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与启示

历史经验与启示（共12篇）

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1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克服“小农户难以对抗大市场”这一矛盾的一种重要创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金融围绕农业产业化各个环节的融资和服务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经验表明,做好农业产业化金融服务要树立“大金融”的顶层设计,建立一个运作有序、功能互补、竞争充分的金融体系,积极发挥产业链的整体效能,突出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拓展服务渠道,不断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信贷,直接融资,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农业产业化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是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大发展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改革,是实现全面小康水平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完成了从点块突破到整体推进的转变,农村金融围绕农业产业化各个环节的融资和服务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促进支柱产业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户的产业链形成,激活农村大市场,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金融成长“双赢”。

一、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施了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1,激发和释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随着农产品供应量的增加和购销体制、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小规模农户和大市场的有效对接问题显现出来,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始形成并快速发展起来,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从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来看,我国金融支持和服务农业产业化主要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自发探索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些工商企业学习国外农工商综合体的做法,开始向产前和产后领域延伸,探索农工商一体化的经济实体。到80年代中期,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出现了“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等新的经营方式,农业产业化雏形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金融需求与传统农业相似,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季节性特征慢慢减弱,对租金、建筑、物流等新型资金需求逐渐增加,流动资金需求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大。期间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的关键时期,基本形成了由农业银行统一管理、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制,农业保险业务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2,证券和期货市场开始建立,银证保合力支持农业产业化的格局开始搭建1。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主要体现在:

一是积极支持农业专业化生产。从1978年开始,为做好国营农业的贷款工作,农业银行开始全面清理国营农业企业流动资金,为统一管理流动资金奠定基础。1985年3月,农业银行制定了《国营农业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从贷款结算等方面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支持,向家庭农场提供尽可能多的金融服务。到1986年末,全国有80多万个家庭农场同农业银行建立了信贷关系,约占家庭农场总数的1/4,农业银行累计发放贷款4.2亿元。为促进粮食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农业银行以国家确定的50个农业生产基地试点县为基础进行信贷支持,贷款主要用于支持良种的繁殖和推广,支持科学施肥及其他新技术的应用,支持小型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建设,支持使用农业机械的推广,支持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多种经营。1983年,这50个县的粮食总产量超过2500万吨,比1982年增产15%以上,商品化率提高到40%以上。此后农业银行开始举办期限较长、利率较低的开发性贷款,主要用于农、林、牧、副、渔资源的开发和培养,主要贷给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专业队、专业组和专业户,对农、林、牧、副、渔加工的产前、产中、产后综合服务的经济联合组织和专业户也给予资金支持。到1992年,农业银行和信用社支持国营农业、集体农业和农户的贷款达1601.7亿元,是1979年的12.4倍,其中,贷给家庭户的占比由11.33%提高到55.29%,增加43.96个百分点。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村金融统计年鉴》(1991—1995)《1979—1989 中国农村金融统计》。

二是大力支持农村商品流通和市场繁荣。农业银行积极支持商品流通,扩大商品交换,由主要支持国营商业部门、供销合作社收购农副产品和供应工业品,扩大到支持国营、集体和个体商业以及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上,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突破贷款规定,对农村从事商业、贩运、加工、仓储、运输等技术服务专业户给予贷款支持,推动个体和集体商业更好的为生产服务。到1992年末,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对集体和个人商业贷款为3315.3亿元,是1979年的11.8倍,有效地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和个体商业的发展。但从商业贷款占农村流动资金贷款的比重来看,占比由1979年的86.1%下降到1992年的59.3%,下降26.8个百分点。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1979—1989 中国农村金融统计》《中国农村金融统计年鉴(1991—1995》。注:1990—1992 年乡镇企业贷款口径为乡镇企事业贷款。

三是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快速发展。1979年社队企业大发展后,农业银行重点支持公社、大队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为城市工业服务的两大行业,对于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多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合作企业和农民自办的家庭工厂也给予支持。1980年,根据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的方针,农业银行对社队企业贷款的发放,实行区别对待原则,重点支持农副产品加工,特别是食品工业、饲料工业、建材工业和建筑工业,使这些行业得到较快发展。经过调整,乡镇企业有了较快发展2,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农业银行每年投放2500亿~3200亿元用于支持供销社、农副产品收购和乡镇企业发展,约占当时每年信贷投放计划的60%,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就业,推进小城镇建设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79—1992年间,农业银行及信用社贷款从453.9亿元上升至7891.6亿元,增长16.4倍。其中,乡镇企业贷款占比从1979年的9.7%上升到23.8%,增长14.1个百分点,促进了乡镇企业的繁荣发展。

数据来源:《1979—1989 中国农村金融统计》、《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注:1990—1992 年乡镇企业贷款口径为乡镇企事业贷款。

(二)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稳步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步入以龙头企业带动型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阶段,农业产业化表现出由点到面、由沿海到内地以及由养殖业到种植业迅速推进的特点,农业产业化组织数量快速增加,产业化经营逐渐规范。农业产业化对金融需求呈现出多样性特征,龙头企业或产业化集团生产规模往往覆盖整个区域,贷款需求规模增大,资金结算需求增加,对金融服务的综合化需求越来越多,部分发展前景较好、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或公司,开始尝试到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发行企业债券,甚至谋求上市发展。这一时期,国有银行改革序幕刚刚拉开,金融机构改革以商业性方向为主导,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从银行得到贷款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农业保险处于徘徊发展阶段,直接融资渠道刚刚起步,龙头企业贷款利率提高,融资成本增长,导致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出现反复局面。

一是农业信贷深度稳步增加。农业贷款从1990年的1186.5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6884.6亿元,增长4.8倍,实现稳步增长。农业贷款深度从23.42%提高到41.63%,增长了18.21个百分点,表明信贷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农村信贷市场发展的程度不断加深。但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曾一度出现下降的态势,1996年后在波动中不断上升。农业贷款深度与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深度之比不断提高,从1990年的24.73%提高到2002年的38.16%,表明农业贷款深度的增长幅度高于全国金融机构贷款深度的增长幅度,但从相对比例来看,农业贷款的相对规模还偏低,金融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6 年农业贷款数据包含乡镇企业贷款。

二是农业保险积极探索支持农业产业化的领域和途径。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保险试验。从试办到1993年,农业保险实现由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对农业产业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的发展放缓,保费收入由1993年的6.5亿元下降到2000年的4.0亿元,农业保险深度由0.09%下降到0.03%,农业保险在农业产业化、经济发展中的补偿作用和稳定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农业保险业务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三是农业产业化直接融资规模逐渐扩大。1996年之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上市的数量开始增加,但农业类上市公司所募集资金的总量与农业整个行业所需要的资金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到2002年末,沪、深两市共有近60家农业类上市公司,其中有32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6%,这些公司盈利能力普遍低,净资产收益率往往达不到再融资的条件要求,上市后所募集的资金也多转入非农领域,以取得短期回报。

(三)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创新提升阶段

进入新世纪,我国“三农”发展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历史性新阶段。龙头企业带动型等各种类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蓬勃发展,各种产业化基地建设加快,民间中介组织进一步发展,逐步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由松散型利益联结向紧密型利益联结转变,由单个龙头企业带动向龙头企业集群带动转变。农业产业化对金融需求不再局限于贷款,综合化金融需求越来越迫切,对投资银行、理财、现金管理等新兴中间业务需求越来越多,龙头企业直接融资需求的内在发展动力越来越强。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日益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蓬勃发展起来,金融机构围绕“三农”新情况、新趋势,不断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在信贷支农的同时,不断加大直接融资支持力度,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服务水平得到较大提升,但农业产业化组织贷款难、金融服务种类单一等问题依然存在。

一是金融产品和渠道不断丰富。紧紧围绕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和管理创新的成果,打破广布物理网点的传统思维,加快创新新型金融服务渠道和方式,努力构建金融服务农业产业化多层次、广覆盖、多样化的立体式服务渠道网络体系。2004年9月,农业发展银行开始开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和加工企业贷款业务,2006年4月在规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使用流转收购贷款、加强贷后监管等方面进行相关规定,进一步将贷款业务对象范围扩大到农、林、副、渔业整个农业领域,贷款品种也由原来单纯的以收购贷款为主的准政策性贷款业务逐渐扩大到产业化龙头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产业化龙头企业项目贷款等商业贷款业务领域。农业银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探索,先后制定了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和做好农业产业化信贷工作等文件,明确了支持标准和相关配套政策,针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季节性收购资金短缺的突出问题,推出企业季节性收购贷款,帮助企业解决季节性收购资金难的问题,还为龙头企业提供现金管理平台、代发短期融资券、常年财务顾问等各种先进的综合理财服务。截至2012年末,农业银行国家级龙头企业客户服务覆盖率达到73%,省级龙头企业客户服务覆盖率达到52%,为超过8000家省级以下中小龙头企业提供支持。1

二是直接融资规模稳步增长。利用“农林牧渔业所属上市公司市值总额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反映农业直接融资深度,对农业产业化企业直接融资能力进行分析。农业板块上市公司市值总额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波动较大,由2002年的3.98%下降到2012年的3.81%,农业企业直接融资能力远远低于全国水平,难以实现信贷资金供需双方之间的对接。但是,近年来国家级龙头企业为国内上市公司或关联企业数量达到110多家,上市地点也由国内、香港、新加坡向美国、英国等其他上市地扩展,除传统的间接融资和直接IPO融资外,信托计划、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直接融资方式也进入农业产业化领域。到2012年,农业板块上市公司总市值2159亿元,农业板块上市公司总数为21家,占比仅为0.85%,近3年涉农上市公司总数为14家,占新上市公司总数的1.8%,资本市场中较为缺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力度仍待进一步增强。

三是农产品期货市场是探索服务农业产业化的新方式。1998年以来,我国对期货市场进行了清理整顿,保留了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三家期货交易所,保留期货品种12个,其中农产品期货品种9个。2004年以来,农产品期货品种得到进一步丰富,交易日益活跃,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农产品期货品种体系,有关部门开始探索农产品期货服务“三农”的运作模式,着重引导和鼓励广大农民及涉农企业利用期货市场,涌出了“延津模式”、“四平模式”和“银丰模式”等典型案例。期货市场服务农业产业化主要是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创新订单模式,推出了“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组织、期货+订单”、“农户+专业合作组织、期货+订单”以及“公司+农户、期货+订单”的粮食经营新模式,探索建立一种农民和企业双赢的市场机制,解决了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难题,使分散的农户间接利用期货市场保值,推动农民和企业之间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关系。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和 Wind 数据库。

四是农业保险支持农业产业化成效明显。2004年以来,农业保险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保险会在上海、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区市启动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持续加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的力度,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探索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同模式,制定政策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事业。目前,开办的涉及农业的险种已增加到14个,并覆盖了所有粮食主产区。为支持地方支柱农业和特色农业发展,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保险业开发出食用菌、水产养殖、林果、肉鹅、生姜等保险产品。在相关政策引导和鼓励下,保险机构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农业保险深度”反映了农村保险发展的程度,可以用来测度农业保险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地位。2000年以来,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在波动中增长,从0.4亿元升至2012年的240.6亿元。农业保险深度大部分年份稳定在0.02%~0.03%之间,从2007年开始迅速升至0.19%,到2012年升至0.46%。2007年以来,农村保险市场在政策扶持和鼓励下得到激活,发展潜力不断被释放,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不断加深。截至2012年末,农业保险保费收入240.6亿元,同比增长38.3%,为1.83亿户次提供了9006亿元风险保障,向2818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148.2亿元,保险业服务农业产业化及农村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二、主要启示

一是突出农业产业化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是金融支持的重要内容。从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上来看,金融机构按照一定的规则,通过某种金融工具为农业产业化企业提供各种资金支持,进而推动整个农业产业效益的提高、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在这个过程,金融要抓住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能发挥带动、辐射作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解决农业产业化主体融资的特殊性和制度安排这两个主要方面。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是起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和发挥桥梁作用的中介组织,针对这些组织的特点,优化资金配置结构与效率,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农业企业信用担保等制度,提高龙头企业等组织抵御风险与融资能力。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对农业产业链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金融服务,充分发挥这些主体的带动作用,才能真正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效率,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是建立一个运作有序的金融体系是提高资源配置的基本保障。随着农业产业链的不断延伸,链式金融发展具有需求多样化的特征,决定了在金融服务方面,只有形成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合力,才能真正解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户贷款难问题。经验表明,围绕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特征和趋势,除了银行信贷支持以外,还要利用好期货市场避险和价格发现的重要功能,发挥保险风险分担机制的作用,积极拓宽直接融资等融资方式,只有树立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的整体视野,建立健全一个运作有序、分工合理、运行高效的支持农业产业化金融体系,破解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瓶颈,才能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大繁荣和大发展。

三是充分发挥农业产业链的整体效能是金融支持的有效途径。贸工农一体化从发轫到成型,过渡到全国性的浪潮,到进入转型升级阶段,产业链发生位移成为产业结构演进的一种普遍现象,要求在产业链各个环节上金融资源都要保持合理的配置结构,必须具备将农业产业化链条视为一个整体的视野,做好商业化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协调发展,解决好农业产业链上的诸多薄弱环节和弱势领域,提升产业链位移或延伸的整体性效果,提高产业链发展的整体效能。

四是加强金融差异化服务是延伸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紧密结合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同阶段性的特点,积极推出“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合作模式,推广“银政保、企协农”相互组合的新型支农模式,不断巩固和延伸农业产业链,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只有发挥这些不同金融机构的优势和特点,围绕产业化金融需求的特色加大银证保金融机构产品和渠道创新力度,根据不同融资主体的金融需求,探索多种差异化服务形式和交易渠道,才能真正推动农业产业化纵深发展,实现共同发展。

五是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是扩大覆盖面的基础。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担保难、贷款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多元化担保体系以及风险转移、共担和补偿机制的建立,对农业产业化发展至关重要。加强并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基础环境建设,建立包括贷款贴息制度在内的农业信贷风险的转移、分担和补偿机制,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有效增加涉农信贷投放,充分发挥农业保险风险共担、期货市场定稳定价格和套期保值功能,抵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自身弱质性问题,实现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和风险共担的作用。同时完善相关立法、健全相关制度,提供一个有序的的法制环境,重视运用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的支持也是一个关键部分。

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2

一、内蒙古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经济综合实力迅速增强，经济总量由全国的后列进入中列

30年来，全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总体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在全国的地位明显提高。1978年-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由58.04亿元增加到6091.12亿元，增长25.4倍，年平均增长11.9％，增速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居第6位，在西部各省区市中居第1位，快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从1995年起至今连续13年增速快于全国平均增速，其中2002年至2007年连续6年增速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经济总量已从1978年全国的第25位跃居到2007年的第16位。人均gdp达到3339美元，由1978年全国的第17位进入到第10位。2007年，作为政府增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财政总收入达到1018.14亿元，比1978年增长146.6倍，年均增长18.8％，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在全国的位次由第26位上升至第17位。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38元增加到2052元，增长53倍，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由第26位上升至第8位。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加快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城镇的建设和产业的发展为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奠定了基础。通过撤地建市、撤乡建镇的推动，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2007年末全区城镇人口1206.14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50.2％，比1978年提高28.4个百分点。

(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成效显著，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全区确定并实施了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突出发展工业，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特别是“十五”以来，随着全区大力推进“三化”互动，农牧业结构调整明显，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现代服务业蓬勃兴起，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三次产业演进由“二一三”结构转变为“二三一”的结构，三次产业比例由1978年的32.7：45.4：21.9调整为2007年的12.5：51.8：35.7，二、三产业比例明显提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2007年，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2430亿元，非公有制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左右，比2000年上升17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在农村较早地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牧区创造性地实行了“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并对不合理的农畜产品价格体系进行了大力调整，允许农业生产由单一的粮食向多种经营发展，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极大地激发了农牧民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村牧区各业的发展。进入“十五”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解决“三农三牧”问题等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加大对农牧业的投入力度，农牧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农牧业向着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农牧业基础地位不断加强，综合生产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200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达762.1亿元，比1978年增长5.2倍，年均增长6.5％。目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稳定在350亿斤水平以上。2007年，粮食产量达到1811.1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粮食产量由全国的第22位跃居到第13位，比1978年增长2.63倍。人均粮食产量达到1510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61斤，在全国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26位提高到2007年的第3位。2007年，牧业年度牲畜总头数达到1.09亿(头)只，比1978年增加6700万(头)只。2007年，肉类总产量达到206.5万吨，比1978年增长8.8倍；牛奶产量达到909.3万吨，比1990年增长23.6倍。畜牧业产值占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29.7％上升到2007年的43.8％，其中农区的畜牧业比重已占到了70％。全区牛奶、羊肉、羊绒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人均占有牛羊肉、牛奶产量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是最多的。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紧紧围绕以增强企业活力，企业改革通过引进市场机制，从承包、租赁向企业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企业运行机制逐步形成，并激发出强大的活力。“十五”以来，全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加大重点工业项目投资力度，培植和壮大了一批具有发展优势的产业集群，推动了全区工业经济从工业化初期阶段跨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的历史性跨越。1978年至2007年，工业增加值由21.84亿元增加到2742.7亿元，在全国的位次由第24位上升至第16位，年均增长12.8％，占gdp的比重由37.6％提高到45％，所占比重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居第12位。全区乳制品、液体乳、羊绒衫、稀土化合物产量均居全国第1位，原煤产量由1978年全国的第10位已进入到第2位，发电量由第25位进入全国第4位。截至2007年底，全区有鄂尔多斯、蒙牛、伊利、河套(面粉、酒)等27个中国驰名商标，成为西部获得中国驰名商标最多的省区之一。2007年，能源、冶金、化工、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和高科技六大优势产业增加值已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90％。

与此同时，内蒙古长期滞后的第三产业也有了较快发展。第三产业在优化产业结构、吸纳就业人员、方便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12.71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4.5亿元，增长56.4倍，年均增长15％，年均增速不仅快于第一、二产业8.5和2.3个百分点，也明显快于同期全国第三产业10.1％的平均水平。1979年一2007年29年间，第三产业累计吸纳就业人数6840.9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为25.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4个百分点。2007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1904.1亿元，比1978年增长50.7倍，年均增长14.6％。

(三)投资自主增长机制开始形成，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基础和后劲明显增强。特别是进入“十五”时期，内蒙古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优 化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年扩大。1978年－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17971亿元，其中“十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6918亿元，比1978年－2000年的总和多1.13倍。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积极推进，投资渠道不断拓宽，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显现，投资自主增长机制逐步形成。财政性投资和银行贷款投资比重进一步降低，社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从资金来源看，来自财政性资金和银行贷款的资金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40％下降到2007年的20.7％，而来自企事业单位自筹、股票债券融资和社会投资的资金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60％上升到2007年的79.3％。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加大，贯穿自治区东西的铁路、高等级公路和电网“三大通道”基本建成。“十五”时期，用于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1838.37亿元，成为自治区历史上电力投资最多的时期。全区陆续建成投产了一大批国家和自治区重点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曾经一度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得到明显缓解。

(四)外向型经济不断扩大.招商引资取得明显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指引下，积极拓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经济技术合作领域。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0.16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7.45亿美元，增长483倍，年均增长23.9％。其中外贸出口增长286倍，年均增长21.6％。目前内蒙古已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有上千种商品进入国际市场。“十五”时期，全区口岸累计进出境货运量8809万吨，是“九五”期末的2.9倍；进出境客运量1361万人次，是“九五”期末的2.3倍。全区不断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招商引资，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5年累计引进国内资金5279亿元。到2007年底，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达到116.8亿美元，利用外资渠道已扩展到欧美、东南亚、日本、韩国、俄罗斯、港澳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五)文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全区各地认真贯彻中央的“双百”方针，繁荣民族文化，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和艺术得到保护和发扬。进入“十五”时期以来，特别是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战略目标以来，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2007年，全区拥有各类艺术事业机构147个，艺术表演团体108个；文化馆102个，博物馆35个，文化事业长足发展。2007年，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92.98％和91.44％，分别比1980年提高39.7个百分点和88.5个百分点。全区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化人才，创造了一大批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音乐、影视作品等文化精品，文化品牌的影响不断提高。经过培育和发展，内蒙古的文化产业也开始起步，一批各具特色的文化企业不断涌现，以草原文化旅游、文艺演出、文化娱乐、出版发行、广播电视、“昭君文化节”等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初具规模。

(六)各族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和谐社会建设稳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改革和发展的实惠。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由1978年的712元提高到2007年的21884元，增长29.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1元增加到2007年的1237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31元增加到3953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实际增长7.16倍和5.56倍，年均分别实际增长7.5％和6.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由14元增加到10597元，年均增长25.7％。

目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十五”期间提高9个百分点；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由2000年的0.16％上升到2007年的0.39％。2001年至2007年全区累计申请受理专利量10558件，批准专利量6205件，分别比“九五”时期总量增长1.23倍与1.28倍。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到2007年末，已拥有高等学校36所，比1978年增加27所；每万人口拥有在校大学生达到118人，比1978年提高16.6倍。其中少数民族每万人口拥有在校大学生164人。目前，全区101个旗县区全部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达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卫生事业得到加强，全区每万人口拥有的卫生机构数、床位数和医生数分别由1978年的2.19个、24.23张和15人增加到2007年的3.3个、30.76张和20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07年底，全区已有95个农牧业旗县开展了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参合农牧民1 108万人，参合率为89.14％。体育事业成绩喜人，全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加快，普及全民健身活动取得良好成效，竞技体育在国际国内体坛上的竞争能力增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区选手张小平勇夺8l公斤级男子拳击金牌，实现了我区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二、经验与启示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完善发展思路.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六大之后，自治区党委、政府又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发展思路。在自治区党委七届三、四、五次全委会上，在发展的问题上进一步统一思想，分别提出“快、大、长、好”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发展思路，这些发展思路更加符合自治区实际，在实践中也得到很好的应验。2006年，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对未来五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提高“两个水平”，保持“两个高于”，确保“两个实现”的总体奋斗目标。全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加快发展与科学发展有机统一，把抓科学发展与促社会和谐相结合，近几年的实践证明，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由加快发展转 变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突出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改革开放以来，全区各项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既艰巨又紧迫的重要任务。进入新世纪，自治区党委始终把抢抓机遇作为促进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在实践中着重把握好以下几方面：一是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二是抓住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三是抓住国家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机遇。四是全区把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作为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现实机遇。正是由于内蒙古改革始终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为发展积极创造有利的优势、资源和空间，从而赢得了先机、争取了主动，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逐步形成，使得内蒙古经济社会不断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

(三)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取向，同时必须让绝大多数人受益.是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

内蒙古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逐步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内蒙古经济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构建了与生产力水平和区域经济特点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有力促进了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刻变化。由于改革把维护和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深受人民群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四)改革必须统筹协调、稳妥推进，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需要

改革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在实践中要从全局高度，把握好重点、时机和节奏。随着体制转换的深化，内蒙古更加注重改革的协调性、系统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努力实现城市改革和农村牧区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主题改革与配套改革相协调，努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从而确保了各项改革有序推进。

(五)维护和加强各民族团结.是实现经济社会繁荣的基础

严明党的纪律：历史经验启示探寻 篇3

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围绕“一条主线”和“五大建设”，提出了“八项任务”，其中包括“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1]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严明党的纪律，以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本文就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严明纪律的实践、经验与启示作一探讨。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注重纪律建设，并以此著称于世。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党是根据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列宁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2]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党在旧中国极其险恶的政治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领导民主革命，实现党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所必须的。两者相结合，就形成了我们党严明的纪律性，而居其首位的当属政治纪律

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党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肩负着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面临着重重考验与危险。这种考验与危险，首先来自于黑暗的旧中国政局所带来的白色恐怖。连经过周密筹备的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后，也受到租界当局的干扰，不得不终止会议，转移至嘉兴南湖的红船，才得以将会议开完。所以，如何保守党的秘密，是至关重要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党的一大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此明确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3]在党员的入党誓词中，也都有“保守党的秘密”这紧要的一句。

政党作为志同道合者的聚合体，其成员自然应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所以，党的二大颁布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章专设了“纪律”一章，明确规定凡党员有犯下列各项之一者必须开除之：一是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二是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三是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是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是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是泄漏本党秘密。[4]要求是明确的，纪律是严格的。这对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统一是十分重要的。

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党员必须对党忠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成立后不仅面临着黑暗的旧中国政局所带来的白色恐怖的考验和危险，而且面临来自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钱和权力诱惑的考验和危险。尽管我们党刚成立，还不是执政党，本身没有行政权力，但来自外部的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严重存在。同时，还面临着来自于日益腐败堕落的旧中国社会现实的考验和危险。根据美国人罗兹·墨菲的叙述，在西方列强统治下的旧上海是“罪恶的渊薮”。其所列举的史料反映，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的娼妓占总人口为九百六十分之一，柏林为五百八十分之一，巴黎为四百八十一分之一，芝加哥为四百三十分之一，东京为二百五十分之一，上海为一百三十分之一。罗兹·墨菲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就卖淫业作为一种特色而论，上海走在全世界城市的最前列。”[5]面对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我们党重视对党员的政治纪律教育和约束，使其自觉抵御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诱惑。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6]总之，要改造旧中国，共产党员得先改造自己。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政治上入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根据不同时期党的政治任务对党组织和党员提出不同的政治纪律要求。在白色恐怖深重的时刻，重视抓好党员的革命气节教育。

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必须严惩破坏党纪的行为。我们党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斗争中面临的考验与危险，还来自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尤其以封建思想的影响为甚。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历史，虽然辛亥革命早已废除了皇帝，结束了封建王朝，但封建思想残余是不可能装进棺材一埋了之的，它仍会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也影响着我们的党，侵害党的肌体，损害党的事业。因此，我们党重视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和倾向带来的消极影响，要求党员自觉抵御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抵制封建思想的影响，明确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指导原则，提出了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四个服从”要求，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和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内容。明确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7]并在实践中坚决制止破坏党纪、分裂党的行径，将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及时清除出党。这对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是极其重要的。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政党林立。如何在三百多个政党中脱颖而出？如何让自己同国民党区别开来？严明政治纪律，做到政治清明，这是必须的。同时还要有严明的经济纪律，做到清正廉洁。只有这样，才能在群众面前树立起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新形象

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严明党的经济纪律，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为了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滋生，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各个历史阶段都重视制度建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政府就建立了审计制度，成立审计机构，颁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统一财政，建立统一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国库制度，并配以工作检查制度等。[8]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边区政府统一财政，健全预决算制度、金库制度、审计制度、税务制度、仓库管理制度以及各机关团体的收支报告审查制度，形成了财政的统筹统支，堵住了财政工作中的收支漏洞，防止了腐败现象的滋生，也为战时所需提供了集中一切财力和物力供应的客观条件。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党中央指示，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和斗争需要，制定或修正公布了一批惩治贪污条例，包括：1947年的《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8年的《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和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颁布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1949年的《苏北区奖励节约、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和《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9]

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严明党的经济纪律，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中共如何跳出“兴衰周期律”的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运用监督的手段制约权力，保持党的清正廉洁。省港大罢工就是典型案例。

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是我们党早期直接领导的一次重要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次工人运动中，罢工委员会各级机构和公务人员要经常处理大量钱物。能否保证领导机构清正廉洁，关系到能否团结工人，戳穿敌人谣言，是坚持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为此罢工委员会落实了多项对权力的监督举措，其主要举措是成立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按罢工工人数进行普选，每50人选出一名代表，共800余人，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监督机关。罢工委员会各机构定期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情况，特别要报告各负责人的任命和财政收支情况。考虑到罢工需要筹措钱财和安排经费，罢工委员会一开始就设立了财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定期向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报告财政收支情况，接受罢工工人代表的监督。邓中夏曾高度评价这项举措：代表大会的确起了不可思议的伟大作用，罢工委员会的会务及财政，皆经常在代表大会上报告，以致外面一切谣言都失其作用。罢工各机关重要职员，都经过代表大会选举，不称职时，又经过代表大会随时撤换，因此罢工各机关不致腐化。[10]

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严明党的经济纪律，必须奖惩分明。我们党历来重视严厉惩处消极腐败现象。至今仍然备受人们关注的，是1933年12月15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由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是我们党的第一个反腐法令。它规定，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的强迫劳动；贪污公款在100元至300元之间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300元到500元之间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11]同时还规定，执行单位必须同时追回其贪污的公款，并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对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12]26号训令实施后，党员干部受到普遍的约束，清洗了腐败分子，保证了党的队伍的纯洁。

我们党在严厉惩处消极腐败现象的同时，还重视奖惩鲜明的干部管理制度建设。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总结干部管理经验基础上，于1943年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和《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对边区各级干部的登记审查、提拔培养、配备使用、任务调动、考绩奖惩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无一不包含有严明的经济纪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对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假公济私、包庇蒙蔽者，给予从警告、记过、撤职到向法院提起公诉等五类程度不等的惩戒。《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规定“各级干部之任用，以适合下列标准为合格。”其中即含“廉洁奉公”。而一旦有“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等行为者”，“不得任用为政府干部”。现任干部犯有上述错误的，“应予停止使用，或付惩戒”。[13]这从正反两面对党员干部进行了警示，引领党员干部朝着廉洁奉公的方向前进。

政党作为近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其基本职能是发展组织、夺取和运作政权。发展组织，是为夺取和运作政权创造条件；夺取和运作政权，是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而发展组织，夺取和运作政权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政党的政治理想与奋斗目标。为此，政党的基础性工作必须也只能是做好群众工作，使党拥有群众。在这过程中，具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其先进性纯洁性的具体体现

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严明党的群众纪律，必须维护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始终高度重视群众利益，把它作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基础与保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应该严格分清：群众对目的究竟‘关注’到什么程度，群众对这些目的究竟怀有多大‘热情’。‘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4]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对“群众”、“思想”和“利益”等关键词分别用不同字体作了强调，告诉我们：做好群众工作，必须维护和实现群众的利益诉求。思想只有反映现实的社会需要，体现群众的利益需求，从而被群众接受的时候，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制定和实施了严明的群众纪律，制定和实施了体现严明群众纪律的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著名的，有我们党为人民军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在土地革命中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等。群众一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的条文，一看眼前的这支军队官兵的言行，就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旧军队区别开来了，从而真心拥护这支军队和领导这支军队的共产党。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及政策，则是抓住了旧中国社会民众的主体农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抓住了旧中国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从而动摇了旧中国旧政权统治的根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严明党的群众纪律，必须激发群众的自愿。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告诫我们：“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5]马恩在这里用字体强调的方式表述了“思想”的特性，说明了“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对“思想”实现的极端重要性。它启示我们：先进思想不能只是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而应该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有，只有这样，先进思想才能真正成其为先进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才能从理论走向实践。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大半时间里是十分弱小的，总是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分割、围剿与杀戮，一般群众尤其是国统区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是不了解的，又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宣传，国统区群众不仅不了解我们党，还存在很大的误解。这种局面的最终改变，离不开严明的群众纪律和体现群众纪律的相关策略的践行。我们党在国统区城市上海，一是依托工会这个合法组织凝聚和组织群众。我们党在思想上是明确的。俞秀松曾经这样设想：“在上海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我们只要认识了几个工人，就可以叫他们转辗介绍来入这个俱乐部。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施一种工人教育，改变他们的旧思想，灌输给他们新知识，渐渐地鼓吹起来，然后再组织各种的团体，来实现我们底劳动运动。”[16]二是借助文化补习学校凝聚和组织群众。三是利用传统的组织和关系凝聚组织群众。在旧上海，有很多群体内部关系的维系是通过传统的形式和组织来实现的，如帮会、同乡会、结义等。这种组织虽然在形式上是落后的，却在一些群众中拥有比较深厚的基础。所以我们党没有简单地拒绝，而是明确要“利用社会上落后的工作方法，大胆的争取与那些中间分子的群众领袖、老工人、职员结为生死朋友”[17]。四是根据群众的思想实际来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党明确“要学会抓住有利的机会开展斗争，在群众因生活苦闷情绪低落时，不要轻举妄动”。[18]在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更不能轻举妄动。即使条件具备了，时机成熟了，具体要求也要合理。要“正确地抓住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细小的部分的一点一滴的斗争中来教育和组织群众”。[19]

其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毛泽东曾指出，在动员农民群众时，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把这些权利当作对农民群众的施舍，而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引导农民通过政治斗争打倒地主阶级去争取，注意在斗争中不要代包代办，而应采取“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政策。[20]在这群众纪律和反映群众纪律的策略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强烈的群众意识。激发群众的自愿，说到底就是通过组织、宣传、教育和服务群众等途径，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起党和人民事业的力量。

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严明党的群众纪律，共产党员必须当好群众的表率。只要我们翻开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形象便会跃然展现在面前，让人可歌、可泣、可颂。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共同特点是：对敌人刻骨的恨，对人民无限的爱，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为了纪念张思德，毛泽东写下了不朽名篇《为人民服务》；为了纪念白求恩，毛泽东倡导要做大写的人，做纯粹的人，做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了纪念刘胡兰，毛泽东欣然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就是这些优秀共产党员所体现的时代价值，他们为我们党赢得了宝贵的“非权力性权威”，树立起了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原因是简单明了的，共产党员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表现性角色，是以表现党的政治纲领，表现共产党员为之奋斗的美好社会所特有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的社会角色。因而，这些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并且从他们身上，广大群众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保证了党和人民事业的成功。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曾经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加强纪律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不胜！

[1]胡锦涛.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N].人民日报，2012-11-09（4）.

[2]论无产阶级政党[A].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4.

[3][4][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97.97.

[5][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8.

[8]史斌.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回顾：二[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3).

[9]史斌.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回顾：四[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5).

[10]史斌.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回顾：一[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2).

[11]中国共产党廉政反腐史记[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29.

[12]章小槟.中国共产党早期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运动[J].巢湖学院学报，2007（4）.

[13]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第一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304.

[14][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320.

[1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3.

[17][18][19]张祺.上海工运纪事[M].上海：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117.116.116.

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4

一、团一大历史回顾

(一) 团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 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开端。马列主义在社会和青年中的传播, 为建团作好了思想准备;运动中锻炼出的一批革命青年, 为建团作好了队伍准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 为建团作好了组织准备。

1918—1920年, 上海、北京、广东等全国各地纷纷组建了青年团组织, 名称也不尽相同, 有的叫做共产主义青年团, 有的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成份复杂、信仰不统一, 早期青年团发展遇到很大的问题, 1921年前后, 很多地方团组织活动已经停滞。随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青年团的整顿工作开始提上日程。而党对青年团的整顿工作, 就是从着手召开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青年团代表大会开始。

1921年8月, 张太雷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后, 带回了少共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同年11月, 党中央局发出通告, 要求各地党组织恢复和整顿青年团。1922年2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 (临时中央局) 发布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因为当时的广州是大革命策源地和中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因此, 团一大的召开地点被选在了广州。

(二) 团一大概况

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 (今广州市越秀南路团一大广场附近) 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除来自上海、长沙、武昌等15个地方团的25名代表外, 还有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来宾共1500余人。

大会开了6天, 举行了8次会议。会议首先由张太雷致辞, 然后, 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和团员代表等16人发表了演说。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作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讲话, 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讲话, 施存统作了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 各地代表也作了本地团的情况报告。

大会讨论通过了6个议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的关系之议决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青年团之关系议决案》等。

最后, 大会选举了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等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

团一大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是中国共青团诞生的标志。从此,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青年团组织团结和带领着中国青年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二、团一大历史意义

团一大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中国青年运动史当中, 对中国革命、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亦有所贡献。

(一) 标志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 中国青年运动从此拥有了核心力量

不同于其他的青年组织, 1922年成立的中国共青团, 是一个思想一致、组织统一, 具有明确纲领和具体奋斗目标, 能够发挥中国青年运动核心作用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

团一大后不久, 大革命的高潮来临, 青年团组织在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 在打倒封建军阀的军事斗争中, 在思想战线捍卫马列主义, 维护革命阵营团结, 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与堡垒作用。

团一大的胜利召开, 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 标志着我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共青团开始成为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的核心力量。

(二)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工作的指导地位,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的结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青年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与典范, 使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开创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青年工作的指导地位, 肇于五四, 成于团一大。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 明确了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 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它的奋斗目标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党在探索民主革命纲领过程中的重要成果, 使得青年团组织能够明确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奋斗方向, 且与党的奋斗目标保持一致, 以更好地协助党完成民主革命任务。

团一大对马克思主义的服膺与推崇, 还体现在许多方面:会议日期定在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 陈独秀在会上的演说题目是《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等等。坚定而正确的主义信仰与政治方向, 是中国共青团历经九十年发展, 始终屹立不倒、愈挫愈勇, 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而这一切, 应归功于团一大的历史功绩。

(三) 确立了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地位, 为共青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路线保证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

团一大之前, 各地建团工作已经开展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思想和领导, 逐渐陷入混乱和停顿。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共一大上, 曾经专门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 还讨论并确定了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共产党的办法, 对于巩固和发展青年团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会后, 党组织派了许多党员去加强青年团的工作和帮助青年团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局便决定由张太雷、施存统等人负责整顿和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到了团一大召开期间, 由于党及时地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新认识传达给青年团, 使团的纲领更加准确和完善, 使中国青年团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能够确立与党的奋斗目标保持一致的明确的青年团的奋斗目标, 从而更好地协助党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团一大上, 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亲自参加并发表讲话, 团的中央执委也大部分都兼有党、团员的身份。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党对青年团的直接领导作用。

三、对当前共青团工作的启示

(一) 共青团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党对团的指导意义, 从团一大之前青年团工作的“乱象”可见一斑:地方青年团当中,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得最早, 是1920年8月22日建立的。北京、武昌、广州、天津的团组织是同年11月建立的。这些组织建立不久, 主要由于思想不统一, 成员复杂, “马克思主义者也有, 无政府主义者也有,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 工团主义者也有, 莫名其妙的也有”。加之人员变动, 经费困难等原因, 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青年团, “到了1921年5月, 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 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参照苏联模式和共产国际的指导, 对青年团的工作非常重视。正是在党的领导下, 共青团肃清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思潮的影响, 统一了思想和信仰;建立健全了团的中央执委及地方团组织, 理顺了组织建设;以打倒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等革命纲领, 号召、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 积极参与到中国各个时期的革命与建设当中。发挥了共青团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 实现了党的政治纲领。这一切, 都是以党的领导作为前提和保障的。

(二) 共青团必须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政党与先进组织, 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必须确立正确统一的政治信仰, 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指明了方向, 成为了被压迫民族与人民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凝聚全党的精神力量。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 也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科学性和重要性, 开始重新组织、恢复活动。在团一大的文件中, 旗帜鲜明地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 表明青年团已从过往的历史中吸取了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它摒弃过去的模糊认识, 以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去组织力量, 集合队伍, 使团组织能够纯洁而不至鱼龙混杂, 行动能够统一而不至各行其是, 这就为团组织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三) 共青团必须建立完备的组织机构

青年团组织应该具有青年的特点, 同时也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同社会民主党分子论战时, 就明确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将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俱乐部的做法。团一大召开时, 团组织已经吸取了这条历史经验:即青年团必须建立相应完备的组织机构, 才能保证组织能够顺利开展活动和发展壮大。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 它对团员、团的组织、团的纪律等等都有很多详细规定, 这些规定表明, 团组织不再象初创时那样, 组织松散, 而是有完备组织, 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队伍, 这同样为团组织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制度保证。

参考文献

[1]李玉琦.中国共青团史稿[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年7月.

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5

综观中国共产党80余年的历史，经党中央文件决定的在全党范围内进行 的整党整风前后共有七次。在这些整党整风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不少教训，认真 总结 其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党建设，永固执政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历史回顾

整党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党建学说的灵活运用与 发展，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新贡献。其目的是通过整党整风进一步提高并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新的动力。参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通常划分 方法，我们可将80余年里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28年的历史里，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整党整风，即：具有伟大建党意义的延安整风和1947至1948年进行的以“三查三整”为主要 内容 的土改整党。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主要特点是：

1.思想性：注意加强思想 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着重从思想上整党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党。两者均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整风，使广大党员的思想从主观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真正学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 解决中国革命实际 问题 的方法，从而在全党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也抓住提高思想这一中心环节，强调“思想打通”，思想教育从严，使整党取得显著的成功。这两次整党整风尤其是延安整风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开展整党整风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2.群众性：注意走群众路线，通过整顿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就向党外群众公开党的支部，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和干部。其中平山县的做法，曾被推广至全党。当然这两次整党整风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但由于当时党内路线和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均被及时纠正。

第二阶段，1950年至1956年国民 经济 恢复和 社会 主义改造时期。在夺取政权后这短短6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亦进行了二次全党范围内的整党整风，即：1950年进行的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骄傲自满和享乐主义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1951年至1954年进行的以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任务的整党。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主要特点是：

1.反腐性：注意加强党员、干部的防腐教育，针对腐败等现象，进行有力惩治。如1951年至1954年整党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进行，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全党共有65万多名党员因各种问题离开党组织，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署四级机关中的贪污和浪费问题。

2.建设性：注意教育广大党员如何在执政条件下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1950年整风注意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占当时党员总数差不多一半的新党员的思想教育，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致力于密切执政条件下的党群关系，培养发展了107万新党员。

总的来看，第二阶段的整党整风是紧紧围绕巩固新生政权、防止“新的贵族阶层”产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进行的，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开创性。这两次整党整风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采取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推进措施，为党在执政以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尤其是如何防腐拒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个阶段的整党整风也存在一些过“左”的做法，如1951年至1954年整党过程中就出现了把农忙雇短工、农闲搞副业等当作剥削行为，把党员买牛、买马、盖房子、想过好日子，当作富农思想来反对等错误做法。

第三阶段，1957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这21年期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二次全党范围内的整党整风，即1957年4月至1958年夏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但后来被反右扩大化打断的整风运动；1969年至1971年以“整党建党”、“吐故纳新”为基本任务的整党。

这一阶段整党整风的主要特点是，主流上以过“左”的思想为指导，抛弃前两个阶段整党整风的正确做法，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所谓“大民主”的方式开展，以致整党整风出现重大的偏差和失误。主要原因在于：对党的思想、组织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把党内大量存在的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作为阶级矛盾来对待和处理，致使每次整党整风均深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如1957年的整风出现反右扩大化，致使近55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后果特别严重的是发生在“文革”这一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整党建党”。这次整党以极“左”的错误理论和方针为指导，以“大 学习、大批判、大评论、大总结”等所谓的“开门整党”方式为手段，致使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混入党内，一大

批党的“精华”被剔除。但是，这两次整党整风，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也有一些积极作用：1957年至1958年整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歪风的漫延，而且在整风过程中，打退了极少数杀气腾腾的右派分子的进攻，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必要的；1969年至1971年整党，使文革初期被“踢开”或瘫痪的各级党组织得到重建或恢复，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社会状况，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第四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文革”后党内在思想、作风、组织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于1983年10月至1987年5月进行了建党和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党整风。这次整党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任务，以发动群众充分参与但又不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分期分批展开。经过三年半时间的整顿，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取得较大成效，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为党领导改革开放和 现代 化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但是这次整党也存在一些不足，如：防止右的方面不力，致使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整党后期泛滥；部分党组织甚至包括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基本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

二、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历史经验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既有成功也有失误，但成功远远多于失误，概括起来，其历史经验主要为：

（一）搞好整党整风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作保证。

整党整风作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矛盾、加强自身建设的有效形式，能否取得成功，首先取决于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这是因为，整党整风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它是直接根据政治路线提出的要求和当时党的状况决定的。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整党整风就能以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相反，如果在错误路线的指引下，就会以错误的东西代替正确的东西。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整党整风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整党整风收到良好的效果，尽管一度发生偏差，但能很快得到纠正，如延安整风；二种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但没有很好地坚持，甚至抛开正确的政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整党整风就会出现重大偏差或失误，如1957年至1958年夏进行的整风；三种是当时的政治路线错了，整党整风必然出现重大失误或偏差，如1969年至1971年进行的整党。可见，正确的政治路线对于保证整党整风取得成功十分重要。

（二）搞好整党整风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既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又要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整顿好各级党组织，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整党整风的出发点和归宿。发挥党组织在整党整风中的核心作用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要求。从历次整党整风来看，凡是注意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的，整党整风就能顺利开展，否则就会偏离预期目标，甚至走上邪路。如1983年至1987年整党，当时中央就明确要求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整党中的核心作用。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正确的。而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中出现的“另组贫雇农团取代党组织”的做法，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危害。而1969年至1971年整党，“踢开党委闹革命”，结果给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

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整顿好各级党组织是达到改善党的领导目的的重要途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整党整风必须针对各级党组织或独断专行或软弱涣散的现象，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整顿，使各级党组织的活动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这才有利于党更有效地发挥领导职能，表现出更大的战斗力、创造力、凝聚力。1951至1954年整党以此原则对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进行了整顿，结果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密切了党群关系，扩大了党的社会 影响 力，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作了有力的组织准备。

（三）搞好整党整风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接受群众的批评与监督。

整党整风不能脱离群众，应时刻注意从人民群众中吸取力量。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请群众来提批评性意见和建设性建议，我们的整党整风才能找准 问题，对症下药；只有坚持群众路线，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整党整风才易收效”。（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610页。）力求“稳定”，担心出乱子，不相信群众，不敢发动群众，害怕群众批评，关起门来进行整党整风是肯定整不好的。延安整风，土改整党，1950年整风，1951年至1954年整党取得的成功都与认真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分不开。

整党整风要充分发动群众，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但并不是说就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整党整风；我们不能把坚持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等同起来，不能把坚持群众路线进行整党整风看成是在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创造的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特殊方式，曾在执政前和执政初期为党在非思想 教育 和制度建设领域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和平建设年代，它却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多的消极作用甚至灾难，如象“文革”那样人为地破坏安定团结、妨碍人民行使正常的民主权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 历史 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页。）

（四）搞好整党整风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认真开展好思想教育，把统一思想增进团结作为整党整风的主题。

延安整风毛泽东同志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即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 科学 的态度来 分析 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参加延安整风的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别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人为善，摆事实讲道理，满腔热情地给予帮助，注意分清原则性错误和非原则性错误，并注意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吸取教训，广泛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解决党内问题。这样，整风就既弄清了思想，团结了同志，又改进了作风，提高了觉悟，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历史证明这是一种极为正确有效的整党整风方式。

（五）搞好整党整风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既要搞好整党整风，又不能 影响 中心工作及其他业务工作，把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作为整党整风的基本原则。

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不同的历史任务又决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中心工作。整党整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因此，整党整风也必须围绕党的历史任务，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两不误，两相促进，这是整党整风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延安整风、土改整党、1950年整风、1951年至1954年整党、1983年至1987年整党大都基本上能紧紧围绕党的历史任务、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做到整党整风与开展当前中心工作两不误，两相促进。如1947年至1949年整党就是紧紧围绕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任务而进行，与土地改革有机结合，这样就保证了整党与土地改革相互促进，从而有力地巩固了后方，支援了前方；1951年至1954年整党与 经济 生产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进行，推动了生产任务的胜利完成。

三、中国 共产党整党整风的当代启示

（一）党要永葆先进性就必须坚持 理论 创新，紧抓思想建设，重视思想建党。考察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整党整风首先是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为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奠定基础的。如果延安整风不加强全党思想教育，彻底清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促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使全党思想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不可能那么快地取得胜利；如果1983年至1987年整党不彻底清除“文革”思想遗毒，使全党思想得到新的解放，真正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思想上来，我国改革开放的 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就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因此，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 发展 马克思

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得到创新。也就是说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时俱进，用新世纪的伟大旗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二）党要永受人民拥护就必须发扬优良传统，紧抓作风建设，重视作风建党。历史昭示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把作风建设抓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什么时候我们轻视作风建设，党群关系就会出现裂痕。在执政条件下，我们能否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重要一点就在于我们能否自始至终地搞好党的作风建设。加入WTO以后，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国际化，我们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着比以前更多的新情况，如果这方面稍有松懈，就会留给敌对分子借以挑拨离间、兴风作浪的把柄。我们抓作风建设必须与时俱进，注意 内容 和形式的创新，但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做到始终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时时注意维护党群关系，修正一切不利于密切党群关系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在思想和行动上真正视党群关系为党的生命线。

（三）党要永处执政地位就必须推陈出新，紧抓组织建设，重视组织建党。首先，为了防止一些投机分子（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吸引力）混入党内，我们一定要贯彻列宁提出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党员质量原则，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加大考察和培养力度。其次，在党员发展的程序中，我们要坚持群众路线，不能搞事实上的秘密发展。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甚至可考虑实行党员发展的公示制、责任追究制。再次，我们要吸取东欧共产党因失去青年而失去政权的教训，注意加强党的助手共青团的培养，将共青团真正建设成为培养合格青年党员的熔炉。最后，为防止党员入党后蜕化变质，我们一定要健全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

（四）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永立不败之地就必须强化权力监督，紧抓党内民主建设，重视民主建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941年至1945年的整党整风之所以能极大地推进党的建设，促成党的团结统一，尤其是能密切党群关系，端正党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全党在较浓的党内民主气氛中坚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方法，人人平等地搞好思想教育。这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民主建党方法，是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个集中体现。新形势下，发扬党内民主的核心在于搞好权力监督。监督是民主的基本构成要件，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搞好权力监督对发展党内民主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加入WTO以后，发展党内民主，搞好权力监督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因此，一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将它作为发展人民民主的安全通衢。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全社会和人民的表率，只有党内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带动和促进整个国家的人民民主 政治 建设。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党的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关键，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二要努力探索民主的新途径，使党内权力的交接沿着一个固定的、有权威的轨道进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交换模式，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民主建设的一项极重要内容。这点国际共运史上的教训给我们敲了警钟，提供了反面的教材；同时，尽管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照套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当代西方国家在不断的自我调节中所形成的一整套权力交接制度和方法，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三要增强权利意识，狠抓党员民主权利的落实。无须讳言，执政以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党员权利的落实，而较多地强调党员义务的履行，实践证明这是造成党内民主不足、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调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达到平衡的状态，党内民主才不是畸形的。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条规定的党员八项基本权利为基础，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的要求，积极保障并拓宽党员的权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党员权利成为调动全体党员积极性、创造性，有效地制约权力、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五）党要永具强大战斗力就必须树立制度权威，紧抓制度建设，重视制度建党。整党整风的成功进行及其胜利成果的巩固需要党的制度来保证。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首先，必须牢牢树立制度权威，全体党员在制度面前平等，不允许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具有超越制度之外的特权。

其次，必须不断完善党的各项制度。现在党内制度订立了不少，但需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进行系统地“立、改、废”的工作还很多。我们要突出重点，进行制度创新，真正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和制度，使任何党内权力都有党内制度的制约。

第三，必须狠抓制度的贯彻执行。有制度不执行就是一纸空文。因此，必须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注意用制度落实制度，对违反制度的行为，必须追究责任。当务之急，就是要把“三个代表”的理念转变为一种体制、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提高综合党力尤其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的问题。

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中存在过或大或小、或这或那的失误或偏差，但这些失误或偏差决不是整党整风这一有效的党建模式的必然产物。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坚持群众路线，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免偏差和失误。1983年至1987年整党已过去15年，15年来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党的建设仍然还存在严峻的问题。“有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任意散布不信任情绪，或者被海外反动舆论牵着鼻子跑，传播政治谣言，当人家的传话筒；还有的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的重大决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有的党员和干部喜欢按照自己的好恶拉拢一些人、排挤另一些人，搞这样那样的危害党的团结和涣散党的组织的„摊摊‟„团团‟„伙伙‟”（注：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 文献 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339页。）；有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家长制习气严重。这些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都迫切需要我们组织一次新的整党。而且，加入WTO后，西方的各种“文化鸦片”和“精神垃圾”势必更多地涌入中国，将大大增加反腐的难度。因此，邓小平同志曾高瞻远瞩地指示：“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

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6

一、人民群众对未来的希望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是建国初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史，人们普遍认为建国初期，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是社会最和谐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相当一部分群众生活非常贫困；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深刻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失误，有些失误相当严重。尽管如此，这个时期我们仍然做到了“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到了让绝大多数人心情舒畅，社会比较和谐。

(一)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英勇奋斗。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极少数人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不平等特权，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这些变化使全国各族人民、各届人士，包括反对共产党的人士，或者对共产党当时采取的政策不理解的人士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不能不为民族解放而自豪。

(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在摧毁旧政权的同时，开始新政权的建设。新政权由人民当家作主，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协商产生政府组成人员，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执政。重大决策都是由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共同做出。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政府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有重要地位。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使社会各界的意见获得正常表达的渠道，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切身感到当家作主。

(三)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到1950年3月实现了物价基本稳定，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解除了因物价飞涨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年水平的20％。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加30％。从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伟大壮举。“一五”期间，一批旧中国没有的重工业建设项目拔地而起，一些以前不能生产的重工业产品能够生产了。这些成绩使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新中国给国家、民族和自己生活带来的实际利益和光明前途。

(四)清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建立起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广大妇女初步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200多万土匪，仅在2年多时间内就被肃清。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受到有力的荡涤，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气开始树立起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全社会形成热爱祖国、民族团结、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关心国家和集体利益、遵守纪律的新的价值观。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中树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虽然今天看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过于理想化，但是这种正义的、向上的社会风气，凝聚了人心，促进了社会和谐。

在实现上述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注意处理好以下两方面关系。

一是注意处理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比较注意处理好各阶级的关系，照顾各方面利益。在土地改革、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一方面，维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体。到1953年春季为止，除了约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土地改革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先后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获得翻身解放。城市中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也都成为社会的主人，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另一方面，人民政府也考虑和照顾了地主、富农、中农、民族资产阶级等其他阶级的利益。例如在土地改革中，根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经验和新形势的需要，做出一些保护富农经济，限制对地主财产没收的范围，保障中农土地所有权和其他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1953年底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但是这个运动防止了农村出现两极分划，扭转了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减缓的局面。1953年到1956年期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8％。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实行对资本主义私营经济限制政策的同时，也注意发挥他们在恢复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实行了赎买政策。在赎买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资本家先后获得人民币32.5亿元，超过其原来所有资产总额。国家还为资本家安排了工作，许多人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不仅发挥了他们的特长，还为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了条件。

二是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党风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具有核心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50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

动，全国人民振奋。接着又在1952年上半年发起“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些措施对于已经执政的共产党人保持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廉洁自律，起到重要作用。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作法，使全国人民和社会各届人士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朝气的，完全不同与旧中国腐败无能旧政权的新国家、新社会。正是从这些变化中，全国人民对新中国和新生活充满希望，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充满信任。希望和信任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化解了许多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认为除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办党宗旨外，以下原因也非常值得重视：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能不能建立和巩固，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威胁一方面来自党的外部，另一方面来自党的内部。在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为预防这种情况，进城前，党对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普遍进行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进城后，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纪律严明，清正廉洁。忧患意识，使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处理问题时非常谨慎，对各方面意见，包括不同意见能够认真思考。忧患意识还使我们党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要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正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保持了谦虚谨慎的作风，注意加强自身建设，注意处理好自己与各方面的关系。

二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保持和发扬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强烈的忧患意识推动了党内和政府内民主建设。当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和重要政策的决定方面，例如，对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税制改革以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在党内都曾经出现过不同意见，但在决策中是通过比较充分的讨论，达到统一认识才做出决定。虽然有些不同意见受到错误的处理，但总体上看，当时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八大文件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正是民主保证了决策的科学。

三是强调理论创新，较好地贯彻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注意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在土地革命、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在强调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虽然在探索中难免出现失误，甚至错误，但是正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探索，使这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社会和谐和稳定。

但是，1957年以后，我们党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有些错误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的社会的稳定、和谐会到此中断?突出表现在，1949年到1956年采取的一些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方法、理念，总体上看，没有及时形成保证社会和谐的各项制度；即使有些方面建立起来的制度，也没有形成有效执行的机制。在经济方面，虽然这个时期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过急造成所有制过于单一，全面地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使经济发展的活力逐步减少，人民生活继续提高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方面，虽然建立了政治协商制度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并没有建立起依法治国的有效机制，再加上党内没有建立起对党的各级领导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形成对政府主要官员的有效监督机制。

二、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充满信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表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这些成绩面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比新中国成立初要巩固的多，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的关系，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思想观念的演化，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活力，也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各种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刻程度，绝不亚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变革。在努力实现社会和谐时，我们不能照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作法，但应借鉴那时的思路。

(一)一定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社会变革中既看到国家、民族的希望，也看到自己未来的希望，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经验之一。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虽然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日前激烈，但广大人民群众相信社会主义中国会有美好的前景。国内突出的矛盾之一是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不能使绝大多数人比较公平地享受。收入差距酝酿成社会矛盾，最主要的原因是低收入群体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因此，当前要努力为各类利益主体创造公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农民、贫困人群，要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创造发展机会，引导他们通过诚实劳动逐步富裕起来。对那些通过腐败等不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群体，要严厉打击，不能让这种人败坏社会风气。

(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时刻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选择的。如果我们代表不了人民时，人民就会做出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已经近60年。60年来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执政地位就巩固了。不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至今还没有出现永远执政的阶级和政党。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执政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曾经自信中国共产党可以摆脱王朝更替的循环。这里的关键是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虽然近年来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绝不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最好的时期，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努力搞好党的建设，强化中国共产党和全体党员的先进性，务必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要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实事求是。一方面要加强党内民主，另一方面要强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重要的是围绕科学决策，依法执政，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执政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表现在错误的决策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另一方面表现在科学的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从近年的实践看，这两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足，迫切需要我们尽快改善这种不利于社会和谐的问题。

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7

关键词：巴西经济,经济增长,经济改革,经验启示

巴西从1882年独立以后, 一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都是一个以种植咖啡和橡胶的单一农业经济国家, 只有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才慢慢开始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的60到7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 在这个几年时间里巴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增长, 但是这个高增长没有能维持多久。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再加上巴西政府国内政策的不科学, 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巴西经济长期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泥潭之中, 甚至上个世纪末期还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期。于是巴西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为促进巴西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改革, 这为巴西大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奠定了基础。通过分析巴西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改革经验获得具有参鉴意义的启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巴西经济发展的历史概况

16世纪以前的巴西基本上是处于原始公社制发展阶段, 基本都是靠狩猎、捕鱼及采集野果来维持生存。这期间虽然也有些部落开始了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 但是总的来说巴西经济发展是非常落后的。到了16世纪初巴西沦为西欧葡萄牙的殖民地, 然后才开始了推行大种植园奴隶制。独立后的巴西到二战前后的经济发展虽然在工业生产及农业播种面积和产量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 但是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异常的落后单一。

1、巴西原始社会公社制时期。

在葡萄牙入侵巴西之前, 巴西还处于原始社会公社制时期的, 这个时期的经济生产方式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所有土地、草地、森林、牧场和沼泽等都属于印第安人部落公有, 生产劳动的时候会使用粗糙的木制工具, 可以说这个时期巴西的农业经济还是较为发达的。其次, 工商业在巴西的原始公社制时期就有所发展, 部分部落已学会制造弓箭和投石器等工具, 另外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早期的城镇和市场。最后就是随着巴西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在原始公社中已经出现了商品交换的现象, 同时也出现了阶级分化和私有制的现象。

2、处于殖民地时期的巴西经济。

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卡布拉尔在1500年登陆巴西沿海, 随后宣布该地为葡萄牙王国的属地。后来葡萄牙国王1530年派大贵族马丁·阿方索·德索萨率领400多名移民到巴西建立殖民地, 对巴西实行了殖民统治。在殖民地时期的巴西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就是殖民者为了加强对巴西殖民统治, 大力推行分封制。葡萄牙在1534年将巴西的领土划分为十三个管区, 各个封区负责统治的大贵族都享有行政、立法、铸币和建立城市庄园等特权。其次就是十六世纪三十年代, 葡萄牙殖民者宣布巴西的全部土地都归葡萄牙王室所有, 然后将这些土地分封给贵族来建立大庄园, 大力推行种植园奴隶制。还宣布禁止农民自己生产小麦和葡萄酒等。再次就是葡萄牙殖民当局为了保护葡萄牙工商业者的私人利益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限制巴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并且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 禁止巴西建立手工工场。最后就葡萄牙殖民者为了完成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垄断了巴西的对外贸易, 严格限制巴西同宗主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对外贸易, 然后不断从垄断贸易中获得暴利。

3、独立后的巴西到世界两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发展时期。

巴西虽然在1822年宣布了独立, 随后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独立后国家的政权还是被大地主和大种植场主掌握控制, 这严重阻碍了巴西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 19世纪中期的巴西经济纳入到了世界市场, 咖啡、糖、烟草和棉花等农产品的产量也出现了逐年增加。另外, 这个时期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也开始成长。但是巴西的农业发展在1870年以后却逐渐向单一种植方向发展, 这样非常单一的经济片面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巴西的经济发展的畸形结构, 这使得巴西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帝国主义国家。其次, 在两战之间的巴西民族工业也有所发展, 同时采矿工业及轻工业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这个时期的巴西工业技术较比较落后, 外国资本在本国的工业生产中占有绝对的控制地位。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巴西的工业生产有了非常大的增长, 还先后兴建了一大批的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企业。

二、巴西经济发展的优劣势分析

1、巴西经济发展的优势分析。

首先, 巨大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巴西拥有名列世界前茅的铁矿、锰矿及铝矾土, 森林和淡水资源也极为丰富,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亚马孙森林面积达到750万平方公里。全国可耕地面积约有4亿公顷, 号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粮仓”。其次, 巴西人口较少, 人均经济指标具有明显的优势, 比如1990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就曾经远远高于中国, 人均GDP更是相当于中国的大约九倍。再次就是巴西的工业体系非常完善, 工业生产很多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水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绿色能源研发更是使巴西成为了世界绿色能源的典范。还有就是巴西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 城市化率基本能达到80%左右。最后, 巴西因为在最近的世界经济危机过程中采取了税收优惠、增加贷款及降低利率等一系列非常有效的调控措施,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其经济发展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非常小, 这为巴西经济的快速复苏和经济加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巴西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巴西的经济发展虽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也存在诸多内生的困境, 这些困境成为了巴西当前, 乃至今后一个很长时期之内的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其中最明显的有三个方面。首先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 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做过的巴西家庭抽样调查显示巴西经济目前仍然处在基尼系数的高位运行, 贫富差距还是非常大。随着贫富的差距拉大出现了众多的规模巨大和风格一致的贫民窟, 这对巴西的社会治安造成了很大压力, 不稳定的社会必然会影响到巴西经济的稳定发展。其次就是巴西的行政效率低下, 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巴西实行的联邦制, 行政、立法和司法是处于三权鼎立的格局, 这种制度格局势必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效果。最后, 虽然巴西人非常热情, 性格也很奔放, 都喜欢享受生活, 但是巴西人对经济发展却很少有很大的追求。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对巴西经济的发展产生内生的制约。

三、巴西经济改革与调控政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 巴西经济发展走的是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 这样的发展模式限制了巴西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能力, 在国际市场上巴西经济严重缺乏竞争力。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巴西政府意识到了自身经济发展存在的严重缺陷, 开始大力推进经济改革, 改革的内容方面主要包含了工业、农业、国有企业私有化及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等。首先, 巴西政府制定了多个有关工农业现代化的“新巴西计划”, 同时还制定了“工业产品质量计划”及“农产品质量计划”来辅助“新巴西计划”的实施, 这对提升巴西产品国际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 实行全面开放的经济, 积极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一方面是巴西政府放宽了限制, 采取措施积极吸引外资, 目前大部分的巴西产业都已经全面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另外, 巴西还进一步放宽了技术引进的限制, 有明确规定不管是巴西民族私人企业, 还是在巴西的外资企业都享有对技术引进的选择决定权, 政府不能对技术引进问题进行限制和干预。再次, 巴西对内部的产业结构进行了积极调整, 对外强化了本国产品的出口能力, 使得巴西生产的产品快速进入了国际市场。有关统计显示巴西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在基本都7%左右。另外巴西还积极调整了出口产品的结构, 增加了制成品及半制成品商品的出口。还有就是汽车飞机及信息产品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也日益成为了巴西产品出口的新亮点。最后就是巴西陆续扩大了本国市场的开放程度, 采取有效措施来激励本国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效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巴西政府逐步将进口关税从45%降低到了20%左右, 同时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 这些措施使得很多的巴西企业逐步走向了国际市场, 同时也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四、巴西经济发展及改革的主要经验启示

1、必须要抓住国际环境给予的机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

巴西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现代化就非常注重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来大力推动本国的国际贸易。巴西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诸多比如通常的关税、非扩大外销市场、关税壁垒、出口补贴及开展出口信贷等措施来积极鼓励出口。除此之外, 巴西还采取了很多具有本身特色的扩大贸易的政策:一是巴西为了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 1968年8月21日开始实行了克鲁塞罗经常性贬值政策;二是政府为了疏通农产品及工业产品产地与口岸的交通连接, 大力加强了公路及铁路建设, 以便能有效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三是充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名牌商标效应来扩大出口,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出口额达几十亿美元的汽车出口贸易;四是巴西不但努力增加出口商品, 而且还积极扩大劳务出口。

2、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巴西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问题的根源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常年存在, 社会贫富差距如果不能及时解决, 存在的时间越长解决的难度就越大。这就警示我们必须要正确解决好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现象, 因为分配不公平导致的财富不均衡是累加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催化剂。为彻底解决这个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疾, 必须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要努力使分配制度体现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以便使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益处能够惠及到广大人民群众, 实现人人都能共享到社会进步成果目的。

3、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市场自发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

我们说经济发展的确是需要市场自发调节, 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就会使得国家经济增长中面临诸如债务或货币危机等困境。而巴西经济改革却是试图完全让政府脱离开市场, 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 目的就是想通过短期的改革来使巴西的经济完全回归到自由竞争状态, 巴西的这种改革虽然解决了一部分政府干预市场不当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更多的社会问题却产生了, 结果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需要市场自发调节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 这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改革是否能够成功的核心所在, 这也是巴西经济改革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的一条最为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参考文献

[1]王英斌:《巴西教育现状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世界文化》, 2007/09。

[2]谭春枝:《巴西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及其经验教训》, 《拉丁美洲研究》, 2007/02。

[3]刘婷:《巴西的土地问题与经济发展》, 《拉丁美洲研究》, 2006/02。

[4]张宝宇:《巴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 《拉丁美洲研究》, 2005/01。

[5]玛.罗哈:《巴西: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与新依附经济》, 《国外理论动态》, 2003/03。

[6]杨立民:《巴西经济步入复苏》, 《瞭望》, 2004/34。

[7]周志伟:《走向复苏的巴西经济》, 《拉丁美洲研究》, 2004/01。

[8]J.布拉德福德.德隆:《巴西经济会再枉费十年吗?》, 《商务周刊》, 2003/07。

[9]周志伟:《2002年巴西经济形势概述》, 《拉丁美洲研究》, 2003/01。

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经验与启示 篇8

农村建设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问题。在东亚、欧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 他们针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相对落后出现的问题, 以国家投资为主导, 以改善公共基础设施为主要手段, 实行农业的综合投入、综合整治以促进农村区域发展,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韩国、日本等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农村区域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一) 韩国的“新村运动”

韩国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和整体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成功典型。1962年, 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2美元, 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 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 只有20%的农户通电, 5万个自然村只有60%通汽车。1970年韩国政府倡导并发起了“新村运动”, 经过近30年的努力, 取得显著成效。200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4万美元, 农业人口比重由1970年的30%下降为7%,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为1:0.94, 农村住房、生活环境、交通、通讯、水电等设施, 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主要做法是:一是“新村运动”初期阶段由政府通过对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新村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新村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内需, 消化过剩的产能,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充分调动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二是“新村运动”中期采取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农业、农村保险业以及农协组织的建设上来, 逐步培育社会发展实体, 为后面国民自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新村运动”的后期阶段逐步转入国民主导型发展模式, 让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机构、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在新农村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 运用财政、服务等手段, 为国民的自我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二) 美国的高技术、现代化农业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同时又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足600万, 生产的农畜产品却远远超出国内3亿人口的需求,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如此惊人的生产效率, 源于高科技的广泛综合运用。一是美国实现农业机械化后, 进一步向自动化发展。应用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遥感技术、GPS全球定位系统, 精确分析农田土壤成分、肥力状况、农作物生长情况, 对种子、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的施用量提出不同要求, 实现农田作物和畜禽生产自动化管理。二是在当代农业技术中, 美国高度重视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如研究抗病虫害的作物品种, 抗旱、耐热、耐寒的转基因品种, 以及有利于营养、健康和环境的品种等。三是美国科研机构是美国现代农业的强大支柱。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农业科研项目, 大部分由政府资助。政府通过大力资助农业科研和技术开发支持农业。

(三) 日本的小农户现代化农业

日本国土面积37.78平方公里, 人口1.252亿人, 是一个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国家, 也是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其主要特点:一是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日本通过国土综合开发整治规划, 把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维护与经济发展、产业布局、乡村建设等进行统筹协调, 为产业发展、人民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此外日本还高度重视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 对农作物品种改良、栽培方法改进、生态环境改善等进行综合试验研究。二是通过组织农协, 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 较好地解决了分散小农户与大市场、大流通、规模化经营之间的矛盾。农协是农民自愿参加的自立、互助性的经济组织, 为农民提供产前 (如经营计划编制指导、协助贷款、引进技术、选择良种等) 、产中 (如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指导等) 、产后 (农产品储存、包装、运输、销售等) 全方位服务, 为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是政府采取多方面扶植政策。例如, 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的补助金, 政府发放的长期低息贷款, 通过较高关税使进口产品难以与国内产品竞争, 对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等等。

此外还有许多其它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如瑞典的农民合作组织, 瑞士的农村建设及农业政策调整, 新西兰农业合作社, 德国的以城镇带动乡村促进农村发展、政府补贴农业社保联合总会造福农民, 荷兰完善的农业知识普及网络和农业合作组织, 加拿大“农业协作伙伴计划”, 以色列的“集约化农业”等。

二、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的基本措施

为了更好的促进农村区域发展, 国外政府针对城乡差距拉大、农村区域发展困难的问题, 以国家投资为主导, 以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为主要手段带动农村区域的建设, 实行“山水田园路”的综合投入、综合整治以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农村改革和农村建设中虽然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 但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 建设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许多国家在农业区域发展中都一直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交通、水利、市场、仓储以及农田生态环境、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有利于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 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 并能使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如美国在19世纪就致力于西部交通建设, 联邦政府拨款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 开通了五大湖区至东海岸的运河航路, 随后大型飞机也开始投入使用。发达的交通体系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和自然条件优势得以突显, 促进了拓荒自给农业迅速向商品化农业转化。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规划并实施了旨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别的“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 其内容包括村落、道路、上水道、排水设施、土地用途划分、工商设施、公共设施等建设计划。加拿大政府通过改良大草原地区的土壤, 兴修水利设施, 更进一步加强了大草原各省作为国家粮仓的地位。意大利则由国家承担了大部分农业投资, 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信贷和燃料供应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条件。

(二) 重视农民教育, 推广应用现代农业科技

综观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和经济实力的差别, 固然有社会、历史、自然、资源、技术、政策等各种因素影响, 但关键还在于智力投资和教育的差距以及农业科技的应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法国1960年颁布了“农业教育指导法案”, 建立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农业部在全国建立了一批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学校, 从事农业人才的培养, 国家对获得毕业证书的人员, 在安置、农业经营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在传统农业转变过程中, 全国有25%的农场主接受过中等以上的专业培训。韩国在1972年成立研修院, 负责培训新村运动的骨干。培训内容涉及地区开发、意识更新、经营革新、市民教养等内容, 1997年建立的韩国国立农业专门学校, 年预算为50亿韩元, 可以充分保证农民教育的经费需求。德国农民学员的培训费由政府承担, 学校为学员提供免费住宿。日本有57个县立农业学校, 办学经费由国家负担2/3, 县里负担1/3。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韩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对农业技术的推广都非常重视。韩国在“新村运动”的初期为了使新科技在农村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政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农村开办培训班, 举办农业科技知识讲座, 指导农民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为保证玉米杂交种的培育和推广,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开展玉米育种的基础理论研究;进行玉米品种资源的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制定严格的良种繁育管理制度和良种供应制度等。日本通过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 有计划、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法国注重为农业发展提供需要的耕作、收获等机械, 设法提高生产率。这些国家对农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视, 不但使农民具有了操作现代化设备的技术, 掌握了现代农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而且使农民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 革新了观念, 才有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革的成就。

(三) 充分发挥农民组织的作用

农村建设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依靠农民的主体力量是决定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新村运动”以后, 韩国农协通过开展各种业务如销售和供给业务、银行和贷款业务、保险业务和咨询服务等来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建设, 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展, 如今韩国99%的农户都是农协会员, 从而使“新村运动”最终转变为“民间主导型”的群众运动, 使“新村运动”具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日本在造村运动中形成了由三级农协集成的流通服务网络, 覆盖了整个日本农村。这些农协组织利用联合的力量, 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 如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信贷、技术经营指导等, 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瑞典全国共有各种各样合作社161个, 90%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瑞典市场上, 大约75%的农产品是由这些合作社提供的。这些农村合作社在国家政治上代表农民阶层, 维护农民权益;帮助农民解决了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问题;帮助农民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市场和技术信息;帮助推广农业科技和先进的农业技术, 培训农民技能等等。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也有着成熟的农民组织网络。

三、国外农村区域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欧美、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改革和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有效平衡了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在充分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 采取适当策略,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 政府大力倡导和推动农村区域建设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 一般农业和农村在发展上总是落后于工业和城市, 要改变这种不协调局面, 必须通过农村改革与农村建设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政府出面倡导与推动。政府对农村区域建设的倡导和推动作用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作好农村建设的规划者、启动者和引导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我国已经进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 到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阶段。因此, 政府首先要作为农村区域建设的规划者, 对农村建设必须有一个科学的长远的系统的规划, 明确每个阶段所要达到的目标, 例如刚刚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从全局上对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农村建设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规划,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和阶段性方案的制定。其次, 政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启动者, 农村建设的开始阶段往往困难多、阻力多, 需要政府坚决的推动。最后, 政府还承担农村区域建设的引导者和规范者的角色, 到了一定阶段, 政府需要适当放开, 让广大农民自己、农村基层组织成为农村改革和建设的主导力量, 政府只需要做好引导和规范工作。

(二) 发展区域化、专业化、产业化农业

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特点多种多样, 因此, 国外推行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的思路值得我国借鉴, 如: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引导农业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使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养殖业合理布局、平衡发展, 推行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 尤其是日本开展的“一村一品”运动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农村区域发展首先应当立足本地资源, 发展特色产品。千篇一律地发展是很难实现现代农业的, 必须以本地的自然资源为基础, 把农村的农特产品资源、文化资源、环境资源充分利用和挖掘出来, 并将之开发成本地特色产品, 逐渐形成本地的支柱产业。其次, 专业化农业、特色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产品生产达到一定规模时, 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就势在必然。在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良好的近郊农村, 应考虑与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对接,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有条件的农村可以考虑自建深加工企业, 延伸产业链条。只有把本地的农产品生产与机器大工业联系起来, 才能够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对于偏远地区, 由于远离市场, 受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制约, 一下子实现农产品加工的工业化相对比较困难, 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发展一点五次产业, 以手工为主对本地农产品进行粗加工, 走农产品差异化的道路。

(三) 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

农业生产、农业科技应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 归根结底, 要落在农民身上。因此,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是农村区域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当前,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 不仅影响了现代农业的建设, 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 成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提高农民素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 需要加强农民教育立法, 保障农民农村教育的实施。培养造就新型农民, 必须大力加强农民教育, 而农民教育能否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关键要有法制保障, 这就迫切需要对农民教育进行立法。其次, 国家在教育投资力度上应当适当向农村倾斜。当前, 农民教育的资金投入有很大的随意性、不稳定性, 投入严重不足, 办学条件十分落后, 既影响了教育效果, 也影响了农民学习的积极性。保障农民教育的经费, 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区域发展落后的问题。再次, 重视对农民的激励, 完善激励机制。激励对人的能力的发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缺乏激励机制, 我国农民对接受教育培训认识严重不到位, 积极性不高, 实践中需要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 以引导他们接受教育, 提高自觉性。要尊重农村实用人才, 满足他们物质、精神、发展等方面的迫切需要, 提升农村人才的社会地位, 才能实实在在地培养有技术的农民, 留住有能力的农民。

总之, 在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当中, 农村区域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美、英、日、韩等国家的乡村改造的实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 新农村建设也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在实践, 贵在创新。

参考文献

[1]郑新立.韩国“新村运动”启示录[J], 人民论坛, 2006 (2) .

[2]石田.国外加强农业教育与提高农民素质做法[J].世界农业, 1997 (2) .

[3]赵庆海, 费利群.国外乡村建设实践对我国的启示[J].城市问题, 2007 (2) .

[4]曲文, 俏陈磊.日本的造村运动及其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 世界农业2006 (7) .

农地流转国外经验借鉴与启示 篇9

一、发达国家农地流转模式

㈠美国农地流转模式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 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土地所有制形式有三种:私人所有、联邦政府所有和州政府所有。事实上, 美国96%的土地私人所有, 美国的农地市场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 农地价格和其他商品一样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 政府只是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制措施, 如信贷支持、政策引导、利息调节、价格补贴等鼓励诱导家庭农场规模的适度扩大。

美国土地开发转让制度是在土地私有制下形成的, 农地所有者拥有包括土地开发权在内的权利约束。所以, 农地所有者可以将土地开发权通过土地市场分离出来转让与他人。对于需要保护的耕地, 州政府向农地所有者购得农地开发权, 农地所有者出售土地开发权后可以继续耕种该土地, 但不得改变农业用途。

在美国, 农地市场是一种“准完全竞争性”市场。这和我们国家有很大的差异。美国的法律保护农地所有权不受侵犯, 允许私人之间土地买卖和出租, 政府一般不干涉。出售土地时, 买卖双方根据当时农地的市场价值评估买卖价格, 达成买卖协议, 既可由买卖双方自己协商, 也可聘请私人估价公司, 然后双方共同到县政府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以实现土地产权的转移, 完成交易。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一般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权, 而大多是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有偿转让, 土地转让的主体一般由政府与家庭农场主通过签订经济契约来实现, 土地流转的主要目标在于农场规模的扩大、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及先进科技与管理的运用。

但是, 私人买卖土地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 并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向政府缴纳不动产税, 并以个人所得税的方式缴纳土地转让收益税。美国土地管理机构对私人土地买卖的管理只限于登记收费, 土地交易纠纷一般都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1]。政府对农地交易进行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减少农地交易的障碍。美国人均土地较多, 土地市场发育成熟, 政府对市场监管的力度是最小的。政府通过对农地产权边界的界定, 为农地所有者权利提供法律保障等措施, 使农地市场机制正常运行。

总的来说, 在美国, 土地是家庭农场的私有财产, 再加上有效的制度保障, 使得土地在流转过程中能够达到产权边界明晰。所以, 农户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的买卖和出租, 能够很好地得到市场的调节, 而且政府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来保障农地的权力, 农地经营规模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农地流转市场。

㈡英国农地流转模式英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 英国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政府计划与自由市场相结合、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相结合。法律规定, 英国的全部土地都归英王或国家所有, 一般居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拥有的是土地使用权。英国土地所有权制度基本原则是:以利用定归属, 重视保护“土地的动态利用”, 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实现土地的持续利用。

在农地流转市场建设中, 英国政府以指导性计划、法律、经济政策等间接手段指导和干预农地市场。同时, 政府通过中央和地方双层管理体系, 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市场进行监管。中央政府在宏观上对农地市场进行干预管理, 包括制定各种相关的法律、条例和法令, 实施无偿或有偿资助政策和减费脱收政策, 建立国有化开发机构和公共组织机构等。在微观层面, 地方政府对农地市场的干预管理分为三个方面: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审核批准“规划许可”和强制征购土地。英国古典式的市场监管, 强调市场进行经济调节, 辅之以行政手段, 这种调节方式使农地流转行为更加规范、有序[2]。

总体来看, 英国农地流转的目的主要是扩大农场规模。在农地流转市场建设过程中, 一方面, 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英国一系列的立法和相关政策加速了土地流转市场建设的步伐, 使土地逐渐地流向那些有能力管理土地的自营农场主手中。另一方面, 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也发挥了有效的调节作用, 形成了良性的流动机制。而土地的规模化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生产力。

㈢法国农地流转模式法国的农业结构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土地分散、人地矛盾较为突出。在农地所有权的经营上存在两种不同土地经营制度, 一种是土地所有者直接经营自己的土地。另外一种是租佃, 这在法国北部农场相当普遍, 佃农的权利越来越大。法国土地流转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市场或继承获得。为了解决人地矛盾, 政府主要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改革土地继承制度, 以保证土地不再继续细碎化。二是支持中等规模的农场发展, 促进小规模农场转移, 稳定大农场。法国农地流转主要通过用益权制度来处理土地的租佃关系。法国农地用益权可通过转让、出租、抵押等方式流转。

政府对农地流转市场的监管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制定相关法律规定。规定私有土地必须用于农业, 不准用于非农用途。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手段征购弃耕和劣耕者的土地。同时还规定, 土地不可分割转让, 只能整体继承或出让。二是国家专门设立土地事务所, 对市场进行监管。同时, 设立土地银行。土地在市场上交易以后还要经过管理机构批准, 否则流转被视为无效。三是政府作为供给者对土地市场进行调控。政府设立“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 其作用就是购买土地, 并对土地进行整治, 然后转让给农民[3]。此外, 政府对中等农场在土地购买贷款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另外, 法国政府采取对年老农民发放终生养老金的办法, 促使他们离开农业, 让出来的土地主要用于扩大农场规模。

总之, 在法国农地流转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角色, 政府不仅制定了促进农地重组的政策, 还充当土地中转者的角色。另外, 政府还千方百计地保障失地农户的利益。

㈣日本农地流转模式日本农业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国, 但是在农地利用组织结构方面与中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如土地经营的主体都是以农户为单位, 这种结构类型有很多弊端, 如经营分散, 规模小, 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等[4]。

日本从1950年开始土地改革, 通过强制手段使每户农民都有地种, 并在1952年颁布《农地法》, 将土地的规模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从此日本形成了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经营方式。

日本农地交易管理制度建立于上世纪70年代, 政府在流通领域内运用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地价水平, 主要由都道府县级地方政府负责。具体由以下四部分构成:一是农地交易许可制, 直接控制地价水平、调节土地利用方向。二是农地交易申报制, 目的是控制影响农地市场价格波动的大规模土地交易。三是农地交易监视区制度, 作为对农地交易申报制的重要补充, 主要用于控制规模较小的土地交易活动。四是空闲地制度, 目的是防止投机性囤积土地, 提高农地利用程度。

在市场监管中, 日本政府实行比较严格的行政手段保障市场运行, 同时由于农地交易管理以土地的科学估价为基础, 且管理目标明确、管理范围比较宽泛, 对于抑制土地价格上涨起了积极作用。其中不少方法直接为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所借鉴。

总的来说, 在日本农地流转市场建设过程中, 政府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可小觑。政府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 培育了良好的农地流转的政策和法制环境, 也为农地流转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另外, 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也发挥了其作为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的作用。日本农协的良好发展是各国农民组织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典型例子。它不仅促进了农民的合作, 也成了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媒介, 加快了流转的速度, 保证了流转的成功率, 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二、经济转型国家农地流转模式

㈠俄罗斯农地流转模式俄罗斯从1991年开始土地私有化, 这一年, 政府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 其核心就是紧急实施土地私有化[5], 具体做法就是大规模建立个体农户, 取消或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将其变为农户联合体、股份公司、财产股份生产合作社等。2001年重新修订的《土地法典》, 废除了国家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粮食定购任务, 开始引入市场价格机制, 以家庭农场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农业体系初步形成。2002年, 又颁布了《农用土地流转法》, 在政府的规制下, 农民可以买卖土地。

俄罗斯耗时10年左右的土地制度改革成效十分明显[6]。在俄罗斯, 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土地, 俄农地的63%已经属于私人, 97%的土地所有者得到了土地所有权证书。它废除了原来的土地单一国有制 (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都是国有土地的租赁者) , 建立了私有和合作所有为主、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彻底解决了前苏联时期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致命缺陷。

土地私有化是俄罗斯改革的基本政策, 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私有化之后, 俄罗斯农民非常珍惜土地, 把土地当做资本和家庭财富以及谋生的手段。他们通过建立家庭农场或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加入合作经济组织, 或以土地入股成为农业股份企业的股东, 俄罗斯农民经营土地的方式是现代化的。

总之, 俄罗斯农地流转制度与农地流转外部环境的构建都比较完善。俄罗斯《农地流转法》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农民土地流转权利的实现。土地市场与土地银行的建立使农地流转具备了外部条件。但俄农地流转制度对农地流转后用途的限制则是这一制度还没有取得预期经济绩效的主要原因。

㈡越南农地流转模式1988年颁布的《越南土地法》经过了1993年、1998年、2001年三次修改, 但无论怎么修改, 法律始终坚持两个基本原则, 即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对土地实行管理和用途管制。2003年, 越南颁布第三部《土地法》, 分别对国家和土地使用者 (企业、集体、个人等) 的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规定土地归全民所有, 国家代表全民拥有土地处置权, 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确定土地用途, 规定土地交易量和使用期限, 决定土地使用、出租、回收、变更用途、定价等事宜。

在具体政策实施方面, 越南政府主要通过土地审批和颁布土地所有权证来管理农地流转市场。目前, 越土地市场存在两种价格:一为官方价格, 由财政部、资源环境部共同确定, 主要用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税、土地分配和租赁税、土地征用补偿金等税费的计算基础;二为民间土地交易价格。官方价格一般低于民间交易价格。

总之, 越南农地流转市场改革成效比较显著, 在过去十年中, 越南的农村部门已经从集体化迈向建立私有财产权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道路。

㈢匈牙利农地流转模式匈牙利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可以分转型前和转型后三个阶段来描述。

转型前匈牙利的农业改革在各项经济变革中是最成功的, 农业改革的成功也为全面的经济改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 后来匈牙利政局也比东欧其他国家平稳的多。

匈牙利在1990年之前的农地改革主要体现在合作社和自留地政策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合作社。1956年11月卡达尔政府颁布了新农业政策, 以合同制和国家自由收购制取代原来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户发展生产, 允许农民自由选择经营方式, 允许农民自由出售农产品。卡达尔的农业政策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自留地及其优惠政策。匈牙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 其中给农民自留地及其优惠政策的做法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有不少农民不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意义并非自愿加入合作社, 但是, 合作社保留农户的自留地并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了农民, 合作化的过程比较顺利。

历史过渡时期农地改革:1990年初东欧剧变后, 政府把合作化时期集中的土地归还原主, 从政治上看好像是恢复了正义[3]。

土地归还原主的规定比较死板, 一定要把原来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原土地所有者中的许多人已转到城市, 并且很多人都不愿回农村。土地私有化具体是以证券形式补偿原土地所有者的损失。最后匈牙利95%的耕地私有化了。土地私有化使土地经营规模极度分散, 几乎全国人口都与土地有了牵连, 土地物归原主后的另一个严重遗留问题就是原来无土地的农民失去了生活来源, 无地农民的就业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匈牙利私有化经济改革后, 分散的土地所有权导致了规模不经济、高成本、不具竞争力, 并使家庭规模化经营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阻碍, 匈牙利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土地所有权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关系、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土地管理制度创新。设立国家土地基金及其管理组织和实施以土地集中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规划项目就是其中两项最有成效的土地管理制度创新。

农地市场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土地私有化改革之后, 匈牙利土地私有化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发展土地市场来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然而, 土地私有化改革虽然使产权明晰, 但也造成了所有权分散, 进而降低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 通过发展土地市场, 在明晰土地产权的基础上, 促进土地重新集中成为匈牙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途径。此外, 匈牙利土地管理制度创新中, 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重视城乡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重视综合管理, 重视先进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重视用市场方法保护土地, 重视农民利益的保护, 重视社会化服务, 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总之, 私有化改革大大促进了匈牙利土地市场的发展, 匈牙利持续、完整的土地登记系统以及不断在管理系统中的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 为匈牙利土地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 匈牙利土地市场影响土地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土地自愿交换。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是通过买卖来实现,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通过租赁来实现, 而土地自愿交换则是为了土地集中的效率。

三、启发

首先, 我们发现, 无论是建立农地出租市场或销售市场, 对生产力都有一个积极影响, 并使家庭获得土地的能力得到了提高。有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 只要能澄清土地所有权, 使家庭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执行这些权利, 也就是说小规模生产者如果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更多的土地, 相对于平均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分配, 农业生产力就有大幅度的提高。

其次, 政府的政策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土地市场的运作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 它始终为市场参与者提供财产权利的担保。比如政府强制执行的安全长期的土地权利, 对土地租赁及销售市场的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 在市场调节存在失灵的部门, 政府也应当适当地介入以解决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如对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以提高其素质,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为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对在购买大型农机时遇到资金困难的农户提供贷款或补贴等。总之, 政府既不能完全放手, 听凭市场来调节农地集中, 也不能过分干预, 完全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 政府应当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最后, 我们发现, 农村信贷不完善严重影响了土地市场的运作。农户能否参与土地的租赁和销售与获得信贷密切相关。所以, 完善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对于解决农业规模化经营中易出现的资金瓶颈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 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使保险和贷款的形式多样化。同时, 政府应当适当调低农业保险和贷款的门槛, 继续坚持和发展“金融下乡”活动, 解决因资金不足而使规模化经营受阻的问题;另一方面, 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金融服务的认识, 对参与农业保险和贷款的农民提供指导, 提高其抵御风险和偿贷的能力。

四、促进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建设的建议

㈠政府立法和政策支持从以上发达国家农地流转市场建设经验来看, 不管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国家, 都采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 对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不同的是, 有些国家将重点放在法律、法规层面;有些国家将重点放在农地供给方面, 即政府严格控制农地供给量, 通过价格杠杆实现对土地市场的调控和监管;有些国家则注重在土地交易之前,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制定规划对土地用途做出明确的规定;有些国家则强调政府管理方式, 通过政府自身所具有的优势, 对土地市场进行管理。

㈡必须依赖市场的作用土地是一种生产资料, 它的价值只有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 资本化就是为了实现土地作为一种社会资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效益和政策。目前, 我国的土地是国家所有, 家庭承包经营, 在这种制度下, 要使土地进入市场, 必须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问题的关键是, 市场如何配置农地这种生产要素, 即农地经营权如何通过市场来流转, 实现土地作为社会化生产要素的增值功能。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来看, 市场在解决土地问题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而与此相关的市场包括农地所有权市场、土地使用权市场等。特别是农地使用权市场, 这种市场在中国目前还欠发达, 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中国今后农地市场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㈢培育和支持促进农地流转的中介组织的发展政府在政策、税收和资金等方面支持促进农地流转的中介组织, 并利用制度培育农业经营主体, 引导农地流转的方向和发展农地经营规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始终是支持促进各经济主体进行农地流转的角色。如日本的农业合作组织 (农协) 作为农业的最广泛组织, 成为了农地流转过程中最重要的中介。他们不仅促进了农地流转的速度、效率, 而且保证了农地流转的成功率, 为农民提供了保障。当然, 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合理发展需要国家从立法、政策上提供保障和扶持, 这是值得我国政府借鉴的。

㈣切实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专家认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际上对农民具有类似社会保障的功用。伴随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需要, 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将向城市非农领域转移, 城市往往难以很好地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保问题, 依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将同样履行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土地流转在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的经营权。能否对这些人进行合理的补偿和妥善安置成为土地流转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国外在这一方面都有明确细致的规定, 如英国对小农场主的补助金、终身年金, 对丧失土地开发权的土地所有者的补助金。补偿标准也有明确的规定。我国的农村土地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社会保障的功能, 土地流转后, 一定要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总的来说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尤其是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这是长远之计。二是加大对失地农民的补偿, 土地补偿标准应与市场挂钩, 按市场土地价格计算标准计算, 补偿一定要到位, 真正补偿到农民手中。

㈤土地流转一定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做保障, 流转程序一定要规范严谨, 做到依法流转我国现在土地制度流转的法律还很不完善, 大多是对农地流转的原则性规定, 对流转的具体程序和步骤还没有详细的规定。因此, 应加大农地流转的立法工作, 使我国农地流转真正有法可依。一是通过立法明确土地流转中受益方的权利, 实现国家、农民和第三方利益的公平。只有各方权利公平, 结果才会实现公平。二是通过法律保证农地流转不会造成国家耕地的减少, 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威胁。三是在目前条件下, 要通过法律来保证农地流转在农业内部进行, 防止土地兼并和大量失地农民的产生。四是通过法律规范农地经营权交易市场, 保证农地流转的公平、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志强.国外土地流转制度的比较与借鉴[J].东南学术, 2009, ⑵.

[2]华彦玲, 施国庆, 刘爱文.国外农地流转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J].世界农业, 2006, ⑼.

[3]Jude Wallace, Ian Williamson, Buildingl and markets, Land Use Policy23 (2006) .

[4]刘克春.国外关于农地流转的理论研究[J].理论参考, 2009, ⑴.

[5]王志远.俄罗斯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09, ⑵.

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10

1 美国学校危机管理分析

1.1 美国学校危机管理管理机构

美国大学无论私立还是公立均被认为是公共领域, 因此, 大学的危机管理自然就是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的组成部门。经过多年的经营, 美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 其核心机构是FEMA, 即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rcy) , 其使命是“领导美国针对灾难, 进行预防、反应和恢复”。这是一个直接向总统负责、报告并处理国家灾情的独立政府机构。根据美国联邦应急计划 (Federal Response Plan) , 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有处理危机的主要责任。当大学出现危机事件时, 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先期处置权优于联邦政府, 即只有在危机的严重性超出州或地方政府的处理能力, 并在地方行政长官向联邦政府发出请求, 经总统宣布危机要发生后, 联邦政府才能介入。此时, FEMA将会担当起危机管理的协调机构。

1.2 美国学校危机管理法律保障

FEMA与各州教育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应对危机指南。如2003年下发全美的《危机计划的实用资料:学校与社区指南》就明确规定各种危机的类型、阶段以及对危机预防和反应的措施。1994年制定的《校园禁枪法》即GFFA, 要求所有接受联邦教育基金的州通过《改善校园环境法案》即LASA法案, 任何州到1995年时若仍没有类似LASA法的法规出台将被取消领取联邦教育基金的资格。以此方法, 联邦政府得以在处理大学校园危机方面对各州立法施以一定程度的控制。

“9·11”事件以后, 美政府对大学校园的危机监控和管理更加严格。联邦教育部 (2002-2007战略规划) 特别强调建立学校的安全目标, 为响应联邦号召, 各大学普遍加强了学生品格、公民意识和爱国主义教育。

1.3 美国学校危机管理程序

美国联邦教育部认为, 学校危机管理的核心是学校的全面安全。2003年制定的《危机计划的实用资料:学校与社区指南》认为, 危机的发展包括3个阶段:潜伏期、爆发期和恢复重建期。危机管理包括4个环节:危机的缓解与预防、针对危机的准备、对危机的反应和危机后的恢复。教育部强烈建议按这4个阶段制定安全计划, 同时鼓励各大学制定每所校舍的安全计划。

第一个环节是危机的缓解与预防。这主要包括对大学校园的环境审查和安全设施的加强;对相关学生的监控与心理干预;校园警察实时监控和反应等。

第二个环节是对危机的准备, 包括危机预案的制定以及具体的环境与物资准备。危机预案的内容要求必须涵盖危机的类型及各类危机的应对措施;处理危机必须坚持生命第一的原则;需要联系的关键机构和人士的电话号码、备用号码学校的详细平面图、各建筑物及其临近区域的地图;如何关闭, 封锁学校或建筑和撤离人员的指导方案;与媒体、内部人员、公众进行沟通的指导大纲等。预案制定并获得后须定时演练。

第三个环节是对危机的反应。危机一旦发生, 危机预案自动激活。包括成立一个紧急反应命令中心;证实并评估危机级别;报告危机;指定控制区域, 理性接待媒体并指定媒体报道专用场所等。在这个阶段, 学校必须随时准备向媒体和公众公布危机的信息。

第四个环节是危机后的恢复。将根据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影响大小采取合适的善后措施, 包括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 进行心理健康干预;对危机的周期性回顾与评估, 修改原有预案等。

2 日本学校危机教育分析

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全民危机意识的教育普及和避险自救互救技能的训练。日本的危机教育首先在学校做起。日本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基本上都编写了《危机管理和应对手册》或者《防灾教育指导资料》等教材, 指导各类学校开展危机预防和应对教育。2005年1月, 日本文部科学省发表的一份调查结果表明, 在全日本5.4万所学校中, 有76%的学校已对学生进行过如何应对天灾人祸等突发性危机的教育, 有67%的学校已对学生进行如何防范和应对突发性危机的训练。与此同时, 45%的学校已建立了防范监视系统, 有的学校还利用卫星定位系统给每个学生配备了可以随时显示学生所在位置的联络装置。

日本各地设有许多防灾体验中心, 免费向市民开放, 供人们亲身体验发生灾害时的实况, 了解避难方法。走在日本各地, 随处可见的是将校园、公园、缓冲绿地等公共设施作为避难所的指示牌, 这种做法有利于居民在突发灾害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到达安全地带避难。

3 国际学校危机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3.1 推行法治

美国危机管理的各种机构都是依法建立起来的, 其权力来自于现行法律, 而不是某个行政机构, 一旦危机事件出现, 相应的危机管理系统可以立即自行启动, 无须哪一级行政部门专门赋予相应的权利。

日本作为重灾大国是全球较早制定灾害管理基本法的国家。其防减灾法律体系是一个以《灾害对策基本法》为龙头的相当庞大的体系, 这个体系共有52项法律构成。从宏观到微观, 多角度地对政府危机管理作出了规范, 一旦发生危机, 各个部门可以马上找到相应的法定的解决途径, 从而保证了危机管理的有条不紊和及时有效。

3.2 普及危机教育

众多的危机积累的经验教训使日本认识到, 使民众具有较高的防灾意识和正确的防灾知识, 对于提高民众的自护能力, 减少灾害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对防灾减灾宣传普及活动非常重视, 有很多制度化而又丰富多彩的活动, 他们有众多的宣传活动日, 多样化的防灾训练, 在学校开展防灾教育, 并努力促使居民自主防灾组织的形成。因此, 日本国民的忧患意识很强, 遇到危机并不恐慌。

3.3 系统管理

学校作为一个单位, 本身是相对独立的, 但同时也是社会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大学校园危机管理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危机管理系统中开展工作才有成效, 否则学校一旦面临突发事件, 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使危机管理事倍功半。

3.4 建立专门的危机处置机构

危机处置需要依靠经验的积累, 同时危机管理经验也十分重要。要保持这一领域人员职务的一贯性。如美国的危机管理机构是一元化领导, 由FEMA完全负责。而在FEMA中, 建立有专门的培训制度。此外, 这些国家还十分注重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危机管理的社会网络。在美国, 已形成了非政府组织及市民参与的危机管理社会网络。

3.5 以预防为主

应对危机事件强调的都是“预防第一”。如美国教育部在2003年5月向全国下发的《危机计划的实用资料:学校与社区指南》、《美国国家威胁预警系统与学校行动指南》、日本编写了《危机管理和应对手册》或者《防灾教育指导资料》等, 这些计划和指南对各类危机发生时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都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这一方面对于危机事件的发生有很好的防范作用, 别一方面也有利于危机发生后的及时处理、减少损失。

4 结论

面对日益增多的学校危机事件, 作为管理者, 我们更应采取勇敢面对的态度, 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在工作中, 可以借鉴有益的经验, 如美国和日本在学校危机管理上强调推行法治、普及危机教育、系统管理、建立专门的危机处置机构、以预防为主等做法, 同时结合本校校情, 制定更具操作性的危机管理措施, 努力建设高效有力的学校危机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2]薛冲.加强高校危机管理的思考[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2.

[3]朱晓斌.美国学校危机管理的模式与政策[J].比较教育研究, 2004, 12.

台湾保险反欺诈经验与启示 篇11

（一）机构设置

台湾保险反欺诈机构主要涉及两种模式：一是政府跨部门成立的特别专案组，另一种是由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几种机构共同组建的专业服务机构。在台湾，与保险犯罪惩防直接相关的部门主要有4个：法务部检察署、调查局、金管会、内政部警政署。在四部门的框架下，2002年台湾行政院为推动金融改革，成立金融改革专案小组下设金融犯罪查缉分组，由检察署、警政署、调查局及金管会检查局指派专人为联络人组成金融犯罪查缉分组。2002年6月至2004年11月，查缉分组向司法机关移送证券、保险犯罪案件共计203件，银行犯罪案件154件。此外，2004年1月由政府主导，产寿险业公会及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共同推动成立财团法人保险犯罪防制中心，董事会成员由来自保险局、产寿险公会、检察署、警政署及学术界代表组成；经费来源于保险公司、产寿险公会和保险发展基金等各方捐助，而非纳税人。

（二）法制建设

一是加重保险犯罪刑责和确立财产追索权。为规避保险犯罪罚责轻、违法犯罪成本低的法律风险，2002年，行政院金融犯罪查缉小组建议修订了包括保险法在内的七部金融类专业法律。其修订重点是提高金融犯罪刑责和追索最终受益人非法所得。二是立法规定法院专庭办理保险犯罪案件。台湾在保险法中明文规定了法院为审理违反保险法的犯罪案件设立专业法庭或指定专人办理，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专案打击保险犯罪。三是保险局修订了相关法案。规定重大弊案爆发前，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条件下的财产转移行为无效或可以撤销，经过一系列完整的立法、修法程序，健全了保险犯罪查缉的法制体系，提升了法庭审理效能，为打击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专庭办案和多层磋商结合的联合办案机制

法务部设立专庭审理重大金融犯罪案件是台湾金融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其目的旨在加快案件审理速度，提高办案效率。检察署所辖侦查经济犯罪中心下设金融犯罪查缉督导小组，负责专庭审理或专人办理保险犯罪案件。还有由专家、金融监管部门等各方面力量组成的咨询协调委员会提供咨讯、政策建议等支持。

多层磋商的办案制度具体实施情况是：侦办保险重大欺诈案件时，保险局负责督导保险犯罪防制中心召集相关保险机构提前部署配合工作，同时由保险局整合行业资源增援侦查工作的证据搜集、调查工作。针对保险业重大或特殊案件，检察署金融犯罪查缉督导小组，会同保险局、调查局及保险行业专业人员共同研讨案件，展开调查、取证，或督导与协助所属各级法院察署侦查，并列管保险犯罪重大案件。对于检察署列管的由地方检察署办理的重大案件，地方检察署成立专案侦办小组，并指派业务骨干专职查办。

（四）联系机制

由法务部调查局成立经济犯罪防制执行公报，定期召集包括保险局在内的各相关单位，策划、督导各机关在犯罪预防工作方面的相关事宜。同时，执行公报还着眼于通报犯罪活动变化，机动召集各单位研讨保险违法犯罪新趋势、案情新特点，强化会晤联系机制的预警作用和为检控机关侦办犯罪提供业务咨询。仅2006年，调查局经济犯罪执行公报就召开5次反诈骗联防平台会议，利用跨部门力量，共筑电信监理、金融管理、预防宣传、法规制定、警政侦查等多道防线，2006年较2005年欺诈案件发生率下降了4.23%。

台湾保险反欺诈的主要特点

台湾保险欺诈犯罪防治工作基于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从重惩治，惩治于既然；二是综合治理，防范于未然。其主要特点是：

（一）风险识别的广泛运用

风险识别是金融监管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将风险识别方法广泛运用于防治保险犯罪全过程，风险识别的主体包括保险公司、监管机关和行业公会，体现了犯罪防治的新趋势，实现了风险识别范围的全覆盖。

保险公司对高风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采取更严格的核保、核赔的措施。对高额保单（大额交易）、风险较大的险种以及特殊客户都采用更严格的核保程序，多数保险公司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骗保风险识别措施，一是明确了犯罪高风险地域、高风险行业及高风险产品的标准。二是自主加入行业公会的通报系统中。三是建立了核保核赔的审批程序，根据风险程度决定审批权限。

纳入寿险公会建立的核保通报制度有三种：一是人寿保险及伤害保险高保额通报，通报标准为累计危险保额三百万元新台币以上。二是日额型疾病医疗险及意外医疗险高保额通报，疾病医疗险通报标准为累计危险保额住院日额两千元新台币以上，意外医疗险通报标准为累计危险保额住院日额两千元新台币以上。三是十四岁以下儿童保单建立核保及理赔通报系统。

产险公会建立的核保通报系统，通报内容包含十四岁以下儿童保单通报及伤害保险高保额通报，并与寿险公会完成数据共享。保险公司也可透过线上即时查询保户的投保情况。

理赔通报窗口，是在产寿险公会及各保险公司设立窗口，以专人专线建立理赔查询机制，保险公司对于申请理赔案件，发现有疑似保险诈欺时，即时通报公会，并适时与司法单位联系，信息实时与保险犯罪防制中心相连结。

同时，保险局会同有关部门对与保险犯罪密切相关行业进行检查评估，对相关机构进行清理。如2006年健保局查核违规医疗机构，共检查了1382家机构，针对保险金和健保金同时诈骗的特点，对假住院及住院异常、异常刷IC卡、费用申报异常3项重点检查，共访查270家医疗机构，查涉违规200家，追扣罚金3，819万元新台币。保险犯罪防制中心正在努力建立可疑保户或医院等黑名单，用以破除恶意诈骗保险金的集团。

（二）灵活有序的组织框架

台湾保险犯罪防治机构的组织特点是：政府主导与民间组织相结合；行政检查与司法调查相结合；执法工作闪电战与防控工作持久战相结合；专人联络与专案合署办公相结合。金融犯罪查缉分组联络人加强了保险犯罪案件通报联系和查缉，加强国际司法互助和专家协作，有效提高了案件侦破率和结案率。通过各职能部门兵分几路共同参与检调的模式，充分发挥了各机构的优势，有效打击保险犯罪。在名车谎报失窃案、诱杀贫妇诈保案等行动中，金管会和调查局及其他机关调派相当专业人员进驻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与检察官合署办公，增援重大案件的公诉工作。保险犯罪防制中心在研究保险犯罪理论、举报投诉重大案件、建立保险犯罪防制资料库、加强消费者教育、协调沟通警检调机关及海基会联系等多项工作中发挥了长效机制。

（三）信息引导侦查的犯罪情报系统

在台湾保险犯罪防治体系中，基于信息平台的案件通报查询系统起发挥了数据汇总、及时预警和证据支持的功能。在金融犯罪查缉小组联络人的基础上，台湾逐步建立保险犯罪案件连线查询系统。如2002年，寿险公会率先向法务部提供信息支持，提供包括寿险及伤害险高保额保单、违反告知解约保单的查询，供法务部犯罪侦查，大大提高了侦破时效。财团法人保险犯罪防制中心成立后，从2006年起，逐步建立与产险公会、寿险公会、消防署数据对接系统，完成了包括保险理赔通报系统、失窃车辆车籍异动登记系统、火险资料库等多个信息平台的建设。目前保险犯罪防制中心还建立了疑似保险犯罪资料库总归户查询系统，在检警消等单位侦办保险犯罪案件时，可通过系统函查被保险人投保资料和理赔记录等详细资料，为取证、公诉等司法工作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

（四）反应迅速的案件报告制度

保险犯罪防治中心在处理疑似保险犯罪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顺畅、行之有效的案件报告制度。当保险公司发现一件保险理赔案具有保险犯罪特征时，可以将有关材料提交保险犯罪防制中心申请委托，中心经初审确定接受案件委托后，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案件报告，一是向检警单位进行举发报告，并参与进一步证据搜集举证工作；二是可向中心内部咨询委员会开会研究并提出建议方案，视决议进行举发报告。内部咨询委员会通常由刑侦、消防、保险监理、理赔、鉴证专家共同组成。

（五）融合力量的一体化行动

无论在打击犯罪还是犯罪预防过程中，多方力量均众志成城，共同完成目标。在打击行动中，注重形成打击合力，保险犯罪在台湾属“白领犯罪”，隐案多、手段不断翻新，有的案件不仅涉及的金融犯罪还涉及刑事犯罪、贪污弊案、黑金犯罪等，打击犯罪工作离不开各部门协作配合。各部门在联席会晤、信息传递、线索协查、案件移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如2005年10月，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刑事警察局、调查局南机组、金管会保险局、保险犯罪防制中心联合督办，协调台南市警察局、台南市调查局、高雄港务局、台南县永康分局联合组成专案小组，共同破获了温氏家族医疗保险诈骗案件，一举抓获温氏兄弟为首的32人，一个犯案长达10年的投保人与医务人员勾结共同骗取保险赔偿的保险诈骗集团告破。

金融监管部门通过与司法部门、行业组织之间开展广泛、密切的合作，惩防保险领域违法犯罪的相关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如金融监管部门在修订保险法时，吸收了法务部关于加重犯罪成本、处置非法所得的意见，得到了行业公会、保险机构等业界的密切合作，使得保险法在量刑等方面实施能够切实符合时代需要并顺利推广。

对内地保险业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的共同打击保险犯罪框架

目前，中国保监会已与公安部建立良好的部际沟通机制，可在此基础扩大沟通机制范围，按照“统筹协调、明晰分工、共同推进”的原则，将检察、司法、消防、税务、工商、卫生、外交等部门逐步纳入此保险犯罪防治框架，确定工作重点，合力推动保险犯罪防治工作。近期可在此框架下设一个打击保险犯罪特别行动小组，定期召开部际联席会，保监会就具体问题与各部门磋商，确保各项措施的实施效率，强化法律效力。可建立定期由公安等部门召集“反诈骗”部际联席会议，结合多方力量共筑反欺诈防线。在将来联合督办案件过程中，保监会稽查局可向公安、检察部门临时派驻专人协助案件侦查，为举证、公诉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和沟通协调发挥作用。

（二）建立保险犯罪专业数据库尽快实现信息共享

建立保险犯罪专业数据库，将有助于解决保险公司在核保核赔过程中与投保人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的问题。台湾经验表明，强大的保险犯罪案件数据库是构建严密犯罪防治体系的必要基础。目前我国尚没有专业保险犯罪案件数据库，各类保险信息数据开放程度低，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部门和机构中，使信息缺乏透明度。功能完善的数据库是建立保险犯罪防治体系必备的基础设施。建议一方面要鼓励保险机构注重自身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可在现有保险行业协会的车险数据平台基础上，将功能扩展到保险反欺诈方面，从而将简单的技术平台发展为可防控犯罪特别是保险诈骗的平台。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中的部分内容提供给保险机构或与保险机构共享，促进保险行业打击犯罪能力提升。

（三）成立保险犯罪防治专业组织

目前，各保险公司在防治保险欺诈工作上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有些公司即使与当地检察、公安机关联合成立各类“保险鉴定中心”等，也受专业和技术条件限制及法律质疑。这一状况严重影响我国保险反欺诈工作的效率，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防治保险犯罪的需要，成立全国或地区性的保险犯罪防治组织迫在眉睫。结合我国实际，可在保监会的领导下，由保险学会或行业协会牵头，各保险公司出资，公安、检察参与，选聘专家成立保险犯罪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应承担搭建宣传平台、协助案件侦查、对案件进行总结分析，掌握犯罪动向，了解作案手法，帮助公司改进业务流程的功能。

（四）逐步建立保险反欺诈情报系统

目前稽查局已就保险司法案件报告制度下发通知，正逐步建立可控可防、惩防结合的案件报告机制。在今后的工作中，可将此机制运用到保险反欺诈工作中来，规范保险公司疑似欺诈案件报告行为，保险公司在报告司法案件同时定期向保监会信息系统报告高额、疑似交易及保单报表（可参照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建立核保理赔通报机制。公司设立专门岗位，明确专人负责疑似欺诈报告工作。同时，保险机构应制定反欺诈报告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向中国保监会报备。

（五）加强保险反欺诈的交流与合作

历史经验与启示 篇12

(一) 坚持首抓“查违拆违”, 全面奠定拆迁基础

2005年以前, 合肥市违法建设相当严重, 遇有房屋拆迁时, 群众便大肆搭建违法建筑, 一夜之间“握手楼、隔夜房”遍地开花。2005年上半年, 合肥开始对违法建筑进行集中整治, 通过“先期调查摸底, 人大建章立制, 加强媒体宣传”等措施, 将违法建筑查处权交由地方政府, 并发动全社会对违法建设公开举报检举, 营造强大的舆论攻势和氛围。

在拆迁工作中, 合肥市坚持“先拆官后拆民、先拆公后拆私”的原则。通过一年的努力, 共拆除违法建设1 380万m2, 并实现了零冲突、零补偿目标, 为后期“大建设”和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 创新“两级管理体制”, 提高拆迁工作效率

在大建设的配套改革中, 合肥市按照“权利下放、重心下移、高效便民、责权统一”的原则, 实行“征地拆迁两级管理体制”, 即:将原市建委拆管办负责的拆迁行政许可、行政裁决和拆迁信访维稳等拆迁管理职能移交由各区建设局行使, 市拆管办负责对全市拆迁工作进行宏观行业管理。

通过职能移交和区级政府扁平化拆迁管理模式的构建, 一方面, 有利于市拆管部门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全市拆迁工作的大局要点上来;另一方面, 通过明确各区拆迁责任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充分发挥各区、街道和社、村居委会在拆迁工作中的基层群众优势, 从而形成拆迁工作“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良好局面。

(三) 安置拆迁“公开透明”, 有效缓解群众矛盾

由于市场评估的货币补偿款无法在市场上购买到合适的住房, 合肥市在拆迁安置方式上主要采用实物安置, 统一修建安置房, 确保群众住有所居, 很好地解决了被拆迁人的住房需求,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拆迁矛盾。

与此同时, 在拆迁过程中做到公开透明、补偿公平公正, 并创立了“三榜公示、两级证照审核”制度, 即:对被拆迁人住房和人口情况分别在村 (社居委会) 、乡镇 (街道) 、区 (合肥晚报) 进行张榜公示, 每榜公示7天, 并先后由区和市组织建设、规划、国土、房管、公安、财政、监察、审计和建设投资公司等九部门对每户拆迁补偿情况联合审查, 确保依法补偿、公平补偿。

这项制度的全面实施, 既保证了全市拆迁政策的一致性, 又充分保护了干部队伍, 保证了拆迁工作顺利推动。

(四) 政策制定“让利于民”,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在安置点的选择上, 以交通相对便捷、周边配套完善的地块为主, 安置房的标准则按照花园式的小区设计, 安置房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按照“利民、便民”的原则, 由各区政府负责建设, 真正把好事办好, 把实事落实。二是对异地安置户按照一定比例增加安置面积, 并免收增加面积价款。三是安置房全部规划为高层或小高层, 公摊比例按照17%和15%进行控制, 多余公摊面积由各辖区政府承担, 有效提高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率。四是按拆迁安置住房面积的5%配置商业用房, 相关建设费用经审核后纳入小区开发建设成本, 由市、区两级政府各承担一半。商业用房建成后一律交由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对外出租经营, 产权办在国资委名下, 经营收入用于弥补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费差额、二次供水增加的水费、电梯运行费用等, 余额累积作为拆迁恢复小区的后期维护费用。五是原拆迁房为出让土地的被拆迁人在上市交易安置房时免收土地收益。并明确大建设拆迁安置房办理房产证时免收房屋登记费和手续费, 计入大建设成本。同时, 免收印花税和工本费, 由市建设投资公司统一支付。六是符合拆迁安置政策的回迁面积和政策性增购面积, 因套型原因增加5%以内面积的免收业主房地产交易契税, 由市建设投资公司统一支付。

二、合肥模式的几点启示

合肥模式的成功, 证明了和谐拆迁的现实性。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中, 应积极借鉴合肥经验, 有效预防、化解拆迁矛盾, 真正做到“征地拆迁一片、安定和谐一片”。

(一) 统一政策标准, 补偿安置“公开、公平、合理”

1. 严格执行政府出台的补偿安置标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擅自提高或降低补偿标准, 不能单独设立与征地相关的补偿、补助和奖励项目。

2. 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或省 (市) 政府批准的征地范围实施征地拆迁, 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扩大征地范围, 部分征地项目因施工需要确需扩大用地范围的, 需报地方政府同意。在征地过程中, 对征地拆迁面积、补偿安置标准、补偿安置金额等问题, 要及时进行张榜公布, 实行阳光操作。

3. 征收补偿的政策制定应公平合理。大多数拆迁纠纷中, 补偿是否公平成为争执焦点。由于土地一级市场由国家垄断, 因此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缺乏可作标准的市场价格。公平补偿不能局限于土地或房屋的价值, 还应该考虑搬迁费用、临时安置费用、企业停产停业的损失、被拆迁人家庭的特殊困难以及搬迁给工作、生活带来新的不便等因素。

(二) 严格征地程序, 做到程序“透明、规范、合法”

政府应“及时清理与废止侵害被拆迁人利益的地方性规章制度, 加强征地拆迁和行政补偿方面的立法”[1]。征地拆迁要依照法定程序和《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的有关规定, 严格执行“两公告一登记”制度。具体工作中, 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征用土地公告办法》, 规范公告张贴和文书送达程序, 做到征地程序合法、档案资料完备。

(三) 加强组织领导, 全力推进拆迁安置房建设

1. 统一征地住房安置方式。

严格执行规定的住房安置方式, 即统建优惠购房和货币安置住房。对适用地方政府发文件的征地项目住房安置维持现有模式不变;对有可能适用新征地政策的提前用地, 要提前排查, 及早矫正。待新政策出台后, 可按以下方面予以规范:一是在安置方式上采取统建优惠购房和货币安置住房两种方式, 货币安置价格应与购买商品房价格基本一致。二是可采取在招拍挂的环节上设置条件, 要求在其所拍得的土地上修建的房屋, 提供一定比例的房源统筹用于征地拆迁安置。

2. 严格“三统一”和“四落实”制度。

“三统一”:一是统一修建主体。征地农转非安置房统一由地方征地办组织修建。二是统一安置房建设标准, 要从造型、户型、景观、配套等多个方面超前规划, 提升建设档次, 安置房小区的建设标准不得低于普通商品房。三是统一安置房性质, 避免因产权性质差异造成稳定问题。

“四落实”:一是落实安置房选址;二是落实安置房建设资金;三是落实安置房开工、竣工和安置时间;四是落实安置房责任单位。拆迁完毕后安置房未落实选址、规划意见和建设资金的, 不得进行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土地, 不得发放划拨土地决定书。

3. 加快已选址安置房进度, 控制安置房规模。

一方面, 加快经济适用房、安置房、统建房的建设进度, 确保如期竣工并安置入住;另一方面, 在规划设计时, 应充分考虑集中修建的安置房小区规模不宜过大, 以免大量被征地农转非人员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造成信访隐患。每个安置房小区总规模控制在2—3万m2左右, 防止形成新的贫民窟, 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4. 规划建设适度超前, 全力降低过渡户数。

对规划的征地项目, 要根据规划建设时序, 从“早建、多建、快建”出发, 提前做好建设前期准备工作。譬如, 重庆市两江新区“两规”已获批准, 应当按照拆建匹配的原则先建后拆, 至少也要边建边拆, 逐步减少过渡户。若能达到先建后拆, 可以促进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也可以节约大量过渡费, 降低征地成本。

5. 加强组织领导, 注重形成工作合力。

一是要成立区县安置房建设领导小组, 负责地方征地拆迁安置房建设的统筹协调;二是要明确规划、国土、征地办、园区、镇 (街) 等部门在安置房建设中各自的职责和任务, 将目标任务分解细化后纳入年度目标考核;三是在安置房建设手续的办理中, 各相关部门要特事特办, 快事快办, 全力推进安置房建设进度。

(四) 坚持以人为本, 维护群众根本利益

正如合肥一个主要领导所说, “在拆迁工作中, 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把握好、维护好被拆迁户的利益, 让他们不仅利益不受损, 而且还能享受到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成果。”[2]合肥实现和谐拆迁的法宝就是以人为本, 注重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方面, 坚持以人为本, 高度关注民生, 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把“以人为本”理念贯穿大建设始终, 按照快施工、快收尾、快决算、快移交的要求, 全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和复建点工程建设, 大幅改善中低收入家庭和大建设被拆迁居民的居住水平, 赢得群众普遍的拥护和支持;在大规模开展路桥、水环境治理等大建设工程的同时, 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了一批水、电、气、热、公交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项目, 大大提升城市的品位和动感。

另一方面, 妥善处理征地拆迁涉及群众的利益等问题。程序上严格实行“两级认照、三榜公示”, 拆迁面积、补偿标准、安置人口全部公开、透明、阳光操作, 设立举报电话,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做到阳光拆迁、阳光安置、阳光补偿, 杜绝各种不规范行为的发生;按照先拆迁安置后开发建设的原则, 项目开工前优先建设群众安置房, 确保居民在拆迁合同规定实际回迁, 对部分特困群体, 采取申请低保、奖励交房等措施给予援助, 拆迁工作中, 党员干部深入、扎实、细致地做好拆迁对象的工作, 并帮助拆迁户搬运物品, 联系中介公司, 落实过渡住房, 解决实际困难, 把道理讲在前, 把关心放在前, 把疏导工作做在前, 把保障措施落实在前。

摘要：征地拆迁往往伴随着突出的社会矛盾, 成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头等难题。合肥市“大拆违”实现了零补偿、零事故、零冲突, 百姓满意度高达93%, 成功破解了拆迁难题。“合肥模式”的经验, 对各地城市建设实现“和谐拆迁”有他山之石的功效。

关键词：和谐拆迁,合肥模式,以人为本,群众利益

参考文献

[1]陈芳.“以人为本”征地拆迁研究与实现[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13,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