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策略（共12篇）
文化生态策略 篇1
一、文化生态系统对档案文化传播的影响
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各种文化形态、文化要素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制约、补偿、交换的关系,从而达到系统的结构平衡,因此,平衡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特性。 在文化生态系统中,各种文化要素又是以不同形态面貌出现的,所以,文化生态系统又具有内在的文化多样性。在各种多样的文化要素中,文化通过一定形式的交流融合、互相借鉴从而获得共同发展, 这是文化生态系统文化共生性的体现。在平衡、多样、共生之基础上,整个文化生态系统有一个质变到量变的升华历程,体现了文化生态系统的最后一个特性,动态性。平衡、多样、共生、动态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最主要的形态特征。档案文化既是文化生态系统内的重要一员,同时自身包含的多种文化要素也构成一个文化生态系统。 档案文化的传播必须体现并满足文化生态系统的特征要求。从档案文化的宏观层面来讲,在档案文化生态系统内以档案文化的传播及其传播背景、条件以及传播涉及的文化群体共同维持系统的相对稳定和平衡。而从微观层面来讲,档案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在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内传播,通过内在的平衡和外在的交流融合促成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因此,从文化生态系统的视角来探讨档案文化传播对其具有重要影响。
1.文化生态系统为档案文化传播注入新的内涵。在文化生态系统中,各种文化形态林立共存,共同构成一个稳定平衡的文化生态环境,档案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的表现形式,自然不能置身于文化生态系统之外。因此,档案文化的传播内涵也将随之扩大,档案文化不再仅仅作为档案信息的附加体在整个档案信息生态圈内传播、 流动,而是在整个大文化环境下,以档案文化这一种文化形态的传承、共荣、发展作为档案文化传播新的表现形式。档案文化传播所负载的文化使命将更深更重,将档案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从而进行传承将是档案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
2.文化生态系统影响档案文化传播效果。档案文化作为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其传播的过程应与系统内各文化形态协调融合,使系统趋于平衡稳定,反之,档案文化的传播亦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构成良好文化生态环境的基础,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是系统内文化传播的重要支撑。具体可体现为一个发挥效用的组织制度、环境中人为因素的正面作用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的融洽和谐,这几部分都是一个良好稳定的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档案文化传播过程中也需要这些要素的支持从而达到一个良好的传播效果。
3.文化生态系统对档案文化传播提出新的要求。文化生态系统内文化生命体诸要素与外部文化生态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维持自身的平衡和大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在不断的交流中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文化生命体也在不断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不断更新,文化生态系统一直紧跟时代的步伐处于动态变化当中。文化传播也应把握文化生态系统发展的趋势,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立足于全局即国家的整个文化发展战略,着眼于档案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将反映鲜明时代特征的档案文化适时地进行传播,推进档案文化的自身发展。
二、文化生态系统下档案文化传播症结剖析
1.档案文化传播环境中制度保障缺失,导致文化系统失衡。把档案文化传播的过程看成一个小型的文化生态系统的循环流动,这个系统中包含几个主要的文化生命体:作为文化载体的信息流、为文化传播提供支撑的组织机构建设以及文化传播的实际操控者和文化接收者。档案文化传播要想获得好的传播效果,要努力使传播过程中各个文化生命体征协调。可以将这个档案文化生态系统简单概括为环境、信息和人,档案文化传播要借助环境的正面推动,将信息传达给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是在一个良性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而档案文化传播过程中没有一个有力的制度进行引导和支撑,人失去对环境的凭借能力,无法发挥文化传播的效能,档案文化传播这一流动的文化系统中人、环境等生命体征失调,档案文化传播将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档案文化本身若没有被认可,就会打破整个档案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影响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稳定发展。
2.档案文化传播渠道相对单一,不适应多样文化发展。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多种文化共存也是文化生态系统维持其稳定平衡的必要条件。在文化生态系统之下,多样文化的传播需要多样的传播渠道。档案文化既是多样文化之一同时也是多样文化的构成,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生命体集合了多种文化要素,包括档案馆文化、档案教育文化、档案资源文化等分散于不同领域的文化形态,因此需要不同的渠道加以传播。而当前档案文化传播忽视了这种文化多样性的集合,只把档案文化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以档案机构或档案出版物等相对单一的渠道传播,仅满足特定的档案界或学术界受众的文化接收。档案文化受众的范围狭窄,与档案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受众则不在档案文化的传播范围以致档案文化的影响力有限,渐趋向于孤立发展,不符合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之下文化多样性的发展需要。
3.档案文化传播形式僵化,落后于时代要求。时代在进步,文化生态系统也处于不断更新状态,系统内文化传播的形式也在不断升级,体现为文化传播过程的整体优化,以适应文化发展的整体需要。 为适应时代对档案文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档案文化传播的形式也应得到优化。尽管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早已提上日程,但作为文化产业重要资源之一的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明显不足,档案文化传播似乎仍在着力于档案信息的搬运和档案文化概念的宣扬,而不是在档案文化资源深度开发基础上的文化传播。随着人们对文化认识加深,这种僵化的档案文化传播形式势必不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档案文化传播只有改变旧的传播形式,才能不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使档案文化与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更新发展保持一致的步伐。
三、文化生态系统下档案文化传播策略思考
1.以档案文化传播制度建设保障文化生态系统平衡。人与环境是文化生态系统内文化传播的关键要素,作为一个系统内的重要的文化生命体,在文化生态系统内要实现平衡稳定就需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二者间能够相互协调。档案文化传播要协调人与环境,首先要让人与环境同所传播的对象即档案文化相协调。一个与档案文化本身相协调的文化生态环境应该是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因此须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来保障档案文化的有效传播,如对档案信息公开的立法保障,对档案保密的限制放宽,对档案馆服务职能的制度优化等涉及档案文化传播的各个方面的制度保障。有了这些制度保障,作为档案文化传播执行者与接收者的人才能发挥作用,引导受众本身真正实现档案文化传播的接收与再次传递,在文化系统内的有序流动中达到档案文化生态系统甚至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
2.以档案文化多渠道传播满足文化生态系统多样性。多样文化的传播需要多种传播渠道,集合并体现文化多样性的档案文化也要告别单一的传播渠道,实现对档案文化的多渠道传播。若所传播之档案文化体现档案及档案文化本身,档案文献就是最适合的传播渠道,通过它漫长的历史来诠释最古老和传统的档案文化。若想向全社会普及档案文化的基本内涵,则影视传媒无疑是受众最多的传播渠道,将深奥的档案内容通过最简明易懂的方式向大众传播。对专业的档案者而言,则倾向于通过专业的档案报刊来接收档案文化的传递,作为小范围的受众需求,这种渠道的传播面也相对狭窄。而档案馆文化作为档案文化的构成部分则可通过档案馆自身的形象建设以及举办各种档案展览向社会传递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总之各种渠道的文化传播必将满足文化生态系统下档案文化自身体现的文化多样性的要求。
3.以档案文化跨文化传播实现文化生态系统的文化共生。从宏观层面上说,档案文化可看作是文化生态系统下的其中一个文化群体,而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是由多个文化群体共同构成,每个文化群又各自形成一套独立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各自独立的文化生态系统内进行文化传播。为实现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文化共生,我们要以跨文化传播的形式,把档案文化的特点内涵和表现形式向另一个文化群体传播,而不是局限于自身的文化传播系统,同时也接收其他文化群体的文化精华,来填充自己文化本身的不足。如在档案学科中引进其他学科的概念加以整合,从而充实自己的学科文化。 这是一个持续而渐进的过程,在接纳其他文化的过程中,档案文化必将更充实饱满,同时输出自己的文化,使之为其他文化体所用,最终实现文化生态系统内包括自身的所有文化的共同发展。
4.以档案文化传播创新形式切合文化生态系统动态发展需求。 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性要求文化传播的形式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紧跟其变而动。所以,档案文化传播过程中要时刻紧跟文化生态系统的发展状态,调整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形式。文化生态系统体现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是各种文化传播发展的着眼点,社会文化环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环境日新月异,应适时调整档案文化的传播形式,以文化产业链为依托创新档案文化传播,将档案文化产品公益性服务和市场化开发相结合,重点推进档案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播。从信息产业再到文化产业,档案文化传播形式早已不能再是仅仅以档案信息为载体的文化传播,而是要从文化的角度深入挖掘档案信息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现今对档案文化最好的传承。
参考文献
[1]郭霞.文化多样性,和谐世界的文化生态系统[J].大家,2010(3).
[2]张东华.文化生态视野下档案文化建设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2(1).
[3]李云鹏.公共档案馆文化传播效果研究.北京档案[J],2012(4).
文化生态策略 篇2
——****局***“五五”普法交流材料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叫***，彝族、37岁、中共党员，1994年在云南省武装森林警察总队服兵役，1998年进入保护区工作，目前在**局资源保护科从事巡护管理和林政执法工作。
进入保护区工作以后，我一直在一线从事巡护管理工作，更多的时候，与社区的干部群众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从中，我感觉到自己许多的不足，面对群众询问一些相关资源保护的道理或一些法律问题，我无以应对，无奈只能回答“不能做就是不能做”。高高在上,以管理者自居，这样不能、那样不能却说不出个所以然，不能服人。对比老同志，他们面对群众开展工作时少了呵五吆六和指手画脚，辅以耐心的解释和细致的思想教育，效果却大不一样。这说明我吃不透政策、缺乏业务知识、观念落后，和社区群众一样迫切需要从政策、法规、观念等方面再接受教育。我认识到只有转变思想观念，加强自身素质，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才能真正解决我的难题。
为此，我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掌握党的大政方针，提高业务能力，吃透林业政策法规，了解新的管理理念，在工作实践中真正体会到，依法行政、加强服务意识，才能有效的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和水平，真正认识到宣传教育是资源保护工作取得社区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共识的重要基础工作。
管理局历来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对资源保护工作的推动作用。为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工作制度，规定每年一月份为全区的资源保护宣传月，年均投入经费14万元大力开展公众法制宣传教育、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对内加强队伍教育强化队伍素质。
1十余年宣传工作实践，我体会到社区群众对资源保护工作由被动、理解到支持的渐变，生态保护观念深入人心，更多的群众也真正享受到了保护成果，开始真诚的帮助管理部门开展工作，使得资源保护工作具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工作开展越来越顺利。
在贯彻中央“五五”规划部署中，管理局提出了“坚持法制和生态文明教育与保护区依法治理实践相结合，坚持法制教育与生态文明教育相结合”的指导意见，推进“五五”普法工作。我作为管理局“五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全力投入到全局推进规划实施的各项工作中，为我局圆满完成“五五”普法规划，荣获州委颁发“‘五五’普法先进单位”荣誉，作了部分具体工作。主要有：
一是深入领会《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的精神实质，认真贯彻“五个深入学习宣传”任务要求和州委、州政府关于开展“五五”普法工作的总体部署，结合保护区以资源保护为中心的特点，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编制完成了《********局“五五”普法宣传工作规划》，明确了保护区“五五”普法工作“四个坚持”原则，即：坚持围绕资源保护核心任务，服务“生态立州”战略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社区的原则；坚持与时俱进、广泛宣传的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特色的原则，立足于保护区资源保护中心工作开展法律知识“五进”工作，即：法律知识“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企业）、进家庭”活动，确保我局开展普法和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落到实处。在推进各普法工作目标中，认真编制“五五”普法工作计划、完成自查报告和总结、五年工作总结报告等共21份，建立健全、规范整理“五五”普法工作痕迹档案274份，有效地配合了全区“五五”普法工作的整体推进。
二是学习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家林业局全面推进依法治林实施纲要》，扎实完成管理局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区
工作部署的具体任务：
（1）学习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云南省行政问责办法》、《四项制度》
充分认识实施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工作对行政部门接受民主监督、从严治政，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重要意义，完成领导交办的《公开服务承诺书》及《行政许可服务事项》和《政务公开指南》等编写工作，公开发布于西双版纳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增强面向社会公众的透明度，接受民主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各项工作推进。
（2）认真履行林业行政执法工作职责
认真学习贯彻《云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保护区行政管理法规。在上级法制工作机构和上级领导的指导下，履行对各级机构行政执法的及检查、监督职责。编制完成管理局《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建立完善《组织保障制度》、《林业行政执法考核评议制度》、《领导监督制度》、《外部监督制度》和《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行政赔偿制度》七个依法行政监督机制和行政执法工作的制度。坚持按季度定期开展或随机开展全区的林业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规范执法程序、促进执法队伍管理、规范档案卷宗管理，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措施，着力提升保护区林业行政执法工作规范化管理水平和行政执法效率。
三是贯彻“七进”方针，积极投入各项宣传工作：
(1)认真完成内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任务。管理局历来重视职工队伍的综合业务素质提高，“五五”普法期间共组织职工队伍的综合培训工作50余次，有效提升队伍依法行政、执法为民能力、水平。按照工作部署，全区干部职工有计划地组织学习了《宪法》和一系列国家基本法规、行业法规知识，进行行政法规应用业务培训考核。作为局法制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我根据领导小组有关加强学法用法工
作成效的指示，认真制定培训方案、组织培训教材，并结合管理局资源管护工作考核办法，定期定不定期地开展学习情况检查监督，确保学习取得实效。
（2）在基层的宣传工作实践中，坚持每年参与资源保护宣传月、12.4法制宣传、6.26禁毒宣传、森林防火宣传、大走访等宣传任务，宣传工作实践丰富。“五五”普法期间，参加了管理局组织的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30次，通过多样灵活的宣传模式，面对面向社区干部群众宣讲法律知识、依法行政工作要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保护知识，加强社区干部群众的生态文明教育，提升法制观念和遵纪守法意识。在历次宣传工作中，我与领导和同志们积极配合，认真完成宣传工作组织和保障任务，努力完成上级领导交办有关宣传工作的各项任务。
（3）在一线岗位工作十余年间，我充分利用自己在基层工作服务的实践经验和民族语言优势，与群众交流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群众宣传资源保护工作法规、政策，动员提高群众保护积极性，化解群众与保护工作间的意识矛盾。立足于法制、立足于群众、立足和谐稳定，坚持公平、公正地原则，严格程序、着眼帮教、处罚适度，经手办理的42起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无一提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取得了社区群众的信任和理解。
（4）积极开展新闻信息报道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结合各项工作的推进，适时地报道工作信息，“五五”普法期间共在各类新闻媒体和内部工作简报上报道工作信息48篇次。
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已，端正工作态度、严守工作纪律，树立工作责任心,在巡护管理和林业行政执法管理岗位上踏踏实实履行职责。今天，我荣获“五五”普法先进个人的荣誉，这一荣誉是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晶，是对我局全体干部职工“五五”普法工作成绩的肯定。作为一名普通的行政执法工作者，我仅做了一些生态文明建设和法制宣传普及的基础性工作，这离党和领导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在党的领导下，与同事们一道，认真履职，踏实工作，为开创我州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和“六五”普法工作新局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谢谢！
文化生态策略 篇3
关键词：生态科技文化；实践文化；生态文明；认识论转向
中图分类号：B822.9文献标识码：A
现代科技以文化的方式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物质产品与人居环境等诸多方面。那么，面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里各种源于科技而生的诸多问题，我们以何种文化价值观引导科技与自然、科技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以何种科技文化理念去创新科技，将是衡量科技进步的思考源点。
一、生态科技与生态科技文化
自从1923年美国巴罗斯发表《人类生态学》以来，生态学研究开始超出生物学领域而走向社会科学诸学科。学者们从自然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视域关注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主要是围绕科技功能与价值、科技与人类关系、科技与自然物关系出发进行探讨，由此产生了以保障环境良性循环的生态科技理论。阿格尔借用并改造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的“小技术概念”，提出了“小规模技术”概念，以既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从而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马尔库塞提出用“美学的还原”原则“表现在对自然的技术改造上。在这种情形中，对自然的征服减少了对自然的盲目性、凶残性和掠夺性，这也意味着减少了人对自然的凶残性。”[1]202哈贝马斯也认为，要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朋友，就必须控制科学技术的应用方向、发展速度，尽可能地避免科学的负面价值。从许多学者关于科技与生态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生态科技”在塑造生态社会、推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友好发展中的关键地位。
生态科技主要指人们所创新与运用的科技活动过程及其运行规律能够尽可能地符合自然物的生长秩序与生态规律，最大限度满足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它不仅要求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还需要追求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尽可能均衡发展，并在合理的基础上力求创造生态经济收益。发展生态科技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来源于可更新资源与新型环保低碳性材料，形成源于自然、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后又回馈自然的良性循环路径，遵循“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其主要流程包括：绿色技术、绿色设计、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绿色认证和绿色消费，最终使得“技术的发展不能以丧失人的自由、崇高和大自然相和谐等根本的人道价值为代价。”[2]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恰恰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也是生态文明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诚然，任何形态的科技都必然会衍生或多或少的负面效应。然而，正负效应的比例多少、时间长短与影响深浅等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造者、科技活动操作者以及科技产物运用者持有何种价值理念的科技文化。莫顿说过：“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感情，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3]120科技文化是指以科技活动流程（包括科技理论、科技探究过程、科技成果）及其内在精神观念为中心而衍生的一种文化，包括科技精神与价值、科技发展动力与逻辑规律、科技与人性以及人的生存关系、科技与自然的作用方式等。其基本形态可以概括为“理论形态的科技文化既是人类观念地把握外部世界的思想成果，是人们对于外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协作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实践形态的科技文化（即科学技术在实践中应用的文化样式），是人类用区别于动物的方式改变外部世界、不断建立属人的世界的活动中最具有人类学意义的部分。”[4]从科技文化的涵义可以看到，科技形态中价值观念及其情感对科技内容和发展方向、对自然影响的方式等具有主导性地位。生态科技文化是以生态理性价值观与生态情感为主导性的文化，具有三个维度的特征：以“人性”为本位的人文艺术性、情感性、人道性；以“物性”为本位的实体性、功能性、价值性；以“史性”为本位的发展性、社会性、阶段差异性。它们对生态科技的内容、扩展方向及其对自然、社会的影响力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所强调的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协调融合发展正是吻合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即人与自然在规定的权力与义务内协调融合地共同发展，从而创造出社会与自然大系统可持续协同发展的文明社会。
二、生态科技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关系文明演化的必然趋向
人类社会基本经历了原始社会的石器时期、古代农业社会的铁器时代、近现代工业社会的机器时代以及当代信息社会的芯片时代，每一时代起支撑性影响的技术与科学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生产模式、经济形态等，以及自然物的生存环境、生长规律，都起着主导性作用。随着每一阶段科技基本内容的转换，人对自然也经历着仰望式崇拜——对立与征服——贯通与协调相处的演化过程。
原始社会以石器、木料为主要技术工具带给人类极其狭窄的生活、生产空间与思维范围，刀耕火种的生存技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初级关系：仰望式崇拜自然物，对自然界各种现象充满敬畏与膜拜，呈现“天压人服”状况。人们进一步制造巫术工具、研究占星术理论，创造各种雕刻技艺、巫术神话以表征神奇的自然世界。后来初级冶金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各种铁制农具、青铜类祭祀器具、马车类交通工具、合金类生活用具等广泛使用，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生物学、天文学、数学与几何学、占星术与医药学等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活动蓬勃发展。西方古希腊时期和中世纪，以及在此期间的古印度和中国都不约而同地以科技活动去诠释“上帝”、“天”、“自然神”等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关照意义，这表现为生产活动中各种祭天活动与创新农业生产工具活动同时并存。在此期间，影响力较小的科技产物与“天定胜人”的主导理念进一步遏制了人对自然物的野蛮式掠夺，如中国浓厚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古代农业社会协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生态思想基础。
但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机器的大面积作业并运用于世界范围，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这表现在：其一，人的地位因文艺复兴运动而迅速高于自然神，人由“自然的仆人”而跃升为“自然的主人”；其二，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然对人的束缚。“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对人类历史变革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英国的煤炭业深度发展，促使研制煤炭矿井用以排水的蒸汽动力机不断创新，其后的瓦特机让工厂建址不必受水势限制，从而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这就带动了纺织业、采矿业、冶金业以及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瓦特蒸汽机用于钢铁冶炼过程的鼓风机上，又使英国钢铁冶炼水平大大提升，18世纪末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依赖于大量钢铁的交通运输业蓬勃兴起，而纺织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制造硫酸和碱等化学物质和化工产品的化学工业及远程交通工具如铁路轮船等的创新。英国最终以机器代替人力、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代替个体工场手工业。人们依靠科学原理和实践经验完成系统性技术流程的发明创新过程，所解决的各种技术问题迅速推动其他行业加速度发展，科技进步与工业发展、行业扩张环环相扣，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前所未有地空前剧增。人们理所当然地认定人类对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界完全在人类机器的掌控之中。农业社会所积淀下来的自然资源和相对自主的自然环境在工业国家开始被强盗式掠夺和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对立分裂状态，生态危机成为关注焦点。
康芒纳认为：“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引起的，这些技术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们被用于解决单一的彼此隔离的问题，没有考虑到那些必然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的出现，是因为在自然中，没有一个部分是孤立于整体的生态网络之外的。反之，技术上的支离分散的设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因为科学分为各个学科，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概念所支配着，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在它们首先被分解成彼此分割的部分时才被了解。还原论者的偏见也趋于阻碍基础科学去考虑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诸如环境恶化之类的问题。”[5]20世纪科学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兴的系统科学非常强调整体观念、系统观念、复杂性观念。量子力学提供的世界图景所展示的是一副主客体相互交融、彼此作用的世界，玻尔说到“在存在的这出伟大戏剧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6]贝尔定理展示的量子关联性也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表现在宇宙的过去与现在之间。这些新兴理论改变了古典科学注重世界的简单性和原子性。电子计算机和网络化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用以解释生命如何从物理和化学层次突现出来）以及混沌学的理论进步，可以说整体性、系统性、循环性以及平衡性成为现代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在此理论特征指导下的技术活动及其产物和结果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核技术、航天航空技术、基因工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技术等在给人类掌控自然、获取宝藏提供超强技术支撑的同时，如若运用不慎也会带来物极必反的后果，其对人类生活的现在与未来、人类此代与今后世代的繁衍、世界生物生存及资源环境变迁、地球生命与文化系统等方面造成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当前核爆炸和核泄漏事件所酿成的灾难已经远非当代人所能承受的。因此，如何更新与开发清洁能源、合理处置高新技术生产流程和废弃品等生态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势所必然。另一方面，当代电子信息技术凸显了人的自主性、创新性、个性化特征，更加强调环境的参与要素。同时互联网技术、空间科学及生物科学等注重长远性、系统性、协调性下处理问题，其生态文明意义日渐凸显。当前的生态科技已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抑制和减少危害，如污水处理技术、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等；二是充分利用资源和优化生态的技术，如清洁生产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开发技术、小流域生态治理技术等。当代生态科技渐渐形成一整套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生存论意义，关乎人类未来的生存境遇和地球文明的延续。
三、生态科技文化是科技文化实践的认识论转向
技术—科学—科技发展过程的各种内容形态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产形式、经济形态以及生物进化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构成不同的科技文化发展历程：由古代人文性占主导及近现代经济理性占主导的科技文化转向当代生态理性占主导而构建生态科技文化。
古希腊自从泰勒斯开创了将探索自然界的科技活动和对人生与宇宙的存在本质之问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哲学—科学就始终互为支撑，构筑了延续至近代的人文性为主导的科技文化：科学的价值在于契合心灵单纯的求知欲，帮助人们得到现象背后的规则与秩序；科学气质注重人的精神自由与生命价值，远离世俗利益；科学内容融合自然科学、人文、政治学说等，紧密结合人性与德性幸福的关系。这种自然哲学家们的科学文化具有科学的独立性、非功利性与哲学性特征。所以泰勒斯不愿以科学知识谋取财富而甘愿受穷，曾从师于柏拉图的欧几里德才会让仆人打发走想从几何学捞取实利的青年。在这种人文性主导的科学文化中，人和自然各有独立品性，彼此基本处于平和状态，彼此尊重但又蕴含着人对自然界与宇宙的仰慕之情。理解自然及宇宙始终充溢在科技研究过程之中，探索自然的价值在于指导、服务于人类的精神幸福和道德行为。古罗马时期虽然看重技术在城市建设、建筑学以及各种外科手术上的运用，但其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技术活动范围小，它们并不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近现代科技文化则由古希腊的科学、人文、生命特征走向科技、人本、经济理性特征。首先是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对自身的热爱与尊重，期冀以人的理性与智力去理解自然。其次是科学家们使基于解决问题而兴起的实验科学崛起。实验科学技术为科技实用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让自然在人的预设目标与范围内为人所用的观念，导致了17世纪中期开始的科技实用性、经济性、利益性等功利意识在英、法等国度迅速抬头，这种价值取向导致文学艺术社会地位的下降。莫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以详细笔墨分析了17世纪中期开始的清教主义、新哲学和科学的“共同之处就是具有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3]26“在这个世纪开始时，神学和人文诸学科比科学更受人们尊崇……到了该世纪中期，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科学及其实用的技术分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将变得日益宝贵……科学毫不含糊地跃升到社会价值体系中一个受人高度尊敬的位置”[3]3638与此同时， 17世纪中期开始，剑桥大学里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与人的实际生活与利益相关的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宗教尤其是清教，也开始从科学是为多数人的善行及帮助人们更易理解上帝的旨意出发，来赞成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自然哲学家们寻求‘自然与工艺的结合，可以为人类生活的价值和利益带来一个幸福的结局。”[3]3638这正是弗朗西斯·培根所强调的将科学与人的力量结合起来，以人运用知识的力量去征服自然界，为生活在粗野境地的人谋取福利。在此引导下，18、19世纪科技文化最终走向全面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科技与人文走向割裂状态，科技活动与科技产物只考虑经济利益需求，而忽视人文精神需求、宜居生活环境需求，忽略自然生物的生存需求。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功能以及对自然的控制力的科技文化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造成诸多人为性自然灾害。阿诺德·汤因比通过考察人类与自然的发展史认为，工业文明以来，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7]
面对当代高新科技将对人类、自然、甚至地球生命都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时，世界科技文化出现了多样化价值观念思潮：一种是科学主义所主张的“科技至善至强”论，认为目前的许多问题都将由不断进步和完善的科技所解决；一种是由浪漫主义所主张的“拒绝工业文明”论，认为既然科技进步伴生诸多问题，那就远离“奇淫技巧”，拒绝相信科技求善力量，倡导放弃现代科技产品而回归过去。前者导致科技精英过于强调科技自身逻辑体系的发展而脱节于社会制度文化建设，将生活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不断更新换代的科技产物上，最终引发科技控和物欲控。后一种观点则抹杀科技的社会整体价值与进步取向，在科技价值论上倾向于虚无态度。另外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如“（1）20世纪70 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以福柯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人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借以为新兴政治运动辩护的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8]这些流派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科技文化内在价值观由单一的经济功利性向当代多元性转换，其中也逐渐认可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特征。构建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融合而生的生态科技文化势在必然，其基本思想表现为：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关系、注重当前与未来生活、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及自然生态效益同存共赢。诚如高兹对“生态理性”进行研究后所认为的，“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之外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9]
四、生态科技文化是彰显社会幸福生存意义的实践文化
当前困扰乃至于威胁生存的两种危机在逐级上升：其一是自然生态危机，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源的浪费性破坏乃至匮乏、人类生活环境日渐恶化、生物资源的演进渐失常态；其二是社会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主要体现为人受控于机器、芯片产品等的异化现象，人与人的沟通逐渐被电子芯片所支配，道德感、责任感、信任感、亲密感交付于各种科技产物与芯片制品，扑朔迷离的网络信息遮蔽了人们的真实意愿与面貌，人们迷惑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为何如此而为”并同时追问对方“你是谁、你真的在做什么”等诸如此类问题。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文明社会之愿望面临困顿。面对这种现代性的困境，马尔库塞提出以“人道化技术世界”重建技术理性来予以破解。他重视技术对社会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技术的媒介，人和自然才能成为可互换的组织对象。”[1]143但是，只有“人道化的技术世界，是一个技术的和自然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这里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希望的是一个‘技术的和自然的环境世界，而不是仅仅有自然。”[10]这种世界依然需要以生态科技为实践基础，以生态文化理念为引领。由此，人类才可实现幸福感大于压抑感、自主性胜过物控性、自由度高于受限度的精神境界。
生态科技文化保障了人类的幸福生活之根，即自然大系统的有序演化。生态科技文化以互惠性价值观为支撑，强调地球有生命与无生命物体的整体生态系统循环生产意识，并贯穿于人类思想观念以及生活生产中。人生于自然、成于自然又归于自然，这不仅指人的物质生存源于地球资源系统，还无法遗漏人的精神世界，自然界也是创作发明的灵感之源和精神生活的抚慰剂。对自然的抛弃性毁坏断绝了人的生命之根，剥夺了人对自然环境的精神享受，从而在根基上切断人类幸福之源。
生态科技文化提供了社会持续发展之核心价值观，即以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生态理性的价值观。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在一个主体内心进行对事物取舍时会起着主导和评价标准作用，因此，科学家的研究出发点也就会受到这种主流价值观念的引导。也就是说，当生态理性的价值观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科学的精神气质相吻合时，它就会成为科学活动持续发展的动力，生态科技产物对社会的回馈也会促进生态文明的实现。生态理性关注资源的有限性与再生性，在平衡生物圈与人类之间权力与义务中注重创新较低的负面效应的高新科技。而过往的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则更多考虑现在的享有，忽略地球资源与人类后代的生活质量与发展，从而在物质与精神上削减了社会稳步前进的因素，降低了人类的幸福感。
生态科技文化促使人类回归科技创造自由之初衷。生态科技文化强调系统框架内思考科技活动，以消解人的异化现象，舒展个性自由。人类创造发明科学技术根源于对自由的渴望，然而自由是人与周遭环境协调相处的自由，它依赖于人的智慧在科技上的作用力与表现力。同时，科技所创造的自由应当基于大多数人的自由愿想，而不是少数商人、政治家、思想野心家拥有的利益自由。只有当科学技术“不再处于建立在多数人的不幸之上的生产体系以及理性化、内在化和理想化压力的强制之下时，心灵才意味着幸福的增长。”[11]大多数心灵才会有自由之感。当今几乎全球范围内确定并预以认可的低碳环保的生态理念和相关制度条约，成为当代生态科技文化的观念层面与制度层面的主要内容，而创造发明则是体现自由个性的科技产物，开发清洁能源、探究整体科学理论活动等则构成了生态科技文化的器物层面，由此营造着科技与自然和谐、科技与生态文化的和谐，在这样的科技文化世界里，个性自由与社会整体多元化发展之间才能消解矛盾，以期实现个体的幸福念想。
五、结语
当今在生态科技关涉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实情境下，由生态科技精神与生态理性价值观念所构筑的生态科技文化也必然渗透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制度、科技产物等方面，而这终究也渗透于自然生命或无生命物质的演化过程，产生人与自然贯通互调的状态。这是生态文明社会的文化基础。生态文明社会也正是指在系统论、整体论基础上以生态科技结束人与自然间对立竞争状态，协调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可持续进步，其价值归宿于人民在个性自由、宜居环境、社会全面发展上所达到的心灵幸福。这正是当代西方科技哲学家、科技文化学者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也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在批判现代性社会中所描述与憧憬的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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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晓玉，林志森.论马尔库塞的人道化技术世界[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169172.
[11]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362.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oncerned with every aspect of human life.Ecotech culture composed of the spirit of ecotech and ecorational values has becom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ecologycivilized society.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it is the epistemology of ecotech cultural practice；it is the practice to demonstrate human happiness.It can protect the root of happy life as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文化生态策略 篇4
“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关注点和研究目的在于比较“文化”与“环境”的相互适应关系,单就文化产业来看,应该有一个更中观或者更微观的概念,如“文化产业生态学”或“文化企业生态学”的引入。“生态”这个词在生物学中代表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环境系统,在文化产业生态中,“生态”是包含人、企业、政策、环境在内的一个大整体,这种生态”的核心是创意和管理。生物之间竞争的目的是生存和发展,文化企业之间竞争的目的不只是生存,还必须创造出更大的文化价值。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种间关系
传统意义上的生态学观点认为,生态学系统是由非生物和生物两部分构成。其中,非生物包括无机物、有机物和气候条件,生物包括生产者(主要是绿色植物)、消费者(主要为动物)以及分解者(指细菌、真菌、原生动物等腐养者和渗养者)。非生物和生物它们共同组成了生态系统。自然环境所产生的能量(如太阳),生产者需要接收能量的同时需要制造有机物,消费者用来消耗有机物,分解者负责接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代谢产物,分解者再将有机物分解还原为无机物,再将无机物送回到环境的循环营养库中。
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新视角,因为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具有一般产业的生态特征,而且能量来源于大量无形的创意灵感,它们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或情感表达,进而实现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生态系统模型可以把文化创意产业更好地具象化。有学者构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态环境,如图1 所示。
种间关系是指不同物种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关系,两个种群的相互关系可以是间接的,也可以是直接的;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害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从表1 可以看出,种间关系主要有正向作用、反向作用和中性作用三种。由于中性作用表示物种双方互相没有影响,可以看做两个文化企业间完全没有关系发生,所以不具有研究意义。生物学中的“共生”关系可以看作创意企业、消费者、媒体中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大部分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但也有例外,如热带雨林中乔木上附生的兰科植物,依靠乔木支撑自己,获取阳光和水分维持生长,而乔木本身既不获利,也不受害,这就是共生中的偏利作用发生。捕食往往是强大的一方吃掉弱小的一方,在文化产业竞争中,大的文化创意企业通过兼并、合并小的创意团体来壮大自己。这里的“竞争关系”显示物种1 和物种2 都会收到损害,说明物种1 和物种2 是食物链中的直接竞争关系,存在栖息地或食物上的直接冲突。就如企业之间的“红海战略”和大打“价格战”,势必会两败俱伤,文化创意企业则很少打“价格战”,但两部内容题材相同、观众定位相似、同期上映的电影,票房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低于预期收入,因为它们之间构成了直接竞争。如表1 所示。[2]
在表1 中,并没有给出竞争、偏害共生以及中性作用的对应假设关系,尤其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合作共存往往是主流。生态学中所讲的偏害作用是指两个物种在一起时,由于一个物种的存在,可以对另一个物种起抑制作用,而自身却无影响。那么文化创意产业中存在这样的偏害作用吗?这样的偏害作用有没有可能规避呢?
二、文化产业园区的偏害共生———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例
胡桃树能够分泌一种叫做胡桃醌的物质,这种物质对胡桃树本身并没有伤害,但是却能抑制其他生物的生长,因此,在胡桃树的表层中是没有其他生物的。除了认识这种现象叫做偏害作用外,再进一步思考,胡桃树的这种异种抑制作用究竟是出于本能的排斥其他生物还是有意识地自我保护呢?当胡桃树周围土层没有其他生物时,胡桃树其实是获得了更好的生长空间,并不是完全自身不受影响。反之,偏害共生也不是百害而无一利。医学中抗生素的发明,就是利用了微生物能产生一种化学物质来抑制另一种生物的原理从青霉菌中发现了青霉素,这种发现对人类健康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798”这块北京地标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了“衰落—繁荣—衰落”的过程,第一次是作为工厂的衰落,进而吸引了大量艺术家的入驻;第二次是作为艺术的衰落,商业和游客来了,艺术家却走了。艺术和商业能否兼容一直是困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的头号问题,大如“798”这样著名的艺术区也难逃被商业化吞噬的命运。学者迟海鹏对“798”艺术区近十年来各区域构成和个体艺术家的数量变化做了数据调查:2013 年“798”艺术区的入驻机构总数是576 家,但是艺术家工作室只占4%,约23 家个体工作室,而商铺和餐饮却占比32%,大约184 家,严重挤占了艺术家生存的空间。(如图2 所示)[3]
用生态学的偏害理论来分析,在“798”艺术区内,由于商铺和餐饮的入驻,抬高了这里的平均房租,那些收入较低的艺术创作者承担不起昂贵的房租,因此才有大量原创作者迁出“798”、寻找更廉价的艺术创作场所。“798”艺术区的闻名和艺术家们是分不开的,最初靠着改造后的廉价厂房和开放的艺术创作环境吸引了大量的艺术原创工作者,出名后的“798”同时释放了巨大的商机,大量的商铺和餐饮企业间接地对这里的艺术创作者造成了损害,而自身却没有什么影响。如今的“798”艺术区更像是旅游景点,失去了“艺术圣地”和激情反叛的创意风貌,也从侧面反映了艺术和商业的不兼容以及商业化对艺术创作的偏害。
如表2 所示,[4]2005 年1 月,作为最早入驻798 园区的艺术家隋建国,其工作室在租期满后没有续租,而是选择了撤离园区,原因是他工作的倒模车间无力承担上涨的租金搬走了。2002 年,艺术家徐勇在798 租了1500 平方米厂房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和艺术展区,当时的日租金大概是每平方米六七毛。2012 年,七星集团物业与“时态空间”在租金问题上发生冲突,并要求徐勇支付拖欠两年租金达105 万元,这件事情也成为“时态空间”退出“798”艺术区的导火索。2009年,七星物业为吸引艺术家和画廊做出了“减租优惠”的承诺,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口头承诺的“减租”的期限是一年还是三年,七星物业认为“减租”优惠只适用于2009 年全年,而徐勇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2.5 倍的房租,最终协商结果是徐勇同意支付84.5 万元欠租。
从图3[5]可以看出,2003 年—2007 年,“798”艺术区内艺术工作室的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说明798 对艺术家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但是自2007 年以后,工作室的数量逐年下降。受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和“奥运经济“的刺激,2007年“798”园区日租金涨到了6 元/ 平方米,而一般写字楼日租金均价也不过7 元/ 平方米,[6]一些艺术家和工作室难以维持生计,在2008 年艺术工作室只剩下27 家,比2007 年少了一半。政府对“798”旅游项目的开发以及园区管理者利益的驱动,更多的商铺(销售纪念品)和餐饮店进入到“798”,致使“798”租金更加昂贵。虽然房租上涨和商家入驻是艺术家撤离的直接原因,但这并不是798 艺术衰落的主要原因,背后是“产业园的艺术经营和管理”出现了问题,“目标市场的缺失和偏离”造成了“798”从“艺术集聚区”变成“商业旅游区”。[7]正如纽约苏荷区的发展经历了居住区、工业区、艺术区到商业区四个阶段,现实中的文化艺术区往往凭借艺术家的创作活力焕发生机,却逐渐发生群落演替,大批艺术家和创意者不得不向金钱低头,最后沦为经济利益的附庸品,出现大批通俗化、类型化的商业文化产品。
三、从偏害共生到互利共生
艺术区会凋零,但艺术不会凋零。如何规避文化产业园区“生态偏害”效应呢?首先要分清捕食和偏害两种种间关系。生态学中的“捕食”通常指一种动物(称捕食者)以另一种动物(称猎物)为食的现象。动物捕食通常必置猎物于死地,这也是捕食与寄生现象的重要区别,因为寄生物通常不伤害寄主的生命。首先,对于园区来说,创意阶层和文化企业的互动关系类似于捕食关系,即创意阶层(个人、工作室或是创意团队) 自行生产出创意和产品,这些会成为一些文化产品(IP)开发制作企业的食饵。创意阶层在不进入产业化运作之前也是可以独立存活的,但是文化企业却离不开创意食饵和养料。如果文化企业一直在榨取和固化创意者的思想和能量,而不允许创意者进行创新,这种捕食关系就会慢慢消耗掉创意阶层,因此捕食关系也不是一种最好的园区种间关系。其次,园区里非文化创意产业的饭店、商铺抄袭剽窃园区里的各种创意,加以粗糙模仿和恶搞,却没有给予创意者相应的回报,那么这种捕食关系就更加恶化。第三,还有很多非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店铺只是借助798 艺术区的人气而入驻,并没有“捕食”或是剽窃之意,但是却如前文所述(造成租金上涨等),产生了负外部性(偏害)。
文化产业园区规避“生态偏害”策略的第一步就是限制园区内非文创企业数量,驱逐一些唯利是图、缺乏文化艺术品位的商铺和商品,把大量的地皮供给文化企业和艺术家,保留少许尊崇创意、展现艺术风格的企业,作为园区内的点缀以及衍生产品售卖之地。或是专门开辟一个园区外围附近的场地,集中非文产企业商铺,如食街、商业街等。这样才能把非文创企业的偏害效应消除,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文化产业园的艺术纯粹态度,把文化产业内外的种间关系维护到表1中的“中性作用”。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就是北京“新华1949”文化产业园区。
那么,剔除行业外的企业,让大量文化创意企业进驻,虽然规避了偏害共生关系,是否会形成更多的捕食关系呢?应当说,798 艺术区不可能再回到艺术家个体散漫共生的原初状态,商业力量的助推事实不可逆转。事实上,自然界种群里的捕食关系大量存在,但并没有造成物种灭绝,反而也会在一定程度刺激猎物的进化,例如狼群捕食羊群。文化产业园区内的文化企业如果一味以商业复制准则去捕食创意者,随着时间进展和移风易俗,大量创意者(猎物)必定会感到厌倦和创作瓶颈,从而躲避这些企业,进行新的创意和艺术创造。所以,只要文化企业(捕食者)持续增加,必定会导致创意者的分化和进化。针对这种园区内的自然进化,政府需要建立和保障知识产权制度,惩罚盗版和免费使用者,促使文化企业给予创意者相应回报。这样,创意阶层就会持续存在和扩大,作为捕食者的创意企业又会陆续被吸引进园区内,获得经济效益———两者最终从捕食关系迈向互利共生的关系,趋向共同繁荣的稳定状态。
注释
1[1]崔明昆.民族生态学理论方法与个案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56.
2[2]谭娜.生态学视域下的文化创意产业链重构研究[J].东岳论丛,2014(7):136.
3[3][5][6]迟海鹏.艺术区现状研究——以“798”艺术区为例[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4:15,25,48.
4[4]林菁晶.高租金冲击“798”[J].安家,2012(12):201.
文化生态策略 篇5
党的十八大报告独立成篇系统论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是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做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抉择。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精神实质，对于进一步弘扬生态文化，促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创造性的回答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绿色发展理念是对奢侈消费、资源低效高耗、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否定，是科学发展的思想精髓，也是生态文化的时代内容与创新。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积极主动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要求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是根本，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枢纽，生态建设是保障。生态良好、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状态和高尚的心灵境界，是构成美丽中国的基本要素。人们都向往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气清地净，老百姓渴望着能喝上干净水、呼吸清新空气、吃上安全食品、住上敞亮房子、有个舒适的宜居环境。这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诉求，也是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森林文化、湿地文化、和竹文化、茶文化等生态文化载体建设，提高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的公信度和参与度，增强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生态、治理环境的自我约束力和社会影响力。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充分吸收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并反思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不足，积极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贡献。我们必须继承、发展和弘扬生态文化，以文化人，提升公民综合素质，增强核心凝聚力、充分发挥生态文化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生态文化代表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入生态文化研究、挖掘、修复，继承、发展和创新建设，不断增强生态文化与时俱进的适应性，将有利于增强我国文化发展活力，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深刻把握世界发展的绿色、循环、低碳新趋向，对可持续发展的拓展与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列为重要内容，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价值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体现了以人为本、可持续的生态伦理观。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生态文化优势结合，必将引领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潮流。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主要特征和重点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一种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形态，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
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特征。在价值观念上，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指导方针上，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在实现途径上，主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目标追求上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在时间跨度上，需要长期艰巨的建设过程。第一、正是由于绿色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文化内涵，显示了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形成节约资源、恢复生态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第二、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第三、深化节能减排，加大对水、大气、土壤等污染的治理力度，强化核与辐射的监管能力，明显改善环境质量。
文化生态策略 篇6
把生态建设摆到战略高度
绿色中国：江书记，您好！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自举办以来，取得了国内外同仁的广泛关注，美丽的海南像一扇窗口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对生态文化建设的决心和信心。请您谈谈近几年海南省在生态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
江泽林：海南在开展建设生态省的7年时间里，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增长同步提升。全省造林428.6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998年的50.9%提高到2006年的55.5%。建成自然保护区68个，自然保护区面积所占比例提高了3.4个百分点，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全省地表水89.5%的监测河段、90%的监测湖库，水质均达到或优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近海海域水质以一、二类海水为主，全省环境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全省生产总值7年来增长了106%，今年将突破1000亿元，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享受到了高品位的人居环境，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生活质量稳步提高。
绿色中国：海南的生态省建设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江泽林：是因为我们从战略高度重视生态省建设，积极探索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七年前海南省人大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审议通过了《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规划、计划以及专项工作都必须以纲要为重要依据，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要符合生态省建设的要求。这样，海南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保证生态省建设不因换届和领导班子变动而受影响。
7年来，海南先后制定或修订了《海南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标准》、《海南关于消除白色污染的决定》、《关于建立无氟省级区域的决定》等50项与生态省有关的法规，初步形成了生态省建设的法规体系，确保了生态省建设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此外，完善生态省建设落实机制也是重要一环。我们建立了由省主要领导任召集人的生态省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省生态办。
在农业方面，我省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在工业方面，我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发展原则，把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效地统一起来；在旅游方面，我省按照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要求，实施大旅游带动大开放、大开放带动大发展的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在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了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
努力推进文明生态村建设
绿色中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进，农村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海南省在建设新农村和生态省方面做了哪些有益探索呢？
江泽林：文明生态村建设作为生态省建设的细胞工程意义重大。从2000年底开始，我省开展了以“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为主题的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把农村文明生态村创建作为建设生态省的有效载体来抓。在创建中，我们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搞统一的标准和模式。在发挥农民创建主体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城乡共建、工农共建、军民共建、各党政机关“包点”共建等多种形式的创建活动，真正形成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举全省之力共同创建文明生态村的局面，构筑了文明生态村强大的民心基础、社会基础和工作基础。
文明生态村的创建，大大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的面貌，有力推动了农村生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农村的文明程度，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缩小了农村与城镇的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文明生态村的建设找到了一条把生态省建设落实到农村的发展新路，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重大创新。
下大决心打造生态文化
绿色中国：海南省在生态文化建设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那么生态文化建设在建设生态省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江泽林：在生态省建设中，我们把发展生态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生态意识和法制意识教育，注重普及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法律法规知识，注重培育和引导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倡导节约和保护环境的价值观念，营造促进生态省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在全社会树立建设生态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信念。
7年来，一大批以宣传环保、保护自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为宗旨的学会、协会等社会团体相继成立，组织开展了多次高水平论坛、博览会、研讨会等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生态文化建设深入人心，公众生态环境意识明显提升，生态省建设内容更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创新。
绿色中国：在生态文化建设中，海南省的主要做法是什么？
江泽林：首先，海南省积极建立公民生态意识与生态法制教育体系，加强生态知识和法制意识教育。以青少年、党政干部、企业经营者为主要对象，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生态环境知识和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增强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把生态教育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省大专院校和中小学全面开设生态环境与生态法制地方教育课程，在大专院校开设生态环保专业或专业课程，组织青少年开展以认识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夏令营、冬令营等生态体验活动和植绿护绿、保护母亲河等环境公益活动，培养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与意识的一代新人。在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开设生态环境与生态法律、法规知识等生态省知识教育课程，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任职培训和继续教育，使党政决策者和行政管理者增强生态意识，树立科学发展观，在制定规划政策和进行决策时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法制知识教育，制定政策，促使企业自觉按照循环经济模式组织生产，实行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公民生态意识教育体系。
其次， 开展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法律、法规知识普及活动。各级政府结合本地条件投资建设了一批生态科普和法制教育基地，并有效利用其他文化场馆设施，组织开展生态保护与建设科普展览和法制普及等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鼓励、支持各类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开展群众性生态科普和法制宣传活动，实施保护生态环境的示范项目；鼓励企业建设具有集生态科普、生态旅游、生态保护、生态恢复示范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景区，不断提高全省人民的生态意识、法制意识和参与生态省建设的能力。
最后，营造促进生态省建设的社会氛围。在公共场所设立公益广告牌、宣传栏、展览等形式大力宣传生态省建设，鼓励企业结合产品广告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媒体通过定期宣传专栏和即时报道，宣传生态省建设成效，表彰先进事迹，曝光破坏典型。鼓励各类社会团体或组织建立生态省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宣传网站，编印生态文化普及读物，结合“植树节”、“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全国土地日”、“世界水日”等纪念日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化传播活动。创建了一批文明生态学校、文明生态企业、文明生态家庭等示范单位，促进形成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行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了有利于生态省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文化生态策略 篇7
1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发展的趋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了《世界遗产公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为规划界受到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1979年实施了《世界遗产名录》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对有形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的范围由有形的物质遗产拓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保护依据。2005年在西安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发表了《西安宣言》,强调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环境”的重要性,强调在不断变化的城镇和自然景观中,有必要充分应对由于生活方式、农业、发展、旅游或大规模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城镇、景观和遗产线路的骤变或渐变;有必要充分认识、保护和延续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在其环境中的存在意义,以减少这些变化进程对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意义、价值、完整性和多样性所构成的威胁。12月22日国务院设立了“文化遗产日”,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文化遗产的保护拓展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2008年5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提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申报条件及批准、规划、保护策略。
几十年来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在不断地演进发展,文化遗产的内涵在不断地深化。由表1可以看出,保护对象的范围由建筑单体逐步扩展到历史城镇、遗产地带;文化遗产保护的外延也逐步扩大,由物质遗产逐步扩展到非物质遗产,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注重可持续发展性与历史传承性。世界各国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与实践,经历了从保护文物建筑到历史地段和古城,最后发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由局部到整体,由硬质到软质,由实体到精神,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文物建筑保护阶段、保护与城市规划相结合阶段、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化和系统化阶段。
2 文化生态学基本理论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诞生于20世纪中期,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Steward)在《文化变化理论》中首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文化生态学主要研究环境、生物有机体与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2]。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规划界对于文化生态学的引进还较为落后,缺乏系统的理论架构与研究。以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进行合理的保护与利用进行研究,把村镇聚落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村民的意识形态等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运用动态的、连续的整体性观点,全面保护与发展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3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策略
3.1 注重地域文化的承载力
同生态系统一样,文化生态系统也具有竞争、演替及文化入侵等变化过程。传统文化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自身演替的。文化生态系统借鉴生态承载力的特征与属性,人类聚居系统的生存与发展也存在着文化发展的“阈值”[3]。与城市文化生态结构不同,历史文化村落的文化聚落通常具有独特性。例如河南省平顶山市的临沣寨,历史脉络清晰,文化内涵丰富,建筑群落为传统的封建寨堡式建筑,匾额、楹联装饰精美,体现了豫中民居的传统风貌,是体现地域特征的传统文化景观。在早期文化演替的速率较低,生态环境与村落空间的结构形态相对封闭、稳定,村镇聚落的发展缓慢,始终和居民的传统习俗、生态环境保持着良好的均衡关系。
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村镇聚落的社会结构受到高度的干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外来文化的干扰下,村落中传统的文化群落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价值观念转变等多种原因逐渐走向衰落。当地居民开始改建原有的传统民居以适应现代化的生活习惯,村落结构逐渐失去了特色。甚至一些重要的历史性村落因人少偏僻而遭到废弃。村落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消失的危险。因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应当注重地域文化的承载力,减少外来文化的不良干扰,避免具有历史特色的文化群落衰退,保持传统特色景观的异质性。
3.2 构筑开放式的生态博物馆
开放式的生态博物馆(Eco-museum)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创始人是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 Riviére)和雨果·德·瓦兰(Hugues de Varine)[4]。生态博物馆被定义为:通过科学、教育及文化方式,管理、研究和开拓利用全部的社区遗产,包括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5]。生态博物馆是将整个村镇作为一种“活态的生活空间”原真性的展示。整个村寨即是一个动态的没有固定边界的生活博物馆,展示当地的本土文化和民俗风情。开放式的生态博物馆是博物馆历史上的突破。生态博物馆的保护理念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原真性的保护、社区参与、文化的认同。
3.2.1 原真性的保护(Authenticity protection)。
村落中的传统风俗、村落空间、自然环境等文化生境应原真性保护。在村落建筑的维修与复原中,应当尊重传统历史建筑的审美价值,“整旧如旧、以存其真”。古村落的建筑遗存与传统风俗是人类历史的记忆,这种历史的原真性正是历史性村落最有魅力的艺术精华,需要真实的保存。历史性村落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要注重其原真性。
3.2.2 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
生态博物馆将村镇聚落中的人、文化环境、自然生态协调统一起来全面的保护,是一种人性化的博物馆模式,更注重社区参与。居民是文化村镇的主体,居民的生产生活过程赋予了历史性村落以生机和灵魂。建立生态博物馆首先要促进历史性村落的发展,解决村落发展的资金问题,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鼓励居民和地方政府一起保护自己的家园。鼓励社区参与,更要唤醒当地居民的文物保护意识,避免居民拆除或改建具有历史特色的建筑。提高居民的文化审美观,使居民在建造新建筑或自行维修原有住宅的同时能够传承本土的建筑特色,避免居民建造与传统特色完全相悖的住宅形式,破坏村落文化景观结构。
3.2.3 文化的认同(Cultural identity)。
在村落文化生态中,当地的居民、人文资源、生态环境是紧密联系的整体。其中居民是村落的主体,也是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主体。居民的文化习惯、生活方式、经济基础与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是村镇村落赖以生存的精神环境。历史性村落是人们生活过程在大地上的烙印。怀旧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文化的认同可以使人们在历史的沧桑中找到远古的记忆,因而加深了归属感。
3.3 保持文化物种的多样共生
大多数的历史性村落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自发性特点。因此,其文化传统发展具有独特性,传统的村落结构、居民特殊的传统文化和风俗在现代的城市与村镇背景下便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物种。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外来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向传统村落渗透,在新文化物种的入侵过程中,村落中原有的文化生态平衡正在逐渐被打破。历史性村落的保护一方面要复兴和保护这些面临消失的文化物种,遵守文化物种的多样共生原则,保护遗传的多样性、文化物种的多样性和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保持文化物种的多样共生,另一方面更要使村落传统的人文精神与现代的生活相互适应,在发展中促使文化生态的新平衡。
摘要：针对村落的现代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矛盾进行分析,综述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发展历程,从文化生态视角探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发展策略。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发展,文化生态策略
参考文献
[1]韩振华,朱学昭.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以浙江省郭洞村为例的考察[C].2008年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609-609.
[2]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天津、青岛、大连研究为例[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3]王纪武.人居环境地域文化论——以重庆、武汉、南京地区为例[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4]余压芳,刘建洁.生态博物馆研究进展及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影响[J].建筑学报,2006(8):79-81.
文化生态策略 篇8
1 茶产地生态旅游开发的意义
茶产地结合茶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可持续性发展, 对当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 茶产地茶文化生态旅游开发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成为茶产地经济发展的龙头。茶文化生态旅游能将旅游、购物、餐饮、茶文化等内容结合在一起, 形成以茶文化消费为核心的茶旅游业。茶产地生态旅游是激活茶产地茶叶相关行业发展的重要契机, 是当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茶产地生态旅游能够增加茶农经济收入, 为茶产地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工作岗位, 解决茶产地农村发展中的问题。而传统的茶产业、茶文化、茶消费也会随着茶旅游的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 并能将传统茶产品转化为茶旅游商品, 在旅游消费流通领域实现茶业新的商品价值, 有利于形成茶产地商品的系统性开发。另外, 茶产地茶生态旅游是实现旅游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途径。茶产地极度依赖自然生态环境, 而可持续性的生态旅游为茶产地茶品的质量予以保障。一定程度上, 茶生态旅游协同了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关系, 让茶叶资源、茶产地环境在旅游活动中保持其应有的品质, 让茶产地得以持续的利用和开发, 同时茶产地生态旅游也能够促进其它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实现旅游资源的共同发展。最后, 茶产地茶生态旅游是对茶产地宣传最好的名片。茶产地多为山区或者偏远地区, 交通、宣传途径匮乏, 而生态旅游的发展能为该地区树立较好的旅游形象和口碑。
2 梧州茶产地茶旅游资源
2.1 梧州自然环境优越, 茶文化历史悠久
广西梧州处于北回归线, 无论是在气候、气温、湿度、日照、海拔等各个方面非常适宜六堡茶在当地的种植, 而这种客观自然环境也让六堡茶成为广西梧州最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品牌, 在海内外都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同时, 梧州六堡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名茶, 其“中国红”色彩及槟榔香味自古以来受到文人雅士的欣赏, 并在清朝成为御贡, 至今梧州及梧州六堡茶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最具地方性、文化性、特殊性文化符号。而梧州独有的以六堡茶为核心的特色文化囊括了饮茶、美食、茶艺、茶具等内容, 也逐渐引导着游客慕名而来。除此之外, 梧州茶园面积约为2900hm2, 茶园风景优美, 其中六堡茶原产地“六堡”、“狮寨”两镇正在旧茶园经济的基础上, 开发茶旅游资源, 正逐渐的形成集采茶、制茶、品茶、购茶为一体的体验式旅游基地。
2.2 梧州具有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
梧州不仅具有丰富的茶资源及茶旅游资源, 而且还具有特殊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 例如石表山风景区、沧海自然湿地、天龙顶山、白云山、蝴蝶谷、大爽河、仙人湖等景点, 同时梧州还有包含岭南文化底蕴的人文旅游资源, 如龙母庙、龙灯古镇、双塔等等。综上所述广西梧州具备了以茶产地为基础, 开发茶生态旅游的自然资源及文化资源, 而且这些资源数量多、文化内涵深、体验性较强, 具有极大地开发价值, 梧州依托丰富的六堡茶产地及六堡茶文化资源, 可以开发出参与性、特殊性的茶旅游内容, 打造适合梧州特点的生态茶旅游品牌。
3 梧州茶产地茶旅游开发及生态保护现状
3.1 缺乏茶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意识, 缺少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长期规划
思想认识是茶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先导, 但梧州在长期发展中, 尚未形成对茶产地、茶叶、茶文化、旅游生态保护的统一认识。梧州茶产地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发展缺乏科学的规划, 没有形成对可持续性茶生态旅游标准化、操作性的评价及监督措施。过分强调经济效益, 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部分茶产地对茶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没有相应机构进行管理, 资源开发和环保的政策难以落实。
3.2 梧州目前茶旅游开发及生态保护的一体化发展较缓慢, 缺乏资源的协作机制
梧州拥有丰富的茶资源、自然资源、文化资源, 但是至今大都各自为战, 缺乏统一合作机制, 甚至在发展中存在厚此薄彼的行为, 导致在旅游和茶产业中难以形成现代性的体验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资源的开发。在旅游宣传、茶业宣传的同时, 没能利用茶生态、茶产区特色, 无法真正形成“大旅游”模式。没有形成开发与保护一体化发展的思路, 没有从长远可持续性考虑, 对文化资源、生态环境进行适当保护, 造成茶产地、茶景区等地周污染严重,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生态旅游的发展。
3.3 梧州茶产地茶旅游缺乏配套基础和管理人才
由于广西梧州茶产地茶旅游与生态保护的起步时间较晚, 整个生态旅游业基础薄弱。部分产茶区的财力拮据, 出现了茶旅游与生态保护的基础设施和机构发展的不平衡, 配套设施落后或不完善, 影响了游客对梧州茶产地体验的兴趣, 不利于梧州茶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部分茶产地对茶旅游开发及生态保护缺乏相关专业人才的管理。长期实行着茶农管茶园、政府管环境的生态发展模式, 导致整个茶生态旅游缺乏茶生产、宣传、经营、环保的专业人才, 即使在梧州当地也缺乏对茶资源开发、保护的专业教育, 这导致了梧州茶产地茶旅游与生态保护的自发性及无序性的发展, 难以形成正面的地市场形象。
4 梧州茶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策略
4.1 以政府引导树立茶产地茶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开发保护意识
政府对梧州茶产地茶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引导时, 一方面要对梧州茶产地、茶文化、茶旅游资源进行宏观的规划, 论证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进行茶产地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的评价及分析体制。另一方面, 在茶产地旅游资源开发和中的生态保护活动, 予以政策倾斜、资金支持, 并从微观上探索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的资金筹措方式, 对梧州茶产地、六堡茶进行适当的宣传, 吸引专业人才加入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工作中。
4.2 将茶产地旅游资源特点与环境监测管理结合在一起, 形成绿色茶旅游
在茶产地进行茶旅游资源的开发中, 必须将茶叶资源的环境敏感性考虑在内, 树立起茶叶产地生态保护的主要思想, 对茶产地出入人员, 包括从业人员、游客等要进行茶叶生态保护宣传或教育, 切实地把茶产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视作当地茶生态旅游的形象和命脉。在茶产地茶旅游景区应该减少或禁止宾馆、饭店、洗浴、公路等设施, 甚至对生态环境极度敏感区域限制游客日访问量, 同时强化茶产地茶自然资源的丰富, 减少人造设施或景观的过度增加, 以防破坏茶产地自然环境的完整性。同时, 为了达到梧州茶产地茶旅游及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必须以科学积极的态度创建生态预警机构及检测体系, 对已经开展的茶旅游开发必须按时、按量进行后续的环境生态评价, 并根据大气、水土、噪音等污染物标准, 对茶产地游客进行合理的、科学的控制, 以防超过其最大承载量。
4.3 坚持树立绿色旅游品牌, 以品牌茶产地、品牌茶旅游资源树立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典型形像
在茶产地茶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 梧州茶产地对梧州六堡茶的整体品牌设计, 对具有代表性的六堡镇茶园的风光、风格、历史、交通等实际内容的宣传, 例如苍梧茶团队曾多次参加广州茶文化节、茶文化博览会, 这不仅能够让茶旅游资源的开发更具有深层次的文化特征, 从而吸引外来游客, 而且也能让本地的茶产业、茶产地从业人员或市民提高对优秀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视, 自觉维护当地的绿色形象, 从而促进旅游与生态的协同发展。除此之外, 茶产地旅游开发不仅要在茶旅游资源上树立绿色品牌意识, 更要做茶旅游配套设施, 将绿色生态旅游理念全方位的融于茶旅游资源开发体系中, 例如在茶旅游资源中可使用绿色交通设施、绿色回收服务等代表性的措施, 提高自身知名度。
5 结语
随着经济发展发展和旅游业的变革, 茶产地的茶旅游资源开发不能仅仅关注经济效益, 而要在结合当地茶资源及生态环境实际情况对生态系统进行切实的保护。作为我国岭南地区著名的茶产地, 梧州不能过度关注茶旅游资源的开发, 而在自身发展现状基础上, 采取多种措施保护茶产地资源, 才能实现茶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 真正建立茶产地茶文化生态旅游模式, 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国强.开发茶文化旅游振兴茶业经济[J].茶业通报, 1998 (04) :39-40.
[2]韦幼青.梧州旅游文化建设邹议[J].梧州学院学报, 2009 (02) :6-8.
文化生态策略 篇9
低碳经济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之后的又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浪潮。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培育生态文化、建构生态文明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明确要求。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持”,“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弘扬生态文化”。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生态文化建设被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如何解读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区域生态文化新内涵、建构生态文化发展的推进体系、探寻生态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成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区域生态文化推进现状与问题分析
区域实践层面,到目前为止,全国有福建、浙江、辽宁、天津、海南、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江苏、河北、广西、四川、山西、河南、湖北等16个省正在开展生态省、生态市县、生态乡镇建设,生态文化建设在各地的生态省建设过程中成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化建设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生态创建示范工作成绩显著,生态文化氛围日益浓厚,生态文明意识不断增强。但是,因为生态文化的区域差异性特征、演变性特征没有被关注,在具体实践层面上缺少区域生态文化建设的系统化研究,各地区存在生态文化建设“认知不足”、“体系缺失”、“主体缺位”的情况。
(一)认知不足
据2014年环保部发布的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呈现“认同度高、知晓度低、践行度不够”的状态,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认同度、知晓度、践行度分别为74.8%、48.2%和60.1%。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度不高,呈现“了解率较高、准确率较低”的特点。另外,经济与文化水平对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较大。东部地区的知晓度、践行度要比中西部高,但认同度不如中西部;被调查者文化程度越高,知晓度越高,但认同度、践行度却不高;城市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明显高于农民。生态文化的认知不足是导致生态文明意识传播不畅的重要原因。公众对生态文化的认知更多的是专家研究的专业词汇,生态文化并没有本土化、规范化、通俗化,导致公众对生态文化的认知不足。
(二)体系缺失
区域生态文化的发展并未形成系统化的建设体系。根据各区域生态文化推进的经验,生态文化的理念与生态安全、生态产业、生态景观的融合度并不高,没有一套成熟的实践体系,将生态文化的培育内嵌到具体的生态建设中,对于生态文化的引导与文化自觉性的培育意识不足。整体提升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文化的培育并非是孤立的,整体提升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必须按体系逐步推进。
(三)主体缺位
2014年环保部发布的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指出,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特征,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政府和环保部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主体。这也间接反映出,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多元参与机制尚未形成。政府、企业、NGO是生态文化发展中的主要参与者,目前,生态文化培育的主导者偏重于政府,企业、NGO在生态文化的传播与培育中尚未发挥应用的作用。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区域生态文化发展策略建议
(一)萃取区域生态文化,引导公众文化自觉
如何使公众深入理解生态文化内涵、确立生态文化理念,从而内化为生态文明的具体行动,是生态文化建设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区域生态文化的界定将为强化区域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奠定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导向。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差异特征的显现,生态文化理论应从最初的人类学角度研究逐步关注生态文化的时代演变、区域差异特征。为了使公众对新时期的生态文化进行有效认知,生态文化的内涵应融入这两种特征。
基于此,低碳经济背景下区域生态文化内涵界定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萃取区域生态文化特色。结合区域特色文化,如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等,提炼区域内被广泛认知、公众易于接受的生态文化。二是融入低碳经济理念,在萃取区域特色文化的基础上,挖掘“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的文化基础。三是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进行生态文化理念的整合,提升生态文化自信和自觉,增强生态文化的引导力。在具体操作方法层面,还要力求通俗化与规范化。通俗化要求集聚生态文化的集体智慧,创新公民参与的机制,搭建公众参与的平台,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进行生态文化的萃取研究,规范化要求生态文化细化为易懂、易记的规范性道德操守,便于政府、企业、公民强化生态文化与自觉行为的一致性。
(二)建构低碳实践体系,融入生态文化培育
在与浙江省相关部门进行的生态文化合作研究中课题组曾提出,在实践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用“生态文明阶梯”来表示,分为四个层次———生态安全、生态产业、生态景观和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处于生态阶梯的最高层,并作为其他形式生态文明建设的护栏。生态文化建设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也是实践的过程。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可以以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为载体,融入生态安全、生态产业、生态景观和生态文化的建设过程,在此基础上,生态文化在低碳背景下不断内化。
生态安全层面,气候变化涉及到生态安全,全球变暖,已经逐渐开始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我国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土地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趋强趋多,自然灾害频发、甚至影响生物安全问题。生态安全处于生态文明阶梯的最底层,关乎公民切身利益。在生态安全领域融入低碳经济、气候变化的影响,普及生态文化,会极大地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
生态产业层面,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有绿色农业及食品加工业、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低碳科技服务业等。在低碳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中,针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强化生态文化的沟通机制、反馈机制、监督机制等等,可以有效提升生态文化的普及效率。
生态景观层面,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生态景观体现出更加健康、节约、可持续的景观发展目标的追求。可持续的环境伦理贯穿于景观构成环节,能够在城市景观布局、生态文化塑造、低碳行为引导上最大限度的与公众的生态文化意识提升相契合。结合区域发展,政府可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激发公众了解生态景观知识、参与生态景观保护的热情,最大化发挥生态文化对生态景观的认知与保护、生态景观对生态文化的促进与提升作用。如建设低碳生态旅游产业、低碳休闲度假基地等。
(三)发挥优势群组辐射效应,实现群组互动协同
发挥群组作用是《21世纪议程》的重点内容,亦是培育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的必循路径。这些群组主要包括政府、企业、NGO(非政府组织)。按照不同的角色又可细分为决策者、企业管理者、社区、学校、家庭、妇女、农民等。以往区域生态文化建设中侧重于对传统群组、单一群组的集聚宣传、培训教育,相关部门已提出了大量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在某些区域已取得丰厚的实践经验,更多的关注到了“点”的集聚。但是,如何更有效的发挥群组辐射作用,架构畅通、有序的生态文明意识之“网”,迫切需要关注、群组互动的协同效应两个关键问题。
发挥优势群组辐射效应。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经验表明,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与NGO组织的活跃程度密切相关,环保NGO组织是传播生态文明重要的群组。应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创新政策环境,加大扶持力度,打造环保NGO品牌,使其成为区域提升生态文明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点。在民间资本活跃、参与热情高、创业氛围浓厚的地区,具有发展环保NGO的良好环境和基础,切实加以引导,充分挖掘各种社会资源,使环保NGO组织尽快找到自身的作用空间,将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加大群组辐射作用、带动作用,将成为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提升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政府应该努力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简化审批手续等措施,激活环保NGO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辐射作用。
发挥群组互动协同效应。群组具有共同的生产、生活意识形态,是生态文明意识集聚、传播、提升的关键节点。点点成线,线线交互,发挥不同人群或组织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集聚与辐射作用,是架构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网络的根本路径。建立政府、企业、NGO、民众的生态文化互动体验交流机制,可以借助互联网思维,创新互动平台,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如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听证、舆论和公众监督等制度,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增强公众参与程度等。
摘要：针对当前区域生态文化建设中“认知不足”、“体系缺失”、“主体缺位”的现状,关注生态文化的区域差异和时代演变特征,主要从萃取特色内涵、建构低碳体系、探索群组路径三个方面研究低碳经济背景下区域生态文化发展策略,为区域层面培育生态文化、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生态文化,低碳经济,区域差异,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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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策略 篇10
教师专业发展的成效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决定因素。当前, 教师发展更是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 每年实施的“国培计划”可谓投入巨大。这些专业发展方式在专业知识、教学技能的培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 我们也应当清晰地认识到, 中学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 有研究表明, 培训后的教师感到“机会很多、收效甚微”。既然机会很多, 为什么会出现“收效甚微”的情况呢?从我们的观察情况看, 这样的问题还不是个例。集中到一点, 就是规定的培训、教研是一种“应景”的临时场域, 临时获得的感悟、体验难以渗透到专业实践中去。事实上, 教师专业本身是一个涉及很多因素的生态系统。单纯关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发展, 将单一方面的内容逻辑化、条块化, 事实上就陷入了“唯技术论”的视域, 所看到的仅仅是知识与技能, 缺失了知识、技能赖以生存的生态土壤, 因而“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要从专业发展的价值导向中去寻求原因。教师专业发展不仅包括专业技术, 也需要专业意识、专业态度和发展动力的支撑。因此, 要实现有效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 就必须立足教师专业的生态实际, 不仅关注教师的语言、教学的“技术”发展, 也要关注专业生态环境对“技术”的推动作用。在所有的专业发展生态要素中, 文化尤其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拟就教师发展的诸生态因素中的文化要素进行一定的讨论, 以期为我国中学外语教师的有效策略以及专业发展的长效性的保障提供一些参考。
2 教师文化的内涵及其形成
文化一词指称范畴宽泛, 国内外学者就此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语言的构成来看, “教师文化”的关键词包括“教师”和“文化”两个词, “教师”是“文化”的限定语, 意味着“体现出教师特征、或教师职业的文化”。教师基于特定的职业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态度, 它们作为一个复合整体构成了教师文化的主体。 (车丽娜, 2007) 关于教师文化的研究最早源于美国, 早在1932年, 美国学者沃勒就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教师的教学工作, 开启了教师文化的研究。 (Waller, 1932) 在教师文化涵义的不同理解中, 哈格里夫斯所提出的观点受到广泛关注。哈格里夫斯以“内容”和“形式”诠释了教师文化, 认为“内容”指教师共有的价值、态度、信念、规范, “形式”则指教师之间关系的形态及成员间的结盟形式。 (Hargreaves, 1980) 尽管我们不能给出教师文化的精准涵义, 但从上述学者的研究中不难发现, 教师文化与“教师”职业相关, 覆盖了“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精神世界, 并以某种固定特征的方式或行为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因此要推动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工具性的“技术”发展显然不足以提供完善的可持续的支撑。教师专业发展必须重视教师文化这一因素, 以文化来影响教师的精神世界, 形成稳定的内部动力, 从而生成较为持久的、体现一定群体特征的专业行为倾向。
3 教师文化生态的基本特征
(1) 传统性与动态性的并存
在教师专业生态系统中, 教师文化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子系统。教师文化生态既体现为全体教师所共同呈现出的“传统性”, 也存在教师内部的“动态性”。所谓传统性, 是指教师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并在专业中深刻体现出来。在我国, 儒家文化影响深远, 儒家文化的基本观念为“贵仁、尊礼、重教、尚中”。“尚中”即中庸, 这一观点认为中庸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中庸的基本原则是“允执其中”, 要求把握适当的限度, 以保持事物的平衡, 使人的言行合于既定的大众化的道德标准。所谓“中”, 指的是事物的“度”, 即要求不偏不倚, 过犹不及。因此, 在专业行为中, 教师可能采取“从众”的心态, 不过分表现自己, 不主动批评他者。比如在教研活动中, 对授课教师的教学作无关痛痒的评论, 点到即止, 皆大欢喜。此外, 传统教师文化的消极性还表现为教师缺乏自主发展意识, 安于现状、保守, 以自我为中心, 对于需要自身努力的专业发展表现出消极和懈怠的情绪。教师文化的动态性是指在一定的学校文化中也存在一些“次群体”, 这也是从文化的亚层次而言, 比如学校中的各个不同教研组也会体现出不同的文化氛围、交互关系。如果教研组人数较多, 在一个教研组内也会有不同的文化生态群体。例如以职称、人际交往、兴趣爱好、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不同的非正式的文化全体。这些不同的“次群体”也会出现不断的变化, 产生交互的影响。并且, 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教师文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比如, 受到其它学校、其它地区乃至其它教研组的影响, 一个教研组或学校的教师文化也可能出现从保守到开放的变化。
(2) 整体性与个体性并存
教师文化生态具有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特点。一般而言, 一个学校或一个教师群体会体现出某一特定的文化取向。一个学校具有一种倾向, 一个教研组, 如外语教研组也会体现学校范围下这一特定群体的文化特点。就整体性来说, 教师个体的“叠加”会融合形成一个群体的文化, 体现出教师文化的整体性。每一个体都对群体文化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并且每一个教师的贡献是不平衡的, 影响力较大, 教研组长、专家教师以及社交能力较强的教师的影响力更大, 在教师文化群体中居于支配地位;而年轻教师、社交能力较弱的教师以及专业能力需要提升的教师则在全体的文化生态中处于从属地位。当然, 这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也是相对而言, 体现的是一个大致的特点。在教师集体性的文化特性之下, 也存在教师的个体特征。即使是在同一个教研组, 教师个体也存在自身的文化特点, 如他们的言行特点、他们的专业倾向、与同事相处的关系等都存在不同。在这一意义上, 教师文化具有“孤立”的特征, 即教师与其同事, 以及与教师角色相关的其他人员的分隔, 其专业行为主要由自我的经验、见解、努力所决定, 教师与同事事实上是间离的。
(3) 内隐性与外显性的并存
文化本身具有内隐性, 尽管从各种对“文化”的概念定义上可以发现, 文化体现为有形和无形的类型, 对于教师文化整个系统而言, 内隐性是主要特征。这即是说, 教师文化主要包括专业意识、职业价值观、专业精神, 以及与此相关的教师关系、群体文化特征等。这些因素都具有内隐性, 不能直接观察到, 而是需要通过行为来感知到。并且, 每个教师个体的意识、精神等, 尽管存在一定的共性, 也有很大的差异, 存在于个体行为背后, 以隐性的方式存在。而作为一个学校或一个教研组来说, 教师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外显性。比如, 学校的物化文化, 如宣传用语、文化物品、专业规约与制度等都是显性的存在, 是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的。因此, 教师文化总是既有主体上的内隐性, 也包括一定程度的外显性。外显的文化往往是表层的现象, 而内隐的则是内层的体现。一个教研室的陈设布局、规章制度、人际氛围, 以及专业活动的风格都是可以直接体察到的显性文化, 而藏匿于显性文化背后的信息者是内隐性的个体价值观、专业态度、人际态度、性格特点等因素。二者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 内隐的文化要素“叠加”起来构成了外显的教师文化, 而反过来, 外显的文化也会对教师个体的心理、情感、价值观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共同影响专业态度和发展的实际效果。
4 文化生态导向下的中学外语专业发展策略
外语教师专业化有赖于有利的外部文化生态环境。 (江世勇, 2015) 中学外语教师的发展是一种个体融于群体文化的生态发展过程, 也是教师发挥自我优势的逐渐成长的过程。因此, 教师专业发展必须关注到专业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协同的问题, 不仅要改革传统的单一、静态的发展模式, 更要注意在积极的教师文化导向下, 将教师的专业精神、专业意识与发展的内容、形式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专业发展的长效性和可持续性。
(1) 实现专业发展理念的文化生态转向
专业发展以什么理念为导向是顶层设计的直接要求, 决定着发展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例如, 作为专业发展核心形式之一的专业培训, 在文化生态学视角下应当充分体现文化生态推动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取向。管理者必须考虑到教师的文化生态要素, 例如, 必须考虑培训课程或讲座的覆盖范围, 当前中学外语教师的文化价值现状、预期发展目标, 以及课程开展的形式等。立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动机, 可以要求教师根据自己日常教学的困惑, 拟出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 再由专家对问题进行归类、提炼, 最后形成有效的发展框架, 并由专家与参培教师一起在学习与实践中解决问题。专业发展的文化生态转向要求除了知识、教学技能外, 还要在课程模块上注意设置有利于教师意识、教师精神以及师德体验的课程。同时, 专业发展还需要保证这些课程教学模式的有效性, 比如, 通过情感沟通、亲身体验、事例处理和讲座学习相结合的形式来实施完成学习。此外, 还应考虑通过常态管理、交流等隐性的学习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追求发展的人生观、职业意识, 并在教师群体中真实地构建文化生态, 从而确保教师理解作为外语教育这一职业的价值, 在积极的环境中参与活动, 获得专业发展。
(2) 构建积极的专业发展文化环境
与外语教师的工作环境直接相关的是教研组, 这是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直接生态环境。形成学习外语、应用外语和研究外语教学的习惯与氛围是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专业发展的优势绝不单单体现在知识、技能的集中方面, 而是包括了教师的语言知识、教学知识、教学能力和专业发展动力的全面的体系。首先, 在稳定的集中发展中, 在形式上可采取互助、合作、参与等方式, , 使学员感受到团队合作以及追求进步的积极作用, 并力求使其成为今后的常态教学、研究和生活方式的自然、、常态的选择。其次, 由于文化的传统内在地弥漫于人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 渗透于人们的真理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等一切判断之中 (张良、刘茜, 2010) , 有必要在集中的学习以外, 组织有关活动, 如英语国家文化沙龙、经验分享、团队建设等方式形成积极的发展意识, 以研究教学、反思教学、提升教学为精神追求, 形成进步、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现实来看, 由于传统的“中庸”文化的影响, 很多教师不愿意批评他人或将问题暴露于人, 这使教研活动浅尝辄止, 皆大欢喜。因此, 专业发展应当注意组织教师在群体中开展心灵沟通、、教育叙事等活动, 通过倾诉心声、讲述故事和相互帮助等形式疏导孤立的心理, 让学员感受真诚的理解、合作的氛围。这不仅有利于教师以新的姿态融入专业发展活动, 也有利于他们以良好的心态将这种感受带入教学实践中。
(3) 促进教师职业意识的积极发展
职业意识是专业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 也是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内生态核心。要提高外语教学的质量, 从教师自身来说, 如何认识外语教学, 如何认识这一专业的能力组成, 职业要求和社会价值, 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 专业发展必须关注外语教师的职业意识, 例如, 开设一定课时的教师职业道德、、专业精神的课程讲座, 并力求通过具体的事例呈现、研修阅读、教育反思等方式推动教师感受专业追求的意义。。另一方面, 应积极组织教师通过教育叙事、同伴交流、、专家引领等方式帮助教师解决自身在职业价值、专业发展方面的困惑, 通过同伴间的交互影响、师德主题活动、、优秀教师发展的视频与文本观摩、专业发展反思等方式, 帮助教师深刻体验外语教育的意义, 重塑职业观和价值观, 强化参与专业发展的动机, 使教师从外力驱动变为内力驱动, 从“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 形成积极的发展意识、反思意识和研究意识, 更好地参与各种专业活动, 从而实现自身稳定、长效的专业发展。
(4) 推动教师文化渗透于具体的专业活动
教师文化作用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其对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推动上来。文化渗透式的专业发展是指在专业发展的过程中, 将一些特定要求的文化要素渗透在专业“技术”的培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这种发展途径有三个层面需要考虑, 一是专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的提升, 其主题可能包括如“阅读教学策略”“介词教学策略”“学困生辅导转化”等, 通过以上类似的专业活动, 提高外语教师的课程教学专业能力。二是专业发展中必须有文化因素的渗透, 比如需要渗透专业意识、专业态度、专业追求, 或者改变专业价值观。例如教师要形成下面的反思:“我应当反思自我, 以后改进类似的处理”“我应当从XXX老师学会XXX的教学方式”“这样的处理是不恰当的”等等。三是文化生态要素必须渗透在“技术”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从而使“技术”的发展获得必要的精神支持、深厚的生态土壤和稳定的发展动力。例如, 在教研组内都形成了阅读英文期刊报纸并分享给同事的氛围, 必然会影响到教师个人的阅读习惯, 潜移默化地提高阅读能力。至于如何确定一定时期内的专业主题, 选择渗透什么样的文化生态要素, 则要根据不同学校外语教师的专业需求、专业现实等因素来确定。
5 结语
专业发展一直是我国教师教育的热点问题。围绕教师专业化, 我国中学外语教师专业发展尝试了不同的发展方式,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 教师专业发展不能简单理解为线性的知识、技能的积累, 而是教师个人的整体性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依赖外在的技术性知识的灌输而被塑造的, 而是一种自我理解的过程, 即通过反思性实践变革自我、自主发展的过程。 (钟启泉, 2008) 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整体中, 文化的要素是决定教师专业发展最终成效的重要内容, 如何有效利用好文化生态, 将文化的要素潜移默化地融入专业发展的实践是当前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因为教师更关心的是最直接的“技术”的提升, 而并不重视或没有意识到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文化生态导向下, 必须关注价值观的导向, 采取措施, 结合本校、本教研组的实际情况, 选择有效的文化与专业相结合的方式, 帮助教师感受群体中的成长, 逐渐形成共同的认知, 形成群体归属感, 可持续地规范自我专业发展行为, 形成发展动力。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外语教师的全面、长效的发展, 从而推动外语教学的改革和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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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涵养文化育人 篇11
统筹规划，交替引领共生长
自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房山区教委依托《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文化示范校建设与评估指标体系》，始终坚守“文化育人”这个中心，将学校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放在育人上，做“心中有人”的学校文化是房山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
在创建过程中，房山区做到了五个结合。
一是顶层设计与分步实施相结合。2014年，房山区教委颁布相关文件，部署了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具体要求，列出了文化建设示范校创建工作的“任务书”和“时间表”。截止到2015年4月，有26所中小学被市教委认定为“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示范校”。2016年1月，房山区又有17所中小学参加了第三批评审。
二是理论建构与务实推进相结合。理论建构是学校创建工作的难点，为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房山区依托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刘永胜、吴甡校长工作室，以及北师大、北京教育学院的专家资源，先后三十几次开展创建指导活动，引导全区学校文化建设工作向纵深发展。“向上生长”的目的是“向下延伸”，所有申报学校都反复经历了“实践—指导—修改—再实践—再指导—再修改”的过程。这种结合使区域内学校文化建设不断走向深入。
三是典型示范与全员参与相结合。创建之初，房山区教委就制订了交替引领、共同提升的推进策略。首先，发挥示范校的引领作用，以区级现场会和走进示范校的形式，分享创建的过程和成果，创建以来共举办21次走进示范校活动。其次，以第三批的创建引领第一、二批的文化生长，使学校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在创建过程中，房山区教委邀请了第一、二批示范校的校长作为入校评审的评委，同时打通学段设置，中小学相互走进。这种既分批次又不分批次的全员参与、交替引领模式，使校长队伍迅速成长，学校办学实践和理论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四是文化传承与发展创新相结合。在创建过程中，既要尊重历史，做学校文化的“薪火传递者”，又要汲取时代元素，做未来公民的“生长孵化器”。为此，房山区教委一方面要求各学校带领全校师生和家长共同参与创建工作，共同追寻学校历史，思考学校未来；另一方面请专家走进部分学校，点对点地进行指导。
五是督导评估与奖励激励相结合。首先，将学校文化建设作为重要指标纳入素质教育综合评估体系，每学年由兼职督学随教委督导组一起入校督评，通过听汇报、听课、查档案、看展示等多种方式，对学校文化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其次，为了鼓励学校的创建工作，2014年起，房山区教委对市教委、市财政局拨付的“校园文化建设项目经费”进行重新分配，对被评为示范校的学校进行奖励，对自主申报的学校进行补贴。督导评估、资金奖励等措施推动了学校创建水平的提升，调动了学校创建的积极性。
实践扎根，百花齐放生态美
在学校文化建设创建过程中，房山区中小学校长重视学校文化的系统推进，积极努力寻找各自学校的文化特质，立足区域资源与文化发展实践基础，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建构个性化的适宜学生成长的学校文化。秉持学校文化“心中有人”的价值理念，努力让学校文化落地生根，百花齐放。
坐落在有“京西南第一水乡”之称的长沟镇的长沟中学注重文化建设的系统性，整合地域独特文化资源，建构了“钟毓教育”文化品牌；始建于1847年“卓秀书院”的良乡一小进行文化寻根，基于学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形成了“卓秀”文化理念体系；北京工商大学附属小学基于学校变革与学校原有的“体验”教育特色基础，以追求教育本真，形成了以“行于实，方乃成”体验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育人体系；窦店中心校的“1+N”体现了文化的融合和辐射作用；良乡四中基于学生成长期待，立足育人目标实践，提出“明礼·立责”文化育人实践体系；史家营中心小学立足房山区域生态旅游资源，挖掘资源优势，开发了学校特有的“百花”课程体系，如利用毗邻国家4A级景区圣莲山这一资源，开发了“房山圣莲山风景度假区学生教育计划书”“走进圣莲山”综合实践课程，使资源变成学校的有效课程，体现了文化的生态性；良乡三小、房山四中都是基于打造现代学校而形成的学校文化体系，如良乡三小的“服务教育”、房山四中的“生态教育”等。
内涵发展，文化建设见实效
一是形成了“用心做教育，做心中有人的教育”的区域教育核心价值观。心中有学生、有教师、有家长，始终让学生站在学校的正中央，让教师得到解放，让家长成为最坚实的合作伙伴，是房山区中小学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
二是形成了学校文化建设系统的推进模式。首先，既分批次又不分批次、交替引领的创建方式，促进了区域学校整体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其次，以示范校引领“向上生长”，实现文化高站位；以中心校带完小向下延伸，实现学校“文化覆盖”；以学校文化向班级“文化下沉”，促“文化落地”。再次，中小学打通评审，关注区域内的小初文化衔接。这样的推进模式使房山区的文化建设脚下有根，走得扎实。
三是学校办学品质得到不断提升。文化建设促进学校品质提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学校的办学理念更加清晰，办学目标、培养目标更加明确；建立了学校文化支撑体系，将学校文化落实在学校管理、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学生活动等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优化了学校的育人环境，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丰富了干部教师的精神内涵，提高了对学校文化的认知水平；促进了办学品质的提高，区域内“一校一品”的格局逐步形成。
文化生态策略 篇12
1 低碳经济环境下茶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必备条件
1.1 旅游产业具备良好的发展途径
1.1.1 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定位
旅游产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的旅游产业发展中, 旅游产业还只是简单的产业, 并未与其它产业相合作, 在随着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多年后, 旅游产业为了提高发展速度, 开始与多个旅游点的商家开始合作, 将其销售于游客, 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推动了我国旅游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但其发展方向并未受到群众的认可, 在20 世纪时期, 我国开始提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这些经济发展得到了各界的认同, 并且已有多个企业将其设为运营理念, 从而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这对我国的旅游发展来说是一个机遇, 也是一个挑战, 旅游产业不仅具备了低碳经济当中消耗低的经济条件, 还具备了宣传力度大、经济发展快等优势条件, 结合这些条件, 将旅游产业的发展为低碳经济模式, 能够改变人们对传统旅游产业的不良印象, 并通过利用有效资源, 实行节能环保型经济消费模式, 推动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 为我国的旅游产业指明更明确的发展方向[1]。
1.1.2 旅游发展结构必备特色文化
生态旅游作为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旅游产业, 与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相符合, 并且, 借助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开发生态旅游的低碳旅游事业, 能够有效扩大低碳经济的影响, 也能够有效改变传统的旅游事业发展模式, 利用天然而具有特色的茶文化来作为生态旅游的经济发展产品, 能够让游客了解我国的茶文化, 还能够通过茶文化改变旅游产业的经济结构, 使其成为低碳经济结构。位于我国广东西部的英德就曾利用茶文化来开发一系列的旅游产业。英德利用栽培茶树并结合云南大叶种和凤凰水仙两个优良群体作为基础, 利用专业的工序制作成英德红茶, 还在当地开展了相应的英红镇茶趣园。通过茶树形成多个特色景点, 不仅加大了游客量, 也在实现低碳经济的同时促进了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通过茶文化发展成了特色旅游景点[2]。
1.2 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初期
茶文化旅游的具体模式是将茶的生产过程以及茶的文化和旅游景点特色相融合发展成旅游场所, 利用低碳环保的茶资源来形成新型的旅游模式, 并利用茶资源来建设多种具有文化特色的茶景观, 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传说, 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旅游景点。旅游产业是通过各式各样的风景特色来吸引大批游客, 而这些游客在观赏风景时会较为留恋当地具有传统特色的特产。而生态旅游则可借助游客的这些心理, 开发更多的茶文化庄园, 将当地的民俗以及茶文化在当地打造许多具有特色的娱乐、观光景点。例如, 在梅州就已开始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以及茶资源建设了多种特色景观, 梅州是以山多、山高而出名的, 并且当地结合了风景特色和茶文化, 将两者打造成独一无二的茶风景, 因此也就拥有了高山云雾出名茶这样的名气, 去过梅州的游客都能够发现, 梅州当地的客家人都十分热爱品茶, 有逢客必住山, 逢山必有茶这样的说法。梅州大力的开发茶田观光休闲旅游产业, 正好契合了都市人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的强烈需求, 使得各地游人蜂拥而至, 在这里感受返璞归真的茶农生活。
茶文化还具有良好的原生态、环保等低碳条件, 并且在随着我国各项产业的不断开发, 茶文化不仅开发了采茶游戏, 还相继开发了茶歌、茶诗等具有特色的现代文化项目。在旅游产业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 旅游产业开始关注茶文化资源, 并利用茶资源开发了许多茶文化旅游景点。
2 低碳经济下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策略
2.1 做好旅游发展规划工作
旅游产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产业, 旅游产业直接关系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也是推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低碳经济到来后, 旅游产业的发展开始走向生态环保的道路。但是, 如何使旅游产业能够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实现稳定发展, 成为现代多个旅游产业的难题。旅游产业作为一项大型产业, 其涵盖内容十分广泛, 为了使低碳经济得到全面落实和有效实行, 旅游产业应在改革前做好规划, 有了具体规划后再进行开发。预先规划能使旅游产业在运营中减少资源的浪费, 使每个资源得到有效利用。首先, 旅游产业需根据茶文化来构建相应的低碳运营体系, 确保规划项目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使旅游产业的项目规划得到安全保障, 旅游产业可借鉴其它地区或国家的低碳经济旅游产业运营模式, 研究其它旅游产业运营较为适合的项目, 从中吸取失败教训, 积累经验。并根据景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对当地进行考核和评价, 用科学技术对周围环境进行考察, 确保资源配置符合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另外, 为了使低碳经济得到全面落实, 旅游产业可在项目中规划旅游资源, 并构建资源循环利用系统, 旅游景点保持节能减排, 从根源上减少旅游景点污染源, 使茶文化生态旅游能够保持原生态, 实现低碳发展。
2.2 在旅游产业中建设茶文化推广活动
在低碳经济模式的不断深入下, 旅游产业的低碳经济模式发展已成为了必然趋势。为了使我国的茶文化生态旅游能够实现高速发展, 我国旅游产业可加大对茶文化的推广, 推广内容主要涉及游客、旅游景点的特色文化、当地旅游资源等多个方面。对于茶文化生态旅游来说, 可以结合不同领域的茶文化来进行大力推广, 根据不同的茶类来建设不同风格的旅游景点。如广东省潮州市的中华名茶园, 这个景点利用茶文化开辟了茶峰览胜、名茶长廊、绿林秋千、茶坊习艺、采茶乐趣、情调相思林、古峰火台、古驿道、古溪垂钓、熊猫竹景区等, 还有包括茶艺馆、小食馆、茶窑鸡、茶叶加工厂、学生劳动实践训练基地、露天表演场等配套设施。景区利用现有山体、水域和集约型茶叶生产基地, 开辟休闲生态茶园景观, 让游客在旅游观光娱乐的同时, 可以亲力亲为, 由农艺师辅导, 体验采茶、摘果、制茶等实践活动, 领略茶文化之乐、古文化之韵、生态环境之趣。中华名茶园旅游区以茶文化、古文化、红色文化为载体, 让游客更深度地了解历史文化名城--潮州。广东市潮州市贴上了茶文化的标签, 为当地的旅游产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力, 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产业和经济发展。
2.3 转变传统旅游产业的消费模式
在低碳经济视域下, 转变游客的消费模式是落实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对此, 为了使茶文化生态旅游产业能够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需要转变以往的利益型消费观念, 将绿色消费作为茶文化生态旅游产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并通过提倡绿色消费, 加强人们的绿色环保理念, 让游客在观赏景点的同时, 能够自觉的规范自身的不良行为。通过改变传统旅游产业的运营理念, 改变以往旅游产业的消费推广方向, 提倡游客购买绿色环保产品, 使低碳经济理念能够真正的融入游客的消费当中。让游客了解更多的茶文化, 提高游客对环保理念的重视, 并借助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 扩大环保理念的影响力, 使更多人能够加强对低碳消费的重视。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低碳经济的提出不仅改变了传统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 也改变了现代的经济结构, 使其实现更长远和更稳定的发展。茶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 不仅符合低碳经济的环保理念, 也符合现代旅游产业对特色文化的需求。通过建设茶文化生态旅游产业, 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也完善了传统旅游产业的不足之处。在发展茶文化生态旅游产业时, 需要做好旅游发展规划、推广旅游产业中的茶文化建设、转变传统旅游产业的消费模式, 使茶文化生态旅游产业在低碳经济下能够顺利的实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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