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成就（共7篇）
翻译成就 篇1
张闻天, 原名应皋, 江苏南汇县人。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成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者。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张闻天就表现出超凡的理论才华。他深入研究翻译了众多文学作品, 介绍了西方当时主要的社会思潮, 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从张闻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成就入手, 深入探析张闻天的翻译思想, 从一个侧面展现这位伟人深邃的思想世界。
一、张闻天与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在南京读书的张闻天与众多爱国进步青年一样, 投身到这场全国性的爱国救亡政治运动之中。同年, 他参与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工作, 并且在刊物上发表政论性文章。他所撰写的《社会问题》一文, 在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 张闻天尝试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并且着重向读者对比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张闻天看来“, 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它号召劳动者起来推翻资本家, 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在最广泛的程度上实现了人的平等。为了具体说明实现社会主义的远景, 他在文章的末端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1]102。
为了追求革命理想, 张闻天毅然放弃学业, 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文化运动革命洪流之中。1919年12月, 张闻天与李大钊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期间, 张闻天与沈泽民一同负责由学会创办的两份进步期刊———《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注重理论研究, 以世界为范围, 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思想。此外, 张闻天一边编辑, 一边著译, 并且有不少评论、译文、杂感刊于两刊。如发表在《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的 《对少年中国学会问题意见》, 对少年中国学会产生的背景和它存在的问题作了比较准确、简明的概括和分析, 表明张闻天在探索人生道路上日臻成熟的世界观。文中尤其强调青年要讲究高尚的人格, 要以“纯洁”“、俭朴”“、实践”“、奋斗”四信条为标准, 直至今日, 仍有很强的教育意义[1]103。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张闻天的翻译成就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张闻天从事出版翻译人生旅程中最辉煌的时期。他的译笔清新、流畅、严谨, 涉及英、美、德、西班牙、俄、意大利等国作品, 内容包罗哲学、经济、文学、美学、诗歌等方面。据统计, 张闻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外国作品和论著近一百万字, 是名副其实的大翻译家。他的译作蜚声文坛, 对于近代西方文化与理论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21年, 张闻天经左舜生介绍正式进入中华书局, 以选译欧美社会科学学术名著为宗旨, 编辑《新文化丛书》, 先后将马君武译《达尔文物种原始》、李达译的荷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论》、刘伯明译杜威的《思维术》等一系列具存新思想的书籍编入丛书。在将西方新思想引入国内, 以及宣传新文化方面, 张闻天可谓是功勋卓著[2]98。
在新文化运动中, 张闻天不仅参与具体的编辑出版事务, 而且在宏观上对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一系列中肯建议。张闻天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 总是在实践中介绍理论, 在实践中将东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1920年4月7日, 张闻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译名的讨论》一文, 指出“切实的文化运动, 不是男女恋爱的问题, 不是女子剪发或衣服的问题, 是切切实实有系统的介绍西洋学说”。针对当时译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他指出必须清除三个弊端“:闭门造车”“、故为歧异”“、盲目的服从”。
自1921年起, 张闻天的翻译进入了多产的季节。他的名字开始不断出现在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上, 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以及一些泰戈尔的诗歌和散文。这一时期他最引人注目的译著是柏格森的《笑之研究》和王尔德的《狱中记》。其中张闻天译《笑之研究》是中文第一个译本, 而王尔德的《狱中记》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新的译本[2]101。
1922年8月, 张闻天辞去中华书局编辑一职, 赴美勤工俭学。 在美一年半期间, 他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 并拓宽译题选择, 继续翻译介绍外国新文化名著。这一时期, 他译著字数30万字左右, 其中选译的19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倍那文德的作品最受重视。 1923年张闻天译倍那文德著《热情之花》、《伪善者》与茅盾译倍那文德著《太子的旅行》合编成《倍那文德戏曲集》, 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茅盾与张闻天分别为《倍那文德戏曲集》写了序一、序二。在译序中张闻天指出, 倍那文德是“西班牙社会上种种旧道德与旧习惯”的严厉批评者“, 他以为过去的价值只能在应付现在与未来, 过去的本身的崇拜, 结果不过阻碍生命的向前发展罢了。他这一种发展生命为第一的精神, 在他的尖利的讽刺剧中间都可以看出来”[3]72。
1924年张闻天选译的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名作《狗的跳舞》和意大利著名诗人、小说家与戏曲家邓南遮名剧《琪峨康陶》也深受读者喜爱。他所翻译的《琪峨康陶》被编入《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1924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张闻天在译序中指出邓南遮“是意大利的宠儿, 也是意大利民族性的代表者”。他所依赖的武器就是他所天赋的异常敏锐的器官。他靠着他的敏锐的器官去理解宇宙人生。他的宇宙与人生观, 都是由他的实际肉感上来的。在《狗的跳舞》译序中, 张闻天特别强调安特列夫作品对于中国读者的作用“:我们, 这些被所谓礼教与偶像所束缚的我们, 除非用了利剑来把这些东西一一斩掉。 我们就不能得到自由, 永远不会了解人生, 安特列夫的作品就是我们的利剑, 我们要把他拿起来像疯一样挥舞着去破坏一切。”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张闻天的翻译思想历史特征
第一,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把中国出路的探求与个人世界观的思索联系在一起。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 其实是中国社会在面临旧与新、传统与反传统等方面的抉择期。张闻天在接触西方先进社会思想的过程中, 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性、科学性与正确性, 从而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问题。张闻天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两个口号, 一是整理国故, 二是传播西学。与胡适不同的是, 张闻天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 因此他的成效更大[4]96。在《社会问题》 一文中张闻天表达了他的基本社会思想“国家社会主义”,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张闻天十分注重精神运动, 倡导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时期, 张闻天曾三次出国学习。因此他对于西方文化具有较高的分析能力, 也正是在目睹了西方社会所存在的弊端, 深刻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指出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 从而更加深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 重视翻译内容所具有的革命性与理论性。张闻天十分重视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思想, 将出版翻译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是译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声之一。他忧国忧民, 决心利用文化宣传改造中国, 利用西方文化中一切有利于抨击中国社会时弊的成分, 如主张利用安特列夫的利剑把这些东西一一斩掉, 他认为“在现在的世界虽是经济的创造是必要的, 但是精神方面地提醒也是必需的”。显示其翻译内容强大革命性。他留美期间仍热忱关心着“国内文坛的近况及一般青年最近的思想行动”。他编写《生命的跳跃与对于中国现代文坛的感想》是一篇重要的评论。在文中他写道“:我们已经做人决不能受时代的支配, 而有时也要去支配时代, 去反抗时代并且去咒诅的时代;因为人是自由意志的动物, 有创造性的动物, 是有理想的动物。“”他一方面受时代支配, 而一方面也可以创造时代——这是真理。”他以唯物史观理论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随物质变动而文化大进步的情况, 希望出版翻译给中国文化带来“新思潮”“新理论”, 以此给予中国社会带来新的活力, 显示其翻译出版思想的较强理论性。
第三, 他的翻译思想中充满了时代性与政治性。张闻天早期文学观的逻辑起点, 是他文学的社会价值观。他十分重视翻译出版等文学活动对社会革命的需要, 要求翻译出版等活动服从当时社会革命的需要, 服从于时代需要。这既是他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 也是他一切文学活动的总归宿。具体而言, 五四运动后不久, 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 号召铲除士大夫阶级;随后, 他又主张翻译西洋学说与选择整理国故编辑出版发行, 1920—1924年, 他译介了大量西洋学说, 期望中国人学习西洋人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 他介绍西方文化, 具有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政治目的。 不少译著和编辑丛书, 在当时中国国内产生很大反响, 深受读者喜爱;对于当时许多中国青年踏上革命征程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
1924年初, 张闻天怀着爱国热忱毅然从美国返回中国, 以其雄厚的西洋文学功底, 开始他文学创作的新时期, 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 引起了强烈反响。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 他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 并在斗争中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 便被派往苏联, 开始了职业革命的旅程。
参考文献
[1]张培森.张闻天年谱[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2]张闻天选集传记组, 等.张闻天早期文集[M].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3]张闻天文集编辑组.张闻天著.张闻天文集[M].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4]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论青年修养与待人接物[M].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邵洵美的翻译成就 篇2
邵洵美翻译过多部外国文学作品, 同时也积极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学作品, 曾翻译过现代小说家沈从文等人的作品。此外, 他通过自己创办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多部译著。他也主编了十多份中英文刊物, 对内和对外的译介出版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翻译史上理应占据一定的地位。然而, 国内多部近现代翻译史专著, 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方华文的《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都只字未提及他。查明建和谢天振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也仅在谈到英美文学作品译介时顺带提到他的名字。从邵洵美翻译作品的数量及其翻译出版活动对中西文化相互译介所起的作用来看, 他的翻译价值被低估了, 有待我们的重估。本文中, 我们按时间顺序对邵洵美在抗战前的唯美主义作品译介、抗战时期的对外译介及出版和解放后的英美文学翻译作一个梳理。
一、抗战前的唯美主义作品译介
邵洵美早期的翻译既不是为了谋生, 也不是他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行为方式, 而完全是出于对原文本本身的兴趣而对其进行译介的。对唯美主义诗歌的翻译成了他学习唯美主义诗歌创作的途径。
邵洵美对英国颓废主义有着较为系统的了解, 偏爱乔治·摩尔的享乐主义。他是个典型的摩尔崇拜者, 并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邵洵美主持下的“狮吼社”对摩尔十分热心。1928年邵洵美译介了摩尔的短篇小说《信》, 选译了摩尔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一书中的几个片断;1929年5月, 邵洵美又在金屋书店推出了《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全书的中译本;翻译了摩尔小说《和尚情史》;甚至连摩尔翻译的一部古代传奇Daphnisand Chloe也被邵洵美重译为《童男与处女》。
1929年6月, 邵洵美编译了《瑟亚词侣诗画集》, 署名浩文译, 内收译著序言及著名的两首诗——《三个音乐师》和《理发师》, 由金屋书店出版。
从邵洵美翻译的诗歌来看, 他更多地注重辞藻的华丽和声调的雕琢, 注重诗歌意象的传递和整饬句子的形态, 因而使译文在视觉上和听觉上更富有美感。因而所译诗歌在特点上与民国早期胡适等人的诗歌译作有较大的差别。1934年, 邵洵美在《谈翻译》中指出:“关于翻译, 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而引起最大的辩论的, 当推鲁迅等所谓的‘意译’“直译’与‘硬译’……鲁迅的‘宁硬毋曲’也为识者所不齿;原因是他们太把翻译当成是商业的或是政治的事业, 而忽略了它是一种文学的工作。”这段话说明了邵洵美与鲁迅在翻译理念上的不同, 表明他自己的翻译主张:翻译是一种文学工作, 而非商业的或政治的事业。由于邵洵美在西方唯美主义文学作品译介中所作的贡献, 西方唯美主义诗歌对我国现代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客观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抗战时期的对外译介及出版
1938年, 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 继而党组织决定将它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 并把翻译任务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杨刚。翻译完后, 杨刚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将这部译稿的秘密排印任务郑重托付给了邵洵美。邵洵美勇敢地接受了这项危险的任务。毛泽东还特地为英译本《论持久战》写了一篇序言, 后来也是由邵洵美翻译成英文。
当时, 邵洵美办有时代印刷厂, 但它不印外文书, 于是他不得不将译稿秘密交于另一家印刷厂印刷。这部译稿从送稿、往返传递校样到出书, 都是邵洵美在秘密联系好后指定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总稽核王永禄去办的。这部最早的《论持久战》英译单行本历时两个月才印出, 共印了500册。这500册书藏在项美丽的轿车里, 由王永禄押送, 邵洵美亲自驾车, 运到项美丽家里秘藏起来。然后, 通过三条渠道发行, 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由邵洵美、王永禄冒险“暗销”出去。邵洵美开着项美丽的轿车, 在洋人住宅区转悠, 等到四周无人时, 就迅速停车, 由王永禄拿起几本《论持久战》, 跳出车外, 跑到洋人住宅前, 往每个信箱里塞一本, 然后立即返身上车飞驶而去。两人用了几个清晨和深夜, 总共发出了四五十本书。此外, 《论持久战》英译文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在《直言评论》的第三期至第六期分期刊载。
1938年邵洵美在英文版《直言评论》上发表英文创作——抗日诗歌, 并翻译为中文, 载于《自由谭》。
解放战争期间, 邵洵美也是冒着风险、担着干系促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英译本在上海印行出版。
这一时期的对外译介及出版, 邵洵美通过他的出版社间接地为抗战作了贡献。此外, 他在抗战时期创办了抗日刊物《时事日报》和《自由谭》, 表现出了民族气节, 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三、解放后的英美文学翻译
1949年, 邵洵美开办时代书局, 该局于1950至1951年间出版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书籍——数十种苏联的政治译著与文学译著, 如列宁给高尔基的信, 法捷耶夫, 苏联儿女英雄传等书。50年代以后, 邵洵美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译书为生, 他曾自嘲说自己天生是搞文学的, “到老还靠一支笔”。1950年, 在夏衍的推荐下, 邵洵美被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外翻译, 进行外国名著的翻译工作。虽然积累了几十年的翻译经验, 又有极佳的中英文功底, 翻译外国文学著作时得心应手, 但他仍不轻易落笔, 句句要反复润色琢磨, 认真刻苦地去翻译。1954年, 邵洵美为上海出版公司翻译马克·吐温的《汤姆·沙耶侦探案》 (署名荀枚译) , 并于当年出版;此外, 他和余贵棠一起翻译了《玛丽·白登:曼彻斯特的故事》 (英国盖斯凯尔夫人著) , 并于1955年10月出版。这两本书后来都有再版。1956年, 邵洵美为人民出版社翻译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两姊妹》、《四章书》, 由于当时中印关系恶化, 译著未能出版, 前者于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他翻译雪莱的《解放路的普罗米修斯》的同时, 帮助青年翻译工作者王科一和方平等人校订译著, 互相讨论翻译问题, 无形中培养了年轻一代的翻译工作者。1962年4月, 邵洵美开始翻译雪莱的长诗《麦布尔女王》、拜伦的长诗《青铜时代》。1983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著《麦布尔女王》。这一时期的译著译笔华美、才气纵横, 具有很高的翻译水准。他所翻译的雪莱、拜伦的名著, 到今天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使得邵洵美的翻译明显不同于民国初期的翻译实践, 唯美主义的文学倾向使他不被视为“有社会良知的”作家, 而长期被学界忽视。这种错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但从上面我们提到的客观事实来看, 邵洵美一生中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同时也对外译介了同时代其他现代作家的作品。他的翻译及翻译出版活动对中西文化相互译介、对中国唯美主义诗歌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 他还对翻译理论有所探讨, 对年轻的翻译人才进行了培养。以他为中国翻译所作的贡献, 他理应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在翻译史上的地位、价值有待于重估。
参考文献
[1]林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艺文闲话[M].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老舍先生的文学翻译成就 篇3
一、老舍先生的文学翻译生涯
老舍先生从小就认识到掌握外国语言的重要性, 他虽然没有念过英文系, 但他无疑是青年一代自学成才的典范。他自小就刻苦学习, 还曾在燕京大学做过旁听生, 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磨炼及深造过程。老舍在英国教书时就十分同情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革命, 1931年回国后就在小说《大明湖》中创作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这部小说没有问世, 但是在短篇小说《黑白李》中得到了体现, 该书翻译成外文, 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在英国教书或在美讲学期间, 老舍曾经多次参加翻译工作, 如《金瓶梅》、《四世同堂》、《二马》和《鼓书艺人》等译作的出版。1940年日本兴亚书局出版的日文译本《小坡的生日》是老舍作品中最早的一本国外译本, 其后还翻译了《赵子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作品, 这些作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直到1945年《骆驼祥子》的英译本出版才正式奠定了老舍文学翻译的地位[1]105。新中国成立后, 老舍曾先后出访苏联、捷克、日本、印度等国家, 参加过一系列的重要国际会议, 中国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英文及西班牙文本的《龙须沟》等作品, 这些文章、翻译的作品, 使老舍先生比解放前更为世界人民所了解。
在国外留学期间, 老舍多次参与了文学翻译工作, 如《金瓶梅》的英译本水平非常高, 老舍参与了其实际翻译工作。老舍对文学翻译艺术颇有研究, 他曾作过多次的翻译实践及研究。老舍认为, 翻译属于表演艺术, 衡量翻译的标准应从整体出发, 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是老舍先生在国外留学八年及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真知灼见。老舍先生第一次将自己的作品翻译到美国是194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集》英译本, 其中老舍的五篇短篇小说就收集在此书中。1951年, 《四世同堂》英译本在日本大受欢迎, 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 日本的许多作家评介该书是“描写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磨难的巨作, 正触动了日本人民的心灵, 加深了人们的忏悔”。从此, 日本出现了老舍文学的热潮, 仅在1954年、1955年两年多的时间里, 就翻译出版了老舍全部重要的作品。如《老张的哲学》、《离婚》、《东海巴山集》、《春华秋实》等, 成为了当时日本人民所熟知的一位中国作家[2]80。不论是从老舍的文学事业及翻译成就来说, 还是他一生的命运及奋斗来看, 老舍先生与文学翻译密不可分, 有着巨大的文学翻译成就, 为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付出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
二、老舍先生的文学翻译成就
与鲁迅、茅盾、郭沫若一样, 老舍先生对文学翻译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主要是通过“送过去”的方式进行的, 这与其他翻译家的“拿过来”方式不同。老舍是第一个完整地将中国古典文学介绍到国外的学者, 如中国的古典名著《金瓶梅》就是通过老舍及法国汉学家巴赞的共同努力翻译而成的, 同时, 在翻译水平和销量上, 也都打破了历史纪录。该书先于1939年在伦敦问世, 然后又在美国再版, 销量很大。老舍先生是第一个使我国的古典小说完整地走向世界的先驱。就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而言, 不论是在语种、版本及发行数量上, 老舍先生的译作也是遥遥领先。例如, 他的前期代表作《老张的哲学》、《二马》、《鼓书艺人》、《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等等, 都很快以英语文本面世[3]60。相反, 在国内, 鲁迅先生的威望要比老舍高很多, 但就译本而言, 他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则不多。老舍先生的作品英译本是最多的, 且是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位文学大师。正是因为如此, 瑞典诺贝尔文学奖曾企图向他颁奖。同时, 在对外翻译的研究上, 老舍先生还有着独特的成果, 突破了传统文学翻译的框架。老舍认为,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 属于表演艺术的范畴, 因为它是用一种语言再现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其特征是所使用的手段 (载体) 是语言。老舍认为, 翻译是表演艺术, 而且, 对翻译的质量, 也应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老舍作品的译本不但内容多, 而且发行量大, 影响范围广, 同时老舍作品的英译本质量较好。1945年的英译的《骆驼祥子》在纽约出版, 成为了当年美国“每月一书”的畅销书后, 老舍的文学翻译作品才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老舍先生曾经写道:“近年来, 祥子好像转了运, 根据友人报道, 他已经被翻译成俄文、日文及英文。”《骆驼祥子》畅销以后, 老舍又陆续翻译并出版了《离婚》、《鼓书艺人》、《饥荒》等作品, 受到了读者欢迎。1946年, 老舍与艾达·普鲁伊特共同翻译了《四世同堂》这部作品, 英文名叫“The Yellow Storm”。1949年, 老舍自纽约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四世同堂》已草拟完成, 正在翻译, 这是为什么我还未归国的原因。此书很长, 故需要多些时日才能完成。”1951年, 《四世同堂》、《牛天赐传》英文节译本在纽约出版, 第二年出版了《鼓书艺人》, 此外, 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出版的三本中国现代小说集中就有九篇老舍的短篇小说, 包括《黑白李》、《眼镜》、《善人》、《一封书信》等等。
中国20世纪最光辉的作家老舍先生, 通过其独特的文学翻译, 很早就跨越了民族主义界限, 将自己的文学成就传达到世界各地, 并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承认。老舍先生的作品包括两篇中短篇小说及七十多部短篇小说, 其中翻译成英文的就多达三十多部。老舍先生通过其卓越的文学翻译成就, 成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早通过文学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家。就现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的作品而言, 无论是在语种、数量, 还是在版本上, 老舍先生一直都遥遥领先, 如他前期的代表作, 包括《老张的哲学》、《二马》、《鼓书艺人》、《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等就很快以不同的英译本问世。所以, 老舍先生是作品英译本最多, 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位文学大师。在文学翻译质量上, 老舍是第一个把《金瓶梅》英译本全文翻译的文学家, 且质量很好, 多次再版。另外, 老舍本人作品的英译本, 凡是由他本人协助翻译的, 作品的质量都会被各界所认可, 且流传也非常广泛。据说, 许多小语种的译者都喜欢将其当做翻译的蓝本。当时, 国外的汉学家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都采用依葫芦画瓢的方式, 结果翻译出来的作品晦涩难懂。只有老舍先生通过本人的反复研究, 并采取了起死回生、出神入化的办法, 将英译文变得非常流畅。老舍对外翻译的研究, 突破了前人的条条框框, 在翻译标准、翻译本质特征、翻译方法及原则等方面, 都有着老舍先生本人的独到见解。老舍先生曾对汉译英做过长期的实践及研究, 在如何搞好对外翻译上还有着重要的贡献。总之, 老舍先生有着巨大的文学翻译成就, 同时他也是位多面手, 在文学翻译领域里为祖国作出巨大的贡献, 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同时, 他对世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越.汉英文学语篇翻译的衔接照应语迁移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6) .
[2]吕国忠.非外延语境中人称照应语的指称特点[J].外语学刊, 2005 (6) .
翻译成就 篇4
一、赵元任先生的翻译成就
赵元任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贡献突出体现在1922年出版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书的翻译上。1920年赵元任先生受清华大学之邀回国任教, 当时正是胡适先生倡导的推广白话文运动在中国蓬勃开展的时期。赵先生在中、美两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使它对于中国传统的文言文有了清醒客观的认识, 这种艰涩难懂、与日常口头语言脱节的文字在面对当时大量涌入的新知识和新文化时已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他热情地投入到白话文的实验和推广中去。正如他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的序言里所说的, 翻译这本书不单纯是兴趣所致,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文字改革的文学实验。
出版于1867年的世界著名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被视为奇幻文学的里程碑, 代表着荒谬文学的最高水平。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小女孩爱丽丝的故事:她做了一个荒唐的梦, 掉进了一个兔子洞, 然后经历了一系列奇异而又有趣的冒险。虽然是儿童读物, 但作者的生花妙笔加上故事里面蕴含的深刻哲理、尖锐讽刺和丰富逻辑使这本小说征服了诸多的成人读者, 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对于译者来说, 这本书的难度在于, 书中有大量的文字游戏 (双关语) 和打油诗, 还有许多儿童语言和儿童心理描写。要翻译这样的一部作品, 不仅要懂英美文化, 还要具备一定的逻辑和数理知识;同时, 要把这部儿童文学经典翻译成符合儿童认知特点、易于为儿童所阅读和理解的启蒙读本必须进行语言实验, 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行翻译实验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五四运动时期, 中国的儿童文学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在郑振铎等作家的倡导下, 人们已经不再把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当作“外来产品”加以排斥, 但儿童文学的翻译与成人文学的翻译一样, 使用的是文言文这种传统语言。因此, 当时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后也显得老气横秋、缺乏活力, 难以为儿童读者接受。但将白话文用于翻译在当时尚无先例, 而该小说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和文体特征又对翻译工作提出诸多挑战, 因此翻译此书之难度可想而之。正如赵先生在译序中所说:“这书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其实并不新, 出来了已经五十多年, 亦并不是一本无名的僻书;大概是因为里头玩字 (即双关语) 的笑话太多, 本来已经是似通的不通, 再翻译了变成不通的不通了, 所以没有人敢动它。我这回冒这个不通的险, 不过是一种试验。……现在当中国的言语这样经过试验的时代, 不妨趁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几方面的试验:一, 这书要是不用语体文, 很准翻译到‘得神’, 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做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材料。” (赵元任,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译者序》)
抱着这种推动白话文翻译的想法, 再加上他本人的语言天赋和渊博学问, 他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作出了几项创举。除了以现代口语叙述外, 人物的对话还揉进了北京地方方言, 这些方言俚语使人物的形象活灵活现、如跃纸上, 读者读起来倍感亲切。这部译著甫一出版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至今它仍是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经典文本。事实上, 赵先生的这本译著的影响范围已远远超越了儿童文学翻译的范畴, 它对其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写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部1922年出版的译著, 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也丝毫不会感到吃力, 正是因为现代汉语的许多词汇、语法都是从这本书开始确立的。赵元任确立了一种以白话文为基础, 包括北京方言词汇的新的文学语言规范, 即“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部书的翻译完全实现了他当初的构想。它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对语言的感知和认识, 而且参与构建了白话文新的审美取向和语言规范, 从而更深刻更广泛地改变着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甚至中国文学的面貌。赵元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对中国文学的变革性作用堪与马克·吐温的《哈克伯利·费恩》对美国文学的影响相提并论。
二、赵元任先生的翻译思想
1. 赵元任先生翻译思想的形成。
综观赵元任先生的各种译著可以发现, 赵先生的翻译工作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洋为中用, 救国图强。晚清到民国时期, 中国社会正经历几千年里从未遭遇之巨变, 这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启蒙的时代。作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中的一个, 赵先生在美国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 和当时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 赵先生也在思考并探索国家民主、富强的道路, 而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正是一种可行的途径。从1915年开始, 赵先生已经开始翻译工作, 当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教书的赵先生翻译发表了大量科技类文章, 如《海王星之发现》、《煤烟四害》等, 如《七天中三个礼拜日》就借航海旅行故事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时差”等许多天文、地理知识。这些文章使当时的中国人对近代西方科学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开阔了视野, 增强了科学意识, 也为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人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和信息。对于科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科学思想的启蒙,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回国后翻译的儿童文学《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也是抱着推动白话文的普及, 变革中国语言范式的目的。
2. 赵元任先生翻译思想的原则。
考察一下赵先生的翻译作品, 结合他谈翻译标准的论文“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 可以发现他接受的是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当然, 他在这个标准上, 对每一点他都有自己的想法。赵先生认为“信”是翻译的基本条件, 对“信”这个标准的理解, 他有许多富有哲理和逻辑的思考。他认为, “信”除了表示忠实原文意思之外, 还有一层“等效”的含义, 即译文和原文在体裁、形式、风格上也要大体一致, 在此基础上, 读者对译文的反映也是赵先生考量翻译“信”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译者要考虑本时代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取向, “用译文的, 每人的背景不同, 每人听或是读译文的情形不同, 所以得到的印象还是会不同。那么要是求与原文所呈的印象一样, 译文因情形不同反而要有不同的译法了”。对此, 赵先生以《圣经》的新旧译本为例进行了说明, “上一辈的人念惯了传统译本, 而现代的人读了 (新译本) 所得的印象也许更接近最早原文的意味”。对“信”的这种辩证思考无疑反映在了赵元任先生的翻译实践中。他的白话文译本《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推动了汉语的语法、词汇和写作风格的现代化, 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根据自己对“信”的理解, 赵先生谈到了要实现信应考虑的各种因素, 如语境、文化差异、音韵、言语与非言语交际等。他强调对原文的理解应通察整个语言情境“凡是翻译一段文, 它总有它的上下文, 凡是翻译一句话, 那句话总是在一个什么情况说出来”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 。正确理解原文后, 在翻译时要考虑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语言习惯, 不可“因求信而失信”, 也就是说不能追求和原文的绝对一致而违背译入语语法规则或文化习俗。比如, 汉语中本没有“打”这个数量概念, 那么英语中的a few dozen翻译成“好几十”比翻译成“好几个十二”效果要好得多。同时, 赵先生认为单调是信的一个非常重要却又常被忽略的幅度。“翻译诗歌的时候, 节律跟押韵尤其要紧”, 但由于各种语言之间词义范围不能一一相配, 译者必须自己斟酌取舍, 并要考虑到音节这个信的要素。
作为一位蜚声国际的语言学大师, 赵元任先生的翻译成就和翻译思想值得深入探析。他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 秉着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翻译;同时, 他从翻译实践总结出的翻译理论既富含哲理又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其中隐含的文化交际和功能对等等翻译思想在今天仍是翻译研究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Carroll L.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英汉对照) [M].赵元任译.商务印书馆, 1988.
[2]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深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3]郑意长.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4]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研究论文集 (1949—1983)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5]吴宗济, 赵新那.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萧乾的翻译成就与思想概述 篇5
一、萧乾的翻译实践及成就
萧乾的翻译实践及成就还需从他与翻译的不解之缘说起。早在上世纪30年代萧乾于辅仁大学英语系读书之际, 他与美国青年艾伦合办了英文刊物《中国简报》。在这份刊物上, 萧乾经常发表文章, 内容多为介绍中国优秀作家及其作品, 并附上他所翻译的这些作家作品的英文译文, 主要有茅盾、鲁迅、闻一多、郭沫若、沈从文等人的文章或著作。期间, 萧乾还将田汉的《湖上的悲剧》、郭沫若的《王昭君》等话剧翻译成英文在《辅仁学报》上刊载。不久, 萧乾的文学翻译天赋和才华引起了时刻关注中国时局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强烈兴趣。斯诺特意登门, 盛情邀请萧乾加入他正在筹划的《活的中国》编译团队。当时才刚刚20岁出头的萧乾备感欣喜, 欣然接受了斯诺的盛邀。之后萧乾每完成一个章节的翻译都会将译稿拿去请斯诺校阅。斯诺在校阅修改时, 萧乾伫立在一旁细心地揣摩钻研, 从中学到了斯诺不带翻译腔调的、地道的英文。萧乾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道:我的不少翻译知识和道理都是从斯诺那里学到的, 对我而言, 我的翻译学的第一门真正有意义的课就是斯诺传授的。1936年, 历时数年完成的《活的中国》终于在伦敦出版, 该译著全面展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文化发展成果, 深刻揭露和鞭笞了旧中国社会的黑暗, 内容丰富、代表性极强。这是萧乾所参与完成的第一部将中国文学、文化推向西方的大作。在《活的中国》之后, 翻译正式成为萧乾生命中的一个突出重要的部分。
1935年从大学毕业之后, 萧乾的翻译实践活动受中国时局的起伏和他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变迁而上下沉浮。1939年, 萧乾受邀任教于伦敦东方学院。在战火纷飞的欧洲, 这位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国教员、记者、学者每到一处都受到极大关注和热烈欢迎。萧乾在英国各地用英语作了多场激情充沛、感染效果极佳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文学的演讲, 获得了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福斯特的好评[1]263。在四处演讲的同时, 萧乾于七年欧洲学习生活时光里还创作完成了《中国并非华夏》、《龙须与蓝图》等五部英文作品, 其中四部反映了中国社会与文学现状, 其内容中含有大量介绍中国文学作家与作品的译文。
1949年,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萧乾被任命为《人民中国》副主编。他的报告文学《土地回家》内容直指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 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他本人将其翻译成英文之后出版, 有力回击了西方对新生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偏见、歪曲和污蔑, 让世界有机会了解到中国最真实的农村新面貌。即便是今天, 从翻译媒介作用视角来看, 《土地回家》仍然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继《土地回家》之后, 1956年是萧乾翻译高产的一年, 他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等等。正当萧乾的翻译生涯渐入佳境之时,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反动分子, 被下放到唐山农场劳动直至1961年回到北京。期间, 萧乾被迫远离了文坛和翻译界, 为免再被人扣上“政治错误”的帽子, 萧乾只能以翻译人物传记来保持自己的翻译状态。1963年, 尚未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萧乾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著《里柯克小品选》, 书中译者印的是“佟荔”一名, 这也是萧乾不得已而用的化名。因为顶着右派分子帽子的“萧乾”一名已是“臭名昭著”, 用“萧乾”一名出版著作几无可能。所以, 他将其子萧桐的“桐”改成“佟”作姓, 将其女萧荔的“荔”作名, 以“佟荔”为化名继续翻译和创作工作。1964年, 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萧乾在国家文化部门的组织下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与人合译的翻译工作。期间翻译了《屠场》、《战争风云》、《拿破仑论》、《麦克米伦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美国海军史》、《1932—1972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等等。其中大部分翻译工作都属应急之需。例如《拿破仑论》就是因为毛泽东急需阅读而由萧乾等人连夜赶译而成的。
改革开放后, 萧乾的翻译实践活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高潮。此时已是译著等身的萧乾将翻译工作重点放在了提升中国翻译理论水平和培养翻译人才上。为此, 他撰写了大量专题文章, 如《文学翻译琐议》、《漫谈文学翻译》、《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等等[2]176。萧乾的这种将过往翻译实践与未来翻译理论探索相结合的翻译工作凝聚了大量心血和智慧, 助推着新时代中国翻译事业不断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二、萧乾的翻译思想
在长期的翻译生涯中, 萧乾一边翻译, 一边积累着对翻译工作的思考和感悟,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翻译思想, 在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他的翻译思想见诸文字的多在他所写的《谈谈文学翻译》、《为翻译界呼吁》、《关于外国文学》等文章中, 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 关于翻译的标准与方法问题。中外翻译史上对翻译的标准问题有不同视角的解读, 而我国翻译界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标准。萧乾对此问题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翻译是不同于创作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文字工作, 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例如以文学笔调去翻译科技类文章, 必然会闹出笑话, 是驴唇对不上马嘴, 反之亦然。萧乾用温度来比喻文学类翻译与科技类翻译, 认为科技类翻译是冰冷的, 很难允许灵活处理, 而文学类翻译是有情感热度的, 像诗词一类的翻译其热度尤其高。所以文学翻译的标准之一就在于是否忠实原文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情感热度, 他对“信、达、雅”的理解在于翻译是否兼具准确和传神[3]30。以合适的翻译标准为基础, 在翻译的方法问题上, 萧乾反对生译、硬译, 译文忠实的不仅是原文文字本身, 更重要的是翻译目的语的语法习惯以及原文的精神内涵。
第二, 关于翻译的风格问题。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多受作者个人艺术观、价值观、艺术修养以及审美情趣的影响。译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存在这一特征, 所以翻译的风格也多受译者个人的影响。但如果原文作者与译者风格迥异而不能相容的话, 翻译的风格该偏向哪方?对此问题萧乾也非常重视, 在1986年和1987年的两封写给符家钦的书信中, 萧乾谈道:无论如何, 译者的翻译应体现出原文作者的风格, 译著的格调、语言习惯应随作品而异;毕竟, 翻译不是原始创作, 所以译文应在符合目的语语法的基础上充分、全面展现原作的文学创作风格。
第三, 关于翻译的题材问题。译者在翻译工作中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大多是“选择什么作品来翻译”, 也就是翻译题材的选择问题。萧乾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译者应选择自己最感兴趣和最喜欢的作品或作者, 分步骤、有系统地将翻译工作进行到底。他进一步指出, 有些译者偏向于翻译那些鲜有人触碰、同时自己本身从心底也没有兴趣或不喜欢触碰的作品, 这种翻译工作尽管有利于填补翻译空白, 但却很难产生出好的翻译作品。所以, 在可以有所选择的条件下, 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进行翻译才能最大程度激发自己的翻译工作兴致, 也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翻译质量。
综上所述, 萧乾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实践活动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不仅翻译了大量中外文学著作, 而且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萧乾在翻译实践中累积而成的翻译思想紧紧围绕着翻译标准与方法、翻译风格和翻译题材选择这三个主要问题, 形成了他博采众长而又独具一格的翻译思想内涵。
参考文献
[1]李辉.浪迹天涯萧乾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7.
[2]萧乾.萧乾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翻译成就 篇6
一、传奇身世铺就翻译之路
杨宪益自出生之始, 一生便充满了传奇色彩。一是传奇的出生。1915年, 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中的虎年, 这一年, 母亲做了一个白虎梦, 梦见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白虎。同一年, 杨宪益在天津降生, 自此, 虎和他的命运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二是传奇的求学之路。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 爱好读书。优越的经济条件、浓厚的读书气氛, 让小时候的杨宪益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年幼时, 先是跟着徐剑生先生在家自学一些英语。后来在家庭教师魏汝舟老先生的悉心指导下, 他又学习了《论语》、《孟子》、《楚辞》、唐诗宋词, 同时涉猎了一些史学, 读一些公案小说、老庄等。稍后, 他又通读了汉魏古体诗, 并尝试一些五言或七言律诗。从小养成的良好的读书习惯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基, 并为他以后的翻译事业奠定了基础。中学时, 杨宪益进入一所由英国安利甘教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学习。这一时期, 痴迷于阅读的他开始关注一些外国经典文学作品, 开始潜心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 对法国文学、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都很感兴趣, 甚至学习了希腊文。他熟读了英国的朗罗、拜伦、雪莱、莎士比亚等人的文学作品。这为他以后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能直接从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成中文作品的专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先生传奇的爱情。1934年, 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 杨先生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这里, 他和戴乃迭先生结缘, 开始了一代文学翻译大家一生的传奇的跨国爱情故事。戴乃迭原名格拉蒂斯·玛格丽特·泰勒, 出生在北京, 父母亲都是英国传教士。自幼对中国文化、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喜爱和感情, 对中国古典文学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杨宪益先生在欧洲留学及游历期间, 当他在埃及骑马畅游沙漠的时候, 被阿拉伯导游暗示将娶一位金发女子为妻。谁料两年后预言成真, 杨宪益先生和戴乃迭先生被各自的博学多识、通晓中西而相爱, 开启了长达60年相濡以沫、恩爱如初的传奇恋情。有人说, 二人的结合, 是“杨宪益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和戴乃迭精湛熟练的英语语言技巧的巧妙结合, 是通晓西方文化的英文学者和痴迷汉文化的汉学家的结合, 这个结合正是为中国经典文学外译事业而准备的”[1]15。传奇的人生铺就了杨宪益先生硕果累累的翻译之路。
二、珠联璧合, 夫妇合译的传奇佳话
1940年, 杨宪益学成归国, 随他一同回来的, 还有夫人戴乃迭。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 战乱时期的夫妇二人在西南地区的各个城市之间为生活奔波。直到1943年, 在友人卢冀野推荐、梁实秋邀请下, 夫妇二人进入位于重庆北碚的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供职, 开始了专职的翻译工作。当时的国立编译馆乃至整个中国只有人从事外文中译工作, 还鲜有人从事中文外译工作, 尤其是在古典文化的翻译上, 与外文中译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文英译作品的寥寥无几、势单力薄。这个时代, 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史经典几乎一无所知, 无所了解。其实早在1938年二人回国前, 二人就尝试将中国古典翻译出来, 尝试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介绍给世界。二人首次尝试合作将《离骚》翻译成英文。当时杨先生请布伦登教授给他们翻译的《离骚》提些意见, “但他只说了些客气话而未做修改”, 1953年, 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夫妇合译的《离骚》译本, 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见了大吃一惊, 幽默地评价:“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2]24若干年后, 杨宪益先生回忆起时将之笑称为“笔墨游戏”, 正是这一“笔墨游戏”拉开了杨先生文学翻译的人生之幕。1940年之后, 杨宪益夫妇接过梁实秋交来的重担, 成立并领导了一个专门从事中文外译的部门, 专门从事将中国文史经典之作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出于“想让更多人看到这部作品”的目的, 杨宪益选择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部伟大著作——《资治通鉴》作为第一部翻译作品。由于战争原因, 这部作品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 最终没能与更多人见面。虽然如此, 这却是中国学者主动努力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典籍、让中华文明进入西方视野的最初努力。这种努力与途径, 比起让西方列强用大炮和鸦片来撬开中国国门的方式来得更加文明。从此, 夫妇二人的翻译事业开始起步, 尤其是中文外译事业, 并且很快就蒸蒸日上。二人的成长经历、背景和文化程度尤其是二人均精通中西两种语言、又学贯中西等优越条件在翻译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合译工作中两人配合默契的简直妙不可言。通常杨宪益手捧中国古典名著流畅口译, 戴乃迭就像速录员一样, 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两人很快就会高质量、高效率完成一部古典作品的翻译。
自1953年起, 杨宪益应外文出版社 (今中国外文局的前身) 的邀请来到北京并出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 与夫人戴乃迭共同翻译中国古典小说。其时, 标志着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外文出版社英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刚刚创立。在这一时期, 杨宪益夫妇二人以惊人速度合作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而且作品在数量、质量和效率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在此期间完成。在中国历史上, 这段时期被称为“文革”,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杨宪益夫妇没有例外也成为这场灾难的受害者, 《红楼梦》的翻译一度中断, 直到1974年, 先生恢复名誉才坚持恢复翻译。夫妇二人相互搀扶, 历尽艰辛, 终于走过了这场灾难, 可是, 二老的儿子却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精神失常, 后来自焚身亡。这是至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目前, 世界上只有两部《红楼梦》英文全译本, 另一部是由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 名为《石头记》。杨宪益版本的《红楼梦》以其译者对于中国文化内涵深刻而尖锐的解读、通顺的翻译风格、高超的英文水平、忠实于原著风姿, 最大限度传达原作者思想感情、传达中国本土的思想和文化等直译的翻译特征, 在西方世界被广为传颂, 其原因也许只能归结为只有中英夫妻的珠联璧合才能准确地把握这部经典之作的跨文化内涵。《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 向西方国家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 促进了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文化交流, 加快了中国翻译事业的进程, 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伉俪情深, 生活上相濡以沫, 事业上志同道合, 他们以深厚感情为基础, 在传递中西方文化与文明的翻译道路上呕心沥血、相互扶持、配合默契, 为国内外读者奉献出了数以千万字的翻译经典之作, 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创造了一段夫妻翻译家的传奇佳话。他们夫妇二人合译的模式堪称不朽的神话。“他们在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 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 ”[3]33他们更是用一生的爱成就了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传奇。
三、“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20世纪60年代, 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事业的辉煌时期。1953年到1957年, 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夫妇二人以前和当时译出的作品《离骚》、《唐代传奇选》、《宋明评话选》、《儒林外史》、《中国古代寓言选》等几部戏剧以及《屈原》、《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鲁迅选集一、二》、《王贵与李香香》等优秀作品, 涉及中国文学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著作。同时, 为了让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1982年, 杨宪益发起并主持出版了《熊猫丛书》系列, 该系列丛书首先选编了已经在《中国文学》英文版上发表过的优秀经典译作, 后来又陆陆续续增加进来一些新的译作, 并增设了法文版。10多年间, 《熊猫丛书》出版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英文译作122种, 法文译作16种, 成功进入西方国家图书销售的主流渠道, 许多经典译作一再重印和再版。杨宪益在翻译工作中造诣之深、成就之大为翻译界和汉学界所公认。他的许多工作都具有开拓意义。杨宪益还曾将许多外文作品译成中文, 如《牧歌》、《阿里斯托芬喜剧两种》、《罗兰之歌》等。因在翻译领域的突出成就, 2009年, 杨宪益荣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此殊荣, 先生却很谦逊, 常常说自己“不过是个翻译匠”[4]8。100多部英文译著, 1000多万字译作, 杨宪益因自己超群的翻译成就而成为中国文明发展史、中国文化史上、中国翻译史上的卓越贡献者。
摘要：作为中国翻译史上凤毛麟角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 杨宪益的谦逊和勤奋令人敬佩。他用笔耕不辍的精神打开了一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 给人们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文化视野, 另一种可供借鉴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杨宪益,文学翻译,奇闻译事
参考文献
[1]周瑾.翻译大师——走近杨宪益先生[J], 文化教育学报, 2011 (3) .
[2]刘阳.一代文学翻译大师——杨宪益[J], 兰台世界, 2013 (4) .
[3]李帆.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翻译特点[J], 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13 (7) .
草婴等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篇7
《东方早报》消息, 沙博理、许渊冲、草婴、屠岸、李士俊……这些翻译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 《论语》、《楚辞》等中国文化精华, 在翻译领域默默耕耘了一辈子的“幕后英雄”日前走上国家外文局的领奖台, 领取了“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06年成立的“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此前, 只有季羡林和杨宪益获得过该奖。由于身体原因, 沙博理和草婴没有到会领奖。颁奖仪式结束后, 外文局将奖牌送到沙博理先生的家中。草婴先生正在上海养病, 他在电话里说, 自己是把翻译作为一生的事业来追求的。“我不是为翻译而翻译的, 从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起, 我就希望把翻译作为解放思想、唤起民众的武器。文学翻译也要有理想。”“我译书是我自己想译。对我来说, 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九旬老人许渊冲嗓音依旧洪亮。这位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钱锺书先生, 与杨振宁、吴冠中是同学的老人, 在70年里翻译出版了120本书, 其中包括中国的四大名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