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道主义研究（共12篇）
我国人道主义研究 篇1
一、集体主义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深入开展集体主义教育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集体主义是什么?传统的观点认为,集体主义是一切从集体出发,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一种思想。这种集体本位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乃至整个传统社会都十分盛行,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而带来的个体化的趋势的需要,国内学者对集体主义又有了新的解读,一方面承认集体利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尊重个人利益。“毫无疑问,集体主义的确不是个人主义,但事实很清楚,确切的说,离开了个人便没有集体。”“正确的集体主义应该充满对个人的重视、对个性的尊重、对自由的维护。”总之,能否将自己的行为和利益与集体的秩序和利益联系起来是有没有集体主义的分水岭,能否满足和尊重集体和个人的双重利益是传统集体主义与现代集体主义的分水岭。
此外,基于集团的分类集体可以分为大集体和小集体。国家、社会等可以称为集体,家庭、企业等有时也被称为集体。集团的广度决定了集体主义的深度,甚至很多学者把基于家庭、企业等这种广度较小的集体利益的价值观不称为集体主义。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了“公意”与“众意”的概念的不同,“公意”是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而“众意”是所有个人意志的总和,往往是以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实际上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众意”更值得提倡,相对于“众意”而言“公意”更值得提倡。而在多大程度上让渡个人或者小集团利益的成本决定了集体主义的强度。
集体主义不仅是处理集体与个人关系的一种原则和方法,也是人类文明程度的一种表现。无疑,实现社会的秩序、个人的自由和人性的完美是正确的集体主义的目标所在。
二、我国市场体制下集体主义价值观缺失的原因
既然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集体主义,那么,为什么我国在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集体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小了呢?
一方面源于传统集体主义的不合时宜性和弊端。传统中国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传统中国民族品性身家念重、公德感轻,传统中国生产和生活方式缺乏集团生活。中国人在对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因缺乏生活经验而意识上难以构想的背景下引入集体主义往往把集体与个人对立起来,把个人作为集体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没有把个人容纳和统摄到集体自身,而导致了集体主义作为公德的异化。再者,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个人对集体是一种完全依附的关系,把集体作为自己的生存树和保护伞,这就造成了集体与个人的不对等。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受整体主义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个人利益一直存在着文化价值观的偏见,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讲义,而小人才讲利。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从事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行业的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不光彩的,虽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光彩事业,但这部分人仍然在民众中受到歧视。不仅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公有,所以建国初我们就简单逻辑推理为公有制范围越广、程度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在这种“左”的思想的影响下,经济领域追求“一大二公三纯”,认为讲求个人利益就违背了公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总之,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生产力水平、文化价值观以及政治观的偏见导致了传统集体主义集体至上,压制了个人的解放和发展,尤其是没能正确定位对个人利益的尊重和满足。
传统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自给自足生产,人们很少为完成统一目标而共同行动,更难以形成在这种统一行动中的深厚的情感。而随着我国市场化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生产家庭化向生产社会化的转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被彻底打破,人们从家庭走出来通过合作进行各种专业化的生产,进而实现产品的交换。这种生产家庭化向生产社会化的转变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社会构造的重大变化,中国人越来越多的由家庭走向集团,由族民转向公民。当人们在集体生活中越来越多地获得了情感体验和经验教训时,对传统的集体主义的弊端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这就需要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存在和发展,随着这部分的不断发展以及其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贡献,对“私”的文化价值观的偏见逐步消失。同时,在政治领域中随着对“左”的错误思想的纠正,对“私”的政治观的偏见也逐渐淡化。另外,传统集体主义由于缺失公平和正义,导致集体内部的平均主义,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极大的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些情况的综合作用下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就遭到了普遍的质疑。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并未迅速取代传统集体主义,导致了人们对集体主义由无限崇拜转向了无限怨恨。
如果说传统集体主义的弊端与不合时宜性是集体主义缺失的内生性因子的话,那么市场化则是导致集体主义缺失的外源性动因。产权经济学之父阿尔奇安曾经说过,有稀缺必有竞争,有竞争必有游戏规则,而清晰的产权是市场经济竞争的游戏规则。显然,市场交换本质是物品权利束的转移,而集体主义在所有权上更强调的是公有,公有的特点往往是不能以任何一种形式划分单个人所有,这势必导致产权的模糊。此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动力源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非集体利益最大化;即使是尊重个人利益的非传统集体主义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也无法肯定的回答是前者,正如目的和手段孰轻孰重让人无法回答一样。再次,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条件是个性和创新等要素,而集体迫于秩序的需要往往强调的是统一行动和服从。总之,市场体制所带来的“碎片化”与集体主义的表面上的格格不入致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淡化了。
三、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培养集体主义的对策
市场经济虽然是效益经济,追求功利性,但绝不是冷冰冰的资源分配的逻辑选择,而应是有道德理性的人创造财富的行为。同时,商业契约、产权等都是建立在社会集体的构建的基础上的,市场的竞争与合作必须以集体作为载体才能进行。不仅如此,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各种要素相互联系的一个大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体学习的系统。相对于物质奖励、情感笼络、兴趣诱导等手段而言,集体主义作为价值观的精神动力也更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
那么,如何使集体主义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维系呢?
第一,正确认识集体主义本身存在的一些难题。首先,前文提到正确的集体主义需要集体内部成员的平等和公正,但在实际操作中非常困难。因为集体收益是公共性的,公共性的特点除了不能以任何一种形式划分单个人所有之外,还有就是在占有、使用、处置和分配上是同等的,也就意味着集体成员无论是否做出贡献都可以均等的分享集体收益,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失公平。其次,虽然集体主义作为精神动力的作用推动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觑,但集体利益往往具有长远性和间接性,在社会生产力还未达到一定程度,人类的需求还未达到精神层次的状态,人们的精神境界还未达到“天使”境界的时候,集体主义的动力就表现不足。解决上述难题,从当下来看,就要改变因重情而导致的不求精确、不讲数字、不大分彼此的中国民族品性,还应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度量集体成员的贡献信息,最大限度做到公正。当然前者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民族品性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构造造成的。从长远来看,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内化和外化,如果个人的一切行动都以公益为目标的时候,就会体现正义。也就是说当所有人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为集体做贡献的时候,集体实际就成为了非常公正的集体成员内部相互搭便车的一个平台。
第二,针对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全社会培养契约精神。市场化转型带来了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从而使中国社会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情感的力量减弱了,需要理性的力量的替补。因而需要在整个社会培养契约精神。当然这里所说的契约精神与法律精神相比更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精神,重点在于权责对等的内容。在全社会培养契约精神的关键是建立诚信社会。
第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说,集体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互为手段的。集体主义属于思想层面的内容,因而不能通过暴力或强制的方式而应该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进行培养,而思想教育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因为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高度凝练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条主线就是在集体秩序和集体发展条件下促进个人自由和个人发展的实现,保证集体内部的平等和公正。亦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好的回答了“个人应为集体做什么”以及“集体应为个人做什么”这两个集体主义的基本问题。
第四,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西方。虽然由于缺乏集团生活的经验,中国文化中倡导“人人独善其身”要大过于“人人向善其群”。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集体主义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概括为群体文化,这正是集体主义的表现。当然,不足之处就是不够尊重个人的独立性以及个人的自由,而这正是西方社会集体主义的优点。另外,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到西方在集体与个人问题上因所受的锻炼和教训多而有很多长处,“第一,公共观念;第二,纪律习惯;第三,组织能力;第四,法治精神。”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五,文明的社会风尚是集体主义产生的土壤,并且起着“传染”集体主义的作用。“虽然习俗和风尚对道德情操产生的影响并非十分巨大,却和在其他方面的影响极其类似。当习俗和风尚与判定正确与错误的自然法则很一致的时候,它们就使我们的情感越发美妙,而且会增强我们对每一件近乎邪恶的事情的厌恶感。”
第六,建立法治社会。首先立法的过程中一定要立善法,亦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取向一致的法。另外,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要严格,以保证权利的落实和补偿。法律自然属于他律,具有强制性,但通过这种强制性可以最终形成一种习惯,而内化为人们心灵的习性。通过合理法律制度与道德的内在良性循环培育集体主义精神。
另外,关于集体主义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那就是集体的代言人很容易利用集体成员的公共责任而为个人或本集团谋取经济上或政治的私利。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当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权力的滥用,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经验。这就要求处理好集体的权力和个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法治社会的建立使权力在法的范围内发挥以保障个人的权利,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
第七,完善各项制度。正如人类拥有智慧和使用智慧是两码事一样,一个人拥有道德素养与使用道德素养也是两回事,很多情况下集体主义的缺少并不是人们内心缺少这种精神,而是由于不合理的制度导致无法使用这种精神。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旧的制度被打破,新的制度还不够定型和成熟,导致了集体主义的缺失,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所提到的,很多情况下人类的邪恶不是来源于人性而是来源于我们糟糕的制度。邓小平也曾说制度不好人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而培育集体主义精神,制度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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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道主义研究 篇2
摘要：
随着建国六十周年的到来，新中国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年，而支撑这个庞大的“国
家”不断发展的除了有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外，更重要的是全国13亿同胞的爱国主
义情怀。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壮大，在壮大中不断发展。在新形
势下展现出了新的姿态，成了“新爱国主义”。它的新在于理性，在于自发，在于包
容，用新的方式传播，传承和发扬。
关键词： 理性
自反
包容
新方式 新爱国主义
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爱国主义也不例外，在中国不断的发展中，在与世界不断的融合中，我国的爱国主义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爱国主义这词由来已久，它的基础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关注，最后经过民族意识的洗礼所形成的一种成熟的表现形式。列宁说过“爱国主义是指人们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所以作为一个公民，国家的一份子，爱国是一个人要做到的最基本的要求。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37年开始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不断的在战火中将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如今新中国的成立也将迎来60华诞，如今的爱国主义也在这60年的风风雨雨中不断的发展，得到了“新爱国主义”。
一．理性爱国
爱国热潮一波接着一波，国民的爱国热情特别是青年的爱国热情更是高涨。2005年由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使原本平静的日子起了波澜，无数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形成了大规模的大陆反日游行，有些人冲击日本的领事馆闹事，有些人砸烂日产物品，抵制日货„„不可否认此时的中国人民是愤怒的，是爱国的。但是观其爱国的方式却缺少了很多理性的东西。
爱国并不只需一腔热血，也需要理智。先说这示威游行：的确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游行是庞大的，震撼人心的，但是沉浸在爱国情怀中的人们似乎很欠缺理性的思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只有申报并经过公安机关批准的游行才是合法的游行，但据我所知，在这次反日热潮中，基本上都是自发的，似乎没有哪个城市按程序做，这说明整个游行活动都是非法的。而这种非法的行为虽然起到了“示威”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并且这也是一种藐视国家法律的不爱国的行为。再说冲击日本领事馆事件，日本领事馆是日本外交人员办公的地方，民众的冲击显然是一种不理智，冲动的做法，反而给日本留下了“恶人先告状”的借口。接着又是一连串的抵制日货，砸日产商品，无论是路边的日产汽车，还是打着日式料理招牌的餐馆，都是一片狼藉，可是狼藉过后“爱国”的人可曾想过他们毁坏的很多同样也是我们中国人用钱买来的东西，坏的还是中国人的东西，损失的大部分是中国人的私人物品。
所以说我们需要理性的爱国，而“理性”也是我们“新爱国主义”中必不可少的一位元素。只有“理性爱国”才能做到正确的爱国。
二．自发爱国
我国人道主义研究 篇3
1现行征地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土地征用政策的要求
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形成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经过1988年、1998年两次修改、修订，在征地审批程序上作了适当调整，在征地补偿标准上作了适当提高，但基本上还是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依然不尽合理。
2征用土地的范围界定不明确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为保证兴办社会公益性事业需要，都建立了土地征用制度。在我国，目前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狭义的概念已经扩大到所有的经济建设领域，滥用征地权现象十分普遍。
3征地主体不明确。征地程序不规范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征地工作由非国土管理部门具体组织实施，致使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了一些未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安置补偿的现象。征地应是政府行为，征地的主体应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是唯一可代表政府实施征地的职能部门。
二、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1法律原因
我国《宪法》中规定只有对公益用地才能进行征用，但是却没有对公益用地进行明确的界定；同时《土地管理法》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法律的界定不严密和自身的矛盾使政府滥用征地权有了借口。
2产权原因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织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3制度原因
我国土地管理部门中没有专门设立用来解决土地征用中的争议及矫正征用双方行为的仲裁机构。县、乡、镇政府部门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土地管理部门在重大决策上需听从于政府，政府部门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却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因而导致政府部门产生违法征占大量农村集体土地的不法行为。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措施
1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确立征地范围
严格限定公益性用地范围，土地征用权只能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使。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均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的前提下，要确保土地征用权只能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使。其它非公益性用地，不能依靠征用农地，而应当主要依靠盘活城市土地存量市场以及开放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市场来解决。
2严格遵守征地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保护耕地资源和控制征地规模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我国土地是属地管理，国有土地的产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各级政府有相应的权限审批土地，土地收益归当地政府所有。无论是公益性用地还是商业性用地，都要把用地规模限制在规划数量、范围之内。
3加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加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对失地农民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促进社会稳定、保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推行起到积极的作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主要有：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等。
参考文献
[1]曲福田，土地行政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2]费仕良，沈守愚，《土地管理法规》，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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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黄贤金，《土地政策学》[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5
[6]董俊祥，《土地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2004
我国人道主义研究 篇4
曾经联手带领中国女排走出低谷的好朋友郎平和陈忠和, 这次各带一支队伍跑到北京奥运赛场上来对决。而郎平带来的恰恰是我们的老对手——美国队。这使我们这些热爱中国女排、热爱郎平的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实质上是, 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和有待我们加深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矛盾。因此, 高校必须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途径、方法等做出合乎时代发展的调整。
一、全球化时代我国高校学生爱国主义现状
1. 大学生的民族国家意识有所减弱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缩小世界各国间的时空距离, 出现了所谓“地球村”现象。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 不少大学生对全球化理论有一定的接触, 特别是全球化时代我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在网络上的虚拟现实面前他们错误地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如今世界市场已经建立, 各地区、国家和民族相互依存, 联系进一步紧密, 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大, 应当用地球村意识取代民族国家意识。这些错误认识, 影响了大学生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使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冲击。
2. 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有所弱化
在全球化大潮中,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这种思想意识也已广泛被大学生认可和接受, 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文明成果共享的同时, 也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安全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民族国家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观点直接与我们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相对立。这些观点容易使一些大学生产生错觉, 认为追求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 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无须再提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利益。不少大学生仅看到世界和平的一面, 而忽视了世界仍然存在不安定的因素和充满危机的事实, 国家安危意识较为淡薄。
3. 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情感受到冲击
全球化进程中大学生的世界情结日益增长, 他们关心世界安全与和平, 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但也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 应当以爱世界为主, 认为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同时, 各种异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 消极文化糟粕的侵害, 使得不少大学生意识形态处于“认同危机”之中, 在他们看来, 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风光不再”。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失落, 必然影响大学生的爱国情, 使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着危机与挑战。
4. 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观日益淡化。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文化的独立性渐遭到削弱, 经济上的优势衍生出文化上的优势, 经济上的强权衍生出文化上的强权。西方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际, 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高科技的优势, 通过互联网等媒体, 大肆推行西方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强势国家的文化输出必然带来西方的观念价值。
二、全球化时代我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对策思考
1. 系统化层次化地构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当代大学生已具备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内容的构建和选择上要符合大学生思想发展的系统化和层次化需要。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要始终注意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灵魂, 进行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教育, 使大学生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大学生要把爱国落实到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具体行动上, 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高校要重视人文社会课程的开设, 注重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 尤其要让大学生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历史文化古迹, 读史明理, 知史爱国。
2. 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优势, 开辟爱国主义教育新途径
信息时代, 因特网快速在我国普及, 上网成为大学生的时尚。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地球村的高音喇叭”, 成为各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公开论坛”, 削弱了部分大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对此, 决不可等闲视之, 要加强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的舆论导向, 善于应用高科技手段, 让大学生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气氛中接受教育, 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现在不少高校已经兴起创办“红色网站”的热潮, 这就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兴起、建设好我们的网络教育阵地。在全球化形势下,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主动开辟、利用、净化和占领网络这个新阵地。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既给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带来严峻的挑战, 同时也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对信息网络技术的充分利用能使我们对受教育者思想的把握更具体、更全面, 使教育更具针对性、时效性, 更能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
3. 以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或事件为契机, 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环境
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灌输教育, 缺乏情感教育的环境。而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 良好的环境使人们受到积极的陶冶和感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 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 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几年来, 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及连续两年特大的自然灾害的考验, 从容应对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 实现香港和澳门的胜利回归, 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圆满成功, 战胜“非典”, 神州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反对日入常全球签名等所有这些, 无不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密切关系。因此, 高校应抓住一切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活动、重大事件, 展开切实有效的教育活动, 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环境, 提升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摘要：当前, 我国高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受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深刻研究, 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因此, 高校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特征, 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途径、方法等做出合乎时代发展的调整, 增强教育实效性。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全球化,中美女排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 2004-10-15.
[2].单守金, 薛宝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1) .
[3].李红, 邓泽.经济全球化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及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 (4) .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篇5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意义 四项基本原则的含义、意义
核心内容 改革的实质、目标
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
2、巩固练习：阅读与思考
3、小结。
4、布置课外练习：学习指导P47-53页内容。
5、教学后记：
第七课时
教学内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教学重点：为什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教学难点：怎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教学方法：阅读提问法
教学过程：
一、课前学习指导。
(一)旧知识的复习。
1、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内容怎样?其核心部分是什么?
3、四项基本原则是指那四项?
4、改革的实质和目标是什么?
(二)预习。
1、为什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2、怎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3、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怎样?
二、课内学习指导。
(一)最可靠的保证。 (板书)
指导学生阅读P75页倒数第二段
提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何特征?
总起来讲，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板书)
指导学生阅读P76页内容
提问：为什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学生回答→归纳→小结 (板书)
因为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才能不断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才能使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得到增强;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保证，它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的命运。
所以，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想一想〗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动摇?
〖图示〗阅读――改革开放中的深圳
(二)统一的整体 (板书)
指导学生阅读P77―78内容
提问：怎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板书)
学生回答→归纳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2)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正确处理好“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首先，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发展;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两个基本点，一个立国之本，一个是强国之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3)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实际工作中就要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知识巩固〗A 指导学生阅读P78页第二段
B 〖名言〗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
C 〖图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党的基本路线关系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必须长期坚持下去，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动摇。
三、课后学习指导。
我国人道主义研究 篇6
（1）解决了要不要发展市场的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命题。自从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产生以来，人们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虽然那时我们称这个问题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从马克思、思格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非商品经济”的理论，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部分的、不完全的肯定，最后到我党改革开放以来对这一相容关系的肯定，经历了l00多年的漫长历史发展。可以说，一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其实质上就是一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论史。随着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从否定到不彻底的肯定，再到比较彻底的肯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对利用外资进行肯定，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00年，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市场经济，并将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这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命题在我国已经得以确立。
（2）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解决了发展什么样市场经济的问题。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形成。经过多年的探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完成以下几方面的任务：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四是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五是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必须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采取切实措施，积极而有步骤地全面推进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提出了怎样建设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国化”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对于怎样建立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国化”问题，我国理论界的研究主要围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分配制度和分配形式、健全国家宏观调控、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问题展开，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建树：一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公有制经济的含义进行新的界定，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元化；肯定了非公有
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在分配制度和分配形式方面，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四是在国家宏观调控方面，提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加快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五是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思路，努力实现经济的协调、快速、健康发展。六是在对外开放方面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是一
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此外还提出要发展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等。十六大以后，我国的理论界主要围绕“五个统筹”、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等问题展开，其出发点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问题。
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1）需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问题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如何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等问题，理论界对市场经济面对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市场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等。通过研究，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认识。
（2）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长期以来在研究方法上，术界研究没能很好地处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关系。这就往往导致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脱节，使得理论研究成果很难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上，我们碰到的最大难点是如何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性、对策性研究的关系。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得不够，其结果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经济改革理论滞后，不能很好地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的实践。
（3）需要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过于注重引进和学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讨不够。这表现在：一是没有深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中国李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没有很好地研究怎样把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与特殊仁结合起来。其结果是；有人通过强调市场经济的一般性来否定它的特殊性；有通过强调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来代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阻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这直接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全济理论研究的滞后。
（4）需要加深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我国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转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阶段。由此，学术界的研究方向也应逐渐向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应着眼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既要注重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要注重完善市场经济的对策研究，做到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
（5）需要加强对区域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和一定的产力水平相适应，我国地域宽广、地域特征十分明显，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界主至侧重于从一般意义上研究我国市场经济，缺少从区域的角度出发，研究区域市名经济，因而没有提出中国区域市场经济理论。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差异很大。本应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运行特点的研究，丰富和发展区域市场经济理论。但是，我国理论界很少注意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很少探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特区与非特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等不同条件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过多地用一个模式衡量全国经济，造成一刀切。
我国人道主义研究 篇7
一、消费主义以其符号性、占有性、诱导性对价值观发生作用
消费主义通过自身的符号性、占有性和诱导性对大众群体的消费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进行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如下:
( 一) 消费主义的符号性导致物质主义
消费主义的符号性是指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 大众群体在商品消费的过程中, 他们更倾向于那些能够体现他们自身声望、个性特征、社会地位以及权利等带有一定象征性意义和概念的商品, 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正如波德里亚指出的符号价值, 商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还具有符号价值。大众更推崇的是能够体现商品交换价值的社会生命和符号价值的文化生命, 这样的追求可以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 消费主义必然会导致大众的 “物质主义至上”的价值观, 认为生活质量高和生活幸福的象征就是追求“符号消费”。
( 二) 消费主义的诱导性衍生享乐主义
消费主义的诱导性是指诱导人们通过模仿上一阶层对物质的占有的行为, 也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被得到认同。它主要体现在促使低收入的阶层向往高收入的阶层的消费模式, 让他们只看到高收入者轻松、愉快、安逸的享受生活的模式, 而忽视了高收入奋斗的过程, 从而人们易产生享乐主义的价值观。 在这样的诱导下, 我国很多中学生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尽管有自己的人生理想, 但并没有落实到实践生活中, 最终成为了幻想。
( 三) 消费主义的占有性滋生个人主义
消费主义的占有性是大众对物质过度的消费或占有来满足自己炫耀和攀比的需要, 并不是从现实的需求出发, 仅仅是纯粹地满足“你无我有”、“你有我多”的占有欲和幸福感。 在这种情况下, 大众对物质的占有是无法满足的, 因为人们对占有欲和满足感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这样就给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每当面临道德的选择, 他们只会考虑自己, 而不顾及集体和社会的利益。
综上来看, 消费主义以其符号性、占有性、诱导性的特征不仅是给他们提供了如何吃、穿、住、行等基本的消费方式, 更是一种价值观、行为方式和人生态度的培养, 最终消费主义对中学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主流信仰缺失、道德行为失范和集体责任感缺失这三个方面。
二、消费主义影响下中学生价值观的现状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被更加的重视。 作为正处在价值观养成关键时期的中学生, 他们更需要对主流价值的认可, 但受消费主义影响, 他们认为:物的消费是衡量人的价值、社会地位与生存意义的准则, 物质生活的富足被视为人生成功的标志和幸福的象征;消费不再只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个必要环节, 而是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是一种以物质享乐主义为取向的人生哲学和生存态度, 必然引起价值观追求的偏差。
( 一) 片面追求 “ 物质化” 学习成绩至上:主流价值缺失
中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培育的关键时期, 学校教育对中学生价值观的培育起着主导作用。 学校按照国家教育目的, 以素质教育为导向, 促进中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以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思想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但多数中学生仅以追求学习成绩至上为自己的目标, 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学习成绩好了, 家长就会满足他们对商品物质的追求, 可以购买最新的商品, 如苹果手机、平板电脑。他们追求学习成绩是为了实现他们对物质的占有, 从而满足自己虚荣心;而不是从自己兴趣、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健全人格出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是以功利性的价值观为导向, 而不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行为取舍的标准和出发点是能不能获得物质的利益, 而不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这种纯粹性成绩至上的选择, 又会有多少理想信念的因素存在于其中呢? 它必然消解着中学生的人生价值, 尤其忽视了自己思想道德品质的修养, 同时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关注度。把原本一个靠德育为先, 培养四有人才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个只懂得学习成绩至上的人, 这种信仰的庸俗化、物质化与社会主义现实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仰无疑是背道而驰的。
(二) 私欲掩藏下的个人道德认识不足:道德行为失范
价值观的道德认识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表现、社会现象的行为是否合理的看法。 人类的道德认知和道德选择, 一方面反映了积淀于其内心深处的道德取向和道德追求, 另一方面也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起着导向性作用, 对生活目标和生活态度有影响。 消费主义的盛行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受到强烈的冲击, 而与物质主义相联系的思想意识却得到人们的自觉认同。 中学生视勤俭为寒酸, 视奢侈为气派, 表现出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等不良倾向。 在日常人际交往中, 他们更多地接近穿着名牌的同学, 对生活节俭的同学嗤之以鼻。 每逢同学生日聚会, 他们大搞攀比之风, 大肆招待同学进出昂贵的场所, 炫耀自己的地位。 甚至一些学生为了满足自己对物质的占有, 一味地放纵自己, 偷抢别人的财物, 最终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三) 以个人为中心:集体责任感缺失
消费主义所强调的: 追求物质主义, 盲目地满足自身的利益追求, 通过对各种各样商品的消费来最大限度地表达自我、展示个性。 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 个人是本位, 只关注自身喜好, 这是一种以追求个人满足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文化, 集体、社会较少的被考虑到。 班级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单位, 它是中学生一起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 是学生学习知识和道德品质的直接环境。但由于中学生的行为方式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 他们以自己为中心, 认为自己孤立地存在于班级体中, 常常不顾考虑其他同学的感受。 比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一些个性明显的学生只顾着自己感受, 会突然大喊大叫, 影响教师的教学活动, 从而影响整个班集体的学习进度。
三、应对消费主义, 培育中学生价值观的方法
通过对文化与价值观的内在关系和消费主义是如何影响中学生价值观的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 消费主义通过物质至上、享乐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对中学生的主流价值信仰、道德行为和集体责任感的认知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为此, 我们必须提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学生教育的指导地位、以知行统一的方式加强实践探索以及重塑集体责任感的方法来培育中学生的价值观, 从而消解消费主义的影响。
(一)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学生教育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促进身心和谐发展
在我们中学教育教学过程, 学校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 把学生学习知识和思想教育相统一起来, 尤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编入中学思想政治课程,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德育工程中的主导地位, 对中学生进行系统而卓有实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帮助他们养成正确的价值观, 引导他们从片面追求学习成绩至上的功利主义转向自我崇高价值的实现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来。强调学习成绩只是我们学生追求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做一个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思想积极向上合格的中学生。
(二) 践行知行合一, 加强中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探索
知行统一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实践准则, 所以我们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熟记于心, 又要重视组织学生参加实践锻炼, 把提高认识和行为养成结合起来, 使学生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因此, 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学校, 都要在中学生价值观教育中鼓励和支持他们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 使他们在接触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加深情感体验,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比如以社区服务实践活动、 中学生志愿者活动等实践活动为载体,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融汇到中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去, 从而实现中学生由价值观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次转变。
(三) 重塑中学生集体责任感
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是集体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 一个拥有健全人格的中学生肯定是热爱集体、关心集体、维护集体荣誉的人。 当个人的集体责任感被以个人为中心所占据的时候, 许多中学生便丧失了集体的归属感, 做出许多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行为。因此重塑中学生的集体责任感, 帮助学生正视自身的个人价值同集体价值关系, 加强学生自我的价值反思, 学校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第一, 德育教育者可以根据时代需要和学生实际出发, 选择一个好的学习榜样在班上进行宣传, 让学生对榜样产生倾慕之情, 及时把学生的情感、冲动引导到行动上来, 提高学生的修养。第二, 德育教育者也可以经常组织集体活动如班级大合唱、辩论赛, 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其中, 加深集体有归属感。 最后, 教师要全面了解和关心每一位学生, 定期和学生谈心, 让学生真正地融入到整个班级体当中, 增强集体凝聚力, 同时引导学生对消费主义的认知, 消除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 从而做出对集体有益的行为。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不同文明所表现的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深刻影响着不同民族的价值取向, 其中以物质主义为取向的消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正严重地冲击着当代中国中学生的价值观。多数中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主流价值缺失、道德行为失范、以及集体责任感的缺失这三方面的问题。为此, 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学生教育的指导地位、以知行统一的方式加强实践探索和重塑集体责任感来培育中学生的价值观。
关键词：消费主义,价值观,影响,培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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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休谟.曾晓平, 译.道德原则探究[M].商务印书馆, 2001.
我国人道主义研究 篇8
一、马克思主义失业观的内容简述
马克思主义失业观在《资本论》及其他的著作中都有系统的论述,主要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方式对人口的发展方面有决定的作用,这是其进行失业观研究的主要依据。
其次,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且用自身的劳动力来换取生活所需的资料,其实质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商品,这一理论是其失业观的关键所在。
第三,他认为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与增长,资本的有机构成也会发生变化,而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会使得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于是就产生了相对过剩的人口,这是失业问题出现的根源。
第四,他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除了受到资本积累的影响,还受到技术进步及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而技术的进步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资本不断积累。因此,为了增加资本的积累,节约劳动成本,资本家会不断推动技术的革新和进步,其对工人的需求量就会下降,造成失业。
第五,他认为扩大社会分工会增加相应的生产力,可以有效地促进就业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失业。
二、当前我国大学生的失业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各大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大学生的人数也在连年增长,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这不仅促进了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对国民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我国的社会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教育面向市场化,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在市场残酷的竞争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大学生不断增多,市场上的大学生供求比例出现了不均衡现象,大学生的供给量远大于市场的需求量,市场消化能力不足,使得大学生就业难、失业问题等逐步显现,并日益严峻。
大学生失业的类型有很多种,如无业可就型的、有业不就型的、选择性失业型的,等等。而造成其失业的原因也很多,并且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比如,大学生自身能力不足、专业与社会供求不匹配、就业期望过高、就业体系不健全、就业歧视,等等。
当前,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已经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各界都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促进大学生就业。
三、马克思主义失业观对我国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启示
大学生的失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失业观在现代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解决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失业观为指导,深入研究并不断创新其中的理论与方法,使其形成与当今社会实际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促进就业
市场的供求关系对大学生失业问题的解决有直接影响,因此,需要国家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以推动经济总量及社会分工不断扩大,使就业的需求可以得到有效增长。同时,国家还应该积极出台各项政策法规与规章制度,打破各种限制和阻碍,促进大学生就业渠道更通畅、多样化,从而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好的保障。
(二)加快教育改革,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
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大学生失业问题的产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应该加快高等教育的改革,更新教育的理念,以学生为本,优化各学科的机构,调整专业设置,使其更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使其就业竞争力得到增强。
(三)大学生应该转变就业观念,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就业
在解决失业问题的过程中,大学生在努力提高自身就业能力、增强竞争力的同时,还应该转变就业、择业的观念,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和自我定位,调整就业的心态,放宽就业的选择,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就业。例如,可以从基层做起,到中西部人才需求量大的地区去就业,也可以进行自主创业等。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失业观提出的时间虽然比较久远,但是其经典的理论放在当今社会并不过时,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在当前我国大学生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失业观,挖掘其中的精华,使其更好地指导我国进行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更好地帮助大学生实现充分就业。
参考文献
[1]李萍,卢云峰.马克思就业理论进路与我国就业促进机制构建[J].理论与改革,2012(02).
[2]张存刚,汤勤勤.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与我国失业问题的比较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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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道主义研究 篇9
关键词：反垄断规制,行为主义,结构主义
一、反垄断法的两种规制原则
对垄断行为是否违法的两种判定方法: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结构主义是对市场结构采用预测的方式, 认为结构决定绩效, 合理的市场结构能促进公平竞争和社会福利。结构主义认为:规模企业必然会阻碍有效竞争, 因为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必然会限制竞争, 进而导致低市场效率。根据结构主义, 反垄断法就是要对垄断企业进行拆分, 从而遏制企业的垄断行为, 恢复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
行为主义最早产生于美国, 由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后发展起来。芝加哥学派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判定垄断的方法, 它反对强调结构对绩效的单向决定作用。行为主义主张认为, 竞争的唯一目标, 即保证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芝加哥学派反对对垄断企业分拆作为救济措施, 主张辩证看待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关系。行为主义主张效率优先, 更加关注消费者的利益。
二、反垄断法规制原则的演进
反垄断实践经历了由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变革。在反垄断早期, 各国普遍都实行严格的反垄断制度, 即结构主义规制模式。在控制企业的集中上, 坚决禁止各类企业的合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各国都在考虑如何提高企业尤其是跨国大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让本国企业能够做大做强走出去。此时, 结构主义已不能作为垄断行为违法性的判断依据, 各国在反垄断的实践中, 开始采用行为主义原则, 在规模经济和有效竞争中寻中平衡点。例如, 在美国波音麦道合并案中, 虽然波音麦道的合并将在美国本土形成垄断, 但在全球范围内, 迫于竞争对手空中客车的压力, 波音和麦道的合并不但不会形成实质的市场垄断,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而且会增强美国客机的世界竞争力。因此, 在衡量规模经济与竞争之后, 最终合并案获得通过。这是采用行为主义来判定是否垄断的典型案例。行为主义更加注重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综合考量, 更加注重经济效益、企业破产对相关市场的影响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等动态因素, 更加客观公允。
三、我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360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2014年, 最高人民法院对奇虎公司诉腾讯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定腾讯公司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驳回奇虎公司上诉, 维持一审原判。这是自2008年8月1日我国《反垄断法》正式实施以来的第一起互联网反垄断案件, 历时四年之久, 为今后处理互联网类反垄断案件树立了标杆。在对此案的审判过程中, 并没有按照网民们的期盼而简单地判定腾讯具有垄断地位, 而是对腾讯所处的相关市场界定标准、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分析原则与方法等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问题的多个反垄断法律适用的重要裁判标准。
1.关于相关市场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相关市场为我国大陆地区市场, 既包括个人电脑端即时通信服务, 又包括移动端即时通信服务;既包括综合性即时通信服务, 又包括文字、音频以及视频等非综合性即时通信服务。
2.关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即时通信领域的市场竞争比较充分, 市场进入较为容易, 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腾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3.“二选一”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此举排除、限制即时通信服务市场竞争的动机并不明显, 且仅持续一天, 对安全软件市场造成的影响极其微弱。该行为不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4.捆绑软件行为是否构成搭售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QQ即时通信软件与QQ软件管理打包安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并不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搭售行为。
根据最高院的判决理由, 可以看出, 我国在判定该起网联网垄断案时, 不是简单地只看市场结构, 而是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四、行为主义对我国反垄断规制的启示
(一) 建立宽容型反垄断制度
根据采取行为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不同判定方法, 可将反垄断法分为宽容型反垄断法律制度和严苛型反垄断法律制度。宽容型反垄断法律制度是指在判断垄断是否违法时, 需综合考虑包括市场结构在内的各种因素, 例如,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等, 并且不以结构作为判定垄断的决定性因素, 另外, 在规制对象的选择和惩罚上都较宽松。严苛型反垄断法律制度是指以本身违法原则为基础, 以潜在垄断行为为禁止对象, 并即给予严厉制裁。宽容型反垄断法律制度会综合考虑潜在该行为的形成原因、经济效益、消费者利益以及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等因素。宽容型反垄断制度认为, 反垄断法并不是反对垄断, 而是反对非法垄断:如果垄断不会对相关市场、社会及消费者产生负面影响, 反而将会提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顺应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 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应当受到反垄断的规制。建立宽容型反垄断制度, 原因有三:第一, 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时, 应当尊重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在此前提下, 实现有效竞争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第二, 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 要求本国在对待垄断问题时, 应当综合考量规模经济带来的国际竞争力和有效竞争之间的平衡关系。第三, 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世界经济一体化, 以及当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多元性要求等, 为宽容型反垄断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科技、经济和社会条件。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公共利益和社会成员福利的提高为己任。作为经济法的核心部门法的反垄断法, 始终以为经济自由保驾护航为责任, 在价值选择上必然要以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为根本。因此, 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应当是那些严重排斥、阻碍有效竞争、阻却其他经营者相关市场准入以及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也就是说, 反垄断法并不当然排除垄断行为, 而是规制那些排斥、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
(二) 反垄断规制应当坚持连贯性和动态性的统一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时期, 在改革过程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制度尚不完善。而且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代中国, 各种新兴产业层出不穷, 例如, 网络新兴行业的垄断行为, 应当采用哪种原则来规制?在反垄断规制的价值选择、违法确定原则上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 另外, 从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的角度来看, 还要考虑垄断对综合国力提振的重要意义, 例如, 我国南北车合并对于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在反垄断调查时, 就不适宜单一考虑竞争规则, 而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当代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发展市场经济, 在规制垄断行为时, 应当区别对待, 以抑制行政性排斥、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为主, 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反垄断法以提高经济效率, 促进消费者福利为目标。在反垄断规制总目标不变的情况下, 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针对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实际情况,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规制应当主要以提高市场经济效率, 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和消费者福利, 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为目标。也就是说, 我国反垄断规制应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进行适时调整。立足国情的同时, 当然还需要积极吸纳国外的立法经验和规制原则, 保持反垄断规制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使我国反垄断规制发展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 也能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
(三) 加强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保护本国经济利益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是指在本国领域外发生的垄断行为, 只要该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内相关市场的竞争, 不论行为人的国籍如何, 本国的反垄断法主管机关和司法机构都可以依据本国的反垄断法对其行使管辖权和处罚权。美国开创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先河:在美国司法部诉美铝公司案中, 抛弃了此前一直沿用的属地管辖原则, 改用效果原则。加拿大铝公司因参加了一个主要由欧洲企业组成的限制美国出口铝锭数量的横向垄断协议, 被美国法院宣布违反《谢尔曼法》, 构成限制交易行为。终审法院认为, 该横向垄断协议虽然签订于美国境外, 但试图影响美国的出口贸易, 并造成了实质影响。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在规制跨国集团公司的国际垄断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在全球市场竞争力较弱, 国内企业规模小, 技术含量低, 民族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品牌效应, 整体规模小, 尤其是在高新技术行业领域, 依然无法与世界大型跨国集团公司相竞争。自我国加入WTO以来, 面临的是全球范围的挑战, 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挑战与机遇并存。我国的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域外适用制度, 这就要求我国在进行反垄断规制时, 应当善于运用域外适用制度, 从而保护我国尚处幼稚时期的产业及民族经济。这也是我国反垄断法的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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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道主义研究 篇10
从我们国家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来看, 他不但让社会形态有了很大的改变, 同时也直接导致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应变化, 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意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新时期的需要和要求, 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用科学的方法对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作出探讨, 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是无法找到新的出路和方法的。这样受到阻碍的不仅仅是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无法达成。
自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国家的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我国的工作重心开始战略转移, 开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改变。一方面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 这一做法让外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冲出了外国的经济封锁, 同时也斩断了自身的束缚, 与世界的趋势相同步, 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在我国加入WTO组织以后, 我们又步入了另一个阶段, 从最初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始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第三, 我国从改革开发这一进程中, 改变了我国的经济体制,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最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 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方式开始转变, 人们的工作和利益发生改变。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在摸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摆正了方向的体现, 紧接着就是向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扬帆起航, 开往现代化的彼岸。
1 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体现, 是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 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当前,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担负着极其重要和艰巨的历史使命。
1.1 以“三个代表”为核心, 加强建设一个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体系、市场经济共同发展的良好环境, 以适应改革开放带来的改变。
在思想上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支撑力量。
1.2 向广大人们群众传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教育
人们以此为使命而奋斗, 让人们拥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也是为了我国当代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所作出的努力, 将他们打造成一个有文化、有理想、思想道德素质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
1.3 人们的生提高了, 就会开始有精神方面的需要, 为了人们的
精神需要, 应该为他们提供健康、积极的精神文化产品, 以满足人们在物质之余对精神文化的需要。让他们拥有更加惬意的生活。
1.4 对那些错误、封建、、反动、落后的思想应该记忆清扫, 在人
们的思想方面应该加强文化教育, 地域全面细化的风险, 提高精神建设能动性。
2 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
2.1 我们在说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 其新思路和新方法要从学习入手, 要特别注意四个密切结合, 加强理论建设和引导的发挥。
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作出充分的了解, 结合目前的需要, 跟国际、国内的发展新变化相结合, 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路线相结合, 与干部群众的新思想和新需求相结合, 做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以实践为依托, 做好调查工作, 去接触群众, 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 去寻找他们在这方面的需要, 从而解决一些生活生产中的问题。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宣传和教育, 切实加强全面而有力度的工作指导, 寓教于乐, 寓教于知、寓教于智、寓教于行。解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新问题。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说服力、渗透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2.2 要明确一个概念, 构筑三个系统。
即精神文明的客观价值性概念和精神文明的内容框架系统、评价标准系统和组织运行系统。在此基础上开展好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工作, 设计好活动载体。建设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 让精神建设的范围不断扩大, 保证在各行各业都拥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 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健康、积极的文明环境。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以及城市、企业、学校、家庭等等方面都提高文明程度, 让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学习、生产当中, 保证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作用。
2.3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强化群众观点。
精神文明建设其实是一项群众性工作, 目的在于向群众宣传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引导提高他们的精神层面的工作。人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对象。而人民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构建者和受益者;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也是人们生活的需要和渴求。我们的政党一直都是走群众路线, 所以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是走进群众, 去向群众宣传教育, 用群众来教育群众, 向群众学习。所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众性。
2.4 要注重典型培养和引导工作。
典型指导推广工作不光是我们政党在思想、经济建设中所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 这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所以善用这一优良传统, 我们更加应该注重如何去发现这些典型, 以及这些典型的培养和塑造, 加强宣传, 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2.5 加强党的领导, 鼓励政府参与, 争取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和积极配合。
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浓厚的良好社会氛围。
2.6 抓好规划建设。
开展工作之前应该要有一个规划, 对目标的确立以及工作的大纲内容都应该先制定好, 这样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开展的时候, 才能够做到有条不紊, 有步骤有效果, 不能让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陷入盲目的状态。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是否能够达到目标, 是与各级领导干部的决定有关的, 他们除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倡导者, 还是领跑者, 他们对群众提出的要求, 自身应该先要达标, 这样才能上行下效。
3 结束语
浅析我国传统刑法中的家族主义 篇11
关键词：家族主义；亲亲相隐；服制；十恶
一、家族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家族是世代聚居在一起的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以财产为保障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家族是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家族主义是最初产生于家族内部的，以“父权”、“夫权”、“长幼辈分”为中心尊卑次序，本质上为一种集体本位思想。
（一）家族主义的起源
家族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
在原始社会中，自然环境恶劣，野兽时有出没，单个个体难以存活，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抵御外界的危险。而在古代交通条件不便的状况下，血缘相连的氏族成为最安全也是最主要的聚集单位。长期发展下来，维护家族利益的思想日渐浓重，最终形成家族本位意识。
以氏族为单位的生活生产方式使得商品交易的产生变得困难，致使中国古代生产大体为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维持，而这些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是氏族中的男子。如此，男子的地位渐渐提升，产生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并在之后形成了以父系家长特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制度。
（二）家族主义的发展
家族主义得以在古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加强，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事实上，小农经济与家族主义是一种相互维护的关系。集体本位思想本身排斥以个人为中心，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为小农经济制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对的，小农经济闭关自守，生产规模小，与外部缺乏沟通。因此，族内长者的经验及男子的劳动力在其中占有了极为重要的地位。由此慢慢产生了子女对长辈、妇女对丈夫的依赖，并且这种依赖在小农经济的发展中日渐增强，最终又巩固了家族主义在古代社会大环境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家族主义最大的发展得益于儒家思想的广泛推崇和传播。而在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主导思想后，家族观念更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法制和文化等各方面。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其社会伦理思想，即是“禮乐”。“礼乐”乃秩序与伦常，“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倡导一切都有长幼尊卑之分，并以此为原则治国齐家，尤其深恶痛绝东周末“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
由于儒家思想符合古代社会的家族本位意识，其“三纲五常”的论断对维护封建家族制度及当时社会的稳定有极大的帮助，甚至为统治阶级所支持。因此，在之后近两千年的中国社会中，儒家思想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最终成为主流思想，并进一步维护了家族主义的存续和发展。
二、传统刑法中的家族主义
相较同时期的外国法律，中国古代刑法中充斥着的浓厚的家族主义色彩成为区别于其它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亲亲相隐
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原则既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又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封建伦理道德在刑法上的反映，在中国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
亲亲相隐原则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认为，亲亲相隐起源于孔子对“父攘羊，子证之”的案例评价。《论语·子路》有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可见，在孔子看来，父子相隐是符合伦理道德的，而符合道德的行为，就是正直的行为。然而此时“父子相为隐，亲亲得相首匿”只是个别地方的行为规范，既没有上升为法律准则，也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亲亲相隐原则真正上升为法律，开始于汉宣帝正式颁布的“亲亲得相首匿”诏令，规定“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此后，亲亲相隐原则为历代统治者所使用，并且相隐匿的亲属范围不断扩大。
亲亲相隐原则自隋唐时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规范体系。《唐律疏议·名例律》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将此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同居相为隐”。而到了明清时期，此原则的范围又被扩大到岳父母和女婿。
本质上，亲亲相隐主要问题是当“尊尊”与“亲亲”，“忠”与“孝”发生冲突时，以哪个原则为先。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可见，儒家学说认为，家为国之本，“亲亲”乃是“尊尊”的基础，当两者冲突时，为了从根本上维系忠，就不能够破坏孝这个基础。但犯罪行为毕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另外法律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社会法律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统治阶级绝对不会允许任何威胁到自身统治地位的事物。两者之间需要一个平衡。“亲亲相为隐”便是忠与孝、国和家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一般的民间小罪可以相互隐瞒，而且决不允许揭发，以维护家庭情感和家族利益；危害到国家统治的犯罪却不可隐瞒，必须检举，否则连坐，以确保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统治秩序。比如，《唐律》中所规定的“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虽告亦无罪，约坐同首论”。对于“十恶”中“谋反”及“谋叛”，不仅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反而还要牵连上整个家族。
从现代司法角度来看，“亲亲相隐”制度对于司法公平公正似乎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它对国家的无限权力作了一些限制，使司法权力在家庭的帷幕前不得不止步，为罪犯逃脱罪责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它也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手段之一，被现代立司所摈弃。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制度并不仅仅是保护封建“父权”、“夫权”的工具，其最初的立法目的和理由也是尊重伦常的考虑。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书解释“容隐制”的立法理由时就明白无误地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亲情是人最大的天性，包庇亲属都是出于“仁爱”“善良”的本性，是应该体谅的。若无视这样的本性，将会动摇维系家族权威的亲情基础，进而动摇以家为本的“国”。如果一个人连“亲其所亲”都无法做到，又谈何“尊其所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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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五服以制罪
服制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一大特色，准五服以制罪也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区别于其它各法系的最鲜明的特征。
服制是指依据生者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贵贱而制定的一套严格的丧葬等级制度，体形了中国古代亲属关系、政治关系的等级规范。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和丧服质地的粗细区分的服制统称“五服”。一等亲为斩衰：用最粗的麻布做成，不缝下边，服期为三年；二等亲为齐衰：用粗麻布做成，缝缉下边，服期一年；三等亲为大功：用熟麻布做成，较齐衰稍细，较小功略粗，服期九个月；四等亲为小功：用较细的熟麻布做成，服期为五个月；五等亲为缌麻：用细熟麻布做成，服期为三个月。
第一个将“准五服以制罪”写入法条的是《晋律》。“准五服制罪”原则就是根据丧服制度所确定的亲等制度，作为刑事立法中判罪定刑的一个标准，按“五服制度”确定的亲属等级和范围，来处理亲属间因犯罪而产生的刑事法律关系。概括地说，就是：以尊犯卑，其罪轻于常人，服制愈近，其罪愈轻；反之，以卑犯尊，其罪重于常人，服制愈近，其罪愈重。依照此原则，官员在断案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理清案件相关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和亲等。
自《晋律》之后，各朝代的立法相继沿袭了这一司法制度。《唐律疏议·斗讼》规定“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其告事重者，减其告罪一等。既诬告重者，加所诬罪三等。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诬告重者，各加所诬罪一等，即非相容隐，被告者论如律。若告者谋反叛逆者，各不坐，其相侵犯，自理诉者听”。又《大明律·刑律·人命》中规定，“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及其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斩；已杀者，皆凌迟处死。谋杀缌麻以上尊长，已行者，杖一百流两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其尊长谋杀卑幼，以行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者，减一等；已杀者依故杀法。若奴卑及雇工谋杀家长，及家长期亲、外祖父母、缌麻以上亲者，罪与子孙同。”
服制实际上是同罪异刑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传统刑法保护“父权”、“族权”最直接体现。官吏在断狱时首先要弄清和解决的往往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是怎样的服制关系，而不可先问曲直。服制关系本身就是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标准和依据，不同的服制有不同的處罚。“圣人以礼制而定服纪，以服纪而立刑章。染则服有加隆，刑分轻重，欲正刑名，先明服纪，服纪正则刑罚正，服纪不正则刑罚不中矣。”
服制也反映了中国道德社会化机制是以孝为中心而设置的，并且，这种以孝为中心的道德观念被作为断狱原则被纳入法律，足以说明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当重视道德伦理的社会。同时，通过家庭成员的身体力行来使其他社会成员耳濡目染，使这种道德观念深深渗入进民众内心，以起到巩固家族成员联系的作用，进而坚固国家的统治。这种道德伦理已成为维系统治阶级进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奠基。
（三）“十恶”
“十恶”是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它是中国传统法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刑法原则，规定犯此十项罪名者，“八议”、“亲亲相隐”等宽免原则都要受到限制，并且对犯此十罪者处刑都是非常重的。因为这十项罪名不同于一般的罪，都是侵犯国家政权及威胁到统治阶级地位，或是触及道德底线的。
“十恶”制度正式确立在隋朝，但其源头可追溯至西汉。《唐律疏议》关于“十恶”立法的描述：“事类有十，故称十恶。然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这就是说，西汉时的所谓“大逆不道不敬”等犯罪，即是十恶大罪的萌芽。自隋朝《开皇律》中首次确立了“十恶”后，之后历代封建朝代修订的律法中，几乎无一例外地纷纷加以效仿。
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使每个家庭都能遵从封建统治者们所宣扬的“父父子子”观念，则不仅可使得家内和睦，更能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严格的秩序，方便了皇权的统治。以“国”喻“家”，以“皇权”喻“父权”、“夫权”，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模式在“十恶”制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四）存留养亲制度
存留养亲是为了顾全伦理而减轻或延缓执行刑罚的典型。
存留养亲制度大约形成于北魏年间。《北魏书·刑法志·法例律》载：“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傍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答，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列”，指在犯了死罪的情况下，如果父母或祖父母年老体弱，而且没有其他的成年子孙，也没有其他的近亲属，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上报给皇帝，皇帝通常会允许罪犯留在家中给父祖养老送终，以尽孝心，成全人伦，待父祖过世后再执行死刑或流刑。到了唐律中则更加完善：“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犯流罪者，权留养亲，若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则从流。”
存留养亲制度是典型的伦理化法律，在国法与孝道产生矛盾的一些时候，为了顾全和成就家族伦理，国法有条件作出一些让步，以崇扬孝道，体现统治者的“仁”治。
三、家族主义融入传统刑法的原因
法的家族主义，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它各个法系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当西方各国法制发展开始向个人主义转变时，家族主义仍维系古老的中华法系，使之长期以来衍变得极为缓慢。为何家族主义能影响中国上千年的时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应从封建国家的政治基础看家族主义影响的原因。“中国古代国家并非阶级对抗的产物，而是政治性的亲族集团之间征服的结果，所以，它采取了家国合一的族性统治形式，在旧有的‘家’的组织里面灌注以新的政权的内容。这就是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的真实含义。”封建专制政权的统一体是由多个封建家族组织集结而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统治方式非但没有因国家的产生而消失，反而被国家政权所吸收，形成家国合一、家国同构的统治方式。在家国同构的状态下，家与国的统治方式也可以相互贯通。因此形成家长族长对国家负责、个人又对家长族长负责的政治结构。同时实行一人为官荫及亲族，一人犯法罪亲罪族的法律制度，来实现所谓“齐家治国”的统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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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此，封建国家在立法中必然要反映作为自己阶级和政治基础的封建父权家族的意志和利益，維护相当于“皇权”的“父权”和“夫权”，惩处违背家族制度和宗法伦理的行为。
另一方面，将体现伦常和人之本性的家族思想纳入法律，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也可以说是对思想的统治，通过伦理化法律的实施，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人们对皇权的信仰。这也是统治阶级往往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思想的原因。
其次，家族主义的发展更是得益于儒家的推崇，特别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以后，家族观念不仅进一步得到加强巩固，并且逐步成为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它反映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的要求，适应了统治阶级全面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特权制度的需要，因此在西汉以后，儒家思想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千年来传统法律的立法基础。
关于儒家思想对家族主义的影响，首先需要明确为何儒家思想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
本文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为统治思想，原因就在于它所提倡的等级秩序正与统治阶级所要维护的利益相吻合。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认为由于智和愚、贤和无能的不同，人群社会就应当有所分别，智者、贤者、贵者为尊，愚者、无能者、贱者为卑，“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儒家学说认为，社会必须有差别，有秩序，才能更为和谐。并且，儒家提倡“人治”，认为治理国家需要的是贤能的“人”，这正顺应了封建统治者的心理。因此，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大量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以各种形式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而不断纷纷入律，儒家思想顺理成章地成为古代中国的统治思想。
在儒家理论中，家族及其伦理是礼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家思想的支柱。《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云：“资于治家以治国。”儒家把家与国相类比、类推，目的主要是论说两者秩序的维系方式上的相似，即是“仁治”，意指统治者应当如家族之长一般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而臣民应当如尊敬家族之长一般尊从统治者的统治，如此来达到国家的和谐稳定。因此，维护家族制度也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责任之一。
而在儒家思想的家族及伦理中，“孝”又具有核心地位，《论语》把“孝”视为“仁之本”。“孝”是一种具有“天则”意义的家庭秩序规范，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由“孝”又衍生出了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同胞手足之间的友悌，进而形成一系列为了保护这些家族内部关系而产生的制度。本质上，无论是“亲亲相隐”，“准五服以制罪”，还是“存留养亲”等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发展的。
四、家族主义刑法的现代意义
家族主义法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在清末修律过程中，由于西方大陆法系的介入，个人本位主义与之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家族主义法被视为封建制度的维护者而存在。在《大清新刑律》起草后，这些以家庭伦理为内容的法律制度渐渐淡化，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华法系的命运宣告终结。
然而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我们不禁反思，剥开封建制度的外壳，中国传统法律的家族色彩真的一无是处吗？
笔者认为，太过彻底地摒弃了家族观念，致使家庭法律意识淡薄，之后出现了一些现代法律不能有效地加以规范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正严重危及现代家庭利益。如家庭暴力、儿童遭受虐待的数量激增，老人得不到赡养甚至遭子女遗弃虐待等等，这些在古代刑法中会受到严厉打击的行为，现代法律往往介入甚少。近几年来层出不穷的各类重大案例，激起的社会反响，无不严厉拷问着当代社会法治体系建设的理念和方向。
之所以产生上述现象，笔者认为部分原因在于过于否定传统，强调外来品的优势。传统必定经过时间的沉淀，渗透入一个民族的内心。在新旧事物发生因激烈碰撞时，完全抛弃传统，必将会迷失新事物中。中国的法制应当符合自己的文化传统，以自身为基础，移入外来优势制度，循序渐进、取舍有度，才能避免失衡。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使中国人具有一种重家族重人伦的心理特征，因此但凡涉及到伦理观念的问题，必然极易起社会各群体的高度关注。忽略这一特征，可能会使改革适得其反。
家族观念在今天看来，的确有很多不合时宜的、落后的地方，对于那些落后的思想自然要加以彻底的排除，比如“父权”、“夫权”等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思想。然而这并不是家族观念最初的本意，而是经多长时期封建思想浸染改造后的结果。抛开这些封建思想外衣，深入研究家族观念，它本质上强调的还是“孝”“仁”“廉”等人性的美好。
世间事情的决断，无外乎情理法三者，然这三者之中，情与理是法的基础，无情无理的法不应该是好法。家族主义法“法贵人情”，在实施过程中易与人民心中普遍存在的家族伦理观念相吻合，有些伦理性犯罪的法律规定更容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作为统治工具，法能为全社会所接受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家族伦理亲情是跨时代的，没有现代与传统之分。如果在重视个人权利，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加强对家族伦理亲情的重视和保护，对于社会稳定、法治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五、结语
儒家家族伦理思想长久的存在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并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思想中，内转化为古代传统刑法的价值观念和评判准则。“人们习惯了通过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的交往过程来认知社会、维系生活，忠诚、孝梯、友恭、义信等构成了人们向往中最高的道德价值观念，人们从中找到了高度的符合伦理社会价值要求的标准，并据之评判外界的一切。那些不合此种价值要求的思想行为都将被视为异端，予以严厉打击。”
这其中有封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一部分，更有对人的天性的拷问。它凝聚着儒家思想最精华的一部分，与中国传统法制交融，编织了中华法系独特的文化。如今的家族主义法已随着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而成为历史，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新的法治之路。在这条路上，家族观念是可以也是有必要考虑的，关键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为什么而服务。
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看到以家族观念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念有其一定的现代意义。现代法制建设的最需注意的是反对封建法律，但在这过程中不能将传统法制中有利的一面一并抹杀。研究古代法律正是为了分清哪些是封建的需要去除，哪些是合理的可以借鉴。评判中国法治建设是否成功的标准应当是中国法制是不是适合中国这片土壤，而绝不是简单的以是否与国际相同为标准。
我国人道主义研究 篇12
作为偏见的信念部分, 刻板印象是关于一个类型中所有人、物或环境的简单化的或未加以证实的概括。而作为偏见的影响因素, 权威主义人格是Adorn等人提出的一个概念, Altemeyer在Adorno权威主义人格的3个主要成分结构的基础上, 提出了右翼权威主义的概念。右翼权威主义者倾向于采用惩罚措施来控制并且改善他人的行为, 更多地强调服从权威, 更忠于传统、守旧的社会规范。尽管右翼权威主义可能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负向刻板印象, 但是简单地将这两者相联系是不够的, 还应该尽可能地考察这两者间中介作用机制。在大多数研究中, 刻板印象仅指他人刻板印象。他人刻板印象包括四个维度:对人的态度、社会经济地位、工作能力与态度、生活方式。本文主要选取前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图1所示。
二、研究假设
1.右翼权威主义对群体实体性的影响。权威主义者产生偏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以内群体以及外群体划分标准作为他们认识世界的基本维度。在对待他人方面, 右翼权威主义以内群体以及外群体的标准进行分类, 内群体成员都具有一样的观点, 是一类人, 而外群体由于相似性不高, 所以认为是外人, 并且在右翼权威主义看来外群体威胁到对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感知群体实体性可能与右翼独裁主义呈正相关, 因为威权颇须刚性群体凝聚力的信念。对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右翼权威主义与城市居民感知的外部群体实体性正相关。
2.右翼权威主义对刻板印象的影响。由于右翼权威主义的思想保守性, 对于外群体与本群体表现不同的行为以及价值观会予以抵制, 并且表现形式不同, 群体所在环境与层级不同, 所具备的工作能力和态度、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他人的态度不同。因此, 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2:右翼权威主义对城市居民感知的农民工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具有负向影响。
假设3:右翼权威主义对城市居民感知的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负向影响。
假设4:右翼权威主义对城市居民感知的农民工的对他人态度具有负向影响。
3.群体实体性的中介影响。右翼权威主义影响群体之间的行为模式, 从而使得相同人员形成一个群体, 并且表现出此群体的特性, 这些特性都形成了本群体的群体实体性。群体间的差异会影响到群体对于外群体的态度。基于上面的分析和假设,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群体实体性在右翼权威主义与城市居民感知的农民工的工作能力和态度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6:群体实体性在右翼权威主义与城市居民感知的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7:群体实体性在右翼权威主义与城市居民感知的农民工的对他人态度间起中介作用。
三、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 我们采用分层回归验证。检验结果如表1。
对于假设1的检验, 我们进行了两步回归:第一步, 只考虑控制变量对群体实体性的影响 (模型1) , 第二步加入右翼权威主义支持控制变量。在考虑控制变量对群体实体性的影响后, 右翼权威主义对群体实体性的影响显著为正 (模型2:Beta=0.245, p<0.01) , 且模型2比基准模型的解释方差有了显著提升 (ΔR2=0.076, p<0.01) , 假设1得证, 即右翼权威主义正向影响群体实体性。
对于假设2, 通过相关系数检验可知, 右翼权威主义与工作能力和态度间负相关 (模型4:Beta=-0.137, p<0.1) 假设2得证, 即右翼权威主义负向影响工作能力和态度。
假设3和假设4, 通过相关系数检验可知, 右翼权威主义与社会经济地位两者间不显著 (模型7:Beta=0.030) , 右翼权威主义与对他人态度两者间不显著 (模型10:Beta=-0.104) 。则拒绝假设3和假设4。
对于假设5的检验, 即群体实体性在右翼权威主义与工作能力和态度间起中介作用, 按照上述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 我们进行了层级回归:第一步, 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时检验自变量右翼权威主义对中介变量群体实体性回归系数, 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模型2:Beta=0.245, p<0.01) ;第二步, 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时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 结果显示右翼权威主义对工作能力和态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模型4:Beta=-0.137, p<0.1) ;第三步, 加入中介变量后再次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的变化, 结果显示考虑群体实体性后右翼权威主义对工作能力和态度的回归系数变为-0.092 (模型5:Beta=-0.092) , 右翼权威主义对工作能力和态度不显著, 这说明群体实体性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即支持假设2。
由于假设6以及假设7是建立在假设3和假设4的基础上, 而假设3和假设4不成立, 所以拒绝假设6和假设7。
四、结论与建议
1.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右翼权威主义对群体刻板印象中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是两者之间是负向相关。外来务工人员的不断提高的工作能力和踏实工作的态度对城市居民形成冲击, 对城市居民的利益造成一定威胁。因此, 右翼权威主义越强, 城市居民对外来务工群体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就越排斥。右翼权威主义对群体刻板印象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对人的态度”没有形成显著的影响, 仅对“工作能力和态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这表明, 在我国城市融入过程中, 城市居民感知的农民工的对他人态度、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对自身造成到相对明显的冲击, 并未威胁到自身利益, 故对这两个维度体现出接纳和包容。农民工外出务工大多都是从事劳力活, 而中国对于体力劳动从事者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普遍偏低, 是由中国的传统思想所影响的, 所以右翼权威主义在此方面并没有表现评价的差异性。
2.建议。增加群际接触, 降低群体实体性。增加群体间相互了解的机会, 使得群体间印象不仅是停留在初始印象上, 而是更加准确完全地了解到外群体的优缺点, 从而降低群体实体性。政府以及企业可以通过多举办一定的活动, 向各群体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通过交流增加群际接触, 从而增加群体间的相互融入, 降低刻板印象的影响。提升国民素质、能力;本研究右翼权威主义对刻板印象中工作能力和态度的影响是最显著的。所以在政府和企业层面上可以对工作能力以及素质的提升, 来改变群体的整体素质, 从而改变外群体对本群体的认知, 改变外群体对本群体的刻板印象。文化影响, 政府做积极引导, 对于右翼权威主义中偏激、极端的思想, 政府通过对于本土文化的广泛传播、宣扬, 从而潜移默化人们的偏激思想。
摘要：文章从右翼权威主义出发进行研究, 分析其与刻板印象的关系, 将右翼权威主义、群体实体性、他人刻板印象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假设, 并进行实证分析, 证明出右翼权威主义对他人刻板印象中的工作能力和态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群体实体性可以作为右翼权威主义与工作能力和态度的中介变量, 并对这些结论进行了心理学方面的诠释。
关键词：右翼权威主义,群体实体性,刻板印象,群际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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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巍.西方社会心理学界近年来关于偏见研究的综述[J].社会心理科学, 2012, (4) :27-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