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工资

提高工资（精选8篇）

提高工资 篇1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工资没有完全同步提高,造成了工薪阶层的工资相对落后,因而衍生出一些社会问题。增加群众收入,提高工资已成为当务之急。它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缓解老龄化社会过早到来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保障社会的和谐进步。

关键词：工资过低,消费,拉动内需,社会保险,持续发展,和谐

一、中国经济发展震惊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果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也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历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工作重点的伟大转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伟大决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蕴藏在亿万人民中的被压抑了千百年的无穷智慧和拼搏精神瞬间迸发了出来,神州大地涌动着改革开放的春潮,困扰中国几千年的温饱问题迎刃而解,民族复兴的大业展现出光明前景。长期落后并被屈辱百余年的“东方雄狮”开始苏醒,曾辉煌于世界一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又开始展现自己的智慧、勤劳和奋斗精神。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改革开放的中国取得了全世界公认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增大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中国人的精神振奋了、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从事智商领域研究的资深英国学者林恩教授,通过对130个国家国民智商测试得出结论:论聪明,中国人世界第一。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因为中国人聪明:“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后,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族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增长。”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震惊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年里以每年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GDP在全世界的排位由近百位已跃升到第四位。

3.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艰苦奋斗精神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吃苦耐劳而著称。他们在劳动强度大、环境相对较差的情况下埋头苦干,有些人得到的报酬还很低。他们就是这样忘我地无私地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现代化建设的大梁,用自己的双手为现代化建设增砖添瓦,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现代化建设的辉煌篇章。我们的出口商品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那是因为有价格优势。我们出口的一些商品技术含量不高,但劳动力工资低商品的价格自然就低,使我们的商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这就等于外国人在廉价使用我们的劳动力,在获取中国人的剩余价值。中国劳动者成为“世界工厂”的工人,外国人在“剥削”着中国人。

4.部分资源能源环境和部分劳动者利益付出了代价

由于技术水平的低下,管理的不到位,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一些资源浪费、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们的一些生产部门在采矿过程中,为图方便,只采容易开采的,导致其他矿产的浪费;在生产加工中,把边角余料浪费掉;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不高造成能源的大量浪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中水的浪费严重;废水、废气、废物污染了江河,污染了地下水,污染了空气,污染了土地;把教育、住房、医疗部分推给市场,使相当一部分人受教育的机会、住房条件、医疗和健康受到了影响;一些地方劳动者的劳动环境不合格,劳动保护不到位,使劳动者的身体受到损害;竞争的不公平,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弱者生活比较困难;国有企业实行体制改革,大批职工下岗,给部分下岗职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并影响了后半生的生活。我国2亿农民工扔下妻儿老小,放弃了自家农田,推托掉自己的责任,带着无限的眷恋和深深的内疚到城里干那些没人愿意干的工作,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缺少社会保险,他们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的大贡献,当然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二、工资偏低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1.工资偏低导致消费疲软

据《中国证券报》2006年11月 23日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却高达78%至79%,如此差距,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

相比之下,美国工资在GDP中的比例经过了长年的下降后,仍然维持在56%的水平。另外近年来美国工资的水平虽然下降,但这种下降多少被投资收入的提高所补偿。在中国虽然股市曾经火热,但投资收入在2005年仅占GDP的2%,美国则为15%左右。更不用说,虽然中国的国民经济维持着两位数左右的高增长,储蓄的利率却很低,目前已经是负利率。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不及中国的一半,银行的定期储蓄利率却接近甚至超过5%,比目前GDP的增长率还高。这样对比显示出: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了那么一点钱,因为缺乏社会保障而不得不维持着高储蓄,但储蓄的回报却远远在市场价值之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随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同步提高。

对于长期困扰中国经济消费不足的“顽疾”,世界银行给出的诊断结果是:造成中国长期消费低迷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出人意料的是,世界银行给出的原因不是现在学术界流行的“储蓄过高”观点 ,而是由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偏低造成的。“许多关于刺激中国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瑞士信贷集团认为,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4,但消费总量却只占世界的4%。主要是因为工资偏低,导致消费疲软。

2.消费疲软影响经济的发展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07年7月21日以《中国失衡的经济引擎》为题报道说,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力量,但由于长期以来国内消费增长一直远远落后于投资和出口增长,“三驾马车”被人说成是两匹壮马与一头瘦驴的组合,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失衡”。

不管某些经济学家把人民币升值的效用说得怎么迫切,不管采取多少措施来减缓贸易顺差,也不管出台多少措施来启动内需,只要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贸易顺差、投资过热、需求不足都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事实上,财政和企业收入的大幅增长,也是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屡次过热的重要原因。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幅远高于GDP,而居民收入却低于GDP增幅。从财富分配来看,很显然,无论是我国GDP的初次分配还是再次分配,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里,在国民总收入中,居民收入的增长远不及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职工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持续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15%降至2006年的大约11%。

虽然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在加速,但政府收入的增长却快得多。从2002年到2006年,政府收入从1.9万亿元增至3.9万亿元。2007年前5个月,政府就已获得2.17万亿元收入,同比增长30.6%。在同时期内,中国企业利润增长42%。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显示,2006年上半年,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8%。

由于企业将大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政府也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投资,无怪乎中国投资增长如此之快。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存在很大的隐患。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走在前面,就会导致投资规模急剧膨胀,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从表面上看获取了大量外汇,一旦消费市场出现波动就会造成产品积压,价格降低,甚至工厂停业、工人失业。同时也伴随着反倾销的危险,容易造成贸易摩擦。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月29日报道的那样:很难想象,在一个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中,一个只能分配国家和企业吃剩的残羹冷汁的居民收入,能使消费支撑起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能使这个国家的产品不过剩?出口不会顺差?流动性不过剩?文章虽戴着有色眼镜,但也令人深思。

3.工资偏低产生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社会问题

由于工资偏低,医疗费用、房价的飞涨,学费与水、电、天然气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养老等问题,加大了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抑制了人们的即期消费,而不得不控制即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随时可能带来的生活风险。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双双创下历史新低,直观地反映出这种担忧的严重程度。低工资使人们不敢消费。

事实上,低工资是在透支中国未来。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以许多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透支为代价的。农民工同样面临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的问题。有人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按每月1000元工资计算,每个农民工应获得20%、约200元保障资金,按2亿农民计算,每年因此被透支的社会保障就为4800亿元。现在的农民工是40年后老龄化人口的主要人群之一,所以,可以说我们透支了40年。

因为工资偏低,人们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都得不到满足,而且大部分人还没有,因此满足不了实际的需求。特别是中国的老年社会在社会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给社会保险带来巨大压力,这一问题日益显得突出,给独生子女一代造成巨大的甚至是无法承受的负担。这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另外,与国外相比,中国用以社会保险的财政支出明显落后,据有关资料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而中国只有10%左右,而且这10%的投入也是绝大部分给了城镇职工。

4.工资偏低影响职业培训再教育和劳动积极性

社会在飞速发展,知识在不断更新,人们一次性学习到的知识只能满足几年的社会需求,因此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不断地扩大知识领域、不断地提高科技水平,这一切都需要培训和学习。培训和学习不但需要时间,更需要金钱,在工资不高的情况下,靠职工自身很难解决这一问题。工资偏低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恶性循环:尽管已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意识到需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素质,掌握一门实用技术,然而低工资除了日常消费和养家糊口外没有什么剩余,根本没有能力参加学习,从而失去了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机会。这个2亿庞大人群的教育滞后将会导致技术滞后,而技术滞后会导致企业难以实现技术升级,无力生产高端产品,只能凭借大量的廉价农民工继续生产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而国际市场上低端产品又严重过剩,企业只好大搞价格战和低价竞争,企业效益很低,就更没钱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于是,形成了一种低工资、低教育、低档次、低价格、低效益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使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很难提高,还使中国工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徘徊,成了跨国公司的“打工仔”。由于收入和劳动付出的严重失衡,极大地影响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劳动积极性受影响会弱化主人翁精神,这就会造成材料和能源的浪费,造成各种形式的污染。也容易和雇主形成对立,甚至产生破坏行为,也会产生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

5.工资偏低是外贸顺差的主要原因

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各种因素,最关健的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者的价值。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其主要因素是商品价值因素。因为我国的商品与外国同类商品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价格便宜。造成价格便宜的诸多因素中,劳动者的工资低是最主要因素。最近几年,虽然我国对外出口在增大,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6年4月21日公布的博鳌亚洲论坛2006年年度报告指出,亚洲依旧高度依赖出口需求,为了减少风险,必须扩大内需。

由于我国出口商品价格低,一些国家在不断地施加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我们在用居民消费不足而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为发达国家“补贴”;另一方面,却不用高速增长的财政和企业收入来大幅度地提高居民的收入和大力构筑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却用人民币升值来缓解贸易顺差所带来的矛盾。

6.工资偏低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有钱不敢花

中国人为以后存钱的意识很强。国营企业过去曾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多种补贴和各种保险;在企业实行改制之后,如今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企业取消了各种补贴,使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家庭现在比以前更想存钱。

据世界银行说,工人工资收入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53%降到了2005年的41%。企业以工人工资为代价获取巨大利润,这也阻碍了中国消费增长。

2007年中国的存款年利率调整为4.14%,而年通货膨胀率为6.9%。随着物价的上涨,教育费用的增加,医疗费用的猛增,养老保险的压力不断增加,造成了人们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使人们更加不敢消费。心理上的压力加剧了对工资偏低的危机感,同时又会引起心理上的恐慌,进而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甚至对未来缺乏信心。

三、藏富于民才能富国富民,才能强国

1.我国工资偏低

长期以来,我国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近年来我国GDP以平均每年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不仅低于GDP和投资增速,甚至低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月29日报道:据统计,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10.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4%,低于GDP增长幅度0.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4%,低于GDP增幅3.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入库税款增长21.9%,比GDP增幅高11.2个百分点;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比GDP增幅高出9个百分点。税收增长高于居民收入,无疑是政府与民争利的一个缩影。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近日联合公布的全球纳税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以每年872小时的纳税时间、47项需缴纳的税种、繁琐的税务条目和落后的纳税手段,在175个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纳税成本高居第8位。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篇文章曾这样写道:在天津市郊一家工厂,女工趴在缝纫机上,一针一线地缝制鞋子,她每天大约要缝制600双鞋子,每缝制一双鞋子,无论大码小码,还挣不到1美分。天津这家工厂的工资非常低,以至于该工厂所有人的薪水翻一番,美国商店货架上该厂生产的每双鞋子的售价也只会从49.99美元涨到51美元多一点。研究中国经济的英国专家詹姆斯·金奇曾估算说,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折算起来还没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赚得多 。虽然近年来中国居民的收入确实在增长,但是其收入增幅远远落后于政府和企业,其根源是中国扭曲的收入分配机制,显然这是中国国富而民难裕的重要原因。

2.提高工资拉动内需

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匹壮马”已经精疲力尽了,需要将“一头瘦馿”健壮起来。高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一靠引进外资,二靠政府税收,三靠老百姓储蓄。当前这三个来源都发生了变化:引进外资的难度越来越大,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大批引进外资已经是不可能了。政府的税收已经不能主要投资到生产建设上来了,因为其他方面投资的欠账太多了,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公共事业等方面都需要大批资金投入,由此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在与日剧增。而且经济发展过快造成的诸多弊端已明显暴露出来,否则会发展成经济过热。随着储蓄利率与CPI倒挂,储蓄不但没有收益还造成一定损失,群众的储蓄积极性也在大幅减少。为了多获得一点收益,不少人把风险储蓄、养老保险盲目地投入到股票市场,尽管很多人不懂股票知识、明知其风险还是抱着投机心理去炒股,这一隐患已初露端倪。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物价上涨,国家在去年上半年已经采取措施,防止物价上涨转变成明显的通货膨胀。

靠出口创汇,以此来拉动经济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隐患。《黑龙江晨报》2006年7月11日援引《中国证券报》据《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央行通过发行货币买来的,绝不是一笔可以慷慨用于政策性项目的意外横财,应该谨慎使用。此外,中国的现行汇率制度也决定了将外汇储备兑换成本币用于国内支出的不可行性。对此,这篇题为《瓜分中国的外汇储备》的署名文章认为,中国央行持有的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并不能随意支出,这一储备与其他大银行所管理的资产没有两样,比如花旗集团代表其客户管理的1.6万亿美元资产就不能随便被动用。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央行从中国企业手中购买的,后者手中的外汇来源于出口收入和所获的外国投资。《华尔街日报》认为,虽然去年中国提高了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但中国央行仍将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每日波动幅度控制在0.3%以内。这一政策迫使中国央行须卖出或买入一定数量的美元,以便将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涨幅控制在上述区间内。为了筹措购买美元的资金,央行必须发行债券或多印钞票,而票子印得太多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尽管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资产,但支撑这一资产的其实是央行的负债。

《华尔街日报》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下,将外汇贮备用于国内支出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花去的美元最终总是要回到央行手中。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依然未变。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央行为了回笼它花出去的这些美元,就必须发行债券或印刷更多人民币。其结果是,政府的净负债增加或投放了过多人民币,而后者则将导致通货膨胀。

3.提高工资、提高储蓄利率、提高个税起征点有益于富民强国

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措施,是让那匹“瘦馿”健壮起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发展中的内需疲软的问题,即国内消费远远落后于投资和出口的现状,当务之急是提高工资,拉动内需。

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首先是自己的消费。自己消费不掉之后再将生产的物品出售换取外汇,然后用外汇换回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如果生产的创收不用到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上,劳动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劳动者就失去了劳动积极性。即使将这种创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上,也要在满足现实需求之后才能考虑,且要控制投资的规模。人是生产之本,劳动之本,只有劳动者有了劳动积极性,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社会的积累也要首先用到劳动者目前最急需的地方。要保证劳动者的收益与政府收益和企业收益同步增长。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是满足劳动者需求的最切实办法。劳动者手中有钱了才能去消费;劳动者在消费中得到满足的同时,又促进了生产的加快发展。同时,劳动者手中的钱多了,才可以提高物价;物价提高了,生产者又可以在高物价中获得高工资。工资、物价这样螺旋式地和谐循环上升,就可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工资是工薪阶层的主要收入,这部分人也是主流大众,他们的生活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那些高端人士、企业高管,他们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远远高于工资,他们是不把工资放在眼里的,因此工资的高低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同时垄断性企业、具有某些专属权的单位的人,他们的工资也比普通工薪阶层要高得许多。储蓄利率对这些人也没什么影响,所得税的高低他们也不关心。真正受到影响的是广大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急需的是提高工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储蓄利率,这样他们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使自己的生活也得到同步的改善和提高。这也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工薪阶层工资提高了,能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社会的和谐健康。

4.强国既是生产大国,同时又是消费大国

《大公报》2007年8月27日发表黄万转的文章《国强民富才是社会主义》。文章写道:国富不等于国强,强国也不等于富国。藏富于政府而不藏富于民,就是以富国穷民为目标。反之,则以富国富民为目标。只有强国富民,才能有社会主义。富国穷民,不是社会主义。真正的强国不仅在于能够为人类创造大量的财富,同时也有着强大的个人消费实力。没有强大的国民消费实力,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世界上强国的发展史已经证明,国家的强大既离不开物质财富的生产,也离不开财富的消费。离开了财富的消费,生产就失去了动力,也难以得到发展。只具备生产能力而缺乏消费能力,是缺失的国力。经济强大的国家一定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高的国家。原因是经济强大的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的同时并存,进口和出口的同时增长,引进和输出的同步发展,收入和产出的同时增高。总之,消费必须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增长,消费的适度增长标志着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人民大众生活的改善。

美国为什么是强国?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十分强大。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世界上的头号消费大国。因此,说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引擎,这个引擎的动力主要就来自于美国国民的个人消费。美国人买什么和不买什么,对某种商品买得多还是买得少,不仅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对全球政治、外交的影响都不可小看。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仅为4.5%,消费实力却是世界第一(当然,过度的消费也带来了问题,这已经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中显现出来)。如果以人均年购买力在7000美元以上的人数比较作为排名依据,排在第一位的美国为2.425亿人,占美国人口的84%。可见,消费的增长必须与生产的增长同步,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英国《金融时报》.中国为何“国富而民难裕”[N].参考消息,2007-01-30.

[2]《北京晨报》.工资偏低导致消费低迷[N].黑龙江晨报,2007-02-17.

[3]蔡亮.期待消费时代的“崛起”[N].大公报,2007-04-06.

[4]刘云.学学福特的工资观[N].环球时报,2007-12-07.

[5]黄万转.国强民富才是社会主义[N].大公报,2007-08-27.

提高工资 篇2

中安镇环境卫生管理所下设五个环卫站，现有环卫工人(临时工)539人，人均月工资860元，由县财政一次性拨给。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不断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区连续几年的创建成果表明，广大环卫工人功不可没。但是长久以来环卫工人的工作环境差、工作量大、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却没有得到有力改善。环卫工作本属苦、脏、累和高危职业，劳动强度大，工资较低，加之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环卫工人流失，难以招聘，环卫队伍的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环境卫生水平的整体提高和良性发展。为维护环卫队伍的稳定，调动环卫工人工作积极性，确保县城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保证县城环境卫生质量，切实树立城市良好形象，特请示县人民政府将环卫工人工资提高到1160元，人均月工资提高300元，并纳入财政预算。

当否，请示。

XX县中安镇人民政府

孙国庆代表建议提高环卫人员工资 篇3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不仅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更彰显出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坚定决心。全国人大代表、淮安市清河环卫处党支部书记孙国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了自己的感受。

孙国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城市优秀美容师，全国建设系统劳动模范，市、区优秀党员，市“十大亲情大使”，市十大文明之星，区“十佳城市美容师”。连续20多年获市先进工作者称号，5次受到省、部和国家级表彰。2009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被誉为新时期时传祥式的模范共产党员，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亲切接见。

干一行，爱一行。孙国庆自从步入环卫工人这个工作岗位，黎明前出现在马路上的第一个清洁工身影，是她；夜晚，最后一个离开的清洁工，也是她。一年365天，经常不分昼夜，无论酷暑还是严寒，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泡”在道路上，天天与垃圾打交道。孙国庆把这份工作视为对城市环保的一份责任，以持之以恒的工作热情和扎实的工作作风，用滴滴汗水洗刷出一条条清洁路。如今作为一名环卫工人代表，最令她欣慰的是，凡到过淮安的领导和外来客商，都夸淮安城市干净、整洁。

孙国庆是环卫工人的典范，她认为，既然选择了环卫这一行，就一定要干好，环卫工作虽然脏、苦、累，却关系着群众的身体健康，关系着城市的对外形象，任何工作都需要有人去做，只是分工不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孙国庆坚持工作岗位26年如一日，如今，她成了一名真正的环卫工人“状元”，给全国的环卫工人做了一个榜样。孙国庆说，作为环卫工人，她深刻了解环卫工人的苦衷，政府给最低收入群体发放了物价补贴，并且有动态上浮的机制，对于环卫工人这类低收入群体，也应该考虑提高他们的工资。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孙国庆代表带来了她的建议。孙国庆说，环卫工人工作比较苦，也比较累，同时又是低收入群体，现在环卫工人每个月还是只有三五元的补贴，两年来也没见增长。她建议，环卫工人劳动时间长、作业环境恶劣，有的地方各种污染超标，致使环卫职工患病率高。政府要尽快建立环卫职工的工资长效增长机制，并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健全环卫行业职业病防治责任制，由国家有关部门定期进行联合检查。同时，加大环境监测力度，改善环卫作业环境，让环卫工人健康地工作。孙国庆代表还提出1992年颁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已不太适应城市管理的需要，应予修改的建议。

互联网能提高工资水平吗? 篇4

关键词：互联网,工资,面板数据,技术进步

1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近几年, “微博”、“微信”等新鲜要素的加入, 使人们不禁一次次感叹信息传递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 而这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撑。自20 世纪90年代, 互联网在我国兴起并快速发展, 它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互联网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而, 我们关心的是, 作为一股技术冲击, 互联网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如何, 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这个问题, 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卢鹤立和刘桂芳运用指数定律分析了我国互联网的域名地区分布、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布和地区人口分布, 证实了我国互联网与区域经济的紧密相关性[1]。金兼斌和吴科特研究发现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地区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逐渐接近[2]。张越和李琪认为互联网普及率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经济发展影响显著[3]。张媛媛通过研究互联网行业与宏观经济的联动关系发现, 我国互联网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生产性支柱产业, 已经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社会作用, 并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4]。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 互联网与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 互联网的发展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另一方面, 互联网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互联网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 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远远不止这些。我们更关心的是, 互联网带来的好处, 人们是否享受到了? 或者说, 互联网的发展能够提高人们的收入, 比如工资收入吗?

为了对互联网与工资的关系有个定性认识, 我们利用全国31 个省市1999—2008 年的面板数据绘制了工资与互联网普及率的散点图 ( 见图1①) 。从图1 可以看出, 在互联网普及初期, 工资与互联网相关程度较高;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率逐渐增大, 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变得不太明显。这一直观图形提示我们, 互联网对工资的影响有阶段性, 在初期其作用较大, 随着普及程度的提高, 互联网对工资的提升作用可能会衰减。

互联网与工资的关系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Krueger考察了电脑使用对工资的影响, 发现使用电脑的工人工资比其他不使用者高10 - 15%[5]。Goss和Phillips以工作中互联网的应用为代理变量, 研究了信息技术对工资的影响, 发现工作中使用互联网使得工资上涨约13. 5%, 并且互联网对非技术密集产业的工资提升作用大于对技术密集产业的影响[6]。Lee和Kim研究发现1997 年使用互联网的工人工资比其他不使用者高出7%, 然而自1997 年之后这种差异消失, 后来互联网对工资的影响甚至变为负的[7]。Forman等通过研究美国企业的先进网络投资与当地工资增长的关系发现, 互联网只对本身富裕的乡镇的工资有显著提升作用[8]。

但是国内关于互联网与工资关系的研究是空白的。笔者将在深入分析互联网影响工资机制的基础上, 运用我国1999—200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互联网对工资的影响,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互联网对工资影响的机制分析, 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互联网对工资的影响, 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2 互联网对工资影响的机制分析

技术进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发工资的增长。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的代表, 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工资的。

首先, 信息技术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 信息技术作为投入要素对经济产出和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关于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信息技术 “生产率悖论”, 即认为信息技术投资没有明显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这样描述 “生产率悖论”:你到处都能看到计算机, 唯独在生产率统计中看不到计算机的影子。后来, 学术界常用 “生产率悖论”或 “索洛悖论”来概括大量的信息技术投资没有带来相应的收益这样一种现象。另一种观点是信息技术的 “生产率增长率”, 即认为信息技术投资与生产率提高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 认为信息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信息技术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 是生产率提高背后的力量。但是, 信息技术的作用需要配合其他条件 ( 比如企业管理创新、劳动力素质等) 才能得到发挥。因此, 一些企业的信息技术投资看不到高额回报并不能否认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林毅夫认为, IT应用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和生产组织的转型, 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9]。互联网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 使得互联网成为传统经济一个便捷的交易平台, 原来通过传统方式进行的交易活动逐渐演变成通过互联网进行。及时、便捷、低成本的信息交流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 扩大了市场交易的范围, 促进了分工细化, 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内学者李晓西、朱幼平、滕丽、王铮等的实证研究说明, 在宏观层面上, 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相关关系。钟根元等根据美国1991—2000 年期间的数据, 从宏观层面对信息技术投资、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信息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并且认为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已经消失了[10]。因此, 在宏观层面上, 我们认为信息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之一, 它本身具有典型的知识资本的特点, 不仅自身增长迅速, 而且改变了整个经济的运行规则。一方面, 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与其相关的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其次,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工资的提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工资由劳动力的供求决定, 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 即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品 ( 相当于劳动生产率) 与产品的边际收益的乘积。产品的边际收益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可用产品的价格代替。因此,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决定了工资。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 我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联系较为复杂。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联系并不明显。多数学者认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 我国的工资决定机制在逐渐市场化。李红涛和党国英利用我国1999—200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劳动生产率对工资变动存在较强的正面影响, 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 平均工资将提高约0. 44%[11]。笔者采用的是1999—200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可以认为在这期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联系较为紧密。

3 互联网对工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3. 1 模型设定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 互联网的发展会对工资产生正向影响。为了验证以上理论分析, 我们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 i代表省份, t代表年份。αi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级单位截面的个体差异, 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lwit代表工资的对数值, 采用 “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作为衡量地区工资水平的指标, 记为wage, 为减少异方差的影响取工资的对数值lwit作为被解释变量; itusersit代表互联网的普及率, 即互联网用户数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 用来反映某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 为了考察互联网与工资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我们加入了互联网普及率的平方项, itusers2it代表互联网普及率的平方项; pdit代表人口密度, 采用人口总数与地区面积之比表示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与地区的经济活动密度紧密相关。经济活动密度较大的地区更容易实施有益的专业化, 提高当地的生产率[12]。大量后续实证研究发现, 经济活动密度对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或人均收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13]; eduit代表人均受教育年限, 一般认为, 受教育水平较高意味着劳动力成本高, 高劳动力成本导致高工资水平, 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是学者们的常用做法; rpop65it代表老龄化程度, 老龄化反映地区总人口中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 老龄化程度间接影响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我们首先考虑全国31 个省的情况, 然后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互联网对工资影响的地区差异。

3. 2 数据说明

考虑我国互联网发展的特点, 以及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设为1999—2008 年。1999年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萌芽阶段, 而从2009 年开始, 《中国统计年鉴》不再统计 “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本文工资、人口密度、教育水平、老龄化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2》。其中, 工资以1999 年工资为基准, 利用实际工资指数进行了平减; 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参照刘巍 ( 2003) 的第一种方法[14]。互联网用户数来源于历年1 月份CNNIC公布的互联网发展报告, 互联网普及率是互联网用户数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为对数据的整体情况有个了解, 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 见表1) 。

从表1 可以看出, 历年各地区工资的均值是15457. 16, 最小值为6065 ( 1999 年山西的平均工资) , 最大值为47685 ( 2008 年上海的平均工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互联网的普及率 ( 单位: %) 以及人口密度 ( 单位: 人/公顷) 指标。由于我们采用的是1999—200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时间跨度较大, 且区域发展不平衡, 出现了最小值与最大值相差较大的情况。1999 年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间, 对于中西部偏远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是极低的, 而2008 年互联网的发展日趋稳定, 东部沿海等较发达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相当高了。贵州、西藏、安徽等地1999 年互联网的普及率只有0. 1%, 而北京2008 年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0%。人口密度差异较大则是由我国特殊的地形、地貌等特点造成的, 我国9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占国土面积不到50% 的东南地区。西藏1999 年的人口密度仅为0. 0213, 上海2008 年的人口密度却高至22. 92095。我国1999—2008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7. 78 年, 大致相当于初中水平, 最小值为2. 95 年 ( 1999 年西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 最大值为11. 09 年 ( 2007 年北京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我国1999—2008 年的老龄化程度约为8. 27%, 其中1999 年西藏的老龄化程度最低为4. 08%, 2003 年上海的老龄化程度最高为16. 38%。

3.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面板数据相对于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来说, 其优点在于可以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提供更多个体动态行为的信息、样本容量较大等。但是面板数据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对于 “个体效应”的处理。如果将面板数据看作截面数据而进行混合回归, 则要求样本中每个个体都拥有完全相同的回归方程。混合回归忽略了个体间不可观测或被遗漏的异质性, 从而导致估计不一致。为了将 “个体效应”纳入到模型中来, 我们通常考虑 “固定效应模型” ( FE) 或 “随机效应模型” ( RE) 。两种模型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个体效应”存在方式的假设上。前者假设个体效应在组内是固定不变的, 后者则假设所有的个体间的差异是随机的。究竟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我们采用豪斯曼检验来判断。豪斯曼检验的原假设为: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模型没有明显区别。如果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拒绝原假设, 则说明随机效应的假设前提不能满足, 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如果接受原假设, 由于随机效应模型更为有效, 则采取随机效应模型。

对全国31 个省的回归结果见表2 模型 ( 2) , 模型 ( 2) 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由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给出的F统计量的值为19. 60, P值为0. 0000, 我们拒绝混合OLS估计, 认为存在个体效应。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 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由于面板数据兼顾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的特征, 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可能会存在于面板数据中。对于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性质未知的情形, 我们利用Driscoll和Kraay ( 1998) 提出的方法进行检验[15]。检验结果表明, 各变量系数的标准误有所变化, 但未改变系数的显著性。最终, 我们选定固定效应模型来解释估计结果。作为对照, 混合估计的结果如表2 模型 ( 1) 所示。

注: * p <0. 05, ** p <0. 01, *** p <0.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

首先, 关键变量互联网普及率对工资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 个百分点, 工资将提高约0. 035%。这一结果印证了我们的理论分析, 即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工资水平。而互联网普及率的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工资并不总是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而增长, 当互联网普及率高到一定水平时, 其进一步提高不再能提升工资水平。这说明当互联网普及率高到一定值时, 或许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互联网的深层次发展。

其次, 对于控制变量的解释。模型 ( 2) 中人口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从全国来看, 经济活动的集聚产生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升工资的作用。虽然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都肯定了互联网对工资的正向影响, 但混合回归中人口密度、人均受教育年限的系数符号均不符合预期。人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了地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倾向于有更低的工资? 这显然是与常理相悖的。而当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后, 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工资的影响变成显著为正。老龄化程度与工资呈正相关的关系。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区, 适龄劳动力越少, 劳动力供给越少越能促进工资的提高。

以上是从全国层面上看, 互联网及其他因素对工资的作用。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们考虑东、中、西三大区域互联网对工资的影响情况。分区域回归的结果如表2 模型 ( 3) 、 ( 4) 、 ( 5) 所示, 经豪斯曼检验, 统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表2 对比可以看出, 互联网对工资的影响在三大区域都是显著为正的, 即不管对东部、中部还是西部来说, 互联网的普及均能够促进工资的增长。但是, 互联网的这种作用对每个区域又是不同的。其中, 中部地区互联网对工资的影响最大, 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 个百分点, 工资提高约0. 094%; 西部地区次之, 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 个百分点, 工资提高约0. 084% ; 东部地区最小, 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 个百分点, 工资提高约0. 028%。与全国情况类似地, 东、中、西三区域互联网普及率的平方项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无论对于哪个区域, 互联网普及对工资的提升作用都不是一层不变的。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某个值时, 它对工资的影响甚至变成负的。

东、中、西三大区域表现出来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 互联网普及初期对工资的提升作用比较明显, 这是技术从无到有带来的冲击。而一旦普及率达到一定水平, 技术成为一种大众掌握的资源, 其对工资的提升作用将受到削弱。东部地区是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区域, 因此普及率的提高对该地区工资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 除非有新一轮的技术创新的冲击。第二, 互联网需要配合适当的基础设施等条件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中部地区处于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 同时拥有较完备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人才, 因而能充分利用互联网带来的好处。西部地区互联网的发展虽然迅速, 但可能由于其他条件 ( 比如基础设施、高技能人才等) 跟不上, 而不能更有效地利用互联网。

其他控制变量对工资的影响情况与全国样本大致相同。三个区域的受教育水平、老龄化程度都对工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不同的是, 人口密度的作用在西部地区变得不显著。因为西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小, 经济活动集聚度较低, 还不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 能够较好地利用低劳动成本优势, 促进劳动生产率进而工资的提高。

4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31 个省市1999—2008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互联网对工资的影响, 并研究了东、中、西三大区域互联网作用的差异, 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 1) 不管是全国、东部、中部还是西部, 互联网对工资有先正后负的影响。在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时, 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工资水平。根据计量模型的结果, 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 个百分点, 工资将增长约0. 035% 。而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某个值并继续提高时, 其对工资的提升作用消失, 甚至产生负效应。

( 2) 东、中、西三大区域中, 互联网对工资的促进作用不尽相同。中部地区互联网的作用最大, 其次是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最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是互联网的发展存在瓶颈。东部地区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 如果想进一步发挥互联网的作用, 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冲击。二是, 互联网起作用需要有与其匹配的基础设施等条件。西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人才配置等条件的缺乏, 互联网的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针对以上结论, 我们认为不同区域应当制定与自身发展情况相适应的政策, 以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对工资的促进作用。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 但互联网普及率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且区域差异大, 人均互联网信息资源少。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 营造良好的互联网环境, 是提高互联网的利用效率、缩小地区 “数字鸿沟”、促进更高水平的互联网开发的必要措施。

提高工资 篇5

从增速来看，今年青海最低工资标准涨幅最大，在原有的基础上统一平均增加240元，年增幅为19%。其次是福建省，与调整前相比，扣除物价影响后平均增幅为12%。

各省份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作了相应调整。执行新政策之后，天津市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以20.8元/小时居首位，上海20元/小时次之。

福建各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差距大，第一档与第五档相差4.4元/小时，其次是江苏省各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差距较大，第一档与第三档相差3.5元/小时。

此外，安徽省于2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最低工资规定，细化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则，保障劳动者申诉、申请仲裁的权利。而四川省、广东省日前已明确都表示，20最低工资标准暂不上调，将按照以往发布的标准执行。

最低工资标准

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一般包括奖金和一些补贴。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

注意

最低工资不包含：

下列项目不作为最低工资的组成部分，单位应按规定另行支付：

1、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工资。

2、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

3、伙食补贴(饭贴)、上下班交通费补贴、住房补贴。

1.上海最低工资标准 2014

2.2016上海最低工资标准

3.上海最低工资标准2014

4.上海最低工资标准2015

5.上海2016最低工资标准

6.2017上海最低工资标准

7.9个地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上海2190元最高

8.9地提高最低工资：上海20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9.江西省第9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工资 篇6

从2014年4月1日起，天津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由1500元提高到1680元，增幅达12%。同时，北京市也将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目前的每月1400元调整为1560元，增加160元，增幅为11.4%。

2013年我国内地标签印刷企业数量为6046家

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印刷分会年会上，标签分会名誉理事长谭俊峤对中国标签印刷行业现状给予了分析。谭俊峤表示，目前我国内地有标签印刷企业6046家，其中长三角地区2850家，占47%；珠三角地区1593家，占26%；环渤海地区1344家，占22%。随着日化、食品、洗涤用品、医药、化妆品、家电以及小家电等行业的发展，标签印刷行业近年来连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增长速度排在印刷行业首位。

提高工资 篇7

首因效应是指最初接触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我们以后的行为活动和评价的影响, 是由于第一印象的作用而对后继交往所发生的影响现象。实际就是指的“第一印象”的影响。实践证明, 第一印象是难以改变的, 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先入为主”的现象, 当你对某一个人第一印象良好, 以后的交往中就不容易感觉他的缺点存在。因此, 在日常交往过程中, 尤其是与别人初次交往时, 一定要注意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既然在人际交往中有这样一个首因效应在起作用, 准确地把握它, 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它来帮助我们开创自己的事业,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作为在高校从事工资管理的工作者,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效应, 在人事、工资管理等方面, 充分地利用和发挥首因效应的积极作用, 克服和避免其消积影响和作用, 从而提高学校工资管理工作质量。

工资管理工作是人事工作的核心内容, 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从大的方面而言, 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从小的方面来说, 高校作为事业单位, 工资是教职工收入的主要来源, 工资工作搞好了, 可以调动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提高工作效率, 促进人才引进工作。因此, 在工资管理工作中重视研究社会心理, 特别是针对高校知识分子人群集中这一特点, 善于研究他们的心理特征, 注重讲究合理的方式方法, 将工资政策用足用活, 能够为顺利推行高校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在高校工资管理工作中利用首因效应, 是稳定和引进人才的需要

高校的人才, 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是集知识型、学者型、专家型于一身的人才, 这类人才在人才市场上具有更多的市场机会、更高的市场价格, 所以收入水平的比较差异成为高层次人才流动的显性因素。当前, 高等学校实施的“政策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举措, “待遇留人”是关键。这就要求在我们高校工资管理工作中充分利用好首因效应, 实现“待遇留人”。实行“优劳优酬、优才厚待”, 加大向高层次人才、拔尖人才倾斜的力度, 重奖贡献大、水平高的教师, 营造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良好氛围, 创建出有利于人才引进与稳定、有利于人才成长、有利于开发人才绩效的优化环境。

二、在高校工资管理工作中利用首因效应, 是高校进一步调动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的需要

近年来,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就我院来说, 无论是在办学规模、办学效益, 还是在办学质量、办学层次上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在招生规模扩大的情况下, 学院教职工人数没有明显增加, 教师队伍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学生增长速度, 广大教职工的工作负荷显著增加。因此在工资管理工作中, 充分利用首因效应, 适度地提高教职工的收入水平, 改善待遇, 可以全面发挥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多劳多得, 奖勤罚懒, 向贡献大、水平高的教职工倾斜, 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三、在高校工资管理工作中利用首因效应, 是高校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需要

以分配理论为指导,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对现行高校工资制度进行的改革, 是一种打破旧体制、克服惯性的过程。从管理学和心理学角度来说, 人们往往习惯于采用原来的熟悉或习惯了的方式方法, 排斥生疏的、不熟悉的东西。因此在推行新的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时, 要运用心理学的首因效应, 遵循高等学校办学规律, 深入研究, 多方征求意见, 加强宣传, 以使广大教职工得以充分理解与接收, 建立起适合教师职业特点的、能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的新型分配模式和管理机制。

1. 研究校情, 明确目标, 结合高校自身特点, 向教学一线人员倾斜, 向高层次人才倾斜。

从学校发展需要出发, 从财力情况出发, 立足于学校发展、队伍建设、人才引进与稳定、调动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等主要目标, 切实把握按劳分配的原则, 坚持绩效挂钩, 将教职工工作实际工作成绩、岗位任务完成情况与津贴分配直接挂钩;坚持政策倾斜, 特别注意向教学一线倾斜、向高层次人才倾斜。运用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 使广大教职工感受到一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思想, 以促进分配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因此, 我们在津贴分配上确保了教学中心地位, 体现教师主体地位, 整体水平上向高层次人才倾斜。采取教学、科研等业绩奖励措施, 重奖水平高、贡献大的教学科研人员, 如对名教师、教学新秀等一批教学业务骨干进行奖励,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在工资津贴待遇等方面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 在人才引进工作中效果显著。近两年来, 我院引进了一批高层次人才, 其中正高职称五名、博士两名。我院在住房、科研启动经费、院岗位津贴等方面都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使这些高层次人才得以安心地留下来, 为学校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在制定分配制度改革具体实施方案时, 还要充分利用首因效应, 慎重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教学人员与非教学人员关系。在对教师倾斜力度较大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一些管理人员的利益, 向他们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使他们从整体上加以理解。二是“双肩挑”人员与专职人员的关系。避免“双肩挑”人员多拿和重复享受。三是骨干与一般的关系。对于有贡献的高层次人才给予倾斜是共识, 但一般人员也多在一线工作, 功不可没, 这方面如何体现也应考虑。四是一部分教职工特别是年龄偏大、工龄较长教职工和新参加工作人员的关系。教职工随着工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 长期积累性贡献应得到补偿,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五是在职和非在职 (离退人员以及进修人员) 的关系。学院发展到今天, 也有离退人员贡献的积累;进修学习人员关系到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也应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利益。分配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新生事物, 这几个关系处理不好, 给广大教职工留下这样那样不好的第一印象, 就会影响政策的实施, 也起不到良好的激励和调节作用。因此, 在制定和研讨实施方案时, 应结合校情, 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离退人员座谈会等形式, 集思广益, 加大宣传力度, 使上述几个关系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 不引起大的波动或不安定因素, 使广大教职工满意, 增强学院的凝聚力。

目前, 我院已在工资制度上形成了一个以职务等级工资制度为核心的多元结构的工资制, 它主要包括国家统一的事业单位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地方政府的津贴和补贴、校内工资性补贴、校内岗位津贴, 形成了国家工资制度与校内分配制度互补互存的工资分配格局, 充分发挥了工资的保障、竞争、激励等功能, 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 提高了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质量。

提高工资 篇8

1. 工资总额是统计上的概念。

国家统计局于1990年1月1日发布了《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其中第三条规定, 工资总额, 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工资总额的计算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另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通知》的解释, 直接支付指无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 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全部职工应包括固定职工、合同制职工、临时职工和计划外用工。《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工资总额由六个部分组成: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2. 工资薪金是税法上的概念。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 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准予扣除。前款所称工资薪金, 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 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 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3. 职工薪酬是会计上的概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二条规定, 职工薪酬, 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职工薪酬包括八项: (1) 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2) 职工福利费; (3) 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 (4) 住房公积金; (5)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6) 非货币性福利; (7) 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 (8) 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

从右栏工资总额、工资薪金和职工薪酬三者内容对照表可以看出, 工资总额包含的内容最窄, 工资薪金其次, 职工薪酬最广泛。另外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的规定, 工资、薪金所得, 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应该说《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口径较宽, 基本上与会计准则口径一致, 凡是与个人任职受雇有关的所得, 如辞退福利、股票期权等, 均应按照“工资薪金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一般情况下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都属于税法上的工资薪金, 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形, 如:单位外聘董事所支付的董事津贴或补贴费、单位接受派遣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单位使用离退休人员所支付的工资, 税法上作为劳务费处理, 要求收到正式税收发票, 不能用企业自制的工资条处理;单位现金支付的交通补贴、通讯补贴等按照《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 (财企[2009]242号) 的规定, 实行货币化改革的作为工资处理, 未实行货币化改革的作为福利费处理;而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3号) 的规定, 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属于企业职工福利费范畴。

一般情况下非货币性福利都属于税法上的工资薪金, 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形, 如:企业无偿向职工提供住房、汽车等固定资产使用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 因没有实际的支出发生, 固定资产的折旧额不应作为工资薪金的支出进行税前扣除, 而应按照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辞退福利产生的预计负债, 在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确认条件计入当期费用时, 应调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 其后实际支付时, 再做相应的调减。根据《企业所得税管理工作规范》的规定, 辞退福利不属于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