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性报道

2024-09-01

成就性报道（精选5篇）

成就性报道篇1

成就报道是我国新闻媒介正面宣传的重要内容, 是记录历史进步轨迹, 展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的一种报道形式。长期以来, 成就报道在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成为新时期新闻采写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 笔者也发现一些成就报道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把成就报道做成工作总结;有的为成就而论成就;有的一味铺陈现实, 大唱赞歌;有的往往“炒剩饭”, 以旧充新等。这些问题, 直接影响了传播的效果。那么, 怎样认识和创新成就报道形式呢?

应当肯定, 成就报道在报道方式上, 各级媒体都较好地做到宏观把握、微观出彩, 都能把焦点与解读结合起来, 把回顾与展望结合起来, 把成果展示与经验启示结合起来, 把“用事实说话”与“用数字说话”结合起来, 在正面宣传的“大合唱”中起到了“主声部”的作用。但是, 要使成就报道方式更直接、更具体、更生动, 还需不断创新。

比较之中找“反差”。新闻界常说“比较出新闻”。对比是凸显现实的好方法。说到成就报道, 不可避免地就会提到过去的情景, 报道中如果一味铺陈现实, 大唱赞歌, 就会让受众产生厌烦心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最好是以史为镜, 纵横对比, 折射变化, 用对比的表现手法来加以显现。比如, 我们要报道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了, 如果只是摆出了当前人均收入多少、人均消费水平多高, 留给受众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若同时列举几年前的这两种数据进行对比, 增长的意味就大不一样, 就能更生动、更形象地说明现在。这种手法可以说比比皆是。如中央电视台2008年1月3日播出的《广西工业重镇再造“碧水蓝天”》中昔日“天上黄龙飘, 地上黄龙跑”的城市环境, 与今天工业与山水和谐共舞的对比描述;居民尤大妈过去在自家阳台上总能闻到刺鼻的气味、种的花草也不长, 与现在空气清新、花开茂盛的对比语言等, 无不折射出柳州通过发展循环经济,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主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一要选准“对比点”, 从甲乙双方互相对比中找出二者之间相吻合的可比之处;二要调清“对比度”, 防止反差太大、太小或没有反差。

巧让数字变新闻。据有关专家分析认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计算机的普遍应用, 越来越多的媒体要求从业人员熟练掌握数据的分析方法和表达方法, 并通过对社会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对新闻事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这些一方面促使越来越多的数字新闻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另一方面数字新闻与传统新闻相比, 数字新闻可以避免新闻事实的模糊和偏见, 使新闻更精确、客观、深刻和精彩。尤其用形象的数字说话, 可使数字“动”起来;用鲜明的数字说话, 可以传达一种信息, 反映一种情况或思想倾向;用典型的数字说著的数字说话, 可以为人们所关注, 更显其意义;用积累的数字说话, 可以反映总体态势, 看到事物的内核。有时还可以把反映成就的数字, 从新闻事实中“拎”出来, 用图表的形式反映, 起到“一图胜千言”的作用。

“动”中寻找新变化。成就报道是非事件性新闻, 工作特点明显, 时效性差, 基本上是“大综合”、“大总结”、“炒剩饭”。其成就不能不报, 但可在“动”中寻找变化, 激活“旧闻”。首先要抓由头。成就报道如果不注意抓由头, 总是罗列“近年来”的成就, 就会给人以陈旧感。报道时可由近溯远、由小到大, 既可以找到一个最新的时间概念或最明显的事实作由头, 也可以以一种事物最新的变化为由头, 还可以通过凡人小事或一部相关联的电影为由头, 让人们从中管窥到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其次要重板块。像一些媒体运用的“经典页面”、“记者感言”、“和谐相册”、“链接”、“心声”、“聚焦”、“新视角”、“新起点”等手段, 无不使成就报道少了枯燥, 多了生动;少了说教, 多了例证。再次要找突变。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化的过程, 这种过程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变化, 即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动, 其表现为不明显的变化;质变是事物性质的变化, 是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转变, 其表现为根本性的显著的突变, 是对原有度的突破, 就是突破关节点的变化。成就报道就要善于寻找突变, 抓住突变, 也就抓住了成就报道的契机或枢纽, 就会使报道“增值”。最后要看巨变。巨变, 即前进中的最大变化。

跳出“庐山”看“景观”。报道中不能就成就论成就, 要跳出成就看发展, 通过热点追踪, 将其亮点合并“同类项”, 并用历史的眼光, 既可以向历史要原因, 也可以向历史要经验, 又可以向历史要教训, 从历史中探究出“大成”与“小成”的原因, 以及经验和教训, 发现规律, 总结过去, 揭示趋势, 昭示未来, 寓新于深, 还可以用理性的思考, 向人们提炼出成就背后的“真经”, 让人们跳出“庐山”看到成就背后的“景观”。

善抓问题求新奇。成就报道要掘深, 就要避免平淡乏味。可抓住广大受众最关心的问题, 抓住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抓住普遍性和带倾向性的问题, 也是掘深的一条有效途径。比如, 荣获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参演万余人不见几个兵》, 就是通过抓问题而掘出深度的佳作。该作品不仅问题抓得准, 而且抓得巧。它抓住部队过去演练“漫山遍野都是兵, 冲声杀声震破天”, 如今四处都是飞机、战车、火炮而不见人的问题, 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 在人们最为熟悉的场景中拨云见日,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使这篇不足900字的新闻不仅新了起来, 也重了起来, 既有历史的厚重感, 又具鲜明的时代性, 读来气势昂扬, 令人深受鼓舞。

成就性报道篇2

党性原则是我国新闻媒介的根本原则，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成就报道，记者编辑也就有了一种使命感或者说是责任感。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更要密切配合党的工作、鼓舞团结全国人民向前迈进。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具体体现。

自觉地成为中央政策的宣传员，是成就报道与主题性报道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说，党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新闻媒介就决不能袖手旁观，而要为之呐喊助威。元旦过后，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就策划了“西部迎春”详细的报道计划，春节期间，近三十名记者牺牲节假日休息时间，携带卫星地面站等设备，分赴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克服天气严寒、风沙大等不利的因素，在十几天的采访过程中，共采制了《中国西部涌春潮》、《雄关烽火绘巨龙》、《戈壁春意浓》等二十多条新闻。

及时总结政府工作中重大举措的成功经验，是成就报道的社会责任。国企三年脱困，全国看东北，东北看辽宁。作为新形势下国有企业诸多困难的典型代表，辽宁国企的改革与发展情况备受国人关注。中央电视台组成精干的采访组于12月中旬分赴辽宁各地，从七个方面对决战中的的辽宁国企的改革与发展进行采访。

20春节期间，在《新闻联播》中陆续播出《辽宁国企：以技术提高竞争力》、《国企脱困：领导班子是关键》等七集，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反映了辽宁国企改革发展中的不凡业绩。节目播出后，反映强烈。

一个阶段的成就报道是主题性报道的重要内容。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为集中反映我国“九五”期间不平凡的建设成就，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负责采制系列报道《继往开来话“九五”》，这组报道从2000年9月19日开始在《新闻联播》播出，共计20集。内容包括“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以及金融、财税、农业、外贸、科技、教育和精神文明等领域。节目报道范围涵盖了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层面，客观、全面、充分地展示“九五”成就。参与报道的记者编辑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从鲜活的新闻事实出发，使节目形象生动、有说服力，受到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的表扬。

破解成就报道的难题篇3

但是存在的不足也很扎眼。概括说来，成就报道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旧与新的矛盾

成就报道的内容大多已成为历史，是旧闻，新的信息稀少。炒炒冷饭，没有新玩意儿，自然不能满足受众求新的需求。这是不少成就报道难以吸引受众注意的第一原因。

旧与新的矛盾还体现在成就报道的形式上。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以来，简单今昔对比模式的成就报道方式就开始服役。几十年延续下来，它的创新空间已经非常狭小。如果说以前还说得过去，现在就行不通了。即使是旧瓶装新酒，表现手法、报道模式单一、老套，也提不起受众关注的兴趣。

二、虚与实的矛盾

成就报道一般要着眼宏观，说面上的大事儿，而那些东西往往比较抽象，是虚的，距离受众的生活比较远。而受众接受信息的时候偏爱微观的视野，他们很实在，喜欢从自己生活的角度来对信息进行阐释、解读，对于他们来说，获取的信息越具体、越形象、越可感，越好。这样，记者报道的难度无形中就增大了许多。太空了，他们觉得不实在，隔膜，没兴趣。太实又很难把成就报道充分、透彻。如何把虚的落到实处，或者把实的提到虚的高度（没有升华的鸡零狗碎同样没有出路），让虚实相得益彰，确实是件难办的事儿。

三、浅与深的矛盾

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当然有权利知道自己创造历史的过程。除了知晓自己的创造成果之外，他们希望更深入地总结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力图更加清晰、清醒、理性地把握当前发展态势，他们尤其关心如何才能把伟大事业推向更加灿烂的未来。而我们的许多记者，对于群众的深度要求没有很好地回应。他们大批量塞给人们的，不过是些"浅薄的美言"和"空洞的好消息"，人民怎么能满意呢？

如何破解成就报道的难题，一般性的办法有以下几种：

首先，成就报道的内容要是新闻，要有新的信息告诉受众，已经走进历史的东西要恰到好处地充当背景材料，衬托出新闻信息所蕴涵的现实意义。

其次，成就报道的切口要小，宜取生活化的视角，努力构建与普通老百姓现实生活的关联。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小处入手往往能透视出为大处所失察的深刻来。成就报道要让普通人平视，而不是需要仰视才见。因为生活背景和历史经历的积淀有形无形地制约了受众的信息解读取向，所以他们接受信息时会表现出接近性的心理偏好。成就报道一味悬浮在宏观天空中，很难让人觉得贴心，更谈不上引起人们的情感共振和心理共鸣。我们的报道应该下降到坚实的地面，落点选择在老百姓的身边，要让他们觉得亲切。

再次，将抽象的内容形象化处理，便于接受。具体来说有这样几种做法：

１．视觉新闻。"所谓视觉新闻，无非是形象化、立体化，有典型细节，生动的画面，读来有声有色，使人能够具体地形象地看到你所报道的事实的真面貌。这样我们的新闻就可以克服枯燥和概念化的缺陷，更好地适应今天这个电视发达的时代。"^（１）形象展示的新闻，不仅能够增强新闻的真实感，还能强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更能激起人们的阅读（收听、收看）欲望。

２．摆平数字。成就报道，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报道少了数字，似乎就很难确凿地说明问题。而数字用得过多过滥，新闻作品就变成了报流水账。因此必须讲究运用的艺术，力争把少而精的数字用活、用美。

３．图像说话。由于影视和摄影等现代信息表现手段对图像特有魅力的空前张扬，当今信息接受的主潮已转入读图时代。成就报道也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大力提高图像（主要指纸质媒体上的照片、漫画、图表等）在报道中的地位，释放其强烈的视觉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以吸引、打动受众。

４．妙用细节。细节虽小，但不是可有可无的。细微处能见精神。有时，不起眼的细枝末节要比千言万语更生动、更深刻、更有力。一些成就报道之所以干瘪得像三根筋，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对事实进行了不当过滤"^（２），把许多鲜活的细节给缩略、阉割掉了，结果剩下的就是些干巴巴的让人不忍卒读的东西。这就好比把血肉全都剔除，只剩下一副空空的骨架，哪有一点活气呢。

从实践检验的结果来看，上述普通解法不能尽如人意。对照问题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方法只是部分地缓解了旧与新、虚与实之间的冲突，至于深与浅的矛盾则是根本无从解决。它们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解决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无法最终解决核心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另觅他途，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普通解法只适宜作为互补性或辅助性的参考。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练，市场经济的风雨洗礼，我们的群众早已摆脱了"运动"时期的狂热和非理性状态，他们不再为盲目的激情所推动，他们已经学会接受冷静理性的指引，他们已经成熟。原先成就报道的功能是单纯地给群众鼓劲、打气、树立信心，今天这种功能虽仍然存在，但它的现实基础已经大大地削弱了。随着社会转入正轨，新闻媒体一度被淹没的监测环境功能得到复归。新闻媒体是社会动态的风向标，是引导人们奋勇前行的灯塔，是人民群众忠实的哨兵。社会的复杂程度在日益提高，人们对外界事物的了解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新的需求日益增长：新闻媒体应该帮助他们分析环境、寻思对策、作出科学预测。

很显然，传统观念孵化的平面化新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信息的深度需要。这种观念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发现事实的报道。由于它强调新闻的即刻性，所以一般只能做到对新闻事实"点"的聚焦、"线"的连缀和"面"的展示，而不能做到"体"的全方位呈现，无法实现新闻传播的立体化。归根结底，在时间的维度上，它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从新闻理念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对成就报道难题的普通解法就局限在传统新闻观念框架里。

成就报道必须立足今天、回眸历史、放眼未来。因此，必须向深度报道求援。比如，１９８９年，《经济日报》头版"写在４０年大庆前夕"专栏打出了一串连珠炮--《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科学》、《走向小康》、《走向未来》。系列报道成功克服了一般成就报道简单、枯燥、平面的弊病，以如椽史笔勾勒出共和国四十年艰难而光辉的足迹。"五个走向"大气磅礴，催人警醒，促人奋进，得到了社会的一致认同和普遍赞扬。成就报道引入深度理念的功效可见一斑。

有人担心，深度报道是适宜完成"宏大叙事"的建构，以这种形式报道成就，它会不会走向空洞，让受众觉得虚无飘渺呢？《华尔街日报》叙述体写作形式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这种形式的要诀是："将重大、抽象、复杂、难懂的题材放到具体的、现实的、日常的、易于理解的环境中来考察，而且往往是通过普通人的眼光来考察，因此就通俗易懂，便于普通人理解了。然而，通俗化并不是这种写作形式的主要目的，它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深度报道的目的，也就是使普通人理解并掌握重大、复杂问题的真谛，从而有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３）

综上所述，成就报道只有走向深度，它与受众之间不和谐的关系才能得到根本改善。告别浅薄、告别空洞、告别枯燥的成就报道，才能真正让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

注释：

（１）穆青《学会写视觉新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采编经验选萃》，第４５-４６页，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第一版。

（２）丁柏铨主编《当代新闻文体写作》，第１７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４月第一版。

论电视成就报道内容的创新因素篇4

表情讯息公共化

美国社会学家埃尔温·戈夫曼在他的一项社会交往分析中, 曾区分了“表情”和“传播”这两种概念。他认为, “表情”指的是姿势、符号、声音、标记以及某个环境中某个人出现所产生的运动。而“传播”则指的是使用语言或类似于语言的符号, 有意识地传递“讯息”的行为。按照这种区分方式, 一个人可以随意地开始或停止传播, 但是他不能停止表情的表达。传播是有意识地进行, 表情则是无意识地“流露”。而在电视上, 表情的重要性通常超过语言———“电视上演讲的政治家即使引用了其他人的文章或诗句, 这也能反映出他的个人哲学, 这也会使观众高兴。相反, 如果某位政治家让别人代替自己发表媒介演讲, 他将会疏远观众, 即使那些话都是政治家亲自写的, 效果也一样。” (1) 可以说, 电视上丰富的节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表情讯息而不是传播内容。

但是, 回顾以往的电视主题报道特别是成就报道, 见事不见人, 很多都是总体性的陈述和枯燥的数字罗列, 是传播内容, 而不是表情内容。即便是所谓的“点面结合式”报道, “点”的表情内容也是有限的和被遮蔽的, 是为了说明和印证“面”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本身。但是, 在《我的这五年》大型系列报道中, 作为公民的个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表情讯息却成为报道的主体, 进入了公众视野。看完报道后, 作为观众, 可能不一定会记得主人公在这五年当中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 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人格魅力却给观众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如长期坚守大山无暇顾及家庭而在班会上向女儿道歉的青年教师冯雪红, 靠卖羊肉串维持生计却矢志资助贫困学生的朴实汉子阿里木, 怀着拍电影的朴素愿望并坚持不懈一点点靠近梦想的彭家兄弟, 骑着自行车上街以防代管、以帮代管的“最美城管”杨维勋……这些人物的一幕幕影像活生生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

与表情内容的传递相适宜, 系列报道很多都采用了第一视角、访谈、音乐等表现手段。如《孙恒:音乐老师变身博物馆馆长》开篇就是一段内心独白:“我叫孙恒, 今年35了, 我出来打工12年了, 我干过很多工作, 有过很多梦想, 也实现了一些, 比如他们叫我团长, 因为我是新工人艺术团的团长;他们叫我校长, 因为我是同心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但说实话, 再怎么做梦, 我也没想到我能成为一名馆长, 现在我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而《阿里木:卖羊肉串的慈善家》则在报道的最后安排了一段配乐的、类似意识流的心愿表白:“我觉得我烤的羊肉串太好吃了, 我太厉害了, 旺季的时候我就想烤羊肉串, 淡季的时候我就想娶老婆, 我要一个不打麻将的老婆……”这些无疑进一步增强了报道的感染力。

前台信息后台化

美国社会学家埃尔温·戈夫曼认为, 所有社会角色的行为实际上都是表演, 是一种有选择的展示。任何人在某个环境中的行为都可被分为两类: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在前台, 他们要扮演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概念的社会角色;而在后台, 他们可以放松地演练、琢磨将来演出的策略。基于这一面对面交往理论, 美国传播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提出, 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创造出了新的社会场景, 这一场景融合了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 带来了人们对“恰当行为”观念的改变, 其重新塑造行为的程度远远超越了它所传递的具体信息。

这一观点正在被现在的媒介现象所证实。新媒介环境下, 人人都是公民记者, 人人都可随时发布信息, 前台信息和后台信息的交织融合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模式和信息消费习惯逐渐被观众所接受。而以往传统媒体单一的前台信息或前台信息与后台信息的不一致都会极大地降低报道的公信力。当然, 所谓的前台、后台也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巨大成就是前台的话, 那么诸多小人物的艰苦奋斗就是后台;如果说典型人物的事迹是前台的话, 那么他们为此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就是后台;如果说他们的态度是前台的话, 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看法就成了后台。而后台信息往往因为比前台信息显得更真切、更诚实而更容易得到认同。因此, 如何来分配、组合前台信息与后台信息, 就决定了一则报道的可信度和影响力。以往, 我们的成就报道只有“成就”的前台信息, 而没有为之付出的“人”的后台信息, 这种报道自然难以让人信服。而在《我的这五年》中, 这种传播模式已然发生变化。围绕成就的人的奋斗和拼搏成为前台, 而政策的雨露、时代的进步则成为后台。如致力于打造百年农业企业的卢国平, 如果没有粮食补贴和农机补贴的好政策, 恐怕很难成就一番事业;建成北京最大养老院的宋玉梅, 如果没有国家对民营养老机构的优惠政策, 最后也只能宣布破产;还有让集团70%~80%的员工都能买房、买车的沈阳杂技演艺集团 (原沈阳杂技团) 董事长安宁, 如果没有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 他和他的员工恐怕也只能黯然接受被市场淘汰的命运。但是, 这些主题信息在报道中并非显性的、前台的, 而是隐性的、后台的, 这种主题的“退却”反而使得内容更加真实可信、深入人心。

归因模式理性化

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认为, 人们对行为的解释主要有两类:一是认为行为的发生是由于情境因素所致, 被称为外向归因;二是将行为发生的原因归于行为者个人性格或其所具条件, 被称为内向归因。

而对于成就报道或主题报道来说, 其实也都涉及一个归因的问题, 即成就缘自什么因素。以往的报道经常通过采访对象或记者点评来揭示这一因素, 而这也往往就是节目的主旨所在。但是, 综观大多数成就报道, 这种归因基本上都是封闭的、单向度的。要么把成就归因于“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 要么一味地归因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这种归因简单片面, 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也难以起到舆论引导的作用。而在《我的这五年》系列报道中, 归因是多元的, 也是客观务实的。报道中的这些主人公, 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既得益于国家发展的大背景, 也是个人坚守梦想并努力奋斗使然。甚至可以说, 没有个人的内在因素, 外因是很难起作用的。因此, 我们看到, 每篇报道的最后, 记者现场出镜都会提到“理想”、“梦想”、“幸福感”、“人生价值”这样的字眼。如《彭家兄弟:一部传奇电影的诞生》中最后说道:“其实在我们小时候, 对于长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这些大大小小的梦想就像种子一样种在了我们的心田, 长大以后有些梦想并没有走远也没有消失, 只是被我们深深地埋在了心灵深处。如果用虔诚的情怀去善待这些梦想, 在条件合适的时候, 它们就会发芽, 就会结果, 就会梦想成真。”再如《付新华:寻找心中的萤火虫》中, 记者最后说:“付新华的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浮华之下, 虽然理想的光亮有时候会显得很微弱, 但它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追寻去守护, 因为它终将照亮我们的人生。”这里的归因, 没有豪言壮语, 也没有呛人的宣传味道, 而是一种基于现实考虑的、与观众之间的心灵对话。这种对于成功的归因是开放的、多元的, 也是能引发观众思考并被观众所接受的。

编码方式协商性

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 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解码实际上是一个意义的再生产过程, 即解码过程并不是完全依据编码来进行的, 二者不是同一的。霍尔由此假设了解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三种不同状态。一是“主导—霸权地位”。受众的解读完全在编码者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 根据用以将信息编码的参照符码把信息解码。二是“协调的符码或者地位”。在这种状态下, 受众的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主导性定义界定的合法性, 同时又在一个更有限的层次上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 并使这种主导界定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三是“对抗符码的操作”。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 但却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

依照这一理论, 我们会发现, 以往的成就报道主要是一种基于“主导—霸权”地位的编码方式———大而空的报道视角, 枯燥乏味的报道内容, 居高临下的报道语态。而出于对传统媒体特别是官媒背后的意识形态的信任和敬畏, 这种传播模式曾长期存在并曾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教育群众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 新媒体时代, 网络、手机使得每个人都能够搜集、发布新闻信息, 每个人都是“自媒体”。媒介的接近权、使用权成为每个公民的共识, 由这种权利衍生的媒介素养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得到不断提高。同时,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 传统媒体市场化进程加速, 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日益松动, 单纯的喉舌功能已很难概括媒介的全部社会职能。因此, 今天的成就报道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编码模式, 非但不能赢得公众的认同, 反而极易遭遇受众的“对抗式阅读”。毕竟, 在今天这样一种传播语境中, 作为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 不论你知道多少, 总有人比你知道得更多;不论你的分析如何专业, 总有人比你还专业;不论你的立论如何公正, 总有人能够指出你的不足。因而, 改变传统的编码方式自然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

在央视《我的这五年》系列报道中, 我们看到, 以往静态的、宏观的“国家成就”演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的经历。在这五年中, 他们有梦想、有波折, 五年来的国家成就并没有遮蔽作为个体的人的磨难和苦痛, 而且, 恰恰是因为这些个体的奋斗和拼搏才有了国家层面的发展。可以说, 这一事实建构几乎符合所有群体的现实语境, 因而显得自然亲切而不至于遭到部分社会群体的对抗解读和舆论抗议。同时, 报道素材充分调动画面、同期声、音效等电视手段, 坚持用事实来说话, 用故事和情节来说话;记者的点评也是在事实分析和他者言说的基础上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 温和中肯, 启迪人心, 丝毫没有说教的意味。

例如, 在《旭日阳刚:春天里的怒放》中, 记者向观众介绍了农民工刘刚和王旭的爱好、执著、艰辛和一夜成名。在报道末尾, 记者点评说:“有人感叹, 是网络让旭日阳刚一夜走红, 有人说, 农民工身份给了他们许多感动的元素。但我想, 他们所引发的共鸣, 更多的是来源于他们和许多普通的劳动者一样坚持一个简单的信念———只要付出, 就有回报。”这样的评论在充分体察他者意见的基础上给出了记者的“我”的观点, 没有颐指气使, 也没有居高临下, 是一种人格化的传播, 也是一种协商式的编码方式。而正是这种编码方式的转变, 才使得成就报道洗尽铅华, 进入了观众的内心。 (本文为孝感学院湖北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度开放科研项目“新媒介环境下大众传媒的乡村传播与社会稳定研究”的部分成果, 项目编号:2010K07)

参考文献

成就性报道篇5

关键词：隐性采访法律陷阱道德悖论

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全球跨入信息时代。隐性采访，作为获得信息的一种有效手段，频频地出现在各种新闻媒介中，受到大量的新闻工作者和受众的青睐。与此同时，1993年北京电台暗访街头出售假发票获奖后的不同声音，2000年湖南嘉禾、广东电白高考舞弊案曝光后的激烈争论等，也向我们说明了一个事实——隐性采访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质疑和责难。

一、隐性采访概述

隐性采访这种采访手段的产生，目前在新闻理论界尚无统一的说法，但有一种被广为接受：一战后，一批退役特工失业，欧美一些国家的媒体眼光独具，发现了这批退役特工特有的价值，并雇佣他们挖取新闻信息和材料，于是特工猎取情报的手段被引入新闻之中，这种调查方式也就产生了。

虽然这种方式应用已很频繁，但是，至今新闻学术界对其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著名新闻工作者和相关人士，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蓝鸿文、暨南大学新闻学教授邝妙云、著名法律专家杨立新等都曾给出自己的见解。虽然文字表述不同，但其实质含义相差甚微。其中，著名记者熊高的论述相比之下较为全面、更具概括性： “隐性采访，相对于显形采访而言，指一定条件下，记者不向采访对象公开自己的身份、不告知自己的采访目的，通过模拟某种社会角色或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报道采访源，获取新闻事实的一种非常采访。” [1]

此外，周景在其论文《对‘隐性采访’的社会表演学分析》中，把隐性采访生动地表述为“记者以假扮观众或者剧班成员的身份静观或者参与到新闻事件之中，刻意地隐去局外人的身份”，颇为形象具体。他认为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从社会表演学角度分析它同时包含了两个剧班，两个观—演关系。新闻事件本身和新闻报道机构各构成一个剧班。“所有新闻报道的实质都是媒介机构剧班对新闻事件剧班不对称的信息交流。” [2]这的确是一种非常露骨的说法。

综合前人的观点，笔者认为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为了获取事实真相，隐瞒自己真实的记者身份和采访目的，通过充当普通公众或特定角色，采用偷拍偷录等隐蔽手段，采集新闻信息、获取新闻素材的一种调查方式。

隐性采访“又被称作‘暗访’、‘秘密调查’、‘卧底调查’、‘私访’、‘秘密采访’、‘微服采访’等。它是一种非常规的采访方式和调查手段，是相对于显形采访或公开采访而言的。”

隐性采访虽然是新闻采访的一个技术和手段问题，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严肃的道德和法律问题，涉及新闻自由与其他社会公共价值之间的关系。它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领域一大争议点。

二、质疑和争议的出现

客观地说，早期的隐性采访并不“与争议相伴”，也不“与诉讼相伴”，而是充满了传奇色彩。隐性采访自产生以来，留下了不少传诵后世的佳作，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著名记者。

隐性采访的最初实践者是英国《派尔——麦尔公报》的主编W·T·斯蒂德。1885年，他以暗访的方式参与购买一个女孩，以此调查英国一些商人专事贩卖本国的年轻女孩，把她们送到布鲁塞尔的妓院供富人消遣的卑劣行径，并发表了独家报道《现代巴比伦的处女贡品》。这可以说是暗访的最早萌芽。而世界新闻史上，真正最早的暗访是在1890年——美国女记者科克伦假扮精神病人暗访布莱克维尔岛精神病院，并根据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完成独家报道《疯人院的10天》，发表在当时的《纽约世界报》上。她因此被美国新闻界载入史册，被视为暗访鼻祖。 [3]从此之后，暗访逐渐流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记者都先后走上这条道路。

隐性报道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上半叶，直到60至70年代，这种采访方式还充满了活力，佳作频出，并数次获得了普利策奖。1971年，《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威廉·琼斯为了揭露“救护业车队”敲诈勒索、残害贫民窟危重病人的罪行，他冒充护理人员，打入了这个奸商世界，揭露了他“有生以来见到的对人类最令人发指的摧残”，该篇报道就荣获当年的普利策奖。 [4]

然而20世纪 70年代末至今，随着隐性采访的广泛使用，它逐渐受到质疑和争论，进入 “有争议时期”，业内人士也开始反思隐性采访的利弊得失。

《芝加哥太阳时报》刊登的关于 “幻景”旅店的隐性报道，就未能获得1979年的普利策奖。为了证实政府巡检员勒索小旅店的传闻，《芝加哥太阳时报》派两名记者装扮成夫妇，在当地买下了一家旅馆，取名“幻景”，在装修过程中，在水电和配电方面都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纰漏。为了让不合标准的物品与设备通过检验，他们对州政府和市政府的检验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贿赂，同时用隐藏的摄影机和录音机将这些非法的交易都拍录下来。结束营业后，《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揭露文章连载了四个星期，相关人员受到了处罚和制裁。尽管在当时影响巨大，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也一度把《芝加哥太阳时报》的系列报道列为特别地方报道奖的入围作品，但是作最后决定时，经过冗长而激烈的讨论，这个系列报道还是落选了。

评委之一、曾任《圣彼得斯堡时报》首席执行编辑的尤金·帕特森说:“如果报纸以编辑的身份要求政府坦白、公开,而自己又隐瞒真相或掩藏动机,新闻界作为一个整体会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价。” [5]一语中的地指出了此种隐性采访方式的硬伤所在。

另一位评委、《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布莱德里对隐性报道的质疑也颇有代表性：“报纸本身获取新闻时就不诚实，怎能为诚实和尊严而奋斗？” [6]

两篇报道都是7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暗访杰作，但是却遭遇了不同的结果：前者荣获大奖，记者名利双收，而后者虽然社会反响显著，最终却与大奖失之交臂，并且受到业内外人士的质疑和批评。这恰恰源于隐性采访和道德法律的矛盾，是职业成就与道德法律的博弈的反映。

三、职业成就与法律道德的博弈

隐性采访发展速度之迅猛，在各种媒体中普及之快速，是以往各种新生报道形式所不能及的。这样的高速度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方面的新制度还来不及健全，新规范来不及完善，而旧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又与之多有冲突之处，其所面临的道德法律问题之多也就不足为奇了。火是热烈与危机并存的象征，隐性采访犹如火一样也是光明与隐患的结合体。新闻工作者进行隐性采访，确实犹如在火上行走。

1、法律陷阱：

隐性采访与法律的冲突在于，新闻报道权与公民隐私权的矛盾、媒体舆论监督权和公民言论自由权的矛盾。

至今为止，不论是我国的现行法律, 还是多数外国的法律,都没有明确赋予记者可以假冒身份、偷拍偷录等行为条款,倒是一些法律、法规、案例对此有所限制。我国《国家安全法》第21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我国安全法第284条也有相应的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美国法律中也有所规定：“ 在美国的大部分州, 未经许可非法‘偷拍’都被认为是犯罪” ,被认为是触犯刑律。而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律，即使是将来，都不可能赋予新闻界以“偷拍偷录”的特权。因为法律首先是公平的，法律上被禁止的行为如果成了新闻界的特权，势必会与法律的公平性产生矛盾。

我国法律规定报道有六大禁区：不得涉及国家机密、未经许可不得涉及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各种公民的隐私、不得违背保护未成年人和保障妇女权益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得涉及商业秘密。此外，记者不能装扮成国家公务人员，不应装扮成违法犯罪之徒。

尽管记者拥有采访权报道权，媒介拥有舆论监督权，在这种法律环境下，隐性采访，不管其动机如何正当、成效如何显著，从身份、行为、工具等方面也都可能遭受法律陷阱。目前，已不乏这方面违法的案例出现，如《羊城晚报》曾于1998年8月25日头版刊出《本报记者在上海街头报警》的新闻，以及2001年2月2日《深圳商报》披露的名记者暗访禁毒实况，被女毒枭玩弄于股掌的事件等。如果隐性采访处理不好与法律的关系，在实现其报道价值、取得职业成就的同时，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卷入违法犯罪的漩涡，危及自身安全、玷污记者形象都是可能的。用不恰当的方法救火，灭得了一处却又引燃另一处，甚至引火烧身，得不偿失。

2、道德质疑：

记者首先是人，是一个社会人，要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和做人的行为准则。同时，记者又是时代的记录者，职业责任要求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完整地记录下来，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在从事隐性采访的记者身上，社会道德和职业责任存在着一个悖论。有时候，两者的矛盾还相当尖锐、对立，记者因此面临着一个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尚有许多丑陋的现象在悄悄滋长和蔓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记者只有用他的如椽之笔，将这些丑陋现象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引起全社会尤其是相关部门的重视，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才算是完成了历史职责，符合职业责任的一部分。可是，事实真相总是被千方百计地掩盖，弘扬正义、驱逐邪恶绝非易事，媒体揭露阴暗面更是困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常规的采访手段难以获得真实的材料，唯有隐性采访方能手到擒来。然而这种手段是具有欺骗性质的，更有甚者，在曝光非道德内容的同时可能自身也存在同等严重的非道德因素——2003年8月23日南京《现代快报》刊登了《成都晚报》提供的《记者卧底富太太俱乐部》，文中的记者成功地获得一位富太太的青睐，彼此间有了亲密接触。2001年5月，广东某报的《新闻周刊》刊登了记者写的《海口色情交易大曝光》一文，并配有6幅照片，描绘了在海口市存在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色情交易状况。这些暗访成果，虽然对社会丑陋现象进行揭露和深刻地批判，推动了有关部门对此进行整治，但是其自身行为也间接地完完全全展露在公众面前，让公众不能不对记者的道德操守产生严重怀疑。

此外，隐性采访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也存在着一个悖论。毫无疑问，我国的新闻采访活动必须遵守我国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即应该遵守《准则》的有关规定。但是，隐性采访的特殊性却不可避免地和其中的有关规定产生了矛盾，主要体现在和上述这条规定的矛盾：“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而隐性采访诸多时候都存在着采取非正常手段揭人隐私等问题。

3、博弈：

隐性采访在媒体实施舆论监督、维护公众利益方面成效卓著，这是有目共睹的、毋庸置疑的。它不可不谓是世界新闻采访手段的一次大革命，为采集新闻信息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途径。现实生活中充满着美与丑、正与邪、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正面与负面的冲突。扶正祛邪是传媒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在现时，弘扬正义、驱逐邪恶两者都不易。媒体揭露阴暗面更是困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常规的采访手段难以获得真实的材料，隐性采访却能冲破重围，获得线索。

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李良荣就曾坦言：“我支持并赞赏隐性采访，因为我们的新闻媒体需要以积极的姿态干预现实生活。”

尽管普利策奖是否应该颁发给暗访作品存在争议，但是普利策本人生前的确曾对隐性采访情有独钟。他主政《世界报》期间，采取了很多办法揭露社会丑恶，其中就包括隐性采访。“《世界报》在揭露丑恶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世界报》的老板要求大量的材料，该报驻华盛顿代表四下活动，既当记者又当侦探。”一句“既当记者又当侦探”形象地表达出了隐性采访在《世界报》的地位和作用。 [7]

由于隐性采访得出的报道真实、生动、不容置疑、无可辩驳，在舆论监督、满足受众需求等方面成效显著，从而广受欢迎，具有不容小觑的市场。“隐性采访是获取真实内幕的有效途径，能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实真相，突破显性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一针见血地抓住问题本质，这样的新闻往往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视性’、‘可听性’，能够产生强大的舆论效应。特别是对消极腐败现象的揭露，能够加大新闻舆论监智的力度,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8]对社会而言，增强舆论监督的力度；对受众而言，满足其知情权；对媒体而言，可以扩大新闻报道领域，取悦受众，展示自身的实力和新闻理念，即满足道德理想的塑造和市场利益实现的需要。

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随着隐性采访题材的扩大、暗访工具的改进、参与隐性采访的记者和媒体队伍的壮大,由此引起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越来越多。各种类似案例层出不穷，关于隐性采访的争议愈演愈烈。

“暗访与偷拍从来没有成为专职新闻采访的主流方式，并且经常受到质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认为，记者的职业就是要在不欺骗和不违背其它道德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采访到新闻。偷拍成为《焦点访谈》的主要手段，这是新闻职业的一种悲哀，是一种非正常现象。 [9]

四、结论

隐性采访，简单地说，就是记者隐去了记者身份而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现场，并在采访者未知的情况下以秘密的或者间接的方式进行采访活动。隐性采访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这种合理性源于新闻事实的复杂性和记者对新闻真实认识的渐进性。不可否认，隐性采访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采访方式。

但其最大弊端是，降低了普通公众对媒介的信任和尊重。隐性采访是一把双刃剑, 掌握得不好, 不仅会构成新闻侵权，引起新闻诉讼或者为万夫所指、惹祸上身,甚至会伤及无辜，危害社会。“它现在之所以没有受到舆论的普遍谴责，一是因为被揭露的事情维护了多数人的利益，两害相比，揭露坏事明显更重要；同时，由于多数公众的法律意识尚缺乏。一旦其他监督机制健全了，公众的法律意识提升了，媒体普遍采用这种采访方式将会被关注并受到广泛批评” [10]

笔者认为，新闻采访从来就应该是光明磊落、坦诚相待的，以獐头鼠目、坑蒙拐骗、前倨后恭的方式，终究不是记者采访之正道。隐性采访永远不会成为新闻采访的主流方式，并且随着社会道德和法律的逐步完善，最终有一天暗访可能会消失。但在此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暗访作为媒体监督政府和社会、获取新闻真相的一种有效手段，将仍然发挥它独特的优势，成为显性采访的重要补充和辅佐。不过应把握一定的“度”，只有在无法或不能公开采访，或者在正常采访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特定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为之’。

注释

[1]熊高.《采访行为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2]周景.《对‘隐性采访’的社会表演学分析》，杭州人民广播电台之新闻谈话电台网站（网址不慎丢失）

[3]周珂.《隐性采访中的道德问题》，《新闻爱好者》 2005年第11期

[4]道格拉斯.贝茨.《美国普利策奖金内幕》，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5][6]徐讯.《暗访与偷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7]顾理平.《隐性采访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8]周景.《对‘隐性采访’的社会表演学分析》，杭州人民广播电台之新闻谈话电台网站

[9]徐讯.《暗访与偷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318页

[10]周景.《对‘隐性采访’的社会表演学分析》，杭州人民广播电台之新闻谈话电台网站

参考文献

骆汉城.《行走在火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