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精选12篇）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篇1

摘要：新世纪以来, “教授治学”经过了学者理论探讨、高校实践探索、政府大力推进的发展过程。东北师范大学于世纪之交率先在国内高校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 其“教授治学”的办学实践具有典型性。通过对比分析该校教授委员会在15年运行中的三个章程 (规章) , 从设立原则、组织性质、学院体制、人员组成、工作职责、议事规则、聘任考核、关系处理等八个方面, 审视教授委员会的设立、发展、完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 教授委员会不断调适内部规则, 使之更加具有活力;不断调适外部关系, 使之更加适应环境。高校多元治理时代已然来临, 用矢量观来看待和指导高校治理有助于形成富有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关键词：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教授治学,矢量

从世纪之交我国部分高校率先建立教授委员会制度, 自行探索“教授治学”, 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里正式提出“教授治学”, 再到新近教育部制定实施《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教育部令第35号) , 十余年来, “教授治学”经过了学者理论探讨、高校实践探索、政府大力推进的发展过程。“教授治学”在东北师范大学———国内率先试行教授委员会制度的大学———的15年发展历程, 其教授委员会制度的确定及变化, 既反映出高校遵循学术本位的办学规律, 也体现了高校办学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笔者通过揭示其过程, 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以有益启示。

一、为什么选择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为个案?

东北师范大学于2000年率先建立了教授委员会制度。该制度一经确立, 就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 不仅运转良好, 而且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有关规章先后出现了三个版本, 有力证明了其重要性和发展性。目前的版本受到了校内管理者和广大教师的普遍认同。东北师大探索的这一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新鲜事物”, 受到了学界和高校的普遍关注, 但纵观这些研究成果, 多为宏观远视, “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做得显然不足。笔者在这所大学从事与大学治理相关工作, 可做一些微观研究, 对其他高校和高教界有些益处。可见, 选择东北师大教授委员会为个案的原因一是够典型, 二是较熟悉, 三是有意义。

二、教授委员会规章的三个版本及简要介绍

东北师范大学自2000年成立教授委员会以来, 近15年时间里, 先后制订了3个相关文件规章。分别是: (1) 2000年, 第一届教授委员会产生前, 《东北师范大学院 (系) 教授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 (东师党发字[2000]30号) 、《东北师范大学院 (系) 教授委员会教授聘任办法》 (东师党发字[2000]29号) 。 (2) 2003年, 第二届教授委员会产生前,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章程 (试行) 》 (东师党发字[2003]44号) 。 (3) 2013年, 第五届教授委员会产生前, 《东北师范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章程》 (东师党发字[2013]1号) 。

第一次制订了2个文件, 即教授委员会的工作规定和教授聘任办法。第二次在第一次2个文件的基础上加以整合, 以章程形式呈现, 主题精神没有变化。第三次是对第二次章程的全面修订, 在修订前进行了大量广泛的调查研究, 征求了所有教授委员会成员和广大师生的意见, 在认真学习上级法规的基础上, 又仔细梳理了校内师生的意见, 几乎是重新起草了章程。所以, 第三次的章程和第二次的章程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述上, 都有较大区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在人员组成、工作程序、履行职责、考核聘任等方面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规章行事, 因此, 对三个版本的教授委员会规章的分析, 可以视为对教授委员会实际工作状况的分析。

三、教授委员会规章三个版本的对比及分析说明

(一) 三个版本的对比

为叙述方便, 2000年的第一次制订的文件称之为“A版”, 2003年的第二次制订的章程称之为“B版”, 2013年的第三次制订的章程称之为“C版”。下面从8个方面进行对比 (见表1) 。

(二) 分析说明

1. 设立原则。

三个版本在设立原则上比较相似。它体现了以下几点: (1) 教授委员会是学院层面上的组织; (2) 教授委员会是以学科为边界来划定的; (3) 教授委员会的一个主要目的指向是学科的发展。事实上, 东北师范大学在2000年时成立了15个教授委员会, 到2013年已增加到20个。数量的增加说明了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 原先几个学科分类相近的学院共同组成教授委员会的情况已不存在, 目前每个学院都独立设有教授委员会。在实际运行中, 跨学院的教授委员会委员需要对其他学院的学术事务进行决策, 这其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决策缺乏科学性的问题。当然, 跨学院的教授委员会也有促进学院之间沟通、了解、合作的好处, 但教授委员会具有的学术决策的基本性质, 促使每个学院都单独设有教授委员会 (见表2) 。

2. 组织性质。

A版和B版具有内在一致性, 都将教授委员会定义为学院改革、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构, B版更进一步地将“教授治学”与党委领导、行政管理相并列, 强调了“新型高校管理模式”。但C版与A版、B版有较大差异。在C版中, 并非学院所有的改革、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事项都交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而是“与治学相关的重要事项”才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同时教授委员会具有“决策与咨询双重职责”, 而不是之前的只有“决策”单一职责。

这一重要变化表明, 刚开始教授委员会的职责是非常之大的 (1) , 后来又有所萎缩。为什么会这样?教授委员会制度不能脱离法律法规的约束, 即合法性原则。2000年和2003年, 教授委员会成立依据的是《高等教育法》, 其第三十七条规定, “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 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据此, 成立教授委员会是完全合法的。但2010年, 中央重新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中发[2010]15号) (以下简称《条例》) 。在第十一条“高等学校院 (系) 级单位党组织的主要职责”中规定“通过党政联席会议, 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这一规定与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对学院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的办学探索存在偏差。所以, 学校在修订教授委员会章程时做出调整, 这样既避免与《条例》内容相冲突, 又充分考虑学校办学实践和教授治学需要。

3. 学院体制。

A版是“试行”, B版是“实行”, C版又做了一些“迂回”。这三个版本明显表明, 学院体制有一个递进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2000年以前, 学院实行的是院长负责制。成立教授委员会以后, 试 (实) 行了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 院长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策, 这在学院体制上是一次重大变革。正如上所说, 依据《高等教育法》, 这次变革是完全合法的。2010年《条例》颁布以后, 情况发生变化。所以, C版特别加上“在本章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行使学院 (部) 层面的决策权”, 即行使学术事项的决策权, 而非全部事项。“对谁负责”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一届教授委员会的产生, 是由学校党委和校长直接任命的。从第二届开始, 教授委员会制度不断完善, 建立了一个“三角形”的动态机制, 即教授委员会对行政班子决策, 行政班子带领全体教职工实施, 而全体教职工对教授委员会考核评价遴选[2] (见图1) 。教授委员会需对全体教职工负责, 这改变了以往“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局面。

4. 人员组成。

教授委员会由二级学科带头人组成。由于各学科差异较大, 在实际操作中, 国家重点学科、重要科研平台会考虑适当增加人员名额;有的学科因特殊需要但没有合适人选, 学校可面向社会招聘教授委员会成员。这样做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加强和促进学科建设。如果说教授委员会也是由学科间“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话, 那么强势学科无疑占比更大, 在学术事项决策中更占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 教授委员会也很难做到绝对公平。

但另外一个方面则相对公平, 就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 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学校党政领导逐渐退出教授委员会。尽管教授委员会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 但实践中学校领导已经不参加校级层面的学术委员会, 学校已经有了行政权力不得僭越学术权力的氛围, 所以, 在学院层面学校领导也开始渐次退出学术决策组织 (见表3) 。由此可见,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对治理有着重要影响。

注:全校共20个教授委员会, 其中各学院党委书记为当然成员, 包括在46人中。数据统计时间为2014年2月20日。

5. 工作职责。

细化和分化是教授委员会职责的发展趋势。职责细化是教授委员会长期实践的体现, 便于教授委员会有效开展工作。职责分化是现代大学共同治理和组织合法化的要求, 有利于教授委员会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环境中运行。

A版和B版的工作职责一致, 都是学院的一切重大事项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这和上面提到的学院领导体制是一致的, 体现的是“教授治院”, 而不是“院长治院”。但C版有所不同, 对教授委员会的职责区分了“决策”和“咨询”两大部分, “决策”职能局限在“学术领域”, 回归到“教授治学”上, 而“咨询”职能放在更大范围的学院整体发展和资源配置领域。C版尊重了“党政联席会”的地位, 同时尊重了教授委员会在学术上的决策权力, 最终呈现的是一个不完全意义上的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 有着明显的多元利益共同治理的迹象。

6. 议事规则。

议事规则体现出了“程序严谨、集体决策、充分民主”的特点。前后三个版本略有差异: (1) 议题提出。议题的提出先是由教授委员会主任提出 (A版) , 后又由院系行政班子或党政联席会提出, 由教授委员会主任与党政领导充分沟通后确定 (B、C版) 。 (2) 工作程序。三个版本几乎都规定, 议题先由院系党政班子研究, 提出初步意见或方案, 然后再提交教授委员会讨论。教授委员会在其下并没有设实体的工作机构, 所以其议题需要依赖学院的党政系统做前期的工作。 (3) 议事程序。三个版本渐次有了更加体现民主的规定。在一些重大事项上, 特别是教师普遍关心的职务 (岗位) 聘任, 均实行实名或无记名票决制, 同时还规定了听证制和列席制等制度, 这些制度在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4) 院长权力。虽然院长要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议, 但院长有对教授委员会决议的一次复议权, 并且可以将复议的结果再次上报校长裁定。这样的规定, 是既要保障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决策权威, 也要赋予院长一定的决策权力, 使之相对均衡, 有利于学院相关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7. 聘任考核。

(1) 聘任程序。第一届教授委员会是个新鲜事物, 不仅校内没有先例, 国内大学也没有先例。教授委员会的成立主要是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当时的学校校长曾长期在国外知名大学任教, 熟悉国外的教授会制度, 所以就先成立起来, 人选主要是由校长和院长商定后确定的。从第二届开始, 聘任程序开始规范。教授委员会成员需要经过申请、述职、答辩, 全体教师投咨询评价票, 然后由学校考核聘任小组提出拟聘名单, 由校长聘任。学校考核聘任小组一般都会充分尊重教师的咨询评价票。B版和C版尽管相差10余年, 但聘任程序几乎相同, 后四届教授委员会聘任都采用这种充分体现基层民主的方式, 教授委员会成员普遍得到了学院教师的认可。

(2) 考核程序。A版对考核考虑得较少。B版和C版十分近似, 能够看出考核环节越来越科学化、民主化。学校内部有一个通俗的说法, “一年一考核, 三年一算账”。意思是说每年都有一次考核, 主任委员和委员都要面向全体教职工述职;每三年为一届, 届满还需接受学校考核领导小组组织的考核, 由全体教职工投咨询票, 考核结果是续聘的主要依据。考核程序都有明确规定, 并且考核结果要公开。

(3) 聘期规定。A版和B版只规定“教授委员会教授实行任期制, 任期3年”, 但C版做了调整:“连任一般不超过两届”“原则上每届教授委员会委员的更新比例不低于1/3”。所以, 根据这一规定, 第五届教授委员会委员的更新比例大幅提高, 达到39% (见表2) 。如此调整是因为学校发现, 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教授委员会第一届开始, 连续三四届一直在教授委员会中, 这不利于发挥教授委员会的工作活力, 也容易产生以个别教授为中心的利益小团体。于是在C版的修订中, 加入了任期制和轮换制的内容。

8. 关系处理。

这三个版本都有相当多的篇幅在阐述教授委员会与其他组织或个人的关系。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界定是一项成熟制度应具有的必要内容。

(1) 教授委员会与院长。两者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学术事项由教授委员会决策, 由院长组织实施。院长对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有一次提请复议的权利。现实中, 教授委员会主任和院长可能是一个人, 也可能是两个人, 这主要取决于学术水平, 如果院长的学术水平很高, 那么他就会集教授委员会主任与院长于一身, 反之, 就会再选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担任教授委员会主任。这种实践中的经验是为了保证学院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避免因人事安排而出现内耗。

(2) 教授委员会与学院党委。学院党委是学院的政治核心, 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学校的各项决定在学院的贯彻执行。三个版本都规定:学院党委书记为教授委员会委员, 代表学院党委参与教授委员会的决策与咨询工作。可见, 教授委员会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由教授们组成的机构, 而是包括了院长、学院书记在内的融党、政、学等各方面力量于一体的机构。教授委员会制度在设计伊始就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和诉求, 以及科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3) 教授委员会与党政联席会。A、B版对教授委员会与党政联席会的关系几无着墨。由于2010年修订后的《条例》规定, 学院的重要事项由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 所以C版对此有所回应。C版把党政联席会的角色定位在“议题提出”和“共同治理”。对于教授委员会的决策事项, 需要由党政联席会提出, 并提出初步意见和方案;对于教授委员会的咨询事项, 需要由党政联席会和教授委员会共同做出决策。这样的规定既考虑了法律法规的内容, 又顾及了已有的办学实践。“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 让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中发挥决策作用已成为办学共识。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学院的重大事项, 特别是重大学术事项只由党政联席会决策而没有教授委员会的参与, 是行不通的。所以笔者曾建议, 在学院层面可实行“党政学联席会”制度, 拓宽联席会的参与面[3]。

(4) 教授委员会与校级层面的学术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章程并未明确规定学院层面的教授委员会与学校层面的学术委员会间的关系。实践中二者之间也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教授委员会以“块”的形式相对独立运行。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一些决定会通过科研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转达给各学院, 各学院再提出交由教授委员会讨论决策的事项。这种制度安排减少了学术事项决策的层级, 绝大部分学院层面的学术事项在教授委员会中就消化掉了, 不必再层层上报决策。

(5) 教授委员会与校长。教授委员会与校长之间的关系仅限于教授委员会委员由校长聘任。校长通常是三年一届的校考核聘任领导小组的组长, 但评聘中一般不掺入个人的主观意见, 通常尊重学院教职工的咨询票结果。教授委员会在正常运行过程中, 校长不会介入其中。笔者认为, “关系处理”极其重要。教授委员会是一个新鲜事物, 其发展壮大不仅取决于它自身是否具有科学性、先进性, 而且取决于它与现有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处理, 即所谓“落位”, 如果“落不了位”, 再好的东西也难发挥效用。所以, 学校领导层在教授委员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上费了很大心思, 甚至比教授委员会自身的设计构成还要费思量。

四、与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对比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以下简称《规程》) 2014年1月颁布, 3月1日起实施。涉及大学学院层面的学术决策组织的表述, 共有三处[4]。

第十一条, “应当根据需要, 在院系 (学部) 设置或按照学科领域设置学术分委员会, 也可以委托基层学术组织承担相应职责。”“……学术分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学术委员会的授权及各自章程开展工作, 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 接受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第十五条, “学校下列事务决策前, 应当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 或者交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并直接做出决定:…… (八) 学术分委员会章程;……”

从《规程》来看, 学院层面的学术分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是学校层面学术委员会的一个下设机构, 需要接受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 向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 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其章程。这样就把高校学术权力组织架构成了一个科层式的结构。这与上述的东北师范大学的实践略有差异。学院层面的学术治理结构和体系是“以块为主”“以条为主”还是“条块结合”, 笔者认为, 应由高校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和办学历史等自主探索为宜。

五、关于“教授治学”调适的思考

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制度经过近15年的发展, 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成为学校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授治学”已成为高教界的共识, 当前的问题是“教授治学”如何能够进一步“落位”?东北师范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对教授委员会制度不断调适, 先后经历三个版本的章程 (规章) 就是最好的例证。调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断调适教授委员会内部规则, 使之更加具有活力。教授委员会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正是在世纪之交高校大扩招、大学治理重心日益下移学院、提高质量成为高校办学的主旨、社会上“去行政化”的呼声不断高涨的大背景下, 学术权力被推到了前台, 以教授委员会为重要载体的学术权力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教授委员会作为重要学术事项的决策者, 一经成立, 就成为广大教职工最为关心和重视的组织。教授委员会的活力取决于广大教职工是否信任、支持、依赖教授委员会的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教授委员会在内部规则上不断调适:在人员组成上采用了任期制和轮换制, 避免有些委员长期把持教授委员会工作, 产生工作倦怠和利益小团体;在运行机制上采用了教职工对教授委员会工作直接评价投票, 投票结果作为考核和聘用的最重要依据;在工作程序上设计了票决制、列席制、听证制等, 增加决策透明度, 提高民主参与度;等等。教授委员会自身的完善是其能够生存下来乃至发展壮大、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

二是不断调适教授委员会外部关系, 使之更加适应环境。学术权力组织的诞生必然要与现实中的各类组织产生利益关系, 大学中的四类性质的组织, 即政治组织、行政组织、学术组织和民主监督组织都需要在关系网中占据相应位置, 达到某种平衡。所以教授委员会在最初创建时掌管学院“几乎全面重要权力”, 逐步演变为掌管学院“学术权力”, 从“教授治院”发展到“教授治学”, 这种学术权力的迂回变化有其必然性。多元利益主体、多元价值取向是我们面临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大的社会环境如此, 高校也概莫能外。在高校内, 无论是政治上的党委领导、还是行政的校长负责亦或是学术上的教授治学, 都不可能是一元治理、一家独大, 只能是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包容性的多元治理模式。所以, 教授委员会除了完善内部规则之外, 还需要处理好与政治、行政等方面的关系, 处理好学术自主权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东北师大的各学院党委书记是教授委员会的当然成员、院长对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有提请复议权、党政联席会提出教授委员会的讨论议题、教授委员会要接受以校长为首的考核聘任领导小组组织的考聘等, 都是在处理教授委员会与外部的关系。当然, 处理这些外部关系要以不损害教授委员会的独立、专业判断和决策为前提, 同时要考虑工作的效率, 避免过多的层级化。

从更本质的角度看, 高校治理是一种矢量作用[5]。矢量是一种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的量, 与高校治理相关的各种因素都是矢量, 这些矢量遵循平行四边形法则, 经过相互矢量作用后而得到的结果, 决定了高校治理的最终方向和效果。“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即历史结果。”[6]高校治理的矢量不仅是一项法律法规, 一份上级文件, 一次领导层的决策, 还有学校已有的治理环境、学术力量的生长状况、广大师生的民主意识、学校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氛围, 等等。这些力量有的是显性的, 容易辨识;有的是隐性的, 不易察觉, 但它们都无时无刻不在参与矢量作用。所以, 高校治理在某种意义上讲很“微妙”、很“精细”, 而不是很“宏大”、很“粗犷”, 需要因校制宜而非整齐划一。用矢量观来看待和指导高校治理, 有助于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上, 推进“高校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严蔚刚.15年我们这样做过来——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治学的探索[N].中国教育报, 2014-03-10.

[2]史宁中.实行教授委员会制, 凸显“教授治学”[J].中国高等教育, 2005 (3/4) .

[3]严蔚刚.教授委员会在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结构中的地位[J].复旦教育论坛, 2013 (04) .

[4]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EB/OL].[2014-08-01]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1/201402/xxgk_163994.html.

[5]严蔚刚, 张澍军.道德矢量及其教育启示[J].社会科学战线, 2009 (09)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97.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篇2

字’要求”

 [人民网]:7月24日15时，著名党史专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做客人民网“群众路线大讲堂”栏目，梁教授访谈主题为“党员干部如何达到‘十二字’要求”，敬请关注。[14:50] 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群众路线大讲堂栏目。在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开展中，在这一活动中，中央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十二字”要求，为什么会把这十二个字作为活动的总要求，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它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又该如何参照这十二个字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党史专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由他为广大网友解答上述问题。有请梁教授。[14:55]  [梁柱]:我很愿意和同志们、朋友们做一个交流。现在我们党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在这个活动当中，贯穿了一个基本要求，叫做“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我们也可以把这十二个字叫做对党员干部的“十二字”箴言。[14:56]  [梁柱]:为什么要贯穿这样一个要求呢？我想首先就是这场教育运动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建设，也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选定了群众路线这样一个教育活动，它是很有针对性，很有现实意义，对我们党提高我们党的纯洁性，增强我们党的为民执政的能力，都有重要的意义。[14:57]  [梁柱]: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任何政治集团、政治力量，它的盛衰兴亡都和群众的关系相联系的，就是说能不能得到群众的认同，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就决定它的盛衰兴亡，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和过去的运动，历史上的运动，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我想讲一下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思想，过去的运动都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也就是说，我们作为这样一个运动的指导者，共产党是没有私利的，没有任何私利的，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来从事的。所以，它和群众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是一切都为了群众。[14:59]  [梁柱]: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为什么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包括失败之后，我们仍然能够胜利？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是代表群众的利益，为群众谋利益的，党和群众之间是鱼和水的关系、血和肉的联系，是土地和种子的关系。[15:00]  [梁柱]:现在就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始终保持这样的关系，特别是在现在的条件下，如果在革命战争年代，环境逼着我们要依靠群众，现在进城了、做官了，能不能继续保持，这不能不是个严肃的问题，极其严肃的问题。鱼不能没有水，鱼失掉水就要死的，但水可以没有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不脱离群众。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多次的教育活动

有成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活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风上存在的问题，这是现实。[15:01]  [梁柱]:我们党不回避。现在进行这样一次教育活动，靠什么？我想，这就是“十二字”方针所体现的，保证通过“十二字”方针的贯彻，使这场活动不走过场，不是一种形式。我想，这是我们结合我们党的状况、存在的问题，结合这场教育的内涵的意义，来说明要求这样做的。[15:02]  [梁柱]:我们党能不能做到呢？我想这是第二个理由了，就是我们党有90多年历史形成的优良的党的建设的传统作风，有着丰富的党的建设的经验。这个经验概括地说就是通过过去所积累的通过整顿党风的这种形式，整风的形式，或者说把经常性的教育和阶段性的重点教育结合起来，我们经常都要进行党的建设、党风教育，但是，在一定的时候，要重点解决一些问题，这就是整风。[15:03]  [梁柱]:整风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我们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就叫做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党是一切为了群众的，为了群众，我们敢于坚持真理，也为了群众，我们勇于修正错误。作为一个党，它是生活在社会里面，它不可能在真空里面生活，社会上的各种活动、各种思潮、各种旧的习惯势力、各种诱惑会影响我们党，我们党不是天生的政权，通过什么保持我们的政权呢？总结经验。总结经验里面就包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15:03]  [梁柱]:这“十二字”做法就贯穿了一条，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学习文件，认真地联系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工作，运用批评的武器，来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有这个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最有生命力的武器，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15:04]  [梁柱]:我们今天，刚才说了，过去我们也进行过一些教育活动，但是，并不十分理想。究其原因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淡化了、丢失了、忽视了自我批评的武器。[15:05]  [梁柱]:十八大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使这个教育活动不走过场，不搞形式，而有实效，就要通过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严肃的而不是任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想这“十二字”要求是贯彻了这样一个精神。[15:05]  [梁柱]:第三，之所以要提出这“十二字”，我想我们还贯穿了对党员干部的觉悟一种信任的基础。我们党，包括党的中高级干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要相信，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是有觉悟的，党性没有完全泯灭，他们身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他有醒悟，有认识，我们都欢迎他改正错误，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作风，就是对犯错误的同志，我们绝对不搞不教而终，我们都给他机会，使他通过学习、通过教育，能够认识自己身上的毛病，痛下决心，我想，只要不讳疾忌医，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比较容易回到党的路线上来。[15:08]  [梁柱]:我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认识了错误，就是改进错误的一半。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回避问题，不敢承认错误，那就是不可挽救。那就是会失掉机会。我们党有了这样一次教育

活动，就是给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也包括有严重的问题的同志，希望他能够通过学习，认识问题，回到党的立场上来。所以，这十二字要求，我认为是我们中央基于这次活动的重要性，基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基于对有这样那样错误，患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要给予治病，给予挽救，而采取的这样一个措施。[15:10]  [梁柱]:这样一个措施，这样一个要求，怎么来看它的针对性呢、它的指向性呢？我想，刚才说了，中央提出这“十二字”要求，有很强的现实的针对性，有很强的指向性。对于我们党来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但是，随着新的历史条件，这个新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我想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经历过重大的挫折，我们有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重大的挫折。在纠正这个挫折的时候，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人就有可能由于过去这种挫折对于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正确的总结经验，而把改革开放是看成某个人私利的一个机会。再加上，在国际上，可以说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处在一个低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蓬勃发展，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解体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的确确是处在一个低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在国际形势表现为一个特点，就是西强东弱，所以，就有一些人会向往西方，会追求享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事业在前进，但是，不能不带来党风方面存在的新的问题。[15:12]  [梁柱]:我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同志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明确指出，可以说是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仅仅一两年时间，有相当多的干部就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势很猛，如果不加以有力地制止，那么，我们党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也就是会不会被腐蚀掉，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问题。[15:13]  [梁柱]:在这方面，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采取的许多措施，遏制这样一股风，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应该说，这股风今天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所以，今天提出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使我们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明确我们党要为民，要务实，要清廉。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相违背的，就是在这次里面我们要反对四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对四风，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推波助澜。[15:14]  [梁柱]:官僚主义所表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必然会表现为形式主义，它不了解实际，不了解群众的要求，就是满足于摆花架子，表面的轰轰烈烈，空喊口号，说大话、空话、假话，搞形式主义，而官僚主义表现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特权思想、特权作风、特权享受，这一方面，就必然表现为享乐主义，必然表现为奢靡之风。可以说，官僚主义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也对官僚主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官僚主义也是产生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重要根源。而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又进一步加深了官僚主义。[15:16]  [梁柱]: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部分领导干部当中，他们追求的、他们的兴趣是在于个人的升迁。我到年限了，能不能再提。而不是想着老百姓。他们想的是个人的政绩，不顾环境、不顾资源的浪费、破坏，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不顾子孙后代，搞个人政绩。他们漠视群众的要求，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等等。应该说十八大以后，这种不正之风，这方面我们中央采取的一个很重要的许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这是指政治局）首先不做，就是政治局庄严许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赞同、支持。[15:17]  [梁柱]: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一个什么现象呢？这样做，取得了效果，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方法来对付你。比如说前一段出现的矿泉水瓶装茅台酒，因为不让喝茅台酒了，他就把茅台酒装在矿泉水瓶里，不让上高级饭店了，吃不到山珍海味了，他就在一个秘密会所里面，或者在机关内部食堂里面照样山珍海味。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现象看到它的问题的实质呢？我想，一个，这是多年养成的一个坏的毛病，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痼疾，有了它的顽固性，好象不大吃大喝，不享受，不利用公款来吃喝，他就活不下去了。[15:18]  [梁柱]:第二个，就说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成为一个惯性力量。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他都想遍了方法来对付你，换个花样，照吃不误。第三，这里面，我觉得，根据我的分析，就不仅仅是一个享受，不仅仅是个吃的问题，这种奢靡之风还反映了它是通过这种活动进行官官相护、钱权交易，甚至权权交易，成为这种交易的润滑剂。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15:19]  [梁柱]: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说我们任其发展下去，我想就会远远地脱离老百姓，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对谁都适用的，并不因为你是共产党，你就不适用了。在这次活动中，存在这种问题，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就要解决一个“我是谁”“为了谁”，究竟我是谁，现在对一些人来说有兴趣的是当官，我是官员，以此为荣，他忘记了，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是谁啊？必须明确一点，我们历史的主体、我们权力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不是你这个官，是人民群众，要摆正这个关系。[15:20]  [梁柱]:而作为一个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你应该永远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的权力是人民委托给我们的。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里应该说一下，我们宪法的很核心的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民还不可能亲自掌握权力，还不具备这种条件，直接使用权力，权力就委托给他们利益的代表者为他们行使权力。这个利益代表者是谁呢？那就应该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主人还是人民。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关系。[15:22]  [梁柱]:只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把自己永远摆在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要求上、岗位上。如果不是这样，认为我就是我，我就是官，那么，就必然地不能解决为了谁。一定会把小我大大膨胀，我就是我，我就是为我服务。所以，做官就是为了谋私利，我们要知道，任何权力都有两面性的，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也可以用来谋私利。我们怎么对待权力？通过这次教育活动，应该真真切切地解决我是谁，你和人民群众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怎么摆对这个位置，这样才能解决为了谁，不然就会为自己，为个人，为个人谋私利，现在有些人，一当官就是裸官，把老婆、孩子、亲属先安排到国外，等他捞够了，他也开溜，这种情况就是说明他完全颠倒了自己和人民的关系。所以，要摆对这个关系。[15:24]

 [梁柱]:对于这种情况，从上面所说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存在的这种问题，已经是不仅仅一般的作风问题，而是同理想信念的思路相联系的。毫无顾忌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私利，这种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是败坏了我们党的声誉，败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所以，和理想、信念思路相联系的，而且也是和利益相联系的，不但是一种作风问题，这种作风是和谋取个人私利相联系的，这就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借此，我们就是要求“照镜子、正衣冠”，首先要有这个要求。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家，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15:26]  [梁柱]:关于照镜子、正衣冠，我就想起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照镜子、正衣冠就是他说的。李世民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能够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这对于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是很不容易的，魏征就是一个唐太宗时期最著名的敢于进谏的清官。他敢于讲话、批评，有一次去见唐太宗，唐太宗一看这个老头来了，唐太宗正在玩的鸟就放在皇袍里面了，如果魏征看到他玩鸟，就会批评他玩物丧志，赶紧把鸟藏在皇袍里面，魏征很可能看到了，所以向他没完没了地报告，走了以后，唐太宗把鸟拿出来，鸟已经闷死了，说明，皇帝还是有顾忌的。[15:28]  [梁柱]:当魏征死的时候，他就发了这样的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现在魏征没有了，我就失掉了一面镜子。这个话就成为对帝王也好，领导者也好，自律的一个千古名言。当然了，对唐太宗来说，他还是以什么为镜，以铜为镜、以人为镜、以史为镜，他是为了维护他的李家的统治，使李家天下能够万古传下去。[15:31]  [梁柱]:我们现在不同了，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当然，要借鉴历史、历史人物、历史经验等等，我们这个镜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共产党人的宗旨。一个党员，应该时时有党章的观念，党章所规定的，我们党是要干什么，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究竟是什么，一个共产党员的纪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应该对照我们曾经举手宣誓过的誓言，对我们来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我想，你应该是心中有理想，对我们党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困难、许多挑战，对我们这个党来说，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理想信念的失落，如果理想信念的失落，我们不能够加以纠正，不能唤回，那就是无可挽回的。[15:31]  [梁柱]:我们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应该心中有理想，应该手中有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知识，知识也是真理，应该手中有真理，应该肩上有责任。时时想着，给你安排到这个岗位上，你是要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应该眼中有群众，永远想着老百姓，不能忘记天下苍生。而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岗位永远是为人民服务。[15:32]  [主持人]:说得非常好，永远是为人民服务，正如刚才梁老师所说，做到心中有理想，手中有知识，眼中有百姓。今天非常感谢梁老师给我们带来对这“十二字”的全面解析。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梁老师。[15:33]

教授就是大学 篇3

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故事。话说家喻户晓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52年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担任这家著名常青藤大学的校长。上任伊始，将军在下属的陪同下巡视校园，会见校董会、行政人员和学生，最后参加了学校教授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将军致辞。他首先谦恭地对有机会会见在场的全体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表示万分的荣幸。这时，只见哥大德高望重的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I?I?拉比教授站了起来，自负、却又不失风度地说：“先生，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说了算

拉比教授在这样场合说这样的话，其实毫无惊世骇俗之意；他只是以合乎他身分的方式说出了一个合乎常情的事实。惟一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事实”只是合乎大学内的常情；换了任何其他场合拉比教授都会被认为是一个粗鲁无礼的家伙。

在美国大学里有这样的说法：领导大学教授比看管一群猫还难。因此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常自嘲为“牧猫人”。康奈尔大学前副校长俄伦伯格在《学费看涨》（Tuition Rising： Why College Costs So Much）一书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俄伦伯格担任康大副校长时兼管该校的预备军官培训项目（ROTC），而军方ROTC的司令则是职业军人，常常是由上校衔的军官担任。当时俄伦伯格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康大有几个学院拒绝将学员在ROTC必修课程中取得的学分折算成从他们学院取得学位所必修的学分。其结果是，ROTC学员必须完成他们所在学院的所有学分外加ROTC要求的课程才能取得康奈尔大学的学位。ROTC司令找到俄伦伯格，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军人的想法，这事再简单不过了：俄伦伯格是分管教务的副校长，所有的学院院长都对他负责。只要他下一个命令，问题不就解决了？可是，按照大学的管理方式，课程和学位要求是由学院和专业的教授决定的，连学院院长都不能说了算，更不用说分管教务的副校长了。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一下我自己的困境。自从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任后，我几乎每隔一阵就会收到求助的电话和邮件。这些求助人往往是我过去的朋友、我父母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以至从未谋面的校友，等等。他们的问题都很共同、很简单：怎样才能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和资助？他们的要求更共同、更简单：只要我到他们申请的系里去向系主任或有关教授说说情。最难以对付的是在我回家探亲将我当面“逮住”的那些朋友，他们往往先把我往餐馆拽。我明知这是“鸿门宴”，但说“不”的代价无异于宣布断绝“外交关系”。

但不说“不”的代价呢？有两种结果：一是我自讨没趣。美国教授最烦别人干涉他们分内的事，特别在录取学生和决定资助这档子事上，他们简直六亲不认。因而，你去为什么人说情，他轻则请你自重，重则把你告到上面去。二是我为被求情人帮倒忙。有的教授原来对某人没有什么成见，现在见到有人来“走后门”，反而找到了不录取的理由。反正录取研究生是教授说了算，连院长也无权干涉。

终身，自成体系

其实，美国大学的教授们之所以能够我行我素，不认情面，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能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手中有一把尚方宝剑，那就是教职终身制（tenure）。

一般来说，系科在助理教授任职的第六年上开始对其科研、教学和参与学校社会和管理活动情况组织评定，然后从系科到学院到学校一级一级地往上报，直到校董事会最后认定。一旦教授被授予终身教职，学校除非有“正当的理由”，诸如刑事犯罪等，而且还要经过冗长的行政程序，才能将教授开除。

教职终身制的建立，最初是为了防范企业家和慈善家通过对大学的捐助来干涉以至控制大学教授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活动。十九世纪末，斯坦福大学激进的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教授提出，当时社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铁路系统应当交给政府来管理，而不能由私营企业来把持。殊不知，勒兰德?斯坦福生前正是通过铁路建设发家的，并在后来成为加州州长。斯坦福先生过世后，他的遗孀成为斯坦福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这件事可想而知的结局便是罗斯教授被赶出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虽不普遍，却也并不罕见。为了防微杜渐，美国高校遂决定采取德国大学的方式，保证教授教研活动不受政治干扰的权利。所以，教职终身制的建立，其最初的宗旨是保护教授的学术自由，使得教授在研究与教学过程中传播有争议的思想和言论，不会对他们的“饭碗”构成任何威胁。

大学教授所享受的保护在1994年又提高了一级。按照国会在1987年通过的对《雇佣中的年龄歧视法》的补充案规定，高校不允许强迫教授退休。这个新法案的实施，将取得终身教职教授的铁饭碗上又镀了一层金。试想，在美国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一般人过了五十岁就战战兢兢，生怕失去饭碗后再找新工作不容易。因为这个年龄档子上的人一般工作经验丰富，工资接近任何行业中的顶峰，而且一旦受雇，很可能会在单位里待到退休，所以雇主还要将他们的退休金早早地准备好。这样一来，除非杰出人才，有多少雇主会愿意招揽那么多的麻烦呢？可大学教授不同。在一般学术领域里，姜的确是老的辣；特别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一定的人生积累，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资深教授在大学里就成了无冕之王，他们给大学带来声誉和研究经费，并占据重要的行政管理职位。在靠校友捐赠为生的私立高校，资深教授更是无价之宝，因为只有他们的老面子才能让事业发达的校友和其他慈善家们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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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学里，虽然各学科有教学大纲和学位标准，但教授对课程设置到具体某一门课的教学具有绝对的权威，连系主任都无权干涉教授的讲课内容或教材选择。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更是为专业内的教授们视为禁脔。这让很多刚从中国进入美国大学的人感到不适应。在中国我们习惯于用“体系”这个概念来框定我们所接触的任何一门知识。你要学中国文学史，总不能不读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吧？你要学高等数学，总不能不念樊映川的《高等数学》吧？你要学历史，怎能跳过范文澜呢？于是，久而久之，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便养成了沿着大师们的脚印走路的习惯。当我们乍一坐进美国课堂时，往往能够得意好一阵：在课堂讨论时，我们能把一个个的“体系”讲得头头是道，将我们的美国同学唬得一愣一愣地，因为他们的教授们从来就没有在他们的脑袋里放进过任何大得吓人的什么“体系”！

惹毛教授后果严重

非但没有体系，而且美国教授们还爱在学生们面前卖弄他们自己的“专长”。有的教授根本不管学术界是否承认，自说自话地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所谓新的定理，并在课堂上大讲他的“张氏理论”“李氏定律”。这些自作主张的理论或定理，有的的确别树一帜，让人耳目一新；有的也实在难免是老王卖瓜式的雕虫小技。你的教授要是写过一本与他教的课程有点关系的书的话，他非得想方设法让你买他的书、念他的书，而且以他的书作为蓝本。你想抬出大家来压他吗？他会在课堂上孩子似地和你抬杠，告诉你为什么别人都在胡扯，只有他的理论才正确。假如你硬是不服，也没事。做学期论文时只要你花点功夫、自圆其说，他照样给你高分，一般不会因为你不听他的而心怀龃龉、趁机报复。有时你也别出心裁，闹出点新玩艺来，说不定还能让你的教授激动好半天。他觉得惟有如此你才算得到了他的真传！

就像每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教授至上的美国高校在容纳独立的思想与人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为此惹来不少麻烦。比如说，大学校长这个差事比起大公司的CEO来就要难多了。后者可以顺理成章地让狂狷之徒另谋高就而不必担心公司的利益会受到太大的损害。但大学校长不仅无权解雇教授，而且还要在老顽童们恶作剧时做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因为在一流学者身上，桀骜不驯往往与天才同住。

哈佛大学有一位名闻遐迩的黑人教授康奈尔?威斯特，在对非裔美国人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此君多才多艺，不仅擅长讲演、表演，热心社会活动，连业余爱好灌的RAP音乐唱片都畅销一时。而他也爱凑热闹，对各种团体向他发出的邀请有求必应，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赶场子。时间久了自然冷落了自己的学生。哈佛新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上任伊始，找了许多名教授谈心，此君亦在被请之列。萨校长也许还略带一点当财政部长时留下的发号施令的遗风，在谈话时对威斯特支持黑人民权领袖夏普顿竞选总统和灌制RAP唱片颇有微词，希望他多务点正业、少赶点场子。

谁知这话捅了马蜂窝。威斯特将他与萨校长的谈话透给媒体，当即成为全国许多报纸的头条。他最好的朋友、同在哈佛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任教的安东尼?阿皮亚教授为了表示抗议，宣布从哈佛辞职，投奔普林斯顿大学；威斯特当然紧紧跟上，也到了普林斯顿。系主任盖茨教授不久也加入普林斯顿。这样，哈佛大学威镇八方的非裔美国人研究专业就因为萨校长的一句话而土崩瓦解了。

为了亡羊补牢，萨校长还不得不一再发表抱歉声明，表示自己原没有给威斯特教授穿小鞋的意思。这事让我想起2002年夏天由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纳什教授去中国、加上好莱坞大片《美丽的心灵》在中国上映掀起的一股纳什热。有志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校长们也许应当先问一问自己：假如你的学校里有一个才华横溢的疯子，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你的身边装疯卖傻，动不动还给你惹点乱子出来，你能不能因为他那点不知哪一年才能为社会所认可的才气，将他留在你的学校，给他发工资，并为他在图书馆留有一席？如果你不能毫不犹豫地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那么我可以保证你的大学永远也进不了世界一流。

兼职教授，另一番景象

然而近年来，随着高校财政日渐紧缩，雇用终身教授费用高昂，再加上取得终身后的教授不易管理，很多高校转而采用“固定兼职”（perma-temps）的教授职位来填补由退休或自动离职空出的教职。他们是一群顶着“兼职教授”头衔的隐身人。这些人平时在教授大会上没有选举权，在系里课程设置的讨论中从不露面，连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都不在被邀之列。半个世纪前当拉比教授骄傲地宣称教授即大学时，这个群体还几乎不存在。

兼职教授是一个成份复杂的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很多带应用性的学院或专业为了扩大学生的眼界和知识面，有意识地雇佣专业领域里的成功人士担任兼职教授，希望他们能在教授专业课程的同时，传授书本知识以外的职业技能，并利用他们的职位给学生介绍实习以致将来就业的机会。

另一种是真正的“固定兼职”，他们在高校的日子就不太舒服了。比如B教授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社区学院已经“固定兼职”二十年。尽管她的英语文学课深受学生的喜爱，但她承认自己对学术研究毫无兴趣，因此，留任也好，跳槽也好，都无法求得终身教职。就这样二十年来，她每门课挣一千三百元，年收入不足三万，没有医疗、退休或任何其他福利待遇。由于学校不给兼职教授配置办公室，她就在自己的老爷车窗上贴上这样的标签引以自嘲：“兼职教授办公室”。

47岁的C教授拥有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过讲座教授。无奈哲学专业的终身教职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某年一个小学校公开招聘，一下子收到800个申请。因而多年来C教授一直在大纽约市区同时在几个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每天坐着火车“赶场子”。他自讽为“道路学者”（Road Scholar），因英文中“道路学者”的发音与一个著名的学术奖“罗得学者”（Rhode Scholar）谐音。

责任编辑：方丹敏

大学及其教授的使命 篇4

从现代大学发展史来看，尽管大学已经走出了“象牙塔”，但大学的本质始终是探索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关怀终极价值、传承人类文明、提升人类精神、守护人类尊严;大学存在的核心价值依然是追求真理。可以说，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为目的，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并影响社会行为之使命，对人类素质的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的学术组织与教育机构。

教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是大学的资深教师。教授以教书育人为本，除了传授给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力之外，还涉及另一重要方面，即培育学生的品德。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此外，教授是学术创新的典范，是大学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科学真理的坚定实践者。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永远是由这所大学的教授来代表的，如果一所大学有一批既有大学问、又有崇高道德的教授，这所大学就会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大学。一个道德崇高的教授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不会基于庸俗的价值观，而是基于一种理想主义。

哈佛大学教授 篇5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获得知识？掌握技能？ 取得成功？赢得尊重？ 还是，享受乐趣……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过：“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以下三位不同领域的名家对教育的本质有着惊人一致的认知，也许，这就是教育的答案和目的……

走出去了解整个世界 是孩子们的必修课

哈佛女校长：走出去了解整个世界是孩子们的必修课。一句“我不是什么哈佛的女校长，我就是哈佛的校长”，让人们记住了哈佛三百多年唯一一位女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以下是这位校长在哈佛的一次演讲，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看这个世界。

世界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熟悉和探索，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学习他国的语言。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比它更重要的是学习陌生的文化与历史，他国的人文与生活。当我们看到的世界大了，才能更加宽容，才能更加坦荡。实际上，接受彼此的不同，尊重相互的差异已经成为“了解世界”的重点。

教育不教知识和技能 却能让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

理查德·莱文是享誉全球的教育家，曾在1993至2013年任耶鲁大学校长。他曾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

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

那大学教育有什么用呢？

理查德·莱文在他的演讲集《大学的工作》中这样提到：“耶鲁致力于领袖人物的培养，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通识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

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正如《大学的理念》的作者约翰·亨利·纽曼所说：“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

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

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约翰·亨利·纽曼

教育不改变生活环境 却能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2005年，美国已故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在凯尼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华莱士是在西方有卓越影响力的作家，被誉为“近20年来最有创造力的作家”。

演讲的一开头，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两条年轻的鱼遇到一条老鱼。老鱼打招呼道：早上好，孩子们。这水怎么样？两条年轻的鱼继续游了一会儿，终于，其中一条忍不住问另外一条：什么是“水”？”

演讲中提到，一个成年人的生活需要早早起床，赶赴办公室，应付8-10个小时充满挑战的工作。然后去超市、做饭，放松一会就得早早上床。因为，第二天又得周而复始，再来一遍。

人很容易在这样的生活里，形成无意识的惯性：无意识地翻手机、给生活加速、陷入琐碎的柴米油盐、忽略身边的人和事、冷漠、愤怒、抱怨，而不自知。

就像开头的故事一样，生活在“水”中太长时间，已经不知道水是什么。

教育能让你活得幸福幸福 取决于有意识的思维方式 泰勒·本·沙哈尔

哈佛大学的《幸福课》风靡全球，教授这门课的泰勒·本·沙哈尔教授认为：“幸福取决于你有意识的思维方式”。

并总结出了以下12点有意识地获得幸福的思维方式： 1.不断问自己问题。每个问题都会开启自我探索的门，然后，值得你信仰的东西就会显现在你的现实生活中。

2.相信自己。怎么做到？通过每一次解决问题、接受挑战，通过视觉想像告诉自己一定做得到，也相信他人。

3.学会接受失败。否则，你永远不会成长。

4.接受你是不完美的。生活不是一条一直上升的直线，而是一条上升的曲线。

5.允许自己有人的正常情感。其中，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情感。6.记录生活。

7.积极思考遇到的一切问题，学会感激。感激能带给人类最单纯的快乐。

8.简化生活。贵精不贵多。对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学会说NO！9.幸福的第一要素是：亲密关系。这是人的天性需求，所以，要为幸福长久的亲密关系付出努力。

10.充分休息和运动。

11.做事有三个层次：工作、事业、使命。找到你在这个世界的使命。12.记住：只有自己幸福，才能让别人幸福。教育子女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个诚实的父母。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呢？

就像Wallace在演讲中说到的：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知识，而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在繁琐无聊的生活中，时刻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不是“我”被杂乱、无意识的生活拖着走，而是生活由“我”掌控。

真正的教育，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

学会思考、选择，拥有信念、自由，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获得幸福的终极能力！

评论：教育的目的，也许以前我们都定位不明，看了大师们思想，我们是得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了！

人的差别，完全决定在思维！

大学教授风范之随想 篇6

“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這是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一段话。又一次的初春来了，我有些羡慕徐志摩在康桥的柔波里所享受到的闲适与宁静。

我之所在——苏州大学，同样身处在星月光明的校园，身旁同样有着欧式的建筑，同样能感受到青春年少的轻狂，同样有草的青和花的香，但恐怕很少能体会到徐志摩那份独特的静穆与寂寥，实则上要想“单独”也不那么容易了。所谓“诗意的栖居”就更难了。说起这些似乎和一位教授的风范无关，其实由此及彼却有着很大的关联。友人要我写一篇关于大学精神的文章，辗转数月不知如何下笔，大学精神是如此之抽象，就凭本校“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样一句具有普世价值观的校训就可以上天入地、古今中外地考辨一番。苦思冥想，竟然有些迷蒙了。春节大年初一，在家捧着一杯热茶和老父聊天，看着窗外淅淅嗦嗦的雪花，抖落在屋檐、树上、地下，成了白色一片。忽然有了些许体悟：其实大学之精神不正是由一位位教师的风范支撑起来的吗？所谓的大学精神不正是每一个个体行为所彰显的吗？由此想来，校园中树木森森和花香鸟语衬映着高耸的钟楼，清远的钟声回荡在红砖绿瓦新古典主义建筑与宽阔的草地之间，110年的时空穿越，让人有了几许怀想的空间。

说起教授的风范，描述教授掌故和事迹的书籍无数，但我对教授的认识是从姑父许永嘉先生那里得来的。因为年少之时，几乎每年暑假都会去姑母家小住几日。姑父就成了我生活中熟知的人。

许永嘉先生20世纪20年代初出生在江阴农村小集镇上一位辛劳的铁匠之家。然而他能成为教授当然靠自身的勤奋。抗日战争中，他徒步入川，就读于中央大学。建国后成为筹建华东水利学院的五十位主要人员之一。他的博学、修养、谦逊以及彬彬有礼，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留下了极深印象。虽说是一位水利专家，国学根底却极其深厚，书法亦好，英文也棒。他的事迹20世纪60年代初《新华日报》就报道过。这样一位才学出众的教授，在他68岁那年因胃癌去世了。家父奔丧回来后言及葬礼之场景，前来道别的师生无数，连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他的老师科学院院士严恺先生也来送别自己的学生，让人嘘唏不已。人虽故去，但他的品性却影响了我对教授人格风范的看法。

二

何为教授的风范，我多少有些理想色彩，芸芸众生千人有千人的面貌，但总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大学》中有这样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原为《礼记》第42篇，宋时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合编为“四书”，“四书”成为儒家主要经典。明代以后，“四书”更是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到今天，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今天重读这一段文字，对于思考教授与师者风范而言，平添了几分现实感与紧迫感。这一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大学》所讲的道理，就在于明示高尚的品德，在于勉作新人，在于促使人们达到善的最高境界。知道了应该要达到的境界，志向才能坚定，有了坚定的志向，然后才能心静，心静了人才可能安稳。人安稳了才可能达到善的最高境界。世界上的万物其实都有本有末，事情都有始有终，明确了它们的先后次序，那就离大学问不远了。

读到这里，联想一位教授的风范，首当其冲即是人的德性，急功近利无风范可言。虽然和老一辈学者相比自愧不如，但我给研究生上课，第一次课我都会辟出时间讲一个专题：“学术风范与学术训练”。我会带上一本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在旧书摊上花一毛钱买的由俞平伯作序、民国二十九年出版的王国维先生所著《人间词话》。区区九十一页比巴掌略大一些的小册子却可以流芳千古，相比之下现在动不动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专著，这本小册子连科研成果都可能不算。我讲静安先生的学术三境界；讲艺术专业学生的学术素养与学术训练。每每讲到此时，课堂内鸦雀无声，凝神聚气，可见学生是要有情绪感染的。

德性是内在的，一位有风范的教授，他的外表显现更应该是从容的。这种从容来自于人的德性，他应该是诚实的，这是一种人格的定律，整天被谎言围绕着纠缠着，他无法以从容的姿态面示他人。现时一位教授的从容，真的很不容易，今天评岗，明天评级，有的仁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争得面红耳赤，哪来的从容？从容的他，常常要不为世俗与流行所干扰，踏踏实实有滋有味地做自己的学问。这时“闲暇”“自由”和“绝对地单独”又是那么的重要。独立的学术气质与慎独的人格情怀，是一位大学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有了这些他才可能从容。

我常看到书刊杂志讨论如今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培养大师的土壤应该是一片清静的沃土，园中一壶茶，静心品读，细细回味，默默耕耘方有收获。一位人文学科的大学教师，整天处在一种纠结之中，每天主动或被动地被“化学肥料”施肥，少有“闲暇”“自由”和“绝对的单独”，更不要说独立之精神与慎独的情怀。有一次和张道一先生闲聊，他说“技巧需要磨炼，理论需要领悟，知识需要宽博”。细细品味个中哲理令人回味。知识的宽与博就好像是大厦的基础。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学问是看闲书做出来的，没有闲，哪来的杂？没有杂，哪来的博？这或许不一定对，但也不无道理。做学问有完整的时间就看大部头，睡觉前上厕所的零碎时间就看流行书刊。而今天所有大学的评价标准是定单式的、表格式的、单向式的，没有了闲，各种事情应付都来不及，何来大师？”

三

教授的风范是有尊严的，学术的尊严和人格的尊严，两者缺一不可。

最近读钱穆先生的《晚学盲言》颇有些感言。这本书是钱先生86岁时患眼疾以致目盲不能视人、罔论读写的情况下，每日口述，夫人笔录，然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终稿之时已经92岁高龄。这似乎和陈寅恪先生颇有些相似之处，虽然双目失明，但面对学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信手拈来。两位大师的学养和风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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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学盲言》有一章节名曰“灵魂与德性”。文章纵横开合，涉古论今，从宗教谈到道德。他说：“其人既死，体魄埋地腐朽，全不存在。而其魂气则散入太空宇宙间，对于一切有生无生，仍可有其影响与作用。如孔子死，體魄埋于孔林，迄今当无存在。而孔子生前之魂气，则可谓依然存在，而影响极大，难于详说。”大家都知道儒家首重德，而德必本于性。肉体可以湮灭，灵魂却永存。推论而之，人应有尊严。孔子所谓“里仁为美”，孟子强调“义理之气”，嵇康临终前一曲《广陵散》都有人格美的意义。从容也是为了活得有尊严，诚实则是一种人格的尊严。

大学教授要有风范必有尊严，这种尊严是建立在矜持基础之上的遇事适度，不喜形于色，不大喜大悲，对金钱对权贵的坦然态度，这是人的风骨。坚定自己的学术精神家园，这为学术尊严。当然，大学之大，是学术包容之所在。我内心极不能容忍那种说自己的学术如何强时贬损别人之研究。有次会议上有教授自夸自己时飞沙走石情绪高亢，论及别人的成果轻蔑之情显于脸上。其实作为教授要别人尊重你的学术尊严，自己的言论却在损害他人的学术尊严与人格尊严，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礼数也不顾，让人如何尊重你。事后，有人说这也是一种风范，老子天下第一。回想起当初读钱钟书的《围城》，场景和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有些事与人却总能对号入座。不必说其他，“克莱顿”大学出来的混混现今大学之中也不是没有。风范和尊严，说起来又是沉重的话题。我内心的挣扎由此而产生，时间久了难免有双重人格。一方面自己极不愿意混沌于中，另一方面又必须包容所有言论与做派，要不然，团体内的思想和学术自由就可能受到伤害。但又应了一句话“我可以不说话，但不代表我不思想。”

四

有一次，读到某名教授的传记，说这教授向来狂妄不羁，衣服污秽不堪，有次上课和往常一样不带备课笔记之类，一支粉笔足矣，正讲得风生水起之时，教授内急，顾不得许多，撩起长衫在讲台后应急。此公学养高深，学问之功盖过小节，成为大学校园轶事。就人的差别性而言，此公极有个性，却不值得提倡。据说，当年矮小的鲁迅在北大校园，冬天的棉袍上也是如同剃刀布一般。

教授之风范在当今文明社会少不了教养的要求。不可想象，即便教授有天大之学问，因为不讲卫生，不顾别人感受，他终有人格的缺憾，理想的教授风范自然无法眷顾于他。

2004年的初春，我去美国探亲访学。走在麻省理工学院静谧的校园中，落满树叶、枝影婆娑的小道尽头，走来一位满脸白色胡须，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老者，他身穿驼色长过于膝的羊绒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长的白色围巾，左手夹着一叠精装书刊，右手拿着手机在打电话，风度翩翩，飘然而过。我为他的气质与得体的服饰所营造的气场所折服。我对身旁的夫人说，闹不好这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见教授的风范除了德性、学养和尊严，风度也是令人神往的。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段话是对人的修养而言的。文，文采，修饰，亦可指人的外表；质，实质，亦可说是指人的内在品性，本色；所谓彬彬，可说是配合适宜，这句话常常用以形容人的举止斯文和态度闲雅，要求人们达到本质与文采、内容与形态的完美统一，孔子的论述就人的整体风范而言充满着朴素的辩证法。

然而，道家却强调“被褐怀玉”，士人可以不拘于外表，身穿葛麻，但胸中却怀有玉，温润似玉，是一种性情，这里着重提升的是人的内在品格与人格高逸，可以不为世俗之气所困扰。魏晋名士的清谈与玄学之风，在人生苦短的哀叹声中，痛饮放浪于竹林之间。但是，同是文人，兰亭之情的山水之乐又有了另一番景象，民间的宴乐转化为士人的情怀。历史的星转斗移，其实文人的性情基本没有改变。

大学教授的风范，从来都是各说各的道。文质彬彬者有之，狂放不羁者更有之。但现代大学制度影响下的文人团体，不该仍然纠缠在传统文人的境遇之中。精神的安逸与仪表的修饰不为矛盾。魏晋名士多放浪于山林，王衍却“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屈原在《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是一个人天赋高贵的品质、素质和气质。修能是指凡人容貌，身材，冠戴，服饰在内的仪表风度。所以说屈原的美是内美与外秀的统一，是天人合一的美，是人格之美。细想起来，今天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更何况一个人的卫生习惯和仪表风范，纳入在现代文明视野中，它还是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公共秩序与公民意识的一种体现。

五

《孟子》说：“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说的是人性就像急流的水，向东向西就看往哪里开口，其实人性中的善也在于引导。我极佩服民国时期的晏阳初、叶圣陶、陶行知，包括我校历史上的教育家郑辟疆和费达生等先生，他们怀有建设国家的理想和立志平民教育的善良之心。联想到汶川地震时某些文艺名人翘着兰花指，身着名牌虚情假意地在现场极其煽情地炒作一番，让人呕心不已。大学教授的善良、友善和礼数相一致，表现为许多方面，这也是师者风范。

就大多数教授而言，虽然没有机会对所谓“平民教育”倾注心血。但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情弱者，特别是友善地对待年轻人，一生充满善良与仁爱之心，充满着对生活的感动，那么就会从人性中激发出社会责任感。

许多教授孤高清傲，不屑与俗人为伍。我总觉得精神的高逸不能理解为对生活的脱离与人世的冷漠。学养的高深也不能拒绝别人研究的辛劳。尤其是对待学生，善良之心是善待学生的内在推动力。学会赞美和欣赏学生是心灵的调味剂。善良又表现为尊重自己与尊重别人。

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在座的都为国内设计教育界的权威，谈到学术刊物及设计杂志。大多数学者没有看过诸如《新视线》《名牌》等高端杂志。这些杂志信息量大，反映设计前沿的东西多，但似乎这些学者不屑于看这类杂志。经我介绍，他们都表示以后有兴趣要看。我不敢想象，掌握设计教育大权的这些权威，他们是如何把握设计教育方向，从理论到实践他们似乎也并不关心设计在当前面临的机遇与困境。湖南有一本杂志叫《新潮流》，这一类杂志学者决不会看。但我从中却看到了年轻人的创造力。《新潮流》经常出现无厘头的设计，混搭设计，包括服装、鞋、生活用品等工业设计产品与作品，这里经常会介绍一些年轻设计师、学生设计的作品。每次看到这一类作品，我总是带着欣赏的目光看他们。他们中有的从国外留学刚回国创业，有的还在国内外院校就读。这帮后生了不得，中国未来的设计将由他们主宰。现在你可能瞧不起他们，但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聪明、机敏、开朗，他们更具国际化。而且我一点不担心他们会西方化，他们将会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因为他们血液里流淌着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一位年长的教授对一位年轻学生的表扬可能就是他（她）一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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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巴黎布堡高地拆除了一片百年老商场，蓬皮杜总统便倡议修建一座艺术文化中心，并向全世界的建筑师发出邀请。最终从49个国家送来的491件设计中选中了由意大利人朗佐·比亚诺和英国人理查德·罗杰斯这两位留着长发的披头士青年设计的作品，据说是蓬皮杜总统独具慧眼选中了这一设计。两个年轻人的设计潜能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不可想象，假设国家大歌剧院和苏州工业园区的科文中心是由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先锋青年设计的，将给人们多大的惊讶。其实这是一种善良，是体现对创新思维的尊重与奖掖青年人的善良。教授的风范更应该体现为对学生学术自由意志与创作激情的包容，从中进一步挖掘出自身潜能中的善良意识。

六

大学教授的博学和才情，以及精神高贵的风范，作为内动力深深地吸引着莘莘学子，凝聚成大学精神。

今天的大学教授，他的高贵精神，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贵族，更是和贵族阶级无关。贵族时代早已结束。贵族时代的瓦解让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关注社会和关怀社会，放任山水不太可能了，闲散与逍遥的自由几乎没有了。尽管社会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满足，但生活的习俗与语言却粗陋化了，精神世界被悬空了，文艺领域“阳春白雪”遭遇了“下里巴人”对垒，以伪草根面目出现的精神文化产品，挑战充满沉浸状态的经典艺术。实际上社会生活中，常常有人以天生合理为诡辩借口的“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对抗“外不殊俗，内不失正”（嵇康语）的贵族精神。贵族可以不要，但精神高贵的风范却不能或缺。

教授的人格风范，更大程度上来自于精神的雄健和专业工作中出众的才情。人的自尊比生命重要，虽不赞扬如普希金用决斗来解决男人之间的事一般，也不能苟同尼采宣扬向下等人开战的主张。但自尊的人格风范却有普世性的价值，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多么的可怕。讲原则也是讲自尊，尊重自己的同时尊重别人，做事讲规则，违背规则你在人格定义上就已经失败了。凡此有种种，个人性格的长短真是无法穷尽，但低调是精神高贵的表现，这是一种有限性，古代贵族有财，但还要有学养。财大气粗不是贵族，那是暴发户；财大气不粗才是一种内敛的贵族气质。

虽然中国文人崇尚逍遥于竹林之野，淡泊名利，比較一般地生活和归于平淡，争名夺利被看成是人格的耻辱。但我全然不主张避世、循世和避言。一种从容的风范可以被看作是品格高洁、精神雄健、心气骄傲、理想卓越、道德完善的化身。我也全然不赞同俄国十九世纪女贵族诗人薇拉·纪格涅尔“农民造反缺理”的论调。但我极其赞赏屠格涅夫“心气不可征服”的宣言。

我不是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一名视觉艺术家和理论工作者，我无法从思想史和文学史角度对精神的高贵作有逻辑性的梳理。但以自身知识分子的内省与体悟，“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人的风骨还是要的。以对同事、朋友、学生、不相识人的大慈悲心和大同情心，激发对人格贵贱和精神贵贱讨论的激情，不囿于草根与富贵论高低的心灵状态，这才是决定人生价值观的一切。

清空与逍遥只能是理想化的憧憬，大学校园讨论大学精神，实则上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已经是最好的注脚，这样的正气和完人，不正是需要一位位教授们的人格风范、学术风范和生活风范一点一滴营造起来的吗？

哈佛大学那些怪异的教授们 篇7

像著名的思想家、让学生痴迷的“名嘴”爱默生就是讲课的教授;劳伦斯和吉尔伯特就是做研究的教授，他们一个捣鼓出了原子弹，一个发现了DNA。

我做访问教授主要是写书。美国大学很重视著述，不论是哪类教授，如果没有新著述都做不下去。因为你就是讲课也不能按前人的旧章照本宣科，必须有新的创建和思考，通过著述进行思想的结晶，成为后人能踩蹬到的前进的垫脚石。

荣誉教授有的是有所成就，有的是做了捐赠。可是要做哈佛等名校的荣誉教授，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名有学问。里根很有名了，总统图书馆不光意味着一大笔钱，里面还保藏了研究里根时代遗产的珍贵史料，包括里根政府的所有机密文件。但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拒绝里根成为本校的荣誉教授，因为他有钱有名没学问。

有个请我做客的教授叫理查，是教人类学的———我定性他为“学者型教授”。他家在西雅图海湾旁的山上，落地窗外的后院连接着山林，屋前的树上挂着喂蜂鸟的食筒。理查还把食物丢在后院，喂每天按时来就餐的野狸猫，并且一一叫出他给每只狸猫起的名字。

后来院长秘书告诉我，理查和他太太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国际学生周末常去聚餐的教堂的主要赞助人。在每个感恩节他们都会请家不在本地的教授去家里做客。

吃饭前，我们站在他家能俯瞰海湾大桥的阳台上，欣赏落日余晖下宁静的海湾美景。我用老愤青时代和军旅经历养成的习惯性思维开玩笑地说：“要是在这里架一门炮，就能控制下面的大桥。”

理查太太呆呆地看着我倒抽冷气，用典型的教徒的慈悲口吻说：“先生，您哪来的这种邪恶的念头?”

我们一面吃饭一面闲聊。聊到中美人口对比时我惊讶地发现，理查和其他几个在座的教授面面相觑，都说不出美国人口有多少，倒是我这个外国人把数字说出来了。

这是一个大区别。我们国家的教授可以对专业学问钻研不深，对国事政治却不能怠慢。他们的教授只关注自己的学科，对国家大事不了解并不觉得丢脸。

在座的另一位是我定性的“官员型教授”。他不知道美国确切的人口数，但是一提起联邦政府的内部运作，就口若悬河、如数家珍。他本来是学者，后来去老布什政府做了几年官，卸任后应聘来讲政府关系。那也不像是咱国家这样的“安排”，也是合同关系。美国大学里有不少前政府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因为政府喜欢用学者，所以学院也喜欢有“实战”经验的官员型学者。

在座的还有两位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是文学院的教授，因为大家谈论他在杂志上发表的针对政府的激烈评论，我定性他为“刺头教授”。另一位是来自北爱尔兰的历史学教授，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脸型，典型的欧洲人的白皮肤，寡言而忧郁。理查告诉我，那位教授因为反对英国政府，同情爱尔兰共和军，从而来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我把他定性为“持不同政见的教授”。

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大学在我们看来很奇怪：它是英国的坚定盟友，但是又庇护受英国迫害的政客教授;派兵辛苦地打阿富汗，又请阿富汗的教授上课，天天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我开始认为这是他们为了坚持自由理念而不得不承受的纯自我牺牲，后来才意识到，这样做其实很实惠：首先，美国及其大学作为思想自由的最后庇护所，吸引了全世界大量的人才，连爱因斯坦都是因此逃来美国的;其次，这些刺头和不同政见者带来了尽管激烈，但毕竟是不同的思维，谁又敢说这不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呢?

那一天我意识到，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兼顽固“邪恶”的无神论者，也是端给学生的“大拼盘”上的“一道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篇8

“田野”的由来和演绎

1999年, 虞教授来到了太平巷幼儿园, 当时幼儿园正在做“九五”期间的“创造教育”课题研究。虞教授从中看到了潜在的课程研究的课题, 他和幼儿园一起开始考虑进行课程研究的问题。

那一段时间, 幼儿园教师们时常聚在教研室讨论课程的核心和框架问题, 虞教授经常参加并鼓励老师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讲台前有一块小黑板, 教师们你上去画一个框架, 她上去提出个质疑……黑板上画了又擦, 擦了又画, 虞教授几乎都是一言不发, 认真地聆听, 等到大家的争论归于平静的时候, 虞教授才轻轻地站起来, 走到黑板前, 拿起粉笔, 开始跟大家讲解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以及根据幼儿园的情况可以做出的选择。就是在这块擦擦画画的小黑板上, “田野课程”逐渐走进了太平巷幼儿园每个教师的心里。

●记者和虞永平教授的对话

记:您能谈谈在太平巷幼儿园进行研究的这些年里, 您是如何引领太平巷幼儿园开展教科研的吗?

虞:南师大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书, 叫《幼儿教育一百问》, 我给它写了个序, 叫做《引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其实引领真是这样, 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我希望自己的引领是让教师自己能做决断, 而不是我来对问题表态。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讲, 对理论是很清楚的, 但到实践中就不一定清楚, 而我正是在这个引领的过程中更加真切地认识了特定的幼儿园及其中的孩子、教师, 认识了课程。到幼儿园, 对我个人而言, 不只是帮助, 还是学习和验证理论, 验证这个理论的实用性到底怎么样, 同时也是充实和发展理论。有时候要把理论转化为一个实践体系, 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没有教师的创造, 理论难以充实、更新和发展。因为理论是需要行动去支持的。理论工作者只有通过教师的行动去判断这个理论本身的价值, 才能对理论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我的很多想法, 我对于儿童的理解、对于教育的理解, 应该说是由于跟教师的合作而越来越丰富, 我也从老师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记:据太平巷幼儿园的教师们回忆, 田野课程建设的问题当时是您提出来的, 并且也是在您的带领下建构起来的。所以我想请问您当时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引导幼儿园走上“田野课程”研究这条道路的?

虞:其实不是我指引她们走这条路, 这条路她们已经在走了, 只是和大多数幼儿园一样, 她们不知道自己走的是条怎样的路, 也不知道这条路前面有什么坎坷, 更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指向了我们教育追求的最终极的理想。我总结了幼儿园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一个课程的名称, 但课程研究和建设的意愿是老师们自己的、自发的。我看了太平巷幼儿园之后比较欣慰的是, 这条路正在走近我们教育所追求的终极理想, 关注儿童生命的成长, 让儿童在生活和游戏中学习, 让幼儿园真的成为一个快乐的乐园, 让孩子真的通过跟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去学习。这个基本的路子就对了, 这是符合教育的基本精神的。那么, 后来为什么叫田野课程呢?因为我觉得她们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孩子的学习不是教师传递给他的, 整个过程孩子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与性已经成了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另外一个方面, 她们的教师已经不再单纯是教师, 大部分教师都在探究自己的教育过程, 她们既是教育者, 也是研究者, 而且她们的研究不是说坐在那里开一个单调的研讨会, 而是到班上来, 把班级作为一个现场进行讨论。她们也问我, 我们这个课程到底是一种什么课程,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她们的研究很像人类学里的一种研究方法——田野研究。田野研究就是叫你到现场去, 到现实生活当中去, 在这个真实的情景里面做一个研究者, 而不是让你远离这个情景去审视它。我把她们课程中最本质的东西拎出来, 也希望她们今后一直把幼儿园当一个研究现场, 希望教师、家长, 乃至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这个研究过程中去。

“田野”里的儿童

最初参与课程研究的教师们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暑假过后, 一个新的观念诞生了:要改变教室旧式的格局, 将集体共用的大空间分割成几个小空间, 将空间自主权还给孩子。这种空间布局的调整实质上也给了教师一种心理暗示——教师应该进入孩子的空间, 而不是孩子进入教师的空间。空间分割后, 老师们自然有了进入小角落和孩子一起探索的感觉, 并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在这些小角落里孩子会做些什么。经过若干年的探索之后, 教师们发现在这些小空间里孩子们玩出了大名堂。

●记者和虞永平教授的对话

记:教师们提及教育观的变化, 都提到了最初的这个空间布局的调整和改变, 请问您当时的用意是什么?

虞:考虑让课程更适合自己的幼儿园, 就应该这样做。因为幼儿园对孩子来讲, 不只是一个教育的环境, 也是一个生活的环境。而现实生活当中, 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 你要让一个人充分地表现自我, 就要创造相应的条件。所以, 不同的区角能满足不同的孩子的需要, 这样一种现场能够真正反映孩子的生活状况。在幼儿园里创设多种多样的区角, 其实就是为了满足孩子多样化的需要, 满足孩子不同的兴趣, 让孩子过丰富的生活, 而不是单一的刻板的生活, 这就是让孩子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除了这个层面的意义之外, 我们应该让孩子到行动中去学, 做他喜欢做的事, 区域就是体现孩子生活的现场, 是田野课程里最重要的现场。每一个区域就是一个特定的现场, 比如娃娃家, 模仿的是家庭;医院, 模仿的是医疗机构。把一个班级浓缩成社区, 现场就生动了, 就鲜活了。所以当意识到区角分割的时候,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对孩子的理解就到位了, 我们开始真正把孩子理解成一个有各种需要的、有血有肉的个体。这个做法是太平巷的教师们认识转变后自然的做法。我常跟她们讲, 真的要满足孩子的需要, 就要突破教室的概念, 把走廊用起来。这个学期走廊明显地就充分用起来了。为什么要把走廊用起来?让孩子活动相对分开, 活动内容多样化了, 能够满足不同孩子的需要;另外一个, 孩子之间的交往增加了, 原来只有我是娃娃家, 你是医院, 我们是割裂的关系, 现在各区域之间的活动增加了, 不只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也不只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还有可能出现爸爸妈妈和医生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样关系就复杂了。孩子不能动不动就是做菜、拿听诊器啊, 他需要承担更多样化、更复杂的角色, 他承担的角色越多, 他履行的角色行为就越多, 跟别人交往的关系就越多, 所以他成长就快。

记:请问怎么样才是真正地认识儿童, 让儿童在行动中学习?这有没有一个标准?

虞:书上会告诉你一些关于各个年龄的孩子的发展的普遍指标, 但这个是普适性的, 是抽象的, 不是具体的。这些东西对教师来讲, 大致了解就行了。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的孩子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所谓教师了解孩子, 不是了解跟年龄挂在一起的孩子, 而是了解眼前活生生的孩子。怎么去了解孩子, 就是观察, 去看孩子的行动。

记:那么教师认识书上的儿童和生活中儿童的目的何在?是为了让活生生的儿童达到书上这样的标准吗?

虞:不是。标准是为了让教师对孩子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你选择活动内容的时候不要超越这个年龄特点, 而认识活生生的孩子就意味着你在具体的内容呈现给他们的时候, 能不能跟他们的内心世界沟通起来, 你知道了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你知道他们的能力在这方面怎么样。如果你需要一个孩子示范, 你知道哪个孩子是适合的。一个教师班上如果有三十个孩子, 眼前就要放三十部电影。每一部电影的屏幕都要很清楚。如果发现一个孩子的电影还很模糊, 就说明对他关心不够。

“田野”里的研究

现场研讨, 是太平巷幼儿园常规的一种课程研讨方式, 每隔一周虞教授就会参与到这个研讨中来。教师们都说活动后虞教授的点评很精彩, 一些观点曾经冲击过老师们的思想。除了这样的常规研讨, 虞教授来了之后又多了个讲故事的教科研方法。大家就像讲故事一样坐在一起把教学中的发现、问题轮流讲出来。虞教授很喜欢听这些鲜活的故事, 并且他总能从教师们认为平淡无奇的故事里, 发现闪光点和值得深思的问题。

●记者和虞永平教授的对话

记:园长和教师们告诉我, 您非常重视课程中的资源, 但您这个“资源”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资源, 而是涵盖很多内容, 对幼儿园课程发展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东西。请问您所说的“资源”是指哪些内容?幼儿园究竟应该如何整合和运用这些“资源”?

虞:课程内容是要有支撑的, 幼儿园的课程内容可以用几种方式呈现, 比如开展手机这个活动, 我可以口头描述, 手机什么样子, 也可以用一张图片告诉你, 还可以放一段录像、或者直接拿实物给你……我们希望幼儿园的大部分活动就是实物放在孩子手里, 让他通过操作来学习, 我们强调要有现场的、真实的感觉, 就是要孩子用那个东西, 这就是所谓全身心的感受和参与。这与幼儿的发展水平和典型经验类型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就是资源。每一个活动你要想好相应的资源是什么。所以我一直强调, 没有资源说让孩子在行动中学习全是假的。我们更希望给孩子的是一种直接的能够感受的资源, 让孩子用感性的方式来学习。原来学文学作品经常是老师讲个故事就完了, 有些作品单单讲不行, 出个图片, 让孩子看图片听故事, 这个资源就进一步了, 但在我这里还不行, 有些文学作品还要给孩子道具, 提供一些基本的材料, 让孩子能演得出来。让孩子掌握这个故事是容易的, 让孩子体会这个故事是难的, 表演是最容易体会的, 而且表演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个不单单是口头上的学习了, 对孩子的发展也不只是语言文学意义上的发展。现在有很多幼儿园都喜欢做课件, 我以为要谨慎。最重要的还是要用现实的、可感受的东西来学习。所以我建议她们建立一个资源库, 她们资源库里的资源相当丰富, 过一阵子我要去看一下, 对她们是一个促进, 让她们有一种意识, 不能忘记, 没有资源, 课程就没有支撑。

记:您认为资源库里需要涵盖哪些资源呢?

虞:什么都有, 包罗万象。从图书、玩具、纸片、树叶, 到半成品材料……现在太平巷幼儿园的一个大库房堆得满满的。我强调还要有有生命的资源。我给她们一个观点:课程是“种”出来的。在院子里种什么, 不是随便种的, 多样性的植物及其生长发展的过程都是学习的资源, 幼儿园现在为什么种那么多植物, 说明幼儿园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只要我们有办法, 我们要尽可能让空间呈现生命的景象, 让孩子去感受。

记:太平巷幼儿园所开展的教研形式除了现场办公、故事会, 还有哪些?

虞:还有审议。最近几年关于课程审议的思想很多幼儿园都在吸收, 但做出来就不像样, 她们那里就能把课程审议做得非常好。对她们来讲, 审议现在已经成为一件日常的工作。什么叫课程审议呢?就是将课程的决策权交给教师, 教什么, 如何教, 主要是听教师的, 依从教师的共识, 园长只是教师队伍的一员。

记:那么对于一般的幼儿园, 没有专家引领的教师, 她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将理论和实践进行转化?

虞:因为理论是大量的, 学习首先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对于普通教师来讲, 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问题来学习。工作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那就学什么, 学了之后来解决问题, 这样就转化了。尽可能记录一些让自己产生感触的事情, 并进行反思。学习、行动、反思, 慢慢地理论就转化为实践了。所以教师的科研不要做重大课题, 应当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田野”发展中的问题

“现场”“资源”“课程适宜性”是太平巷幼儿园教师们听到最多也感受最深的几个理论词汇。经过将近十年的辛勤耕耘, 这些理论词汇正逐步转变为幼儿园日常的教育实践, 而在这样的教育实践中, 正如虞教授所言, 他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滋养, 他与幼儿园在更高一级的平台上有了更为深刻的交流。

●记者和虞永平教授的对话

记:“现场”“资源”“课程适宜性”等是您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与幼儿园交流最多的问题, 请问这是田野课程发展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吗?

虞:这些问题都是很关键的, 不能一般意义上说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回顾一下我们一起合作的那么多年, 关键的问题一直在变。我跟她们强调的东西, 就是基于我对她们的判断, 过一阵子我会跟她们讲, 哪些方面你们要注意了。我在看教师上课中, 发现存在的问题, 给她们提议看哪些相关的书, 我相信她学过以后, 就会更好地自觉地去做。我们长期合作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不是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 我是站在幼儿和幼儿园发展的立场上, 去对她们提意见和建议;我是站在理论的立场上, 发现应然状态和幼儿园现实状态之间的落差, 然后向她们提问题的;同时, 我代表了一种广泛的经验的集成, 我把很多幼儿园的信息和经验汇总成我的判断和建议, 而她们从幼儿园自身发展的需求, 从幼儿园怎么不断地得到改善这个意义上去有选择地接纳我的意见。

记:您觉得太平巷幼儿园要进一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

虞:今天上午我还跟汪园长通过电话, 谈进一步深入关注园本课程的适宜性问题。什么叫适宜性?适合幼儿园是不是就叫适宜性?适合幼儿园是空的, 适合班级才是实际的, 我在你们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基于班级的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从根本上来讲, 园本课程不是最终的终结, 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 班级才是最应该关注的, 所以太平巷幼儿园下一步的研究会走向班级。其实, 他们关注的现场, 就是特定的、具体的班级。这是确定无疑的。那么, 走向班级是不是最终的终点?不是, 班级里的孩子是各种各样的, 水平能力是多种多样的, 最终是要适合每一个孩子。

记:那么我们的关注每一个儿童的课程是不是就意味着集体活动逐步减少, 更多地开展区域活动呢?

虞:不同的年龄阶段, 比如说小班集体活动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到了大班, 逐步增加。区域里面到底放什么材料, 让孩子做什么, 怎么让他感觉到有挑战, 是我们要做的。《纲要》里面说得很清楚, 我们选择的内容和活动要让孩子有挑战, 在挑战中不断扩展自己的经验。《纲要》里讲注重个别差异, 太平巷幼儿园在“十一五”期间将对它要有新的解释。我觉得课程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逐步让课程更加具有适宜性。太平巷“十一五”的课题《提升田野课程适宜性的实践研究》,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这个。

谈到自己的教育理想, 虞教授说:“如果没有幼儿园的实践, 理想永远是一种空想, 我的教育理想在她们那儿要变成一种现实。不断生长、有生命力的东西, 才是有意义的。课程最终应该不是词汇很漂亮, 而是孩子的生长。”

台湾政治大学赵玉教授访问我校 篇9

赵玉教授在图书馆A108会议室做了题为“Maximal Class of Weakly Live Ordinary Petri Nets Without Emptiable Siphon”的讲座。Siphon是研究Petri nets系统模型无死锁及活性常用到的概念,赵玉教授的讲座引入一种新的结构,对一大类Petri Nets的死锁问题及活性进行分析。赵玉教授结合最新在IEEE Transaction上发表的论文,向与会教师和博士生解释了该方法的基本思想,通过例子来解释该方法的使用,并与到会的教师和博士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赵玉教授,1987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88,贝尔实验室工作;1988年1994年,任教于新泽西理工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自1994年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管理与信息科学系,1997年晋升为正教授。其研究兴趣主要包括Petri Nets在通信协议设计合成中的应用,以及多功能Petri Nets图形工具的CAD实现。赵玉教授已经发表102篇论文(其中32篇期刊论文),内容涉及通信协议、Petri Nets、分布式队列双总线(DQDB)、柔性制造系统(FMS)、数据流图和神经网络等。

中西方大学教授治校模式比较分析 篇10

教授治校是指教授对大学的各种学术事务进行管理、学术问题进行分析探究, 其并不能代替校长的管理与领导。教授是大学的主导, 学生是大学的主体、校长是行使行政权力与管理策略保证教授教学与学术研究正常进行的职能单位。校长的管理与教授的自主、自治是不冲突的。

二、西方大学教授治校模式分析

1、欧陆模式

欧陆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由于教授治校就是起源于“西方大学之母”巴黎大学的教师行会, 巴黎大学为抵抗世俗王权建立教师行会后又在神学、医学、文学、法学等各个学部建立了由本学部所有成员组成的协商性团体, 主要负责制定学术政策、选举校长、选聘教师、招收学生、开设课程、处理和决定各种学术事务。这种教授治校的模式流传到英国的牛津、剑桥, 又辗转影响法国与德国的大学。19世纪以后德国思想家威廉·洪堡临危受命建立了柏林大学, 他倡导教授的学术自由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并将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理念贯彻到学校的运行中。

在德国大学中, 评议会是大学的主要决策机构而大评议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只负责选举校长和评议学校规章制度。从评议会的组成来看, 教授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比重, 评议会决策学术事务外还包括重大行政事务。德国大学的学术权力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之大, 不仅体现在校一级, 也体现在学部及讲座一级, 也许正因为如此, 德国大学才被称为正教授大学。校长是大评议会和评议会的主持人, 是最高行政负责人, 但是校长要执行评议会的决策, 在学校一般管理上有相当大的权力, 有权否决评议会做出的违背法律的决策。

2、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主要是学校的方针政策和资源配置是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或理事会制定, 而学术管理权力则由大学教授组成的评议会行使。在由校外董事和大学教授共同执掌大学决策权的二元管理结构中, 尽管非学术的董事会对大学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 , 但大学的学术政策, 如教师的聘任和课程的设置, 一般由大学教授决定, 而董事会一般是根据大学教授的提名或建议行事而已。顾名思义, 英美模式是以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管理为典型代表。

3、日本模式

日本国立、公立大学在大学一年级设立评议会, 在法律上规定是审议咨询机构, 但实际上是大学的决策机构。从决策的内容看, 包括学校中学术和行政的重大事项, 这一点类似德国。评议会的组成包括学部长、附属机构的长官及教授代表、类似德国, 但没有学生代表和一般职员参加。校长是学校的最高行政负责人, 同德国一样, 校长是评议会主席, 校长要执行评议会的决议, 但当评议会的决议违背法律的时候, 校长有权否决评议会的决议。

三、我国大学教授治校模式

1、历史渊源

欧洲大学自产生教授治校思想至现在已有数百年历史, 而我国教授治校思想却仅产生在上个世纪初, 在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等大学校长的倡导与实践下教授治校思想在我国深深的萌芽并开始发展,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革期间我国的教育事业受到重创, 教师遭到迫害、学生的文化学习也受到阻碍, 在铲除“四人帮”、恢复高考后我国的教育与经济事业才得以正常进行。改革开放后, 在打开国门看世界的同时我们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逐年加大对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 更加重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 更加重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与高校中教授的权利与权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雨中, 教育部颁布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各大高校建立了学术委员会。1985年, 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其中提出实行校长负责制, 并要求有条件的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但是, 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 在我国现阶段大学的管理中, 校党委和校长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 大学学术管理组织处于从属地位, 教师及教授团体在大学的学术事务管理中处于辅助的参谋和咨询作用, 对高校的大部分学术事务及其他事物很少有发言权, 受到学校行政部门的干预。

2、教授委员会模式

我国大学教授治校模式主要体现在教授委员会的运行。改革我国的人事制度、资源分配管理制度、学术制度从而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艰难的任务, 为了提高我国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效益, 推动我国高校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 保证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教授委员会制度应运而生。2000年5月东北师范大学率先在全国成立教授委员会, 开创了中国教授与学术带头人参与到学校管理的先河。教授委员会打破了原有的行政管理决策模式, 教授代表可以就学校的重大问题作出表决与判断, 教授委员会可以决定课程的设置、教师聘任、教师职称评定与管理等重大事务。虽然教授委员会在不同的学校具体的作用有些许不同但是教授委员会是我国大学走向学术自由、告别行政管理官僚化与高等教育功利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教授委员会可以确立大学教授在管理学校事务中的主体地位, 有利于促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 可以使教授在学术上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作用, 发挥学术专长。目前, 随着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推行, 民主自治普遍推行, “教授治校”的理念在高校已经深入人心。教师们也逐渐拥有对学术事务的发言权, 基层教师的权益得到保护。近年来, 我国不少高校成立教授委员会并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校事务, 追求大学自由和学术自由。我国大学也正在寻求高校民主化管理如何推进, 教授委员会如何发挥更高水平的方法, 随着我们在前进途中的不断摸索与探究我们终将回归大学学术自由的本真。

四、我国大学教授治校问题

1、对教授治校思想认识存在误区

教授治校在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以来, 就对欧洲大学产生深厚的影响, 教授治校成为大学理念的精髓与文化, 这一思想的民主性体现在大学教师在学术与大学各事务方面享有充分的参与、发言权。而我国大学在并没有形成现代的、提倡自由与民主的大学精神。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施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领导认为, 教授不必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 或者认为他们自己就是教授或者副教授他们管理学校就是教授治校。而有些教师认为, 作为老师只要做好科研教好学生就可以了学校的发展与决策与其无关。另外, 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认识不到位, 不能到基层去听听教师们的心声, 这样就缺少意见反馈机制, 常此以往教师的积怨不能得到很好的宣泄与解决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样就使得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取代了学校的学术管理, 让基层教师失去话语权, 使得教授治校难以进行, 教授委员会与一些学术委员会就成了摆设。

2、高校管理行政化色彩浓重

由于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大学听命与政府, 这样就使得大学缺少自主权, 使得大学管理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大学内部的管理过分行政化, 机构众多、人员冗余、信息传达缓慢, 工作效率低下, 办学成本大大增加。在高校的荣誉评比与职称评定中也存在着功利化、官僚化和人情化。

3、我国教授治校缺乏法律保障

我国相关的法律与决定对党委与行政管理做出了保障, 但并未对教授会与教授的权利给予说明, 这就使得教授委员会的运行缺少法律依据, 没有法律的支撑教授委员会就难以运行。教授治校不仅缺少法律的保障更缺少制度上的规定, 这就使得教授会与学术委员会的存在显得微不足道。

五、西方大学教授治校模式启示

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精神与思想及运行模式给我国大学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榜样, 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模式使我们认识到我国大学教授治校的不足与缺陷。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大学教授治校:

1、建立教授治校的法律法规

我国的教授治校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历史, 得益于蔡元培与梅贻琦先生的践行与推行, 更得益于1912年《大学令》的颁布, 使得两位先生的教授治校思想有法可依。我国目前并没有对教授治校给予法律上的保护, 因此, 我国应当对教授治校给予法律上的保护, 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给予详细的规定与说明。

2、建立教授治校制度与机构

西方大学教授治校是由评议会实行的, 我国也可以设立相应机构来执行教授治校。虽然我国目前有些学校设立了教授委员会, 但是并未形成相应的制度与规范, 我国应当落实教授委员会的权利、职责与义务, 使教授委员会的权利落到实处, 使教授委员会在学校的管理、教师的评级考核、学校的课程设置、专业调整等方面拥有话语权, 使大学的决策更加民主化、使现代大学的自由精神得到发扬。

3、处理好教授治校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之间的关系

教授治校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不冲突, 教授委员会并不是剥夺了党委的决策权而是在教授委员代表的投票、协商、表决下会使党委的决策更加符合广大基层教师与学生的权益, 在教授委员会的民主投票下党委作出相应的决策, 再由校长执行。这样就会使学校的管理与自治更加的和谐与融洽。

参考文献

[1]张德祥.面向21世纪的大学自我重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181.

[2]欧阳光华.教授治校源流、模式与评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5, 21 (4) :12-14.

[3]张德祥.面向21世纪的大学自我重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181-184.

[4]张庆晓.欧美大学教授治校运行模式研究[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 2012.

大学教授叫板“最牛霸王条款” 篇11

話费设定有效期余额无偿被充公

现年46岁的罗家豪，是江苏省徐州市一所著名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为了工作的方便，他决定再申办一张手机卡。可他未曾想，办了一张手机卡，却引发一场官司，而且这场官司撼动了移动通信行业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

2009年11月24日，罗家豪来到中国某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徐州通信公司)营业厅，申请办理一张手机卡，手机号码为15*0520****，开通套餐：每月最低消费10元，长話一费，开通业务：省际漫游、呼叫转移等，付费方式为预付费。

选定了手机号码和套餐后，徐州通信公司营业员便打印出受理单交罗家豪过目，并让罗家豪在申请人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在业务受理单所附《中国移动通信客户入网服务协议》中，双方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第二项为乙方即徐州通信公司的义务，其中第2条为：乙方通过营业厅、网站及短信等方式向甲方即移动通信客户公布并提示服务项目、服务时限、服务范围及资费标准等内容；第10条为：乙方对甲方暂停服务时(以下简称停机)对使用“先预存話费，后使用”缴费方式的甲方应当进行余额提示，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短信、电話或信函。第四项为特殊情况的承担，其中第1条为：在下列情况下，乙方有权暂停或限制甲方的移动通信服务，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1)甲方银行账户被查封、冻结或余额不足等非乙方原因造成的结算时扣划不成功的；(2)甲方预付费使用完毕而未及时补交款项(包括预付费账户余额不足以扣划下一笔预付费用)的；(3)甲方使用“先使用，后付费”的费用结算时，移动电話费用超过透支额度的；(4)甲方突然出现自己此前三个月平均通信费用5倍以上通信费用的；(5)甲方发送带有违法内容信息的。第五项为协议的变更、转让与终止，规定下列情况乙方有权解除协议，收回号码，终止提供服务。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并有权向甲方追讨欠费：(1)甲方提供的身份证件虚假不实；(2)移动电話被用于非法犯罪活动或不当用途(有损乙方或相关第三方利益)；(3)乙方收到国家有关部门发文要求停止为甲方提供通信服务；(4)甲方欠费停机超过60日。该协议中没有关于预付話费有效期限制的相关内容。

罗家豪革草扫阅了一下业务受理单及所附的协议后，便在业务受理单上签上了名，徐州通信公司也在业务受理单上加盖徐州通信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注明生效时间为2009年11月24日。罗家豪当场预付話费50元，参与徐州通信公司充50元送50元的活动。

2010年7月5日，罗家豪在该通信集团官方网站网上营业厅通过银联卡网上充值50元。该网页上显示的查询充值记录内容仅有充值时间、充值金额、充值渠道三项内容，而没有充值即预付話费的有效期。之后，罗家豪因有学术任务出差外地，便将该号码手机留在家中一直未用。

2010年11月7日，罗家豪出差回家，在使用该手机号码时却发现该手机号码已被停机，罗家豪刚开始以为是手机欠费被停机，便准备上网充值，可转念一想觉得不对，因为手机充值話费后一直未使用，月最低消费10元，算来算去也算不出手机会欠费，那么手机为什么会被停机的呢?罗家豪怎么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便急匆匆来到徐州通信公司的营业厅查询。经查询，徐州通信公司营业员告知，罗家豪于2010年10月23日因話费有效期到期而暂停移动通信服务，此时账户余额为11.70元。

孰是孰非引纷争无法调和上公堂

話费还有余额，手机竟然被停机，这是哪门子法?話费设置有效期，有效期到了，話费余额竟被“充公”，这与吃“霸王餐”有什么区别?罗家豪对此感到十分的气愤，便与徐州通信公司交涉，要求归还号码，开通手机。可是，徐州通信公司以罗家豪违反了双方的协议为由，断然拒绝了罗家豪的要求。在双方交涉过程中，罗家豪手机号码已被徐州通信公司收回。

2011年6月30日，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罗家豪来到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以徐州通信公司单方终止服务构成合同违约为由，一纸民事诉状将徐州通信公司推上了被告席。

对这起涉及移动通信行业惯例的官司，法院极为重视，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给予了罗家豪与徐州通信公司双方充分阐述各自的观点机会。双方围绕设定話费有效期限制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罗家豪与徐州通信公司所签的电信服务合同是否包含有效期限制的内容，关于有效期的限制徐州通信公司是否向罗家豪进行了告知，以及罗家豪要求徐州通信公司取消对有效期限制及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等三大争议焦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罗家豪诉称：2009年11月24日，本人在徐州通信公司营业厅办理了一张手机卡，号码为15*0520****，并与徐州通信公司签署了《业务受理单》，开通如下套餐：“月最低消费10元，长話一费，生效时间为2009年11月24日”。2010年7月5日，本人通过官方网站用银联卡进行网上充值，充值金额为50元。2010年11月7日，本人在使用该卡时发现该卡已被徐州通信公司停机，本人到徐州通信公司的营业厅查询时方知该卡于2010年10月23日因有效期，到期而停机，账户中尚有余额11.70元。本人与徐州通信公司订立服务合同时合同未规定“有效期”限制，徐州通信公司也未告知本人相关规定，且徐州通信公司在中止服务前后未给本人任何提示，徐州通信公司无正当理由单方面中止提供服务，构成合同违约。据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人请求判令徐州通信公司取消对本人的話费有效期的限制，继续履行合同。

徐州通信公司辩称：根据电信条例及原邮电部及信息产业部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依法对提供给罗家豪使用号码的話费有效期进行限制，且充分保护了客户的权利。国家对电信资源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合理分配，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电信资源是指无线电频率、卫星轨道位置、电信网码号等用于实现电信功能且有限的资源，

为了有效利用国家的码号资源，避免用户无限期投入地占用码号资源而规定的話费有效期。根据罗家豪与本公司之间建立的电信服务合同，约定了付费方式为预付费，双方应遵守国家相关部门关于预付费业务管理的相关规定。是否应当设定罗家豪有效期的问题，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且有相关判例。请求依法驳回罗家豪的诉讼请求。

为了充分证明自己的主张，徐州通信公司向法庭提供了江苏省邮电通信业通用发票3张及宣传册一本。发票系徐州通信公司在营业厅收集的其他客户遗弃的发票，借以证明其出具的发票均为单联发票，在发票上明确告知了客户有效期；而宣传册第7页有关于银联卡充值和有效期的介绍说明，借以证明关于有效期的限制徐州通信公司已向罗家豪进行了告知。同时，徐州通信公司主张“设定話费有效期”是通信业的交易习惯。此外，徐州通信公司还向法庭提供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6)东民初字第07661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8)二中民终字第05443号民事裁定书，该案原告要求确认充值卡后有关有效期限制的条款违法的诉讼请求，最终被法院以“不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裁定驳回起诉，借以证明是否应当设定有效期的问题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且有相关判例证实。从法律法规角度，徐州通信公司还提交了邮电部移动通信局《全国智能网预付费业务管理办法(暂行)》、《全国智能网预付费业务SIM卡和充值卡管理办法(暂行)》，借以证明其对話费有效期进行限制是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设定，且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

惯例并非挡箭牌有违公平遭否定

泉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一、关于设定話费有效期限制是否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的问题。在案件审理中，徐州通信公司辩称“是否应当设定有效期的问题，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提供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民事裁定书加以证明。法院认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是移动客户起诉移动运营商并要求法院确认充值卡后第5条和第8条(内容分别为：“请在截止日期前充值，逾期将被视为放弃充值卡上金额”；“中国移动保留对本卡使用的最终解释权”)无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案的判决书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本案是罗家豪以电信经营者违约而提起的合同之诉，并未将是否应当设定有效期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提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和法院的受案范围。

二、关于罗家豪与徐州通信公司所签的电信服务合同是否包含有效期限制的内容，关于有效期的限制徐州通信公司是否向罗家豪进行了告知的问题。业务受理单、入网服务协议是电信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确定了罗家豪与徐州通信公司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入网服务协议第四条第1项约定有权暂停或限制移动通信服务的情形，第五条第5项约定有权解除协议、收回号码、终止提供服务的情形，均未有因有效期到期而中止、解除、终止合同的约定。徐州通信公司主张“通过单联发票、宣传册和短信的方式向罗家豪告知了有效期”，首先罗家豪对告知的事实予以否认；其次徐州通信公司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已通过上述方式向罗家豪进行了告知；再次依据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話费有效期限制直接影响到罗家豪手机号码的正常使用，一旦有效期到期，将导致停机、号码被收回的后果，因此徐州通信公司对此负有明确如实告知的义务，且在订立电信服务合同之前就应如实告知罗家豪。如果在订立合同之前未告知，即使在缴费阶段告知，亦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有违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徐州通信公司此辩称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三、罗家豪要求徐州通信公司取消对有效期限制及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电信用户的知情权是电信用户在接受电信服务时的一项基本权利，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用户在办理电信业务时，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必须向其明确说明该电信业务的内容，包括业务功能、费用收取办法及交费时间、障碍申告等，如果用户在不知悉该电信业务的真实情况下进行消费，就会剥夺用户对电信业务的选择权，达不到真正追求的电信消费目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作为提供电信服务合同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与电信用户的权利义务内容，权利义务的内容必须符合维护电信用户和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电信业的健康发展的立法目的，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徐州通信公司提供的邮电部移动通信局《全国智能网预付费业务管理办法(暂行)》、《全国智能网预付费业务SIM卡和充值卡管理办法(暂行)》仅规定不同面值的充值卡对应不同的有效期以及用户拨打第一个充值电話时，才ScP激活账户数据，设置用户账户的金额、有效期和起始日期，但并没有对人工充值和网上充值的预付费是否设置有效期进行规定。因此徐州通信公司辩称对話费有效期进行限制是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设定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徐州通信公司既未在电信服务合同中约定有效期内容，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在签订合同时已将预付話费的有效期限制明确告知罗家豪，所以徐州通信公司不得在合同履行中以预付話费超过有效期为由对用户进行通話限制。徐州通信公司以预付费过期为由对罗家豪暂停服务、收回号码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罗家豪主张“取消徐州通信公司对罗家豪的話费有效期的限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2011年11月16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徐州通信公司取消对罗家豪的手机号码为15*0520****的話费有效期的限制，恢复该号码的移动通信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篇12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授课,“口语小组”,训练

一、前言

当前, 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以培养学生的听说等综合应用能力为目标。通过对学生的培养, 可以促进学生在以后的工作和交往中有效地运用英语进行交流。但是现阶段, 我国高校的英语口语教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一般情况下, 大学英语课堂的人数大概是40~60人, 但是开展英语口语教学的最佳人数是10人左右, 教师可以对课堂进行自如的掌握, 学生也能对教学和课堂讨论有足够的机会参与。 大学英语课堂的容量大, 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指导, 加强“口语小组”训练, 克服大班口语教学难度大这一问题, 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

二、大学英语“口语小组”训练的教学方法分析

大学口语的授课方法很多,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方法就是“口语小组”教学。在本科院校中大学英语课的人数是40~60人左右, 对英语的学习需要对听、 说、读、写都涉及, 但是教师的口语课实践很少, 一堂课只有45分钟时间, 在课堂上如果每个人都练习, 平均每个人需要1~2分钟, 再加上教师的点评时间, 一堂课的时间是不够的, 每个学生自己只能讲1~2分钟, 大部分时间在听别人讲, 并不能很好的达到口语训练的目的。

实验表明:人们能够记住自己听到的内容的20%, 能够记住自己看到的内容的30%, 能够记住自己阅读的内容的10%, 能够记住交流过程中自己表达的内容的70%。可见, 人对自己表达的内容具有很高的接受度, 在记忆方面也更加持久。因此, 通过“口语小组”能给学生营造良好的交流模式,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要达到学生的口语训练言之有序和言之有理的目的, 学生在进行口语训练之前, 准备工作是必需的, 具体可以按以下分组应用模式开展教学, 可以让学生在课前10分钟做好话题陈述准备。

在每个学期开始时, 小组成员可以推选非常健谈的队友担任队长, 将纯英语的语言环境很好地营造出来。小组成员可以经常坐到一起开展口语任务组织, 首先是分工;其次是储备资料, 写出陈述稿的初稿, 并进行修改;最后定稿, 确定陈述的人选。

第一次话题方向可以根据自身专业进行陈述, 这也显示出了大学英语课的优势。综合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 不同专业的学生所讲的领域就不同。如果小组准备比较充分, 可以让说的学生的英语口语得到锻炼, 增长见识。第二次的展示话题可以自由发挥, 主题要求积极向上, 不限体裁和形式, 形式可以是小笑话、小故事、话剧、情景剧讲解等,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话题。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让学生很好地展现自己鲜明的个性。同时, 通过各种形式的表演, 可以满足学生的表演欲, 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也会提高。

对于学生的口语训练, 有内容和信息等方面的要求。首先, 从内容方面来说, 讲的内容和形式要能吸引其他学生的注意力, 做到主题明确, 论据能够很好地支撑论点, 对论点能够顺利、精彩地陈述。其次, 从信息传递方面来说, 学生尽量做到脱稿讲述, 并且要声情并茂, 讲述者和其他学生要有眼神交流和互动, 发音准确, 音量适中, 发挥体态动作的作用。同时, 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认真记录学生的展示。此外, 在小组训练结束后, 设置拍照环节, 将学生的表现进行留念记录, 这也是对学生的一种鼓励。

在参与积极性方面, 教师要采取各种措施激励和督促学生参与“口语小组”训练。具体来说, 可以将奖惩机制加入其中, 通过实物对表现突出者进行奖励, 也可以在平时成绩中体现对学生的奖励, 以此提高学生对此项活动的参与积极性。对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学生的平时成绩给予加分奖励, 也可以推荐这些学生参加学校的英语口语竞赛, 给他们展示自己的机会。

三、大学英语授课“口语小组”训练的优势分析

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言, 大学英语“口语小组”训练具有自己的优势, 只有将这些优势进行分析, 才能以更高的积极性开展“口语小组”训练教学。以下对“口语小组”训练的优势进行了分析。

1.“口语小组”训练能增加学生的课程参与度。在一堂课上让每个学生发言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通过 “口语小组”训练可以给学生充足的准备时间, 在小组中进行分工, 组员之间相互监督, 和传统的授课方式相比, 这样能够有效增加学生的课程参与度。例如:一个口语小组, 有的学生负责讨论, 确定讲述主题, 有的学生负责相关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资料的查找, 有的学生负责幻灯片的制作, 还有一部分学生充当观众, 这样可以使“口语小组”训练的效果更好, 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

2.“口语小组”训练能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 在“口语小组”中, 可以选择健谈、责任心强和能够作为榜样的学生担任小组长, 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小组长进行分工, 小组成员之间相互监督, 对每次活动的开展都要认真记录, 这样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一般情况下, 在做陈述展示时, 学生都会在陈述内容幻灯片的第一页写出小组成员的姓名。 在活动中如果有学生没有参加讨论, 也没有给小组做出其他贡献, 那么小组名单中就没有这位学生的名字, 这就是小组中互相监督和自我管理的一种体现。

3.“口语小组”训练能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口语小组”训练最后是团队作品的比拼, 在团队中有分工, 对不同的观点要学会相互妥协。例如:在一次活动中, 一个小组中派了一个代表对他们陈述的内容进行了展示, 代表在台中央将PPT上几个国家的国花展示完之后, 忽视幻灯片开始展示讲述者自己的话剧表演, 教师对这段展示做了“所述内容和幻灯片讲述的内容不一致”的点评。最后得知,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小组成员之间的观点不一致, 小组成员更偏向于展示PPT上的内容, 而讲述者自己更加偏向于展示自己所表演的话剧。可见, 很多大学生比较欠缺团队意识和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 在这方面对学生应该加强培养。

4.“口语小组”训练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沟通技巧。学习语言的最好方法是深处这门语言的环境中, 然而中国的本科院校很难做到这一点。有些学生在交流中用母语更舒适, 在公众面前用英语交流会很不自在。“口语小组”训练是在特定的人物和环境下,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 将简单的问答作为切入点, 并且随着训练时间的加长逐渐增加难度, 学生能够克服害羞情绪在台上公开陈述, 教师要对学生的讲述进行鼓励, 这样能让学生树立说英语的信心。此外, 学生平时交流时, 要尽可能多地使用英语, 如果有学生在纯英语的语言环境中说了母语, 要对其进行惩罚, 以此来督促学生多用英语表达。学生在刚开始可能会不适应, 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就会比较明显。通过自然的英语口语表达, 学生可以将大学英语中精读文章的字、词、句运用其中。此外, 如果在小组沟通中遇到不同的观点, 对小组成员进行说服的过程也可以有效提高沟通技巧。

四、大学英语教学中“口语小组”训练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开展“口语小组”训练有很多优势, 但也有一些问题。例如:“口语小组”训练讲述的话题大部分来自于网络, 缺乏学生自己的观点和整体感, 也很难有自己的创意。有的小组虽然选题很好, 但在内容和观点方面不够新颖。有的小组制作的PPT颜色搭配不协调, 学生不容易看清楚。此外, 小组成员也会出现意见不合, 不能脱稿讲述, 在讲述过程中和其他学生不能形成很好的互动等问题。

针对以上“口语小组”训练中的种种问题, 需要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主要的解决方法就是组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团结协作的竞赛精神, 精心准备是活动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尽管“口语小组”训练只是课堂的一部分, 也需要学生有认真积极的态度和较强的参与意识, 在这方面教师要采取措施, 可以给学生宣传口语学习的重要性,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再加入对学生的奖惩措施。整个过程中, 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口语训练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管理。

教师对学生的陈述内容进行评价时, 要以肯定为主, 对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积极和正面的部分进行真诚的表扬, 对错误的地方要用委婉的方式指出, 营造出积极、轻松、和谐的英语表达氛围。

五、总结

综上所述, 大学英语的“口语小组”训练教学模式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操作也比较简单,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英语口语教学中。本文对“口语小组”训练教学模式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文章首先分析了“口语小组”训练的教学方法, 再分析了“口语小组”训练教学的优势, 最后对“口语小组”训练常见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了阐述。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 对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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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然.英语口语课堂中小组活动的设计与时效性[J].中学生英语, 2015, (06) :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