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原生态论文(精选9篇)
非原生态论文 篇1
摘要: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领域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支, 它的出现是语言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其应用价值的不断完善的结果。人类语言具有生态特征和非生态特征, 这些特征反映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和生态意识。透过语言的表象看到语言的本质能否解决人类社会当下的生态危机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自然话语中的非生态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威胁了整个生态系统以及人类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非生态特征的研究将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自然话语,非生态
“生态学”一词的由来归根于德国生态学家Haeckel。该词是他在1866 年提出的, 其来源于希腊语Oikos (即房子) , 意思是整个地球就像个大房子一样, 人类在这所房子里跟其他生物是一样的地位, 物种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1]。20世纪70年代以来, 由于地球资源的大量开发, 人口的迅猛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需求, 人类的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由此, 人类开始关注语言与生态的关系, 希冀于语言学的研究能够对生态问题做出贡献。也就在这个年代, 生态语言学终于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 人们对生态语言学的兴趣与探究逐渐增加, 各种与生态语言学有关的活动不断涌现。丹麦学者德尔和班恩于1990年在丹麦奥登斯大学就创立了一个名为“生态、语言与意识形态”的专门研究小组 (ELI Research Group) 。另外, 第一届生态语言学分会也于1993 在阿姆斯特丹举行, 还有各种学术会议定期召开, 与生态语言学研究有关的网站也在日趋增加。生态语言学是一种借鉴生态学研究原理来研究语言的学科, 它是动态的语言研究。人类世界中的自然话语就是很好的互动交流模式。研究发现, 人类语言展现了很多生态的和非生态的特征。自然话语中包含了很多固定短语、习语以及惯用的说话模式, 语言学家对自然话语进行分析, 发现有很多非生态的现象, 本文就是针对这些非生态特征进行分析和阐释。
1 生态语言学简介
生态语言学 ( Eco-linguistics) 也被叫做语言生态学 ( Ecology of Language) , 最初生态语言学由挪威语言学家豪根 (Einar Haugen) 在1972 年给出一个定义:“它是一门研究给定语言和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学问”[2]。 这门把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新兴学科在《语言逻辑辞典》上被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3]。美国语言学家A. Fill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严谨的概念:“作为一门新的语言学分支, 语言生态学将语言现象置于生态文化背景中, 并把这一现象看成一个整体的开放型生态系统, 研究语言符号系统的生态性质与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 探讨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以及在生态和环境的发展和解决途径上语言所起的作用。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 涉及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进化、语言习得、语言批评、语言与生态危机、语言政策、语言人权等方面”[4]。九十年代, 生态语言学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 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韩礼德第九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 (the Nin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上的讲话, 该会议是于1990 年在希腊古城塞萨罗尼基举行的。在AILA的文化背景下, 生态语言学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1) 研究语言是如何反应、折射和歪曲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4]
2) 一些著名的理论的应用。比如, 批评话语分析或者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分析语法和语篇如何反映生态危机方面的应用。[4,5]
3) 语言、语法和语篇方面的新的生态理论的发展。[6]
当今的生态语言学应用主流, 无论从心理学上 (微观生态学) 还是从社会学上 (宏观生态学) 来看, 都是在与多语现实相关的语言学领域内。传统的生态语言学根据豪根和韩礼德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分为两大分支:“隐喻的生态学”和“批评的生态学”, 关于两个分支的区别和联系方面, 赵奎英指出:“两个分支虽在研究内容上有所偏重, 但两者研究领域紧密相关、互为补充。前者侧重的是环境对于语言的影响, 以期促进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环境的生态化。后者则是侧重语言对于环境的影响, 目的是为了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与生物的多样性。”[7]
2 自然话语非生态特征
2.1 语言多样性说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覆盖广泛, 除了从物理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来研究语言和环境的关系, 还注重从精神层面或者说从人类的生态意识层面去研究两者的关系。生态语言批评学家就指出了语言具有许多的非生态特征;而且, 语言多样性同时也影响着生物多样性。例如, Mühlhäusler就对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地区的语言生态系统进行过调查, 他发现, 曾经有许多袋目小动物生活在这片大陆上, 可是后来这些袋目小动物却被当作老鼠一样的东西遭到了来自人类的伤害和杀戮, 原因是他们的名字。这些小动物被叫做“灌鼠”或“本地鼠”, 人们以为它们跟老鼠是一类的有害动物, 将其杀害, 导致其数量日益减少。Mühlhäusler认为可以通过“重新取名”或重新起用古老的土名字来挽救这些有袋小动物[8]。 从这些小动物的数量减少可以看出命名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因此而在人类现有的词典上增加新词去挽救生物的多样性, 似乎是不够的也是不太科学的。首先, 这些有袋小动物们为什么会被猎杀?真的只是仅仅因为它们的名字, 没有其它原因么?就像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这句话都流行了多少代人了, 那么老鼠在中国是不是数量急剧减少呢?其次, 如果老鼠的数量真的在急剧减少, 语言学家给它换个名字, 人类就真的不再捕杀老鼠了么?最后, 如果老鼠真的快灭绝了, 有没有人会站出来为老鼠抱不平, 为什么有袋小动物就值得提出来?同样是地球上的生物, 老鼠难道没有生存权?我们给一些动物极高的地位, 给另一些动物极低的地位, 这难道不是在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所以, 命名是解决不了本质问题的, 应该进行细致的调查, 分析真正的原因, 找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2.2 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说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覆盖广泛, 除了从物理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来研究语言和环境的关系, 还注重从精神层面或者说从人类的生态意识层面去研究两者的关系。生态语言批评学家就指出了语言的许多非生态特征。陈立中在《生态学的几个重要议题》中有这样的观点:事物的名称可以反映出人类中心主义。人们给事物命名时多是以此事物是否对人类有利为出发点, 如natural resources等。人类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人们对一些事物名称的解释之中。如《现代汉语字典》中对“狗”的解释中指出它“是一种家畜, 有的可以训练成警犬, 有的用来帮助打猎、牧羊等”, 这便是就人类利益而言的[9]。人类中心主义这个说法本身确实是一种违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念, 但是人类所有的行为都与人类自身的利益相关, 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现代汉语词典对狗的解释, 固然是围绕着狗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 但是这也体现了人性的特点。设想为了知晓狗是什么样的动物, 读者查阅词典时一定很想知道狗与人类有什么关系, 所以词典就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相反, 如果词典只是描述狗的外形, 狗的种类, 只字不提狗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我相信很少有人会觉得这个词典很实用, 而真正想要了解狗这种生物的人可以去查看百科全书, 那里会有很多关于狗的条目。所以, 不能因为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就说明人类缺乏生态意识,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么百科辞典所列的所有关于狗这种生物的解释, 是不是又可以证明人类非常具有生态意识, 非常尊重各种生命的存在呢?人类中心主义的现象固然存在, 但是不能简单地从一个方面去考虑人类的行为, 毕竟迄今为止, 人类是地球上最有智慧的生物, 人类的行为都是存在于人类整个的群体中,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 不可避免地利用其他低级智慧的生物, 这也是达尔文“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理论的体现, 我们不能因为人类的本性而去一味地责怪他们, 如果人们不去考虑和利用其他生物给自己带来的利益, 那么这个社会也不会发展到今天, 人类自己都不爱自己了, 又怎么会去在乎其他生物的存在与否?
再例如英语中用来指代人和事物的代词有I, he, she, it等, 但是其中只有一个it是单独用来指代事物的词, 这说明人类在宇宙中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 第一人称单数的大写形式本身更说明了英语文化中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从这些例子的说明来看, 人类中心主义是错误的思想, 是不利于生态发展的, 必须得到改变甚至摒弃, 才能与自然生态达到和谐共处。由此, 怎么改变人类在语言上的非生态特征呢?在语言上, 给所有的生物都制造出一对加以区分雌雄的代词?人类对这个世界上的生物种类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认识。根据动物学家的估计, 目前地球上已知的动物大约有150万种, 由此, 人类的辞典上需要增加大约300万的新词汇, 这样的语言解决方法可行么?另外, 把英语中指代我的“I”变成小写?那么, 小写的“i”从物理意义的长度上来看是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中最短的, 这样是不是说明人类很谦虚, 非常尊重其他生物?这样改变之后是不是就能体现人类生态意识的公正性, 其他生物会不会抱怨这样对人类很不公平呢?
2.3 增长主义说
关于语言的非生态特征, 增长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 陈立中给出了这样的定义, “增长主义是指在人类历史上, 增长一直是被认可和提倡的, 增长越多越好。”同时, 他对增长主义的现实表现给出了这样的阐释:人们通常会说小车有多快而不说有多慢, 楼有多高而不说有多低, 收入有多高而不说有多低等等。语言上的这种表达习惯促使人类产生错误的意识: 多、快、高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反过来, 慢和低就是不被认可的, 人类应该竭尽所能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不断地促进经济发展。由此, 各种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层出不穷, 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9]。关于这种阐释同样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小车有多快实际上是小车的速度是多少的简便实用表达, 楼有多高是对楼的高度是多少的简便表达, 就像在询问年龄时会说, 某某多大了, 实际是在问某某多少岁了。这些说法是符合人类认知的, 车子的发明好处之一就是速度的提升, 代替了古代的步行或骑马。如果人类想到车子时出现的是“慢”这个字眼, 那么车子估计早就从人类世界消失了。楼的高度通常都是让人仰视的, 如果用“低”来形容, 感觉就像楼塌方了, 会给人带来压抑和不安全的感觉。, 而收入有多高是对收入水平高低的简说, 前两个例子中的“快”和“高”都是实实在在的物理意义, 第三个例子中的高既有物理意义, 也有抽象意义, 可以是具体的收入数字, 也可以是抽象的水平高低。人类发明语言就是为了人类之间能更好地沟通, 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提倡积极意义的理念, 这是符合人类心理, 也是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发展的。如果每个人都想着车子有多慢, 收入有多低, 会让人产生沮丧的心理, 这种消极的心理会使人体抵抗力下降, 容易患病, 这才是不利于社会发展, 也会不利于人类进步的。这样的语言习惯符合人性的需求, 符合人这种生物的生态特征。人类也是地球生态的一份子, 难道要剥夺人类的生态特征去满足其他生物的生态和谐, 这样对人类就公平了么?
3 结束语
首先, 从语言的横观层面看, 语言学本身是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密切相关的, 它不能独立于其他领域之外去解决现实问题。同样的, 生态语言学也不能单从语言现象本身的生态特征去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语言上对于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态特征值得大力提倡, 可是那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非生态特征也不是生态语言学家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得依赖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集体协作。就像语言逻辑词典给出的定义所指出的一样, 它涉及人种学, 人类学, 社会学等很多相关的领域。所以, 需要社会上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专家学者们共同努力, 才能在解决语言的非生态特征上有所进展;至于单纯地给生物换个名字或者改变人类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这些行动都不是一劳永逸, 可取可行的方法。
其次, 从语言的纵观层面看, 90年代的生态危机向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挑战, 那么, 语言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能否有所贡献是语言学家值得深思的问题。以豪根为代表的生态隐喻成为生态语言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它使得生态语言学理论框架得到进一步发展。“生态的语言”就是能够表现和促进人类与自然健康、和谐、协同进化的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8]。研究语言形式和表象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改变人类的语言习惯是否能起到改变人类的生态意识的作用?比如, “你多大了?”换成“ 你多小了?”、“你少大了?”、“你少小了?”从现存人类的语言习惯方面改变人类的生态意识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希望本文能在生态语言理论研究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Haeckel G.Genera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M].Berlin:Verlag von Gerog Reimer, 1866.
[2]Haugen E.The ecology of language[C]//Fill A, MühlhäuslerP.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 2001:57-66.
[3]张惠民.语言逻辑辞典[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5.
[4]Fill A, Mühlhäusler P.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M].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 2001.
[5]Mühlhäusler P, HarréR, Brockmeier J.Greenspeak:A study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M].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9.
[6]Bang J Chr, Døør J.Language, ecology and society—A dialec-tical approach[M].Edited by Sune Vork Steffensen and JoshuaNash.London:Continuum, 2007.
[7]赵奎英.生态语言学及其对生态诗学、美学研究的意义[C]//中国美学年鉴 (2006-2007)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7.
[8]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3) :110-115.
[9]陈立中, 肖绍喜.生态语言学的几个重要议题[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10, 4 (1) :1-5.
非原生态论文 篇2
环境-生态意识进步与价值-道德观念更新--兼谈解决非人类中心论与人类中心主义论争的新思路
生态系统无中心要素的原理, 决定了全球人化自然系统生态平衡的实现, 须以整体无中心为前提. 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 既要依靠自我中心的人类实践活动, 又须在“广义道德关怀”指导下, 以人的实践消除“人类中心”的.痕迹. 于是, 广义道德关怀成了问题解决之关键,而将价值主体和道德客体扩展到非人类生物,则是建立广义道德关怀的根据.
作 者:杨耀坤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62刊 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UOYA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00423(6)分类号:N031关键词:环境-生态意识 价值-道德观念 非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主义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非生态因素探究 篇3
【关键词】 中学 语文 教学 非生态因素 探究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4)03-054-01
所谓生态语文,就课堂学习而言,是指课堂中的语文生长状态。生态语文认为课堂是一个“生态系统”,是由教师、学生、课堂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语文学习的文本环境)等要素组成的动态平衡、开放有序的微观生态系统。系统中的各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关联而呈现出变动不居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语文之于师生主体,并因为师生主体的积极参与而呈现出来的具有独特性、多样性和生长性的状态。生态语文所关注的语文生长状态是在教学活动中师生的语文活动状态,而“珍惜独特性、尊重多样性、强调关系性、追求和谐性”,是将生态语文与其它语文教学区别开来的本质所在,是生态语文的基本价值取向。
一、割裂:教学内容的无根化
生态语文强调语文学习的整体性,就教学内容与师生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它一方面要保持语文自身的整体性(语文与文化的相关性、与生活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更要实现语文知识与师生主体的有机融合,实现语文在师生主体上的个性表达。
而语文课堂教学中,把语文与人、文化和生活割裂开来的非生态现象依然比较普遍:
1. 割裂了与人的联系。把语文学习当做知识的积累,把文本肢解成语言学习的材料,把文章当做提升应试能力的训练素材,课堂上只关注机械地记忆、背诵、训练,忽视了学生整体语文能力的形成,忽视了丰富的语文课程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学生内心的交流沟通。
2. 割裂了与文化、生活的联系。目前教学中有窄化语文学习内涵的倾向,语文学习大多被局限于书本上的基础文化知识,甚至只是应试的知识。忽视知识的其它层面,忽视书本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就会让学生走上读死书、死读书的危险道路。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除了考试的评价使语文教学日趋简单化、功利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语文教学受到客观主义知识的影响,把语文知识看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外来事物,可以被强加到自己身上,不再被看做是需要主观接受、提出异议、进行分析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语文知识与学生主体情感和思想,与语文背后的文化渊源和生活,成为分离的两条线,缺少沟通,难以融合。
二、证实:教学逻辑的无机化
传统的语文教学以教授确定性知识为目标,教学中往往暗含着这样的假设:教师的教是通过预设好的程序和方式传授已经确定的知识内容;学生的学是通过记忆、模仿或者训练等方式,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教师、教材中讲过的,大纲中规定的必需知识。所以,传统的语文教学的基本逻辑过程就是证实,即以正确、有效的方式传递,来证明语文知识的真实性。这种确定性的证实过程,一方面给整个教育和社会带来可靠性、系统性和文化传承的秩序性;另一方面,也使学习被窄化为掌握最终结论,可能导致师生丧失探求知识的动机,使课堂教学失去生机。
生态语文走出了传统语文教学的证实的模式,在关注确定性语文知识学习的同时,更加强调对不确定性知识的探究,使课堂呈现知识的生成性和学习的多样性状态。在教学内容设置上,把知识形成的条件、背景和这一问题的相关争鸣,以及进一步探讨的可能空间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
三、失位:教学状态的沙化
生态语文把课堂教学视为“场域”(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提出了“场域”的概念,即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场域之内,教师、学生及包括文本在内的教学环境等因子都有自己的位置,称之为“生态位”。在适宜的生态位上,各生态因子实现较好的发展;同时,生态因子之间以关系的形式存在。由于生态因子的个性的差异而生成的关系存在着距离、鸿沟和不对称性,便形成冲突。冲突是生态语文因子之间关系的常态,在冲突中既竞争又合作,实现生态因子的和谐共生。
现实的语文教学中,却常常出现生态因子“失位”的现象,导致课堂教学生态因子失去生机,关系断裂,课堂状态出现“沙化”。
语文失位。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听说读写活动和文学活动,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定位。而在现实语文教学中,语文常常处于“失位”状态:
1. 文本研读被淡化。一方面,教师的分析容易脱离文本,课堂的问题虽然来自文本,但对问题的讨论、师生之间的对话往往独立于文本,形成新的话语环境;另一方面,大量无效信息的介入,挤压了文本阅读的空间,尤其是多媒体的介入,在拓展了语文教学的空间的同时,也妨碍了文本阅读。
2. 语言品味被淡化。语言是语文学习必需的底线,是语文学科最鲜明的特征。品味语言,从语言中寻找文本背后的情感和文化心理,或者整体把握文本,在文本中寻找语言的印证,这是语文学习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
主体失位。教师和学生是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二者生态位的错失,将导致课堂品质的降低。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主体,但是在其所建构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中,主宰与控制依然占主导地位,平等互助难以实现;课堂的组织逻辑依然以预设为主,很少生成;课堂的推进策略还是教师推动,难以实现学生推动,等等。
生态语文着力解决师生的“复位”问题,其中的关键是“尊重”,尊重生命的独特性,尊重生态的多样性,而起点是尊重学生的视角。
品德与社会课堂非生态现象探析 篇4
品德与社会课程开设只有几年时间,课程理论研究正面临极大的挑战,给教师们带来很多观念上的冲击,也确实使实践产生了种种改变,但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从生态学角度审视当今品德与社会课堂,有助于开辟品德与社会课程研究的思维方式,丰富品德与社会的教学理论,也有助于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质效的提高和改善。品德与社会课堂生态是以品德与社会课堂为载体,在课堂生态系统内各因子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趋于平衡、稳定,使学生处于最佳的“生态位”,使“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在动态、和谐中促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品德与社会课堂是一个微观的学校教育生态系统,是由教师、学生、教学事件和教学环境等因素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但是在现实的品德与社会课堂生态系统中,各因素间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一、品德与社会课堂主体控制与受控倾向
在某一资源纬度上,一个个体能够占有一定的生态链位置,称为这个个体在这资源纬度上的生态位。[2]生态位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没有两个个体可以稳定地占据同一生态位。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品德与社会”课堂,每个教师和学生个体在班级这个生态环境中都处于相应的时间、空间位置,都有自己的生态位。
在课堂中教师有多元生态位,包括课堂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支持者、引导者和合作者,等等。但在现实的品德与社会中,教师的主要生态位是知识的传授者、课堂的控制者,通过提出明确的、硬性的要求和做出评价,把观点强加于学生,达到控制课堂的目的。教师在品德与社会课堂上经常会告诫学生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这样不好,那样不对,采用“告知”的方式传承知识,忽略了学生的参与。很多活动由于动静大、操控学生不方便而被省略了。活动是品德与社会课的主要载体和途径,缺乏了体验活动、探究活动、表达活动的品德与社会课,就会忽视学生自己的认识、体验和感悟。这种情况下学生缺乏自我选择的权力,被动、统一地接受教师的标准化改造,造成学生批判性差,喜欢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盲目附和。在这种未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对学生缺少研究并充满霸权与控制的品德与社会课堂,学生往往懒于独立思考、一呼百应,表现出较强的从众倾向。
二、品德与社会课堂环境封闭倾向
在生态学中“花盆效应”又称局部生境效应。花盆是一个半人工半自然的小生境,在空间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其环境条件是人为创造出的,非常适合生物生长,但生态因子的适应阈值在下降,一旦离开这种优越的环境,生物将无法生存。“花盆效应”削弱了课堂生态个体、群体的创造性、求异思维、生存能力,泯灭了实践精神,导致他们的肤浅、僵化与封闭。
当前的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就处于花盆式环境中,教师高度依赖课堂,较少设计的课外活动。教师们多注重在教材范围内的备课、上课,很少考虑拓展和整合教材内容,多数教师将品德与社会当作非主要学科进行教学,认为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课外实践活动。尽管许多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能够较好地领会教材中的内容和教师的讲解,但这并没有内化成行为,从而导致学生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相脱节。品德培养是一个知、情、意、行的过程,并且一直强调知行统一,若长期将学生置于一个理性的、封闭的知识空间,进行着封锁式的小循环,学生的习惯难养成,个性难发展。
所以品德与社会课程要从班级“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将品德与社会课程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态系中,面向社会全方位拓展,以社区为依托,加强班级、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力量的组织和配合,实现小生境与大生境的全方位动态开放。
三、品德与社会课堂群体生态失衡倾向
在生态群体中,由于群体动力的作用,各成员无论相识与否都会相互作用和影响。众人共同学习,若彼此能够良好的沟通,形成良好的、富有生气的环境,就能使学习者发挥更多自身潜能。品德与社会课堂是一个微观生态系统,在这个群体中,处于同一生态位的生命个体之间,由于所处层次相同、面临的任务相同,更容易产生群体动力。一般应表现为:学生在学习上你追我赶,争取超过别人,超越自我。但现实的品德与社会课堂很难寻找到学生的激烈竞争迹象,他们低落倦怠的情绪在课堂中蔓延,课堂失范行为明显增多,教学效果令人堪忧。由于大部份品德与社会教师不是专职教师,主观上并不愿意上品德与社会课,但是学校安排了,没办法一定要上。学生们也觉得这是一门副科,没有作业,不用考试。师生缺乏对品德与社会课程的重视,缺少师生共同学习的群体动力。就如生态学中的“共生效应”,即生物单独生长时可能会死亡,但与其它生物共同生长,则二者都生机勃勃,长势旺盛。所以教师有义务设计富有挑战意义学习内容,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欲望,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让学生投入更多的学习热情,构建平衡的品德与社会群体生态和积极的参与心态。
综上所述,品德与社会课堂期望摒弃控制、封闭、失衡的倾向,代之以富有生态性、开放性、平衡性的互动网络式教学。我们应让品德与社会课堂充满张力,最大限度地解放课堂,张扬个性,生成和谐共生的课堂文化。这不仅仅是现代教育潮流的要求,也是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特殊性的要求。
摘要:在课堂生态化理念的呼唤下,品德与社会课堂更需要理念的更新。本文通过反思现实品德与社会课堂的诸多非生态化现象,包括品德与社会课堂主体控制与受控倾向、课堂环境封闭倾向、课堂群体生态失衡倾向,分析其对学生品德培养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品德与社会课堂,非生态现象,倾向
参考文献
[1]李帮琼,冯维.课堂生态观的研究进展[J].新课程论坛,2007,(3):3-5.
非原生态论文 篇5
关键词:生态旅游景区,非生态行为,因素分析,频数
中国旅游业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 游客在生态旅游景区产生的非生态行为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央文明办由此启动了“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研究者纷纷从文化传统、行为习惯、社会影响等方面探讨游客非生态行为背后的原因。综观目前关于游客非生态行为的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国内研究存在着概念模糊、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实证分析等不足之处。从心理学角度对生态旅游景区游客非生态行为的心理动因进行深层次分析, 可以提高游客自觉性, 减少非生态行为的发生, 维持生态景区良好的自然环境, 为生态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概况
张家界拥有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首批世界地质公园、首批国家5A级景区等顶尖级旅游品牌。自20世纪80年代旅游开发以来, 除了1998年的水灾、2003年的非典导致出现旅游接待人次下降以外, 张家界的旅游接待人次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旅游旺季游客云集, 而景区范围有限, 限制了游客的活动空间, 增加了游客的心理压力, 极易引发游客丢弃垃圾、践踏草地、制造噪音等破坏环境的行为。为了避免因游客导致景区环境遭到破坏, 必须研究游客非生态行为的心理动因, 确定一个合理的对策。
2.问卷设计及研究方法
笔者编制了调查问卷, 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职业、旅游形式;第二部分参考国内外关于“不文明行为”、“不雅举止”、“自主性非生态行为”等文献资料, 设计了19个问项。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制, 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研究小组从2009年7月12日至7月18日先后调查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黄龙洞景区的游客, 共发放150份调查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136份, 有效率达91%。运用SPSS15.0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统计, 并进行因素分析、频数分析。
二、数据分析
1.样本人口社会学特征分析
在本次问卷调查总样本中, 男性有73人, 女性有63人, 在样本总量中分别占了53.7%和46.3%;在年龄构成上, 以20岁及以下、21~30岁、31~40岁、41~50岁四个年龄段为主, 所占比例分别为13.2%、25.7%、21.3%、22.8%;从职业结构上看, 企事业员工、政府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学生群体总共占了样本总体的63.8%, 这类群体最主要的旅游特点是季节性较强, 一般选择在节假日出游;从学历构成上看, 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所占比例高达70.6%, 可见参与生态旅游的游客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 文化素质较高;在月收入状况上, 1000~2000、2001~3000元的比例分别占19.1%、33.8%, 3001~4000元的百分比为19.9%, 从月收入水平可以看出游客大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 消费水平较低;从旅游形式上看, 团队旅游在总体样本中的比例达到48.5%, 接近50%, 家庭旅游、结伴旅游所占比例分别为25.7%、19.9%, 而单独旅游仅占样本总量的5.9%, 说明张家界的游客以团体旅游形式为主。
2.因素分析
首先对量表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勒球形检验, KMO值为0.780, Sig值为0.000, 同时量表总体信度为0.826, 大于0.8, 属于抽样适当, 适合进行因素分析。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来抽取因素, 利用最大变异法进行因素旋转, 最终提取5个公因素, 其累积解释变异量为58.607%, 因素1包含了6个非生态行为心理的动机项, 贡献率较大的项目是“反正别人不认识我”、“我这样做也没关系”等, 可命名为“缺乏自律”;因素2显示的是外在环境的诱因, 如导游组织不善、没有相关的禁止说明等原因造成游客的环境行为质量下降, 因此命名为“补偿心理”;因素3所包含的3个问项均是关于游客想要体验感知未知的事物, 因此可以命名为“体验心理”;因素4所涵盖的问项主要描述了游客出于心情激动及失去自控而造成了非生态行为, 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冲动心理”;因素5只包含了一个动机项比较容易概括, 可以描述为“逆反心理”。
三、各因素频数分析
1.缺乏自律频数分析
缺乏自律因素涵盖了6个问项。分析结果显示, 有6.6%和14.7%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反正别人不认识我, 我这样做也没关系, 5.1%和22.8%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仿效他人, 3.7%和16.2%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发泄心中的不满, 3.7%和16.9%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受占为己有的心理驱使, 16.2%和25.7%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习惯性行为。各问项的均值分别为2.45、2.68、2.44、2.58、3.01、3.09。可见其因素均值并不高, 缺乏自律对于游客非生态行为的产生影响不是很大。
2.补偿心理频数分析
补偿心理因素涵盖了6个问项。数据分析表明, 有19.9%的游客认为导游组织不善, 25%的游客认为产生非生态行为是由于没有相关的禁止说明, 有22.1%的游客认为是由于管理人员不加制止, 24.2%的游客认为是由于景区卫生状况不好导致破坏行为。2.2%和19.1%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设施不方便使用。2.2%和14%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同游伙伴的怂恿。各项均值分别为2.68、2.73、2.7、2.69、2.72、2.54, 均值相对较高。表明补偿心理对于游客的非生态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3.体验心理频数分析
关于体验的问项有“为了亲近大自然、想要亲身体验、想要留作纪念”。调查发现14%和33.8%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为了亲近大自然, 7.4%和26.5%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想要亲身体验, 11.8%和33.8%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想要留作纪念。且这三项的均值分别为3.24、2.84、3.21.可见因素值是最高的。说明体验动机对于游客非生态行为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
4.冲动心理频数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分别有6.6%和25.7%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由于不小心产生非生态行为, 6.6%和25.7%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不知行为是否破坏环境, 6.6%和22.1%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心情激动, 疏于自控。均值分别为2.91、2.84、2.76, 冲动心理与游客的非生态行为有一定的联系。
5.逆反心理频数分析
关于逆反心理的动机问项有“出于逆反心理”。调查发现2.2%和11.8%的游客非常同意或同意出于逆反心理。因素均值为2.37, 可见逆反动机对于游客的非生态行为影响不是很大。
四、结论与建议
以张家界生态旅游景区为例的调查问卷显示, 游客产生非生态行为心理结构可以归纳为五大因素, 分别是缺乏自律、补偿心理、体验心理、冲动心理以及逆反心理。认识这些原因后, 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提高游客自身修养, 加强公共意识;另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的硬件设施, 从多角度、多方面出发以减少游客非生态行为的产生。
抓宣传教育。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宣传教育的方式要灵活、生动、具有时代性, 这样有助于各个不同层次的游客接受。如可以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影响力, 名人树立的模范效应, 还可以播放引起游客情感共鸣的记录片和公益广告, 网络也是一种非常好宣传教育手段, 积极引导游客自发减少非生态行为, 并进一步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活动中。
重管理工作。旅游质量与旅游活动的食、住、行、游、购、娱、导七大要素密切相关。各活动的管理人员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做好各自的工作。政府可以制定出生态行为守则, 让旅游活动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可以遵循。景区管理应实施人性化的管理, 多从游客的立场出发, 所以尽量避免硬性规定, 使游客产生逆反心理。导游人员一定要考核合格后, 持证上岗, 发挥其调解矛盾, 传播美的作用, 以减少游客非生态行为的外在诱因。
强基础建设。景区内公共设施要布局合理, 供给充足, 并且强化对其的监管和维修, 及时处理破损设施设备, 给游客营造一个非常卫生、舒适、安全的环境。倘若游客的旅游需求得到满足, 他们就不会通过产生非生态行为来获得心理补偿。
面对游客需求的多样化, 景区的应对措施应具有创新性, 来满足游客特殊的嗜好。如对待体验性游客, 景区可以设计许多特殊, 定量的纪念产品出售给游客或是建立一个专门的区域供他们亲身体验, 将破坏行为的影响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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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生态论文 篇6
生态补偿机制是根据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 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 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 是一项具有经济激励作用的环境经济政策。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都明确提出, 实行生态补偿制度是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工作, 实现从以行政手段为主, 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的转变, 将成为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中, 继“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等八项环境基本制度外的又一项基本管理制度。
2007年, 国家批准山西省成为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省份, 为确保煤炭开采降低对生态环境影响, 推出了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任务, 开展了煤炭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 实施以来, 已批准实施了近300个煤炭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这对于山西省煤炭资源城市转型有重要意义[1,2,3]。同时, 山西不仅仅是煤炭资源大省, 非煤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 多种非煤矿产资源的储量及开采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然而, 山西作为非煤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 在非煤矿产资源大量开发的同时, 没有形成非煤矿山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 非煤矿山开采的生态环保欠账日益累积, 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 健全和完善非煤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对保障山西省区域生态系统功能恢复有重要意义。
1 矿山生态补偿机制
1.1 非煤矿产资源现状
山西是中国的重要能源基地, 矿产资源丰富, 种类繁多且分布范围广, 从品种到储量在全国都占重要地位。目前已发现矿产105种, 已利用的矿产67种, 矿点及矿化点达3 000余处[4]。其中, 铝、耐火粘土、铁矾土、沸石及建筑石料用灰岩的储量居全国之首, 镁盐、芒硝、金红石、钾长石等储量位列全国前列, 铁矿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61%, 位居第四。
山西省矿产资源储量丰富, 还体现出在全省分布相对集中的特点, 其中, 占全省90%以上的铁矿资源储量分布在五台山和吕梁山区, 石膏均分布在北纬38°以南的太原—襄汾和潞城一带, 占全省95%以上的铜矿储量集中分布在中条山区, 芒硝、镁盐和盐矿全部分布在运城盐湖, 锰、石墨、银、沸石等矿产分布在晋北阳高、灵丘、大同、浑源一带。
1.2 非煤矿山生态补偿设计体系
为健全和完善山西省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设, 加快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工作, 保障山西省区域生态系统功能恢复, 研究提出了非煤矿山生态补偿从规划编制———方案确定———行政审批———工程设计———验收管理等一整套制度体系。规划编制要求市县两级政府主导开展全行政范围内非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 同时, 各矿山企业应制定本企业矿山治理恢复方案, 在方案中应明确治理工程、资金渠道等任务, 在此基础上, 环保、财政、国土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开展积极有效的监督管理, 确保工程建设成效和治理效益。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应严格落实项目法人制、工程招投标制、竣工验收制和财务结算制, 并以此为依据作为管理部门工程验收的重要凭证和依据。同时, 借鉴山西省煤炭矿山恢复治理保证金的形式, 非煤矿山生态补偿采用征缴保证金的形式, 以矿产种类及开采规模、矿山生态环境背景、开采形式等确定保证金征缴额度, 并加强保证金使用与评估管理。非煤矿山生态补偿机制一整套设计体系见图1。
1.3 非煤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1.3.1 保证金征收
非煤矿山生态补偿体现可借鉴煤炭矿山环境恢复与治理工作, 采用征缴非煤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形式, 然而, 与煤炭矿山不同的是, 非煤矿山保证金征缴的确定应综合考虑矿产种类、矿山面积、单位面积保证金缴存量、开采方式、自然生态环境背景、采矿权时限等因素。
保证金提取金额按照下面公式计算:
年保证金提取金额=矿区面积×单位矿区面积保证金缴存标准×面积系数×矿山开采方式影响系数×矿山生态环境综合系数×调整系数;
总保证金提取金额=年保证金提取金额×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调整系数是指矿区开采范围处于环境敏感区地带, 如水源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等保护范围内。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依据矿山生态环境背景现状确定, 由环境质量指标、生态功能指标和地质环境指标3个指标加权计算得出。
1.3.2 保证金监管
非煤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是遏制非煤矿山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制度保障, 它不仅可以为山西省非煤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和有利的政策支持, 对非煤矿区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工作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保证金的监管为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具体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
a) 强化保证金计提监管。将采矿权、排污权管理与保证金提取工作相结合, 可促使非煤矿山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义务。同时各级环保、国土、工商、税务及银行等管理部门应该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于未按时足额提取保证金、不履行企业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责任的非煤矿山企业给予通报或其它相应的制裁, 从而加大监管和惩罚力度, 为保证金的提取提供一定的保障作用;
b) 强化保证金账户监管。将保证金列为用于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专项资金, 实行专款专用, 可促使企业任何部门及个人都自觉维护保证金的使用权。同时各级财政、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建立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工作,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督促企业按规定提取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确保资金专项用于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 加强对非煤矿山企业的指导和检查。
1.4 非煤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实施及管理
1.4.1 工程建设与监管
矿山企业应当按照国家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和成效的要求, 编制非煤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 科学确定治理任务, 明确治理资金来源, 确定治理绩效。以方案为根本, 认真组织实施矿山生态恢复各项治理工程, 并落实项目法人制、工程招投标制、竣工验收制和财务结算制, 严格按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应由环保、国土和财政的管理部门组成监管队伍, 实行属地管理, 不定期对工程实施进展、实施质量和资金使用成效等进行监督, 对于实施不力的应要求定期整改, 抓紧落实。在工程建设任务完毕后, 还应组织相关技术专家对工程进行全面考核和验收, 提出验收意见, 并要求矿山企业建立长久稳定运行机制和资金保障, 确保工程效益长久发挥。
1.4.2 验收管理
验收的工程项目内容主要是企业已编制完成并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中的各项治理任务, 主要包括四方面的验收内容:
a) 生态恢复、污染防治所采取的治理工程;
b) 建成或配备的设备、装置的改造、更新、运行;
c) 环境监控系统的建设和运行;
d) 各项生态保护设施的建设。
针对非煤矿山生态环境综合管理政策 (法规、政策、机制) 与运行管理机制方面的需求, 通过立法保护、加强监管、支付督查等方法进一步对非煤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进行监督管理, 从而发挥、强化和补偿非煤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工程的总体性和协同性效益。具体表现为:a) 竣工验收合格的项目, 组织实施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下发验收合格通知书 (函) , 并加盖验收单位公章及附相关验收意见和会议纪要;b) 竣工验收不合格的,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通知矿山企业, 按专家验收意见继续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逾期不治理或治理后验收仍不合格的, 交由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实施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 治理费用从矿山企业存储的保证金中直接支出, 资金不足部分由矿山企业承担。
2 结语
山西省非煤矿产资源丰富, 优势矿种铝土矿、铁矿、铜矿等在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和外贸出口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山西省作为国家资源转型先行先试试点省份, 开展非煤矿产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设是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切实需要, 是促进山西省地方矿业的健康发展, 落实十八大和十八届三种全会中提出的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任务[5]。从非煤矿山生态补偿制度体系设计, 保证金的征缴, 以及治理任务的开展与监管等方面论述了非煤矿山生态补偿体现的内容, 期望为管理部门开展非煤矿山生态补偿制度体系建设提供技术依据及政策建议。
摘要:提出了山西省非煤矿山生态环境补偿一整套机制体制建设内容, 提出沿用保证金的形式开展生态补偿任务, 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措施和政策建议, 期望为管理部门尽快开展非煤矿山生态补偿提供依据。
关键词:山西省,非煤矿山,生态补偿,保证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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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生态论文 篇7
一、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 。当前普遍认为它有3个主要流派:以辛格、雷根为代表的动物解放与权利解放论;以施韦泽、泰勒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以利奥波德、纳斯、罗尔斯顿等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
(1) 动物权利/解放论
这种观点强调动物像人一样具有道德地位, 有资格获得人类的道德关怀。其现代代表人物是汤姆·雷根 (T.Regan) 和皮特·辛格 (P.Singer) 等人。
雷根认为, 动物像人一样具有天赋价值, 根据就在于动物和人一样, 是“生命的主体”, 有意识、期望、愿望、感觉…拥有一种独立于他者的功用的个体幸福状态。因而, 动物也拥有道德权利, 即不遭受不应遭受的痛苦的权利。
辛格认为, 感受苦乐的能力, 是一个存在物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本特征, 动物具有感受痛苦、愉快和幸福的能力, 因而, 我们应把适用于我们这个物种所有成员的平等原则扩展到动物身上去。
动物权利/解放论, 第一次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 扩展了伦理学的思维视野, 填平了横亘在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鸿沟。
生物中心论
该流派是一种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生命的伦理学说, 强调有机体个体的价值和权利, 认为生物个体的生存具有道德优先性, 这是其个体主义伦理学的表现。其中施韦兹“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和泰勒的“生命平等主义伦理学”在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中都做出突出贡献。施韦兹于1923年在其代表作《文明与伦理》一书中首先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生物中心论, 认为“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 促进生命, 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 损害生命, 阻碍生命的发展。”保罗·泰勒在其《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中构建包括生物中心论世界观、人类的道德态度和生物中心论环境伦理规范在内的完整的生物中心论伦理学体系。认为人和其他物种是自然界这个相互依赖的系统的有机构成要素, 每一物种都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应接受“物种平等”原理, 并在“生物中心论”的道德观点基础上, 提出把“尊重自然”当作一种终极道德态度, 其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通过一系列相应的道德原则规范表现出来。
(2) 生态中心论
这种观点从整体的角度出发, 把整个自然界纳入了道德关怀的视野。持这种思想的有大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与前两种流派相比, 生态中心论更注重整体性。美国的著名环保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是生态中心论的先驱和灵魂人物。他的<<沙乡年鉴>>被誉为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圣经>>。利奥波德不是向一般人一样从人的功利角度来看待这种关系, 而是把伦理引进了生态系统:“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 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 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倡导生态中心论的另一流派是“深层生态学”。这一概念最早为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年提出。在70年代面对日益危机的环境状况, 人们对危机根源进行了反思, 结果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环境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正表明人类发展并不充分, 只要逐步完善社会制度、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环境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技术上而在于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上是人类的文化危机。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改变现行社会机制, 更为关键的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出于传统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下的一切环境保护行为是可以进行经济还原的, 即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人身上, 都是为了人的短期和长期利益, 自然存在物仅仅具有工具价值。深层生态学认为上述观点是“浅层的”不能从本源上解决环境问题, 因为人不在自然之上, 也不在自然之外, 而在自然之中。各种物种在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中都起着其他物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世界上的每一种物种都有其固有的内在价值。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1、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非人类中心主义强调, 要彰显大自然的整体和谐性、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伙伴关系、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多样性。我们应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
虽然人同其他事物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但是人并非生活在自然之外, 更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 否则就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看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实际上是人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同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诚然,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 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改造和利用自然。但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一体性, 对自然的任何改造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自身, 所以绝不能把自然当作可以被随意改造的对象。自然的某些部分通过改造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所利用, 另一些部分则只有保持原貌, 避免被人类改造和破坏, 才能为人类所利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范围、方式和程度应当有一种自我约束。
2、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
传统人类中心论认为“自然不是主体, 因而自然没有内在价值, 只有对人而言的工具价值”, 这是机械自然观的哲学表达。非人类中心论认为“自然可以为主体, 因而自然具有内在价值”, 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念, 是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生态学、生物学、系统论乃至物理学的产物。现代科学则使我们对自然有更准确、完整和真实的了解:自然存在物也具有主动性, 有苦乐感受力, 以自身的保存和延续为目的, 有的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和智力, 所有这些新的具体性认知上升到哲学层面必然导致哲学观念的变革:否定传统的观点, 而认为“自然可以为主体, 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不但具有理论上成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而且在人们的实际观念意识中也正在逐渐取代那种认为自然只有工具价值的传统观念。
3、加强环境伦理道德建设, 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 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态价值观, 加强环境伦理道德建设, 建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要将传统伦理道德的视野扩展到自然界, 通过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补充和升华, 建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当前, 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培育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 我们在认同自然界自身存在其内在价值的同时, 必须承认代际价值的存在;增强公民的生态道德意识, 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使科学认识自然、友善对待自然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一种理念;更新公民的生态道德观念, 让每一个公民明白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和谐与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和境界, 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改善环境。只有这样, 才能消除人类凡生态行为的背后的深层次意识根源, 最终实现生态危机的标本兼治。
结语
非人类中心主义体现了人们对拯救生态危机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切关注与积极努力, 为拓展人类的伦理思维视野、推进伦理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人类面对生存危机自我反省、自我发现的结果, 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更清醒的认识和把握, 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 变革社会伦理, 使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协调一致, 才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并更好地发挥道德作为实践理性的功能。人类才能走出生存的困境, 才能与自然和谐发展。
摘要: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把道德关怀范围从人类道德规范扩展到生命和生物圈乃至整个自然界, 它以崭新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为拓展人类的伦理思维视野、推进伦理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生态文明的构建有着很好的启示和理论指导作用。
关键词:非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解放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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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雷毅.深层生态学论纲[A].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非原生态论文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1月-2014年5月收治的NAFLD患者100例。其中男61例, 女39例;年龄21~66 (43.5±6.4) 岁;病程0.5~15 (7.8±2.1) 年;轻度29例, 中度61例, 重度10例。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饮食、运动治疗。根据患者的肝功能及临床状况调节活动量及适当休息, 进食低碳化合物、低脂、高蛋白饮食及新鲜蔬菜、水果。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复方丹参注射液20ml加入5%葡萄糖注射液250ml中静脉滴注, 每天1次, 疗程为30d。另给予枯草杆菌肠球菌二联活菌胶囊500mg口服, 每天2次, 疗程为30d。
1.3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肝功能的变化情况, 如血清天门冬氨酸转氨酶 (AS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等;比较治疗前后血脂指标, 如血清总胆固醇 (T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和三酰甘油 (TG) 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s表示, 治疗前后比较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肝功能
治疗后100例患者的血清ALT、AST均低于治疗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血脂指标
治疗后100例患者的血清TC、LDL-C及TG水平均低于治疗前, HDL-C水平高于治疗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s, U/L)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
(±s, mmol/L)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
3 讨论
NAFLD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 原发性NAFLD与胰岛素抵抗和遗传因素有关, 继发性NAFLD由疾病所致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 如营养不良、药物、毒物、减肥手术、炎性疾病、艾滋病及恶性肿瘤等。脂肪肝发生肝纤维化后, 去除病因和控制原发病后仍可逆转。治疗中应合理应用饮食疗法、运动疗法、药物治疗, 防治脂肪肝兼顾基础疾病[2]。文献报道NAFLD与肠道菌群结构改变、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及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相关, 治疗中需恢复肠道微生态平衡。微生态制剂枯草杆菌肠球菌二联活菌胶囊可用于NAFLD的临床治疗, 可调整肠道微生态失调, 改善糖类与脂类物质的代谢异常[3]。本文采用微生态制剂辅治NAFLD, 结果显示治疗后110例患者的血清ALT、AST均低于治疗前, 血清TC、LDL-C及TG水平均低于治疗前, HDL-C水平高于治疗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明微生态制剂枯草杆菌肠球菌二联活菌胶囊辅治NAFLD可显著肝功能及血脂指标,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 微生态制剂辅治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 患者的临床效果, 为此类患者选取最佳治疗方法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医院2013年1月-2014年5月收治的NAFLD患者100例, 所有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复方丹参注射液治疗, 另给予微生态制剂, 即枯草杆菌肠球菌二联活菌胶囊治疗。观察治疗前后肝功能的变化情况, 如血清天门冬氨酸转氨酶 (AS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等;比较治疗前后血脂指标, 如血清总胆固醇 (T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和三酰甘油 (TG) 水平。结果 治疗后血清ALT、AST、TC、LDL-C及TG水平均低于治疗前, HDL-C水平高于治疗前,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微生态制剂枯草杆菌肠球菌二联活菌胶囊辅治NAFLD可显著肝功能及血脂指标,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非酒精性脂肪肝,微生态制剂,枯草杆菌肠球菌二联活菌胶囊,复方丹参注射液,肝功能,血脂
参考文献
[1] 赵红燕, 金慧琳, 杨效莹, 等.微生态制剂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应用[J].哈尔滨医药, 2013, 33 (3) :190-191.
[2] 郭丽丽, 刘近春.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复方丹参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疗效观察[J].长治医学院学报, 2009, 23 (2) :117-119.
非原生态论文 篇9
资料与方法
银川市月牙湖生态移民区4 所小学7~12 岁1 793 例在校学生, 男928 例, 女865 例, 共筛选符合ART治疗标准的150例儿童, 接受ART治疗197颗恒牙。
纳入及排除标准:①纳入标准:恒牙牙颌面或颊 (腭) 面存在1 个或多个龋洞, 龋洞直径<0.5 mm, 能让最小的剔挖器进入, 龋坏未影响牙髓, 无疼痛史。②排除标准:有牙痛史, 牙髓暴露、存在瘘管, 龋坏过深已累计牙髓或祛除龋坏组织可能深及牙髓者。
研究程序: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择ART充填牙, 操作过程严格按照ART手册规定的标准程序:包括备洞、调拌材料、充填及感染控制等。治疗器械包括:探针、镊子、口镜、剔挖器、棉卷。使用3M易混型玻璃离子充填材料。操作人员为银川市口腔医院预防保健科4名接受过口腔健康调查培训的口腔医师, 并通过标准一次性试验, Kappa值0.91。ART治疗3个月后复查, 复查评价由2组专科医生完成, 每组2人。
ART充填:由口腔医生对7~12 岁儿童进行口腔健康检查, 共筛选符合ART治疗标准的150 例儿童, 用剔挖器挖除软化的牙本质, 龋坏组织尽可能清除, 窝洞清洁干燥后, 将调拌好的3M易混型玻璃离子充填材料置于窝洞内, 嘱儿童2 h内勿用此牙咀嚼。
观察指标:包括4 所小学1 793 例学生恒牙龋病患病率、恒牙龋失补指数及ART充填体完好率。
ART充填复查的评价标准:充填后3个月根据ART手册的评价标准对ART充填体进行评估:0 分:充填物存在, 完好;1分:充填物存在, 边缘轻微缺损≤0.5 mm, 不需重补;2 分:充填物存在, 大面积磨耗, 最深处<0.5 mm, 不需重补;3分:充填物存在, 边缘较大缺损有1.0 mm或更深, 需重补;4 分:充填物存在, 磨耗在0.5~1.0 mm深, 需重补;5分:边缘缺损或磨耗, 大部分或全部脱落, 需重补;6分:充填物不存在, 或做了其他治疗;7 分:牙齿缺失 (任何原因引起) 。记分为0、1、2为成功;其余记为失败。检查者的标准一致性检验Kappa值:0.91, 检查者的评估标准基本达到一致。
统计学分析:数据资料应用SPSS17.0 软件包进行分析, 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1 793名接受口腔健康检查的学生 (平均年龄9.5 岁) 恒牙龋患状况, 男同学平均患龋率59.7%, 女同学平均患龋率70.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各年龄组龋病患病率频率分布:随着年龄增长, 恒牙患龋率逐渐升高, 见表2。
ART充填体的复查:在ART治疗后3个月对197颗ART充填体进行复查, 成功率与时间的关系呈负相关 (P<0.05) , 失败率与时间的关系呈正相关 (P<0.05) 。治疗后3 个月ART充填体成功率是94.92%, 见表3。
讨论
在银川市月牙湖生态移民区小学进行恒牙龋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发现, 该地区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带, 80%的儿童为留守儿童, 平均家庭年收入约3.6万元, 家长对孩子口腔保健意识较差, 儿童恒牙患龋率较高、充填率较低, 当地卫生院没有口腔医疗设备和口腔医师, “看牙难、看牙贵、看牙远”成为月牙湖生态移民区口腔突出问题, 儿童口腔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ART充填技术所需的器械和设备较少, 成本支出较低, 因此, 在不发达地区和农村推行运用ART技术治疗龋病在理论上是切实可行的。基于目前的状况, 在基层口腔医疗设备短缺、口腔医生缺乏的条件下, 可以通过培训学习和继续教育的方式向乡镇医生传授口腔适宜技术, 熟悉了解ART技术的相关知识, 他们可以使用ART技术治疗早期龋病并预防龋齿的发生。
摘要:目的:了解银川市月牙湖生态移民区儿童恒牙龋病患病情况及非创伤性充填技术 (ART) 治疗效果。方法:对712岁1 793例儿童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和口腔健康教育, 筛选符合ART治疗标准的150例儿童, 利用口腔便携式牙科治疗椅现场进行ART治疗, ART充填后3个月进行效果观察。结果:银川市月牙湖生态移民区儿童恒牙患龋率高于城市儿童 (第三次全国流调) (P<0.05) , 女生患龋率高于男生。经ART治疗后完好率94.92%。结论:生态移民区712岁儿童受交通和经济制约, 恒牙龋病治疗率较低。ART充填技术易于操作, 可应用于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儿童早期恒牙龋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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