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建设（精选12篇）
生态文化建设 篇1
一、和谐社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生态社区
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概念, 系统是就和谐社会的内容而言的, 它表明构成社会和谐组成要素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大致可分为人的各种社会关系 (如主要有心物、心身、己我、己人、群己等关系) 的和谐和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 这样由多元和多样要素组成的社会和谐必然是一种复杂的和谐。由此可见, 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必有之义。生态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促进社区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 实现人、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需以生态社区建设为基础。
由于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因为发展造成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和对抗, 引起关系失衡、失谐而产生的。因而,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在于社会发展能否重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的关系。欲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建设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区, 促进社区的生态化。
无论是建设和谐社会, 还是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都离不开生态社区建设, 都呼唤生态社区在我国城乡的社区建设中蓬勃兴起, 快速成长。加强生态社区建设应成为我国应对和破解发展的生态困境与环境难题, 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之策。
二、生态社区的内涵、特征及生态文化
(一) 生态社区
目前, 国际上对生态社区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 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其称谓也不尽相同, 在我国以称“生态社区” (ecological community) 、“绿色社区” (green community) 居多, 而在欧美国家以称“可持续社区” (sustainable community) 、“健康社区” (healthy community) 、“生态村” (eco-village) 等较为普遍。
1、生态社区的释义
生态社区 (ecological community) 是在社区的概念基础上, 以生态性能为主旨, 以整体的环境观来组合相关的建设和管理要素, 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环境水准和生活水准, 且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地。笔者认为, 生态社区是指生态健康的社区, 是一个能促使居民身心健康, 提供居民优质生活, 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精神文化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社区。
2、生态社区的特征
由于最终目标的不同, 生态性社区相对于一般性社区也就有了功能复合、布局组团化、空间紧凑、尺度人性化等特征。 (1) 功能复合是生态性社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阿瓦尼原则 (The Ahwahnee Principle) 中指出:“所有社区均需综合设置, 必须将住宅、商店、工作单位、学校、公共设施等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各项设施和活动场所, 形成多功能的综合体。” (2) 布局组团化是生态性社区在布局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3) 空间紧凑是生态社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4) 尺度人性化是紧密结合上一点来说的。在一个富有人性化尺度的环境内, 各功能空间紧凑精悍而有机结合, 既恰如其分而又不铺陈夸张。
(二) 生态文化
社区的生态文化建设, 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点。
什么是“生态文化”?许多专家已经有了定义。余谋昌认为:“从狭义理解, 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如生态哲学, 生态伦理学, 生态经济学, 生态法学, 生态文艺学, 生态美学等等;从广义理解, 生态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 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王如松认为:“人类社会的核心是人, 人与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生态合理或不合理的文化, 推动社会的兴衰。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持续生存、稳定发展的文化简称生态文化, 涉及人的意识、观念、信仰、行为、组织、体制、法规以及其它各种有形式的文化。”“生态文化”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弘扬的是文明的生态的价值观, “环境 (生态) 伦理”是“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三、我国当前社区生态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由于社区在我国出现时间比较短, 建设的内容比较复杂, 将社区生态与社区文化结合建设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诸如社区居民参与缺乏主动性;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缺乏法律保障;建设管理的制度水平不高。
(一) 社区居民缺乏生态价值观念
生态价值是指人类主体与生态环境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这种相互关系的认识判断。老社区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社区已有树木, 无须在搞什么生态绿化;新社区生态化和文化做的好一些, 由于他们的生态观念没有主动转变, 不积极交纳物业管理费, 导致物业管理落后, 结果是社区只有优美的生态环境, 却毫无文化内涵而言。
(二)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人文环境不理想
所谓人文环境, 包括人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等诸多“软”方面的东西。因为一些城市社区居民来源复杂, 所以他们的人文素质参差不齐, 总体水平不高。
(三)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特色不突出
我国社区从公共设施到绿化草坪, 从社区居民的文化意识到思想观念, 不论是“老”的社区, 还是“新”的社区, 无论是南方的社区, 还是北方的社区, 几乎都是千人一面, 雷同现象比比皆是。
(四)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不完善
社区的生态建设是“表”, 社区的文化建设才是“里”。只有表里如一, 社区的生态文化建设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我国社区就“老”社区而言, 盲目跟风, 忽视自己文化特色的创建, 甚至在旧城改造中把一些很有特色的文物建筑也摧毁了;就“新”社区来说, 也是千篇一律。物业管理公司在我国大多数地区也是一个新事物, 也很不成熟, 管理制度很不健全, 他们只收钱不做事情的现象时有发生, 更谈不上建立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
上述问题的存在, 既有客观原因, 也有主观原因。就客观原因而言, 主要是我国社区的生态文化建设是一个新生 (下转27页) (上接6页) 事物, 有些人对社区生态文化建设是什么, 怎样建设, 知道得不多;就主观原因来说, 包括社区的主管部门在内, 对于社区与文明建设的关系及其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社区居民的人文素质不高, 这些都足以导致我国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严重滞后。
四、生态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和途径
应当指出, 社区生态文化的建设是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它既包括社区的生态化建设, 更涵盖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所以, 在社区生态文化建设中, 我们必须要从各地实际出发, 按照党的文化发展的有关方针、政策, 建设既具有地域特色, 又具有时代先进性的社区生态文化。
第一, 态文化建设要致力培育植根于生态文化土壤和社区居民心灵的积极向上的生态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可以说, 生态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是生态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第二,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要将社区纳入到整个自然生态中去考虑, 树立“大生态”的观念。自然万物历经千秋万代, 业已形成严密有序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对此, 我们知之甚少, 任何对自然不必要的增加或减少, 都可能带来整个自然系统的紊乱乃至对人类本身的报复。
第三,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还要开展有自己社区特色的居民文化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是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
第四,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要建立以政府主管部门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物业管理公司为中介的三位一体长效管理机制。
第五, 完善社区管理体系。在社区生态文化建设中, 要结合社区特色, 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划。
第六, 发挥多种优势, 积极引导社区居民树立生态文化观。首先, 发挥政策法律优势。政策是指导和规范社会有序进行的政府权威性指令。其次, 发挥文化优势。社区主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一定区域的人文精神。再次, 发挥宣传教育优势。公众的生态意识对于生态与资源的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这种意识的普及可以通过教育来完成。
第七, 倡导人类平等观和人与自然的平等观社区生态文化建设应强调人类平等观和人与自然的平等观, 包括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 既要求代内平等, 也要求代际平等。
综合起来说, 我国社区的生态文化建设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 结合社区的实际, 正确处理局部与全体的关系, 将生态建设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以促进我国社区生态文化健康、持续的发展。
五、结束语
社区是城乡居民的第一生活环境, 社区生态文化体现着社区居民的文明程度。如果社会各界都能认识到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重视社区生态文化建设, 努力探寻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那么, 我国社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会迈向一个新台阶,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实现全面健康、稳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社区生态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是培养社区居民自觉维系自然界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和持续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的一种新型社区建设活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 我国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要坚持科学性、整体发展、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原则, 加大社区基础建设的投入, 发挥社区自身优势, 在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践上下功夫, 引导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生态文化观, 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区,生态社区,生态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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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霞.论我国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甘肃农业[J], 2005, (8) :58-59.
生态文化建设 篇2
【中文摘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的更新转变。在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应运而生。它对物质的生产、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它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人类由原来的敬畏自然的极为消极的生存方式转变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主动从自然界发掘资源来组织生产的生存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生态系统的失衡,并由此引发了全球生存现状的一系列危机。生态美学概念的提出,恰好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生态美学提倡的基本理念是遵循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使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生,达到一种“诗意栖居”的状态。这也就要求我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只有这样,人类的发展才能在一种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氛围中进行,最终促进人、社会、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器,承担着促进社会物质进步的重任,其建设的好坏与否,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鉴于现...【英文摘要】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the way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living mode has been changed while
the social development.Enterprise, a new mode of human production mode has risen at the historic moment since the social mode developed from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It accelerates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labor efficiency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Meantime, it also changes the mode of human living.People changed from negative production mode to positive pr...【关键词】生态美学 企业文化 和谐
【英文关键词】Ecological Aesthetics Enterprise Cultural Harmony
【目录】生态美学视野下的企业文化建设3-
4Abstract4
摘要
第一节 研究
第一章 绪论7-1
1背景及意义7-87-8法8-11
一、研究背景7
二、研究意义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
第一
第二节 研究内容及创新8
第二章 生态观与生态美学的阐释11-27
节 生态观及其分裂性矛盾11-1611-1515-16
一、中西方文化中的生态观
二、生态观的分裂性矛盾分析及美学的观照第二节 生态美学及其价值指向16-2
3一、国内
外生态美学研究状况17-2020-23义23-2
4二、生态美学的基本内容与性质
一、理论意
第三节 生态美学的现实意义23-27
二、实践意义24-27
第三章 企业文化及相关
一、企
概念阐释27-35第一节 企业文化的内涵27-30
32一、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30
二、企业文化的约
四、企业文
第三
一、束功能30-31化的激励功能
31三、企业文化的凝聚功能
31五、企业文化的效益功能31-
32节 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32-35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32-33
二、原因分析33-3
5第四章 生态美学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融合度分析35-47生态美学与企业的契合点35-4035-37
第一节
一、建设优美的企业审美环境三、二、培养和谐意识的企业社会责任感37-38
科技发展促使企业注重生态38-40化建设的指导作用40-45设的立足点40-42节点42-43突破点43-4
5第二节 生态美学对企业文
一、整体合一的世界观是企业文化建
二、天人和谐的伦理观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关
三、肯定自然内在价值的价值观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三节 当前生态与企业关系分析45-47
二、生态状况与企业关系分析
一、当前生态状况4545-4747-
53第五章 基于生态建设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第一节 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企业文化47-49
二、建设绿色环保型企业一、二、培养
一、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47-4848-49
第二节 企业文化建设应做好的工作49-
53明确生态美学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49-50企业家的生态意识50-51责任感51-53
三、端正企业宗旨,增强企业的社会
致谢55-57
注释
生态文化建设 篇3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文化协会会长江泽慧出席会议并作《弘扬海洋生态文化，延展海上丝绸之路，培育海洋强国的文化支撑》的主旨报告；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彬、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彭有冬、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孙书贤、北海市市委副书记蔡中平、教育部科技司司长、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副会长王延觉出席论坛并致辞。
江泽慧在主旨报告中说，海洋生态文化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承到今天的“一带一路”，海洋生态文化以“声教四海、和谐万邦”的向心力，“始终在释放一种跨越古今的开放、外向、合作、互利、共赢理念”。21世纪的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海洋强国必须守护好中国海蓝色国土并走向深海参与国际合作。立足国情、放眼国际、陆海统筹，确立中国海洋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将弘扬海洋生态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进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合作机制与平台，加快《中国海洋基本法》的立法进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生态安全，共建共享世界海洋和平。
江泽慧强调，各省（区、市）生态文化主管部门和省级生态文化协会、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及其各分会，要紧密围绕本次论坛主题和精神，全面加强对《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的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的理解，研究确定本地区、本领域生态文化发展建设的总体思路，落实生态文化发展的各项战略任务和重大行动的具体措施，并将其纳入各地“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林业等行业发展总体规划。特别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精心打造生态文化品牌，编织陆海丝绸之路双边、多边，生态文化合作交流的纽带。
彭有冬在致辞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的思想文化灵魂，在推进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弘扬生态文化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又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彭有冬强调，国家林业局高度重视生态文化建设，把建设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作为林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先后印发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2013-2020年）》、《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提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成为道德风尚和行为规范。
彭有冬表示，中国生态文化协会自2008年成立以来，在江会长的领导下，以“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建设生态文明” 为宗旨，做了大量开拓性、前瞻性、基础性工作，为生态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孙书贤在致辞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经济社会发展高度依赖海洋。海洋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海洋，海洋生态文明是国家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
孙书贤强调，国家海洋局非常重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生态文明宣传教育。2015年，与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共同开展了《中国海洋生态文化》专著的撰写工作，积极创作海洋生态文化精品，鼓励与引导社会公众走向海洋、亲近海洋、爱护海洋，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彬在致辞中介绍了广西生态环境建设情况、海洋资源状况以及广西如何树立生态立区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李彬表示，广西近年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尤其2013年以来，全区上下开展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村屯绿化、林水净化、道路绿化，使美丽广西焕发新的光彩。同时，广西海洋资源丰富，全区未来将牢牢把握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他指出，通过此次论坛深入、务实、有效地交流，将大力促进广西及北海海洋生态文化的发展。
北海市委副书记蔡中平介绍，北海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北海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健康发展和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他表示，生态是北海发展的最大潜力，未来北海将进一步严格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全民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本次论坛特别邀请了国内海洋生态文化和森林文化研究领域的3位著名专家学者，与大家一起分享、共同探讨海洋生态文化。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书记、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原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我国水下考古开创者张威作了题为“探海寻踪—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水下考古”的专题报告；生物生产学博士、副研究员、广西北海市副市长刘翔作了题为“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历史文化遗产”的专题报告；海南省林业厅总工程师周亚东博士作了题为“热带雨林生态文化”的专题报告。
此次论坛上，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命名授予“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小瓦窑村”等122个行政村“全国生态文化村”称号，授予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旅游区“全国生态文化示范基地”称号，授予潘雅菲等23名小学生“生态文化小标兵”称号。“全国生态文化村”代表重庆市酉阳县河湾村 、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旅游区和“生态文化小标兵”代表先后做了交流发言。
8月27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文化协会会长江泽慧，来到广西北海市实验学校，出席中国生态文化协会举办的生态文化进校园公益活动。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国家林业局及中国花卉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等相关领导一同参加了该活动。
江泽慧在活动中发表了重要讲话。她充分肯定了北海市实验学校坚持“有氧教育”的办学理念，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及在生态德育和生态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良好成绩。她指出，校园是提升全民族生态文化素质的前沿阵地，要继续加大生态德育教育力度，创新生态文化办学方式，全力推进校园生态文化建设。
在座谈会上，江泽慧分享了自己多年从事林业工作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的心得，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亲身经历，鼓励孩子们要珍惜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树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思想。
江泽慧说，生态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教育的保障和推动。同学们是弘扬生态文化的生力军，老师们是践行生态文明的引领者，校园是提升全民族生态文化素质的前沿阵地。她指出了从小培养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性，号召学生们积极参与到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的行动中来，为建设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活动中，小标兵代表黄禹涵同学介绍了学校生态文化活动的开展情况，江泽慧一行为学校送上了科普教材和教学用品，全体来宾参观了校园橱窗学生作品、环保生态活动展板、学校办学概况展帘等。
据了解，“生态文化进校园”活动是中国生态文化协会继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生态文化示范企业和全国生态文化示范基地的遴选命名活动及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万里行活动之后主办的又一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活动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宗旨，采取寓教于乐、以帮促建的形式，通过赠送科普图书、教学器材，专家授课和“生态文化小标兵”评选等活动，向广大青少年儿童普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知识，引导同学们认识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生态文化建设 篇4
媒体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 媒体的形态和功能都在不断变化,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 媒体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和工具, 而是演化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成为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因此, 在生态文化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决不能够忽视媒体的作用, 生态媒体文化的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媒体文化的变迁及其生态意义
生态媒体文化是生态文化与媒体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传统媒体文化到生态媒体文化的转变, 是以媒体的形态与功能的转变为契机的。
(一) 以技术发展为基础的新媒体文化时代的开启
从人类文明产生之日起, 人们就为使信息得到传播而孜孜以求地寻找着合适的媒体。从口耳相传到结绳记事, 到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不断改进, 正是凭着传媒技术的进步, 人类灿烂文化才得以延续千年并不断发展。工业革命后, 纸质媒体、广播和电视三大媒体鼎足而立, 支撑起工业文化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 特别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空间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卫星、电脑、手机被应用于信息传播领域。这些新的媒体形式的出现, 重新定义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
以前当人们提起文化的时候, 大多只关注其内容与本质, 只关注它所负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而很少关注这种文化得以表达的媒介方式, 这说明在传统认识当中, 媒体只是文化、信息传递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它对文化本身的发展无足轻重。但是在加拿大著名媒体评论家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这一理论之后, 人们开始关注文化传播中具体的媒介方式。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人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更加生动和直接。因为, 正是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施众和受众的关系, 在网络状的双向信息传播过程中, 人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 每个人都互联在媒介社会中。正如哈罗德·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所说的“长期以来对媒体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被传播的信息的特性, 而且, 这种广泛的影响最终会建构起一种文明。……因此, 一种新媒体的诸多优势最终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1]因此, 当媒体文化作为一个范畴被提出来, 即把媒体看成一种文化形态的时候, 就是要强调媒体的存在和发展对文化发展本身所产生的影响。
(二) 媒体形态的转变
人们已经开始用“第四媒体”这一称谓来指代网络媒体,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第五媒体”的说法。这说明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媒体”概念当中, 它的传统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媒体整体形态已经由纸质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三足鼎立”, 演变为纸质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和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四大媒体形式并存的局面。
四大媒体形态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履行着信息传播——这一媒体的基本功能。但是在传播过程中, 新媒体表现出与传统媒体的极大不同。从信息管理角度讲, 传统三大媒体形式的传播内容、范围和过程都是传播者能够掌控的, 它的信息传播模式也是单向传播, 因此利于进行管理。新媒体形式则不然, 仅以网络媒体为例, 技术的特性决定了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信息的传播者, 因此它的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切实保障;网络媒体的传播模式是非线性的、双向的, 传播者不能对信息的传播实施有效控制。因此, 相较传统媒体形态而言, 传媒技术改变带来的不仅是传播内容的改变, 文化传播的性质也受到深刻影响。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使文化范式发生剧烈变革。
现代媒体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大量信息和对各种信息处理的能力, 不断生产、复制、传播着文化, 形成了覆盖社会的话语体系。在其中, 新媒体形式由于其隐蔽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吸引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 从而改变了原先的社会话语体系秩序。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将文化的控制权授予了传媒, 尤其是大众传媒, 媒体文化也就成为人们精神消费的主要供应源, 现代人在精神消费方面对传媒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大。正因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掌控媒体比占有信息更重要”[2]。这就为什么要提出生态媒体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因。
(三) 媒体对人们生态意识觉醒的贡献
现在, 全世界都在关心生态问题, 各个国家的政府也都在积极着手解决生态危机, 可以说人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 不断扩大的影响范围让人们不得不重视它, 另一方面, 人类这种从破坏生态环境相对自身行为的反思的转变, 与媒体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对生态意识的传播是密不可分的。
人类随自身行为的反思始于社会精英层, 而促使这种精英思想向大众传播的就是媒体。最早, 我们是从纸质媒体看到了美国著名生态文学家爱德华·艾比在20世纪50年代对工业时代那种“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的尖锐批评, 这无疑是对后来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最早的警示。来自纸质媒体的反思, 影响更大的是由蕾切尔·卡逊撰写的后来被称之为“绿色圣经”的《寂静的春天》, 正是由于《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发行, 公众开始注意环境问题, 并掀起了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 媒体对生态意识的启蒙居功至伟。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媒体通过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追踪报道、深入报道, 为人们了解发生在地球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打开了窗口。并且, 媒体站在维护社会公正的立场上, 为公民表达生态诉求提供了渠道。因此说, 正是借助了媒体, 社会精英才实现了对整个人类进行生态文化启蒙;媒体对日益浩大的生态保护运动提供了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文化成为推动生态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生态媒体文化的功能分析
如前所述, 媒体文化相对于文化的元结构来说, 属于衍生性文化, 或者说是一种延伸与扩张性质的文化。它既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又和文化的元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依附性;同时, 它自身还具有拓展为新的文化形态的变异性。媒体文化对于文化元要素的强力渗透与扩张, 使它与文化元结构的关系, 已经从过去的“内容——手段”式的结构结合, 逐渐转变为今天的互为一体式的结合。正是以这种方式, 媒体文化以自己自在的也是特有的方式塑造着人, 并引领着今天的生活走向,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生活样式。生态媒体文化正是利用媒体文化的这一优势来塑造新一代的“全球公民”, 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或自觉。
(一) 生态媒体文化功能的价值基础
生态媒体文化和一切传媒一样, 是社会文化的载体, 它承载着并制约着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因此在这个“信息为王”的时代, 也决不能以信息的功能掩盖媒体在道义上所应当承当的重要责任。不管媒体的传播功能多么强大、传播范围多么广阔, 它都必须遵循对人类公理、道义、正义、良知的追求与价值公设。在生态文明时代, 保护生态环境、恢复并维持生态平衡是关系全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 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生态媒体文化就是媒体在承担起“社会的良心”的角色定位的具体体现。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生态媒体文化为自己的受众寻找和提供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和社会道义的支撑, 并在社会公众中努力深化对生态文化的理解, 以潜移默化式的全新手段, 把古今中外的一切生态文化要素重新整理、组织和再加工, 然后传播四方, 对社会公众进行生态文化的启蒙、教育, 赋予他们新的生态文化眼光和生态文化的精神, 从而极大地改变着公众的知识构成和生活态度。
(二) 生态媒体文化的基本功能
生态媒体文化对一个社会生态文明程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功能来实现的。
第一, 生态信息传播功能。信息传播是媒体的最基本功能, 对生态媒体文化而言, 对生态信息的传播是最具基础性的功能。生态媒体文化所传播的生态信息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 但从根本上来讲它传播的是一种关于生态的人类意识, 即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涵盖了资源保护、荒野保护、人性的提升与道德扩展、生态性情等四个层面, 它向人们提供的是关于自然界内在价值的认知。这样一个生态信息传播的过程也就是生态媒体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播文化的过程。
第二, 生态教育、教化功能。生态媒体文化传播最显著的意义是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与生态文明的教化。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在分析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时明确指出, 传媒可以“使文化代代相传”。其实, 他在说明传媒的传播文化功能的同时, 也告诉我们传媒还具有教育和教化的功能与作用。生态媒体文化的教育和教化作用, 迥然不同于传统教育。生态媒体文化提供的“教育”是蕴含在每个时段海量般的生态文化信息中;而且是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得以实现的, 它属于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不着痕迹式的“浸润”型教育方式。正如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对于一般媒体文化所下的论断:“真正的教育也离不开新闻 (媒介) 。因为大众传播工具是一种扩大器, 可以使教育者的作用超越一般传播的对象。”[3]因此, 尽管从媒体所获得的知识可能不够系统, 但它们对公众的生态文化观念的影响和改变, 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条件或较少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生态媒体文化的教育与教化作用不容低估。
第三, 对社会消费行为的生态引导功能。包括对具体的、个别的商品的购买和消费, 对生活方式消费的组织和引导, 开辟新的生活风尚和消费领域。[4]对个体而言, 媒体的生态文化型导购, 就是通过倡导绿色消费, 让消费者放弃过去的购物习惯, 比如, 自带购物袋, 尽量少用或不用一次性塑料袋;采购商品时, 既注意其环保性, 又注意无公害性;等等。对一个群体而言,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生态化的消费行为, 不是靠一日之功就可以做到, 它需要一个形成习惯的漫长过程。因此媒体的引导更要有一种持久的耐力, 大到购房、购车、装修, 小到垃圾分类、旧电池的回收和废物利用等等, 都要倡导一种生态化的新型消费方式。在开辟新的生活风尚和新的消费领域方面, 生态媒体文化的着力点在于倡导新的生活概念。比如, “投资健康”的新概念, “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新时尚, “强调健康而人性化的工作状态”的新追求, 等等。
第四, 对生态价值观的更新。这涉及到一个更深、更广的领域。可以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切合乎生态文化的新观念都必须经由大众传媒去传播和普及, 然后才能逐步地成为了一种特定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化精神。生态媒体文化在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社会生活结构, 营造生态文明社会风尚等方面的功能意义更加深远。
三、媒体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化
媒体在生态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得世界各国的政治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文化交流, 都不能不考虑到生态媒体文化这一特殊因素。从整个生态文化体系的角度看, 生态媒体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容置疑。而就生态媒体自身而言, 它的运营也存在一个生态化的问题。
(一) 媒体管理的生态化
媒体生态包含诸多因素, 主要是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形态和媒体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人文精神以及受众方面的教育水平、文化境界、身份背景等等。而今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科技环境、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 对原先的媒体生态造成多方面的冲击和影响, 原来的媒体生态已经不再平衡, 亟需建立起新的媒体生态加以应对。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将媒体看成是传送思想与信息的中性工具, 因为它在每天播报新闻、输出知识与制造娱乐节目的过程中, 于悄然隐现之中改变着现实, 也包括改变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与阐释。面对这种现实, 也只有以道德自律和法律他律相结合的科学管理, 才可以使媒体的舆论多变而不越界, 观点有趣却不病态, 节目搞笑却不下流。就像信息之间的互通有无, 话语环境的有度开放, 现代传媒以构筑自身优化的生态环境管理机制, 以确保媒体生存与发展。人们也只有确立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资源观, 才能确保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
(二) 媒体产业的生态化
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产业的经济属性使得不同媒体间的竞争不可避免, 并且这种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但必须认识到, 媒体作为一个产业, 它的内部竞争应当是有序的, 它的产业内部结构应当趋于合理,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个产业的长久发展。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一种媒体形式可以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体形式。各类媒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纸质媒体便于携带, 使用方便, 可以多次阅读, 但时效性较差, 信息量不大;广播媒体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传播范围广, 但需要辅助设备;电视媒体声情并茂, 信息量大, 但信息不易保存, 需要使用辅助设备, 与受众互动有限;网络媒体的优点无须赘言, 但它也存在受网络基础设施限制、使用成本高、对受众的技术素质要求较高等问题。因此媒体产业的生态化要求不同形式媒体在发展中扬长避短。以围绕突发性的生态事件展开报道为例, 网络媒体应当是反映最迅速的媒体, 也是能为民众提供最快沟通渠道、为决策者提供社会反馈信息最快的媒体, 电视媒体对事件的背景报道与追踪报道更加专业, 而纸质媒体在为受众提供关于该事件的系统信息和深层评论方面则更加擅长。如果不同形式的媒体单位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带有资源整合性质的合作框架, 那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各媒体为“抢”“热点”问题而造成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 使媒体产业的生产机制更加生态化。
在媒体产品的生态化方面, 必须注意到大众参与对媒体产业的影响。特别是网络媒体赋予使用者以自由权利, 但尚未形成可靠的约束机制, 经由网络媒体传播的不良信息必然影响这个媒体文化的发展,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要求媒体产品在内容上做到雅与俗的合理搭配,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有机结合和相互渗透, 实现媒体产品内容的生态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媒体产业的生态化要求对媒体技术进行生态化改进。
(三) 媒体技术的生态化
媒体技术的生态化实际上已经牵扯到生态技术文化与媒体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生态媒体文化得以产生和成立的基础就是媒体技术的进步。媒体技术的进步虽然带来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发展和便利, 但它所带来的一些生态问题也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忽视媒体技术的负生态效应, 只想着用反生态的媒体去传播宣扬生态文化的发展, 将是非常可笑的。
在各种媒体技术的生态化过程中, 纸质媒体的生态化问题最容易被凸显出来。因为纸质媒体的发展直接牵扯到一个重要的自然资源——森林。纸质媒体的增长使人们很快就联想到本已十分匮乏的森林资源。另外, 纸张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巨大。广播和电视媒体技术的生态化要求, 主要是源于广播发射台和电视发射塔所产生的高频辐射对周边环境、居民健康的影响, 已经发生的纠纷和潜在的矛盾纠纷直接牵扯到生态管理制度的落实与人民生命健康保障问题。网络媒体技术的生态化则主要应关注对废弃的网络设备、电子垃圾的技术处理, 防止其对环境的污染。
总之, 应当对媒体技术使用全过程进行符合生态的改进或改造, 从媒体设备原材料的选择到对媒体文化生产的上游、中游、下游适用技术的选择, 都应询从科学的、环保的规定和必要的处理程序。当然, 媒体技术的生态化主要还是要通过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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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建设 篇5
近来,我国道路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其建设水平和规模巨大提高的同时,道路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不利甚至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和扩大.从生态学的角度,综合分析了道路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即:(1)对土、水、气、声、热等无机环境的影响;(2)对植物、动物等生命系统的影响;(3)对景观格局、过程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生命周期”概念分析并提出建设生态道路应在规划设计、建设施工、道路运营等阶段分别采取相应措施,从而达到建设和谐生态道路的目的.
作 者：尹忠东 李一为 辜再元 赵方莹 赵廷宁 周心澄 YIN Zhong-dong LI Yi-wei GU Zai-yuan ZHAO Fang-ying ZHAO Ting-ning ZHOU Xin-cheng 作者单位：尹忠东,李一为,赵廷宁,YIN Zhong-dong,LI Yi-wei,ZHAO Ting-ning(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
辜再元,赵方莹,GU Zai-yuan,ZHAO Fang-ying(北京林业大学边坡绿化研究所)
周心澄,ZHOU Xin-cheng(教育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3)
生态文化建设 篇6
关键词：生态科技文化；实践文化；生态文明；认识论转向
中图分类号：B822.9文献标识码：A
现代科技以文化的方式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物质产品与人居环境等诸多方面。那么，面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里各种源于科技而生的诸多问题，我们以何种文化价值观引导科技与自然、科技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以何种科技文化理念去创新科技，将是衡量科技进步的思考源点。
一、生态科技与生态科技文化
自从1923年美国巴罗斯发表《人类生态学》以来，生态学研究开始超出生物学领域而走向社会科学诸学科。学者们从自然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视域关注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主要是围绕科技功能与价值、科技与人类关系、科技与自然物关系出发进行探讨，由此产生了以保障环境良性循环的生态科技理论。阿格尔借用并改造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的“小技术概念”，提出了“小规模技术”概念，以既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从而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马尔库塞提出用“美学的还原”原则“表现在对自然的技术改造上。在这种情形中，对自然的征服减少了对自然的盲目性、凶残性和掠夺性，这也意味着减少了人对自然的凶残性。”[1]202哈贝马斯也认为，要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朋友，就必须控制科学技术的应用方向、发展速度，尽可能地避免科学的负面价值。从许多学者关于科技与生态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生态科技”在塑造生态社会、推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友好发展中的关键地位。
生态科技主要指人们所创新与运用的科技活动过程及其运行规律能够尽可能地符合自然物的生长秩序与生态规律，最大限度满足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它不仅要求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还需要追求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尽可能均衡发展，并在合理的基础上力求创造生态经济收益。发展生态科技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来源于可更新资源与新型环保低碳性材料，形成源于自然、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后又回馈自然的良性循环路径，遵循“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其主要流程包括：绿色技术、绿色设计、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绿色认证和绿色消费，最终使得“技术的发展不能以丧失人的自由、崇高和大自然相和谐等根本的人道价值为代价。”[2]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恰恰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也是生态文明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诚然，任何形态的科技都必然会衍生或多或少的负面效应。然而，正负效应的比例多少、时间长短与影响深浅等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造者、科技活动操作者以及科技产物运用者持有何种价值理念的科技文化。莫顿说过：“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感情，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3]120科技文化是指以科技活动流程（包括科技理论、科技探究过程、科技成果）及其内在精神观念为中心而衍生的一种文化，包括科技精神与价值、科技发展动力与逻辑规律、科技与人性以及人的生存关系、科技与自然的作用方式等。其基本形态可以概括为“理论形态的科技文化既是人类观念地把握外部世界的思想成果，是人们对于外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协作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实践形态的科技文化（即科学技术在实践中应用的文化样式），是人类用区别于动物的方式改变外部世界、不断建立属人的世界的活动中最具有人类学意义的部分。”[4]从科技文化的涵义可以看到，科技形态中价值观念及其情感对科技内容和发展方向、对自然影响的方式等具有主导性地位。生态科技文化是以生态理性价值观与生态情感为主导性的文化，具有三个维度的特征：以“人性”为本位的人文艺术性、情感性、人道性；以“物性”为本位的实体性、功能性、价值性；以“史性”为本位的发展性、社会性、阶段差异性。它们对生态科技的内容、扩展方向及其对自然、社会的影响力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所强调的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协调融合发展正是吻合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即人与自然在规定的权力与义务内协调融合地共同发展，从而创造出社会与自然大系统可持续协同发展的文明社会。
二、生态科技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关系文明演化的必然趋向
人类社会基本经历了原始社会的石器时期、古代农业社会的铁器时代、近现代工业社会的机器时代以及当代信息社会的芯片时代，每一时代起支撑性影响的技术与科学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生产模式、经济形态等，以及自然物的生存环境、生长规律，都起着主导性作用。随着每一阶段科技基本内容的转换，人对自然也经历着仰望式崇拜——对立与征服——贯通与协调相处的演化过程。
原始社会以石器、木料为主要技术工具带给人类极其狭窄的生活、生产空间与思维范围，刀耕火种的生存技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初级关系：仰望式崇拜自然物，对自然界各种现象充满敬畏与膜拜，呈现“天压人服”状况。人们进一步制造巫术工具、研究占星术理论，创造各种雕刻技艺、巫术神话以表征神奇的自然世界。后来初级冶金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各种铁制农具、青铜类祭祀器具、马车类交通工具、合金类生活用具等广泛使用，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生物学、天文学、数学与几何学、占星术与医药学等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活动蓬勃发展。西方古希腊时期和中世纪，以及在此期间的古印度和中国都不约而同地以科技活动去诠释“上帝”、“天”、“自然神”等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关照意义，这表现为生产活动中各种祭天活动与创新农业生产工具活动同时并存。在此期间，影响力较小的科技产物与“天定胜人”的主导理念进一步遏制了人对自然物的野蛮式掠夺，如中国浓厚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古代农业社会协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生态思想基础。
但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机器的大面积作业并运用于世界范围，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这表现在：其一，人的地位因文艺复兴运动而迅速高于自然神，人由“自然的仆人”而跃升为“自然的主人”；其二，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然对人的束缚。“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对人类历史变革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英国的煤炭业深度发展，促使研制煤炭矿井用以排水的蒸汽动力机不断创新，其后的瓦特机让工厂建址不必受水势限制，从而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这就带动了纺织业、采矿业、冶金业以及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瓦特蒸汽机用于钢铁冶炼过程的鼓风机上，又使英国钢铁冶炼水平大大提升，18世纪末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依赖于大量钢铁的交通运输业蓬勃兴起，而纺织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制造硫酸和碱等化学物质和化工产品的化学工业及远程交通工具如铁路轮船等的创新。英国最终以机器代替人力、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代替个体工场手工业。人们依靠科学原理和实践经验完成系统性技术流程的发明创新过程，所解决的各种技术问题迅速推动其他行业加速度发展，科技进步与工业发展、行业扩张环环相扣，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前所未有地空前剧增。人们理所当然地认定人类对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界完全在人类机器的掌控之中。农业社会所积淀下来的自然资源和相对自主的自然环境在工业国家开始被强盗式掠夺和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对立分裂状态，生态危机成为关注焦点。
康芒纳认为：“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引起的，这些技术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们被用于解决单一的彼此隔离的问题，没有考虑到那些必然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的出现，是因为在自然中，没有一个部分是孤立于整体的生态网络之外的。反之，技术上的支离分散的设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因为科学分为各个学科，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概念所支配着，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在它们首先被分解成彼此分割的部分时才被了解。还原论者的偏见也趋于阻碍基础科学去考虑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诸如环境恶化之类的问题。”[5]20世纪科学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兴的系统科学非常强调整体观念、系统观念、复杂性观念。量子力学提供的世界图景所展示的是一副主客体相互交融、彼此作用的世界，玻尔说到“在存在的这出伟大戏剧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6]贝尔定理展示的量子关联性也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表现在宇宙的过去与现在之间。这些新兴理论改变了古典科学注重世界的简单性和原子性。电子计算机和网络化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用以解释生命如何从物理和化学层次突现出来）以及混沌学的理论进步，可以说整体性、系统性、循环性以及平衡性成为现代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在此理论特征指导下的技术活动及其产物和结果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核技术、航天航空技术、基因工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技术等在给人类掌控自然、获取宝藏提供超强技术支撑的同时，如若运用不慎也会带来物极必反的后果，其对人类生活的现在与未来、人类此代与今后世代的繁衍、世界生物生存及资源环境变迁、地球生命与文化系统等方面造成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当前核爆炸和核泄漏事件所酿成的灾难已经远非当代人所能承受的。因此，如何更新与开发清洁能源、合理处置高新技术生产流程和废弃品等生态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势所必然。另一方面，当代电子信息技术凸显了人的自主性、创新性、个性化特征，更加强调环境的参与要素。同时互联网技术、空间科学及生物科学等注重长远性、系统性、协调性下处理问题，其生态文明意义日渐凸显。当前的生态科技已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抑制和减少危害，如污水处理技术、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等；二是充分利用资源和优化生态的技术，如清洁生产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开发技术、小流域生态治理技术等。当代生态科技渐渐形成一整套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生存论意义，关乎人类未来的生存境遇和地球文明的延续。
三、生态科技文化是科技文化实践的认识论转向
技术—科学—科技发展过程的各种内容形态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产形式、经济形态以及生物进化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构成不同的科技文化发展历程：由古代人文性占主导及近现代经济理性占主导的科技文化转向当代生态理性占主导而构建生态科技文化。
古希腊自从泰勒斯开创了将探索自然界的科技活动和对人生与宇宙的存在本质之问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哲学—科学就始终互为支撑，构筑了延续至近代的人文性为主导的科技文化：科学的价值在于契合心灵单纯的求知欲，帮助人们得到现象背后的规则与秩序；科学气质注重人的精神自由与生命价值，远离世俗利益；科学内容融合自然科学、人文、政治学说等，紧密结合人性与德性幸福的关系。这种自然哲学家们的科学文化具有科学的独立性、非功利性与哲学性特征。所以泰勒斯不愿以科学知识谋取财富而甘愿受穷，曾从师于柏拉图的欧几里德才会让仆人打发走想从几何学捞取实利的青年。在这种人文性主导的科学文化中，人和自然各有独立品性，彼此基本处于平和状态，彼此尊重但又蕴含着人对自然界与宇宙的仰慕之情。理解自然及宇宙始终充溢在科技研究过程之中，探索自然的价值在于指导、服务于人类的精神幸福和道德行为。古罗马时期虽然看重技术在城市建设、建筑学以及各种外科手术上的运用，但其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技术活动范围小，它们并不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近现代科技文化则由古希腊的科学、人文、生命特征走向科技、人本、经济理性特征。首先是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对自身的热爱与尊重，期冀以人的理性与智力去理解自然。其次是科学家们使基于解决问题而兴起的实验科学崛起。实验科学技术为科技实用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让自然在人的预设目标与范围内为人所用的观念，导致了17世纪中期开始的科技实用性、经济性、利益性等功利意识在英、法等国度迅速抬头，这种价值取向导致文学艺术社会地位的下降。莫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以详细笔墨分析了17世纪中期开始的清教主义、新哲学和科学的“共同之处就是具有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3]26“在这个世纪开始时，神学和人文诸学科比科学更受人们尊崇……到了该世纪中期，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科学及其实用的技术分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将变得日益宝贵……科学毫不含糊地跃升到社会价值体系中一个受人高度尊敬的位置”[3]3638与此同时， 17世纪中期开始，剑桥大学里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与人的实际生活与利益相关的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宗教尤其是清教，也开始从科学是为多数人的善行及帮助人们更易理解上帝的旨意出发，来赞成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自然哲学家们寻求‘自然与工艺的结合，可以为人类生活的价值和利益带来一个幸福的结局。”[3]3638这正是弗朗西斯·培根所强调的将科学与人的力量结合起来，以人运用知识的力量去征服自然界，为生活在粗野境地的人谋取福利。在此引导下，18、19世纪科技文化最终走向全面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科技与人文走向割裂状态，科技活动与科技产物只考虑经济利益需求，而忽视人文精神需求、宜居生活环境需求，忽略自然生物的生存需求。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功能以及对自然的控制力的科技文化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造成诸多人为性自然灾害。阿诺德·汤因比通过考察人类与自然的发展史认为，工业文明以来，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7]
面对当代高新科技将对人类、自然、甚至地球生命都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时，世界科技文化出现了多样化价值观念思潮：一种是科学主义所主张的“科技至善至强”论，认为目前的许多问题都将由不断进步和完善的科技所解决；一种是由浪漫主义所主张的“拒绝工业文明”论，认为既然科技进步伴生诸多问题，那就远离“奇淫技巧”，拒绝相信科技求善力量，倡导放弃现代科技产品而回归过去。前者导致科技精英过于强调科技自身逻辑体系的发展而脱节于社会制度文化建设，将生活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不断更新换代的科技产物上，最终引发科技控和物欲控。后一种观点则抹杀科技的社会整体价值与进步取向，在科技价值论上倾向于虚无态度。另外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如“（1）20世纪70 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以福柯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人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借以为新兴政治运动辩护的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8]这些流派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科技文化内在价值观由单一的经济功利性向当代多元性转换，其中也逐渐认可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特征。构建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融合而生的生态科技文化势在必然，其基本思想表现为：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关系、注重当前与未来生活、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及自然生态效益同存共赢。诚如高兹对“生态理性”进行研究后所认为的，“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之外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9]
四、生态科技文化是彰显社会幸福生存意义的实践文化
当前困扰乃至于威胁生存的两种危机在逐级上升：其一是自然生态危机，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源的浪费性破坏乃至匮乏、人类生活环境日渐恶化、生物资源的演进渐失常态；其二是社会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主要体现为人受控于机器、芯片产品等的异化现象，人与人的沟通逐渐被电子芯片所支配，道德感、责任感、信任感、亲密感交付于各种科技产物与芯片制品，扑朔迷离的网络信息遮蔽了人们的真实意愿与面貌，人们迷惑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为何如此而为”并同时追问对方“你是谁、你真的在做什么”等诸如此类问题。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文明社会之愿望面临困顿。面对这种现代性的困境，马尔库塞提出以“人道化技术世界”重建技术理性来予以破解。他重视技术对社会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技术的媒介，人和自然才能成为可互换的组织对象。”[1]143但是，只有“人道化的技术世界，是一个技术的和自然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这里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希望的是一个‘技术的和自然的环境世界，而不是仅仅有自然。”[10]这种世界依然需要以生态科技为实践基础，以生态文化理念为引领。由此，人类才可实现幸福感大于压抑感、自主性胜过物控性、自由度高于受限度的精神境界。
生态科技文化保障了人类的幸福生活之根，即自然大系统的有序演化。生态科技文化以互惠性价值观为支撑，强调地球有生命与无生命物体的整体生态系统循环生产意识，并贯穿于人类思想观念以及生活生产中。人生于自然、成于自然又归于自然，这不仅指人的物质生存源于地球资源系统，还无法遗漏人的精神世界，自然界也是创作发明的灵感之源和精神生活的抚慰剂。对自然的抛弃性毁坏断绝了人的生命之根，剥夺了人对自然环境的精神享受，从而在根基上切断人类幸福之源。
生态科技文化提供了社会持续发展之核心价值观，即以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生态理性的价值观。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在一个主体内心进行对事物取舍时会起着主导和评价标准作用，因此，科学家的研究出发点也就会受到这种主流价值观念的引导。也就是说，当生态理性的价值观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科学的精神气质相吻合时，它就会成为科学活动持续发展的动力，生态科技产物对社会的回馈也会促进生态文明的实现。生态理性关注资源的有限性与再生性，在平衡生物圈与人类之间权力与义务中注重创新较低的负面效应的高新科技。而过往的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则更多考虑现在的享有，忽略地球资源与人类后代的生活质量与发展，从而在物质与精神上削减了社会稳步前进的因素，降低了人类的幸福感。
生态科技文化促使人类回归科技创造自由之初衷。生态科技文化强调系统框架内思考科技活动，以消解人的异化现象，舒展个性自由。人类创造发明科学技术根源于对自由的渴望，然而自由是人与周遭环境协调相处的自由，它依赖于人的智慧在科技上的作用力与表现力。同时，科技所创造的自由应当基于大多数人的自由愿想，而不是少数商人、政治家、思想野心家拥有的利益自由。只有当科学技术“不再处于建立在多数人的不幸之上的生产体系以及理性化、内在化和理想化压力的强制之下时，心灵才意味着幸福的增长。”[11]大多数心灵才会有自由之感。当今几乎全球范围内确定并预以认可的低碳环保的生态理念和相关制度条约，成为当代生态科技文化的观念层面与制度层面的主要内容，而创造发明则是体现自由个性的科技产物，开发清洁能源、探究整体科学理论活动等则构成了生态科技文化的器物层面，由此营造着科技与自然和谐、科技与生态文化的和谐，在这样的科技文化世界里，个性自由与社会整体多元化发展之间才能消解矛盾，以期实现个体的幸福念想。
五、结语
当今在生态科技关涉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实情境下，由生态科技精神与生态理性价值观念所构筑的生态科技文化也必然渗透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制度、科技产物等方面，而这终究也渗透于自然生命或无生命物质的演化过程，产生人与自然贯通互调的状态。这是生态文明社会的文化基础。生态文明社会也正是指在系统论、整体论基础上以生态科技结束人与自然间对立竞争状态，协调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可持续进步，其价值归宿于人民在个性自由、宜居环境、社会全面发展上所达到的心灵幸福。这正是当代西方科技哲学家、科技文化学者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也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在批判现代性社会中所描述与憧憬的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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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362.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oncerned with every aspect of human life.Ecotech culture composed of the spirit of ecotech and ecorational values has becom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ecologycivilized society.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it is the epistemology of ecotech cultural practice；it is the practice to demonstrate human happiness.It can protect the root of happy life as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生态文化建设 篇7
一、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先导和引擎
文化是促进或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 生态文化是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是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 将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细节, 也是大力发展生态文化的先导和引擎。
生态文化即人与自然的社会生态适应平衡状态。社会生态适应关系包括人际、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也包括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涉及价值观、发展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要素。生态文化脱胎于又不拘泥于传统文化, 继往开来、兼容兼蓄, 是内涵更丰富、层次更高的一种新文化。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我国先民的早期活动呈现出“天人合一”的自然属性, 无不展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和友善、天地人文的生态质感。注重和谐与整体, 将人和自然融为一个整体, 天道和人道合一、自然与人合一, 追求师法自然和遵循自然法则, 强调人类与大自然是和谐共生的朋友, 关注生命、自然和文明的延续。生态文化的诉求与“天人合一”的内在精髓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为修复和弥补这一文化传统的传承断裂与缺失, 奠定历史与现实的根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天人合一”传统的回归与升华, 使得因传统工业文化的“不适应”而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 从而破解经济社会亟待解决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时代课题。
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表现为对生态文化的普遍认同与养成, 展示了对人与自然的社会生态适应状态, 是呈现出一种内涵更丰富、层次更高的社会新文明。生态文化的普遍认同和养成,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进, 并转化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生态新农村的基石。
二、生态文化与环境适应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
人以文化和道德的方式生存。人与环境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更多的是使之适应, 通过利用和改造来适应环境, 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但必须讲求适度, 否则就会产生生态问题。环境对人的适应是通过自然力量实现的, 要求人类遵从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否则对人类的惩罚则不可避免。只有人与环境相互适应, 才能达到一种持续的生态的动平衡状态。一种文化与环境协同演进则具有了可持续性, 就会得以传承、延续向更高层次发展, 反之则会走向衰退。巴比伦、玛雅和楼兰等古老文化的消亡, 不能不说是由于环境对文化的支撑能力崩溃导致的悲剧。
要让生态文化的光辉照耀到人类自身, 也照耀到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生态文化建设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与大自然的关系及所处的地位, 走下大自然主宰的“神坛”, 成为与大自然平等相处的朋友和伙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 强调经济社会必须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更加注重农业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强调人类必须将经济社会活动的强度, 规范在生态承载能力、环境容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并综合运用技术的、经济的和管理的等多项措施, 降低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通过生态环境要素的质态变化, 形成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有效调控的关键性反馈机制, 特别是通过分析代谢废物流产生和排放机理与途径, 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控, 实现污染物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新农村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领域, 要通过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小自然资源系统进入经济社会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通量强度, 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增加各种废弃物等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化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从根本上保障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三、发展生态文化必须实现四个转变
1. 转变传统环境价值观。
价值观不同则文化内涵也不同, 决定着文明形成和发展方向。要树立生态系统是产生价值的整体观, 根本转变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大自然离开了人类则无所谓价值的“反自然”传统价值观念。自然生态系统是产生价值、具有道德意义上的整体。自然界与人类和所有生命体一样都有其内在与外在的价值, 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环境支撑要素, 具有天然的价值属性和决定性。经济社会发展是无限的, 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自然资源的价值量、稀缺性和限定性, 决定了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自然资源价值透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是不能够持久的。
2. 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
要从根本上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数量型粗放经济发展方式, 由初级要素导向向创新要素导向转移, 建立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发展农业创新产业、创意产业, 推行清洁生产和绿色农业, 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发展创新模式。推动农业结构、科技进步的发展方向转移, 摒弃以单纯注重经济增长、不计环境成本的黑色GDP, 建立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绿色GDP, 才能又好又快地有效提升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资源减量化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按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 重构闭环物质流动的经济系统, 并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以清洁生产方式将经济活动构建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绿色”反馈式流程。通过资源减量化和再循环, 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 进行有效的生态价值补偿, 从根本上缓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 改善经济社会和环境质量。
3. 转变传统生活方式。
要由传统生活方式向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绿色生活方式转变, 由过度消费向适度、节制消费的绿色消费方式转变。养成崇尚自然、追求健康;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 重复使用、分类回收资源;选择无污染、无公害、健康的绿色产品;环保选购和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垃圾的生活态度。在追求舒适生活和消费的同时, 要养成对人体健康与安全、社会利益和对生态环境的尊重, 摒弃危害环境的日常生活和消费陋习, 将个体的生活和消费行为与节能减排, 改善家庭、社区、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以及地球环境保护紧密联系起来考虑,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和能源消耗, 以及所产生的污染物和废物排放, 使居家小环境与外界大环境的舒适互换优化相辅相成。
4. 转变传统环境教育取向。
人的科学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中心环节和本质力量, 物质力量和制度性力量是人类整体智慧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但终将归结为人的因素而不是物的因素。人类社会的未来仍然取决于能否不断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更多、更高的智慧。
生态文化建设 篇8
生态文明是在全球环境危机背景下提出的, 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的又一次深化。环境危机实际上是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索取、不加恢复与保护的必然结果。爱因斯坦讲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怎么用它, 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 完全取决于人自己, 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 但也能用来杀人。”近代工业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对立必须转为人与自然的和谐, 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是人类同等重要的战略任务。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目前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时期。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后的成果, 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工业文明时期, 人类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将环境成本外部化, 因此带来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荒漠化和“城市病”等遍及全球的环境问题。在不断的反思中, 人类逐渐认识到, 生态文明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基础, 是人类构建和谐世界理想的境界。
建设能源生态体系
作为能源工作者, 我们清楚地知道, 自然界是保护包括人类在内一切生命的摇篮, 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保护自然, 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所以, 长期以来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倍加爱护和保护环境, 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环境承载能力, 努力建设和维护生态文明。生态学家告诉我们, 面对工业化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 借助现代科学发展出现的新技术, 人类有条件重新反思对待自然的态度, 反省自身生存的方式, 调整与自然的关系, 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使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与自然融为一体,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9 3 6年, 英国学者坦斯利 (A.G.Tansley) 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 强调在一定自然地域中生物与生物之间, 生物有机体与非生物环境之间形成一定的生物链, 存在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 在功能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构成生态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 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 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 一些地方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问题相当严重,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重大污染事故不断发生, 环境保护仍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局面。尤其是目前,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阶段, 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行业发展迅猛、比重上升, 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坚持节能优先, 效率为首, 科学用能, 保护生态的原则, 把“十一五”规划节能减排任务一个行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地落到实处, 以确保“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顺利完成。
关于生态系统, 目前一般认为有四个基本特点:
1、整体协同, 动态平衡。生物为了生存和繁衍, 一方面, 必须从环境中摄取物质与能量, 如空气、水、光、热和其他营养物质;另一方面, 需要不断向自然排泄废物、残渣。这样循环往复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2、相克相生, 相互依存。生态环境经过长期的变迁和演变, 通过食物链、生物链形成了在生态环境中相对稳定的结构和功能, 达到了生态平衡。
3、生生不息, 循环演进。物质在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和循环不止, 是大自然不停演化的基础。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组成的生产—加工—分解转化过程, 是生态系统的基本代谢过程, 也是生态学的基本规律之一。正是由于自然界有了这种功能, 人类才有可能根据生态规律, 合理利用再生资源, 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物质代谢和循环。
4、自我调节, 创造再生。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 在受到外来影响后, 通过自身调节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
所谓现代能源生态系统, 是以生产、消费活动链条为主题的人类能源生态体系。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能源生产和消费活动不仅涉及一次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 而且涉及包括土地、水资源、大气、环境等公共资源的占用和再分配。与传统概念相比, 现代能源生态系统不仅强调开发和利用系统自身的平衡状态, 而且更强调资源开发和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平衡。这是现代能源生态系统的基本内涵。
现代能源生态系统的发育是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为基本前提, 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安排能源勘探开发、能源生产、能源加工转化、能源消费、废物的消纳与利用等环节, 形成一个循环经济的生态有机体。
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 任何生态系统的发育环境均取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环境 (生态) 及其演进状态。根据这一原理, 能源生态系统的发育环境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当地自然资源基础;二是自然资源基础的开发状态, 或者说人文生态系统发育状态。就两者的关系而言, 前者决定着能源生态系统发育的可能性, 后者决定的是能源生态系统发育程度 (规模和方式) 。
促进能源生态文明
2007年, 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 我国能源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突出的特点是, 积极推动能源立法, 重点狠抓节能减排, 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节能减排工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全民动员, 人人参与, 全年实现了能源消费强度、环保污染指标双双下降的好势头, 为2008节能减排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能源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气候、环境和资源的约束越来越突出, 已经成为我国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逾越的鸿沟。前进中的矛盾, 要用辨证的眼光来看待;前进中的问题, 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 根本的出路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02年,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 把以往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两个文明”, 发展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文明”。2007年, 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新概念, 再次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三个文明”进一步发展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四个文明”。这是我们党在实践中成功地把握客观规律, 不断开辟认识客观真理道路,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遵循生态发展客观规律,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党的”十七大“对我国能源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即“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我国未来能源发展的要求, 能源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艰巨任务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半个多世纪以来, 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 能源生态文明不但是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是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前提条件。建设能源生态体系, 促进能源生态文明, 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同时它又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块试金石。
35年前,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一个口号:“Only One Earth” (只有一个地球) , 警示人们保护唯一的家园, 免遭污染破坏。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保护气候、保护生态, 关系到整个人类和地球的命运。我们知道, 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 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努力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谓可持续发展, 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所以, 我们应当牢固树立节约意识、环境意识、气候意识、生态意识, 转变传统的能源发展观念, 一方面不但充分考虑能源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另一方面更加注重能源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坚持科学发展、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和安全发展, 促进我国能源事业真正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面对未来, 面对世界, 面对现代化, 面对能源生态文明建设的光荣任务, 每一个能源工作者都应当自觉地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己任, 努力做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的宣传者、热情的倡导者和忠实的实践者。
发展生态审计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篇9
生态审计的另一个理论基础为产业生态学。即回答了我们如何作为审计的内涵和对象看待生态这个概念。产业生态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R.Frosch等人模拟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和生态系统的循环再生过程所开展的“工业代谢”研究。即组织作为一个生物体需要和外部环境开展能量交换, 吸收能量的同时排出废物残渣。产业生态学涉及三个层次, 分别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上, 这与我们后续所讨论的审计主体安排是相一致的。宏观上, 考虑产业生态学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基础, 即围绕产业发展升级, 科学的将生态学的理论与原则融入国家法律、经济和社会发展纲要的制定当中, 以促进国家及全球的生态安全和经济繁荣。在这个层面上需要政府审计的参与, 以保证相关的制度和程序能够在这一层面上积极落实。中观上, 它是部门和地区生产能力建设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通过生态产业的发展, 科学的将区域国土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生态环境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融为一体, 促进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的结合。各地区审计部门通过开展配套审计工作帮助贯彻执行。微观上, 则为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提供具体产品和工艺的生态评价、生态设计、生态工程与生态管理方法, 涉及企业的战略定位, 竞争能力、管理体制、行动方针乃至企业文化的建设。具体而言包括企业的“绿色核算体系”, “生态产品规格与标准”等, 作为企业职能部门之一的内部审计部门需要积极参与进来。
国外对生态审计的研究起步比国内早, 也最先提出了具体的生态审计概念。Linda S.Spedding等 (1993) 在《生态管理与生态审计:经营中的环境问题》一书中, 介绍了生态审计及其发展趋势。欧共体国家环境部长会议早在1991年曾提出了两项重要的草案“生态审计 (Eco-audit) ”和“生态认证 (E-co-labeling) ”, 鼓励成员国和成员组织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审计。国际环境管理标准ISO-14001就是企业生态审计研究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国外政府和企业在开展生态审计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如瑞典松兹瓦尔开展的生态审计制度包括了环境监测、市政设施的内部审计, 并采取了内部组织探讨和研讨会等方法;奥地利的“维也纳生态经济建设规划”规划为企业提供的环境保护计划有五个, 分别是:环境管理体系建设、企业生态审计、温室气体削减、ISO14001、旅游环境标志计划等, 通过实施该计划, 维也纳市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Christa Leidtke通过对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的一个中型家具厂的材料流核算进行生态审计, 进而对企业发展提出了适于资源管理、材料流管理、产品管理的产品生态设计。
中国出台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明确指出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 确保投入与产出的合理性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中国黑龙江省大庆市、内蒙古赤峰市等地相继出台了生态审计制度, 海南省、浙江省也计划推行生态审计制度, 可见中国各级政府对生态审计的重视。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推行的生态审计制度仅停留在生态环境的评价上, 且大多数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状况的定性分析上缺乏定量的标准为准确评价带来了障碍。而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相对于生态审计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大多数的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环境状况而披露的治理环境的费用、由于环境因素变化造成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绿色产品”和“绿色经营”带来的收益等。因此构建生态审计体系, 明确生态审计发展是确保生态文明和建设的基石。
二、生态审计的指标体系构建
(一) 生态审计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我们认为, 生态审计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经济绩效指标、生态绩效指标和社会绩效指标。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指标设定的相关原则:
1. 系统性原则。
任何产业都是一项复杂大系统, 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全面地反映该产业对于自然资产与资源利用和消耗、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具有涵盖面广、系统性强的特点。所以, 产业系统生态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遵从系统性原则。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系统并不意味着面面俱到, 过分的困于细节将使得评价的可行性大大降低。
2. 可比性原则。
每个产业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但与其关联行业还存在有很多共性的地方, 评价指标具有可比性, 将有利于行业间的横向比较, 找出彼此之间的差距与问题, 能够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加快本产业的发展进程和评价指标体系的不断改进。
3. 科学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够反映事物的基本特征, 评价体系本身有合理的层次结构。评价的数据来源要准确、处理方法要科学并有理论依据。具体指标能够反映出所考察的产业的真实情况。
4. 可操作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应充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量化的难易程度。它既要能全面反映所处行业生态系统的特征和发展水平, 又能尽可能地利用统计资料和有关规范标准。
(二) 生态审计:评价指标设计
1. 生态指标。
生态审计的研究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的, 生态指标的选定当然是重中之重。从当前各地政府制定的生态审计制度可以看出, 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消耗、耕地保护、天然林保护等是生态审计的重点内容, 涉及的指标有能源利用率、原材料消耗量、废弃物排放、大气和水体质量等。
2. 经济指标。
企业经济绩效指标的选用包括盈利能力;流动能力;长期风险和股东回报这四个方面。具体而言包括“营业收入”、“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收入”、“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这些指标可以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是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的综合表现。值得提出的是我们要将非财务指标纳入到经济指标评定中来与非财务指标做出对照从而更加使得我们的经济指标有效和真实。
3. 社会指标。
社会指标的选取应反映该项目或企业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改善。如“职工年均工资”、“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占有教育经费”、“每千人拥有病床”、“每千人拥有医务人员”、“人均占有科研经费”六个指标来反映医疗福利的现状。“职工年均工资”和“人均住房面积”两项指标可以反映产业职工的收入和生活条件;“人均占有教育经费”、“每千人拥有病床”、“每千人拥有医务人员”、“人均占有科研经费”则用来衡量产业内教育、卫生、科研投入条件。将投入与产出指标相对比即可得到效率指标。我们可以通过平衡记分卡来构建上述评价框架。卡普兰和诺顿提出的“平衡记分卡” (Balance Scorecard) 能综合、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绩效, 有效地实现了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的结合、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结合、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结合, 并且已经在全球企业包括中国企业中得到了重要应用。在此我们可以将它的理论和方法借用到生态绩效管理中来, 建立单位绩效评价的平衡记分卡。平衡记分卡从财务、顾客、组织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等四个维度来评价组织的管理业绩。财务维度考察的是服务价值的提高与服务成本的降低两方面。不同类型的行业企业根据各自的关键性指标设计不同的平衡记分卡, 各指标的权重也不一样。关键性指标一般分为内部指标和外部指标, 结果性指标和驱动性指标。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其中内部指标、驱动性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越来越重要。随着企业业务发展的多元化, 平衡记分卡的设计也将呈多元化趋势。平衡记分卡是比较灵活的用于指导行业的内部评价管理的工具, 不同时期企业的特点不同, 关键指标不同。
三、不同审计主体下生态审计的开展
(一) 政府审计:开展干部离任生态审计, 并逐渐向事前推进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审计的主体内容是财政收支审计, 即对于政府财政收支的经济效果给予监督和审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 中国政府审计引入了绩效审计成果, 即注重对于资金使用的效率性, 效果性考察。从审计的历史来看审计对象为经济活动, 但鉴于中国实际文化与制度背景, 近些年来中国借鉴国外的问责制度, 全面开展了干部离任审计。离任审计的开展有效地制约了干部在任期间的短视行为, 强化了对于干部权利的制约和监督。而传统上对干部进行离任审计主体内容包括财务审计、管理审计和相关的法纪责任。而我们认为将生态考察加入到对于干部的离任考察当中来开展离任生态审计是政府审计有效开展生态审计的重要突破口。
1. 生态环境的保护事关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和谐持续的发展, 是一项长远永续的工作。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将生态考核加入到干部离任审计的内容中来是必要的。这是与绿色GDP的概念相一致。实施生态离任审计, 既是在自然机理上保护自然环境, 也是在社会意义上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开展离任生态审计能反映出政府对于生态保护的决心与信心, 从而在思想上给予即将上任的党政干部以生态保护的强烈信号, 希望他们在任期间能够有效保护环境。
2. 在中国经济发展极度不均衡, 生态保护的情况亦差异很大。
在早期得到飞速发展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人均GDP已经赶超了中等发达国家。但太湖蓝藻事件和“垃圾镇”、“癌症镇”相继被曝光让很多人怵目惊心。而在西部的欠发达地区为了赶超东部发达地区, 实现所谓的跨越式发展, 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上项目、办企业只看重投资规模而非考虑资源消耗、产业附加值, 甚至以破坏资源和环境换取招商成绩的现象。出现了东部地区由于受到生态破坏的影响已经开始保护生态, 从而使得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被迫迁移至西部而这竟然正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政府的下怀。生态教训已然很深刻, 已经不能再一次被重复!所以开展离任生态审计真当时。从干部离任抓起全面监督生态破坏的蔓延和迁移性问题。
3. 需要指出的是, 通对干部进行离任生态审计, 是要从根
本上消除干部急功近利的倾向, 控制其短视的行为。强化干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同时离任生态审计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 也是对于干部进行了保护。靠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必定是不得群众之心的, 在短暂的经济发展之后必定在后续有报复性的代价, 从而很大程度上避免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付出更为惨痛的教训。
干部离任生态审计将生态作为一套考核干部的指标, 从思想上杜绝近视发展, 政绩工程的不良为官思路;对于官员在任期间踏踏实实做好生态保护工作, 创造出绿色GDP, 造福后代子孙提供了可视的评价和褒奖。
(二) 企业内审:生态审计降低环境成本
企业的发展已经告别了零环境成本的时代。随着环境保护法规的日渐完善, 企业意识到如果治理污染, 环境成本就会压垮企业。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企业自发地制定一些审计计划与程序, 以便及时检查出可能触犯环境法律的相关管理缺失, 及时消除环境与法律的风险, 而具体执行相关审计任务的为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与此同时在竞争的市场上, 为了迎合消费者日益增强的环保意识,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同时取得竞争优势, 企业也自觉地顺应社会环保潮流与愿望, 开展内部环境审计;另外, 内部环境审计的开展还来源于资本市场给企业的融资约束:不注重环保会大大增加企业破产风险, 导致企业付出更高的代价来获取资金, 从而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发展。
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开展生态审计迫于上诉压力之外, 亦存在开展的基础。近几年来环境会计的大力发展给予生态审计的开展带来了可能性。传统理念认为开展生态审计最大的困难是相关的因素不可定量性。不可定量即没有统一的可比的硬性的标准, 没有标准则无法复核与确认从而给出相关的意见。坏境会计或称环境管理会计初步解决了相关问题, 是的 (“使得”) 企业中发生的相关环境成本变得可以被计量和归类, 我们同时参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即可得出初步的比较意见并给出改进意见。从这个角度上说内部审计更应该去做的是建立一套适合本企业使用的, 符合本企业特征的生态审计制度, 对于公司的治理层面利益相关者即董事会、股东会和高管大力宣传和沟通生态知识, 谋求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对于管理层, 将生态保护理念, 生态审计相关规定广泛传达从而树立生态保护的意识, 督促和监督管理执行层从日常管理经营活动做起, 不断降低生态环境成本。
(三) 民间审计:广阔市场前景的生态审计服务
就现阶段而言, 民间审计以提供审计, 即鉴证和咨询服务为主, 而其内涵主体主要为财务与管理活动。生态审计服务尚未形成, 也未能有独立的审计机构提供和开展相关服务。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生态审计将成为民间审计的未来经济增长点。究其原因:
1. 由上文所提到的, 政府和企业作为宏观和微观的两类
审计对象已经开始大力发展生态审计, 这很有可能面临审计资源短缺的问题, 他们需要社会上的审计力量来帮助他们有效地开展审计。这就为民间审计开展生态审计业务带来了机会。政府审计与民间审计合作, 内部审计业务外包和合作在财务审计领域已经屡见不鲜, 相信专业性要求更高的生态审计势必将有更为广阔的业务合作空间。
2. 就目前民间审计市场来看, 存在大量的审计人员从事
着传统的财务审计业务导致传统的审计业务利润率十分稀薄。会计师事务所急需高回报的业务来提升自身的利润空间, 生态审计业务的开展与开拓将给有能力从事生态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一片蓝海。目前生态审计业务仍是一片空白, 且生态审计业务存在技术性壁垒所以先进入者将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会计师事务所也就存在动力。大力开发生态审计业务争取早日抢占该领域的制高点。
3.“碳关税”的出现将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由书本变为了现实, 这意味着生态和环境都有了交易的价值和价格。
由于受到配额的限制, 势必会存在市场让高污染的企业去购买“污染权”。价格将成为市场存在的关键, 需要存在独立的第三方来对生态、环境的交易价格做出评估。毫无疑问, 会计师事务所将是最好的当仁不让的选择。作为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估, 或合理规避, 中小企业或机构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专门人员, 而大型企业或机构可能有这方面的专家, 但这些专家受雇于自己, 不具有独立性的地位, 他们的评估意见尤其在交易时不具有法律效率, 而国家环保机关、审计机关毕竟资源和能力有限无法全面覆盖这方面的职能。因此, 社会迫切需要专业从事这方面的中介服务———向来以独立性著称的注册会计师, 生态审计中介服务就应运而生了。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 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已经自然地承担起这一职能, 不断的为此配备本方面的专门人才, 制定相应的环境审计规范, 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审计需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民间审计为主导的生态审计将会成为生态审计发展的主导力量和中坚力量。
摘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顺利进入小康社会的基本前提保障之一。作为系统工程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多方面的体制保障。从保护生态出发提出开展和强化区别于传统绩效审计概念的生态审计, 探讨了生态审计的来源以及其在政府审计、内部审计以及独立审计不同主体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生态平衡,审计,生态审计,绩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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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建设 篇10
关键词：区域生态建设,现状与问题,理论基础,财政,调控思路,财政调控对策
一、生态建设的区域考察:甘肃的特点与问题
(一) 甘肃生态环境概况
甘肃地处中国西北内陆, 青藏、内蒙古、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处, 东接陕西, 南邻四川, 西连青海、新疆, 北靠内蒙古、宁夏并与蒙古国接壤, 处于我国蒙、维、藏、回四大少数民族地区结合部, 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安全战略地位, 而且是一个具有特殊生态功能, 生态地位极为重要而又十分脆弱的区域。甘肃地形平面呈北西—南东方向延伸的狭长带状型, 东西长1655公里, 南北宽530公里, 全省平均海拔在1000—3000米之间, 大部分位于我国地势二级阶梯上。甘肃地貌复杂多样, 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类型齐全, 大体是“三山三草二沙一林一分田”, 土地总面积为42.58万平方公里, 但其中难利用土地面积超过40%。气候从东南到西北, 由亚热带湿润气候过渡到温带干旱气候, 年平均气温0-15℃;降雨量由800毫米过渡到30毫米, 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 多年平均降水不足300毫米, 而蒸发量高达2000多毫米。从流域来看, 甘肃横跨内陆河、黄河和长江三大流域, 分属11个水系, 多年平均自产水资源总量286.2亿立方米,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077立方米,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 居全国第20位;耕地亩均水资源量404立方米, 为全国平均值的1/4。而且, 甘肃的水资源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甘南和陇南两个市 (州) 水资源十分丰富, 合计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57%。而占全省面积60%以上的内陆河流域则极端干旱, 自产地表水资源量57亿立方米, 仅占全省总量的20%, 尽管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经非常高, 达到了98.6%, 但仍缺水3亿立方米左右。石羊河流域缺水最为严重, 耗水量已经大幅度超过了可利用量,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172%, 已经引发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如民勤绿洲的退化) 。黑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也已达93.7%, 而且经济发展挤占了生态用水, 上中下游之间用水矛盾十分尖锐。与此同时, 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荒漠化、草场退化等也十分严重。例如, 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5%。黄土塬区每年流失土壤总量5亿吨, 陇南山地几乎每年都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 河西地区土地荒漠化发展迅速。从人居环境来看, 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力比较低, 不适合高强度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陇中素有“苦甲天下”之称, 河西戈壁、荒漠均属不毛之地, 甘南、陇南一些地区是典型的穷山恶水, 因此居住环境恶劣, 民众生计脆弱。
(二) 甘肃主要生态项目建设情况
1.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项目。
甘南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 境内有黄河、洮河、大夏河、白龙江等120多条干支流纵横分布, 黄河在甘南境内流经433公里, 径流量增加108.1亿立方米, 占黄河源区总径流量的58.7%, 占黄河年均径流量的18.6%, 另外, 每年还向白龙江注水40亿立方米。高寒沼泽湿地对黄河水源具有特殊的涵养作用, 大片湿地像海绵一样, 在丰水期大量存蓄黄河及支流的河水与降雨等, 在枯水期随着河面的下降逐渐将蓄水补充给黄河, 从而确保黄河水量不减少, 被称为黄河“蓄水池”和“中华水塔”, 具有不可替代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但由于过度放牧、草场沙化等原因生态恶化严重:一是湿地面积锐减, 水源涵养和补给能力减弱。二是草地退化、沙化严重。三是水土流失严重, 生物多样性锐减。甘南的生态恶化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和人大代表及新闻媒体的关注, 通过多方呼吁, 2007年12月4日, 国家发改委批复了《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规划建设期15年 (2006-2020年) , 主要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生态保护支撑体系3大类23个子项目, 总投资44.51亿元, 其中国家投资29.17亿元, 占66%, 地方配套及自筹15.36亿元, 占34%。目前, 游牧民定居工程已启动, 计划利用3年时间, 解决14524户7.37万人的定居问题, 该工程国家投资4.21亿元 (其中整合现有渠道资金0.51亿元, 新安排中央投资3.7亿元) , 地方配套和群众自筹8.89亿元。
2. 黑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黑河发源于祁连山北麓, 是仅次于塔里木河的全国第二大内陆河, 发源于青海北部的祁连山八一冰川, 流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3省区, 干流全长821公里, 径流总量为69.3亿立方米, 流域面积14.29万平方公里。黑河被誉为河西走廊的“母亲河”和额济纳的“命根子”。黑河流域生态问题恶化非常严重, 主要表现在:上游森林带下限退缩和天然林草退化, 生物多样性减少, 比建国初期森林面积减少16.5%, 森林下限高程由1900米退缩至2300米;中游地区水资源紧缺, 旱灾频繁, 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下游地区河道断流加剧, 断流时间由50年代的仅100天延长至现在的200天, 东、西居延海干涸和沼泽地先后消失, 天然林面积大幅度减少, 草地严重退化, 土地沙漠化和沙尘暴危害加剧。针对日益恶化的黑河流域生态系统和突出的水事矛盾, 2000年1月26日黑河流域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 直属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制定了《黑河干流省际用水水事协调规约》, 成立了水事协调小组。2001年8月, 国务院批复了《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 将黑河流域治理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工程, 2001～2003年间, 先后给张掖地区投入14.7亿元, 实施灌区节水改造与配套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控, 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 生态建设和水源保护等工程建设。经过合理分水、灌溉节水、全线闭口集中下泄等措施, 至2003年8月, 位于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东居延海再次迎来了久别的弱水, 随着源源不断的水量补给, 绿洲开始复苏。
3. 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
石羊河是甘肃三大内陆河之一, 位于河西走廊东端, 流域总面积4.16万平方公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上游人口增加和严重的开荒以及农田灌溉面积、农业用水的增加, 导致进入民勤的地表水量由五十年代的5.9亿立方米减少到2005年的不足1.0亿立方米。同时由于民勤自身需水规模的不断扩大, 民勤盆地地下水开采量已达5.2亿立方米, 超采近3亿立方米, 随着石羊河流域人水矛盾的不断加剧, 水资源开发利用严重过度, 民勤县的生态环境愈加恶化, 植被大量枯死, 荒漠化日趋严重, 荒漠化面积已占土地面积的94%, 并以每年3—4米的速度向绿洲推进, 民勤不仅已成为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而且也成为了我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四大发源地之一。石羊河流域极度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温家宝总理多次批示, 要求“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这不仅是个决心, 而是一定要实现的目标。这也不仅是一个地区的问题, 而是关系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长远大计。”为加强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和重点治理工作, 甘肃成立了石羊河流域管理委员会, 并在水利厅下设石羊河流域管理局。2003年启动实施了民勤湖区综合治理工程, 投入资金4000多万元。2005年6月17日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作为水利建设“一号工程”获国家正式批准, 2006～2007年, 国家安排专项资金3亿元, 先期启动了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应急项目, 项目包括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程、水工程、水资源保护工程、生态移民安置工程、水文测站建设、水资源监测和调度管理信息系统、基础研究及前期工作7大项15个工程。项目实施以来所取得的生态成效显著:一是2006～2007年度通过政府引导、教育移民、投亲靠友、劳务移民等多种方式完成生态移民1.69万人;二是2006～2007年完成工程压沙6.5万亩, 新增人工造林面积14.44万亩, 封沙育林 (草) 35万亩, 其中2007年完成13万亩, 累计营造农田防护林29.5万亩, 防风固沙林139.13万亩, 封沙育林 (草) 290万亩, 建成防护林带342公里, 有效治理风沙口191个, 荒漠化蔓延逐年加剧的势头有所遏制, 森林覆盖率由2005年的10.68%提高到2007底的10.86%。
4. 退耕还林工程。
1999年按照国务院“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建设方针, 甘肃率先在全国开展退耕还林工程试点工作。截至2008年底, 甘肃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任务2618.3万亩, 其中退耕地还林1003.3万亩, 荒山荒地造林1485万亩, 封山育林130万亩。已累计兑现国家退耕还林工程补助资金116.6亿元, 其中种苗造林补助费13.4亿元、生活补助费12.3亿元、粮食补助资金90.9亿元。工程的实施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增加农民人均收入和促进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甘肃生态的突出特点
1. 生态地位突出。
甘肃位居黄河、长江上游, 是一个具有特殊生态功能、生态地位极为重要的区域。其生态安全不但影响着甘肃的可持续发展, 也影响着全国的生态安全。例如, 甘南地区是黄河的重要水源补给区, 占黄河源区总径流量的58.7%, 占黄河年均径流量的18.6%, 如果其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遭到破坏, 黄河将会断流。而河西内陆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状况严重影响着我国北方地区的大气质量。特别是, 祁连山水源涵养功能不断降低, 使河西走廊地区水资源供给出现减少趋势, 绿洲溯源转移、沙漠南侵、沙尘源地扩大增加, 已经不是个别问题, 成为北方部分地区沙尘天气频次和规模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 民勤绿洲的退化已经到了非常惊人和危险的程度。一旦民勤绿洲消失, 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合拢, 将产生巨大的生态后果。
2. 生态环境脆弱。
主要表现在:一是水资源严重不足,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077立方米,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 而且分布极不均衡, 大部分地区极度干旱;二是森林覆盖率仅6.6%, 居全国27位;三是陇中陇东黄土的水土保持能力差,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全省土壤侵蚀面积38.6万平方公里, 每年输入黄河、长江的泥沙高达5.5亿吨, 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四是土地的荒漠化、沙化、盐碱化严重;五是自然灾害多发, 灾害种类多, 区域性和季节性强, 旱灾、暴洪、霜冻、冰雹、大风、沙尘暴、干热风等自然灾害频发, 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
3. 生计非常脆弱。
主要表现在:一是生态环境恶劣导致生产、生活基础脆弱。全省地形以高原、丘壑、戈壁、荒漠为主, 难利用土地面积超过40%, 干旱少雨, 自然灾害频发, 农业生产条件恶劣, 很多地方“靠天吃饭”。二是地方财政长期困难, 各项投入较少、欠账大, 导致经济社会基础薄弱落后。2007年甘肃财政的自给率只有28.27%, 而生态建设重点地区甘南州的自给率只有7.47%, 地方财政的这种低供给能力既是发展滞后缺乏造血功能造成的, 也有管辖行政区地域广阔行政运行成本较高等原因, 这种低的财政保障能力造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 公用基础设施环境很差。三是农民生计能力整体不强, 自我发展能力弱。普遍处于生计方式单一 (主要有5种形式, 即:传统种植业、外出打工、本地务工、家庭手工业和其他辅助性生计活动) , 靠天吃饭, 收入不稳定等生计弱势状态。2008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723.8元,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7%;人均消费性支出2480元,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7.7%。
(四) 甘肃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 主体功能区规划方面的问题。
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层面方案已基本定型, 甘肃被列入禁止开发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13个, 世界文化自然遗址1个,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个, 国家森林公园11个, 国家地质公园4个;甘肃被列入限制开发区的地区仅有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 范围包括玛曲、碌曲、夏河、卓尼、临潭和合作5县1市。另外甘肃的庆城县、环县、华池县、镇原县被列入国家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防治区。甘肃的康县、两当县被列入秦巴生物多样性功能区。这一规划对甘肃的生态整体建设而言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没有将临夏州南部的康乐、和政和甘南的迭部、舟曲, 以及陇南的宕昌纳入范围, 这些地区不仅是黄河中上游的重要水源补给区, 而且与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连片, 与国家级限制开发区——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是“唇亡齿寒”的重要关系, 一旦这些地区的生态恶化, 必然会快速殃及补给区。另外, 甘南的迭部、舟曲和陇南的宕昌不仅是长江上游主要支流嘉陵江的源头, 而且西南于国家级限制开发区——四川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功能区毗邻, 该区域的生态恶化也会殃及长江。二是尽管陇南市的文县、武都区 (除市区) 被纳入了甘肃的白龙江流域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范围, 但是没有纳入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范围。而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生态功能特点来看, 甘肃的文县、武都区与康县、两当成片, 且是国家级保护区——秦巴生物多样性功能区西延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 区内野生生物品种繁多, 是秦巴生物多样性功能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区, 一方面在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方面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 该地区西面又与四川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功能区接壤, 还是嘉陵江的重要水源补给区之一, 因此无论从长江水源的供给、泥沙的防治, 还是从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角度来看, 该地区都应列入国家级限制开发区建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本来与国家的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四川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性功能区“手足关系”的以上地区, 在国家的规划里却成了名副其实的“生态孤岛”。三是陇中素有“苦甲天下”之称, 从地貌来看, 也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区, 水土流失历来非常严重, 但是国家限制开发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防治区未列入与甘肃的庆阳市和宁夏的彭阳县毗邻的静宁、会宁、定西和通渭四县。四是黑河流域断流, 下游居延河成死河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上中游过量用水, 合理分水制度的缺失,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忽视对张掖湿地的有效保护, 而张掖湿地的生态保护不仅意义重大, 而且受益者主要是内蒙古的额济纳旗, 以及我国的整个西北和华北、乃至华东和中原地区, 因此应列入国家级限制开发区建设队列。
2. 生态项目建设与补偿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甘肃区域生态建设的实际进展情况来看, 目前, 在生态项目建设与补偿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要生态”与“要生存”的矛盾仍在白热化交织。如, 在甘南的玛曲, 由于过度放牧、对原始森林的过度砍伐, 玛曲境内黄河沿岸的沙化线在不断地向纵深扩展, 形成了220公里的沙化带。而在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舟曲, 由于境内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 水土流失严重, 特别是受“5.12”地震影响, 山体、耕地、林地和草地在地震中大量塌陷、裂缝, 大部分水土保持设施遭到了破坏, 据调查, 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2100多平方公里, 占土地总面积的70%, 全县共有灾害性滑坡点57处, 灾害性泥石流点86处, 其中泄流坡滑坡被专家称为亚洲最大滑坡, 严重危及3.84万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这些生态问题已经引发了“生态贫民”和“生态难民”问题。但是, 截至目前, 由于这些地区财源贫乏, 积贫积弱, 财政自给能力太差, 所以依靠破坏环境式的资源开发发展地方经济的冲动仍然很强烈。二是生态项目的推进举步维艰, 隐患较多。如,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2007年12月国家发改委批复, 总投资44.51亿元, 但由于资金到位时间缓慢, 且地方配套比例高达34%, 只补助项目区牧户的住房 (户均1.6万元) , 无生活补助等原因, 使项目从2006年开始建设以来, 至今进展缓慢。三是生态补助项目归口多, 处于群龙治水状态, 不利于资金的综合利用。如, 在临夏州就存在国家重点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自然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甘肃黄河三峡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工程等多项生态补偿项目, 这些生态补偿项目有的归口农业部门管理, 有的归口林业部门管理, 还有的归口水利部门管理, 一方面项目资金条块分割, 各管一方, 无法整合发挥综合效益, 另一方面单个项目资金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 如临夏州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1998年试点, 2000年开始实施, 项目期为2000-2010年, 该项目从实施情况来看, 存在两个突出问题:首先天然林保护是一项具有长期性, 而非阶段性的工作, 目前通过项目实施,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是如果到期不再支持, 很可能半途而废。其次目前每年每亩补贴0.37元, 杯水车薪, 严重影响了项目的实施。四是目前的各种生态补偿中普遍存在物资资金补偿多, 产业扶持、生产方式改善少的情况。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 因此, 要彻底解决生态问题, 必须本着“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原则, 以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为出发点、落脚点。以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为例, 生态破坏主要是过度放牧、过度砍伐林木、开挖矿产资源等行为造成的, 即由牧区政府、企业和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 如果在生态修复、维护过程中, 不重视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仍然会陷入“边治理边破坏”的恶性循环。因此, 生态资金投入不仅要“以民为本”, 解决牧民的生活问题, 更要本着“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的原则, 加大牧区生态产业的扶持, 加大牧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投入, 创造条件, 使牧民生活由游牧变成定居, 饲养方式由游牧变成圈养, 身份由牧民变成产业工人或生态维护者。五是生态补偿资金问题。这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补偿资金太少, 无法满足生态建设进度和项目的需求。具体表现在:首先是生态补偿资金考虑生态修复和维护方面多, 对生态移民定居及其社会基础设施配套费考虑太少, 而这是生态建设过程中维护社会稳定、事关生态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其次是生态建设对项目本身和居民补偿考虑的多, 对地方财力补贴考虑的少。在生态项目建设过程中, 地方不仅在短期内财力增长乏力, 而且由于生态维护使地方财政负担加重, 如果不考虑通过一般性或者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地方财力予以补贴, 必然使地方政府对推进生态项目建设持消极态度或处于抵制情绪, 最终会由于“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而使国家投入的资金打水漂。第三是要求地方配套太多, 如《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总投资44.51亿元, 地方配套比例就高达34%。由于甘肃和甘南地方财政本来就比较困难, 这么大的配套额, 必然会导致项目质量降低, 甚至无果而终。第四是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完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太少, 目前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六是存在激励不相容问题。如, 退耕还林是以退耕农作物为前提条件, 农户面临“是种树, 还是种粮”决策问题。从2000年开始, 我国粮食逐年减产, 2003年只有43067万吨, 市场粮价也从2003年开始回升, 2004年大幅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全国居民粮食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2003年上涨26.4。与此同时, 国家在此时改变了退耕还林补偿政策, 采用现金补贴代替原先的粮食补贴, 补偿标准不变, 仍为每公斤粮食折合现金1.4元, 这实际上是一种将市场粮价风险转移给退耕农户的违约行为。这只会损害退耕还林政策的连续性, 减少农户退耕还林的积极性, 使补偿政策的激励作用弱化。严重的后果是农户会利用信息不对称选择毁林复垦或林间套种, 从而使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目标难以实现。七是法律法规不健全, 难以支持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对各种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责任的界定, 对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的规定不明确;立法落后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发展, 对新的生态问题和生态保护方式缺乏应有的法律关注和有效的法律支持;一些重要法规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范不到位;对法规的刚性规定缺乏一些因地制宜的柔性政策进行补充。
3. 生计环境和生计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生计环境方面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与全国相比偏低。以公共基础设施为例, 虽然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甘肃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很大改观, 但截至目前基础设施综合水平仍较低, 不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且在西北五省区中也最低。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 (东西狭长) , 甘肃的交通基础设施需求量比相同发展水平的地区要高。就铁路和公路的区域密度而言, 甘肃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分别为全国平均值的80%和50%。从长途电话、本地电话、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的万人拥有量以及互连网普及率来综合衡量, 甘肃的通信条件仅为全国水平的60%左右, 只略好于西藏和贵州。从农田水利来看, 甘肃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只占全部耕地的29.5%, 而全国这一指标是41.89%, 说明甘肃省70%的耕地还是“靠天吃饭”。从生计能力来看。由于受生计资本单一贫乏, 生计能力培育落后、生计环境恶劣等所限, 甘肃生态区居民的生计能力都非常脆弱, 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 在生态移民等外部冲力的冲击下, 生计将会进一步恶化。
二、区域生态建设理论探讨:理论基础与财政调控思路
(一) 扶持生态修复与补偿的财政政策理论来源
从财政和经济视角考察, 一些经济理论为生态修复与补偿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的切入点。这里不赘述理论本身, 只阐述对生态修复与补偿政策的启示。
1.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告诉我们, 在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修复、保护等问题时, 由于生态产品存在外部性问题, 我们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地解决, 因此, 政府必须义不容辞地介入, 有所作为,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 而在于政府如何介入?政府介入的方式很多, 可以通过征税、也可以通过收费, 还可以通过补贴, 但是不同的手段, 对于外部性的内部化程度是不同的, 激励的相容性是不同的, 对微观主体产生的激励效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终达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因此, 在区域生态建设过程中, 我们的任务是依据外部性理论, 根据不同生态区域的特点, 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生态区管辖政府的财政能力、居民的生计能力进行科学分析, 为生态区设计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外部性内在化的调节手段, 使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能够用到刀刃上, 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 公共品理论。
一般而言, 生态产品都至少具有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两特性中的一特性, 所以大多属于公共品、准公共品或公共资源的范畴。首先, 在生态产品的供给过程中, 尽管整个社会的福利在增进, 但是一些生态建设涉及的个体的福利水平在下降, 也就是说, 在没有补偿或者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 社会总福利的增加是以牺牲一些个体的利益为代价的, 这违背了帕累托效率准则, 因此政府要按照卡尔多效率准则对受损者进行补偿, 标准应当不低于机会成本。其次, 在生态产品的供给和需求过程中, 要使投入的资金和设计的制度, 既要有利于减少“公地悲剧”事件的发生, 有利于减少“搭便车”行为, 更要有利于调动生态区各级政府和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 使他们主动地为生态建设出人力、出资金、出技术。最后, 政府在生态产品的供给和需求过程中始终要发挥主导作用, 不论是从健全法律、制度层面来讲, 还是从资金的筹集、投入和保证方面来看, 都应始终如一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3. 生态资本理论。
生态资本理论至少告诉我们三点:一是“庇古税”、污染许可证和生态补偿等相关的制度, 尽管是解决生态修复与保护问题的利刃, 但是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完全运作, 所以还是无法彻底解决生态修复与保护问题, 只有将生态资源通过市场货币化, 使其价值充分体现出来, 才能有效地解决生态问题。基于此, 在生态修复和保护过程中, 要尽量将具备资本化的生态资源资本化, 然后以对生态产品生产环节的扶持和消费环节的补贴等方式设计财政扶持政策。二是既然生态也是资本, 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生态问题, 防止由于生态资源的过度破坏, 导致生态限制性经济零增长或者负增长。三是生态是有价值的, 而且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或产品。因此, 生态产品或资源再不能是免费的午餐, 必须有偿提供, 有偿使用, 以最终达到生态区居民依靠生态产品的发展、供给实现致富的目标。
4. 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除了为外部性内在化提供了一种思路之外, 也为解决“公地的悲剧”提供了一种思路, 按照产权理论, 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将公共生态资源委托私人经营的方式来解决监管不到位而导致的过度使用问题。对于已经可以商品化的生态资源, 政府可以分成;对于收益太低无法商品化的生态资源, 可以采取与授权经营户签订生态责任合同的方式给予财政补贴。
5. 可持续发展理论。
这一理论告诉我们,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与环境二元化的经济模式, 建立一种把二者内在统一起来的生态经济模式。这种生态经济模式要求实现生产过程的生态化、经济运行模式的生态化和消费方式的生态化。生产过程的生态化就是要在生产过程中, 通过财税机制形成一种无废料、少废料的封闭循环的技术系统, 鼓励在对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养鸡生蛋”而不是“杀鸡取蛋”;经济运行模式的生态化要求我们应当运用财税机制刺激和鼓励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 把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因素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包含在经济机制之中;消费方式的生态化要求我们运用财税政策刺激对绿色生态产品的消费需求, 扶持生态区特色农产品原产地认证, 对生态区原产地特色农产品给与消费环节补贴。
(二) 扶持生态修复与补偿的财政政策指导思想
为什么要进行生态修复与补偿呢?直接的原因是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并且已经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 使人类的生存质量在GDP的增长过程中至少在一些方面反而出现了下降。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粗放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对资源的粗放耗竭式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 要科学、合理、有效地解决生态问题,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认真践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1. 必须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生态修复与补偿过程中的发展至少包含三层内容:一是发展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是一种着眼于全局的发展, 是一种着眼于可持续性的发展。因此, 不能由于对当前的发展有负面影响而放弃, 不能由于对局部利益的负面影响而放弃。而是要咬定全局、长远发展不放松, 以可持续的发展为目标, 根据区域功能, 国土承载能力等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二是发展的途径变宽了, 生态资源和产品逐渐资本化, 一些主要的生态区域可以依靠生态资源或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实现发展。三是GDP的增长贡献更多地来源于管理理念、手段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这样的发展要求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更多地向欠发达区域、生态产品和技术创新倾斜, 因为欠发达地区在发展中处于劣势, 生态产品市场尚未完全形成且在产品竞争中处于劣势, 技术创新的风险很大。
2. 必须以人为本。
生态修复与补偿视野下的以人为本, 要求财政的阳光更多地向生态区居民倾斜, 要求财政资金在倾斜的过程中, 更加追求生态区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培养, 以对生态区居民的生计能力伤害最小和生计能力培育最大化为原则。这需要财政资金扶持向三个方面倾斜:一是向生态区居民所提供的生态产品倾斜, 给生态产品予以补贴支持;二是大力扶持生态区生态产业发展, 为生态区居民造饭碗, 改变其破坏生态式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三是向生态区居民的生计能力培育倾斜, 以增加其生计资本, 增强其生计能力, 拓宽其生计手段, 最终达到提升其可持续生计能力的目的。
3. 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性。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财政在扶持生态修复与补偿的过程中更好地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对生态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因发展生态而减少的收入要予以补偿, 而且补偿要长期化, 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二是要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限制资源的粗放耗竭式利用, 减少碳化物排放, 鼓励生态资源和产品保护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 扶持生态修复与补偿的财政政策思路
生态文明的形成最终需要一个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 只有建立了有利于生态修复与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问题才可以得到有力、有效、有序的解决。所谓生态补偿机制就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 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 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不仅是生态补偿机制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财政资金也是生态补偿机制得以顺利运行的润滑剂, 犹如人体的血液一般。那么, 财政如何作用, 或者说财政政策如何安排才能保证生态补偿机制更加有利于生态目标的实现呢?基于甘肃区域生态实践的经验, 以及生态财政的经济理论基础, 我们认为应当建立生态财政体系。所谓生态财政, 又称绿色财政, 就是一种“无污染”、有后劲、可持续的财政。这种财政, 在时间上, 既考虑当前的发展又考虑未来的持续发展, 既满足现在的需求又不对未来需求的满足形成伤害;在空间上, 既考虑上级财政的发展又不对下级财政需求的满足形成损害, 既考虑上级财政的总体运行能力, 又兼顾下级财政的保障能力;在需求上, 既满足物质文明建设的需求, 又能满足公众对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等广泛的精神需求。从政策实施的着力点来看, 生态财政由以生态税为主体的生态收入体系和以绿色转移支付和补贴为主体的生态支出体系部分组成, 通过一收一支透绿、显绿、增绿;从政策实施的目标来看, 生态财政以构建生计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从政策的实施途径来看, 生态财政政策主要由有利于生态修复和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生计能力可持续发展三个财政政策来保证其目标的实现。总之, 需要构建三维一体的财政政策, 一体指生态财政, 三维指有利于生态修复和保护的财政政策、有利于生态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有利于生计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如果加上财政政策的五个经济理论来源, 正好形成图1所示的导弹模型。我们将其称为财政政策作用下的生态修复与保护的导弹模型。
三、区域生态建设的政策着力点:三维财政政策体系构建
生态建设问题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它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效率与潜力, 而且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与产业模式;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生态建设自身的复杂性与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其建设内容应该是多样性和系统性的, 只着力于解决生态自身的保护与修复难以起到理想效果, 而应将生态保护与修复融合到经济社会发展中, 融合到生态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和生态地区政府与居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中。与此相对应, 生态建设的政策也应包涵这些内容。财政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 在生态建设中发挥着直接而广泛的政策保障作用, 它涉及到生态建设的各个方面,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生态修复与保护、生态产业发展和居民生计可持续发展这三类政策, 并且这三类政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构成一个统一有机的财政政策体系。
(一) 实行有利于生态修复和保护的财政政策
1. 建立健全生态修复与保护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的核心是资金来源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筹措生态修复与保护资金必须坚持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原则, 多渠道筹措资金。
(1) 建立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目前, 我国生态建设的财政投入形式主要以支持生态项目为主, 资金随项目下达, 投入的规模和结构并不确定, 不利于生态的长期性和系统性建设。因此, 有必要建立相对固定的生态建设的财政资金来源。一是进一步划分政府间生态建设的事权, 并辅之以相应的财权。生态修复与保护可以划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同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如: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区和洪水调蓄区等生态功能区, 其生态服务功能和地位是保障和维系国家及区域的生态安全, 属于典型的纯公共产品, 这种生态服务应该是全体受益者购买, 或者是其代表-政府购买;准公共产品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 对于这类生态补偿, 公共购买和市场交易途径同等重要。因此, 财政投入的重点是不能向私人部门转嫁的生态环境建设部分, 而这一部分也应在各级政府间相对明确地划分。比较现实的划分依据是结合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和国家主体功能区划进行划分 (根据国家环保部近年开展的生态功能区划的结果, 全国分为3个生态大区, 50个生态区, 206个生态亚区;在此基础上, 根据生态敏感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型及其重要性, 划分出1458个重要生态功能区, 包括水源涵养区、土壤保持区、防风固沙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和洪水调蓄区。而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划,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禁止开发区域;其他重要生态功能区属于限制开发区。) , 中央政府承担具有危及国家生态安全的生态功能区的修复与保护的责任, 相应承担这些生态功能区以及跨省区际需要进行全局性、普遍性的生态建设事权和支出责任, 并在预算中列支。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承担辖区内生态功能区的修复与保护的责任以及部分支出责任 (中央政府应视其生态功能的重要程度给予适当补偿或补助) , 承担各自水源地保护等内部生态建设责任, 并在预算中列支。跨区域或流域的生态建设属于跨区域性公共产品, 由相关流域范围内的平级政府承担本级财政支出 (中央政府补助后的部分) , 上游地区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并承担本级职责范围内的财政支出并在本级预算中明确列支, 同时下游地区政府负责对上游地区政府进行属于本级财政范围的补偿支出, 并在本级预算列支。二是加大中央政府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建设最直接的手段, 也是最容易实施的手段。目前,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 还没有考虑生态建设而导致的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程度和造成的经济发展机会成本。因此, 建议一方面在财政转移支付中增加现有生态环境影响因子权重, 增加对生态脆弱和生态保护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 按照平等的公共服务原则, 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对重要的生态区域 (如自然保护区) 或生态要素 (国家生态公益林) 实施国家购买等, 建立生态建设重点地区经济发展、农牧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投入机制。另一方面, 在财政转移支付中增加新的生态环境影响因子, 如:增加生态功能区划因子、生态功能区国土面积因子、生态功能区贫困化指数因子、生态功能区社会保障因子等。从而扩大生态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调整完善其结构。三是加大对重大生态项目的支持力度。目前, 用于生态项目建设的专项资金仍然是财政生态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因此, 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各部门的积极性, 加快对重大生态项目的论证、立项和实施进度, 对扩大财政对生态建设的投入意义重大。要做好重大生态项目的评审、筛选等前期工作, 建立项目储备库;要加大项目的宣传力度, 提高社会各界的认识程度, 争取项目早日实施。另一方面, 在项目实施中要充分考虑项目区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确定适当的配套资金比例和额度, 使项目资金落到实处。
(2) 拓展市场和社会投入渠道。财政投入仍然是我国目前生态建设的主要渠道, 同时应积极探索使用市场手段拓展生态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一是培育和发展生态资本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越来越强,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是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点。首先, 利用债券市场发行生态环保债券, 债券可由财政部统一发行然后转贷给相关省市和部门, 也可探索由省市地方政府自已发行。其次, 引进国际信贷, 国际信贷对于环保项目的利率相对比较优惠, 由生态项目所在地政府指定相关部门或组建环保投资公司, 既可作为法人吸引外资, 也可作为中介人、担保人协助企业吸引外资。二是利用BOT融资方式。通过政府或所属机构为投资者提供特许协议, 准许投资方开发建设某一生态项目, 项目建成后在一定期限内独立经营获得利润, 协议期满后将项目无偿转交给政府或所属机构。这种由政府承担投资风险、企业直接出资的方式是西部生态建设摆脱资金短缺困境的可行方式。三是设立公益基金。基金的来源主要是接受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单位、个人和国内单位、个人的捐赠或援助。生态效益具有公共性, 各国的生态环境对世界的生态环境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获得一些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单位的捐款或援助是可能的;目前已经有一些国际组织对我国保护森林资源提供了资金援助, 如世界环境基金、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收入及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 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将提高, 一些高收入单位和个人对生态建设捐款也将会增加。四是发行生态环境建设彩票。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成功发行和运作是拓展补偿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机制的良好模式, 可以借鉴这一模式加大对生态建设和保护投入, 通过发行生态彩票, 不仅拓展财政筹资机制, 同时可以宣传和普及生态知识, 提高人们对生态建设的认识, 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的国家责任和公民社会责任的一体化进程, 形成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良性循环。五是建立生态资源的交易市场。生态资源的市场交易是实现生态补偿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应合理利用市场机制, 本着先易后难、分步推进的原则, 逐步建立生态资源的市场交易机制, 以扩大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 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首先, 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权限额交易机制。根据各地区面积、人口、工业化强度和空气污染控制标准, 确定当地排放限额, 并由地方政府进行具体分配。分配时可采用招标、拍卖或其他市场化方式将排放限额出让给具体企业, 所得收入由当地政府统筹使用。由中央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交易平台, 并对交易进行监管。建立全国统一的排放监控系统, 对超标排放的企业或地区进行严厉处罚, 以维护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条件成熟时可逐步将其他废气、污水、固体废物也纳入这一机制。其次, 建立水权的交易机制。水权的交易对象包括水量和水质, 水量可根据国家规定的当地取用量 (限额) 进行交易, 水质可根据出入界水质状况确定补偿标准。政府应根据流域的影响范围实施分类管理。对于我国的“七大流域”应由中央政府制定统一标准、提供交易平台和监督管理;对于跨区域的流域由地方政府协商确定补偿标准;对于城市水源地的补偿适宜直接一对一谈判解决。
2. 完善有利于生态修复与保护的税费体系。
税费既是内化外部成本和激励主体改变行为的经济手段, 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 税费改革非常敏感而影响广泛, 因此, 改革难度较大, 需要总体规划、分步推进。
近期有条件推进的改革有:
(1) 加快资源税改革。一是要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现行资源税制只对列举7个税目征收, 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显得狭窄。应该在归并对资源的各种收费基础上, 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对所有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原资源、森林资源、滩涂资源、地热资源和沙石资源征税。二是改革计税依据和计税方式。针对目前计税依据单一、征收范围窄的局面, 实行差别税率, 适当提高税率, 对不能替代的稀缺资源课以重税。以原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资源产品进行试点, 由现行的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 建立资源税收入随资源收益变动的调节机制。同时, 在资源税收入中切块 (5—10%) 专项用于生态建设。
(2) 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我国从2006年开始实施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 取得了良好成效。当前, 要抓住有利时机全面推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国有大中型矿山企业矿业权有偿处置工作。二是加快完善矿产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税费制度。加快《矿产资源法》修订工作, 加强探矿权、采矿权出让和转让管理, 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矿山环境治理法制建设, 研究制定矿山环境保护条例, 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企业承担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责任, 进一步完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同时, 在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中切块 (10%) 专项用于生态建设。
(3) 恢复开征环境补偿费。环境补偿费开征于90年代初, 于2002年停征。它是针对对生态环境造成直接影响的组织和个人征收, 征收范围包括矿产开发、土地开发、旅游开发、自然资源开发、药用植物开发和电力开发等。在征收方式上, 根据实际, 有按投资总额、产品销售总额收费方式、按单位产品收费、使用者付费和抵押金收费等多种方式。该项收费对促使自然资源环境的使用者、开发者和消费者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 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 约束损害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开征生态环境税难度较大的情况下, 恢复开征环境补偿费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同时, 要根据目前生态建设的形势和重点, 调整相关的征收对象、征收方式、征收费率, 使之更切合生态建设的需要。
(4) 实行绿色保证金制度。2006年,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 建立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 规定矿山企业要按照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分年预提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并列入成本, 从而初步建立起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这一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 建议将这一制度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 规定环境污染重点行业中的企业按照其可能造成的污染程度在年初或某项目建设之前缴纳一定的环境污染保证金, 如果到年末或项目运行过程中造成的环境危害超过了一定标准, 这笔保证金就自动地被充公并入生态建设资金中去。
长期改革目标是开征生态环境税。在当前社会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下, 加快开征生态环境税是一种必然趋势, 它对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和实现生态环境目标具有双重的作用。生态环境税涉及的税基、征收方式比较复杂, 需要一个长期完善的过程。目前, 我国生态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排放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行为。这一是由于上述行为对我国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二是由于对此类行为课税, 我国既有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作为基础, 也有大量的国外经验可资借鉴, 可以降低税制设计和运行的难度。具体而言, 按其课征对象不同可分为以下税目:
(1) 空气污染税。主要是针对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的排放征税。这些污染物主要来自燃煤废气、汽车尾气、化工生产等, 要以排放这些有害气体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在计税方法上, 将有害气体的排放量为依据, 根据排放有害气体浓度 (空气质量级别) 设计累进税率, 以量课征。
(2) 水污染税。以排放废水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对企业和个人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征收办法。对企业排放的污水, 可以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 实行以量定额课征。对于城镇居民排放的生活废水, 可以居民用水量为计税依据, 采用无差别的定额税率。
(3) 垃圾税。该税以排放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为纳税人。以垃圾排放量为计税依据, 实行以量课税。对种类不同、污染物含量不同、处理方式不同的垃圾应采用不同的征税方法。分别设置税目、规定有差别的定额税率。
3. 整合现有生态补偿政策。
整合现有生态补偿政策, 首先, 要改变我国生态管理中存在的部门化、碎片化的状态, 明确各部门的事权, 尽量减少职能交叉, 增强协调性。从目前来看, 应梳理各部门生态管理的权责, 整合有关生态管理工作的内容, 各项生态管理工作要确定牵头部门归口管理;对于跨部门和跨行政地区的事项, 上级部门要给予协调和指导, 明确权责。从长远来看, 应组建全国性的协调管理机构, 负责国家生态工作的协调管理, 行使生态补偿工作的协调、监督、仲裁、奖惩等相关职责。其次, 要整合资金, 发挥资金的规模效应。财政部门可以根据生态建设的总体规划制定出财政支持生态建设的计划, 将分散于各部门的生态保护与建设资金 (如现有水土保持、防沙治沙、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专项资金等) 整合使用。生态建设需要的资金数量巨大, 但目前能够用于生态建设的财政资金是有限的,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 应对财政支持的项目或工程予以排序, 突出重点, 集中财力保障重点建设支出, 不撒胡椒面。
(二) 实行有利于生态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1. 完善对生态和环保产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政策。
整合分散于各项税收中的环保优惠措施, 制定环保产业、生态产业的优惠政策、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减免的优惠、对环保设备采用低税率、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 实行投资退税, 以鼓励社会资金投资于环保产业和生态产业。制定环保技术标准, 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给予税收鼓励和财政补贴, 如对技术转让给予税收减免, 技术转让费允许税前扣除, 对引进环保技术给予税收优惠和奖励等。
2. 加强对生态功能区特色产业的财政支持政策。
生态功能区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前景广阔, 潜力巨大。一是要充分认识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的重要作用, 把生态特色产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作为支柱产业加以培育。二是依托当地资源, 大力发展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业和民族传统加工业, 重点是支持其产业化发展, 做大做强, 创出品牌, 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重点支持生态治理与当地特色产业开发复合型项目。比如:鄂尔多斯市种植沙棘项目不仅治理了水土流失, 而且惠及千家万户, 当地农民不仅获得水利部门的种植补助, 同时通过采果采叶, 增加了家庭收入。这类项目使生态治理与当地经济发展结合紧密, 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容易取得成功。四是吸引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新型生态特色产业发展。比如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 由于其投资大、技术要求高、短期收益少, 需要政府在设备购置、土地出让、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 甚至给予财政贴息等直接资金支持。
3. 鼓励企业节能减排的财政支持政策。
企业节能减排的过程也是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 因此, 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实质上也是进行生态建设。一是要推行激励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 保护本地区生态环境, 采用补助、奖励等方式, 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和产品、推广节能新机制、加强监管体系建设等, 并进一步加大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向节能环保项目的倾斜力度。二是要采取激励性的节能减排资金筹资政策。各级政府除安排必要的启动资金以外, 还应运用财政担保和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导企业投入。三是实施激励性的税收政策。如, 实行税收减免, 对节能产业和产品减税或免税, 以鼓励企业购买使用节能产品和设备, 扶持节能产业的发展。五是采取惩罚性的税收政策。如, 提高消费税税率, 促进节约能源和减少高能耗产品的消费。
4. 鼓励生态和环保企业的资本化运作。
资本市场是现代企业发展不可或缺工具, 利用好这一工具可以有力促进生态和环保企业的发展。在股票市场上支持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生态环保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将效益好的企业推荐上市。在上市公司的审批上, 国家应给予优惠政策, 鼓励和支持生态环保企业上市发行股票。在债券市场上支持这类企业发行债券。通过社会融资实现企业资本的筹集和扩张, 增强企业的环保投资能力。
5. 推广政府绿色采购和生态产品认证制度。
政府绿色采购就是在政府采购中善意选择那些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 促使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组织进行采购时, 在技术、服务等指标同等条件下, 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逐步淘汰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有危害的产品, 并引导企业加强清洁生产、资源再利用和自主创新。而生态产品认证的实质是消费者通过选购被授予生态标签的生态产品, 为厂商达到生态产品标准而增加的成本提供一定补偿。这一模式在发达国家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目前, 我国所使用的环保标签, 主要是基于产品本身对人体的影响, 而不是基于产品生命周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是一种较低层次的环保标签。随着我国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 推广生态产品认证的条件已经具备, 政府应当积极支持与引导, 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这不仅符合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 有利于我国企业调整结构、提高产品竞争力;而且符合社会和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有利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形成和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三) 实行有利于居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
1. 支持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生态功能区绝大部分是农村地区, 解决好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一是支持农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开发与使用, 减轻环境压力。重点推进农村沼气工程、生物质能科技支撑工程、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工程、能源作物品种选育和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工程等。二是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针对农村基础设施欠账过多的实际情况, 较大幅度地提高财政支持的总量。同时, 更为重要的是要调整支出结构, 加大农民直接受惠面, 重点支持小流域治理、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水电等各种中小型设施建设。三是支持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控制农村生产性污染。首先是支持规模化养殖, 根据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确立畜禽养殖规模, 鼓励生态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设, 通过发展沼气、生产有机肥等综合利用方式, 实现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其次是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指导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鼓励使用农家肥和新型有机肥, 推行秸秆还田,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四是支持农村生活设施建设。重点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建设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财政支持的政策, 除传统的财政补贴方式 (如配套资金、财政贴息、税费减免等) 外, 要提倡以工代赈、以奖代补、政府投资参股等形式, 扩大农民参与度和受益面。
2. 支持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农民能否脱贫致富, 对生态建设至关重要。因此, 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 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 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使农民在生态建设过程中发展其特色产业, 增加收入。一是进一步完善财政投入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 大幅度增加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的资金投入比重。健全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与保护体系, 努力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 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 改进政府农业投资管理体制, 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对现有农业项目与资金进行整合。对于目前由不同渠道管理的农业投入, 尤其是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 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安排, 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 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三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审核、监督, 加强农村服务经营性收费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监管;完善对农产品的直接补贴政策, 积极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运行机制, 妥善化解乡村债务, 继续做好扶贫工作,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同时, 认真落实支持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 加大对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培训、农业科技推广等的支持力度, 提高农业自我发展的能力, 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3. 支持生态移民。
生态功能区大都存在生态移民的问题, 但囿于政府现有实力, 目前只能重点解决重大生态项目的问题。移民的方式主要有二种:一是将部分当地居民直接转变成生态功能区的管护人员, 以解决其生计问题并对生态区提供更好的保护;二是将当地居民迁离生态功能区, 在省域内移民有困难的, 应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安置。前一种方式成本低、效果好, 但能安置的人数有限;后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较彻底, 但移民成本很高, 地方政府很难承担, 需要中央财政给予大力支持。
4.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生态功能区大都属于欠发达地区, 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的问题突出, 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生存与发展能力, 同时也对生态建设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因此, 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实现城乡、区域、群体、个人之间的均衡发展至关重要, 也是生态建设的基本政策保障。一是完善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方面, 要制定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与标准, 确定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水平及其支出标准, 以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因素为核心, 修订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中的标准支出项目, 才能将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落到实处。这对于生态功能区居民的可持续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 要将生态因素纳入转移支付, 为生态功能区提供基本保障。二是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生态建设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因为只有保障了生态功能区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 才能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和生态区人口迁移的基础, 因此, 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时, 应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放到重要位置, 而且目前整个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对推进这项制度建设非常有利。当前的重点工作, 一方面是进一步推行和巩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另一方面是加快探索和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点已不是财力问题, 而是各级医疗机构如何创新, 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 (县医院、乡镇卫生院) 如何适应合作医疗制度, 提供适当、便捷的医疗服务;此外, 合作医疗收费、报销等具体管理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使之更科学、合理, 贴近农民的实际情况。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方面要拓宽低保覆盖面, 提高低保标准;另一方面要完善管理制度, 体现公开、公平、公正, 要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针对性, 实现分类施保, 提高保障效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重点是要解决缴费来源问题,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普遍衰落或转型, 政府应当对农民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 以帮助、促进其建立养老计划。农民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比较复杂, 关键是要做好与城保和农保之间的衔接转换, 不能让其变成孤立的制度, 游离于城保和农保之外。此外, 应将农村社会保障作为重要的转移支付因素列入财政支付制度中, 使各级政府在推进这一制度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三是建立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层最低财力保障机制。基层财政困难, 不能保障基本公共支出需要是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现象。为此, 省级财政要在中央财政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基础上, 通过调整支出结构筹措一部分资金, 综合考虑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支出需要, 建立最低财力水平的保障制度。具体可考虑通过对县级基本财力需求的分析和测算, 科学核定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规模, 在因素的选择和权重的设定上, 应充分考虑财政困难县的实际问题, 对财力存在缺口的县实行基本财力保障。结合“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省级转移支付可直接测算到县, 对于财政供养人员人均财力达不到最低需要的, 且所属市没有能力继续扶持的县, 其不足部分由省级财政给予转移支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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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建设 篇11
河南省桐柏县是千里淮河的发源地。近年来，桐柏坚定不移地确立生态立县战略，努力打造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城镇四大体系建设，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先后荣获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国家卫生县城、国家级文明县城、全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级园林县城、河南省林业生态县、省级标准化茶叶示范区等称号。
党委政府重视奠定基础
一是成立机构。2006年，桐柏县成立了以县长任组长，常务副县长、分管环保、工业、农业工作的副县长任副组长，30个建设目标承担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生态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各建设目标承担单位、各乡镇政府也按照生态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在组织领导方面，形成了全县上下一盘棋，各级领导、各部门齐抓共建生态县的良好局面。
二是建立目标责任制。2007年10月，编制完成《桐柏国家生态县建设规划》并通过省专家组评审，同年12月，经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实施后，县委、县政府把生态县建设作为“生态桐柏”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将生态县建设的工作任务按年度进行分解，并以目标责任书的形式落实到各目标承担单位和各乡镇政府，建立健全了生态县建设目标责任制。将生态县建设规划的实施列入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把生态建设作为桐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
三是切实增强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生态县建设的文明意识。桐柏县委、县政府制订了“建设生态桐柏、走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方针。充分利用每年的环境纪念日，在县城悬挂标语、设立咨询台、分发生态县建设的宣传册等形式向公众宣传生态县建设的目的意义，利用电视网络覆盖面广的特点，制作生态县建设工作专题片，把生态县建设工作宣传到乡镇。同时，还在各中小学校开展生态县建设环境征文活动，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和普法活动，开展环境警示教育，弘扬环境文化，增强了公众的环保生态文明意识。
四是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地方重大建设项目，加大了投资力度，建立了以公益性项目和科技投入为主体，以启动和引导发展为重点，实行无偿和有偿扶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全力完成生态县建设目标任务。同时，鼓励全社会对生态县建设的投入，对服务对象明确的公益林、水土保持工程以及依托其获取直接收益的单位，建立了直接受益者的资源补偿制度和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强化环保监督，促使企业严格执行环保标准，结合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增加环保投入。
依靠科技进步提供保障
近年来，桐柏坚持念“山”字经、打生态牌、走特色路，开发独具特色的生态型产业。确立以“建设生态文明，优化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为重要内容的生态建设格局，制订了生态县建设、淮河源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林业生态县创建、园林城市创建等发展规划，出台了《森林资源管护条例》，生态重点工程和造林绿化取得新突破，新增造林面积10.5万亩。自然保护区面积达23万余亩，全县有林地面积达156万亩，其中火炬松、板栗、木瓜等面积居全省前列，先后被命名为“河南优质板栗之乡”“中国木瓜之乡”。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2%，城乡造林绿化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全民义务植树蓬勃发展，通道绿化合格率98.5%，城镇绿化覆盖率达48.3%。加大“三乱”（乱采矿、乱砍树、乱建房）治理力度，巩固提高林业生态建设成果，加快推进集权制度改革，强化林木资源管护，严厉打击滥砍滥伐行为，使生态文明建设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同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生态县建设的科技含量。
全力以赴创建推动升级
按照环保部对生态县建设指标的具体要求，桐柏县委、县政府把创建国家级、省级生态乡镇（村）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列入目标管理，全力创建。在国家级、省级生态乡镇（村）创建过程中，县、乡两级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全面推动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增强城镇的综合服务功能，着力建设好城镇供水、排水、公共交通、城镇道路、桥梁、防洪、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镇容环卫、道路照明等城镇基础设施，确保环境建设与城镇建设同步，并由此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加大生态村镇建设工作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干部职工和群众对创建工作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已达到国家级和省级生态创建标准的乡镇，积极申请国家和省市环保主管部门考核验收，巩固创建成果。
在开展生态乡镇创建的同时，积极申请国家和省市级生态村的创建工作，在全县207个行政村、8个居民社区中，对照创建标准，结合近几年来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效，对符合条件的行政村和居民社区，积极申请创建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生态村（社区）。通过努力，已有2个乡镇获得“省级生态乡镇”命名，4个村获得“省级生态村”命名，5个乡镇已委托有《环境保护规划》编制资质的技术部门对其创建规划进行编制，2个乡镇、2个行政村正积极上报申验资料，申请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和生态村。
“生态立县”战略巩固发展
一是坚持工业主导，着力构建生态工业体系。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产业集聚区为平台，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保护好的生态工业体系。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影响评价与“三同时”制度，全面落实节能减排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加快设备更新改造、重点节能工程建设，严格新建项目能耗准入制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围绕推动发展方式向减碳低碳型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推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全县能耗降低率、一氧化碳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出境水连续稳定达标。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调整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千方百计保障重点项目用地。加快推进矿产资源整合，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二是重视和加强“三农”工作，着力构建生态农业体系。以规模化发展、有机化种植、产业化经营为方向，努力推动农业由传统种植向有机种植、基地化向产业化、特色产业向支柱产业升级，着力发展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林果、中药材、茶叶、蔬菜、花生、畜牧等特色产业。加快品种改良，鼓励规模发展、规模经营。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强力推进茶叶、花生、蔬菜标准化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以毛集、黄岗镇为中心的2万亩标准化花生示范核心区和程湾乡、月河镇为核心的省级标准化茶叶示范区，被农业部确定为花生高产示范县和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花生标准化生产示范县。
三是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构建生态城镇体系。以县城建设为龙头，带动小集镇和新农村发展，加快建设经济支撑有力、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齐全、人居环境优美的生态城镇。逐步完成申铺高速引线、城区河道、近城山体、单位庭院等绿化工程。坚持科学规划、产业支撑、基础先行、特色兴镇的原则，继续实行以奖代补，出台扶持重点镇、中心镇发展政策，不断探索集镇建设投融资新路子，加大投入，突出特色，努力打造设施完备、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管理有序的生态宜居集镇。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以文明社区创建为载体，加强综合治理，深入探索县城管理“社区化、市场化、专业化”路子，完成了盘古大道南延、英雄广场等绿化工程，完成县乡道路建设86.5公里，村道建设82.3公里，城镇建设逐步呈现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生态和谐的格局。
四是实施“旅游兴县”战略，着力构建生态旅游体系。坚持以自然生态为依托，以淮源文化、盘古文化、佛教文化、红色文化为支撑，以生态养生休闲度假旅游为主题，以建成全国知名地标源头和佛道教文化圣地为目标，精心打造淮源、龙潭河、祖师顶、桐柏革命纪念馆四大精品景区，规划开发休闲度假、红叶观赏、生态农业、生态养老四大特色旅游，拓展旅游业发展空间。淮河源风景名胜区已晋升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林业生态建设 篇12
关键词：生态文明,林业生态,生态建设,林业发展
关于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被赋予了高度的重视并被纳入到了共产主义教育理论当中。生态文明所指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 在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中, 与自然之间起着特定的相互作用, 而生态文明就是一种人对自然所持的态度。它由社会所影响, 内容有着较为广泛的覆盖面, 包括一般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与社会同自然关系的一系列基本理论等等。因此生态文明可以被归纳至道德领域范畴当中, 通过生态文明良好风气的教化来确保现代人的行为与生产活动等等均需要立足于满足生态学的基础之上。林业的建设, 本质上就是对环境的还原, 因此从生态文明理念出发来探寻现代林业建设的新路径也就具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1生态文明理念的作用
生态文明始终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着新的定义, 其之所以被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主要原因来自于生态文明已经在时代发展的当前拥有了相当的地位, 对此主要有着四方面的解释:第一, 早期人类的文明标志为自然文明, 以渔猎为主, 后来由畜牧种植衍生了农业文明, 机械化大生产由将社会推向了工业文明, 生态文明成为了替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更高级形态;第二, 社会的发展实现了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 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建设因此成为了当前的重点;第三, 按从属关系来看, 生态文明当归类于精神文明领域当中;第四, 生态文明的建设无法独立生存, 需要依附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作用[1]。由此可见, 生态文明理念的作用就在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快速推进, 要求现代人们秉持建设可持续发展生态的理念, 在确保能够满足自我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最大程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2林业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
从生态文明的解释当中能够看出, 生态文明具有着相当广泛的覆盖面, 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前提是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建设要求则众所周知, 即应当重点做好林业的建设[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正在不断加速, 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显而易见, 因此为现代林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决定了现代林业所肩负的任务的重要性, 只有进一步提升对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并强化执行力, 才能确保生态环境被有效改善进而为人们提供良好、健康的生态环境。中央与国务院曾针对林业的发展提出过专门的政策要求, 规定要以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赋予林业以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大陆的生态系统当中, 森林才是主体, 直接决定着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然而在人类生产力越来越高的时代背景下, 全球的森林生态系统已受到严重的破坏, 林业面积急剧萎缩,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时代来临, 我国自然难以免俗。森林资源向可持续发展阶段的转折从二十世纪末期被提出开始便广受关注, 无论是指导思想抑或是对现代林业的定性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我国政府对于林业的生态建设决心明显可见。生态文明理念的高度前文已有阐述, 现代林业的发展应当从此立场出发, 以全方位的纵横发展观来进一步提升对发展现代林业的重视, 签下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契约。
3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现代林业生态建设发展策略
3.1还原林业的生态功能。林业的生态功能在人们看来似乎仅具有着服务性, 也就是说, 人们对于林业生态的认识, 大多都是从自我中心论的角度出发, 具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客观地讲, 对于林业生态功能的认识应当放眼宏观视角, 以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来对林业生态功能以新的定义[3]。在林业系统当中, 多种生物相互依存, 生态地位相对确定, 资源的利用也具有着互补性, 自然条件的融合决定了林业物种的多样化态势, 此本质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共通之处。传统的以木材生产为主的林业建设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因完全背离森林生态系统的要求而变得脆弱, 因此不应当被纳入到生态森林的建设计划当中。由此可见, 还原林业的生态功能, 绝非种植几片单一树种的林地就能满足需求, 而是应当秉着建设生态公益林的理念尽可能多地营造更稳定且多物种的庞大森林系统。
3.2遵循林业生态建设的自然原则。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农业的建设是人类生存的根本, 因此为了农作物的良好生长, 农事活动的开展也就成为了必须举措。而林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则并不应当如此, 生态文明的理念重在对自然规律的尊重, 林业生态系统要想良好的运转, 则必须要依赖于自然的力量[4]。实践证明, 人类发展至今虽已掌握了先进的技术, 但再怎样发达也难以复制自然界的天然环境。而很多适宜地区没能形成林业生态的系统的原因也大多都是来自于人类的大肆干扰。毕竟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需要漫长的时间, 解决生态危机已经来不及拖延, 及时补植人工树种能够有效减少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周期, 也因此成为了现代林业生态建设过程中植树造林的最根本目的。
3.3充分考虑树种与时机的决定因素。一方面, 林业生态系统的建设要因地制宜, 也就是要根据相应的条件选择合适的树种。除此之外, 还应当确保所选择的树种具有能够成林的特性并且保证能够与当地既有的生物区兼容,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林业生态系统的覆盖面积达到一定的标准。另一方面, 植树造林的时机选择亦相当重要, 直接决定着林业系统的成活率。诸多实践证明, 气候的波动对于林业系统的影响巨大, 抓住有利时机, 则会使林地郁郁成林, 且能够对环境起到改善的作用;而反之, 即便其他条件再好, 气候的变化也会使林地死于襁褓之中。
4结论
综上所述, 社会经济的发展, 将生态建设推向了高峰, 在生态文明理念下, 发展林业生态建设成为了当前的一个国际性课题。对于林业生态的构建, 只有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 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 遵循自然规律, 才能更好地还原大自然的现货生命力,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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