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评价（通用11篇）
保障性评价 篇1
我国自2008年以来大规模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并计划在“十二五”期间覆盖全国城市20%住房困难家庭, 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各地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列为“一号工程”, 克服时间紧、资金缺、拆迁难等一系列难题, 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 一路攻坚前行, 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天津市连续5年将住房保障工作列为20项民心工程之首, 不断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扩大保障房建设规模, 形成了较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通过市财政预算投入、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等渠道, 确保租房补贴和公共租赁住房、平房区改造资金及时足额到位。预计“十二五”期间, 政府将为此投入资金约229亿元。
天津市单列保障房用地, 在全年土地供应计划中优先安排, 并加快保障房项目选址地块的征地拆迁整理和供地审批。2008年至2012年间, 天津保障房建设供地达1988公顷, 为同期计划的186%。在如此巨大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量的前提下, 如何对项目用地进行科学、合理的选取, 成为摆在土地管理部门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对层次分析法 (AHP)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聚类分析方法的研究发现, 利用此种方法并结合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用地选取的特殊性, 可以直接有效地对项目用地进行科学合理的选取, 在保障性安居工程前期供地阶段的可行性分析中进行充分分析决策。
1 基于综合评价方法的房地产项目前期可行性测度方法研究
在基于综合评价方法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选取测度研究中, 本文选取了层次分析法对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进行水平测度, 该方法优点是提出了层次本身, 把主观制定的定性因素量化, 并对指标进行相对重要性的衡量。
针对研究区项目地块所处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个特点, 提取具有该区域代表性的指标因素, 构建研究区项目前期可行性分析测度指标体系, 从而进行定量分析。
层次分析法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AHP, 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托马斯·塞蒂 (T.L.Saaty) 提出的一种较为实用的多准则方法。这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具体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在处理复杂的决策问题上表现了较大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很快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
一般来说, 应用层次分析法 (AHP) 进行系统评价, 步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建立层次分析结构模型
首先要对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理性的分析, 将评价系统的目的、评价准则等有关因素自上而下进行分层 (目标—准则—指标等) , 可以分为完全相关性结构、完全独立性结构、混合结构。针对本文所研究内容, 需要建立完全独立性结构模型, 它的特点为上一级要素都各自有独立的完全不相同的下一级要素, 上层受下层的影响, 而层内各因素基本上相对独立。如图1所示。
1.2 构造成对比较矩阵
构造成对比较矩阵是作为AHP的基本信息, 也是进行计算的重要依据。设成对比较矩阵A中元素aij表示i元素与j元素相对重要度之比, 并为反对称阵:
从公式1-1中不难看出, 比值越大, i元素的重要度越高。为了简化, 一般采用1-9尺度, 规定用1、3、5、7、9分别表示i元素与j元素。成对比较矩阵如公式1-2所示:
1.3 进行层次单排序
进行层次单排序的过程是计算同一层次要素对于上一层次某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权重值的重要问题, 其具体做法就是计算各成对比较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具体求解方法一般采用和积法。
第一步:计算所构造成对比较矩阵A中每一列要素的和Sj。
第二步:成对比较矩阵A中的每个要素除以该要素所在列的Sj, 组成一个新矩阵Anorm, 该矩阵为归一化矩阵, 新生成的每列要素a*ij和为1。
第三步:对新矩阵Anorm的每一行计算均值Wi, 进而得到特征向量W, 该向量为A矩阵各要素的层次单排序权重值。
第四步:计算成对比较矩阵最大特征值λmax。
1.4 进行层次总排序
在层次单排序中计算出相对于上一层次某要素和本层次相应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权重值, 而模型的最终结果是计算出最低层相对于最高层的相对重要性排序权重值, 即层次总排序。这个排序过程是从最高层逐级向最低层计算的, 具体计算如表1所示。
1.5 一致性检验分析
在成对比较矩阵中对各元素的赋值是由决策者根据每个要素相对重要性设定的, 主观性较强, 往往会出现较大的逻辑错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后要对其矩阵进行一致性指标检验。
一致性指标 (CI) 定义为:
矩阵完全一致是CI=0;不一致程度越高, 一致性指标CI值越大。
为了判断不同阶层对比较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引入成对比较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RI在不同阶矩阵中数值如表2所示。
已知RI、CI, 定义随机一致性比率CR为:
当CR≤0.1时, 认为该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CR≥0.1时, 认为该矩阵不一致, 需要重新构造成对比较矩阵。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分析是一个“经济—社会—收益”的复合系统, 其中涉及多个领域, 对项目的整体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要全面准确衡量该项目是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可行, 就必须要制定一些反映该系统特征的准则和指标因素, 进而构成必要的指标体系。从准则和指标的角度对项目前期评价系统进行单独解析和综合测算。
针对研究区特点, 构建如表3所示的项目可行性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该测度指标体系选取了九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进行项目可行性测度分析, 但是, 这九种指标数据, 并不作为测度的唯一数据, 亦可结合每个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的自身特点进行变化, 从而得到适用于不同项目的有效数据。具体解释如下。
(1) 人口密度 (P1) 是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用地区域内年末人口数与该项目用地土地面积之比, 单位:人/平方公里, 为正指标。该值越大, 表明单位建筑面积利用的人数越多, 土地承载力越大, 项目用地利用率度越高。计算公式为:
(2) 地均目标客户人数 (P2) 是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内各单位目标客户人数与该项目所在城市的土地面积之比, 单位:人/平方公里, 为正指标。该指标越大, 表明研究区吸纳目标客户的能力越强。计算公式为:
(3) 人均消费性支出 (P3) 是指居民用于生活的全部支出, 单位:元/人, 为正指标。该指标越大, 表明研究区居民生活状况越好, 其指标数值为入户调查所得。
(4) 地均消费品零售总额 (P4) 是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该项目土地面积之比, 单位:万元/公顷, 为正指标。该指标越大, 表明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土地上商业发展越发达。计算公式为:
(5)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 (P5) 是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内二三产业产值总和与需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土地面积之比, 单位:万元/公顷, 为正指标。该指标越大, 表明研究区项目土地利用产出强度越高。计算公式为:
(6) 地均财政收入 (P6) 是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所在地地方财政总收入与该地区城市土地面积之比, 单位:万元/公顷, 为正指标。该指标越大, 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产出强度越高。计算公式为:
(7)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P7) 是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内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该城市的土地面积之比, 单位:万元/公顷, 为正指标。该指标越大, 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投入水平越高。计算公式为:
(8) 地均房地产投资 (P8) 是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周边房地产投资额与该地区城市土地面积之比, 单位:万元/公顷, 为正指标。该指标越大, 表明该地区房地产市场投入水平越高。计算公式为:
(9) 人均绿化面积 (P9) 是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绿化面积指标与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预估居住人口之比, 单位:平方米/人, 为正指标。该指标越大, 表明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的生态环境越好。计算公式为:
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内涵不难看出, 不同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空间结构布局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目标市场方向也各不相同, 因此对每个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要求程度也高低不一。构建基于综合评价方法的房地产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测度指标体系的主要目的就是判断所研究项目状况是否与合理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相近。但该项目是否可行却很难有统一的指标和标准, 这需要根据每个城市、地区发展阶段的自身特点来选取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的指标标准。城市、地区类型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 所选取的指标理想值应不尽相同。
一般来讲, 对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用地前期可行性研究测度指标的理想值确定主要有以下五种方法。
第一, 目标值法:结合国家、区域、开发区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目标, 以及该地区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有关用地标准、宏观政策等, 确定指标理想值。
第二, 发展趋势估计法:在遵循法律法规、宏观政策、合法合规原则的前提下, 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趋势估测指标理想值, 趋势估计期限宜为3~5年。
第三, 先进经验逼近法:借鉴国内外房地产项目前期评价综合经验, 确定指标理想值。
第四, 专家咨询法: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 确定指标理想值, 专家数量最佳值为10~40人。
第五, 实地调研法:针对城市、地区特点设计相应指标问卷, 并对该区域内居民进行走访式详细的问卷调查。
因此, 在确定指标理想值时必须综合上述方法, 通过合理的理想值来构建更为客观的测度指标体系, 从而更为准确地计算出项目可行性水平。
2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选取可行性影响因素方法研究
在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可行性分析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 我们选取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前期评价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 并针对该模型进行回归性检验。
该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研究变量与变量之间的相对关系, 并提出变量之间相对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在这个基础上利用概率统计的方法, 对此相对关系进行充分分析, 并判明建立的数学表达式是否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在公式有效性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找出哪些因素的影响是显著的, 哪些是不显著的, 这对我们分析房地产项目前期可行性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选定方法的基础上, 利用构建的指标体系中九个研究区域代表性的指标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也称多重回归, 是根据多个自变量的最优组合建立回归方程来预测因变量的回归分析。设Y为因变量, x1, x2, …, xn为自变量, 两者存在线性关系, 则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模型为:
其中Y为根据所有自变量X计算出的数值, B0为常数项, B1, B2, …, Bn为X1, X2, …, Xn的偏回归系数, 偏回归系数是假设在其他所有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其中一个自变量 (X) 变化引起的因变量 (Y) 变化的比率。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成后, 要知道分析模型所反映的变量关系是否符合实际, 所引入的自变量是否有效, 一般要对回归模型进行一系列的检验。其中包括相关系数检验、t检验、DurbinWatson检验等。下面对其方法进行简单介绍。
2.1 复相关系数检验 (multi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复相关系数也可以称为多相关系数, 是用于度量因变量 (Y) 的观测值与由自变量 (X) 经回归模型求出的预测值之间关系的强度的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R为正数, 且0≤R≤1, R值越接近1, 表示线性关系越强, 反之越接近0, 线性关系越差。
一般我们把相关系数的平方R2称为测定系数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 又叫拟合优度。它可以反映回归自变量的变异在因变量变异中所占比率。在多元回归模型中, 为了避免由于自变量数目增加而过高估计相关性的实际情况, 要对R2进行修正, 其公式为:
2.2 Durbin-Watson检验
在对回归模型诊断分析时, 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回归模型假设需要我们来诊断, 即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的独立性, 如果误差项不独立, 那么对回归模型的任何估计与假设做出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也就是自相关检验。其参数称为D.W., 取值范围为0
2.3 t检验
t检验主要就是利用统计学中的t统计量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的假设为:各自变量回归系数为0, 常数项为0。它使用的统计量为t。它的值越大越好, 检验公式为:
利用综合评价法选取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是一种通过笔者的工作实际与在天津大学研究生学习期间所学知识相结合所做的研究, 旨在通过综合评价的方法解决面对多个项目地块选取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这一难题。通过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 结合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所做的相关领域的研究结果, 对多个保障性安居目标地块进行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综合评价分析、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之后得出相应的结论, 为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选址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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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以中.管理科学——运用Spreadsheet建模和求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赵光华.管理定量分析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杜栋.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9
保障性评价 篇2
监督检查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经费使用与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省2016年义务教育保障经费机制改革绩效考评办法的通知》（皖教秘财〔2016〕155号）和《固镇县2018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办法》精神，结合我校工作实际情况，现就开展义务教育保障经费使用管理情况监督检查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纠防结合、注重预防的方针和全面检查、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务求实效的原则，全面、深入了解我校2018年以来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和管理情况，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加强分析整改，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经费保障水平。
二、检查内容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省2016年义务教育保障经费机制改革绩效考评办法的通知》（皖教秘财〔2016〕155号）所确定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对2018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监督检查方式 一是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相结合，每学期开学检查、年中绩效评价、季度检查、年终绩效评价为定期检查；根据工作需要开展的专项检查为不定期检查。二是全面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定期检查为全面检查，专项检查视工作需要随时开展。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开展义务教育保障经费使用管理情况监督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明确职责，确保监督检查工作落到实处。义务教育保障经费使用管理情况监督检查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要高度重视，责任落实到人。
（三）制定方案，建立长效机制。
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绩效评价办法 篇3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低保工作绩效评价，是指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全面客观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低保工作的规范性、效率性和有效性。
第三条 民政部、财政部负责组织开展低保工作绩效评价。根据需要，可委托地方民政、财政部门和具备资质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等第三方组织具体实施。
第四条 低保工作绩效评价坚持城乡统筹、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公开透明、激励鞭策的原则。
第五条 低保工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工作保障、工作管理和工作效果3个评价指标构成，每个评价指标分解为若干项评价内容，具体评价内容可视年度工作情况作适当调整。
第六条 低保工作绩效评价主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省级人民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各地低保工作情况及相关统计数据。
第七条 低保工作绩效评价采用评分法，满分为100分。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评价得分90分以上为优秀，80分以上90分以下为良好，60分以上80分以下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八条 民政部、财政部根据全国低保工作进展情况，逐年确定公布当年低保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
第九条 低保工作绩效评价采取以下步骤：
（一）自我评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财政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对照年度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对本地区低保工作进行绩效自评，并将自评报告报民政部、财政部。
（二）实地核查。民政部、财政部组织力量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低保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核查。
（三）综合评价。民政部、财政部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评情况、实地核查情况和相关数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低保工作绩效作出量化评价，划定绩效等级。
（四）通报。民政部、财政部将低保工作绩效评价结果通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对评价结果为优秀和良好的予以表扬，对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
第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低保工作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督促指导地方改进低保工作、通过“以奖代补”分配中央财政城乡低保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对在低保工作绩效评价中弄虚作假、瞒报谎报情况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绩效直接评价为不合格等级。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低保工作绩效评价办法，并组织开展年度绩效评价。
第十三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低保工作绩效评价适用本办法。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民政部、财政部负责解释。
保障性评价 篇4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保障性住房已达一定规模,住房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然而,当前受保人群的居住满意度和福利水平如何,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保障房混合建设是否降低了周边居民的福利水平?不同类型的保障房对于居民福利效应提升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我国住房保障下一阶段工作的科学高效推进,以及保障形式的甄选与政策的修正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对社区福利的研究多是基于生活需求、人际互动、价值系统等对社区居民满意度的衡量,并提出一般社区和具体领域的社区居民满意度两大类指标用于社区居民福利评价。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国内学者结合我国保障住区建设方式与现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因子分析法,或通过构建解析结构模型、OP、Logistic、HLM、Probit等回归模型,考虑住房面积与品质、小区环境、物业管理、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社区归属感等影响因素,对受保居民的满意度和保障房居住的总体评价进行研究。周瑞雪基于感知质量理论,发现房屋感知质量、政府服务质量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吴莹通过对公租房住户的调查研究,认为满意水平除受房屋质量、社区环境等因素影响外,政策性住房在社会标签上的污名化、社会关系上的弱势地位同样是影响满意度体验的重要因素;李辉则特别强调了住所的建筑质量和公共服务问题应当被各方单位所重视。也有学者对受保居民福利指标的满意程度进行排序,刘亚臣得出沈阳市受保居民满意度指标排序,依次是周边环境和基础设施、管理与服务、房屋概况;余劲、李梦玄等则是以受保居民入住前后福利水平的变化为视角,在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福利量化测度。
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受保居民进行福利评估,忽略了保障住区对周边居民的福利影响,且缺乏不同保障房形式的对比分析。基于此,本文借助天津市保障性住房福利测度调查,构建受保居民及保障房周边居民福利的评价体系,探讨多维视角下保障房福利效应水平现状及其成因,为完善住房保障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
2 城市保障性住房福利效应评价
森的可行性理论认为:福利是很多“功能”或“能力”的集合,可通过评估这些功能性活动的组合来进行福利测度。在此框架下,基于住户对保障性住房的主观评价,从受保居民福利水平高低、配建模式下保障住区对周边居民的福利影响、不同保障方式对居民福利水平的作用大小等方面对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效用进行综合评价。
2.1 受保居民福利状况度量
2.1.1 指标选取与评价体系建立
基于已有研究,选取居住条件、生活条件等6个一级指标,包含住房面积、住房区位等16个二级指标。具体指标体系与说明见表1。
(1)居住条件。选取人均居住面积、居住位置以及基础配套设施为其相应评价指标。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天津市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34m2。考虑受保居民大多为中低收入人群,设定人均30m2为很满意的标准,而申请公租房的条件为家庭人均住宅面积小于12m2,因此设定人均12m2为很不满意的标准,并依据标准确定满意和不满意的界限值为23m2。
(2)生活条件。选取商业设施、运动设施、银行以及医院4个指标,主要依据步行/骑自行车到这些地方所用时间进行评价。
(3)教育条件。选取幼儿园、九年制义务教育及高中3项作为教育条件的指标,主要依据步行/骑自行车到这些地方所用时间进行评价。
(4)交通条件。选取居住地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关系为其指标,依据居民到达公交站或地铁站所用时间进行评价。
(5)就业条件。选取从居住地到第二产业(工业园区)及第三产业(如基础服务业)的便捷度为相关评价指标。
(6)心理状况。社区的治安、安保状况直接影响居住质量,而与社区其他邻里之间关系影响自我福利的感知。选取社区安全性、邻里关系为心理状况下的评价指标。
2.1.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于2014年4月选择西青区朗庭园、津南区双港新家园、南开区天华里及东丽区秋丽家园4个保障住区作为调查区域。选取小区内各个年龄层的受保居民,男女人数均分。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为176份。
2.1.3 实证分析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影响效用的各个指标进行评价,得出指标的隶属函数和模糊评价矩阵,最后对各级指标进行权重和数值的耦合,计算出福利效用的模糊评价值。
(1)隶属函数的设定。合理选取隶属函数是测度的关键,本文在对初级指标进行满意程度的评价时,分别设置4个状态各代表很满意、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对4种状态变量依次等距赋值,以Xij表示第i个指标的第j个初级指标的状态变量值,Xij分别为1、0.66、0.33、0,值越大表示福利状况越好。此时隶属函数为:
(2)指标的权重和加总。在确定目标和评价因素后,依据实际调研中住户对各项指标重要性排序和相应主观评价来确定权重。由于研究对象前后一致性,假定受保居民入住保障房前后各指标权重不发生改变。各指标及初级指标的权重见表2。
在获得初级指标隶属度和权重基础上,求出受保居民入住保障房前后的福利隶属度,得出福利水平的变化结果。保障房受保居民福利的变化结果见表3。
(1)居住条件。居住条件总体评价值有所提升,模糊指数上升率为57.2%。受保居民入住保障房后人均住宅面积变大,配套基础设施也较为完善,此方面评价值由此得到提升。但由于保障住区规划选址较为偏远,居住区位的评价值有所下降。
(2)生活条件。生活条件总体评价略微下降,模糊指数下降率为6.27%。通过调研可知,受保居民对商业设施及银行的依赖性最大。因选址问题,受保居民日常购物及银行存取款等出行较以前不太便捷。而运动设施模糊指数却有所提升,原因在于保障房社区内具有统一规划的运动设施,此方面评价由此得到提升。
(3)教育条件。教育条件总体评价值有所下降,模糊指数下降率为15.3%。保障性住房小区周边教育配套设施并不健全,幼儿园的模糊指数与之前基本持平,但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中的模糊指数均有所下降。
(4)交通条件。交通条件整体评价值略微下降,模糊指数下降率为6.2%。保障性住房小区周边的交通配套比较完善,与入住前福利水平变化不大。但由调研可知,现阶段受保居民更依赖公交系统,入住后地铁的使用不太便捷。
(5)就业条件。就业条件整体评价值下降较为明显,模糊指数下降率为17.8%。值得关注的是,就业条件初级指标在入住保障房社区前后的隶属度都比较低,均不超过0.5。保障房选址偏远,就业距离增加故是其原因,但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家庭其实离工业园区距离缩短,但其工作机会并没增加,此类居民大都年龄偏大,没有一技之长,究其原因乃是人力资本偏低。
(6)心理状况。心理状况评价值提升最为明显,模糊指数提升率为86.3%。两项指标模糊指数均有较大提升,多数居民认为现在的保障房小区比以前居住的住宅安全,与周围邻里的关系也比以前更融洽。
总体而言,受保居民基本福利得到保障,但整体福利水平还比较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6个功能指标中,只有居住条件和心理状况的模糊指数有所提升,其他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下降率最大的为就业和教育,而这些都与保障房建设中选址、周边配套设施相关性较大。
2.2 配建模式下保障性住房对周边居民的福利影响
一般认为,人们当前福利取决于当前的选择集合,可供选择的集合越大,人们就越幸福。因此,如果某个人的选择集合增大,其他人各自选择的集合保持不变,则社会福利必然会增加。这样的结论忽略这样一个因素,即一个人福利的增长对其他人福利的影响,这种外部效应是到处存在的,完全忽略该因素会产生严重误导作用。所以,要进行保障房福利效应评价,其产生的外部效应也应被正确评估,因此保障住区周边居民的福利是否受损也应是保障房福利评价的重要标准。
2.2.1 指标选取与评价体系建立
结合上文受保居民相关指标的选取,对保障住区周边居民的福利评价依据以下指标进行考核。
(1)居住资源。主要包括公共基础配套设施、社区居住环境等。因受保居民多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其自身居住习惯难与成熟商品房小区无缝对接,可能会对商品房小区居民造成影响。
(2)生活资源。主要包括社区周边服务设施、公共物业等。混合居住区人口基数较大,公共生活资源的使用可能会出现问题。
(3)公共交通资源。对于受保居民而言,出行大多依靠公共交通,因此保障房小区周边居民对公共交通的使用可能不如其他小区那样便捷。
(4)教育资源。当城市不同收入阶层混住在同一住区时,小区周边的教育资源是否同时满足各阶层需要,中高收入阶层是否对配建教育设施满意值得考量。
(5)邻里关系。阶层的差异产生沟通的困难,心理上同样会产生相互排斥。各收入阶层居住在一起,住区成员之间的邻里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6)社区安全。不同阶层在言语举止、生活习惯和日常行为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居民之间容易产生误解与冲突,因此社区安全性感知可能会受到冲击。
由于混合配建的商品房并不存在前后对比,采用模糊方法中评分定级方法进行研究。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格式,将每个问题的表述设置为4个等级,定级为L1、L2、L3及L4,采用语义学将标准划分为4个等级:好、良好、一般、差,同时为了方便计算,把主观的评价标准转化成定量数据,分别赋值4、3、2、1。设计的定级标准及评语见表4。
2.2.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于2014年4月选择朗庭园和双港新家园两个混合住区对普通住宅居民随机调查,选取各个年龄层居民,男女均分,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80份。调查数据见表5。
2.2.3 实证分析
权重的计算与检验与上文相同,求得权重=(0.103,0.158,0.158,0.15,0.15,0.281),采用模糊法计算分值,根据统计结果得到比重向量:
根据李克特量表赋予的四个定级的分值,计算最后结果,进行等级评定见表6。
从计算结果可知,居民整体评价值为2.890,属于L2级,配建混居对他们的影响属于可接受范围。其中居住资源与教育资源评价结果为“好”,属于L1级,受到影响最小,其余4个指标结果均属于“良好”。评价最低的为邻里关系,即各阶层的融合不是非常理想,存在一定隔阂。与此同时,在调查中有一些居民表示,配建还有如下积极影响:受保居民为商品房小区提供部分低端劳动力,由此形成不同阶层之间互利模式,一定程度上促进各阶层融合;政府对配建区域统一规划,使得原来小区周边配套得到改善。
2.3 产权型与租赁型保障性住房满意度分析
随着保障性住房类别、功能不断细化,不同类型保障性住房实施效果如何?哪种保障形式更易得到认可?为此,我们于2015年5月选取秋丽家园、秋怡家园、淮盛园、郎庭园、福雅花园进行调研,样本覆盖产权型与租赁型两大类型保障房,其中,产权型保障房297份、租赁型保障房269份,因选取指标内容与上述指标类似,直接通过两者满意度比较来进行分析。
2.3.1 产权型保障房满意度概况
产权型保障房总体评价满意程度较高,49.8%的住户认可,25.9%非常认可,两者合计超过75%,但仍有13.5.%的住户表示不满意,说明仍有提升改善的空间。从构成保障房总体福利评价的各个方面看,对小区的整体满意度,包括满意和非常满意,合计68.7%,物业为55.9%,生活便利为43.8%,交通资源为31.4%,教育资源为38.7%,邻里关系较高为78.5%见表7。
2.3.2 租赁型保障房满意度概况
租赁型保障房的总体评价满意程度为68.6%,不满意与非常不满意的占比分别为14.5%、8.1%,同时不确定的人数占比也相对较高。从构成保障房总体福利评价各方面看,对小区的整体满意度,包括满意和非常满意,合计63.2%,物业为56.3%,生活便利为44.6%,交通资源为30.0%,教育资源为22.2%,邻里关系较高为70.6%,各分项详见表8。
2.3.3 受保居民满意度对比分析
产权型保障房总体评价满意超过75%,且25.9%为非常认可,租赁型满意整体为68.7%,但非常认可的仅为10.7%,同时租赁型非常不满意占7.4%,也大于产权型的2.3%。从各个组成部分可以看出,产权性保障房除了生活便利满意程度略低于租赁型外,其他满意程度均高于租赁性保障房。总体来看,租赁型保障房出现不满意的现象更多,产权型保障房更得到居民的认可。调查中发现产权型保障房更受认可的原因有二:(1)产权型保障房建筑质量、周边配套与相关管理等具有优势;(2)产权型保障房能够使受保居民对住房的占有和使用接近社会平均水平,有助于积累家庭财富,甚至提升其社会地位,增强受保居民心理归属感。
3 结论与讨论
3.1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城市保障房住区选址与周边配套供应、内部环境规划与设计、保障形式匹配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不能完全满足受保居民的实际需求,保障房福利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1)入住保障房住区后,受保居民整体福利水平有所提高,居住条件、心理状况明显改善。但保障房普遍存在选址偏远、空间失配等问题,周边的生活配套、教育、交通等条件难以满足受保居民需求,造成居民福利损失、发展权受限等消极影响;同时集中成片建设,造成低收入群体空间聚集,容易导致居住空间分异。
(2)在配建模式下,保障房周边居民整体福利评价比较好,保障住区的消极社会效应尚不明显。其中,居住资源与教育资源受影响较小,但混合住区人口基数大、人员素质等问题对小区整体品质、周边配套造成影响,其中生活配套与公共交通资源受影响最为明显;居民在邻里关系和安全感知层面评价较低,社区真正融合存在困难。
(3)不同类型保障性住房给居民带来的效用影响不同。由于产权型保障房能够带给居民较强的心理归属感,因此相对租赁型保障房能够得到更多受保居民的认可。然而,现阶段居民难以根据自身现状自主选择保障形式,多层次、更灵活的住房保障形式还有待完善。
3.2 政策思考
城市居住空间既是一种“地理空间”,也是一种“社会空间”,保障房建设不能止于“提供住房”,更要考虑其社会发展权,切实满足受保人群的实际需求。当前,我国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已初步建立,如何进一步优化与完善住房保障政策、助力保障房后续运营工作的科学高效推进是当前工作之重。
(1)优化城市资源公平分配机制,关注受保居民发展权。从2008年大规模建设保障房至今,经济适用房的空置率高达22.3%,造成高空置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保障房选址偏远、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不完善等。《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家庭年总收入最高的25%家庭拥有经济适用房的比例达3.2%,比中低收入家庭高出近1个百分点,且27.5%的比例处于空置状态,经济适用房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和“错配”现象,未能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作用。因此,应当积极推进城市资源公平配置,保证受保居民住、医、教、文、娱等方面的健全与便利,为其创造良好教育、就业发展机会。同时,制定后期保障住区发展规划,避免出现空间分异、社会隔离和贫困的代际传承等现象,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给予受保人群均等的社会发展机会。
(2)结合城市住区推广街区制,推动保障房住区与社区融合发展。2016年2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建住宅小区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开放式街区制的优点就是资源共享,增强社区活力,对于均衡区域公共资源供给、完善配套、建设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具有重要作用。借此,鼓励和引导保障房相对混合布局,营造互动的邻里社区,增加不同阶层之间认同感,促进保障住区与社区融合发展。
(3)构建具备时代特色的新型住房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范围,转变保障方式,提升城市居民社会福利和住房保障绩效。
第一,弥补制度漏洞,归并住房类型。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保障对象、保障范围和保障形式日益多元化,未来将重点解决两个层面“人”的居住问题。一个层面是“新人”,即外来人口;另一个层面是“老人”,即原有城市居民中低收入群体、特困群体、夹心阶层。首先,逐步推进住房货币化补贴,给予居民居住选择权,消除社会隔离;其次,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满足夹心层及外来人口需求,稳定房价预期;最后,积极探索共有产权住房建设,实行“先租后售、租售并举”,既与保障体系相衔接,又具有转化为商品住房的渠道,使居民量力选择支付,集聚家庭财富,分享产权住房价值增值,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第二,建立梯度、多元化供给体系。除政府供给外,引导第三方、非营利机构等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建设或运营,积极盘活存量住房,促进保障房与租赁市场对接等。
摘要：住房保障的主体是人,度量受保居民及周边居民的福利变化和保障房政策绩效,对于推进保障性房建设,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天津市受保居民及周边住区居民福利评价问卷调查,对比分析不同保障形式的居住满意度,使用模糊评价法对其福利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受保居民的居住条件、心理状况有明显改善,但其他条件均有不同程度恶化;配建模式下邻里关系水平偏低,不同社区融合存在困难;产权型保障形式更受偏爱。未来的保障房建设应从关注受保居民发展权、维护城市资源公平分配、推动保障房住区与社区融合发展、优化保障形式及多元供给等方面加以完善。
保障性评价 篇5
1、制定适宜的小组合作探究目标：小组合作探究的精髓是通过学生互动求得小组成员的共同进步。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小组成员不仅要努力达到个人目标，而且要帮助同伴实现目标，通过相互协作，完成共同的学习任务。所以，采用小组合作探究模式，要求教师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制定学习目标，只有小组成员都完
成了自身的学习任务，小组学习目标才算最终达成。
2、建立激励性评价机制，培养小组成员的合作精神：研究结果表明，激励性评价机制的建立是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对小组合作探究的情况进行评价时，
“小组合作表现
”是评价的主要指标。它包括：小组成员的差异性、小组成员分工的合理性、小组成员的合作方式、小组成员的参与度、集体研究活动的形式、个人对集体学习的贡献等。教师要将激励性评价指标公布给学生，并定期引导学生对小组合作探究的情况进行评价。
3、正确处理好组内优生与学困生的关系：小组合作探究的目的是要让人人参与学习过程，人人尝试成功的喜悦，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优生与学困生的关系，非但达不到目的，相反会加剧两极分化，优生更优，差生更差。为此，教师要首先做好学困生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大胆发言，勇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即使说错了也要说出来;其次，在组内安排他们优先发言，让学困生先说出最容易想的解题策略，使他们体验成功的快乐;第三，要求他们认真仔细地听取别人意见，听完再动手操作，细致分析一下过程;第四，教师行间指导时，应重点指导学困生的学习，了解他们的学习思维状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4、评价和奖赏整体与个体相结合
我们研究小组合作探究时，认为小组合作探究以小组团体的成绩作为评价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可能把实施小组合作探究的教师引向一个误区：教师在教学时往往把评价和奖赏过多地放在小组整体上，从而忽略个体的发展。
保障性评价 篇6
关键词：高校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 层次分析法 多级模糊综合评价 数学模型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8（a）-0001-02
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提高教育质量确立为教育发展的工作方针和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建立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在高校内部形成各具特色的自我评估和监控的机制，是一流大学的普遍做法。而我国目前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还不完善，而且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十分活跃[1-2]，但大部分研究只是基于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将相关问题建立成数学模型进行研究[3-4]，该文建立了基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的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数学模型，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
1 基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的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数学模型
1.1 层次分析法（AHP）具体步骤
1.1.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分析所研究的问题，把问题划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等，用框式图说明层次的递阶结构如图1。
1.1.2 建立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
在相邻的两个层次中，高层次为目标，低层次为因素。一般取判断矩阵（表1）形式。
在层次分析法中，为了使判断定量化，采用1-9标度方法如表2。
构造判断矩阵，判断矩阵B具有如下特征：
①；②；③
在层次分析法中，只要矩阵中的满足上述三条关系式，就说明两两判断矩阵具有完全的一致性。
1.1.3 层次单排序
利用和积法或方根法来计算满足的特征根与特征向量，其中为的最大特征根，为对应于的正规化的特征向量，的分量即是相应元素单排序的权值。该文只给出和积法。
（1）和积法：
①判断矩阵的归一化： ；
②归一化处理后，对判断矩阵按行相加：；
③对向量归一化处理：
即为所求的特征向量的近似解；
④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
（2）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 （Consistency Index）：。一致性指标的值越小，表明判断矩阵越接近于完全一致性。一般判断矩阵的阶数越大，人为造成的偏离完全一致性指标的值便越大。当时，判断矩阵永远具有完全一致性。
（3）随机一致性指标（Random Index）的对应值，如表3。
（4）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与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之比称为随机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当时，便认为判断矩阵具有可以接受的一致性。当时，就需要调整和修正判断矩阵，使其满足，从而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1.1.4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由上步中层次单排序的计算结果，计算出对更上一层次的优劣顺序，类似的，当时，认为层次总排序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1.2 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模型和步骤
（1）确定论域，其中表示个指标。
（2）确定评语集：评语集是评价者对被评价对象可能做出的各种总的评价结果组成的集合，用表示：其中代表第个评价结果，为总的评价结果数。
（3）进行单因素评价，建立模糊关系矩阵：对量化，即确定被评价对象对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度，得到矩阵，其中 表示某个被评价对象从因素来看对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度。而表示被评价对象在某个因素方面的表现。在确定隶属关系时即计算：其中，c可以适当选取，使得。
（4）确定模糊权向量：常见的确定权重的方法有：①层次分析法；②加权平均法；③专家估计法。
（5）多因素模糊评价：模糊综合评价的模型为
，其中是由与的第j列运算得到的，表示被评级对象从整体上看对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程度。
（6）分析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将综合评价结果转换为综合分值，对模糊综合评价向量的处理有两种方法。
①最大隶属度原则：如果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向量满足关系式中的，则被评价对象总体上来讲隶属于第等级。
②加权平均原则：表达方式如下
其中，为待定系数（=1或2），当时，加权平均原则即为最大隶属原则。
1.3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评价模型的构建过程
（1）确定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语集。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选择反映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19个，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如表4。其中，评价因素论域…
，评语集为：
。
（2）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对总体目标组合的权重。
首先，构造主观上的两两判断矩阵；然后，利用和积法对判断矩阵做处理，通过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确定权重；最后，检验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
（3）由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求得最终的结果。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和评语集，构造模糊评价矩阵；将层次分析法确定的评价指标权重和模糊评价矩阵作复合运算，确定评价等级。
2 结语
该文建立了基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的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数学模型，可任意选取大学作为案例进行高校教育质量评估的实证分析。该文给出细化的分级评价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结合避免了单一定性评价的粗糙，可得到最终综合评判的定量结果。
参考文献
[1]盛欣.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逆向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14（6）：9-15.
[2]徐文俊.深化改革背景下的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4）：41-45.
[3]赵春元.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教学质量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及应用[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7（2）：185-189.
保障性评价 篇7
基于效率和过滤的基础理论,本文进一步扩展了供给补贴与需求补贴的有效性研究,从城市住房供给市场差异的角度,从供给弹性和住房过滤的角度探究了适宜城市特点和发展的财政补贴方式并提出政策建议。
1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来讲,当保障性住房供给量明显小于保障住房需求量时,采取需求方补贴将导致市场供给更加短缺,因此供给补贴应当成为主要的补贴方式。随着保障房供给的增加,保障住房的供需逐步平衡,或达到住房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住房财政补贴的具体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整体调节的影响。此时不能简单地采取需方补贴,需要从动态的市场变化进行分析,其中住房供给弹性以及住房过滤性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住房弹性主要是用来衡量住房增量市场的发展及其特点,而住房过滤则反映存量住房市场的交易及其特征。
从中国目前城市保障住房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来看,供给与需求相对平衡或供给大于需求是市场发展的主要特点。
1.1住房供给弹性与补贴效率
住房供给价格弹性是反映住房供给量随着住房价格或租金变化的重要指标。住房建设周期、政策管制和开发商的期权决策等因素对住房供给弹性产生影响。我国学者研究表明,不同城市间住房供给弹性存在明显差异。
需求方补贴促使保障对象直接进入住房市场进行房屋买卖或租赁,增加了市场的需求量,因此短期内会引起市场租金或房价的上涨。在住房供给弹性较大的市场,住房市场能够较有效地对价格上涨做出反应,增加供给,进而抑制租金的继续高涨,实现市场供需的匹配和平衡。但是,在住房供给缺乏弹性的市场,价格的上涨不能有效地刺激供给量的提高,由于需求补贴而导致的市场租金水平上涨,无法得到有效抑制。此时保障对象以及未接受住房补贴的租户住房支出均增加,社会福利受损,补贴净收益从政府和未享受补贴的租户转向住房所有者,降低了住房补贴的效率。因此,从理论上看,该类市场中,政府实施供给方补贴,包括对存量住房与新建住房的补贴,不仅能有效提高补贴效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住房的供给弹性。相反在市场供给富有弹性的情况下,政府实施需求方补贴优于供给方补贴。但是,补贴模式的优化还需要考虑住房过滤的状况。
1.2住房过滤与补贴效率
住房过滤(Housing Filtering)理论由Burgess(1920)在解释芝加哥住房格局时首先提出,Lowry(1960)进一步解释了其内涵。住房过滤是均衡住房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指在住房市场中,高收入人群原本居住的住房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老化,而新建的住房能够提供更好的住房质量,此时高收入人群为了追求更好的居住条件,从原有住房搬出,使得较低收入房客得以继续租住或购买原有住房的过程。家庭收入的变化以及消费偏好的改变是住房过滤现象产生的外部原因,而原有住房质量的下降和服务功能的退化是内部促使住房过滤发生的原因。
需方补贴的实施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加低等级住房的需求,短期内引起住房租金的上涨,吸引中等级住房持有者向下过滤住房,并引发高等级住房向中等级住房市场过滤。从长期的角度,高、中、低等级住房的过滤能够使得住房租金趋于平稳,即需求方补贴促进了住房过滤。但是,供给方补贴在短期内增加低等级住房的供给量,一些原本可以通过过滤而获得低档住房的家庭选择了政府直接供给补贴的住房,使得中等住房的向下过滤受到阻碍。另外,由于通过供给方补贴而新建的住房一般面积小、密度大,处于住房等级的最下层,这类住房无法再向下过滤,未完成住房的整个生命周期便被拆除,易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降低了住房补贴的效率。
住房过滤从存量房的角度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了解释,是市场自主调节的结果。市场通过住房过滤机制能够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良好的住房条件,该过程不需要政府的额外投入。因此,在适当的住房市场中,若能保障住房市场过滤的畅通,则可以降低政府成本,为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 增加社会福利。
1.3住房供给弹性与住房过滤综合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住房供给弹性与住房过滤情况不同的地区,适用于不同的保障房财政补贴方式。综合来看,可得出如图1所示的结论。住房供给富有弹性且住房过滤顺畅的市场,能够很好地调节需求方补贴为市场带来的短期租金上涨,亦能够通过增加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可支付能力,促使住房过滤,有效利用存量住房,大大提高了补贴的效率。住房供给富有弹性但住房过滤困难的市场,虽适合于实施需求方补贴,但存量市场能够提供的低等住房较少,可同时补贴二手房交易,盘活存量房市场。住房供给缺乏弹性但住房过滤顺畅的市场,虽然存量市场较为活跃,但需求方补贴易导致房价的持续上涨而有损于社会整体福利,因此较适宜于两种补贴方式的结合实施。最后,住房供给缺乏弹性且住房过滤困难的市场,需方补贴效率低下,适宜于采取供方补贴。但由于此时保障房供给量已经大于需求量,可考虑改善保障房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如交通、教育、医疗等),提高保障房的宜居性,或者通过补贴存量住房的流通,解决住房困难。
2我国城市特点以及保障性住房补贴模式分析
我国目前实施的供给方补贴方式有实物配售配租、建设经营单位税收及费用减免等。实物配售或配租,即中央政府给予一定资金补助,地方政府直接投资建设,通过土地优惠或税收政策,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出售或出租住房给低收入家庭。建设经营单位税费减免指政府对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商以及经营保障性住房的单位实行税费减免及优惠,包括税收及贷款的优惠、土地划拨或出让金的优惠等政策。
需求方补贴方式有租房补贴(或购房补贴)、保障对象税收减免、住房公积金贷款利息减免等。租赁住房的货币补贴在大多数城市普遍采用;而购房货币补贴情况相对比较少见,如长沙市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
中央政府制定全国层面的保障性住房指导政策,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负责实施。但是,目前各城市基本采取了相似的保障性住房财政补贴方式,即以实物配售配租为主,同时结合货币租金补贴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数据来源:Wang,S.T.,Chan,S.H.and Xu,B.H.Estimates of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New Housing Supply and Their Determinants:Evidence for China.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2.1城市特点分析:供给弹性和住房过滤
由于数据可得性所限,本文选取了4个一线城市和7个二线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借鉴Wang等(2010)的研究,选取这11个城市的新建住房供给弹性,如表1所示。
对于表1中3个供给弹性为负的城市(北京、深圳、广州),通过数据论证这些城市住房供给均十分缺乏弹性并将这3个城市的供给弹性设置为0。根据Wang (2010)的计算,我国35个大中城市供给弹性平均值为3.53,下文将以此将城市划分为供给富有弹性和供给缺乏弹性两类。
由上文分析可知,住房过滤的顺畅进行依赖于成熟、活跃的存量房市场。住房二级市场的开放力度、中介服务的成熟度以及住房流动性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住房市场的过滤。城市住房空置率越高,可以供过滤的住房数量就可能越高。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只能通过各城市2010年二手房交易量D2与新建房交易量D1的比例来反映二手房市场的活跃程度,如式(1)所示,并借鉴武赟(2012)给出的各大城市住房2010年空置率数据分析市场的过滤,如表2。
图2将11个城市标定在以供给弹性为横坐标(以35个大中城市供给弹性平均值3.53为划分)、以过滤程度为纵坐标的坐标系中,反映城市住宅供给弹性和过滤程度分布。由于数据所限,所选城市没有既富有供给弹性,过滤程度也较好的城市。
北京、广州、深圳3个城市住房供给缺乏弹性,过滤程度较好。这三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交易非常活跃,二手房交易量超过新建商品住宅的交易量。根据表2的数据,这三个城市空置率水平均较高,易于过滤的进行。
郑州、长沙2个城市住房供给富有弹性,过滤程度较差。由表2可知,郑州、长沙虽然空置率水平较高,但二手房市场极不活跃,更加说明了这两个城市难以进行过滤。
上海、杭州、成都等8个城市属于住房供给缺乏弹性,过滤程度较差。但是,上海、宁波、南京三个城市二手房市场交易量与新建商品住宅交易量相差并不大(Fc略小于0)。
2.2补贴方式选择
综合上文的分析,我们对三种类型的城市所适宜采用的补贴方式进行说明,并以北京和郑州为例进行细致分析。
2.2.1第二象限:住房供给缺乏弹性,过滤程度好的城市
该类城市适宜采取供方补贴与需方补贴相结合的方式。以北京为例,根据计算结果,北京的住房供给弹性为-0.45,可见住房供给缺乏弹性,无法及时对价格波动做出反应和调节。但是,北京2010年二手房销售面积是商品房销售面积的1.325倍,二手房市场相对交易活跃。北京适宜采取供方补贴与需方补贴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需方补贴进一步促进过滤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增加供给缓解市场缺乏弹性而引起的房价上涨。
数据来源:武赟 .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筹集模式评价与选择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2012.94-100。
2.2.2第三象限:住房供给缺乏弹性,过滤程度差的城市
该类城市过滤程度差,难以通过市场过滤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此外,若采取需方补贴,市场无法及时调节住房供给,很容易导致房价或租金的持续上涨。相对来说适宜采用供方补贴。但由于此时保障房供给量已经大于或等于需求量,在供方补贴中,应以促进改善保障房可达性,有效利用存量住房等为主要方式。
2.2.3第四象限:住房供给富有弹性,过滤程度差的城市
该类城市适宜通过政策激励等途径盘活存量房市场,并实施需方补贴。以郑州为例,根据计算结果,郑州的住房供给弹性为14.54,市场供给对价格变动十分敏感,能够及时对需方补贴引起的房价租金上涨做出调节,很好的弥补了需方补贴的不足。郑州2010年二手房销售面积仅为商品房销售面积的27.8%,二手房市场交易不活跃。郑州适宜在盘活存量房市场后实施需方补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政府财政支出。通过促进二手房交易等方式,鼓励更多的空置二手房进入存量房租赁市场;同时向保障对象发放租金补贴或购房货币化补贴,以及公积金贷款利息补贴等,引导保障对象到正常住房市场上寻租,从而以相对较低的财政成本,有效解决住房问题。
3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住房供给弹性和住房过滤理论视角,探讨了不同城市所适宜采取的保障性住房财政补贴方式,并结合11个城市住房供给市场的不同表现,提出了城市差异性有效补贴方式。例如,在住房供给富有弹性、住房过滤畅通的市场,需求方补贴具有较高的效率,地方政府应当实施以需求方补贴为主的住房补贴方案,进而引导住房过滤,充分利用存量住房或空置住房。但是,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对于住房过滤的测试还有待改进。
保障性评价 篇8
从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开始,到2012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期间国家层面出台过多部关于保障房建设的法规制度,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相结合、以市场供给为主的城镇住房基本制度与政策框架。
目前我国保障房建设进入了任务量化和强化实施阶段,项目完工率成为考核地方政府绩效的刚性指标。据住建部公开数据,截至2014年4月底,我国今年开工保障房286万套 (其中各类棚户区184万套),基本建成125万套,分别占全年目标任务的40%和25%,与2013年同期基本持平,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开工近2500万套(其中,棚户区改造近1100万户),基本建成1500多万套。
但从各地保障房建设实践来看,总体上我国住房保障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制度政策的制定、规划布局、项目融资、政府专项资金的使用、建设模式、准入与退出机制、土地获取、征地拆迁、工程质量、风险管理、分配与运营等方面均存在亟需总结与改进之处。对保障房建设管理中出现的这些主要问题和关键指标,如何系统考量,需要一套较为完整的项目评价体系。就目前国内的建设实践与研究现状来看,对保障房项目的后评价,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缺少较为成熟的项目评价体系。
2 保障房项目后评价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对当前我国保障房建设各地实践与研究的梳理,本文认为制约保障房项目评价工作难以开展或者研究难以深入的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后评价的配套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尽管在国家层面和各地政府都颁布了不少法律法规,试图建立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为主的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但是在项目建设管理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如资金不足、保障房的选址不科学、配套设施不完善、房型设计不尽合理、建设管理过程难以管控等,再加上保障房的退出机制不完善等,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怎么解决,对保障房项目的影响多大,均没有一套较为成熟的评估制度来考量。对保障房的后评价,缺少评价主体、评价机构、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反馈等系统的规范。保障房的后续管理机制尚不完善,包括完整准确的保障信息系统不完善,对住房存量、基本状况等都不是很清晰。这些都影响到如何对保障性住房的绩效评价。
2.2 保障房的多层次体系导致评价标准多元化和复杂化
目前我国保障房的供应体系,包括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以及棚户区改造等。不同的供应类别,由于土地、产权、保障对象、建设任务等条件的不同,导致在项目投融资方式、建设模式、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对公租房项目与限价房及经济适用房项目,在评价的标准、关注的重点、评价的目标、后续的管理等方面必然有所不同。对不同类别的保障房,需要有不同的项目评价标准。
2.3评价主体的选择困境
由谁负责保障房项目的后评价工作,目前尚无定论。从国内实践来看,国家审计署已经连续四年对保障房的建设管理情况进行审计。不少地方也由政府审计部门牵头,重点对项目的政策执行情况、政府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侧重对项目过程的合规性进行考察,对项目的建设过程则可能关注度不是那么高。而保障房建设全过程,包括政策制定、决策、审批、建设、分配等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政府部门参与,项目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需要更为全面的掌握和了解。
3 保障性住房项目后评价体系构想
3.1 保障房项目评价的独特性分析
3.1.1 公平目标是首要属性
保障房的公共品属性决定其公平性特征,决定关注其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为重要。保障房建设的出发点和基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城镇中等和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这也是保障房项目与普通商品房项目最主要的区别之处。程序公平与实质公平是保障房具备公益项目的特征。因此,必须要对各类保障房能否公平落实到困难家庭进行评估。陈冠蕾(2013)认为,应该从实质公平和程序公平两个方面来评价项目的公平性实施情况。实质公平主要针对保障范围的公平,应保尽保,同类对象同等对待,无歧视。程序公平则是指保障房的申请、受理、审核、审批程序上,要尽量做到公平。
3.1.2 公共财政的参与决定了必须评价资金使用效率
政府专项资金的大量投入,是保障房建设管理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据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披露,全国237个项目或单位挪用安居工程财政补助、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等专项资金78.29亿元,主要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开发、还贷出借、投资经营、弥补工作经费等非安居工程支出。现行的融资困境,使得保障房建设资金渠道与政策设计成为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热点。多元化、多层次的融资渠道,是保障房建设的一个特点,而对政府补贴、减免的税收(包括减免土地出让金、政府性基金、一些行政收费等)的使用,包括有的地方所尝试的融资新模式,如保险资金、公积金、地方债等融资,对这几类资金的筹集合规性、到位率、筹集的及时率、资金的充足率、资金成本、筹集资金风险等的评价,都是保障房项目评价的独特性体现。
3.1.3 土地供给效率影响项目绩效
从土地的供给来看,保障房用地,特别是公租房、廉租房和棚户区改造类以划拨方式为主。但从土地供给实践来看,不少保障房项目都规划布局在交通、教育、医疗等外部配套设施相对落后的区域,少数地方保障房项目选址在离城市中心较远处,配套设施没有同步跟进,导致在建成之后无法入住甚至很长时间无法正常入住。唐焱(2013)认为保障房用地供给应该考虑对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要考虑土地供给在空间配置上能够满足被保障人群的交通、生活便利等需要,满足的程度如何,在数量上是否满足建设规划的需要。
3.1.4 后续管理尤为重要
因为保障房建设在土地供应规划、在法规政策制定上的滞后等因素,实践中出现的比如空置、转租、转售等运营管理问题,以及保障房公平公正分配难、住户出行和生活难、社区综合管理难、小区物业管理难、动态管理退出难等问题,都是严重影响保障房项目是否真正成为民心工程的重要因素。北京、上海等地试行的共有产权房实践,正是对保障房后续管理机制的不规范、不完备进行改进的一个探索。
3.2 基于公平过程与建设过程两个视角的含义
国内对项目全过程进行动态绩效评价,最早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对其贷款扶持项目进行后评价时引入。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的后评价机构“业务评价局”对其贷款项目的评价工作从项目决策完成就开始,是一个全过程的监测、评价、管理任务。
商业房地产开发项目过程一般包括项目前期、规划、设计、施工、竣工验收、销售、物业管理等阶段。其项目后评价重点关注的是质量、安全、进度和成本等常规指标,而利润往往是商业房地产开发项目尤为看重的方面。
保障房则不同,其独特性决定了,其过程包括两个含义:公平过程与建设过程(见图1)。公平过程包括制度公平与政策操作公平,考虑分配程序公平,准入、退出机制上保障公平,保障范围公平等因素。另外一个含义建设过程则包括从决策、前期、建设、销售、物业管理等阶段,还应该涵盖保障房工程任务完成情况、分配、后续管理等特有环节。只有将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才能从“时、空”上把握住保障房的绩效,构成了保障房“时、空”概念上的动态、全过程评价。
3.3 过程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从公平过程与建设过程两个视角来考量保障房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公平目标的考量。保障房建设的首要目的,就是公平、公开、公正地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离开了这个目标,保障房的意义就丧失了。公平过程包括程序公平、决策公平、准入与退出机制保障公平以及政策支持上的公平效率。具体可以重点考察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应保尽保率、非保得保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保障对象覆盖率等保障对象标准合理率等、决策依据的充分性、决策程序的合理性、决策方法的科学性、保障房用地供应的空间效率、供应规模等的考察。政策的支持效率则可以考察是否出台了相关费用减免政策,是否建立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是否采取确保项目建设公平、有序的措施等方面。
二是建设过程效率评价。这部分内容主要针对项目建设过程而言,大部分的考量指标与常规工程建设项目的后评价无差异,如招投标、质量、进度、合同、项目管理内控制度等。但保障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必须对政府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考察。
三是效益评价,以社会效益评价为主。保障房的社会效益评价包括对政策落实的适度性、公平性内容,包括保障对象标准合理率、保障覆盖率、土地供应的空间、供应结构、供应规模等指标。经济效益评价则仅限于经济适用房、限价房项目评价。
四是后续管理评价。包括对进入、退出机制的考量,主要关注分配、准入、退出等方面。重点关注保障房是否严格履行准入管理,操作流程是否规范,是否存在不符合条件的群体进入保障范围,关注可能存在的权力寻租行为、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或个人应及时纳入退出管理范围,督促健全退出管理机制;分配管理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重点检查部分收购、新建的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设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套型面积偏大偏小超标准不实用等问题。后续物业管理、后续租金管理、共有产权的管理等。
4 结语
未来几年,我国保障房建设将继续大规模的建设与竣工,并陆续交付给中低收入老百姓居住,“民心工程”的建设与运营管理效果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保障房的建设管理如何建设评价,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完善后评价相关制度政策。需要对项目后评价工作负责主体、评价体系标准、反馈机制等从制度层面进行限定,即由谁来负责、评价内容、评价标准、改进措施等需要进一步明确。特别是保障房项目涉及到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如何对一些政府机构作为进行评价是难点;二是不同类型的保障房后评价标准,要有所区别和侧重。公租房、廉租房、限价房等保障对象不同,建设管理模式有差异,评价的内容应有所不同;三是注重项目后评价反馈。既注重项目建设管理的反馈,又要关注群众对保障房各环节的意见并纳入后续改进之中。四是完善保障房的信息管理。健全保障房的信息数据库,保障家庭基础信息库、信用评价信息数据库等,最好能形成一个动态管理信息管理系统,实时掌握保障群体的基本情况。
摘要：我国保障性住房项目进入大规模建设与竣工阶段,但总体上我国住房保障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保障房建设管理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亟需评价、总结与改进,但受配套制度建设滞后、评价标准复杂、评价主体选择困境等因素制约,未能有效开展。保障房项目后评价应该着眼于过程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从保障公平过程与建设过程两个方面入手,对制度效率、公平目标、建设管理过程、后续管理等方面进行全过程动态评价。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 篇9
在政策的分析和评估中, 可以根据政策制定的目的、任务以及所承载的功能来反映政策的绩效。本研究在住房保障政策目标和任务的基础上, 建立了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评价指标体系, 并通过综合评价法, 以2007—2010年的相关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对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进行评价。
一、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的演变, 结合住房建设规模等情况,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 乌鲁木齐市实行的是“住房产权公有、统一管理, 统一分配, 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 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统一按照国家的基本投资计划住房建设, 以社会福利分配给职工居住。截至1987年, 乌鲁木齐市直管公房和单位自管公房分别累计达到62.97万平方米和2669万平方米。在这种制度下, 不仅政府经济负担沉重, 还凸显了住房分配问题, 出现了住房供给严重不足的现象。
第二阶段:1988—1998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安居工程的启动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施。由1994年12月开始, 解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成为乌鲁木齐市安居工程的重点。同时, 由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每年制定建设计划, 采取政府集中建设和企事业单位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截至1998年, 乌鲁木齐市安居住房竣工面积总计419.63万平方米。自1996年1月1日起, 乌鲁木齐市按照《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暂行办法》统一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当时, 这两大措施的实施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住房保障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这两项措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阶段:1999—2006年。这一阶段乌鲁木齐市加快了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 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进步。停止住房实物福利分配, 彻底实行住房分配有偿化, 货币补贴政策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进一步规范化。2004—2006年期间, 经自治区房改领导小组批准, 乌鲁木齐市住房建设部门提高了公房租金和住房货币化补贴的标准。
第四阶段:2007年至今。从2007年开始, 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呈现出大幅度的快速发展态势。《乌鲁木齐市经济适用住房货币补贴暂行办法》、《乌鲁木齐市城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乌鲁木齐市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审核及配售管理规定》, 以及《乌鲁木齐市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发展规划 (2008—2010年) 和年度计划》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划计划的陆续出台与制定, 彰显出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大幅加快,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新局面。
二、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改革日趋完善, 逐步建立了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以及棚户区改造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相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其效果到底如何, 还需要对这些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进行定量评价。
(一)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借鉴国内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 结合本研究具体情况, 采用目标法进行评价指标的选择。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可以从住房供给、政策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三大目标来反映。根据指标体系设立的综合性、可操作性、数据可比性原则, 选择12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对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进行评价 (表1) 。
1. 住房供给。
住房供给主要通过政策的投入、执行、建设供应三个方面来反映, 用保障性住房计划建设规模占住宅计划建设规模比、保障性住房施工面积占保障性住房计划建设规模比、保障性住房新开工面积占住宅新开工面积比、保障性住房竣工面积占住宅竣工面积比和保障性住房供应量5个指标来表示。
2. 经济效应。
推动经济增长也是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目标之一。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指标。保障性住房本年度完成投资额占住宅完成投资额比与住宅投资额增长率一样受住房保障政策的影响较大, 用来衡量政策实施的间接效益。
3. 社会效应。
政策实施的社会影响效果是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过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子, 是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情况的综合体现, 是政策实施效果最直接的体现。政策实施的社会效应通过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水平和支付能力来反映, 主要由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家庭人均住房消费支出比、商品住宅房价收入比和经济适用住房房价收入比这4个指标来体现。
(二) 评价指标值的标准化
为了消除各指标量纲不同对政策评价带来的影响, 统一各指标量纲、缩小指标间的数量差异, 需要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故采用以下公式将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三)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主要采用信息熵来确定政策绩效评价中各指标的重要性。信息熵的定义公式为:
其中m为被评价对象的数目 (i=1, 2…m) , n为评价指标数目 (j=1, 2…n) 。
利用信息熵来计算出各指标客观权重公式为:
根据以上方法, 依据相关数据计算出的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值见表2。
数据来源:《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2006年-2011年) 、《中国统计年鉴》 (2006年-2011年) 、《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 (2006年—2011年) 和乌鲁木齐市政府工作报告及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规划等数据汇总整理所得。
(四) 评价分值的计算
本研究采用多因素加权平均值法计算政策绩效评价的综合指标值, 利用标准化后的各指标分值及其相应权重, 在单项指标评价的基础上, 进行政策绩效评价, 公式如下:
其中, Fi为各准则层的分值, F目标为政策绩效评价的综合水平值, Pij为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Wij为各指标层的权重。
根据以上方法, 计算出的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结果见表3。
三、评价结果及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 2007—2010年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绩效评价的综合指标值分别为0.4175、0.5668、0.4263、0.5186, 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2008年>2010年>2009年>2007年。这说明, 自2007年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建设全面实施以来, 住房保障政策从整体上看成效明显,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具体而言,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的三大目标效应表现为:
1.住房供给。从2007—2010年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住房供给效应的指标值来看, 与2007年相比, 近三年保障性住房供给大幅增加, 其中2008年和2010年增长较快。从2008年开始, 乌鲁木齐市大规模集中建设保障性住房, 截止2010年底, 共集中建设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34处, 建筑面积95.63万平方米。这说明, 2007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加大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 住房供应状况较好。
2.经济效应。2007年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的经济效应得分最高, 居首位, 从2008年开始经济效应得分大幅下降, 2008年比2007年下降了19.73%, 2009年比2008年下降99.68%, 2010年经济效应得分有所增加, 上升的幅度不大, 远差于2007年的经济效应得分, 但是与2009年相比却增长了41.23%。说明在近几年来, 乌鲁木齐市实施的住房保障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的影响甚微。
3.社会效应。2007—2010年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的社会效应指标值分别为0.0746、0.1417、0.1937、0.2117, 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2010年>2009年>2008年>2007年, 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比等指标都有较显著的提高, 说明在近几年里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社会效应显著, 尤其是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
从以上分析情况来看, 近年来在中央、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政府相继出台的住房保障政策的驱动下,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明显的, 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住房保障政策运行效果在2007—2010年间有所波动。从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任务和目标来看, 乌鲁木齐市住房政策绩效评价指标子系统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 这也直接制约着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绩效。
四、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 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政策改进的方向应该为, 增加住房供给的有效性、大力促进住房保障政策经济效应的发挥、进一步提高住房保障政策的社会效应。
1.扩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规模, 有效增加住房供给。政府可以鼓励和吸收社会资金对保障性住房进行投资, 根据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规划、年度计划, 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入, 扩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规模, 有效增加住房供给。同时, 政府还可以将行政事业单位的闲置房和房改腾退房等都纳入今后的住房保障供应体系, 用来补充保障性住房的房源, 增加住房的供应量, 进一步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对住房的需求。
2.多渠道筹措住房保障资金, 大力促进住房保障政策经济效应的发挥。住房保障资金的充足与否, 直接影响着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状况, 并间接对住房保障政策经济效应地发挥产生影响。除了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财政补贴等支持外, 政府还要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补贴。一方面, 将部分土地出让收益金和公积金增值收益等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另一方面, 发展政策性住房金融, 鼓励银行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贷款。同时, 提供多项优惠支持政策, 鼓励社会资金对保障性住房进行投资, 增加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来源, 为住房保障政策经济效应的发挥提供有效保障。.
3.注重政策的规划与实施, 进一步提高住房保障政策的社会效应。政府在制定住房保障规划、年度计划或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可以成立相关部门, 每年对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居民的收入及住房情况进行调查, 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下一年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目标, 对保障性住房的准入标准、供应计划以及保障范围适时地做出调整, 以使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能够发挥出更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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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评价 篇10
应急物流是指为应对严重的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军事冲突等突发事件,对人、财、物的需求实施紧急性保障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物流活动。它以追求时间效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化为目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弱经济性和非常规性四个特点。
关于应急物流的概念,是由欧文忠等[1](2004年)首次提出的,但在这之前,国外学者已对与应急物流相关的军事物流、企业突发性物流、重大突发自然灾害物流进行了研究。如S.M.Hong-Minh等[2](2000年)运用仿真的方法对供应链中的突发性物流进行了研究。LINET ÖZDAMAR等[3](2004年)提出将一种计划模型加入因自然灾害引起的紧急物流决策系统,解决了动态时间模型中需要反复调整运输时间间隔的问题。在国内,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始日益重视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学术界已将应急物流列为未来我国物流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沈建国和熊坚[4](2004年)在比较与一般物流特点时认为,应急物流呈现出物流量大幅增加、时效性增强、服务功能突出三个特点。王丰、姜玉宏、王进等[5](2007年)从管理机制、物流系统、指挥决策、应急动员、物资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应急物流系统的建设涉及许多学科,应当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应急物流管理体系和保障体系。
对于应急物流保障机制的研究,向海峡和刘振华[6](2003年)从五个方面提出应急物资的筹措方式。欧忠文[7](2005年)提出的保障机制包括:政府协调机制、法律机制、绿色通道机制、全民动员机制等。刘小群等[8](2007年)从基于应急物流能力的视角对应急物流管理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应急物流能力的概念并研究了其构成体系。纪霞[9](2010年)针对我国应急物资保障的现状提出了构建我国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对策和建议。
但是,目前的研究仅对影响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部分因素有所探讨,没有系统地对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所有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同时,现有的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评价方法没有建立相对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也没有考虑各指标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对评价结果的准确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即使是应急救灾体系最完善的日本,也在应急物流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在福岛核事故中,由于电力、冷却水和核救灾设备的供应不足,造成了事态恶化,这充分表明加强应急物流保障体系的建设对于救灾减灾的重要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评价方法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通过对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所有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建立较为完整的保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网络分析法来对保障能力进行评价,将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纳入考虑范畴,能更系统、更准确地分析出所有因素对整体保障能力的重要程度,有利于发现实际中的问题,促进应急物流保障体系的建设和改善。
2ANP理论对应急物流保障能力评价指标的适用性分析
处理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传统上最常用的方法是美国著名管理决策学者Thomas L.Saaty教授[10]于1980年建立的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但是层次分析法处理的是元素内部独立的递阶层次结构,任一元素隶属于一个层次;同一层次中任意两个元素之间不存在支配和从属的关系,且层次的内部独立;不相邻的两个层次的任两个元素之间不存在支配关系。事实上,这个假设过于严格,实际中往往难以满足。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发现所选取的指标之间常常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因此指标之间的关联性成为选择评价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Thomas L.Saaty教授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于1996年提出的网络分析法,即ANP(The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11],它能更准确地描述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比AHP法适用更广泛、更有效。
单网络的ANP的结构包括控制层与网络层这两个主要的部分。控制层一般分为总目标与决策准则两个层级,决策准则直接受总目标支配,它们之间是彼此独立不相关的。对于网络层,由所有受控制层支配的元素组组成,而且里面的元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元素和层次之间内部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反馈的网络结构,一般在控制层中会有一个总目标G和P1,P2,…,Pm这m个准则,在网络层中会有C1,C2,…,Cn这n个元素组,而且元素组与元素组之间会相互影响,元素组内部元素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图1所示的就是一个典型的网络结构。
使用ANP模型的基本步骤:
第一步, 分析问题。将需决策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组合,形成元素和元素集,这一步非常重要,主要分析判断元素层次内部是否独立,是否存在依存和反馈,分析问题的方法基本与AHP方法类似,一般用会议讨论、专家问卷填表等方法进行。
第二步,构造ANP 的典型结构。首先是构造控制层次(Control Hierarchy), 先界定决策目标,再界定决策准则,这是建模的基本,各个准则相对决策目标的权重用AHP 法得到。
第三步, 构造ANP 超矩阵,计算权重。ANP模型是一种网络状模型,需要对于模型计算超矩阵、加权超矩阵和极限矩阵才能获得所需的权重,计算过程非常繁杂,若不借助计算机实现,很难将ANP的理论应用到现实决策问题中去。在2003年Rozann W.Saaty和William J.Adams推出了超级决策(Super Decision)软件,成功地实现了将ANP的计算程序化,为ANP理论的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与AHP法不同,ANP法除了考虑了不同的层次之间的从属和支配关系外,还考虑了同层元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应急物流保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同级指标之间存在众多相互影响,如应急物资运输能力受应急物流指挥调度能力、全名动员能力、政府协调能力、信息分析系统能力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应急物资运输能力也会对指挥调度能力、全名动员能力、政府协调能力、应急物资配送能力等一些因素造成影响。因此,运用ANP法建立应急物流保障能力评价模型,能充分考虑各指标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利用超矩阵对各相互影响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其混合权重,所得到的评价结果也更符合实际。
3基于ANP对突发事件应急物流保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应急物流保障能力
应急物流保障能力是指为应对突发性的灾害事件并最大程度降低损失,采取保障性的物流活动绩效的综合反映。它具有时效性强、适应性强、差异性、开放性、整体性等特点。
根据研究范围的不同,应急物流保障能力也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一个国家或区域联盟的宏观应急物流保障能力是由多个地区的中观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组成的,而中观应急物流保障能力则是由成千上百个微观经济实体的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相结合的产物。在我国应对突发灾难性事件的应急物流体系中,仅从微观的层面研究应急物流保障能力不利于整体协调和指导建设。因此,在研究国家宏观整体应急物流能力的时候,应该从中观的层面开始着手,通过对无数微观经济实体整合的应急物流综合能力的研究评估,深入剖析中观的应急物流保障能力。
3.2 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评价指标
从中观的层面研究突发事件的应急物流保障能力,不仅能够反映出应急物流体系建设的不足,而且能较好的指导实管理际建设,利于完善改进。以研究突发性的较大规模灾害事件为对象,结合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从三个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指标:一是指导组织协调因素,它是应急物流保障能力中无形要素的主要体现,强调应对灾害的应急物流指挥指导、多方协调协作及政策保障能力;二是应急物资管理因素,它是应急物流保障能力中有形要素的主要体现,反映了在应对灾害过程中实际物流操作系统对能力的影响;三是信息数据管理因素,它是现代应急物流系统得以高效运作的有力保障。通过三方面影响因素及其内部子因素的分析,根据应急物流的特点,其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3 构建网络层比较超矩阵
在网络分析法中,由于各同级指标之间会存在依存关系,因此网络分析法的同级指标比较是没有限制的,因而会形成一个复杂的比较矩阵,该矩阵就是比较超矩阵。通过对各元素内容分析和专家咨询,二级指标依存关系如表2所示。
3.4 影响应急物流保障能力指标的优先度
依据构造的元素的比较超矩阵,我们可以建立相应的ANP网络结构图,如图2所示。
3.5 对影响指标的优先度的分析
运用Super Decision软件,建立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ANP模型,并输入数据,得出所有影响因素的全局权重,即优先度。依据所得的优先度值的大小,将一级指标中的各二级指标进行局部排序,然后把所得的局部排序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可以得到新的应急物流保障能力指标评价体系,如表3所示。
对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提高应急部门的应急物流指挥调度能力对于提升应急物流保障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情况相符合,在突发的灾害面前,救灾部门往往因无法及时制定有效地应对措施而错过了救灾的黄金时间,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高效的应急物流指挥系统能统一配置资源、协调各种关系,整合各行业和机构,是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证。同时,应急物流的预案和演习以及信息的公开也非常重要。在突发灾害发生后,应急物流部门需要立即采取有效地应对措施,因此要求应急部门在事先制定出各种针对性应急预案并通过多次演习来评估和检测。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利于消除谣言、缓解社会的紧张氛围,能更好的发动社会各界力量保障应急物资运送,提高应急物流保障效率。
许多按常规认为优先的指标(表1),通过本研究后发现,其优先度并不高。如一级指标指导组织协调能力中的法律保障及监督问责机制有效性指标,在原总排序中优先度为6,而通过分析后总排序为11,并且在一级指标中的局部排序也降到了8。这是因为法律保障是对应急物流活动的一种约束、规范和激励,问责机制则是对应急物流管理主体的一种监督和反馈,它们仅是应急物流保障机制的侧面支撑。日本关于核安全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有《原子能基本法》、《核源材料、核用铀以及核反应的法律规定》、《放射性物质核辐射危害预防法》、《核能灾害对策特别措施法》等各类法律,但在福岛核泄漏事件中,救灾人员仍无法及时采取有效地措施控制灾害,造成核物质严重泄漏,导致社会恐慌,尽管政府事后对东电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了问责,但从日本福岛核事故中可以发现,应急物流法律法规和问责机制在灾害发生后并未对即时的应急物流实际运作起到重要作用,原因就是它是事后行为,只是为下一次紧急事件提供经验和改进的方向。
对于相对次要方面的指标因素,应该做到兼顾全面性,进行合理的优化,把有限的资源放在关键性和急需加强的能力提升上,做到循序渐进的提升综合应急物流保障能力。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可以通过与理论优先度比较,找出现实保障体系建设的问题和差距,对不足的方面加强建设。同时也应当明确单个指标的改善到达一定程度后将不能再为整个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提升做出贡献,因此要有针对的提升某个部门的应急保障能力以达到其提升整体保障能力的目标。
4结论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认为,基于网络分析法理论的应急物流保障能力评价首先需要对影响保障能力的各因素进行筛选、归类和分析,建立完备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专家咨询和问卷调查的形式确定各指标因素的重要度比较和相互影响关系及相对重要程度,利用超矩阵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到应急物流保障能体系中各指标对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相对优先度和排序,并以此确立新的应急物流保障评级体系。此方法将各指标因素间的相互影响考虑到应急物流保障能力评价模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把专家主观评价和数学运算结合在一起,同时通过计算机技术将评价过程程序化,提高了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但是不可否认,对于应急物流保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立的合理性以及部分指标量化困难等方面,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我国是世界上受突发事件影响严重的国家之一,突发事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也曝露出了我国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不足。通过对应急物流保障机制评价方法的研究,有利于查明现实建设情况与理论的差距,能促进应急物流保障体系建设和改善,从而对应急物流的顺利实现, 有效减轻灾害影响,降低抗灾成本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急物流是近些年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当今不断发生的灾难性事件的情况下,对应急物流的研究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摘要：通过建立应急物流保障能力指标体系及ANP网络模型,对应急物流保障能力进行评价,得出各影响指标因素的权重并以此作为依据,确定各指标对于整体能力的重要程度,同时在实际评价过程中,与理论权重进行比较,寻找现实指标体系中的问题和差距,讨论建立合理的应急物流保障能力指标体系依据和改进措施。
关键词：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网络分析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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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评价 篇11
关键词：可拓方法,农村社会保障,物元模型
“社会保障”源于英文“social security”一词, 又译作“社会安全”, 是指国家运用法律、行政手段设立的, 目的在于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各项目支出的总和。农村社会保障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一道重要安全网, 有利于减轻农民生活风险,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维护农村社会的安定。从国际上看, 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其保障对象为全部农村人口或农民。在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仍然是以国家救济和社区互助为主的剩余式社会保障制度, 尚未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严重影响了农民享有平等基本公共品的权利, 制约了全社会公平的实现。农民的贫困问题、养老问题以及医疗问题日益严重,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显得尤为迫切。
近年来, 许多学者已经分别从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证实了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在农村全面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1,2,3,4,5], 各省市也分别从自身的情况出发, 制定了农村社保条例和政策,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数量, 地理位置, 农民的文化水平和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差异, 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效果也有所差异。为深入了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情况, 这里选取了五个省份作为调研样本, 深入分析了各地农村社保的四个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老龄化水平、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文化素质和认知水平, 依据可拓工程方法的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评价的物元模型, 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可拓方法给出定量的数值评定结果, 从可拓学的角度对各省市农村社保水平进行评估和比较, 为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
农村社会保障是以法律为依据, 以国家、集体、农民投入为主体, 对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因意外事故而在生活上发生困难的农户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 其目的是稳定和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6,7], 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是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国民经济发展为社会社会保障资金供给提供支持, 经济的发展使得劳动者在解决了生存保障后, 又逐步产生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以及各种福利要求, 但是也不可否认非经济因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影响。认为应该从土地保障功能的变化, 农民人口面临的风险等方面对经济决定论进行修正, 还要关注文化、心理和政治因素对农村社保工作的影响, 应从农民的组织化缺失、公共政策、农民教育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方面做了较为较为深入的分析。但以上研究基本限于定性分析, 对于如何定量地衡量各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尚无较好的办法。这里在参考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提炼出对农村社保水平影响最直接的4大因素, 力求通过经济与非经济两方面的分析建立相应的物元模型, 将定性分析和定量相结合。
(一)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因素在影响社会保障发展进程的因素中是首要的影响因素。无论愿望多么美好, 如果超越了经济的限制, 社会保障制度便无法存在, 即使有了法律的规定, 这些规定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 主要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四部分内容构成。从资金来源看,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大部分资金主要来自于地方财政拨款, 包括各级地方财政拨款。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来源渠道虽然多一些, 有个人缴纳部分, 也有单位缴纳部分, 但社会保险制度中的社会统筹不足部分也需要由地方财政拨款来弥补。如从2006年起, 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由每人每年补助10元提高到20元, 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10元。财政确实有困难的省 (区、市) , 2006年、2007年分别增加5元, 在两年内落实到位。
从全国总体形势分析, 各级财政部门都能认真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 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 并及时下拨到位。由此可见, 在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下, 农村的社会保障能力与地方财政支持程度密切相关。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各地区之间的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尤其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更大, 这种差异使得地方政府为农民承担缴费的能力也有很大不同;同时, 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与乡镇一级的财政实力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济以及基本医疗保障和基本养老保障, 与乡镇财政实力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在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 大多数乡镇财政的实力普遍较弱, 落后地区的乡镇财政就更弱, 致使许多农村地区根本没有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救济制度以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保障能力的提高。
(二)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
来自联合国的资料显示, 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 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根据这个标准, 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 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 055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7.7%, 并且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 东部沿海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还要快于其它地区。在西方国家, 当人均年收入超过一万美元时才跨进人口老龄化行列, 而我国进入老龄化时人均年收入仅几百美元, 而且其中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目前仅有3%左右的农村老人参加了农村社会保险, 绝大部分仍然依靠家庭养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使得农村家庭逐渐向4-2-1式家庭过渡, 导致每个子女的老年人赡养负担系数明显加大, 使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难以保证, 削弱了老年人及其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随着劳动能力的丧失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他们不得不依靠社会养老。另外, 老年人因各种原因, 患病概率要比中青年人高, 医疗支出金额也较大。因此, 全面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将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和考验。
(三) 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中国是农业大国, 虽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 但截止到2006年底, 我国农村人口的比例仍达到56%, 其中部分省份远远高于此比例。如黑龙江达到63%, 四川为68.9%, 河南为67.5%, 江西为73.7%, 而浙江, 江苏等省则低于50%[8]。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和非农收入, 其中东部地区农民以非农收入为主, 即来自在乡镇企业工作和外出打工的收入;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则以农业收入为主。据统计, 1997-2003年, 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只增加6 959元, 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加额的1/5, 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近几年来, 国家采取了取消农业税、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措施, 伴随国家对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农民收入有所增加, 农民个人经济条件的好转, 使其可能尚有剩余用于交纳社会保险费, 即农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其消费水平和交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能力农民的人均收入越高, 其自行交纳社会保险费的能力越高, 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就越高, 农村社保工作也就越能够顺利地进行。
(四) 文化素质和认知水平
农民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知程度。一般来讲, 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知程度越高, 对保障需求越强烈,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参与率也越高。据资料显示, 全国农村居民平均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比城镇居民少接受 4-5 年的教育, 这说明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认知程度略低于城市居民。由于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除了需要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必要的扶持以外, 农民自身也需要缴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由于投入的周期较长, 一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他们一方面希望政府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 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自己缴纳少量的费用, 对于参保的利弊没有彻底清楚的了解和认识, 往往出现短视效应。当然, 随着社保宣传力度的加大, 城乡之间交流的增多及社保试点范围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慢慢意识到了参保的种种好处, 开始出现较为积极的态度。
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可拓学评价模型
(一) 可拓评价方法
可拓学主要研究事物的可拓性和开拓创新的规律和方法, 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去研究解决矛盾问题的规律和方法[9,10]。可拓学基本的逻辑基础是物元, 即以事物、特征及事物关于该特征的量值三者所组成的三元组, 记作R= (事物, 特征, 量值) = (N, C, C (N) ) 。物元三要素的变化和事物内部结构的变化使物元产生变化, 并使物元成为描述事物可变性的基本工具。
1.确定经典域
设有n个评价因素, C1, C2, …, Cn, m个评价等级N1, N2, …, Nm, 则以同征物元体表示的经典域为:
其中 (Xij) n×m为同征物元阵, <aij, bij>为Nj关于指标Ci的量值范围, 即各类别关于对应的评价指标所取的数值范围经典域。
2.确定节域物元及待评物元
令
其中P表示类别的全体, Xpi为P关于Ci所有取值范围, 即节域<api, bpi>。对待评事物P0, 把所检测到的具体数据用物元来表示, 称为事物P0的待评物元, 其中xi为P0关于特征Ci的量值, 即待评事物的实际数据。
3.确定评价类别的权重参数和关联函数
(1) 确定指标Ci的权重参数为wi, 且
(2) 计算距
(3) 计算位值
式中ρ (xi, Xpi) 表示点与区间Xpi的距, ρ (xi, Xij) 表示点与区间Xij的距。
(4) 计算关联函数
关联函数Kj (xi) 表示了待评事物各指标关于各评价类别j的归属程度。
(5) 计算待评事物关于等级j的关联度
关联度Kj (P0) 是在考虑各指标重要程度的情况下, 待评事物各指标关于各类别的关联度的加权值。
若
则有:
式中j*称为P0的级别变量特征值。
(二)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评价的可拓模型
根据地方政府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关键影响因素, 选取评价指标C1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C2为农村老龄人口水平, C3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C4为文化素质与认知水平。通过德尔菲法建立相应的同征物元体 (经典域) 。
则节域为:
式中P为农村社保水平的全体, 本文将其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级别。本文选取设立农村社保试点较早的黑龙江、辽宁、山东、浙江、江苏五个省份, 建立待评物元:
权系数在优度评价中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人为确定的权系数常常带有主观随意性, 影响到解的评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为了尽量合理地确定权系数, 本文使用AHP法 (参看文献11确定待评城市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见表1) 。
将R0中数据及各权重系数带入公式 (1) - (4) , 得出待评项目关于各等级的关联度, 再由公式 (5) 、 (6) 得到级别变量特征值j*。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的评价结果, 第3个省份的社会保障水平属于较低的第1级别;第2, 5个省份属于中等的第2级别;第1, 4个项目属于较高的第3级别, 并且同属第2级别的第2个省份的农村社保水平要低于第5个城市, 同属第3级别的第1个省份的农村社保水平要低于第1个项目。
以上分析表明, 运用可拓评价方法可以将各省份农村社保水平用比较直观地量化数值反映出来, 有助于各省份寻找差距, 弥补不足。对本例来说, 浙江省目前的农村社保水平相对较高, 其他省份应向其学习经验。
三、结论
物元模型能更贴切地描述客观事物变化的过程, 是一种应用范围广泛, 应用效果好的形式化工具, 可以将事物的质与量直观地反映出来。本文运用可拓评价方法, 对影响各省市农村社保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并建立了多指标参数的农村社保评价物元模型, 给出了定量化的评定结果, 一方面解决了各省市在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中只能进行定性分析而无法综合量化的矛盾, 另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的以社会保障资金支出额及项目类型来衡量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做法, 为农村社保工作的横向比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方法。但本文仅就影响各地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以及最直接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对于间接的和次要的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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