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评析（精选7篇）
经验评析 篇1
PREFACE/前言
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理论框架中,有关财务会计工作的本质、基本任务、在管理工作中的角色、对宏观社会经济运作的协调作用等.是会计学里核心中的核心.会计专业实务工作的根本思辨依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国情跟西方大大不同在经济、金融、会计工作环境等.皆有别于欧美情况。故此中国借鉴西方财经工管领域的研究经验,便不须与西方的研究课题同步。根据这个观点,本文全面分析西方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研究文献,集中思考西方曾经处理过又对今日中国有实际需要的研究课题、结合法规准则研究里两大领辞中的四个主要论点本文强调“通过法规准则监管市场的必要性”。引用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文诠释研究方法“构建论”,本文指出文化因素是在会计法规研究或实际准则制订中不应被忽略的关键元素。
一、引言
关于持续发展中国会计研究的学术工作,寻求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有两个基础性课题至关重要。第一,当代会计研究方法的检讨与反思(陈孟贤,2007)。第二,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理论框架(本文的焦点)。在2009年全球金融海啸以后,后者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二、全面重组关于当代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西方文献
解构当代西方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主要的文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基本概念的探讨,第二部分: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动力的分析。在第一部分里,可以再细分为六个热门的研究领域:(1)法规力量对比市场力量;(2)政府部门监管对比专业协会监管;(3)会计法规准则的权威性;(4)法律形式主导的准则对比决策效益主导的准则;(5)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参与者;(6)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技术程序。而在第二部分里,本文则集中检视在会计法规准则的制订中,利益群体角力与科学理性动力二者截然不同的表现。
基于上述的西方主流文献评析,本文将会提出: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角度,了解财务会计工作本质的理论观点。再进一步,批判整个当代西方会计法规准则文献里的重大缺失:忽略了文化视角。在本文的最后一个段落,会借用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文诠释研究方法“构建论”,指出文化因素是在会计法规研究或实际准则制订中绝不应被忽略的关键元素。
三、法规力量对比市场力量
Abdel-khalik曾任西方权威学刊The Accounting Review的主编,是西方会计研究界极有份量的一位大师。他早年便提出(1980),会计法规准则研究的最彻底起点,就是反叛地问“根本上究竟需要不需要会计法规”?Puxty等(1987)认为,制约会计行为有三个来源:市场、国家、民间社群。跟Von Wysocki(1983)的举例相似,Puxty等(1987)列举在德国的会计行为制约来源是国家政府,在英国则是民间专业协会(Mumford,2008)。Bromwich和Hopwood(1983)、Collins和Pham(1983)都认定在法国的会计行为制约来源是国家政府。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会计行为制约来源通常被看为实际上介乎国家政府与民间专业协会之间(Stamp,1983;Taylor and Turley,1986)。
然而,仍有一种意见主张,会计法规的作用,可以完全被市场力量取代,如此,会计法规便没有存在的需要(Benston,1982)。在这种主张里,可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准则制订(Berger and Hann,2003;Krishnan,2005;Sami and White,1994)。Leftwich(1983)崇尚市场力量,将市场机制理想化“纵使没有法规监察,会计信息使用者依然能够找出并纠正会计信息的错误,他们能够为某些交易行为自创新颖的会计规律,又能够在现有会计规律里匹配不同会计方法给不同类型的交易活动”(Jamal,et al.,2003;Whittred and Zimmer,1994)。
推崇市场力量的观点,亦跟在西方会计研究中备受重视的代理人理论相关(Blacconiere et al.,2008)。在经典文献中,确有一些研究显示,在市场里的代理人关系,能够左右会计世界中的秩序。例如,KellyNewton(1980b)发现企业对可能实施之会计准则的反应,基于如果该准则实施后怎样在三方面影响企业管理层自身的利益:(1)管理层根据会计核算而获得的奖金;(2)管理层因会计核算影响借贷合约,而在股权价值上的得失;(3)管理层因会计核算影响监管机构介入,而在股权价值上的得失。
在市场力量的研究领域上,大量文献分析会计法规、准则、政策、报表如何在资本市场里影响股价和投资行为的改变(例如Aboody et al.,2004;Ajinkya,1980;Baber and Gore,2008;Beaver,1981;Benjamin et al.,1986;Demski,1973;Foster,1980;Lev,1979;Palmrose et al.,2004)。
另一方面,质疑盲目崇拜市场力量,最早主张法规力量的其中两位宗师是Paton和Littleton(1957)。提倡法规力量的主要依据,是市场失效的可能性(Aivazian and Callen,1983;Ewert and Wagenhofer,2005)。这包括各种市场失效的理论:管理层垄断性操控信息、投资者无知、误导性信息披露、会计程序不统一、缺乏客观性等等(Belkaoui,1985)。甚至不论事实上市场是否真的失效,Bromwich和Hopwood(1983)指出,只要公众怀疑或觉得市场似乎失效、被操控,就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启动法规监管的力量(Barton and Way mire,2004)。
其实,会计法规是经济法规的一种。经济法规监管的问题,属于一个更宽广的概念框架。经济监督的理论,主要有两个:公众利益论和挟持论(Posner1974)。公众利益论的精神是:“当法规监管临到某一个行业,是因为回应公众的诉求,为了改正效益低、不公平的市场表现。”(Johnson and Messier,Jr.,1982)虽然公众利益论是经济监督理论的传统论点,但近年已经比不上挟持论被广泛认同的程度。然而,仍然有传统派学者坚持,公众利益论应当是经济法规的理想和纯洁出发点(Stevens,1998),Gaa(1982)是研究会计工作中专业道德操守问题的后起之秀,他就是其中一位在学术工作里的传统派,仍然使用公众利益论在会计准则制订的研究上。
挟持论又称特殊利益集团论,主旨是“经济法规监管的出现,乃回应特殊利益集团因自身利益而发出关于法规的需求”(Dyckman,1988;Sunder,1988,2002)。。在挟持论的各种版本里,统治精英理论和法规供求理论是最重要的两个版本。例如,Stigler(1971,1974)多年来热衷于推广法规供求理论(Black et al.,2004),这理论的要义是“法规的保障是一种服务,配给于谁人或那个团体,在乎供求关系的经济定律”(Johnson and Messier,Jr.,1982)。另一方面,统治精英理论则认为“获得对某行业在法规制订上的操控权,乃透过战略性运用权术和影响力"(Roberts and Kurtenbach,1998)。换言之,任何人、团体或企业如果甘愿服从法规监管,只因除了通过公共监督这一条途径,他们皆没有其他私人途径能够对市场作出控制。在挟持论里,统治精英理论普遍被应用在会计准则制订过程的研究中,而法规供求理论亦被应用在一些会计法规监管的研究里(例如Amershi et al.,1982;Ayers,1998(Benston,1985)。
四、政府部门监管对比专业协会监管
在提倡法规力量的会计研究学派中,仍存在内部分歧“究竟法规力量应该透过政府部门或是专业协会发挥监管作用(D'Souza,1998;Loeb,1986)?为了解答这个疑问,Benston(1976)曾经很经典的比较英国和美国的会计法规监管基本取向。
支持应该透过政府部门发挥监管作用的学者们,多方面批判由专业协会监管的弊病(Cheng et al.,1997;Kaplan,1980;T inker,1984)。例如,Bromwich和Hopwood(1983)列举由专业协会监管的四个大弱点:(1)非官方的专业协会往往缺乏执法权力,在制订会计准则时,唯有自我审查地建议一些有力团体(诸如大企业或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接受的准则。(2)为了让所建议的准则更广泛地被接纳,弱势的专业协会,唯有随俗地倾向处理一些公众感兴趣的潮流热门话题,而那些潮流课题不一定是有重大公众利益的法规问题。(3)为了争取有力团体的支持,弱势的专业协会建议准则时,准则里往往弹性太大、所容许的会计执行办法太多。(4)非官方的会计法规准则制订委员会通常代表性不足,无法充分代表各方利益团体。
然而,支持应该通过专业协会发挥监管作用的学者们认为,非官方监管是大多数公民社会所喜欢选择的(Garmbling,1980)。在美国一次大型民意调查里(Sharp,1979),十种跟会计工作有关的团体被咨询:包括执业会计师、银行家、企业家、证券商、股票市场分析员、会计学者、律师、专业信息管理者、公众人士、政府机关;结果是绝大部分被调查者喜好“非官方监管会计法规与准则”。
在这个应该通过政府部门或是专业协会发挥监管作用的学术争议里,Newman(1981b,1981c)认为,在美国其实是政府部门与专业协会携手合作(Sivakumar and Waymire,2003),有效地发挥了会计法规准则的监管力量。他提出,在美国,官方力量透过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会计业,是用“拥有否决权”之形式,而且,不断地改进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组织,专业协会所发挥的监管作用也不断完善。Ronen(1981)却倡言,在美国,官方力量透过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会计业,远不止于“拥有否决权”。Sprouse(1981)则把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角色分开:前者拥有执法权,而后者拥有设计准则的权力(Kolev et al.,2008)。
五、会计法规准则的权威性
Newman,Ronen,Sprouse等人的研究,有其共通点,其实都共同指向另一个研究领域:会计法规准则的权威性和被接纳的问题(Bonner et al.,1998;Ho;pe,2003)。McMonnies(1985)便直接问“会计准则能有什么权威,应该有什么权威?”KellyNewton(1980a)认为,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权威属于强制权力,上市公司不能不服从(Alford et al.,1994);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权威属于法理权力,因为它的权威基础乃是证券交易委员会。
研究会计法规准则的权威性和被接纳的问题(Amir and Ziv,1997),有些学者采用企业创新模型的角度(Hussein,1981)。根据这个角度,企业是否愿意接受某些会计准则,可以理解为企业组织转型或创新的过程,例如Kelly-Newton(1980a)在企业创新模型里归纳出五个因素,可以影响企业更愿意或更抗拒接受某些会计准则:(1)有没有相对优势?(2)与现存做法协调吗?(3)采用是否复杂?(4)能否先试用?(5)能够量度效益吗?
六、法律形式主导的准则对比决策效益主导的准则
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基本概念的探讨,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会计法规准则应该有怎样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有两大学派:法律形式主导或决策效益主导(Heflin·et al.,2003)。例如Bromwich和Hopwood(1983)分析欧洲大陆的会计传统,透过欧盟指令对英国的影响,就是让英国会计准则更多法律形式主导(即更多加强了法律划一性),但同时美国会计传统对英国亦有影响,叫英国会计准则也有决策效益主导的表现(即重视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法律形式主导的学派出现得比较早,Kirk(1978)认为“一般人自然地相信,准则制订理应是一个法律性质的过程”。(Baginski et al.,2002),Gambling(1980)形容“准则的形态本来就似行政律令”。然而,越后期的研究,就越多在“实质比形式重要”这个西方会计工作的中心思想下,探索较新的关于会计准则形式的概念,即决策效益主导。在前面提及的一项大型民意调查里,大部分受访者的意见也包括“准则制订是为了寻找经济真相、实况”(Hung,2000)。
决策效益主导的学派,依据在于信息使用者的地位越来越高(Macve,2008;Solomons,1986),“会计准则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焦点,而在现今时代,这个焦点必然是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需要”(Kirk,1978)。在实际层面,决策效益主导的理念,通过“相关性”原则来运作“会计准则必须是各行各业在不同处境里用得着的普遍规则”(Hussein,1980)。沿著这个理念,Bromwich(1980)分析在什么条件下会计准则能够对决策者产生最大效益(Chen and Yuan,2004;Ramesh and Revsine,2000)。Leftwich(1983)则更进一步说“如果徒具形式的会计准则与信息使用者不相关,不能为信息使用者的目标服务,信息使用者会毫不犹豫地扬弃那些形式化的准则,然后自动自发地彼此协商,采用新的不成文会计准则”。
虽然决策效益主导的学派是现今会计研究界的宠儿,却不是没有学者对它质疑的(Gintschel and Markov,2004;Benston,2008)。Puxty和Laughlin(1983)尖锐地指出“在真实复杂的世界里,决策效益不应是评价会计准则的标准。对个别团体(其实仍是由个人组成的)有用的信息,不必然带来集体社会公利。法规制订者必须在制订会计准则时,平衡个人需要与社会组织性的调控需要”。Tinker(1984)则直接称一味要求会计准则揭示所谓“经济真相、实况”,其实是狭隘的“经济还原主义”。
七、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参与者和技术程序
关于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研究,另一领域是分析不同参与者的独特行为表现。例如,May和Sundem(1976)分析了四种参与者:企业与审计师、个人、市场整体、政策制订者。Lowe(1986)则分析三种参与者:专业协会、企业、国家官方。其实,不同参与者的分类,可以层出不穷,重要的是,不同的分类能够怎样结合各种关于会计法规准则的研究。
同样,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技术程序,也不能凭空地研究。评价技术程序,应该在具体处境中。例如Solomons(1986)描述在美国具体环境里的会计准则制订技术程序,可以详细制成逻辑推理图表。Sprouse(1983)和Blake(1988)分析英美的会计准则制订技术程序,皆强调向公众咨询的开放性质。Kelly-Newton(1980a)分析技术程序的同时,也研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组织结构。综合而言,大多数研究技术程序的学者都认为,会计准则制订的程序透明度越高越好。
八、会计法规准则制订中的科学理性动力
研究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动力,在西方文献中有两条研究线路:分析科学理性动力或分析利益群体角力,Covaleski和Dirsmith(1988)称之为“二层分析”。对这两条研究线路的定性,不少学者的看法是:会计准则制订应该以科学理性为动力,但现实上会计准则制订过程总是被利益群体角力所主宰(Beaver,1983;Tarca,2008)。
坚持会计准则制订应该以科学理性为动力的学者们始终主张:会计准则的建立,应当服从客观学术研究、科学逻辑并由之而引伸出来的完整理论框架(Ruland,1989;Schipper,2000)。事实上,为了建构完整的财务会计准则制订理论框架,一些主要国家的会计专业团体己经积极发展相关的专案项目。例如,英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已经出版了多份有关研究报告(Macve,1981),包括著名的The Corporate Report(ASC,1975)。在加拿大,类似的报告亦已经出版(CICA,1980)。而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出版的第二号文件《会计信息的素质》,其中关于会计目标的财务会计准则理论框架,更是在全球各地都广泛被讨论。按照会计准则制订应以科学理性为动力的立场,准则制订者被看作理性选择者,所以,会计准则理论框架也被视为公允理性选择之理论(Francis et al.,2006;Gaa,1982);以至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的理论框架,亦被不少科学理性派学者协助推广(Kirk,1978,Solomons,1986)。
当然,批判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理论框架的学者亦很多(Dopuch and Sunder,1980,Fogarty,1992LMiller(1985)列举这个理论框架的八大迷思,并讽刺地说这个标榜科学理性的理论框架,其实仍然是利益群体角力之产物。在专业实务界,也有跨国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领头反对这个理论框架(Flegm,1984)。为了抗衡利益群体干扰科学理性的准则制订过程,学术研究的依据便更显重要。纵使影响可能缓慢和间接,学术研究对科学理性的准则制订过程始终是很有力的支援(Whittington,1983)。
九、会计法规准则制订中的利益群体角力
认为在现实中会计准则制订过程始终被利益群体角力所主宰的学者们,最根本的考虑是:科学理性的准则制订框架,仍需要权力基础方能运作,这就让各种利益群体有机可乘,能够左右准则制订的过程(Dillard,1996.Peasnell,1982)。
研究利益群体角力的西方文献,多不胜数(Adhikari et al.,2006;Davis and MenonJ987;Francis,1987;LindahlJ987;Solomons,1979),但这种研究在中国却不多见。借鉴西方的研究经验,这种研究将来在中国很可能就是一大块可供开拓的财务会计研究新领域。因为国情不同,在西方某些热门研究课题,一般需要10年甚至20年后在中国才有研究的意义(因为需要多年后,中国才有相似适合的经济环境,让那些课题在中国有现实意义和研究条件)。换言之,在中国做会计研究,跟西方同步,做相同的研究课题,反而不恰当;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今天在中国做,条件仍未足够,因为从客观标准看,中国的股民仍未成熟。
Belkaoui(1985)认为,美国的会计准则历史,第一阶段是1933年以前,被企业管理层主宰;第二阶段是1933～1973年,被会计专业实务界主宰;现今是第三阶段,被利益群体角力所主宰。前任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Armstrong坦白承认,制订会计准则是“群众的选择”,目的只不过是避免太尖锐的社会矛盾。
会计准则制订被形容为一个群体角力场,在全世界不同国家里都有普遍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前任主席Burggraaff便曾经详细讨论过在欧洲处境中,会计准则制订的利益群体角力现象。另外,著名学者Hope和Briggs(1982)、Hope和Gray(1982)、Hopwood和Bromwich(1984)则更仔细地描绘在英国这个西方会计发祥地里会计准则制订的利益群体角力表现。
在研究会计法规准则制订动力的文献中,Watts和Zimmerman在197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很有争议性。他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认为一些特定因素诸如税务、簿记成本、经理酬金等影响着企业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制订中如何进行游说工作。换言之,他们是研究静态因素多于动态过程本身。这篇论文,在抬举实证方法的研究圈子里极受推崇(Chen et al.,2007;Kelly,1982;Thomas,1981),但在对实证方法有所批判的研究圈子里,或在提倡分析科学理性动力的会计准则研究学派中(Boland and Gordon,1992;Christenson,1983),这篇著名论文却并非完全被接纳。极端地,Watts和Zimmerman(1979)说会计学的各方各面,都早已被利益群体角力所全面渗透和笼罩,甚至各种会计理论也只是利益群体角力的后果;然而,Lowe等(1983)则讥笑Watts和Zimmerman是用一个简单草率的说法,试图解释会计学这个庞大繁复的学问。
总的来说,研究利益群体角力的文献,重点分析不同利益集团如何影响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例如,国际力量往往干预个别国家的会计准则制订(Bromwich and Hopwood,1983;Giner,2008)。寻着这条思路,Coleman和Pet ite(1983)发现跨国组织诸如联合国、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欧盟等都介入个别国家的会计准则制订(Bae et al.,2008;Ball et a1.,2000)。
在美国,最有力批评不同利益集团影响会计准则制订的,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辖下的会计报告及管理附属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会计建制》。在其中,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被批评过分受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控制。自从这份调查报告被发表,很多学者便进行学术研究,尝试科学验证调查报告内的结论(Brown,1981;Cushing,1999;Khurana and Raman,2004;Puro,1985)。在这些研究里,精密的统计方法诸如多维度图像法被采用,以测试究竟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有没有偏帮某些利益集团(尤其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研究结果显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跟不同利益集团的立场并非经常一致,例如,针对“外币折算”的会计准则,研究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跟各种利益集团的立场是否一致的多维度图像,跟针对“分部报告”会计准则的多维度图像便截然不同。换言之,没有科学证据证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与某种利益集团结盟,也不能在科学上确认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偏帮某种利益群体。这个研究结果,是大部分学者的共识。既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间也并不完全团结,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又没有被操纵,美国的会计准则制订被看成利益群体角力场,在学术理论上便是一种多元角力形态,即“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并非被一种精英统治,而是受多元力量影响"(Hussein and Ketz,1980)。
在多元角力的理论下,学者们便详细分析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各种利益集团的互动,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是追踪在会计准则制订过程中公众咨询期里发生的事件,故此,有些学者审查不同利益集团对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的反应,另一些学者则解构各种利益群体在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开聆讯中的参与(例如:Gray and Seville,1985;Watts and Zimmerman,1978)。透过这些研究,学者们试图了解会计准则制订中潜在的讨价还价过程,“虽然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技术上制订准则,但会计师事务所、大企业等却绕道而行,向国会和政府部门做工作,以影响会计准则的最后定案”(Mautz,1974)。还有一些学者研究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投票规则、成员组合、委员背景等,作为研究利益群体角力的另一种角度(Newman,1981a;Selto and Grove,1983),他们想印证在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内集休投票的可能性,或者有没有一些委员们互相串连以加强在投票时的势力。
十、从会计准则的角度看财务会计的本质
在关于会计法规准则的整体研究里,研究法规准则应该有怎样的形式和研究法规准则制订的动力,是两块最大的研究领域,前者关乎法规准则的最终产品,后者关乎法规准则的产生过程。如果用这两方面的研究作.为一个图表的纵轴与横轴,各自列出最重要的两种观点(在本文的第六、八、九段里已经讨论过),便成为一个有四部分的图表,其中内容竟然与西方财务会计历史发展的进程极之吻合(表1)。
在表1里,财务会计被视为官僚主义文件、历史记录、经济信息、交易商品(即表中四部分内容从左上角开始顺时针阅读),正表达了在西方会计历史中,理解财务会计工作基本任务的发展过程。前两种本质定位(官僚主义文件、历史记录),属于早期的看法,后两种本质定位(经济信息、交易商品),属于近期和当代的看法。例如,最早期的看法,法规准则应由法律形式主导、法规准则制订受到利益群体操纵,结果财务会计工作就是编制样板文章、官僚主义文件。又例如,后期一些的看法,法规准则应由法律形式主导、法规准则制订服从科学理性动力,如此,财务会计工作就是忠实的企业、事业单位业绩记录。再后期一些的看法,法规准则形式应由决策效益主导、法规准则制订服从科学理性动力,这样,财务会计工作就为了提供客观经济信息。最后,看法规准则形式应由决策效益主导、法规准则制订却受利益群体操纵,财务会计就变成了市场上的商品。所以,当代实证会计研究的掌门人Watts和Zimmerman(1979)甚至说财务会计理论亦只不过是在市场里供求力量下的商品。
表1所述会计法规准则整体研究里两大领域中的四个主要观点,充分解释了现代西方一百多年来财务会计之社会意义的不同历史阶段,绝非偶然,而是反映了会计法规准则跟财务会计工作的深层内在联系。正如在本文开头提及的,会计法规准则的理论框架中关于财务会计工作的本质、基本任务、在管理工作中的角色、对宏观社会经济运作的协调作用等,是会计学里核心中的核心、会计专业实务工作的根本思辨依据,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尝试,将在表1中的发现,冠名为“通过法规准则监管市场的必要性”。也因为如此,关于本文第三段“法规力量对比市场力量”的讨论,便不认为单单有市场力量便足够,法规力量还是不可或缺的,从2009年金融海啸的教训,以至对今日中国的实际国情而言,都是如此。
十一、从构建论看西方会计准则制订研究的盲点
图1综述了本文回顾过的西方会计法规准则研究各方面主要领域。在西方文献的回顾中,明显看见法理因素和权力因素涵盖了西方研究的绝大部分(Bushman and Piotroski,2006)。例如,在法规准则应有怎样形式的问题上,主张法律形式主导的学派,强调合法性、客观性、传统性、划一性,就是法理因素的体现;而主张决策效益主导的学派,强调有用性、实效性、相关性,体现经济效益和工具理性,亦是一种法理思维。在法规准则制订不同动力的问题上,利益群体角力学派与科学理性动力学派之争,就是权力因素和法理因素之争。换言之,数十年来西方研究会计法规准则的课题,其实只不过是在法理和权力两个因素上不断钻研,却忽略了人类文明的第三个大因素——文化。文化因素对会计法规准则制订的各方各面,如图1所示,其实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西方的会计法规准则研究总体上忽视了文化因素,乃西方研究极大的盲点,如此立论,可以引用构建论来解释。
在人文社会学界,普遍称英国的吉登斯、法国的福柯、德国的哈贝玛斯为当代西方三大思想家。而构建论,正是吉登斯所研发的突破性人文理论。根据构建论,人类文明的三大结构性因素是意义、权力、道德;意义指文化因素,权力指利益群体角力,道德指法理因素。引用构建论来批判整个西方会计法规准则的研究文献,在文献中权力因素和法理因素无所不在,充分解释了权力结构所发挥的统治作用和道德结构所发挥的合法性作用,独缺文化因素在西方研究中(很少分析意义结构所发挥的诠释沟通作用)。
构建论已经渐渐被会计学术界所重视和应用,被认为是一扇窗,可以打开会计研究的一片新天地(例如:Capps等,1989;Macintosh and Scapens,1990).Roberts和Scapens(1985)引用构建论来形容会计工作的性性质“基于意义、道德、权力三种结构因素,会计系统被看成是规则和资源的集合,以分析问责系统的运作;在会计系统的运作过程中,也反过来强化了文化意义、道德法理、权力统治这三种结构”。
构建论所描画的三种结构因素,哪一种最根本、最重要?吉登斯认为有突变性,在某一处境里,其中一种结构因素会比另外两种重要,但在另一场景中,主导的结构因素又会不同。
图2透过构建论的理论框架和相关概念(Giddens,1984),指出西方会计法规准则文献的重大缺陷,就是忽略了文化因素在法规准则研究中的重要解释力。
十二、结语:文化即国情
近年,在西方会计学术界,从文化角度审视会计课题已经渐受关注,越来越多学者预期文化视角能够开拓会计研究的前沿领域。然而,在众多会计研究范畴中,会计法规准则研究在引入文化因素上依然滞后,只有少数学者重视会计法规准则制订过程的文化性质。Tricker(1983)提出,脱离了阔大的社会环境背景,会计法规准则制订便无从谈起。Kelly-Newton(1980a)主张,为会计法规准则制订过程解码,社会学观点是钥匙。Laughlin和Puxty(1983)为会计规范寻求理论基础时,建议使用“世界观”取代在西方会计监管文献中常见的利益角力观点,而世界观的含意,就是文化滤镜的意思。Bloom和Naciri(1989)曾经比较九个国家的会计准则制订程序,并指出各国文化差异在这些不同程序中的作用。Bromwich和Hop wood(1983)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国情,所以,用案例的方式研究每一个国家的会计准则制订会很多姿多彩(Leuz,2003;Ding et al.,2007)。Amenkhienan(1986)独孤一味,研究会计准则制订时,单单分析文化环境的压力。Violet(1983)的会计准则制订文化解构,根据正宗人类学对文化的严格定义。McKinnon和Harrison(1985)研究日本的会计政策制订,专注论述来自企业和政府的文化影响(Hiramatsu,1997)。
文化角度,作为会计问题的分析工具,其实可以在研究方法上有许多创意变化。·Allaire和Firsirotu(1984)在他们非常著名的理论框架里,形容文化的本质既是因素也是模拟;作为因素,社会集体文化对人的行为有压力和影响,同时作为模拟,人在行动期间,借用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和思维上的意识形态。根据吉登斯的构建论,文化作为因素和模拟的二重性,其实是循环运作的(见图3)。换言之,实际上,文化既是行为的产品,也是行为的条件。用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学大师Parsdns的经典说法“文化由社会互动产生,但也成为未来社会互动的指引”。(Parsons and Shils,1951)跟构建论的循环观点一致,认为“文化是后果亦是过程,是人类互动的模造力量也是它的制成品,持续地受人群互动所不息创造和再创造”Uelinek等,1983)。作为人类互动的制成品,文化在结构层面,包括各种社会模式的规则和资源,诸如伦理观念、礼仪成规、风俗习惯、不成文规定等。作为行为的条件,文化规范人的判断力和思想,往往是社会行为之所以有常规性、一致性、普遍性、可预测性的关键制约力量。
总而言之,不论在学理上或在实际上,文化因素都是会计法规准则研究长期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切入点。对西方的会计研究是如此,对当前中国的会计研究事业更是这样。文化即国情,以中国自己的独特社会经济环境为研究场所,捕捉中国文化背景的特殊因素,分析和点明中国会计法规准则各方面实际问题的出路,对中国会计学术界的未来工作而言大有发挥空间,对会计实务界而言有重大现实意义,对中国财经金融体制、工商管理效益、社会整体发展则都会有所贡献。
经验评析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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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论部分没难度，记准就可以了(注意呦，卷四肯定用得上!)，分则部分，重点罪名要快速多遍，主要注意力放在各罪名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见到一个犯罪事实和行为，只要你能达到可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分则你就复习的差不多了，至于犯罪论部分，老实说，刑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前辈泰斗们关于某些问题还未探讨清楚，我辈在此短时间内要想搞通透几乎是痴人说梦，掌握基础性概念并练好真题就行了。
经验评析 篇3
关键词：经验,自发性,接收性,印象,形而上学
麦克道尔 ( J. Mc Dowell) 的经验论从康德式的问题开始, “经验知识何以可能?”他认为如果哲学家们在“所予神话”与“融贯论”间不停地摇摆, 经验知识就不可能获得。鉴于此他重新审视了经验的属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心灵与世界, 为经验成为知识的必要条件寻找合理依据。分析麦克道尔的这些努力, 可以发现其经验论的一个倾向, 即经验是经验知识的形而上学条件。
一经验的内容是事物呈现给主体的方式
事物与主体感官发生联系形成知觉经验。事物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给主体, 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内容。麦克道尔习惯用短语“事物如此这般”来表述经验的内容。依据呈现方式性质的不同, 经验的内容或者被描述为非概念性的, 或者被描述为概念性的。呈现方式的性质也在争论之列, 对应于前者其呈现的前提是事物与主体间的因果作用, 对应于后者则是事物与主体间的理性联系。麦克道尔认为经验的内容是概念性的。这可称为“关于经验的概念论”。这种概念论的好处是, 一方面保证思想与世界的联系, 世界赋予主体的经验内容对信念起确证作用, 另一方面这种经验在概念运行中发生。与康德的理论相似, 概念是一种知性能力, 自发地被动地应用在经验的内容的形成中, 使经验具有了概念性的内容, 有了确证信念的地位。
传统经验论中, 从对象到感觉予料, 从感觉予料到非推论性的信念, 然后到推论性的信念的过程, 是经验知识获得的过程。在感觉予料到非推论性的信念这一步发生的争论最多。塞拉斯 ( W. Sellars) 批判“所予神话”和戴维森 ( D. Davidson) 主张的融贯论代表了相对立的两种立场。
按照塞拉斯的空间比喻, 感觉予料与信念不属于同一个空间。后者在理由空间, 前者则在其外, 但是二者必须发生联系。思想有“客观意指” ( objective purport) 的需要, 它需要外在的限制。外在的限制是经验性的。缺少经验性的限制, “思想”就会缺少经验性的内容, 它就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思想。然而, 问题是需要外在的限制 ( 实在的限制) 看起来就是需要来自“外在于概念范围”的某物的限制, 即来自于理由空间之外的某物的限制。这就是诉诸“所予”。“经验的‘所予’提供给思想的限制毫无疑问是外在的, 但不幸的是它并不是理性的。而且如果它不是理性的就不会恰当地限制思想。”［1］8因此, 这种所予是神话。逃避“所予”的诉求会使我们寻求理性的限制: 来自于概念活动内容的限制。但是如果概念的能力在判断中被规范地应用, 这好像有失去外在性基本要素的危险。可能一些思想是由世界对我们感官的影响激发的, 但这根本没法表明它们有任何特殊的认识论地位。从知识的角度看, 只要我们保持一致性, 好像就可以随意调整信念网。这等于说, 思想根本不受外在的限制。这是从“所予神话”退出后接受了无阻的融贯论。于是知性的自发性需要接收性限制, 但是看不到这何以可能。这是麦克道尔的提出的问题。
二经验是运行中的接收性
为避免上文所说的困难, 经验一方面要与外部世界有联系, 另一方面要没有困难地对理由空间的内容起确证作用。这样的经验内容如何获得?
麦克道尔援引康德的感性和知性概念给出了他的说明。一方面我们在感性中接收直观, 另一方面在知性中自发地使用概念。这里他提出了两个概念, “接收性” ( receptivity) 和“自发性” ( spontaneity) 。麦克道尔有一句口号, “经验就是运行中的接收性。”［2］249接收性这个概念的意旨是保证外部世界对主体经验性思维的限制, 也就是保证思想与世界的关联。知性活动的地方是“理由空间”, 知性产生的关于经验世界的观念需要来自感觉经验的理性限制, 因此自发性的作用就不是完全自由的。这样来规定自发性避免了融贯论所处的威胁“无摩擦的虚空”和“所予神话”, 即求助于纯粹的感觉来确证信念。接收性的运行本身拥有一定的概念能力, 这种能力所发生的作用是被动地由事实在我们感性之上的冲击引起的。我们从以上这些界定得出, 在自发性与接收性的相互作用中, 自发性易于遭受接收性的传输物的冲击, 并对此冲击进行理性构建, 由此所产生的信念或信念体系才能与经验世界相关。此处的一个关键点是接收性与自发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理性的。如果接收性与自发性之间没有理性关系又会如何? 思想看起来不会与世界发生联系。为了回避这种结果, 就需要重新审视经验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奎因 ( W. V. Quine) 和戴维森在这方面的努力。
在奎因的哲学中, 世界观的内容是自由运行的自发性的产物, 不受接收性带给我们的东西的控制。奎因的“概念的独立自主性” ( conceptual sovereignty) 的含义明确区分人类知识中世界和主体两方面因素。［3］奎因所认为的经验是对主体感觉接收器的刺激, 而且“它是任何人在最终得出其世界图景时不得不依赖的全部证据。”［4］这样的经验在麦克道尔、塞拉斯和戴维森看来没有机会与信念或世界观发生理性关系, 不可能在确证序列中出现。如果经验不在确证的序列中, 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世界观超越的东西。这里的“超越”指的感觉向信念的转化。但是奎因的“概念的独立自主性”需要这种超越。超越体现了对自发性或概念独立自主性的运用。世界观可以超越的东西是证据, 如果经验在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只起一种因果性作用而不是确证作用, 那么它不能用作证据。如果经验支持世界观不能如证据支持理论那样, 那么奎因的哲学图景中世界观的存在就成了问题。按照麦克道尔的观点, 自发性 ( 在奎因这里对应的是概念独立自主性) 和接收性之间相互作用, 接收性的传输物在确证序列中, 世界观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奎因的“没有教条的经验论”承认了世界观部分取决于内生性 ( endogenous) 要素, 部分取决于外生性 ( exogenous) 要素, 这二者是自发性与接收性的对应物。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 1951) 中主要是对分析性概念作了批判。普特南 ( H. Putnam) 在《再论“两个教条”》 ( 1976) 中指出, 奎因的文章的后两部分讨论的是先天性 ( a priority) , 他既拒斥了先天性的观念又概括出没有这种观念的情况下的方法论。［5］在我们讨论的语境中可以说, 奎因否定了所予来自知性结构之内。同时在奎因看来, 经验是不能像所予神话所认为的那样与信念有理性关系, 但是“法庭”的说法蕴涵了经验与信念之间有一种理性关系, 也就是说奎因有并没有彻底拒斥外生性所予。拒绝内生性所予就是不承认信念来自先天的原则或更一般的信念, 拒绝外生性所予最明显的是拒绝“所予神话”, 在此前提下, 信念与经验的关系是, 诸信念是一个不断进化的体系, 它们不断调整需要经验揭示的内容,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的已经是该体系的一部分, 而不是对该体系的外在限制。塞拉斯的经验论和奎因的整体论都包含了这样的观点。在自发性与接收性没有理性关系的情况下, 奎因的思想出现了这种不融贯性, 他想去除教条又要顾及思想与世界的关联, 试图拒斥内生性所予又没有拒斥外生性所予。
奎因的这种困境, 戴维森从其融贯论立场出发给予了批判。戴维森的主张是经验不可成为“我们信念范围之外的知识的基础”。［6］141经验不可能既在理由空间之内又在理由空间之外, 如果经验要成为知识的基础, 那么它就需要在理由空间之内, 如果经验在信念范围之外, 那么经验就得在理由空间之外。也就是说戴维森认为, 接收性只能从外部来影响理由空间。事实上在经验的性质方面, 戴维森的理论与奎因的没有不同。他批判的是奎因的概念图式和经验内容二元论, 即他所说的“第三个教条”。［7］经验信念体系产生自自发性和接收性的合作, 这本身就是二元论的体现。这种二元论说不清楚思想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只能臆制造一种思想与经验世界之间的神秘关系。如果我们接受戴维森的融贯论, 就要放弃以下图景: 思想有一个边界, 使思想与世界隔绝。在这一点上戴维森明显是麦克道尔的同盟。但是戴维森完全否定接收性的认识论意义是麦克道尔不可接受的。尽管戴维森声称他自己放弃二元论并不是要放弃世界, ［7］麦克道尔还是认为他的融贯论会使思想与世界无关。
戴维森否定二元论, 从而否定接收性, 也就否定了经验性思维活动 ( empirical thinking) 接受经验过程 ( the cause of experience) 的理性影响。经验过程能理性地冲击人们形成世界观的活动, 产生这种冲击的是显相 ( appearing) , 对某人来说“事物如此这般”的显相。［1］139根据戴维森的融贯论, 对某人来说事物如此这般的显相已经在概念空间中, 有资格与该空间其他事物发生理性联系, 但是感觉印象即世界对我们感官的冲击, 与我们的经验性思维活动并没有理性联系。至多感觉印象使事物如此这般呈现给主体, 给主体应该思考什么一些暗示。显相所起的作用, 在戴维森那里就是信念才能起到的作用, 因为他认为只有信念才能作为另一个信念的理由。［6］141
麦克道尔认为, 对某人来说事物如此这般的显相明显不等于关于某物的信念。［1］140事物向我呈现如此这般, 我获得了一个显相, 这时候并不同于我在相信事物如此这般。通常情况下, 当事物如此这般向我显现时, 我会相信事物如此这般向我显现, 但是此显相并不是此信念。麦克道尔在此区分了显相与信念。虽然他不认可融贯论把显相与信念等同, 但是他认同融贯论的与此相联系的一个观点, 显相与信念有理性联系。“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无害地相信显相本身与我们应该想的内容有理性关联。”［1］140
我们可以看到, 奎因、戴维森和麦克道尔三者思想区别的集中点是接收性。奎因没法解决接收性传输的内容如何能与信念有理性关系的问题, 戴维森直接否定了接收性的理性作用。麦克道尔则要设法说明接收性本身已有理性活动的参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麦克道尔重界定了感觉印象这一概念。
三印象是发挥作用中的接收性
麦克道尔的哲学的独特之处是, 接收性的运行本身拥有一定的概念能力, 于是接收性可以拥有“事物如此这般”, 而事物如此这般可能就是事物所是。于是接受一个印象可能就拥有事物所是。这里麦克道尔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印象可以处于确证序列中, 甚至在尊重塞拉斯关于“所予神话”观点的情况下。第二, 事实本身能参与到主体心灵的理性活动中。［2］252
印象在休谟 ( D. Hume) 那里是知觉中的一种, 是观念的意义, 是知识的经验基础。塞拉斯在《经验论与心灵哲学》 ( 1956) 中对印象的认识论意义作了新辩护。印象间接地参与了经验性思维活动对经验过程的理性回应。印象具有非直接的认识论意义, 不具有直接的认识论意义。罗蒂认为, 当前对塞拉斯这一立场的解读有两个理路, 一个认为应该以纯粹因果性的方式思考感觉, 另一个就是麦克道尔的解读方式, 即知觉融合了思想和感觉。［8］
如果确证有一个序列, 并且印象是世界与我们的感官发生因果作用的结果, 印象就起不到奎因所说的“法庭”作用, 因为它不在确证序列中。我们的接收性带给我们的东西就是显相, 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显相, 这样显相就能够无害地与我们的世界观一起置于理由空间, 因为它们已处于概念空间中。这是戴维森可以接受的观点。这里把显相与印象区分开来, 就是把显相与世界对我们的感官的影响区分开来, 以确保显相可置于概念空间, 保证它们与信念的理性关系。这样的显相俨然是一种信念, 它是经验内容的占有者, 与经验世界相关联。
第二部分中我们曾提到, 麦克道尔认为显相不是信念, 但是显相在理由空间中, 与信念有确证关系。这里与麦克道尔相对的观点认为, 印象不是显相。在印象与信念中间夹入显相, 有转移矛盾的嫌疑。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概念间的关系。麦克道尔在这里迈出了十分关键的一步。他说, 可以假设一下, 如果把信念对显相的理性可应答性 ( rational answerability) 看成是对接收性的理性可应答性, 那情况又是如何呢?［1］142如果理性的应答只能针对显相或信念, 接收性只能是引起了显相而已, 不直接与其他方面有理性联系。如果理性可应答性是针对接收性本身的, 它就不只是与接收性相关联东西, 那么, 面对经验的法庭, “概念的独立自主性”的运用对于世界就是理性地可应答的。麦克道尔在这里的理论上的推进看上去解决了奎因的困境。他的这一推进要想具有合理性还需要有一系列观点作支撑, 其中与经验直接相关的是经验是对世界的开放性。 ( 这一概念留在第四部分讨论。)
麦克道尔显然提出一种另类的经验观, 其经验角色与通常理解的明显不同。通常认为经验是主体与世界之间的使者。戴维森担心, 这样的经验可能在说谎, 不能保证中介的真理性 ( truthfulness) , 这种中介并不可靠。［6］144进一步说, 把经验理解为中介的真正麻烦是, 经验不具有告诉我们真或假的内容的功能。如果接收性本身理性地影响信念, 我们就把经验理解为对世界的开放了。当然经验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在犯错; 当经验误导我们时, 经验介于我们和世界之间。在麦克道尔看来, 显相这一概念就可说清楚这种情况下经验内容与世界的关系。当我们在没有被误导的情况下, 我们就直接面对物质世界的事态本身。这是麦克道尔“析取论” ( Disjunctivism) 的主要观点。
至此, 麦克道尔认为, 他可以修正戴维森的融贯论主要观点, 即只有信念可作为信念的理由。他提出, 除了别的也在概念空间中的东西, 没有可算作坚持一个信念的理由。［1］143麦克道尔这一主张对他的哲学来说是纲领性的。自发性是要受到事实的理性限制, 这是来自自发性运用之外的限制, 来自于思维活动之外的限制, 不是来自可思考的东西之外, 因而也不是来自概念的空间之外。最后一句体现了麦克道尔的概念论, 概念是无边的。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出, 麦克道尔的哲学中, 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仅是认识要素意义上的, 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他自己这样说, 通常信念这个词承载了这样的观点, 只有主观的东西属于理由空间, 他认为这是灾难, 因为这种观点使我们不能拒绝经验性的世界与信念之间关联的神秘性。［1］144
既然接收性中有理性活动的参与, 经验与实在之间没有中介, 印象本身告诉我们事物如此这般, 因此印象是透明的。这是麦克道尔的直接实在论 ( Direct Realism) 观点。而在戴维森与塞拉斯的图景中, 印象是不透明的。人们了解世界是通过他与世界的因果联系的结果而获得的。印象显然是这种因果联系的内容。这里我们能看出麦克道尔的努力趋向, 他要给印象即接收性的传输物找到一个位置, 必须让它出现在确证序列中, 世界是在这个序列的一端, 而且是最终的一端。威廉姆斯 ( M. Williams) 认为麦克道尔的极小经验论是一种基础主义, 因为它求助于经验的法庭, 因此有一个确证的序列, 其中经验处于第一位, 其他内容只能在其后被确证。这种对理由空间的安排等于主张在处理理由之前有一个事先存在的结构。［9］
麦克道尔引用塞拉斯的话为自己辩护说, “基础”的隐喻会遮蔽如下情况: 如果其他经验命题以观察报告为基础是一个逻辑维度, 那么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则是另一个逻辑维度。［10］经验在确证序列中是终极的, 其含义是在一个逻辑维度中是终极的, 即塞拉斯认为观察报告是终极的那个维度。而经验有概念性内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关于概念的整体论。这种观点确保了第二个逻辑维度。［2］252但是, 虽然是世界确证的一端, 外在于自发性的运用, 在麦克道尔的图景中, 世界依然不在概念的空间之外。麦克道尔的哲学试图去除传统哲学中思想与世界之间的鸿沟。
四经验是向世界的开放性
麦克道尔强调自发性的能力 ( 判断) 和接收性 ( 知觉) 是相互依赖的, 由此可以得出经验是一种联系, 比如世界和判断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理性的又是因果性的。这并不是说经验是心灵与世界的交互面, 而是说经验是一种渠道, 它能够使心灵向世界开放, 在判断中与世界关联。在此意义上经验既不妨碍判断的自由, 又能保证判断的客观意指。麦克道尔的哲学因此具有先验哲学的特征。如果处于世界和判断着的主体中间的经验是一种交互面或中介物, 那么它会阻碍主体与世界的直接联系。在此基础上麦克道尔提出了“向实在的开放性” ( openness to reality) 这一观点。“接收性的有概念结构的运行的观念把我们置于一种立场去把经验说成是向实在布局的开放性。经验能使实在的布局本身在主体所思考的内容上施加理性影响。”［1］26在经验中主体自发地接收了世界赋予他的内容, 仅这一方面体现不出“开放性”, 如果主体思考的就是实际情况, 这样才是心灵向世界的开放。麦克道尔进一步说, “人们能意味的那类事物, 或普遍的意义上人们能思考的那类事物, 与可能是实际情况的那类事物之间没有本体论鸿沟。”［1］27可以说, 麦克道尔的开放性概念既是认识论的又是本体论的。这一特征招致的批判是, 麦克道尔由此会陷入一种摇摆。“没有鸿沟”在麦克道尔的哲学中有两种表现, 一种是思想内容与实在之间没有鸿沟, 另一种则承认事实就是弗雷格式的真思想。前者被称为“强的同一”, 后者被称为“温和的同一”。“强的同一”提出一种心灵与世界的联系, 难以自圆其说时麦克道尔无奈地去找“温和的同一”, 但是这种同一不能说明心灵与世界的联系, 因为“温和的同一”中思想的成分是含义 ( senses) , 是事物的表征而不是事物本身。［11］就麦克道尔的理论本身来说, 这种批判中提出的两种同一之间的张力并不存在。麦克道尔认为经验已经是概念化了的, 并且概念没有边界。“如果我们想把概念的领域与思想的领域等同, 对‘概念的’的恰当解释就不是‘谓语的’而是‘属于弗雷格式的含义领域’。”［1］107这一点上招致批判的一个原因是, 与“没有本体论鸿沟”相关的内容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麦克道尔跟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把世界看成是“所有的实际情况”。当人们思考的内容是真的时候, 其思考的就是实际情况。他不只一次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这段话, “‘思想必定是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当我们说出、意指如下之点时: 事情是如此这般的, 我们和我们所意指的东西并非在事实前面的某个地方便止步不前了: 相反, 我们意指如下之点: 某某- 是- 如此这般的。不过, 人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这个悖论 ( 它的确有某种自明性的形式) : 人们能够思维非实际的情形。”［12］223思考一个对象, 正如用某词意谓一个对象, “与对象本身打交道”, 于是好像“我们借助于它捕捉住了实在。”［12］217加上第二段引文,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麦克道尔关注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关于思想、经验和意义的意向性的观点。思想、经验和意义是意向的, 它们与对象相关, 并不会在对象前止步不前, 在它们和它们指向的东西之间没有本体论的鸿沟。与维特根斯坦相似, 麦克道尔把此看成是我们与世界关系的一般特质。
但是, 思考的内容与实际情况没有本体论上的分别可以被解读如下: 实际情况或者是世界中的对象, 或者是对象的表征, 它们与主体概念能力同一, 要么会倒向唯心论, 要么会使心灵与物理对象没有分别; 如果强调理由空间内外同一, 强调世界直接呈现给意识, 这是寻求一种统一的图景, 试图在此图景下解释具体的问题, 那么这种观点就纯粹是形而上学的。由此我们可以说麦克道尔的哲学在经验问题上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形态。开放性的问题放大就是心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当代哲学中这是心灵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麦克道尔的关于经验的形而上学完全可以被心灵哲学接手, 事实也是如此。这是经验论与心灵哲学融合的例子。
参考文献
[1]McDowell J.Mind and World[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McDowell J.The Engaged Intellect[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Quine W.Word and Object[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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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utnam H.Realism and Reason[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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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蒂.实用主义哲学[C].林南,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250.
[9]Williams M.Exorcism and Enchantment[J].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96, 46:99-109.
[10]Sellars W.Empiricism and Philosophy of Mind[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78.
[11]Dodd J.McDowell and Identity Theories of Truth[J].Analysis, 1995, 55:161-163.
经验评析 篇4
教学目标:
(1)在探究图形和数的问题中,使学生发现数与形之间的联系,体会数形互助解决问题的方法。
(2)在观察、发现、猜想、推理等数学活动中,帮助学生积累数形结合思考问题的经验,渗透归纳推理和极限思想。
(3)体会数形结合思想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感受数形结合的价值,初步形成数形结合的意识。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师:同学们,一提到数学你们就会想到什么?
生1:我会想到数,如0、1、2、3等自然数,0.1、2.5等小数。
生2:我会想到“加、减、乘、除”等运算符号。
生3:我会想到如何进行运算、有趣的数学问题等。
生4:我会想到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等几何图形。
师:如果把同学们说的这些知识进行分类,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由数、运算符号、运算方法组成的“数”;另一类是由点、线、面、体组成的“形”。“数”和“形”是数学研究的两大类对象。“数”和“形”有没有关系呢?
生1:有关系,如圆这个图形和π有关系。
生2: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师:大多数同学没有想过“数”与“形”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来研究。(板书:数与形)
评析:从学生学习过的数学知识入手,引导学生回忆数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数与代数领域和空间与图形领域。以“‘数’和‘形’之间有没有关系”这一问题为突破口,引发学生思考,有效地调动了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学习本节课的兴趣。
二、体会形中有数,数中有形
1. 例1教学
课件出示
师:你发现图形的规律了吗?(学生观察)按照规律第四个图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评析:教师没有直接把四幅图一并出示,而是逐次出现。目的是给学生时间,让学生感受变化,在体会变化中发现规律,根据规律想象出图形,既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又为将图形与算式建立联系做好准备。
生:如果把每个小正方形的边长看作是“1”,第四个图形应该是边长为4的大正方形。
课件出现:
师:你能用数或式子表达你发现的规律吗?
(学生思考、表达、汇报)
作品一:1、4、9、16
师:你能明白每个数表示的意思吗?
生:第一个有1个正方形,第二个有4个正方形,第三个有9个正方形,第四个有16个正方形。
作品二:1×1、2×2、3×3、4×4
问:这些算式是什么意思?
生:1是边长,1×1是第一个图形的面积;2×2、3×3、4×4分别表示图形的面积。
作品三:1、1+3、1+3+5、1+3+5+7
问:什么意思?
学生解释算式中每个数字在图形中的位置。如下图:
师:同一个图形,观察出的规律不一样,每个规律是从什么角度观察的?
生:作品一观察的是图形中小正方形的总个数,作品二观察的是图形的边长与面积的关系,作品三反映的是围绕左下角的正方形,外圈的正方形数逐渐增加。
师:虽然观察角度不同,但是我们都能从图形中找到算式中的数。
评析:教师为学生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放手让学生自主观察、探究,多次安排从图形中找数,旨在让学生深刻感受到形中蕴含着数,为学生理解数形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师及时获取学生的信息,并对学生的信息进行了分类、分层处理,处处紧扣“数”与“形”的结合。
2. 算式1+3+5+7+9+11+13对应的图形
师:如果沿着“1+3+5+7”这个规律继续往下想,1+3+5+7+9+11+13这个式子对应的图形是什么样子?
生:我是用数的方法。一共7个数相加,所以边长是7。
师:谁理解他的意思了,到图形上给大家数一数,7指的是哪?(学生到黑板上指图形说明)
师:那么,1+3+5+7+9+11+13+15+17+19这个算式对应的图形又是什么样子?
课件验证:
1+3+5+7+9+11+13
师:如果1+3+5+7+9+11+13+15+17+19对应的图形是什么?
生:对应的图形是边长为10的正方形。
师:为什么?
生:10个数相加。
3. 小结
师:回顾我们研究的过程,我们从图中找到数,又在数中想到了形,数与形有着紧密的关系。
评析:给算式想图形的样子,旨在让学生感受数的规律也能用图形表示出来,随着数的个数逐渐增加,培养了学生的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小结前一段的学习时,教师没有把着力点放在“规律”的总结上,而是重点让学生感受数与形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学生对“数中有形,形中有数”的理解与体会。
三、体会以形助数、以数解形,数形互助
1. 体会以形助数
师:这个算式有什么特点?
师:省略号是什么意思?
生:省略号表示一直加下去,有无数个。
师:猜测一下和是多少?(学生有些迷茫,不知道和是多少)
评析:让学生观察算式特点,初步体会极限思想。给学生想象空间,让学生猜测,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产生了继续探究的欲望。
学习单:
学生画图、交流。(略)
作品展示:线段图、圆形、正方形。
师:通过画图,同学们初步获得结论,一部分学生认为“和”等于1,一部分学生认为“和”比1小一点。那么,认为和等于1的同学是怎么想的?认为不等于1的又是怎么想的?
生:如果无限加下去不停止,空白部分就越来越小,慢慢就没有了,也就得到“1”。
师:看来画图不能帮助我们解释这个问题了。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借助数来帮助我们分析一下。
2. 体会以数解形
出示:
师:从这个算式可以看出什么?
生:1可以分解为若干个分数相加,而且这些分数后一个分数是前一个分数的一半。
生:1是可无限分解下去的。
师:同学们可能还无法接受这个算式为什么等于1?没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太难了,同学们到了初中、高中时还要继续学习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在寻求它等于几的过程中体会数和形之间的关系。回顾一下我们刚才的研究过程,刚开始同学们看到这样一个算式,不知道等于几,谁帮助同学们找到了感觉,找到了和1有关系?
生:图形!
师:图形帮助我们看到了:按照这样的规律加下去,越来越接近1,甚至有的同学都想象到等于1。当图形不能精确地表示“和”到底是等于1,还是接近1的时候,谁又帮助我们找到了准确结果?
生:数!
师:数又帮助我们通过推理找到了“和”就等于1。同学们,数和形有关系,你们觉得数和形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生: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帮助!
师: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质,在于它们可以相互帮助。其实,同学们在以前的学习当中,有很多地方用到了数、形之间的帮助。
3. 出示以前学习中数形互助的例子
课件出示:
评析:借助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学习素材,进一步感受图形的直观特点和数精确、精准的特点,提升对以往学习的认识高度,进一步理解、体会数形结合的好处。
师:数和形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各有各的优势,数和形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四、深入体会“数无形时少直观,形无数时难入微”
(出示:超市2014年销售某种饼干的数量)
1. 以形助数,解决生活中的销售问题
课件出示:
师:这是某种饼干2014年的销售量,超市下一年是否还继续进货这种饼干?
生:进吧(个别)。
师:如果把这些数据制成折线统计图,你们再来感受一下。
课件出示:
生:进!(齐声,坚定)因为销售量越来越多,是上升的趋势!
师: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谁帮助了谁呢?生:图在帮助数!(齐答)
2. 以数解形,解决生活中的运输问题
课件出示:
师:如果这样一辆卡车,想把这个沙坑里的沙子拉走,能不能一次性把沙子全部拉完呢?我们把车厢的形状和沙坑里的形状提取出来,同学们判断一下。
生:(集体沉默2、3秒钟)不知道!老师能给我们具体数据吗?
课件出示:车厢长2.5,宽4,高1.5;沙坑长3,宽7,深0.7。
生:能拉走!车厢的容积是15,沙坑的容积是14.7。
师:解决这个问题时,谁帮了谁?
生:数帮了形。
师:同学们思考一下,在数与形互助的过程中,数的优势是什么?形的优势是什么?
生:数是准确的,形一目了然。
师:“数”能更精准地表达,“形”能更直观地表达事物。其实,华罗庚老爷爷很早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你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吗?
生:只有数没有形,看不出来;只有形没有数,难算出来。
师:难算出来就是不具体,不能精确地表达!所以后面还有一句话,同学们读一读。
生:数形结合百般好,隔离分家万事休。
师:对!如果把数、形分家什么事都做不来。
评析:借助生活中的两个典型素材,再一次让学生体会数和形各自的特点,形能直观呈现数的抽象,数能精确描述形的模糊,深刻理解华罗庚先生关于数形结合的经典之词。
总评:
本节课围绕数形结合,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设计了一系列的数学活动,帮助学生亲历活动过程,在活动中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积累基本活动经验。具体如下:
1.利用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习兴趣
本节课开始部分,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数学学习的重要内容“数与代数”和“几何图形”,进而抽象出“数”与“形”。因为学生学习这两个领域时是分别进行的,很少有学生能够把两者联系起来,这与学生的思维习惯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反差,于是引发了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了学生思考的兴趣。
2.整体把握教学内容,凸显数形结合的思想
本节课安排了两个例题,例1引导学生从图形中发现“数”,通过数想象图形,凸显“形中有数”“数中有形”的关系。例2引导学生利用图形解决计算问题,以及“以数解形”的妙处,进一步体会“数形互助”的关系。教学中教师还补充了大量数形结合的实例,如统计图描述数据,数据描述沙坑、车厢的大小等。这些素材很好地诠释了华罗庚先生所说:“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隔离分家万事休。”
3. 核心活动设计为学生积累了数学思考经验
本节课通过两个核心活动,一是让学生看图写数,看数想形;二是让学生借助图形和数的推理来完成计算。在这两个活动中,每个学生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和时间,不断经历观察、猜测、抽象、概括的过程,还经历了想象、推理、解释的过程。在组织学生汇报交流中,教师也给予每个学生展示思维过程的权利,促进了学生活动经验的不断提升。
4. 教师尊重学生,促进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经验评析 篇5
教学目标:
1.在发现、描述重复多次的现象或事物的过程中, 初步体会简单的规律。
2.通过对不同事物所具有的共同规律的思考和表达, 初步发展概括能力, 并能用合适的方法进行表达。
3.在观察、思考、表达的过程中, 感受规律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体会数学学习的乐趣。
教学重点:观察、发现、表示规律。
教学难点:感知不同事物具有共同的规律。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感知规律的美感
师: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 老师想布置教室, 带来了一些灯笼。 (出示灯笼实物图, 顺序为一大红灯笼一小红灯笼)
师:看到这些灯笼, 你有什么感受?
生:非常漂亮。
生:是一个大灯笼和一个小灯笼在重复。
师:你们可真善于观察。是呀, 因为这些重复, 使得这串灯笼特别的漂亮, 具有了美感。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究重复的奥妙。 (揭题板书)
(评析:从学生感兴趣的“六一”布置教室入手,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同时让学生体会数学就在身边, 初步感知规律具有美感。)
二、解读规律, 探究规律的特征
1. 探究特征
师:它们是几个一组在重复?有几组?是怎样重复的?
生:两个一组。有三组。都是一大一小的。 (师瞬时圈出其中一组)
师:像灯笼这样按照几个一组重复出现 (板书:重复出现) , 我们就说灯笼的排列是有规律的 (板书:规律) 。
2. 表示规律
师:老师把这些灯笼请到了黑板上。 (板贴灯笼图) 请你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这条规律。
(学生在草稿本上尝试。师巡视选择不同的表示方法板贴)
反馈, 请同学介绍自己的想法:
生1:我把这些灯笼都画下来了。
生2:太慢啦。我用文字表示的。“大”就是指大灯笼, “小”就是指小灯笼。
生3:我用符号表示的。“△”是大灯笼, “○”是小灯笼。
生4:我也用符号表示。大灯笼就是“√”, 小灯笼就是“×”。
生5:数字更简单。“1”表示大灯笼, “2”表示小灯笼。
3. 方法对比
师:这么多种方法, 你喜欢哪一种?为什么?
(大部分学生喜欢用符号表示。个别还是喜欢画实物图。对此, 师引导:这样很直观形象, 但是不太方便, 速度慢)
师:你们不仅能发现规律, 还能用自己的方式表示规律, 可真了不起。同一条规律可以有这么多种表示方式。我们表示时可以选择简洁方便的方式。
4. 丰富规律
师:老师还有一些绿灯笼。 (板贴:大红小红大绿小绿) 你们能表示出这条规律吗?
生尝试, 师巡视。 (此时, 基本没有学生再画实物图)
反馈:
生1:还是2个一组。一大一小一大一小。
师:你是怎样观察的?
生1:我是从形状上观察的。
生2:我认为4个一组。
师:请说说你的想法。
生:它们除了一大一小, 还有灯笼的颜色, 两个红的、两个绿的合起来是一组。 (师及时圈出一组)
师:规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如形状、颜色、大小、数量等。我们在观察时要考虑多方面的特征。
师:猜一猜下一个灯笼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 为什么?
(生答, 师板贴)
(评析:数学活动经验是在学生经历操作、思考的过程中积累的。本环节教学中教师以主题图中“灯笼”为载体, 让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动手操作、合作交流, 这样的学习体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同时在教师的不断引导启发下, 学生能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的特点, 如形状、颜色、大小、数量等。并能进行深入的思考, 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示规律。在这一学习过程中, 学生积累了有效的活动经验。)
三、应用提升, 体会规律的广泛性
1. 主题图中的规律
师:不仅我们要庆祝六一, 其他小朋友也参加了。请看书上第84页的情境图, 你能找到图中的规律吗?
生:能找到好多:灯笼、人物、花盆、彩旗的排列都有规律。
师:请同学们找出其中的一条规律,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示。让同桌猜猜:你表示的是哪条规律?几个一组?下一个会是怎样的?
(点名几位学生上台展示)
师:你们还有什么发现?
生:小朋友的间隔规律和灯笼间隔规律相同。
师:是的, 不同事物可以有共同的规律。
2. 身边的规律
师:我们身边也藏着许许多多规律。你能找到吗?
生:我同学的衣服上就有。一条红色、一条白色的色彩重复。
生:每个星期都是七天。
生:我发现第二小组同学就是男女男女这样坐的。
师:你们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 老师为你们骄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生活中的规律。
3. 创造规律
师:你们能用这些灯笼图片, 创造出不同的规律把我们教室布置得漂亮吗?
分组合作完成, 实物投影展示。
(评析:借助主题图中的不同事物以及生活中的事物的规律寻找, 让学生体会规律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通过这一环节的教学学生会逐步明白观察事物时要考虑多方面的特征, 有的时候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出现好几种规律, 有的时候不同的事物可以发现具有相同的规律;其中创造规律这一环节进一步促进了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思维的过程, 这样的引导及学习使学生的情感经验也在活动中得到了累积与升华, 这样的引导及学习也就有了浅显的哲学韵味了!)
四、归纳梳理, 加深规律的认知
师:回顾一下, 我们这节课主要学了什么?你对规律有什么认识?
总评析:“数学好玩”是北师大版第四版教材中新增设的内容, 属于综合实践领域。“数学好玩”是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在2002年8月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为少年儿童的题词, 寓意要让孩子们在学中玩、玩中学, 这显然有别于普通意义上的玩耍。
数学课上的“玩”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为什么玩”“玩什么”“怎样玩”等。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激发思维、积累数学活动经验。
经验评析 篇6
一、服务外包提高了CITS“呼叫中心”三大能力
作为电信企业、航空公司、商业银行与用户交互联系的一种经营模式, 早在20世纪80年代, “呼叫中心” (Call center) 就风靡欧美。CITS看中了它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为客户提供各类服务、传递信息及时、解决问题快捷和效率显著的特点。为应对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应用整合后对旅游业的挑战, CITS与当时国内最早致力于呼叫中心系统研发的企业——合力金桥软件公司 (HOLLYCRM) 合作, 开始打造多功能的客户服务中心。HOLLYCRM的解决方案具有计算机电信集成 (CTI) 技术与客户关系管理 (CRM) 理念完美融合的优势, 能使呼叫中心从一个客户服务部门转变为多媒体互动渠道, 形成“服务请求, 业务处理, 主动服务”的闭环CRM流程管理体系。2005年10月, CITS电子商务三位一体平台成功运行, 一个电话就可获得包括境内外旅游咨询、酒店机票预订、旅游产品咨询、订单受理与确认、订单查询及客户关怀等多项便利优质服务。在第一时间里CITS呼叫中心就能解决客户需求, 实现在线业务系统的集成, 前、后台的数据共享和处理, 信息处理与优质服务达到一致性、高效性, 凸显了三大能力。
1.高质服务能力。
呼叫中心建成后, 系统支持多种语言, 保证了国内外客户各类服务需求能够迅速、便捷地得到满足;系统能保留业务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对座席代表的服务质量有据可查, 优化了运营管理机制, 在同行中保持了竞争优势。
2.业务创收能力。
CITS原有咨询和预订业务, 并扩展为酒店、机票、出境线路、国内线路、国际铁路联运、火车票、国际游轮、长江三峡游船、签证等多种旅游产品。中心50个座席采用IVR自动语音导航, 工作时间24小时不间断, 电话呼入成功率和系统稳定性大大提高, 盈利水平节节攀升。
3.市场应变能力。
呼叫中心将从前的传统预订业务流程进行信息化整合, 信息流转速度大大提高, 保证了CITS的服务产品能够快速投放市场, 并得到第一手反馈信息, 可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经营战略。
二、服务外包发挥了承接方HOLLYCRM和CISCO的技术效应
作为承接方, HOLLYCRM和CISCO对CITS呼叫中心的贡献功不可没。
HOLLYCRM在呼叫中心和客户关系管理软件的开发和服务方面均居业界领先地位,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移动、金融行业及其部分中型企业都是其典型客户, HOLLYCRM承接CITS呼叫中心技术外包, 其技术优势能够使呼叫中心的服务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表现如下:
1.信息咨询和订单处理功能。呼叫中心座席代表能为客户提供各类旅游产品查询、旅游信息咨询及反馈;实现旅游订单的生成、查询和状态修改。
2.电话录音和传真应用功能。全程记录客户与座席代表的通话, 能在业务纠纷发生时提供有力的客观依据;自动接收客户发送的传真, 支持人工在线派发和处理;可将一定格式的电子文档在线发送无纸传真, 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3.外拨应用和投诉处理功能。实现客户回访、订单确认、订单取消、业务通知和满意度调查等, 支持主动服务、人工问卷调查和系统自动外拨预览式问卷调查, 改变了纸质形式的调查方式, 大大提高了工作和管理效率。此外, 还可完成客户投诉和建议处理。
2011年前后, 思科系统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CISCO) 又与CITS通力合作, 应用最新IP呼叫中心 (IPCC) 和自动语音系统 (CVP) 解决方案, 实现了对CITS旅游预订中心400-600-8888的扩容升级, 使其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有效和专业的7×24小时旅游咨询和预订服务。CITS完成了基于全IP网络结构的呼叫中心平台部署, 呼叫中心座席可与总社和各地分社专家座席实时远程联络, 实现了前后台高度协作, 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化旅游预订服务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合作双赢:CITS呼叫中心技术服务外包的成功经验评析
CITS与HOLLYCRM、CISCO的合作创造了服务外包双赢的模式, 其意义已超出旅游业。
(一) 服务外包是企业适应客户需求和管理升级的新型模式
服务外包成功运用了现代技术要素和管理要素, 使CITS客户服务从以商品为中心的传统商业服务转移到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型服务模式, 从而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是服务无地域限制。需求双方摆脱了过去受营业地和居住地的限制;二是服务无时间限制。呼叫中心采取主动语音应答技术能为顾客提供全天候服务;三是服务实现个性化。呼叫中心可根据主叫号码或被叫号码提取相关信息传送到坐席终端, 服务更具针对性;四是智能呼叫。包括客户基本信息、电话记录、已解决和尚未解决的问题, 均有完整服务信息记载。CITS正是利用这一新型模式, 构筑了通向用户的桥梁, 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 展现了科学管理水平。
(二) 服务外包实现了企业服务流程的标准化和职责的明晰化
服务外包促进CITS呼叫中心依靠外部先进的IT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 呼叫中心后台的应用软件使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划分更加明晰, 精简了不必要、不合理的岗位;有效避免了过去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对客户服务的遗漏、中断等弊端;实现了服务工作的量化和有效的监督与警示, 对于用户来说, 可以更加明确地知道何种问题应该找谁解决, 减少了中间环节, 实现了服务流程标准化, 保证了“客户第一”观念的落实。
(三) 服务外包为发包商与承包商发挥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广阔空间
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IT业务和基于IT的业务流程剥离出来后, 外包给企业外部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 现已成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降低运营成本、巩固自己市场份额的战略性手段。以呼叫中心营运成本为例, 国外的一项调查显示, 企业对外交流平均成本如下:会议方式:150美元;营业厅方式:12美元;人工话务方式:6美元;人工话务和自动语音技术结合方式:3美元;自动语音应答方式:0.5美元。不难看出, 现代呼叫中心的交流成本最低。CITS的成功经验表明, 呼叫中心技术外包后获得的不仅是先进技术、安全, 节约成本与客户群体的扩大, 而且更有效地配置了内部资源, 在发挥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优势更加明显。
从服务外包承接商的角度看, 提供良好的服务既发挥了自身的技术优势, 又赢得了新的商机。HOLLYCRM的HollyC6呼叫中心解决方案获“中国信息产业2005年度优秀解决方案”, 夺得了“2007—2008年中国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市场年度成功企业”称号。目前HOLLYCRM居中国电信行业CRM市场占有率第一、中国联通行业呼叫中心市场占有率第二、中国CRM软件市场占有率第三。
CISCO是全球领先的互联网设备供应商, 自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设立了18个业务分支机构, 并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大型研发中心, 在中国的员工超过3000人, 分别从事销售、客户支持和服务、研发、业务流程运营和IT服务外包、融资及制造等领域。在成为CITS呼叫中心升级的承接商之后, 年收入从1990年的6900万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400亿美元。在CITS呼叫中心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中国,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采用呼叫中心技术服务外包来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 但真正通过与客户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的并不多。CITS与HOLLYCRM、CISCO的合作模式既有实施新技术改造企业的特点, 又有战略性伙伴关系的特点。这种服务外包的最佳合作方式不仅实现了企业非核心职能的剔除, 释放了资本运营能力, 而且适应了竞争环境的变化, 保持了企业可持续创造价值的竞争力。正所谓“爱拼不会赢, 会拼才会赢”。
摘要：以旅游业呼叫中心为对象, 通过对CITS与HOLLYCRM、CISCO服务外包双赢的经验进行分析和评述, 阐述了服务外包模式对企业适应客户需求、管理升级、服务流程标准化以及发挥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服务外包,核心竞争力,案例
参考文献
[1]袁永友, 吴开琴.呼叫中心技术服务外包的成功与启示——CITS服务外包案例分析[J].中国服务外包, 2011 (4) .
[2]王力.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0-2011[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经验评析 篇7
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随即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动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上都走在全国前列, 而温州作为我国金融改革中心, 小额贷款公司也随着温州金融改革进程而大力发展, 目前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具体情况详见下表1:
(一) 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数量来看, 嘉兴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远远落后于温州。截止2014年底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共计45家, 而嘉兴数量远低于温州, 仅32家。从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在2011年至2014年间的发展趋势来看, 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出现过快速增长后又逐渐趋于稳定。而嘉兴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则一直处于缓慢增长至出现数量停滞不变的情况。
(二) 从注册资本情况来看, 嘉兴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也远远低于温州。温州的年总注册资本金的规模2014年达到了109.4亿元。相比之下嘉兴小额贷款公司的总注册资本金远低于温州, 资金数量仅占到温州的一半左右。在平均注册资本的数量上, 嘉兴也不及温州水平的一半, 而从2011年至2014年两地的平均注册资本的水平一直维持在较稳定状态。截止2014年年末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的总注册资本为109.4亿元, 平均注册资本为2.43亿元, 而嘉兴小额贷款公司的总注册资本为54.9亿元, 平均注册资本为1.72亿元。表明嘉兴小额贷款公司不仅在总注册资本金上数量远低于温州, 平均注册资本的水平也与温州的规模相差甚远。
二、嘉兴地方政府在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的不足
(一) 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扶持力度小
2012年国务院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为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方向和环境, 为温州民间资本转变为合法金融资本指明了道路。与此同时温州根据本地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情况在《关于进一步加快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提出了总体目标, 更出台《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有针对性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提出阶段目标, 引导小额贷款公司积极发展。相比之下嘉兴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扶持政策力度不够, 没有指定明确的发展目标, 缺乏有针对性的地区政策的支持与鼓励, 大大限制了嘉兴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二) 政策限制导致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由于受法律规定以及政策和宏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 小额贷款公司的难以实现与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这使得嘉兴小额贷款公司的不仅资金来源单一且融资额度有限, 更增加了融资成本。而对于这一难题温州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允许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金不设上限, 允许在外总部迁回温州的企业和中资绝对控股企业参与主要发起人招投标, 主发起人及其关联股东首次入股比例上限扩大到30%。同时为了扩大融资规模, 温州实施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比例实行与增资扩股情况相挂钩政策。融资比例可提高到资本净额100%, 只要能通过年度考核优秀, 增资扩股达到政府标准。
(三) 地方金融监管制度缺失和金融风险控制的能力小
自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发生后, 温州市政府加大了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力度。2012年底开始发布温州指数, 分别从当地的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和实体企业部分民间借贷委托监测点等获取数据, 实时发布相关信息实现对资金流向的全方位监测。同时建立健全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健全地方金融系统风险处置机制和监管安全防护网, 加强与刑事犯罪相关的金融犯罪侦查支队并增加对金融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对小额贷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专项检查。此外还积极发挥金融办的作用, 有效监管金融风险。
而嘉兴除了根据浙江省政府颁发的《指导意见》中的内容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活动进行监管之外并无其他更多的措施, 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所遇到风险也难以实现全面监管和控制。由此导致的监管缺位和对金融风险的预警能力和调控能力弱小等也是制约嘉兴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借鉴温州经验的政策建议
(一) 针对地方实况制定相关政策实现分类监管
在小额贷款公司监管上, 地方政府应结合中央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明确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机构的身份和法律定位。同时构建有效的监管体系, 在明确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机构的身份和法律定位的基础上, 依法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管, 明确统一监管主体, 制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实施细则。因此嘉兴市政府和地方监管部门应该根据嘉兴地方小额贷款公司的现状, 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让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有矩可寻。
(二) 加强政策支持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
温州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做了明确规定:一是可向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融资;二是经批准向有自有资金的发起股东定向借款;三是经批准在本市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之间进行资金调剂拆借。在有效的政策扶持下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得以蓬勃发展。因此嘉兴地方政府也可以在稳健发展的前提下, 审慎放宽融资限制, 通过放宽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条件来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向小额贷款公司放贷。
(三) 扶持三农贷款引导小贷资金流向三农产业
基于促进农业发展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应该对嘉兴小额贷款公司落实提出明确要求, 以及降低针对三农贷款的利率从而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积极性。但为了降低嘉兴小额贷款公司发放三农贷款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 政府还应帮助各小额贷款公司对贷款人的资信状况和风险等级等情况的检查, 同时适当提供风险补偿, 以降低小额贷款公司支持“三农”产业的经营风险。
总之, 我国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虽然发展迅速, 还仍处于摸索的初级阶段, 随着进一步发展, 政策的不完善以及法律地位的模糊等问题势必制约我国小额贷款的发展。这些都急需地方政府有所作为!嘉兴小额贷款公司也因政策不灵活和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等因素而发展缓慢。但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为解决民间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积极发展道路, 也更需要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借鉴温州的先进经验, 可以使得嘉兴地方政府在发展民间小额贷款公司上面少走弯路, 从而更好更快地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 为地区经济发展助力!
参考文献
[1]陆秋琪、李燕, 嘉兴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J], 中国商贸, 2014 (06) :
[2]汤碧.小额贷款公司期待政策创新——来自温州金融改革的启示[J].管理世界, 2012 (09) :170-171.
[3]李燕, 嘉兴地方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金融强市”目标下的路径探索[J], 嘉兴社会科学优秀课题成果汇编, 2012 (12) :322-327.
[4]诸葛隽, 徐竞.小额贷款公司运行中的制度创新和完善——以温州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 2011 (04) :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