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启示（通用8篇）
传承启示 篇1
摘要：作为日本茶道的传统服饰, 和服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中由于得到日本政府政策性的保护、女性特殊的爱戴以及日本国民对其蕴含文化的强烈认同, 从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成为日本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本文通过论述和服的历史变迁, 总结日本茶道服饰文化得到良好传承的经验和做法, 从而为促进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和服,传承,文化认同感
中国传统服饰在历史变迁中不断演变和发展, 在唐代迎来了鼎盛时期, 明代开始出现停滞, 到了清代, 传统汉人服饰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渐渐销声匿迹。清代以后的100年, 中国服饰受西方影响, 遭遇全盘西化, 而今在国际上提起中国服饰想到的也就只有旗袍了。反观近邻日本, 日本人现在虽然也普遍穿着现代服装, 但是进行茶道等传统文化仪式时, 都会穿上传统服饰和服, 并且有众多喜爱和服的女性把和服当成时尚的日常穿戴。本文通过论述日本在茶道服饰--和服传承上的现状, 剖析日本茶道服饰文化得以很好传承和发展的原因, 为我国传统服饰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日本茶道服饰的传承与发展
明治维新之后, 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以及西方文化的传入, 日本官员率先穿起了洋服, 到大正昭和时期, 西洋服装逐渐取代和服成为流行服饰。1924年, “东京女子供服组合”发起妇女服装西洋化行动, 使西洋服装进一步取代和服成为妇女的日常着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服曾再度流行, 但日常穿着和服的人逐渐减少。在此过程中, 和服虽不再流行, 但其作为日本传统服饰的地位从未改变, 人们对其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符号的认同和定位也从未改变。进入平成年代, 在经历了历史漫长沉淀之后, 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的象征, 和服逐步走出日本, 被全世界所熟知, 重新取得了日本女性主流着装的地位。
日本的青年女学生非常喜爱和服, 认为和服是非常有魅力的服饰, 能充分展示日本女性之美, 因而无论是新年、夏季祭礼、盂兰盆节等重大传统节假日, 还是入学仪式、毕业仪式、成人仪式等庆典活动, 和服都是日本青年女学生的首选服饰之一。尤其是每年七、八月份, 一群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女学生, 穿着色彩绚丽、俏美多姿的传统服饰, 三五成群的观赏烟花大会, 已经成为具有日本代表性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普遍受到良好教育的日本家庭主妇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她们除了料理家务照顾小孩, 也会隔三差五地相约聚会, 或是参加茶道之类的兴趣教室, 因此, 日本的家庭主妇在穿着打扮上甚至较之一般职业女性更讲究服饰搭配。在大部分家庭主妇的心目中, 较之洋服, “穿着和服更显端庄秀丽, 和服的色彩和花纹也更富于变化,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搭配”。由于“作为传统服饰的和服风格高雅、高贵优美, 非常适合各类正式场合”、“和服不选择体型, 不会过时, 根据搭配可以有各种变化”, 所以不仅是出席婚葬仪式、迎接新年节日、参加小孩的入学仪式毕业典礼, 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 和服也是日本家庭女性的主流着装之一。
说到和服, 不得不提及一类特殊的女性———艺妓。艺妓常年穿着和服, 美艳柔情, 脚蹬高跟木屐, 举止优雅, 妆容精致, 擅长歌舞琴瑟, 体现了日本艺妓文化的浪漫主义情怀。徜徉于青石板路的艺妓也成为日本的一道人文景观和特殊存在。这样一群特殊女性的存在, 将和服的美也从历史带到了现实, 传承至今。
2 日本茶道服饰传承至今的启示
剖析日本和服传承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参考和借鉴。
首先,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和服文化的传承。早在1950年日本就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 和服高居第二条。1964年日本专门成立了“装道礼法着物学院”, 着力科普着装、礼法、缝制、创意、美容等全方面的和服知识。1966年, 日本着物振兴会成立, 提议每年的11月15日为和服日, 并号召大众在七五三节穿着和服。全日本着物振兴会还与日本和裁士会、传统工艺产业振兴协会、名古屋织物卸商业组合等形成产业联盟, 成立了由日本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认可的全日本和服顾问协会。2002年, 日本文部科学省决定在初中进行和服教育, 让青少年们了解传统文化, 培养青少年的礼节礼仪意识。至此日本形成了一个有政府政策支持、有各种机构推广传播、有学校知识教育的全面的和服传承体系。
其次, 和服产业自身在商业化大潮中勇于改革创新, 与时俱进。在和服销售上, 过去人们只能到裁缝店选购布料量体裁衣缝制和服, 通常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拿到成衣。而在现在的和服商店, 客人不仅可以自由挑选布料单独缝制, 而且可以购买款式多样的成衣和服, 同时可以配套购买头饰、木屐等和服配饰。为了适应当代的审美眼光, 和服在花色纹样及款式上也在尝试各种新变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浴衣。浴衣是一种改良版的简式和服, 穿戴上没有正式和服复杂, 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花色纹样款式众多, 深受日本年轻人喜爱。在售后服务方面, 日本全国各地都有专业的洗衣店提供专业的和服清洗、修改、专业保管业务, 为繁忙的当代人穿着和服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和服文化推广方面, 和服元素不仅被广泛应用于日本的电视剧、电影、广告等媒体节目, 而且有专业的和服时尚杂志, 适时提供最新最全面的和服时尚信息。和服从制作、购买、流通、售后服务以及推广传播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系, 和服业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 锐意创新, 与时俱进是和服文化得以很好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 日本女性对和服及其文化的喜爱推动了和服的传承和发展。“比起洋服, 和服可以有更多的变化, 更加博大精深。和服就是一种修养, 有品位的人才能掌控。” (三十多岁年龄段女性观点) ;“从年龄上看, 穿洋服基本不会引起特别注意, 但是穿和服就会经常得到赞许。……接触茶道等日本文化的时候穿着和服则更能深入其中” (四十多岁年龄段女性观点) ;“和服虽然不如洋服便利, 但是也自有其乐趣。作为日本人愿意去体验经过漫长岁月形成的和服文化” (五十多岁年龄段女性观点) ;“作为日本人只要有机会都愿意穿和服。穿和服也非常适合学习茶道等日本文化” (六七十岁年龄段女性观点) 。根据以上引述不难看出, 各个年龄段的日本女性对和服都有着极高的评价和强烈的穿着愿望, 在她们的心目中和服不单纯是一种服饰, 更是一种可以在当代繁杂的社会生活中细细品味的日本文化。如果没有日本女性的厚爱和身体力行, 和服恐怕也难逃束之高阁的命运。
最后, 和服与茶道逐渐融为一体, 在其传承过程中逐渐成为日本文化符号。日本是一个岛国, 四面环海, 与周边国家交流起来不是很方便,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性格形成, 保守、内敛, 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和服从款式设计、色彩搭配上也体现了日本人的国民性格, 符合日本人的审美情趣。这使和服在传承中得到了日本人们的强烈文化认同。日本政府政策性的保护, 日本和服业自身的与时俱进、日本女性的厚爱等原因使得和服得到很好的传承和保护, 但归根结底这些只是措施与手段, 和服能够流行至今, 最重要的原因是和服逐渐成为一种日本文化符号, 并得到了大众的认同。日本政府之所以花大力气去推动是对其自身文化的保护和认同, 是一种文化自豪感的体现。
3 结语
日本政府的政策保护, 相关协会机构的宣传推广以及和服业自身的与时俱进, 茶道服饰--和服的传承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 在这种体系下, 培养出来的是日本人强烈而浓厚的和服情怀, 从而形成了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深入骨髓的认同感。因此, 和服没有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变革而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而是真真实实地走进了当代, 走向了世界, 生动而美丽地传承着日本的服饰文化、丰富着人们的时尚生活, 与茶道融为一体, 逐渐成为一种日本文化符号, 成为日本值得夸耀的文化资产。
近现代的中国国力衰败、内忧外患, 中国传统服饰承受了与日本服饰文化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 民族自豪感的缺失使得本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出现了断层和缺失, 社会动荡和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中国传统服饰文化遭到破坏, 迅猛发展的现代化社会却又使得传统服饰与现代社会生活格格不入, 中国传统服饰未得到很好的传承, 在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中,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使得人们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上很难达到完全的统一。通过政策支持、行业推进、加强宣传、从而形成一套系统的制度体系, 并逐步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自豪感, 促使中国传统服饰走出历史博物馆, 以更加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形式重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中国独特的文化符号, 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软实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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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文化传承的启示 篇2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日本人的时间观念。“迟到”一词随之出现在近代日语中，在文明开化之风的扫荡下，日本人剪短头发、换上西服，跳起了西洋舞，建起了西式一条街，但是，整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官尊民卑和重士轻商的思想基础，却非轻易能够改变。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逐渐发现，要想有根本性的突破，症结不在于是否学会了股份制的样式，而在于如何改变阻碍公司发展的社会文化。
在涩泽荣一进行实业开拓之际，另一位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福泽谕吉也认为：“尽管西洋的东西得到了很好的介绍和接纳，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精神和需求、日本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风气以及社会自身的特点作为根本，只是把西洋的东西借来使用是不行的。”
从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开始，日本的公司有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追求金钱的同时，如果失去了人心、精神和和谐就很危险了。
20世纪30年代，一代新的企业家继承了沼泽荣一的精神衣钵。其中松下幸之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认为，公司放在第一位的目标，不是股东利益，而是回报社会和国家。松下提出的这种使命感，和松下幸之助提出的公益即私利的观点一脉相承，内里充满了东方文化的家国气质。
献身国家，忠诚、勇气和自我牺牲。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融入现代企业，公司因此呈现出独特的日本面孔。美国学者傅高义认为，在日本对应当为集体利益携手合作的认同，仍然保留在所有的公司之中。员工喜欢以公司的名字为自己命名，称自己为松下人，丰田人等等，他们将这种强烈的归属称为“忠”，公司对日本人来说就像是一个更大的家。员工需要这个家，社会文化需要这个家，这是对人类千年传承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经营者则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努力让家庭保持和睦、团结和秩序，让家庭成员分享幸福。
道义、情感、人际关系，还有信任感、亲密性，这些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生存的基本要素都可以转化成生产力，日本公司向世界传递出一种新的信息。与人类精神情感相关联的种种要素大踏步的走进世界各地的公司，占领每一个办公室、每一条生产线、体现在每一种产品和服务、每一句宣传词和广告语中。
松下幸之助也影响了很多企业家，其中一位就是京瓷公司的创始人稻盛和夫。稻盛和夫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认为应该把爱人、珍惜每个员工作为经营公司的一个目的，把实现所有员工物质和精神的幸福作为公司的核心理念。
在激烈的竞争中，究竟怎样才能维系企业的存在？稻盛和夫的结论是：人心比什么都重要！他说，人们常说人心易变，我却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再没有比人心更强有力的东西了。为此，他把敬天爱人确立为社训。儒家文化对待世界的态度与现代市场的竞争机制结合在一起，指引着稻盛和夫先后创建了两家世界五百强公司。
作为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学习者和追赶者，日本完成了文化的嫁接、融合、新生，日本公司也从公司文化的自觉践行者变成输出者，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克莱蒙特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艾拉?杰克逊认为，日本公司首先关注人，他们认为管理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数量为本，或者以利润为本，他们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创新力，他们倾听顾客的声音，不断考量自己的价值是否有利于股东、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历史再一次表明，惟有更具原创力的文化基因，公司才能长久地支撑起经济奇迹。
传承启示 篇3
一、睢宁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
在4000年沧桑漫长的发展史中, 睢宁这方热土, 留下了太多的历史传奇, 积淀了无比厚重的历史文化。由于睢宁出土文物众多, 被人们称为地下博物馆。今天的睢宁县古邳镇曾是我国中原以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其中以下邳国命名的历史就长达134年, 曾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志》中描写的“曹吕大战”、“曹刘大战”等许多刀光剑影、鼓角争鸣的历史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流传至今的“陵台夜月”、“圯桥进履”、“吕布与白门楼”等典故中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曾沉浮在这里。继诗仙李白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迳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之后, 李商隐、苏轼、文天祥等著名诗人都在下邳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尤其上世纪70年代以来, 在睢宁县境内出土的汉代“铜牛灯”“牛耕图”等远古文物, 既见证了2000年以前的先民形象, 又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先进的农业发展技术。
睢宁的汉文化可谓灿烂辉煌。睢宁为战国时期楚国的故地, 东汉时名曰睢陵, 属下邳国。下邳国历四代封王, 为东汉较大的封国, 下辖邳、徐、睢陵、下相、淮阳等十七城, 六十余万人口, 封国人口稠密, 社会经济水平较高。
汉武帝时期, 实行盐铁官营在睢宁县下邳置有盐铁监督, 延续至东汉。在睢宁西北部张圩就发现多处冶铁遗址, 现代出土的《牛耕图》多有铁农具的记载, 这充分说明, 当时的睢宁地区铁农具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更为重要的是, 《牛耕图》向世人展示了东汉世家地主田庄经济之一斑。整个画面栩栩如生, 茁壮的庄稼, 满装肥料的大车, 挥汗锄禾的妇人, 健步驱车的农夫, 播撒种子的儿童等等, 好一派盛夏繁忙的景象。《牛耕图》既说明了田庄经济适应了当时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要求, 又有力地保护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有人说, “南京六朝石刻、苏州园林、徐州汉化像石”是江苏“三宝”, 那么,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睢宁的地下文物宝库中, 荟萃了汉化像石的精神, 折射了汉代文明的辉煌, 不仅是徐州是江苏的骄傲, 也是中华民族的自豪。
二、科学发展观在传承文化遗产中的作用
文化遗产的传承, 基于对其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曾经有过的灿烂文明, 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而且包含着未来发展趋势的某种启示。渴求发展, 渴求致富的睢宁人民, 会从祖先的文化遗产中, 看到这里曾经有过的无尽辉煌, 看到自己先人的聪明才智, 看到这里历史经济较高的地位, 从而激发自豪感, 找回自信心, 振奋精神, 振兴经济!
更为重要的是, 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历史文明的符号载体, 是其原生时代人类活动的客观记载, 具有稀缺性、唯一性、不可再生性。一个国家是这样, 一个地区是这样, 一个县也是如此。就拿在睢宁境内相继出土的“牛耕图”汉化像石和“铜牛灯”来说, 目前这两件稀世珍宝分别珍藏在南京和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内, 正是因为其稀缺性、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 此时用“价值连城”来形容其珍贵, 应该不是夸张。因此说, 文化遗产必须得到有效保护, 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然而, 为发展经济而漠视甚至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却屡屡发生, 严酷的现实警示我们:必须注重科学发展观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那么, 我们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面临着哪些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一是保护不力, 被盗被损现象严重。
长期以来, 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 把生财之路瞄向了古墓, 由于我们缺乏得力的防范措施, 结果古墓被盗现象时有发生。而这一现象在睢宁县姚集境内尤为严重。盗窃古墓之恶行屡禁不止, 不仅反映出我们治安防范措施的不力, 更暴露了我们对古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思想上缺乏高度重视。所以我们不仅要加强防范措施, 加大对不法分子的打击力度, 更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教育, 只有这样, 才能标本兼治, 保护得力。
二是缺乏对古文化遗产的有力宣传。
睢宁确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两汉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呼应, 汉文化遗产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宣传, 使之对外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形成不了自身特色, 缺乏特色就缺乏竞争力, 缺乏竞争力, 就难以实现对经济的促动。近年来, 我们举办了山羊节、儿童画节等等, 就是没有汉文化节,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还不够。
三是缺乏发掘保护展示文化的完整思路和规划。
虽说睢宁有着不可多得的汉文化资源, 但我们主要还是缺乏发掘、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思路和规划。包括汉文化景点的系统规划和建设、汉文化品牌的打造和提升、汉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和延伸等, 都使汉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没有起色。
究其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 虽然有多种多样, 但是, 归结起来, 主要还是没能很好地按照科学发展观去办事, 对此, 我们应有深刻的反思。
山西阳城县皇城村的“皇城相府”, 这是一个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遗产发掘、保护的成功范例。皇城相府原是清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的故居, 这一座富含历史文化底蕴的相府深宅在太行、王屋山下尘封了300多年。上个世纪90年代末, 皇城作出大胆决定, 修复古城堡, 开发皇城相府旅游景区。从科学发展观出发, 他们请来专家学者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规划, 放眼长远,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他们动员在城堡中居住的部分村民搬迁, 投巨资打造旅游品牌, 就为了在热播的《康熙王朝》片尾加上“皇城相府提供拍摄场地”几个字, 他们为前来排戏的剧组一次提供了二百多万元的资金支持, 由于宣传声势浩大, 如今前来旅游的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 目前, 皇城村年旅游收入高达8000万元。该村利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古文化的发掘和开发, 应该给睢宁县很好的启示。
三、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睢宁县汉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坚持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方针, 不断提高文化遗产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立足长远, 放眼未来, 既要注重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 又要虑及更长远的利益。要做到旅游景点与保护资源、生态紧密结合, 这样才能使古文化遗产得到有效地发掘和利用。
要做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加快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体, 逐年稳定增长的经费保障体制, 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可靠的资金财力支持。
要强调协调发展, 就要强调政府的责任, 把汉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 努力形成政府负责、部门协作、各方配合、群众参与的工作局面。
要健全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考核政绩, 不但要看经济指标, 而且更要注重社会发展指标, 把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工作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依据之一, 强化监督约束机制, 加大监管力度。
要坚持依法行政, 加大执法力度, 搞好群众教育和群众的自我教育, 全面落实各项法规、规定,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传承启示 篇4
关键词：传统器具传承现代产品设计
一、中国传统器具与现代产品设计的关系
想要明确中国传统器具与现代产品设计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先搞清几个概念——传统、器具、现代产品设计。《辞海》中对传统一词有这样的解释：“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一积极的传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保守和落后的传统对社会进步和变革起阻碍作用。”传统这个概念很宽泛，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在传统后面加上器具二字，就显得明确的多。器具是在人们改造物质生产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人创造的产物，因此受到人的观念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古代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器物在现代设计领域被普遍称之为传统器具，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个是具象形式，即器具的造型以及所采用的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另一个是抽象形式，即器具展现的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一件传统器具能够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当然还可以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去分析该器具的方方面面，但总的来说还是离不开民族物质文化。
现代产品设计包含造型、功能、材料、技术、文化等方面的要素，反映了今天时代的物质文化特征。今天的产品就是明天的传统器具，中国文化历经了几千年，器具也随之发展，中国传统器具与现代产品设计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从封建手工艺到现代信息社会，历经了质的转变，但是我们也不应当人为的割裂开传统与现代的联系。这个联系内在的是中国的设计智慧、中国的传统文化；外在的是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产品设计是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受到观念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传统器具与现代产品的差异性其实仅仅是物质技术条件的差异，而历史发展中共通的审美观和文化价值观构架了人们内在相似性的心理结构。因此，中国传统器具的延续就是现代产品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传统器具的传承问题
传承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字典中传是传递、接续；承是承接的意思。传承一般指承接好的方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和继承的区别。继承一般都是完整的承接过来，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传承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把好的、先进的，特别是将符合时代要求的元素流传下来，在继承中发展。中国传统器具在不断的传承，特别是与今天相关的经济、技术、材料等时代要素的结合，这种结合就像是一种自然进化，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优胜劣汰。虽然器具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中有些器具能一直流传至今，有些却被被人们彻底遗忘，更多的是与符合时代的要素、特征结合以一种人们普遍能接受的形式呈现。这三类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从中发掘规律，找寻传统器具中可以应用在今天的设计智慧，以文化思想、概念特征的形式融入现代产品之中。
中国传统器具要想传承至今甚至未来，必然要符合现代要求，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传承中不断改良。其关键在于创造一种民族的归属感(用包含文化的物，创造的传统代代相传)。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人们在历史中创造的，代表一定民族特点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合，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对社会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体现在世代相传的精神、制度、风俗、艺术等方面。传统器具中包含的民族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设计智慧，需要传承下去，其中面临淘汰与延续、批判继承、现代化继承等诸多方面。
三、结合对现代设计的影响举例分析中国传统器具传承的几种类型
3.1文化的延续一一筷子
器具是物质文化的实体呈现，每一件器具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传统文化、哲学思想，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都可以在流传千年的器具中找到。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作为包含着文化认同感的器具仍然在无形中为每一代炎黄子孙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人每天吃饭都要用筷子，就是这样一个由两根细木棍组成的饮食器具已流傳数千年，一直延续至今。很少有人会去刻意思考筷子包含的中国文化，但正是我们每天拿在手中已成为无意识行为的器具却是民族文化的生动体现。原始社会人们因需借助树枝一类的工具来翻置烹饪中的食物，久而久之，逐渐学会了用两根树枝夹取食物。大约到了汉代筷子开始普遍使用，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大部分筷子的形态是方圆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相吻合。在使用时方端放置可以稳定而不至于滚动，圆端进食时没有明显的棱线，方便夹取。我们可以发现筷子从产生之时至今也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在材质与外观上略有不同，历经几千年能保持不变，这在中国传统器具的传承中也是不多见的。筷子中蕴涵典型的中庸思想，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儒家思想认为进餐时放置刀具是对客人的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筷子的使用关键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表现在对中国人进餐方式的影响，并由此带来了合餐制，可见东方文化中重视牢固的家庭观。不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筷子一定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这就是器具中包含的文化元素与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认同感产生的无形联系。
3.2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一泡菜坛
泡菜坛是中国的传统饮食器具。至今很多家庭都非常喜欢使用，从古至今，形制基本没有任何改变。其基本结构是一个圆形的陶制或瓷质罐体，上方开口，开口处为2层，外层向外张开，内层为一小口，2层中间可以放水，口部用一碗倒置反扣在2层中间。使用时把菜放进罐体内，加人调料、水，设计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封口，把碗倒置扣上，然后用水倒入开口处，便可阻止空气流进。简单方便的操作使得今天仍然很多人喜欢使用，当然该器具能够传承至今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作为现代设计研究我们应当重视由器具的传承而体现的生活方式、文化的传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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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发展的延续一一空竹
空竹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曹植的《空竹赋》。明代初期，空竹已经发展的与今天的形制、玩法完全一致了。空竹的基本结构是由两个盘和中间的柄芯组成，而中空的盘又由框和夹住框两边的板组成，盘中心有一圆孔，柄芯穿过盘与盘固定在一起，中空的盘内部形成共鸣腔。用绳把两根棍子两端连接，简单的缠绕在空竹的柄芯上，分别拿住棍子手臂来回拉动，空竹便在绳子上随着人的自由操作不停的旋转，过程中共鸣腔发出嗡嗡的响声，很是悦耳。操作空竹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并且通过不断的练习才能掌握更加高超的技术。古代的制作空竹的材料一般就用竹木，但是加工工艺却十分复杂，以空竹制作传人张国良制作的空竹为例，就有17个步骤(截板、锯竹筒、内粘、修活、锯竹片、外粘、磨口、扣盖、车活、修口、缠麻、车轴、上轴、灌胶、找平衡、打磨刷漆、装饰)。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人们越来越发现抖空竹是一项老幼皆宜的娱乐健身器具，可玩性极强，它不仅可以锻炼灵敏的协调性，还可以为玩者提供创造性的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创造新的玩法。为了满足更多人群的需要，传统的手工艺制作方式已不再适合当今人们的需要，虽然传统制作的空竹更加优良、精致，材料上也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味道。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价格低廉的塑料空竹，这种改变符合批量化生产，能够更加广泛快速的普及。
在这里并不是说传统手工艺制作的空竹没有今天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好，通过该案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件传统玩具是如何传承至今的，传承过程中应当如何设计如何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同时还要注意保护传统手工艺。人在玩空竹的过程中的操作互动一一手臂、心、耳、眼等共同参与，从而给身心带来的愉快与享受，这些是该器具流传至今的决定因素。操作原理在中国古代已有，造型、制作工艺、材料等等必须符合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是发展的延续，当然如何发展是我们必須在考虑中国传统与现代设计结合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样是传统玩具的陀螺在今天为什么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呢?
3.4生态的延续——炕
中国北方普遍使用的大炕与炉灶(两者是相连的，可以算作一件器具)在古代很早就有并传承至今。《诗经，小雅，瓠菜》里”燔之炙之”，汉毛亨注释为“炕火日炙”。北方大炕其实是一种组合式多功能器具，它是用砖石、土坯、泥灰砌筑的固定式床位与灶台相连。材料一般都是就地取材，炕内砌两三条烟道，连通灶膛和烟囱，便于烟穿过。烟道上铺盖石板、黄土，炕面以胶土泥抹平。炕边用砖石垒砌，上面安置石条或木质炕沿围护，高出炕面三四厘米。长方形炕面平平坦坦，干透以后铺炕席、毛毡、棉褥、炕单等，宽宽大大，坐卧十分方便。这个大炕的优点是修砌容易，造价低廉，冬暖夏凉，坐卧宽敞舒适，已沿用数千年，至今不衰，其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该器具最大设计特点是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当你把火生上了，可以同时煮饭，烧水，而炕也热了，并温暖了整个屋子，是一种具有显著效能的生活用具。同时炉灶上还贴着民俗的灶神画像，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此以外，大炕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北方的家庭生活一般都是以大炕为中心的，就好像西方家庭的壁炉一样。男人基本都在炕上唠嗑，而女人孩子则坐在炕上做一些针织活，谁家的炕热、人热情就会经常有一堆人热热闹闹，可以说大炕赋予了一个家庭的精神意义，带给人们家的温馨，代表了中国人牢固的家庭观。这种将功能与精神、实用与文化结合的如此贴切的传统器具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重物重环境的和谐观。
但是在大炕在传承中也存在某些弊端，比如古代用作煨炕的燃料，主要是秸秆、薪柴、食草牲畜粪便以及少量煤炭，这造成燃料消耗量大，热效率不高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应该在今天通过设计加以解决，在保持传统使用方式、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让炕能够更好的为人服务，这就是生态的延续。假如我们在为新农村建设做设计的时候认为炕是过时的东西，把它彻底抛弃，或者尽可能的用高科技和新材料来解决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该用现代的意识赋予传统新的价值与意义，而不是一味的为了现代而现代，传承是在继承中发展。
四、结论
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现代设计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发展趋势；从设计中包含的文化性、民族性特征来看，不同的国家对设计也有着不同的认知方式。同时，随着世界诸文化的全面交融，不同文化日益表现出了相互超越性和互补性的特点，这就为中国设计在历经被动适应现代化之后，对以西方现代设计为主导的状况提供了新的建设性意义，为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国传统器具中包含的设计智慧，器具传承中的设计启示，无疑是现代中国设计以及世界现代设计最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因素。
透过全球化视角，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以现代化为参照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西方文化一直是现代化的主潮，西方文化一度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参照。但是，现代化离不开主体自身的客观努力，传统是民族之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之出发点。透过全球化视角，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已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世界文明进程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现代化之参照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世界许多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了现代化新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文化现代化的方法论，校正文化现代化的方向与坐标。对传统器具的传承研究也是一样，不能简单的停留在元素、造型等表面层次上，也不能一味的追求“复古”、“中国风”，而是要放大视野，拓宽思维，传统器具中的设计智慧皆可。
传承启示 篇5
一、学徒制与现代学徒制概念
学徒制是自古以来就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技艺传承模式。中国的学徒制起源于奴隶社会, 发展完善于封建社会, 是以父子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技艺传承制度。隋唐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发展, 促进了学徒制的普遍存在与进一步完善。西方的学徒制是在中世纪时产生的,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由于劳动力不足, 业主开始招收除儿子以外的学徒, 于是以父子关系为基础的学徒制开始转向以契约形式为基础的学徒制模式。在13～15世纪中期, 随着行会的出现, 学徒制逐渐从私人性质的制度, 过渡到社会公共性质的制度。现代也称学徒制为学徒培训, 是指由用工单位招收学徒工, 在师傅的直接教导下, 通过生产实践学习并掌握生产技艺或业务技巧, 从而成为新技术工人或专业人员的一种培训方式。学徒培训是一种人力资源开发十分有效的形式, 特别是对技术工种的技能开发, 它将学校培养和工作中培训的优点融为一体, 培训效果显著。一般需要手工制作的工艺常常使用这种培训, 如管道工、理发师、木匠, 等等。
为了满足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 世界各国 (尤其是发达国家) 借鉴学徒制的经验, 在现代学校教育的基础上, 创造了现代学徒制。现代学徒制在传统学徒制一对一指导、面对面授教、手把手操作的循序渐进的基础上, 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特征。现代学徒制的主要特点有: (1) 实行企业和学校合作的交替式人才培养模式, 学员2/3或1/2的时间在企业接受培训, 1/3或1/2的时间在学校学习。 (2) 学员与企业签订了学习培训协议, 明确各自的任务与职责, 同时, 学员在培训期间可享受学徒工的工资待遇。 (3) 企业、学校共同制订培训内容。 (4) 学员在培训合格后取得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德国、英国、瑞典、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是现代学徒制开展得比较成功的国家。
现代学徒制继承了传统学徒制的很多优点, 比如, 强调要有充足的实习实训时间, 实训内容与实际工作内容一致等。但从根本上说, 现代学徒制是有证书教育性质的大规模学校职业教育, 并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学徒制, 不是学徒制的现代形式。虽然职业院校大量出现, 但真正的学徒制并没有被现代学徒制完全取代, 而是在很多手工艺领域中传承并保留了下来, 尤其是在那些需要师傅长期手把手指导, 从业人员才能成长起来的行业, 如手工刺绣、手工造纸、手工编织、手工雕刻等手工艺行业。本文所研究的是当代手工艺中的学徒制, 是指当代手工艺在技艺传承中仍然存在的传统意义上的学徒制, 而非上述的“现代学徒制”。
二、当代手工艺学徒制传承的特点及其范例
手工艺是指以手工劳动进行制作的工艺, 手工艺有别于大工业机械化方式批量生产规格化产品的工艺流程。手工艺品指的是纯手工或借助工具制作的产品。这里有两个表述:一个是以传统手工艺, 即纯手工制作的工艺品。其特点是每一个工艺品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而且同一种工艺品之间具有差异性。例如手工制作的玻璃杯每一个都不相同, 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另一个是现代手工艺, 可以使用机械工具或数控技术, 但前提是工艺师直接手工作业仍然为成品的最主要途径。手工艺品由自然材料制成, 能够无限量制作。此类产品实用、美观, 具有艺术性和创新性, 能传达文化内涵, 富有装饰性、功能性和传统性。现代手工艺是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形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文化艺术、设计艺术、手工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公共空间与生活空间也开始丰富起来, 设计审美与艺术观念的演化更新, 新材料、新工艺的大量出现, 推动传统手工艺向现代形态转变而被大众所接受, 如纤维编结壁挂、棒针编结等。
手工艺品种类繁多。按照具体行业, 可分为雕塑、印染、刺绣、编织、陶器、首饰、服饰、剪纸、木版年画、风筝、木偶、皮影、绒制工艺品、绢花、面具、灯彩、民间玩具等。其中, 很多手工艺可由艺人自学成才, 但有些则必须得有师傅精心指导。对这些手工艺领域的学徒制技艺传承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 当代学徒制在手工艺领域传承仍保留了传统学徒制的四个基本特点, 即技艺复杂性、创新性、自愿性以及学徒前途的明确性。
1. 技艺复杂性
即技艺较为复杂, 可能是数十代先人在成百上千年中摸索出来的。由于技艺较为复杂, 在技艺传承过程中, 如果没有师傅悉心指导, 学徒很难在短时间把握要领, 很难通过自学实现独立工作。比如, 无论银器制作, 还是刺绣, 都有自己的一套技法。这些技法是前人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 靠个人零起点地去摸索几乎无法全部掌握。又如, 有这样一个关于布鞋师傅的报道, 从13岁开始学艺、做布鞋至今的李老汉说, 学做布鞋的要出师, 做出来的鞋得每个顾客穿上都跷起脚来连赞“要得, 舒服”才行。“每个人的脚不一样, 有人脚背高, 有人脚背低, 有人的脚前面宽……学做鞋的人要静得下心来。”而要得到他的真传, 他认为至少也得3年时间。可见, 有些传统手工艺看似简单, 但要得到“真传”, 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 如果没有师傅引导加快学习进度, 靠个体重新积累经验是不现实的。
2. 创新性
云南鹤庆新华民族村是银器之都, 但是家家的制作技术都不相同。因为银器的制作技术虽然各家都已掌握, 但各自又有各自的创新点, 所以, 各自的产品都各有特点。因此, 所有产品都有销路。刺绣也是如此, 当学徒将技法掌握以后, 就可以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 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新, 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产品来。当然, 新的技法如果得到认可, 就会融入行业的技术中, 成为行业技艺的新的组成部分。在技艺的传承过程中, 创新技法的将成为师傅, 并将新的技艺传授给学徒。因此, 一方面, 创新性是手工艺的固有基因, 它保证了手工艺品生产能够随着社会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另一方面, 在学徒制技艺传承过程中, 师傅的职业精神也对学徒有很大的影响, 而职业精神才是在日后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因此, 学徒不仅要苦学技能, 学习手工艺的创新方式与方法, 还要练就创新的头脑, 并在学习技艺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继承师傅的职业精神。正是因为手工艺传承过程中有大量创新方式方法等默会内容, 需要师傅付出大量心血进行引导, 因此, 当前大规模开展的职业教育学校的现代学徒制, 尚难以完全替代手工艺传承中的学徒制。
3. 自愿性
无论是银器制作, 还是刺绣, 学徒一般都是自愿来学习的。在想掌握一门手艺来作为谋生手段的情况下, 手工艺学徒一般很明白:除了使自己对这门手艺感兴趣, 没有更好的路可走。跟着师傅做学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将来能掌握一门手艺可以自己“营生”。也只有看到学徒自愿求学, 甘愿受苦, 很想拜师之后, 师傅才肯收其为徒。因此, 学徒较少出现“中途辍学”的情况。
4. 前途明确性
学徒对出师之后的职业发展方向明确, 对工作环境、地位、报酬等了解得比较透彻。因此, 学徒在学习时格外努力, 希望师傅能多教, 自己能多学一些技能, 为日后独立发展打好基础。比如, 民族村的银器制作, 村里的孩子们在学习技艺的时候就很清楚将来要靠这门手艺生存;又如, 练刺绣的新手很自然就会想到学成之后自己就能够绣出令人羡慕的作品来。因此, 这种前途明确性会促使学徒更努力地学习, 也因此而技艺掌握得精湛。
三、当代手工艺学徒制传承对职业教育的启示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 以职业院校的师资力量所能为“学徒”做的, 要比学徒制的师傅们多得多。一些职业院校还专门开设了陶瓷、琉璃、纤维艺术等手工艺相关专业。现就从学徒制的视角, 对当前的职业教育改革方向加以思考。
1. 承认技艺的复杂性, 设定明确的教学内容
职业院校应该正视相关行业技艺发展变化的客观复杂性, 认真研究掌握相关技艺课程设置的标准, 明确手工艺人才市场对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 从而明确在教学中, 教师应该教给学生哪些知识与技能, 而不能因学校不具备相关的教学条件, 就随意更改教学内容。
2. 强化素质教育, 提升“学徒”创新能力
职业学校对成熟、系统化技能的传授应能保证学生毕业时“无缝”就业, 但由于当地技术技能都在不断发展, 所以更重要的是为学生将来的发展打好基础, 培养出学生的创新能力。这不仅要求职业院校的技能传授要到位, 保证学生的技能掌握扎实到位, 甚至达到自动化的程度, 使学生毕业上岗后不会老是“犯嘀咕”, 怀疑自己的技能。还要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要使学生在面对激烈生存竞争时, 首先想到创新, 用创新的手法解决问题, 想到动脑筋做到与众不同, 在自己已有技能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发展。
在具体培养方式上, 一方面, 专业课教学要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 培养学生创新的意识和积极性。另一方面, 在学生实习实践过程中, 要让学生体会到创新的必要性和创新对自己未来事业成功的重大意义, 学习创新的方式方法。
3. 培养产业升级所需人才, 让“学徒”更有前途, 从而“自愿”在职校学习
职业院校应认真分析和研究国家产业发展及就业市场变化, 明确人才培养方向, 积极完善教学, 让自己的“学徒”毕业后能顺利高质量就业。只有这样, 才能使在校生对未来有信心, 从而安心“自愿”在校学习。也只有这样, 职业院校才能根本解决招生难和学生流失的问题。
4. 完善服务体系, 做好职业指导, 让“学徒”明确自己的前途
当前的职业院校均有就业指导体制, 但真正充分发挥作用的却不多, 不是制度成为摆设, 就是就业指导教师水平不够。其结果是, 学生得不到到位的就业指导, 不了解自己和职业环境, 难以合理地作出职业生涯规划, 不知道前途在哪里。这样, 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就会缺少明确的目标。对自己的前途认识模糊, 就会时常怀疑自己当前学习的价值。于是, 很多学生混日子或中途退学。
为使学生看清自己的前途, 职业院校教学应强调情境活动和经验的重要意义, 应借鉴学徒制的优点, 在教学组织和实施过程中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1) 教学场所情境化。在学徒制技艺传承中, 学习环境不像学校那样设置成隔离的、特殊的课堂, 而是师傅的实际工作场所, 学徒可以直接看到师傅的活动并参与其中。而且, 他们所参与的活动可以直接生产出真实的产品。在这样的活动中, 他们可以迅速获得进步, 成为独立、熟练的劳动者。因此, 职业院校教学应加强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 多开发和应用优质的学习情境课程。
(2) 教学内容清晰化。要求教师向学生清楚地展现相关学习领域的知识、技能、目标和问题解决策略。教师要鼓励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清晰地表述自己的思想, 让学生在合作活动中承担批评者或监控者的角色, 由此引导学生清晰地表达自己有关问题解决和控制过程的知识。
(3) 教学过程显性化。教学应主要通过现场观察、示范、指导、训练等方式进行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尽可能地将默会知识显性化。要让理论知识丰富、专业操作娴熟的“专家”对学生进行实地的生动讲解和真实的操作演示, 使学生通过观察和模仿, 习得知识和问题解决的策略, 从而达到“学徒制”的效果。
(4) 教学组织社会化。职业院校应该为学生创建真实的社会生活情境, 如构建社会实践共同体, 使学生置身于社会化环境中参与实践, 多接触社会, 获得所在共同体具体体现的信念和行为, 逐渐成为成熟的实践参与者。
参考文献
[1]张中洲.现代学徒制及国际上两种成功的培养模式[J].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13 (1) .
[2]关晶.西方学徒制的历史演变及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10 (1) .
[3]刘晓.经济危机影响下的中职学生就业:挑战与应对[J].职业技术教育, 2010 (31) .
传承启示 篇6
与西方景观建筑学的发展相比, 中国的景观建筑学的发展起步相对要晚, 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中国的景观建筑学受本民族深厚的文化熏陶, 有着丰富的文化性, 本文在分析中国景观建筑学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通过对中国本土优秀景观设计案例的学习和分析对我国景观建筑学进行进一步思考和改进, 对推动我国景观建筑的发展和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景观建筑学发展现状的思考
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下, 中国的景观建筑学也在不断进步着, 其中不乏有一些优秀的景观建筑设计,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1. 过多的借鉴与照搬, 缺乏创新性
中国目前的景观建筑设计很多的是为了设计而做设计, 经常由于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 短期内出效果, 往往使做出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 使得景观建筑设计既没有很好的遵循自然生态环境的规律, 又没有从实质上考虑设计的合理性, 反而是照搬模式, 盲目的借鉴国内外做的较好的景观设计, 使得我国的景观建筑设计缺乏特色。
2. 注重平面布局的形式, 忽视对场地的研究与利用
对于生活中的人们来说, 景观与他们息息相关, 所以使用者的感受最重要。一直以来, 我们做设计的时候都习惯在图纸上研究关系, 注重其平面布局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对场地的深入研究, 没有真正做到因地适宜。为了制造出美观的效果, 不惜浪费自然资源以及财力物力, 比如大面积使用硬质铺装, 随处堆砌景观小品等现象在我国随处可见, 还比如有些主题公园景观设计中平面圆形元素过多, 道路上的分割太多, 影响行车。形式美观但是交通流线上不够合理。
3. 缺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一般情况下, 景观建筑设计师往往认为景观建筑设计是创造景观, 缺乏对景观本身的利用和保护, 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人工景观。这种不考虑生态性的景观往往造成了荒漠化的侵蚀, 水土流失的加剧, 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等, 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受了的破坏。事实上, 不尊重自然规律的景观设计对于一些生态环境敏感的地区造成的破坏是非常大的。
4. 景观建筑设计中缺乏对社会文化的挖掘与利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大国中, 是有很多文化宝藏值得我们去挖掘的。虽然景观建筑学源自西方, 很多设计理念是科学、合理并且前卫的, 但是它作为一种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 应该具有包容性和普适性。保护生态原貌的意义其实就是最尽可能的还原地理文化风貌, 然而现在这正是中国景观建筑设计中较缺乏的, 很多城市做景观规划的时候, 只是看到别人好的就抄, 丝毫不考虑其与本地的联系。
三、岐江公园对中国景观建筑学发展的启示
1. 有效的利用与保护原有资源
粤中造船厂与中国很多的传统国企都有着相似的境遇, 它们为国家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它们更是中国繁荣昌盛的见证者, 可是在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中, 为了美化城市环境, 它们遭受了无情的拆除和销毁, 只有年长的人才有着关于它们的记忆。不过, 粤中造船厂在这场浩劫中保留了下来, 通过俞孔坚教授及其团队的改造设计下, 它重新赋有了生命, 它不仅给中山人民带来了对历史的回忆, 还为中山市带来了一个宜人的城市公共空间。
2. 强调人在景观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
以人为本是景观设计的根本目的, 景观建筑设计是为人服务的。岐江公园的的设计体现了以人为本, 在设计过程中研究了人的参与性与互动性, 让人们更好地融入于环境中, 也让普通大众在参与互动中了解设计师的情感, 使人们在冰冷的城市中体验到一丝温暖。
3. 注重生态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
在岐江公园的景观建筑设计中, 设计师对场所中的原有建筑和材料进行了回收再利用, 这样不仅节约了成本, 也保留了原来场所的时代精神;在植物配植中, 设计师也没有应用城市公园里常见的观赏花木, 而是大量使用乡土野生植物, 比如白茅、橡草和田根草等, 既维持了植物生境, 又保护了物种的多样性。
4. 重视中国文化在景观中的作用
岐江公园的设计与中国的文化充分的进行了融合, 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园环境, 同时也将中国特色的景观语言作出了生动的诠释与表达, 这种传承与创新对于景观建筑学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的。
四、结论
虽然中国的景观建筑学与国外相比发展较晚, 在生态性与可持续性技术手段的发展上还需提高, 对要把人类融入整个生态系统的认识还有些不足, 但是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适宜的气候以及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造园史, 具有独特的园林文化, 这些都为中国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本文通过对中山岐江公园案例的分析, 给中国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启示作用, 如果中国的景观建筑学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够有效的利用与保护资源;能够重视社会文化的作用;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能够注重生态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 那么中国的景观建筑学将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从而为人类创造一个优美舒适和谐的景观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滨谊.走进当代景观建筑学[J].时代建筑, 1997 (3) .
[2]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M].科学出版社, 1998.
[3]洪得娟.景观建筑[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9.
[4]约翰·O·西蒙兹.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传承启示 篇7
1、中西方古文化中的“自然”观之差异
任何一种早期文明对自然的解释都有泛神论 (Polytheism) 特征, 而且这类解释的方式总是与其特定的生存环境与人类的原始思维方式直接相关。在古希腊, 人们把影响人类生命的各种自然事物视为神圣的, 从中幻化出人类可以通过一定方式与之对话的、代表自然界方方面面的各种神灵, 甚至把人类的思维、情感和活动也视为自然神性存在的一部分, 并通过神来表达。例如, 自然界的雷电是宙斯、海洋是波塞东、太阳是阿波罗、火是赫维斯托斯、人类的智慧是雅典娜、爱是阿芙狄洛特、战争是阿瑞斯等等。然而, 公元前4世纪之后, 希腊哲学家们不再关注自然现实了,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更注重通过思维寻找世界的本体, 走向形而上的哲学。柏拉图把形而上的“理式”当做世界的本体或现实世界背后的本原性模型。他们认为:在现象世界中, “人是万物之灵、天之骄子, 因为人有理性灵魂, …万物都是为人类而创造的, 植物和动物都是为人类供给食品的, 有的动物则是为供堕落的灵魂寓居之用。”这样一来, 西方哲学的核心是人类中心论就逐步形成了。公元前杰出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发出“神”一般的呼喊:“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在罗马人统治西方的时代, 神被认为像人一样只是自然的产物, 而不是世界的创造者、支配者。人们不必敬畏神灵, 但尽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充分享受自然。古罗马时期与我国的两汉时期相对应, 中华古文化的科技和文化在两汉时期曾都达到鼎盛。古罗马帝国也是西方文明鼎盛时期的一个标志期, 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凯撒在征战中自豪地向周边的世界宣布:“我来了, 我看见了, 我征服了!”凯撒试图对各种各样的外力进行抵抗, 对各种外来的文明进行藐视和征服。在罗马人看来, 自然环境只是为了建立罗马人的王国而施展实用技术的场所和对象。扩张中的罗马人自负地认为自己的都城位于宇宙中央, 并从自然对人的智力、体力等影响力方面得到最好的协调。同时代的建筑师维特鲁成在其名著《建筑十书》中对凯撒大帝献媚道:“神意把罗马市民的国土布置在极好并经过调和的地区, 以便能够获得统治大地的权力。”成功征服异族的不可一世的心理, 在文化人的著作中暴露无疑, 又如罗马时代文人郎吉努斯在他的著作《论崇高》中写道:“作为庸俗卑鄙的生物并不是大自然为我们人类所规定的计划;它生了我们, 把我们放在某种竞赛场中, 可我们既做它丰功伟绩的观众, 又做它雄心勃勃力争上游的竞赛者。……当我们观察整个生命的领域, 看到它处处富于精妙、堂皇、美丽的事物时, 我们就会体会到人生的真正目标是什么了。”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 罗马时代公共建筑的尺度往往是空前巨大的, 即所谓神的尺度。从宗教式的感情与信念出发, 罗马人肯定国家和人的力量。罗马皇帝被尊于神, 公民也因作为征服者的特殊民族身份而自豪。建筑也常被设计成展示国家力量的地标, 像大型巴西利卡斗兽场和浴场那样的建筑都拥有超大的尺度, 充分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和强大的建造能力。 (见图1)
中世纪 (13世纪到15世纪) 的西方哲学认为, 本体的存在——上帝是人升华衍变而成, 并成为全能的造物者, 这一时期的宗教势力非常强大。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哲学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一系列科学技术的突破进一步更新了人们的观念。正是由于哥白尼解剖了太阳系, 达·芬奇解剖了人类, 牛顿解剖了宇宙, 但丁解剖了“神圣”的教宗, 经院哲学的神话空间秩序破灭了, 人格化的全能主神转变为近代的人, 理性主义的狂涛开始涌动, 由此产生的科学性思考、实证主义的手段、分析的手法, 使工业社会和资产阶级得以迅速崛起。用大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类, 改变自然、挑战自然的野心从而空前增大。
由此可见, 在古代西方文明中, 人化自然, 把自然纳入到人类思维理性的抽象和人为艺术加工的范畴之中, 逐渐成为贯穿城市设计、建设过程之中的哲学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演变成如同君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 从而诞生出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一旦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人类能够挑战自然的武器, 现代工业的扩张能力与“技术决定论”就会相互强化, 最终使“人类至上论”坚不可破。
与过早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文明相比, 中国的农耕文明非常悠久。中国作为精细的农耕文明发育最早的国家之一, 长期以来, 人们对自然充满着崇敬、顺从的态度。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观, 认为人类活动准则应“顺道应人”、“成已成物”, 人类有“参赞化育”的生态使命。“中庸”讲“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 则可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与天地参矣”。道家认为天、地、人之间应该可以和谐相处, 人的活动方式要遵循自然生态, 不能超越生态系统的价值底线。冯有兰推崇道家“无为”, 他认为“无为”的真正含义在于:“人不应该有违天道的运行法则、破坏自然物本来的天性, 扰乱自然界正常的秩序;从而达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境界”。总而言之, 人类的活动必须有一个限度, 不能超过自然的底线, 只有这样人类的活动及其构筑物才能与自然和谐共处。精细化的农耕文明在中国从种植水稻开始算起, 至少有一万年多年的历史, 至今生产方式也没有大的变化, 一直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是因为传统农耕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切来自土地又能回到土地中去, 没有什么浪费或成为毒害环境的垃圾。 (见图2)
人与天、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并列为三才, 这个观念自古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而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文化则包含着挑战自然的内涵, 这一思潮在工业文明萌发以后越演越烈, 最终成为压倒性的主流思想。中国古代的《哲学史说》曾经指出, “非天地无以见生成, 天地非人无以赞化育”, 以说明人与天地是和谐共生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古代文明中不注重思维理性对形式的参照, 而是崇敬万物自然而然的状态。
著名的道学家庄子说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由此可见, 古代中国式审美观跟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审美观是把有缺陷的自然彻底进行人工改造, 认为那样才是美。中国的审美观是将“师法自然”作为美的客观标准, 并把人类社会当作自然机体的部分, 自然生机使人类追求“乐”, 自然秩序使人类服从“礼”。自然秩序是人类顺从的理, 这个理就是天道。儒家把人排列成不同的阶层秩序, 所以中国是一个礼教、礼制的国家, 形成了数千年不变的宗法等级和礼制关系社会。正因为如此, 中国古代文明也避免了西方文明那种征服自然、无限度使用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弊端。 (见图3)
中西方古代文明的区别在于, 中国的农耕文明比西方的历史更悠久。如果说西方文明是狩猎文明加农耕文明, 中国则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导。我国各民族的聚居部落往往都在同一个地方生存发展延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 同时也创造了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比如古老的纳西族奉行不杀生、不砍树善待自然万物的习俗, 这是从几千年的生存规则中磨练出来的经验总结。
中西方古代文明中神的特点也不一样。希腊的神有某些人类属性, 但仍属自然事物或现象背后的神性重合或强大意志。西方古代文明既然认为宙斯创造了自然、创造了人类, 人类和自然就受到“神”的支配。在中国古代文明当中, 炎黄二帝、女娲、大禹等都是修复自然, 而非创造自然。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 都是流传千古的故事。他们都是人类的血亲或祖先, 而非人类的创造者, 跟现代人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与西方古代文明不同, 在中国的原始文明中没有一个主宰自然的全能的神。西方宗教从自然神学到希伯来-基督教, 体现了创世者与主世者的融合, 引发长达数千年的宗教统治和各宗教分支派别之间的争斗。中国的文明从从未形成全民宗教, 独尊儒学, 辅之以佛教、道教, 造成社会超稳定形态, 未发生工业革命,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产生了工业文明的高潮。 (见表1)
西方古代文化中, 实体自然两分导致挑战自然观念形成的同时, 也催生了现代科技的进步, 后者更使人类自大起来。西方文艺复兴后所诞生的工业文明距今仅300多年, 却使地球上的能源和资源几乎都消耗殆尽。300年的工业文明使人类演绎了几万年的农耕文明所建立起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骤然变化, 导致了过度消费、生态衰败、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致命的弊端。我们必须深刻地了解中西文明的演变历程, 正确汲取古代文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与经验, 拒绝西方工业文明中藐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理念、福特式大生产体系“华盛顿共识”等等所谓的“主流”意识。只有以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观念来促进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方面的创新与推广, 才能使中国生态城市蓬勃健康发展。
2、中西古建筑的美学之差异
“那些能够在世上繁殖后代, 并且能有效地生育和抚育它的后代的生物, 往往是因为它们的行为已经适应了环境”。所有延续的文明都是“适应的文明”。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建筑美学具有普适性。英国地理学家杰·埃普利顿把石器时代古人类躲避寒冷、雨雪和曝晒等自然力侵害的原始居所叫做避难所 (refuge) 。正因为如此, 全球各地的古人类住所都具有自然的属性和质朴的美感。但进入农耕文明之后, 东西方的建筑就开始分道扬镳了。
古希腊的建筑成就对于西方世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希腊所处的地域不是那种巨大的、单调的广袤平原, 而是多样性丰富的山岳与山谷平原的交汇处。希腊人将那些有着显著特征的地景描绘成特定神祗的显灵之处。如自然景色占主导的地点被献给古老的冥神墨忒耳和赫拉, 而在那些人类智慧与力量能与冥神互补和对抗的地方, 则献给阿波罗。有些场所, 生命的体验能形成和谐整体的, 献给宙斯。而人类高度聚居形成社区的地方, 也就是城邦, 则献给雅典娜。这样一来, 古希腊神庙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外形概念清晰的富于雕塑般的形体及与环境的密切联系。毕达哥拉斯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认为, “美是数的和谐”。积极地从人体构成等方面来寻找数字或比例的韵律之美, 构成了西方建筑学一以贯之的美学基础。在建筑用材方面希腊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就进入了石时代。 (见图4)
意大利有两本建筑学名著相隔了千年, 分别是维特鲁威平 (公元前14年) 的《建筑十书》和阿尔伯蒂 (公元1485年) 的《论建筑》。这两本书都详尽分析了阳光、空气、雨水、气候、土壤、植物等对建筑和人居环境的影响。都不将这些因素当作一种自然存在, 更没有因而去探求有利于人类居住的综合性自然环境模式。这两本相距千年的西方建筑学名著, 几乎是一致地强调建筑平面、立面设计、空间安排、建材选用等对人类需要的满足, 将内部空间作为建筑功能设计的主要对象。阿尔伯蒂还为“美”制定了三条标准:1) 数字 (numberus) ;2) 比例 (finitio) ;3) 分布 (collocatio) 。而这三方面的综合就是和谐 (concinnitas) 。他认为:“美是存在于整体之中的各个局部的呼应与协调, 就如数字、比例与分布彼此协调一致一样, 或者说这是自然所呼唤的一种规则。”阿尔伯蒂在这里使用的“自然”与维特鲁威平时代人们将人的形体解释为宇宙的镜像是一致的。维特鲁威平本人为人体确定了一些基本的比例规则, 这些规则是按照面部或鼻子的长度为依据的模数, 且这些人体数量比例用于绘画、雕塑和建筑建设之中。他认为“神庙的各个部分必须与整体之间有完全和谐的比例, 整体是各个部分之总和。……建筑物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确的关系, 就如一个天衣无缝般完美的人体一样。”但在建筑技术和材料进一步发展后, 西方公共建筑的设计主导方向转向进一步表达人类的能力、展示神权或皇权的夸大造型和繁复装饰美, 追求“纪念碑”式的敬畏感。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 皇帝甚至接管了神的职能。神圣的权威被赋予他自己, 并在他的周围建造起一个仿造的宇宙。他的举动就是神的意愿, 并由建筑物如记功柱、凯旋门、圣宫、万神庙等表现出来。这些建筑都很夸张, 用超越自己身形、表达超越自然的神性建筑来歌颂神与皇帝, 在形体上追求压倒自然的巨大并且高耸的结构。在罗马帝
国覆灭之后, 教堂就逐渐成为欧洲城市的中心建筑了。教堂给予了整个欧洲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教堂高大的体量和华丽的装饰使得基督教的教义和历史变得可见, 并在一个艰难而又充满恐惧的世界里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安全感。在早期基督教建筑的室外是一个连续的围合的外壳, 而罗马教堂则像一个堡垒。相反, 在哥特式教堂中, 礼堂上和象征上的非物质化相互影响。有人说, 哥特式教堂是用“石头外的东西”建造的。从内涵上看, 它成为一个天堂图景的具体化, 通过它的开放式结构, 将这一图像传播到周边, 而透明性为基督教对于光的象征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进入建筑, 参观者的视线会随着高大的柱子一直延伸到高高的穹顶, 想象在那儿能接受上帝的神圣之光, 教堂中的彩色玻璃将自然光线转化为一种神秘的媒介, 似乎证实了上帝的存在。因此, 对上帝产生的敬畏感就油然而生了。这就是西方宗教建筑要表达的主要思想。 (见图5)
工业革命之后, 崇尚机械和功能的意识日益昌盛, 人们的审美情趣又转向简洁、单纯、精确、纯粹、功能明确、抽象和明晰的特点。勒·柯布西耶的“新建筑学”和包豪斯式建筑正是“住宅就是居住机器”形成了欧洲工业化时代的主流建筑学说。在他看来, 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城市和建筑必须像帕提农神庙一样规范, 也必须像地中海强烈太阳照射下的光与影一样的清晰。由这种“矫枉过正”思维武装的规划师和建筑师们设计的“卡通式”或“变形金刚型”的后现代派建筑, 已经成为城市中浪费和张扬的宣传牌, 也使我们的城市发展模式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
中国古代文明强调自然环境对建筑“有之为利, 无之为用”。孔子讲究有序, 墨子讲究平等。墨子认为建筑建造方式应节俭适用, “高足以辟润湿, 边足以围风寒, 上足以待雪霜雨露, 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 谨此则止。”这是一种节约型的古代建筑理念。
而《管氏地理指蒙》提出, “故而不曰人而曰天, 务全其自然之势, 期无违于环护之妙耳。”《黄帝宅经》提出, “宅以形势为身体, 以泉水为血脉, 以土地为皮肉, 以草木为毛发, 以舍屋为衣服, 以门户为冠带。” (见图6)
这种中国的礼制建筑体现人与自然的纪念性交往, 用材上就地取用土木, 形体上不一定宏大, 但空间结构表达对大自然的尊敬, 为“赞育化”而设立, 表现了人与自然融合共生。从功能上看, 西方礼制建筑歌颂神, 引人向天主;而中国礼制建筑主要是为了祭天地、拜祖宗。所以, 中国古代建筑形式中有“明堂”, 如北京的天坛、地坛, 用于祭祀和礼乐。这在中国的原始文明中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自然是崇敬的, 另一方面与自然是和谐的。我国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因此而推论:“中国 (建筑) 结构既以木材为主, 宫室之寿命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 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他又因而推论这种“轻取自然”的建筑方式也导致了“世界所谓的文明中间, 惟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见图7)
而西方古建筑与此不同, 用材以石材为主, 着眼恒久, 体量追求高大, 装饰尽量华美, 代表“张扬之美”和“繁复之美”。哥特式、巴洛克、洛克克等建筑风格突出地体现了这些特点。而中式建筑用材着眼适用, 以木材为主, 向自然索取适量, 体量适中, 装饰实用, 体现了中庸之美, 中和之美。一个有趣的史实是中国古代不但玉石文化发达 (例如兴隆洼出土的8000年前的玉块) , 而且石建筑也曾兴盛过。我国战国时期的官修史书《竹书纪年》中记载:“桀 (筑) 琼宫, 饰瑶台, 立玉门。”“帝辛受居殷。作琼室, 立玉门。”在秦始皇陵西北, 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已被发现, 出土有石材、石材半成品及石加工工具。但我国古代文献中对于圣主明君的赞美, 一般首先着眼于宫室的简朴。《论语·泰伯》:“卑宫室而力乎沟洫。禹吾无意然矣。”历史文献对夏商时期沉迷于奢华石建筑的夏桀和商纣, 皆视为千夫所指的亡国之君。
总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有生命力的、生动的建筑和城市景观是日常生活的平凡场景。而我们当前的生活质量及对自然界的冲击程度, 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审美情趣。这正是因为我们是带着知识、信仰和态度对城市和建筑之美进行取舍和体验的。美学的评价并不是一种纯个人体验, 而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性活动。由此可见, 中国生态城规划建设的正确方略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古代“节约式”建筑美的传承和对西方“张扬式”建筑美的批判基础之上的。作为规划师和建筑师, 更要尽快从传统的建筑和历史街区中领悟那种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均衡之美, 并通过自己的奉献去创造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环境美和建筑美, 进而影响民众内在的价值判断。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我们手中创造的生态城市之美或许会成为赋予我国每一座城市绿色文化价值的宝库。
3、中西城镇选址模式之差异
公元前二千年, 爱琴海诸岛及其沿岸大陆曾经有过相当繁华的经济与文化。那时的城市如特洛伊城、克诺索斯城等都与航海贸易直接相关, 前者座落在达达尼尔海峡到波罗的海的商路上, 后者处于欧、亚、非三洲古文明交流的航线交点的岛上。至今仍在发展的雅典城就起源于公元前12世纪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的港湾。公元前三至一世纪, 罗马人几乎征服了全部地中海沿岸, 此时不仅港口城市发展迅速, 还出现了选址在新扩张地区边缘的营寨城, 先供军队驻扎, 后就转变为永久性的居民点。除此之外, 有些城市是古代农村社会的中心, 它们周边有着贵族所有的封地, 大型的水利灌溉系统和大量的奴隶与牲畜, 城市则是奴隶主居住娱乐的营盘。
西方古代城市主要的建筑物选址主要在山岗之上, 城堡建在分封领地中易守难攻的高地上, 一方面便于以箭矢或火炮居高临下震慑暴民或有效抵御来犯者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能使贵族们的居所超越于“贱民”之上, 以展示其“高贵”的属性。几个城市通常由几个邻近城市共同体联合为较为大型的政治实体——城邦。由此可见, 西方的城市具有政治、宗教、防卫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多种功能;因此城市之内有卫城、神庙及市集几个部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原意是说, 希腊人的生活必在城邦之中, 而外邦人和“蛮夷”则没有城市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城市的成员, 其实并不都是地位平等的自由民;各地区“强人”领袖及其家族是城市中的贵族分子, 而公民之外, 有经由掳掠贩买与征服而取得的劳役奴隶, 以及不具公民权的游离人口与奴役的附属人口, 人数可能不下于具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以雅典的人口为例, 极盛时有三十余万, 但至多只有十六七万为雅典人, 其中四分之一 (四万余) 是有公民权的人群 (亦即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丁) , 三万多为外籍人口, 而奴隶则不下于十万人。早期的城邦中, 那些强家大族挟其奴役人口, 成为城市的主宰, 居住在防守严密的高大城堡之中。西方古代城市的建设是为了占领土地, 为了挑战自然。两千多年前, 古罗马已有了工程浩大的城市供水工程。城市建设的费用很大一部分用在供输水工程上, 架在地面上连续拱券的输水渠是当时罗马大地上最壮丽的景色之一。对此规划师们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饮水工程存在于古罗马, 因为人类还没有哪项工程可以使用两千年, 如将成本分摊到每一年中, 投资效益是极高的。另一种观点是质疑城市为什么要建在没有水的地方, 而去耗费巨资修建引水工程。如果中国古代的城市都建在这种缺水的地方, 早就生存不下去了。
不同的是,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一直以来都与深厚的农耕文明有关。一直到唐朝, 沿海的港口城市还都名不见经传。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选址都与河流直接相关。这一方面为城市粮食运输和供水提供便捷之利,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依托河流筑城墙以取得防御的功效。例如商代后期都城殷墟沿今洹河两岸十余里布局。周朝王城洛邑位于西涧河东岸等。
早在二千七百年前, 管子在《乘马第五》的开篇有一段关于中国古人城市选址的论述:“凡立国都, 非于大山之下, 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 而水用足;下毋近水, 而沟防省。因天材, 就地利, 故城郭不必中规矩, 道路不必中准绳。”这种与自然环境共生的城市规划选址模式, 体现了中国古人尊重自然、让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智慧。在西方近几年有人提出的低冲击开发模式 (Low impact development)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人口承载力, 管子在《八观》中有这样的论述:“凡田野万家之众, 可食之地, 方五十里, 可以为足矣。”他告诫建城者:“夫国城大而野浅狭者, 其野不足以养其民。”春秋战国时期的名著《尉缭子·兵谈篇》云:“量土地肥硗而立邑, 建城称地, 以城称人, 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守, 外可战胜。”这就是说城市选址规模应与居住人口和城郊粮食产量相称, 达到“三相称”的要求。这些精辟的论述不仅反映了“农业是城市发展之本”的农耕文明思想 (这与同时期希腊的港口城市建设有天壤之别) 。更重要的是, 管子给出了“土地人口承载力”这一城市选址的核心问题, 并直接估算出了与能够有效维持城市人口总量相适应的农业和生态用地。这与上世纪末加拿大科学家William Rees等提出的“生态足迹” (Eco foot print) 有相似之处。
除此之外, 中国古代的城镇选址还讲究“负阴抱阳, 藏风聚气”, 以主山、少租山、租山为背景和衬托, 形成重峦叠嶂的挡风效应;以河流、水池为前景, 形成开阔平远的视野和充足的光照, 具有波光水影之景观;以案山、朝山为对景、借景, 形成远景构图及围合环境;以水口山为障景, 为“屏风”, 使城镇 (村) 内外有隔, 使进入者有“世外桃源”之感;保护山上的树木和栽树造林, 保持水土, 调节温湿度, 防止和缓减泥石流的威胁;尽可能将聚居点选址在河流的凸岸一侧, 以减少洪灾的威胁 (如图9) 。城镇选址讲究与自然和谐共处、宜居、节省能源, 使人类在美学身心方面生活得更加愉快、更加健康长寿。这些理论现在仍极具借鉴意义, 比如古代城镇一般都选址在河岸的突起之处, 这样可以避免洪水的冲刷,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有泸州老城。可以说, 从神农尝百草开始, 中国人一直在寻找对自然干扰最少的城镇选址方式。 (见图10)
与西方城堡式城市不同的是, 中国城镇选址讲究面水背山和避险节能, 顺应自然。这与其农耕文明长期社会稳定相关。正因为讲求选址, 中国历史古城一般并不需要投资浩大的远距离调水工程。
长期以来, 古代城市的选址一方面是为维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或有利于军事防御, 另一方面是为资源开发服务的, 如港口城市、煤炭城市、工业城市等等。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选址应传承与超越历史形成的思维模式, 城市的选址必须尽可能减少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冲击;必须尽可能少占用或不占用优质的耕地 (这不仅是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底线, 而且也是城镇化可持续性的核心) ;必须尽可能利用先进适用的技术手段, 促进水、能源废物在城市中循环再利用, 进一步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干扰;必须尽可能地使城市展现最大的包容性, 使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这些都应成为生态城的规划设计要点。
传承启示 篇8
【关键词】日本 汉方医学 中医药 启示
近些年来，传承传统中医药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人民群众对于中医药有了重新认识，中医诊疗也逐渐的得到认可，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中医药地位还是处于一定的辅助位置。邻国日本上世纪面对同样遭遇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冲突的问题时，适时的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巧妙的处理好了吸收外来文化和保护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于我国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状况
在日本，中医药学大多被人们称为“汉方医学”或“东洋医学”。就像中医学在中国被称为“传统医学”或“东方医学”一样，具有明显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其实，中医学与日本汉方医学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中医药传入日本后，逐步形成了独自的日本中医学体系，并得到了很大发展。汉方药则是在其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明治以后，西洋崇拜的新思潮成为主流，汉方医学遭受到了重大的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临床医学过度的分科现象的产生以及对于辅助检查的日益重视，医师与患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日益疏远，更由于现代医药使用过程中常常可见严重的药物副反应以及在慢性病临床治疗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西医的弊端，把目光转向传统中医上来，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慢性病及疑难杂症彻底治疗的有效方法，以此为契机迎来了汉方医学的全面复苏。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和支持汉方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投入大量经费鼓励发展汉方医学。他们重视中药的本质、提高中药质量，支持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强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在制定汉方制剂质量标准和规范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有效地提高了日本汉方制剂的管理水平。日本企业也重视海外专利申请以占领国外市场。目前在中国申请和获得发明专利最多的也是日本企业。加上日本民众对汉方医药的认可和支持，日本汉方医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二、我国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意义
1.我国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现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方文明，但是辛亥革命以来，在西方文化和西医模式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医文化的传承却陷入了困境。虽然饮食文化、养生文化和医药文化，都是中医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至今还指导着中医临床，但是现代中医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更偏向于西方医学。保护、传播、传承与振兴中医药文化迫在眉睫。“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机遇与挑战。进一步挖掘和利用我国蕴含的丰富的养生保健思想和中医药资源，积极探索新的思维角度与方法传承和发扬中医文化，对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促进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我国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遗产热”的兴起，加上党和各级政府对中医药文化的重视和保护、宣传，使得中医药文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大电视台中医养生栏目的开播，使得普通老百姓对中医药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楚地认识。很多人从一向信赖依赖西医的观念逐步转到了利用中医养生上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开始学习与使用中医，中医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已经是大势所趋。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另外，中医也属于自然国学的一员，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也给中医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日本汉方医学对我国发展中医药文化的启示
中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我国具有弘扬中医药文化得天独厚的条件，保护、振兴中医药传统文化是时代的要求。我们要处理好吸收外来文化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关系，要向日本学习，善于把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加以改进，转化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用。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不能忽视中西医两种医学结合的研究，寻找实现两种医学的优势互补的方法，扩大中医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使得中医药取得和西医的同等地位上来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在发展中药学方面，要加强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要重视中药的本质和质量，加强科学技术在中药方面的应用，引导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增强专利意识和文化主体意识，拓宽中药材的世界市场。同时要进一步扩大中医药文化在群众当中的教育和宣传，使得中医药在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中不断壮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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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