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崛起（通用11篇）
快速崛起 篇1
2010年, 国务院发布有关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一年多来, 承载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重任的相关新兴产业正在高速崛起。
在国家层面, 为进一步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有关决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 组织编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规划和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7个产业发展规划以及物联网、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一系列细分领域的专项规划, 形成了系统完整的规划体系, 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截至2011年年底, 全国共有24个省市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进一步扩大了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实施规模, 新批复了41只创投基金的设立方案, 吸引社会资本70多亿元。
我国还在高校增设了25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 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和收益权、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改革等试点政策, 加快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人力储备。
在体制改革方面, 我国组织了第一批12个地区 (城市) 开展三网融合试点, 试点地区的IPTV试商用业务用户达到350万户, 基于有线电视网的宽带接入用户超过100万户, 第二批三网融合试点工作业已启动。
在新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和新能源配额制方面, 我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和配额交易方案, 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由每千瓦时4厘调整为8厘, 制定了太阳能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和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
我国的“973”计划、“863”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都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资源环境等领域进行了重点部署, 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通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 我国在高性能中央处理器 (CPU) 、12英寸65-40纳米介质刻蚀机、快速成像测井技术装备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瓶颈技术。
为积极培育市场, 我国组织实施了节能惠民、十城万盏、十城千辆、金太阳等重大应用示范工程, 推广节能空调3000多万台、节能汽车360多万辆、高效节能电机400多万千瓦、节能灯1.6亿只、160万盏以上LED灯, 试点运行各类电动汽车1.4万辆, 建设光伏发电项目343个。我国去年共批准发布了90余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国家标准。其中, 电动汽车、三网融合、物联网、半导体照明等标准已进入标准化试点阶段。
下一步, 国家将着重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引导和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认真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势的监测和分析, 及时发现产业发展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提出对策措施,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快速崛起 篇2
作为外来者的威廉三世无望取得伊丽莎白一世那样的拥戴，也无力建立克伦威尔那样的独裁，他欣然入主英国的目的全然是为了利用英格兰的财富和陆海军力量来对抗法国，作为交换，他愿意充分尊重英国国民的政治意愿。而英国民众既然不想恢复到40年前的共和政体，又担心再次出现克伦威尔那样的专制君主，便只有在制度上向国王权力施加有效的约束。在这种双向意愿的组合下，立宪君主制度在英国诞生。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694年的《三年集会法案》(Triennial Act)、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案》(Act of Settlement)等一系列法令极大地约束了英王的实际统治权，保证英国议会的立法、财政、司法等各项权力，从而解决了始终扰乱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政局稳定的王权与议会对抗之难题。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经历了光荣革命的“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了庞然大物型的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法律”。
表面上，光荣革命后英国的立宪制度仍给予英国国王对外宣战、媾和、签约等特权，但实际上，对这种特权的限制却非常严格。首先，1701年英国议会颁布的《王位继承法案》明确规定，当非英国出生的人担任英国国王时，不经议会同意，英国国王不得进行任何为保卫不属于英王属下领地或领土的战争，且任何外国人不得担任枢密院大臣或其他政府官职，不得担任议会议员，(37)这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英国国王为个人私利随意动用英国资源的可能性。其次是财政限制。16，英国议会明确拨给王室每年70万英镑的终生款项(即所谓“Civil List”)，同时规定除此之外的其他开支需由议会讨论决定，这促使国王必须充分征求议会的同意才能获得推行对外政策所需的经费，由此便形成了对外政策领域王权与议会之间的相互制衡，诚如1739年时一位英国贵族在英国议会上院的一段发言中表述的那样：“诸位都知道，媾和与开战的权力是由国王掌握的……我们的宪法始终表明，国王在决定和平与战争时有权利让议会参与，也有权利不让议会参与。没有哪位明智的国王真的会冒险不让议会参与”。
更为重要的是王权本身的变化。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固然还有效地掌握着政府决策和运行的大权，但自17起，入主英国的汉诺威王朝国王逐渐地把几乎所有的职权托付给内阁，“王权”的内涵不再是国王本人的权力，而逐渐演变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权”。内阁成员作为国王的大臣表面上要听命于国王，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按英国人传统的说法，“乔治一世不过是他的大臣的代码而已”，(39)其继承人乔治二世(1727—1760)也大致如此。相继掌握英国政府决策大权的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佩勒姆兄弟(Henry Pelham和Thomas Pelham-Holles)、老皮特、诺斯勋爵(Lord Frederick North)等人大多是英国主要政党辉格党或托利党的领袖，往往作为议会多数党的领袖出任英国首相。但这种身份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政策始终得到议会的多数支持，他们必须通过协调党派利益来推行政策主张。这样一来，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就由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商讨演变为议会中各党派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讨论和协调。因此，“议会成为政治集团在其中明确其立场和表述其观点的机构，也成为政府得以在其中将其政策规划向国内外听众阐述为国家利益以寻求支持的机构”。(40)议会中的党派利益之争，总是借助“国家利益”的口号，如埃德蒙·伯克在1770年的《当前不满之原因思考》一书中界定的那样：党派“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联合起来，依据一些他们全都同意的特定原则，通过共同行动来推进国家利益”。
18世纪英国议会下院议员虽然是在极其有限的选举权范围内产生，他们还是逐渐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代理人，自诩以促进英国国家利益为己任，如著名政治家威廉·皮特声称的那样，是人民派他来帮助国家的。(42)出于这种意识，议会下院议员经常反对内阁和政府政策，这种反对也被英国民众和舆论称道，如1770年的一篇报纸文章宣示的那样：“议会中对政府举措的反对，就其本身而言从来都非邪恶之事，它对国家来说经常有着创造性的益处”。(43)18世纪英国议会的两党制尚不十分成熟，有许多议员不属于辉格党或托利党中的任何一派，因此，首相及其内阁大臣不得不仰仗这些所谓的“独立派”议员的支持，也因此需要争取普通民众的支持，因为“虽然其时的选举制度还算不得民主，但公众舆论的影响对于议会议员如何投票远非无关紧要”。
由于议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英国决策者保证对外政策得以推行的关键就在于获得议会的支持。为此，他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英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至少要让议会和大部分民众相信他们的政策合乎国家利益的要求。这并不等于说18世纪的英国对外政策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但这套体系的确保证了英国不会推行可能招致多数国民反对的政策。至于国王的个人要求，在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中已无足轻重，即使他们有时的确也能追求自己的某些图谋，但他们必须首先影响内阁大臣，进而影响议会的意向，才能将个人的利益偷偷融入英国国家利益的旗号之下，正如伦敦的一家主要报纸《箴言报》(Monitor)在1758年曾揭示的那样：“糟糕的大臣不经请示议会，就以英国利益的虚假幌子同意参与保卫外国领土，然后再寻找方法来保证在议会两院获得多数支持”。(45)而在有些时候，国王的意向干脆会因大臣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例如，当1733年法国发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时，英王乔治二世及其德国出生的卡罗琳王后一再敦促首相沃波尔介入大陆政治，沃波尔却予以坚决拒绝，他对王后称，“夫人，今年在欧洲有5万人被杀，而其中没有一个是英国人”。(46)这个珍惜英国人生命的理由，令国王夫妇难以否决。
议会在英国对外政策决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反映在有关外交事务的辩论在英国议会辩论中所占的较大比例。据英国学者的最新统计，在1714年以后的最初十多年间，在英国议会上下两院总共1500次辩论中大约有一半是专门针对对外政策以及与对外政策相关的事务，而且，许多表面上是内部事务的议题，如陆海军拨款比例、对大陆国家的津贴、1715年叛乱后对天主教徒的惩罚措施等，也是部分地或主要地受到了战略考虑的驱动。(47)在以后的阶段，情况大致类似。在1732—1750年间，有关对外政策问题的辩论也占到议会辩论次数的一半;只有1750—1763年间出现了例外，其间对外政策问题的辩论不到议会辩论总次数的1/3，但那是由于议会记录明显不完整所致。
光荣革命不仅导致了英国政坛决策程序的变化，还导致一系列涉及面广泛的法案出台，大大缓解了英国内部社会政治矛盾。尤其在宗教方面，1689年颁布的《容忍法案》(Toleration Act)有着重大意义，该法令重申英国国教的主导地位，但又给予其他非国教信徒(但不包括天主教徒自由信仰的权利，只要他们不反对国教教会信条。这项法案至少部分实现了宗教宽容的信念，使得占英国民众很大比例的清教徒等新教教民有了较自由的生存空间，从而大大降低了自16世纪上半叶起一直困扰英国内部团结的教派纷争之危害性，有力提升了英国社会的和谐度。
国产品牌快速食品悄然崛起 篇3
十几年前，我国台湾品牌的方便面之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占领市场，靠的就是“免煮”的方便理念。随后，一批又一批境外品牌的速食食品、干吃食品、糕点等纷纷成为我国快速食品市场上的畅销商品，国产品牌产品的发展速度则显得相对缓慢。
不过令关注快速食品市场的消费者感到振奋的是，在经过了调整和努力后，金园发、杏花楼等国产品牌快速食品悄然走上了崛起之路。
以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糕点生产企业上海金园发食品有限公司为例近几年来已成功开发了速食汤圆类、干吃汤圆类、免煮汤圆类、素饼类、蛋糕类、夹心面包类、匹萨类等多系列的快速食品，销售网络已覆盖至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年销售额超过3亿元。
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伴随着近几年来国产品牌快速食品在大卖场、超市、食品商店中上架率的不断提高，使得国产品牌快速食品的市场占有份额出现了年增长3％左右的稳步上升趋势。
水饺和汤圆，是中国的传统食品，而在人们原先的观念中，水饺和汤圆都是要现做现吃。但是，伴随着速冻水饺和速冻汤圆的出现，“现做现吃”已被人们逐渐地淡化了，这就是对加工工艺进行改良创新后的效果。
快速崛起 篇4
第一，尽量不直接挑起战争，为国内建设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从美国独立到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过程中，美国总是小心翼翼，尽量不直接挑起战争，尤其是不和大国开战，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总是用其他手段予以化解。如19世纪末，当其他欧洲列强将中国瓜分殆尽后，美国也想拥有中国这一巨大市场，这时美国没有对欧洲列强发动战争，而是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同时要求列强开放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让他国“利益均占”。这种主张没有直接伤害欧洲列强的利益，得到了欧洲列强的一致通过。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的《九国公约》仍是这种政策的继续，目的只有一个，即避免战争，少受战争之害，为国内建设创设和平的外部环境。反观英国，虽是19世纪的世界霸主，但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使其世界霸主的容颜尽失。有鉴于此，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既定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正确性。
第二，不断进行体制创新，不断完善民主制度。纵观美国的历史，也是一个民主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1787年美国宪法确立了民主共和体制，但这只是美国民主建设的一个开端。19世纪中期，美国历史走到一个十字关头，当时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度和北方工商业制度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非战争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通过南北内战废除了黑人奴隶制，使民主政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避免了国家分裂的危险。19世纪末，针对美国民众掀起的因贫富分化而引发的“黑幕揭发运动”，很多州通过法律，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扩大了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同时，联邦政府还着眼于经济领域的民主化建设，开展了反对托拉斯不法行为的运动，这些措施顺应了民心，打击了邪恶势力，促进了社会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的一次广泛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德国、日本选择了法西斯集权统治，不断对外侵略扩张，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其引火自焚。而美国却通过罗斯福新政，巩固并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避免了法西斯上台，促进了美国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在二战后确立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第三，充分利用本国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能源和强大的国内市场。在美国崛起过程中，开展了著名的“两进运动”，鼓励民众去西部开拓，充分发掘西部土地、能源等资源，同时开辟了强大的国内市场。到19世纪中叶，美国国土已由大西洋沿岸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从而使东部本已饱和的经济有了新的充足的发展空间，这是美国崛起过程中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与美国相反，英国、法国等国在19世纪却将大量的资本投放到海外殖民地，这造成两国国内生产设备的陈旧和经济的落伍。
第四，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展开国际竞争。美国在1965年南北内战结束后，就制定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出口，减少进口，积极展开国际竞争。如“金元外交”“门户开放”等政策，都是推行外向型经济的典范，使其能积极抢占世界市场，发挥经济优势，逐步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也成为促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二战后，美国倡导建立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都适应了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需要，也是美国持续繁荣的重要原因。
第五，积极保持本国周边环境的稳定。在20世纪以前，美国始终未对美洲国家发动战争，反而通过“门罗主义”“泛美主义”等方针团结美洲国家。在21世纪末，又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外保持一致，最终发展为包括全体美洲国家在内的区域经济组织，充分利用了周边国家的劳务、市场等资源。这正是美国经济进一步持续繁荣的潜在优势。
第六，重视科技教育事业，不断开拓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领域。美国独立200多年来，美国政府始终重视本国科教事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对教育科技事业的投资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平均达10%之多。21世纪末，当美国常规经济处于饱和状态时，积极发展信息产业、知识经济，发挥了其科教优势，同时也开拓了美国经济的新领域，使美国经济出现了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并存的梦境。这正是美国长久以来重视科教事业的结果。
快速崛起 篇5
南溪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明明
2010年，南溪县政府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始终将依法行政的思想贯穿于政府工作中，积极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工作职能，发挥政府参谋和助手作用，在服务县域经济建设开发，推进南溪县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规范执法行为，营造优良法制环境
（一）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一是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我县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三统一”制度，对2010年制定的6个规范性文件实行前置审查和备案审查并按时向市法制办和县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备案；开展了规范性文件补充清理工作，共清理出规范性文件15件，继续有效15件。二是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和管理。县政府法制办对全县行政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进行了梳理，组织了近300名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法制培训，成功利用最新引进的办证软件开展行政执法证办理，建立了行政执法人员档案并实现了动态管理。三是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县政府法制办修改和完善了政务信息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保密审查、评议考核办法等制度，审核各类政务公开信息共计24209余条，同时在南溪门户网、县法制办网站等平台上向社会公布了行政执法单位、行政执法人员名单和行政执法监督举报电话，方便群众监督。
（二）积极化解行政争议。一是要积极参与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事项。建立了来访接待登记、回复等制度，主动受理解答群众诉求，做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回音。二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复议为民”的原则办理行政复议案件。2010年县政府法制机构收到并办结行政复议申请4件，所有复议决定未被行政复议申
请人和被申请人提起诉讼。三是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积极发挥行政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2010年我县行政调解案件受理总数1445件，调解成功率90.24%，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二、拓展工作职能，助推经济迅速发展
（一）主动规范经济行为。2010年南溪县重点项目128个，总投资36亿元，2011年重点项目172个，计划投资41亿元。为确保全县经济规范有序推进，县政府法制办对经济工作的各领域通过法制手段进行问题梳理、专题研究、认真规范、严格实施。在重点项目管理方面，县政府法制办代县政府审查、修改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和管理的通知》、《建立投资重大项目建设方案评审办法》、《南溪县政府投资项目变更管理办法》、《加强南溪县政府投资性项目BT模式建设管理的通知》等文件，减少不必要项目19个，审减项目投资1.7亿元，实现了重点建设项目顺利推进，预防了项目建设中的腐败行为，有效地对重点项目加强了管理。
（二）主动参与经济事务。按照县政府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凡涉法事务县政府法制办均要主动介入，积极协调，提供可行的措施，使依法行政工作贯彻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征地搬迁工作为例，2010年南溪县共征地18宗，征收和收回土地面积4421亩，涉及7个乡镇30个村70个社。作为政府依法行政的牵头单位，县政府法制办在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中主动作为，先后参加各类征地拆迁座谈会20余次，参与研究修改制定县征地拆迁相关决策文件40余件，出具相关法律意见50余条，协助处理涉及农村土地拆迁安置纠纷信访事项1件。在维护改革、稳定、发展大局和保民生、促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主动把住法律关口。自2010年至今，县政府法制办把涉法合同的备案审查工作作为政府法制工作的主要业务工作之一，变事后审查为事前介入、事
中服务。先后共审查文件1000余件，各类合同（协议）110余件。南溪滨江三期工程建设从公开遴选投资业主的公告开始到整个工程结束，在项目谈判和合同起草及审查方面，县政府法制办做到了全程参与，全面介入，严守法律底线和维护政府的根本利益。目前，县政府法制办已实行涉法合同“动态管理”制度，对全县重大涉法合同进行了全面清理，建立了合同台账，切实做好了我县招商引资涉法合同的“内当家”。
三、完善自身建设，促进经济成功崛起
解张家港市快速崛起之谜 篇6
庞瑞垠对张家港市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他认为张家港市之所以能快速崛起，首先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作了南方讲话以后，鼓励全国人民改革开放，有了创造、创业、创新的大环境。我们从《人和城市》中看到，秦振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40岁。他1951年参加工作，做过小小的东莱供销合作社主任；县监委的一般干部；杨舍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沙洲县化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文革”后当过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副队长，直到1978年元旦，他也只是杨舍镇党委的副书记。尽管他尽心尽力尽职，做好本职范围内的工作，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连起码的人的安全感都没有。作为“走资派”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挨过斗，游过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机灵、能干、正派、想有所作为的秦振华，并没有创造出什么业绩。秦振华是如此，沙洲县的其他干部也都是这样。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秦振华才在1979年1月，“磨正”为杨舍镇党委书记。从此，秦振华依托杨舍镇这个平台，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范围的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大环境，就没有后来的秦振华，就没有张家港市的崛起。
其次，庞瑞垠又从对秦振华和沙洲县、张家港市的调查研究中认知：我国执政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正确，对张家港的崛起，更起着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指导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放开了秦振华以及亿万干群的手脚，才有了秦振华在杨舍镇党委书记任上的非常作为和“杨舍精神”的形成，使杨舍镇从“边角料”上的一个落后小镇，变成苏州各乡镇的“排头兵”。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发展才是硬道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全新的指导思想，让当上张家港市委书记不久的秦振华，感到“像一股强大的‘能源’，从北京传递过来，给他撑腰，浑身是劲，决心大干一场，‘三超一争’（指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建超昆山，各项工作争第一），非干成不可。”因此才有张家港市的快速崛起，才有闻名全国的“张家港精神”的诞生。张家港市是在党的正確指导思想下快速崛起的，全国多数省市以至整个中国也是在党的正确指导思想下崛起的。
中国的快速崛起，说到底最主要的是中国人的崛起。其中，带领干部群众的领导人自身的崛起尤为重要。庞瑞垠的真知灼见在于，他以秦振华为典型，展示了秦振华作为优秀领导人的方方面面，形象地表现了秦振华如何领导，如何带动张家港市的崛起，又在张家港市的崛起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超越和崛起。
秦振华善于抓一个单位、一座城市突破和超越的关键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门，他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到如何把工作搞上去的要害所在。他担任沙洲县政府所在地杨舍镇党委书记后，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市容市貌是杨舍的脸面，像杨舍目前这样脏乱差，一副丑样，鬼都不来。要想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得把杨舍的脸洗干净，弄漂亮。于是，他带领群众以整治环境为突破口，填露天粪坑，建公共厕所，拆除违章建筑，很快让杨舍变了样。外地的工商企业家来到杨舍后，一看杨舍镇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像一颗明珠闪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便心甘情愿地在杨舍镇投资建厂盖房。杨舍镇的经济一下子上去了。1992年1月，秦振华任中共张家港市市委书记后，他还是先搞调查研究，弄清张家港市的实情，再次抓住了张家港市突破和超越的关键点。这就是围绕张家港港口建设，修张（家港）杨（舍）公路，抢建保税区，带动各级开发区的建立，形成机构大改革、大开放的城市格局，促进张家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经过努力，张杨公路建成了，保税区争来并抢建成功了，张家港市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02.79亿元，工农业总产值360.13亿元，预算内财政收入4.31亿元，外贸供货值 99.21亿元，自营出口总额2.01亿元，城镇职工年收入4424元，农民人均收入2338元。这是20年前的纪录，很了不起，张家港市开始有了名气。在取得上述成就后，秦振华再抓让张家港市更上一层楼的关键点：“城市现代化，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港口国际化。”到秦振华卸任市委书记时（1997年），这一目标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秦振华如此善于抓工作中的关键点，保证了张家港市的经济社会建设，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
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过硬，这是秦振华和某些领导者只抓经济建设而不顾或很少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迥异之处，也是张家港快速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秦振华任杨舍镇党委书记开始，他就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看得同样重要，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精神文明建设比物质文明建设更重要。党风正，民风顺，物质文明建设才搞得好。张家港人认可他，赞扬他，说秦振华身上有“六股精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公仆精神；“顾全大局，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扶正祛邪，敢于碰硬”的无畏精神；“雷厉风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表率精神；“自加压力，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这是符合秦振华的思想行动实际的。秦振华不只自身清正廉洁，他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狠下功夫。在他看来，教育关乎千家万户。从1992年至1995年，3年时间，全市投入教育的总经费高达3亿多元，年增长率达到34.2%。秦振华亲自抓的梁丰中学，管理水平一流，教育质量一流。1995年，教育部在梁丰中学召开了全国高中会议，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沙洲工学院这所国内首家县办大学倾注了心血。在市委市政府和他的关照下，到1997年下半年，沙洲工学院已拥有30多个专业，在校学生从最初的120人，增加到3800多人，增长了31倍。历届毕业生普遍就业，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服务社会。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秦振华深知这一客观真理，他提出16个字的“张家港精神”，成为动员张家港市干部和群众搞建设的精神文明资源，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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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干家，这是秦振华促使张家港市快速崛起的一个宝贵品质。秦振华就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后，经过对张家港市实情的系统了解，找到了和邻近县市的差距，大胆提出了“三超一争”。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口号，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秦振华深知，理想必须和实干相结合。他带领张家港市100多名领导干部、企业家，南下广东“借东风”，学习并活用了广东经验。带领和协助沙洲钢铁厂、塘市纺织业、乘航锦纶帘子布厂等一大批企业，打造成企业航母：沙钢集团、精纺城、骏马集团、华尔润、国泰、长江润发等集团。其中，沙钢进入世界500强。在打造一艘艘企业航母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日子里，秦振华参与其中，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庞瑞垠采访一个个企业家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叮嘱庞瑞垠：务必要把秦振華为企业所做的实事，真抓实干的业绩写出来。过去，有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说过，把俄国人的理想主义和美国人的实干精神结合起来，事业无往而不胜。秦振华就是这样一个将理想主义和实干精神相结合的改革家。
优秀的领导人不只是在顺境中带领干群夺取胜利，而且要在逆境和困境中知难而上，砥柱中流，乱云飞渡仍从容，方显英雄本色，秦振华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1993年3月起，中央着手解决乱集资、乱拆建和经济过热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许多城市乱了阵脚，不少人慌了神，以为中央急刹车，银根收紧，要整顿了。这时，匿名诬告秦振华的信到了上级党委：“顶风盖楼堂馆所”，“要债的人挤满宾馆”等谣言四起。调查组来到张家港市，“钦差大臣”们一个个拉长了面孔，像进入敌占区似的，挺神秘，找个别人谈话，索要有关资料。但秦振华“我自岿然不动”，自己做的事心中有数，没有违反国家政策，要查就查吧。结果，“查来查去，查出个先进。”经过一场场逆境和困境的考验，秦振华作为一个市的领导人，更成熟、更老练、更豁达了。他说：“我们走在大路上，困难再多不言难，压力再重不低头，挑战再大不服输，争分夺秒去抢，千方百计去拼，有胆有识去闯。”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张家港市，这一年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一幅更加瑰丽的画卷。张家港市之所以快速崛起，和秦振华的这一优秀品质分不开。
自然，张家港能够这么快崛起，也和上下左右的各方面支持分不开。上至党中央、国务院、江苏省委、苏州市委，下至各个镇、村的干部和群众，对秦振华的敢闯、敢拼、敢改革、敢冒风险，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和做法，都给予极大的支持。秦振华的左右，即他的同事，与他同舟共济，共同奋进，自不必说；就是邻市的竞争对手，既把秦振华视为挑战的对象，在工作中与之竞赛，另一方面，当需要协调时又给予他帮助。秦振华还把外国的企业家和有关部门，也视为自己的左右手。他和韩国浦项公司总裁金钟正交上了朋友，此人是国际钢铁协会会长，曾任韩国副总理。金钟正当面对秦振华说：“你很实在可靠，我愿意跟你这样的人合作，要在你这个文明城市，搞一个模范厂子。”法国的霞日总裁莫加杰克，德国的南方企业公司老板瓦夫格·施蒂格，来张家港都是秦振华亲自接待，甚至参与了洽谈为，见证了合资创办有限公司合同的签字场面，欧洲精纺城就是这样在塘市诞生的。
秦振华有自知之明，当他在杨舍镇党委工作时，人们把他的“六股精神”概括为“振华精神”，秦振华坚决不同意，说“若不是全镇干群共同奋斗，我个人能有啥作为？”张家港市快速崛起后，张家港人说：“没有秦振华就没有张家港的今天。”秦振华的反应很直接，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没有张家港就没有秦振华的今天。”上下左右对他工作的支持，秦振华心存感激，铭记不忘。
此外，《人和城市》对秦振华的“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用人方略”等，也都作了动人的叙写和表现。就这样，庞瑞垠出色地谱写了一支多声部的《人和城市》的协奏曲，让读者聆听了一场激昂慷慨、热情四射的大合唱，领悟了张家港市快速崛起之道。
当然，《人和城市》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是学术论文。庞瑞垠对张家港市崛起之谜的破解，是围绕着塑造优秀市委书记秦振华“这一个”人物展开的。他不只叙写秦振华“做什么”，着重描写秦振华“怎么做”。特别是对秦振华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做了探微烛幽的显现。他一身正气，敢作敢为，软硬不怕，恩威并举，改革力度很大，常有惊人之举。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和城市》也勾勒了秦振华并非“完人”的另一面：他也有牢骚、有郁闷、有冲动、有失误，冲动时还骂人，是个有棱有角个性鲜明的人。作品如此表现秦振华，更加真实，更加可信，更加感人，真正把秦振华写成了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全书17章，章章有动人的故事，节节有准确的细节描写，就在这些场景场面和细节描写中，自然地流露了《人和城市》的思想倾向：张家港市是这样炼成的，这样崛起的；秦振华是这样炼成的，这样崛起的！
张家港市的快速崛起，是中国快速崛起的一个缩影。破解了张家港市的崛起之谜，在某种意义上，也破解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之谜。一些理论家把中国的崛起，概括为“北京共识”；某些政治家把中国的崛起，总结成“十条经验”，这些说法都有真理的内核所在。如今庞瑞垠通过对张家港市崛起的解剖，对张家港市市委书记秦振华典型形象的塑造，作出了他独到的颇有说服力的回答：中国崛起，必须要有一个宽松、宽容、充满活力的大环境；有一个符合中国实情的正确指导思想；有一大批以秦振华为代表的带领干群真抓实干的改革家和优秀领导人。这样的认识，其中可能还有疏漏，需要补充，但它们至少丰富了“北京共识”和“十大经验”，有助于世界人士对中国崛起问题的解读。仅凭这一点，《人和城市》已经成了改革开放35年“现实主义历史”的一部分；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我为《人和城市》贺，为庞瑞垠贺。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和我国的改革现实结合，和人民结合，创作出能够更多长留后世、长留人们心间的优秀作品！
快速崛起 篇7
中天宽带总经理符小东透露, 中天宽带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5.5亿元 (人民币, 下同) , 2015年公司目标是7亿元, 从目前的中标结果和接单情况来看, 完成2015年的目标压力不大。在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上, 中天宽带2025年的目标是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 这一目标极具挑战, 然而符小东对此却信心十足。
未来聚焦四大战略方向
从2009年起步到现在短短的6年时间内, 中天宽带已经实现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全面布局, 整体增长势头一直保持稳定向上, 这样的成绩在国内市场, 尤其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并不多见。
符小东介绍, 中天宽带目前在国内以运营商市场为主体, 在广电市场也取得了不俗表现, 业绩持续不断攀升;在海外市场中天宽带一直保持着每年翻一番的增长势头, 预计未来5年仍将保持这样的增长态势。
市场形势瞬息万变, 尤其是通信行业市场更是变化迅速, 要想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上取得持久的竞争力, 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 并依据判断调整发展战略是必然选择, 符小东表示, 目前中天宽带已经明确了未来发展的四大战略方向。
首先, 从传统配线箱产品向智能环保方向发展, 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方向的配套组合将是未来的重要支撑, 这也是未来企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其次, 从有线接入向无线覆盖扩展, 移动通信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中天宽带涉足无线市场正是看到其巨大的潜在空间, 中天宽带计划初期重点投入天线产品, 未来会向多品类产品延伸;再次, 从弱电领域向强电领域延伸, 未来中天宽带将强弱电协同发展, 开发出10千伏的开关柜、箱式变电站等新型产品, 从市场和产品两个方向进行扩展以全面满足电力客户的需求;最后, 从生产单一产品向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过渡, 中天宽带以全系列产品为依托, 将目光聚焦于为客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以进一步扩大整体市场销售额。
符小东进一步指出, 对于中天宽带而言, 未来机会与挑战并存, 客观认识自身的实力以及充分了解产业环境是前提。在ODN产品领域, 中天宽带属于后来者, 没有先发优势, 但这丝毫没有成为制约中天宽带快速发展的障碍。中天宽带充分发挥其集团公司的完整产业链优势、品牌和渠道优势、专注精细制造的文化优势以及20多年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的积累与沉淀, 在三大运营商集采投标中屡获佳绩, 逐步成长为三大电信运营商ODN产品的主流供应商。在问到市场竞争如此激烈、传统ODN厂家市场份额不断下滑的情况下, 为什么中天宽带能够取得成功, 符小东笑言:“中天宽带起步比较晚, 但起点比较高。”
快速跟进新兴市场
由于技术条件和产品性质的限制, 宽带产品的同质化竞争几乎不可避免, 为了避免“红海”竞争的出现, 快速把握新兴市场需求、发掘更加广阔的潜在市场空间显得尤为关键。为此, 中天宽带积极跟进, 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展开合作以有效满足新兴市场用户需求。
符小东表示, 过去多年来随着FTTx战略的推进, 我国城市地区的光纤发展经历了一轮高峰;现在, 随着移动宽带和互联网服务向农村地区的下沉, 我国农村地区对通信基础设施的需求急剧增长, 其中对光纤建设的需求更是增长迅速。从去年开始,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就纷纷强调要加快农村市场的光纤到户建设。中天宽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市场需求, 适时调整该类产品的产能, 对运营商的战略调整做出了积极响应, 自去年八九月份以来, 整体供货量快速增长, 其中长距离皮线缆尾纤的量增长尤为迅速。
同时, 随着互联网上流量的急剧增长, 用户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也在快速提升, 成为宽带市场的潜在重要增长点。符小东表示, 在这一领域中天宽带已经积极布局, 抓住“互联网+城市”的发展战略, 接下来将进一步完善数据中心产品类型, 组建专门的数据中心市场开发团队。
海外市场拓展方面, 中天宽带近年来不断加大海外销售力度, 销售额增长速度很快, 今年一季度海外订单的接单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接单总量, 海外市场的需求也是中天宽带很大的增长点。以越南市场为例, 中天宽带经过几年的积累, 今年仅光分路器一类产品就获得超过5000万元的订单, 市场前景良好。在加大自主出口的同时, 中天宽带还注重与华为和中兴等主设备厂家的合作, 通过提高对主设备厂家的配套服务, 进一步提升海外市场占有率。
快速崛起 篇8
一、文化、地缘因素
日本是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国, 与外来种族之间的融合相对较少。日本善于拿来别国文化成果为自己所用, 善于向外国学习。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 通过学习中国汉语, 对其加以改造, 在日本文化发展早期就形成了几乎单一的语言和种族, 这为日本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民众不会因为语言的不通阻碍新闻事业的发展。
“645年‘大化革新’, 确立了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 (1) 日本幕府控制政权达700年, 如此长久的军事中央集权, 以及中国道教、儒学、佛学的影响, “巩固了日本历史上逐渐世袭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忠于君主的意识”, (2) 这使得日本形成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民族心理。同时, 日本始终坚持“拿来主义”的思想, 从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到新闻业发展初期翻译外国文献, 再到战前以德国抽象思维为特征的新闻学理论的研究, 以及战后受到美国新闻自由和实用主义文化的影响, 兴起了以实证应用为主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因此, 日本新闻传播事业既有欧美国家自由民主的特征, 又有自身社会文化集权的特征。日本“并非全盘照抄美国, 它有自己的特征和做法。不是美国同化了日本, 而是日本利用了美国” (3) 。善于学习的日本民众, 促使日本新闻传播业取外国之精华, 去别国之糟粕, 同时懂得结合自身实践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 从而使日本的新闻传播业少走弯路, 快速发展。
二、政治、军事因素
新闻传播业通常是国家和政府的喉舌, 在任何国家都不例外。纵观日本新闻传播史、社会历史, 每个时代的变化发展都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生的政治事件相互关联, 与媒体的宣传和舆论导向密不可分。日本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先慢后快, 正是由于后进性强, 才更加凸显日本新闻传播业发展迅速。在明治初期, 新政府对于佐幕派报纸进行镇压, 将德川幕府原有的新闻媒体变为带有专制色彩的御用型媒体。政府对于媒体的压制成为日本新闻传播业的桎梏, 但是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当日本逐渐认识到, 如果闭关锁国无法得到发展, 就必须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并从中发展为世界强国。同时, 受到德国俾斯麦的影响, 日本认同强权政治说, 19世纪末, 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直截了当地为日本指出了一条便捷之路:“我国不可犹疑, 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 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 不如脱其行伍, 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所谓的西洋各文明国, 当时正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 历史上一直选择与强者为伍的日本, 这一次选择了与西洋列强共进退, 加入武力掠夺的行列。明治维新带来了国力增长的同时, 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部分媒体逐渐脱离‘党报’和‘官报’的身份, 开始迈向产业化的进程” (1)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产业化进程的推进, 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加快了日本新闻传播业的发展速度。
然而之后随着战争的深入、法西斯主义的影响, 日本新闻传播业走上了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报刊和通讯社采用无线电发报、传真、飞机运送稿件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方式, 极为快速地报道日军进攻中国东北、攻打上海的战况, 支持政府的侵略方针” (2) 。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运用加大了报纸的发行量, 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 吸引了大量广告商, 从而使报纸界广告收入激增, 报社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成为经济效益较好的事业。
大正时代广播出现, “1925年3月1日, 在东京芝蒲的东京高等工艺学校发出了日本最早的电波” (3) 。该事件标志着日本广播的诞生。广播媒体利用自身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的优势, 积极进行了战争动员。广播逐渐发展成为普及国策和强化宣传的工具, 日本政府通过控制节目内容, 进行国策强化和国论统一, 从而促进广播的普及, 促使新的媒体形式出现, 丰富了新闻内容的传播, 加快了新闻事业发展。
电影行业也积极煽动战争,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 公园、电影院、学校礼堂等场所纷纷放映以日本军队为题材的新闻纪实类电影。电影不会像报纸那样对于受众有知识水平的要求, 因此受到了广大受众的喜爱, 丰富了新闻内容的传播方式, 这也为日本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微薄之力。
电视时代的到来要推迟到日本的昭和时代与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 日本在1925年, “由滨松高等工业学校教授高柳健次郎等人发表了研究成果, NHK也成功地进行了实验” (4) 。电视是视听媒介, 通过声音和图像的组合, 使新闻的传播、政论的发布更加具有煽动性。多种媒体相继在战争的激发下出现, 可见, 日本新闻传播媒体借助战争力量, 适时抓住契机, 得到了长足发展。
三、经济、科技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发展是日本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根基。虽然在1945年8月, 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从明治维新开始近80年积累的文明成果在战火中几乎化为灰烬。但是日本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 受到美国的扶植, 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 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 从1955年至1964年间,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 从1965年到1970年这一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日本战败后被炸为废墟, 但是它保留了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发展的底子, 如科学、技术、人才。虽然物质遭到破坏但是文化软实力保留, 这是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基础。
1964年, 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新干线出现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之间, 行车时速是普通铁路的三倍。有一大批借鉴了欧美企业制度成长起来的将触角伸展到全世界的跨国公司, 正是他们将日本带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419亿美元, 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这一年正是明治维新一百周年。充满自信的日本民众, 都有理由认为, 这是宣告日本重新崛起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时间。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持, 对于受众来说也更有时间和能力接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
日本媒体比较善于策划新闻版面和进行大型新闻的系列报道, 新闻单位人员分工极其细化, 记者就是信息的采集者。这些因素都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新闻传播业的经营方式逐渐向产业化发展, 新闻工作也越来越向机械化发展。日本报纸印刷术走在世界前列, 日本也是机械制造的大国。日本在1876年首先采用以蒸汽为动力的印刷机器, 大大提高了报纸印刷的效率。在平版印刷技术和凹版印刷技术方面, 日本走在中国的前列, 商务印书馆先后聘请日本技师来中国传授经验。日本先进的照排系统报纸印刷术和设备对中国报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是由于日本自身新闻传播事业的迅速发展, 才对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有所影响。由此可见, 日本新闻传播业与社会经济尤其是信息产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素有“‘工业上的巨人, 理论上的矮子’之称的日本, 一举成为‘信息社会’领域的开拓者” (5) 。从日本新闻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 虽然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流行“新闻无学”的理论, 在实际的媒体工作中, 日本重视在职训练, 对于新闻传播事业的管理层来讲更加注重从业者的新闻采访等实践能力。从事日本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学者一般来自于媒体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很多大学将新闻学研究改成了“社会信息研究”。日本这种超前的新闻传播意识, 使学者对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 新闻报道密切关注和跟踪社会现实的变动, 整体促成了日本新闻传播研究不教条、不死板的特点, 使日本的大众传播业与社会传播现象形成了双向互动关系, 从而促进新闻传播业的整体发展。
综上所述, 日本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与文化、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因素息息相关。岛国的地理特点使日本与别国在地缘上隔绝开来, 有更多的精力发展本国新闻传播事业。由于日本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地带, 因此日本地震频发, 但是这也使得日本民众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 在文化方面善于学习优秀文化, 吸取别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崛起以及日本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都促进了新闻传播业的高速发展。国家对于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开展, 也对新闻传播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释
11 陈力丹、钱婕:《外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14页。
22 陈力丹、王辰瑶:《外国新闻传播史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94页。
33 刘林利、沈莉:《日本大众传播研究现状考察》, 《新闻大学》, 2000年第2期, 第24页。
41 于淼:《日本新闻媒体的角色转变与社会动因分析》, 《国际新闻界》, 2011年第9期, 第117页。
52 陈力丹、王辰瑶:《外国新闻传播史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199页。
63 [日]山本文雄 (编著) , 诸葛蔚东 (译) :《日本大众传媒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27页。
74 [日]山本文雄 (编著) , 诸葛蔚东 (译) :《日本大众传媒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39页。
快速崛起 篇9
一、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是实施城市化战略必经之路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题中之义。工业化包含了三方面不可分割的内涵:一是工业加快发展导致工业产业比重上升;二是产业结构变化带动工业从业人员比重增加,农业从业人员大量转移;三是由工业化形成的产业、人口集聚,提升了城市化水平。评价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产业结构(三次产业产值比)、工业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比重)、空间结构(人口城市化率)、就业结构(第一产业就业占比)5项基本指标,其中多项指标与城市化进程关联度很大。
以烟台为例,烟台的城市化一直伴随着工业化而加快推进。80年代改革开放后,烟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占据全市工业半壁江山。1986年烟台第二产业产值占比(41.79%),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产值占比(34.8%),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此时城市化率仅为12.6%;到了90年代,一批新兴骨干企业快速成长,带动了烟台工业加速发展,1997年烟台第一产业产值占比(18.34%)首次低于20%,第二产业产值占比(51.8%)首次超过50%,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此时城市化率提升为30.7%;进入二十一世纪,烟台新型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产业集聚优势不断提升,工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2009年第二产业产值占比高达60.2%,此项指标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城市化率为55.4%,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34.5%,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综合分析表明,烟台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通过烟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可以看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伴生现象和重要目标,也是推进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工业化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吸引了大量资金、技术、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市集聚,从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烟台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工业化、城市化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烟台现实情况看,尽管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5.4%,但在空间分布上农村仍占80%以上,特别是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加以解决。
二、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是今后30年实施城市化战略的主要方向
所谓城市化战略,就是城市化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点实施大城市带动战略,实现经济增长极化效应,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决策。但历史走到了今天,继续强化大城市极化效应就会带来经济社会资源匹配极不均衡,从而导致一系列“大城市病”的出现,诱发经济和社会问题。尽管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聚集效应有助于经济快速高度繁荣,但大城市持续扩张带来的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房价暴涨以及城市失业等问题使其难以为继,像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新德里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城市由于无法承载大批涌入的农民,而出现了“恶性大城市化”现象。对拥有13多亿人口、有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大国,靠大城市发展战略更是无法解决。现在全国过千万人口级城市有14个,如北京、上海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东京有3000万左右,其次是墨西哥城1900万左右,都是积累了上百年历史而形成。如果我们继续实施重点发展大城市战略,假设城市化水平提高30个点,同时假设2040年人口达到16亿,就会至少有近5亿农民进城,就需再建造50个千万级城市,这一战略的可行性值得思考。事实上,城市并不是单纯的人口聚集,而是要有产业、有文化、有历史、有品牌等的支撑,北京、上海、东京等的城市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要解决日益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今后30年应当实现我国城市发展战略的转型,即由重点发展大城市战略转为适度发展大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互促联动的战略。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易于控制环境污染,而且能够通过加速工业化进程,繁荣第三产业,就地就近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而这需要系统的政策、规划和资源配置等支持。
近年来,烟台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一纲带四目”的发展思路。“一纲”,就是紧紧围绕打破二元结构、推动一体发展这个纲;“四目”,就是实现产业升级、促进事业繁荣、优化生态环境、提高人的素质。在积极融合发展中心城市的基础上,重点推动7个县域中心城市进入中等城市发展行列,推动更多的小城镇进入小城市发展行列。以龙口市为例,目前在9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建成300平方公里的城镇社区,60万人口中已有30万生活在城市形态区域,连续两年在山东省县域综合实力30强中名列首位,将在江北率先以县级市成建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龙口南山村坚持以工促农,通过大力发展铝加工、纺织以及旅游业等优势产业,先后兼并了36个经济欠发达村,带动8000多户、3万多人脱贫致富,由农民变身市民,在农村土地上崛起了一片融城乡优势于一体的城市新区。我们在实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坚持把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作为重要任务,强化城镇载体功能,突出产业拉动,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近五年来,在烟台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有30%在镇内、50%在县内、20%在市内。
三、培育具有区域特色支柱产业,是推进中小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
城市化与产业化具有紧密联系,城市化建设以产业发展为牵引,产业发展越快,城市化提升空间就越大。从区域角度讲,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开放式支柱产业,能够加速城镇人口聚集,实现布局优化、产业升级、集群发展的良好格局。具体讲,就是要充分发挥当地的产业优势和资源禀赋,以园区为载体,以市场为手段,引导第二产业向一、三产业延伸扩张,引导企业向产业链集聚发展,形成城镇村、产学研、农工贸、内外销有机衔接、联系紧密、互促联动的新型产业发展格局,以此推动城市化进程。
烟台市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中,注重分析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提高要素投入的能效比,把握经济文化的结合点,在延展拉长产业链条、跨越提升产业层次、剥离细化产业分工上狠下功夫,突出特色优势,集中力量做大做强汽车、手机、电脑、食品、黄金、葡萄酒、船舶、MDI、特种化纤以及核电装备等10大产业集群,推动一批优势企业、关联企业进园进区发展,既提升了产业集聚优势,又通过园区化建设提升了城市功能。以葡萄酒产业为例,单纯种植葡萄是第一产业,通过葡萄酒生产进入第二产业,发展酒堡酒庄观光旅游则跨入第三产业,运用葡萄酒文化的传播和引领,又由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从而形成集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酒堡酒庄观光旅游于一体、涵盖一二三次产业的复合型产业链条,产生显著联动效应。目前,一亩优质葡萄农民在种植环节可获得3000元收入,加工成中高档葡萄酒可实现3万元以上工业产值,国家和地方可得到4000～8000元税收。葡萄酒龙头企业张裕集团,拥有葡萄基地25万亩,去年葡萄酒产销量达到11.6万吨,居全球第五,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3亿元、利税21.6亿元;投资40亿元的张裕工业园年内已启动建设,建成后总产能将达到40万吨;去年他们三大酒堡酒庄的观光旅游收入就有6000多万元,今年酒堡酒庄将发展到六个,收入突破1亿元。目前,烟台各县市区都立足资源优势、突出基础优势、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相互辐射、协作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像以开发区为中心的机械电子工业聚集带、以蓬莱为中心的葡萄酒产业聚集带、以龙口为中心的铝业聚集带、以招远为中心的黄金和粉丝产业聚集带、以莱阳为中心的食品加工聚集带、以莱州为中心的石材加工聚集带、以海阳为中心的毛衫加工聚集带已渐成规模,特色和优势日益突出,对当地城镇化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四、坚持改造传统产业与培育新兴产业并重,是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将改造传统产业与培育新产业并重,是当前加快推进“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推动城市化建设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二者缺一不可。烟台作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始终坚持把抓好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提升传统产业有机结合,在大力推进传统产业、产品和技术改造升级的同时,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引擎,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城市的发展水平。
长期以来,烟台市高度重视技术改造工作,坚持用高新技术、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近三年技改投入累计达到2163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比重达到37.5%,投资额保持山东省第一位。去年,烟台市启动了“退城进园”工程,将中心城市中部分制造业企业,分期分批向区园转移,同步实施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目前纳入首批计划的7户企业搬迁改造项目已正式启动,包括总投资500多亿元的万华工业园、40亿元的张裕工业园、28亿元的鹏晖铜业节能减排搬迁改造等一批重大投资项目,项目完成后,既能在城郊区域建立一批规模化、专业化工业园区,优化产业结构,延展城市规模;又能在中心城市退出厂区占地约2300亩,为城市规划建设腾出空间,从而进一步改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布局。
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中也深刻体会到,培植形成新兴产业不仅是有效克服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强大武器,也是真正赢得未来、保持持久繁荣的根本动力。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像大连正在规划建设65平方公里的生态科技新城,重点发展工业设计、动漫产业、生物技术、金融服务等生产性高端服务业;无锡市提出建设国内首个“感知城市”,已集聚研发企业50多家、国内外信息技术顶尖人才200多人等等。烟台市于今年初启动开展了“新兴产业培育年”活动,提出到2015年,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海洋高技术等新兴产业产值达到5000亿元,成为全市新的支柱产业。目前部分新兴产业发展已初现成效,发展前景十分看好,今年烟台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将超万亿。像新材料产业中的万华秸秆人造板业,以农作物秸秆(稻草、麦秸杆、棉秆、烟杆、玉米秆、果树枝等)为主要原料、以聚氨酯(改性MDI)生态胶为粘合剂,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人造板材“零甲醛”,非常适合在中小城市中推广发展。据测算,如果秸秆人造板能够替代国内70%的木质人造板,年需求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以上,市场规模将达到1380亿元。以1立方米木质板材消耗1.5立方米木材计算,每年可以减少近1亿立方米的木材砍伐,相当于5年再造一个大兴安岭。制造这些秸秆人造板所需7000万吨秸秆,可避免其焚烧释放约1.5亿吨的二氧化碳,同时每年还可为农民增收210亿元(每吨收购价约300元)。在当前“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背景下,培育发展秸秆生态板这一新兴产业,对废弃资源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农民收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具有十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五、运用资本力量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是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推进器
当前,无论是工业化推进、还是城市化建设,都要靠大量的资本投入来实现,因此要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必须注重运用资本的力量。资本的内在冲动性是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的内生力量;运用资本的逐利性可以推动实现新兴产业培育、落后产能的淘汰。目前,中国30年由实业发展阶段进入资本引导经济时代,如何将充足的流动性与国家产业政策、人的投资冲动偏好相结合起来,是个新课题。可以说这是个双刃剑,引导好、运用好会使大量资本投向节能环保、新兴产业等企业,反之,就会出现炒房、外流等问题。对于资本力量应采取“疏”与“引”的策略,而不是“堵”和“截”。
近年来,烟台市在筹措资本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建立健全市级投融资管理机构,充分利用有形资产和政府信用,代表政府行使对外融资、政府项目建设管理以及行政事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等,为产业项目和城市建设搭建融资平台;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采取股权投资、海外并购、风险投资、市政债券、企业债券、增资扩股、上市融资、信托计划等形式筹集建设资金,吸引了大量社会性资本参与产业项目和城市化基础设施领域。比如:2009年,烟台市完成了国丰控股、国信投资和国盛实业的公司规范组建和股权理顺工作,并与北京基业长盛投资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注册资金1亿元的润仕通合伙企业,搭建了以国丰公司为龙头、“1+3”模式的国有资本产业投融资平台。去年平台公司融资到账31.6亿元,完成美士达特种纸业等4个项目投资32.44亿元,同时还进一步加强资金运筹,为龙口港等3个项目提供合同总额5600多万元的融资租赁服务,较好地发挥了投融资功能,有效推动了我市产业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邀请长江投融资本俱乐部等一批国内知名的投融资机构,与烟台企业对接合作,吸引一批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推动一批企业进入国内外资本市场,目前全市上市公司达到22家,发行股票23只,累计募集资金204.5亿元,其中仅去年就募集资金48.5亿元,南山铝业定向增发已获核准,预计融资25亿元,招金矿业在增发行业公司债券融资15亿元,这些社会性资本投入,对烟台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达捷,“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载于《经济体制改革》,2007年第2期,p43-45;
[2].厉以宁a,《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8月第一版;
快速崛起 篇10
记者：目前，中国农机零部件行业处于什么样的现状，行业总产值和出口情况如何?
宁学贵：在筹备成立零部件分会的过程中，中国农机工业协会走访了很多零部件企业，令人惊喜的是，我们发现这些企业经营规模、管理水平、生产设备一点都不比主机厂差。出现这种好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得益于农机整机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零部件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近几年工程机械和汽车等行业销售下滑，很多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农机，有的企业已经开始投资生产农机产品或农机零部件。
2011年农机零部件产值为412.4亿元，在农机工业几大子行业中排第四。但是，这个数字是不全面的，通常农机工业产值中有60%～70%是零部件，按2011年中国农机工业总产值达2 898亿元计算，零部件应该在1 800亿元左右。其原因，一是外购件统计不全，尤其是大型标准件企业不是专供农机厂所以没有统计，包括发动机厂、齿轮厂、轴承厂和紧固件厂等。二是外协件统计不全，主要是一些小型机械加工企业，像机架、板金等主机厂一般会委托给小企业加工，他们既没有固定的产品也没有自己的品牌，产值很难统计。
近年来，中国农机零部件出口增长也很快，从2004年1.4亿元出口总额，增长到2010年16.9亿元，2011年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而变为12.1亿元。但是，农机零部件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后，向海外其他工厂供应零部件，外资对中国农机零部件出口拉动作用很大。
记者：农机零部件产业集群、产业集中度和行业品牌意识情况如何?
宁学贵：总体看，中国农机零部件企业还很分散。根据中国农机工业协会统计，2011年中国农机零部件412.4亿元的产值中，小型企业占比为79.8%。但是，农机零部件行业也呈现出集群化的特征，而且跟农机主机产业集群保持一致，哪里主机厂多哪里零部件企业也就多。山东、江苏、河南位列中国农机零部件产值和规模企业数量前三位，这跟其农机大省的地位也相符。
以柴油机产业集群为例，首先是河南洛阳，依托中国一拖下属的柴油机、车桥、覆盖件等配套体系，洛阳周边延伸出很多拖拉机、收割机企业，同时也延伸出一个柴油机产业集群。其次是广西玉林，玉米收获机配套柴油机以玉柴为主，在东北玉柴服务网络健全，用户口传其机器低温启动性好。第三是南方水稻收获机配套集中在锡柴、全柴等品牌柴油机。
虽然，目前中国农机零部件行业比较分散，多数企业规模也不大，但未来产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一方面农机主机的生产集中度在逐步提高，必然带来农机零部件行业洗牌和集中。现在的主机厂对供应链的选择和培育有着非常明晰的目标，他们已经意识到零部件和主机是共荣共存的关系，对于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也要求零部件厂必须同步。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机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品牌效应发挥作用越来越大。2012年，小麦收割机整体销量下滑，但福田雷沃的市场占有率却在进一步上升，拖拉机市场东方红品牌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提高。零部件行业也一样，必然走上品牌经营为主导的道路。近几年，大型企业通过积累的资金投入生产设备上，不断提高生产制造水平，而小企业在产品一致性、可靠性方面根本不能相比，不得不走向被兼并整合的道路。
应该说，中国农机零部件行业已步入品牌经营的阶段。通常收割机产品会有几十个型号供用户选择，其中用户最看重的一项就是对发动机的选择。用户对零部件品牌的选择一看产品在用户中的口碑，二看企业在当地服务网络。可能安徽的用户购买农机会指定要配全柴发动机，而山西的用户买农机则要指定配东方红柴油机，而东北用户则因为口传的原因要求配玉柴发动机。不只是发动机，用户对车桥品牌辨识也很强，很多用户也会指定要求配某品牌车桥，甚至某品牌空气滤清器。
记者：当前，中国农机零部件行业面临着哪些难题?
宁学贵：当前，中国农机零部件行业还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流通渠道不畅，二是行业标准化工作滞后，三是多数零部件制造手段落后。
一是流通渠道不畅，尤其是正规的品牌零部件没有能到达用户手中的有效渠道。汽车零部件可以通过4S店销售，而农机行业还没有健全的4S店体系，主机生产厂没有办法在全国建立渠道，而经销商因为无法享受优惠政策、还要储备库存和资金、假冒零部件充斥导致卖零部件不赚钱，因此不愿意销售零部件，造成流通渠道严重不畅。
目前，农机零部件和生产和销售享受不到任何优惠政策，包括购买农机产品可享受30%以上的财政补贴、农机生产企业实行13%增值税优惠税率、农机批发零售企业免征增值税等都跟零部件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经销商不愿意销售零部件的原因。农忙季节全是生产企业自己在全国各地设立临时的零部件仓库、配送站和销售点。而过了“三包”期后，农民就没有办法获得正规零部件。
2012年玉米收获开始后，中国农机工业协会组织了实地调查，发现农民机手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零部件，虽然玉米收获机厂全体出动搞服务，但仍然无法保障零部件供应的及时性。
二是零部件生产设计没有标准化，同一种农机产品出现多种多样机型，而且每个厂家的产品配套零部件都不相同。我们都知道，欧洲农机生产集中度比较高，收获机械就是迪尔、凯斯、克拉斯，有人通俗地比喻就是“红和绿”，生产厂家少，零部件的标准化、通用化就做得非常好。而在中国，生产收割机的企业就有几百家，尤其是2012年生产二行玉米收获机的厂家数量众多，每家企业都按自己的图纸生产、加工，用户根本没有办法从市场上购买到小厂生产收获机所配套的零部件。
三是零部件企业以小企业为主，装备和制造能力不强，影响产品质量。
记者：中国农机工业协会成立了零部件分会，分会未来一段时间将就中国农机零部件行业哪些问题进行解决?
宁学贵：首先是标准化生产，零部件分会要尽快组织制定零部件标准。尤其是玉米收获机产品，尽管生产企业数量很多，但关键部件必须实行标准化生产，要尽快解决农民购买零部件难的困难，这对于提高产品质量以及零部件供应都会有很大帮助。
其次是呼吁政府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农机整机企业有13%增值税优惠、农机批发零售企业免征增值税，而农机零部件企业则没有，有的企业将零部件和整机一起销售给用户，结果还被税务部门要求追缴税款。但是如何界定农机零部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零部件企业既为农机配套，也为汽车和工程机械配套，如何界定和区分需要研究。日前，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零部件分会确定了几十家龙头企业，目的就是要在零部件行业树立起几家标杆企业，让用户和整机企业知道他们，同时将农机零部件骨干企业凝聚起来，向政府反映存在的问题。
第三是为农民服务的问题，不要让如此多的假冒伪劣零部件流入农民手中，否则受损的不仅是农民用户，零部件和整机企业的声誉也都会受到伤害。要尽快建立农机零部件流通渠道，让正规的品牌零部件能够到达农民手中。
第四是关于零部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探讨和研究。众所周知，在国外农机售后服务以经销商为主。而在中国，农忙季节主机厂服务的同时会有数家零部件厂跟随服务，而且要求零部件企业随叫随到，甚至出现零部件企业坐飞机为用户送零部件的事情。
导致出现零部件企业提供服务的原因，主要是新疆2号小麦联合收割机迅速发展时期，流通渠道却以“夫妻店”为主，他们根本没有服务能力，也正是福田雷沃在服务工作的创新使得雷沃收割机迅速扩张并成为行业第一，但这也养成了零部件企业承担服务责任的现状。
快速崛起 篇11
彭泰（音）握着杯冰咖啡走进一家购物中心。“穿黄连衣裙的那个姑娘咋样？”我壮着胆问。“太矮”，他说。鞋店外穿短裤那个呢？“太瘦。我在找皮肤好、白皙的。不能太瘦，也不能太胖”，他说着缓缓走向一名打扮入时的女孩，“你单身吗，寻找爱情吗”？女孩赶紧摇摇头走开了。随后又有几名年轻女性拒绝了他。彭说：“看起来比较凶的可不行。我们也不想找愁眉苦脸的。”忽然他锁定目标——一名穿无袖上衣和厚底鞋的年轻女孩。她睁大眼睛听了彭的开场白，看上去颇感兴趣。他用iPhone给她拍了照片，完成任务。
彭泰是“婚恋猎头”，每天的工作是找到3名合适女孩。他为上海一家婚介机构工作。数百名富有的中国单身男性在该机构注册寻找配偶。会费按照服务从1.5万英镑到逾100万英镑不等。彭和他的同事们让我想起小型拖网渔船，全面撒网、重点捕捞。但捞到的需要符合顾客要求。众所周知，中国的亿万富豪们是挑剔人群。有一名顾客坚持要找和章子怡一模一样的。还有一名地产大亨让他们在9个城市面试了1万名女孩。
顶级婚恋猎头能获得数万英镑奖金。我想知道彭是否曾对这种把女性当商品的行为感到不安？他回答：“我才不在乎女孩们怎么想呢……我们正提供一项急需的服务。”
尽管中国最富有的男性将找配偶的任务外包了，且有足够选择，但在天平的另一端，一些人根本沒的选。中国不可阻挡的经济崛起，让结婚对很多人来说变得遥不可及。住在最不发达地区的男性们受制于当代中国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人口流动导致性别失衡。过去10年3亿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对很多年轻女性而言这是张单程票。广西潭镇村住着700人，有60个光棍，他们中多数将孤独终老。30岁的魏田光（音）说村里适婚女性都在沿海打工。我问他心中有没有完美女人，有何要求。他说：“只要乐意跟俺在这儿，俺就娶，谁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