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方式（精选11篇）
保障方式 篇1
进一步分析各级资源点的库存与消耗,发现部分器材在某些资源点基本没有消耗,却仍然持有一定数量的库存
作为装备保障的重要组成,维修保障模式的军民融合探索已逐步展开,但器材保障模式的军民融合程度却迟迟难以推进,生产商规模的相对有限、器材需求的相对不确定性以及器材供应过程中“保密性”的顾虑,是其重要原因,为此,结合器材保障过程的相关环节,具体分析其局限,并探索军民融合的可行性。
装备器材保障
笔者仅结合装甲装备器材,进行器材筹措与供应相关环节的讨论,出于简化,下文中统称装甲装备器材为装备器材。
目前,我军器材筹措采用是统一筹措、分级管理的方式,由总部器材保障机关按专业进行组织,采用计划采购的方式,将器材集中到总部库存,然后根据各部队的申请计划下发到各级仓库。此种筹措方式,存在以下问题:统一订购数量的确定主要是通过对目前的库存数量、过去一年器材的消耗量等方面进行预测的,且由于器材的订货周期长,难以根据器材消耗情况实时调整器材订货量,可能造成急需器材短缺,影响部队的正常训练;由于我军器材筹措采用逐级上报器材申请的方式,申请环节较多,信息尚未实现充分共享,因此,上级机关无法准确掌握下级单位的器材消耗及需求情况,易产生“牛鞭效应”;器材采购的价格不能按照市场规律随时调整,过低的价格会影响生产积极性,过高的价格则会提高军队的采购成本。
装备器材供应是通过对拟定的种种可行方案进行评比选优,使有限的器材资源得到最充分、最合理的利用,降低供应过程的流通费用,以取得较好的军事经济效益。目前,装备器材的供应按方式,具体可以划分为三种:逐级供应、直达供应和调剂供应。
伴随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器材保障相关信息系统不断地完善,信息网络逐步连通,器材数据能够及时汇总至器材综合业务数据库。为进一步分析器材保障资源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据装甲器材综合业务数据库2012年底决算数据统计,我军各级资源点库存总量高于每年装甲装备器材消耗总量。按照器材件数总量统计,器材的总库存数量与年度总消耗件数的比值约为7:1;按照总价值统计,两者的器材总成本比值约为6:1。(数据来源:2012年底全军装甲装备器材数据决算时,综合业务数据库的统计结果)
数据证明当前器材的存储量远高于器材的需求量,说明大量器材长期处于“呆滞”状态。进一步分析各级资源点的库存与消耗,发现部分器材在某些资源点基本没有消耗,却仍然持有一定数量的库存。这部分器材超出了资源点的储备定额,造成器材资源和存储空间的严重浪费,同时也耗费了大量的维护和保养成本。
另一方面,从各级保障单位调研中了解到,在制定年度申请计划过程中,部分单位存在盲目上报需求的情况,对于单位价值较高但是本单位不需要的器材也提出申请,而有些价值较低但有实际需求的器材往往漏报申请。这种情况造成部分种类器材缺货较为严重,不能满足本年度的维修任务,因此需要频繁的向上级临时请领器材或花费一定的采购成本进行部队自筹,这类情况增加了器材的保障成本和保障时间。
通过对资源点的库存数量与库存标准上下限的比较分析,发现对于同一项器材,常常是部分资源点的器材“存储过剩”与部分资源点器材“库存短缺”的情况同时发生,而且比较普遍。
当前的供应以自上而下的逐级和直达供应为主,由于对资源点库存与需求掌握不准确,调剂供应的应用很受局限,因此作为供应流末端的战术资源点容易形成长期器材积压并难以消耗。
装备保障云平台概述
在合理借鉴民用电商平台搭建经验的前提下,结合军队器材装备保障的特点,构建装备保障云平台,为军民融合背景下装备保障效益的提升,奠定基础。
现行装备器材的生产与销售环境相对封闭,不仅难以利用民间相对成熟的生产工艺、技术,造成生产能力的重复建设,而且单位的器材需求,难以直接反馈至生产制造单位,极大地延长了器材需求的响应时间,进而影响了器材保障的效率;交易类电子商务企业的成功运行模式,为军民融合背景下基于电商平台的装备器材管理新模式,即装备保障云平台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为软件以服务的形式部署在云端,奠定了基础;装备器材保障业务,特别是器材请领与供应环节业务的处理,只需登陆浏览器便可便捷实现,极大地满足了地点分散、业务集中、数据集中的军队器材管理需求,同时通过在线业务处理系统和分析系统,实现装备器材保障供应链与数据的整合,提升器材保障的效益。
基于装备保障云平台的器材保障方式构想
统筹装备保障云平台搭建及装备器材管理等相关要求,构建基于装备保障云平台的装备器材保障方式,是军民融合背景下器材管理的有益尝试,能够有效降低器材申请、储存与供应环节的弊端,是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必然途径。
构建目标。伴随全军编制体制调整以及军民融合的推进,装备保障工作迎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期,装备保障特别是器材保障建设应按照就近就便、快捷高效的原则,在不影响部队核心、关键器材保障能力的前提下,试行基于装备保障云平台的装备器材的储存、供应。因此,基于电商平台的装备器材保障模式的建设目标可以概括为:以装备器材保障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电商平台、军民融合、器材供应等理念,构建的装备保障模式,加速装备器材保障由“基于型号、区分专业”向“基于能力、专业综合”转变,达到集约建设、军民共用、提高效益的目的。
建设原则。任务牵引,信息主导。新军事革命背景下的装备器材保障模式无论如何变化,着眼于完成装备保障任务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并且随装备保障任务的变化而变化,这是装备器材保障的出发点。基于装备保障云平台的装备器材保障,以各参与单位的信息化建设为前提,为信息化条件下装备器材保障模式的创新奠定基础。
整合资源,体系建设。在现有装备器材生产、销售的基础上,统筹规划、整合军民资源,鼓励民间企业参与装备器材生产、销售、供应,对现行生产、销售网络按阶段进行调整,借助民间力量优化现行供应网络,从而形成更加完善的生产、销售、供应体系。
专业融合,提高效能。准确把握装备器材的特点、使用规律,按照综合化、专业化的原则,鼓励配套生产,一方面利于实现集约共建、统管共用,另一方面适应装备的换件维修需求,从而提高装备保障的效益。
基于装备保障云平台的装备器材申请、供应,实现了“信息流”与“物流”的合理统筹,其搭建过程需注意以下问题:
严格制定电商准入条件。目前,装备器材的生产厂家相对较少,军民融合背景下,必将涌现更多的生产制造商,从而增加电商的数量,针对专用配件和通用物资,但如何保证器材的可靠性以及供货的可持续性,需相对严格地制定电商准入条件。
合理制定消耗经费限额。由于器材储备仓库位置的相对不确定性,仍难以保证器材保障的效率,为提高器材保障的效率,可延续采取适量实物供应与经费供应相统一的方式,根据单位的装备器材经费限额,给予相应单位基于装备保障云平台的器材购置权。
率先垂建评价体系。民用电商平台的商品评价机制,为督促商家保证产品质量、提供更好的售后服务保障,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机制,奠定了基础;军民融合背景下装备保障云平台的构建,也应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从而提高器材保障的效率,并建立针对相应器材的返修流程。
统筹规划保密事宜。由于器材需求种类以及器材需求单位的军事背景,应首先对装备保障云平台参与单位进行保密性审核,并作保密协议,始终将器材保障过程中的保密处理置于核心地位。
摘要：<正>进一步分析各级资源点的库存与消耗,发现部分器材在某些资源点基本没有消耗,却仍然持有一定数量的库存作为装备保障的重要组成,维修保障模式的军民融合探索已逐步展开,但器材保障模式的军民融合程度却迟迟难以推进,生产商规模的相对有限、器材需求的相对不确定性以及器材供应过程中“保密性”的顾虑,是其重要原因,为
保障方式 篇2
1.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有助于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决分割，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目前我国所实行的多方筹资、自定标准的筹资方式客观上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企业间因缴费标准不同而负担高低悬殊的局面，不仅负担不均的矛盾突出，而且还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部门行业间的合理流动。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实现税率的统一和征收机关的统一，将彻底改变上述局面，实现人力资源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的顺畅流动。统一的社会保障税还有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从而促成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
2.有助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具体负责税款的征收，并把收入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形成征收、管理、使用各部门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同时，通过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把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纳入国家立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之下，这将使社会保障资金的合理筹措、保值增值和有效使用得到有力的保证。
3.有助于促进“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负担沉重，而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职工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的统筹费和住房公积金等，都要由企业来承担。企业要承担这些占工资总额70―80%的福利支出，尤其是目前在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下，沉重的保险开支，使企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开征社会保障税，遵循“普遍纳税，共同负担”的征收原则，凡有纳税能力的劳动者及其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纳税义务，变“企业保险”为“社会保险”，既缓解了保险资金来源不足的矛盾，也为企业走出困境减轻了压力。
4.有利于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有近70%的人口在农村，但是，社会保障对于广大农村人口几乎是一片空白，城镇职工所能享受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基本与他们无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社会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农民所得到的社会保障却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职工享受的保障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尽管各级政府对农村的部分特困户也定期或不定期地以不同方式给予扶贫、救济，但是，依然分散的、低水平的保险资金筹集方式对于大量需要救济扶助的农村孤寡老人、残疾人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每年以600万人左右的速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已接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但社会保障与其还有一定的距离。随着我国税费改革的深入，在不增加农民和乡镇企业负担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保障税的开征，逐步建立起农村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既能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缩小城乡差别，又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
5.有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负责社会保障所需要资金的筹集，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税务机构的人力和物力，降低社会保障筹资成本;由专门机构负责社保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专业化的管理将使规模经济效应得以更好的发挥，有助于实现管理费用的最小化。这两方面作用的发挥将最终促成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6.有助于克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种种阻力，保证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将增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约束力，杜绝拖欠、不缴和少缴的现象。进而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将有力地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
(四)对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初步设想
为保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是十分必要的。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税开征的成功经验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基本状况，近阶段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加快法制建设，尽早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制。在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上，关键是确定社会保障税的课税范围、纳税人和税率：(1)课税范围的确定。为避免一些国家实行的高税负支撑的“普遍福利”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社会保障税在税制建设上，一定要遵循立足国情、循序推进、负担稳定的原则，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以及现阶段的负担水平确定社会保障税的课征范围。具体在课税范围的确定上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近阶段社会保障税的课征范围应局限于我国境内的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对占我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由于受现阶段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低的影响。其收入水平不高，负担能力有限，因此应暂时作为过渡措施，选择某些经济发达、农民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作为征收试点，待条件成熟之后逐步推广;二是要兼顾社会保障应保障公民最低需要的原则，在税目设计上，应在不超越国力的前提下尽量覆盖公民的基本需要。就现阶段来讲，社会保障税应主要设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三个税目，以基本满足社会保障的资金需要。(2)纳税人的确定。按照国外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的通行做法，我国社会保障税应分别以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而个体经营者自行申报纳税。(3)税率的确定。在税率的确定上，要着重处理好两方面问题：一是税率的高低，二是税率的形式。税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项目的多少和预期社会保障水平。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状况，社会保障水平不宜过高，社会保障项目应主要包括失业、养老和医疗等三项，税率的确定应以满足上述保障项目基本资金需要为目标;至于税率的具体形式，按照税制简化的原则，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应采取比例税率形式，并对不同保障项目根据其资金需求状况分别规定税率。由于具体税率水平的确定涉及一系列的调查和测算工作，这里不作过多阐述。
保障方式 篇3
摘 要 由于部分民营企业存在着信用缺失的行为,使得交易伙伴在与民营企业进行经济交易时要求采取一些支付保障的措施。因此,本文挑选了民营企业在经济交易中应用较多的一些支付保障方式,包括保函、信用证、保证金或预付款、银企合作协议、银行承兑汇票、保理、托收等,从费率、资金融通、风险等角度进行分析,以便民营企业和交易伙伴根据不同的经济交易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关键词 民营企业 支付保障 分析 选择
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大就业、促进技术进步、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营企业大多实行家族式、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存在着管理不规范、财务核算不规范、财务报表不完善、数据不实等问题,而且其经营信息高度内部化,同时存在着大量的非经济信息,一般很难从普通渠道获得其真正的资信状况。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和信用风险问题也一般比国有企业严重,从而使得银行和交易伙伴对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无法准确判断,导致对其不信任和“惜贷”。
为了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在民营企业参与经济交易的时候,就有必要在支付保障上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防范交易支付的风险。以下主要将民营企业定位在付款方或买方的角色上,从银行对民营企业可能提供的服务范围内挑选了一些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支付保障方式进行具体的研究与分析。
一、保函
在民营企业与大型国有企业、业主或国际贸易商进行货物买卖、工程承包时,对方往往要求其开立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如买卖合同是长期的,则一般保函要求的期限为一年,且循环不可撤销,付款保函的金额至少为每个结算周期期间内货款的数额,履约保函的金额则视对方风险控制的程度不同而有所浮动。
在工程承包的合同项下,业主往往要求投标企业开立投标保函,金额通常为投标金额的1%-5%。在宣布项目中标并签订承包合同后,还需要开立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等,履约保函的额度通常为合同总价的10%,预付款保函的金额通常为合同总价的5%-15%。
尽管在保函方式下,大型国有企业、业主或国际贸易商可以完全确保资金的回笼,最严格地控制风险,但是却对民营企业是非常不利的,不仅占用了其相当大的信用额度,支付了较高的银行手续费和保证金,而且当其财务资产状况出现困难或信用额度已经用完的情况下,银行还可能拒绝其开立保函的申请。然而,由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或者业主和国际贸易商的优势地位,民营企业往往也只能被迫接受这一支付保障方式。
二、信用证
信用证也是民营企业与大型国有企业和国际贸易商之间进行结算时的一种重要的支付保障方式,也是国际贸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结算方式。
信用证支付方式把由买方的履行付款责任转为由银行来付款,保证卖方安全迅速收到货款,买方按时收到货运单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买卖双方之间互不信任的矛盾,也为双方提供了资金融通的便利。
但是,如果民营企业规模不够大,或者资信状况不佳,银行也可能会拒绝其开证申请或要求其交纳较高的押金。此外,信用证相关的手续费用也较高,而且银行每做一项服务均要收取各种费用,如开证费、通知费、议付费、保兑费、修改费等。因此如果不是对方处于垄断或优势地位,民营企业一般也不愿意接受这种支付保障方式。
三、保证金或预付款
保证金或预付款是民营企业参与经济交易时使用也较为频繁的一种支付保障方式。具体做法是,民营企业将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或预付款支付到对方的账户中,如为保证金的话,在交易结束后应由对方返还给该民营企业,并支付期间的活期存款利息。如为预付款,则在对方交货后冲抵该笔货款,多退少补。
这种支付保障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民营企业的正常履约付款,避免了钱货两空的危险。但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需要占压相当部分的资金,降低了其资金使用效率,而且民营企业对现金流的要求较高,万一某个环节上现金流管理不善,很容易造成其资金链的断裂,后果非常严重。
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角度上来看,保证金或预付款也形成了相当大的闲置资金,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资金使用效率,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四、银企合作协议
银企合作协议是由民营企业、银行和合作伙伴三方签订的一份协议,协议中规定:如果民营企业资金链出现紧张,不能按时交付货款的时候,由银行先行为其垫付货款,在民营企业资金状况缓解后再对银行进行偿付,并支付期间的贷款利息。
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不仅能缓解困境中民营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还可以保证合作伙伴按时足额地收到货款,而且在双方信用良好按时支付的情况下,该协议是不发生效用的,只在付款方资金发生困难时起到保障作用。
尽管如此,但随着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越来越规范、严格,这种协议的实质是需要在民营企业运营发生困难时由银行来承担风险,向其发放短期贷款。一般而言,除非银行与该民营企业的合作关系非常好,且该民营企业平时的资信状况也一直不错,银行是不会愿意与民营企业签订这种银企合作协议的。因此,如果想采用银企合作协议作为民营企业对外支付的保障方式难度很大。
五、银行承兑汇票
这种方式的具体做法是:民营企业开立一定数额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对方公司,期限可以是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金额一般为结算周期的平均货款。一旦民营企业出现逾期付款的情况,对方公司可以拿着银行承兑汇票去银行贴现,来偿付其拖欠的货款。通常民营企业应当承担贴现的费用,贴现率一般为1%-2%。
这种支付保障方式不仅为民营企业取得了资金融通的便利,不会造成其资金的占压,还降低了其财务费用,即使期间发生逾期付款交易伙伴将此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贴现费用也比银行的短期贷款利息低得多。同时,银行承兑汇票的开立费用也较低,约为万分之五左右。但要注意,如果采用这种支付保障方式,必须规定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要偿付最后一个结算周期的货款,多退少补,否则就会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
尽管看起来该支付保障方式对民营企业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也会给交易伙伴带来一个风险,即如果逾期付款的成本高于贴现和重新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费用,该民营企业可能故意不按时付款,这样会对其信誉造成负面评价,影响会更加深远。因此,只要做好这方面的风险控制,这种支付保障方式还是相当受欢迎的。
六、保理
保理即保付代理,是近年来在国内外贸易中发展非常迅速的一种结算保障方式。具体做法是:卖方将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由银行针对受让的应收账款为卖方提供应收账款管理、保理预付款和信用风险担保等综合性服务。
与上述几种支付保障方式不同,保理业务通常是由卖方向银行申请并签订保理合同。在民营企业参与经济交易的过程中,如卖方对其资信状况有所保留的话,通常可以跟银行开展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这项业务尽管是由卖方主动申请的,但需要占用买方的一般授信额度。而在卖方将应收账款转让给银行后,一般会取得应收账款70%-80%的预付款,从而获得了资金的融通。
这种支付保障方式对作为买方的民营企业而言是较为有利的,不仅可以获得较优惠的付款条件,还间接得到了银行的信用支持,仅仅是占用了其一般授信额度。对于卖方而言,也获得了资金融通的便利,加速资金的回笼,节约了管理成本,得到了收款风险的保障。但是,开展保理业务的费用较高,这些都要由卖方来承担,因此,一般只有在卖方要开发潜在客户、维护现有客户的时候才会采用这种结算保障方式,从而为客户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付款条件。
七、托收
托收是在国际贸易中应用较多的一种结算方式。同时,托收承付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异地结算方式,但仅限于国有企业和经银行审查同意的集体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卖方一般都采用跟单托收的方式,即将附有货运单据的汇票送交托收银行代收货款。根据不同的交单方式,又有付款交单和承兑交单之分。卖方为了控制风险,一般只同意付款交单,即在买方付清货款后才会把货运单据交给买方。
托收方式对作为买方的民营企业来说最为有利,费用低,风险小,资金负担小,甚至可以取得卖方的资金融通。对卖方来说,即使是付款交单方式,因为货已发运,万一买方因市价低落或财务状况不佳等原因拒付,卖方将遭受来回运输费用和货物转售的损失。远期付款交单和承兑交单,卖方承受的资金负担会很重,而承兑交单风险更大,可能导致钱货两空。
因此,与保理业务一样,托收也是卖方为了开发潜在客户、维护现有客户的情况下,给予买方一定优惠的一种付款方式。对卖方来说,是一种促进销售的手段,但必须对其中存在的风险持慎重态度,做好严密的风险管控工作。
经过对保函、信用证、保证金或预付款、银企合作协议、银行承兑汇票、保理、托收这几种支付保障方式的研究与分析,可以对每种方式的操作难度和买卖双方各自的利弊有一定的了解。在国有企业或国际贸易商销售货物给民营企业或对其提供服务的时候,需要本着“双赢”的原则,权衡利弊并结合具体的交易情况,选用最合适的支付保障方式。
对国有企业或国际贸易商而言,针对民营企业的客户信用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一定要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信用历史的客户,做好支付保障方式的科学选择和利用。如在经济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或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可以选用保函、信用证、保证金或预付款等支付保障方式;如果处于开拓市场、争取客户的阶段或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则可以提供银企合作协议、银行承兑汇票、保理和托收等结算方式来保障资金的回笼。
对民营企业而言,需要根据具体交易情况、具体行业,还要结合其自身的财务状况,尽量选择最合适的支付保障方式。如果交易伙伴处于垄断优势地位或者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则只能接受比较苛刻的保函、信用证、保证金或预付款的支付保障方式;如果交易伙伴正在开拓市场、积极争取客户或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民营企业则可以尽量争取银企合作协议、银行承兑汇票、保理或托收等对自己较为有利的资金结算方式。
当然,民营企业想要取得长远的发展和生存,必须坚持遵守信用,维护好整个市场的信用体系,提高信用风险的管理意识。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氛围,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1]戴国强.商业银行经营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
[2]黎孝先.国际贸易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10.
[3]苏宗祥,景乃权,张林森.国际结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6.
装备保障方式转型需求分析 篇4
装备保障方式是由一定的装备保障主体、装备保障对象、装备保障内容、装备保障手段等因素综合决定的，是装备保障体制和装备保障能力相统一的产物，也是军事需求和装备客观物质基础矛盾运动的结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体化联合作战模式的牵引和武器装备科技含量的提高，对未来作战部队装备保障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研究分析一体化联合作战对未来作战部队装备保障的新要求，并通过对比现行陆军装备保障方式现状，找出当前装备保障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差距，明确装备保障方式转型需求，对于实现精确化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未来作战部队装备保障特点
未来的作战部队是以构建基于信息系统的一体化综合保障体系为核心，以发展基于信息技术的模块化、网络化、智能化保障平台为重点，以优化装备保障指挥体制、组织模式、制度机制和力量结构为关键，使得装备保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保障任务、保障体系、保障过程、保障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对装备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1.1 保障任务复杂多变
未来作战部队由于集成了更多保障对象和保障主体，注入了大量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任务，使得保障主体承担的任务呈现复杂易变性。复杂性的根源在于关系的非线性、多样性、紧密性等，既有对建制部队的保障，也有对加强和配属部（分）队的保障，既要保障硬摧毁的战损装备，也要保障软摧毁的战损装备；既有传统的平面保障，也有信息流控制物质流、技术流的立体精确保障；既有建制部队实施的保障，也有军民一体化实施的融合式保障，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易变性主要指多变、快变和不确定性变。所谓多变，是指装备保障变化形式的多样性，它既与装备保障环境、任务需求的多变性相关，也与装备保障适应环境、满足任务的多样性方式相关。所谓快变性，是指装备保障变化的快速性、加速性，这主要是由信息化对信息的精确性、信息流程的快速性，乃至业务流程的高效性提供支撑和促进作用所导致的。变化的不确定性是指装备保障变化的难以明确预知的性质，它是装备保障复杂性特征的突出体现。随着装备保障内外部关系的日益丰富、多样化，随着装备保障流程效率大为提升、运转周期大为缩短、演化进程日益加快，装备保障变化的不确定性也将越趋明显。
1.2 保障体系内聚外联
未来作战部队按照陆军全域机动作战的要求，在信息系统的联通融合下，实现了各类装备保障实体的“硬联接”和装备保障指挥控制流程的“软联接”，使各种保障力量、保障单元、保障要素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聚合成基于模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保障体系。这个体系，通过压缩保障规模，减少保障层次，将过去按条块划分、功能过于专一的保障力量编组方式，转变为按任务、能力和需要进行编组，发展多功能、小型化、模块化保障力量，实现保障结构的优化；通过广泛采用网络信息技术，将作战指挥、后勤保障和各级装备保障指挥、各种装备保障资源、各类装备保障信息连成协调一致的网络，实现装备保障纵向综合、横向联合、整体高效；通过建立具有装备状态监控、故障预测、智能诊断、损伤评估、信息处理和辅助决策等功能的维修管理信息平台，将信息流贯穿到装备保障的全过程和全要素，实施精确保障。
1.3 保障资源全维可视
全维在这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信息化战场的各维战场空间和装备保障各个要素；可视，是指对保障对象和保障资源信息的准确掌握及对其需求的准确预测。未来作战部队广泛运用故障自动诊断技术、战损评估技术、自动识别技术、计算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卫星定位技术等信息技术手段，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战场装备的作战技术状态及保障需求、装备保障各要素的战场状态，以及装备保障行动的视讯、声讯、数据等信息，达到战场装备保障状态的“透明”。其主要标志是：一是保障力量可视。就是通过装备保障信息系统，能够实时掌握通用装备、弹药、维修器材、机具设备、保障人员等保障力量的数量、质量和战场分布等信息。二是保障需求可视。就是通过装备保障信息系统，能够实时掌握装备战损、弹药消耗、器材补充、保障人员及保障装备、机具设备需求。三是保障态势可视。就是通过一体化指挥平台和装备保障信息系统，能够实时掌握保障对象的战场动态变化，以及各级保障机构遂行任务的情况。
1.4 保障方式综合一体
未来作战部队基本作战形式是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未来作战部队装备保障的基本形式必然是一体化综合保障。其主要标志是：一是各专业保障综合一体。就是适应武器装备一体化和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的要求，打破机械化条件下装备保障各兵种专业自成体系、自我保障、分散管理、重复建设的模式，按照作战编成和装备技术、保障技术，依托综合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手段，对各专业装备保障，按技术门类重组定岗，按作业需求模块编组，按保障任务综合编成，建立功能聚合、专业组合、资源整合、力量统筹的装备保障体系，形成装备保障合力，为部队作战行动提供精确高效的装备保障。二是各层级保障综合一体。就是着眼体系作战要求，按照“建设向上集约”、“保障向下聚焦”的原则，科学统筹战略、战役、战术各级装备保障任务和军队、地方装备保障任务，改变传统的机械化条件下按级保障、按计划预先协同的粗放型保障模式，实行按需求适量保障、按信息实时协同的精确保障，实现各层级保障效能的有效聚合。三是各保障要素综合一体。就是着眼信息化装备平战时管理保障需要，运用基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横向一体化技术的装备保障综合集成技术，建立集装备管理、修理、供应、训练于一体，集平时建设管理与战时保障于一体的一体化综合保障体系，实现装备保障各要素融合互动、平战时保障整体高效。
2 当前部队装备保障方式转型需求
现行装备保障方式是基于传统手工作业的兵种专业分割的规模型定时计划保障，与未来作战部队装备保障需求相比，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与差距。
2.1 保障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
我军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保障能力尚处于初步建设阶段，难以满足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装备保障需要。一是信息主导程度还不够高。信息在保障能力生成上的比重不大，信息系统对保障要素、保障单元、保障系统的聚合作用还不强，也难以有效将装备保障的技术侦察、指挥控制、抢救抢修、储备供应、快速机动等集成一体，形成具有倍增效应的体系化保障能力。二是体系保障程度还不够高。自成体系、分散保障的保障体制，致使诸军兵种之间、战略战役战术之间、军地之间的装备保障条块分割、多头管理、重复建设，资源难以有效配置，行动难以有效衔接，制约体系保障能力的形成。三是综合集成程度还不够高。我军装备保障信息化建设技术体制和标准规范还未完全统一，现有信息资源的整合及利用率低，横向一体化技术、集成保障技术、全资可视技术、远程支援技术、精确保障技术、预测维修技术、C4ISR技术等尚未转化为技术手段，制约信息化条件下装备保障能力的生成和提高。
2.2 一体化综合保障体系亟待健全
目前，我军装备保障仍以立足军内、自成体系、自我保障、分散建设为主，体系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各专业、各领域、各系统的局部优化，与形成一体化综合保障体系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一是军地一体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国防军工企业和社会保障力量尚未有效引入军队装备保障领域，军地保障资源配置、力量运用、信息共享的机制还没有形成，难以有效发挥国家整体保障效能。二是诸兵种一体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各兵种专业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建设格局和大而全、小而全的建设模式没有根本改变，难以有效发挥整体保障效能。三是战略战役战术一体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各层次保障力量之间任务分工相互交叉，保障力量运用相互脱节，影响了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的形成与提高。
2.3 保障手段科技含量亟待增强
总体看，保障装备体系与装备体系不配套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是保障装备技术含量低。现有保障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还比较低，尚未建立集信息采集、传输、处理和检测、抢修、补给于一体的通装保障手段体系。二是保障装备体系不完善。现行保障装备体系主要基于装备型号，通用化、模块化、组合化水平还不高。装备保障技术观察装备、通用装备电子系统综合检测装备、通用装备机械液压系统综合检测试验装备、野战弹药器材装卸载装备等尚未纳入陆军武器装备体系，两栖作战、高原高寒作战、空降作战保障装备还未形成系统配套的体系。三是保障设备机具体系滞后。由于缺少系统整合，保障机具设备按兵种专业开发多、通用化少，型谱种类多、系列化少，单一功能多、组合化少，与综合保障的要求不相适应。
2.4 保障方式快速灵活亟待拓展
陆军现行的管理机构设置采用总部、军区、集团军、师（旅）、团五级树状管理体系，构成多级制的一条树状管理链。自上而下，各级相应编配有修理厂、修理分队及器材仓库，分别承担装备的大修、中修和小修。战时则展开成修理抢救机构和器材供应机构，完成抢救和抢修任务。作战营一般无建制维修力量，战时主要靠上级支援加强。这种树状装备管理机构设置便于组织建制保障和逐级保障，但随着信息化战争的不断发展，这种体系表现出信息流程长、平级之间不能横向沟通、抗毁能力差等不足。一个装备保障问题的发生到解决，需要从战斗单元开始逐级反映到相关职能部门，经决策后，再按相反的顺序将指令下达到执行部门。中间若有反复，则需要重复以上环节，容易造成决策流程长、反应速度慢，容易造成时间上的延误和管理资源的浪费，导致工作效率的低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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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智舜,吴明曦.军事装备保障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
保障方式 篇5
——杭州下城区经验与启示
时间:2011年07月25日 11时00分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中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红旗文稿杂志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民生领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如何采取有效形式,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充分保障和改善民生,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新时期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课题。杭州市下城区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制度之一的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以民主的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探索了一条基层民主建设和民生改善共促发展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为什么选择民主方式
推进民生建设的方式可以有多种途径,传统上各地主要采取政府延揽包办的方式。其所以采取这种方式,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各地财政主要是“吃饭财政”、“工资财政”,以维持政府的基本运作为主要特征,没有更多余力去充分满足民生需求,或者说只能满足基本民生需求;而基本民生需求往往是共同的,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化问题。因此,采取政府包办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财政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时,政府更有条件去改善和满足民生需求,而此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相应民生需求转变为更高层次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点。在这个阶段,民主方式的引入对民生需求的改善,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经济条件的改善伴随着民主意识的增强,人民群众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了更高的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对政府而言,通过民主的方式作为民生需求的工作机制,既保障了政府民生项目投入方向的正确性,使其更符合民生的实际需要,更好地解决需求的多样化、差异化问题,同时也能使政府的民生工作更易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民生项目更容易推进和开展。在这种民生需求的推动下,基层民主建设被注入更多实质性内容,更具活力和动力,因而也能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
杭州市下城区的民主民生互促工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下城区的经济实力得到较大提升,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良好条件。下城区位于杭州市主城区,经济发展水平在杭州市乃至浙江省都处于领先地位。2010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460.5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63.9亿元,居全省90个区(县、市)第4位。发达的经济基础,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进入新世纪后,下城区每年投入民生领域的资金都有较快增长,特别是2008年后,下城区每年投入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都在10亿元以上,此外还有政府引导的投放民生领域的庞大社会资金。这些都使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使民生资金更好地满足民众的民生需求,成为下城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广泛听取民众的声音,充分发挥民主机制,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其次,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推进,社会阶层群体不断分化,不同利益诉求充分展现,民生需求的多样化、差异化特征日益明显。就下城区而言,南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距,辖区范围内社区类型众多,既有老旧小区型、小康居住型社区,也有高档商住型、撤村建居型和排屋别墅型社区,不同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民生需求的差异性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政府包办方式推进民生项目,虽然工作效率高、推进速度快,但是很难准确、及时、细致地掌握各方面的民生需求及其差异变化,难以避免“政府花钱办事、群众误解不满”的现象。而引入民主机制,不仅可以更有效地掌握民生需求,而且可以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使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再次,下城区通过民主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还具备一定的“民主基础”。下城区党政部门在长期的基层工作实践中,注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注重通过民主方式改进政府管理流程和治理效果,注重培养和引导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同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民主管理经验,使基层民主参与得以在制度化平台和框架下有序和有效开展。这种前期形成的工作环境,使得政府管理和民生需求改善之间的民主化互动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得基层民主建设和民生改善共促发展成为可能。
二、“三管齐下”确保民主方式的落实
为了有效实现以民主的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需求,杭州市下城区提出了明确的“民主民生战略”,建立和完善了系统化的以民主促民生的体制机制。根据这一部署,下城区从社区体系建设、制度安排和动力机制等三个层面入手,全力保障民主促民生方式的落实。
第一,构建网络化社区体系,积极完善治理结构。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随着“单位制度”的变迁,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发生在社区、解决在社区。从全国情况看,实现基层民主的直接载体就是社区组织建设,社区组织不健全很难使基层民主得以有效运转,以民主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机制就无法实现。为了确保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具有组织化载体和实体性平台,下城区以构建网络化社区体系为核心,积极完善社区治理结构。
首先,在社区党委(总支)之下设置楼道党支部和党小组,在社区居民委员会之下设置楼宇自治会和单元居民自治小组,有效解决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组织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其次,在社区设立公共服务站承接政府的职能延伸,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并使之便民化。在工作机制上,通过“交叉任职”的办法,使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公共服务站构成“三位一体”的格局,解决三者之间机制不顺而互相掣肘,以及社区机构人员重叠、运行成本高的问题。第三,将驻区单位、驻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社区代表组织起来成立社区议事协商委员
会,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议决社区的各类大事。第四,在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管理公司之间运行“三方协调”机制,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议决社区内物业等方面的大事。第五,通过在资金、场地、活动等方面给予支持的方式积极培育各类社区组织,如老年人歌唱队、“和事佬”协会、鲍大妈聊天室、银发医疗队等,将这些社会组织整合到社区治理结构当中,增强社区组织的代表性和群众的参与性。
在这种网络化社区体系下,形成了以“三位一体”为主干,以议事会制度与“三方”协商机制作补充,以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多方参与为特征的社区治理结构,社区居民的民生诉求和意愿以及对于具体民生项目的不同意见和建议有了多元化的表达和沟通的渠道,广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民生项目的决策、管理、监督和评议有了多层次的、制度化的平台。
第二,强化制度机制建设,确保民主参与的有效性。为了确保民主参与的有效性,使公众能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到社区民生项目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中来,下城区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包括“四会”制度、“四问四权五规范”制度和“66810”为民服务工作法等等。“四会”制度指的是民情恳谈会、事务协调会、工作听证会和成效评议会等,由下城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于2003年推出,其主要目的在于推动社区成员在重大事务中充分发挥社区主体作用,广泛吸纳各方意见,真正实现“为民谋利”与“让民作主”的有机统一。“四问四权五规范”制度最初源于背街小巷整治、庭院改造等民生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后逐渐推广运用到民生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其他领域。这项制度对党政基层组织动员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民生项目,进行了明确的制度化规定,强调在庭院改善等民生项目实施中必须“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必须尊重和保障社区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必须实行“100%入户调查制、设计单位必须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制、社区党组织必须研究制、必须召开居民听证会制、设计方案必须公示制”等五项规范,使社区的民主参与制度化、常态化。
“66810”为民服务工作法是下城区富有特色的工作机制,每个数字代表了不同的工作内容:“六必到”,指的是当出现党员思想波动等六种情况时社区楼道党支部书记等相关责任人必须到场;“六必访”指的是社区党委成员以及其他相关社区工作者每月必须走访困难群众等六种类型的“特殊”居民;“八必报”指的是当社区居民等发现公共设施遭到损坏等八种情况时必须通过拨打电话等方式向社区有关部门或者社区工作者报告;“十”指的是党员先锋等十条服务热线,其中既有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也有居民的自我服务项目。下城区还针对“66810”机制出台了具体的社区服务规范和电子化平台,对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的各类主体的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提高了民主管理和公众参与的规范化水平及有效性。
第三,注重民生需求回应反馈,为基层民主注入持久动力。社区群众参与民生服务和管理的动力和积极性从哪里来?一方面,这取决于民生项目与群众自身利益的相关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群众呼声是否有回应、群众意见是否有反馈、群众建议是否得到有效落实。下城区在通过民主方式解决民生问题时,注重民生问题回应反馈,为民主注入持久动力。首先,下城区以群众的民生诉求为切入点,构建了一套相对健全的反馈评价机制。在满意(星级)社区、满意(星级)卫生服务站、满意学校和先进单位的评选中,下城区执行“三评互动”机制,坚持以群众公认和满意度为核心,将群众评选、政府评估和社区评议三者有机结合起来。“66810”为民服务工作法,在明确的制度规范下,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反馈机制,对不同民生项目的反馈程序、反馈时间、反馈举措和反馈台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基本实现了“有反映就有反馈”。不少社区还采取了“金点子”形式,鼓励广大居民为社区内的民生服务和管理积极建言献策,并对建议被采纳者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其次,下城各级党政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切实抓好了群众建议的落实,吸收、采纳了来自群众的很多合理化建议。群众建议“要社区干部走下来,不能搞„机关化‟,要对社区工作者进行考核”,下城区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即根据群众建议对社区服务模式进行了改革和完善;群众反映择校问题严重,下城区教育局等有关部门即根据群众意见和建议推出了“教育集团化办学”战略,努力解决择校难题、实现教育资源优质配置;群众反映居家养老困难重重,下城有关街道和社区即调整了原有部署和规划而将街道所属房产改为开办老年人食堂或(和)老年人公寓。通过以民生诉求为内容的社区民主机制,既保障和改善了社区居民的民生需求,也为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三、杭州下城区的民主经验与启示
经验之一:民主方式是实现政府管理和民生需求互动发展的有效途径。
下城区是杭州市和浙江省的发达城区,其自身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条件,为各地推进民生发展和促进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较好的参照和借鉴。在全国许多地区,正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经济快速发展和民生需求日益高涨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必然伴随着财政实力的增强,如何使财政资源更有效地配置到社会民生建设中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承袭着传统模式,或者忽视民生需求,或者以政府为主体包揽民生建设的方方面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民生领域的实际需求及其多样化、差异化特征视而不见。这一方面使有限的财政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导致公众的民生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出现“政府花钱办事、群众误解不满”的现象。
下城区以民主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政府推进民生发展的另一条路径。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民生需求的增长和民
主意识的提高,如何将社会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民生需求纳入到正常的利益表达轨道,如何使政府管理与社会民生需求和民主诉求有效对接,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下城区的民主民生互促发展经验,展示了政府管理方式如何由“单向推动”转为“双向互动”,展示了如何通过基层民主的方式保障和改善公众民生需求的具体机制,从而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和民生改善共促发展的新思路,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经验之二:民主民生互促提升需要制度化途径来保障。
任何一项工作若要持久化的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实现。下城区以民主方式促进民生发展的实践探索,不是近年来的应景之作,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和完善,历届领导人都在前任的基础上,对这项工作制度化建设有所深化、有所提升、有所贡献,最终使下城区民主民生互促提升工作得以在制度化平台和框架下持久、有序和有效地开展。
概括而言,下城区的民主民生互促提升经验,不是将两种要素的简单拼凑,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组织化平台和制度化渠道,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下城区以构建网络化社区组织体系,优化和完善治理结构为前提,使民主机制运行具有实际载体,民生需求表达具有畅通渠道。与此同时,一系列行之有效、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框架,保障了公众参与社区民生项目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广泛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体现为制度设计的标准化、精细化和规范化,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以民主方式促进民生保障机制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经验之三:目的性和有效性是中国民主的生命力所在。
下城区民主民生互促发展经验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很好地回答了中国民主的进展和生命力所在。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和一些学者一直质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民主发展缓慢。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基层民主建设,一直在积极探索和不断推进,并取得多方面的成果。例如,早在198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在农村开始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目前全国六十多万个村委会中的绝大多数进行了六至七次的换届选举,二百五十多万个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在城市地区,以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起点,社区居委会普遍进行了五次以上的选举。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由点到面全面展开,并在健全社区民主选举、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城区经验就是亮点纷呈的中国基层民主建设中富有特色的一种实践探索,它的进展和成效从一个侧面也回应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
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主不是空谈的民主,不是从理
保障方式 篇6
着眼于提升各级干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不断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发展的跨越，首先需要干部思想观念的跨越；转变发展方式，首先需要各级干部知识结构的转变。近年来，着眼于提高各级干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促进邳州科学发展的能力，我市不断优化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拓宽培训领域，着力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培训工作格局。一是创办“每月讲坛”，为干部配送“知识套餐”。开设“每月讲坛”，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或学有专长的领导干部主讲，讲坛开办以来，围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创新型经济、发展现代旅游业、建设和谐社会等课题，先后邀请《求是》杂志总编辑、《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主编张晓林，东南大学旅游与景观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周武忠，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研究室主任黄承圯，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江苏省信访局巡视员张云泉等专家和模范人物前来举办讲座，为党员干部释疑解惑、加油鼓劲，得到党员干部的欢迎。二是建立“夜读”制度，着力培育学习型干部。结合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各镇、各部门单位要利用晚上时间组织党员干部集体学习，每星期不低于2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市委组织部专门购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第二次转型》、《金融风暴启示录》、《细节决定成败》等书籍下发给党员干部作为学习材料。为确保学习效果，每半年对参学人员统一组织闭卷考试，凡考试不及格者，严令补学，同时两年内不予提拔重用。三是开辟市外“培训基地”，努力建设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的干部队伍。在巩固和发展市内干部培训基地的同时，积极开辟市外、境外培训基地，每年选派10H0名优秀年轻干部赴浙江、广东、上海、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跟班学习。根据邳州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大力开展以“工业经济学江阴、外向型经济学昆山、城市建设学扬州、旅游业发展学无锡”为内容的“四学”活动，对照兄弟市(县)的发展经验，查找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在攻坚克难上有新思路，在创新创优上有新成效。积极开展跨境培训活动，去年在新加坡举办了三期“高新区建设与创新发展”培训班，相关部门的86名干部参加了培训；今年还将分两批选派48名干部赴香港参加境外招商等相关培训。
着眼于为转变发展方式选好人、用好人，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关键要调动和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着眼于为转变发展方式选好人、用好人，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是形成科学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机制。立足本地实际，突出调结构、促转型、改善民生等方面的工作内容，制定新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树立有利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导向。二是积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提名方式，根据不同职位特点，采取群众推荐、组织部门推荐、领导干部个人推荐、干部个人自荐等办法，广开举贤荐能之路。制定差额选拔干部的实施办法，强化竞争、好中选优，突出选好配强“一把手”。坚持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中考察干部、识别干部，推动各级干部在工作中真正做到好字当头、又好又快。三是把干部推向转变发展方式工作第一线。大力实施民营企业“1+1”工程，市四套班子领导每人包挂一个镇，市镇副科级干部每人包挂一个厂，引导干部和企业共同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水平。
着眼于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人才支撑，着力打造苏北人才“高地”。我市把大力开发人才资源作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来抓，着力打造苏北“人才高地”。一是进一步优化人才工作环境。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充分发挥组织部门牵头抓总作用，根据全市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对全市人才需求进行预测和规划，制定全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落实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形成党委政府、主管部门、用人单位、社会团体等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人才工作新格局。搭建人才创业创新平台，完善人才服务机制，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建立健全各类人才需求预测申报、信息发布、重点推荐、日常联系等服务制度，落实激励措施，营造良好氛围。二是大力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去年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了经济管理、城市建设、金融服务、招商引资等四大类33名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今年将重点实施“816”引智计划，即：特聘8名院士，作为邳州八大支柱产业做大做强的领军人物；招聘100名博士，助推邳州百家骨干企业转型升级；引进600名优秀科技人才，服务邳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三是加大本土人才培养开发力度。积极实施“115”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通过选派到高校进修、开设“企业家星期日课堂”、组织专家结对帮扶等措施，在全市培育10名左右企业家领军人物、100名左右优秀创业经理人、500名左右经营管理人才。围绕主导产业转型升级，分别在全市6大产业集聚区建立银杏种植、大蒜种植、设施蔬菜、观赏鱼养殖、板材加工、肉兔养殖等6所“党旗技校”，目前已开办各类专业370多个，办班780多期，2万多人次农村党员干部拿到绿色培训证书。
着眼于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切实加强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组织者、执行者和落实者。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切实加强非公企业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一是加快推进企业党组织建设。立足本地实际，通过“单独组建、区域联建、挂靠村建、协会组建”等方式，全面推进非公企业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依托各镇工业园区，全市成立了27个创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中心成立党总支，下面按行业分类设立产业党支部。针对许多非公企业分布于农村的实际，将非公经济较发达的行政村升格设置党委或总支，下面设立非公企业党支部，实行村企统一领导，推行村企“业务交流、党员互通”。对党员人数少或难以单独组建党组织的非公企业，按行业相近、地域相邻、工作相联的原则，成立相关行业协会，并在协会上建立党组织。目前全市已成立行业协会党支部12家，全市1645家非公企业中有1021家建立了党组织。二是不断壮大企业党员队伍。针对部分非公企业党员人数较少、组织基础较薄弱、作用发挥不够的实际，采取“三个一批”的办法，促进企业党员队伍不断壮大。首先，引导企业优先招聘党员员工，从外部输入一批。去年以来，全市共举办党员员工招聘会4场，为企业输送党员员工86人。其次，加大企业党员培育力度，从内部发展一批。发展党员坚持做到“四个倾斜”，即向生产一线技术骨干倾斜、向车间班组长倾斜、向女职工倾斜、向群众威信高的职工倾斜。再次，理顺企业隐性党员组织关系，挖潜接转一批。对流入非公企业的“隐性党员”做出“组织生活有保证、学习资料有补贴、工作岗位有标识”的“三有”承诺，促使流入党员主动亮出身份，强化其责任意识。三是充分发挥企业党员作用。把党员设岗定责与星级争创结合起来，通过开展红星争创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根据党员的权利义务，结合企业实际，设置招商引资、安全生产、学习教育、遵纪守法、公益事务、节能降耗、技术革新、职工维权和建言献策等十个岗位，按岗设星，一岗一星。采取平时考核与年终定星相结合的方法，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评定一次，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大力开展“党员责任区”、“关键岗位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突击攻关有党员，党员身边无事故、无次品、无隐患”的“三有三无”等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今年以来，全市非公企业党员进行技术革新267项，提出合理化建议1800余条，有力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和发展水平的提升。
(作者系中共邳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保障方式 篇7
一、为什么要开征社会保障税
现阶段, 我国主要通过征收社会保险费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虽然这种筹资方式与具体形式在理论上是匹配的, 但从我国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最终目标的高度来审视, “社会保险统筹缴费”制度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扩大保障覆盖面的限制。“缴费”行政手段和“规定”往往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具有更强的约束性, 而对大量的民营、“三资”企业的约束性较弱, 从而使他们游离于社保缴费之外, 更无从谈及将农民纳入到保障体系的长期目标的实现。二是无法形成稳定的保险基金。由于缴费所依据的立法层次低, 在征收社会保险费时往往会出现拖欠、逃漏等现象, 而执行机构也很难进行强制性的处罚, 甚至有的地方政府出于对引进外资的“热情”和对地方企业的保护, 滥用“免征”权力, 导致全国社保费每年的收缴率不高, 实际上无法进行有效的保障。尽管每年社保收入巨大, 但相对于养老金严重空账来说, 已显得微不足道。据统计, 2004年, 我国社保收入2092亿元, 而到2005年底个人账户养老金空账额高达8000亿元。三是高昂的管理成本。由于“费”的收和支都处于财政体系之外, 由各地行政部门具体制定标准和实施办法, 导致各地区多部门、多主体对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的收支都具有某种权力, 不仅容易导致行政管理无效率, 更使得监管在一定程度上“缺位”。目前“社保基金审计问题”就充分暴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
针对“统筹缴费”的这些弊端, “费改税”自然而然成为改革筹集资金具体形式的目标。从理论上来讲, 开征社会保险税是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理想选择, 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采用税收的形式后, 可以依靠税收的强制性, 克服资金筹集过程中的层层阻力, 能够强化政府的管理职能, 保证基金及时足额收缴。2.提高了社会保障的参保率, 扩展了社保范围。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极大地扩展社会保障对象范围, 提高社保资金的统筹层次, 降低社会保障资金支出的风险, 同时为全国各地居民提供大致相同水平的社会保障服务, 从而改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3.有利于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4.有利于降低社会保障筹资成本, 节约管理费用。
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是否具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 民主法制建设步伐加快, 人民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其纳税意识不断增强。
(一) 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社会条件。
近几年来, 社会保险费的政策和征缴弊端日益显现, 社会各界要求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呼声更加高涨。学术理论界对开征社会保障税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有的甚至提出了具体方案。同时, 十多年的社会养老基金统筹、医疗基金统筹、失业基金统筹制度的实施,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缴纳社会保障金的意识, 这些都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政策法律依据。
2004年3月,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该法第十四条增加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新内容, 确立了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法律地位, 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 以刚性的社会保障税取代现行的社会保险费, 将有助于巩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这将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政策法律依据。
(三) 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经济条件。
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纳税能力也不断增强。早在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实际收入水平已超过世界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据统计, 2004年我国人均GDP为1270美元, 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94位。2004年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16024元。这表明我国基本具备了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经济条件。
(四) 具备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征管条件。
我国的税收征管体系比较健全, 国家税务机关遍布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 布点广泛, 渗透性强, 组织体系完善, 征收网络健全, 征管人员经验丰富。从1998年开始至今, 全国已经有十几个省的社会保险费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由于社保费一般由雇主缴纳和代缴, 而绝大部分的雇主同时又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这使得税务机关对社保费源的控制具有了相当的优势。
(五) 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国外成熟经验可供借鉴。
国际社会的社会保障实践已逾百年, 从国际经验看, 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是征收社会保障税;二是政府财政社会福利支出。通常各国都侧重于依靠社会保障税。自1937年美国首先开征社会保障税以来, 社会保障税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目前, 全球14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 其社会保障税一般占到税收总收入的30%以上, 其中在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已成为第一大税种, 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如何开征社会保障税
现阶段, 开征社会保障税应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纳税义务人范围的界定问题。
从理论上讲, 凡是我国境内的公民都应成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 因为普遍性和公平性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所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而且, 社会保障有一个“大数法则”, 即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 互济功能就越大, 抗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这充分说明社会保障实施范围越普遍, 越能体现出公平性, 社会保障的功能也越能得以充分发挥。目前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下, 多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 承受能力弱, 如果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税纳税人范围, 必然导致社会保障税在征管技术上的不可操作性和无法及时足额取得税款, 并为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 必然需要国家财政给予补贴, 就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来看, 要对9亿农民的养老、医疗进行补贴显然是无法承受。因此, 农民纳入征税范围应采取“分步实施, 逐步到位”的方法, 决不能一刀切, 以免造成社会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问题。当然, 使广大农民享受社会保障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当前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与城镇的差距已大大缩小甚至已没有区别, 对此类地区的农民, 可以考虑纳入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范围, 在时机成熟时再将所有农民纳入征税范围。
因此, 根据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分担的通行做法, 我国社会保障税也应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两种。自然人纳税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并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公民, 如各类企业、行政 (包括社会团体) 事业单位的职工、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自由职业者;法人纳税人是指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其他各种活动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 其他社会团体组织以及个体工商业企业。
(二) 计税依据的规范统一问题。
国际上通行的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是在职职工的工资、薪金收入额和自营业人员的事业纯收益额;工薪收入通常有最高应税限额的规定, 也有的国家规定有最低免税限额。我国社会保障税计税依据的确定既要参照国际通行做法, 又要体现自身的特点。
笔者认为, 计税依据的制定, 基本可参照现行社会保险缴费所规定的单位和职工个人工资总额。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非工薪收入者的计税依据, 原则上按经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后的净所得, 据实核定, 对不易核定的, 可授权征收部门在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一定限度以内确定。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验, 为减少税收成本, 便于征管, 个体劳动者 (包括自由职业者) 这些非工薪收入者, 由征收机关按上一年的社会平均货币性工资收入依照税率征收社会保障税。同时, 参照国际规定应税所得上限的做法, 可按地区设定不同的应税所得上限。
(三) 税目与保障项目的适应问题。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保障给出的定义, 社会保障应该包括医疗保险、疾病津贴、工伤保险与工伤津贴、生育保险与生育津贴、失业保险与失业津贴、养老保险与养老金、残障保险与残障津贴、家庭补助、遗属保险与遗属养育金等项目。但所有这些保障项目是否都应通过社会保障税的方式来筹集其所需资金, 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
按照国际惯例, 税目设置应与社会保障的项目相对应。保障项目多与少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福利政策目标, 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项目较多, 几乎包含了上述所有保障领域, 其中最基本的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种。从社会保障税与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方面来看, 由于我国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征收办法国务院已有统一性文件, 这三项保险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大, 其改革在各地进行的也最为广泛和深入, 而工伤、生育保险等仍处于试点阶段, 加之这些保险行业特点强, 覆盖面远没有上述三种保险广, 所以不宜作为规范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的税目, 等条件成熟时再逐步纳入。因此, 现阶段社会保障税可确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个税目为宜。
(四) 税率的制定问题。
税率的制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税率形式的选择 (即选择比例税率、累进税率还是定额税率) ;二是税率高低的确定 (即税收负担程度) 。税率形式的选择在国际上有多种做法, 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采取比例税率, 但也有的国家 (如芬兰) 采取超额累进税率, 还有的国家 (如埃及) 采用累退税率;在税率形式的具体规定上, 各国也不相同, 多数国家都是全国统一税率, 但有的国家 (如比利时) 采取行业差别税率, 有的国家 (如挪威) 采用地区差别税率。笔者认为, 社会保障税虽然具有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功能, 但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积累基金以满足劳动者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需要。因此, 我国社会保障税不宜采用累进税率;而且从遵循效率原则及便于操作的角度考虑, 采取比例税率也较为合理。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税税率不宜过高, 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首先, 中国的企业近年来正处于产品结构调整时期, 市场需求特征发生了变化, 消费选择性加强, 很多企业对此很不适应, 经济绩效下降, 特别是国有企业, 仍有不少处于亏损状态, 社会保障税过高只能加重企业的负担。其次, 中国的高层次消费正在扩展, 住房、养老、教育等将转化为商品, 这会促使中国居民调整支出结构。因此, 如果让工薪阶层承担较高的社会保障税, 势必约束消费进步和市场改革。再次, 中国有13亿人口, 劳动力接近7亿, 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市场, 迫使中国只能走高就业低工资的道路, 因而也就只能以较低的税率征收社会保障税。从理论上讲, 社会保障税税率的确定应既要考虑到社会保障基金支出的需要, 又要考虑到纳税人的承受能力。但是, 考虑到社会保障税要从现行的社会保障基金征收体制的基础上转换过来, 保持平稳转换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 在目前情况下, 较为稳妥的办法就是可继续延续以前的征收率, 即:1.养老保险税的税率为工薪总额的28%, 其中单位缴纳工薪总额的20%, 个人缴纳工薪收入的8%;2.失业保险税的税率为工薪总额的3%, 其中单位缴纳工薪总额的2%, 个人缴纳工薪收入的1%;3.医疗保险税的税率为8%, 其中单位缴纳工薪总额的6%, 个人缴纳工薪收入的2%;上述三项汇总税率为不超过工薪总额的39%, 其中单位缴纳不超过工薪总额的28%, 个人缴纳工薪收入的11%。为避免使受益者的受益水平差距过于悬殊, 可参考国际通行做法, 对高收入者超过一定界限的高收入部分实行免税。
(五) 税种的归属问题。
其实质是与社会保障责任和统筹层次相适应的问题。我国从1982年开始进行养老金社会统筹改革试点, 由地市级统筹开始, 逐步提升到省级统筹, 但是截止2007年, 真正的养老金省级社会统筹体系并没有在全国完全建立起来, 而我国的国情是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人口分布、工资水平等差异很大, 况且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操作。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应把社会保障税列为地方税, 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但也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社会保障的出发点是保障每一个参加社会保障的人能享受到大体相同的保障水平, 不应因经济状况的不同而不同, 更何况那些经济状况差的人更需要社会保障。将社会保障税作为中央税, 实行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 将会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合理流动, 使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便于政府在更大空间内调剂余缺, 平衡地区差距。
鉴于目前受到管理水平、统筹层次、体制及利益分配格局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 现阶段先确定为共享税, 中央和地方二八分成, 由地方税务局征收, 随着社会保障全国统筹的逐步建立, 再作为中央税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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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方式 篇8
关键词：抽样方式,抽检,质量
面对质检问题, 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杜绝一些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 为了更科学合理的判断产品的规格、质量, 应该考虑采用产品质量检验抽样方法进行产品质量控制。抽样检测是在一批指定产品中, 随即少量的抽取一些样本产品, 并对其进行质量检验, 经过相关标准化、科学化的分析检验, 得出真实的结果,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1 抽样目的与原则及确定检验批
认真对待抽样检验的过程, 在总物料中抽取适当产品之后, 对样品进行检验并得出检验数据结果, 将检验的数据结果控制在一定的误差之内, 测得被检物料、产品某种特性的变异性以及平均值, 这就是抽样的整个过程和最终目的。保障样品的代表性以及抽样方案的合理性, 是抽样的原则。符合抽样目的和原则, 才可以有效的掌握整批产品的性能, 通过分析抽取样本进一步了解整批产品的详细情况。
检验批的操作, 保证检验的产品是来自于同一种型号及单位的产品组成集合。格外注意检验批的认识, 实际上在同一检验批中, 除了要考虑到产品型号外, 还需注意产品的加工工艺、设备、原材料等等这些条件是否也都相同, 这样才能获得更具科学性的检测结果。严格按照GB2828中相关的规定来执行, 以免一些干扰元素破坏抽检质量, 在执行中一旦发生误判, 就会影响整个检验效果, 并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2 抽样方式的发展
抽样的方法在不断创新中发展, 抽样方式重要分为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两种, 由于非概率抽样无法保障计量结果的准确性, 所以通常都采用概率抽样方法。
2.1 简单随机抽样
质检工作中通过不断摸索创新, 发现抽样检验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抽检方式。简单随机抽样方法, 是从一批既定产品中抽取部分样本产品, 对其进行质量检验分析, 并不再将样品放回。此方法抽取一批产品个体的几率都是相同的, 可以保证公正性。而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抽样, 还有两种抽取样品的方式, 即抽签方式和随机数方式。抽签方式就是将产品每一个个体进行标签编号, 贴上标签后把这些个体放在容器中均匀摇晃后进行连续性的抽取, 通常在产品总数不多时采用此种方式。通过利用随机数表或计算机产生的随机数进行抽样, 就是随机数方式。
2.2 分层随机抽样
根据产品质检中具体情况, 进行抽样检验时不断创新, 产品比较多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取得样品。要根据被检产品的总数来确定检验产品分层的层数, 注意各层之间是不能相互交叉的。确定层数后在各层之间按照一定比例对产品进行抽取, 最后将从各层抽取到的样本合并起来, 即是总体产品的样本。通常来说在分层随机抽样中, 可以允许层间存在差别, 但要保证层内均匀。当发现被检验产品之间存在较明显差异时, 可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 在保证分层准确性的情况下, 这种抽样检验相比简单随机抽样的效果更佳。
2.3 系统随机抽样
在面对被检产品总数繁多时, 采用分层抽样的效果却没有系统随机抽样的效果好。主要就是在产品质量检验时, 发现被检产品可以按照一定顺序或规律进行排序时, 就可以考虑将被检的产品分成n个部分, 要保证各个部分之间的数量相当, 然后针对每个部分采取简单的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品进行样本, 最终将采集到的各个部分的样品进行合并。然而在采用这种抽样方法时, 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就是当抽样间隔的周期与产品质量周期同步时, 会影响到检测结果的稳定性。
3 创新抽样对产品质量的重要性
为保证抽取样品的真实有效性, 考虑采用创新型抽样方式进行实践。具体来说, 可根据产品所在企业的销售台账记录, 进行样品的抽取。抽取过程主要是在销售经营单位, 由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订制相应规格的抽样工具, 抽样者可直接进入企业生产流程中进行抽取样品, 以防企业在成品库准备一些事先安排的待抽样样品。
抽样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在产品重量检验中应该考虑杜绝检验人员与企业串通伪造检验数据现象, 极力推广抽样检验方式, 提高产品质量检验效率。有些特殊产品质量检测, 存在一定的破坏性。比如在检测电线的使用寿命后, 这些电线就会失去其使用价值, 对于这类产品企业应该采用全面的检测方法, 必须使用抽样检测的方法进行质量检测。因为创新型抽样检验, 在进行产品质量检测时, 不存在破坏性的特征, 另外全面检测方法也是非常有难度的。抽样检验方式在创新中发现, 其检验方式可以控制产品质量, 可以提高产品检验的效率。
在实践中发现对于产品质量的检验, 创新改革抽样检验极具应用价值, 但是却应该在实际工作中注意一些事项, 以保证检测进行的顺利。1坚持随机原则, 要求在抽样检验产品质量时, 坚持随机的原则, 以保证抽中每种产品的概率相同, 与此同时将抽样的误差率将至最低, 使得抽样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2按检验要求和客观实际进行抽样产品, 科学合理地选择抽样方式。在实际检验中, 注意合理选择抽样的组织形式。整群抽样、等距抽样、类型抽样和随机抽样是最常见的四种组织形式。应该注意考虑到检验对象、研究目的等因素。3为了避免造成加重抽样检验的劳动强度或降低抽样检验结果的代表性, 应该注意对抽样检验法人样品容量的合理确定。
4 结束语
为了对产品质量检测抽样方法起到借鉴作用, 文章针对提高质量检测, 研究抽样检测对产品质量检验的重大帮助, 更具科学性的抽样方式, 为质检带来很大的方便。检验方式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在创新中得到发展, 以保证产品的安全和质量为基础, 深入抽样方法的应用, 达到最终质检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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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信用体系建设方式之研究 篇9
一、提升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系统建设
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 提升社会保障区域的诚信制度构建。完善经济适用房、廉价房、公租房等具备保障性的住房申请、退出工作的诚信制度构建。完善救灾、救助、低保、慈善、彩票、收养等工作的诚信制度。第二, 更好的构建全面规范信用信息记录、完善、管理等工作的信用法规制度。提升社会保障中信用信息记录、管理、安全保护等工作的法律法规、制度等文件。第三, 构建全面的信息和技术要求, 明确全面的多样化信用主体识别标志、信用信息目录和标准、数据信息、技术条码等。构建征信服务相关的合同规范、服务质量等标准[1]。
二、提升社会保障信用信息系统建设
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 提升社会保障多项工作的信用信息系统构建和全面工作。依据社会保障各个区域的多样化工作管理信息系统, 结合网络、系统软件、硬件等能源, 结合完善的规定、信息标准和技术要求、不相同的构建原则, 不断创新基础设备, 结合信用信息资源规范、技术要求、信用信息划分标准, 提升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各个区域的信用信息系统, 从而促使信用信息可以向电子化管理方向发展。第二, 引导构建社会保障信用信息资源共享制度。促使社会保障各个区域的信用信息整合、共享和革新系统, 提升实际信用信息共享和整合工作。分析制定社会保障信用信息共享化和整合信息, 构建或者完善整体具备的信息资源共享系统, 从而确保各个区域的信用信息资源得到共享。第三, 促使社会保障各个区域的信息系统和公用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得到有效的连接, 让社会保障信用信息趋于公共信息平台, 从而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资源, 让其与其他的行业产生关联性。
三、构建社会保障领域信用联合奖惩系统
其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第一, 提升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支持。提升政府对社会保障行业的信用工作的激励。政府各个部门在实际实施社会保障行业市场管理和公共服务责任的时候, 更多的应用信息和多样化信用服务, 提升对守信者的奖励, 构建完善的守信名单系统, 并且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对守信者的问题进行优先办理、简化工作等方案, 以此提升守信工作的宣传和表扬。第二, 提升对失信者的管理和制约。提升行政监管性惩处工作, 政府在整体社会保障行业中的管理和公共服务, 提升并且实施信用划分管理制度, 依据制度对失信者进行制约和管理, 提升失信的成本。提升司法性的惩处工作。社会保障各个部门结合司法部门提升失信违法案件的管理制度, 司法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提升对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查询应用程度, 依据法律研究失信者的责任。同时, 提升行业性的惩处工作[2]。
四、分析构建社会保障信用评价系统
创造信用评价系统标准和评价方案。支持和组织信用服务系统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整合、获取以及创新社会保障信用信息, 依据完善的信用评价构成和评价方案对实际社会保障信用实施划分和评价, 从而构建社会保障信用评价系统。
构建信用信息查询应用系统。深入实施信用信息和信用服务产品, 在社会保障相关部门的应用, 在确保隐私的情况下, 依据相关的标准提升对社会保障信用信息的整合和分析, 构建完善的评价系统和公开制度, 确保社会保障各个部门都可在多样化的领域汇总提升信用信息的工作程度, 其中包含了个人待遇、慈善工作、企业参与社会保障行业中的生产和服务、企业残疾人安排就业等。以此依据规章重视度更好的对社会人群推广信用信息, 促使社会居民更多的应用信用信息, 从而提升守信和失信的奖励以及惩处制度的实施[3]。
五、实施诚信教育和诚信文化建设工作
提升诚信文化的宣传和遍及。依据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价值观念的宣传理念, 提升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的传播程度, 从而全面化的多方面的进行社会保障领域依据法律法规和诚信文化进行发展, 以此构建完善的、优质的发展环境。提升宣传工作面, 从而更好的发展理念, 以此引导社会保障信用体系得到有效的宣传, 并且创造优质的社会诚信宣传环境。
更多的实施诚信创造活动。深入实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学工作, 选择社会保障领域诚信存在的问题, 以及诚信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而更好的实施专项管理工作, 更好的建立社会保障领域诚信风格。不断实施“社会保障信用”诚信组织的活动, 构建全面化的社会医疗保险定点系统分级管理工作, 以此更好的实施评估工作。依据评价工作更好的实施建设工作, 从而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完善的企业诚信经营环境和氛围[4]。
结束语
总而言之, 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创新, 促使社会保障信用体系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同时, 在发展的时候需要结合社会市场经济环境和居民发展需求不断的创新, 从而构建优质的社会保障信用系统, 并且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为居民发展提供有效的需求。因此, 全面化的社会信用系统是现代市场经济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并且具备无法取代的规范市场主体能力的引导和管理能力, 也是确保市场经济有效发展的依据。
摘要：分析社会保障信用系统建设方式, 有助于社会管理工作人员明确社会保障信用系统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并且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结合实际社会发展需求和特点, 不断的创新建设形势, 从而为实际发展提供优质的社会保障信用系统。
关键词：社会保障,信用系统,建设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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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方式 篇10
一、农村低保方式的类型
1. 按发放的形态进行分类, 农村低保方式可分为实物低保和货币低保两类。
实物低保是指以实物形式发放的, 或与规定实物的消费量直接联系的低保补助, 如米、面、粮、油、衣服等生活必需品。货币低保是指以货币形式直接发放给低保对象的低保补助。货币低保与实物低保对低保对象的效用发挥程度不同。一般来说, 货币低保比实物低保在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水平方面更具效率。
2. 按发放的补助数额进行分类, 农村低保方式可分为全额低保和差额低保两类。
全额低保是指对农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或赡养义务人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或残疾人, 按照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发放相应数额的补助。差额低保是指对农村有劳动能力、有生活来源, 但由于各种原因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 生活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发放的补助, 其补助数额为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与家庭人均收入的差额。
3. 按发放的形式进行分类, 农村低保方式可分为单纯性低保、有条件低保和“负所得税”三类。
单纯性低保也称无条件低保, 是指凡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 无需再具备其他条件, 即可领取政府发放的低保补助来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有条件低保是指农村贫困人口除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以外, 还要满足其他条件, 如参加劳动技能培训等, 才能领取低保补助。“负所得税”是指以政府向农村贫困人口支付“所得税”来代替低保补助。由于是政府向个人支付所得税, 对政府来说是个人所得税的负收入, 所以称为“负所得税”。
二、农村低保方式的确定原则
1. 公平原则。
经济学上讲的公平, 一般包括起点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三层含义。由于个人的初始禀赋千差万别, 起点公平难以真正实现, 因而经济学中更看重规则公平 (过程公平) 和结果公平。过程公平强调收入分配过程的不偏不倚, 重点在于公平的尺度, 防止双重或多重标准的差别对待;结果公平强调收入分配的结果能够让所有的人满意, 侧重于人人平等地享有财富或收入, 带有一定的平均主义色彩。
低保是一种收入再分配, 应该重视公平原则。一方面, 要重视过程公平, 要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体现公正、公平,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 对社会保障制度应有的对象, 无论是富者还是穷者, 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 要一视同仁, 处于相同或是同类状态的对象或群体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另一方面, 要特别重视结果公平, 本着互济、共济的原则, 实现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 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
本着公平原则确定农村低保方式时, 首先要农村、城市一视同仁, 即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在我国, 农民享有国民待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是人为造成城乡低保水平存在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工业发展了, 城镇职工收入的增幅超过了农民, 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走向完善, 说明政府有了进一步关注低收入农民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上,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将农民排除在外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但面对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状况, 如果仍然不考虑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 就是对农民的不公平。其次, 我国经济发展的多层次、不平衡性导致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很大, 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不能一概而论, 搞“一刀切”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具体到各地区应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 对于不同的地区, 低保发放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 应当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财力水平和消费水平。在全面调查了解农村贫困家庭的成员结构、收入水平、生活费用支出、致贫原因等情况的基础上, 科学地确定农村低保方式。
2. 效率原则。
在选择农村低保方式上讲求效率, 主要是指在中央和地方现有财力水平下, 选择何种低保资金投入方式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
考虑到中央及各地方财政能力有限、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的现状, 在开始构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 应以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水平、满足贫困农民温饱需求为标准, 低水平起步。具体应主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1) 维持农民最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各地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准确测算出贫困对象年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基本生活费用支出。 (2)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主要考虑当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 (3) 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 (4) 物价上涨指数。
由于以上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 各地应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因时而异, 确定科学、可行的农村低保方式。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也具备了选择相对贫困作为低保标准的能力。财力状况较好的地方应选择以效率最高的货币低保为主, 同时辅以实物低保。中央可以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体现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的原则。对农村低保资金, 中央财政可只对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进行货币补助, 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则由当地政府自行解决。这样既实现了消除农村贫困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机结合, 又实现了中央财政的有效转移支付。
三、农村低保方式的选择———有主有辅的低保制度架构
1. 货币低保为主, 实物低保为辅。
由于货币低保方式比实物低保方式更有效率, 因此各地尤其是财力状况较好的地区在选择农村低保方式时, 应以货币低保为主、实物低保为辅, 实物低保可以超市消费卡形式发放。少数贫困边远地区可采取粮款结合的方式, 首先保证人均口粮的救助, 以粮抵款, 然后差额部分发放现金。除了定期定量的物质救助外, 各地还可针对实际情况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 如住房、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税收、水电等优惠扶持政策, 多方面扶助困难群众。如目前浙江省的杭州、温州、嘉兴等地市对农村低保家庭进行危房改造;德清、桐庐等县市对贫困家庭子女发放“教育券”;杭州低保家庭免交农村合作医疗个人出资费等。
2. 差额低保为主, 全额低保为辅。
农村低保理论上应是一种差额补贴, 即用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减去家庭人均收入, 得出保障对象补助标准, 按时发放。除了少数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孤老残幼和失去劳动能力的重残人员可领取全额低保以外, 其余农村贫困人口应享受差额低保。这有助于鼓励其学习知识、参加劳动技能培训以提高自身再生产能力, 提高家庭收入。政府在发放低保时除了“授人以鱼”, 更要“授人以渔”。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扶贫, 防止贫困人口“恋贫”和脱贫后再“返贫”。
3. 单纯性低保为主, 有条件低保、“负所得税”为辅。
目前, 农村年收入683元以下的2 365万贫困人口和处于年收入683~944元的4 067万农村低收入群体, 他们的生活远远不是“贫困”可以概括的。他们不仅收入低、消费低, 生活质量、受教育程度和医疗水平也都很低。因而在农村推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应以单纯性低保为主, 有条件低保应慎重选择。
有条件低保中的条件应是基于充分调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热情和积极性制定的, 而不是引起贫困人口反感心理、不公平、不合理的条件。如广州市正式出台的《广州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参加公益劳动规定》中规定, 2006年元旦起, 广州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员, 将按规定参加社区环境卫生的清洁、社区治安巡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等公益劳动, 每人每周公益劳动时间不得少于3个半天、总计10个半小时。如每月两次不参加公益劳动, 经批评教育无效的, 将受到包括不批准低保等处罚。广州市推出如此“有条件低保”, 改变了低保的内涵和宗旨, 是对享受低保的公民权利的误读。对于那些有资格享受低保待遇者而言, 低保是一项法定权利, 而不是一种恩赐, 因而是无条件的。假若非要强令一些低保对象以“公益劳动”作为条件换取其低保金, 就有人为给低保涂抹上歧视色彩之嫌了。对广大低保对象而言, 贫穷是一种“灾难”而非“罪责”, 部分地方政府无权在制定其低保政策时附带任何惩罚性条件和前提。低保补助作为一种社会福利, 应该明确划分其可否享受的界限, 一旦被确认为享受这项福利的低保对象, 享受低保就成为其拥有的一项权利。假若给享受这项权利的低保对象硬性设置条件或障碍, 让低保成为广州市那样的“有条件低保”, 实际上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误读, 这是我们在选择农村低保方式时决不能出现的。
和单纯性低保、有条件低保相比, “负所得税”低保方式的思路是比较不同的。“负所得税”萌芽于一些西方国家早期收入转移政策中, 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 196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的米尔顿·费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负所得税理论。1969年, 美国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家庭援助计划”和卡特政府提出的“改善就业机会和收入计划”, 都包含了反映“负所得税”思想的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目前, 加拿大已普遍运用“负所得税”理论, 对低收入者在儿童抚养、失业保险费、教育费、医疗费等项目上实行了“负所得税”制度, “负所得额”可抵减应缴所得税额。尽管在许多方面“负所得税”可以被看做社会福利的补充, 但是其不能取代社会福利, 尤其是在我国构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过程中。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财税制度不健全, “负所得税”低保方式的实施环境还不成熟, 因而只可在个别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郊区农村进行试点, 积累宝贵经验, 为日后推广做充分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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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复元.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综述.经济研究参考, 2005;55
保障方式 篇11
就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现状而言,主要涉及到制度的统筹与整合、政策目标的设定、管理模式选择与管理绩效评价,以及法人治理、筹资模式、支付管理绩效、运行监管、服务品质和满意度等问题。亟待从理论上回答如何发挥医疗保险在医改中的基础性作用,医疗保险制度如何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如何创新体制和机制等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制度建设的内涵、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
1 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内涵
什么是医疗保障制度的内涵,如何界定?按照制度设计与建设的基本理论观点,制度泛指规则或运作模式,规则蕴含着社会价值,其运行彰显一个社会的秩序。诺斯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正式规则即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按照一定目的和程序制定的一系列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细的规则和契约等;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等文化因素;实施机制是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
按此观点和医疗保障的特点,医疗保障制度的内涵至少包括三层次:第一层次为制度立法、制度体系、制度目标设定、政策传播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目标是人人公平享有,体现“民生为本,公平至上”的制度建设原则。第二层次包括医疗保障组织体系建构、保障的适度性、筹资模式与机制、支付制度与机制等。组织体系建设是制度目标能否有效实现的基本保证,目前还未建立起法人治理模式。保障的适度性则反映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保障水平,也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设定、基金的使用效率和参保人员的满意度等。筹资模式选择和机制建立是医疗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支付制度改革则直接关系到基金的使用效率和制度的运行效果。第三层次则为管理运行绩效评价评估,涉及到医疗保障的筹资、财务管理、支付绩效、监管机制、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等。该层次与第一、第二层次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三个层次构成了完整的医疗保障制度内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2 制度建设的发展路径与方式
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实现公正和谐的全民医保。目前,就制度设计与实践而言,已经做到人群的全覆盖,但制度本身的内涵和阶段政策目标还需进一步清晰和完善,而完善的主要目标是制度内涵建设与发展模式、发展方式的选择。
2.1 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路径
OECD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建立在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下的,一般为三支柱模式。一为零支柱,即提供最低医疗保障水平的非缴费型支柱,如美国的穷人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二为缴费型社会保险支柱,这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模式,如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计划;三为强调灵活性和自由支配的自愿性商业保险支柱。三个支柱亦即三个层次,体现的是政府、社会和个人的不同责任。由于国情的差异,其责任的体现形式和程度也不尽一致。就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而言,政府承担的基本医疗保障一直遵循与经济社会同步建设的原则,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政府始终强调承担基本保障(基本保险)责任。在制度的发展路径上,鉴于中国国情,采取了“统一模式、人群分设、区域管理、阶段目标,逐步推进、制度整合、管理协调、全民统一”的制度发展路径。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在增长,其扮演的补充医疗保险的作用正逐渐凸现出来。
2.2 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式
纵观各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一般经历了从政府包揽到政府强力规制,再到政府适度管制三个阶段。从国外的医疗保障制度演变来看,政府包揽模式和政府强力管制模式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预测未来医疗保险制度演变方向和发展轨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理想模式是政府适度管制,是在相关法律保证基础上的各相关利益方的一种协商对话机制。这样才能低成本、高效地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
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是以执行力为保障的。目前,我国医保制度建设已经进入法制化推进、制度整合和注重制度绩效评价阶段,即对制度设计、政策目标设定、管理协调、经办监管和运行绩效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注重内涵与绩效评价的关键阶段。在此过程中,医保制度的发展方式将体现在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上,在注重制度规模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的内涵发展,即更加注重制度的法制化监管,更加注重制度运行质量和运行绩效,更加注重基金使用效率和保障待遇的公平提升,更加注重医保在医改中的基础性作用。
3 保障制度发展总结与建议
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内涵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和文化等内容,三个层次内涵的界定包含了这些基本内核,并对制度的绩效提出了评价准则。但在实践中,由于大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不平衡,在制度建设和完善中还存在亟待改进的地方,不同统筹地区制度“碎片化”问题严重,使得不同地区间的医疗保险制度在筹资与支付、保障水平和管理间存在的差异较大。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从制度建设内涵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等去找原因,从而探寻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式。
医疗保障制度的创立和发展都是基于公平、创造公平和维护公平的理念进行设计和实施的,公平是核心。但长期以来,在制度建设的实施策略上,公平却未能得到切实贯彻和体现。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情特点,政府在制度建设实践中出现了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1)制度设计缺乏系统前瞻。主要按户籍、区域划分的参保管理,使得制度出现“碎片化”现象,直接结果是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间缺乏有机联系,为制度整合增加了不可避免的改制成本。(2)法律保障缺乏。一些行政化手段替代了法规的规制管理,影响了制度运行效率,偏离了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3)缺乏第三方评价。由于制度建设实行的是政府包揽模式,一方面,政府作为患者健康权益的代言人,充当了保方(经办机构);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医疗服务生产和提供方(办医管医),医保经办管理和运行绩效缺乏合理公正的第三方监督与评价。(4)在多层次医保制度体系中,商业健康保险的政策发展空间不明确,补充性作用未能很好发挥和体现。(5)由于医保制度运行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和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管理“失灵”,完全的行政化管理取代了一些有效的市场机制作用,也加大了运行成本和降低了管理效率。
上述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现实国情和制度建设所处的特殊阶段,预示我国医疗保障建设存在一定的制度性风险。通过制度建设本身及制度环境的PEST模型分析表明(见图):医保制度建设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和需要长期发展的过程。在建设中,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技术水平状况,表明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处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鉴于现实国情,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政府包揽模式阶段难以跨越,然而政府在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理念上,需要确定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目标,明确制度发展的内涵、阶段目标和发展方式,区分清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建立和创新管理体系,规划各类保障的政策空间和构建科学的运行机制。就制度发展方式而言,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都要明确各自的责任和定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同时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这些都是对基本医保制度内涵建设提出的明确要求,并规划了政策路径。只要我们按照十八大精神,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制度的公平性将会不断提升,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将不断增强。
摘要：医疗保障制度建设通常是一项需要长期健全和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需要根据制度的建设目标、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的医疗保障需求,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调整具体政策保障目标和健全与完善经办及监管体系,明确医保制度建设的本质内涵,探索最佳的发展路径与发展方式。鉴于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框架基本形成,重视制度内涵建设与发展方式,提升经办管理质量和评估制度运行绩效已成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医疗保障制度,内涵,发展路径,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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