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协调发展（精选12篇）
不协调发展 篇1
一、认知不协调理论的主要内容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认知不协调理论。该理论在西方心理学, 特别是西方社会心理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认知不协调理论是指存在于个体心理上不同认知元素的内部不一致性———“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结构性认知系统, 而每个认知系统都是由许多认知元素构成的。所谓认知元素是指个体意识到或认识到的一切, 它可以是事实、意见、观点、思想或个体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事物。” (1) 费斯汀格认为, 人们为了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与和谐, 通常会做出态度或行为上的调整。而个体认知系统元素间的关系可划分为“无关”、“协调”和“不协调”三种:无关是指元素间互不影响、相互独立, 即一个认知元素的存在与另一个元素毫无关联, 如“这本书很好看”与“吸烟有害健康”两个认知元素是无关的;协调是指根据一个认知元素能推出另一个与之 (某种角度上讲) 相一致的认知元素, 如“每年很多人因吸烟死去”与“吸烟有害健康”这两个认知元素是一致的, 也就是协调的;同理, 不协调是指两个认知元素相矛盾的, 不一致的, 从一个认知元素能推出另一个对立的认知元素, 如“吸烟使我神清气爽”与“吸烟有害健康”就是两个互不协调的认知元素。
同时, 费斯汀格认为在解决认知系统元素不协调时, 个体会选择调整自己的态度或行为或其他方式来削减这种“不安”, 具体来讲有三个方法:“一、试图放弃或改变决定、态度或者行为;二、降低认知或决定的重要性;三、增加协调性因素, 改变协调与不协调的比率。这三种方法从“知”“行”的角度出发, 达到消除认知不协调的目的。” (2) 同样举这个例子———“吸烟有害健康”与“吸烟使我神清气爽”, 当利用第一个方法消除不协调时, 个体会选择放弃吸烟或者“暗示”自己“吸烟对身体还是利大于弊”;当利用第二个方法时, 个体会试图降低认知重要性, “吸烟危害没那么严重”或“吸烟并不那么清爽, 还是放弃吧”;如果是第三种方法, 那么会有其他关于“健康”的因素加入, 比如“我多健身, 多吃水果便能减轻吸烟带来的危害”等。
二、认知不协调理论在激发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应用
如今, 高校扩招, 大学生数量持续攀高, 大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感到竞争压力大, 高中时候的佼佼者一下子被“高手如云”包围着, 容易产生失落感甚至厌学情绪;另外, 大学生在进校前大多对校园有着“天堂”般的想象, 一旦落差出现, 便会对自己所处的学习生活环境产生一种与原有想象认知不协调的状态, 这种幻想与现实的落差直接表现为迷茫、焦躁甚至堕落、内心阴暗, 对学习失去信心等诸多不利于大学生健康发展的方面。那么, 如何利用费斯汀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提出的三个解决方案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呢?
1. 引导进行正确的角色认知
角色认知是指“角色扮演者对社会地位、作用及行为规范的实际认识和对社会其他角色关系的认识。任何一种角色行为只有在角色认知十分清晰的情况下, 才能使角色很好地扮演。角色认知是角色扮演的先决条件, 一个人能否成功地扮演各种角色, 取决于对角色的认知程度。” (3) 因此, 如果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还处在高中时候的角色认知, 那就是一种不协调。作为学校应该积极引导大学生适应新的校园生活, 明确学习目标, 帮助同学们尽早解决这些认知的不协调。所以引导大学生进行正确的角色认知, 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是区别大学生与高中生的不同, 不同的学习氛围, 不同的同学、宿舍、学习方法;第二是从校园风貌、人文环境、教学硬件等多方面突出高校的优势, 让同学们信心满满, 饱含期待;第三是制定合理的职业规划, 正确审视自己, 把幻想与迷茫落实到践行自己的规划中, 减少不平衡。
2. 引导多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相比起高中生活, 大学里最与众不同的想必就是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了。积极引导大学生参加文化活动, 如体育比赛、素质拓展等有助于帮助同学们减轻学习压力, 多交朋友, 培养独立自主的习惯, 合理规划和分配时间。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 “引导人们参加实践活动有利于改变其原来的态度。” (4) 也正因为此, 在参加校园活动的过程中, 通过改变行为的方式来改变态度, 使同学们既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 也最大程度地削弱了原有的“认知不协调”。
3. 适度鼓励与惩罚
“从认知不协调理论来看, 使用奖励和惩罚的目的主要在于造就学生认知上的不一致。” (5) 由此可知, 在激发大学生学习动机时, 除了要减少幻想与现实的认知不协调, 有时候还要“故意”造就一些不协调。适度鼓励与惩罚就是其中很关键的一个措施。适度的鼓励可以使得同学树立起“我是一个好学生”的积极观念, 如果这名同再对“好学生”产生选择消极的态度, 那么他便会体验到紧张、难受等感觉, 为了维持协调, 他会选择继续加油, 不让大家失望。
注释
1《费斯汀格认知不协调理论及其对德育的启示》, 郭毅然
2《谈认知不协调理论对激发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启示》, 樊雪莲
3智库百科, http://wiki.mbalib.com/wiki/%E8%A7%92%E8%89%B2%E8%AE%A4%E7%9F%A5
4《现代社会心理学》, 1989, 石榕华
5认知不协调理论在差生教育中的运用, 曾英
不协调发展 篇2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经过金融危机冲击与洗礼，世界和平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具有新特点与新内容。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等问题时，明确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步入调整深化新阶段，世界经济可望持续温和增长。
金融危机是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粗放阶段的必然结果。眼下，世界经济已基本摆脱衰退，步入缓慢复苏进程，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未来5年，世界经济可望回归正常增长轨道。主要发达经济虽然不同程度面临高成本、高债务和高失业的困扰，但这些国家科技基础雄厚，市场发育成熟。后危机时代，它们普遍重视重振实体经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抢抓全球绿色经济产业制高点，可能推动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取得突破，推动航空航天、海洋经济和生物医药产业增量提质，促使投资与贸易结构合理化。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众多新兴经济体，虽然科教基础比较薄弱，但包袱小、成本低、活力足、潜力大，能及时有效地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有些国家可望在发展新能源等绿色经济方面实现追赶式发展。在全球范围形成梯次产业结构的背景下，普遍的科技创新与结构调整，意味着跨国投资与并购将再掀一轮小高潮。各国普遍吸取此次危机教训，重视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推进宏观政策协调与合作，强化金融监管与危机预警，推进全球和区域金融合作，有助于保持经济稳定向好。新能源、新材料开发应用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节能降耗，防止资源能源价格大起大落。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可望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资金、技术与市场，实现“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
其次，综合国力竞争模式转型，大国关系框架可望稳定发展。
金融危机也是多极世界格局的催化剂。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大国俱乐部成员明显增多，大国力量此消彼长，大国竞争难免更加激烈复杂。但金融危机也凸显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大国间冲突与战争日益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这种情况促使大国综合国力竞争发生某种实质性变化。新型综合国力竞争模式应运而生。其特点有三：一是综合国力竞争着眼点从谋求在未来冲突中确保战胜对手转向保持自身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即发展竞争。二是竞争日益成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竞争，即和平竞争。三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发展竞争，促使各大国更加积极地开展大国合作，以谋求综合国力竞争优势，即合作竞争。未来5年，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的作用可能有所强化，主要战略关系将更具可预见性、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逆转从而严重干扰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可能性不大。
再次，中国国际影响力跃上新高度，外部对华期待与借重进一步增大。在世界成为大市场的背景下，不仅世界的发展有利中国发展，中国自身发展也带动世界发展。未来５年，西部大开发方兴未艾，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八仙过海，将推动全国范围内梯次产业转移与升级。国内发展继续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统筹兼顾，保持平衡稳定与可持续，更加重视环保与保障民生。这意味着转变发展方式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将继续保持能源资源进口大国的地位，还将在发展绿色经济背景下成为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转移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对象国。各类国家尤其主要大国普遍重视通过经济可持续发展谋求综合国力竞争优势，必然更加期待发展与深化对华经贸合作，搭乘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快车。换句话说，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本身就有利于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顺利实施规划的战略目标提供新机遇。
夫妻生活不协调该如何解决 篇3
我今年30岁，结婚已4年。我和妻子几乎每天都过性生活，但是虽然阴茎勃起很快，但是射精也很快，一进入阴道就射精了。妻子说我没用，要和我离婚。我觉得自己每天过两三次性生活都可以，但就是每次时间都很短。请问我该怎么办呢？
新勇
新勇朋友：
由于男女两性在性生理、性心理反应上有不同的特点，同时每个人都可能有着不同的性喜好和行为模式，如果不具备基本的性知识，在夫妻生活中只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影响夫妻生活的质量，还可能引发性的不和谐或是形成性功能障碍。按照性学研究总结出的规律，一般认为，相对男性而言，女性从性兴奋到进入高潮所需的时间是男性的几倍，女性还有性欲产生的影响因素更广泛、性反应的区域和最佳刺激方式差异较大等特点。所以，如果在夫妻生活中不注重以情感为基础，漠视夫妻交流和配合，一味地“男性至上”，势必会造成性生活的失败。
不协调发展 篇4
关键词：金融市场发展,经济增长,不协调问题
一、引言
所谓协调,是指作用的双方相互促进,整体推进,健康发展,不存在相互掣肘,各奔东西的现象。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金融市场发展问题,希望通过发展中国金融市场来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有效地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使两者之间保持协调一致的关系。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真正实现中国金融市场的功能,对于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对于制定正确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政策,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对于保持中国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都有其重要的价值。
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建立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础之上。Goldsmith在其出版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特别强调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主动的作用,并指出,从长期看,各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是齐头并进的,但拿不出证据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此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热潮汹涌,成果倍出,主要形成四类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两者之间属“供给导向型”;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需求带动型”;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两者之间关系属于“供给导向型”和“需求带动型”;第四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两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逐渐地,一部分人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关于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本上是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有些研究某个细分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些是研究某几个细分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少数研究金融市场整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中国国内和国外尚未发现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本研究属于研究的一个空白。
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的状况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很多不合理的状况,使之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不相协调,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的有关方面:市场表现、市场制度、市场的非均衡发展及市场结构的非多元化。
1. 金融市场低迷与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均存在与中国经济增长不协调的现象,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保险市场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的时间持续长达数年。
在1982年-2004年间,中国信贷市场经历了三次下降,即从1986年至1988年,从1989年至1990年,从1992年至1994年,在这三段时间里,信贷市场的机构效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中国国民经济总体则不断增长;在1992年-2008年间,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四次下降,股票市场综合指数有四次大的下滑,即1993年至1995年,1997年至1998年,2001年至2005年,2007年至2008年,表现为股票市场的极度低迷,交易量极度萎缩,而国民经济则平稳不断高速增长;在1992年-2004年间,中国债券市场有两次低迷,分别为1992年至1993年,1994年至1995年,债券市场债券实际发行额出现下降,而中国国民经济则一路稳步上行;在1992年-2004年间,中国保险市场有一次低迷,时间为1992年至1993年,保险市场实际保费收入出现下降,而中国国民经济则一路稳步上行。
总体而言,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波动和不协调状况要剧烈一些,而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相对要平缓一些,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要弱一些。
2. 金融市场制度存在落后于经济增长现象。
金融市场制度落后于经济增长,表现为现有一些金融市场制度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需要的一部分金融市场制度还没有建立。
信贷市场制度存在落后于经济增长现象。虽然中国国有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股份制改革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已分别于2004年、2005年、2006和2010年完成了股改上市,但在中国对外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到目前为止,仍有一部分国有银行未完成股改上市的任务,如邮政储蓄银行、政策性银行尚未完成上市的股份制改革目标。对于已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其股本结构仍嫌不合理,国有股权或国有机构股权仍嫌太高,原国有银行不能适应市场要求的固有弊病恐难以消除。尽管中国已着手个人信用档案的建设,但很多方面的信息仍还比较欠缺,中国还没有建立对自然人的身份、经济角色、个人财产、收入渠道等信用相关状况的调查和评估制度,个人财产破产制度还没有诞生。消费信贷问题不少,银行风险比较大。虽然中国有关信用制度的法律正在着手建设,但完整全面的《信用法》尚未正式颁布。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激励机制还没有形成,即使是股份制银行,其股东大会基本上没有建立对董事、监事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程序,董事会和监事会也未对其成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奖罚。
中国的股票市场制度存在落后于经济增长现象。虽然,中国股票市场基本上完成了股权分置的重大制度性改革,但仍然存在种种制度缺陷,造成制度供给不到位。到目前为此,大部分中国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仍然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效率不高,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比较严重。中国的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干预广泛而直接,中国股市无论是在股票发行过程中还是在上市过程中,无论是在第一次融资阶段还是在再融资阶段,无论是考察发行市场还是考察流通市场,你都可以看到政府对股市进行干预的身影。
3. 金融市场非均衡发展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
从较长时间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融资市场与非国有企业融资市场处于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以非国有企业仅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和三资企业的口径来考察,2000年、2005年,非国有企业的短期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分别为9.83%、6.19%,而非国有企业的中长期贷款申请比较困难,而证券市场融资的困难程度也不见得比信贷市场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融资市场向国有企业一边倒。从工业部门来看,1980年-1992年,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8%、18.4%和64.9%。但从1995年开始,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便有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非国有企业融资市场不发达是一个重要原因。
考察城市和农村的融资市场,从农村融资市场的状况来看,2000年、2005年我国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两项贷款之和占总贷款的比重分别为11.01%和9.98%,而这两年相应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分别达到14.8%和12.6%,可见,随着两项贷款之和占总贷款比重的下降,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随之下降,这说明,城市和农村融资市场发展不均衡,农村融资市场发展落后,导致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力不足。
由此可见,中国国有企业融资市场与非国有企业融资市场、城市和农村融资市场等市场的非均衡发展,导致我国非国有企业和农村等部位资金投入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制约。
4. 金融市场结构单调造成经济增长结构失衡。
考察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结构间的联系。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市场,无论是信贷市场还是证券市场,由于受计划体制的影响,其市场的运作行政痕迹太重,主要是为国有企业的亏损填补空洞,其市场结构一度存在结构单调的问题。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消费,中国信用结构简单,银行业的消费信贷范围狭窄,从而使得中国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的经济波动时间延长,实际经济增长的幅度持续下降。中国的高档消费主要集中在住房、汽车、教育和境外旅游等项目上,对此,中国需要有专门的信贷市场与之相对应,但在80、90年代,中国的信贷市场基本上没有此类市场或者是此类市场太狭窄,门槛太高,形同虚设。由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可能建立在此类项目的增长基础之上。
中国多年来缺乏长期资本的形成机制,缺乏专门而直接为企业重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中国一段时间里缺乏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的重组活动,不能对经济结构进行微调,从而积聚了结构矛盾。由于经济结构问题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能得到解决,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范围内的结构失衡,因此,丰富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对调节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尤为重要。
三、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的原因
1. 经济增长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金融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依赖基本上是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发展存在重银行市场的发展,轻股票市场及其它市场发展的倾向,非国有经济在金融市场上融资仍有相当的难度,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的发展亟需的大量经营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外部,来源于这些经济组织自身的积累和来自于国外的投资资金,但它们却承担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任务。
在中国的企业中,中小企业占据了绝大部分。在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中,中国中小企业拥有一席之地。2002年,中国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全国总产出的50.5%,技术和服务出口占全国的出口总量的60%,并提供了75%的就业机会;虽然为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的直接融资渠道已经打开,但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规模与主板上市公司没法相比,而条件比主板上市公司还要严格,存在部分中小企业依赖民间借贷的现象。
2. 金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
中国的银行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行业,基本上为国有或国有控股的银行所垄断,2001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存款和贷款总额分别占到整个银行体系的63%、70%和61%,2005年,虽然占有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其占比分别为55.28%、39.28%和52.46%。在整个银行业,金融资源的市场价格尚不能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其基准利率乃至部分利率的浮动范围仍然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虽然,中国银行业的利率已经开始市场化改革,改革后境况有比较大的改观,但其改革进程十分渐进而缓慢,信贷市场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
中国股票市场仍是消息市、政策市,每当有重要消息出现,每当国家有重要政策出台,股市便开始出现重大波动和阶段性振荡,有时,市面上流传小道消息,或者庄家、机构为操纵股市故意放出一些消息,也能掀起股市的波澜,中国投资者尚不够理智,国家对哄抬股价行为打击力度不够,股市投机气氛太浓,一段时间股市市盈率太高,股票交易者不是在投资,而是在赌博。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事时有发生,股票指数、股票价格受香港股市影响,股票不能自行定价很危险。进入和退出股票市场的通道不够通畅。
中国债券市场基本上是政府债券市场,企业债券不发达,企业债券融资渠道不畅;中国保险市场总体不发达,中国人均保险金额不高,品种不够丰富。
3.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与经济增长不协调。
中国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协调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通过股票市场盘活亏损国有企业,提升国有企业档次;股市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发行新股行为,有时不欢迎;中国股市不少时间存在“泡沫”,股市“泡沫”过大时,中国政府通过股市下挫的方式挤掉“泡沫”;中国投资者不十分理性,有时不是根据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投资潜力来进行选股,而是根据小道消息进行赌博,在牛市正面冲击下羊群效应更为明显;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坐庄”行为,庄家通过“坐庄”操纵股票;中国上市公司资金运用的效率差,擅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现象比较普遍;股票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对广大中小投资者保护力度不大,对“违规交易”、违规资金、洗钱的监管和惩罚不到位,对上市公司财务制度、财务管理监管力度未完全到位。
企业债券市场有时过热,乱集资现象严重,盲目发行,债券到期不能按期偿付;企业债券市场,政策和法规不健全,严重损害了投资者、承销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打击了债券市场参与积极性;受通货膨胀影响,国家偏向国债的扶持,企业债券发展受抑制;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小,发行主体有限,企业类型和项目种类的范围狭窄,企业债券利率受到管制,一些是限于本地区发行的债券,缺乏统一的企业债券市场;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相对不够发达,部分企业信用状况较差。
四、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的影响
1. 难以保证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金融市场重要功能是向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如果中国金融市场与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不协调的状态,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得不到金融市场稳定的资金支持,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失血状态,将不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快速持续发展,倘若中国非国有经济的自我积累出现了问题或非国有经济都将自我资产转移到国外,外商撤走了投资,中国如何实现到本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战略目标,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2. 有可能减缓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步伐。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国民经济的不协调状况,给政府管理层的印象是,金融市场对国民经济有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不算太大。容易放松对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视,从而放慢对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脚步,影响到中国市场的整体建设。
3. 容易削弱金融市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怠慢,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制度建设不到位,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力,容易积聚各种金融风险,从而对整个金融市场体系形成威胁。
4. 不利于国家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调控。
国家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调控,除了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外,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果金融市场建设不到位,金融作用于经济的渠道不顺畅,则国家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调控将会处于低效的状态,影响调控效果。
五、政策建议
1.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的调节。
(1)巩固股权分置改革成果,避免新的非流通股的产生。股权分置表现为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酬,同股不同险,形成了中国非流通股与流通股股东利益的直接冲突。股权分置抑制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扭曲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造成了股票市场价格的失真,影响了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导致了股票市场的失衡状态。尽管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任务已基本上完成,但要防止任何新的股权分置问题的产生。
(2)加强筹集资金的管理,防止上市公司“套现”。股票市场是上市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场所,但股份公司在新股发行、新增发行,包括配股在内,存在虚假陈述,通过做假账,或请人作假账等办法,欺骗证券发行评审机构和广大投资者,套取广大投资者的投资资金。对此类问题的处理,证券行业可借鉴银行业的做法,对这类骗取上市资格或新增发行资格的严重行为,处以严厉的处罚。
(3)打击非法扰乱股票市场价格行为,防止过度投机。股票市场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小道消息到处飞扬,结果导致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暴涨或暴跌,另外,还存在一种情形,几个机构或者大户,为了达到哄抬股票价格,或者压低股票价格,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结果也是形成股票价格的暴涨或暴跌,这些现象,妨碍了股票市场价格机制的正常作用,对于这些现象,不仅要求事后进行处罚,送交法律机关,还需要建立股票市场价格运行的预警体系,以解决过度投机的问题。
(4)减少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直接干预,逐步退出股市运动员角色。政府对股票市场频繁干预、处处干预和不恰当的干预则对股票市场起到不良的作用,会影响到股票市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易使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被不同程度的扭曲,中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面太广,次数也太频繁,实际上,任何干预手段都会对股票市场带来负面效应。因此,政府应当减少对股票市场的直接干预,让市场主动而充分地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功能,政府作力提供良好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逐渐从运动员的角色中解脱出来。
(5)加大股票市场信息透明度,防止内幕交易产生。内幕交易损害幕外其他投资者的信息获取的公平性,使得其他投资者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中,侵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应加大股票市场信息透明度,要保证信息传达到位,公布到位。对内幕交易,应建立举报制度,一经发现,加以严惩,在刑事处罚的同时,让内幕交易人员倾家荡产。另外,需加强上市公司高层人员的法律教育培训,提高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素质,聘请高层管理人员时,把好考核及鉴别关,对董事会和监事会人员也应设有监督机制。
(6)丰富股市交易品种,增加投资者风险规避工具。高效率股票市场应当具有以市场主导的产品创新机制和完善的产品结构,通过对个别行业和个别公司的风险评估和定价,对资源的配置进行引导。中国股票市场产品结构尚嫌单调,固定收益类证券产品比重比较低,缺少投资组合必需的金融衍生类产品体系,市场缺乏做空机制,缺乏避险工具,随着利率市场化,股票市场投资者面临更大的风险,最终会对股票市场的正常发展形成危害。
(7)合并A、B股市场,促进股票市场一体化发展。1992年设立B股市场的目的是为国内企业寻求外资,以求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资不能进入A股市场的情况下,达到既可以从国外募集资金,又可避免外资给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证券市场造成冲击的目的。现在情况已改变,国内外居民可以进入B股市场开展投资;以前,外资不能进入A股市场,现在,根据QFII条款,具备条件的外国机构投资者可以以机构的身份进入中国A股市场,另外,国内企业可以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H股、N股的形式直接境外筹资,国内B股市场筹资渠道已基本被废弃。合并中国A、B股市场的时机实际已基本成熟。
(8)按国际通行规则运行,使中国股市走向世界。中国金融市场面临全面、彻底开放,所剩余的时间不算太多,即到2011年11月,中国股票市场应当全面对外开放。虽然中国股票市场还存在市场准入制度、股票发行制度、市场效率、市场组织机构、股票定价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但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实现A股市场的全流通,IPO市场化询价发行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QFII制度已经建立和运用,外资已可以投资中国的A、B股市场,多家中国企业已成功在中国香港和纽约上市,中国股票市场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不断规范和完善,虽然中国股市走向世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关键性的障碍要逾越,但为时已不会太久。
2.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的调节。
(1)加强发债企业评估,努力保证债券到期足额偿付本息。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债券到期不能按时足额偿还本息。这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因此,除企业在发债时需要抵押、担保外,还需要对发债企业动态评估,即发债前评估、募集后偿债前的期间评估,保证企业的净资产保持在偿债水平,一出现净资产低于偿债水平时,企业债券立即进入清偿程序,减少企业债券投资者的损失。
(2)实行企业负责人资格审查制度,避免侵害债券投资者。一个企业运作,负责人相当重要。企业负责人文化知识、经历、爱好、脾气习惯、品格素质等对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选择有重大影响。一个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漠、以往用过欺骗手段、品格不良、素质低下的企业负责人,让其不损害债券投资者似乎很难。因此,企业的董事会阶层、广大股东阶层和行业协会,需要认真审查、考核、选择企业的总经理或总裁,实行企业负责人的资格、品格的审查制度,以保证广大企业债券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3)建立企业信用信息体系,企业信息保持透明度。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可以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成立中国企业信用信息管理中心,采用半商业化运作,为国内外金融机构、企业公司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社会机构和个人可以查询到企业的信用状态及有关数据,这些信息可包括企业借款、担保等信贷信息和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利润在内的财务信息、企业投资项目、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其它市场情况、企业直接筹资的情况、企业的重要收入和支出情况、偿还债务情况及弄虚作假情况,另外,此信息库还包括企业家信息库。企业信息保持一定的透明度。
不协调发展 篇5
横街镇林桂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要求，必须充分发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两个最重要的农村基层组织作用。而作为“领头雁”的村两委主要干部之间关系，将直接影响到农村基层组织作用的发挥。当前，绝大多数的农村两委主要干部之间关系呈现协调或比较协调的态势，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巩固，村委会也能较好地履行职责，两委主要干部普遍能拧成一股绳，一心一意谋发展，真正起到领头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村两委主要干部之间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在少数村依然存在，此情形，不但损害了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而且严重阻碍了该地方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必须引以高度重视。
一、农村两委主要干部之间关系不协调的现状分析
村两委主要干部之间关系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一方能力强，导致“一把抓”。这主要出现在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有一个能力比较强的村。一些村党组织书记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组织包揽一切，表现为以党代政，在农村的各项事务管理中，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村委会主任一切看党支部书记眼色行事，工作缩手缩脚，对村里的事务不敢管，村民自治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此外，一些村委会主任仗着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自己是全村村民选出来的良好自我感觉，不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以自治为山头，只对下负责，不对上负责。
二是双方能力强，导致“争着管”。这类村两委主要干部思想不统一，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互相争权夺利。有的村党组织书记认为农村党组织是农村一切组织和工作的领导核心，村里一切事务都应该自己说了算，忽视发挥村委会的职能作用；有的村委会主任认为党组织的领导体现在党建和管理党务上，村里的其他事务都应该由村委会承担，主张“书记管党务，主任管村务”，把村“两委”变成两驾马车，在具体工作中不接受党组织领导，与党组织争权。两者截然不同的思想认识，将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割裂开来，大事不讨论，小事不商量，造成水火不容的情况。
三是双方不作为，导致“两不管”。这类村的村两委主要干部一般不懂管理，发展经济的办法少，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在工作上不相互支持，遇事互相推诿、扯皮，有利的事、好做的事抢着做，不利的事、难做的事推着做；有的村“两委”基本上没能坐下来共商本村发展大计，一些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或者工作茫无头绪，或者各讲一套。对本村的经济发展，思路不清晰，工作注意力不集中，有的干脆埋头自家事业，无心村里工作，造成“两不管”的情况。
造成村两委主要干部关系不协调的原因，与村两委主要干部个人的文化素质、理论素质、领导能力、认识能力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有的由于个人综合素质不高，或偏听偏信、固执已见，容不得不同意见；或为一己私利，滥用职权，不允许批评监督；或我行我素，宗旨观念和法制观念淡薄，缺乏做群众工作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拉帮派、闹意见，搞不团结随之而生。但是，更多的应该还是属于认识水平领导水平不高所致，如有的对已有关于村两委工作职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学习理解不够或根本就不了解，仅凭旧观念、旧习惯办事，不懂得凭法律、凭制度办事，工作中的矛盾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村党组织与村委会主要干部之间的关系是村级两委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村两委主要干部关系不协调，村班子就难形成凝聚力，村务工作就很难开展。因此，协调村两委主要干部之间关
系显得尤为重要。
二、协调村两委主要干部关系的途径探索
重视素质提高。大力提高村两委主要干部执行政策的能力、加快发展的能力、服务群众的能力、化解矛盾的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大局观。要强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精神教育，引导村两委主要干部增强党的领导意识，明确村党组织是村里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村党组织要支持村委会依法自治。要强化法律政策教育，组织村主要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使他们明确各自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提高政策执行水平。要建立使村两委主要干部经常受教育的长效学习机制，除利用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村干部学历教育、各级党校等载体进行经常性教育外，还应积极引导村两委主要干部提高学习的自觉性，通过学习提高素质和团结协作能力。
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机制，保障村两委主要干部工作中的协调统一，使他们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一是明确村两委主要干部的职责和权力行使。明确村党支部领导村委会，支部掌握决策方向、把握全局，村委会落实具体事务的工作原则。要确保村党支部在重大问题决策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确保村委会成为村民自治高效运转的工作机构，从而实现两委决策的程序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同时，建立对村两委主要干部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深化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工作，加强民主监督。二是建立健全村级组织的工作制度、议事制度及各项民主制度。按制度办事，使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形成良好的工作协调关系：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相互信任、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相互协调。
优化协调环境。优化环境，是协调村两委主要干部关系的着力点。一是营造干事环境。要通过创新载体，深化创业承诺等方式营造干事环境，把村两委主要干部的精力集中到村级经济发展、为民办实事上来。同时，通过典型宣传，在村两委主要干部之间形成学先进、赶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二是完善沟通环境。大力开展和谐村班子建设，实施村两委主要干部交心谈心制度。在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之间开展月或季度交心谈心活动，并做到有记录，有时间、地点，有内容，有效果。同时，可以探索建立一支由德高望重的离任农村老干部组成的两委主要干部关系义务协调员队伍，帮助化解矛盾，凝聚合力。
浅析新课改中几对不协调关系 篇6
【关键词】新课改不协调关系思考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轰轰烈烈的推进，它承载着我国教育的新希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深深寄托，因为课改，活泼可爱的学生学习有兴趣伴随，睿智有舞台展示，个性发展有广阔的空间。教师的工作也变的丰富多彩，而教师自身将变得更加自主、自信、自尊和自豪，课改在推进的过程中也不断涌现出来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正制约着新课改的健康推进和新课程理念的顺利实施。
一、新课改中几对不协调的关系
（一）德育与升学率之间的不平衡
“德育为首，五育并举”这是当前中学教育的方针。课改将学生的德育列入学习日程，与知识学习和技能的培养并驾其驽，按理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社会上有这么一句话“有德有才是正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这句话透射着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反映了大众对“德”和“才”的认识，培养德才兼备之士才是教育的价值所在。然而我们高唱“把德育放在首位”，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但真正放在首位的仍然是升学率，在升学指挥棒的导向下，“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仍然拥有最广阔的市场，德育充其量不过是摆在这个“市场”的入口，是个门面而已。“德育为首”实质上只是停留在口头和形式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落实，形成了“高调低效”的现象[1]。
（二）考试内容与学习内容之间的不一致
高中新课程方案的亮点之一，是课程结构分为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设置选修模块突出了高中阶段学习的选择性和多样性，改变了过去“一刀切”的千人一面的培养模式，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这个亮点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在高考试卷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某省2010年高考生物试题中就设置了两道选做题，每题20分，各源自选修一和选修三，既满足了各地区根据本地方的特色选材的自由，也满足了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任意选做一题，可谓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不正是我们期盼的教育，社会需要的教育吗？可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 家长、学校为了以防万一，都上上双保险，选修一和选修三都学习，以达到有备无患。但这样做的结果是：
1.课时不够，难以保质保量的完成课标所要求的课程目标
课改倡导探究性学习，多动手、多动脑、多合作、多交流，通过身临其境的切身体会和积极思考主动获取知识和技能同时锻炼学生的各项思维能力，这必须有足够的课时做保证，原本就已捉襟见肘，很多一线教师抱怨目标与课时不协调，如今再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多加一门课程，课时哪里来，质量如何来保证？
2．学生精力有限。面对高考，学生如负泰山，早已身心疲惫
参加过高考的同仁应该都不会忘记那段在痛苦中煎熬挣扎的刻骨铭心经历。如今又要在早已心力交瘁的基础上增加一本教材的内容，几门课算下来那会超出课标多少内容？所以，就出现了网上所评论的“课改不仅没有减轻学生的负担反而加重了负担”。
（三）面向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学习成绩评比之间的不协调
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是让每个学生走向成功。新课程下的教育不再是为了把所有的孩子都送进最好的大学，而是为了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健康的发展，都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他们每个人的潜能，因此，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群体，而且要关注个体；不仅要关注他们的知识、技能，还要关注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当前，还要关注他们的未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合格的发展。然而，我国现行的考试方式及评价方式因循守旧，仍然是重知识，重考试，重成绩。上级部门对一个学校的评价主要看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的高低，学校对老师的衡量和评价主要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自然老师也只能感叹“面向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无奈和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面向全体学生与大班额之间的矛盾
新课程要求教师要面向全体学生，教师要创设平等民主和谐的情境，给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氛围，分小组合作探究，尊重每一个学生，要给每一个学生提供同等的学习机会，使所有的学生在原有的水平上得到提高，获得发展，我们走进教室看看情况怎么样？教室里被密密麻麻的课桌摆满，多则60人以上，少则50人左右。班额过大，一方面不方便学生活动。另一方面班额过大，不便于教师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尤为突出的是，大班额往往使教师仍然沿袭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再者教师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注意力有限。每位教师最少也要面对两个班级，100多位学生，每个学生各具长短，以一对众，何以为之？当然我所指的是认真、用心的教学和对待每一位学生。
（五）“乖学生”的培养与身心健康的成长之间的对立
提到“乖学生”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一次课间活动，一个初二年级的男生和同伴在教室外玩耍，不小心把办公室的門撞开，跌进办公室，还没等小男孩站起来就被办公室里一位资深的老教师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顿时玩耍的那股高兴劲立即转变成低头、沉默的等待。我不知道他事后会怎么想，但我想，如果我是那个小男孩，我今后在学校里肯定不会尽情的玩耍，因为在心里已经烙下了一个印记，它将时刻提醒我校园里不能玩耍，学校里就没有“高兴”。为了培养所谓的“有纪律”的“乖学生”，课间和休息时间绝对不允许学生在教室或校园里玩耍，理由是①为了学生的安全负责；②影响学校的形象。因此很多学生除了课间操和上厕所，基本整天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这些“乖学生”，不禁让我想起自己的中学生涯。那时自己也跟眼前的孩子差不多十四、五岁，上课了就学习，下课了就玩耍，就连课间也要打几下羽毛球或乒乓球，有时老师也和我们一起玩，我对乒乓球的爱好也是那时形成的。只要你不违反正常的校规（不逃学、不迟到、不缺作业、不打架，上课认真听讲），学校就是你的第二个家，没有谁会干涉你的自由。对于我们来说要做到这几点也很容易。每个星期五晚上是学生们最高兴的时候，一来不上晚自习，学校还专门请师傅来给我们放电影看，每次两部，第一部是教育类的，第二部是娱乐类的；二来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可以回家见父母。每个学期学校还组织文艺晚会、运动会、辩论赛等活动，学生们可以各展其材，班级内部或班级间也会搞一些小活动，即便在面临中考的压力下，初三学生每周仍然有一节活动课，学生可以自由安排。总之不会让学生在学校里感到沉闷、无趣。
从减负到素质教育再到新课改，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的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口号喊得一个比一个响亮，可是现实呢？学生在学校里找不到一点点快乐，就连玩耍的高兴也荡然无存。他们还是孩子，正是激情澎湃，活力四射的时候，也正是培养兴趣爱好、求异思维的良机，此时以“乖学生”的模式来培养，难怪有老师抱怨一些学生上课无精打采，思维呆滞，课下不会玩耍，不会活动。心痛却爱莫能助。
二、寻求中间地带
从上述几个问题中不难发现，阻碍课改推进的拦路虎大多是考试所带来的“分”、“率”和旧思想、就观念。
（一）旧思想、旧观念的改变
旧观念在广大人民意识中虽然已根深蒂固，转变观念绝非朝令夕改般容易，但是，我们应坚信，随着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绊脚石终究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我们能做的则是在新旧演替过程中寻找一个中间地带，加快演替速度，同时让人民大众循序渐进且顺理成章地过度到新思潮。如果我们想急功近利或走捷径，如以跳跃式的步伐或走极端的举措发展，结果只会因人民的思想跟不上其发展而迷茫、困惑，最终阻碍新政的推行。
（二）辩证看待“分”和“率”
自从1999年开始重视素质教育，所有人都紧紧盯着“考试”这一罪魁祸首。因为考试，有了高分好学生，低分差学生之偏见；因为考试，老师也被分成三、六、九等；更因为考试，整个学校被一个升学率划分为名校和普通学校。可是，我们忘记了马克思告诉我们事物皆有两面性，利弊相依，福祸相存，要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扬其利而避其弊。“考试”制度纵然弊端重重，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但它存在多年却未被取而代之，自然有它优越的一面。试想，在人情世故盘根错节的中国，除了考试制度，还有哪种方式能够相对公平公正的举材任贤。我们在否定其弊之时也应看到其利之处。总之，在我们没能找出更好的办法之前，长其善而救其失，利弊平衡，寻求其中间地带也许可不失为一个可行之法。
参考文献:
[1]孟庆旭. 教育知行思辨录[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29.
不协调发展 篇7
一、完善中职教育体制,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 建立多元并存的教育投资体系, 提高中职教育融资能力
1. 落实成本分担制度, 完善职业教育投资体制。
一是确定好政府、用人部门、企业、学生分摊职业教育成本的比例。二是对公办学校, 在拨款总量与标准总体上应当与普通高中拨款总量与标准相持平, 成本较高的职业教育应当高于普通高中拨款的标准。三是对国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与非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 应根据其产值落实对职业教育成本的分担。四是根据教育成本———收益原则, 确定个人交费标准, 预期收益较低的职业教育杂费交付, 应低于预期收益较高的普通中学。
2. 采用多种融资手段, 提升职业教育融资能力。
一是采用投资、入股、联营、借款、捐助等方式筹集资金, 鼓励各种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独立或联合举办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二是政府对办学企业在税收上给予相应削减。三是充分利用企业实习设备, 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四是对众多小型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 实施职教费 (税) 制度。五是建立和完善学生贷款为主的学生资助制度。六是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手段等, 尽量扩大中职教育的有效供给。
(二) 实施以生为本的人本管理, 培养身心全面发展人才
中等职业学校要做大做强, 达到“留住教师, 留住学生”的目标, 单靠行政命令式和市场奖罚式的管理显然是不够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等职业学校要重视人本管理。
1. 完善人本管理的约束机制, 提高管理制度效力。
一是工作安排实行“五定”。即定岗、定员、定人、定工作量、定岗位职责, 只有做到“五定”科学和合理, 才能达到知人善任、扬长避短、人尽其才的管理效果[1]。二是认真制定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如, 校长责任制、教职工聘任制、工作目标责任制、教学质量考评制、工资分配制等。三是制度管理与情感激励相结合。对教师要真心呵护、诚心关怀、耐心扶助、细心体察、全心依靠, 做到思想工作灌注情, 物质激励富于情, 精神鼓励满含情。
2. 树立以生为本的服务意识,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是树立“学校的产品不是学生, 而是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2]的现代教育思想, 满足个体的现实需求。首先, 服务于学生的身心。教师、教育管理者要率先垂范, 言传身教, 自觉履行职责, 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其次, 服务于学生的学业。管理者要引导学生树立起终身学习的思想,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再次, 服务于学生的生活。最后, 服务于学生的就业。
(三) 创新校企合作基本模式, 培养适销对路人才
1. 实施“双元化”合作办学, 拓宽人才培养渠道。
一是以学校为主体、以企业为介体, 把职业学校办成既是学校又是企业, 同时兼行“校企”双重职能———既能出色完成传授技术理论知识, 又能有效训练实际操作技能的场所。二是与企业行业开设“订单培养”。首先, 通过举办企业“冠名班”实现招生—学习—实习—就业一条龙。其次, 根据企业需求量, 采取联合订单方式。通过学校每年一届“实习就业推荐会”了解企业需求, 联合组班。最后, 由行业协会牵头, 综合本行业协会企业成员所需, 与学校签订用人订单, 学校根据相关专业新生志愿组班。
2. 实行校企联合共建专业,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中职院校所设专业要符合本区域产业发展, 专业设置、调整要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吻合, 要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 实行校企合作设置专业。一是结合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设置社会急需专业。二是挖掘和培育新专业。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 对于那些经过市场调研和论证确实需要的、与经济社会结合最为紧密、最前沿、最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专业, 要积极创造条件创办。三是积极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点。经济技术的发展同步。
二、调整中职教育结构, 配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 加强中职师资队伍建设, 完善中职教育师资结构
职教师资不同于普教师资, 它要求教师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现有的职教教师多数是由普教师资队伍调整而来的, 有些连基本技能都不具备。因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质量合格、数量充足的师资队伍是职业学校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一是激励现有专业教师迅速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实施“名师工程”, 培养出一批专业学科带头人, 培养出一部分名牌专家型教师。二是大力创造优惠条件, 引进学有专长的本科生、研究生从事职业教育工作, 增添职教师资活力。三是以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为前提, 以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重点, 以培养实实在在的“双师型”教师为目的, 采用外引内培、脱产学习、带薪进修等方式, 加强骨干教师和专业教师的培养。
(二) 加强中职专业结构调整, 促使中职与产业结构配套
区域经济中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是中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改革、发展的主要依据。中职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与提升必须从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的大局出发, 考虑和研究区域范围内的专业结构问题[3]。在专业结构问题上, 既要考虑办学的超前性, 又要考虑区域产业结构发展的特点;既要服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 又要通过自身结构的优化, 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加强专业建设规划, 不断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 加大职业学校示范专业、品牌专业建设的力度, 努力做到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动态耦合。
三、准确定位人才结构,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 依据产业结构状况, 搞好人才需求预测
区域经济的结构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中等职业教育具有区域性这一地方特色。中等职业教育能否为经济建设服务, 还体现在各类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设置上, 即由学校所设置的专业来具体体现它的服务方向[4]。设置的专业, 不符合本地区产业发展的需要, 即便学校办得再好, 质量再高, 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将无用武之地, 造成人才过剩, 积压、改行。各校均努力发挥自身的强项专业, 尽量不相互重叠, 避免浪费师资和设施。各类职业技术学校能否做到为本地区服务, 妥善选择专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要使职业技术较好地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 必须了解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状况和它的需求。也就是要了解清楚本地区经济发展都有那些产业部门, 哪些是优势主体产业, 哪些是劣势次要产业, 并在此基础上搞好人才需求的预测。
(二) 依据岗位能力结构, 做好人才规格分析
中职人才的能力结构是构建具有中等职业特色课程体系的基础, 是确定课程内容的主要依据。根据对中等职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的定位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 中等职业人才的能力结构应该由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来构成。拥有必备的文化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理论, 不仅是胜任当前技术密集型岗位的需要, 也是知识再生和迁移。进一步学习与提高以适应将来岗位变革的始发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不同领域的科技知识交叉、组合, 使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跨学科职业岗位, 这就要求高职人才还必须具备与专业相关的多学科基本理论知识, 才能丰富“接口”能力。中职人才不仅要熟练掌握本专业技术能力, 在任职岗位上表现出较强的工作能力, 而且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能力, 才能在艰苦的工作中不怕困难, 奋力进取, 不断激发创造热情。当前中小型企业较多, 在职培养的能力不强, 要求毕业生上岗后能较快地胜任工作, 自我发展能力显得极为重要。
摘要：中等职业教育体制、教育结构如何适应并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和发展, 更好地为区域经济服务, 以及中等职业学校如何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形势下, 寻求生存、调适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这是各地中等职业教育实践迫切要解决的难点。通过对珠三角区域中等职业教育的调查, 力图探寻出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共同的规律, 逾越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鸿沟。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区域经济,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挺斌.浅谈中专学校应建立“以人为本”管理的新机制[J].福建轻纺, 2005, (7) :18-22.
[2]何玉海.学生是产品还是顾客[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4, (6) :28-30.
[3]曲正伟.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及其制度解答[J].教育发展研究, 2006, (1) :18-22.
不协调事常八九 篇8
时下城里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走在小区里常能看到那些穿着入时、又很漂亮的女人，带着叭儿，或随其后，或在怀中，犬儿娇，人儿媚，衣儿鲜，姿态美，定会让人多看几眼。倘若人、衣、狗三者不协调呢，也会让人多看几眼。丑也有人看。我们院子里就有个养狗的女人，三十上下年纪，不修饰，不化妆，属于邋里邋遢一族。夏天，我经常见她穿着大背心子、大裤衩子，头发乱蓬蓬的，趿拉着两只拖鞋，走起路来“踢踏，踢踏，踢踏……”，狗脖子上的铃铛则“叮叮，叮叮，叮叮……”。整个院子的人，经常会听到，“踢踏，踢踏，踢踏……”“叮叮，叮叮，叮叮……”两种很不协调的声音掺合在一起，加上那女人用又酸又尖的嗓门叫“咪咪”“咪咪”，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看《水浒传》《金瓶梅》，本来是应当同情武大郎的。可是让潘金莲嫁给他，实在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狗屎堆上”，很不协调，于是同情武大郎之心反而淡漠了，甚或还有几分同情潘金莲。男婚女嫁，常说要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其实就是人们对协调这一美的标准的认同。门不当，户不对，只有郎才，没有女貌，或只有女貌，没有郎才，定是悲剧。假如潘金莲嫁的不是武大郎，而是武松，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不协调事常八九。生活总是充满了矛盾。当然，没有矛盾，也就没有生活了。
需求信息不对称下的供应链协调 篇9
近年来,供应链协调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有效的供应链协调是提高供应链效率的重要手段,其中数量折扣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协调机制[1,2,3,4,5]。其中Jeuland[1]研究了一对一的供应链的协调,Ingene[2]和Chen[3]研究了一对多供应链的协调。这些研究均是假设在需求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即供应商预测的市场需求没有偏差。现实中,由于影响市场需求的因素很多,常常出现预测偏差,为了增加供应链上的收益,需根据预测偏差对供应链进行协调。目前已有较多的该类问题研究文献,Qi等人[6]研究了需求出现偏差时,供应链利用数量折扣契约进行协调,以使供应链性能最优,Xu等人[7,8]研究了在非线性需求函数和生产成本函数为凸函数的情形下,需求发生偏差时,供应链的应急管理及其协调机制,Huang[9]对指数需求函数做了类似的研究,以上这些研究均是就供应链中单个因素的偏差进行的。但是,在管理实践中,供应商预测的市场需求,市场规模和价格弹性系数可能会同时存在偏差,这种偏差会影响到供应链的效率。本文在文献[1,6,10]的基础上考虑了市场规模和价格敏感系数同时存在预测偏差时,供应商为Stackelberg博弈主导者的供应链协调机制。
1 问题描述
考虑由一个供应商S和一个经销商R组成一对一的二层供应链,R从S处以批发价取得商品,然后将商品卖给终端顾客。终端顾客需求为D=a-bp,a>0,b>0,市场需求为R的私人信息。供应商只能对市场需求进行预测,预测的需求为D'=a+α-b+βp。显然a+α>0且b+β>0,否则供应商预测的需求将失去实际意义。供应商和经销商都是风险中性者,以收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cs是供应商的生产成本。cr是供应商的库存成本,一般为商品价格的一定百分比。w为经销商的购入价格。p为经销商的卖出价格,假定p>w>c。∏r,∏s分别是经销商和供应商的收益;∏sc为供应链总收益。
2 模型
为分析需求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供应链协调,首先需要分析需求信息对称下的供应链协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下一步分析。
根据问题描述,易知经销商、供应商以及供应链系统总的收益分别为:
假设,供应商和经销商的谈判能力分别为η和1-η。于是协调后供应商和经销商的收益分别为:,经过简单的分析可得到:
2.1 不对称信息时集中决策。
经销商所知的需求函数即为市场需求D=a-bp,供应商所预测的需求函数D'=a+qαq-b+qβqp。此时的博弈过程如下:供应商根据其预测的市场需求并决定其产量。其后,经销商再根据实际市场需求决定是否接受契约,如果接受契约,则决定其最优订货量,供应商接受经销商提出的任何采购批量。
现在,假定有一个集权决策者,由其集中决策以使供应链的系统收益最优。此时,供应链的系统收益为:
其中q是定价为p时的实际市场需求;Z+=max 0,q Zq,上式的第二部分表示供不应求所导致的成本,其中λ1表示为增加单位产品所带来的成本,λ1>0;同理,第三部分表示供过于求带来的损失,其中λ2为处理单位产品所带来的损失,0<λ2<cs。
注意到(1)中后面两部分在q≠q'时不可能同时成立,而无论两部分中哪一部分成立,由于q不可能小于0,必须有p-cs-cr>0,否则∏sc<0。
为了方便判别(1)中后两个部分的成立条件,引入下列引理:
引理1假设q*为式(1)的最优解,那么,当α<βcqs+crq时,有q*≥q'*;反之,当α>βcqs+crq时,q*≤q'*。
证明:用反证法证明之,只证当α<βcqs+crq时,另一情形类似。
假设q*<q'*,则q*为(1)最优解的充要条件为:下式的最优解为q*,∏sc=qp-cs-crqq-λ2qq'-q q,经过分析,当:,∏sc达到最大。考虑到α<βcs+crq q,即βcs+crq q-α>0,显然有,即q*>q'*,这与假设不符,因此引理成立,证毕。
(1)先对α<βcqs+crq分析,由引理1知,此时q≥q',即λ1qq-q'q+成立,此时(1)可改写为:
分析可得:当cqs+crqβ-α≥bλ1时,最优生产量应该调整为:
当cqs+crqβ-α-bλ1<0时,此时q*应该小于q'*,然而,考虑到引理1及(2)成立的条件,因而此时q*=q'*。
综上所述:当需求信息不对称时,供应商预测的市场需求在市场规模和价格弹性系数均存在偏差的情况下,调整后的结果如下:
上述结果表明,市场需求的预测偏差在一定范围之内,即-bλ1<α-βcqs+crq<bλ2时,最优的应对策略是保持原生产计划,仅仅通过调整市场售价来平抑需求;只有当该偏差超过一定范围,即α-βcqs+crq≥bλ2或α-cqs+crqβ≤-bλ1时,才会对原生产计划作调整,同时市场售价也相应调整。
2.2 需求信息不对称时分散决策。
假设供应商和经销商的谈判能力分别为η和1-η,协调后供应商和经销商的收益分别为:∏'s=η∏sc和∏'r=1-qηq∏sc,
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都是共同知识的条件下,w qq q决定于实际需求的市场容量a及市场价格敏感系数b,在需求信息不对称时,供应商并不能事先掌握市场信息,因而需要与经销商进行协调,在这种情况下,经销商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将得到提升。
2.3 算例分析。
假设:a=100,cs=7,cr=6,b=4,根据前面的结论有:q*=24,p*=19,供应链的最优收益为:∏*sc=144。需求信息对称时,假设η=0.4,可得w qq q=9.4,此时供应商的收益为:∏s*=57.6,∏r*=86.4。供求不平衡引起的边际成本为λ1=2,λ2=2。
图1(a)表示当α∈∈-20,20∈,β=0.2时的最优应对策略。可见,当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即-bλ1<α-βc∈s+cr∈<bλ2时,供应商并不会对原有生产计划进行调整,因为此时供应商和经销商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作用,一方的不利影响可以被另一方的有利所抵消。当变化超过一定范围时,随着α的增加,最优订货批量和最优市场售价逐渐降低;而随着β的增加,最优订货批量和最优市场售价将增加。
图1(b)表示当α∈∈-20,20∈,β=0.2时,供应链协调前后对供应商、经销商和供应链系统的收益影响。其中:
可见,当供应商预测的市场需求与实际需求在市场规模和价格敏感系数均存在偏差时,采用协调机制后,整个供应链的收益变化率都大于零,这说明了需求信息不对称时,协调的必要性。同时还表明当最优订货量增加时,随着α的增加,供应链的收益变化率呈递减趋势,而随着β的增大而增大;当最优订货量减少时,则正好相反。
对于经销商而言,随着α的增加,收益变化率呈递减趋势。当最优订货量增加时,经销商的收益变化率大于零;当最优订货量减小时,其变化率小于零。而随着β的增加,其收益变化率呈递增趋势。对于供应商而言,则正好相反。
总之,在供应商需求预测偏差下,对于经销商而言,当需求量增加时,若不采用新的策略,其收益增加;而采用新策略,其收益减少。所以在需求预测偏差下,经销商不会主动为了协调整个供应链的收益而降低自己的收益。而当需求量减少时,经销商会要求供应商采用新的数量折扣机制,否则将退出供应链。因此,在需求预测偏差下,不管是需求量增加还是减少,供应商都应积极地做出应对策略。
3 小结
研究了由单供应商和单零售商在需求预测偏差下供应链的协调问题,当供应商为Stackelberg博弈主导者时,对市场规模和敏感系数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形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对供应链系统而言的最优应对策略。本文的结论也解释尽管供应商预测的需求信息未必准确,价格会时常变动以平抑需求,而生产计划不经常改变的经济现象,并通过数值例子进行了分析比较,为供应链的决策者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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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协调发展 篇10
生态工业链是产业生态理论的成功实践。生态园区内多个企业以资源为纽带建立工业仿生系统, 形成生态文明下的工业链, 生态工业链上企业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进行合作, 进行资源和能量的梯级利用, 实现生态工业链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整体优化。但是生态工业链是一种虚拟组织, 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稳现象。生态工业链企业之间存在着影响稳定性的多种因素, 如相互间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有限、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外部市场的变化、政策法规的变化等等, 这些因素会使生态工业链出现断裂、企业消亡, 良性的工业生态系统解体, 最终导致生态文明下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无法实现。所以对影响生态工业链稳定的因素进行分析, 并据此对生态供应链的协调策略进行研究, 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是重要和必要的。
一、生态文明下生态工业园区和生态工业链的构建
生态工业园区是生态文明在产业层面的重要体现, 是一种模仿自然生态系统良性进化的新型工业园发展模式, 可以同时带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是实现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重要途径。生态工业园区内, 企业间模仿自然生态系统按照生物链的关系形成生态工业链, 工业链上的企业以物质、能量、信息等资源为基础形成产业衔接关系, 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企业和分解者企业相互合作与依存, 建立起工业代谢和共生生态群落关系, 实现资源在生态工业园区内的循环流动, 从而实现区域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 基于共同的经济、生态、社会利益目标, 通过信任机制和市场机制形成相对稳定的联盟关系, 模仿生物界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通过副产物和废物的交换, 通过能量的梯级利用, 通过基础设施的共享, 实现生态工业链整体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整体协调发展。生态工业链需要企业之间在经济与生态价值观上的匹配, 这样才能具有较佳的稳定性和柔性, 平稳而顺利地共同进化, 获得生态工业链上较大的整体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生态工业链按照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结方式, 有一对一、多对一、一对多、混合链接4种方式。随着市场、政策、技术的发展, 生态工业链企业的合作组织形式会不断进化发展。
二、生态文明下导致工业链不稳定问题的因素
生态文明下工业链各企业之间是联盟关系, 是一种虚拟组织, 生态文明下工业链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容易出现失稳的情况。生态工业链如果受到扰动, 可能会发生波动、停滞, 以至断裂, 影响到生态产业系统的实现。这些扰动可能来自于内部的技术、管理和利益协调, 也可能来自于外部的市场、制度变化。影响生态工业链的稳定性的因素通常有如下几种:
1. 技术因素。
技术是生态工业链形成的基础, 也是生态工业链变化的动力。技术可以促使某种形式生态工业链的形成, 技术的发展也会促使生态工业链的发展变化。新技术的产生, 会影响生态工业链上企业的产出和投入, 从而使得上下游企业供需出现缺口, 导致原有企业的退出或新企业的加入, 使生态工业链变得不稳定。新技术可能是不完善的, 因为技术不成熟带来生态工业链运营风险的提升。如果新技术应用之后, 技术研发成本没有得到合理消化, 新技术的风险没有得到有效防范, 生态工业链的整体收益会降低, 影响生态工业链企业合作的积极性, 工业链的稳定性会大大降低。
2. 市场因素。
市场需求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受到季节、技术创新、时尚变化、国际关系、金融波动等很多条件的影响。生态工业链上某个企业市场需求的变化, 会影响这一企业投入和产出的调整, 引发整条工业链企业间供需关系的变化, 降低生态工业链的稳定性。例如, 生态工业链中某一企业因为市场行情不佳, 减小对上游企业副产品的需求, 而上游企业的生产活动缺乏弹性导致副产品出现积压, 这样上下游企业在技术工艺上出现暂时的不匹配, 从而对双方的长期信任关系和合作意愿带来不利的影响。
3. 政策法律因素。
市场需要政策法律来规范, 当地政府的产业政策、政府协调职能、法律法规等的变化, 会对生态工业链的收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导致生态工业链企业合作意愿的变化。如政府对生态工业园区的优惠政策, 会大大增加企业形成生态群落的整体收益, 从而促使生态工业链的形成与发展。
4.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因素。
生态工业链中企业之间是联盟关系, 这种关系需要各企业对集体利益的认同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这样生态工业链上企业与企业之间会形成默契和合作, 在基础设施、产品、能源、信息和服务产品的使用上通力合作, 形成高效的生态工业链。但生态工业链上信息是不对称的, 企业存在利用信息不对称增加个体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的可能性。生态工业链上企业之间, 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产生败德行为, 即某企业对于个体利益的过度追求, 影响生态工业链上企业之间合作的诚意与效果。
5. 生态工业链外企业的介入因素。
在生态环境中, 外来特种可能会对原有环境造成影响。工业链外的企业, 也有介入生态工业链的可能。生态工业链是一种动态的联盟, 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可能在演化中伴随着原有企业的剔除和新的企业的加入, 从而产生较高的整体效益。新的企业的加入, 会使生态工业链资源及收益分配情况发生变化, 从原有平衡状态过渡到另一个平衡状态。这种过渡存在一定的风险, 可能导致生态工业链长期的不稳定。
6. 收益分配的因素。
生态文明下工业链企业间的密切合作, 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态工业链的整体收益。生态工业链上企业需要合理分配整体收益, 从而使得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可以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获得生存与发展。对收益分配的合理性, 直接影响生态工业链上企业的利益, 影响生态链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反映了生态工业链上企业之间的信任与长期合作意愿。
三、生态文明下对工业链进行协调的策略
生态工业链的健康运行需要相对的稳定性, 一定的稳定性是生态工业链合理和健康的反映, 可以通过有效的措施加强对生态工业链的协调。
1. 地方政府出台和完善产业生态化的法规和政策。
政府要深刻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 并通过法规和政策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当地政府要与时俱进, 需要建立、修缮生态文明相关的法律法规, 出台积极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技术、产业政策, 促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 鼓励企业进行生态化的合作, 促进生态工业链的形成。如通过投资政策促使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对生态工业链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促进生态工业链条逐渐形成。
2. 建设信息平台促进工业链企业的协调。
在生态工业园区内,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生态工业链上企业的信息共享。通畅的信息共享, 可以使企业快速寻找最佳的合作对象, 并在工业链上进行合理的协调合作, 从而实现工业链上资源的高效利用, 使得工业链运行对于生态环境损害降到最小, 实现工业链上废弃物多层利用。信息的共享, 使得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降低。这样生态工业链企业可以顺利地实现互利、合作、共赢。
3. 政府对工业链关系的协调。
市场的作用不是万能的, 可能会产生市场失灵的情况, 所以生态工业链需要适度通过外部力量进行协调和维护。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对于生态工业链的管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可以协调工业链中多种治理结构企业的关系, 公正地维护诚实守信企业的利益。通过地方政府的参与可以弥补政策滞后的缺陷, 调解企业纠纷, 防止因微小冲突而中断工业链企业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4. 中心企业驱动生态工业链良性运转。
生态工业链上各企业的地位是不同的, 生态工业链上各企业的活动, 往往是在中心企业的引导下开展的。中心企业在供应链中占有较高的位势, 是工业链的驱动力来源, 对整个生态工业链起着主导作用。中心企业需要调配好人、财、物、信息等资源的合理流动, 促进整个生态供应链的良性成长。生态供应链上的中心企业, 需要协调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关系, 并在收益分配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5. 生态工业链上企业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
我国经济是开放性的, 企业之间主要是市场关系。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可能存在不同, 另外组织管理形态也会存在不同, 并随着生态工业链的演进不断发生变化。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 选择不同的组织结构, 寻找上下游企业间最佳的匹配方式, 这样可以在既定条件下实现生态工业链的相对稳定性。
6. 生态工业链企业间合理的利益分配。
生态工业链企业通过合作获得较高的整体收益后, 需要在生态工业链企业间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进行利益分配时, 需要综合考虑生态工业链上企业的投入、经济及生态贡献、承担的风险等等。中心企业需要牵头, 在生态供应链企业间进行收益的分配, 合理评估生态工业链企业的贡献, 根据贡献匹配工业链成员企业的收益。另外, 生态工业链还要考虑经济利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 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的关系, 局部收益与整体收益的关系, 这样工业链企业才能在共同价值观下, 在整体和长期利益一致的基础上, 进行长期有效的合作。
四、结束语
生态工业链是生态文明在工业领域主要的实践形式之一, 是实现生态文明下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必要运作形态, 但是工业链是建立在联盟的基础上, 并在不断深化过程中, 所以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生态工业链健康发展, 需要对生态工业链进行协调, 提高生态工业链上企业质和量的兼容性, 这样可以有效提高生态工业链企业间合作的效率, 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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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协调发展 篇11
关键词：新理念；协调发展；推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近年来，全国各地城镇化水平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目前正处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加快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15年1月20日，中国经济网北京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经济数据，201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即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当前，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增加投资和拉动消费的重要举措，也是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步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能够更好地带动全方位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因此，全国各地亟需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分析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牢固树立协调发展理念，探索新形势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一、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是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城镇化发展水平迅速提高，推进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是，目前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从2013年中国省级行政区城镇化率排名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城镇化率达到86.30%、88.02%，沿海地区的广东省、浙江省城镇化率达到67.76%、62.96%，而相当一部分省份城镇化率不到50%，区域间城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状况，根据《福建统计年鉴2013》数据分析，在福州、泉州、漳州24县市城镇化率排行中，共有8个县市城镇化率超过50%，其中泉州占了6个，泉州的石狮市、晋江市城镇化率已达到75.9%、61.5%，福州的永泰县、闽清县仅有36%、35%。由于存在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状况，不利于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沿海地区与内地山区之间城镇化发展差距较大，城镇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大部分的城镇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城市数量不仅偏少，而且规模也普遍偏小，加上城市之间、城镇之间的互相联系不够，人才、信息和资金交流缺乏畅通的渠道，导致城镇体系缺乏集体合力，影响经济综合实力和城镇化發展水平的提高。
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成因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问题的成因相当复杂，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协调等众多因素，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建立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推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造成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政策性因素。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成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改革开放后，地处沿海地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通过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率先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的举措，加快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步伐，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较快。地处山区的区域在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约束下，大多数农民主要在农村从事种养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大， 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不平衡。
三、以协调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措施与对策
不协调发展 篇12
供应商管理库存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 VMI) 作为一种新型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近年来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推崇。VMI是一种旨在同时最大化零售商和供应商的收益, 在一个共同的协议下由供应商管理库存, 并不断监督协议执行情况和修正协议内容, 使库存管理得到持续改进的合作性策略。简单地说, VMI就是供应商把产品放在客户的仓库, 客户消费一件, 付费一件。消费之前, 库存算供应商的。这实际是一种寄售, 但VMI 不是简单地由供应商管理库存, 即不是简单的寄售关系, 其客户也有一定的责任, 他要对供应商的一部分过程产品库存负责。由于供应商和零售商是其中最主要的两方, 其运作的紧密程度和协作的连贯性决定整个供应链的绩效。在传统的供应链中, 供应商和零售商各自为政, 同时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 “牛鞭效应”和双重边际化现象十分严重, 供应链绩效无法达到最优。VMI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加强了双方的联系和沟通, 从而克服了传统供应链的不足。基于期权合约的VMI供应链协调的目的是通过制定合理的期权合约, 克服多重边际化等问题, 使合作双方的目标与整个供应链的目标达到一致。
在VMI供应链中, 供应商知道零售商的市场信息和库存信息, 并据此来决定对零售商的补货数量。同时, 供应商也有动力利用这种信息上的优势, 制订合理的价格和补货策略以激励零售商订购更多产品。现有的文献主要关注VMI供应链的库存管理、风险管理和利益分配等问题。Al-Ameri等通过一个动态的VMI供应链, 研究整个供应链的绩效优化问题[1]。他们强调供应商的生产计划与供应商的分配策略和库存管理, 这样使得理论研究更加贴近于现实中的情况。Kwak等提出了一个追溯性行为报酬的学习模型, 强调了信息对供应链协调的重要性, 认为在一个VMI供应链中, 由于零售商市场需求不确定而导致供应商对其库存补给不确定, 但供应商能够通过对零售商信息的了解和一段时间的学习来自动调整补货数量以适应这种市场不确定性[2]。罗兵等提出了一种线性时变需求且短缺量部分拖后的VMI模型, 为订货商和供应商的库存控制提供了决策[3]。余玉刚等提出了一个考虑定价、生产能力和原材料采购的VMI供应链, 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供应链上游, 并给出了实现库存帕累托最优的协调[4]。梁■等对在VMI中引入期权以管理供应商风险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提出应用欧式和美式两种期权来克服供应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并对基于两层供应链的VMI供应链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研究[5]。Yu等对VMI实施的过程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 发现在VMI实施的早期阶段, 上游供应商的利润会有损失, 但长期里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 VMI将会惠及整个供应链[6]。Yu等研究了供应商处于领导地位的VMI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模型, 发现在均衡条件下供应商能够获取甚至独享这一模式所带来的额外利润[7]。杨建功和王国庆考虑了在库存上存在竞争关系的VMI供应链中的利润分享合同, 通过博弈分析, 表明利润率较低或者库存弹性较高的库存竞争性产品更适宜在VMI模式下采用收益分享合约[8]。
期权作为一种金融工具, 自从被Ritchken和Tapiero引入库存研究[9]中后,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视其为供应链协调的重要机制之一。引入期权合约,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将零售商的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通过期权的订购部分地转移到了供应商身上, 有效地吸引了零售商订购更多数量的产品。传统的按需订货的供应链供需模式中, 由于市场的波动性大, 需求的不确定性高, 导致零售商对于市场的把握不准确, 从而其收益波动很大。而期权合约的引入, 使供应商开始分担零售商的市场不确定性风险。
基于期权合约的供应链协调研究主要关注风险管理、库存协调和利润提升三个方面。Wang和Liu研究了零售商主导供应链的渠道协调和风险共担, 认为期权合约对供应链进行成功协调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期权的执行价格和期权销售价格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 另一个是在集中的系统中供应商的最低承诺生产数量一定低于企业的最佳生产数量[10]。马士华等通过引入期权合约, 建立了供应商预订上游供应商生产能力的优化模型, 从而使整个供应链达到协调, 有效地避免了“牛鞭效应”[11]。宁钟和戴俊俊分析了期权合约在供应链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讨论了如何利用期权来提高供应链对市场变化的响应能力[12]。Sarmah等提出通过信用期权合约 (即赊购合约) 来协调供应链库存, 以使供应链参与各方在实现各自利润目标后能平等地承担过剩的产品[13]。之后, Sarmah等还考虑了单个供应商对多个分销商供货的情形下库存剩余产品分配问题, 他们的研究表明供应链中期权合约的引入对供应链整体绩效有很大的提升[14]。郭琼等通过期权合约, 建立供应链协调过程中各决策主体的决策模型, 发现期权合约下的供应链及其成员的收益要优于报童模型的情况[15]。陈祥锋和朱晨波对供应链采购管理中的期权合约价值进行了研究, 证明了在现货市场中增加了期权合约后, 供应链可以实现收益共享和风险共担, 从而提高供应链的整体效率[16]。
然而, 当市场的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高时, 零售商不愿意订购太多的产品, 供应商生产及组织补货的灵活性降低, 使得其采用VMI模式的成本增加, 导致供应链效率的低下。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考虑VMI的这一缺陷, 在供应商主导的VMI供应链中引入期权机制, 同时考虑了库存对供应商期权定价的影响。通过Stackelberg博弈和数值分析, 确定了零售商的最优期权订购量和供应商的最优期权定价策略, 同时分析了市场不确定性对双方各参数的影响。在VMI供应链中, 零售商更加依赖于期权机制来防止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损失, 而处于领导者地位的供应商对利润具有更强的攫取能力。数值分析表明, 当以市场需求分布的方差作为衡量市场不确定性的标准时, 随着方差成倍的增长, 零售商的最优期权订购量也呈同样倍数增长;同时, 供应商的利润也会随着市场需求不稳定性的增加而增加。最后, 当市场不确定性不断增大时, 供应商公布的最优期权订购价格和执行价格之和无限趋近于产品的零售价格, 此时零售商几乎无法从销售执行的期权产品中获利, 而只是通过提供一个完全免费的寄售平台来换取更多的订购选择, 即文中期权订购的形式。
2 模型构建
2.1 前提假设
在一个由单个供应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VMI供应链里, 处于领导者地位的供应商利用其信息优势设计期权合约, 双方通过Stackelberg博弈以获得各自的最优策略并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协调。为构建基于期权合约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 本文做如下假设:
①零售商销售期初的库存为零。在销售期初, 零售商没有可以销售的产品, 只能从供应商处获得最低承诺订购量来进行销售。
②不考虑零售商的库存残值。零售商在一个销售期内没有出售完的产品不能在下个销售期再出售, 这意味着产品的保质期只有一个销售期。
③零售商不存在未交货订单库存。销售期中零售商执行期权后仍无法补充的缺货在下个销售期内不再进行补充。这种缺货损失是对零售商的一种惩罚, 零售商要最大限度地防止这种缺货损失的产生。
④供应商的产能总是充足的, 不会发生供货不足的情况。
⑤零售商在最低承诺订购量销售完后立即执行期权。
⑥库存成本与产品数量呈线性关系, 不考虑时间对库存成本的影响。
⑦对于确定的需求量, 消费是均匀进行的。
2.2 模型参数和决策变量
(1) 参数
D——零售商在销售期内的随机市场需求 (件)
f (·) ——随机变量D的密度函数
F (·) ——随机变量D的分布函数
d——随机变量D的实现值
v——供应商的单位库存残值 (元/件)
cm——供应商的产品成本 (元/件)
hm——供应商的产品库存成本 (元/件)
hr——零售商的产品库存成本 (元/件)
gr——零售商的缺货成本 (元/件)
w——产品批发价格 (元/件)
p——产品零售价格 (元/件)
Q——零售商的最低承诺订货量 (件)
(2) 零售商的决策变量
Qo——零售商的期权订购数量 (件)
(3) 供应商的决策变量
co——期权销售价格 (元/件)
ce——期权执行价格 (元/件)
以上参数和决策变量应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①零售商缺货成本大于其库存成本, 即gr>hr.
②产品批发价格大于产品制造成本, 产品库存残值小于产品制造成本, 即w>cm>v.
③保证期权机制对于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 对于供应商来说, 期权销售和执行价格之和应大于产品批发价格;而对零售商来说, 期权订购和执行价格之和应小于产品零售价格, 即w<co+ce<p.
2.3 期权合约机制
在单个销售期内, 供应商和销售商以期权合约为基础进行Stakelberg博弈。双方的决策点都在销售期初 (或上一个期末) , 零售商向供应商订购Q单位的最低承诺订购量。期权机制和博弈过程如下:
①供应商公布期权销售价格合约[ce, co];
②零售商除了向供应商订购最低承诺订购量Q外, 还可以选择以供应商公布的期权销售价格订购一定量的期权Qo;
③供应商根据零售商的订单生产产品, 包括最低承诺订购量Q和期权订购量Qo.
零售商在本销售期的最低承诺订购量是零售商本销售期内可以直接卖给消费者的产品数量。零售商根据期权销售价格, 并参考前期市场需求状况来决定期权订购量, 供应商也要设定适当的期权销售价格来激励零售商订购期权。此外, 零售商根据实际的市场需求, 决定是否执行以及执行多少期权。
2.4 库存策略
为讨论方便, 引入如下中间变量:q表示期权的执行量, 是一个随机变量, 用qr表示其实现值;
①市场需求不足, 即d≤Q.
零售商的最低承诺订购量有剩余 (或恰好满足市场需求) , 零售商不存在缺货, 不需要执行期权 (qr=0) 。因为需求是均匀发生的, 所以平均库存
②市场需求充足, 即Q<d≤Q+Qo.
零售商在销售期中发生临时缺货, 但部分或全部执行期权后 (0<qr=d-Q≤Qo) , 可以满足市场需求。此时, 零售商的平均库存成本
③市场需求旺盛, 即d>Q+Qo.
零售商全部执行期权后 (qr=Qo) , 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从而出现缺货。此时, 零售商的平均库存
零售商在三种市场需求状况下的库存水平示意图见图1、图2、图3。
综上分析, 零售商期权执行量的期望:
零售商平均库存期望:
供应商库存残值的期望:
3 零售商的最优期权订购量
根据以上讨论, 零售商的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 pmin[D, Q]为零售商卖出最低承诺订购量的收入, min[D, Q]表示当需求小于最低承诺订购量时, 则以实际的需求为卖出数量;pq为销售期权执行量所带来的收入;wQ为订购最低承诺订购量的成本;coQo为期权订购成本;ceq为期权执行成本;hr
对式 (4) 求期望, 将式 (1) 和式 (2) 代入得零售商的期望利润函数
从而, 零售商的最优决策为:
命题1 在VMI供应链中, 给定供应商的期权合约[co, ce], 零售商的最优期权订购量:
证明 根据式 (5) 中零售商的期望利润函数, 对Qo求导, 并令其一阶导数等于零, 即
由命题1可知, 零售商的最佳期权订购量Q*o取决于供应商所制定的期权合约[co, ce]。供应商处于领导者地位, 他通过制定合理的期权合约使得零售商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订购总量 (最低承诺订购量加期权订购量) 来最大化双方的利润。同时由
同时, 数值分析结果表明:①随着市场需求的方差与均值的不断增大, 供应商的期权最优订价的取值范围并不发生很大的变化 (见表1) , 都会在约束域的临界点上取到。在这里, 由于供应商主导整个系统, 零售商处于追随地位, 对市场不确定性控制能力弱。零售商通过提供的几近于“完全免费的寄售”换取更多的订购选择, 即以订购期权的形式来减少市场不确定对自己的冲击。零售商执行期权而基本不获得利润,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完全的VMI寄售形式, 零售商为供应商提供一个免费的销售平台。②市场需求分布的均值对于零售的最优期权订购量影响并不明显。当σ=50件时, 均值相差200件;当σ=100件时, 均值相差300件;两种情形下, 方差相同而均值不同的市场中各自的最优期权订购量却是基本相等。这说明在VMI供应链中, 相对于市场的需求量的大小, 零售商对市场需求量的变动程度大小更加敏感。③当均值一定时, 零售商的最优期权订购量和市场方差呈正比例的增长, 同时供应商的期望利润会随着市场不稳定性的增加而增加。这也说明了随着市场的波动性越来越大, 市场需求越来越不稳定, 零售商将提供更多的免费寄售, 而作为领导者的供应商了解零售商所在市场的信息, 他会利用期权来为自己创造这样的免费寄售, 保证自身的获利能力。④作为追随者的零售商, 对于市场不稳定性的操控能力较弱, 在VMI供应链中只能用期权来防止由于不稳定市场所带来的缺货损失。在测算中 (见表1) 中也发现, 随着市场的波动越来越大, 其利润也越来越低。
5 结论
VMI是一种新型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市场的不确定性给供应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也增加了其潜在成本。而期权合约的引入, 不仅增加了零售商的订购量, 增加了供应商的销量, 同时也使得各种风险在双方之间进行了重新的分担 (零售商将部分市场风险转稼到供应商身上) , 实现了供应链的协调。
首先, 在VMI供应链中, 零售商的期权订购量随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和其库存成本的降低而增加, 零售商的利润随市场不稳定性的增加而减少, 零售商利用期权更加趋向于规避风险, 而不是增加利润; 其次, 在VMI供应链中, 供应商是期权合约的主导者, 随着市场的不确定性越高, 供应商利润在整个供应链中获得的利润和比例不断提高, 这与Yu等 (2009) [7]的结论是类似的。这是由于随着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 零售商为供应商提供免费的销售平台, 这们使得供应商的利润比例不断地提高; 最后, 在本文中的模型中, 供应商处于领导者地位, 通过Stakelberg博弈分析, 可以看到制造商利用这种领导地位的优势制定期权合约, 供应商具有一定的先动优势。
本文通过博弈分析和数值分析的计算, 找到了零售商和供应商的Stakelberg博弈均衡点, 使得供应链参与各方的利润最大化, 达到协调的效果。当然, 本文仅仅是对单个供应商和单个零售商下的单级VMI供应链下引入期权合约来进行讨论, 对多级多个参与方的VMI下期权合约的协调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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