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机制

化解机制（共12篇）

化解机制 篇1

摘要：林权纠纷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目前已成为社会焦点问题之一,如何以合法的途径化解林权纠纷已然成为必须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因此,应当通过对林权纠纷的现状、特征、原因、现实解决途径等的分析,寻找化解林权纠纷之路。

关键词：林权纠纷,化解机制,调处

一、林权纠纷的现状

林权纠纷,通常又被称为山林权属纠纷,是林区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难题。林权纠纷的焦点是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问题,其性质属于财产权益争议的民事纠纷范畴。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轨期,伴随着林业改革的日益深入,林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林权争议也随着林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利益的再分配而突显出来。林权争议若得不到及时解决,轻则影响林业生产建设,重则破坏森林资源,甚至引发群体事件,威胁生命财产的安全,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针对林权纠纷问题,我国的《森林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仅有一些原则性规定,如《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实践中,处理林权纠纷的主要依据是林业部1996年出台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该办法共5章28条,从处理依据、处理程序、奖惩等几个方面作出了较粗糙的规定。另外,为了适应调处日益增长的林权纠纷的现实要求,一些地方纷纷出台了地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如《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抓紧处理好山林纠纷的通知》、《阳江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山林纠纷调处工作的意见》、《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等等。总体来看,我国的林权纠纷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着位阶低、数量少、内容粗、缺乏协调等诸多问题。虽然上述法规的出台对缓解林权纠纷起到了一定缓解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林权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之林权纠纷救济途径不畅,一些矛盾还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性冲突,下面举出几个发生在广东的典型案例:

1、2008年清明节期间,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缠岗村与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七星村发生林地权属纠纷,双方组织近百名村民聚集并打斗,造成两村19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

2、2008年4月,湛江吴川市覃巴镇米朗村与茂名市茂港区小良镇西宁村“睡狗岭”山林权属纠纷,引发双方村民共200多人持械对打,造成多人受伤;

3、2008年8月,因林权纠纷,清远市连南县小龙林场在开路清理受灾林木时,遭到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码市镇麻石洞村民的阻挠,发生了烧毁挖掘机、绑架1名林场护林员长达44小时之久的恶性事件。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仅发生在广东省的林权纠纷群体冲突事件就达三次之多,由此可见,林权纠纷化解机制的重建已然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

二、林权纠纷的特征

(一)纠纷主体的集中性

林权争议主要发生在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等国有单位之间,村组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林场等集体单位之间,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之间,林农个人之间以及林农个人与国有单位或集体单位之间。而其中以集体单位之间和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之间的纠纷多见,且较严重。发生诉讼时,绝大多数属于集体诉讼案件,有的案件原告人数超过数十人甚至达数百人,而且村委会和行政机关成为被告的较多,村委会是农村的基层管理组织,是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流转的实际操作者,易成为被告,也有村民将村委会和承包方列为共同被告;另外,政府行政机关在发放林权证等工作中以及调处纠纷过程中也易成为被复议的对象或诉讼被告。

(二)纠纷起因的复杂性

引发林权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山林的自身特性决定了确定山林界址比较困难,不同经营主体的山林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界限,也难以同农田一样,用田埂区分开来。其次,历史遗留问题。我国的林权宏观政策伴随着土改前、土改时期、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四固定”时期、“三定”时期等不同阶段发生了多次变迁,政府过度使用了行政手段,而忽视了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因而导致产权混乱。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历史遗留林权纠纷都源于政府对村集体林权的安排干预,可以说,政府对村集体林权安排的过度干预是产生林权纠纷的重要原因。第三,政府工作不规范。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生产队、农户核发了《山林权证》、《社员自留山证》、《社员责任山证》及《林业生产责任书》,将集体的山林承包或划分自留山给农户个体经营。这一时期,由于确权发证工作比较简单、粗放,山林权证不统一、不规范,核发的山林权证由县人民政府自己印制发放到乡镇甚至生产队,由大队或生产队组织填写,证上只标有四至地名,无附图,无边界邻近双方签名认定,出现重证、一山多证或一证多山、四至与面积不一致等人、地、证不符的现象。第四,经济利益的驱动。改革开放前,对村民而言,即使国有林场没有占有集体林地,地方林业部门没有划走山林,自留山主拥有完整山林权,农民个体之间在山林资源占有上没有差异,这些权利在高税费、高管制的约束下带来不了更多利益,反之,权利被剥夺或限制也不会造成明显的利益损失,于是,冲突便处于隐性阶段,表现为农民的不满情绪,尚未升级为林权纠纷;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林业市场化程度提高带来的社会对林产品和森林环境需求的持续增长,森林资源稀缺度随之提升,市场拉动和政府“让利”双重作用下的林地林木价格上涨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山林经营收益凸现的事实激发了农民对山林资源强烈的产权需求,国有林场低价占有集体林地、地方林业部门无偿划拨山林以及农民个体间不平等的山林占有现状严重阻碍了农民产权需求的实现,纠纷因此而生。

(三)纠纷冲突的群体性、组织性逐步增强

从表面来看,大量的林权纠纷群体性事件并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群体预先安排好的,是一种自发的群众性行为。事实上,该类群体性突发事件都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对近年来增多的林权冲突事件而言,起到领导和组织作用的则更多的是农村新产生的地方权威人物。他们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新农民领袖”。这些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组织者,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的政策及相关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主要是法律界人士),也出于社会责任或经济利益等原因帮助农民正确地处理林权冲突事件,他们的加入,进一步促进了林权纠纷群体性、组织性的提高。

(四)纠纷冲突方式逐渐升级,出现了暴力化趋向

林权纠纷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就不能对争议山林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影响林业生产建设;争议发生过程中,易发生乱砍滥伐、哄抢林木事件,破坏森林资源;矛盾一旦激化,还会发生群体斗殴事件,损坏财产,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影响安定团结和民族团结,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在目前农村,林权纠纷事件由原来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这些形式,发展为阻挠工地施工,有时伴有冲击基层党政机关的暴力行为,甚至与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许多参与者在“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心理因素影响下,积极参与事件之中。这样,事件可能进一步升级,并向暴力化方向发展。

(五)纠纷处理难,时间跨度大

有些已解决的林权纠纷,由于一方当事人的反悔,或认为原先协商的方案不合理,或认为政府裁决不公,拒绝履行协议或裁决处理决定,或司法裁决后因监督执行不力,重新引发林权纠纷,有些林权纠纷甚至反复多次,尤其对于跨行政区划的林权纠纷,由于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加之地方利益的驱动,处理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在林权纠纷调处过程中,有效证据往往不充分,容易出现“有理者寸土不让,无理者得寸进尺”的现象,农民为了自身利益又尽己所能全力争取。这样就造成林权纠纷常常久托未决,历时数年。例如广州从化市吕田镇鱼洞村林权纠纷一案,从出现争议到最终解决,前后经过了两级政府处理决定、一审和二审,共历时20年。实践中,类似的长期存在并且没有解决的林权纠纷案件并非少数。

三、林权纠纷化解机制的构建思路

(一)目前林权纠纷解决途径的作用评析

目前解决林权纠纷的途径主要有自行协商、民间调解、行政调处(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信访等。在实践中各种纠纷解决途径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自行协商和民间调解作用有限。

这主要由林权纠纷的特性所决定。村民往往不相信村委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能不占到政府的立场上,而更多地代表自己利益,所以他们不愿意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纠纷,该类解决纠纷方式所发挥的作用便十分有限。

2、行政调处未发挥应有作用。

其一,解决争议的程序规定不具体、不明确、不合理。例如行政调处的时限、争议提起的时限以及作出处理决定的时限没有科学的规定,导致调处机构工作中无规可循,效率低下。其二,缺乏专门的调处机构和调处人员。绝大多数地区尚未建立独立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其三,行政机关处理林权争议的制度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衔接不妥,带来一定负效应。

3、诉讼方式未真正应用于林权纠纷的解决。

在农民的法律意识中,法律的确是公正、公平和正义的代表。但由于诉讼成本高,周期长,程序复杂,在遇到实际纠纷时,往往把非法律解决方式作为了首选。

4、信访成为解决林权纠纷的重要方式,但效果也未尽人意。

农民往往把信访看成是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但由于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问题的实际权力,可信访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访部门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这样就可知道其最终的解决效果了。

(二)构建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思路

解决林权纠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必须以预防为主,加强林权登记造册、核发证书、档案管理、流转管理等基础性工作,以利于明晰产权,从而预防林权纠纷;其次,应结合林权纠纷的特点,建立“以行政调处为重点,以诉讼方式为核心,以其他救济手段为补充”的多元化林权纠纷解决机制。

1、行政调处制度是解决林权纠纷的关键。

行政调处制度具有它固有的优势。行政调处是由行政机关的特设机构对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作出决定。加强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作用,强化行政处理是世界潮流,如英国的行政裁制所,美国的行政法官,都是典型例证。世界不少国家强化行政处理的原因有:一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纠纷案件越来越多,而行政机关拥有专业优势;二是由行政机关解决这类纠纷效率高,成本低,并具有一定的便宜性和灵活性,容易达到个案的实质性公正。

2、司法是法治的核心,是解决林权纠纷最终的一环。

法治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应是司法。一方面,司法方式具有优势地位,其他方式不能与之冲突、抵触。另一方面,司法解决方式具有排他性。当事人一旦选择司法方式并据此产生处理结果,即不得选择其他方式,甚至在处理过程中也不能轻易单方面作出放弃并选择其他处理方式之有效决定。同时,法院解决纠纷具有终极性。司法是保障法律得以正确实施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法律争端与诉案的终局性裁判,是保证受到侵犯的权利得以复原和救济的最后屏障。

3、化解林权纠纷必须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在当今世界,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

四、林权纠纷行政调处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林权纠纷行政调处法律体系的完善

从法律位阶上讲,作为全国调处林权纠纷主要依据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属于政府规章,法律效力偏低,加之已实施十多年时间,其规范内容已远远不能满足调处工作的现实需要。因此,应将该《办法》上升为行政法规并丰富其内容,以增强其法律适用力。同时,由于行政法规适用范围过宽,其作为基本立法所必需的原则性、框架性,难免存在一些立法调整不到位的地方,为建立操作性强、缜密合理的林权纠纷调处法律体系,必须出台一系列配套行政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从而最终建立起“以行政法规为主,以配套行政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为辅”的行政调处法律体系。

(二)林权纠纷行政调处法规需要重点规范的内容

1、强化行政调解功能。

行政调解是政府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纠纷进行调解,是行政调处(调解处理)的首要一环。行政调解对于将林权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林权纠纷一旦调解不成,政府必然要作出裁决决定,这极易促使矛盾激化,进而通过行政复议和诉讼来解决争议,因此常常使纠纷久拖未决。而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中对行政调解重视不够,仅在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且规章名称也没有体现出行政调解的意思。所以,应当强化行政调解功能,细化林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具体程序规范,如调解的申请、受理、原则、主体、方式、标准、效力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实践中要大胆探索新的调解方式方法,如一些调处工作人员已总结出的冷处理方法、换人调节方法、经济补偿方法、案件对比方法等方法,应当将这些方式方法体现在规章文件中,以便更好地指导调解工作。

2、建立调处回避制度。

调处回避制度是指调处工作人员应当避免与双方当事人发生个人利益冲突。“调处工作人员不能调处与本人有关的案件”,“自己不能作为自己的法官”,这是程序公正的最基本内容。该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行政工作人员因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从而维护行政主体在双方当事人心目中的公正形象,以减少其行政调处公正性的疑虑。所以,当处理具体案件的调处工作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时,双方当事人有权要求该工作人员回避,该工作人员有义务主动回避,工作人员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其作出的行政裁决决定无效。

3、建立调处不单方接触制度。

不单方接触制度是指调处工作人员调处林权纠纷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听取其陈述、接受和采纳其证据。在行政法律制度健全的国家中都禁止单方面接触。美国的《行政程序法》第557条第4项款第2项规定:“机关的领导成员,行政官员,以及其他参与或有可能参与该裁决过程的雇员,都不得就本案的是非问题同该机关以外的任何利害关系人进行或故意促成单方联络。”不单方接触制度是通过分隔行政主体与当事人的不合理联系而对其权力行使进行制约。实践中,一些调处工作人员采用一种“背靠背”的调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可以使调处人员更好地理解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从而较好地促进了纠纷解决,但同时该方法也存在着巨大弊端:其一,容易出现调处人员与一方面当事人进行私下交易而导致行政腐败;其二,调处人员易受一方当事人不真实或情绪化陈述或虚假、片面性证据影响而形成偏见,导致对其他当事人的不利,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对长期不能解决的争议林地的处理。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在林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伐有争议的林木,不得在有争议的林地上从事基本建设或者其他生产活动。”该条款对于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林权争议问题不大,而实践中常常可以遇到一些由于案件情况复杂,双方无法提供合法证据,又不愿意协商解决的长期存在的林权争议,对该类争议林地长期不进行开发利用无疑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对此,许多学者存在着不同认识。一些人认为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由于争议林地产权未定,所以不能对其进行开发利用。也有人认为对于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争议山林,应当采取收归国有,或由林业主管部门代管,从而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首先,在立法中要体现出对长期争议林地进行开发利用的基本理念,这种理念实际上与我国在对外资源利用上的态度基本一致,如我国在处理南海资源开发问题时一贯主张:与东南亚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次,由于争议林地的产权尚未确定,所以不宜将该林地收归国有;第三,要建立起合理的争议土地利用规则,要明确利用争议土地的条件,比如对于不同类型的林地可以规定不同的最低可以开发利用的期限(如争议超过5年以上的土地可以开发利用),还要规定双方当事人必须同意对争议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并签订书面协议等其他条件。

5、调处林权纠纷中有关费用的承担。

调处林权纠纷时常会涉及到一些费用承担的问题,例如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争议土地进行实地勘验鉴定时,需要支出勘验鉴定费。对此,《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并未进行规范,而一些地方规章作出了规定,如《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调处林权争议工作中所需的测量、鉴定、制图、立界桩等工程费用,由当事人各方共同承担”。但是,该条款仍然过于原则,‘共同承担”是双方各付一半,还是提出勘验鉴定的一方或最终获得产权一方多承担一些呢?所以,必须细化有关费用承担的条款,明晰承担费用的条件、种类和标准等问题。

6、建立跨行政区划林权纠纷的协调处理机制。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加之地方利益的驱动,跨行政区划的林权纠纷的处理难度非常大,而且极易引发群体性冲突事件。所以,应当逐步建立起跨行政区划林权纠纷的协调处理机制。《广东省市际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工作操作规程》正处在讨论论证阶段,该规程拟建立“轮流牵头,联合调处,共同作出调处决定”的调处规则。这些规定的出台必将很好地促进跨行政区划林权纠纷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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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机制 篇2

今年，我镇党委、政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部门具体的指导下，紧紧围绕全镇社会稳定大局，严格按照“化解一批、终结一批、稳控一批”的要求。通过全体机关干部的共同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今年以来，全镇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86件，涉及96人，其中省以上交办件5件，已化解4件，还有一件得到有效控制。现将我镇信访积案化解工作汇报如下： 一、三大保障强基础。

我镇在抓信访工作中切实夯实了三项保障这个基础，即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

健全组织，确保积案化解责任全覆盖。组织保障即班子有人抓、部门有人管、村组有网络，全覆盖多层次的网控制度已经形成。我镇专门成立了“积案化解工作领导小组”，镇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第一副组长，分管领导、派出所所长等任副组长，镇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为成员，为我镇积案化解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保障。所有积案全部都由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和村主要干部三级成员联合包案，按照“一个积案、一套班子、一项化解方案、一个解决时限”的“四个一”要求，落实积案化解的实施。

完善制度，保障积案化解有序开展。我镇印发了《**市**镇关于开展“信访积案深化年”活动的意见》，明确了积案化解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时间步骤、工作措施和责任落实，为我镇的积案化解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我镇侧重对积案化解责任人的工作制度，管控制度等方面做工作，环环相扣，动真碰硬，严格考核。镇政府专门组建了一个工作督查室，对班子成员、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各村进行常态化督查，每月形成督查简报。在信访维稳工作上打破时间概念，正常查与突击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做到岗上有人，工作到点到位，确保不出问题。

加大投入，改进信访接待工作条件。我镇成立政法维稳工作中心，并为中心各室配备了电脑、电话、警用摩托车等设备。今年新建了信访接待服务大厅，整合了维稳资源，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厅建成后既畅通了信访渠道，方便了群众上访，也对积案化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创新机制出实效。

积极搭建平台，加强积案化解的载体建设。一是每月举行积案化解工作例会，汇报各个积案化解进展情况，交流积案化解的经验心得，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和措施。使得积案化解工作有总结经验、研究探讨的平台。二是利用我镇的《督查通报》，定期通报积案化解情况，鼓励鞭策积案化解工作人员开展工作。三是举行宣传教育活动。联合宣传办、广播站等部门，利用广播、板报、宣传单等形式，不定期地去举行宣传教育活动，使得广大群众能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制度，能够通过合法有效地渠道解决问题，正确运用权力维护自身的利益。

大力实施三大工程，推动积案化解。一是全面开展领导接访活动。每周五为信访接待日，由镇主要领导亲自接待信访群众。同时按照“金桥行动”的安排，镇三套班子成员座班接访，平时定期到村、企集中解决矛盾纠纷，变群众的上访为我们机关干部的下访和走访。包案领导带案下访，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案件情况，排查矛盾纠纷，及时落实方案进行处置，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现场，解决在一线。二是民生救助及时到位。对困难的上访群众，及时适度地对他们进行照顾。我镇**村的夫妻俩，因土地而无理上访，但考虑到他家两老人生活困难，我们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给予生活上的照顾，目前两位老人的情况比较稳定。上访人员***多次进京上访，考虑他的特殊情况，我们在与殷俊官达成了停访息诉协议后，想方设法地为他解决生活困难。三是阳光行政。有少数群众上访是因为对政府的政策和做法不了解，我镇深入开展“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政府门户网站上及时公布有关信息和政策。群众了解政府的政策和做法后，对政府比较理解，上访案件也相应减少。

老方法搭配新思路，化解积案效果显著。针对部分上访老户，思想工作难做的情况，我镇采用“包围”的策略，做其周围亲朋好友的工作，通过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 服，做通上访老户的工作。教育引导，软磨硬泡，攻克上访户的心理防线。我镇的信访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到上访户家中，“无下班时间、无放假时间”地帮助化解矛盾。通过上门说法，将政策和法律宣传到位，打消信访人侥幸心理，开展法制谈话，告知其违法上访的严重后果，促其息诉息访。

三、加强学习促提升。

利用学习时间集中学习有关政策法规，讲解典型案例，学习先进模范事迹，培养信访干部爱岗敬业精神。不定期地组织信访干部“走出去”，到先进地区和兄弟乡镇学习工作经验。以学习为抓手，促进信访干部的业务素质得到提高，工作能力得到提升，为化解积案提供理论和能力支撑。

化解机制 篇3

[关键词] “血荒” 网络平台；长效机制；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R19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2）05-154-02

Set up long-term mechanism of blood donation without compensation to dissolve "Blood shortage" problem

MA Lin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President Office,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lood shortage" phenomenon,generally occur in domestic recently,study on the deep causes of "blood shortage".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occur of "blood shortage" phenomenon is related to the social,ethical,medical and other multiple factors,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voluntary blood donation is the basic way to solve "blood shortage",and explores how to establish long-term mechanism for unpaid blood donors.

[Key words] "Blood shortage"network platform;Long-term mechanism;Harmonious society

入冬以来，全国各地血液储备明显不足，各省市陆续出现血库告急现象，很多大型医院在向当地血库申请配血的时候遇到困难，血库告急，不仅严重影响了医生的诊疗行为，导致手术出现择期甚至排队现象，更直接威胁患者能否得到及时救治。

事实上，血库告急现象已经不是第1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了。我国的无偿献血制度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自199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布实施至今，经过13年的产生与发展，多年来我国的血液储备一直在低位运行，各种血型储量不均衡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近两年，国内各省市的血库储存黄色预警信号时不时便会出现在各地血库网站的首页上，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的问题已日益凸显，亟待解决。

1 “血荒”现象的产生涉及社会、伦理、医疗等多重因素

1.1 缺乏公众普遍信任

在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普遍缺乏公信力，社会诚信下降的大趋势下，无偿献血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由于基本医疗常识的匮乏，人们对献血本身的安全性有一定顾虑，另外，出于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不信任情绪，人们更担心自己献出的献血被不法之徒拿去牟利，采供血环节的信任危机逐渐凸显出来。

1.2 采集渠道的过于单一与临床用血量迅速增加之间的矛盾

由于国内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各地患者涌向北京各大医院求医的现象多年来有增无减，区域性“血荒”矛盾突出。以北京为例，截至2011年9月底，北京市医疗机构诊疗累计达1.15亿人次[1]，临床用血量需求很大。而北京市无偿献血的主要来自街头流动采血点，采血渠道过于单一，采血量增长遇到严重瓶颈。

1.3 献血观念与用血观念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无偿献血主要依靠大学生、军人等群体，大多数公众对于无偿献血的认识较浅薄，未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主动献血的热情度不高。而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择期手术一半以上的用血量靠自身输血，在安全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自身输血在国内未得到广泛认可的主要原因在于患者用血观念的不认同，在患者需要手术，身体情况欠佳的情况下，很多患者无法接受术前抽血备用的方式。

2 “血荒”的危害

2.1 “血荒”直接影响到患者能否得到及时的治疗

目前国内省市相继出现的“血荒”的现象，不仅仅表现在Rh阴性血型等稀有血型血液的短缺，更表现在平时供给相对充裕的A型、B型、O型、AB型4大常见血型的血浆纷纷出现供给匮乏。“患者要手术，亲人先献血”的现象在各大医院屡见不鲜，很多无法及时筹集到血液的患者，手术只好另外择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患者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甚至危及到患者的生命。

2.2 “血荒”对突发事件的化解能力构成隐患

一个社会容灾的能力反映了政府的软实力。突发事件主要指恶性事件或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即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作为后盾，在“血荒”蔓延的时期，血库无法提供足够的血液储备进行应对，医疗工作者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被充分实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变成白纸空文，无法施展，恐怕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性后果。

3 治疗“血荒”的良方——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

3.1 鼓励更多的人，特别是公务员群体和医务人员群体加入献血队伍

无偿献血是取自于民又造福于民的公益性事业，全民均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这一事业中来。而在我国，无偿献血主要依靠大学生和军人群体，本应带头做出表率的公务员群体和身处一线具有采血用血知情权的医务人员群体却置身这场公益事业之外，以昆明市为例，公务员参与无偿献血的比率仅占0.92%，医务人员的比率则为1.2%[2]。公务员群体和医务人员群体对义务献血活动表现得不积极，很容易影响到无偿献血事业的说服力，甚至会增加群众对于无偿献血本身的疑虑。

3.2 重建制度信任，增加血库运营管理等公众关心的信息的透明度

要重获公众对血库的信任，采供血机构要加强自身建设，做到运行体制规范化、透明化，坚决保证公益属性。具体来说首先要做到正面有效的回应公众的质疑，实现采血、供血以及保存血液等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并对血液的检验、储存等相关费用进行成本核算并将具体数字向公众公开。通过增加血库运营管理等公众关心的信息的透明度，重建制度信任。

3.3 开源节流，缓解血液供需矛盾

在各大医疗服务结构普遍施行“开源节流”的血液使用管理办法，普及“节约用血”的观念，严格控制临床的用血指标，杜绝血液无故浪费现象，并向患者普及安全用血常识，告知患者“异体血输注的风险性远远大于小剂量失血”这一事实。另外，当地血库也要严格自我管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做好血液的检验和保存工作，不辜负献血者的爱心，并积极研究和采用新技术，延长血液保存的时间，平衡“淡季”和“旺季”的血液供应量。

3.4 构建预约献血网络平台，从根本上保证血液的安全性

以地级以上城市血库为基本网点，借助一系列现代化信息工具，包括呼叫中心的启用、短信平台的开通，以及利用3G视频网络技术指挥系统等一系列现代信息化技术，构建预约献血网络平台，利用对接当地正规医疗服务机构和每一位无偿献血公民，实现“医疗服务机构-血库-献血公民”信息平台的建立。通过预约献血网络平台，方便和优化无偿献血环境，从根本上保证血液的安全性。

3.5 加强对无偿献血者的人文关怀

做好献血者献血后的服务工作，加强对无偿献血者的人文关怀，不仅体现了对献血者无私奉献精神的肯定和鼓励，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固定献血者[3]。通过预约献血网络平台建立无偿献血者的详细信息，有针对性地向无偿献血者提供免费医疗体检服务、献血后的健康咨询服务以及取血后的血液检验结果告知服务等，另外，要做好无偿献血者的个人隐私保护，保护好无偿献血者个人信息的安全。

3.6 切实保证“无偿献血，无偿用血”承诺的兑现

目前无偿献血最大的激励因素仍然是献血者可以免费用血，因此，要坚决杜绝“重视无偿献血，漠视免费用血”等不良状况的发生。各地实现预约献血网络平台的信息联网，统一献血用血政策，简化免费用血手续，让无偿献血者和其家属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得制度补偿，切实保证“无偿献血，无偿用血”承诺的兑现，不做让献血者及其家属寒心的事情。

4 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1 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是一个健康社会的爱心名片

血液供应不足是全球性难题，但这不等于说无血可用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正常表现。“我国供血能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车祸等突发事件时，容易造成血液短缺和血型偏型。[4]” 凸显了我国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无偿献血者的爱心得到释放，让急需血液者及时感受到无偿献血者的爱心，感受到身处全社会的爱心，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4.2 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无偿献血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完全公益性事业，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可以从源头上保证血液的安全，无论对献血者还是用血者来说都是福音，无偿献血是一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缩影，也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无偿献血制度的正常运转需要全民的共识与自觉，更需要制度上的配合与完善。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血荒”问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仇逸，李亚红，陆文军.血荒年年有 今年更严重[N].中国青年报，2011-12-16（01）.

[2] 魏英杰.化解血荒必须重建制度信任[N].京华时报，2010-10-31（002）.

[3] 李荣国，刘萍，燕锋，等.固定无偿献血者预约献血体系的建立与实施[J].中国医药指南，2010，1（8）：148.

[4] 左涛，李玉英.加强预约献血队伍建设 建立长效机制[J].中国医疗前沿，2008，3（16）：44.

建立诚信机制化解融资难题 篇4

从文中我们看到一个点, 对于进口商可能需要了解其信用的需求。我们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简称中信保) 就是在这种需要下产生的为企业提供征信服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实中信保对企业的支持, 是直接对跟你合作做生意的买家提供出口买方信贷, 这往往是大型成套设备、大型工程承包, 海外买家规模比较大, 海外业主的资金实力比较雄厚, 中信保直接可以对海外的业主进行

什么叫商业信用的输出, 我们说信用输出是两个, 一个是我给你钱, 一个是我给你信用。原来中国的产品是买方市场, 人家预付款过来我再安排相关手续, 没有资金和风险的要求。现在人家银行信用在削减, 开不到信用证了, 进口商账户上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为了降低风险就需要做守信评估。就如同文中老徐遇到的问题, 他可以拿我的保单做一个银行应收账款的融资。资金问题解决, 订单拿到, 供应链整合作用也发挥出来。

目前, 我们对于企业间的合作往往是事前就介入对企业资信的调查, 中信保的功能不是简单的事后的保险保障, 而是有丰富的海外调查渠道。启动调查程序, 一般快的话, 1周内可以拿出资信报告, 根据这个报告中信保可以提供一个授信额度。如果说这个额度超过500万美元, 老徐可以放心地签单。如果说综合考虑A公司的授信只有50万, 那就不建议签单, 属于高风险运作。

健全四项机制,化解信访积案 篇5

**市“五个一批”化解信访积案专项活动成效明显

**市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以息诉罢访为目标，通过建立健全“四项机制”、创新“五项举措”，全力做好信访积案化解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自地级市“五个一批”化解信访积案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对地级市联席办和信访局前期交办的5起信访积案，深入分析案情，找准问题症结，因地因人因事制宜，采取了针对性、实效性强的化解措施，已成功化解4起，结服率达到80%，收到了明显成效。

健全四项机制：一是部门包帮重点信访案件机制。结合**市信访工作实际，实行了市直部门包帮重点信访案件机制。对前期未结服案件或至今无条件马上解决的信访积案，交由无直接信访案件的市直部门协助原责任单位限期结服。二是定期研究信访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市委常委会和政府办公会议研究信访工作制度，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疑难问题，及时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措施，确保了信访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三是实行干部“一线工作法”机制。要求市镇机关干部积极践行“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现场办公，接待群众来访，处理信访案件，面对面了解群众、了解基层，不断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四是信访资源共享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市长热线”、市长信箱、网上投诉、栖霞广播电台“行风热线”等平台的作用，全方位掌握信访社情，由市信访联席会议协调人大、纪委、信访和公检法等部门加强联合办案力量，整合信息资源，共同促进信访问题解决。

创新“四项举措”：一是通过领导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化解一批。坚持和落实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由市级领导在人民来访接待室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对重点信访积案带案下访，要求责任单位在深入分析案情、找准问题症结的基础上，分门别类采取化解措施，确保案结事了。如在处理原工具厂职工***等人反映拖欠工资、欠缴保险这起信访案件中，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栖霞市从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想群众所想，一改过去“层层转交办”、“多头不负责”的被动状况，加大了直接调处力度，“一竿子插到底”，变“百姓跑”为“我们干”，千方百计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和信访人的理解，终于使其息诉罢访。二是通过领导约访、集中会诊化解一批。针对集体访、越级访的信访积案，由包案领导主动约访，认真听取信访人的诉求，并召集相关责任单位集体研究处理办法，将责任分解落实到人，同时明确办结时限，确保各类信访积案得到妥善化解。如在处理**街道***反映村干部问题积案中，市级包案领导市委常委、副市长**8，**街道工委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共同约见信访人，信访人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陈述，***同志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经过解释，信访人对案件的真相得到了了解，同时，街道工委对**村支部班子进行了调整，现支部书记及原支部书记的儿子***也多次真情与***沟通，消除了***对原书记***的个人恩怨。三是通过信访救助及特困帮扶化解一批。对一些诉求无政策依据但生活确有困难的信访积案，通过信访救助、特困资金补助等方式，帮助信访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如在处理原灯具厂职工***反映拆迁安置积案中，考虑到***所反映问题的特殊性，为解决好弱势群体在生存和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市政府组织规划建设局、信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法院、经贸局、原工具厂改制工作队和房产评估等相关单位参加的处结***上访问题专题协调会。会议提出如下解决方案：

1、给予***经济补偿，标准按***居住房屋实有面积和拆迁区域房产市场评估价，拟给予10万元补

偿。

2、市规划建设局在***居民小区协调一栋专门为拆迁户新建的安置房给***居住，面积50多平方米，超过***原居住房屋面积。

化解机制 篇6

法律是群众利益诉求反映的底线，检察工作离不开群众利益诉求基础。探索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已成为检察机关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任务和重要途径。

一、健全群众利益诉求沟通表达机制

检察工作的人民性，要求我们始终关注群众利益诉求，努力畅通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把群众利益诉求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有效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能够引导群众通过法定的、理性的渠道有序表达自己的意愿，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先决条件。

（一）群众利益诉求征询制度

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主动开门纳谏，高度关注各类群体不同的司法需求，积极拓展人民群众参与检察工作的方式与途径。比如倡导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制度。听取群众利益诉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进工作。建立重大司法决策事项征询群众意见制度。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和社会热点问题，向社会公众进行通报或公示，确保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符合群众要求，符合检察工作规律。探索检察机关与社区街道信息互动制度。在社区街道设立社情民意联系点，聘请社区内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居民担任社情民意联络员，虚心听取群众的诉求；构建检察机关与媒体沟通协调制度。通过坐客网络嘉宾聊天室、网上庭审直播、网上在线解答等形式，与网民直接交流，广泛听取社情民意。

（二）涉检信访工作制度

涉检信访是案件当事人直接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保障案件质量和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对此，需要完善检察长接待制度。通过直面群众，倾听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建议，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登记备案，明确承办部门和办理期限，加强跟踪督办。探索公开听证质询制度。对于涉及重大、疑难案件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采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会各界人士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的听证和质询，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工作；并辅以心理咨询辅助接访制度。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干警先行接待来访人，明确来访人心理状况和具体事由，对其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安抚其情绪。必要时，还可邀请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介入，为心理咨询疏导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

（三）检务公开制度

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关键是要与社会公众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反馈机制，使公众不止是被动地“知情”，还能使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及时得到回应。所以，检察院应坚持检务发布制度。以检务公报、检务新闻发言人制度、检察开放日、人事任免公开等方式，主动向公众传播有关检察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法和程序、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并建立检务提供制度。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向公众提供检察相关事务的行为，当依法有权获取检务公开的公众提出获取信息的请求时，检察机关应及时予以回复，实现单向的宣告式检务公开向双向的互动型的检务公开转变。还需探索向检务公开监督员报告制度。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其他服务对象中，聘请检务公开监督员，自觉接受他们的监督，定期向他们通报工作情况，邀请他们视察检务公开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应构建检务公开备案制度。在各级检察机关执行检务公开过程中，向各级人大常委会备案，以利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推行检务公开制度的监督。基于信息互动的必要性，还应形成检务资源共享及滚动发展制度。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义务及时回复其他检察机关及部门为履行职能而提出的检务资源采集申请，提供申请部门需要的情况。

（四）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

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排查收集各种社会矛盾隐患信息，通过对信息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评估以后，对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因素进行归纳、论证，作出预测、警示，并采取相应的消除和防范措施。

做好评估预警，有利于从源头上将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检察院需完善评估预警组织制度。制定《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制度实施方案》[1]，明确预警责任，成立社会矛盾评估预警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协调解决评估预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部门确定一名评估预警工作联络员，负责及时收集、报送本部门预警信息，构建全院联动的社会矛盾评估预警格局。并要坚持社会矛盾分析排查制度。通过不定期排查矛盾、接待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对不稳定因素信息进行广泛的收集整理，提前开展工作，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另需探索社会矛盾分级制度。在最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不立案、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撤案、不予赔偿等环节，加强与案件当事人的沟通。根据了解和掌握群众利益诉求的轻重缓急，将社会矛盾评估案件划分为特别重大等级、重大等级和一般等级来进行预警。

（五）涉检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制度

当前，媒体、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表达民情、畅通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渠道。作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无可争辩地成为舆情矛盾相对集中的部位，涉检舆情[2]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检察机关应把舆情作为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努力使涉检舆情成为促进科学决策、改进检察工作的助推力量。

具体可从三方面入手：建立涉检舆情采集制度。延伸舆情信息感知触角，扩大舆情信息采集范围。在社区街道的派驻检察室设立舆情信息采集点，着重关注群众反映的原始“情报”。强化涉检舆情分析甄别制度。组建涉检舆情评阅人员队伍，加强分析研判涉检舆情动向，从中发现具有倾向性、苗头性、社会性的舆情信息，为领导参谋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完善涉检舆情报送制度。实行定期上报与有事随报相结合，重点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信息报送。运用内部网络、舆情信息简报等多种载体，宣传群众关心的各项政策法规，及时反馈、报告舆情信息调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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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群众利益诉求协调处理机制

诉讼不是妥善化解和处理社会矛盾的唯一有效方式。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与不和，以致在新的层面和范围酿成新的或潜在纠纷[3]。因此，围绕群众利益诉求，探索多元化的案件处理方式，适应不同主体、不同案件的不同利益诉求，成为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环节。

（一）办案释法说理制度

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关键是要提供一个能够支持所获结论的理由。检察执法应更加依赖于说理、讲理的权威作用，而不是简单通过强调司法机关的地位来强化司法的权威作用。其中，所涉四项制度如下：完善信访接待释法说理制度。对群众上访、缠访，要针对其利益诉求，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程序，并就遵守信访纪律和信访秩序进行解释说明。坚持执法告知释法说理制度。执法过程中应当说明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期限及注意事项等，并对受害单位或个人遭受的损害、损失，难以得到修复或挽回的原因做出说明和解释。建立法律监督释法说理制度。对作出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刑事不立案、不批准逮捕和不支持抗诉等决定时，应因案制宜，制作相应的说明书。探索跟踪回访释法说理制度。对矛盾突出、利益关系复杂、当事人情绪激烈的案件进行跟踪回访，充分听取被访人的看法、诉求，给予解释答复。对合理诉求，要予以重视，切实加以研究解决。

（二）刑事和解制度

探索刑事和解，对处理犯罪案件、调整诉讼模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直接反映了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话语权。但适用的时候，应明确适用范围、设定程序规制、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以及刑事和解回转及回转后的权益，加强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

（三）民事检察息诉和解制度

民事检察息诉和解工作，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认为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裁判不符合抗诉（或建议再审）条件，但存有瑕疵或未能彻底解决纷争的案件[1]，当事人有和解诚意、存在和解因素，依据自愿、平等、合法的原则，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予实际履行，使案件不再进入诉讼程序，从而快速有效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民事检察息诉和解，有利于减少诉累，争取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为此，检察院正着力探索息诉和解群众参与制度，选择典型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案件以及双方当事人均在同一社区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深入基层社区，采取聘请辖区街道司法助理、人民调解员、社区内具有较高威望、较大影响力的群众参与息诉和解。并尝试建立息诉和解公开听证制度，对疑难复杂的申诉案件，可以采取公开听证的方式，公开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案件的主要证据、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进行质询。

（四）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

建立健全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2]，不仅有利于解决被害人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也是解决犯罪被害结果严重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为了更大程度上满足被害人的利益诉求，有必要对现行的司法救助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可倡导当事人参与制度。检察机关对司法救助公开听证，召集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救助申请人、申请人所在街道、居委会相关人员参加，当场听取意见，告知救助金的使用，并落实回访制度，考察救助效果。建立被害人救助国家追偿制度[3]。被害人若采用虚构、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救助金的，已骗领的救助金，应予追偿。被害人若已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获得赔偿或已通过民事诉讼、保险公司等途径获得赔偿的，已获得的救助金应当予以扣减。犯罪人若具有赔偿能力而已启动救助程序，国家可以向犯罪人追偿。探索救助联动制度。检察机关应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定期通报对确有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救助的情况，征询意见和建议。

三、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联合化解机制

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矛盾不是依赖某个部门、某一机关一己之力就能彻底解决的。化解社会矛盾，需要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采取联合化解的方式。

（一）检察机关内部联动制度

强化上下联动制度，上级院要加强对下级院工作的指导，帮助下级院解决具体问题，直接参与化解重大复杂矛盾纠纷，切实形成内部工作合力。这要求检察院完善联合息诉制度。成立由控申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组成的息访息诉小组，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及时化解矛盾。推行原承办人参与接访制度。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引起的涉检信访，原承办人必须到场释疑解惑。建立联合接访制度。以街道检察室为平台，由检察长或者分管检察长组织公诉、侦监、民行等业务部门负责人每周固定半天时间到检察室联合接访，现场解决群众来访问题。坚持定期联席制度。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和定期联席制度，交流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经验做法，整合矛盾排查调处的力量。

（二）检察机关外部协作制度

建立群众利益诉求情况通报制度，以便协作单位了解有关情况，有准备地应对群众诉求，及早做好化解矛盾纠纷的准备。利用信访申诉工作信息网络系统，通过在纵向的检察系统内部和横向的市区级相关信访单位网上接受和分流信访申诉，实现信访申诉情况的纵横对接。加强信访申诉案件转办、分流处理和息诉息访联动机制，检察机关与其他政法机关、行政机关建立完善定期交流情况、共同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的联席会议，联合调查、联合听证、共同答复，增强纠错能力，形成解决涉法问题的合力。

四、化解群众利益诉求配套保障机制

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矛盾化解机制，不单有表达、处理和联合化解这些要素组成，还必须辅以相应的配套制度，以回应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一）群众利益诉求反馈制度

为保证反馈的及时有效，检察院应建立群众来信来访规范处理制度。对群众来信坚持专人负责的工作制度，由专人专门负责拆阅群众来信，并件件登记。检察机关对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并将调查的情况及时向来访群众反馈，征求他们对调查的意见。完善群众利益诉求分类处理制度。及时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筛选、分类、分析，把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转化为工作整改的内容。对人民群众重点关注的金融危机、世博安保、民生领域案件，加强民意沟通工作，尽最大力度救济民权、尊重民愿、解除民忧，实现案结事了。坚持群众意见回复制度。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反映检察机关在检容风纪、接待态度、执法办案、检民关系、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建议，要及时给予回复。对于有价值的建议要认真研究，必要时邀请人民群众参与讨论，确保利益诉求得以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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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矛盾化解回访制度

对矛盾当事人建立档案，记录矛盾发生的时间、地点、缘由、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处理结果等。在矛盾化解后的一段时间内，检察机关承办人要及时安排回访，了解其思想状况、生活现状、对矛盾的化解是否满意等，妥善处理遗留的其他问题，直到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回访时发现当事人思想有所波动、行为有所反弹的，要通过做思想工作、心理辅导等方式，稳定当事人情绪，从源头上遏止当事人缠访闹访的苗头。回访之后应做好回访记录，将回访情况详细记录并收入矛盾当事人档案。

（三）涉检舆情应对制度

检察机关应成立涉检网络舆情研判与处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涉检舆情的研判与处置。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重视门户网站的建立和维护，利用技术手段作为辅助工具对网络舆情进行动态监测，并过滤、整合各种信息。可在几方面下工夫：建立涉检舆情应急预警制度。加强舆情的预警和把握，由信息员对各大媒体进行定期、全面的搜索，及时开展涉检舆情的监测、预警工作。建立涉检网络舆情逐级报告制度。制定详细而周密的网络舆情应急预案，将舆情划分等级并建立相应的应急预警机制。强化涉检舆情控制引导制度。加强正面引导，快速反应。对媒体关注甚至热炒的有关敏感案件，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专访等方式，第一时间做出解答。对重大舆情要适时跟踪，及时公开事件调查、处置情况，不给滥加猜测留有空间。探索涉检舆情协调互动制度。与党委政府的信息、信访等部门加强联系，加强与公安网监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建立与权威报刊、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的联系平台，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和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涉检舆情处置评估制度。在网络舆情趋于平稳后，根据舆情的发生、传播和处置情况进行总结、梳理、反思，形成书面报告和建议，建立起有效的舆情处置评估机制，不断提升检察机关应对舆情接受监督、提高执法公信力的能力和水平。

（四）矛盾化解能力养成制度

内容可归纳如下：坚持基层挂职锻炼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青年干警到街道、拆迁办、基层信访办等矛盾多发的一线去挂职锻炼，把养成与群众打交道、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作为干警的一门必修课。完善结对帮带制度。以“帮”解决社会矛盾，以“带”培养矛盾化解队伍。一方面，上级检察机关尤其是职能部门要深入一线，为基层检察院提供政策支持，提出化解矛盾的指导性意见；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中化解矛盾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干警要积极帮带年轻干警，在化解矛盾的实践中指导年轻干警，让年轻干警在具体实践中学习处理矛盾的方法，为今后独立化解矛盾积累经验。探索联合培训制度。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信访办、司法局等部门建立联合培训制度。养成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社会矛盾，提高工作艺术和技巧，创新矛盾化解的工作方法，学会借助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进行调解，全面提升矛盾化解能力，综合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开展矛盾化解工作。

化解高校债务危机的长效机制探究 篇7

关键词：高校,债务危机,长效机制

自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扩招政策使高校在校生规模十年间增长了9倍, 截至2009年达到了空前的2149万人, 但与迅速增长的学生规模极不相称的是中央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 尽管我国财政收入每年都在增加, 但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却直到2012年才首次达到1993年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的目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要达到4%”, 而这一目标离世界平均水平的7%相去甚远, 还不及经济欠发达国家4.1%的水平。

不断膨胀的在校学生所需教学资源和生活设施成本与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的严重不足产生了明显的矛盾, 于是, 银行贷款成为高校新的融资渠道。2009年底全国高校债务总额超过5000亿元, 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7%以上。高校贷款虽然缓解了扩招带来的资金缺口, 改善了办学条件, 但在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有限且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 过度贷款所形成的高额本息使很多高校不堪重负, 尤其在2009年初, 教育部明确表示把“开展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工作”列入工作重点严格限制新增贷款后, 很多高校因无法借新债还旧债几乎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巨大财务风险。

为了保证学校工作正常与稳定的前提下解决债务危机, 很多高校财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用以化解债务维护财务安全性, 例如申请财政拨款、土地置换、财政贴息、缩减预算压缩运行成本等。这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完全程度上偿还债务, 但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角度考虑, 这些方法多是依赖政府政策的支持, 缺乏自主性, 并不能形成稳健长效的财务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 而压缩预算和必要的运行成本则有可能降低教学质量, 拖缓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的进度, 并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全面、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高校要想打造自身在外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就必须不断提升硬件和软实力, 而这一切都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强有力的保障。但充裕的资金并不简单地以账面上银行存款的多少决定, 资产和资金的安全有效与否才是构成财务风险大小甚至高校持续经营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形成财务体系的“自我造血”和自我修复功能, 建立防范和控制高校财务风险的长效机制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就我国高等教育的性质和特点而言, 可以从资金来源和资金运作两个方面来探讨解决高校债务危机, 保障资金安全的策略。

1 资金来源渠道

我国高校收入来源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财政拨款;二是学费等事业性收入;三是科研经费等各类专项收入。这些收入总量有限, 使用范围有明确的规定, 不能灵活地调动使用, 因此如果高校需要快速筹集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就只有通过银行贷款。

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 其供给在理论上应采取政府与市场共同承担的原则。但目前绝大部分高校都具有非盈利特性, 这也就意味着高校对政府存在过度依赖。无论是财政拨款还是银行贷款, 或是其他方式的收入, 都隐约可见政策指导的痕迹。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各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筹资方式都可以适当地为高校财务所用, 拓宽筹资渠道, 增加资金来源的多样化。

(1) 加强校企合作, 增加服务性收入。高等教育比基础教育更具有服务社会的特点。高校的一些科研项目本身就是应企业需要调研开发, 然后转变为产品投入市场创造效益。高校也是应社会需要开设专业课程培养教育学生以便向社会向企业输送大批的专业人才。正因如此高校才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特有的人力、智力优势, 努力构建知识链、科技链与产业链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与机制, 与企业紧密联系, 有针对性、目的性地借助企业资金优势将高校的技术创新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实现盘活高校资产与用活企业研发资金的校企双赢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达到高校学科和人才建设优胜劣汰的目的, 使其发展更符合市场需求, 带来效益的极大化。

(2) 尝试引入其他性质的资本合作办学, 拓宽筹资渠道和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民间资本存量剧增, 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有能力也有意愿投资高校产业。因此未来高校可以尝试通过“独立学院”等运作方式引入民间资本, 让有实力、有积极性的民间资本参与进来, 这不仅完全符合国家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的政策, 而且有助于改变当下大学行政化的决策机制。同时, 这样的办学方式在高校中引入了市场经济的理念, 实现了国有资金与民间资金的融合, 甚至可以通过合理的资本化运作上市融资吸纳更广泛的社会资本, 筹资方式更加灵活多元化, 也可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 改变银校, 校企单一合作模式, 实现融资方式多样化。目前学校与银行合作主要表现为债权债务的依托关系, 在高校资金需求巨大的情况下, 这种关系存在并在一定时期内长期保持下去, 因而银行也可以探索和建立与高校合作的新思路, 如尝试发行专项高等教育债券。目前在资金短缺的高等教育行业与蓬勃发展的债券市场之间缺乏一种有效的联结机制, 这种制度的缺位使得债券市场的闲置资金不能合理有效地投向高等教育行业, 再加上我国发行国债时并没有明确国债的用途和使用方向, 极容易造成某些利益集团为了争夺国债资金形成各种形式的博弈, 影响了国债资金的使用计划。因此, 发行高等教育专项债券可以在发行之初就明确资金的投向和用途, 通过债券市场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合理配置, 同时长期债券相比银行贷款而言具有利率低和到期还本付息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高额利息支付给高校建设带来的资金压力。对现阶段国家财力难以解决而高校又急需扩建的教育设施, 可以模仿企业融资租赁的方式, 吸引企业资金投入, 学校按照社会投资收益率和固定资产折旧率, 向投资者有偿支付合理的租金, 建设学校发展需要的设备设施, 协议期满后, 设施的所有权无偿移交给高校。这样做既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 又可以缓解高校经费紧张的局面。

2 资金的运作和使用

一所大学的持续良性发展, 是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满足成本—效益原则循序渐进地扩充软硬实力。无论何时何种条件下, 都不主张不顾实际的盲目使用资金。我国高校在扩招期间受自身办学目标价值取向的影响, 不太注重办学“内涵”和“外延”的均衡协调, 短期内对基础设施过度投入, 虽然满足了扩招对于办学条件的需要, 但是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对学校发展战略不形成支撑, 投资结构不合理, 校园面积、房屋与建筑物的投资比例过大, 影响了教学与科研设备的投入份额, 使得高校后续发展和软实力建设显得后劲不足,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齐头并进, 这些都对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构建造成潜在的威胁。因此, 改变资金使用和运作方式势在必行。

(1) 完善高校财务预算体系,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高校财务应考虑各方面因素, 遵照“量入为出, 收支平衡”的原则, 加强对预算编制、执行细节的参与和指导, 分析财务支出的合理性、效益性, 投入产出比例, 在保证刚性需求满足的基础上尽量减少浪费性支出和不必要的开支, 提高资本性支出决策的透明度。目前, 高校内部存在设备重复购置、资产空置率高、资金利用率低等问题, 这与校内信息流转不通畅, 部门各自为政, 校内资源不能合理有效分配有极大的关系。财务部门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通盘考察调研学校的具体情况, 建立刚性预算制度, 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 建立预算管理监督机制。在安排资金预算时, 应对全校的资金需求进行全面分析并按轻重缓急进行排序, 能用现有资源解决的, 可在全校之内进行调剂解决, 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效益。

(2) 改变发展模式, 坚持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有研究报告分析成本支出结构显示, 国外一流大学每年的教学、科研与学术支出比例达到支出总额的65%, 而我国目前因扩招的原因, 高校将更多的经费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几乎占到总支出的45%以上, 经过这种依靠举债支持的“外延式”发展阶段后, 聚积的一大批高质量的硬件条件和优质资源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满足办学需求。因此, 未来高校需要改变发展模式, 加强人才队伍、教学科研平台和体系建设, 完善规则制度, 严格控制硬件投入, 从提高软实力建设, 培养特色、内涵、增强核心竞争力方面下功夫, 全面提升高校的学科实力和综合管理水平, 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3) 加强建立高校内外部财务监督和问责制度。高校债务高筑, 与高校预算不透明、缺乏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也有关系。债务形成的原因、财务决策制定的依据, 资金使用的效果等都需要有一个客观公开的平台进行监督和控制。因此, 除了财务部门自身需要加强内部控制外, 纪检监察、各种审计方式都应当完善并纳入监督体系中。而且, 在高校资金使用中还需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 由于高校扩招导致部分学校对资金使用缺乏合理规划, 铺张浪费严重, 资金使用效率极低。建立问责制度是保证金额较大的资金调度都有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的可行性论证, 具有充分的理论支持, 避免不合理的支出和贪污浪费现象占用了学校正常运行资金。

3 结语

债务危机是目前高校办学层次提升中所面临的阵痛, 但这种危机只是暂时的、可逾越的。我们需要在面对和解决这种危机的同时探求一种长效机制, 充分运用学校现有的资源, 不断寻求内部协调和外部合作, 拓宽资金渠道, 合理利用资金, 加强高校软实力的建设, 这样才能发挥高校在科研和产业化进程中积极重要的作用, 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王占凯.高校提标化债后财务管理浅析[J].财会通讯, 2013 (1) .

[2]陈大新, 张媛媛.我国高校债务化解方略探究——基于外部向度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 (5) .

[3]杜志强.我国高校当前债务风险研究——基于高校新校区负债建设的现状、成因和规避的思考[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5) .

化解机制 篇8

一、建立专门的领导协调机构, 构建灵敏高效的冲突管理策略体系

在目前各地施行的三大调解实践中, 三调联动是对“三位一体”的调解资源的整合, 这种做法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被证明还是有效的, 但该集合体会因为中心不明确而涣散, 最终难以形成统一体, 三调联动体制需要一个稳定的领导机构。具体而言, 法院、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三者之中谁更适合担任三调联动机制的主导地位。笔者认为, 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作为该调解机制主导者的基本条件, 可以对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改革, 健全其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对纠纷进行调解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首先, 它的设立具有广泛性。我国人民调解委员会注重基层的设置, 在城镇均有调解组织, 便于就近及时地解决民间纠纷;其次, 人民调解更易实施。一方面, 与老百姓生活贴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更具有亲切感, 容易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另一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 人民调解能在法律框架内合理地考虑到情理, 这与中国老百姓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是一致的, 调解的结果既合法又合情, 能达到双方当事人双赢的结果。而行政调解虽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能够为双方当事人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调解意见, 以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但是, 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和强势地位会让当事人产生畏惧心理, 自愿原则也就难以在行政调解中得到真实地贯彻。另外, 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往往限于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和管辖范围之内, 因此行政机关不适宜作为该调解机制的主导者。由法院作为该调解机制的主导也不适宜, 因为如果将法院这一司法机关纳入到大调解机制的主导地位, 就意味着这种调解机制是一种判断性调解, 即接近审判模式的调解, 因为这种调解过程中提供的信息往往能够暗示当事人之后纠纷在诉讼中的裁决如何。当事人想要追求的并不是纠纷的真正解决, 而是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案, 当法院处于调解机制之中并主持调解, 即使这种调解结果并不能让当事人接受, 但考虑到之后的诉讼结果可能与此一致时, 并从成本这一角度考虑而被迫接受, 不会简单地加以拒绝。

上海市静安区对三大调解统一领导的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上海市静安区构建极具静安特色的“一个平台、三种调解、六位一体”的社区大调解格局。该调解格局是指司法助理员、人民调解员、律师、民警、检察官、法官等六支力量在司法所这一平台上开展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依托司法所这一平台, 基层司法行政在社会矛盾化解、不稳定因素排摸等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 及时建立矛盾纠纷定期排摸制度并有效运行, 有效地化解了一批疑难复杂及历史遗留问题。此外, 静安区打造具有静安特色的人民调解工作品牌, 逐步完善人民调解网络的覆盖面。2007年9月静安区司法局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以社会组织承接和人民调解参与为特点的人民调解调处劳动争议新模式——劳动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柏万青老娘舅工作室”。这是静安区人民调解员队伍不断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的一个重要举措, 接待来访3000余人次, 电话解答6000余人次, 80%以上为静安区以外的慕名求助者, 实际上承担着全市的矛盾化解任务。

二、实现三大调解有序衔接和互动

1.调解人员的衔接和联动

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在专业法律知识上的优势,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 建立对人民调解员的指导制度, 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上海市普陀区法院推行的“四对”联系指导方式和大连市建立定期联络、业务培训、召开例会、重大事项事情沟通、专项事务通报和工作情况登记等工作方法的司法联系点制度值得借鉴。同时根据实际需要, 动员以退休法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政法机关人员、法律服务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调解化解民事纠纷。

2.程序的衔接和联动

(1) 法律明确规定强制调解的案件类型。可以参照台湾地区设置的强制调解和自愿调解, 对不同案由和标的纠纷分等级处理, 规定以下纠纷类型适用调解前置程序:1) 家事案件, 主要包括婚姻纠纷案件、收养纠纷案件及抚养、扶养、赡养、继承纠纷案件;2) 小额的债务以及小额损害赔偿纠纷;3) 邻里纠纷、相邻纠纷案件。 (2) 建立庭前调解机制。对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调解前置程序的案件和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立案庭应主动告知并建议当事人首先选择人民调解组织调解。长宁区法院的“人民调解窗口”和徐汇区交警支队设立的交通事故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很好的范例。 (3) 构建诉讼中委托调解制度。进入诉讼程序后, 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 司法机关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 法院也可以专门设置负责调解的法官与人民调解员一并进行调解。长宁区法院建立的“委托人民调解”制度的做法具有典型意义, 该制度对委托调解的原则、范围、阶段和流程等进行了规定, 各法院可以参照该制度作出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规定。

3.效力的衔接

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关于ADR调解协议的效力规定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 对经过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做出的调解书进行司法审查, 只要调解协议不违背强行法的规定, 并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基础上达成, 人民法院就应该确认其与生效判决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如果违背自愿原则或违反强行法的规定, 人民法院应对该调解协议予以撤销, 或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直接转入诉讼程序。

三、借鉴国内外有益的成功经验, 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民事程序选择权作为一项程序权利, 是立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 对当事人进行程序关怀的体现。在认真研究国外ADR的基础上, 我国主要应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做法, 实现纠纷解决机制诸要素之间的多元化组合, 建立司法程序的多元化、民间性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根据纠纷类型设立专门化纠纷解决机制, 如消费者纠纷、环境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人事纠纷、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 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从法律上保护当事人对程序或实体上权益的处分权。对此, 上海市徐汇区的调解范本值得我们参考。2008年4月, 司法局在徐汇区交警支队设立了交通事故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 尝试与法院、公安联手, 发挥街道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作用, 对常见的交通事故争议案件实行调解联动。行政、司法和人民调解各司其职, 力量互补, 交警发挥事故取证、责任认定的优势, 法院在程序等方面依法把关, 而人民调解则在法院刚性原则下充分发挥调解的柔性作用, 使矛盾纠纷的解决真正实现了“联得起、调得动、办得好”。

四、合理规定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及注重其协调运作, 实现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目的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公正和效率是纠纷解决的基本目标。我们必须合理明确地界定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和合理期限, 巧妙地处理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问题, 如诉讼与调解之间的衔接、诉讼与劳动仲裁之间的衔接、不同性质调解之间的衔接等, 以充分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 确保公正、高效地解决纠纷, 避免各纠纷解决机构相互争夺管辖权或者相互推诿, 导致纠纷久拖不调, 纠纷解决的公正性和效率大打折扣。

摘要：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法院诉讼调解制度相衔接的“三调联动”模式是化解社会纷争的重要方法。三调联动机制的进一步发展主要应解决如下问题, 即建立专门的领导协调机构, 构建灵敏高效的冲突管理策略体系;借鉴国内外有益的成功经验, 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合理规定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及注重其协调运作, 实现纠纷解决的公正和效率目的。

关键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

参考文献

[1]程琳.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机制[J].法制与经济, 2010 (7) .

[2]创新工作思路、培育工作品牌——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R].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 2011.

[3]上海市司法局课题组.建立人民调解前置制度的理论构想[M].何兵.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5]范愉, 纠纷解决的理论和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6]张喆, 赵美蓉.人民调解的作用及现行调解联动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分析[EB/OL]. (2009-11-25) [2012-08-08].上海市徐汇区司法局网站http://sfxz.xh.sh.cn/word.aspx?id=1703.

化解机制 篇9

一、中国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

中国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有三种———协商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从目前来看, 这三种医患纠纷处理机制都无法满足医患纠纷的现状, 它们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1.协商和解时间过长。从某地区三级医院对他们近四年间71例医患纠纷的纠纷解决时间调查中发现, 通过协商解决的时间跨度平均为二十二个月, 若协商不成再进入诉讼, 平均时间近四年。这样的解决医患纠纷的时间无论对于我们患者还是医院方都是难于接受的, 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滋生了一些不法之徒专门从事“医闹”的职业, 给医患双方“火上加油”, 最后只能造成医患双方两败俱伤的局面。

2.行政调解调解力度不足。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父子关系”, 行政调解缺乏程序保证, 调解人员往往都是来自卫生管理部门。因此, 行政部门的调解行为就存在显失公正和公信的可能性, 容易造成处理结果偏袒医方, 造成患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此外, 行政调解是基于构成医疗事故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那些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患纠纷, 中国的相关法律未作明确表示是否可以适用行政调解。

3.民事诉讼方式审判效果不佳。中国关于解决医患纠纷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 难于面对日益增长的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的医患纠纷。同时, 法官缺乏相关的医学知识, 面临证据的采信, 必然需要专家鉴定人的帮助, 而中国现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又存在公正性不足的问题, 若法院的判决中过分依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合, 必然会使患者不服判决只能把矛头又指向卫生行政部门或鉴定部门, 造成难以诉讼终结。此外, 司法程序烦琐, 耗时较长, 诉讼成本较高也是医患纠纷民事诉讼解决方式不足的表现。

综上, 目前中国医患纠纷处理机制的困难集中体现在医患纠纷定性难、医患双方协商解决难、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调解难、法院判决结案难这四个方面。在医患纠纷的处理中, 患者、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都普遍表示医患纠纷难沟通、难协商、难处理、难平息, 而人民法院也经常不得不面临医患纠纷无法判决的尴尬境地。

二、医事仲裁方式的优势

医事仲裁, 是指医患双方约定当双方发生争议而产生医疗纠纷时, 同意将双方的争议交付专门的仲裁机构居中裁判以解决其争议的处理方式, 它包括了医疗事故在内的所有医疗纠纷的仲裁[2]。鉴于医患纠纷的特殊性, 必须在诉讼之外建立更为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在美国, 医事仲裁是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中最盛行的方式。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已有二十年以上的医事仲裁经验。医事仲裁机制较其他的医患纠纷解决方式, 有以下比较优势。

1.自愿性。仲裁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地点, 甚至可以选择仲裁程序及适用的法律, 能够有效避免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不公正因素及地方保护主义。

2.专业性。仲裁实行专家办案, 仲裁员队伍是由多方专家组成的, 仲裁员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 也知道与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惯例, 具备多年的实践经验和仲裁经验, 充分保证了裁决的准确性和解决纠纷的质量。

3.效益性。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只按案情的简单与否而不考虑标的额大小来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 容易造成诉讼资源浪费, 如有人为了一元提起一审、二审、再审。仲裁本身的快捷性使得纠纷能够尽快得到解决。此外, 仲裁可以实行可以象征性收费或不收费, 节约了相应的诉讼费和律师费。

4.灵活性。一般各国法律只会规定仲裁程序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而具体程序则可以由委托仲裁人自行决定。因此, 仲裁的程序简单于诉讼程序, 在仲裁过程中对法律的适用和证据的审核等都不像诉讼过程那样死板, 防止医患纠纷处理时间的过分拖延。

5.保密性。仲裁一般实行不公开审理开庭制度, 整个仲裁过程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 可以减少媒体过分曝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有利于保护医方的正常经营活动, 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患方的隐私, 使医患纠纷能在一种和谐的气氛中得到化解。

6.独立性。仲裁机构是民间机构组织, 独立于行政管理部门, 仲裁员大多是兼职的人员, 不隶属于仲裁机构,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行政干预, 同时, 各仲裁机构之间也不具有隶属关系, 不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 确保了仲裁机构的独立性。

7.执行力。中国现行的仲裁法规定, 仲裁裁决是直接的执行依据。因此, 医事仲裁的裁决书同民事判决的判决书一样, 都可以作为履行或强制执行的依据, 最终实现权利人的权利, 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 这就是医事仲裁结果的执行力。

三、构建中国医事仲裁制度

中国仲裁法已实施了十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仲裁经验, 但医事仲裁作为一种全新的医患纠纷解决制度在中国具有前瞻性, 我们应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和做法, 充分考虑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 合理利用现有的资源, 确保中国创立的医事仲裁制度能够立足本土又具前瞻性。

(一) 中国医事仲裁的主要内容

医事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的法律手段, 不能将现有的仲裁制度全盘否定, 其内容应包含一般仲裁制定的内容。同时, 医事仲裁本来具有的特殊性, 必然要求其内容具有不同于一般仲裁的地方。笔者就医事仲裁制度不同与一般仲裁制度的特殊性内容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设想, 以期抛砖引玉。

1. 医事仲裁范围。

中国仲裁法明确规定, 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可以进行仲裁。同时规定, 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该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不能仲裁。因此, 笔者认为, 中国医事仲裁制度的范围包括因医疗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 也包括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如医疗费用纠纷等财产性损失。而确定医事仲裁范围的立法模式可以保持现行仲裁法仲裁范围结合式的传统形式, 即列举可以仲裁的情形也列举不能仲裁的情形。在此, 笔者认为, 涉及医疗犯罪的争议, 涉及道德伦理的医疗争议, 涉及因强制性医疗引起的非人身损害性争议如法定的传染病人必须强制隔离治疗, 患者或家属对该治疗过程中的限制人身自由提出异议等为医事仲裁的排除范围。

2. 医事仲裁协议。

医事仲裁协议是指医患双方达成的、将已经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定的实体医患纠纷法律争议, 提交仲裁机构的意思表示。医事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医事仲裁协议按照其外在的形态可以分为以合同条款形态出现的医事仲裁条款和以独立形态出现是医事仲裁协议书。医事仲裁协议表明医患双方当事人愿意将他们的医患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裁决, 是他们共同真实意思的表示。根据台湾的医疗法第5条、第29条、第30条的规定, 在发生医疗纠纷后必须进行调解, 否则不能提起诉讼;如调解不成, 这时双方当事人可以签订医事仲裁协议进行仲裁, 也可以向法院提起医疗诉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笔者认为, 台湾的任意医事仲裁经验值得借鉴。

3. 医事仲裁组织。

任何一项制度的构建, 都必须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循序渐进, 因此建立中国医事仲裁机构也应当分步骤来进行。首先, 构建中国的医事仲裁制度可以先在现有的仲裁委员会基础上吸收部分医学专家、法医学专家等担任仲裁员, 仲裁医患纠纷。其次, 在各方条件成熟, 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成立医事仲裁委员会, 但应由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 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可以设立常设办公机构在医师协会、律师协会[3]。最后, 设立医事仲裁庭。我们现存的仲裁制度中有劳动仲裁、人事仲裁、体育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仲裁等“准仲裁”制度的经验, 建立一个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机关的特别仲裁机构是可行的[4]。

4. 医事仲裁程序。

医事仲裁程序包含了一般仲裁程序的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及开庭和裁决三个部分。但每个部分又有其独特的地方。首先, 关于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庭可以由公道正派的具有实践经验和专业水平的医疗专家、法医、法律工作者 (特别是医事法律工作者) 、公证人员等专家组成。同时, 考虑到医患纠纷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仲裁庭必须采用合议庭的形式, 仲裁员也可以由3名增加到5名或7名。其次, 医事仲裁裁决的效力应该是待定的。根据美国联邦仲裁法的规定, 当事人可以在仲裁裁决后一年内随时请求法院确认仲裁裁定, 也可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定[5]。中国司法实践中也已经达成统一认识, 尽量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不轻易否定瑕疵仲裁协议效力的立法精神。这样规定的好处其实还可以打消医患双方对传统“一裁终局”的担心。最后, 笔者认为应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纳入医事仲裁中来。如前所述, 医事仲裁中的仲裁员具有相应的医学和法学专业知识, 因此无须在医事仲裁过程中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而直接由专业的仲裁员进行分析判断做出结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事仲裁的效率, 更体现了医事仲裁的经济性和快捷性。

(二) 中国医事仲裁的配套措施

纠纷处理机制的多层次与多元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如日本学者棚赖孝雄所言:“以审判解决纠纷的方式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相互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如果把视野扩展到社会整体层面上, 考察纠纷全体的正确解决, 就有必要将诉讼外的纠纷解决与审判的纠纷解决同等的作为研究对象”[6]。因此, 医患纠纷的解决, 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也必须构建和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 实现诉讼与非讼方式的功能互补。笔者认为, 构建和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是在中国建立医事仲裁制度的配套措施。

1. 引入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种自治性很强的社会型纠纷解决方式。2002年9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 司法部发布的《人民调解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范围、组织形式、调解行为和程序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转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等。这些文件表明人民调解已经进入新的高速发展期。人民调解是今后调解工作的重点, 是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途径, 有着良好的发展趋势[7]。因为, 作为医事仲裁的配套机制——人民调解制度的引入将能进一步完善医患纠纷的解决。而现实中也确实有些三级医院已经引入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患纠纷的实践了,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江苏省秦淮区某家医院率先引入人民调解机制,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医院设立接待室, 公示工作内容和调解人员, 每周派调解员到医院沟通情况, 配合医院接待患方, 为双方搭建公正有效的协商沟通平台, 既体现了方便群众、服务群众的要求, 又提高了医患纠纷调处成功率[8]。

2. 设立医患纠纷医事法庭。

人最保贵的东西是生命, 世界上任何涉及生命的纠纷都不应该作为一般的事件来处理。同时, 中国医患纠纷的发生率与复杂性并不低于知识产权纠纷, 因此,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应比照设立知识产权庭的成功经验, 在现有的司法模式下设立医事法庭。目前医患纠纷案件的受理方式, 绝大多数法院的做法还是像其他民事纠纷案件一样采用随机的方式分配给主审法官, 这样的做法使法官无法积累专业经验, 提高审理质量, 而设立医事法庭的优点就在于办理医患纠纷案件的人员具有专业性, 同时, 可以积累医患纠纷审判的经验, 减少医患纠纷的错案率, 提高审判的公正性、公平性和效率性。此外, 笔者认为, 医患纠纷的一审可以在中级人民法院进行, 且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专业法庭, 这样可以提高医疗纠纷的审理质量。

3. 完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流程。

众所周知, 医患纠纷是一种特定领域内, 且专门性很强的纠纷, 因此, 对于这种纠纷的解决应避免统统向法院集中, 而应以为主。同时, 司法机关在维护司法独立, 维护法律统一的提前下, 应当积极鼓励和支持这些行业性或专业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对医患纠纷进行处理, 并尊重他们的处理决定, 避免轻易地撤销他们的处理决定。笔者认为, 多元化、多层次的医患纠纷处理流程应该如下:首先, 发生医患纠纷后, 可先进行民间调解, 若医患双方在事先或事后达成了医事仲裁协议, 也可通过医事仲裁来解决医患纠纷。其次, 若民间调解成立, 则医患纠纷解决, 若调解不成, 可再采用行政调解的方式。最后, 若行政调解成立, 则交付执行, 若行政调解不成, 则进行医疗诉讼。这里需要指出的一是司法审查在民间调解、医事仲裁和执行中都应起到应有的作用。二是医事仲裁的时间点跨越是很大的, 可以在医患纠纷一发生后, 也可以在民间调解不成后, 甚至可在行政调解不成后。

四、结语

近年来, 医疗纠纷的特殊性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各国不仅在医疗侵权的归责原则、赔偿和救济等方式上作出一系列重大变化, 而且, 在处理这个特殊纠纷的方式和程序上也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纷纷对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和医疗体制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 将医事仲裁机制引入医患纠纷领域, 鼓励和发展医患纠纷的非诉讼解决不失为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处理纠纷方式。然而, 中国《仲裁法》自1995年实施以来, 医事仲裁却没有真正起步, 在医事仲裁机制成为世界发展潮流的今天, 笔者认为, 中国应尽快建立并健全这一医患纠纷解决机制, 对于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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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唐键, 倪伟.论两种调解方式结合处理医疗纠纷的新机制[J].中国医院管理, 2008, (2) :36.

化解机制 篇10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带给了人民巨大的福祉,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中国正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 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涌现, 在这种情况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 它的构建是要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克服各种不稳定因素的, 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 在现今的历史时期, 如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维稳中存在的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和特点

(一)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

社会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个人、群体间的一种失衡、冲突、对抗、失范及摩擦现象。从性质上, 可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从引发的原因上, 可分为结构性矛盾 (由社会制度、制度因素导致的深层次矛盾) 与非结构性矛盾 (一般性矛盾) ;从风险预测上, 可分为社会风险性矛盾与无风险性矛盾;从检查环节来看, 可分为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和行政纠纷引发的矛盾三大类。1957年, 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 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不断的变迁, 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各种矛盾纠纷凸现的阵痛期, 然而所有这些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需要化解的矛盾纠纷, 仍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非对抗性矛盾,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纠纷。

(二)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深化推进、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 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矛盾纠纷主体趋向多元性。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与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 并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各方面, 因此参与纠纷的人员就相应涉及工人、农民、市民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主体趋向多元性。如土地权属纠纷、劳资纠纷、市民物业的“理性维权”等都是多元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 矛盾纠纷成因复杂, 处置难度增大。政策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执行的偏差, 还有政策法律规制对象自身的问题等各方面导致了社会矛盾成因复杂;又由于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的随意性, 由此增大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难度。

第三, 矛盾纠纷趋向群体性。与传统的矛盾纠纷所具有的个体性特质不同, 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往往带有群体性特征。许多矛盾通过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表现出来, 一旦共同的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 形成了利益群体, 群体性事件就很容易发生。例如, 从1993-1999年, 国内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数量增加了3倍, 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 特别是征地类、拆迁类、改制类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的趋向群体性特征。

第四, 矛盾纠纷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矛盾纠纷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时而平缓, 时而激化, 呈现出范围的广泛性、层次的深刻性、状态的复杂性、方式的尖锐性和性质的可变性。有些矛盾纠纷产生过程较短, 发展却较快, 事前毫无征兆, 往往是一触即发, 酿成群众突出的信访问题或群体性事件, 甚至是发生治安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

三、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其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联系中最普遍的一种, 它揭示了事物联系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社会矛盾纠纷同样适用于因果联系, 它的产生也是基于一定成因的。只有对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把握, 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 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社会公正缺乏。

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形成了双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即在经济上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二元结构的同时, 也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社会体制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公正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中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 2006年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以及城乡等各内部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造成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亚当·斯密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 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那么“富人的阔绰, 会激怒贫者, 贫人的匮乏和嫉妒, 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 这种不公平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诱导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2. 民主政治参与程度不平衡,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在政治生活中, 公民理应借助投票选举、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等平台,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合法方式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行使政治权利, 使社会成员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从而实现民主政治。但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匮乏、透明度差, 参与渠道狭窄、途径不畅等情况导致民主政治的参与有效性低、程度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公众对利益表达的愿望也日益迫切, 但有效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却是缺失的。一方面, 公众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 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如游行、请愿、罢工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3. 法律制度不完善, 司法腐败现象存在。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个人与组织行为的各种规则, 但当前中国的法律制度环境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完善, 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成为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立法方面, 体系不够健全, 规定不够完善, 许多领域存在着空白, 尤其是综合治理法、突发事件应急法等法律体系缺失;在执法和司法方面, 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工具化与功利化, 使得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司法腐败的现象, 不能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 加剧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积累。

(二)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1. 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 政府陷入“维稳”悖论。

中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 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中, 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 在上级政府把社会稳定状况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时, 许多基层官员在维稳中便出现了“唯上不唯下”的悖论现象。基层政府维稳的目标因此就变成了如何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在本届领导任期内的爆发, 而要避免社会冲突在短期内爆发的惯性手段就只能是捂或压。这种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的客观事实, 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甚至激化了矛盾纠纷, 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2.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 维稳目的难以实现。

(1) 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 诉讼案件剧增数量居高不下。诉讼是中国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们整体法治意识的不断加强, 中国的诉讼高潮也随之到来, 但现在中国司法资源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 纠纷解决的需求与法院的司法供给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其次, 诉讼制度局限凸显, 功效低下, 难以解决问题。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诉讼的支持和投入总是有限度的, 诉讼是最后选择, 但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当下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 这使得大量本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甚至造成了矛盾激化。同时中国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有些利益冲突的领域缺乏法律规定, 诉讼无法解决相关纠纷, 即便是依据当时的相关政策进行判决, 由于政策的时代性特征, 也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从而产生新的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 (2) 非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衰落, 社会自我化解能力丧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与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 资源严重闲置, 尤其是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下降;二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下降。长期以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格局,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主要依赖于政府, 听从政府调解, 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及各部门充当了利益矛盾调解主体, 社会自我化解纠纷能力的低下,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功能缺失, 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当前只有人民调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而其他化解形式, 包括行政性调解和民间性调解, 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规范。非诉纠纷化解机制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性, 其运作机制存在任意性和随意性, 规定上基本属于原则性的规范, 缺乏细致的运行规则, 可操作性程度较低, 未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体制, 由此难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保证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任何事物矛盾的产生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激化、消灭的过程, 只有及时排除矛盾纠纷隐患, 才能减少矛盾的发生, 只有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才能有效控制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的稳定。诉讼和非诉讼纠纷化解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会最大限度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所以, 在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中, 应积极探索一种动态型和互补型相结合的, 非诉和诉讼“殊途同归”的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也应认识到有效化解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 减少社会贫富分化, 维护社会公正

当今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确保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 由于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结果, 所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 鼓励公平竞争,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 逐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构建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体现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重塑民意表达机制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社会管理应由传统的行政管理逐步向行政服务为主嬗变, 基本理念是通过制度革新和方法创新来保障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 实现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健全与完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 变传统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公共领域也至关重要, 要着重发挥其在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方面的作用, 建立政府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注重社会舆论引导,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 使其成为群众和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窗口, 健全对重大传媒事件的回应机制, 注意从中发现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的苗头性信息, 并及时进行分析排查, 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 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完善法律制度, 严惩司法腐败

社会和谐的基石是公平正义, 法律又是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有力手段, 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 就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构;二是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调整;三是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要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统筹各方面利益”的准则, 同时防止司法腐败,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关键, 把反司法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 法制上惩治腐败, 防止腐败, 根治腐败, 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建设, 扩大人民民主, 确保人民的监督权, 把健全的监督体系纳入法制轨道。宏观上, 要通过制度确保司法权力体系中位置的适当与稳定;中观上, 要建立起确保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司法体制;微观上, 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庭审制度确保司法的公正。

(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首先要解决好对政绩的认知问题, 建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说服力的政绩评价的考察方法和指标体系, 减少考察过程中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庄国波 (2004) 认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把握“四个维度”, 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 、目标的可行程度、政绩的可信程度。作为现今考核指标之一的社会稳定, 是以“上访率”而不是以“问题解决率”为指标考核, 在维稳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要着重改变这种模式, 将政府公信力指标引入政府的绩效考核, 提升政府公信力, 把服务于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彻底贯彻到整个组织内部, 加强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能力, 按照理性、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要求, 转变工作作风, 变上访为下访, 着力回应群众的新期待, 不断满足群众的新要求, 防止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损害执法形象和执法公信力的事件发生, 从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

(五) 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相关解决机制

1. 建立健全灵敏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

美国著名公共学家戴维·奥斯本指出,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矛盾纠纷能否有效预防, 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详细情况和最新动态, 排查预警成为了现行维稳机制中应有的基础环节。排查就是通过调查、检查等方式发现, 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 做到面上排查、点上排查与专项排查,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 以个案为平台, 建立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方法,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探究整个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的建立。

2. 重视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ADR) 。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是英文Alte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意译, 缩写为ADR, 起源于美国, 原来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 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在性质上是民间解决纠纷的各种方式的总称。在中国快速地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际, 我们应该正视前进中出现的问题, 充分认识到ADR机制在解决社会矛盾纷争中的特殊作用, 它的最终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缓解司法压力, 或者缓和社会矛盾, 而是对于平民文化与多元价值追求的一种认同,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3. 基于传统文化乡土调节机制的创新。

苏力 (1996) 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利用中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 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 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进行化解现今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有益探索,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五、简要的结论

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是一个新课题, 其存在有着必然性, 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旧体制的转换,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化, 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各种矛盾纠纷接踵, 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也表现出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性、成因复杂性、群体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有效预防与解决矛盾纠纷, 就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 建立与完善相应的预防与化解机制, 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分析, 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然而作为系统工程, 正确处理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 仍需要学界与实务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摘要：社会稳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而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特点进行分析, 深入探究了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化解机制 篇11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信仰是研究生立德成人的根本所在，加强对研究生的政治信仰指导，有助于鉴定研究生的政治信仰，充分发挥政治信仰对研究生未来发展的积极影响。研究生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源，关系到国家的发展，而研究生的政治信仰困惑是当前必须要研究的内容。

随着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群体利益需求逐渐增加，社会矛盾日益彰显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对研究生个人的政治信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当前开放性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各类优秀思想观念与糟粕文化交错纵横，更是对研究生的思想观念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很多研究生易于出现政治信仰方面的困惑问题，加强对研究生政治信仰的成因分析十分必要。高校需要在明确研究生政治信仰困惑成因的基础上，寻求与之相对应的化解对策，进而使每一位研究生都能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良好的政治观念，为社会的不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意义

1.文献综述

（1）国内文献综述

人民的政治信仰将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我国较为注重政治信仰的教育，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与价值观念培养。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政治信仰问题愈加突出，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学者开始加入到学生政治信仰的相关内容研究中。

但是当前大部分国内文献综述多为研究大学生政治信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针对于研究生政治信仰困惑的成因与相关改善对策研究内容却比较匮乏。

（2）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文献报道中有关于研究生政治信仰的文献报道内容同样相对较少，同时多数理论研究内容停留于理论层面中，没有结合结合当前研究生所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不利于研究生政治信仰培养活动的针对性开展。

2.研究意义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政治自由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发展背景下，政治信仰危机已经出现。特别是当前走在时代前沿，深受时代变迁影响的当代研究生，他们的政治信仰更是易于出现迷茫亦或者是困惑。

分析当前研究生政治信仰困惑出现的原因是当前高校教育中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当前研究生政治信仰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有助于更好的开展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活动，使各项研究生教学指导活动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1]。结合当前研究生的性格特点、认知特点深入开展各项教育指导活动，能够增强研究生政治信仰教育的实效性、有效性特点，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保障，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法

政治信仰教育一直以来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文章在实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研究生政治信仰困惑的成因进行分析，明确研究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并结合研究生的认知特点、未来发展需求提出一些相关改善对策，以期能够不断提升研究生政治信仰教育的质量，发挥研究生政治信仰教育的价值，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本篇文章的创新点在于不仅仅对理论研究内容进行分析，而是结合研究生实际教学指导活动、研究生学习环境等进行综合分析。同时，政治信仰教育的内容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是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生未来发展的客观要求进行综合分析，将研究生教育活动与研究生的实际学习与生活密切联系，关注研究生综合政治信仰的积极引导，培养研究生形成正确的、坚定的政治信仰。

（二）相关理论支持

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政治信仰危机波及了校园，使在校研究生易于出现了政治信仰的迷茫、淡漠甚至动摇。虽然目前有很多关于“大学生信仰状况”、“大学生政治信仰危机”、“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文章将结合这些理论研究内容进行综合分析，结合研究生的实际性格特点、认知能力进行综合分析，进而保证研究生政治信仰困惑成因分析与化解机制研究的针对性与有效性[2]。

（三）核心概念界定

政治信仰通常是指群体或个人对特定政治目标深深地接受或认同的心理状态，亦指人们对某种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社会政治生活真诚信服和坚定不移地遵循与执行的态度[3]。政治信仰对于个体和群体是否具有远大的目标和崇高的价值追求意义重大[4]。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分析

纵观当前研究生政治信仰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社会环境的影响，政治信仰教育缺乏实效性特点，研究生个人原因以及家庭政治信仰教育缺失等方面。

（一）社会环境的影响

结合国家发展环境而言，研究生教育活动不可避免的收到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特点的影响，多元文化冲击下，研究生的政治信仰也面临着众多的检验[5]。西方国家不断的输出意识影响下，很多研究生出现政治信仰困惑，很多研究生受到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影响，而产生不良的心理状态，成为了研究生政治信仰困惑产生原因之一。

（二）政治信仰教育缺乏实效性特点

近些年来，我国众多高校开始加强对研究生的政治信仰教育，但是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普遍停留于理论研究的阶段，主要是为研究生进行马克思理论哲学的指导，但是针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类问题研究却相对较为匮乏[6]。研究生政治信仰教育没有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尽管信仰是现实的超越，然而缺乏实践内容指导的政治信仰教育却富含空洞性特点，没有真正发挥政治信仰教育的价值，研究生对政治信仰相关内容的掌握程度相对较差。

（三）研究生个人原因

研究生在接受政治信仰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政治信仰掌握程度、认知能力等差异，故而在政治信仰学习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定的差异。比如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其个人思想素质会相对较为成熟，具有明确的思想观念与奋斗目标，其政治素养教育也会相对较为简单。而缺乏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其个人社会经验相对较为匮乏，比较容易受到各类思想的影响，对事物的认识能力相对较差，易于出现政治信仰偏差的问题。

（四）家庭政治信仰教育缺失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一个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必然受到其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他们的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7]。当前很多家长比较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关注物质上的给予，但是却忽视了家庭政治信仰教育的重要性，甚至一些家长为学生灌输着不良的思想观念，对研究生正确思想观念的培养产生了不利影响。

四、对策

结合当前研究生政治信仰困惑产生的原因，可以通过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弘扬社会发展主旋律；结合研究生未来工作发展要求，创新课堂教育的方式；明确学生家庭教育的实际意义，展现综合教育的价值以及组建优秀的思想教育人才队伍，增强教育的影响效果等方式予以改善。

（一）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弘扬社会发展主旋律

研究生政治信仰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8]。在当前的时代发展背景下，主要推进研究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指导，学校需要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发展观念，结合当前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综合指导、分析，使研究生能够正确认识各类事物，形成良好的思想观念与政治信仰。

比如学校可以构建校园微博公众账号，结合当前时事热点进行分析，组织学生一同参与到话题讨论活动中。当前基本每一位研究生都有自己的微博账号，他们喜欢借助微博参与话题讨论。学校可以结合研究生的这些性格特点进行时事热点的分析，使研究生能够在学校的科学引导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是研究生立德成人的根本所在，加强对研究生的政治信仰指导，有助于鉴定研究生的政治信仰，充分发挥政治信仰对研究生未来发展的积极影响。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研究生是青年一代的中坚力量，应激励研究生把个人奋斗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可以结合“中国梦”组织学生在微博上进行话题讨论，探究学生眼中的“中国梦”以及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中学生可以做的事情等等。将政治信仰与研究生个人的理想相结合，使每一位研究生都能够以强大国家、实现国家富强之梦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制定明确的学习与发展规划，积极学习、努力创造，成为合格的中国梦创造者。

（二）结合研究生未来工作发展要求，创新课堂教育的方式

研究生政治信仰困惑教育指导活动，需要结合研究生未来工作发展的实际要求进行改革，创新课堂教学的方式，关注研究生综合能力的发展。在实际的教学指导活动中，可以应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法等多种教学指导方式开展针对性指导活动。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结合一些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案例进行教学指导，案例教学法具有客观性、实效性与实践性特点。在高校研究生政治信仰指导中，教师可以引入一些真实的案例，组织学生进行综合思想分析。

比如教师可以结合学生未来工作中实际出现的各类问题组织学生进行研究，构建互动性的课堂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秉承着平等、尊重与理解的思想观念，加强对研究生的自我教育，使研究生能够自己理解各个案例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升研究生政治信仰教育的有效性。

在学生积极学习思想政治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同时还需要开展多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指导活动，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在社会实践中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与参与能力，积极主动地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社会热点问题，努力培养自身的政治参与意识，克服政治参与功利化弱点，以树立自身正确的价值观和政治信仰。比如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与一些相关知识讲座活动，组织学生一同在互动与探究的过程中，了解当前时事热点与政治发展的趋势，为学生介绍研究生毕业后工作的优势等等，消除研究生的政治信仰困惑。

（三）明确学生家庭教育的实际意义，展现综合教育的价值

家庭教育是奠定研究生人生价值观的中孤傲基础，积极的家庭教育、主流的价值观念能够使研究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随着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群体利益需求逐渐增加，社会矛盾日益彰显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对研究生个人的政治信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效的家庭教育活动，有助于研究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培养，是研究生正确政治信仰培养的观念力量。

在当前的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明确学生家庭教育的实际意义，通过与学生家长的相互沟通，展现综合教育的价值。学校可以多与学生家长进行交流，结合学生的综合心理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同时，学校还需要充分发挥博物馆、图书馆等教育价值，为学生进行综合辅助性教育，使每一位研究生都能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

（四）组建优秀的思想教育人才队伍，增强教育的影响效果

教师人才队伍的构建质量，能够直接影响研究生政治信仰困惑教学指导的效果。结合当前时代发展的环境来看，组建优秀的思想教育人才队伍，是提升研究生政治信仰教育的客观要求，也是研究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

高校需要注重优秀思想教育人才队伍构建的必要性，培养一批具有明确政治信仰，高思想素质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队伍，通过教师个人扎实的理论知识掌握能力与灵活的实践指导方式，真正发挥研究生政治信仰教育的质量，增强教育的影响效果，改善传统研究生政治信仰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此基础上，学校为了保证优秀思想教育人才队伍的稳定性，还可以定期开展一系列的教育与培训活动，注重培训与指导的价值，结合当前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增加教育的内容，秉持着“与时俱进”的原则，保证各项教育人才队伍培训中知识的有效性与实效性，进而使教师能够更加富含针对性的指导研究生，深入开展各项高校思想教育活动，使每一位研究生都能够坚定自身的政治信仰，努力提升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1]范明英，郭根.当代中国青年的信仰困境及境界超越--兼论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维度[J].长白学刊，2012（11）：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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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ichard Mac Carthy. Renewing the Dao：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Daodejing in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o-Political Sphere[D].复旦大学，2013.

[4]Guobo Zheng. Research of “Post-90s” Collage Students Beliefs from the Cities of Hangzhou，Ningbo and Wenzhou in Zhejiang Provence[A].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USA.Proceedings of 2014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PMSS 2014） Volume 49[C].Inform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USA，2014：5.

[5]许华，许冲. 90后大学生政治信仰和政治参与现状分析--基于安徽省高校的调查[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12）：47-52.

[6]高杨.加强学生政治信仰教育 推动信仰主流化发展--论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加强政治信仰教育的重要性[J].现代交际，2013（21）：134-136.

[7]武俊峰，杨群.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建设--以推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实施为视角[J].学习与探索，2014（24）：71-73.

化解机制 篇12

关键词：仲裁机制,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1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原因简析

1.1 政策的调整

重新要回土地的农民与村里的纠纷。由于二轮承包时, 农民负担重、农产品价格低、种田效益低, 二轮承包中留下许多后遗症。一些农民外出打工, 口头承诺 (较多) 或书面申请 (极少) 不要承包地, 而现在又向村里要土地。

1.2 流转行为的欠缺

《土地承包法》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 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实践中, 流转行为存在严重不规范的现象, 以农户自行流转为主, 极少履行报批、报备案或申请变更登记等法定手续, 流转任意性大;农户流转以口头约定为主, 有些流转虽有明确的口头约定, 但因没有书面记载, 流转双方容易产生矛盾, 一旦形成纠纷, 还难以查证约定内容;为数不多的书面流转协议, 大多数农民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不清、约定不明、权利义务不确定等问题。

1.3 乡村管理服务的失缺

绝大多数乡镇没有行之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制度, 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中介服务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管理近乎空白。

1.4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位

到现在仍有个别村、户因种种原因未完成土地二轮承包, 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四荒”地, 承包程序和证书发放存在更多的问题。

1.5 因土地被征用引发矛盾

一方面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收回或发放不及时、不到位引起矛盾, 应该收回的不收回或不能收回, 应该发放的又没发放;另一方面因流转行为的欠缺所致。总之, 由于巨额的土地补偿费而引起纠纷。

2 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思考

2.1 加强土地承包管理

确定土地、确定属权到户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和基础。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 采取有效措施, 认真开展土地二轮承包扫尾工作, 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实到具体农户和地块, 并依法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 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于法律规定应当收回的承包地, 要依法收回其承包地和经营权证书 (或声明作废) , 以避免将来发生征占土地时产生纠纷。

2.2 完善纠纷调处机制

建立健全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为主要途径的土地承包和流转纠纷解决制度。县 (市、区) 要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 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 负责受理本辖区内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内的各类土地纠纷的仲裁申请。加强专兼职仲裁队伍建设, 要保证仲裁委员具备相应仲裁资格的仲裁员, 足够的工作经费和工作场所, 依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纠纷的调解仲裁工作。

2.3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

地方各级政府要依托农村经营管理部门, 建立健全县、乡、村3级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用2～3年的时间, 建立健全县、乡2级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和交易大厅, 配备必要的电子屏幕等工作设备, 开展土地流转信息发布、资质审查、价格评估、合同签订及鉴证、利益关系协调、纠纷调处和有关法律政策宣传等服务, 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公开、公平、公正交易的市场环境。

2.4 加强对流转行为的管理

县级人民政府对变更、换发、补发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申请, 应依法及时审查办理。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形式进行土地流转的, 流转双方要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签订书面流转合同。以转让方式流转的须经发包方同意。流转合同应明确载明流转土地的形式、面积、实质、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流转土地的用途、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流转合同到期后地面附着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和违约责任等内容。乡 (镇) 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机构要为村委会及土地流转双方提供省农业厅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规范文本, 及时指导达成流转意向的双方签订流转合同。委托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要与被委托的组织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协议。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明确专门的土地承包的管理部门, 做到人员、经费、制度、工作成果4保障, 不流于形式。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均应加强对纠纷的调解, 充分发挥两级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作用, 及时化解纠纷。应重视纠纷引起的上访接待工作, 及时妥善安排调处。

2.5 大力宣传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