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启示

经验与启示（通用12篇）

经验与启示 篇1

一、国外农村区域发展基本经验

农村建设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问题。在东亚、欧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 他们针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相对落后出现的问题, 以国家投资为主导, 以改善公共基础设施为主要手段, 实行农业的综合投入、综合整治以促进农村区域发展,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韩国、日本等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农村区域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一) 韩国的“新村运动”

韩国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和整体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成功典型。1962年, 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2美元, 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 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 只有20%的农户通电, 5万个自然村只有60%通汽车。1970年韩国政府倡导并发起了“新村运动”, 经过近30年的努力, 取得显著成效。200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4万美元, 农业人口比重由1970年的30%下降为7%,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为1:0.94, 农村住房、生活环境、交通、通讯、水电等设施, 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主要做法是:一是“新村运动”初期阶段由政府通过对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新村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新村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内需, 消化过剩的产能,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充分调动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二是“新村运动”中期采取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农业、农村保险业以及农协组织的建设上来, 逐步培育社会发展实体, 为后面国民自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新村运动”的后期阶段逐步转入国民主导型发展模式, 让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机构、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在新农村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 运用财政、服务等手段, 为国民的自我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二) 美国的高技术、现代化农业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同时又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足600万, 生产的农畜产品却远远超出国内3亿人口的需求,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如此惊人的生产效率, 源于高科技的广泛综合运用。一是美国实现农业机械化后, 进一步向自动化发展。应用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遥感技术、GPS全球定位系统, 精确分析农田土壤成分、肥力状况、农作物生长情况, 对种子、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的施用量提出不同要求, 实现农田作物和畜禽生产自动化管理。二是在当代农业技术中, 美国高度重视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如研究抗病虫害的作物品种, 抗旱、耐热、耐寒的转基因品种, 以及有利于营养、健康和环境的品种等。三是美国科研机构是美国现代农业的强大支柱。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农业科研项目, 大部分由政府资助。政府通过大力资助农业科研和技术开发支持农业。

(三) 日本的小农户现代化农业

日本国土面积37.78平方公里, 人口1.252亿人, 是一个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国家, 也是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其主要特点:一是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日本通过国土综合开发整治规划, 把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维护与经济发展、产业布局、乡村建设等进行统筹协调, 为产业发展、人民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此外日本还高度重视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 对农作物品种改良、栽培方法改进、生态环境改善等进行综合试验研究。二是通过组织农协, 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 较好地解决了分散小农户与大市场、大流通、规模化经营之间的矛盾。农协是农民自愿参加的自立、互助性的经济组织, 为农民提供产前 (如经营计划编制指导、协助贷款、引进技术、选择良种等) 、产中 (如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指导等) 、产后 (农产品储存、包装、运输、销售等) 全方位服务, 为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是政府采取多方面扶植政策。例如, 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的补助金, 政府发放的长期低息贷款, 通过较高关税使进口产品难以与国内产品竞争, 对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等等。

此外还有许多其它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如瑞典的农民合作组织, 瑞士的农村建设及农业政策调整, 新西兰农业合作社, 德国的以城镇带动乡村促进农村发展、政府补贴农业社保联合总会造福农民, 荷兰完善的农业知识普及网络和农业合作组织, 加拿大“农业协作伙伴计划”, 以色列的“集约化农业”等。

二、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的基本措施

为了更好的促进农村区域发展, 国外政府针对城乡差距拉大、农村区域发展困难的问题, 以国家投资为主导, 以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为主要手段带动农村区域的建设, 实行“山水田园路”的综合投入、综合整治以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农村改革和农村建设中虽然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 但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 建设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许多国家在农业区域发展中都一直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交通、水利、市场、仓储以及农田生态环境、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有利于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 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 并能使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如美国在19世纪就致力于西部交通建设, 联邦政府拨款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 开通了五大湖区至东海岸的运河航路, 随后大型飞机也开始投入使用。发达的交通体系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和自然条件优势得以突显, 促进了拓荒自给农业迅速向商品化农业转化。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规划并实施了旨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别的“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 其内容包括村落、道路、上水道、排水设施、土地用途划分、工商设施、公共设施等建设计划。加拿大政府通过改良大草原地区的土壤, 兴修水利设施, 更进一步加强了大草原各省作为国家粮仓的地位。意大利则由国家承担了大部分农业投资, 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信贷和燃料供应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条件。

(二) 重视农民教育, 推广应用现代农业科技

综观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和经济实力的差别, 固然有社会、历史、自然、资源、技术、政策等各种因素影响, 但关键还在于智力投资和教育的差距以及农业科技的应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法国1960年颁布了“农业教育指导法案”, 建立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农业部在全国建立了一批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学校, 从事农业人才的培养, 国家对获得毕业证书的人员, 在安置、农业经营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在传统农业转变过程中, 全国有25%的农场主接受过中等以上的专业培训。韩国在1972年成立研修院, 负责培训新村运动的骨干。培训内容涉及地区开发、意识更新、经营革新、市民教养等内容, 1997年建立的韩国国立农业专门学校, 年预算为50亿韩元, 可以充分保证农民教育的经费需求。德国农民学员的培训费由政府承担, 学校为学员提供免费住宿。日本有57个县立农业学校, 办学经费由国家负担2/3, 县里负担1/3。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韩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对农业技术的推广都非常重视。韩国在“新村运动”的初期为了使新科技在农村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政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农村开办培训班, 举办农业科技知识讲座, 指导农民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为保证玉米杂交种的培育和推广,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开展玉米育种的基础理论研究;进行玉米品种资源的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制定严格的良种繁育管理制度和良种供应制度等。日本通过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 有计划、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法国注重为农业发展提供需要的耕作、收获等机械, 设法提高生产率。这些国家对农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视, 不但使农民具有了操作现代化设备的技术, 掌握了现代农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而且使农民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 革新了观念, 才有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革的成就。

(三) 充分发挥农民组织的作用

农村建设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依靠农民的主体力量是决定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新村运动”以后, 韩国农协通过开展各种业务如销售和供给业务、银行和贷款业务、保险业务和咨询服务等来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建设, 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展, 如今韩国99%的农户都是农协会员, 从而使“新村运动”最终转变为“民间主导型”的群众运动, 使“新村运动”具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日本在造村运动中形成了由三级农协集成的流通服务网络, 覆盖了整个日本农村。这些农协组织利用联合的力量, 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 如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信贷、技术经营指导等, 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瑞典全国共有各种各样合作社161个, 90%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瑞典市场上, 大约75%的农产品是由这些合作社提供的。这些农村合作社在国家政治上代表农民阶层, 维护农民权益;帮助农民解决了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问题;帮助农民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市场和技术信息;帮助推广农业科技和先进的农业技术, 培训农民技能等等。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也有着成熟的农民组织网络。

三、国外农村区域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欧美、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改革和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有效平衡了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在充分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 采取适当策略,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 政府大力倡导和推动农村区域建设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 一般农业和农村在发展上总是落后于工业和城市, 要改变这种不协调局面, 必须通过农村改革与农村建设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政府出面倡导与推动。政府对农村区域建设的倡导和推动作用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作好农村建设的规划者、启动者和引导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我国已经进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 到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阶段。因此, 政府首先要作为农村区域建设的规划者, 对农村建设必须有一个科学的长远的系统的规划, 明确每个阶段所要达到的目标, 例如刚刚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从全局上对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农村建设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规划,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和阶段性方案的制定。其次, 政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启动者, 农村建设的开始阶段往往困难多、阻力多, 需要政府坚决的推动。最后, 政府还承担农村区域建设的引导者和规范者的角色, 到了一定阶段, 政府需要适当放开, 让广大农民自己、农村基层组织成为农村改革和建设的主导力量, 政府只需要做好引导和规范工作。

(二) 发展区域化、专业化、产业化农业

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特点多种多样, 因此, 国外推行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的思路值得我国借鉴, 如: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引导农业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使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养殖业合理布局、平衡发展, 推行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 尤其是日本开展的“一村一品”运动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农村区域发展首先应当立足本地资源, 发展特色产品。千篇一律地发展是很难实现现代农业的, 必须以本地的自然资源为基础, 把农村的农特产品资源、文化资源、环境资源充分利用和挖掘出来, 并将之开发成本地特色产品, 逐渐形成本地的支柱产业。其次, 专业化农业、特色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产品生产达到一定规模时, 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就势在必然。在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良好的近郊农村, 应考虑与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对接,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有条件的农村可以考虑自建深加工企业, 延伸产业链条。只有把本地的农产品生产与机器大工业联系起来, 才能够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对于偏远地区, 由于远离市场, 受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制约, 一下子实现农产品加工的工业化相对比较困难, 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发展一点五次产业, 以手工为主对本地农产品进行粗加工, 走农产品差异化的道路。

(三) 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

农业生产、农业科技应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 归根结底, 要落在农民身上。因此,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是农村区域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当前,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 不仅影响了现代农业的建设, 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 成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提高农民素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 需要加强农民教育立法, 保障农民农村教育的实施。培养造就新型农民, 必须大力加强农民教育, 而农民教育能否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关键要有法制保障, 这就迫切需要对农民教育进行立法。其次, 国家在教育投资力度上应当适当向农村倾斜。当前, 农民教育的资金投入有很大的随意性、不稳定性, 投入严重不足, 办学条件十分落后, 既影响了教育效果, 也影响了农民学习的积极性。保障农民教育的经费, 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区域发展落后的问题。再次, 重视对农民的激励, 完善激励机制。激励对人的能力的发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缺乏激励机制, 我国农民对接受教育培训认识严重不到位, 积极性不高, 实践中需要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 以引导他们接受教育, 提高自觉性。要尊重农村实用人才, 满足他们物质、精神、发展等方面的迫切需要, 提升农村人才的社会地位, 才能实实在在地培养有技术的农民, 留住有能力的农民。

总之, 在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当中, 农村区域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美、英、日、韩等国家的乡村改造的实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 新农村建设也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在实践, 贵在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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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田.国外加强农业教育与提高农民素质做法[J].世界农业, 1997 (2) .

[3]赵庆海, 费利群.国外乡村建设实践对我国的启示[J].城市问题, 2007 (2) .

[4]曲文, 俏陈磊.日本的造村运动及其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 世界农业2006 (7) .

[5]卢向虎, 秦富.国外一村一品运动对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借鉴.http://www.csh.gov.cn.

经验与启示 篇2

韩国人口发展经历的过程、遇到的问题与我国比较相似。当前，我国人口计生工作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问题日益显现，需要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方法，从满足群众的生殖健康需求出发，以促进群众生育、生产、生活质量提高为目标。韩国在生育调节、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开展各种生殖保健活动、疾病预防（寄生虫防治）老年人福利帮助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人文为重的工作理念，把生育同生产、生活有机结合，实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人口福利事业，善于运用经济杠杆调节生育。韩国对生育的调节都是通过政府倡导、利益驱动、家庭计划、社会服务来实现的。我国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政府投入和政策推动力度，善于运用社会福利调动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

三是坚持行政管理、技术服务、群众组织“三位一体”的工作体制，不断充实完善协会组织的工作职能。“三位一体”的工作体制是我国与韩国开展人口计生工作共同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协会职能是人口计生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尤其要发挥医疗保健机构的作用。借鉴韩国的经验，一方面要加大男女平等观念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要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加大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终止妊娠事件的处罚。韩国在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卫生保健部门发挥了突出作用。我国医疗保健机构是由卫生部门实施管理，如何强化卫生部门在这方面的责任，加大其工作力度，是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同时，宣传、教育、社会保障、妇联等部门和组织也要加强配合，综合协调，共同做好工作。

青县农合作组织经验与启示 篇3

青县地处河北省沧州市的北部，素有“津南第一县”之称，共有6镇4乡345个行政村；全县总面积96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5万公顷，占总面积的56.8％；植树造林面积1.3万公顷，占总面积的13.4％。2004年青县总人口38.7万，其中农业人口32.9万，占全县总人口的85.0％。

一、青县实验的主要内容和效果评价

(一)开展合作社基本知识培训，为农村干部群众提供智力支持

课题正式启动后，我们首先举办了3场大型有关合作社方面的报告会，邀请合作社问题专家讲课，其主要内容包括合作社基本知识、国际合作社运动经验借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与政策走向，参加对象有农民、乡镇干部、村干部和部分经济组织的管理人员，约160多人。此后，又陆续地举办了10次小型辅导会，除讲解合作社基本知识外，还帮助一些农民合作组织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报告会和辅导会不仅帮助农民和农村干部学习合作社基本知识，而且调动了农民群众组建合作社的积极性。

(二)消除制度性障碍和不利因素，为农村合作组织发展铺平道路

由于我国有关农民合作组织法律尚未出台，影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些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并且还起到了不利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负面作用。在青县的实践中，我们不仅亲身体验和认识了这种制度障碍造成的困难，而且找到了解决这种制度障碍的途径和方法。

为了说明影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现以周官屯村土地流转托管服务社为例，该服务社是非营利性非企业法人的合作组织，也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实验点，按有关规定是在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2005年5月，我们在县民政局申请服务社登记注册时发现，当时民政局对申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超过了一般农民群众所具备的能力。在繁杂的申请手续、较高的验资标准和缺乏有效帮助的情况下，农民很难完成申请办理合作组织的手续，登记注册环节成为阻碍农民组建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个制度性障碍。如何打破这一制度障碍，成为推动青县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关键一步。

在取得第一手调查情况后，我们召开了有省农工委、市农工委和县农工部、农业局、财政局、民政局、工商局、科技局、林业局等部门参加的座谈会，对上述制度性障碍做进一步调查。提出建议，主要内容包括：提高青县干部对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认识，对不合理的政策规定进行改革，创造一个鼓励和支持农民申请办理经济合作组织的良好氛围。县委和政府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决定采纳我们课题组的建议。

2005年9月8日，青县县委和政府出台《关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有关政策的规定》，该文件明确提出从财政资金、注册登记、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其中县财政每年至少安排150万元支农专项资金，倾斜扶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建设；民政部门负责对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运作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登记注册，工商部门负责对经营性专业合作社以及有关合作组织所办企业的登记注册。同时，青县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领导小组，加强有关领导和协调工作。

(三)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政策扶持的社会效果明显

民政和工商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2006年5月8日，全县共有农业经济合作组织52家，其中2005年3月以前成立了13家，2005年3月至8月成立19家，2005年9月至2006年5月初成立20家。在这52家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占46家。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目的，在于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目前，青县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表现出这种发展趋势，一是引导农民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二是组织农民学习和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性。三是解决个体农户与市场联结的困难，增加农民的销售收入。

(四)青县实践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多样性取决于基本国情

以青县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例，在合作基础上，是以农民自愿联合为原则，他们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大户、核心会员还是普通会员都是直接参加农业经营活动或农业生产劳动；在经济联系上，既有经济利益联系紧密的股份合作制、合伙制类型，也有以技术服务为特征的经济利益联系非紧密类型；在股权结构上，既有比较理想、合理的股份结构，但更多是个别领办人或几个核心会员(成员)占有绝大多数股份；在内部管理上，虽然章程规定了民主管理内容，但是决定合作组织的大事仍然主要听取领办人或核心会员(成员)的意见。

我们在对青县农民合作组织的调查发现，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是主要取决于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原来强加于农民身上的许多束缚被解除了，农民自由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农民之间的经济收入、文化教育、社会经历、思想观念逐渐形成了相当大差异，少数农村能人具有一定投资能力并敢于进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实践，而大部分农民既缺乏经济实力也不愿意承担经济风险。在现阶段我国农村，由能人和大户出资组建的农民合作组织占有较大数量，他们的出资份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管理权的分配方式。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农村缺乏合作社基本知识传播，也是一个影响原因。我们既不能脱离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追求所谓的合作社理念，也不能放弃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引导和规范，使其在较高的层次上得到长足的发展。

二、青县实践的经验、启示和意义

(一)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不会影响社会稳定

在一般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不仅不会影响社会稳定，相反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这是因为：第一，影响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以及相关诱因，是某些地方干部严重侵占农民利益或严重违背农民意愿，引起农民的不满和上访，而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本身无关；第二，我国亿万农民的根本愿望是发展农业生产，不断增加收入早日进入小康社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第三，自1978年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二元结构的体制弊端，赋予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进城就业权等一系列权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已经大大释放了影响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农民经济

合作组织被利用的可能性非常小；第四，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缺乏农民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这既不利于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影响决策层充分吸收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显然，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就是能够比较充分代表农民利益的合法组织和社会团体，应该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二)政府解决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障碍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至今我国仍然存在着不少制约合作组织发育和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与此同时，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权威性宏观调控全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管理机构，其职能分散在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农业部、商务部等部委，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政府对促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青县经验说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进行改革，破除原有的障碍性制度和政策，出台鼓励性、扶持性制度和政策，为农民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合作组织发展的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

(三)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要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合作社的理念必须服从基本国情，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脱离中国农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和国情复杂，不同省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即使同一县域农民之间收入差异也会很大；农民普遍缺乏合作社知识教育，从而影响了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过去人民公社带给农民群众的阴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呈现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农村合作社不同的局面和趋势。如何将合作社精神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这是需要不断实践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四)我国农村需要开展合作社基本知识培训

目前我国农村普遍缺乏合作社知识培训，我国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就必须搞好这项基础性工作，特别是要与农民培训工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合作社意识和基本知识，这对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五)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与规范的关系

韩国城市化经验与启示 篇4

一、韩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历程

1. 起步时期 (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初) 。

韩国从1910年到1945年, 遭到了日本36年的殖民统治。殖民时期, 是韩国农业近代化的起始阶段, 日本带来了近代农业的某些因素, 推广西方农业科技。

李承晚政府时期, 城市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主要是归国人员移居城市、战争引起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在美国经济援助和外国信贷的支持下, 民族工业得到迅猛的发展, 优先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和重化学工业, 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到1960年, 韩国的城市化率达到28.3%。

2. 快速发展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末) 。

朴正熙政府时期 (1961-1979年) , 经济政策由发展轻工业转向重工业, 重工业的发展为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全斗焕政府时期 (1980-1987年) , 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 企业素质大大改善, 出口产品竞争力增强, 韩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韩国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城市化水平从1960年的28.3%发展到1985年的74%。

1961年, 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 开始实行工业化的“五年计划”, 开始了快速工业化运动, 并成功实现了经济追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62-1966年) 的目标是进一步加速发展, 进一步扎实工业基础, 给积蓄势能走最后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 (1967-1971年) 起, 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

韩国工业化初期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 工农业发展速度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在这一背景下, 于1970年开始推行新村运动, 实行粮食的双轨价格、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采取优惠的信贷政策和土地政策, 使韩国的农村面貌得到改善。

3. 城市化平稳发展时期 (1988年至今) 。

在经历了威权统治后, 1987年韩国实现了向民主国家的转轨, 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1991年韩国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只占8%, 非农业部门产值占GNP的90%以上, 韩国进入到工业化国家时代。这个时期是人口高度城市化时期, 到1990年, 城市化水平达到82.7%, 逐步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 韩国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2013年韩国城市化率为91%。

二、韩国城市化发展的路径

1. 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

韩国城市化是依靠工业化实现的, 速度快是重要特点。韩国城市化率从1965年的32.4%迅速提高到1990年73.8%, 仅用2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近90年才走完的城市化历程。为了追赶发达国家, 韩国长期奉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政策, 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 依托既有城市集中布局工业, 使得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

2. 依靠“新农村运动”推动城镇化。

1970年开始的“新农村运动”开创了农村向现代化推进的“韩国模式”。新村运动的目的是在工业获得较大发展后支援农村, 促进农业转型, 使农村获得与城市同等的发展机会, 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政府将农村发展列入国家战略,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农村现代化。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 已基本消除城乡发展差距。

3.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建设。

上世纪60年代开始, 韩国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建设, 实行以城市为中心、以集聚效益为目的的经济区域综合发展战略, 在首尔—釜山铁路沿线的中心城市, 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产业, 带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就业;70年代又形成了以釜山为中心的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区, 为进一步吸纳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空间;80-90年代, 韩国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 形成了以西海岸和东南沿海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后来, 大城市人口又向周边小城镇分散, 形成了多个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

4. 社会保障制度无差别, 统筹城乡发展。

自由的人口流动制度使得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 人口和劳动力资源能够通过人口迁移有效地达到最优的配置。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与人口的自由流动政策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先城市后农村的发展过程, 目前已经覆盖了城乡所有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于1988年1月开始实行, 1998年开始在全国农村普及, 覆盖90%的农民, 10%的贫困农民由政府提供医疗救济费用。

5. 保障土地所有权, 注重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

韩国土地都是私人所有, 政府的政策以保障土地所有权、促进农地流转和城市用地市场化开发为目标。1950年的《农地改革法》为韩国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土地所有制基础。新村教育, 以“勤勉、自助、协同”为精神实质, 通过成立农协、建设农民会馆, 把农闲的村民组织起来接受教育。对农民进行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促进了新机械、新技术在农村的普及, 对于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韩国城市化经验对我国推进城镇化的启示

1. 政府财政资金大力支持, 加强农村金融扶持力度。

韩国新村运动证明了农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予以大力支持。韩国政府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体系, 与此同时, 为了解决农村资金困难的问题, 设置了农村建设的专项资金。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鼎力支持, 农协银行通过开展信贷、销售、保险和咨询服务等业务来支持农业和农村建设, 农协银行还为农业发展提供基金支持。

2. 鼓励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

韩国城市化进程中, 政府注重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投入, 城乡无差别。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公共积累水平很低。因此, 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 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我国的农业生产, 要走工业化生产道路, 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为农民提供成套的科技服务和支撑。通过科技服务培训, 农民推广科技成果, 建立专业化的合作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帮助。

3. 推进多样化的城镇建设形式, 改善农村环境。

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要多样化, 重点应放在小城镇建设上, 依托大型企业发展小城镇, 通过大型企业改善城镇公共设施, 吸纳附近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我国推进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坚持不懈地转移农民。只要合理引导农民进城, 就能将农民永久留在城市成为市民。在建设大中小城镇时要借鉴韩国经验, 注意美化村庄环境, 着眼未来, 建好各种配套设施。

4. 注重农民工技能培训, 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

政府部门应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政策和机制,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调动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在农村应从学龄阶段, 加强对孩子城市生活方式的教育, 使进城的农民能融入到城市, 逐步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

摘要：20世纪中期的韩国仍处于较贫困落后的状态, 为了发展经济, 韩国政府制订了推进工业化的两个五年发展计划,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迅速加快, 新村运动把传统落后的乡村变成现代进步的希望之乡。本文深入剖析韩国城市化发展路径, 借鉴韩国的经验, 为辽宁省城镇化发展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

福特公司成功的经验与启示 篇5

今天的福特公司荏苒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企业之一，现在的福特公司拥有多种汽车品牌，世界上最大的信贷企业—福特信贷，以及汽车服务品牌。福特公司从1903年创办以来事业蒸蒸日上，从生产第一辆T型车到建立第一条流水线福特便开始成就了他的传奇成功之路。

人们研究福特的成功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

1、大幅降低汽车价格；

2、大幅降低生产成本通过技术革新和激励工人实行高工资；

3、战胜风险

但却是福特成功之后人们研究它创立公司以后的启示，是在当时汽车产业的大背景下。虽然这些经验也同样适合我们现在经营管理企业，但在今天告诉发展的信息时代似乎还远远不够。现在看似行业几乎饱和的条件下，我们找不到当时福特所在的大背景。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其实呢？现在金融危机刚过，经济正在企稳回升的情况下，就业压力严重的条件下，“创业”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我认为福特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管理上的知识，还给我们带来的是精神上的财富。

洞察局势，分析能力，寻找自己的特色，认定目标，并根据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福特公司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因为它有良好的开端。福特当时认准时间还没有私人汽车的汽车大背景，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辆私人汽车。福特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在做一件是之前应先考虑好自己的能力切勿盲目做事，但一旦决定做什么后就必须制定切实详尽的实施方案并预估最坏的打算，并且全力以赴去做好它。

创新是永恒的主题。江泽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福特公司摈弃了当时生产的就理念不是从工人的工资上做文章，而是把公认的工资加倍。它的结果不是得不偿失，而是创造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工人的工资加倍不仅增加了工人们的积极性，而且增加了他们的竞争意识，从而筛选出更优秀的工人团队；而且福特公司建立了时间上第一条流水线，十年产量大大增加;所以福特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源于他的创新精神。

遇到困难，冷静对待，向着目标，坚持到底。福特在找投资人的时候，一度没人愿意做这个从来没经历过的项目，但由于福特坚持不懈的精神，最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投资人，并且到最后福特证明了他是对的。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其他的事，都应该发扬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福特现在是辉煌的，但他当初的路走的也很艰辛。曾经甚至因为专利侵权问题，甚至被人高上过法庭。而且他当时做的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面对其投资人以及其他的因素 福特需要承受多大的心里压力及舆论压力，但他坚持下来了，并且成功了。

美国农村垃圾治理经验与启示 篇6

美国农村垃圾治理情况

美国农村的大多数人不是住在市镇，而是一家一户分散住在自家的土地上，比我国农户的分散居住程度高。美国拥有完善的农村垃圾收集运输网络，一般由规模不大的家庭公司承担，基本能够覆盖到每家每户。这些公司的员工也是农民，他们开着小垃圾车，到各家各户收取垃圾，同时收取一定费用。例如：美国的西雅图市政府规定，每月每户居民的四桶垃圾，需交纳13.25美元的费用，每增加一桶垃圾，加收9美元。这一规定实施以后，西雅图市的垃圾量一下减少了25%以上。

在美国农村，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带轮子的垃圾箱，居民每天早晨送到公路边，由专车带走分类垃圾。另外，每个家庭的厨房水龙头旁边，都安有一个小粉碎机，用于随时处理一些生活垃圾，然后流到下水道冲走。每个家庭都要将垃圾分类，装入塑料袋，然后装进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里，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垃圾桶推到大门外的马路旁，等待环卫公司特大垃圾车将分类的垃圾装到车厢不同的格子里运走。杂草与落叶由每个家庭成袋堆放在自家周围。环保部门也派工具车前来割草、清扫路边的树叶、修整树枝。割下的草当场粉碎，可作饲料；截下的树枝，由粉碎机粉碎，将之用在公共场所，如放到树根周围，防止水分蒸发，并可防止泥土直接暴露在大气中，产生扬尘污染环境。

美国政府对农村垃圾治理的资助主要是由联邦政府农村发展部负责，重点是对农村公用设施的资助，而非提供全部建设资金。例如：美国政府每年从农业联合税中拿出几十亿美元.专门用于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资源保护工作，对治理项目投入补贴70%-80%。各州政府也都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列专项开支。其中，美国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可以通过在水和环境计划项目中得到拨款和贷款，分对象进行：拨款的对象是非营利的乡镇组织，目的是提供技术援助和训练；贷款对象是在农村地区从事污水和垃圾处理的企业，目的是改善和建设这些企业的运行设施。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接受这类拨款和贷款的农村地区人口不超过2万人。农村社区人口越稀少，收入越低下，那么它可能得到的资助就越高。

为了解决垃圾处理服务供给中的经费问题，美国设立专门的理事会或基金会，管理环卫资金。资金不仅包括政府的投入，也包括居民支付的垃圾费。对于垃圾处理厂的运营，实行“公共投资、私人经营”，即有关部门在建好垃圾处置厂后，先核算处理每吨垃圾的最低费用，然后将处置厂的运营权向社会公开招标，在达到环保标准的前提下，出价最合理的公司即获得运营权。

美国农村垃圾治理的经验

（一）完善立法是农村垃圾治理的根本保障。美国政府与议会先后于1965、1970年通过了《固体废弃物法》和《资源保护回收法》。除了联邦政府颁布的法案包含对农村垃圾治理相关规定外，有些市州还颁布了专门针对农村垃圾处理的专项法规。比如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和肯塔基州，就对农村地区路边倾倒垃圾的问题颁布了法规，对非法倾倒垃圾的行为有详细的条文加以处理。此外，在农业污染控制方面，美国也有系统的法律框架，如清洁水法案（CWA）；非点源污染实施计划——CWA319条款。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废旧家电的处理制定了一些强制性的条例。2002年当局针对废旧家电的回收利用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法令，对从事回收家电产品中制冷剂的人员资格、使用的设备以及回收比率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使废旧家电的回收利用过程能够达到政府所规定的各项要求和技术指标。

（二）市场化运作是农村垃圾治理的有力手段。美国农业环境保护项目是自愿性的，联邦政府一方面通过资金、技术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引导农场主参与农业环境保护项目；另一方面为提高保护政策的实施效率，在项目运作中引入市场机制，其支付水平取决于农场主环境保护水平与成效。为降低垃圾处理的成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就开始普遍采用招投标制度将垃圾服务承包出去。美国曾经对大约315个地方社区的固体垃圾收集的调查显示，私营机构承包要比政府直接提供这种服务便宜25%的费用。2012年由独立的研究组织提供的报告显示私营机构承包使街道清扫费用节约43%。

（三）公众参与是农村垃圾治理的重要途径。美国在制定环境相关法律、计划时，或者在许可建造废弃物处理设施时，都需要邀请农民广泛参与，而不仅仅是征求意见。只有农民参与制定的法律和计划，农民才有意愿遵守和执行，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和计划。根据法律，农民可以申请组成类似于非政府组织的农村社区自治体，宣传、推广废弃物循环利用知识和家庭简单易行的再利用、资源化方法，或者是直接开展废弃物回收。在美国乡村，社区是最基层、最贴近民众的社会管理单位，是广大民众活动的基本场所。在农村社区中，主要实行公民自治，政府一般不干预社区管理，只是负责制定社区发展规划，提供财政支持，并对社区运行进行监督。像农村垃圾治理项目的选址、设计和规划等活动，是由当地居民自己组织、自愿参加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带轮子的垃圾箱，每天早晨送到公路边，由专车带走分类垃圾。

对我国农村垃圾治理的启示

（一）各级政府要提高认识，加快制定农村垃圾治理法规。多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体系一直是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农村环境保护相当薄弱，甚至在农村垃圾治理领域出现了空白。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性差异性大，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充分认识到农村垃圾治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积极借鉴美国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制定一系列有关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同时针对农村垃圾治理的特殊性积极出台专门立法，并尽快颁布实施，为我国各地农村垃圾治理提供切实可行的规范指导，从而实现农村垃圾治理的法制化管理。

（二）多方引资加强投入，共同完善农村垃圾处理设施。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清扫保洁工具设施的维护和清扫保洁人员工资、托运人员工资，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工作的实施。通过政府投资、社会集资和农民投资投劳的方法，集中财力物力解决农民关心的垃圾治理问题。镇村要加大农村垃圾处理的投入力度，确保农村垃圾处理支出有预算，落实资金。加快建设垃圾中转站、中转点等基础设施，加紧配置满足运转要求的垃圾运输车辆和分类垃圾桶。要在全域内统筹考虑，积极创造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垃圾治理的优惠政策和良好环境，引导多方投入，共同建设乡村环卫基础设施。

（三）建立公众参与垃圾治理的机制，营造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罗店镇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是为农村老百姓做的一项惠民工程，不能光靠乡镇修几个垃圾池，请几个保洁员。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当前，发动群众参与垃圾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章立制，营造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一是各村要建立宣传引导机制，加大宣传力度，向村民广泛宣传垃圾治理的必要性，使村民改变陋习，做生态文明的模范村民。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短信、报纸等村民能接触的媒体，宣传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二是要充分发挥地方各级政府和基层居民委员会、村委会在社区、村庄环境卫生管理和建设中的自主作用，引导公众对环境卫生管理参与的积极性，支持各类环境卫生志愿者组织的活动，通过公众参与政策制定、价格听证、规划公示、污染监督、权益维护等形式，实现环境卫生管理民主化、决策科学化。三是积极组建环保志愿者或协会组织，利用各种帮扶活动引导村民把垃圾分类，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要分开处理，像煤球、菜叶、秸秆等就不需入池只需简单堆肥处理就行。同时，协调组织指导村民搞好生态创建等活动，让他们养成环保卫生意识。

（作者单位：湖北省京山县罗店镇人民政府）

责任编辑：欣闻

经验与启示 篇7

1 美国学校危机管理分析

1.1 美国学校危机管理管理机构

美国大学无论私立还是公立均被认为是公共领域, 因此, 大学的危机管理自然就是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的组成部门。经过多年的经营, 美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 其核心机构是FEMA, 即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rcy) , 其使命是“领导美国针对灾难, 进行预防、反应和恢复”。这是一个直接向总统负责、报告并处理国家灾情的独立政府机构。根据美国联邦应急计划 (Federal Response Plan) , 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有处理危机的主要责任。当大学出现危机事件时, 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先期处置权优于联邦政府, 即只有在危机的严重性超出州或地方政府的处理能力, 并在地方行政长官向联邦政府发出请求, 经总统宣布危机要发生后, 联邦政府才能介入。此时, FEMA将会担当起危机管理的协调机构。

1.2 美国学校危机管理法律保障

FEMA与各州教育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应对危机指南。如2003年下发全美的《危机计划的实用资料:学校与社区指南》就明确规定各种危机的类型、阶段以及对危机预防和反应的措施。1994年制定的《校园禁枪法》即GFFA, 要求所有接受联邦教育基金的州通过《改善校园环境法案》即LASA法案, 任何州到1995年时若仍没有类似LASA法的法规出台将被取消领取联邦教育基金的资格。以此方法, 联邦政府得以在处理大学校园危机方面对各州立法施以一定程度的控制。

“9·11”事件以后, 美政府对大学校园的危机监控和管理更加严格。联邦教育部 (2002-2007战略规划) 特别强调建立学校的安全目标, 为响应联邦号召, 各大学普遍加强了学生品格、公民意识和爱国主义教育。

1.3 美国学校危机管理程序

美国联邦教育部认为, 学校危机管理的核心是学校的全面安全。2003年制定的《危机计划的实用资料:学校与社区指南》认为, 危机的发展包括3个阶段:潜伏期、爆发期和恢复重建期。危机管理包括4个环节:危机的缓解与预防、针对危机的准备、对危机的反应和危机后的恢复。教育部强烈建议按这4个阶段制定安全计划, 同时鼓励各大学制定每所校舍的安全计划。

第一个环节是危机的缓解与预防。这主要包括对大学校园的环境审查和安全设施的加强;对相关学生的监控与心理干预;校园警察实时监控和反应等。

第二个环节是对危机的准备, 包括危机预案的制定以及具体的环境与物资准备。危机预案的内容要求必须涵盖危机的类型及各类危机的应对措施;处理危机必须坚持生命第一的原则;需要联系的关键机构和人士的电话号码、备用号码学校的详细平面图、各建筑物及其临近区域的地图;如何关闭, 封锁学校或建筑和撤离人员的指导方案;与媒体、内部人员、公众进行沟通的指导大纲等。预案制定并获得后须定时演练。

第三个环节是对危机的反应。危机一旦发生, 危机预案自动激活。包括成立一个紧急反应命令中心;证实并评估危机级别;报告危机;指定控制区域, 理性接待媒体并指定媒体报道专用场所等。在这个阶段, 学校必须随时准备向媒体和公众公布危机的信息。

第四个环节是危机后的恢复。将根据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影响大小采取合适的善后措施, 包括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 进行心理健康干预;对危机的周期性回顾与评估, 修改原有预案等。

2 日本学校危机教育分析

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全民危机意识的教育普及和避险自救互救技能的训练。日本的危机教育首先在学校做起。日本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基本上都编写了《危机管理和应对手册》或者《防灾教育指导资料》等教材, 指导各类学校开展危机预防和应对教育。2005年1月, 日本文部科学省发表的一份调查结果表明, 在全日本5.4万所学校中, 有76%的学校已对学生进行过如何应对天灾人祸等突发性危机的教育, 有67%的学校已对学生进行如何防范和应对突发性危机的训练。与此同时, 45%的学校已建立了防范监视系统, 有的学校还利用卫星定位系统给每个学生配备了可以随时显示学生所在位置的联络装置。

日本各地设有许多防灾体验中心, 免费向市民开放, 供人们亲身体验发生灾害时的实况, 了解避难方法。走在日本各地, 随处可见的是将校园、公园、缓冲绿地等公共设施作为避难所的指示牌, 这种做法有利于居民在突发灾害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到达安全地带避难。

3 国际学校危机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3.1 推行法治

美国危机管理的各种机构都是依法建立起来的, 其权力来自于现行法律, 而不是某个行政机构, 一旦危机事件出现, 相应的危机管理系统可以立即自行启动, 无须哪一级行政部门专门赋予相应的权利。

日本作为重灾大国是全球较早制定灾害管理基本法的国家。其防减灾法律体系是一个以《灾害对策基本法》为龙头的相当庞大的体系, 这个体系共有52项法律构成。从宏观到微观, 多角度地对政府危机管理作出了规范, 一旦发生危机, 各个部门可以马上找到相应的法定的解决途径, 从而保证了危机管理的有条不紊和及时有效。

3.2 普及危机教育

众多的危机积累的经验教训使日本认识到, 使民众具有较高的防灾意识和正确的防灾知识, 对于提高民众的自护能力, 减少灾害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对防灾减灾宣传普及活动非常重视, 有很多制度化而又丰富多彩的活动, 他们有众多的宣传活动日, 多样化的防灾训练, 在学校开展防灾教育, 并努力促使居民自主防灾组织的形成。因此, 日本国民的忧患意识很强, 遇到危机并不恐慌。

3.3 系统管理

学校作为一个单位, 本身是相对独立的, 但同时也是社会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大学校园危机管理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危机管理系统中开展工作才有成效, 否则学校一旦面临突发事件, 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使危机管理事倍功半。

3.4 建立专门的危机处置机构

危机处置需要依靠经验的积累, 同时危机管理经验也十分重要。要保持这一领域人员职务的一贯性。如美国的危机管理机构是一元化领导, 由FEMA完全负责。而在FEMA中, 建立有专门的培训制度。此外, 这些国家还十分注重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危机管理的社会网络。在美国, 已形成了非政府组织及市民参与的危机管理社会网络。

3.5 以预防为主

应对危机事件强调的都是“预防第一”。如美国教育部在2003年5月向全国下发的《危机计划的实用资料:学校与社区指南》、《美国国家威胁预警系统与学校行动指南》、日本编写了《危机管理和应对手册》或者《防灾教育指导资料》等, 这些计划和指南对各类危机发生时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都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这一方面对于危机事件的发生有很好的防范作用, 别一方面也有利于危机发生后的及时处理、减少损失。

4 结论

面对日益增多的学校危机事件, 作为管理者, 我们更应采取勇敢面对的态度, 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在工作中, 可以借鉴有益的经验, 如美国和日本在学校危机管理上强调推行法治、普及危机教育、系统管理、建立专门的危机处置机构、以预防为主等做法, 同时结合本校校情, 制定更具操作性的危机管理措施, 努力建设高效有力的学校危机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2]薛冲.加强高校危机管理的思考[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2.

[3]朱晓斌.美国学校危机管理的模式与政策[J].比较教育研究, 2004, 12.

德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篇8

一、德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

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视角看, 德国城乡关系沿着“合—分—合”的历史轨迹正步入城乡一体化的高级阶段, 城市化水平达到了90%左右, 形成一种城乡统筹、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

(一) 运用立法形式限定城乡协调发展。

德国为实现“社会公正”的理念, 实行在法律框架下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联邦基本法》规定:国家必须保持联邦地区内人民生活条件一致性的目标要求。在这一基础上, 又制定了《空间秩序法》、《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联邦区域规划纲要》、《结构援助法》、《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法律, 都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定位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共同任务, 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 运用规划手段引导城乡协调发展。

德国的区域规划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通过规划将各方面的用地需求协调好;二是通过区域规划, 将各种公用设施在空间上的分布, 既考虑到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也考虑到条件较差地区的特殊要求。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德国开展城乡“等值化”建设。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 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不同但等值”的目标, 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

(三) 运用财政政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德国的财政政策有横向、纵向之分。横向财政是指各州, 各地方之间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 即财力强的州拿出部分税收收入捐给财力弱的州。纵向财政是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 联邦政府对州、州对地方的财政支持。在政府投资方面, 联邦政府60%的投资资金都流向了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平衡政策不仅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与其支出责任不对称的矛盾有所缓解, 而且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最有力、最直接、最见效的手段。

(四) 运用福利制度保障城乡协调发展。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很广, 是一个相当完善且庞大的, 包括生、老、病、残、死、伤、失业、就学、住房等方面的体系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弱势群体, 可以通过享受相关的社会福利来维持其基本的生存和经济活动。此外, 德国在社会上没有明显的农工、城乡差别。农工差别只是从事工作性质的差别。只要农民进城工作, 按章纳税, 进入社会保障, 就成为城市居民。上世纪50年代, 出台了农民卖地退休补贴政策, 对农民卖地退休者国家给予额外退休金, 促进了生产方式的转变。

(五) 运用交通系统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良好的区域交通、通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网络为城市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德国城市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大中小城市并行发展, 小城镇星罗棋布在全德各地。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在几千人口的小镇, 各项市政设施的水平基本一样, 几无差异。加之方便的购物、餐饮等生活配套条件, 接近大自然的生活环境, 使小城镇拥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人们可以居住在小城镇而到大城市工作, 亦可以生活、工作在城市, 而休闲、度假在乡村。

二、加快太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考

德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特色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也给我很多启示。太谷作为山西中部的农业县份, 只有全方位对接大太原经济圈, 在推进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上狠下工夫, 方能后发快进, 在圈内城市建设中取得率先突破。

(一) 千方百计增强区位优势。

德国二战后的快速崛起, 得益于便捷、畅通的水陆交通体系。多年来, 太谷到太原车程在1—1.5个小时以上, 导致太谷的区位优势一直处于潜在状态, 呈隐性优势。去年以来, 成功争取正在建设中的三道路:大西客专途经太谷, 并在太谷设站;龙城高速连接太长、太旧、大运三条高速, 并在太谷县城设出口;太原环城高速太谷连接线列入省交通厅重点建设项目, 使太谷的区位优势正从隐性转向显性。不仅大大缩短了太谷与外界、太谷与太原的时空距离, 而且将为太谷直接成为大太原经济圈的重要组织部分奠定了交通基础。

(二) 加大力度发展现代农业。

德国的经验表明, 城市化的过程绝不是消灭农业和农村的过程。太谷是农业大县, 多年来, 依托丰富的光热资源、优良的生产条件、驻县的科研院校, 形成了具有相当发展水平的蔬菜、养殖、红枣、苗木、水果五大优势产业, 成为省城太原的菜篮子。今年, 还被国家列入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因此, 做强、做优、做美农业, 成为当前太谷三农工作的重点。除了积极争取、充分用足上级对农业的扶持政策以外, 还要加大力度发展规模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 大力培育规模农户、合作农户。只有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才有产业化程度的提升, 才有农业现代化的加速, 才有城市化的协调、快速发展。

(三) 坚定不移发展工业经济。

德国凭借发达的工业, 雄厚的财力, 成功地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可以说, 没有工业经济的发展, 就没有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太谷作为非煤可估量。去年, 规划的水秀新型工贸区。其土地调整使用规划已经市政府通过, 土地规划修编即将完成审批, 特别是随着太太路的开工建设, 开展招商引资、加快工业发展的强势已经凸现。尽管园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外界客商看好太谷、看好园区的发展强势, 已经开始显现。现在已有7户企业签约, 投资突破20亿元。随着太太路、龙城高速、大西客专三条高等级道路的竣工, 太谷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将会更加突出, 建设太原至太谷30公里经济带将是屈指可数的事情。

(四) 积极创新打造精品城市。

德国城乡联动的关键是道路的联通,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目前, 太谷正在按照建设省城后花园的目标, 对外定位为太原的“外城”、“卫星城”;对内勾画了以“一城两镇”为核心、以“中心村和居民点”为补充, 生态农业区、人文居住区、新型工贸区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规划上, 不仅要覆盖到乡村, 将全县105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进行规划, 而且要深化城市规划, 在原有平面规划、单体设计的基础上, 有选择地开展城市形体、空间规划。同时, 引进市民参与机理性。建设中, 要把城市的功能逐步向乡村延伸, 积极开展道路、公交、旅游、生态环境等城乡一体化建设, 打造城乡一体、城乡联动发展的格局。

(五) 全力以赴推进生态建设。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篇9

科技创新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企业科技创新受到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自身的科技需求、经费投入和人才队伍等多重影响。据调研,我国当前技术创新存在缺乏战略指导以及与组织、文化创新不匹配等突出问题[1]。为实现企业科技创新效能最大化,企业科技协同创新应运而生。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核心在于:对内协同制度创新要素与管理创新要素,为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保障;对外协同各创新主体,将企业内部技术能力与外部科技创新资源有效结合,提升科技创新效能。因此,江西省2012年10月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协同创新的决定》为该区域科技水平和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目前,我国企业科技协同创新具有多种模式[2,3,4]。本文在总结企业内部协同创新与外部协同创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企业内外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1 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很多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时常会面临创新绩效不佳、预期收益难以实现的困境。这与我国大多数企业长期以来忽视科技创新,导致科技创新基础较为薄弱、创新水准和层次较低的现状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企业单抓科技创新,而忽视非技术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协同和制约作用,故而导致科技创新项目绩效不佳。国内外一些先进的企业已经认识到技术创新的最终绩效越来越取决于企业整体各部门、各要素的创新及要素间的有效协同[5]。

如图一所示,在影响企业创新发展能力的因素中,除技术创新因素外,制度创新因素与管理创新因素最为重要[2]。制度创新核心在于优化企业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支持;管理创新包括管理理念、方式和方法的创新,可有效降低科技创新中资源配置的不确定性,以优质的管理效率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之间的协同水平决定了创新绩效的高低。为提升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绩效,首先,应树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企业管理战略,营造市场导向的创新型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以调动培养职工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与使命感;其次,应尽可能采用跨职能团队的网络结构组织形式,以便于充分发挥各职能团队的创新效能,促进各职能团队之间科技知识的互通与创新思想的碰撞;最后,应优化管理模式,提升科技创新过程中各部门、各要素间的协调配合效率,将科技创新渗透到企业管理的每个流程、每个项目和每个职工中去,提高科技创新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效率。

2 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中,协同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市场化中介服务体系等。中小企业结合自身的创新元素,在创新实践中通过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研发部门、高校等其他教育培训机构、金融部门、政府的相互合作,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协同创新的各种模式[6]。见图二。

2.1 企业间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企业间科技协同创新模式根据协同企业的规模大小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伴生型协同创新模式,主要为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其中大型企业发挥核心主体功能,促使协同企业为共同的科技创新目标而联合协作、相互支持。二是优势互补型协同创新模式,指的是中小型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较为紧密的技术合作同盟,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开发产品和市场,从而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7]。

2.2 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产学研联合协同主体主要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需求和高技术产业化的物质能力,能敏锐地捕捉市场动态和需求[8],而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科技人才、知识储量、先进设备及科研能力等优势,通过产学研联合可以形成科技协同创新良性循环系统,很好地实现互利共赢。

2.3 官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在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方面,“官产学研”合作创新可以起到优势互补、高效整合各方技术资源的作用[9]。政府通过政治、法律、经济等方式营造良好的科技协同创新环境,提高产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各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引导企业将科技协同创新与我国低碳经济政治目标相结合,促进我国产业技术集成创新的实现。根据官产学研合作的紧密程度,其组织方式可以归纳为政府推动、自愿组合、合同联结和共建实体等种类[10]。

3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整合模式

图三企业科技协同创新整合模型图

企业在科技协同创新实践中,通过多种模式实现最大化创新绩效,主要分为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为技术创新动力与保障的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和以企业、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为主体紧密联合互补协作的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如图三所示,这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紧密相连互为支持。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可提升企业自身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为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联合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在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中,随着企业对科技创新关注度的提升,将推动企业产生新的科技创新需求。由于企业自身科研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有限,为更好地实现科技创新,企业大多会选择联合其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共同创新,从而推动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

在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中,为实现与各外部创新主体之间更高层次、更专业化的协同创新,将对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实力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推动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而企业与各外部创新主体联合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吸收、引进先进知识与技术的过程。企业可将引进的新知识与新技术通过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事半功倍地吸收转化为自身的核心技术,更好地实现自身科技创新实力的提升。

在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中,若无内部协同创新,企业难以将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成果充分吸收转化为自身核心竞争力;若无外部协同创新,企业仅靠自身科研能力和资金力量难以实现协同创新的事半功倍。所以,企业要实现以科技协同创新提升自身科研实力、凝聚核心竞争力,应力争通过科技协同创新整合模式实现科技协同创新的“内外兼修”。

4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启示

企业要实现自身科技创新绩效的提升,应同时着力于内部科技协同创新与外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尽管企业在科技协同创新中扮演着核心主体的角色,但由于协同创新中参与主体较多,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在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提升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实现企业科技创新的高效,还需各主体协同努力。

首先,高校与科研院所应明晰自身定位与责任,破除以往单纯的科技研究者观念,积极融入市场环境,密切结合市场需求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智力资源和技术保障;其次,政府要有效利用政策和法规推动科技创新,为某些关键产业的科技创新制订基调,并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相关创新政策;最后,政府要加强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激励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投入,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合作,应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于它们所作的贡献,要通过利益共享机制进行激励。

摘要：我国企业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可分为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和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两种模式在企业科技创新过程中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企业应联合各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努力,提升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绩效。

关键词：科技协同创新,创新模式,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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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模式”的经验与启示 篇10

鄂尔多斯曾是内蒙古贫困地区之一, 在12个盟市中长期处于后列。这里生态环境恶劣, 北部的库布齐沙漠和南部的毛乌素沙地占全市总面积的48%, 西部荒漠草原占29%, 风大沙多, 干旱少雨, 生态环境相当脆弱。但这里却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全市80%的地下蕴藏着煤炭资源, 经查探明储量为1496亿吨, 占全国的1/6;天然气储量已探明7504亿立方米, 占全国的1/3, 举世瞩目的世界级整装大气田———苏里格气田就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 现探明天然气储量5000亿立方米。可以说, 在鄂尔多斯, 每走一步脚下踩的都是矿产资源。

短短十几年, 依靠资源优势, 这个曾经的贫困地区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内蒙古“呼包鄂金三角”经济重地之一、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 也是我国西部地区前列的重工业城市。2008年, 鄂尔多斯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603亿元, 近8年年均增长32.8%, 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财政总收入265亿元, 居全区第一, 发展速度令全国震惊!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度地级以上百强城市中, 鄂尔多斯市综合实力排名54位, 连续多年跻身全国百强城市行列, 走出了一条“凭借先天优势, 创造后天优势”的典型之路, 被专家、学者赞誉为“鄂尔多斯模式”。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鄂尔多斯时曾说, 鄂尔多斯继“深圳模式”“温州模式”之后, 创造了“鄂尔多斯模式”, 值得钦佩, 值得学习。

经验与启示 篇11

一、美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概括

从服务业政策的历史演变来看，美国服务业市场的开放也经历了从限制到开放的过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贸易的快速发展，特别是WTO框架的不断完善，各国相互开放服务业市场，美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有了进一步发展。

（一）完善的服务贸易政策体系

美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制度框架主要体现为美国单边、双边、区域和多边服务贸易政策体系：单边自主的政策，如1974年通过的《外贸法》、1984年通过的《贸易与关税法》、1988年通过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等。在多哈回合谈判，美国提出了服务业方面的草案“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Initial Offer”，主要反映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美国在服务业相关法律法规方面做出的改进；双边和区域贸易政策，如美国先后与以色列、约旦、新加坡、智利，中美洲五国和多米尼加、加拿大和墨西哥、摩洛哥、澳大利亚、阿曼等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多边贸易政策：如美国积极推进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纳入WTO谈判内容，完成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并签署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二）全球吸引和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美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多在1000亿美元以上，2008年更高达3063.65亿美元。根据《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美国2013年吸引外资1880亿美元，约占全球的12.9%，居全球首位。从分行业的角度看，近年来美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保持在28%以上（不含其他产业），其中2008年高达55.12%。为了鼓励和支持在美投资，2011年6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发起“选择美国倡议”，成立由美国商务部牵头、23个部门参与的“联邦部际投资工作小组”，美国商务部下设“选择美国”办公室，负责提升在联邦层面协调吸引外国投资的力度。

近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根据我国境内投资者在美国设立的1700多家直接投资企业的统计数据汇总显示，2011年中国对美国投资流量为18.11亿美元，存量为89.93亿美元，2011年末境外企业雇佣美国当地雇员1.4万人。其中，服务业从对美投资流量占45.9%，对美投资存量占50.5%，覆盖了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运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大部分服务业。

二、美国服务业对外开放限制

（一）对外资准入实行限制性措施

尽管是全球贸易最自由的国家，美国对外国投资并非毫无限制。其出于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的考虑，对外国投资者投资原子能、卫星通信、国防以及火力发电等重点领域、关键行业对存在一定限制，规定必须由本国公民、企业或组织控制。同时，通过设置外资准入前置条件加以限制，如依据美国《公共土地法》与《采矿许可法》，外国投资者可以在美国的公共土地上面铺设煤气和石油管道、开采矿藏并修筑铁路，但以投资者本国政府向美国投资者提供对等权利为前提。来自于未与美国政府订有类似条约国家的投资者则不享有该权利。

美国对外资准入限制主要实行针对外资的审查制度和针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前者如1976年《国际投资调查法》与1977年《改善国内外投资申报法》对外国投资者施加了一般性申报义务，该规定要求外国投资者有义务主动向政府主管机关申报其经济活动。《托拉斯法》、《证券法》、《环境保护法》和《劳工法》等，也对外国投资者进行实际性约束。“9·11事件”后，美国对国家安全日益重视，影响到美国对外资并购的限制。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该法案对外资进入美国某些行业进行了全面的限制。该法案规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安全”以外，“国家安全”还应涵盖一切“如果遭破坏或受外国人控制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系统与资产”，如银行、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等领域。外资并购若对美国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构成威胁，或对美国本土就业造成负面影响，也将视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同时，美国总统有权中止或禁止任何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资并购、收购或接管美国公司的商业行为。

（二）服务业具体行业的开放限制

从总体上看，美国奉行服务业对外自由开放，但在实际运行中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或出于保持产业竞争力和保障国内充分就业的需要，或受地方政治、文化、社会等具体情况的影响，对外国资本进入美国服务业市场设置了许多限制，从而形成了“形式上总体开放，实际上有所限制”或“大门开放，小门不开放”的事实格局。从具体行业看，美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具体限制主要有：

1、金融业

美国对外国银行的市场网络和业务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已经进入美国的外国银行每增设一个经营网点都必须重新办理申请。阿拉巴马、堪萨斯、马里兰、北达科他州仍然不允许设立分行或代理行。亚利桑那、阿肯色、科罗拉多、堪萨斯、肯塔基等州禁止外国银行设立代表处。在直接保险方面，各州对保险公司董事会中美国公民的数量和比例有不同的规定，路易斯安娜要求100%，华盛顿75%，俄克拉荷马州和宾夕法尼亚2/3。在保险经纪人方面，怀俄明州禁止将许可发放给非本州的居民，阿拉巴马、阿肯色、加利福尼亚、路易斯安娜州对非居民的业务范围有一定的限制。阿拉巴马的非居民不能经营人寿、健康等险种。阿肯色州则将非居民的业务范围限制在财产险、意外伤害险、海险等。

2、运输业

《美国大陆架法》和《1920年商船法》限制外国船只从事近海和美国国内运输业务，美国国内的运输只能由美国船从事，且75%的船员是美国人的船舶经营。对于经营美国沿海和内河航运的船公司、外国个人公司或政府，在该美国船公司的股份不得超过25%。联邦政府支出项目的运输也由美国船舶承运。国内航线只限于由国内航空企业营运。在美国的航空公司里，外国所有的股份不能超过25%，董事会主席和2/3以上的股东和管理者必须是美国人。从事国内航空客运和货运服务的机组人员必须是美国公民或常驻居民。《美国飞行法案》要求由美国政府提供经费的货运和客运运输需由美国航空公司来承运。

3、通讯服务业

外国公司以及外方持股20%以上的美国公司都不能经营基础电信服务。外国公司不能经营广播、电视业务，而且受外国法律管辖的公司、20%的股权由国外持有的公司，或者受某一美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且这一公司25%的股权由国外持有，都不能经营广播、电视业务。

4、专业服务业

在法律、咨询、会计、审计、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咨询等方面，但仍然存在大量限制。对专业服务的监管权保留在州一级，在许可证发放和注册上存在限制。一个在国外合格的专业人员在进入某一州时，必须满足大量的当地法律和法规要求。美国各州都规定了对外国专业人员服务机构发放营业执照的法规。

5、旅游业

美国不允许有外交或官方地位的旅游机构在美进行商业经营，或在商业交易中担任代理或委托人。各级政府仅对部分导游服务给与许可。

三、美国服务业开放限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服务业日益成为跨国投资的热点。但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中隐藏了产业安全问题，我国服务业企业总体规模小、管理水平低、竞争力弱，面对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压力巨大。例如，在零售业领域，大型超市为主要业态的外资零售企业在我国市场已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

为此，在稳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同时，重视服务业产业安全问题、对外资准入和并购加以适当限制十分必要。一是加强服务业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明确哪些行业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应该以予限制，尽快制定服务业准入负面清单，形成顶层设计；二是要加快外资准入制度建设，加快形成以探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善外资准入投资的相关立法。如美国为适应经济形势变化，动态地对本国的外资立法进行修订，取消不适应经济现状的审批流程，推出“一站式”服务，为企业提供极大便利。可以借鉴美国将部分行业的具体限制下放的做法，允许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结合本地实际，采取立法形式对外资准入设置差异化条件；三是借鉴国际成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加快我国外资准入限制的审查制度和并购监管措施建设，形成适应我国实际的限制措施；四是尽快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安全预警体系，对外资已进入的行业实行动态化的事后安全预警监控。特别是结合《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加强对行业企业的监督管理。此外，应对产业安全问题关键还在自身。鼓励企业“苦练内功”，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创新能力，不断做大做强，提升本土企业应对国际竞争和风险挑战的能力。

国外电子政务外包的经验与启示 篇12

电子政务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由政府独立承担,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引入外包机制发展电子政务,不仅能够提高电子政务建设和运行维护的质量,还可以节约资金,精简人员,提高服务效率与效能。

根据市场权威分析机构Gartner的报告,大于6 0%的政府机构需要两家或更多的外部服务提供商来协助达成其电子政务目标。“政府正在逐步放弃其非核心业务。技术对实现政府目标是很重要的,但不是政府的核心能力。”“利用内部IT资源实现政府职能的趋势越来越强,转向外部技术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从长远来看,外包I T服务将是政府部门的大势所趋。”

在许多国家,电子政务外包都已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期,我国在这方面的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

一、电子政务外包的迅猛发展

在美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大力推动部门内IT服务外包。教育部的IT系统从1993年开始外包给A C S公司;海军舰队兵团内联网项目以8.8亿美元外包给EDS集团;运输安全局把1亿美元的IT可管理的服务外包给了UNISYS集团。统计资料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电子政务外包费用正在以年均1 8%的速度增长。

在英国国内,收入局通过与EDS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开发出开放系统,使得过去分割的个人平台被开放系统所取代;而且还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热潮,合作开发出基于INTERNE的税务应用。由于合作伙伴的引入,数据处理中心由12个减少为6个,还按时完成了所得税自核自缴系统、数据仓库系统、呼叫中心系统以及解决千年虫问题等项目;而且开发成本较之最初降低了1 5%,节省资金约2.5亿英镑。

在新加坡,政府特别重视与私营企业的紧密伙伴关系,并由此扶持了IT服务企业的发展。

在墨西哥,政府通过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电讯企业的战略伙伴关系来解决电子政务建设中政府联网问题。

在南非,电子税务系统就是由南非政府的税务总局与私营企业合资建设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的不断发展,电子政务外包服务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国家出台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推进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的意见》,要求电子政务的技术支撑和运行维护要坚持社会化、专业化的方向。目前,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国证监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政府部门已经部分或全部将电子政务建设、运行维护外包给专业公司。

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01-2002年政府实现了81%的资讯科技项目成功外包,约值港币1 2.3亿元,占港府资讯科技工程总开支的84%,2002-2003年度外包率进一步增长至87%。先后外包了“生活易”公共服务电子化计划(www.es-dlife.com)、政府电子采购服务、电脑化社会保障服务、土地注册服务、“香港教育城”计划(www.hkedcity.net)等重大特区政府资讯科技开发营运项目。

二、北京市电子政务外包现状

北京市政府在电子政务外包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政策方面,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规范电子政务项目外包的若干意见(试行)》,加强了电子政务IT外包服务的管理;此外,2007年2月2日,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了“电子政务IT外包管理论坛”,论坛发出了我国首个“推进电子政务IT外包服务规范化行动计划”的倡议书,为推动北京电子政务外包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践方面,从神州数码与海淀区政府运维外包合同开始,全市200多个电子政务系统中,大部分项目都通过委托或招标方式,部分或全部将电子政务建设、运行维护外包给专业公司,服务内容也开始由部分基础系统外包,向整体应用系统外包转变。

但是也应该看到,刚刚起步的北京电子政务外包在制度安排和操作方案上还有许多障碍和问题:

首先,观念意识。很多政府部门还没有树立起外包的观念,对电子政务外包的认识还很模糊。有的政府部门认为外包就是全部交给企业做,外包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控制;有的则认为电子政务是政府的工作,宁愿委派内部机构承担。

其次,政策及机制问题。由于电子政务建设中许多问题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政府出台的《关于规范电子政务项目外包的若干意见(试行)》尚未细化,还处在试行阶段,效力有限,执行难度较大;政府部门还缺乏有效的IT治理机制、政府首席信息官(CIO)对外包服务与内部运营统筹管理的能力较弱,这就使得在电子政务外包中存在决策失位、责任缺位的问题。

最后,标准的问题。目前,北京市尚缺乏电子政务外包的管理标准,缺乏对IT服务商资质管理的统一标准,缺乏统一的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缺乏对IT服务内容及质量进行效果评估的量化指标,各个组织实施的都是一些零散没有经过整理的规则或者章程,这给具体实施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严重制约了电子政务外包的发展。

三、国外经验借鉴

国外电子政务建设已经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的运营管理和外包服务方面,国外政府明显领先,因此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1、积极为外包服务提供法规环境

这一点,美国政府的做法值得借鉴。2002年12月17日,布什总统签署《2002年电子政务法》,改进《节余分享计划》,鼓励政府机构朝节余分享式(share-in-savings)的外包方向发展,即与信息技术供货商签订长期合同,通过降低运转费实现节余。该法允许各机构先进行尝试,所获节余可以部分自留用于购买额外的信息技术。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就计划的实效性向国会提交报告。

2、建立科学全面的政府CIO机制

政府C I O对于外包服务与内部运营的统筹管理,有助于提高政府电子政务外包服务的效率和水平。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克林格-科恩法案》,要求几乎所有的联邦行政部门都设置CIO职位,C I O负责履行法案条款所规定的I T管理任务以及由《文书削减法》规定的信息资源管理任务。《克林格-科恩法案》还废除了通用服务管理局原来的集中采购职能,将采购直接赋予各联邦机构的CIO;为保证CIO能够胜任岗位职责,《克林格-科恩法案》还规定了C I O应当具备的核心能力。根据核心能力的要求组织政府、院校和产业界的专家制定培养相关能力的知识体系,由各政府机构、大专院校组织力量根据知识体系编写教材,整理典型案例和最佳实践,组织对CIO的培训,保证CIO的能力能够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

美国的做法及其成效对其他国家的政府机关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到九十年代中期,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在政府机关全面实施了CIO机制。

3、制定IT服务管理的国家标准

在很多发达国家,ITIL(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已经广泛成为政府提高IT服务质量和管理IT运维外包的“最佳实践”和首选标准。

ITIL是英国政府中央计算机与电信管理中心(CCTA)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布的一套IT服务管理最佳实践指南,旨在解决IT服务质量不佳的情况。在此之后的近几年中,CCTA又在HP、IBM、BMC、CA、Peregrine等主流IT资源管理软件厂商做出的一系列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之上,总结了IT服务的最佳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基于流程的方法,用以规范IT服务的水平。2001年,英国标准协会在“国际I T服务管理论坛”上正式发布了以ITIL为核心的英国国家标准BS15000,并成为后来ISO20000的蓝本。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ITIL在电子政务运维外包合同谈判时,被作为评价服务提供商资格和服务能力的强制准入标准。在美国,2005年8月,美国州政府CIO协会发布了针对本国政府机构IT治理和管理的指导框架《成功之道:IT管理框架》,将ITIL作为IT运行维护管理领域的唯一推荐标准。

四、对北京市发展的建议措施

1、重视电子政务外包,积极营造外包发展环境

在政府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把外包作为优先选择业务的策略。把IT外包项目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由采购中心集中采购;明确电子政务外包项目建设和运维服务的需求和外包范围,将专业化强的、非核心的、相对独立的业务采用IT服务外包方式,而对于系统管理、网络管理、存储介质管理、信息安全管理等核心业务仍采取自筹、自建方式。

从财政制度上保证外包服务资金充足。根据外包对象类别、外包服务技术难度、上一运维年度实际支出、同类项目的业内平均支出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外包服务预算定额,并将其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一般性行政支出预算中。

完善外包的法律法规环境。认真学习国外电子政务外包好的经验,结合实际,加快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电子政务外包行为和市场秩序;对承包电子政务外包工程和服务的企业实行行政许可。让那些经济、技术实力雄厚、信誉好、保密管理严格的企业获得承包资质。

2、完善政府IT治理机制和CIO制度

加强政府部门IT业务的规范管理,转变政府信息化部门的角色和职能。政府信息化部门要从技术型向管理型转变,从早先的开发者转变为规划者,从早先的系统维护者转变为业务系统运营的内部顾问。在深入了解业务的基础上,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电子政务工程规划、制定发展战略、保持信息化的应用与业务发展上来,并且定期进行自我评估或第三方审计;同时,管理协调与外包商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外包业务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的审查,保证电子政务外包的质量和安全保密不出问题。

尽快建立政府CIO制度。各级政府CIO要明确自己的定位,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做电子政务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高等院校、培训机构、行业协会要积极开展政府C I O教育、培训工作,尽快建立电子政务专业、开设电子政务课程、完善电子政务教学内容,为政府电子政务建设输送专业人才。

3、积极引导电子政务外包服务的规范化

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应积极引导电子政务外包服务的规范化。建立IT外包服务管理的有效机制,借鉴国际先进的I T服务管理标准,尽快研究制定北京市电子政务IT外包管理的统一标准,积极推动出台相关的管理规范、行业自律公约。规范外包市场,对外包服务商的选择条件和选择过程做到公开、公正,逐步建立起规范化的资质管理和公平竞争的准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