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体系（通用10篇）
传承体系 篇1
通过前一阶段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学习和理解, 笔者以为, 要实现学校的科学发展, 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是打造学校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学校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与构建。如果说一所学校的制度体系是其骨骼, 师资队伍是其血肉, 那么其核心的价值体系就是其灵魂所在。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与构建, 那么学校的发展就如同镜花水月般毫无生机, 就无法走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校的前身是有着百年历史的福州第十六中学, 1985年开始创办职业高中班, 2002年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与福州十六中剥离, 与原闽侯师范学校整合并迁址办学。为促进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2006年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又与原福州工艺美术学校与整合, 实行一校两牌 (即一个办学实体, 保留福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和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校两块校牌) 的管理模式。
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 又先后整合了两所学校, 其积淀的文化内涵无疑是深厚而丰富的。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不同学校的整合, 必然带来的是不同核心价值体系的磨合、交融和重构。而经历了磨合、交融和重构后所形成的崭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应当像基石一样稳固地埋在学校发展的土壤里, 他表明“这就是我们的面貌, 这就是我们的风采, 这就是我们追求。”
学校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的三个时期
1.涌动的潜流———核心价值体系的磨合期
在每一次的整合过程中, 我们都无法回避的是几种不同核心价值体系的磨合。在这个阶段里, 我们所乐见的应该是不同的原有核心价值体系的磨合, 但绝非摩擦。不同的原有核心价值体系的磨合对于新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正面的推动作用。而摩擦, 只会给我们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和谐杂音, 形成吞噬我们事业发展的漩涡。
2.理解的包容———核心价值体系的交融期
核心价值体系的磨合, 其目的是导向相互理解的包容和相互借鉴的交融。在核心价值体系的交融这个阶段, 我们强调的是一种对原有身份的淡化, 强调的是一种对团队协作精神的弘扬;强调的是一种对各自原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合趋同。
3.创新的传承———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期
如果说我们学校核心价值体系传承构建的前两个时期, 正好对应着学校的蓄势待发的发展阶段, 那么随着国家不断出台的扶持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的逐步落实到位;随着新校区的区位劣势在福州城区拓展背景之下的逐渐削减, 随着政府主管部门对我校新校区建设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 学校的发展也必将进入其新的历史机遇期。学校发展的阶段特征也必然地由蓄势待发转为趁势而上。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 传承构建学校新的核心价值体系, 无疑将为学校的发展增添强劲的动力和无限的生机。
传承构建新的学校核心价值体系
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学习和思考, 我认为:我们学校所要传承并构建起来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六大必有之义”。
1.爱校爱生, 充满集体荣誉感
学校要实现科学发展, 离不开我们每一个成员对学校、对学生的挚爱。学校核心价值体系中如果缺失了对学校、对学生的挚爱, 缺失了集体的荣誉感, 那这所学校就是死气沉沉的没有希望的学校。
2.合作协同, 形成集体向心力
凝聚产生力量, 团结诞生希望。在现阶段, 实现学校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就是争创省级文明学校和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这两个目标的实现, 光靠个别人、个别部门的努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我们部门之间, 教师之间都要弘扬一种合作协同的精神, 形成一种强大的集体向心力, 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 我们的学校就会创出品牌, 赢得声誉。
3.创新超越, 追求永不言弃的精神境界
科学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对我们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而言, 不竭的动力来自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进取。学校的发展之路绝非一片坦途。我们可能会遭遇发展的瓶颈, 可能会遭遇观念的迷茫。但这时候, 支持我们走出困境就是一种永不言弃、永不言败的精神境界。
4.共荣共进, 营造和谐共事的工作氛围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必须坚持学校的发展为了全体师生、学校的发展依靠全体师生、学校的发展成果由全体师生共享,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共荣共进, 和衷共济;必须妥善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体现浓厚人文关怀的氛围, 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全体教职工的权益, 关注他们的工作生活质量、专业发展潜能和工作幸福指数, 努力营造和谐共事的工作氛围。
5.重态度、重细节, 锻造迎难而上的意志力
实现学校的科学发展, 我们就要调动每一个教职工的工作热情。我们在学校的各个岗位中, 自我价值的体现, 应该来自一种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 一种对工作细节的务实求精的追求。工作中, 我们总会遇到困难。作为学校的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就要锻造我们的队伍要具备迎难而上的意志力。不推诿、不抱怨, 重态度、重细节, 那么我们的发展之路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就没有迈不过的沟坎。
6.不自喜、不自傲, 秉持追求卓越的进取心
我们的发展之路, 有艰辛、有坎坷, 同时也有荣光, 有赞誉。我们不能沾沾自喜, 更不能自骄自傲。如果我们迷失在成绩里, 那我们的事业就会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就要导向一种秉持追求卓越的进取之心。
传承体系 篇2
泉州全市现有各级非遗项目565项，其中国家级31项、省级76项、市级134项、县级324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基本建立。泉州现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即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个（南音、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个（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1个（泉州木偶戏领衔的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这是我国首个入选该名册的项目。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以建设标志性文化设施为重点，并构建四级闽南文化保护网络。通过制定《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泉州较早开展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认定工作，给予传承人相应的荣誉与地位；通过大中专院校开设专业课程，培养综合性艺术人才，并实施传统文化进校园工程；利用传统民俗文化节日和各种有利契机，由政府部门举办各种民俗活动。
泉州于2007年9月成立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作领导小组暨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2010年5月制定实施《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全力做好保护传承工作。五类重点文化活动看透透
学术论坛活动——以闽南文化、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海上交通、文化产业发展等为主题的学术论坛类活动。
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国人的海洋”日本展、“中国人的海洋”韩国展、泉州文化日韩行、“东亚文化之都”文化周、“洞箫与尺八”中日艺术家音乐会、中日韩“三弦—三线—三味线”音乐会等。
文艺演出——泉州国际木偶节、“百转千回”精品戏曲展演、梨园古典剧院公益性演出、泉州南音艺苑公益性演出、专业剧团常态性演出、“威远楼之夏”文艺展演等。
文化艺术展览——“中国遗产日—东亚文化之都—泉州”非遗展、泉州花灯展、闽南文化摄影展、“千年瓷都”德化陶瓷展、惠安雕艺节、书画展等。
据介绍，泉州已有１２０多所中小学开设南音课，累计有２０多万孩子学过南音。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的南音社团已达４００多个、南音传习所７０多个，表演从业人员７０００多名。
今年２月，由泉州籍企业家捐款３０００万元的“南音南戏发展基金”宣告成立，基金将全部用于“奖励南音南戏优秀演员及相关从业者，促进南音南戏传承发展”。
当前，泉州南音的民间演出面临诸多问题，尤其是面临传承人“青黄不接”的问题。目前，水平较高的老艺人大多年事已高或已经亡故，而中年艺人掌握的曲目数量、演唱或演奏技巧很少有能达到老艺人水平的。而且，现实社会中功利主义的盛行，使中青年艺人中投机钻营者逐年增多，务实钻研者却愈来愈少，这些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南音在民间的演出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南管(南音)先生在历史长河中的高雅形象。著名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王耀华先生就曾撰文指出：“近20年多来，虽然泉州市政府等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对南音进行保护和传承，但是，根据目前调查资料，泉州地区南音社团中，65岁以上的能够演唱同时会演奏一件南音乐器的传承人仅有28人。„„更有甚者，一些城乡民间南音团体，为了谋求经济收入，将原本在室内自娱自乐的南音搬到广场演出，或则加入其他表演因素使其变形走样，或则未经认真练习便上台演出，以致艺术质量低下，影响南音艺术声誉，那些产生于农耕时代的节奏悠长缓慢的、艺术质量较高、难度较大的七撩曲，更是少有人去耐心练习和演唱，面临先行自然消亡的危险。”刘春曙先生也曾如此批评：“目前有许多专业演员还停留在业余状态，大锅饭使一些人根本不想去深造钻研，学十几二十首曲子，照样可以出国。这可以说是个危机。”
二、泉州南音的现代教育
目前国内外专门从事南音授徒或教育的途径主要有专业乐团、业余曲馆和各级学校。其中，乐团或曲馆基本保留师徒相授的教学模式，而各级学校的教学模式则复杂多样。由于乐团或曲馆的教学模式在时下研究成果中多有体现，所以本文重点考察各级学校的教学模式，即泉州南音的现代教育情况。
泉州政府和当地各级学校联手，将南音的保存和发展引入现代教育序列，一直得到诸多专家的肯定和支持。自1990年至2001年，就有123所学校设立南音课，让中小学生接受南音教育，并开展南音演奏演唱活动。尤其是在坚持办好泉州艺校南音班的同时，2003年起在泉州师范学院正式创办“音乐学(南音方向)”本科专业。著名传统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乔建中先生曾如此赞叹：“‘南
音系’虽然建立在东南一隅，但它让我们看到了音乐教育改革的一线曙光。”时至今日，从泉州师院已毕业四届南音专业本科生，目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南音新秀蔡雅艺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教育举措也受到其他南音传承人的普遍赞誉。在本次调查中，40.6％的南音传承人就希望自己身上的曲目能通过“作为教师，课堂教学”的方式加以传承；而对近20年来南音进入中小学和大学课堂的现象，他们的支持率竟然达到了88.8％。此外，更令人欣喜的是，他们一改旧态，对于自己愿意终身从事南音工作的子女，有33.7％表示会“大力支持”，45.8％“顺其自然”，而“坚决反对”者仅占3.8％。这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对南音传承的理解、重视和支持。
不过，将南音教学引入现代各级教育体系同样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从传统曲目的题材来源来看，现存各类南音指套或散曲大多属于闺怨或相思题材，对于当前那些中小学校的未成年人而言，这些曲目所反映的内容并不适合其年龄层次，可是这些曲目却无可奈何地进入其教材的编选范围。笔者案头有一本2009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泉州市教育局、市文化局编的《泉州南音基础教程》，共编有20首南曲，其编选曲目依次为《直入花园》、《新月曲如眉》《元宵十五》、《出画堂》、《去秦邦》、《一间草厝》、《阿娘听锏》、《绣成孤鸾》、《因送哥嫂》、《帘外雨潺潺》、《春光明媚》、《箫声咽》、《望明月》、《听爹说》、《听见雁声悲》、《到只处》、《一身》、《山不在高》、《感谢公主》、《送君》等凹，尽管这本中小学南音教材比1990年非正式出版的中小学南音教材在选曲上重视考虑适合学生唱的曲目，但不难看出，相思或闺怨题材的曲目仍占了不小的比例，这显然与中小学生的接受年龄颇为不符。因此，我们在选择曲目的时候，应既要考虑南音的经典性因素，同时又要适当考虑中小学生的实际接受情况。
传承体系 篇3
摘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我国历史上若干民族经历3000多年的融合形成的。新时期我们继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内容，应该对其加强弘扬与维护。文章主要从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化如何进行弘扬进行探讨。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建设；弘扬
中华民族是我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文化既是民族的血脉，同时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更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是建设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应当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重视。
一、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
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需要我们从不同的发明去探索，“五位一体”总布局便应运而生。民族是通过文化关系进行不断的凝聚不断的确立的，民族的凝聚、形成过程，在其本质上便是文化的凝聚与融合，而这种文化的凝聚、融合又是通过民族精神来核心凝聚、融合起来的，由此可知民族文化对于民族的形成、凝聚是非常重要的。①以下几个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的具体体现：
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其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是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的源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在几千年的生活生产的实践过程中经过不断的积累逐渐沉淀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等不同的文化内容。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认同，而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产生文化认同的基础就是对各自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要性的认识。建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国的公民道德文化素质的到全面的提高，从而增加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各个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归属感，从而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在我国时刻注重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各方面文化内容的保护与尊重，同时及时吸纳各个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确保我国56个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文化亲近的前提与基础。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许许多多的优秀的文化特质如西南少数民族各自对自然的崇拜使得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十分显著的成就，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建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时，要把“多元的文化资本转化成社会资本，让多元的民族文化在国家的社会文化舞台上都承担自己的积极角色”②。
二、如何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
上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那么，如何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呢？
第一，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首先必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十八大报告指出，作为兴国之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我们在吸纳、弘扬不同少数民族文化，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增加多样性养料时，一定要保证被吸收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又要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等等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
第二，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就必须要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意识的不断培养以及提升其对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历经千百年形成的，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56个民族一体的基础之上的，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三原则的基础之上，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一体格局的民族意识的培养。
第三，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各个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必须要不断的吸收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优良的文化内容及其文化内涵。作为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一般具有：（1）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文化；（2）有利于各个少数民族进步发展的文化；（3）有利于各个少数民族的群众转变其观念，解放其思想，促进其不断脱贫致富的文化；（4）有利于各个少数民族打破其保守观念，促进学习与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5）富有民族形式及具有各自的特色，为少数民族群众逐渐接受的文化。③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各个少数民族都拥有颇具民族特色的优秀的文化资源，通过不同的民族节日、不同的服饰、不同的语言表达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等等形式表现出来，通过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等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对其文化进行解读可以从中吸取优秀的进行传承研究。
第四，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繁荣发展我国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开展各个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工作，同时加强各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党报党刊、广播影视节目、出版物等译制播出出版。加强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整理及其出版工作的安排，推进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同时报告中还提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科教水平亟待提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对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有巨大的作用。科教素养与科技创新能力要求之间的差距，直接影响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科技转换为生产力的水平。”④在科技快速发展的现代，我们可以利用多种媒体手段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传承与弘扬。如前不久拍摄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展现了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
此外，要加强少数民族基层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重视发现和培养扎根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的乡土文化能力、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鼓励和扶持少数民族群体中涌现出的各种文化人才和文化活动积极分子，促进少数民族传承人的健康成长并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壮大愿意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做贡献的志愿者队伍的发展，鼓励各界人士的参与。（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该文章为西藏民族学院2013级高水平研究生人才培养班资助完成。
注解：
①邵和平，《论炎黄文化與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系》，《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3期。
②叶南客，《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③陈家才，《发展新时期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国民族，2003年第5期。
④闫国辉，《世界第二≠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政治教学参考，2011年第17期。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陈家才，《发展新时期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国民族，2003年第5期
[3][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叶南客，《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5]邵和平，《论炎黄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系》，《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3期.
传承体系 篇4
“征求意见稿”发布以后, 官方与民间, 报纸与网络顿时“沸腾”起来。大多数人都为此改革“意见稿”发出一片赞赏和欢呼之声。有的网友甚至以“网上忽传语文贵, 初闻涕泪满衣裳”来描绘其激动的心情。不少语文教师更有因长期以来深受“外语”学科强势“打压”以致语文学科渐趣“边缘化”而今终于“苦尽甘来”的兴奋与激动。不少语文界、教育界人士为之大唱赞歌。甚至有语文教师欢呼:“语文的春天就要来了!”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 作为汉语文教学工作的一位从业者, 笔者与众多欢呼者一样, 对北京市的这一改革方案投上赞成的一票。
36年前, 中国走出“文化革命”的噩梦, 打开封闭而沉重的国门, 走上改革开放的大道。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 我们的教育及时地恢复了外语学科的教学, 随着与国外交流日益增多, 外语学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显现, 人们对外语学习的热度日益升高。于是外语学习“从娃娃抓起”, 一直抓到大学、硕士、博士等。同时, 外语成了每个中国人升学、就业、晋职等人生不同发展阶段都必须反复逾越的“一道坎”。汉语学习在外语面前的“土鳖”形象愈来愈显出“萎缩”感。
时代进步到今天,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国人的“口袋”愈来愈充实, 同时, 不少中国人“脑袋”的空虚感却愈来愈强烈。中国民众精神追求的现实虚妄与迷茫, 呼唤中华文化文明的精神疗救。更多的国人在走出国门“周游”世界之后, 逐渐发现“外国的月亮也不圆”。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意识逐渐成长。这样, 承载着“传道、授业、解惑”功能的语文学科的“复出”就势在必行了。
如此, 作为从事母语教学工作的语文教师听到高考中增加语文学科分值的消息时, 不论从文化认同还是从职业情感上, 怎能不欢呼雀跃呢?
不过, 作为一名专业的语文工作者, 我们对此应该有更多理性的社会性和专业性认知, 有更加清醒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视野, 同时还更应有我们职业和社会的责任担当。高考语文增加30分的分值便欢呼“春天就要来了”, 颇有“书生意气”之嫌。
语文教师不宜从学科本位出发, 以在高考科目中的最高分值赢得“专业身份”而欣喜若狂, 也不应以为这一改革“方案”使得语文学科地位提升而志得意满。从本质上说, 对语文学科予以应有的“重视”, 是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必然, 是中华文化本身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然, 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国民教育现代化的需要, 是考试选拔制度的历史惯性和社会现实认知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 需要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精神救赎、国际实力竞争等视野和高度来理性认识语文学科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而这些与高考“分值”没有多大的关系。高考语文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分值抑或是保持高考分值不变, 都不影响语文学科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和“价值”。我们应该撇开分值增减的“功利观”来认识语文的文化价值和教化作用。这样, 我们才会对这一次高考改革有更加理性的认识, 才会有对改革后的语文学科有更加准确的定位, 才会在今后的语文教学工作中有更加自觉的专业反省和应有的专业责任担当。
我们不能忘记上个世纪末“误尽苍生是语文”的责难。那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语文教学大讨论之后, 我们深刻认识到, 社会对语文教学是“爱之深, 责之苛”。今天, 对高考语文增加分值的热切期盼, 也是人们对语文教学“深深地爱”的现实反映。对此, 我们必须深知其内在之“理”, 进而探讨正确的应对之“策”。
北京市教委负责人就该项改革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介绍, 此次语文学科分值增加幅度很大, 旨在突出学科的基础性重要地位, 注重同其他课程、同生活实践的联系, 以及注重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考查。
从这位负责人的介绍中, 我们了解到, 就语文学科而言, 这次改革的目的似乎有三条 :一是用提高分值“突显”语文“学科地位”;二是加强语文与其他课程、语文与生活实践的联系 ;三是注重加强文化传统的“考查”。
就上述第二条而言, 我们是容易理解的, 而就第一和第三条而言, 在没有看到具体的实施方案之前, 我们有理由带着疑虑和担忧的心情观察和等待的。
多年来, 我们经历了几轮语文教学“改革”, 每一次“改革”, 我们除了专业术语不断翻新、时髦论述连篇累牍、“教改专家”周游“列国”之外, 我们的语文天地里“山还是那座山, 梁也还是那道梁”, 我们的语文教材里依旧长居着“那童年的阿娇”, 我们的语文课堂里依旧唱着“过去的歌谣”, 我们的语文评价世界里“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北京的这个改革方案, 最引人注目的是高考语文分值提高到180分。在当今这个分数是“硬道理”的应试现实中, “增加分值”无疑是会提高学科“身价”的。但是如果不避讳我们用经历了多轮“改革”的“旧眼光”来认识这个“180”分的“内涵”, 那么, 为高考语文增加的“30”分的分值, 它除了有学科分量的“广告性”效应之外, 与语文学科本身的发展、与语文学科的功能与价值提升、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增加分值并不改变我们被责为“误尽苍生”的社会环境和语文教学的现实生态。相反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用增加“分值”提升语文学科“地位”的办法, 其本质仍然是沿袭了“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的陈旧套路, 有着通过“分数”迫使学生重视母语的“强按牛头”的嫌疑。
北京市教委负责人还表示, 这次改革要“注重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考查”。这“考查”二字, 很容易引发我们心中的“余悸”。在我们的经历里, “考查”的“落实”就是“考试”。想到这里, 一直在“应试”中过日子的我们心中不由得生出一阵“颤栗”。
长期以来, 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内涵模糊化, “工具性”意义被扭曲。高中语文沦为高考“获取高分”的“工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吕叔湘说过, 语文教学需要二十年以后才能见到成效。但在高考功利化的环境里, 高三教师承受着语文必须“一年见到成效”的沉重压力。如同达尔文“环境选择”理论的验证, 高考功利化的现实环境造就了一批研究高考答题规律“卓有成效”的语文教师。犹如笔者这样将语文化为“一年见效”的高考“工具”而内心十分清楚自己的“作为”已然背离了语文的本质而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背负“罪孽”苟且度日的专业“双面人”, 似乎可以预见到在改革后“180”分到来之时的“应对策略”。那么, 我们就不无担忧 :这增加的“30”分是否会成为众多语文专业“双面人”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需要强调, 不论做什么, 我们可以“始于情”, 但不能忘记“知乎理”, 这个“理”, 就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寻求和尊重事物这一客观规律, 是行事的根本之道。否则, 必然遭到“规律”的惩罚。那些有着美好的初衷最后却以失败告终的种种“改革”, 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古人有云,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我们只能认识和顺应规律, 我们别无选择。语文教学与考试的改革也必须这样。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语文之“理”, 认识学科自身的规律所在, 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 按照规律指引的“东流”方向, 遵循其固有的逻辑发展之“理”制定语文教学和考试改革方案。我们不能再自以为是地从主观愿望出发, “制造”一些似是而非的高谈阔论去“规范”语文教学与考试改革。只有这样, 才可以避免陷于“理论很丰满, 实践很骨感”的改革窘境, 才可以避免重蹈那些说起来“高大上”行起来是“烂泥潭”的教改历史覆辙。
列宁说 :“应当明确地认识到,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 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 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没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 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这里, 列宁明确揭示了当代文化继承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揭示了遵循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它也应该作为我们语文教学与文化考查改革的警策之言。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中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 需要真切认识到中华文化本身几千年来的发展脉络, 需要厘清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发展的政治生态社会教育的关系, 需要把握中华文化对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人文发展大势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视野里, 加强对中华文化传统考查的实践探索和研究, 我们才能真正明确高考语文关于中华文化的考查应该“往何处去”, 才能就“如何考查”制定更加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的正确策略。反之, 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从情感上欢呼语文学科增分的“胜利”, 只是凭借考试这一不二法宝, 以考促学地考查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记忆储存, 那么, 我们的语文教学和文化传统教育迎来的可能不是温暖可人的“春天”, 而是萧瑟寂寥的“深秋”。
站在纵与横、情与理的坐标点认知语文学科与传统文化考查, 我们才可能有高屋建瓴的思维与眼光, 改革了的高考语文的传统文化“考查”才能更加符合其固有的规律性, 我们才能更加有力有效地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这里, 我们不揣浅陋, 尝试用“遵循”、“借鉴”和“情境化”来“白描”这一“考查”的前景, 以供关注语文考试改革和文化传统考查的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关于“遵循”。如前所述, 我们强调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而遵循规律的前提是全面考察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 理性认知其发展脉络, 把握其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中国传统社会是人伦社会, 中华文化发展的核心在于“人”, 在于对“人伦”的规范和对“人本”的尊重。而“人性”与“人本”的基本特征是“自由”。纵览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 我们看到, 中华文化的繁荣史是一部自由发展的历史, 也是人性人本的历史。
战国诸子各自立说、百家争鸣自不待言, 即使同一学派内部也各有所重而自由论辩。韩非有言 :“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张之儒, 有子思之儒, 有颜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 有漆雕氏之儒, 有仲良氏之儒, 有孙氏之儒, 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 有相里氏之墨, 有相夫氏之墨, 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 儒分为八, 墨离为三。”学术自由而得文化之盛可见一斑。到汉武时代虽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道家学说仍绵延不绝, 法家法术为汉所用, 天文地理、医学算学、农学史学均各有所成。魏晋玄学清谈, 南北朝佛学流行, 隋唐三教 (儒、佛、道) 并尊, 中唐儒学复兴, 明清西学东渐。中华文化自由开放, 虽历经波折而源远流长。
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本理论体现在人兽之别, 君民之分。《论语》云 :“厩焚。子退朝, 曰 :‘伤人乎’?不问马。”这里体现的是人马之别, 人命之重。孔子还有说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他强调、肯定的是人的独立意志的崇高价值。孟子则直接宣称“民贵君轻”。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有“王如好货, 与百姓同之, 于王何有?”“王如好色, 与百姓同之, 于王何有?”孟子对“好货”、“好色”欲望的认同, 充分体现出对基本人性的尊重。
总结发掘蕴藏在中华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精华, 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 是中华文明进步的基石。遵循文化发展“自由”“人本”的基本规律, 是文化传承进步的基本条件。
关于“借鉴”。近年来, 我们注意到, 讨论对中华文化的传承, 不少人都很容易想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到访过台湾的大陆知识分子, 对台湾民众的文明用语、温和态度、亲切待人的“温良恭俭让”十分歆羡。认为这是台湾地区比较好地保留了传统中华文化的结果。对此, 虽然学界有不同理解, 但我们认为, 大陆加强中华文化传统教育, 要借鉴台湾的一些好的做法是毋庸置疑的。近几十年来, 台湾地区在保留继承中华文化传统上作了很多工作, 效果良好。台湾对中华文化传承突出体现的传统文化渗透的日常性、文化理念的实践性、“儒释道”多家相融的完整性特征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虽然如此, 理性告诉我们, 台湾的做法不是可以简单“移植”的。我们不能不注意到, 大陆与台湾区域之间的长期阻隔以及两岸政治生态与民风民俗的差异。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十年浩劫, 不仅造成大陆传统文化“物质”形态的破坏甚至毁灭, 更严重的是它使大陆文化传统精神链条几近断裂, 文化家园基本荒芜, 人们精神世界变得十分混乱与茫然。关注到这样的现实背景和差异, 我们才可以在学习台湾中华文化传承的做法上做到“台为陆用”。
关于“情境化”。这里我们要提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的“高情景与低情景文化分析构架”的概念。霍尔认为 :“情景”是环绕着一个事件的信息, 而“事件”则是沟通所要表达的内容, 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反映一种文化的特征。高情景文化的特征是 :在沟通过程中, 只有很少的信息是经过编码后被清晰传递出来的,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重视“情景”而非“内容”。从通俗意义上, 我们可以将“高情景化文化”理解为一种注重情感的人际关系 ;而低情境文化是与高情境文化相对比而存在的, 强调制度和理性的人际关系, 这在现代企业及社会管理中普遍存在着。我们这里使用“情境化”而非“情景化”, 希望既能借助霍尔先生的部分描述语言表达我们的概念, 又能够将二者区别开来。
我们所说的“情境化”不是一种文化概念意义, 而是指以“情节”为载体用语言“再现”“事件”, 将体现中华文化价值内涵的“现实场景”呈现给考生, 使他们具有直观参与的“现场感”, 产生一定的内心感受和情绪体验, 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分析判断, 以考查考生的文化积累、文化素养和文化价值观。这样的考查方式将考生的知、情、意、行融汇成一体, 比较符合人们对文化的认知特点和文化熏陶生长的基本规律。
2014年台湾“高考”试卷中有这样一道国文试题:
言语交际过程中, 常见运用“谦逊原则”尽量降低姿态, 不彰显自己, 例如 : “小弟不才, 能力有限, 请多包涵”。但基于某些目的, 也可能刻意不采取这项原则。请就下引诸葛亮《出师表》的文字分析:
1列出并简要说明文中何处运用“谦逊原则”? 何处刻意彰显自己, 不采取“谦逊原则”?2文中运用“谦逊原则”的同时, 又刻意不采取“谦逊原则”, 目的为何?请将答案标明12书写, 12合计文长约250~300字 ( 约12~14行) 。
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咨臣以当世之事, 由是感激, 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 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间, 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 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 夙夜忧勤, 恐托付不效, 以伤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泸,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 当奖率三军, 北定中原, 庶竭驽钝, 攘除奸凶, 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北伐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诸葛亮痛心地目睹后主嬖昵小人, 国势危颓, 便借出师之际痛彻叮咛, 言辞质朴剀切, 情感真挚动人, 既不失臣子进言之身份, 又饱含长辈殷切之期待。这道试题成功地抓住文本的这一特点, 将“谦恭忠敬”的文化传统和人际交往的礼仪规范放在诸葛亮《出师表》文本理解中考查, 颇有“一石三鸟”之妙。它将在特定时刻君臣告别的特定“场景”呈现在考生面前, 引导考生思考和理解文化传统礼仪的规范、变通与灵动。既考查了基本的文化传统礼仪常识, 又从客观现实“场景”参与的角度考查文化礼仪“实践”活动, 将文本理解和文化考查有机结合。命题者在这道试题中所体现的对文化传统理解的深度与高度以及巧妙的考查方式所体现的文化智慧和考查思想令人耳目一新而让人钦佩之至, 为开启我们的文化考查思路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2014年3月26日, 国家教育部公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完整阐述了从小学到大学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要求, 强调要将其“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 同时要增加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我们知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相当宽泛, 命题人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概念, 如何确定命题思想, 如何组织试题内容, 如何选择考查方式, 都将深刻影响教育部“指导纲要”精神的落实, 影响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效果, 影响语文教育考试改革的方向。因此, 我们需要系统研究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 研究当代青少年身心成长的时代特征, 遵循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科学有效地借鉴中华文化考查的他山之石, 着眼于引导青少年从实践的角度培养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 提高他们践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自觉性, 让优秀文化传统从书本走向生活, 让古老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
我们需要明确,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它既有鲜明的历史性和传承性, 又有现实的灵活性和变异性 ;它既为我们的文化文明发展提供历史依据, 也为我们时代进步文化创新提供智慧和借鉴 ;它既有灿烂的文明成果, 也有封建的尘垢与糟粕。如何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和可分性特征, 在正误错杂、真伪交糅的文化体系和文化命题面前引导我们的青少年学生学会自主甄别、扬弃、继承、发展, 培养他们自觉践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意识, 学会构建有利于当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新的文化体系并富有创造性地超越前哲, 应是我们重点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传承体系 篇5
千百年来，音乐一直都是人们表达情感的最有效方式之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以其独特的魅力被不断的传承和创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更是源自于人们的实际生活，广受人民的喜爱。所以重视民族民间音乐，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加以继承，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民来说都十分重要。尤其是对于学校来讲，在音乐教学中将民族民间音乐引入到音乐教学课堂当中来，能够让学生更加了解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也能够促进学生对这些独具魅力的民间民俗音乐文化进行传承。
一、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概述
1、学校音乐教育的概述
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主要是以西方的音乐教育模式为主，将西方音乐教育作为范本，采取标准化、规范化的教育手段，对音乐的相关知识进行传播和传承。
2、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概述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而不断形成的，创作者是劳动人民，他们对民族民间音乐集体创作，并且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逐渐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一门艺术。民族民间音乐的体现方式是“地方性”文化，区域不同、民俗文化不同、人们的劳动生活习惯不同，所形成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也就不尽相同。例如傣族的民族民间音乐有《孔雀舞》、《城子山歌》等，而白族的民族民间音乐有《白族调》、《打歌调》、《踏歌》等。由此可见，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所形成的民族民间音乐也是不同的。
3、二者之间的区别
通过对学校音乐教育和民族民间音乐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明显的区别，学校音乐教育，具有完成的音乐知识体系，主要是以音乐的结构、原理、规则和运用方法等为基础，为学生构建标准化的音乐教学体系。而民族民间音乐的核心就是在传承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其主要传承方式就是“口传心授”，“代代相传”。音乐的主要内容也只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和思想情感的表达。民族民间音乐有着特定的文化功能，并且具备一定数目的传承曲目，最重要的是它属于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音乐文化。
二、在学校音乐教学中有效传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措施
在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一直以来都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都十分的忽视。但是随着新课改的深入与发展，民族文化作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学校在音乐教育中必须重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这已经成为我国音乐文化发展中势在必行的任务。
1、在学校音乐教育体系中引入民族民间音乐文化
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是学生学习音乐，并对音乐继承与发展的主要阵地。但是目前，在我国众多学校的音乐教育中，尽管已经将一些民族民间音乐内容引入到其中，但是这种比例并不大，并且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时，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没有起到足够的重视，大多都是照本宣科，让学生了解一下而已，更多的还是对学生讲授音乐的相关理论知识和音乐技巧。因此，在学校音乐教育体系中，一定要将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作为重中之重引入到其中来，让其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在音乐教育中，学校要真正意识到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传承的重要性，才能够对其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足够的重视，才能够寻求有效的措施在音乐课堂中传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
在学校音乐教育中，要确立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基础性地位，并且让学生在此基础上学习国内外的优秀音乐文化，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与发展。同时，为了顺应世界音乐的教育发展趋势，我们更应该对于植根于本民族土壤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传承，树立以民族教育为本的观念，不断的对学校音乐教学进行改革和创新。
2、音乐教师发挥“活性文本”的作用，引导学生传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
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物件，而是一种能够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习俗、价值观念等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现代音乐教育中，为了更好的让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传承，就需要教师发挥“活性文本”的.作用。
音乐教师是音乐教学课堂的实施者和引导者，如果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高，他就能够在课堂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也能够将民族民间音乐的精髓向学生进行有效的传授，培养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兴趣，更能够引导学生改变重视流行音乐轻视民族音乐的不良心理。同时，优秀的音乐教师在音乐课堂上通过创新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自主性，还可以让多给学生提供一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实践机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身边的以及感兴趣的民族民间音乐，以此来加深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喜爱和学习的热情。
三、结论
传承体系 篇6
近年来, 随着“文化扬州”建设的推进,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面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培育并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的保护工作队伍, 扎实全面地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我区非遗保护工作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的方针, 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常规工作稳步推进, 保护思路持续创新, 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多年来, 通过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努力, 邗江区众多的非遗财产得到充分挖掘、保护和传承, 我区有省级非遗项目3项、市级非遗项目22项、区级非遗项目73项, 并汇集普查成果编辑出版了《邗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 集学术性、知识性、普及性于一体, 以飨读者。
当前, 文化建设进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战略, 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建设幸福邗江, 打造“精彩”邗江, 需要我们非遗保护工作者不断创新思路, 扎实推进非遗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实现“四个一”目标, 构建“三位一体”模式, 打造“三大活力”平台。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在做好“四个一”, 即完成一套普查资料汇编丛书、一个档案资料室、一个珍贵实物陈列厅、一个数据库的基础上, 可以借鉴先进地区做法, 结合新邗江的历史文化实际, 有效整合非遗资源, 创新思路, 积极探索, 立足推进非遗保护深入、深化和转型升级, 围绕构建“三位一体”模式, 打造“三大活力”平台, 全面构建具有邗江特色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 呈现邗江非遗文化的精彩纷呈和创新发展。
1. 构建“三位一体”非遗传承模式, 加强管理和考核的科学性。
邗江与各地一样, 对项目、传承人和传承 (传播) 基地分开进行申报和评审, 并没有把三者紧密联系起来, 导致项目、传承人与传承 (传播) 基地相互脱节, 不少非遗项目的保护陷入困境。我们可以创新性地把项目、传承人和基地三者纳入非遗保护整体。保护主体落在基地, 将传承人纳入传承基地的“单位”管理, 同时规定, 只有在基地中承担了传承义务的传承人才有资格成为代表性传承人;项目同时拥有传承人和具备基地才能列入代表性名录;基地必须聘请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突破了传统的非遗保护运作管理模式, 把非遗的保护、保存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 每个传承人都不再是游离于组织的社会人;每个基地都传承或传播一个以上非遗项目, 项目、传承人和保护单位的责、权、利明晰, 依存度加大, 构成了一个目标一致、分工协作、联合发展的共同体, 实现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 推进非遗展示馆建设, 打造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平台。
着眼非遗展示馆收藏、展示、研究、传承非遗的职能, 强调活态性传承, 着力推进政府、企业、个人三者联动, 探索国助民办、合作联办、民企民办等多元投入与运行机制。合作联办模式的基础是合作各方加强组织、整合资源, 发挥整体优势。扬州双东街就是一条集中展示扬州非遗代表作品的展示平台, 邗江可以围绕文化旅游基础较好, 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乡镇, 如瓜州镇、甘泉街道等, 都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历史遗存和文化项目, 邗江可以宏观布点, 在整体规划和项目策划中, 将非遗展示一条街 (非遗主题版块) , 很好的规划进来, 实现本土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结合, 实现非遗保护的竞争力。
3. 推进非遗生产性保护, 形成企业推进产品和产业的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 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 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邗江可以对一些民众基础较强, 并有一定社会需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采取保护核心技艺、完善相关产品和刺激市场需求等环节进行生产性保护, 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如“古筝艺术”这个项目, 传承人槐泗镇扬州民族乐器研制厂厂长田步高, 主营古琴、古筝, 年产值2000万, 杨庙镇雅韵琴筝有限公司年产值2600万。我们要以丰富琴筝文化为载体, 发展琴筝文化产业, 加大对重点琴筝企业扶持力度, 鼓励现有琴筝企业做大做强, 形成特色鲜明的琴筝文化产业聚集区。此外, 依托邗江几大文化产业园区, 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展览展示, 提供展示和招商的平台, 实现非遗保护的创造力。
4. 推进非遗全民化参与, 构建社会保护自觉和自省的平台。
以专家学者为联盟, 推进学术研究的集聚化, 充分发挥人才优势, 达到组建队伍、立项课题、产出成果、扩大影响的目的。以志愿队伍为补充, 推进保护网络的体系化, 主体除了在校大学生, 许多离退休干部, 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个体业主等也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并且发挥了各自的特点和专长, 大胆摸索一条志愿者参与非遗保护的新路子。以社会宣传为抓手, 推进参与层面的全民化, 依托公共广场、公交汽车、公共屏幕等社会资源, 用各种中国传统佳节、每年的“文化遗产日”设计主题宣传。深入开展好非遗文化进课堂活动, 目前我区以有中小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学内容, 并作为开展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项指标进行考核, 开始实现非遗教育常态化。非遗保护, 只要全民参与, 才能深入人心, 实现非遗保护的生命力。
传承体系 篇7
一、水文化含义
水是生命之源, 人类依靠水得以生存、繁衍和发展, 进而创造与水息息相关的文化。通常水文化的定义是指人们治水、管水、用水过程中所透视的精神、物质内容, 是在水事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称。“文化”概念有多义性, “水”与“文化”联袂而成的“水文化”, 也是一个仁者见仁的概念, 不同的视角可以诠释和理解不同的水文化, 但本质上只有当水与人产生了联系, 有了治水、用水和管水的创造, 才能形成水文化。水与人类发生关系的活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举凡经济、政治、文学、艺术、宗教、民俗、体育、军事等各领域, 无不蕴涵丰富的水文化因子。从这个意义上说, 水文化可以称为母体文化。简言之, 水文化的实质是通过人与水的关系反映人与人关系的文化, 是民族文化以水为轴心的文化之集合体。
二、高校开展水文化研究教育的意义
1. 开展水文化教育, 符合高等教育规律。
高校是传授知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 优秀的文化则是培育人的最主要手段。水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 构建水文化教育体系是充分利用水文化资源培育、塑造和丰富高校学子的精神内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水文化研究状况看, 学术人才相对稀缺, 学术成果相对匮乏, 水文化学科建设基础仍显薄弱。因此, 开展水文化研究, 重视水文化教育, 是高等教育规律的要求, 也是高校的责任所在。开展水文化研究和教育有利于聚集起研究力量, 在高校形成专业化的学术研究队伍和稳定的教学体系, 最终形成高质量的教学研究成果。
2. 开展水文化教育,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水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具有独特内涵的文化成果。在中华历史上, 曾有共工“雍防百川”、大禹“开掘九川”、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 治水英雄大都被敬为“水神”, 他们在治水活动中彰显出卓越的智慧、是水精神的代表者, 也是中国水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而在当代, 更有不屈的抗洪精神, 三峡移民精神和水利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这些精神更加丰富了水文化的内涵, 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水文化像一块磁石, 能产生出强大的结合力。由古至今, 是水的力量、精神、气概给了人们生命之魂, 思想之力。传承水文化、弘扬水文化、创新水文化, 将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3. 开展水文化教育, 营造高校文化氛围。
水无色无味, 朴实无华, 却赢得众多称誉, 水体现着纯洁、清廉和修养。交友崇尚“君子之交淡如水”, 感恩应“饮水思源”, 处事谨慎则有“滴水不漏”。以水为师, 水的这些品质可以成为高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同时, 把水文化与校园文化结合也非常合适的。例如河海大学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校训“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校训“博学、求实”, 无不蕴涵着水的精神。通过水文化知识普及、水文化系列教育和水文化实践活动, 不但学习内涵丰富的水之品德, 也增强师生对水资源的忧患意识, 培养节水、爱水、护水情怀, 确立人水和谐的水文化理念, 更提高了高校师生的人文素养。
三、构建高校水文化教育体系的设想
1. 高校水文化教育形于物质文化建设。
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设施, 包括学校的教学基础设施、科研设备、校园里学习和生活的场所, 这些物质条件体现了校园文化的特点, 也是区别于社会一般场所的显著特征。基础设施的设计在校园整体风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体现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就是对基础设施的规划。校园设施和环境以独特的风格和文化内涵, 师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行为以至观念产生影响。以水文化构建为设计初衷的校园, 常建设以池、渠为主题, 也有水景小品、水利名人雕塑为点缀的水文化广场, 走入校园即被这些独特的水文化气息所感染。这些景致或蕴涵水的温柔、清纯, 或彰显水的深沉、悠长, 或展现水的气魄、豪迈, 描绘出一幅动人心弦的“水文化画卷”。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楼前有一组雕塑, 一侧为敦实的小山, 另一侧为涓涓细流, 下方点明寓意, 即“智者乐水, 仁者乐水”, 水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2. 高校水文化教育立于精神文化建设。
高校精神文化包括校园历史传统和被师生认同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生活观念和思想意识等群体意识。高校水文化教育应紧扣“水”这个主题, 在文艺汇演、校训中融入水文化的内涵和理念, 使水文化深入人心。水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水影响着文化的发展, 同时, 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人们对水的看法。教师在相关专业课讲授的过程中, 要注意挖掘其文化因素。在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 结合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实践通过水文化教育, 在学生心中播下了扎根水利、发展水利的种子。而“两课”的教学更要充分发掘水文化深厚底蕴, 在形式和内涵上丰富和提高“两课”教学效果。“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上善若水”, 这些对于水极富哲理的经典诠释, 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 更是当代精神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3. 高校水文化教育成于行为文化建设。
校园行为文化, 包括以教学为中心的各种行为方式及发生在校园中的课余生活方式, 诸如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等群体行为和文体活动、社团活动。不同于学校管理制度的外在的强制性的约束, 校园行为文化强调在认同学校价值理念的前提下, 从内在性上约束师生的行为, 形成规范学校行为的内在约束力, 倡导高品位、弘扬主旋律的校园主流文化。高校管理者是校园行为文化的主导者, 那么学生社团则是校园行为文化的主要承担者, 学生社团是由高校学生依据兴趣爱好自愿组成, 是高校校园文化组织的主要形式和基本单位, 是开展校园水文化活动的组织基础。通过水文化知识普及、水文化系列教育和水文化实践活动, 增强学生水忧患意识, 培养节水、爱水、护水的行为文化, 也为学生终身确立人水和谐的理念和良好的水文化行为习惯打下基础。
4. 高校水文化教育久于制度文化建设。
校园制度文化, 包括各种校纪校规、制度、公约、行为规范及约定俗成的习惯, 也是保证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一系列行为规则。校园文化对学校运行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因此, 要使水文化教育持久, 就应通过制度的方式使广大师生员工的价值理念充分体现在学校的现实运行过程之中。如, 通过优化学科结构及考核模式, 加强非水利相关专业学生的水利知识学习, 把水文化渗透各学科专业中去。课程及考核模式多样化, 展开以学习、调研和勘察等形式的以水文化为主题的实践活动, 把水利专业知识、水文化精神带到社会实践中去, 不仅为基层的水利事业服务, 也把课堂与课外知识实践相结合。成立水文化研究中心, 为人文类教师和理工科教师的联合搭建了良好的互动平台, 积极促成科研人员对水文化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
四、结束语
传承水文化, 不是一定要恢复那些旧仪式、旧风俗, 而是要去发现水文化内在精神, 从而去激活人的思维和塑造人的行为模式, 促进人的和谐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松甫晃一郎说:“水资源的管理与治理, 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与生物的多样性, 水实际上有强大的文化功能……水资源管理本身应该视为一种文化进程。”水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并不可替代的重要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 现代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的水危机, 危机的解决不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和观念问题。高校应积极构建水文化教育体系, 营造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来弘扬水文化的精神内涵, 为生态和谐作出贡献。以水文化为重要组成的校园文化能否成功塑造, 不仅在于高校价值观念的提炼是否深刻准确, 学校行为规范系统是否实用到位, 关键还在于把规划、设想认真地付诸实践。
水文化教育是一个传统却又崭新的教育活动。水文化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现代水利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理性选择, 加强对水文化的教育与研究已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管理者的共识。通过构建高校水文化教育体系, 提高学生的水文化素质, 培育学生的水文化情怀, 为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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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大俊.水文化研究与水文化教育须双轮驱动[J].河海大学学报, 2007, (12) :1-3.
传承体系 篇8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其思想学说在多方面都有涉及。其弟子众多 (“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 , 加之孔子“因材施教”的理念和实践, 孔门弟子对孔子主张、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 随着发展演进逐渐出现分支。故韩非子有云:“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张之儒, 有子思之儒, 有颜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 有漆雕氏之儒, 有仲良氏之儒, 有孙氏之儒, 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1。此为“儒家八派说”之始, 其中“孟氏之儒”即孟子, 提出“性善论”, 主要继承孔子“仁”的思想;“孙氏之儒”即荀子, 提出“性恶论”, 主要继承孔子“礼”的学说。秦始皇“焚书坑儒”, 致使秦朝至汉初都是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直到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帝“皇权至上”, 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儒家才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学派。南宋朱熹, 世称朱子, 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 作为教本, 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明代王守仁, 世称“阳明先生”, 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思想学说在历史洪流中被不断发展、改造, 其音乐思想亦是如此。在本文中, 笔者试从音乐传播的视角进行解读, 以探查孔子的音乐传播理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传承脉络。
一、孟子:古今并重, “与民同乐”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2, 继承孔子的学说, 但又有所不同。较之孔子的时代, 孟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更为剧烈, 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夺取政权, 实行变法, 逐步建立了封建制。孟子游说列国于战国七雄大规模厮杀的前夜, 社会的巨变、严酷的现实, 促使孟子对孔子的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与改造, 也提出了对音乐及其传播活动的新认知。
尽管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较春秋时期有较大的改变, 但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 依然坚持着儒家的传统观念。孟子思想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仁义”, 继承了孔子的仁、礼思想, 结合战国时期的实际, 提出了“仁政”、“王道”等观念。在孔子的音乐传播观念里, “仁”是最基本的存在, 是其音乐传播思想的核心, 对这一点, 孟子基本上全盘继承了。
《孟子·离娄上》曰:“仁之实, 事亲是也。义之实, 从兄是也。智之实,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 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 乐斯二者, 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 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1由此可知孟子认为侍奉父母是仁的本质, 顺从兄长是义的本质, 明白仁、义而不违背是智的本质, 仁、义加以适当调节和修饰是礼的本质, 以仁、义二者为乐是乐的本质。这就涉及了孟子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 即要体现“仁义”。孔子最早将“仁”与音乐联系起来, 《论语·八佾》:“子曰:‘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2孟子继承发展了这一点, 延续了孔子“歌乐者, 仁之和也”3的观点, 但相较于孔子较为宽泛的“仁”的概念, 孟子将“仁”、“义”并举, 为其赋予了较为具象的概念。此外, 孔子曾以“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评价《关雎》, 可见其并不否定“悲乐之美”;孟子则认为音乐主要应该传达快乐的情感, 表现出对“仁义”的真心喜爱, 这一观点体现了孟子对音乐传播是情感表现手段的认识, 但其单纯地将音乐情感限于“快乐”的范畴, 否定了“悲乐之美”, 是有局限性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 孟子对音乐传播的效果和作用也提出了鲜明的看法:“仁言, 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4孟子认为, 以“仁义”为内容的雅颂之乐相较言语, 有着更为深入的传播效果。在这里, 孟子虽然将音乐视为教化手段, 但也认识到了音乐传播具有其他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作用。这一点是对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5思想的细化。
孟子音乐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今之乐由 (犹) 古之乐”及“与民同乐”思想, 见于《孟子·梁惠王下》记载的那段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著名对话 (兹不赘引) 。孟子在对话中的那一番言论, 从音乐传播的视角解读, 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对音乐传播效果的评判标准, 即“今之乐, 由古之乐也”的见解;二是对扩大娱乐活动 (包括音乐传播活动) 受众层面的认识, 即“与民同乐”思想的提出。
结合孟子与齐宣王谈话的语境, 孟子“今之乐, 由古之乐也”这一观点的提出, 虽然有些迫于君王威严的不得已, 但也反映出了在对待新乐与古乐的问题上, 孟子与孔子观点的一些不同之处。在这一问题上, 孔子的立场十分鲜明, 赞扬《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6;对于郑声, 则“放郑声, 远佞人。郑声淫, 佞人殆”7,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8。而面对战国时期诸侯连年征战的混乱、封建制的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 孟子不得不放弃完全凭借“复礼”实现天下大治的想法, 放弃礼乐制度中某些特定形式上的规定。在他看来, 只要君王能实行仁政、王道, 古乐、今乐的形式并不重要。但这种种妥协只是迫于各方面的转变和压力, 孟子对今乐的真正态度实际上与孔子并无本质不同。这表现在他谈君子之道时引用孔子的论乐之言:“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 恐其乱苗也。恶佞, 恐其乱义也。恶利口, 恐其乱信也。恶郑声, 恐其乱乐也。恶紫, 恐其乱朱也。恶乡愿, 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 庶民兴, 斯无邪慝矣。”9可见孟子同孔子一样“恶郑声”, 他提出“今之乐, 由古之乐也”, 实际是为了进一步劝谏齐王“与民同乐”。
孟子提出的“独乐乐”不如“与少乐乐”, “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 是认为娱乐、鉴赏, 要与他人共享才能得到更多的审美愉悦, 肯定了审美活动的社会性, 也是扩大包括音乐传播在内的审美活动受众群体的一种思想。孔子曾说“ (诗) 可以群”10,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进一步强调审美活动的社会性, 涉及了“与民同乐”的思想。但结合孟子的政治思想考虑, 所谓“与民同乐”, 强调的并不仅仅是君民一起聆听音乐, 一起狩猎, 就音乐传播活动等进行审美交流, 其重点还在于强调政通人和才能通过娱乐获得快乐。所以“与民同乐”是仁政思想在音乐问题上的集中反映, 其本质还是为了维持君王的长久统治。
总的来说, 孟子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孔子对音乐传播的见解, 延续了对“仁”声的追求, 并进一步细化为对““仁义”之乐的追求。在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识上, 他继承了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观点, 并更注重音乐传播手段在伦理教化中的运用。尽管他对音乐传播功能的认识并不全面, 仅仅局限在教化层面, 但已经有着对音乐传播深入人心的作用的认识。在古乐今乐问题上, 虽然孟子的表述并不像孔子那样泾渭分明, 但如前文的分析, 两人的主张并没有本质区别, 对音乐传播形式和内容的要求是一致的, 即秉承“礼”的原则和“尽善尽美”的标准。
二、荀子:以道制欲, 导民为本
荀子生年约晚于孟子半个世纪, 其时秦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封建统治已是大势所趋。荀子在汲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 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主张礼、法结合以治国, 显示出儒、法相融的特点, 但虽为结合, 仍以礼为主, 主张“仁政”、“爱民”, 将君比作舟, 民比作水, 提出了关于君民关系的著名论述“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1, 其核心思想与孔子、孟子是一脉相承的, 但也顺应时代、社会的变化做出了一些调整, 略微偏重于礼法而轻仁义。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 荀子主张“性恶论”, 认为“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2, 所谓“性”就是各种人的自然欲望, 本能的欲望是“恶”的, 为了防止社会发生动乱, 就必须用“礼”来约束。孔子思想体系中的“礼”是周王朝的宗法等级体系, 传承至荀子, 在结合了“法”的内容后, 主要是带有表现统治者意愿、明确政治指向的道德规范。
荀子对礼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 其论乐言论较为丰富。《荀子》的《乐论》、《礼论》、《天论》、《劝学》、《不苟》、《王制》等篇涉及了诸多艺术理论问题, 充分表达了其对音乐及音乐传播活动的态度, 对先秦儒家音乐思想有较为系统的总结。
荀子认可人享受音乐的欲望, 并不予以反对, 但认为不可放纵, 须有所节制并加以适当引导。《乐论》开篇的一段话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乐则必发于声音, 形于动静;而人之道, 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 乐则不能无形, 形而不为道, 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 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3
在荀子看来, 音乐能直接关联人的情感, 是与人类本性俱来的, 依据“性恶论”的主张自然也需要节制, 不能放任自流。同时, 荀子提出了“声乐之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4的观点, 表明荀子也意识到音乐传播有着其他手段不能比拟的触动人心的作用, 有助于君王一统天下的大业, 所以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礼节乐”的观点, 主张对音乐艺术的发展与表现进行约束和引导, 以求更好地传达其政治意图。
在孔子的音乐传播思想中, “礼”是音乐传播活动的原则。荀子充分继承了这一点, 《劝学》曰:
上不能好其人, 下不能隆礼, 安特将学杂识志, 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 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 本仁义, 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 诎五指而顿之, 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 以诗书为之, 譬之犹以指测河也, 以戈舂黍也, 以锥餐壶也, 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 虽未明, 法士也;不隆礼, 虽察辩, 散儒也。5
荀子认为, 文艺是要服务于现实统治的, 创作文艺作品必须要把“隆礼”放在首位, 才能“顺《诗》、《书》”, 否则只能是一个“散儒”。这是对文艺活动的约束标准。具体到音乐, 荀子提出音乐必须以礼为内容, 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音乐的传播使人们日趋合于政治规范。《乐论》中提到:“且乐也者, 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 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 礼别异。礼乐之统, 管乎人心矣。”6这里体现了荀子对“礼”、“乐”结合在维系统治中的作用的认识:“礼”起着区分社会等级的作用, “乐”则主要为调和等级矛盾服务。荀子认识到, 音乐对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若将礼的内容融入音乐传播活动中, 人们就会不知不觉中接受礼的规范。荀子看重礼、乐并施对巩固统治的显著作用, 肯定了音乐传播对人心的深入影响。
自孔子以来, 儒家一贯重视音乐传播活动中的教育、教化功能, 荀子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 并将音乐视为宣传统治者政治主张的重要工具。《乐论》曰:
乐者, 圣人之所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 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 而民和睦。……
君子以钟鼓道志, 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 饰以羽旄, 从以磬管……故乐行而志清, 礼修而行成, 耳目聪明, 血气和平, 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 美善相乐。故曰:乐者, 乐也。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 以道制欲, 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 则惑而不乐。故乐者, 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 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故乐者, 治人之盛者也。1
荀子认为音乐有使人“耳目聪明, 血气和平”的作用, 达到“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的效果。他在延续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观点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乐者, 治人之盛者也”的观点, 认为通过音乐传播能引导人的思想, 使之趋于礼, 从而笼络人心, 最终实现君王的统一大业。《乐论》曰:
故乐在宗庙之中, 君臣上下同听之, 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 父子兄弟同听之, 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 长少同听之, 则莫不和顺。故乐者, 审一以定和者也, 比物以饰节者也, 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 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2
在移风易俗的基础上, 荀子进一步指出音乐强大的政治功能:“足以率一道, 足以治万变”。这里的“一道”, 蔡仲德先生解释为儒家宣扬的“修”、“齐”、“治”、“平”的先王之道, 亦即荀子所主张的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治国之道。3所谓“万变”是指人们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荀子认为通过音乐传播活动可以使君臣和敬, 父子兄弟和亲, 长少和顺, 通过音乐中蕴含的“礼”以及统治者意志, 使人们悄然接受感化, 臣服于统治, 从而便于统治者管理。《荀子·富国》曰:
知夫为人主上者, 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 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 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 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芋、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 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 使天下生民之属, 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4
荀子在这里明确指出, 音乐传播活动还有着统治者宣告权威的功能, 他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芋、弹琴瑟”这些音乐传播活动, 视为树立统治者威严的有效手段, 认为这些活动能使人们对统治者保有敬畏之心, 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
由于荀子十分重视音乐传播活动对现实统治的作用, 故其对不符合“礼”及其统治思想的音乐是坚决抵制的。荀子继承了孔子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评判标准——“尽善尽美”。他曾说:“姚冶之容, 郑卫之音, 使人心淫”, “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 逆气成象而乱生焉”5。可见他对“郑卫之音”等不符合礼乐标准的音乐的批判较之孔子更甚, 斥其为淫声、奸声, 是乱世之兆。荀子所抵制的音乐, 既包括民间音乐, 也包括抒发个人情感的音乐, 这也体现了他对音乐传播的要求——“导礼”, 而不是“导乐”, 强烈反对以娱乐和抒情为目的的音乐传播活动。
荀子音乐思想中的另一重要内容, 体现在对音乐传播活动的实际干预上, 即设立专门对音乐进行强制干预的机构, 扮演着类似于现代音乐传播链条上的音乐编辑或传媒“把关人”的角色, 以求音乐更好地为统治者服务。《荀子·王制》曰:“修宪命, 审诗商, 禁淫声, 以时顺修, 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大师之事也。”6这里“大师”读作“太师”, 是国家的“乐官之长”, 担任着制定政策法规、管制音乐文化的职责。荀子提到的“以时顺修”观点, 则强调乐师在审查当代艺术的同时, 对古代遗留及外族传入的文化也要有相应的审查, 坚持“以时顺修”的原则, 取其利于统治的“精华”, 剔除对巩固权力无益的“糟粕”。荀子将音乐传播的规范提高到了国家行政层面, 将思想转化为政策, 是对孔子乃至儒家音乐传播思想的有效实践,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音乐思想。
荀子在音乐方面的思想绝大多数继承了孔子的主张, 但其音乐思想对“仁”的要求并不像孔子、孟子那样突出, 而是着重强调“隆礼”, 将“礼”对音乐传播的约束从形式上进一步扩展到内容中, 以便更好地发挥音乐传播改善民风、强化政治统治的作用。荀子对音乐传播功能的认识相对客观, 并不纵容过分的音乐活动, 也不提倡对音乐活动的全面禁绝, 而是主张有节制的音乐活动。孔子以一己之力“正乐”, 对音乐内容进行有条件的筛选、编辑, 荀子则将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规范提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 成立专门的机构, 设立专门的职务, 实践其音乐传播主张, 可以说是对孔子的“音乐编辑”行为的全面提升。但从上文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 荀子的音乐思想已经带有文化专制主义的倾向, 孔子音乐思想中对艺术自由性情的向往和传承的因素, 在荀子那里几乎荡然无存, 这是荀子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三、董仲舒:“功成作乐”, “质文两备”
董仲舒“少治《春秋》, 孝景时为博士”。7汉武帝即位后广招贤良, 三次策问董仲舒, 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 故亦称“天人三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即“天人三策”, 以儒学结合阴阳五行等学说, 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 阐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 并顺势提出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1。董仲舒晚年辞去官位, 亦不问家业, 只以修学著书为事。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 其著有“凡百二十三篇”2, 今仅存有《贤良对策》三篇、《春秋繁露》八十二篇, 其中也有论及音乐的文字, 多侧重于音乐的社会功能, 兼议文与质的关系问题。
汉武帝广招贤良之士时, 也曾就音乐与治国的关系展开策问。他关注“圣王已没, 钟鼓管弦之声未衰”等现象, 意图理清世道没落究竟是因为天命, 还是由于治国偏离了正道。董仲舒做对策答之:
道者, 所繇适于治之路也, 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 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 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 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 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 雅颂之乐不成, 故王者功成作乐, 乐其德也。乐者, 所以变民风, 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 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 接于肌肤, 臧 (通“藏”) 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 而管弦之声未衰也。3
在对策中, 董仲舒首先提出仁、义、礼、乐, 也就是所谓的“道”, 是治国之道, 故曰“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 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谈及了音乐的教化功能, 高度肯定了以礼为准则、仁义为内容的音乐传播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中的作用。其次, 他又细化分析了王者用乐的两种情况, 并对这一音乐传播活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种情况为当朝未作新乐时, 可沿用先王之乐, 但要根据时代、社会现实等方面的需要, 选择“宜于世者”;另一种情况就是在“王者功成”的前提下, “乐其德”, 也就是以王者的功德为内容创作新乐。前者是对已有音乐进行筛选的标准, 某种意义上是对音乐传播活动中音乐编辑环节提出的具体要求;后者则是对新创作音乐传播内容提出的规范, 是对音乐传播活动中创作环节提出的具体要求。在董仲舒看来, 后者优于前者, 因为后者更“宜于世”, 更有利于教化, 这是他对音乐传播的实际效果的一种比较。再次, 董仲舒也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观点, 进一步指出了音乐之所以“变民也易”、“化人也著”, 是因为音乐“发于和而本于情”, 不只作用于人们的听觉, 更能“臧于骨髓”, 也就是深入人心, 这同样也是“圣王已没, 钟鼓管弦之声未衰”的原因。这一点也体现了董仲舒对音乐传播效果的深度与长远性的认识和肯定。
在《楚庄王》篇中, 董仲舒回答问者重新制作音乐的必要性时, 对“王者自作新乐”有更为深入的论述。董仲舒认为新君接受“天命”, 是“民之所同乐”4, 制作新乐是为了顺应人心。他强调“天下未徧合和, 王者不虚作乐”5, 这是进行音乐创作、音乐传播活动的前提;他要求制作音乐必须“本、末、质、文皆已具矣”6, 这是要求音乐传播内容必须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结合。只有天下大治、人心和乐, 才能制乐, 才能制出既有符合标准的本质内容, 又有精致文采形式的音乐。尽管“制为应天改之, 乐为应人作之”7, 改制、作乐有着不同的根据和不同的时间, 但其目的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巩固新君的统治, 进行音乐创作、音乐传播活动的目的在于颂扬和巩固王权神授的观念。
在《玉杯》篇中, 董仲舒对文、质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礼之所重者在其志, 志敬而节具, 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 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 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 重志之谓也。志为质, 物为文, 文著于质, 质不居文, 文安施质?质文两备, 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 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 宁有质而无文……有文无质, 非直不子, 乃少恶之……然则春秋之序道也, 先质而后文, 右志而左物。故曰:“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 亦宜曰:“朝云朝云, 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 亦宜曰:“丧云丧云, 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 明其贵志以反和, 见其好诚以灭伪。8
孔子曾说过“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9, 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要求文、质的统一。《玉杯》中的“质文两备, 然后其礼成”, 同《楚庄王》中提出“成者, 本、末、质、文皆已具矣”意思相近。董仲舒在继承孔子观点的同时, 更加强调质和文之间不可或缺的关系, 认为质需要通过文来凸显, 若有文无质, 文就成为没有意义的虚设, 故进一步指出“文质偏行, 不得有我尔之名”。然而“质文两备”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如做不到两备, 董仲舒则强调“宁有质而无文”, 因为质为本, 文为末, “志敬而节具”, “志和而音雅”, 有文无质应“恶之”。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并不是肯定有质无文。董仲舒由此确立一种“先质后文”的顺序, 质文两备, 二者要有先后之分, 但缺一不可。董仲舒也引用了孔子“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1之说, 但继承之余, 其观点更加重视“本”和“质”, 这与其政治思想是分不开的。董仲舒对文、质关系的论述, 虽然是面对文艺提出的, 并不特指音乐中的文质问题, 但“志和而音雅”等语句中, 均体现了其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首先要表达质, 具备内容美, 其次才是对文, 即旋律等形式美的追求。
董仲舒思想体系是维持汉王朝长治久安的一整套理论体系, 其中涉及音乐的思想、对音乐传播活动的认识和规范策略, 都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 因此较为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及音乐传播活动的实际效果。董仲舒宣扬“王权神授”的理论, 故十分强调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 强调以歌颂新君为内容, 宣扬“作乐者, 必反天下之始乐于己以为本”, 以服务其“大一统”。
四、朱熹:天理自然, “礼乐相须”
朱熹作为南宋儒学—理学的代表人物, 以先秦孔孟之道为主体, 兼收佛学、道家思想, 结合南宋社会文化的现实, 构建了一个既庞大又十分缜密的思想体系, 上至国家礼法, 下至民间俗事, 都提出了相应之规。朱熹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为教本, 并著有《四书集注》, 对后世数百年的科举考试影响极大。朱熹传世之作极多, 既有其本人著作, 也有后人辑录, 主要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诗集传》等。
朱熹既继承孔子、孟子的思想, 将孔孟之道总结为“存天理, 灭人欲”, 也以此为基础提出新观点、新见解, 形成了理学体系。关于“理”, 他在《答黄道夫书》说:“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2即认为“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在《答程允夫》中他又说:“仁者, 天理也, 理之所发, 莫不有自然之节。中其节, 则有自然之和, 此礼乐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 灭天理, 夫何有于礼乐?”3在这里“理”又对应了传统儒学中的“仁”和“中和”的范畴。可见同孔子思想中的“仁”一样, 朱熹提出的“理”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范畴, 既涵盖了事物的规律, 也蕴含着伦理道德的要求。而“人而不仁”一句则继承了孔子对从事礼乐实践之人的要求。
儒家向来重视礼乐, 朱熹在著作中也多次论及礼乐。朱熹以“理”来解释礼乐的产生, 他认为礼乐虽然与仁有关, 但归根结底还是缘自“理”, 先有“理”而后才有礼乐。而对于礼、乐之间的关系, 朱熹则强调礼乐“相须”并且要先礼后乐。《答廖子晦》:“礼、乐固必相须。然所谓乐者, 亦不过谓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 非是著意放开一路而欲其和乐也。然欲胸中无事, 非敬不能, 故程子曰‘敬则自然和乐’, 而周子亦以为‘礼先而乐后’, 此可见也。”4这段文字强调礼乐有先后之分, 既是对“礼”重要性的强调, 也是对“乐” (包括内容和音乐传播形式) 的规范界定, 表明了朱熹等理学家对“乐”从“礼”的要求。
朱熹主张“存天理, 灭人欲”, 但所谓“灭人欲”并不同于佛教等宗教教义中的“禁欲”、“灭欲”之说, 而是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一种继承。朱熹在这里说的“人欲”指的是人们正常需要之外的私欲杂念, 并不说明他主张所有的“欲”都要禁绝。因此, 在看待音乐, 包括俗乐传播的问题上, 朱熹主张只要符合“理”的标准, 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音乐内容和传播形式, 都是可以接受的。
朱熹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 尤其是其传播效果对人心、性情的深入影响和教化作用。他在《〈尚书·舜典〉注》中的如下言论, 颇能体现其主张:
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温, 故欲其温;宽者必不足于栗, 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辅翼之也。刚者必至于虐, 故欲其无虐;简者必至于傲, 故欲其无傲:皆所以防其气禀之过而矫揉之也。所以教胄子者, 欲其如此, 而所以教之之具, 则又专在于乐, 如《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 而孔子亦曰“兴于诗, 成于乐”。盖所以荡涤邪秽, 斟酌饱满, 动荡血脉, 流通精神, 养其中和之德, 而救其气质之偏者也……圣人作乐以养情性, 育人材, 事神祇, 和上下, 其体用功效广大深切如此。5
这段文字强调音乐具有“荡涤邪秽, 斟酌饱满, 动荡血脉, 流通精神”的功用, 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培养“中和之德”, 所以能够达到“养情性, 育人材, 事神祇, 和上下”的效果。
朱熹在《答廖子晦》说:“圣人说政以宽为本, 而今反欲其严, 正如古乐以和为主, 而周子反欲其淡。盖今之所谓宽者, 乃纵弛, 所谓和者, 乃哇淫, 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故必以是矫之, 乃得其平耳。”1他认为儒家思想中以“和”为美的价值观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依然强调“和”的主要地位, 并继承了北宋周敦颐的思想, 主张要以“淡”来矫正哇淫之弊。
除了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以“和”为美的价值观之外, 朱熹恢复礼乐教化制度的主张也不是要简单地“复周礼”。虽然他有着“今之士大夫, 问以五音、十二律, 无能晓者”2的感叹, 可一览他对乐之凋零的担忧之情, 但他也早已意识到“古乐亦难遽复”3, 认为在古礼难复、乐调难考的情况下盲目复辟礼乐是不可取的, 因此主张因时、因势制宜进行变革, 提出“当立一乐学, 使士大夫习之, 久后必有精通者出”4的想法。
对乐教的改革和实践, 是朱熹音乐传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朱熹并不认同“礼不下庶人”的观点, 虽然前文中只提到“使士大夫习之”, 但在实际操作中, 朱熹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维护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接受音乐教育的权利。除了在书院授课之外, 朱熹还通过信函的方式教授学生, 这种方式大大拓展了其思想传播的地域广度。
朱熹乐教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 如古代音乐文献、礼乐、诗乐、乐学、律学等。相较于孔子传授的“六艺”中的《诗》、《乐》, 朱熹的乐教涵盖得更多。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朱熹对音乐的热爱及其后期对民间俗乐的关注, 其乐教课程中也含有少许俗乐方面的内容。通过《朱子语类》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的记载可知, 通过这两种授课方式与朱熹探讨音乐等问题的门人, 均有不同的出身和社会地位, 可见其受众之广泛。这些门人接受了朱熹的乐教后, 或入朝为官, 或著书立说, 将朱熹的乐教思想融入自己的事业中, 转而传授门人或感染同僚, 使朱熹的乐教思想实现了扩散性的传播。
朱熹生于书香门第, 从祖父朱森到父亲朱松皆喜好诗乐, 自幼生活在歌诗咏词的诗乐环境中, 5岁就入学堂学习, 父亲亦时常亲自指导其诗乐学习。朱熹在早年依照《毛诗序》作《诗集传》, 但随后的几十年里, 朱熹一方面参考众多学者的《诗》乐研究成果, 一方面参与《诗》乐演唱活动, 数次对《诗集传》进行修改, 直至最后冲破了《毛诗序》的桎梏, 提出了极具创造性的《诗》乐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风、雅、颂的重新定义:“风者, 民俗歌谣之诗也”5;“雅者, 正也, 正乐之歌也”6;“颂者, 宗庙之乐歌”7。另《朱子语类》:“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 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8这样的定义有别于前人一味将道德伦理、王道等因素强加在《诗》上形成的定义, 明确提出了风、雅、颂是乐调的主张, 体现了对《诗》的乐歌本质的重新认识, 将对《诗》的研究视角转向对乐调的研究, 不再一味拘泥于对诗文内涵的评判。
儒家学者历来延续孔子“放郑声”的主张, 对“郑声”的批判较孔子愈发激烈。朱熹对“郑声”的态度亦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但有别于前人多论“郑声”少提“卫声”, 朱熹对“卫风”进行了分析, 并将其与“郑风”做了对比:
郑、卫之乐, 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 卫诗三十有九, 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 而淫奔之诗已不翅 (通“啻”) 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 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 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 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 犹以郑声为戒, 而不及卫, 盖举重而言, 固自有次第也。9
朱熹对郑风、卫风的批判明显带有特定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将歌颂爱情的诗文定义为“淫声”, 简单地用郑风、卫风替代郑卫之声进行研究, 曲解了孔子对郑卫之声的批判。但抛开对其思想落后性的评判, 朱熹不再简单地附庸“放郑声”, 而是真正通过研究提出了自己认为郑卫之音应当被批判放逐的原因, 也体现了其评判音乐传播内容的严谨态度。
朱熹也有着十分高超的音乐才能, 其音乐传播实践十分丰富, 这从众多记载中可窥一斑。“朱熹好琴, 精通音律”10, 钱穆先生如是评价。朱熹早年师从刘屏山 (刘子翚) , 课余时间常抚琴而歌, 他最早的琴乐知识也来源于此。后来, 他还应刘屏山之子刘玶之邀, 作《刘屏山复斋蒙斋二琴铭》。朱熹为官多年, 数次外出供职, 始终琴不离身, 时常抚琴自娱, 以琴会友, 修养心性, 晚年更潜心研究乐律, 作《琴律说》。受刘屏山的影响, 朱熹还逐渐对民间艺术形式产生了兴趣, 并时常向民间艺人请教民间艺术的具体表演形式, 并曾以地方山歌、渔歌为素材, 创作了《武夷棹歌》10首。朱熹十分擅长歌唱, 常与门人、友人一起唱歌。朱熹的门人詹元善任太常少卿时抄录内廷《诗》谱, 退任回乡后命家中乐工习练, 并邀请朱熹前去观赏。朱熹虽对依俗乐谱填《诗》的做法并不完全认同, 有“颇可听, 但吓走孔夫子耳”1的评价, 但依然仔细聆听, 并时常参与其中, 提出中肯的建议, 为《诗》乐能更好地传播做出了贡献。
朱熹著作等身, 对乐教、《诗》乐、乐律等方面的研究颇为细致。其以“理”为核心的音乐传播见解、对音乐传播内容的严苛审核, 虽然带有封建伦理的局限性, 但抛开这些价值评判, 仅从其对音乐传播效果的认识和对音乐传播内容的审核来看, 其对音乐传播的见解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
五、王守仁:我心即理, 去芜存菁
王守仁 (1472—1529) , 字伯安, 号阳明, 人称阳明先生, 浙江余姚人, 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弘治十二年 (1499) 中进士, 仕途起伏, 曾因得罪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期间劝导当地民众学习, 成效颇广, 深受爱戴, 居于栖霞山溶洞, 后称阳明洞, 其众多重要思想诞生于此。他54岁时辞官回乡, 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办书院, 收徒讲学, 宣扬其心学思想。王守仁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思想, 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有《传习录》、《大学问》及门人所辑《阳明全书》 (即《王文成公全书》) 传世, 其思想在汉文化圈中流传颇广, 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早年遍读朱熹著作, 接受“格物致知”之学, 并付诸实践, 格竹以求“理”, 即著名的“守仁格竹”。因未得竹子之理反倒思劳成疾, 遂对“格物”学说产生怀疑, 后转为发展陆九渊心学, 力主“心即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更认为为学“惟求得其心”, 只要修养内心, 人人可成尧舜。他没有专门论乐的文章, 但《传习录》记载了许多他对音乐的见解及以对话形式出现的他与门人对音乐问题的探讨。
《传习录》载:“孔子云:‘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制礼作乐, 必具中和之德, 声为律而身为度者, 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 乐工之事, 祝史之守。”2王守仁在这里引用了孔子对从事礼乐活动之人的要求。孔子以“仁”为准则, 王守仁则以更为具象的“中和之德”进行诠释, 并强调身正不邪, 音声中和而不淫的人才能制礼作乐, 进而指出具体的礼仪、乐律并不重要, 是乐工和祝史的职责。可见王守仁对音乐传播者, 尤其是作为音乐传播源头的创作者, 唯有德行的要求, 即具备“中和之德”, 而并不在意其音乐技能的高下。这与儒家“先质后文”的思想一脉相承, 与《乐记》中的“德成而上, 艺成而下”相通。
对于律吕之数, 不同于宋明理学家的执着钻研, 王守仁据其“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的主观唯心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传习录卷上·陆澄录》记载了一段王守仁就《律吕新书》3引出的对律吕之数的观点。他认为, “学者当务之急, 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4, 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5, 并指出书中以候气定律的弊端。在《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中, 王守仁就“元声”的问题与门人展开讨论, 提出“元声只在你心上求”6的观点, 并进一步以歌诗例证:“你的心气和平, 听者自然悦怿兴起, 只此便是元声之始。”这里再次提出对古人以候气定律的质疑, 认为因无法准确知晓节气时辰, 故据此得出的律吕必然不够精确, 从而得出律吕无须“求之于外”的结论。这两段关于律吕的讨论, 从侧面体现了王守仁对从事音乐之人“心”的要求, 要“先养得人心和平”7, “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8, 达到这样的境界才可以作乐, 才能做出有用之乐。这也是其“心即理”的哲学观念在音乐问题上的体现。
儒家向来推崇古乐, 主张恢复礼乐, 但由于古乐成时尚无完善的记谱方法, 口耳相传的曲调历经千余年也早已无处可寻, 到王守仁之时, 所谓古乐就只有前人著述中的些许文字描述, 故其论及古乐便不全是复辟之言, 而是就实际情况做了变通。《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载: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 尚与古乐意思相近。”未达, 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 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 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 俱播在乐中, 所以有德者闻之, 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 只是做些词调, 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 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 取今之戏子, 将妖淫词调俱去了, 只取忠臣、孝子故事, 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 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 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9
王守仁提出“今之戏子, 尚与古乐意思相近”的观点, 认为《韶》和《武》的九个乐章分别是舜和武王的戏子, 两位圣人一生的事迹、功德都表现在音乐之中, 所以有德者就能听出其中的寓意。又提出今人只做词调, 但其中没有使人向善的寓意, 就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将今日的戏子中无益于风化的内容剔除, 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 其中的深意就能使人向善, 有益于风化。这里体现了王守仁对音乐传播“移风易俗”效果的认识, 其关于古乐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不再一味地因为历来圣人皆言古乐好便盲目崇古, 而是真正认识到优质的音乐传播内容在于音乐信息的高质量, 而不在于某种一成不变的形式。这段文字中对《韶》、《武》的描述, 也表露出王守仁对孔子“尽善尽美”的音乐传播内容评判标准的继承。
王守仁虽对戏曲传播效果予以肯定, 但也是以“将妖淫词调俱去了, 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为前提条件的, 可见其对古乐、今乐的态度虽较之前人有缓和之态, 较为圆通, 但并不等于对民间音乐的全面接受。《传习录卷上·徐爱录》载: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 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 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郑卫之音, 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 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 奏之乡党。皆所以资畅和平, 涵拯偲性。移风易俗, 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 世儒附会, 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 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是求其说而不得, 从而为之辞。”1
王守仁引用孔子批判郑声的原文来表达其对郑声的厌恶, 只不过同朱熹一样, 他也误将郑卫之声等同于《诗》中的郑风和卫风。由郑卫之声的流传又论及后来民间流行的小曲, 认为都是“淫泆之词”, 蛊惑人心, 所以坊间广为流传。由此可见, 对于不符合其标准的民间音乐, 王守仁是难掩憎恶之情的, 足见他对音乐传播的内容是有要求的, 认为必须有益于风化才是值得提倡的。
在《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2中, 王守仁提出了“诱之歌诗”的主张——“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 即运用音乐传播的方式, 以让受众直接参与音乐传播活动的方式, 对受众予以精神、灵感上的启发, 实现寓教于乐, 获得事半功倍的教育传播效果。王守仁将儿童的天性归结为“乐嬉游而惮拘检”, 认为“使其趋向鼓舞, 中心喜悦”, 就能使其达到“进自不能已”的效果, 提倡通过音乐、娱乐、游戏等活动让儿童受到鼓舞, 以愉悦的情绪自主地投入学习, 会有很好的效果;对“鞭挞绳缚, 若待拘囚”的强迫式教育, 他予以批判。对于“诱之歌诗”的效果, 王守仁总结为“非但发其志意而已, 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 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除了前文提到的“发其志意”, 这里又提到了参与音乐实践有着宣泄情绪的作用, 能达到排解郁结之气的效果, 这是对音乐传播活动情感宣泄作用的认识。王守仁希望通过这样的作用实现“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 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可见其目的还是为了实现礼乐教化, 只是较之前人生硬的“鞭挞绳缚”, 他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举措, 有效利用了音乐传播活动中的娱乐性, 使人“不苦其难”。
王守仁对音乐, 包括音乐传播活动的认识, 总体上来讲也是以利用为主, 希望通过音乐传播活动使音乐信息中蕴含的教化内容深入人心, 在教育问题上鼓励参与音乐实践也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但是, 相较于儒家前人对古乐、礼乐一成不变的追捧, 王守仁的思想和他提出的措施都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变通, 显然更符合当时时代、社会的需求。他对音乐传播活动的认识也不再停留在只视其为教化的一种手段, 而是对其情绪宣泄、疏导心结的功能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结语
儒家对音乐传播的社会功能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 并且经常很好地加以利用, 提倡以音乐传播的形式实现民风的改善和思想的传播。通过对千百年来孔子音乐传播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传承的梳理, 我们不难看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可塑性。孔子的音乐传播思想在流传中并不是一成不变,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 传承者往往会赋予其贴合时代特色的意义, 使其更加适用于那个时代的要求。
比如对音乐传播内容核心的要求, 就经历了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义”、荀子的“隆礼”、董仲舒的“道”、《乐记》的“德、伦理”、朱熹的“理”, 再到王守仁的“中和之德”的转变。后来者并没有完全继承孔子的“仁”, 而是根据时代变迁、个人理解等提出了新的说法, 但究其本质, 皆不出于对“仁”的扩展或是对“仁”的具象化。再比如对于孔子对音乐传播内容审美性的要求, 也就是对“尽善尽美”境界的追求, 后来者是全面继承并不断加以丰富的。这具体体现在他们对古乐、今乐的认识, 特别是对郑卫之音的批判中。孔子推崇“尽善尽美”的韶乐, 主张“放郑声”,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后来者对郑卫之音的批判可谓愈演愈烈:孟子虽然有过“今之乐由古之乐”的言论, 但那只是迫于统治者威严的妥协之词, 其对郑声的真实态度与孔子并无二致;荀子将郑声斥为淫声、奸声;《乐记》将郑卫之音称为“溺音”;朱熹认为“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王守仁则将郑卫之音称为“淫泆之词”。
不同于“仁”和“尽善尽美”的传承, 孔子“复周礼”的主张, 即以“礼”作为规范音乐传播活动的准则的主张, 并没有始终得到延续。后来者中, 荀子是最看重“礼”的, 不光将“礼”作为规范音乐传播活动的准则, 而且将这种规范延伸到对音乐传播内容的要求。而进入汉代, 孔子提倡的“礼”就被逐渐淡化了, 后来者根据当朝的形势制定新的规范, 提及孔子的“礼”时, 通常只是要求像孔子提倡遵循“礼”一般来遵循新的规范。
往事越千年, 孔子的音乐传播思想固然已不完全适用于现代音乐传播秩序与模式。而且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和更新, 孔子的传播方式在当代音乐传播中也已被其他传播方式所叠加或边缘化。但是, “仁”的思想、“尽善尽美”的评价标准等, 却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芒, 而且体现出了永恒的魅力, 仍然可以指导当代的音乐传播与音乐实践活动, 可谓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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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体系 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红色文化,传承,创新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的重大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社会工程, 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更需要深入挖掘、整合各种有效资源, 形成建设合力, 才能取得成效。红色文化是一代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它对于我们今天唱响主旋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孕育母体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 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博物馆、展览馆等实物;制度文化是指革命时期形成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革命文献作品;精神文化即是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革命道德传统等。它包括:战争年代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及后期形成的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等等。
中华民族向来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过程中, 这种民族精神进一步升华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崇高的爱国主义、无私的奉献精神、革命的英雄主义等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支柱的观念体系, 这种观念体系所蕴涵的“核心价值”构成了红色文化的实质内容。因此, 红色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领导构建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体系, 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地蕴含于红色文化之中, 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孕育母体。
首先, 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成果。其次, 红色文化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 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文化, 孕育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再次, 红色文化是“扬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面向时代, 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化。最后, 红色文化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 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文化。
二、传承红色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和有效路径
1. 红色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前提。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进程, 着眼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构建, 既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建设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承载着中国革命的崇高理想、奋斗精神和历史经验, 它既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内涵, 又有与时俱进、价值永恒的普遍意义。红色文化和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红色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前提和坚实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注重开发红色文化资源, 弘扬红色文化精神。
2. 红色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富的
优质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过程中形成的, 从其形成过程看, 红色文化资源形成的过程,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逐步培育和形成的过程。因此, 在内容上, 红色文化天然地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内在地包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 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所有的革命遗产和文物等红色文化资源都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革命文化内涵, 折射出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爱国情感和高尚品质, 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生动教材, 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质原料。
3. 传承红色文化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良好载体和有效路径。
红色文化资源生动感性, 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能够极大地激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民族情怀, 确立崇高的理想;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 遍及大江南北, 存在形式多样, 非常易于开发, 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富而强大的精神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相结合不仅可以发扬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 营造红色文化育人的浓厚氛围, 创新红色文化的育人机制, 而且可以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式方法, 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和熏陶,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4. 传承红色文化, 可以有效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廓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道路。
在文化领域, 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和各种腐朽价值观的斗争将异常激烈。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中的主流价值取向, 引导人们回顾革命历程, 缅怀革命先烈, 追思英雄情怀, 感受革命精神, 能够净化人们的灵魂, 坚定理想信念, 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开辟道路。
近年来, 各地依托区域红色文化资源, 以红色旅游为主线, 积极开发红色文化资源, 推动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创作红色文化产品, 扩大红色文化宣传, 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是, 纵观各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 尽管热情很高, 初见成效, 却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目前看来, 各地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单体开发非常重视, 却忽视了红色文化资源的群体整合重组、立体开发, 导致资源开发无序, 利用率不高, 综合效益不彰。
三、推进红色文化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1. 突出创新意识, 激发红色文化创新动力。
红色文化不只局限于革命战争年代, 它更体现出与革命战争年代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 体现出与新的社会形势相适应。因此, 红色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就不能简单复制以往的内容、模式和方法, 必须树立创新意识, 勇于创新, 善于创新, 根据现时代的特点和社会需要, 创造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更加科学的开发机制、红色产品和传播方式。
2. 创新红色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 打造红色文化精品。
红色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是红色文化资源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推进红色文化创新时, 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 提炼和丰富红色文化的精神特质和科学精髓, 把纯洁、文明和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东西展示给人们, 摒弃各种文化糟粕, 防止消极颓废甚至是封建迷信反动的东西杂拌到红色文化中来, 影响到人们对红色文化主流的认知和认同。只有这样, 才能使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得到认同、红色文化的精神得以有效传播, 才能使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 激发红色文化活力。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 深入挖掘和发挥红色文化的作用, 必须创造性地开展红色文化的传播工作, 激活红色文化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要充分利用媒体传播的主渠道作用, 通过建立红色文化网站, 加大红色文化场馆的建设力度, 推进红色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等多种手段和途径, 打造红色文化品牌。
4. 加强资源整合, 创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资源的优化整合是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根本前提。中国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 分布广泛, 且具有潜隐性。只有通过资源整合, 创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才能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发挥最大的效益。把红色资源和各种教育资源相整合, 使红色资源与各种教育资源相互补充, 形成教育合力;尤其是要把红色资源和社会主义市场资源相整合, 建立文化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
5. 多措并举,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红色文化创新队伍。
推进红色文化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关键在人才。加强队伍建设,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红色文化创新队伍, 是推进红色文化创新的重要一环。红色文化创新人员承担着传承、传播红色文明的历史重任, 必须秉持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高尚的美德情操, 必须具有传承红色文明的事业心和使命感, 掌握文化创新的规律、技术和方法。因此, 对红色文化创新人员来说, 素质要求很高且很全面, 必须加强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业务水平。各级有关部门和单位也要积极运用多种形式、多层次的教育培训活动和激励措施, 充分调动红色文化创新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支持创新, 敢于创新, 善于创新, 从而推动红色文化创新工作深入且富有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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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体系 篇10
新课标强调要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新课改要改变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课程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割裂的状况。语文课程要加强综合性, 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实现与生活的联结。在语文课程中可以学习到其他方面的知识和方法;在其他课程中也可以学到语文, 可以拓宽学语文、用语文的天地。二十四节气恰恰是语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科学联系紧密的一门课程, 可以在传承民俗文化的过程中让学生学习语文、拓宽语文、应用语文。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通过思考与实践, 笔者初步找到了一个传承二十四节气民俗的方法体系。
一、以节气谚语教学为载体
在苏教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第十二课, 安排了著名作家刘绍棠创作的一篇文章《本命年的回想》, 文章一开篇就引用了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学生在朗朗上口的节气歌中了解并记住了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因此, 给语文教师的启发是:充分运用节气谚语这一载体加强二十四节气民俗的教育。
上面提到的二十四节气歌还有四句“上半年是六廿一, 下半年来八廿三, 每月两节日期定, 最多不差一二天”, 在上课时应当补充完整并给予充分解释。在民间, 除了提到的二十四节气歌之外, 还有大量的节气农谚, 它们不仅告诉人们每个节气该做什么 (种和收) , 还告诫了如果误了节气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谚语内容涉及面广, 涵盖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风俗信仰、手工业生产等诸多方面。它们大都简短上口、便于流传, 成为农耕社会广大人民生活、生产的重要指导!
二、以节日民俗教学为载体
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些经过历史的变迁, 经过官方和大众的影响和推动, 已经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的约定俗称的节日。还有一些节气虽然未能变为法定节日, 但是也已经与各大传统节日密切相连, 融为一体。
以清明为例, 它是播种的大好季节, 全国各地的农民们都会抓紧春耕生产, 所谓“清明前后, 种瓜种豆”。同时, 清明又是一个祭祀祖先、缅怀先烈的传统节日。近年来, 国家又把清明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各地教育部门也纷纷推出了以“清明”为载体的主题教育活动。
而且, 玩是孩子的天性。节日, 则是学生能够放松的最佳时机。因此, 语文教师应该抓住各大传统节日, 进行相关的节气知识教育和传承, 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
三、以节气诗词教学为载体
描写二十四节气的诗词不仅是中国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应该说, 有关二十四节气的诗词是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载体。在教学中, 我们可以在常规诗词教学的基础上, 让学生搜集整理诗歌中所描写的物候、民俗现象, 并联系生活与诗词中描写的这些现象进行对比。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王维的著名的怀人之作。在教学时, 可以先从字词、画面、感情、艺术手法等多方面对诗进行教学, 然后以此为契机, 引导学生了解唐代重阳节登高、插茱萸等习俗, 还可以引导学生搜集重阳赏菊、饮酒的资料;最后让学生联系现实生活, 今夕对照, 以了解如今增加敬老、吃重阳糕等新的节气风俗, 进而加强学生对二十四节气的了解。
教师还可以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 带领学生诵读古诗词, 从冬至开始, 跨越春夏秋冬四季, 到下一个冬至结束。在这一年四季的诗词之旅中让学生们就此真心地爱上诗词, 爱上诵读, 爱上中国文化。让他们产生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 使他们懂得责任, 懂得担当, 懂得感恩!
四、以名著导读教学为载体
许多名著当中都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写刻画, 语文教师在进行名著导读与鉴赏时, 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对学生进行节气方面的教学。以《红楼梦》为例, 作者几乎描写了所有的二十四节气以及传统节日活动。其中, 以清明为例, 小说展现了清代人在清明节的一些主要活动:扫墓、郊游踏青、荡秋千、放风筝、蹴鞠、拔河、插柳、植树等多项活动。应该说, 有关清明节的传统习俗, 在《红楼梦》中都有所反映。教师同样可以在名著导学中, 有意识地指导学生搜集二十四节气的习俗与知识, 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五、以语文综合实践课为载体
教师还可以充分利用综合实践课程这一平台, 围绕二十四节气精心设计活动, 让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切实体会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文化底蕴, 掌握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谚语和科学知识, 感受并熟悉这些气节所展现出来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 进而让学生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