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文化论文

原生态文化论文（共12篇）

原生态文化论文 篇1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需要大力繁荣和发展生态文化, 本刊与天津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所共同开办生态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专栏, 由杨立新研究员主持, 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财经大学等相关专家、教授参加, 对媒体文化的生态觉醒与生态媒体文化发展、论生态美学文化发展、生态文化的建设与管理、生态文化建设的基本着力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论析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或诠释, 以飨读者。

媒体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 媒体的形态和功能都在不断变化,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 媒体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和工具, 而是演化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成为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因此, 在生态文化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决不能够忽视媒体的作用, 生态媒体文化的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媒体文化的变迁及其生态意义

生态媒体文化是生态文化与媒体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传统媒体文化到生态媒体文化的转变, 是以媒体的形态与功能的转变为契机的。

(一) 以技术发展为基础的新媒体文化时代的开启

从人类文明产生之日起, 人们就为使信息得到传播而孜孜以求地寻找着合适的媒体。从口耳相传到结绳记事, 到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不断改进, 正是凭着传媒技术的进步, 人类灿烂文化才得以延续千年并不断发展。工业革命后, 纸质媒体、广播和电视三大媒体鼎足而立, 支撑起工业文化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 特别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空间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卫星、电脑、手机被应用于信息传播领域。这些新的媒体形式的出现, 重新定义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

以前当人们提起文化的时候, 大多只关注其内容与本质, 只关注它所负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而很少关注这种文化得以表达的媒介方式, 这说明在传统认识当中, 媒体只是文化、信息传递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它对文化本身的发展无足轻重。但是在加拿大著名媒体评论家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这一理论之后, 人们开始关注文化传播中具体的媒介方式。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人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更加生动和直接。因为, 正是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施众和受众的关系, 在网络状的双向信息传播过程中, 人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 每个人都互联在媒介社会中。正如哈罗德·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所说的“长期以来对媒体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被传播的信息的特性, 而且, 这种广泛的影响最终会建构起一种文明。……因此, 一种新媒体的诸多优势最终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1]因此, 当媒体文化作为一个范畴被提出来, 即把媒体看成一种文化形态的时候, 就是要强调媒体的存在和发展对文化发展本身所产生的影响。

(二) 媒体形态的转变

人们已经开始用“第四媒体”这一称谓来指代网络媒体,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第五媒体”的说法。这说明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媒体”概念当中, 它的传统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媒体整体形态已经由纸质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三足鼎立”, 演变为纸质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和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四大媒体形式并存的局面。

四大媒体形态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履行着信息传播——这一媒体的基本功能。但是在传播过程中, 新媒体表现出与传统媒体的极大不同。从信息管理角度讲, 传统三大媒体形式的传播内容、范围和过程都是传播者能够掌控的, 它的信息传播模式也是单向传播, 因此利于进行管理。新媒体形式则不然, 仅以网络媒体为例, 技术的特性决定了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信息的传播者, 因此它的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切实保障;网络媒体的传播模式是非线性的、双向的, 传播者不能对信息的传播实施有效控制。因此, 相较传统媒体形态而言, 传媒技术改变带来的不仅是传播内容的改变, 文化传播的性质也受到深刻影响。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使文化范式发生剧烈变革。

现代媒体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大量信息和对各种信息处理的能力, 不断生产、复制、传播着文化, 形成了覆盖社会的话语体系。在其中, 新媒体形式由于其隐蔽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吸引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 从而改变了原先的社会话语体系秩序。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将文化的控制权授予了传媒, 尤其是大众传媒, 媒体文化也就成为人们精神消费的主要供应源, 现代人在精神消费方面对传媒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大。正因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掌控媒体比占有信息更重要”[2]。这就为什么要提出生态媒体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因。

(三) 媒体对人们生态意识觉醒的贡献

现在, 全世界都在关心生态问题, 各个国家的政府也都在积极着手解决生态危机, 可以说人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 不断扩大的影响范围让人们不得不重视它, 另一方面, 人类这种从破坏生态环境相对自身行为的反思的转变, 与媒体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对生态意识的传播是密不可分的。

人类随自身行为的反思始于社会精英层, 而促使这种精英思想向大众传播的就是媒体。最早, 我们是从纸质媒体看到了美国著名生态文学家爱德华·艾比在20世纪50年代对工业时代那种“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的尖锐批评, 这无疑是对后来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最早的警示。来自纸质媒体的反思, 影响更大的是由蕾切尔·卡逊撰写的后来被称之为“绿色圣经”的《寂静的春天》, 正是由于《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发行, 公众开始注意环境问题, 并掀起了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 媒体对生态意识的启蒙居功至伟。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媒体通过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追踪报道、深入报道, 为人们了解发生在地球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打开了窗口。并且, 媒体站在维护社会公正的立场上, 为公民表达生态诉求提供了渠道。因此说, 正是借助了媒体, 社会精英才实现了对整个人类进行生态文化启蒙;媒体对日益浩大的生态保护运动提供了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文化成为推动生态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生态媒体文化的功能分析

如前所述, 媒体文化相对于文化的元结构来说, 属于衍生性文化, 或者说是一种延伸与扩张性质的文化。它既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又和文化的元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依附性;同时, 它自身还具有拓展为新的文化形态的变异性。媒体文化对于文化元要素的强力渗透与扩张, 使它与文化元结构的关系, 已经从过去的“内容——手段”式的结构结合, 逐渐转变为今天的互为一体式的结合。正是以这种方式, 媒体文化以自己自在的也是特有的方式塑造着人, 并引领着今天的生活走向,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生活样式。生态媒体文化正是利用媒体文化的这一优势来塑造新一代的“全球公民”, 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或自觉。

(一) 生态媒体文化功能的价值基础

生态媒体文化和一切传媒一样, 是社会文化的载体, 它承载着并制约着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因此在这个“信息为王”的时代, 也决不能以信息的功能掩盖媒体在道义上所应当承当的重要责任。不管媒体的传播功能多么强大、传播范围多么广阔, 它都必须遵循对人类公理、道义、正义、良知的追求与价值公设。在生态文明时代, 保护生态环境、恢复并维持生态平衡是关系全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 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生态媒体文化就是媒体在承担起“社会的良心”的角色定位的具体体现。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生态媒体文化为自己的受众寻找和提供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和社会道义的支撑, 并在社会公众中努力深化对生态文化的理解, 以潜移默化式的全新手段, 把古今中外的一切生态文化要素重新整理、组织和再加工, 然后传播四方, 对社会公众进行生态文化的启蒙、教育, 赋予他们新的生态文化眼光和生态文化的精神, 从而极大地改变着公众的知识构成和生活态度。

(二) 生态媒体文化的基本功能

生态媒体文化对一个社会生态文明程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功能来实现的。

第一, 生态信息传播功能。信息传播是媒体的最基本功能, 对生态媒体文化而言, 对生态信息的传播是最具基础性的功能。生态媒体文化所传播的生态信息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 但从根本上来讲它传播的是一种关于生态的人类意识, 即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涵盖了资源保护、荒野保护、人性的提升与道德扩展、生态性情等四个层面, 它向人们提供的是关于自然界内在价值的认知。这样一个生态信息传播的过程也就是生态媒体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播文化的过程。

第二, 生态教育、教化功能。生态媒体文化传播最显著的意义是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与生态文明的教化。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在分析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时明确指出, 传媒可以“使文化代代相传”。其实, 他在说明传媒的传播文化功能的同时, 也告诉我们传媒还具有教育和教化的功能与作用。生态媒体文化的教育和教化作用, 迥然不同于传统教育。生态媒体文化提供的“教育”是蕴含在每个时段海量般的生态文化信息中;而且是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得以实现的, 它属于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不着痕迹式的“浸润”型教育方式。正如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对于一般媒体文化所下的论断:“真正的教育也离不开新闻 (媒介) 。因为大众传播工具是一种扩大器, 可以使教育者的作用超越一般传播的对象。”[3]因此, 尽管从媒体所获得的知识可能不够系统, 但它们对公众的生态文化观念的影响和改变, 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条件或较少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生态媒体文化的教育与教化作用不容低估。

第三, 对社会消费行为的生态引导功能。包括对具体的、个别的商品的购买和消费, 对生活方式消费的组织和引导, 开辟新的生活风尚和消费领域。[4]对个体而言, 媒体的生态文化型导购, 就是通过倡导绿色消费, 让消费者放弃过去的购物习惯, 比如, 自带购物袋, 尽量少用或不用一次性塑料袋;采购商品时, 既注意其环保性, 又注意无公害性;等等。对一个群体而言,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生态化的消费行为, 不是靠一日之功就可以做到, 它需要一个形成习惯的漫长过程。因此媒体的引导更要有一种持久的耐力, 大到购房、购车、装修, 小到垃圾分类、旧电池的回收和废物利用等等, 都要倡导一种生态化的新型消费方式。在开辟新的生活风尚和新的消费领域方面, 生态媒体文化的着力点在于倡导新的生活概念。比如, “投资健康”的新概念, “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新时尚, “强调健康而人性化的工作状态”的新追求, 等等。

第四, 对生态价值观的更新。这涉及到一个更深、更广的领域。可以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切合乎生态文化的新观念都必须经由大众传媒去传播和普及, 然后才能逐步地成为了一种特定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化精神。生态媒体文化在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社会生活结构, 营造生态文明社会风尚等方面的功能意义更加深远。

三、媒体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化

媒体在生态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得世界各国的政治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文化交流, 都不能不考虑到生态媒体文化这一特殊因素。从整个生态文化体系的角度看, 生态媒体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容置疑。而就生态媒体自身而言, 它的运营也存在一个生态化的问题。

(一) 媒体管理的生态化

媒体生态包含诸多因素, 主要是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形态和媒体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人文精神以及受众方面的教育水平、文化境界、身份背景等等。而今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科技环境、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 对原先的媒体生态造成多方面的冲击和影响, 原来的媒体生态已经不再平衡, 亟需建立起新的媒体生态加以应对。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将媒体看成是传送思想与信息的中性工具, 因为它在每天播报新闻、输出知识与制造娱乐节目的过程中, 于悄然隐现之中改变着现实, 也包括改变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与阐释。面对这种现实, 也只有以道德自律和法律他律相结合的科学管理, 才可以使媒体的舆论多变而不越界, 观点有趣却不病态, 节目搞笑却不下流。就像信息之间的互通有无, 话语环境的有度开放, 现代传媒以构筑自身优化的生态环境管理机制, 以确保媒体生存与发展。人们也只有确立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资源观, 才能确保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

(二) 媒体产业的生态化

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产业的经济属性使得不同媒体间的竞争不可避免, 并且这种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但必须认识到, 媒体作为一个产业, 它的内部竞争应当是有序的, 它的产业内部结构应当趋于合理,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个产业的长久发展。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一种媒体形式可以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体形式。各类媒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纸质媒体便于携带, 使用方便, 可以多次阅读, 但时效性较差, 信息量不大;广播媒体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传播范围广, 但需要辅助设备;电视媒体声情并茂, 信息量大, 但信息不易保存, 需要使用辅助设备, 与受众互动有限;网络媒体的优点无须赘言, 但它也存在受网络基础设施限制、使用成本高、对受众的技术素质要求较高等问题。因此媒体产业的生态化要求不同形式媒体在发展中扬长避短。以围绕突发性的生态事件展开报道为例, 网络媒体应当是反映最迅速的媒体, 也是能为民众提供最快沟通渠道、为决策者提供社会反馈信息最快的媒体, 电视媒体对事件的背景报道与追踪报道更加专业, 而纸质媒体在为受众提供关于该事件的系统信息和深层评论方面则更加擅长。如果不同形式的媒体单位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带有资源整合性质的合作框架, 那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各媒体为“抢”“热点”问题而造成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 使媒体产业的生产机制更加生态化。

在媒体产品的生态化方面, 必须注意到大众参与对媒体产业的影响。特别是网络媒体赋予使用者以自由权利, 但尚未形成可靠的约束机制, 经由网络媒体传播的不良信息必然影响这个媒体文化的发展,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要求媒体产品在内容上做到雅与俗的合理搭配,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有机结合和相互渗透, 实现媒体产品内容的生态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媒体产业的生态化要求对媒体技术进行生态化改进。

(三) 媒体技术的生态化

媒体技术的生态化实际上已经牵扯到生态技术文化与媒体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生态媒体文化得以产生和成立的基础就是媒体技术的进步。媒体技术的进步虽然带来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发展和便利, 但它所带来的一些生态问题也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忽视媒体技术的负生态效应, 只想着用反生态的媒体去传播宣扬生态文化的发展, 将是非常可笑的。

在各种媒体技术的生态化过程中, 纸质媒体的生态化问题最容易被凸显出来。因为纸质媒体的发展直接牵扯到一个重要的自然资源——森林。纸质媒体的增长使人们很快就联想到本已十分匮乏的森林资源。另外, 纸张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巨大。广播和电视媒体技术的生态化要求, 主要是源于广播发射台和电视发射塔所产生的高频辐射对周边环境、居民健康的影响, 已经发生的纠纷和潜在的矛盾纠纷直接牵扯到生态管理制度的落实与人民生命健康保障问题。网络媒体技术的生态化则主要应关注对废弃的网络设备、电子垃圾的技术处理, 防止其对环境的污染。

总之, 应当对媒体技术使用全过程进行符合生态的改进或改造, 从媒体设备原材料的选择到对媒体文化生产的上游、中游、下游适用技术的选择, 都应询从科学的、环保的规定和必要的处理程序。当然, 媒体技术的生态化主要还是要通过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来实现。

参考文献

[1].Innis, H.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2].汪敏:“新媒体文化征候探析”, 《理论与创作》2007 (6) :49;

[3].肖璐:“试论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3 (2) ;

[4].蒋原伦:“媒体文化引导消费”,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原生态文化论文 篇2

当今时代，全球环境资源面临巨大压力，如何应对？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节能型社会，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国国情的需要。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目的是在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机制，为绿色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这种良性循环机制的主体是企业，发展绿色经济，企业是关键。用绿色经济学指导企业行为，就是推动企业形成清洁集约的生产方式，创造绿色产品，节约资源成本，提高综合效益。绿色经济学使企业将绿色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模式应用到自身的发展中，并在实践中探讨其内涵及实现途径。

绿色经济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性，它要求企业在日常生活经营活动中始终贯彻绿色宗旨，并在这种绿色竞争机制下，通过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有效满足市场需求，节约资源，保持环境，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并通过持续的生产能力来发展绿色技术，积累绿色资本，承担绿色成本，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绿色经济要求企业文化与生态文化有机结合。企业文化主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生态文化是研究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和，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样重要。因此，企业要把生态文化融入企业文化，这不仅可扩大企业文化的外延，而且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形象。

二、人本文化源于员工成长理念

恩格斯曾经说过，生存、享受和发展是人类的三大需求。能否满足这三大需求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幸福。著名的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划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求、关系需求和成长需求。为了控制团队力量的流失，这就要求企业为员工提供一套完善的激励培训机制，营造良好的学习与提高的氛围，帮助员工实现自我成长，实现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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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企业的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凝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人本文化要求企业要为员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成长环境。企业在追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员工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培训应该联系企业文化，着眼于细微之处，融落于生活之中，从做人点滴到做事精要，从理论到实践，全方位多角度的展开，培养员工的归宿感、使命感。而员工的全面成长，也将为企业发展蓄备强大后续动力，推动企业现代化管理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建设企业人本文化，可以根据企业的发展实际，制定长期的发展愿景和战略规划，使企业与员工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树立“企荣我荣，企兴我兴”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激发了他们努力工作，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做出贡献。同时要正确地分析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引导员工增强危机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和团队意识，激发员工积极进取，奋力拼搏。用文化约束自己的言行，用优异成绩维护团队形象，实现公司的良性管理。提升管理的科学性，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所在，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源，它与学习型企业的创建是相辅相成、一脉相承的。为员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成长环境，关键在于建设学习型企业。学习型企业源于学习型组织理论，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经十年对4000家企业跟踪研究后提出来的，是企业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创新。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为目的，通过确立团队学习、自我超越的理念，建立完善的学习教育体系，营造勃勃向上和充满生机活力的环境氛围，帮助企业实现具有人力资源挖掘和再造功能的可持续发展。

创建学习型企业，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质，手段是营造人人学习、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的新环境，目标是把员工才智、企业文化转化为创造力、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企业的软实力，帮助员工实现个人价值，帮助企业实现科学持续发展，使企业走上以创新求效益、求生存、求发展的现代化管理之路。

原生态苗族文化生存空间论 篇3

关键词：原生态；苗族文化；生存空间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4-0108-06

苗族是一个长期迁徙和不断适应生境的民族。原生态苗族文化是苗族在历史迁徙和生境适应中创造的文化，是苗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原生态苗族文化是相对现代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形式，是苗族在历史演进中，基于空间资源禀赋所采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态度。在空间资源禀赋下，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原生态苗族文化存在的空间基础，也是原生态苗族文化的主要内容。文化是发展的，随着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苗族文化的“原生性”将发生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但基于历史形成的原生态苗族文化仍贯穿苗族文化的始终。

一、原生态苗族文化

“原生态”是一个自然科学术语，是指人类活动尚未触及的自然景观或自然环境所呈现的自然状态[1]。“原生态文化”是社会科学借用自然科学术语“原生态”，表示文化的初始状态。“原生态文化”作为科学术语是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首次提出的，随后，中国国家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在2004年4月制定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中，也明确提出了“原生态文化”概念。之后，“原生态文化”作为文化形态，引起了社会科学的广泛关注。

原生态苗族文化是苗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创造并传承的文化。原生态苗族文化既与时俱进，又保持原创状态的传统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文化传承的一贯性。它具有如下属性：

1.原始本真性。原生态苗族文化是苗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显著的文化特征。无论将其称为原生态文化，或是民风、民俗或地方性知识，原生态苗族文化作为文化形态是客观存在的。原生态苗族文化的原始本真性在于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一贯性。

2.文化相对性。原生态苗族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文化概念。文化是发展的，在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随着地域资源和生产条件的变化，原生态文化也要作出的调整和改变。因此，绝对的原生态苗族文化是没有的，原生态苗族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文化概念。

3.文化发展性。原生态苗族文化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在历史演进中一直发展变化着。有学者认为原生态民族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只能在“流动”中，在特定时空下，在过程中去把握和理解原生态文化[2]。苗族文化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形成了农耕时代，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它保持相对的原生文化，但也是在发展之中。

二、原生态苗族文化的生存空间

文化的生存空间，就是文化赖以产生、发展和传承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空间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构成内容和存在形式，并制约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生存的本能就是对空间资源的获取、加工和利用。空间资源禀赋是文化生存、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创造的前提。人们在空间资源禀赋下所采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对空间资源的选择和适应。由于空间资源的差异，生存在特定空间中的民族或族群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凭借创造的文化维系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原生态苗族文化是苗族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农耕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苗族的历史和农耕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原生态苗族文化生存的空间基础。

苗族是一个古老和灾难深重的民族，源于远古时期的蚩尤九黎部落，曾是“黄河文明的伟大创造者”[3]。蚩尤涿鹿战败后，被迫南下“左彭蠡，右洞庭”广大江淮地区，《战国策·魏策》有关“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正是苗族先民南下江淮流域的真实记录。尧舜禹时期，江淮流域的苗族先民曾获得短暂的发展，形成较大的部落联盟“三苗”集团，夏商周时期，成为“南蛮”或“荆蛮”的主体。春秋秦汉，苗族在历代王朝的多次征讨中，迁至武陵五溪地区，形成“武陵”蛮和“五溪”蛮[4]32。唐宋明清，随着封建王朝的进一步征讨，“武陵”“五溪”蛮被迫迁至西南各省和东南亚地区。历史上，苗族先民从华北平原到江南泽国，再到西南山地，长时间、远距离的迁徙从来没有停止过。原生态苗族文化就是在这种不断迁徙、适应和封闭的环境中形成的。苗族独特的历史和不断改变的地理环境，构成了苗族独特的原生态文化空间。在苗族社会的早期，在人与自然含混蒙昧的时代，原生态苗族文化的构建就开始了。最初的人们是凭借生态直觉和生态经验来构建生态文化的，如在原始社会早期，人们由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局限，从而产生了对自然力的畏惧和膜拜，这就是早期的原生宗教。这些原生宗教还有多少遗存在当今苗族的现代生活中，现已无法知晓，但这标志着生态文化的构建已经开始。徐杰舜教授认为原生态文化在内涵上，实际就是一种草根文化，它的特质就是草根性[5]。当苗族社会进入农耕时代以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增强了，人们对土地的依附和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的要求也更加强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与农耕时代相适应的生态文化。由于农耕生产的需要产生了苗族农令时节，由于男性在农耕生产中的地位引起了苗族婚姻家庭结构的变化，由于交往的需要形成了苗族特定的语言，由于苗族社会秩序的维护形成独特的传统的政治制度，等等。

原生态苗族文化始源于远古时期，形成于农耕时代，演化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像一部厚重的历史画卷，“承载着远古苗族先民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宗教习俗以及生境适应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不断地展示苗族的历史与文化，演绎苗族生境适应的文化变迁”[4]30。苗族的历史和农耕社会是原生态苗族文化生存的空间基础。

三、传统空间与原生态苗族文化的形成

原生态苗族文化十分丰富，有维系苗族社会内部秩序的政治制度；有凝聚苗族团结的语言和服饰；有适应环境，凌空贴壁的吊脚楼；有展示苗族特征、嘹亮豪放的民间歌舞；有体现苗族世界观、神秘狂幻的苗族巫术等等。内容涉及苗族的吃、穿、住、行、乐等文化实体和精神世界。原生态苗族文化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标志，是苗族精神维系和族群凝聚的元素，是苗族生命的源泉、行动的导向和行为的规范。原生态苗族文化内容交织，相互渗透，相互包容，构成苗族文化的有机统一体。原生态苗族文化的存在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空间基础。由于原生态苗族文化种类繁多，现就几种主要的原生态苗族文化的形成与生存空间的关系进行阐述。

1.传统政治制度的形成

苗族的政治制度是在苗族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主要有“鼓社”制、“寨老、理老” 制和“议榔、合榔”制三种形式。它们相互兼容，连为一体，共同调节苗族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鼓社”（苗语称“姜略”）制是苗族内部以血缘为基础，以祭祀为组织形式的政治制度。“鼓社”制通过“努略”来调节苗族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姜略”中的“姜”是“根”，“略”是“鼓”。“努略”意为“吃鼓”，是一种祭祖活动。祭祀时，“鼓头”公布经民主议定的乡规民约，处理“鼓社”事务。平时不议事，不处理纠纷，纠纷由各寨“寨老”处理。“寨老”“理老”制是苗族村寨中由“寨老”“理老”负责召开村民大会，制定乡规民约、处理违规事件、调处村寨之间和村寨内部各种矛盾纠纷的政治制度。“寨老”如同执法者者，“理老”如同法官。“寨老”“理老”或自然产生或民主选举，一般是德高望重、精通古理、办事公正当选。“寨老”“理老”有事理事，无事生产，没有俸禄，没有特权。“议榔”“合榔”制。议榔”是一定地域的首领议定的规约，通过杀牛祭祀变成“神”的意态，并由“神”的力量对人进行管理的政治制度。“榔”是苗族社会中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利益的社会组织，是“议榔”的基础，由数个或数10个村寨组成。“榔”内有“榔头”“理老”和祭师3类首领。“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议榔”大会，主要任务是选举执事首领，讨论、制定、修改、补充榔规榔款，通过祭祀将榔规榔款变为“神”的意志进行社会管理，对证据不明、事非难辩的纠纷进行“神判”等。

苗族的政治制度是苗族历史和所处地理环境造成的。一方面，由于历代王朝的征讨，为逃避战乱，苗族长期处于颠簸流离和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另一方面，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实行羁縻政策，“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特别是对苗区实行“民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后，苗族为维护社会内部秩序，产生了“鼓社”“寨老”“理老”和“议榔”“合榔”等政治制度。

2.方言和土语的产生

语言是民族群体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的，在社会交往中发展的。语言不仅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工具，同时又是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和重要载体，是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由于历史上苗族的多次迁徙和封闭发展，在现今的苗族语言中，形成了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川黔滇方言三大方言区和诸多地方土语。方言和土语的形成是封闭的环境造成的，交流使语言走向趋同，封闭则使语言趋向异化，形成方言和土语。

从炎黄时代蚩尤涿鹿战败到新中国成立，历代王朝对苗族的征讨以及苗族先民的迁徙从来没有停止过。征讨迁徙的结果，导致苗族先民流离失所，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境，增加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对立。“这种隔阂与对立反映在文化上，对外表现为排他性，对内则表现为封闭自守。排他性和封闭自守，在经济上要求自给自足；在行为方式上则‘不与外人往’” [6]66。加上历代王朝对苗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以及西南山地高山峡谷，深山密林，交通闭塞。在苗族与外族，甚至是苗族各支系之间，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社会群体。这些封闭的社会群体，语言发生了变异，这是苗族方言和土语众多的原因所在。

3.山居文化的形成

苗族迁徙西南山地之后，居所分布和建筑形式发生重大变化，表现出历史、生存和环境等多重因素制约的特征。现以黔东南苗族的山居为例，阐述苗族居所文化与生存空间的关系。

黔东南苗族多以宗族或家族聚族而居，“所在多险处”，具有“一山一岭一村落”的特点。有的分布于半山斜坡；有的分布于凌崖台地；有的藏匿于密林深山[4]30。黔东南苗族房屋多为枋连排柱，人字架木质结构，分平房和吊脚楼两大类。平房和吊脚楼以4排3间或6排5间正房为主，中间为大堂屋，是苗族家居活动的中心。平房所居地势较平，地基干燥，而吊脚楼多建在斜坡上、下两个台基上，前半边楼立于下基，后半边楼立于上基。目的是降低上、下两台基后壁的垂直高度，减少后壁滑坡和崩塌带来的危险。苗族聚族山居，“所在多险处”，是苗族的历史决定的，是生存的需要，是历史的选择。一方面，苗族先民从蚩尤时代到新中国成立，在历代王朝的征讨和被迫迁徙中，由于战争伤亡和被俘，迁徙饥饿和疾病，苗族人口越来越少，生境越来越差。为了苗族的生存和延续，迁徙后的苗族先民不得不选择聚族而居，以期获得对外足够的力量。苗族山居，“所在多险处”或藏匿深山，主要是为了逃避和抵御外来的侵扰。另一方面，在苗族的迁徙中，沿途平坦之地、肥沃之谷，早已为当地土著或先入民族所占据。苗族为求得安身之所，只能山居，这是苗族历史的必然选择。黔东南苗族房屋多为平房、吊脚楼人字架木质结构，这是苗族生境选择和适应的重要表现。平房属于北方地平居系统，而吊脚楼则是南方干栏居文化。黔东南苗族曾是北方平原民族，涿鹿战败退居江淮流域仍至西南各省后，由于适应南方和西南山地地理条件的需要，居所文化经历了北方地平居和南方干栏居的文化变迁。吊脚楼建在斜坡上、下两个台基上，目的是为了减少后壁滑坡、崩塌的发生，这是生境选择和生境适应的表现[4]32。

4.苗族服饰多样性的形成

苗族服饰种类繁多。清代“百苗图”将苗族划分为82种[7]13。《中国苗族服饰》将苗族服饰分成五型21式[8]。今天的苗族服饰是历史上苗族多次分迁形成的，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的。苗族服饰的多样性，一方面源于封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苗族生存的客观要求。

苗族在长期的征讨迁徙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为保持苗族内部的凝聚力，从而获得对外力量，在苗族内部必须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种认同意识不仅需要高度的文化认同，而且需要某种外在的固定符号来体现。这种固定的符号在宗教上，表现为“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在服饰上，则表现为相同的类型。因而，服饰成为族群认同的标志，同一支系或族群必须穿着同一类型的服饰[6]66。地理环境因素同样影响苗族服饰的发展。如苗族迁入贵州后，服饰在生境适应中发生了变异。“贵州雷公山地区，深山密林，为方便劳动和生活，形成了对襟短裙装式；贵州月亮山地区的从江县、榕江县等地，气候比较炎热，形成了对襟胸兜裙装式；黔西北海拔高，气候寒冷，为抵御风寒，形成了对襟披肩裙装式等等”[9]。这是苗族服饰生境适应的表现。

5.苗族民间歌舞的产生

苗族歌舞是原生态苗族文化中最彰显文化特征之一。仅黔东南苗族的传统节日和集会就有200多个，被誉为“歌舞海洋”和“百节之乡”。苗族的历史、文化和秀丽的自然风光，孕育了苗族灿烂的民间歌舞。芦笙会、龙舟节、姊妹节、吃新节、苗年等传统节日，多姿多彩，内容丰富。在苗族歌舞中，苗族“飞歌”高亢激昂、热情奔放；苗族“游方歌”委婉动听、抒情柔美；苗族古歌、大歌、叙事歌叙古抒怀、朴实无华；苗族芦笙舞、踩鼓舞庄重洒脱、优雅动人；苗族木鼓舞、板凳舞动作刚劲、热情奔放。苗族歌舞彰显着苗族非凡的历史和灿烂文化。

苗族歌舞是苗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具有记事、育人、展示、交往、娱乐等多项功能，这是苗族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苗族没有文字或已失传，苗族歌舞成为苗族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古歌、叙事歌承担着苗族历史记事和育人功能；酒歌、“游方歌”更多的是思想交流和联络情感；芦笙舞、木鼓舞除了喜庆欢乐、抒怀激情之外，还成为苗族姑娘展示刺绣技艺和华美银饰的窗口。芦笙会、姊妹节、苗年节等还具有联络八方宾客，增进苗族情感和凝聚力的功能。苗族的历史和西南山地封闭的地理环境成就了苗族灿烂的民间歌舞。

6.苗族巫文化的产生

苗族巫文化是苗族历史上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苗族先民社会内部秩序的调节剂和固化剂。苗族巫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苗族先民就已生活在一个弥漫神灵观念的世界里。《国语·楚语下》曾说：“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可见，早在“九黎”“三苗”时期，苗族就信巫祀鬼了。明清时期，苗族“信鬼畏誓”之风日盛。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苗蛮》记苗族“病不服药，惟祷于鬼，宰牲磔鸡，往往破家，终不悔悟”苗族巫文化虽与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相违背，但它是原生态苗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特征，是苗族传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生产力低下的空间产物。苗族巫文化将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而逐渐消亡。

四、现代空间与原生态苗族文化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苗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苗族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变着。传统农耕经济维系的原生态苗族文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正发生着深刻的文化变迁。

1.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剥削制度，消灭了阶级压迫，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和政府在民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此，苗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随着我国民主、法制的建立，苗族传统政治制度的根基动摇了。改革开放后，随着苗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苗族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在现在的苗族社会里，村委会、政府、法院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寨老”和“理老”。族系矛盾，邻里纠纷，甚至是家庭琐事，一旦发生，人们去找的不再是“寨老”和“理老”，而是村委会和政府。出现民事纠纷，往往要依据国家法律来解决，不再依赖民间习惯法。苗族传统社会中的“鼓社”“寨老”“理老”和“议榔”“合榔”等政治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2.苗族语言的衰落。交流传播是语言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语言一旦产生之后，就必须有一定的使用人群和使用范围，才能使语言在生产力发展和文化进步中得到深化，并向外发展。对外交流和向外发展是语言生生不息的动力，但这种动力必须有先进的生产力作基础。落后的生产力将失去语言向外传播的优势，在外来强势文化和语言的冲击下将迅速衰落和消亡。苗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文化虽得到了巨大发展，但相对发达地区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苗族文化相对于现代文化是弱势文化，这就促成苗族人们对现代文化的追求与向往。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的发展以及网络、电视对外来现代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打工潮、普通话的普及和苗族语言进不了学校，使绝大部分苗族青少年对本民的族语言失去了信心，导致苗族语言迅速衰落。如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97%，号称“天下苗族第一县”的贵州台江县，到2000年，全县187个苗族行政村已有9个不再讲苗语了。坐落在苗岭山麓，苗族文化保存较完好，素有“苗族文化中心”的贵州雷山县，在苗语使用上，也出现了年龄分界线。50岁以上的大多讲自己的苗族语言，30岁以下的大多讲汉语，尤其是20岁左右的在校学生，有的已经不会说自己的苗族语言了。贵州天柱县有112个苗族行政村，现在讲苗语的也只有32个了，讲苗语的行政村只占苗族行政村总数的285%[10]31。

3.居所文化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苗族的政治环境改变了，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实施的移民搬迁工程，危房改造工程和小城镇建设，苗族因历史原因山居和“所在多险处”的聚落状态已有所改变。条件艰险、生境困难的苗族村落及时得到了搬迁，低矮失修的危房及时得到了改造。苗族农村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苗族传统民居多为低矮，木质结构的平房和吊脚楼，改革开放后，随着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外出打工带来的建筑文化，村落开始出现了砖石结构的小洋楼。人们不再遵循传统“三间、五间，中间为大堂屋”的建筑理念，宽敞明亮的新楼房不断涌现，与传统民居错落分布，形成鲜明对比。

4.传统服饰的演化。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长期以来，苗族往往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传统经济中，苗族的衣料多半是自己种棉，自己养蚕、自己纺织，自己印染和自己缝制的。服饰类型、款式除男女有别外，还呈现出明显的族群和地域性特征。苗族传统节日赛盛装，不仅是赛财富、赛手艺，赛勤劳、赛成果，而且是苗族妇女赛成就，赛社会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随着成衣业的发展，苗族除了女装仍需手工刺绣和缝制外，多数男子已着汉装，苗族不再种棉、纺织和缝制衣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开放，年轻人外出学习和打工，在与外界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外界时尚文化，把学习和借鉴外界服饰变成了自己的自觉行动，于是年轻人不再穿苗装，而改穿西装和现代装成了。如20世纪80年代后，贵州台江县苗族男子仍保留民族服装的只有方召、革东、施洞三个乡镇，其他6个乡镇的男子大多已改汉装。贵州雷山县平时着民族服装的只有方祥乡以及大塘和望丰两乡的乌的、竹南片区了。其他乡镇仍着苗族服装的都是60岁以上的老者[10]31。

5.歌舞文化的变迁。苗族歌舞是原生态苗族文化的精华，是苗族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苗族歌舞是世代传承的，它需要具备歌舞传承的氛围和学习锻炼的时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开放和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年轻人忙于打工，中年人忙于事业，老年人忙于携孙带幼，人们不再有更多的时间去聆听篝火围坐的传唱。人们更多地迷恋于网络、电视的学习、娱乐和交友，歌舞文化的传唱面临无人学习的境地。苗族歌舞是苗族封闭环境里展示歌喉、技艺和聪明才智的重要方式，如今，随着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年轻人不再已“游方”，也不再需要“游方歌”的游唱；中年人不再围桌畅饮，同样，也不再需要“酒歌”的烘托了。苗族歌舞传承的氛围已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交往方式和娱乐方式。

6.巫文化的衰落。苗族巫文化是原生态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原生态苗族文化的重要特征。苗族巫文化是原始社会和农耕时代苗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愚昧落后和对环境世界的无知是苗族巫文化存在的基础。苗族巫文化的主要内容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历史上，祖先崇拜在苗族衰危之时，曾起到凝聚民心，团结族群的作用，而自然崇拜和鬼魂崇拜则是打着替人消灾，治病救人幌子愚弄群众。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苗族地区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作为替人消灾，治病救人的巫文化在现代科学面前已不再灵验，当灾难发生时，人们便去找政府；当人生病时，人们便去找医生。现在苗族村落中从事巫师、巫医的人也越来越少，自然崇拜和鬼魂崇拜也渐渐退去。

原生态苗族文化是苗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地理环境创造的文化。原生态苗族文化具有原创时的本真性和继承中的一贯性，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形式，是苗族历史演进中，基于空间资源禀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态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地理环境是原生态苗族文化生存的空间基础。空间资源禀赋下苗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态度构成了原生态苗族文化的主要内容。文化是发展的，随着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原生态苗族文化的“原生”性将发生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但基于历史形成的原生态苗族文化仍贯穿苗族文化的始终。

参考文献：

[1] 罗春寒.原生态文化研究新的里程碑—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暨首届原生态民族文化高峰论坛会议综述[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3）．

[2] 傅安辉.原生态民族文化论[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1）：101.

[3] 余秋雨.余秋雨黔东南纪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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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杰舜，等.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

[6] 杨东升.苗族服饰是自源发展的结果[J].凯里学院学报，2010（5）：66.

[7] 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8] 北京民族文化宫.中国苗族服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9] 杨东升.论苗族服饰形成、演化时序——再与席克定先生商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9）：49.

[10]文远荣.全球化文化多样性背景下苗族文化的取向[J].苗学时空，2009（1）.

[责任编辑：曾祥慧]

On the Existence Space of Original Ecological Miao Culture

YANG Dong-sheng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556011， China）

Abstract： Original ecological Miao culture， a kind of culture type with respect to modern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based on space resources endowments and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and way of life of the Miao， which are not only the space foundation of the existence but also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Miao culture. 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original nature of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Miao culture will adjust and change correspondingly.

谈原生态舞蹈的文化意义 篇4

民俗仪式或民俗活动是原生态民间舞蹈存在的主要依托, 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将民间舞蹈称为民俗舞蹈。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随着娱乐方式的增多, 人们达成娱乐的主要方式已不仅仅在舞蹈方面, 在工作之余, 人们主要通过看电视, 唱卡拉OK, 上网达到娱乐。以舞蹈娱乐的现象少之又少。一些年轻的舞蹈爱好者, 更多喜欢蹦迪或跳街舞、劲舞、国标等。从原生态民间舞蹈具体依托的生态和负载者层面论及了原生态民间舞蹈趋于弱化的原因。如果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 当代文化大背景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二、原生态文化的意义是多重的

首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 就不能称之为“原生态”。现在依然住在半坡村、水边寨或谷底的居民们, 他们选择良好的自然环境, 风景优美, 利于生产的地区。人们都自觉的守护森林植被, 他们崇拜自然和动植物图腾, 隐含着对大自然的关爱, 隐含着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思想。虽说大部分现代人不可能再像这些山地居民那样生活, 但在工业化不断破坏和污染环境的今天, 如果这种古老而朴素的环保意识能够深入人心, 对于我们的保护生存环境而言, 将是一件大幸事。再者原生态对于历史文化的发现和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原生态的稳定传承性决定了它基本保留了古老文化的本来面貌, 这为我们了解传统的文化、认识人类的历史提供了现成的、活生生的材料。而且通过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差异的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和方向, 可以从中找到保护传统文化的方法和途径。

原生态舞蹈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人们欢歌笑语、品味特色美食、穿着民族服饰等, 都能让人们保持愉快心境, 它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 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讲述关于本民族世代流传的故事、跳相同的舞蹈, 人们能深刻的感觉到自己属于这个民族, 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它能实现男女交际等实用功能, 从而实现该民族的繁衍生息, 达到了精神上的实用价值。原生态文化具有地域性特点和无可比拟的优越价值。我国有56个民族由于历史与地理条件等诸多原因, 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长期滞后, 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正处发展时期, 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 西部大开发的推进,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是人民企盼的, 也是历史发展和进步之必然, 也就是说原生态文化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原生态舞蹈的文化心理意义

研究原生态舞蹈的文化心理, 就是研究舞蹈的起源, 研究舞蹈的基本文化内涵。 (1) 以图腾符号为神圣力量的崇拜心理。“图腾崇拜”中图腾是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的标记和象征。图腾文化作为形成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原始积淀层, 具有民族文化之源、民族灵魂之源与人性之本真的源初意义。原生态舞蹈就是表现图腾崇拜或本身即以某种作为图腾符号的动物动作为舞蹈动作, 使其获得群体认同的标记性, 满足和实现社会性集体意识和归属心理。 (2) 以生命本体为主题的仪式神圣心理。仪式是人们的行为方式, 仪式舞蹈在原生态舞蹈中占有重要位置, 从一些仪式舞蹈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古老的仪式对人们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的深远影响。仪式舞蹈产生于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和依赖。 (3) 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文化心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天人合一”的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在原始文化心理中, 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自然秩序的服从, 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 “天”的初始含义为“神”, 是指通过神或神性表现出来的天地秩序。在不断变化中, 人对天的认识不断发展, 人们后来认为天即自然, 是指大自然及自然界的演化规律。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是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天地的本性与人的本性是内在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绝对依赖而和谐。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 形成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文化心理。表现在原生态舞蹈中, 就是反映人们祈天祷地、求取风调雨顺的各种仪式舞蹈, 而具有原生态性质的民族民间舞蹈, 也含有大量类似内容。 (4) 以民间生活为基调的大众文化心理。原生态舞蹈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内容存在于民众之中的, 是民间生活与生产活动的一个部分, 是以民间生活为基调、大众审美为旨趣的民间舞蹈艺术。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对原始民族的舞蹈艺术进行了考察后认为:“再没有别的艺术行为, 能像舞蹈那样的转移和激动一切人类。原始人类无疑已经在舞蹈中发现了那种他们能普遍地感受的最强烈的审美享乐。多数的原始舞蹈运动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 原生态舞蹈反映的是大众文化心理和普遍人类情感。 (5) 以原初样态为基础的稳定心理结构。从原生态舞蹈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样态而言, 我国原生态舞蹈保留原生态艺术的原初特点, 具有原生态、原性态、原情态、原心态的文化心理结构, 这种结构既反映着我国传统文化心理, 又体现原生态舞蹈稳定的文化心理特点。

原生态的歌舞, 也可称之为“草根文化”, 反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的博大精深, 表现出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与那种“时髦”的形式华丽而内容腐朽的“现代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五千多年形成和传承下来的中华文化, 具有深厚的根基, 像生长在沙漠的胡杨一样, 根深叶茂, 只能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丰富与发展。弘扬各民族传统文化, 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文化是全民族长期共同创作的积淀和成果, 是各民族文化长期交流和相互借鉴的结果。任何新文化都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之上不断补充、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民族文化也是如此。保护是为了利用, 利用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所以, 对民族文化来讲, 我们应该提倡认真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认真”, 就是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民族文化的本来面目。“合理”, 就是要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该民族文化创造者的集体意愿。

中国有“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地利”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人和”则是争取人类精神秩序的优化。文化生态保护正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保护和利用好原生态舞蹈, 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原生态文化论文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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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江将从贵州“省尾”变成贵州的南大门和贵州面向“珠三角”的桥头堡，成为“广州-桂林-贵阳-昆明-曼谷国际旅游大通道”的重要节点。

随着“一高一快”的建成通车，为从江县旅游业的快速起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江将从贵州“省尾”变成贵州的南大门和贵州面向“珠三角”的桥头堡，成为“广州-桂林-贵阳-昆明-曼谷国际旅游大通道”的重要节点。该县着力将文化旅游作为第三产业的发展龙头来抓，全面打造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品牌。

该县制定了“一心一带、三大旅游品牌、五大旅游景区”的发展方略。设计制作了一批有特色的旅游宣传品，强化与省内外旅行商的合作。

2005年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启动后，从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使从江一大批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到目前，从江县的“侗族大歌”、“珠郎娘美”、“瑶族药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侗族牛腿琴歌”5个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小黄双倍嘎”、“岜沙苗族成人礼”、“苗族吃鼓藏”、“占里生育习俗”、“侗族老人节”、“侗歌传承习俗”等18个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入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23个；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02个。

原生态、现代世界与文化自觉之后 篇6

关键词：原生态；现代世界；个体自觉；文化自觉之后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3-0063-12

人类学骨子里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在面对现实的问题时总是会望而却步，甚至宁愿将自己委身于历史学或者考据学，在寻求一种学问上的孤芳自赏之外，更希求的是一种研究上的自在与不受现实抨击的安稳角色。但今天现实世界自身发展的紧迫性又不能不使个人的自觉性有一种空前的展开，无法躲闪，直面而来。而面对现代世界发展中越来越可能会危及每一个人的周围“原生态”环境的消失，或者人们无法正本清源地去对此消失的过去的不懈追求，那么，现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自身便有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它使得文化这个为人类学家所熟知并经常使用的概念，再一次成为了可以暂时用来去表达一种大家在内心世界可能共同拥有的忧虑甚至恐惧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除了概念意义上的文化之外，我们无法让生态自身现出原形，也无法让人们的心态更为接近一种原生态。

一、从生态到心态

1992年，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在那一年的《读书》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孔林片思”，这是基于他在这一年的6月21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在这篇文童中。费先生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即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明显地有一种扭转的力量在发生，这种力量使得人们开始从单一性的对于周围环境的生态的关注，转换到了对个人心态的关注上去。虽然，对于费先生而言，“心态”这个关键词不及“文化自觉”这个词在后来流传得更为广泛，但很显然，在这两个词汇之间却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关系。关于现代世界的变化，费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应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

作为一位世纪老人，在其八十几岁的暮年，他所经历的世纪沧桑使他最为切身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带有根本性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跟人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任何的人他们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处，这在今天相比过去变得更为急迫。也许，年长者的话一般要么是因渐行衰老而产生翻来覆去的语义重复，要么就是凭借其人生的睿智而生发出来真正发人深省的启示，我想费先生上述的一段话一定是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如果是这样，我们似乎对费先生的这篇文章就不能简单地一读而过，仅仅是作为一种消遣，实际更为重要的是要领会在这些文字背后可能更为深远的启示性意义，特别是面对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而言，这种阅读就变得极为重要。

在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中，也许我们是可以把费孝通后来有关文化自觉的诸多讨论一直回溯到他最早有关心态问题的讨论上去。费先生是从他所熟悉的人和土地的关系的讨论转变到了他同样熟悉但未曾自觉关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上来，并且坚定地认为，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是现代这个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根本。换言之，心态相比于生态本身是高一层的问题，即指资源如何合理地利用和管理，相比于人和人之间如何更好的相处，是一个容易做的事情，但对于后者，却是难于真正实现的，它并非跟随着物质资源的丰富而必然有所改善。因此，生态的问题解决的是一个大家如何相互共存的问题，而心态的问题则是要努力去解决大家如何在一起有更好的以及更为体面且有尊严的人与人相互共荣的问题。

在费先生生活的晚年后期，一方面是面临中国自身经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所产生的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足，另一方面又是在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各种的动荡局势，在争夺对于现代世界而言至关重要的石油资源的角逐中，区域性的战争可谓层出不穷，即便是在费先生写这篇文章二十几年之后的今天，这种情形不仅没有什么根本的改观，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上述这两方面的人类现实世界的生活处境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客观存在着的。为了能够重温费先生在二十几年前就在思考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再把费先生当年说的话抄录一段在这里，供我们对照今天的现实，以领略当年费先生提出这种心态关系的思考时所具有的一种前瞻性视角。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时代，冲突倍出。海湾战争背后有宗教、民族的冲突：东欧和原苏联都在发生民族斗争，炮火不断。这是当前的历史事实，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个生态失调，而已暴露出严重的心态矛盾。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失调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到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

实际上，借助抄录在这里的一大段原文，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文化自觉的概念显然不是随便就提出来的，而是在费先生认识到了对于人的研究，今天世界已经开始“从生态的层次进入了心态的层次了”。而这心态层次的研究所要求有的一种新自觉是文化意义上的，即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之间究竟该如何共存共荣的问题。而今天已经深入人心的为许多学科所关注的“原生态”的观念，似乎表面上在强调费先生所谓的生态的这一层面，但实际上要清楚，原生态这一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之后所自然而然出现的逐渐流行起来的概念，其背后不是单指一种生态本身，而是那个已经失去了使人们其乐融融共存于其中的生态环境，实际上其更深层的含义可能是我们再也找不到的那个本真存在的（故谓之为“原”，即一种原初的存在）生态，它是我们今天所一直所萦绕于心的“乡愁”的一部分，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每个人心中所想像出来的不断加以构建的生态而并非一种真实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原生态便可以说是一种想像的自然的存在，他是人们希望从此地的现实中离开而逃往之所，有似陶渊明笔下的那个半虚幻意味的桃花源。

原生态文化论文 篇7

一、以点带面, 定位评价目的, 促进幼儿自身的发展

首先, 我们对幼儿评价目标进行定位。幼儿评价并不是选优劣, 为了改变家长重视评价的甄别和选拔功能的观点。我们多次召开家长会, 调整其心态, 更新其观念。共同发现幼儿的智力潜能和特点, 识别并培养个体区别于他人的智能和兴趣, 为其提供建立自我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从而实现富有个性特色的发展。

二、不拘一格, 宽泛评价标准, 避免“一刀切”式的评价

我们应该尊重幼儿独特的学习和认知方式, 没有整齐划一的发展能力, 更不应有限定统一的评价标准。评价活动就是鼓励幼儿展示自己能力和成就的“平台”。因此作为教师, 应尽力去发现并尝试调动每个幼儿的发展潜力, 满足幼儿个性发展的需要。

三、拓展思路, 增加评价内容, 客观全面地评价幼儿

我们强调拓宽评价内容, 多角度、多侧面地“发现”评价对象的特点优势。幼儿入园时, 建立个性档案, 便于教师更好地与幼儿沟通。让家长用正确的方式去评价幼儿的基本智能个性爱好。也使被评价者“自我发现”, 进而悦纳自己、拥有自信。

四、齐心协力, 增加评价方式, 使评价主体间互动

幼儿多项智力的真实水平, 不是单靠某项或几项测评活动就能全面反映出来的。既要靠教师在园一日生活中多方面地对幼儿行为进行观察, 也要靠家长提供的信息和参与。实践中, 我们激发家长、幼儿参评的意识。在半日活动、家园出游、参观学习等一系列亲子活动中逐步调动他们参与评价, 并不断积累、总结高效的记录方式, 促进评价主体间的和谐互动。

五、返璞归真, 回归评价环境, 使幼儿评价生活化

幼儿园教育评价要“在日常活动与教育教学过程中采用自然的方法进行”。因此, 我们尽量在幼儿的真实世界中去观察、发现, 将评价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 利用家庭环境, 鼓励父母发掘和引导孩子的兴趣, 并定期将阶段评价和集中评价相结合, 在园评价和家庭评价相补充。

原生态文化论文 篇8

一、政府行政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冲击

政府的行政强力文化迟早会辐射到行政所管辖的每一个区域和民族,一般是通过民族政策来达到同化和影响的目的。各个时期民族政策的不同,对本地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的力度也不一样。当然,政府行政的方式和作风也会导致到当地文化的变异。

在新中国之前的历朝历代,民族政策是采取利诱的方式来拉拢少数民族中的权贵,以达到对当地统治的目的。为镇抚边远地区山民,朝廷多采取通过皇族与少数民族首领结亲的方式来融合或异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本民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形成的历史传统,仅仅通过对上层阶级的同化并不能改变该民族的传统文化。

解放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政府在本地推行强制性民族政策,实行一夫一妻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摩梭人的婚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单一,最为传统的“走婚”,与汉族一样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以及其他一些介于其中的婚姻方式,都开始为人们所接受。摩梭族部分人现在虽已逐步适应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但走婚式的“阿注婚姻”仍普遍存在。詹承绪先生等于1963 年、1965 年和1976 年对沪沽湖沿岸和永宁平坝的6个乡的964 名女子和785 名男子共计1 740 人进行了婚姻状况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实行走婚的为1 285 人(女730 人,男555 人)占73.5%。虽说“阿注婚姻”的结合与分离都有极大自由,但朝三暮四的人现在也逐步受到人们的鄙视。在生产与劳动的交往中,男女“阿注”都建立了牢固的感情基础。一般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阿注”也相对稳定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实施以民族文化促进旅游发展的政策,辖区内市县政府强力介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旅游开发,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到当地参观旅游和探索猎奇,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文化变异。与此同时,政府行政文化中的腐败和官僚现象也传染过来,如泸沽湖旅游管理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违规在景区内建设酒店和娱乐接待设施,谋取私利,而对于景区内的垃圾处理则是尽量推诿和漠视。这与当地和谐的民俗民风是格格不入的,必然会影响本民族的公平、环保、质朴的传统观念。

二、政府教育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冲击

教育既是国家力量向乡村渗透的主要途径也是乡村国家化的主要标志。学校犹如“村落中的国家”,其设置内含的思路是对于城市模式的摹写和移植。由“乡野到庙堂”的外向型国家教育导致山地民族社会固有的异质性消逝在教育设置的视野之外,地方性民族性知识受到贬低与忽略,造就了一些本地民族社会“不适应者”。

原始的山地民族社会的时间观是循环而非线性的,这是由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劳作周期固定,按年节循环往复,而不像工业社会需要借助外在的手段对时间段加以切分,以便计算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个人行为起主导和规划作用的是经验,而非纪律,在个人行为上也没有严格的时间区隔,没有时间及纪律的制约,个人自我意识的成长不受束缚。

随着交通的发达,泸沽湖教育逐渐普及,孩子们都被鼓励去上课,且上的是汉语,因此年轻的一代都能说流利的汉语。但在宽松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儿童进入学校之后,时间流被切分成为片断,不但一天的活动必须根据课程表的安排来进行,学年、学期的划分也要根据个人表现对其做出判断。在山地民族社会中相对模糊的年龄区隔,由此得到凸现,在个人心理投射压力。国家教育框架设置和山地民族社会的暌违对其社会成员心理造成的隐性影响就是学校教育内在的城市化、工业化的逻辑与村落社会的隔阂,并外化为个人心理上的调适不当。

这种教育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主要表现在:儿童普遍存在“害羞”心理而辍学回归到原来的文化状态下;农忙时有很多孩子没去上课,就在湖畔兜售自家种的苹果与手工艺品,在他们的观念里读书是闲人的事;一些青年在村里完成基本教育后,就到城里去打工或追求更高深的学问和生活,适应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对于湖畔传统生活反而不适应了,或想到回来改变传统的文化习惯。

三、市场经济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冲击

当市场经济的潮水在泸沽湖边荡起波浪的时候,许多生长在这片世外桃源中的摩梭人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机会,也经受着从未有过的困惑与压力:开放与封闭,现代与传统,个人与群体,更多物质和舒适生活的诱惑,等等。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市场机制影响的范围和力度拓宽,这些必然要带来生存方式的整体改变。尤其是在山地民族的旅游开发中,外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传统似乎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摩梭族类似共产主义的经济生活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尚未形成个体私有制,母系社会尚未完全瓦解,妇女仍然充当谋取生活资料的主力,血缘纽结关系使传统的观念很深蒂固,摩梭人仍然过着以家庭集体所有制为主的类似共产主义的生活。来了游客,就轮流平分到各家去接待,撑船、跳舞、唱歌等收入,全部上缴村里,然后村里再统一调配,分给各家的老祖母,最后由老祖母统一安排家里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四川泸沽湖景区个别人口多的大家庭为了分得更多的划船、骑马的次数和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分裂成两个小家庭;由家庭旅馆组织的村里的篝火晚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允许游客互相串门,游客利益受损。后来村规民约强行进行分配方式改革,划船、骑马按每六人一组全村平均安排,篝火晚会改在村集体的舞场举行,才解决了这些问题。在市场经济逐利思想的影响下,如果私心进入了家庭,家庭不团结了,大家都讲个人利益,摩梭家庭、文化就崩溃了,用强硬的村规民约来确保摩梭文化的延续也是不得已的行为。

摩梭族的原始、古朴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泸沽湖畔住着72 户摩梭人,每户人丁单薄的有10 多个,兴旺的有三四十之多,因此湖畔就住了1 000 人左右。过去,他们靠务农、狩猎、放牧为生,如今随着交通的发达、新时代的到来,旅游业也跟着欣欣向荣。房子滨湖而造,都是屋楼建筑,以瓦当顶木为墙,再漆上各种亮丽的颜色,叫作木楞房,原本是摩梭族人的民居,但是因着旅游业的蓬勃,大家各出奇招,纷纷把房子改成灿烂的旅社,甚至公然地在门口招牌上醒目地写着“24 小时热水沐浴”,以期待城里人的光顾。湖畔家居也很现代化,电视机、电话已很普遍,厕所装的是环保感应灯。湖边一群群的摩梭族的男男女女,程序式地对每一个来来往往的外地人推销自己的马或者游船。在这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悄悄地发生改变,逐渐地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结合起来。

神圣的“走婚”风俗在利益的引诱下,为了迎合一些旅游者猎奇的心理,开始变得低俗甚至有一些成为色情娱乐。对游客变得冷漠只认钱,走婚还要帮卖烧烤。一些游客强行要求走婚,或者追问一些在本民族看来是属于隐私的民风和民俗问题。有些在当地经营的外乡人借“摩梭家访”之名,杜撰出一套走婚把戏,通过邀请游客参观“阿夏”的花房,成为“阿夏”的“阿柱”并在花房里互赠信物,公开向好奇的游客索要小费。一些酒店打出“男女同浴”旅游宣传牌,打着走婚名义进行色情活动。“阿夏”婚姻从外表形式看虽有其松散性表征,但就其内在联系而言,从道德观念、舆论准则、行为规范方面有其特有的约定俗成的章法,是一种不靠法律维持,不取决于金钱关系,而是靠道德、靠舆论、靠阿夏双方的感情基础来决定的独特的婚姻关系,阿夏异居婚的发展延续始终不受神权、族权、政治、经济和家庭阶层的制约和左右,纯粹是男女间友情、爱情和缘分所决定的存在形式。走婚是一种独特的、以感情为基础、稳定文明的少数民族婚姻制度,对于摩梭族而言是一件极为慎重的事情,它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的,限于摩梭部落,双方自愿,更有着极其严格的行为规定,丝毫也不随意,是一种纯洁的性风俗、性文化,是一种保证女性在家庭中绝对地位的方式。

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文化观念和生态遭到破坏。摩梭人具有强烈环保意识,他们从小就被老祖母教导,不向湖中扔任何脏东西,从不在湖中洗菜、洗衣服;即使后来旅游业带来了很多酒店和旅馆,但排污系统也不通向泸沽湖,而是通向大山;摆渡都不使用机动船,接待游客住宿也都是在各自家庭旅馆,避免在湖边兴建大型建筑;村里面用的都是电热水器和太阳能的热水器;旅游开发带来的垃圾,都埋进了深深的泥土或在山里辟出一块地方专放垃圾。但在泸沽湖以摩梭传统从游人手中获得大量现代化的物质支持的时候,大量涌入的游客带来了现代垃圾,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垃圾,传统的环境保护方式便不能容纳大量的垃圾。垃圾山会越来越大;村子里的酒店用的锅炉烟囱直接排放废水废气;湖边排污管时常崩裂,处理设备也是故障不断;缺乏综合规划,盲目无序开发,部分旅游接待设施争相填湖建盖、乱建乱盖,侵蚀了湖滨带和湿地,严重破坏了泸沽湖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由此水质变坏了,山林污染了,造成了环境污染。摩梭先民早在汉代时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两千年来都是从湖边直接饮水,但现在泸沽湖的湖水已经由原来可以直接饮用的一类水降低为受到轻度污染的二类水,饮用水已经不能从湖边直接取用,要把船划到湖心才行;渔业资源面临枯竭,独有的鱼种泸沽裂腹鱼也销声匿迹了。摩梭族赖以生存的自然文化基础遭到侵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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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丹.摩梭:奇特浪漫的“走婚族”[N].西部时报,2006-01-06.

生态社区及社区生态文化建设初探 篇9

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概念, 系统是就和谐社会的内容而言的, 它表明构成社会和谐组成要素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大致可分为人的各种社会关系 (如主要有心物、心身、己我、己人、群己等关系) 的和谐和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 这样由多元和多样要素组成的社会和谐必然是一种复杂的和谐。由此可见, 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必有之义。生态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促进社区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 实现人、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需以生态社区建设为基础。

由于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因为发展造成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和对抗, 引起关系失衡、失谐而产生的。因而,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在于社会发展能否重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的关系。欲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建设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区, 促进社区的生态化。

无论是建设和谐社会, 还是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都离不开生态社区建设, 都呼唤生态社区在我国城乡的社区建设中蓬勃兴起, 快速成长。加强生态社区建设应成为我国应对和破解发展的生态困境与环境难题, 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之策。

二、生态社区的内涵、特征及生态文化

(一) 生态社区

目前, 国际上对生态社区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 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其称谓也不尽相同, 在我国以称“生态社区” (ecological community) 、“绿色社区” (green community) 居多, 而在欧美国家以称“可持续社区” (sustainable community) 、“健康社区” (healthy community) 、“生态村” (eco-village) 等较为普遍。

1、生态社区的释义

生态社区 (ecological community) 是在社区的概念基础上, 以生态性能为主旨, 以整体的环境观来组合相关的建设和管理要素, 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环境水准和生活水准, 且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地。笔者认为, 生态社区是指生态健康的社区, 是一个能促使居民身心健康, 提供居民优质生活, 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精神文化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社区。

2、生态社区的特征

由于最终目标的不同, 生态性社区相对于一般性社区也就有了功能复合、布局组团化、空间紧凑、尺度人性化等特征。 (1) 功能复合是生态性社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阿瓦尼原则 (The Ahwahnee Principle) 中指出:“所有社区均需综合设置, 必须将住宅、商店、工作单位、学校、公共设施等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各项设施和活动场所, 形成多功能的综合体。” (2) 布局组团化是生态性社区在布局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3) 空间紧凑是生态社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4) 尺度人性化是紧密结合上一点来说的。在一个富有人性化尺度的环境内, 各功能空间紧凑精悍而有机结合, 既恰如其分而又不铺陈夸张。

(二) 生态文化

社区的生态文化建设, 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点。

什么是“生态文化”?许多专家已经有了定义。余谋昌认为:“从狭义理解, 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如生态哲学, 生态伦理学, 生态经济学, 生态法学, 生态文艺学, 生态美学等等;从广义理解, 生态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 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王如松认为:“人类社会的核心是人, 人与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生态合理或不合理的文化, 推动社会的兴衰。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持续生存、稳定发展的文化简称生态文化, 涉及人的意识、观念、信仰、行为、组织、体制、法规以及其它各种有形式的文化。”“生态文化”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弘扬的是文明的生态的价值观, “环境 (生态) 伦理”是“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三、我国当前社区生态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由于社区在我国出现时间比较短, 建设的内容比较复杂, 将社区生态与社区文化结合建设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诸如社区居民参与缺乏主动性;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缺乏法律保障;建设管理的制度水平不高。

(一) 社区居民缺乏生态价值观念

生态价值是指人类主体与生态环境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这种相互关系的认识判断。老社区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社区已有树木, 无须在搞什么生态绿化;新社区生态化和文化做的好一些, 由于他们的生态观念没有主动转变, 不积极交纳物业管理费, 导致物业管理落后, 结果是社区只有优美的生态环境, 却毫无文化内涵而言。

(二)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人文环境不理想

所谓人文环境, 包括人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等诸多“软”方面的东西。因为一些城市社区居民来源复杂, 所以他们的人文素质参差不齐, 总体水平不高。

(三)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特色不突出

我国社区从公共设施到绿化草坪, 从社区居民的文化意识到思想观念, 不论是“老”的社区, 还是“新”的社区, 无论是南方的社区, 还是北方的社区, 几乎都是千人一面, 雷同现象比比皆是。

(四)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不完善

社区的生态建设是“表”, 社区的文化建设才是“里”。只有表里如一, 社区的生态文化建设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我国社区就“老”社区而言, 盲目跟风, 忽视自己文化特色的创建, 甚至在旧城改造中把一些很有特色的文物建筑也摧毁了;就“新”社区来说, 也是千篇一律。物业管理公司在我国大多数地区也是一个新事物, 也很不成熟, 管理制度很不健全, 他们只收钱不做事情的现象时有发生, 更谈不上建立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

上述问题的存在, 既有客观原因, 也有主观原因。就客观原因而言, 主要是我国社区的生态文化建设是一个新生 (下转27页) (上接6页) 事物, 有些人对社区生态文化建设是什么, 怎样建设, 知道得不多;就主观原因来说, 包括社区的主管部门在内, 对于社区与文明建设的关系及其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社区居民的人文素质不高, 这些都足以导致我国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严重滞后。

四、生态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和途径

应当指出, 社区生态文化的建设是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它既包括社区的生态化建设, 更涵盖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所以, 在社区生态文化建设中, 我们必须要从各地实际出发, 按照党的文化发展的有关方针、政策, 建设既具有地域特色, 又具有时代先进性的社区生态文化。

第一, 态文化建设要致力培育植根于生态文化土壤和社区居民心灵的积极向上的生态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可以说, 生态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是生态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第二,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要将社区纳入到整个自然生态中去考虑, 树立“大生态”的观念。自然万物历经千秋万代, 业已形成严密有序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对此, 我们知之甚少, 任何对自然不必要的增加或减少, 都可能带来整个自然系统的紊乱乃至对人类本身的报复。

第三,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还要开展有自己社区特色的居民文化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是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

第四,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要建立以政府主管部门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物业管理公司为中介的三位一体长效管理机制。

第五, 完善社区管理体系。在社区生态文化建设中, 要结合社区特色, 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划。

第六, 发挥多种优势, 积极引导社区居民树立生态文化观。首先, 发挥政策法律优势。政策是指导和规范社会有序进行的政府权威性指令。其次, 发挥文化优势。社区主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一定区域的人文精神。再次, 发挥宣传教育优势。公众的生态意识对于生态与资源的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这种意识的普及可以通过教育来完成。

第七, 倡导人类平等观和人与自然的平等观社区生态文化建设应强调人类平等观和人与自然的平等观, 包括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 既要求代内平等, 也要求代际平等。

综合起来说, 我国社区的生态文化建设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 结合社区的实际, 正确处理局部与全体的关系, 将生态建设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以促进我国社区生态文化健康、持续的发展。

五、结束语

社区是城乡居民的第一生活环境, 社区生态文化体现着社区居民的文明程度。如果社会各界都能认识到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重视社区生态文化建设, 努力探寻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那么, 我国社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会迈向一个新台阶,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实现全面健康、稳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社区生态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是培养社区居民自觉维系自然界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和持续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的一种新型社区建设活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 我国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要坚持科学性、整体发展、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原则, 加大社区基础建设的投入, 发挥社区自身优势, 在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践上下功夫, 引导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生态文化观, 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区,生态社区,生态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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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世丹.生态社区的理念及其实践.武汉大学学报 (工学版) [J], 2004, 37 (3) :85-86.

原生态文化论文 篇10

关键词：文化名词,文化概念,原生态,新民歌,新民乐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文化生活的日趋多元，许多新生文化名词、文化概念纷至沓来，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譬如，“原生态”、“新民乐”、“新民歌”等等。近来，无论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上都可以大量见到这类词汇，使用这类文化名词似乎已成一种时尚。但这些文化名词、文化概念的提出与使用是否合理?是否可以准确表达其所涵盖范围的特性?“约定俗成”的概念是否可以成立并应用于学术研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原生态”歌舞——传统的再造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是在央视举办的“青歌赛”上。当年的比赛，央视在“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一统国内各大声乐赛事的局面中，开创性地设置了“原生态唱法”的比赛。依我的理解，“青歌赛”中的“原生态唱法”当指民族民间歌舞音乐中具有原生性特点的演唱方式，其演唱者多为未受过系统的“学院式”声乐教育的民间歌手，演唱曲目也应为民间口传心授的民歌。但对这种演唱方式冠以“原生态”之名是否合适，依个人浅见，觉尚待商榷。

在此问题上，舞蹈家资华筠女士在其短论《关于“原生态”概念的探讨》一文中也提出过疑问，在该文中，资女士提出“最初的生态学源起于生物与其生长环境关系的研究，是自然科学。进入上世纪6 0年代，随着人类对环境因素重要性的认识的不断深化，生态学受到广泛关注，逐渐向人文学科延伸。此后，相继出现不少生态学的分支，但都离不开探讨核心物与其环境关系的基本原理。”1

可见，“原生态”的一个必然因素就是其自然生长环境。而央视“青歌赛”中的民族民间歌曲与歌手的演绎因为离开了其生长的环境，并为了愉悦荧屏，许多作品都是经过一定改编的。这种歌曲与演唱方式称为“原生态”显然是不太合适了。

但央视的号召力是无与伦比的，自“青歌赛”首次使用该概念之后，“原生态”这个词语的用法非但没有受到更多人的质疑，反而以燎原之势越用越多了。如今，“原生态”一词不但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过改编整理或未经改编的民族民间歌舞的舞台、电视演出中，也因为杨丽萍的大型舞台作品《云南映像》而成为一个带有更多时尚性的词语了。

然而，细究这些打上“原生态”印记的文艺作品，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状态，更不是传统的民俗状态。

杨丽萍的《云南映像》是她作为舞蹈家在充分吸收云南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特色后经过充分的艺术加工及重新编配而成的艺术作品，虽然具备十分浓郁的民间色彩，但已完全不是民间艺人和劳动人民在劳作之余的娱乐生活和祭祀生活，而完全是对民间艺术的再植与重构，是真正意义上的舞台艺术作品。

再如，在青歌赛中引起观众广泛兴趣的壮族天琴组合，以载歌载舞边弹边唱的女子组合形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但原生性的壮族天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在此已被完全打破。新生的天琴组合除了在乐器演奏、歌曲旋律、音乐形式上保留了传统特色，在表演人员和表演形式上的大胆创新，已和“原生”概念完全沾不上边。

舞台演出中的民族民间歌舞，涉及传统艺术现代性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现代生活模式层出不穷的全球化时代，传统民俗的现代变迁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既不能无视这种变迁，也不能将传统全盘托付于现代。

如今，随着各大媒体对于“原生态”名词的竞相使用，似乎只要是与民间文化沾点边的东西不冠以“原生态”就是落伍了，就不足以说明其珍贵。于是，打着传统文化幌子的现代韵味十足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朝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面发展。继“原生态”歌舞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原生态旅游”等更多的新生词语，连卖蔬菜鸡蛋等农产品都要打上“原生态”做幌子以说明其新鲜度了。

如此滥用一个本该严谨规范使用的名词词语，显然是对文化概念的混淆不清。

二、“新”民乐与“新”民歌——民族风外衣下的流行音乐

“新民乐”较之“新民歌”出现要早，我想，最初给这种音乐下定义的时候，也许带有更大的随意性。所谓“新”，“新”在何处?无非是因为虽然仍是民族乐器演奏，却与传统民乐曲在风格、配器上有着较大差异。运用电声乐队的配器手法，加入流行音乐的旋律与和声元素对传统民乐曲进行改编或者新的创作。这方面确实有许多优秀作品存在，好的作品甚至开发出了民族器乐从前未被发现的新音色，更加丰富了民族器乐的表现力。如林海创作的以琵琶为主奏乐器的《琵琶语》，古筝演奏家常静的演奏专辑《完美》等。当然，滥竽充数、借流行之机哗众取宠的作品亦是大量存在。在此，我并不想对作品好坏进行深入探讨，只是就“新民乐”这个概念的提出与使用是否合理存在疑问。

如前所述，现在人们对于“新民乐”的理解应当都与笔者的理解类似，但这样随意的在“民乐”两字前加个“新”，就能完整准确地表达此种音乐的特性了吗?我看未必。

在“新民乐”之后出现的“新民歌”，显然是对“新民乐”名词的延续了。但笔者同样存在疑问，这个名词又能否准确涵盖其对象内容呢?

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初期，以黎锦晖为代表的词曲作者们创作了一大批诸如《毛毛雨》、《花样年华》、《天涯歌女》等优秀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从上世纪3 0年代一直流传至今，打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全新的一页，在近代中国音乐史上也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这些歌曲，在现在听来，也具有十分浓郁的民歌色彩，与当代的所谓“新民歌”有着诸多共性。那么，这类型的流行歌曲又是否能被称为“新民歌”呢?而在当时，它们确是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网络上搜索“新民歌”的时候甚至还搜索出了“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而这场“新民歌运动”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可见，在不同时代，对“新民歌”的理解其实是千差万别的。那么，我们现在所提出并为媒体、唱片推广机构、演出机构大量使用的“新民歌”这一概念究竟是代指何种演唱方式以及歌曲写作方式?我想，不同的人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三、学界的思考

一个文化名词的提出与使用，如果没有一个大致合理的定义与使用规范，那么，这个名词势必是孤立而不科学的。

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热衷于使用这些词语?我想，媒体的强势推广与政府宣传的导向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尤其是媒体主持人在使用这些词语时不加规范，更易给大众带来视听误导。逐渐，这些词语似乎已具有其“约定俗成”的概念内涵了。某些政府官员的报告中，为了表示其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也大量使用诸如“原生态”甚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的词语，却并不慎重考虑该词语的适用范围，更导致了大众的误解。这些享有“话语权”的发言与演讲，在发言者本身并没有弄清楚名词概念的时候，就滥加使用，实在很容易造成大众的群体性概念模糊。以至于，钻戒广告也打上了“非遗”的金字招牌，实在是个大笑话。

如果说大众对这些文化概念混淆使用尚可理解，那么学术研究中对文化概念、文化词语的使用则更应严格规范了。如果学术领域也一味跟风，那势必导致学术混乱的产生。如“原生态”民歌，在舞台上表演的，脱离了其生长环境并带有明显商业性质的比赛目前越来越多，以至于许多学者也赞成或未加深入思考的使用“原生态”这一名词了。长此以往，必然带来学术混淆。

不过，也有许多专家、学者对滥用文化概念的现象发表了看法，尤其在“原生态”一词的使用规范方面。除前文提到的舞蹈家资华筠女士关于“原生态”概念的探讨外，民族音乐学者伍国栋老师在参加了2007年在西安举办的“中国原生民歌大赛”后，也发表了相应观点，充分肯定了此次比赛定名为“原生民歌”比“原生态”要科学合理的多。伍老撰文谈到“自然生态的本质，在于‘自然状态和构成因素的自然平衡关系’，文化生态亦然、音乐类型亦然。表演舞台上演唱的民歌，绝无可能是‘原生态’，所以‘原生态民歌’近年来虽多被人们口头‘传诵’，但时遇尴尬而不能自圆其说。没有了‘态’字的原生，那就‘自由’多了。‘原生’已无‘生态’的刻意表白，而更多是特点、风格、气质、构成等性能和属性的判断。”2

以上两段引文，已明确提出了“原生态”这一名词是注重环境因素的，而“原生”或“原生性”的提法，笔者认为，较“原生态”更能体现这一文化现象的内涵，也更适宜规范的学术使用。

一个多元的社会，新事物总是层出不穷，关注音乐文化现象，关注这些现象中产生的概念及带来的影响，是一个学科工作者理应做到的。那么，关注这些现象中产生的概念、定义，新生的文化名词，并对他们的使用加以科学的规范，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资华筠, 《关于“原生态”概念的探讨》, 《光明日报》, 2007.5.23

[2]“中国音乐学网”伍国栋先生的博客文章《民歌的“原生”与“原生态”——参加“中国原生民歌大赛归来小感》

[3]李晓东《全球化与文化整合》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1].《关于“原生态”概念的探讨》资华筠《光明日报》2007.5.23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的思考 篇1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原生态保护 开发 利用

“原生态”本意是指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原生态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原生态”文化，是指植根于某个地域并且反映当地历史人文特征的、没有经过商业开发的文化形态，是自然界最初的、最原始的装台，具有天然美、自然美、原始美的特征。文化艺术领域的“原生态”即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是指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的原始，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演形式。它包括原生态唱法、舞蹈、大写意山水等。[1]原生态文化的创作、表演、传承的主体是普通群众而非专业人员；它主要反映特定区域及民族的生产、生活；其表现形式质朴而少加工；主要生存与民间而非舞台。[2]

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本源的生活状态所产生的文化魅力，其要素包括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生存物质、熟人社会、生存氛围等。当我们用现代化的手段开发、包装、打造之后，是我们以急功近利的姿态破坏了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这个趋势将来一定要制止或者被扭转，否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没有前途的。

一、原生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一）原生态突出了文化与环境的不可分割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整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在民间，每一种传统文化都必须有其生长与传承的群体及环境，即其专属的文化空间。在此便要引入“文化空间”的概念，即“某个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定的时间。”[3]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必须将其生长的文化空间一起保护，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离开了这种文化空间营造的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谈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必须将其生长的文化空间一起保护，才能最大程度上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4]

（二）原生态强调了文化真实性，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有实践上的关联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原生态文化就是较少受到现代文明冲击或保持着较多原始生活习俗与民风的文化形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对传统原貌的保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要想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变味，只有保持其原生态性。

（三）原生态提倡文化生活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得到群众认可及群体保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长河中产生，发展并延续至今的文化传统。它之所以能保留到今天，全靠民间一代代传承与保护。这样的一种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共同生活的一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根本途径仍然是将其融入民族的血液中，让其伴随着其族人的生息繁衍，长盛不衰。

（四）原生态倡导文化民族性，地域性和综合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地保护原则获得具体的落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生活而创造，也因生活而传承。其所具有的民族特色与地域个性也愈加鲜明。它反映了特定地区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这也决定了其必须在一定的民族与地域中进行就地保护，才具有可靠性与获得民众认同的基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如何处理保留原生态与创新、开发、弘扬之间的关系。

“变”与“不变” 近年来成为了大众关注的问题和争论的焦点。原生态文化因其地域性与民族性，决定了其生存与流行的空间仅局限在小范围内，其独特的表现形式难以与区域外的人产生共鸣。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任何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变”才是文化生命力所在，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传统文化得以流传至今，也正因为其可以因时而变，与时俱进而具有了非凡的适应性，历经王朝更迭，文化入侵而经久不衰。而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快餐文化的泛滥，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日新月异的时尚，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想流传下去，就需要在保留其原创性的同时，尽快适应新的表现形式，使其真正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是其必须做出的选择。

近年来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杨丽萍执导并主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这是一台将云南原创乡土歌舞与民族舞重新组合的充满古朴新意的大型歌舞集锦。绝大多数演员都是来自当地的少数民族。服装与道具也都是日常使用的。原汁原味的服装道具，原始自由的唱腔舞技，加上艺术手法的编排，现代化的音响，美轮美奂的舞台布景，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在现实基础上再现了神话般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一经公演便轰动一时，一举夺得国内外多项大奖。同样的例子还有张艺谋执导的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与谭盾湘西《地图》现场音乐会。这些演绎无不是既突出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韵味又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让人们在光与影的舞台视觉艺术冲击下，留下对民族文化的美好向往。通过对民族艺术的精心挑选和编排，让现代观众与古老文明充分对话，进而走进大众，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一种精神财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由此也正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民族文化的非凡生命力所在。

此外，国外的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在欧洲的很多古城，比如罗马、马德里，摩天大楼和中世纪的巴洛克式建筑并排伫立，西装革履的人群中就有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的艺人在街头演奏传统乐器，旅馆、教堂、街道、水井，甚至手摇冰淇淋桶，都有可能是几个世纪前的遗物。古老与先进，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汇，民族文化也穿透了历史，贯通了古今。欧洲作为现代文明的发祥地，在钢筋水泥出现之后，却更加聪明地意识到该如何利用历史的财富。他们没有生硬地将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区域与周边分割开，作为一个景区去获得短暂的收益。而是将几个世纪的时光一层层叠加在一个空间里，同时紧紧地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打造出一座古老而又鲜活的城市，把历史和今天作为一个共生的整体来规划，从整体上构筑新旧和谐的人文生态，是欧洲大多数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基本做法。而正是这种叠加和呵护，使这些文明的载体得到了无可比拟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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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云南印象》的主演杨丽萍所说，在她们的家乡，人们会走路就会跳舞，种田时跳，打柴时跳，从早跳到晚，舞蹈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百姓日用而不知”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保护的最高境界。

（二）另一个问题则来源于原生态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出于急功近利的片面文化自觉，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被外来者与传承者共谋打造成仅有工具理性的商品。而其中的原生态元素以其独特性自然成为招徕商机的一大亮点。利益至上的社会观在唱红“原生态文化”的同时，也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商业化命运。当下各大旅游区纷纷打起了“原生态旅游”的旗号，建设所谓的民族风情园、民族文化园等等，利用现代人猎奇的心理，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此开发的后果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精神的丧失。民族风情在全国各地被大量复制，其展示的民俗也堕落为怪异的服饰、难懂的语言和低俗的表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强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到一个人工构建的环境中，使其脱离养育它的土壤，无异于将原声于淮南的橘移植到淮北，使其生长成为苦涩的枳。正如一位蒙古长调演员所说：“以前的蒙古长调，从中好像可以闻到了青草的芳香，听到了水声和鸟鸣。而现在，只怕只能闻到酒桌上的酒肉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可以进行开发，但应该注意在开发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掘这种文化遗产中积极向上的、适应大众需要的合理内核，寻求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升华，而不是牵强附会或刻意突出传统文化中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甚至是有损公民道德的落后因素，去曲意迎合畸形审美。如此所谓“开发”，非但不能起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反而会让其脱离人民大众，失去生命力。

中山大学刘晓春教授在其文章《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中讲到：“作为日常生活的民俗文化被塑造成为地方文化的形象代表，脱离了其生活的语境，因而成为具有公共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被展示、被欣赏、被塑造的对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学者、媒体以及商业资本不断地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的、本源的文化要素，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生产的符号化过程，逐渐使之定型、固化，从而构建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这种宣传出来的“本真性”已经是非“本真性”的了。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的原则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原生态”因素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通过建立民族文化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博物馆等手段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与传承的原生环境。[5]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长的环境密不可分，秦腔之所以激越高亢，是被直上直下的黄土高坡锻炼出来的；昆曲之所以缠绵温婉是被温润曲折的秦淮河水浸润出来的；豪放悠长的蒙古长调则是辽阔的草原和湛蓝的天空将人的思绪拉得与地平线一样辽远。离开了生长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必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机与活力。

（二）适度创新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在新时期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但是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应注重“扬弃”，即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凝结合成的核心价值体系，摒弃其中愚昧庸俗的落后因素，积极融入现代先进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保护民族文化、弘扬精神文明、提高人民道德素质的有力武器，从而永葆青春活力。

（三）政府适度干预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政府可以利用其行政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政策、法律、经济上的帮助与扶持。如建立保护机制，改善传承关系，搭建表演平台，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保护工作等。但是，政府永远只能是组织者与领导者，无法越俎代庖，代替民间艺人传承民间文化。保护本土原生态文化的主体归根结底还是当地人民。只有充分提高其民族自豪感，调动其保护民族文化的热情，提高其保护民族文化的能力，并引导他们通过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更应该避免在保护过程中出现“政治挂帅”或者“经济挂帅”等不利于文化传承的外在干扰因素，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立发展。[6]

（四）有限利用原则

开发与利用原生态因素必须遵循适度原则，保护为主，合理开发。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滥用文化遗产，不仅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加速其灭亡。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监督保护的任务，把握适度原则，加强引导。而不是与商人一起加入到追逐文化产业暴利的行列之中，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当成摇钱树。

“原生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所在，是其民族性、地域性与独特性的集中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唯有处理好创新、开发与原生态的关系，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葆青春活力，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承。

（五）传承人保护和培养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人，在当前很多传统艺术和技艺面临失传的情况下，保护和培养传承人是保护工作的关键。必须尊重民间自发性传承的方式，全力发掘生活中硕果仅存的传承人，为他们提供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的条件，并帮助他们进行宣传，创造渠道，鼓励他们多收徒弟，传习于后代。同时应该在当地中小学开展乡土教育，加入传授传统技艺的课程内容。切实做到就地保护、就地传承，以更好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保留其“原生态”。[7]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吴尚全，杨周.原生态文化的价值初探.魅力中国，2009（9）：24-25；

[3]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10）：40-41；

[5]陈华文.原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山东和会科学，2010（9）：24-28；

[6]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12）：103-109；

[7]邓莹辉，谭志松.原生态文化概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原则.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31-33。

作者简介：汤倩铠（1982-），女，大学本科，助理馆员，2007年起任职于中山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及研究工作。

原生态文化论文 篇12

近年来,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已贯穿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 呈现出多向交互融合态势。

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提升旅游发展文化内涵”。具体指“坚持健康、文明、安全、环保的旅游休闲理念, 以文化提升旅游的内涵质量, 以旅游扩大文化的传播消费。支持开发康体、养生、运动、娱乐、体验等多样化、综合性旅游休闲产品, 建设一批休闲街区、特色村镇、旅游度假区, 打造便捷、舒适、健康的休闲空间, 提升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服务设计的人性化、科学化水平, 满足广大群众个性化旅游需求”。并强调要加强对自然的保护利用, 推进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 支持开发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旅游商品, 鼓励发展积极健康的特色旅游。

长期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内涵的界定为“以体验自然为主的生态旅游”。然而,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已经并正在遭受严重冲击, 特别是盲目的仿效建设和千篇一律的建设格调, 使许多地域文化旅游的文脉正在丧失。近年来, 我国有关生态文化旅游的研究逐渐增多, 这些研究对理清其概念与内涵, 深化理论研究及推动生态文化旅游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生态文化旅游是以了解旅游地的文化与历史知识, 学习、研究、考察、欣赏特定的文化景观, 促进区域文化特色的保护和区域文明程度的提高为目的, 以使旅游者获得“生态感知”和“文化教益”的一种旅游活动。生态文化旅游开发涉及到主导产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关系, 同时又依靠空间布局来组织形态关系, 是一项多角度、多学科的课题。本文基于城市规划学科, 对广西南宁市龙象谷国际生态文化旅游区的空间布局和开发策略进行研究。

龙象谷国际生态文化旅游区, 位于广西南宁, 是南宁市北部湾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地面积41.6km²。规划依托水库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充分发掘当地的文化内涵, 形成集观光、休闲、度假、娱乐、居住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生态文化旅游区。

2 市场分析

2.1 宏观旅游产业的发展特点

我国正在进入旅游休闲化与体验化的大时代, 进入“观光+休闲+度假”三位一体的“大旅游”时代。生态化、个性化休闲产品及主题娱乐产品将成为市场需求的热点。生态休闲、商务休闲、运动休闲等主题休闲产品将成为城市周边休闲度假旅游地发展的重要方向。

广西旅游业发展快速,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省内倾力推进特色旅游产品建设, 推动广西旅游由单一观光型逐步向多元化综合型转变。旅游业已发展成为广西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广西逐渐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优秀旅游目的地。

2.2 南宁旅游产业的特点及现存问题

近年来, 南宁市紧紧抓住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和北部湾经济区开放的有利时机, 以建设中国绿城和中国水城为主线, 以构建区域性国际旅游目的地和集散中心为目标, 以打造旅游品牌为重点, 大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 全面整合、开发旅游资源, 加强市场监管, 全市旅游业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继2012年荣获“中国养生休闲之都”称号之后, 2013年南宁市又荣获“2013中国最佳休闲城市”称号。但与旅游发展先进的城市相比, 南宁旅游仍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以下方面。

2.2.1 旅游投资力度不大, 旅游产品开发层次不高

南宁市旅游业发展多年, 已建成一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旅游产品和品牌, 但由于投资力度不大, 层次不高, 精品不足, 旅游设施配套和服务档次不高, 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资源开发不够, 对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旅游开发重视不够, 城市文化娱乐项目配套分布不均, 缺乏能留人、附加值高的旅游度假产品。

2.2.2 旅游产业缺乏规模优势

南宁市旅游开发整体性发展不够, 本地旅游企业规模小, 未能形成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区域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整合力度小, 未能形成优势品牌, 整体规模优势也未能突出显现。目前, 南宁旅游经济发展还处于数量扩张阶段, 对第三产业以及GDP的带动效果不是很明显;南宁旅游经济与相关产业缺乏互动与整合, 尚未形成以旅游业为主体的产业链 (群) 。

2.2.3 旅游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由于旅游业发展时间短, 旅游资源管理政出多门, 旅游发展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部门与部门、地方与地方之间由于短期行为和本位主义思想影响, 相互协调配合不够, 影响大旅游格局氛围的形成。造成旅游管理不规范, 阻碍全市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全市要积极推进旅游资源管理保护与开发经营“两权”分离, 消除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体制和制度障碍, 打破行业壁垒, 促进大旅游发展格局的形成, 推动旅游管理体制改革, 实行旅游资源一体化管理。

3 区域属性

3.1 战略属性——南宁旅游的第一印象区和城市客厅

南宁市市委市政府全力推进五象新区开发建设, 将五象新区建设成为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环境优美、带动力强的城市新区。龙象谷为五象新区七大板块之一, 也是七大板块之中唯一距离市区较远, 以生态环境优势作为发展着眼点的功能板块。未来将融入南宁“1小时经济圈”战略规划, 成为连接南宁市向沿海发展的通道以及南宁衔接钦州、北海、防城港的枢纽。龙象谷将成为南宁投资建设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见图1—3) 。

3.2 旅游资源属性

通过对旅游资源分类统计, 并依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GB/T18972—2003) 进行定量评价, 得出龙象谷旅游资源的综合评价。

3.2.1 旅游资源种类齐全

自然资源种类较多, 以地文景观和水域景观为主, 逐步开发后可极大丰富本区旅游资源的数量和内容, 因此, 本区旅游资源开发具有很大的潜力。

3.2.2 缺乏具有核心吸引力的资源

区域内缺乏优良级资源, 以普通级居多, 规划区内的四个景点最高也仅为三级, 无法形成核心吸引力和竞争力。因此, 通过资源有效整合, 优化配置, 以创新手法打造令人震撼的景区是区域旅游品位快速提升的可行之道。

3.2.3 与周邻资源同质化, 缺乏特殊性

区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文化都与周边地区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凤凰湖、大明山等水库开发利用和文化旅游早已先行一步。因此, 规划必须避免模仿, 要出新意, 争创区域唯一性和独有性。

3.2.4 生态环境良好

气候条件佳, 可供开发使用的范围广。虽然在其他方面不占优势, 但本区域在开发利用上的潜力是巨大的。大部分旅游资源的完整性良好, 只要本着科学规划、开发的原则,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区域旅游大有可为。

3.3 市场界定与本体定位

规划顺应国际发展趋势, 创建与世界接轨的交流平台, 满足商务市场对休闲度假产品的需求。龙象谷将承接南宁市城市扩容, 为南宁城市无形资产转化提供场地, 以多个旅游综合体和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群落挽留游客;同时注重休闲度假、游乐体验等深度休闲产品的开发, 与传统观光旅游产品形成互补。根据面向不同的客户群, 将市场分为基础市场、拓展市场、机会市场 (见表1) 。

同时, 依据区域特征, 总结出项目的三大定位:

(1) 南宁重要的后花园和城市客厅——政策导向倾斜, 协同大区域旅游整体发展。

在《南宁旅游发展规划战略实施纲要》中, 以南宁—北部湾为重点的旅游黄金走廊已成为广西重点打造的旅游线路。身处这一旅游“黄金区域”的龙象谷, 将从区域旅游整体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2) 文化产业的强力引擎——地处多个成熟文化品牌之中, 受其辐射作用。

五象新城的文化产业发展, 处于产业立城和文化兴城战略的强力驱动中, 尤其可以东盟文化城、影视文化城的建设为契机, 借力发展。

(3) 国际化的旅游集散地——交通格局提升, 拓展旅游市场。

多条交通设施的建设, 使得龙象谷得以空前密切和现实的与“珠三角”、“大西南”、“北部湾”三大城市群及众多省会城市联系起来。这必将极大增加其在未来拓展旅游市场的可能, 提升龙象谷旅游的客源市场格局。

4 生态优先

规划开发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 其目标从为旅游者提供“生态旅游”转变为开发模式和开发过程的生态化;其理念由传统的以经济利益为主转向注重人、自然、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规划空间布局力求保护原有自然生态环境, 突出特色, 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景观。同时公用工程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应因地制宜, 与环境相协调。

4.1 总体概况

规划用地面积41.6km², 范围内约三分之二地区属于库区流域, 生态环境敏感度较高;地质条件较好, 没有灾害性地质构造;主要植被是农作物和自然植被。目前, 区域内尚未发现有国家、自治区需要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品种。

4.2 地形分析

龙象谷整体呈东西带状展开, 多丘陵地形, 地势南高北低, 沿库区两岸丘陵形成两条比较明显的隆起带, 呈“碗状”围夹着库区, 坡顶即为库区的直接汇水分界线。两条隆起带分别自东、南、北侧向库区延伸出大面积的半岛群, 面积巨大, 形成极富特色的指状河道, 是库区最典型的地貌特征。这些半岛群大大延长了规划区中的岸线长度, 并为动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态基底, 是规划设计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形特征。库区中央散布着大量小山丘, 形似浮在绿色水面上的小岛 (见图4) 。

4.2.1 基于坡度坡向的用地适宜性评价

大量地区坡度在25%以上, 两条隆起带的坡度尤其高;较为平坦的地区集中在沿北部边界地区, 中部和南部局部地区坡度也稍为平缓, 用地以坡度25%以下土地为主;规划以小环境处理为主, 避免大规模进行地形调整。

根据坡度因素及用地条件, 对用地适宜性进行评价和修正:0~15%坡度地区适宜利用, 15~30%坡度地区为次适宜利用地区, 30%坡度以上地区为不适宜利用地区。高度低于180m地区和已建设地区降低坡度因素的权重, 最终形成坡度坡向适宜性评价图 (见图5) 。

4.2.2 防洪安全格局

防洪安全格局的构建主要通过GIS对规划区地表径流、海潮淹没分析与模拟, 客观上分析规划区在发生大暴雨或者风暴潮可能会淹没的区域。在此基础上, 提出规划区应该避让或者保留的雨洪调蓄安全格局系统。规划区地形复杂, 可以形成诸多独立的小流域, 是单独的水文单元。规划可按照流域开发的理念, 将开发建设限定在一定的流域范围之内 (见图6) 。

防洪安全格局根据洪水安全的危险级别, 依次分为低、中、高三个不同安全层次的空间格局:

低水平生态安全格局为规划时必须保留的蓄滞洪区和河流湿地, 以应对由于暴雨、风暴潮和海啸等灾害发生应该避让的区域。

中水平生态安全格局为在低水平安全格局的基础上, 在外围进行更大范围的保护。

高水平安全格局为保证区域免受洪涝灾害的最大范围。

在此基础上, 提出规划区应该避让或保留的防洪安全格局系统。

4.2.3 生物多样性安全格局

通过对村庄与道路分布、居民活动、灌木林地、水资源等各类生态系统和地形的分析叠加, 构建生物多样性安全格局, 同时确定生物多样性廊道的分布, 以及重要的生态源汇点, 保护核心生态斑块。

构建生物多样性安全格局可切实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方面, 可以通过保护植物来充分发挥植被资源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物种维护、空气质量和水质量的净化等多重功能;另一方面, 通过分析和模拟动物迁徙廊道, 构建相互连接的生态廊道系统, 通过设置一定休闲游憩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综合发挥生物保护、休闲游憩等诸多功能, 将规划区域连接成为完整的生态系统 (见图7) 。

4.3 生态建设建议

在防洪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安全格局的基础上, 结合对地形条件的修整, 形成综合的用地适宜性评价。沿北部边界、中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的适宜与次适宜用地地区, 形成若干开发建议。

(1) 汇水区交点且地势较为低洼区域, 设置湿地公园, 综合净化水质。

(2) 山顶开发类型项目可考虑使用太阳能、风能等绿色能源项目。

(3) 组团内部尽量规划分布式能源、固废处理、供水等公用工程设施, 做到组团内部能够自给自足, 最低限度实现低能耗、低排放。

(4) 以沟谷水系和道路为依托, 参考模拟的生态网络, 规划绿道体系, 承载绿色交通、休闲游憩和生物保护等综合功能 (见图8) 。

5 文化制胜

旅游借文化提升魅力, 文化借旅游增强活力。突出旅游文化特色, 是培育旅游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文化的内涵决定旅游产品的价值和品位, 是旅游业增强吸引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是支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

规划以自然环境为依托, 结合文化底蕴, 注入世界特色, 在龙象谷形成国际生态文化度假区。

5.1 文化属性

南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中国传统文化和国际化的文化元素共同构成本项目的吸引力。

跨越国境的百越文化——南宁在古时属于百越之地, 横跨国境的百越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符号, 与东盟国家很多文化现象有着共同的渊源。

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和独特的历史驿道也是需要挖掘的对象。

南珠文化——南珠为群珠之冠, 素有“西珠不如东珠, 东珠不如南珠”的美誉。南珠沉淀着浓厚的历史文化韵味, 也是吸引旅游者的一大亮点。

壮族文化——南宁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壮族为世代在本地居住着的土著民族。壮族处于中原与东南亚、华南与西南各省文化交流的交汇处, 其文化在保持自主特征的前提下, 对外来文化的影响以模仿力和创造力相结合中和融化, 使自身的发展充满了生命活力。

中国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区域内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是中华传统文化直接辐射的区域。

规划将发扬区域的文化优势, 以百越文化、丝路文化、南珠文化、壮族文化、龙文化为代表, 将传统文化与产业巧妙契合, 打造走向国际舞台的本土名片和品牌, 构成本项目吸引力。同时以国际化视野打造精品旅游产品, 以国际化元素推动文化创新, 以国际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见图9) 。

5.2 功能分区强化文化体验

(1) 依据地形特点, 划分了七种地形, 冠以有地方特色的名称, 增强文化体验。

①龙湖——库区主体, 水面开阔, 岛屿众多, 环境优美;②象山——南部山体, 海拔较高;③那争峡谷——西南部丘陵, 坡度较大;④美虚河谷——中北部滨水地区, 指状半岛与狭长水系;⑤美淋溪谷——中部丘陵, 多水渠、河流;⑥高眼浮岛——南部岛群, 水面蜿蜒, 空间幽静;⑦廷良山谷——东部山谷, 坡度较高。

(2) 七大地形划分为三大功能板块, 体现了龙腾盛世、五象齐聚、凤舞迎宾的文化理念。具体为九龙谷、五象山、世界湖及图腾岛。

①九龙谷——九龙戏水

根据项目地形和龙文化底蕴, 在风水上形成九龙戏水的格局。每一个项目都是对龙文化的阐述和互动。具体的功能包括综合服务区、海洋文化主题乐园、溪谷公园、文化乐园、水上乐园、低碳生活展示区、自然博物馆区、湿地公园、养老度假基地九个项目。

②五象山——五象拱卫、凤凰嘹望

南宁称为象城, 有不少关于象的传说, 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象岭的传说。根据南宁城市的文脉和优美的历史文化传说, 将五象的传说和凤亭湖周边优美的山水结合在一起, 形成山水互动的格局。

③世界湖——有凤来仪

凤亭湖片区水面曲折曼妙, 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湖区, 为分主题打造各种不同湖区创造条件。参照世界上八大湖著名湖区的开发模式, 创造不同的湖区生活。有凤来仪的文化传说也是迎宾待客礼仪的深化。根据体验的主题, 将湖区分为皇后湖 (运动湖) 、日内瓦湖 (养生湖) 、英伦湖 (文学湖) 、莱蒙湖 (健康湖) 、科莫湖 (时尚湖) 、华盛顿湖 (名人湖) 、瓦尔登湖 (养心湖) 、金边湖 (生态湖) 。此区为核心城市设计范围。

④图腾岛——壮族的精神家园

壮族文化在南宁表现的十分充分。结合湖区的保护和对图腾精神理解, 将中部的高眼浮岛定义为图腾岛, 进行文化保留, 使保护湖水和建设壮族的精神家园统一起来。

最终打造集观光游憩、主题公园、运动养生、休闲度假、文化创意为一体的山水龙象、欢乐龙象、健康龙象、人居龙象、创意龙象 (见图10—12) 。

5.3 延伸文化产业链条

除了通过规划手段从空间格局上打造生态文化旅游区, 还要从多方面延伸产业链条。以市场为导向, 打造本土创意品牌, 培育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 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催生新兴业态、带动就业、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 最终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主要途径有:

电影电视——结合广西第五代电影导演的辉煌历史和品牌的感召力, 规划影视博物馆、名人会所、时尚运动等项目。

广告出版——结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华文出版业的集聚中心, 项目规划版权交易、会展论坛、养生康疗等服务。

民俗演艺——结合项目民俗风情小镇建设, 形成主题游乐、风情主题体验, 娱乐游憩一体化游乐方式, 形成既有浓郁地方特色又有世界水准的演艺项目。

动漫艺术——结合项目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湖光山色, 依托体育健身公园、主题乐园的建设, 形成集生产、交易、培训为一体的动漫艺术基地。

6 结语

随着全球旅游产业的高速发展与崛起, 旅游与生态文化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和主潮流。加强旅游与生态文化的深度结合, 深化和拓展生态文化在旅游业中的作用, 不仅是提高地方旅游客源市场占有率的有效途径, 而且对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拉动内需、带动就业、推动第三产业乃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作用。

在我国, 开展生态文化旅游不仅可以增强产品吸引力, 提高经济效益, 还可大力弘扬中国文化, 让世界了解中国。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 推动旅游业特色化发展和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 全面推动生态旅游, 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如何加强旅游与文化的深度结合, 实现大旅游产业的整体升级, 为旅游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 已成为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仅从城市规划角度, 就参与的规划项目实例进行展示和分析, 以期理论结合实际, 为国内相似的旅游区规划及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若要更深入、全面、透彻的解析生态文化旅游区的空间和开发策略, 应联合其他学科, 更综合系统的分析, 加大对产业、土地利用等概念的剖析, 从而得到更加深刻、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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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文俊.基于文化体验的旅游度假区规划路径研究[J].规划师, 201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