来说明显过低, 远远不能满足抵御风险的需要。在阿莫戈·卡迪兹案中, 在法国国家和地方政府、自然保护协会、各专业团体等向船舶的最终所有者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住所地——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法院起诉。当时美国不属于《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缔约国, 法院判决被告向受害者赔偿8500万美元, 并另付利息, 在巨型油船漏油事件中就产生了如此之高的责任, 试想对于大规模海洋油气开发的投保金额绝不可能仅仅局限在3500万特别提款权的层面。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原油泄漏事件中建立起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 如果该油井投保污染损害赔偿强制保险, 则其投保金额应比照赔偿基金在做一定比例的减少才算合理。

综上所述, 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强制保险投保的保险金额应在不低于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的赔偿责任限额的前提下, 参照油井的井深、油田的储量、产量进行计算, 并做较高的规定。

摘要：当前在国内和国际理论界关于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强制保险的保险金额尚无统一的规定和权威的研究成果, 造成实践中此类问题缺乏可操作性。本文通过分析海洋油气开发的行业现状和国际公约规定, 提出计算保险金额的最低限额和方案。

关键词：海洋油气开发,强制保险,保险金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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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制保险 篇11

所谓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的法律赔偿风险为承保对象的一类保险。根据《保险法》第65条第4款的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国家旅游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旅行社责任保险，是指以旅行社因其组织的旅游活动对旅游者和受其委派并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导游或者领队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借鉴该条款的规定，所谓旅游经营者责任保险，是指以旅游经营者因其提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对旅游者以及受其委派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导游或领队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在此种保险法律关系中，旅游经营者既是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保险人则是保险公司。旅游者以及其他受害人与保险合同虽无直接关系，但订立保险合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一般情况下，依合同自由原则，经营者有权决定是否投保责任险，法律并不强行要求经营者必须投保。但要注意的是，旅游经营者责任保险是法定强制性保险，其强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制投保；二是强制承保。所谓强制投保，是指法律要求旅游经营者必须投保旅游经营者责任险，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旅行社条例》第38条规定：“旅行社应当投保旅行社责任险。”第49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不投保旅行社责任险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第2条第1款也有类似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旅行社，应当依照《旅行社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第28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旅行社解除保险合同但未同时订立新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期满前未及时续保，或者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低于20万元人民币的，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旅行社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处罚。”《旅游法》第97条规定了旅行社违反此义务时应承担的更为严格的责任，即“旅行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經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一）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的；（二）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的；（三）未按照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的。”所谓强制承保，是指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承保，也不能随意解除合同。例如，《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的情形外，保险公司不得解除保险合同。”

通过对比《旅游法》和上述法律文件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旅游法》规定的旅游经营者责任保险的投保主体范围更广。除旅行社之外，还包括住宿、旅游交通以及高风险旅游项目（见《旅游法》第47条）的经营者，从而实现了对旅游者更为充分的保护。《旅游法》之所以规定旅游经营者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有以下几点原因：（1）为旅游者以及为其服务的导游、领队提供基本保障，使其受到损害后可以直接、迅速地获得赔偿。（2）减轻旅游经营者由于向受害人赔偿而引发的财务负担。（3）通过分散责任，强化赔偿能力，减少旅游过程中的纠纷，以及后续赔偿上的迟延。旅游经营者责任保险的标的范围是指旅游经营者应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第4条对此做出了规定：“旅行社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当包括旅行社在组织旅游活动中依法对旅游者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承担的赔偿责任和依法对受旅行社委派并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导游或者领队人员的人身伤亡承担的赔偿责任。具体包括下列情形：（一）因旅行社疏忽或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二）因发生意外事故旅行社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三）国家旅游局会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通过上述规定，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保险公司对旅游者的人身伤亡赔偿承担保险责任；对旅游者的财产损失赔偿承担保险责任；对导游和领队的人身伤亡赔偿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公司对导游和领队的财产损失赔偿不承担保险责任；对旅游经营者因故意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而产生的赔偿不承担保险责任，、旅游经营者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是指保险公司应当支付的赔偿保险金范围。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除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应支付保险金之外，保险公司应当支付的保险金还包括施救费用、查明费用和诉讼费用等。《保险法》第64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第66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

交通强制保险 篇12

关键词：机动车辆,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一、机动车辆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模式

由于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特殊性, 导致其既有责任保险的特征, 又有财产保险的特征, 作为一种商业保险又体现出社会性的一面。而从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的立法目的看, 更像是一种社会保障, 于是, 对于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究竟应该采取无过失保险还是强制责任保险就引发了争议。香港大学的郁光华教授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以后认为:“从目前我国对交通事故处理的状况来看, 我国非常适合采用交通事故人身伤亡处理的完全无过失保险机制。”并且提出了一下几点理由:更能使交通事故的成本内化;已经由了社会认可的条件;在适当设计的情况下, 该机制会因大大降低事故处理的交易成本而使驾驶者所支付的费用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同时认为魁北克机制的成功也说明我国可以采用完全无过失保险机制。

也有观点认为无过失保险不适合我国, 理由是:1.无过失保险的基本思想是由机动车主为自己购买伤害保险, 实施基础是汽车已经十分普及, 目前的中国汽车普及率还远远低于其他国家;2.其他国家都是在交通法规及配套设施足够成熟时下才推行无过失责任的, 而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相关能力;3.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推行无过失保险的历史阶段看, 一般是在与侵权责任机制结合的责任保险发展到一定程度, 强制保险保障范围需要扩大的情况下才建立的, 我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国情;4.发达国家和地区无过失保险的实践表明, 附加式的无过失保险并不成功, 修正式的无过错保险将导致医院, 受害人为达到侵权诉讼的门槛而不择手段, 同时导致滥诉。

二、现行我国机动车辆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对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但因为其尚不完善, 因此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 不能充分体现民事责任的惩罚和教育功能

民事责任主要的功能是补偿功能, 但是也不能忽略民事责任的由一个重要功能, 教育功能。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发挥了保险制度的优势, 既大数法则, 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责任分摊到所有机动车保有人和驾驶人的身上,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是责任的补偿功能, 同时被保险人财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 正由于其分散风险, 从而弱化了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责任,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被保险人在其对机动车辆的驾驶上不谨慎。因为其限制了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追偿权, 对被保险人惩罚功能被减弱, 从而难以达到通过对民事责任的合法承担, 对致害人进行有效教育的目的。

(二) 立法有冲突之嫌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第2 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以及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 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 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 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三) 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 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 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主要是指被保险人由于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保险赔偿。而从《道路交通安全法》来看, 似乎并未规定保险人的行为必须是过失。虽然对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给予保险确实有违公序良俗, 但即使作为上位法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漏洞, 保监会也不应该直接用下位法直接修改之, 这显然违背了法律位阶原则, 实在让人很难接受。

(三) 降低了违法成本, 容易诱发道德风险

保险制度的精髓在于大数法则与风险的分散,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为保障受害第三者的利益, 将被保险人赔偿责任的风险转嫁给了所有参加该保险的机动车保有者或驾驶员, 这就出现了谨慎的驾驶员为粗心的驾驶员买单的现象。这容易对驾驶员产生不良的激励, 激励驾驶员不谨慎驾驶, 从而大大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使保险事故发生时, 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变得有效, 但是保险赔偿被强化之后可能滋生以诈骗保险赔偿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对我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构成了挑战。

(四) 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与第三者责任保险并存时处理方式无效率

目前, 我国出现许多即有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又有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车辆, 此时, 法院的一般做法是将两者分案审理。法院普遍认为商业性第三者险不同于交强险, 没有法律赋予的强制性赔付条款, 没有规定保险公司向第三人的直接赔付义务, 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没有直接请求权, 由于受害人在商业性第三者险中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资格, 不能享有对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款的请求权。分案审理虽然条理清晰, 而且便于法院操作, 但是也存在相当大的弊端。因为此时, 受害第三人要么等着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与法院判决书将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向其为给付, 要么直接另行起诉保险公司, 要求给付, 往往大多数人选择后者。这就造成了不必要的累诉, 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 同时也不利于保障受害第三人的利益, 因为被保险人获得商业性第三者险的理赔款后存在不赔付给受害第三人的可能性。

三、我国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设想

机动车辆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行是一项系统工程, 它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 因此, 在实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根据该制度涉及的主要问题, 我国机动车辆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 完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

1. 扩大救助基金资金来源。

对于公益性基金来说, 资金匮乏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重大问题,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由《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 是一个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险缺位的情况下建立的一种公益性基金。为了保障这个基金能发挥其作用, 则必须保障其资金的充足。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 救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从强制保险费中按比例提取。

救助基金的扩大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着手:1, 机动车年检税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金额;2, 从燃油税中提取的金额一方面较为可靠且收取便利, 另一方面缴纳燃油税较多的机动车必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更长, 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更高, 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基金份额也是合情合理的;3, 拍卖车辆牌照所得款项:交通事故数量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应为机动车数量多, 而对牌照拍卖价款收取一定比列的金额就在源头上将责任分散给了潜在的责任者。

2. 确定最高责任限额。

救助基金缺少关于责任限额的规定, 只把“抢救费用超过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作为补偿事由, 虽然救助基金与机动车三者强制责任险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 但各国在第三者强制险立法中, 均规定三者强制险的责任限额适用于救助基金, 二者的给付额度相同。应依据侵权法所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 向受害人提供救济。由于其与强制责任保险功能上的一致性, 可以效法其他国家, 规定与强制责任保险一致的责任限额。

3. 明确管理机关和管理制度。

我国的救助基金可尝试采用如下的管理模式:由财政部主导, 会同公安部、保监会、交通部等直接相关部门联合设立道路交通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 监督基金的运作, 同时赋予该基金法人资格。救助基金应建立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以法定的渠道获取的金额, 弥补案件的受理、调查及给付、追偿等具体事务的费用。同时保险公司也应该积极配合救助基金的工作, 可以设立专门的协调部门配合救助基金。政府也应该给予该基金必要的支持必要时可以给予基金一定的投资自由。

(二) 明确赋予受害人第三者直接请求权

世界多数国家均已规定机动车强制三者险的第三者对保险人有直接请求权。我国的保险立法应顺应这一趋势。但是, 是否对需要第三者直接请求权的行使进行限制, 却值得深思。在日本, 美国多数州机动车强制第三者险中都没有限制第三者直接请求权的行使。笔者认为不宜毫无限制, 因为这不仅会加重保险人的负担, 增加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同时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故只有在被保险人有明显过错, 需要让其承担责任时, 才适用。比如:被保险人逃逸的;机动车上未放置保险标志的, 或使用伪造、变造保险标志的。

(三) 加强对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监管

目前我国的机动车强制三者保险制度的监管还存在许多漏洞, 最典型的就是保险费率的厘定。当修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改变现行由保险业协会制定费率的做法, 让保险费率进一步市场化, 或者由保监会与交通安全部门一同制定, 同时保证过程的公开与正当性, 必要时可以经过多方听证。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45条:“本保险费率, 由主管机关会同中央交通主管机关拟定, 提经社会公正认识组成之费率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发布。”其次, 在统一制定基础保费率的前提下, 允许各地有一定的差异。将保费的变动与市场接轨, 并且给予必要的宏观调控, 可行的做法是规定一个比率范围, 该范围与各地的机动车数量与生活水平相接轨, 让市场监控保费。最后, 加强对强制保险的监控, 保证所有的机动车都购买强制保险, 同时加大处罚力度, 对不购买保险, 又造成交通事故或情节严重的, 追究刑事责任。

五、结语

纵观我国的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 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 在制度安排上还有诸多不足。再加上保监会出台的颇具保护主义的法规, 使我国的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处于尴尬的境地。该制度的精髓在于分散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从而保障受害第三人的利益, 不仅是保险法上的重要措施, 也是民法领域内的一次创新。不仅涉及强制缔约等对私法自治的限制, 也涉及涉他合同等对债之相对性的突破。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虽然囊括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双重机制在内, 但是作为一种保险,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当然以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为其初衷。它又是责任保险的一种, 因此其保险责任以被保险人因机动车事故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而负的民事责任中的损害赔偿义务为内容。故赋予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是保险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的通行作法, 有必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以更好的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利益。相信随着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行, 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并将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进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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