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启示

国际经验启示（共12篇）

国际经验启示 篇1

摘要：当前, 在居民投资产品异常丰富的市场环境下, 全球一些发达国家依然继承历史传统, 普遍保留着储蓄国债;同时, 也充分利用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 本着精简、高效和便利原则, 建设直接面对投资者的销售渠道, 基本实现储蓄国债实时、在线和常态化发售, 让储蓄国债这个古老投资产品历久弥新。比较发现, 我国储蓄国债发售渠道相对滞后, 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借鉴国际成熟经验, 不断加大渠道改革建设力度, 提升储蓄国债管理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储蓄国债,发售渠道,国际经验

一、储蓄国债发售渠道概述

(一) 基本定义。

参考美国学者菲利普·科特勒对营销渠道的定义, 储蓄国债发售渠道是指储蓄国债从始端发行方向终端投资者转移过程中的具体通道或路径, 也指取得或帮助转移其所有权的单位、组织和个人。狭义上, 仅指位于销售业务中间环节的中介服务机构;广义来说, 是包括发行方、中介服务机构和购买方组成的集发行、销售和认购为一体的一个完整链条。

(二) 不同环节对应的渠道类别

1、在发行环节, 按储蓄国债发行管理主体不同, 可分为独立发行渠道和联合发行渠道。

独立发行渠道一般是由财政部门或其指定的下属机构直接操作储蓄国债发行管理;联合发行渠道是由财政部门联合中央银行或其他相对独立机构共同操作储蓄国债发行管理。

2、在营销环节, 按是否有中介机构参与, 分为直接销售渠道和间接销售渠道。

(1) 直接销售渠道就是发行主体不通过中介服务机构, 而是直接面向投资者推销发售储蓄国债, 发行主体就是销售主体。按照事先是否确定发售总额和承购人, 又可分为直接募集和公开出售两种。储蓄国债一般采取公开出售方式, 即发行主体在特定时间和条件下, 向不确定对象开展营销, 发售期结束后, 以购买者实际认购金额作为本次国债发行额; (2) 间接销售渠道是指发行主体在明确相关发行条件前提下, 委托中介机构 (一般是由多家金融机构组成承销团) 按照相关承销协议规定的责任义务条款, 在金融市场上面向投资者代理销售储蓄国债。根据中介机构承销储蓄国债中承担风险的不同, 可以分为:委托代销、余额包销、买入包销。

3、在认购环节, 按出售时投资者认购方式, 分为柜面认购渠道和非柜面认购渠道。

柜面认购渠道是投资者在承销机构基层网点的物理柜台, 通过人工服务, 就近办理储蓄国债申购业务, 是最传统、实在感最强的购买方式。非柜面渠道是指投资者利用承销机构虚拟网络、自助设备和其他通讯设备终端发布指令, 或通过与承销机构签订协议定期对个人账户扣款方式, 办理储蓄国债申购业务。

二、欧美储蓄国债发售渠道建设情况

(一) 美国储蓄国债的发售渠道

1、发行环节。

美国储蓄国债由政府授权财政部, 具体来讲是其下属国库服务局, 根据年度预算制定管理政策、设计产品;中央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监管者, 因更加贴近市场、了解承销机构, 负责具体操作, 并向财政部门反馈意见。

2、销售环节。

美国储蓄国债实现了由传统中介销售方式, 向网络直销方式彻底变迁。2012年以前, 中介机构销售时, 投资者可以在多数银行、信用社和分布全国的储蓄机构, 发出资金申购指令, 并通过中介机构最终提交给作为发行代理人的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在接受指令后, 确认购买并寄送纸质债券。自2012年1月1日起, 储蓄国债完全实现网上直销, 直销方式是美国储蓄国债销售管理的一大创新, 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1986年, 美国首次采用“财政部直销”系统时, 个人投资者只能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可上市交易的电子化国债;2002年, “财政部直销”系统实现网络化升级, 投资者通过网站, 可直接在线购买储蓄国债;2002年后, 网站不断发展完善多种功能, 使投资者通过一个在线“财政部直销”账户, 可以对全部国债品种的投资和管理;2012年, 美国财政部将所有储蓄国债产品实现网络直销, 终止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销售业务。“财政部直销”网站功能完备、操作简便。投资者通过建立在线个人账户, 可以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 了解所持有国债的基本信息和盈利情况, 对所持有的储蓄国债进行定价, 查询所丢失的国债本金和利息, 也可以将所持有的纸质的储蓄国债转换为电子记账的储蓄国债等。网站还特别提供“定制个性化功能的个人储蓄计划”和“将国债作为礼物赠与亲友”等多种附加功能。

3、认购环节。

无论是美国公民或符合限定条款的境内外国公民, 只要在美国拥有合法的社会保险号码, 都可以购买美国国债, 甚至境外非美公民也可以作为美国储蓄国债的共有人或受益人。同时, 政府针对个人投资者, 制定了零售投资计划, 投资者可以通过金融机构柜台、邮件、电话终端、在线网络服务系统和工资账户协议定期扣款方式, 确认完成储蓄国债投资行为。值得关注的是, 鉴于储蓄国债电子化程度不断提高, 自2012年1月1日起, 在彻底实现网络直销模式后, 完全采取电子式取代传统纸质储蓄国债, 从而实现储蓄国债投资无纸化。

(二) 英国储蓄国债的发售渠道

1、发行环节。

英国财政部是储蓄国债的管理机构, 每年根据预算情况和债务管理需要, 制定储蓄国债发行计划, 并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但是, 储蓄国债发行具体操作事宜, 由国民储蓄投资局 (简称NS&I) 完成。该机构前身是英国邮政储蓄银行, 成立于1861年, 是世界上第一个邮政储蓄银行, 目的是为鼓励个人储蓄避险;1969年, 邮政储蓄银行从邮政系统分离, 更名为国民储蓄银行, 并依据“国民储蓄银行法案1971 (National Savings Bank Act 1971) ”, 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部门;1996年, 为增强操作自主性和灵活性, 在性质上变为代理机构;2002年, 正式更名为国民储蓄投资局。一直以来, 该机构不隶属于财政部, 但在具体业务上, 如设计储蓄国债品种、不同券种适用的利率水平等重大事项, 均需向财政部报批或直接接受其指导。

2、销售环节。

英国储蓄国债主要采取中介销售模式, 同时近些年, 网络直销模式推广也初见成效。英国是储蓄国债发源地, 具有悠久的国债历史:18世纪60年代, 邮政储蓄系统建立伊始, 英国民众就形成了定期存储的交易习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筹集军费, 开始引入储蓄凭证, 成为储蓄国债的前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为筹集重建资金, 正式命名储蓄国债, 开启了首例国债销售的先河。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英国储蓄国债已经发展成为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产品体系, 但主要依赖邮政系统经纪销售的传统作法, 一直得到有效传承, 并获得投资者广泛认可, 这已成为英国储蓄国债的承销特色和文化标识。长期以来, 邮政系统不断发展完善服务体系, 巩固其在国债承销领域的超强竞争地位, 传统渠道建设成熟、健全、宽泛、高效;直到2011年11月, 作为邮局营销服务体系的补充, 多数储蓄国债产品营销渠道才扩展到电话、网络, 但有奖储蓄国债等少数产品仍被邮政系统垄断。为扩大销售、拓展客户群体, 财政部也有意摆脱邮政系统营销储蓄国债一家独大的局面, 开始构建更加灵活、高效的网络直销渠道。2015年8月1日, 国民储蓄投资局终止邮局有奖储蓄业务, 彻底改为网络直销模式。截至2016年6月, 还有个人储蓄账户直存产品和直接存款账户产品, 实现了在线直销。

3、认购环节。

英国储蓄国债仅限于国内个人投资者购买, 并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理财需求, 设计不同品种:凭证类储蓄国债, 7岁以上个人投资者即可购买, 也可以为7岁以下儿童代买;固定利率、子女奖金、有奖销售等债券类储蓄国债, 要求16岁以上成年人;养老储蓄国债, 只针对60岁以上人群。为适应信息技术发展, 1999年后, 国民储蓄投资局开始着手致力于储蓄国债电子化产品和网络服务的推广, 目前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投资者可以通过邮件、电话、网络、邮局和银行柜台、工资扣除计划等多种方式认购;在资金支付方式上, 现金、借记卡、信用卡、支票等多种支付方式均可使用。

(三) 加拿大储蓄国债的发售渠道

1、发行环节。

加拿大政府向银行和交易所征求意见后, 对外公布储蓄国债年度发行计划, 确定发行时间和最高限额;财政部负责制定发行规则, 公布发行时间和计息方式, 授权代理机构资格;加拿大财政部下属投资储蓄局, 作为特别操作机构, 设计和管理投资品种, 提高融资效率, 降低融资成本;加拿大央行负责发行的组织管理工作, 包括印制凭证、登记债券要素、邮寄实物、统计数据、资金清算划拨、债券互换、审查承销机构、提供客户咨询等。特别指出, 加拿大一些省份, 如安大略、萨斯喀彻温、魁北克省, 参考加拿大储蓄国债管理模式, 仅针对本地区居民发行地方政府储蓄公债。

2、销售环节。

加拿大储蓄国债品种主要有两大类, 各类产品都兼有中介销售和直销两种模式, 销售渠道设计相对比较均衡。加拿大投资者, 购买不同种类储蓄国债时, 可选择不同的中介销售机构, 总体来看, 中介销售机构类型比较多。其中:加拿大普通回报储蓄国债CSBs产品, 销售机构包括大部分银行、信用社、信托公司、多数全业务投资交易商、折扣经纪公司等;加拿大超值回报储蓄国债CPBs产品, 只能通过与雇主、雇员签署PSP“工资储蓄计划”购买, 目前可登录使用CSB网站的雇员在线服务系统, 并与雇主工资资源中心服务系统信息共享后, 实现在线扣款申购操作。直销模式有两种:通过网络系统服务销售储蓄国债, 选择直接存款菜单, 在清算银行支付名单中选择“加拿大储蓄国债”, 就能实现直销;另外, 加拿大投资局设立免费专号热线, 接受投资者电话购买指令后, 也可实现直接销售。

3、认购环节。

加拿大储蓄国债限定只能本国居民购买, 一些省发行地方储蓄公债只能本地区居民购买。但是, 投资人在登记时, 可以选择多种方式:以一个或多个个人名义登记, 成人、未成年人均可;以遗产名义、遗嘱指定受托人名义或个人信托资产名义登记;以个人业主或个体户名义登记;以慈善组织或慈善基金会名义登记;以注册退休储蓄计划RRSP、注册退休基金RRIF、注册教育储蓄计划RESP、延迟利润分享计划、雇员利润分享计划或注册养老金计划等形成的信托名义登记。投资者可通过网络、中介机构柜台、电话认购;网上订券支付方式包括电子划账、支票、汇票等。

三、对我国储蓄国债发售渠道建设的借鉴及启示

(一) 完善发行管理体制, 设立专业化发行机构。

从英、美、加各国经验看, 储蓄国债发行管理重大决策由多个政府部门共同执行, 并由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负责具体操作, 可形成良好的制约机制和高效的运作机制。目前, 我国储蓄国债, 所有发行管理事项均由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决策, 两个部门在政策制定、产品设计、发行计划、维护市场秩序、管理承销机构、资金一级清算和兑付等方面, 密切配合、相互分工, 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机制;但从实际情况看, 具体让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下属两个司局, 承担着繁重的市场化操作工作, 是不利于提高储蓄国债服务水平。因此, 可以仿效欧美, 分出部分发行权限, 成立一个专业化运营机构, 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领导下, 负责储蓄国债面向市场和社会公众的具体操作。

(二) 响应需求创新产品, 开辟工资储蓄计划购买通道。

欧美国家储蓄国债市场发达, 产品种类十分丰富, 基本上能满足投资者各种需求。当前, 美国储蓄国债有EE系列、I系列, 其中, EE和I系列下又各有八种面值, 不同品种的设计目的、期限、发行价格、付息方式、利率确定方式等要素也各不相同。英国现行储蓄国债有10种:有奖销售、个人储蓄账户存储产品 (ISAs) 、固定收益储蓄凭证、增长保证债券、权益保证债券、通胀指数关联储蓄凭证、收入债券、子女债券、投资账户产品、直存账户产品。加拿大CSBs和CPBs类下产品相对简洁, 但其登记关联的各种功能的理财计划种类繁多。欧美始终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 通过对储蓄国债市场进行细分, 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对于不同产品, 从投资者体验角度出发, 不断进行渠道建设,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我国储蓄国债是供给方市场, 品种比较单调, 当前居民对医疗、教育、存款保值、养老、货币增值等个人理财需求强烈, 可参考欧美国家经验, 针对不同的投资者, 设计相应储蓄国债产品, 与雇佣单位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 根据居民自身理财计划, 签署三方协议, 从投资者个人工资账户定期主动扣款, 实现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固定化、便利化。

(三) 拓宽营销渠道, 发展多元化服务模式。

一是完善国债承销制度, 吸收城商行、农信社等地区性金融机构加入承销团, 并允许跨机构委托代销, 扩大中介服务机构覆盖面, 增强储蓄国债销售的灵活性;二是继续保留传统柜台销售业务, 增加电话、邮件、自助银行终端购买方式, 照顾好中老年和农民投资群体的操作习惯;三是利用现代化支付体系, 大力发展线上中介销售业务, 实现所有储蓄国债产品, 均可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销售, 方便年轻人随时、随地操作认购;四是借鉴欧美做法, 大力发展直销业务, 推动营销渠道扁平化。由储蓄国债发行机构, 建立网络和电话直销服务系统, 直接面向全国投资者敞开销售, 通过省去中介机构环节, 不仅可提高发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而且也有利于保证市场公平、方便投资者认购。

(四) 传承优秀文化传统, 培养壮大客户群体。

储蓄国债是一个古老的金融产品, 经受住了时间和市场的双重检验, 在金融产品创新异常发达的今天, 欧美国家也并未放弃传统, 相反依旧非常重视储蓄国债文化的传承和孕育, 英国至今还保有邮政、邮件购买国债的习惯;而且为适应形势变化, 依托新的技术手段, 不断改革变迁管理体制和外在形式, 为储蓄国债继承和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我国现有的储蓄国债投资群体, 基本上是在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后培养和形成的, 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群体出现年龄老化、数量下降的迹象;而且, 近十多年来, 由于投资环境变迁和客户建设缺失, 年轻人对储蓄国债兴趣不高, 客户群体发展前景堪忧。当前, 我国储蓄国债正处于向电子化、无纸化、网络化发展阶段, 迫切需要抓住历史机遇, 塑造积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 通过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让历史得以延续, 让传统富有时代气息, 不断吸引更多的国民关注和购买储蓄国债。

参考文献

[1]阎慧.论英美储蓄国债发行对我国储蓄国债的借鉴和启示[J].经济视角, 2010.10.

[2]朱岩.美国储蓄国债的“财政部网络直销”方式借鉴[J].中国财政, 2009.6.

[3]财政部国库司.中国储蓄国债[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6.

国际经验启示 篇2

秦红松 农业信用担保是在农业信贷领域，为规避因农户等债务人与银行等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确保债权人顺利实现债权，以债务人或第三方的信用及财产作为保证，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经济行为。农业信用担保实质是一种信用手段，既是融资的媒介，又是债权的保障，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农户等借款人传递真实信息，降低了信息成本，银行也由此来判断农户等借款人风险的高低，因而可降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强了信贷资金的安全。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中，农业信用担保机制增大了农户等借款人不偿还贷款的机会成本，促进了农户等借款人的理性投资；同时，农业信用担保增加了银行的信贷合作激励，当信用担保处置价值大于贷款本息之和时，银行在借款人违约后仍能得到足够补偿，其利润预期就会提高。国外农业信用担保的运行概况

美国的农村金融是以商业金融机构和个人信贷为基础，以农业合作信贷机构为主导，以政府农贷机构为辅助的复合型供给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农业信用担保方式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抵押，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土地和住房，其中又以土地为主；流动资产抵押，主要包括大件消费品、设备和农产品；权利质押，主要包括专利、版权、动产票据、产权凭证、应收账款、股权等；担保机构贷款，美国的农业信用担保机构属于政策性担保机构，主要包括农民家计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和小企业管理局。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农业信用担保法律体系和个人信征体系。

法国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主要由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土地信贷银行四家银行组成，其中，农业信贷银行在整个农村金融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在这一金融体系下的担保方式主要包括：合作金融下的信用担保，这是法国农民获得贷款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个人资产担保，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大型机器设备等；政策性金融担保机构担保，与之相配套的有良好的农业保险市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大量的农业合作社。

日本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以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主，农户贷款的主要担保方式包括：政府主导下的信用保证保险担保；不动产抵押，主要包括土地抵押和林地抵押；动产债权担保，主要包括牛、猪、蔬菜等动产以及应收账款；自然人担保。除此之外，日本也拥有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以及动产评估和信用评级体系。

孟加拉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核心是格莱珉银行，农业信用担保方面虽然担保品覆盖范围较广，但整个担保体系是以农户联保为核心，以土地等不动产担保和动产担保为补充，尤其是农户联保贷款是全世界小额信贷竞相学习的对象。国际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基本经验

担保多元化应是未来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主流格局。伴随着农村居民资金需求的多样化和农户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单一的担保方式将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多元化的农业信用担保机制一方面可以满足资金需求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可以扩大获得贷款农户的覆盖面，上述国家的农民之所以能顺利获得融资，与其不无关系。

非有形资产担保应是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方向。非有形资产担保也即除固定资产担保和流动资产担保以外的担保方式。农户有形可抵质押资产不足在各个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是各国农村金融发展共同面临的难题，因此，发展非有形资产担保应成为当前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方向。

合理规避风险是农业信用担保发展成功的关键。国际上规避农业信用担保风险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成立农业信用保证基金，以帮助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者偿还资金；健全融资保险和针对担保机构的再保险机制，以减轻融资机构和担保机构的负担；强化针对借款人的信息收集监控和督促贷款偿还的工作机制。

政府大力支持是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坚强后盾。政府对农业信用担保的支持方式主要包括：对各类农村金融组织给予税收、财政补贴、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引导成立农业信用保证基金；不断健全各项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对各类农业保险的发展给予政策支持；直接出资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入驻农村，实现农业信贷多渠道供给。二是加大担保方式创新力度，实现农户担保方式多元化，积极探索经营权、资产凭证、应收账款、股权、知识产权、大宗设施设备、农产品等抵质押融资方式，金融机构应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三是加快农村产权制度及配套体系改革，提升农户自我担保能力。四是积极发展第三方农业信用担保组织，实现农业信用担保主体多元化。五是加快保险业发展，实现农业信用担保风险的多途径化解。六是健全法律制度体系，实现农业信用担保的深入发展，对我国《物权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中一些农民财产权利和抵押限制条款进行适时修正，以逐步减少对农业信用担保形成的制度障碍，并尽快出台诸如《农业保险法》《农业信用担保法》《民间金融法》《农村信贷征信和违约惩罚条例》《农村金融组织法》等法律法规。

作者：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字货币的国际监管经验与启示 篇3

摘 要：数字货币体系具备挤兑风险低、对货币调控和监管力度大、使用便利等优势。随着现代金融业的极速发展，数字货币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然而，数字货币没有内在价值及央行背书，其价格极易受市场预期影响，波动率极高，市场流动性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加强监管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深入分析欧洲、日本、美国等国数字货币的监管经验，剖析我国监管的不足。最后，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我国数字货币监管的对策。

关键词：数字货币；国际监管；模式；洗钱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称数字货币为“虚拟货币”，并将其定义为“价值的数字化表示，可作为支付手段，也可以电子形式转移、存储或交易”。数字货币本身不是物理实体，也不是以物理实体为载体的货币，而是用于网络投资、交易和储存、代表一定量财富的数字化信息，主要包括比特币、莱特币、比特股等。由于数字货币成本低、便捷及安全性高，受到多国认同。然而，数字货币存在一些弊端，易引发金融风险，现阶段，各国陆续出台不同的监管政策，对数字货币严格管理。其监管经验值得研究。

一、数字货币的国际监管经验分析

（一）警告与风险提示，降低交易风险

在数字货币交易方面，欧洲、荷兰、美国通过警告与风险提示，进而降低交易风险。一些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对比特币及数字货币体系发出了风险警告，例如欧洲银行业管理局、荷兰央行和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等就针对使用比特币可能引发的洗钱与恐怖主义融资发出了公开警告。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在2013年底发布的报告中警告消费者数字货币存在的诸多风险，如兑换损失、电子钱包被盗、支付不受保护等。2015年荷兰央行说明数字货币还不在金融监管法的管辖内，消费者在购买比特币这类货币时，必须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在2014年就美国证交会（SEC）给比特币投资者作出风险预警，说明比特币以及其他数字货币均存在较高交易风险，其中，比特币投资易发生诈骗事件，比特币用户通常是欺诈或者其他高风险投资阴谋的首要目标。为此，2016年6月，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家机构联合通过有关美国金融体系最大威胁的年度报告，警示市场参与者和金融监管机构将有必要监测数字货币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二）资质监管与登记许可，规范交易主体

瑞典、法国、欧盟等采取资质监管与登记许可的方式，规范交易主体。瑞典从2012年开始要求与数字货币有关的交易必须在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登记，法国则注重资质监管，进而使其间接满足审慎监管要求。2014年6月，瑞士金融市场监督管理局（FINMA），授予SBEX交易所首个比特币交易许可证，以此为标志，认同比特币具备流通手段的职能。法国金融审慎监管局于2016年开始提供比特币流通买卖服务，并将在此过程中赚取资金的行为视作是一种支付服务而要求得到政府授权。欧盟国家的监管主要针对数字货币交易商业模式，2016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建立数字货币的用户中央数据库的计划，欧盟委员会4AMLD协议的第65条提到：必须在2019年6月建立一个定期维护登记数字货币用户数据的中央数据库。委员会提议在适当情况下，授权建立和维护中央数据库中登记用户的身份信息，使得金融情报机构能够获取钱包的地址，并且向数字货币的用户作出自我声明。

（三）金融监管法律约束，严格管制反洗钱行为

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针对数字货币出台了相关法律，以此抑制洗钱行为。美国《银行保密法》针对金融机构，提出包括客户身份认证、交易记录及其他反洗钱规定均应纳入银行监管范围内。西班牙政府早在2014年9月就裁定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应被视为电子支付系统。西班牙社会自由派政党—联盟、进步与民主，在2015年1月向西班牙国会提出了比特币立法提案。该提案概述数字货币固有风险且说明了监管将在提高安全性以及防止欺诈和犯罪活动上所起到的重要性。加拿大魁北克省2015年在全省范围内颁布了管理数字货币的新条例，规定自2015年12月起，任何运营比特币自动取款机或平台，有交易数字货币的必须获得由金融证券监管局（AMF）颁布的许可证。意大利央行金融情报机构（FIU）2015年2月2日发表公开声明，称因为买卖数字货币和以数字货币进行的交易不受该国反洗钱管，这些买卖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的中介机构应审慎行事且应仔细评估这些交易，可能向金融情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交易。

（四）明令禁止数字货币交易，避免冲击现实货币

在泰国、印尼、俄罗斯等国，部分与比特币有关的交易被明令禁止。以美国为例，201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禁止发行未注册股票换取比特币，禁止未经注册从事以数字货币计价的网上证券交易活动。泰国和印尼央行禁止金融机构进行比特币交易，上述禁令随后扩展至支付服务的供应商。网络货币（包括比特币）的流通被俄罗斯司法检查部门视作对货币的替代而被禁止。俄罗斯中央银行已经将提供比特币服务纳入可疑交易的监察范围。2014年俄罗斯央行发表声明，指出数字货币投机性较强，具有高风险特征。2015年俄罗斯财政部制订了新的法律草案，规定所有与数字货币有关的交易均为非法活动，会对此类活动采取刑事处罚。

二、我国在数字货币监管中面临的问题

（一）投机风险较高，投资者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现阶段，我国市面上运用范围较广的数字货币主要有：腾讯Q币、网易POPO币、新浪U币等。由于我国央行未正式开始发行数字货币，所以目前我国流通的是各类非法定数字货币。这些货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价格波动频繁、缺乏透明度、监管程度低等缺陷，具有较高的投机风险、信任风险。同时，因为数字货币交易多是自发行为，无法有效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据新华社数据显示，2013-2016年，比特币价值上涨约92倍。价值极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交易风险扩大，比特币市场容量小，24小时均可交易，且没有规定涨跌幅限制，投机分子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控制价格，普通投资者不明白内部信息，盲目跟风，易遭受巨大损失，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二）网络平台不完善，交易安全性较低

数字货币交易通常是在网络平台进行，若网络平台存在交易风险，黑客一旦攻击成功，数字货币持有者和交易者均会承担巨大损失。据新华社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开采出来的比特币有1200万枚，仅有大约20%在外流转，这其中有80%是在交易平台流转。现阶段，我国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主要有BtcChina，OKCoin和huobi.com，据商务部资料，2015年1月，我国某比特币交易中心发生安全漏洞事件，致使1比特币价格从15美元跌至1美分，消费者损失巨大；2015年8月，MyBit-coin交易平台被黑客攻击，超过78000数字货币（约80万美元）被盗；2015年6月，黑客将25000数字货币（约50万美金）转进自己户头；还有2016年上半年，因为供应商Linode密码泄露， 46703数字货币（228845美元）失窃。由此可见，因为网络与技术安全没有保障，数字货币监管面临瓶颈。

（三）缺乏货币锚，价格波动大且存在庞式骗局风险

我国数字货币没有国家信用支撑，价值完全由参与主体来确定，缺乏货币锚，易引发庞式骗局。比特币自问世以来，特别是2016年，价格波动非常大，据新浪财经数据，2016年8月15日，比特币的价格为560美元，2016年9月8日，比特币的价格升至624美元，随后迅速下跌，跌至602美元。由于没有确定的价格，庞式骗局案频发，例如我国比特币交易平台GBL，由于是国内首个能用10倍杠杆的期货交易方式来进行比特币交易的平台，因此吸引了大量投资者。但是该平台有虚构比特币交易平台的嫌疑，发生过负责人携款跑路事件，给投资人带来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的损失。特别是在GBL平台，公司可以随时取消比特币自动提现功能，该交易平台被关停后，相关部门调查发现其信息多为虚构，公司在香港注册，网站备案在贵州，服务器却在美国，由此十分容易发生庞式骗局。

（四）存在法律漏洞，洗钱和犯罪行为频发

我国数字货币存在法律漏洞，不法分子利用数字货币进行洗钱及其他犯罪行为频发。据新华社消息，2015年5月，重庆市公安局接到多起Q币失窃的报案。警方调查发现，所有失窃的Q币都与游戏中的元宝进行了转移，一个月内交易额约人民币29万元。该团伙成员间以虚拟身份联系，资金往来也依托虚假银行账号，这为警方侦查、取证带来难度。2016年5月4日，我国刑事局侦破一起比特币洗钱案件，查获银联卡、账册、网络银行U盾、现金26万。由此可见，由于新型数字货币交易通常采的是匿名形式，且交易不受地域限制，造成资金流向无法准确监测，轻易被不法人员用来开展金融犯罪行为。此外，新型数字货币可能被违法犯罪分子间接利用，进而为非法活动转移资金，提供交易便利，阻碍监管活动的正常开展。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一）建立健全数字货币监管框架，及时更新监管方式

当前，我国应该构建系统的数字货币监管框架，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同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监管态度方面，政府应该鼓励企业金融创新和良性竞争，在监管时，必须遵循适度原则，平衡好监管、创新与风险三者的关系，维持数字货币良性发展。在监管权限约束上，各监管部门应该明确自身职责以及权限。数字货币由人民银行主要监管外，还应该适当建立监管协作机制，进而有效提升监管效率。在监管方式选择方面，应该不断适应数字货币的变化，及时更新方式，尽量采取针对性较强的监管措施。

（二）强化反洗钱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

通常情况下，数字货币交易采取匿名形式，且多为跨区域交易。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完善法律法规，以防止数字货币被滥用。同时，应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文，探讨如何将法律更好地应用于数字货币交易中。若发生洗钱行为，消费者应该配合调查，落实反洗钱义务，将交易记录及报告等提交执法部门。此外，我国货币监管部门应对在国内设立的交易和兑换网站，特别是与人民币兑换的网站进行适当监管。可以要求这些网站向人民银行反洗钱管理部门提供网络数字货币兑换现实货币的交易信息和交易人员身份信息等资料，保证监管部门能够有效地掌控网络数字货币的交易和汇兑情况，防止网络数字货币对现实货币体系产生不良影响。

（三）建立交流机制，提高交易安全系数

执法机关应建立与数字货币及其他数字货币的行业参与者的交流机制，规范点对点的信任信用交换交流。对行业关心的问题进行公开对话，消除公众对于数字货币的误解。执法机关应该通过监测发行或者交易平台，及时评估现阶段数字货币交易可能发生的风险；相关机构应该配合监管部门，提供详细交易信息，适时发布风险预警提示，为参与者提供有效参考。通过建立交流机制，可以提高参与者积极性。行业参与者应该积极为执法机关提供相关资源，并配合其开展相关调查。此外，为保障数字货币的正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应采取足够安全可控的密码算法以及密钥分发保存机制，进而提高交易安全系数。

（四）加强国际合作，探索国际协调的监管方式

包容性创新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篇4

关键词：包容性创新,传统创新,低收入人群,可持续发展

1研究背景

在目前外需下降,内需不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发达国家提出再制造化和各新兴经济体竞争日益加剧的条件下,追求前端技术创新成为各国的必由之路。但现实表明,传统精英式创新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参与体共享发展成果等方面呈现出非可持续性,因此,亟需转向能够充分考虑低收入人群需求,并将其纳入创新过程当中的包容性创新。包容性创新追求金字塔底端人群对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创造出能够为更多人享用的产品和服务,这类创新可以使金字塔底端人群收益［1］,亦称之为MLM ( Multi - level Marketing) 模式［2］。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包容性创新的相关研究路径大致是由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发展逐步过渡到包容性创新［3］,主要包括包容性创新的意义、特征与模式,有关包容性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性研究较为缺乏。对于我国来说无论是从理论到实践还是政策制定上,包容性创新都是全新的,有待深入探索。

不同于传统创新,包容性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转型方式,更加追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这与我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成为未来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包容性创新体系的建设,并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这些国家相似,中国通过近几十年的努力实现了经济飞跃,并在不断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发展之路,学习包容性创新国家经验, 走本土化的包容性创新道路,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2各国包容性创新实践

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 《世界发展指标》 报告,目前世界极度贫困人口仍有12亿之多,尽管近年来很多国家的极度贫困率迅速下降,但世行估计,到2015年世界范围内仍将有9. 7亿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 25美元。这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事实。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国家间和国家内的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广泛的低收入人群无法分享先进技术成果和社会福利,单纯追求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精英式创新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亟需转向能够实现社会公平、 保护弱势群体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和共享增长成果权利的包容性创新。近些年,世界各国逐步加强包容性创新的实施力度,努力构建集政府、企业、低收入人群等多主体参与的包容性创新体系,为推动整体包容性发展进程提供了积极演示。

2. 1政府着力推进

政府在包容性创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仅体现在研究和开发阶段,还体现在产品商业化以及推广等阶段。现阶段,各国政府都积极推进本国包容性创新进程。2011年,为刺激区域内企业基础创新活力,伊比利亚美洲创新委员会制定了未来创新行动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各国合作,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该地区企业基础创新项目的实施。2013年,俄罗斯政府批准了 《2020年前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指出创新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要为公民今后的创新活动创造条件,充分尊重草根的首创精神, 永葆创新活力。

印度是积极开展包容性创新的典型国家之一。 2010年,印度总理辛格就发起提议并积极推动,促使印度建立了专门负责制定国家宏观创新战略的国家创新委员会。创新委由总理的前科学顾问、著名电信科学家萨姆·皮特罗达担任主席,并收纳了来自学术界、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等多个领域的成员。 成立后,创新委员会展开了大量关于包容性创新的工作,主要包括:( 1) 鼓励建立地方性创新委员会,配合国家创新计划的实施,在各邦和行业部门也建立创新委员会。在区域层面,努力充分挖掘本地智慧、促进草根创新; 在行业层面,鼓励能源、 农业、医疗等领域的包容性创新,同时加强跨行业合作。截止2010年12月,印度地方性创新委员会已覆盖了22个邦和24个行业部门,从而形成了国家、地方多层级的创新部署。 ( 2) 提升基层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为保障草根创新,印度国家创新委员会计划向250 000多个村落提供光线与宽带服务,实现落后偏远地区互联网的高覆盖率。该计划旨在提升基础设施对本区域的服务能力,在加强草根人群创新能力建设的同时便利区域内创新方案的收集及知识分享。 ( 3) 加强包容性创新的宣传、普及。每年11月底,印度创新委会出版题为 《向人们报告》的工作报告,详述过去一年国家的创新计划进展情况,创新委还积极向企业和普通民众宣传包容性创新。例如2012年 “印度大挑战” 计划的开展,就吸引了很多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参与。在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方面,2012年以来,印度政府联合国内大学和企业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包容性创新的举措。包括总额为500亿卢比( 约57亿元人民币) 的包容性创新基金的设立,支持国家医疗、教育、农业、纺织等社会民生领域的创新; 制定创新计划支持草根创新者的创意和发明; 设立地方和社会基金, 积极探索预算外补助金和创新税收激励的新方式为创新活动提供风险担保和资金支持［4］等。

2. 2企业深入挖掘BOP群体需求

Prahalad和Hart［5］认为,全球范围内处于金字塔底端的低收入人群蕴含着巨大的商业财富,企业通过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或利用其现有资源,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还能够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并进一步帮助缓解社会贫困问题。各国企业也进行了一系列包容性创新活动。表1中列举了若干企业包容性创新案例。

印度塔塔集团在世界范围内颇负盛名,该企业以重视创新而闻名于世。早在2009年,塔塔集团就突破性地取得了761项创新成果,彰显出强大的创新能力［6］。塔塔公司于2008年推出的Nano汽车, 售价为10万卢比( 约合1. 9万元人民币) ,汽车在研发、设计和生产阶段始终坚持低成本原则,将普通汽车的各个零部件都予以最大限度的缩小,且不失安全性和舒适性,在价格和使用方面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需求,未经上市就受到广泛关注,被称为 “人民的汽车”。为进军欧美市场,目前,塔塔集团宣布将推出改款Nano微型车,为更多地区的贫困人群提供生活便利,这将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延续Nano神话。

孟加拉国最大移动运营商格莱珉电话有限公司推出了一种新型的手机运营模式——— “电话女士” 项目。在孟加拉国,由于电话与网络等基础设施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妇女甚至数年无法与在外国打工的丈夫沟通,而渔民们需要乘坐两天的皮卡到首都达卡向饲料供应商下订单,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电话女士”项目的推出旨在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通过与外国电信公司合作,公司将对一些农村妇女进行集中培训,再派她们回到自己的村庄去推广手机服务,在提高农村妇女收入的同时,消除城乡之间的 “数字鸿沟”。2012年为 “电话女士” 项目工作的孟加拉国人已超过28万, 她们的平均收入是孟加拉国人均收入的3倍。

2. 3草根阶层和组织的广泛参与

现实中,数量规模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是具有极大潜力的创新者,掌握着最纯粹的传统技艺,分布于乡村、田间的草根创新者通过对传统技术的改良和推广,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提高收入水平,成为包容性创新的重要参与主体。在草根创新的过程中,基层创新组织为其提供了技术和资金等多方面的指导和支持,是草根创新的重要支撑。表2给出了一些国家重要的基层创新组织。

基层创新组织是草根创新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数量繁多的基层创新支持组织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印度蜜蜂网络( HBN) 和可持续发展技术与制度研究会( SRIISTI) ,该组织致力于发掘并鼓励源于基层的创意和知识。如今,蜜蜂网络已建立起一套集立案发现、产品发展增值、企业发展、知识产权管理和产品或服务商业化的完整机制,在印度科技部设立的全国创新基金中,获得了全国范围内400多个地区,50 000项创新活动和传统知识实践活动。 可持续技术和制度研究会( SRISTI) 于1993年创立,通过为蜜蜂网络提供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已经完成了17次组织活动,成为印度发现基层创新的重要机构之一。孟加拉乡村银行一家专门发行微型贷款的机构。该银行主要面向贫困人群特别是农村妇女提供无息或利率较低的微型贷款,以开发贫困人群的技术和能力,鼓励其参与创新和创业。2014年,孟加拉乡村银行已在当地建立了2 200个分店, 职员约18 000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在贫困人群创新的金融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容性创新活动中,中介组织、社区机构常以沟通者、信息采集和传播者的身份出现,旨在通过信息交流、资源整合、平台搭建和提供服务等方式弥补政府等正规部门的市场缺陷。印度Krishi Gram Vikas Kendra ( KGVK) 组织的建立是为解决加尔克汉德邦农村低收入群体无法得到持续性的收入机会和医疗服务等问题,该组织的( AGIVIKA) 民生研究和培训中心对加尔克汉德邦的低收入人群进行医疗卫生、教育和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技能,且只收取少量费用。直至2010年12月,该组织在加尔克汉德邦的352个农村建立了3 000多个个体经营小组,使10 000多人的收入得到提高。其主要成果包括: 建立了78个农民俱乐部,为600多为农民提供培训服务; 建立了2个零售店,销售额达到1. 2万美元。

3积累的经验

3. 1包容性创新的逻辑依据

2011年,欧盟发布了 《欧洲2020年可持续与包容性的智能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出了构建 “欧洲脱贫平台”,确保社会与区域凝聚力,分享发展与就业带来的利益; 确保贫困人群有尊严的生活,积极融入社会。现实生活中,社会排斥是造成贫困人群权利贫困的主要原因,故通过多元创新降低社会排斥是实现包容性的关键。

客观体制包括正式、非正式的政策制度以及外部客观环境如基础设施等和经济体主观能力是经济体参与到社会生产中的主要障碍［6］,大致形成体制性排斥和能力性排斥。体制排斥是指经济体具有相关能力但受到相关体制性因素的限制而无法参与生产活动,而能力性排斥是指由于个体能力缺失而导致的由政策和制度带来的限制。从个体角度来说, 当一个合法的个体无法有效参与正常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时,那么社会排斥就出现了,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归咎为经济、地理、社会以及政治因素的组合［7 － 8］。如由于经济发展惯性原因,低收入人群总被认为是低端市场的消费主体,加之公共基础设施匮乏、信息搭建平台不完善等原因,低收入人群逐渐被排斥在社会先进生产活动之外。从企业角度来说,体制性限制主要体现在初创企业进入社会生产领域中时,将受到进入和参与壁垒的阻碍, 例如初创企业内外部资源限制、管制制度限制以及现有企业在位优势等。能力性排斥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供给不足而导致的经济体丧失平等参与和分享成果的机会和权利。例如低收入人群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生产技能,因而被排斥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外。企业层面的主观能力限制包括资源占有程度和市场参与竞争能力的欠缺。如企业专有性生产设备的缺乏,又如初创企业在捕捉市场信息、明确细分市场等方面竞争力较弱。

降低体制和能力上对经济体参与机会获取、参与过程和产出结果过程的排斥,促进经济体参与社会生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进行体制创新。鼓励国家层面系统内部的制度创新,从政策体制角度实现系统开放和参与壁垒的降低。在克服地理因素限制方面,加强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加快区域内低收入人群参与和分享创新愿望的实现。例如印度国家创新委员会为落后地区提供了光线与宽带服务,增加了普通民众互联网经验交流和分享的机会。二是经济体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提高。如印度非正式组织通过资金援助、 专业培训等方式帮助低收入人群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的提高,此外还积极充当创新活动的组织和协调者、信息收集和交流者等角色。

3. 2包容性创新特点

传统创新以企业、科研机构为主导,通过研究新技术、掌握新知识的方式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争取在市场竞争中占优［9］,在创新过程中更加重视前沿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致力于获取更多的商业收益和价值财富。传统创新追求新功能、新体验,单位成本投入多,因此产品价值也相对较高,导致低收入人群无法分享创新产品和服务。不同于传统创新,包容性创新倡导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以开发低收入群体潜力为基点,维护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和创新成果的共享性。在创新主体、目标以及成果应用范围等方面则呈现多元化趋势,追求多主体、多对象和宽领域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总体来看,包容性创新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创新与包容性创新的主要区别如表3所示。

从理论上看,包容性创新具有低成本、低价格、 高市场需求等特征,因此成为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赢取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生产参与程度的重要方式。 从实践角度来说,包容性创新模式包括 “自上而下”( top - down) 和 “自下而上” ( down - top) 两种［10］,二者相互补充、互为表里。其中, “自上而下”的创新以企业为主导,针对现有自然和社会环境,通过产品、制度、流程和组织的协同创新,降低创新成本来突破现有阻碍。如2 200美元的汽车、 每小时只须10卢比的无线上网技术,又如年资费10美元的太阳能面板,各国企业都从现实角度出发, 通过对特定技术的选择和改进,在包容性创新过程中发挥着积极角色。而 “自下而上”的创新强调低收入人群对现有工艺和知识的重新整合,实施方式通常采取合作创新或团体创新,鼓励草根人群创新意识的觉醒并促使创新活动的展开。例如中国温室大棚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成功实现了中国千万农民经济利益的提高。温室大棚具有透光、保温( 或加温) 等功能,多用于低温季节喜温蔬菜、花卉、林木等植物栽培或育苗等,针对在不适宜植物生长的季节,帮助延长农作物生育期和增加产量,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农业栽培方式之一。

3. 3应重视的问题

包容性创新在各国展开,不少国家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吸取各国包容性创新实践教训能够帮助降低我国在创新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加快形成本土化包容性创新。

政府部门是包容性创新的支持者和发起,在制定创新战略、选择创新对象等方面起到了引导作用。 然而,政府的性质和职能决定了它在直接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不具有民间企业所具有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11］,准确的角色定位是政府在包容性创新过程的重点。在合理的生产活动中,政府一般以制度环境的创造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出现,充分鼓励企业在包容性创新中的主导作用。目前,各国包容性创新成果的数量和种类较多,但就参与度而言,开展包容性创新的企业较少,大部分的企业尚未认识到包容性创新带来的远期经济绩效,有些甚至从未了解和接触过这种新型创新方式,从而无法充分实现企业包容性创新的主导作用。此外,草根创新多发生在偏远农村或城市落后地区。由于历史、地理、 宗教等原因,这些地区的普通民众通常缺少话语权, 因此创新成果只能停留在小范围内,无法形成惠及社会乃至国家的 “蝴蝶效应”。

从绩效评价角度来说,现阶段各国并未建立能够对包容性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合理评估的绩效评价体系,包容性创新投入及产出难以量化,为政府进一步包容性创新政策制度的规划和调整带来难度。另外,评价指标不明确导致科技部门对包容性创新投入和产出过程中的市场反馈信息缺乏合理分析,因而缺少对应的配套策略和后备计划。

4启示与借鉴

4. 1顶层设计与基层规划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让 “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中国政府将建立和谐社会、减少收入差距、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作为最重要的发展目标。包容性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但目前这一概念对于我国来说仍是全新的。

( 1) 将包容性创新纳入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 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3年发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达到13. 5亿,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人口持续增长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益深化,目前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明显落后于大多数国家。与此同时,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较大,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3. 03: 1,收入差距大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享用,而低收入群体被排除在共享社会生产成果之外。因此,将创新理念转向挖掘低收入群体的创新潜力,为低收入人群营造创新环境和致富机会的包容性创新,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转型之一。从宏观上看,我国包容性创新的实践还处于初始阶段,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框架,呈现分散化特征,因此,将国家包容性创新战略纳入总体规划迫在眉睫。政策制定者应重视对包容性创新理念的引入,同时强化对国家包容性创新的战略规划、系统设计和宏观统筹,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创新驱动发展,结合政策法规、公共服务等多种手段,加快政府职能向战略引导和营造创新生态环境的转型。

( 2) 包容性创新规划机构的设立。尽快建立中央、地方以及其他参与方为一体的全国性制度协调体系,解决包容性创新过程中政府缺位的问题。从各国包容性创新经验可以看出,各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推进对包容性创新的规划统筹,通过设立国家创新委员会等方式,管理和监督社会各领域的创新, 加强对重点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包容性创新的扶持, 加快社会包容性创新进程。建议我国借鉴其做法, 设立国家包容性创新委员会,从宏观层面对包容性创新活动统筹规划; 各省市级单位,设立相应地方层级的创新机构,加强对本地创新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此外,尽快确立包容性创新投入产出指标,建立并完善能够对创新投入产出进行评估的绩效评价体系,帮助确定创新重点和改进方案。

( 3) 区域包容性创新系统的建立。作为区域内包容性创新的规划和协调机构,基层创新机构与国家创新委员会共同协作,引导区域内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包容性创新。构建以企业主导的区域包容性创新体系,加强各创新参与者的联系,如经济学家、 行业领袖、非政府组织等。此外,还应根据各区域实际,开展对低收入人群创新需求的调查。对区域内低收入人群的数量规模、分布地区以及生存状态进行调查,为推动包容性创新提供数据支撑; ; 对低收入群体现阶段参与创新实践遇到的问题及困难进行调查,为选择相应的政策支持工具提供依据。需要注意的是,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并不一定能够准确表述自己的需求,故需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挖掘这些人群的实现需求和潜在需求。

4. 2包容性创新政策的制定

( 1) 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在解决由于风险意识的存在导致参与者创新热情消减,以及创新成果收益期过长,迫使创新主体终止创新行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政策包括政府的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税收减免等多种形式,其中政府采购政策在推进包容性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印度为例,根据一份印度电信部2011年出具的报告,2010年印度联邦内阁强制所有政府部门采购国内企业生产的电信、IT硬件和电子产品,预计到2020年,印度移动公司采购的电信网络设备和其他基础设施中至少有80% 来自国内制造商。政府采购推动创新能够在多个领域实现,包括电子医疗服务系统、药品、 能源和数字技术等。据了解,美国政府每年支出约500亿美元用于研发项目的政府采购,欧盟国家的政府采购占整个GDP的17%［12］。这些数据表明了政府采购能够为创新提供坚实的市场潜力。此外, 政府部门利用技术采购和合同采购等方式,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示范效应,激励市场竞争,促进包容性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商业化和规模化,同时有利于降低供应商的市场风险。

( 2) 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在引导社会闲散资金、强化创新金融支持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金融激励促进包容性创新的发展,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直接为包容性创新融资,也可以通过普惠金融政策实现对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支持。当前, 印度包容性创新基金的筹资目标是10亿美元,已使许多低收入人群收益。此外,普惠金融的推广还为大量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政府还可以建立科技园区、企业孵化器等桥梁机构,为包容性创新提供基础设施、商业规划、 专业意见等非金融服务,为企业或低收入人群早期的包容性创新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撑和保障。现实中, 金融政策的实施还能够促进银行、保险的资金介入, 解决创新过程中融资难和风险高的问题。

4. 3营造包容性创新氛围

( 1) 基层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完善的基层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提高低收入群体信息交流和共享的效率,是增强低收入人群参与和分享创新的重要基础。在完善基础信息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在借鉴他国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造和完善。 例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必须实现无限宽带服务的提供,加快区域内的光缆铺设,提高移动电话和网络的覆盖率。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则需重视多种信息收集手段的结合,实现多方位、一体化的基层信息共享平台。此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农村地区的宽带信息服务建设,发掘区域内市场潜力、搭建促进低收入人群合作、交流的信息平台。

( 2) 低收入群体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的提高。 知识和技术能力低下是造成机会排斥的主要原因, 因此,必须重视对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创新能力提升,让低收入人群充分参与到创新中来, 共享创新收益［13］。首先,加强落后偏远地区初等教育的普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知识。其次,开展专业化的技能培训,如由政府、企业、中介组织或社区机构等组织的专门面向普通民众的专业讲座和咨询会,帮助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产技能和技术的使用技能,实现其创新能力的提高。再次,应明确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人群和重点领域。例如, 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这些传统的工艺技法通过培训的方式进行传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使其产生新的商业和社会价值。 又如,挖掘残疾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使其在创新研发设计方面的科技项目、发明专利、工艺技能得以实现,为鼓励和支持其创新创业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

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篇5

摘要：从整体看，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启动较早，政策工具多样，值得我国深入研究和借鉴。本文对英、美、德等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比较，对我国积极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和低碳社会的形成提出了几点启示。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经验；政策工具

中图分类号：F1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04-0102-05

“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从整体来看，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启动早，政策工具多样，值得我国深入研究和借鉴。

一、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计划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英国气候政策的一大特色。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气候变化税制度、创新碳基金、推出气候变化协议、启动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使用可再生能源配额等。各种政策措施，不仅各具特色，而且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一)实施气候变化税(CCL)制度

气候变化税，即能源使用税制度是英国气候变化总体战略的核心部分。气候变化税于2001年4月1日开始实施，针对不同的能源品种其税率也不同，征税对象也有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政府将气候变化税的收入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返还给企业：一是将所有被征收气候变化税的企业为雇员交纳的国民保险金调低0.3个百分点。二是通过“强化投资补贴”项目鼓励企业投资节能和环保的技术或设备。三是成立碳基金，为产业与公共部门的能源效率咨询提供免费服务、现场勘查与设计建议等，并为中小企业在促进能源效率方面提供贷款。在英国，气候变化税一年大约筹措11～12亿英镑，其中8.76亿英镑以减免社会保险税的方式返还给企业，1亿英镑成为节能投资的补贴，0.66亿英镑拨给了碳基金。据测算，由于气候变化税政策的实施，至2010年，英国每年可减少250多万吨碳排放，相当于360万吨煤炭燃烧的排放量。

(二)创建碳基金

碳基金是一个由英国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成立于2001年。碳基金的主要来源是气候变化税，从2004～2005起，增加了两个新的来源，即垃圾填埋税和来自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的少量资金。碳基金主要在三个重点领域开展活动：能马上产生减排效果的活动；低碳技术开发；帮助企业和公共部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向社会公众、企业、投资人和政府提供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大量有价值的资讯。碳基金作为一个独立公司，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实行独特的管理运营模式。一方面，公司每年从政府获得资金，代替政府进行公共资金的管理和运作；另一方面，作为独立法人，碳基金采用商业模式进行运作，力图通过严格的管理和制度保障公共资金得到最有效的使用。

(三)推出气候变化协议(CCA)

英国政府考虑到气候变化税的征收可能会给能源密集型产业造成重大负担，推出了气候变化协议制度，以减少这些企业的气候变化税负担。能源密集型产业如果与政府签订气候变化协议，并达到规定的能源效率(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政府可减少征收其应支付气候变化税的80％。如果企业不能兑现约定的目标，英国政府亦允许这些企业参与英国排放贸易机制，以买卖各企业允许排放配额的方式，来实现气候变化协议的要求。经审核，在英国气候变化协议的第一段目标期间(即2001年4月1日～2003年3月31日)，88％的减排目标单位通过了认证，相当于每年减排了350万吨二氧化碳；第二段目标(即2003～2005年)有95％的减排目标单位通过了认证，相当于减排510万吨二氧化碳。

(四)启动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

英国是最早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的国家。该机制有四种方式，即直接参与、协议参与、项目参与及开设账户。作为主管机构的英国环境――食品――乡村事务部(DEFRA)开设排放量交易登记处，所有承诺减排目标的参与者必须按相关条例严格检测和报告企业每年的排放状况，并经过有职业资格的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的核实，只有通过验证的排放量与信用额度方能获得登记。为方便交易，英国还开发了一套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的电子注册系统和实时交易平台。所有参与者至少注册一个账户，来记录其基本情况及其配额、配额转移、配额供需等信息。为与欧盟气候政策相协调，英国排放贸易机制于2006年12月31日结束。

(五)使用可再生能源配额

可再生能源配额，即所有注册的电力供应商都制约于一定的可再生能源法定配额：生产的电力中有一定比例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配额是逐年增加的。实现配额政策的主要方式是向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购买电力的同时购买可再生能源配额证书，或是从发电商、独立供电方那里只购买可再生能源配额证书。而购买证书这项政策，目的在于鼓励企业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

二、美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美国将发展低碳产业作为重振经济的战略选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选择以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危机、重新振兴美国经济的战略取向，短期目标是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复苏；长期目标是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促进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2009年1月，奥巴马宣布了“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将发展新能源作为投资重点，计划投入1 500亿美元，用3年时间使美国新能源产量增加1倍，到2012年将新能源发电占总能源发电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将这一比例增至25％。2009年6月，美国完成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用立法的方式提出了建立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权(碳排放权)限额――交易体系的基本设计。该法案规定的减排目标为：至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至2050年减少83％。尽管这一中期目标与国际社会的期望相距甚远，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过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该气候变化法案的出台，仍标志着美国在二氧化碳的减排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美国通过能源政策的调整来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方面：第一，关于能源战略转型方面：为美国家庭提供短期退税，应对日益上涨的能源价格。未来10年投入1 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有助于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对中东和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支持强制性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在美国推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力争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比1990年减少80％。第二，关于电力方面：美国计划到2012年，使发电量的10％来自可再生能源等，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25％。推进智能电网计划。第三，关于新能源技术方面：美国计划用3年时间将风能、太阳能和地热发电能力提高一倍。政府将大量投资绿色能源――风能及有着广阔前景的新型沙漠太阳能电池板、核能等。第四，关于建筑方面：美国将大规模改造联邦政府办公楼，包括对白宫进行节能改造。将推动全国各地的学校设施升级，通过节能技术建设成21世纪的学校。要对全国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更换原有的采暖系统，代之以节能和环保型新设备。第五，关于汽车方面：美国将促使政府和私营行业大举投资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技术，减少美国的石油消费量。以7 000美元的抵税额度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动用4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来支持汽车制造商，力争到2015年实现美国的混合动力汽车销量达到100万辆。

三、德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德国充分发挥经济政策对低碳产业的调节作用，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一)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碳排放

德国把征收能源税作为生态税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对特定的能源进行征税。1999年，第一次开始对汽车燃料、燃烧用轻质油、天然气和电征税。生态税是德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计划的重要政策之一。德国生态税自1999年4月起分阶段实行，主要征税对象为油、气、电等产品。税收收入用于降低社会保险费。为提高工业领域蕴藏的巨大节能潜力，德国政府计划在2013年之前规定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与企业的节能管理挂钩。德国联邦经济部与复兴信贷银行已建立节能专项基金，用于促进中小企业提高能源效率。

(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德国政府通过《可再生能源法》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地位，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进行补贴，平衡了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高的劣势，使可再生能源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除水电外)起步晚、规模小、成本高，没有独立的电力传输网络，难以通过电网输送给用户。为解决这一问题，德国1991年出台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办法和足以为发电企业带来利润的收购价格。德国还制定了沼气优先原则，促使天然气管道运营商优先输送沼气，并参考天然气制定沼气的市场价格，从而确定补贴额。此外，德国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供暖法》，促进将可再生能源用于供暖。

(三)通过多种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为减少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排放，德国政府计划通过修改机动车税来推动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规定新车要标注能源效率信息，将二氧化碳排量纳入标注范围。德国自2005年开始在联邦高速公路和几条重要的联邦公路上对12吨以上的卡车征收载重汽车费。德国政府还极力主张将空运列入欧洲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系统中，支持“欧洲航空一体化”建议，希望通过一体化将航空领域产生的二氧化碳减少10％。德国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机场从2008年开始进行为期3年的航段实验，根据二氧化碳排量时在上述机场着陆的航空公司进行奖罚。

四、意大利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由于意大利的能源80％以上都依靠进口，因此意大利更加注重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并重视落实《京都议定书》的义务，其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十分丰富而有效。主要措施包括低碳价格收费机制与认证制度。

(一)实施CIP6机制

为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意大利政府从1992年开始实施CIP6机制，以保证购买价格的方式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建设。制定不同购买价格的依据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费用、运行和维护费用、燃料费用、促进发展的费用、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种类、全部或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产品是全部出售或是仅出售剩余产品等不同情况。详细的价格依据为从政策导向上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二)实行“绿色证书”制度

1999年，意大利通过立法的形式开始实行“绿色证书”制度。“绿色证书”是指通过利用可再生能源向国家电网输送电力并由国家电网管理局(GRTN)认可后颁发的证书，GRTN根据相关规定制定“绿色证书”的参考价格。生产商或进口商可通过自己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来完成规定的指标，也可通过购买“绿色证书”的方式完成任务。“绿色证书”的买卖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

(三)实行“白色证书”制度

“白色证书”也称能源效率证(TEE)，是意大利政府为减少能源消耗而出台的鼓励措施，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企业申请“白色证书”，有最低的节能目标，根据注册项目的不同而变化。“白色证书”可以流通转让，电能和天然气管理局(AEEG)负责签发TEE、评估TEE价格并对节能效果进行检查。TEE主要针对节约电能、天然气、其他燃料三种类型进行发放。最终用户达到10万以上的企业，必须实施“白色证书”制度，10万用户以下的企业或服务、制造和安装部门的企业可以自愿实行。对达到节能目标的企业，AEEG或其他政府部门将给予经济奖励。节能效果超过规定目标，可出售其富余的“白色证书”，达不到最低节能目标者，可从市场上购买“白色证书”，否则将受到经济处罚。

五、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

面对气候变暖可能给本国农业、渔业、环境和国民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日本政府一直在宣传推广节能减排计划，主导建设低碳社会。日本采取了如下建设低碳社会的具体做法。

(一)实行能源科技发展战略，抢占低碳技术制高点

面对能源的日渐短缺，日本把能源技术列为本国的科技研发重点领域，即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发展清洁非化石能源两个方面人手。《第三期科技基本计划》中的4个推进领域之一就是能源技术。2006年6月，日本出台了《国家能源新战略》，从发展节能技术、降低石油依存度、实施能源消费多样化等6个方面推行新能源战略，2030年前将日本的整体能源使用效率提高30％以上；发展太阳能、风能、燃料电池以及植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等能源项目的国际合作。

(二)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全力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

根据日本科技预算重点战略，2008年日本政府科技预算为35 708亿日元，比2007年增加595亿日元，增幅为1.7％。一是用于8个重点领域政策性课题的研究开发经费比2007年增加467

亿日元，占政府科技总预算的48.9％。二是战略重点科学技术经费在2007年大幅度增加36％的基础上，2008年又比2007年增加13.4％，从3873亿日元增加到4 393亿日元。三是增加国家基础骨干技术的资金投入。四是通过科技预算对落实重点科技政策的项目给予经费保证。

(三)加强能源立法，规范和支撑低碳社会建设

日本已构建了由能源政策基本法为指导，由煤炭立法、石油立法、天然气立法、电力立法、能源利用合理化立法、新能源利用立法、原子能立法等为中心内容，相关部门法实施令等为补充的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能源法律体系。2008年6月1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通过推进研发体系改革强化研发能力及提高研发效率》(简称《研发力强化法》)，以法律形式对《第三期科技基本计划》出台以后政府形成的促进科技创新和研发的新理念、新措施予以支撑。

六、对我国的启示

(一)将发展低碳经济确立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

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层面看，发展低碳经济符合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我国抢占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因此，要明确各阶段减排的数量目标，按行业细化低碳指标，将其加入各行业的远景发展规划。

(二)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促进制度

要从根本上保证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顺利实施，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要建立碳交易制度，强化企业的节能减排积极性；创建碳基金，为企业环保设备研制、安装提供资金支持；开征生态税，对达不到能源利用效率和排放标准的企业征收该税，反之，则不征收甚至减少其他方面的税项；建立低碳发展的监督指导机构，统筹规划低碳经济；制定保障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其发展做到有法可依。

(三)加大低碳科技研发的经费投入

要发展低碳经济，在世界低碳发展模式上走在前列，必须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低碳技术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技术，而是一系列能降低碳排放量的技术措施，这就要求在经费投入上既不可以一哄而上铺摊子，又不可能只专攻某一方面，需要做到点面结合。既安排低碳基础研究的资金，又安排急需的应用研究资金。

(四)提高全民对低碳经济的认识，提倡低碳消费

居民是经济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增强其低碳意识，消费低碳产品，将从源头改变市场需求结构，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将比制度的激励效果更明显。

(五)积极参与国际低碳经济合作，推动国际公约制定

低碳经济还是一个新兴事物，怎样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国际间相互合作、交流经验。我们既要从发达国家吸收经验化为己用，更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低碳经济体系。同时，积极加入国际公约的制定，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不能仅仅为了减少排放，还需要兼顾各国经济发展，在低碳发展中开拓一条双赢之路。

总之，发展低碳经济，创建低碳社会是我国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应广泛而充分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将国际规则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将政府宏观调控与重点支持和投入有机融合，充分利用科技、立法与市场这三大利器，并促进其有效互动，尤其是需要适时采用经济手段和政策工具，制定并实施低碳能源战略、低碳技术战略、低碳教育战略、低碳国际化合作等配套措施，倡导公众低碳消费，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社会，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国际经验启示 篇6

关键词：国库现金；财政收支

一、国际上实施国库现金管理的经验做法

（一）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所有财政资金的收支活动都统一纳入单一账户办理。政府通过国库单一账户掌握、控制财政资金的现金流量。英国19世纪建立了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意大利于1986年开始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在此基础上，这些国家相继开始对国库现金实施管理。主要做法是通过取消财政资金收缴以及资金支付的中间环节，实现代理商业银行在当日营业终了与国库单一账户及时清算，将闲置现金余额统一集中存放国库管理，提高了预算资金运行效率，增强了财政对预算资金的控制权。

（二）增强财政收支活动的计划性

各国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后，普遍加强了对财政资金收支活动计划性的管理。不少国家规定，财政收入的代理银行应及时将收入上缴国库单一账户，并鼓励各预算单位按期交纳大额款项，对上缴收入不及时的单位予以处罚等等。支出方面，要求预算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报送和提供比较准确的用款计划，只有实际支付时才予以支付。如澳大利亚，对预算单位实行严格的用款计划管理，改变各部门使用资金上的无序性，要求各单位按既定计划申请用款，保证库款资金流量的均衡，为现金管理打下基础。

（三）准确预测国库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预测是实施有效的现金管理的基础，包括收入预测和支出用款预测两部分。收入预测针对各种税收以及其他收费等各项财政收入；支出预测主要针对预算单位用款计划、国债还本付息等各项支出。为准确预测国库资金现金流量，各国都建立了国库现金收支基础数据库，选择科学有效的预测方法，按一定时段对国库现金流量进行滚动预测，不断减少预测误差，为实施国库现金管理创造条件。

（四）采取适当方式实施现金管理

在保留最低国库存款余额以备紧急支付前提下，各国根据国情，采用适当方式，对闲置库款资金余额进行增值或保值运作，具体方式包括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买回国债、国债回购与逆回购、购买高信用等级的商业票据等。

（五）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国债管理的配合

各国在现金管理过程中，都强调现金管理必须与货币政策、国债管理相配合。一方面，现金管理要与央行货币政策保持一致，不能影响货币政策。各国都强调政府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政府现金管理不能影响市场利率。如，英国债务管理局提出，要在“保持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一致”前提下，以最有效方式实施国库现金管理。另一方面，现金管理要紧密结合国债管理开展。根据国库现金管理的实际需要，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滚动发行一些短期国债，形成国库现金管理与国债管理的有效配合机制。

（六）国外地方政府对国库现金管理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目前除法国外，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国家地方政府在其事权范围内对国库现金管理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即州、省或者市级政府负有管理本级国库现金流向、债务和国库现金投资的职责，不需要承担任何货币政策职能。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一）建立健全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制定实施国库现金管理的规范性法律法规

一方面地方实行国库现金管理的基本法规应由中央制定，由地方结合实际制定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补充性规定，从而为规范做好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可在新《预算法》框架下，通过完善现行有关制度严格开设范围，严格审批权限，明确逐步过渡到国库单一账户的时间要求并强化监督管理，取消不合规的财政专户，逐步实现国库收支和现金余额的集中化管理。同时，建立并完善财政收支计划管理体制，实行刚性预算，提高预算管理科学化水平，增强预算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二）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相适应，加快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进程

国库现金管理是财政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经途径，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事实上是财政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内容。因此，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门等相关单位应统一认识，本借鉴国际及我国中央国库的操作经验，合理兼顾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同时坚持地方需求与中央层面操作相结合的基本准则，积极稳妥地加快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进程。

（三）应尽快组织开发统一的国库现金管理业务系统

建议以人民银行国库会计数据集中核算系统为依托，建立相关业务模块。一是建立国债回购、委托中央部门进行货币市场短期投资、发行仅在国库系统内部流通的地方国库现金债券操作等模块，拓宽地方资金投资操作渠道，为地方政府提供短期融资平台。二是通过横向联网系统与商业银行总行、国债登记公司等部门连接，提供现金管理申请、接收、资金清算、抵押品验收、相关账户报表登记等一系列工作模块。随着现金管理权限的放开，系统最终与相关的金融市场交易系统连接，实行交易撮合机制和自动登记结算制度，大力推进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四）加快地方相关部门现金管理人才培养，增强地方国库现金流预测的准确度

中小企业融资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篇7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国际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危及全球，世界实体经济备受拖累，特别是我国的中小企业已经进入了“寒冬”期。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日前发布统计结果显示，截止到6月底，沿海地区有6.8万家中小企业已经倒闭，大量的员工出现失业，给中国的整体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而其中，对中小企业影响最大的就是由于现金流紧张、融资困难，这导致企业陷入危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问题，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银行不愿意向中小企业贷款的主要原因，但是信息不对称又不是短期能消除的。因此，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都非常重视中小企业，并以国家立法、出台优惠政策等形式给予扶持，创造中小企业融资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1 中小企业融资的国际比较

1.1 美国的中小企业融资

(1)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主要包括:(1)中小企业业主自身的储蓄，占中小企业投资的45%。(2)中小企业业主从亲戚朋友处借款，占中小企业投资总数的13%。(3)商业银行贷款。中小企业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担保，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贷款利率比这些银行向大企业贷款高出2-5个百分点。(4)金融投资公司。由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主导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是中小企业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与商业银行贷款一起约占29%。但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贷款利率比商业银行贷款的利率更高。(5)政府资助。政府直接对小企业提供融资，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向小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二是向遭受自然灾害的小企业提供自然灾害贷款;三是向小企业提供出口信贷。在这三种情况下主要由中小企业管理局向中小企业提供数量很少的直接贷款，约占1%。(6)证券融资。少数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向私人投资者募集资金。这部分资金约占4%。

(2)首先，在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中，美国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性贷款数量极少。除了企业主自身的储蓄和商业利润留成外，更多地依赖于证券市场和短期借款。其次，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为中小企业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融资环境。一方面主要通过中小企业管理局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向中小企业投资;另一方面，主要是为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这也是美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一大特色。美国从事信贷担保的机构是小企业管理局和进出口银行，它们提供的贷款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小企业长期资金需求，如固定资产投资、补充流动资金、购买存货和出口融资等，担保条件比较优惠。但由于贷款利率高于大企业，向商业银行贷款的并不多。

1.2 日本的中小企业融资

(1)日本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主要通过政府的三条渠道来实现：(1)由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目前，日本有5家专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机构，它们分别是：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商工组合中央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以及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前两者主要是为中小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流动资金的短缺以及资本金的不足，后三者开展专项贷款。(2)政府全资或部分出资成立为中小企业申请贷款提供保险和担保的机构，它们是：1953年以信用保证协会为核心建立的信用完善制度，疏通了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渠道;1958年设立的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确保中小企业能顺利获得贷款;1996年设立的“风险基金”，通过给发行债券的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为风险资本提供担保。(3)政府认购中小企业为充实自有资本而发行的股票和公司债券。

其次，民间金融机构是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日本民间金融机构主要有地方银行、相互银行、信用组合和信用金库等，它们的绝大部分贷款是提供给中小企业的。随着金融机构竞争的日趋激烈，与大企业关系密切的大商业银行也逐渐增加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此外，还有企业自行组建的互助合作型的金融机构。为了鼓励和规范中小企业组建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日本制订了《信用金库法》、《中小企业防止破产共济法》、《小型企业共济法》等法律和法令，以满足它们融通资金的需要。

(2)日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措施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保证中小企业有足够的融资渠道的前提下，一方面努力弱化中小企业自身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努力弱化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风险，治标兼治本。

1.3 德国的中小企业融资

德国证券市场并不发达，大规模的企业间相互持股限制了敌意兼并，所以，它是一个偏重间接融资的典型国家。民间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作用是德国中小企业间接融资中的一大特点，德国的储蓄银行、合作银行、青年企业经营者协会面向企业提供各种综合性的支持与服务，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环境的改善，壮大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实力。其中，储蓄银行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为了提高中小企业的产权资本化程度，储蓄银行开办了许多地方性的产权投资公司和风险基金，还开办了100多家创新中心，以合理的价格向中小企业提供有关设施和技术支持，通过专家意见网络系统为技术项目进行高水平的评估，以使创新企业能够迅速得到融资。合作银行与中小企业联系也较密切，其提供的服务与储蓄银行较相似。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中小企业与他们的银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2 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及启示

从美、德及日本的中小企业融资的情况来看，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许多经验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具体来讲，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可以归纳为：

(1)各国都构建了完整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从美、日、德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融资的快捷、方便，得益于各国都有健全的融资体系。首先，美、日、德等国均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帮助中小企业的融资。其次，美、日、德等国都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有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第三，都有发达的民间投融资机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均处于世界前列，国民收入高。因此，民间天使投资数量众多，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美、日、德等国都形成了各自不同层次但相互补充的完善的融资体系。

(2)各国的中小企业融资的担保体系比较健全。信用保证制度是发达国家中小企业使用率最高且效果最佳的一种金融支持制度。美国由专门的机构中小企业局(SBA)为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日本官方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金融机构，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全国性的“信贷担保协会”，共同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服务。德国成立专门的担保银行，形成了由国家复兴银行担保、联邦与州联合担保、各州担保银行担保等三个层次的较健全的风险分担机制。各国完善的担保体系为中小企业获得更多发展资金提供了可能。

(3)各国都具有完善的支撑中小企业融资的配套法律、法规。成熟的市场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予以保障。为了保证中小企业融资的有序进行，增强融资的效率，提高融资的效果，务必有相应的法律制度给予规范。美、日、德等国家都从法律上明确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美国为了鼓励自由的市场竞争，为新建企业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于1890年制订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the Sherman Act)。195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法》(the Small Business Act)，随后并依据此法成立中小企业管理局(SBA)，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政府采购合同以及技术管理方面的支持;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机会均等法》，向中小企业经营者以及准备创办中小企业的个人提供资金援助。该法案的实施为创办中小企业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解决了中小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小企业技术创新开发法》，把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技术性中小企业作为发展区域经济的重点，给予大力支持，并为满足中小企业贷款的需要提供法制上的保证又于1995年颁布《小企业贷款法》。日本也先后颁布《中小企业振兴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法》、《中小企业基本法》等法律、法规,对中小企业及新建企业融资及发展从法律上给予明确的支持。德国则为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制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并从税法的层次上对兴建企业给予优惠待遇，如：在德国落后地区兴建企业免缴营业税;新办企业的动产投资，免征50%的企业所得税;中小企业使用内部留存资金的部分免征财产税。

(4)各国都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融资体制。美、日、德等国在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上有着许多相同点，但同时也具有各自的特色。美国强调市场主导，政府的功能是以服务为主。因此，政府一般不向中小企业直接注资，而是鼓励、督促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投资。美国金融市场非常发达，有着有利于融资竞争的良好金融环境，政府对在市场融资中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主要通过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法律法规的形式间接给予扶持。日本则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国家，在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中政府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结合本国实际，日本政府通过设置一套完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动用国家的财力直接向中小企业投资，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德国，由于本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不具备美、日那样发达的资本市场。因此，德国的国家复兴银行、担保银行等则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有着很强的支配力。

参考文献

[1]吕振君,李世杰.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国际借鉴[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6,(11).

[2]彭媛媛.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国际比较与思考[J].审计与理财,2008,(8).

[3]宋袆.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国际借鉴及对策[J].生产力研究,2006,(10).

[4]吴春珍,杨斌.借鉴国际经验积极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J].辽宁经济,2008,(5).

[5]吴穹.借鉴美日经验构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J].地方财政研究,2008,(5).

[6]阎金明.中小企业融资的国际经验及政策选择[J].经济界,2006,(6).

格力国际化经营的经验与启示 篇8

一、格力的国际化历程

1991年, 海利空调厂和冠雄塑胶厂合并, 组成了格力电器。由于当时空调市场供不应求的历史机遇, 格力很快打开了市场。1993年开始格力充分利用质量好、制造成本低的竞争优势, 获得了松下、大金、等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订单, 出口量迅速飙升, 并出口到家电产品强国——日本, 开始打入国际主流市场;1994年底拿到国内第一张欧盟CE认证证书, 从此打开了通往欧洲市场的大门;1995年起, 格力连续13年产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前列;1997年起, 格力实现银行贷款为零, 也在这一年格力创造性地建立了以资产为纽带、以品牌为旗帜的区域性销售公司模式, 打破了传统的家电企业依靠国美、苏宁等大卖场销售的渠道模式;1998年格力领导通过出国考察,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走出去, 向国际化企业迈进。自1998年10月起, 格力空调产品就敲开巴西市场, 以“格力”品牌在巴西的各大超市设立专柜进行销售, 并凭借其技术含量高、品质优良渐渐被广大巴西消费者接受与认可。1999年3月格力就专门成立筹备小组, 负责提在巴西建厂的可行性研究。

2001年6月6日, 格力在巴西玛瑙斯自由区投资3000万美元, 年产20万台空调的“格力电器 (巴西) 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正式投产。目前, 格力在巴西的销售网点遍布24个州, 拥有200多家代理商, 近1000家经销商。2006年格力电器在南亚巴基斯坦建立了第二个海外生产基地, 年产量规模达10万台 (套) 。与巴西基地不同的是, 该生产线由当地经销商投资, 格力只是提供技术支持, 但其生产销售的全是格力牌空调。这是在格力分析出他们对巴基斯坦市场还不是很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策略安排, 可见格力在走进国际市场时是慎之又慎。2007年格力电器在南美巴西、南亚巴基斯坦建厂之后, 在越南胡志明市著名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内投资建厂, 建立了格力在海外的第三个空调生产基地并于2008年4月正式投产。目前, 格力电器从最初的年产50万台到现在的1500万台, 格力的产能以几何倍数急剧增加, 并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专业空调生产基地, 其产品已远销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及北美洲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品质量、品牌已经能和世界著名品牌同台竞争。

二、格力国际化过程中的重点战略分析

1. 进入战略:先有市场, 后有工厂

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格力奉行的是“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经营思路。因为其认为, 一个企业“走出去”, 一定要有抵抗风险的能力, 在有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再考虑投资建厂, 是稳健而明智的做法。

格力的进入战略基本都符合国际化过程理论 (Johanson&Valhne) 提出的两种可被识别的国际化模式的其中一种, 即在进入模式上, 由资源投入较低逐渐向资源投入较高的方式过渡, 往往经过无规则出口到出口代理再到海外建立销售子公司, 最后在海外设立生产子公司这样一个发展链条。只是在对目标国家市场进行筛选的时候更侧重以需求为导向, 以低风险为基础, 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来综合考虑。

进入目标国家市场后, 格力采取的是直接出口的扩张模式, 即:

格力在海外建立了生产子公司, 但是并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分销渠道, 而是与当地的大型超市和高档电器公司等进行强强联合, “借船出海”。这也是考虑到自建渠道的资金投入大, 且相应的沉淀成本和风险较高的缘故。

2. 竞争战略:技术、质量、价格

实施国际化战略, 必须培育适应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格力的高层认为:企业的国际化, 其实是技术和品质的国际领先。首先, 格力坚持以“技术创新抢占制高点”的开发战略, 科研的投入不是按“销售收入的百分比”来预算, 而是按企业未来的发展“按需分配”, 是中国家电业科研投入最高的企业。同时, 格力严格把控产品的质量关, 1999年, 格力投入百万巨资推行“缺陷”工程, 在全员中灌输“零缺陷”的质量观念, 大大降低了格力空调的返修率。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上, 制定出高于国家和国际标准的企业标准。最后, 格力通过在成本上找突破口来降低产品价格, 其秘诀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原材料的比较优势, 使其公司资源在国际间优化配置。

3. 品牌战略:自主创新, 品牌优先

资料来源:格力公司主页, http://www.gree.com.cn/gree_sell/sell_index05.jsp

格力国际化的前期摸索阶段 (1993年至1997年) , 主要是采取OEM方式进行出口。在摸透了“水性”后, 逐步由OEM方式向自主品牌发展。所以在格力国际化经营的发展壮大阶段 (1998年至今) 格力逐步在出口中力推自主品牌。比如在目标国市场上设立专柜或专卖店, 树立中国家电精品名牌的形象。2006年, 格力被巴西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了“巴西人最满意品牌”的称号。由上表可以看出格力在1998年以后, 海外市场的销售额迅速增加, 坚持品牌战略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三、格力国际化经营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格力经过近20年的发展, 运用高技术、高质量、低价格三张王牌敲响了国际大市场, 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佼佼者之一。它的成功经验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进行战略研究提供了以下的启示:

1. 要以需求为导向, 注重可行性研究

“需求”是海外目标市场选择不变的主题, 一个可选的海外目标市场应基本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没有满足的需要;二、本企业有能力满足这一需求;三、在满足需求的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不能图虚名、冲动而做出无利可图的决策。在海外目标市场的选择上, 应做好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可以聘请当地知名咨询机构协助调研, 以取得第一手的、详细真实的资料, 特别是在境外建厂的选择上, 一般都选择那些政局稳定、劳动力丰富、产品有出口配额地区。

2. 要注重与当地环境的融合, 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

企业一旦走出国门, 就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 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 乃至工商注册、盖房用地、原料选购、置车雇工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都必须有熟悉当地情况的诚心诚意的合作伙伴。格力与巴西经销商的紧密合作, 为格力在巴西市场获得的巨大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 格力员工中还吸纳了很多当地人, 聘请巴西的经济师、会计师、律师顾问等, 提供企业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各种政策法规援助。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误, 避免造成各种各样的经济损失。

3. 要注重科技创新与自主品牌的建设

格力实现了成为中国世界名牌的大跨越:从廉价要素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到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品牌优势。品牌不仅提高了企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 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体现, 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象征, 是一个企业家寻求长远发展的根本路径。

4. 要注重对风险的控制

企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经营都会有风险, 只是国际市场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风险更大, 我们无法完全逃脱, 但是要尽量规避, 严格控制风险, 在输不起的时候, 还是以求稳为原则。

参考文献

[1]http://www.gree.com.cn

[2]杨德林 张建中 迪 晶:现代企业国际化经营[M].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3]强永昌:国际经营策略[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4]薛求知 朱吉庆: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动因、战略与绩效——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与例证[J].上海管理科学, 2008年第01期

[5]王 钦: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M].甘肃社会科学, 2004

[6]朱乃肖:格力空调的国际化秘诀[J].大经贸, 2006年05期

国际经验启示 篇9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进全科医学以来, 在全科医生培养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与研究, 目前全科医学教育培养体系已初步形成[4], 对于缓解全科医生资源不足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 如全科医学的功能定位、适合我国的全科医生培养方式、师资力量保障、全科医学的激励机制以及配套的财政、法律和其他保障措施等[5]。因此, 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全科医学教育培养的先进理念和经验, 对于完善我国全科医生教育培养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不同卫生体制模式选择了部分典型发达国家和地区, 对其全科医生教育培养体系 (学历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和保障制度 (培训经费、培训机构、培训师资、培训场地和法律制度) 等方面的主要做法进行总结和分析, 并结合我国全科医生教育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启示和政策建议, 以期为完善我国全科医生教育培养制度提供借鉴。

1 完整、连续的教育培养体系

从体系设计来看, 全科医学教育培养体系一般包括高等医学教育 (学历教育) 、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3个阶段[6,7]。其中, 毕业后教育是培养合格全科医生的主要途径。

1.1 学历教育阶段

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医学学历教育阶段并未区分全科和专科培养方向, 而是统一招生, 联合培养, 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医学知识, 培养其兴趣, 为今后的专业定位和方向选择奠定基础。招生制度主要分两类:考试制度和非考试制度[8]。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医学招生主要采用考试制度, 即通过考试, 并且成绩名列前茅才有资格报考医学院校;而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主要采用非考试招生制度。多数国家和地区医学生招生名额与当年的卫生人力需求相联系, 相对有限, 选择最优秀的学生从事医疗工作, 以保证未来的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医学学历教育阶段的起点、教育年限和学位设置也不尽相同, 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和中国香港等多数国家和地区将本科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起点, 教育年限在4~8年不等, 学位设置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但有些国家将医学教育的起点定位在接受完大学本科教育之后, 如美国、加拿大学生只有大学本科毕业获得文学或理学学士学位后才可以报考医学院校攻读研究生, 4年的医学教育完成后获得博士学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医学生在学历教育期间各学期都要接受严格的考试, 只有通过了考试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学习, 学习结束时要参加毕业考试, 通过者方能取得毕业证书进入住院医师培训阶段。

1.2 毕业后培训阶段

从全科医学的定义来看, 其学科定位是临床医学的二级学科。因此, 大部分国家将全科医学作为专科医学的一种, 获得全科医学医师资格的医生被称为“全科医学的专科医师”[9]。全科医生的专业培训起点为高等医学学历教育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束之后, 只有接受过全科医学专业培训的全科医学生才可以执业[10]。尽管各个国家毕业后教育和培训年限不等, 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全科医生培养的必经阶段, 如英国医学生本科毕业后要经过2年的基础培训和3年的全科专业培训才能取得执业证书[8];澳大利亚医学研究生毕业后要参加1年的住院医师培训和2年全科培训才能取得证书;加拿大则是要参加2年临床实习、2年住院医师培训和全科培训后方可执业[11];中国香港也学习了澳大利亚的模式, 学历教育结束后进行4年的基础培训方可执业, 如想继续深造, 则要再进行为期2年的高级培训;德国住院医师培训时间为5~6年;美国培训时间较长, 实习培训1年, 住院医师培训2~6年, 再参加全科培训2年。系统的高等医学教育和强化的全科规范化培训有效地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1.3 继续医学教育和持续职业发展阶段

执业过程中, 为了保证全科医生的服务水平, 许多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制度和资格再认证制度。继续医学教育一般由全科医生行业协会组织进行, 要求全科医生定期接受培训和再教育, 不断更新知识和理念。有些国家已将继续医学教育转变为持续职业发展, 充分考虑到全科医生终生的职业规划和发展, 贯穿于全科医学的整个职业生涯之中。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立法形式将全科医学继续教育法制化的国家, 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则将完成继续医学教育作为全科医生再注册的重要条件, 实行注册制度。美国全科医生每3年必须完成150个继续教育学分, 每6年必须进行资格再认证, 合格者方可继续执业[12]。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全科医生每年也要参加继续培训课程, 完成相关的学分才可以获得一些文凭[13,14]。德国全科医生继续教育是国家强制性的, 每月要完成17个小时的学习[15]。虽然各国卫生体系和医学教育系统不同, 但在继续医学教育的内容和过程上却有较为相似的地方, 如都规定了最低限时间, 采用积分的方法进行管理等, 有些国家还把医生参与持续职业教育活动作为医生更新执照的条件。

2 完善的保障制度

2.1 培养经费

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全科医生培养经费由政府提供, 部分地区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加拿大对在医院参加全科医生培训的医学生发放工资, 同时增设国家奖学金等项目, 以此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 鼓励其参加全科医学培训。同时, 政府还对边远贫困地区全科医生的教育培训给予扶持, 并鼓励医学毕业生前往偏远地区工作[16]。法国政府在全科医学继续教育资金方面给予了支持, 并将其写入法律, 就经费补充的办法及增收职业训练税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 确立了带薪培训假制度, 规定了雇佣方有支付规定额度培训费用的义务[14]。澳大利亚各区域培训中心从政府获得培训经费, 以学员通过考试为考核标准进行发放。但是, 中国香港医学教育中部分学生是自费的。

2.2 培训机构

多数国家和地区全科医生学历教育主要由大学医学院来承担, 如英国本科医学教育受英国医学总会的监管, 由各个医学院校负责招生并设置自己的课程。中国香港的医学本科教育主要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进行, 教育年限为5年。根据香港《医生注册条例》这两所大学的医学本科毕业生可以不经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而直接注册成为普通科医生[17]。中国台湾所有的医学院医学系都设有家庭医学科, 负责相关课程传授、见习及实习训练。而多数国家全科医生继续教育主要由国家和地区医学会或全科医生学会主管并组织实施, 一般有统一的培训标准、统一的考试内容和统一颁发证书, 但近几年来也有向培训主体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澳大利亚2001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全科医学教育和培训公司 (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Limited, GPET, 相当于中国事业单位) , 接管了原属于全科医学会的全科医学培训。全科医学培训从原来的行会行为变成了政府行为。全科医学教育和培训公司 (GPET) 采用招标方式, 采购各区域的全科医学培训服务, 符合资质要求的全科医学区域培训中心与全科医学教育和培训公司 (GPET) 签订3年期培训合同[18]。

2.3 培训师资

雄厚的师资力量是确保培养高质量全科医生的基础, 而多元化、跨专业的师资可以确保培养培训中理论和实践的充分结合。全科医师培训师资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大学教授, 主要负责理论课程的教学;二是医院临床科室专科医生, 一般是主任医师, 他们大部分在医学院兼任导师;三是部分全科医生, 主要负责全科诊所带教工作。加拿大培训项目由实习指导教师担任临床教学老师, 这些老师主要还是大学教师。新加坡学历教育期间 (包括后3年的早期临床接触) , 授课教师大多是来自各医院的高级医师。中国香港家庭专科医师培训实行导师制, 一个导师最多只能带3个学员。中国台湾家庭医学的师资多集中于大学、医院, 家庭医疗的开业医师很少参与教学工作。美国在师资方面通常每一训练计划至少有2~3名专职 (full-time) 的家庭医师作为教员, 每一名教员至多可指导6名住院医师。这些教员必须具有家庭医业专科医师资格 (board-certified) , 在家庭医业中心和医院实施门诊及住院患者的床边教学, 并利用各种讨论会指导住院医师。另外, 也有专职或兼职的其他专科医师, 如内科、小儿科、妇产科及精神科的专科医师。美国开业的家庭医师中约5%参与家庭医学科的教学活动, 一方面可认定为继续教育学分, 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医学生及住院医师理论以外的实务经验[15]。

2.4 培训场地

多数国家和地区全科医生培训地点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包括大学院校、医院内部各科室和全科医生诊所等。如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职业教育包括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内培训 (各个临床科室的培训) 以及在有经验和资格的医生监督下的全科医学实习, 这段时间大概是2~3年。另外, 接受培训的医生还可以在大学开展研究活动。加拿大全科医学实习注重在各种环境中训练临床技巧和能力, 包括医院、家庭以及偏远地区[19]。中国香港医管局所属的公立医疗机构是主要的培训基地, 占培训基地总量的90%左右。《德国专科医师培养法》规定, 每名住院医生必须完成60个月的专科 (主诊) 医师培训, 包括36个月的内科临床住院医生工作和24个月的家庭医生诊所工作[15]。法国对承担住院医师轮转的医院有严格的要求, 一般都是大中型国立医院 (综合和专科医院) , 医学院和医院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 但医院的科室主任一般是医学院的教授[20]。美国医学生绝大部分都是接受门诊为基础的教学 (ambulatory teaching) , 很少是在医学院的课堂上课或在大学医院的家庭医学科实习, 如此学生们才能实际体会到家庭医生的内涵。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还开展了远程多媒体教学, 为边远地区或没有固定时间参加培训的全科医生提供培训服务。而中国台湾教学的场所几乎局限于课堂及医院中的家庭医学科内。

2.5 法律保障

自20世纪70年代起, 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就认识到全科医学的重要性, 对全科医生的培养培训工作进行了大力支持, 甚至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由此鼓励了全科医学的发展, 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的全科医生。美国始于1973年的“医疗人力法案”, 鼓励医学教育机构开创家庭医学课程及训练计划, 迄今已有超过91% (共124所医学院中仅10所无家庭医学单位) 的医学院设有各种型态的家庭医学单位 (组、部及科等) , 并开设家庭医学的课程[12]。法国除了对继续教育制度本身给予法制化的支持之外, 还在培训资金方面给予了支持, 如1971年法国国民议会制定并通过了《在终身教育的范围内有关继续职业教育组织的法律》[20]。德国则将全科住院医师的培养和课程设置规划纳入整个国家的大计划, 体现出国家对全科医学教育培训的高度重视[21]。

3 启示与政策建议

3.1 根据需求制定全科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根据卫生人力资源需求制定全科医生培养培训计划是确保人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合理方式。多数欧美发达国家都根据未来几年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疾病谱的变化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对人力资源需求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预测, 提前制定了全科医师培养培训计划, 从招生环节就对未来医师培养数量进行控制, 从而确保了医师培训的质量以及国家的卫生服务需求。

我国目前虽然也制定了卫生人力资源规划, 但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都不高, 执行效果也不佳。而对于全科医生的培养也尚在探索之中, 培养的全科医生数量也比较有限, 尚不能满足基层医疗服务需求。因此, 建议应该根据国家和不同地区卫生人力资源需求制定全科医生的教育培养计划。在计划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当地的人口数量、结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疾病谱变化以及由此所释放的卫生服务需求等因素, 同时要考虑医师的代际更替等因素, 从而扩大或控制当年医学院校招生人数, 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3.2 始终坚持建设完整、连续的全科医学教育培养体系和强调终生学习的教育理念

完整、连续的全科医学教育培养体系是全科医生制度建立的基础。多数欧美发达国家在不断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医疗领域的特点, 建立了完整、连续的“三阶段式”全科医学教育培养体系, 目前已经形成一种持续、终生学习的教育理念, 并植根于全科医学教育培养的全过程, 可以促进执业者及时应对医疗环境的变化, 确保全科医生在未来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质量改进和临床实践的提升。

我国的全科医生教育培训体系设计中也应考虑到长远性, 处理好目前及最近未来和较长远未来的需要问题, 探索适合我国特点、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持续职业发展途径。一方面, 通过规范的全科医学培训缓解当前存在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另一方面, 通过建立系统的、科学的教育培养体系, 不断提升全科医生的技术水平, 从而解决质量和数量之间的矛盾问题。同时, 从长远考虑, 还应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树立起持续职业发展和终生学习的理念, 根据各自的现实情况和资源状况, 确定自己持续职业发展的主题, 更好地将医生个人发展与整个系统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3.3 大力发展多方参与、跨专业合作的教育培训方式

全科医学是一个面向社区与家庭, 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临床二级专业学科, 其主旨是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健康的维护与促进为方向的长期负责式照顾, 并将个体与群体健康照顾融为一体。多数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科医生教育培养中都考虑到全科医学的整体性、系统性、多元性以及教育培训的环境依赖性等特征, 在培训机构的选择、师资配置和培训场所等方面进行了多元配合, 将培训机构从原来的只依托于大学和全科医生行业组织向多元化跨专业的培训机构过渡, 培训师资除了全科以及不同专科的大学教授、医院医生外, 还引导社区医生、社区居民和患者等利益相关群体参与教学和培训, 培训场所也将医院和社区诊所相结合。

我国全科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专业人才缺乏。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全科医学教育培训体系, 但仍然存在教学思想落后、教学方法陈旧、教学内容滞后、缺乏针对性和培训形式化等问题[22]。因此, 应借鉴国际经验, 在培养思路上适应现代社会需求, 扩大和强化实践教育, 面向社会和人群,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培养形式上, 建立跨专业、跨学科的环境, 以适应社区多元化的医疗保健需求。在师资上应引入多方力量, 包括临床医生、社区医生、医学院教师和社区居民等, 组建多学科、多领域的师资团队, 采取不同形式对全科医师进行培养。同时, 应大力发展网络化培训。

3.4 建立健全全科医生培养教育的系列配套保障制度

政府重视、财政投入、政策支持、评估机制以及法律保障对促进全科医学教育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多数国家意识到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全科医学教育作为国家社会事业发展的一部分, 也是各国政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一大执政要务。从政治方面来看, 利益相关者的政治诉求对全科医学教育培养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如法国政府为了控制医疗资源浪费, 提高全科医生的服务质量, 将全科医生继续教育进行了立法。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全科医学教育也进行了大量投入, 包括培训场地建设、培训师资经费和受训人员工资等。有些国家还建立了全科医学教育培训的评估机制, 设立指标体系, 定期对培训情况进行评估, 以提升培训质量。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全科医学的重要性, 国家对全科医师培训基地建设、培训的组织管理和受训人员的生活补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 应借鉴国际经验, 在全科医生教育培养制度的保障措施方面应继续深化、细化。具体来讲, 在资金投入上, 国家应设立全科医师培训专项经费, 接受培训的单位和选派全科医师的单位也要承担一定的培训费用。还可以借助企业资助拓宽筹资渠道。在法制建设上, 应将全科医生的教育培养写入相关法律, 受到法律保护, 以保证其可持续性。在培训场地上, 应提供大学、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科诊所、康复机构、长期照护机构和居民家庭等多元化的场地, 使全科医生适应不同的保健环境, 以应对不同的医疗服务需求。

摘要：教育和培养是确保未来拥有足够数量、高质量全科医生的重要途径。从教育培养模式和保障制度两个方面对部分典型发达国家和地区全科医生教育培养的主要做法进行梳理分析, 提出:应根据需求制定全科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应始终坚持建设完整、连续的全科医学教育培养体系和强调终生学习的教育理念, 大力发展多方参与、跨专业合作的教育培养方式, 建立健全全科医生教育培养系列配套保障制度。

国际经验启示 篇10

一、PPP 的定义及特征

(一)PPP 的定义

世界各国机构对PPP有着不同定义,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我们通常将PPP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PPP指公共部门与社会投资者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狭义的PPP是一系列项目融资模式的总称,指政府部门与社会投资者共同将资金或资源投入项目,并由社会投资者建设并运营该项目的方式。本文探讨狭义PPP的运用。

(二)PPP 的特征

PPP的运行具 有三个重要特征:目标一致、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它们共同体现了PPP模式公平与效益兼融共生的内在逻辑。在PPP模式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围绕着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实现投入最小化和产品服务供给最大化、最优化的共同目标进行合作。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能够为私人部门带来稳定、可靠的长期回报的同时,加快和优化了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此外,在项目的全过程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将根据自身优势承担相应风险,最终实现项目整体风险变最小化。

二、PPP 模 式 国 际 应用的实践与经验

(一)英国

英国PPP模式经历了前期的私有化阶段、立约承包阶段、鼓励私人投资行动(PFI)阶段。2012年英国财政部推出新型私人融资 (PF2),其对PFI最大的改进就是将政府投入的股本金比例从10% 提高到20%-25%,从而有利于吸引长期投资者以及从资本市场获得PPP项目长期债务融资。英国作为PPP模式运用较为成熟的国家,其主要经验做法有以下几点:

1. 成立了专门机构对PPP运行进行管理。国家层面由财政部下属的基础设施局(IUK)全面负责所有公共管理部门的PPP管理。地方政府层面,由独立于财政部的地方合作伙伴组织(Local Partnerships)负责。2010年后,IUK合并了PPP工作组和“地方合作伙伴关系组织”的职能,统一管理实施PF2项目。

2. 项目覆盖行业范围广,以教育、医疗、交通、废弃物处理为主。2014年3月底,英国共有895个存量PFI项目。其中,教育、医疗、交通、废弃物处理等行业数量占比超过50%;总投资额占比超过60%。

3. 不断完善PPP相关政策顶层设计。政府虽没有制定专门针对PPP的法律,但不断根据PPP的发展制定和完善各种规范性政策文件。在PFI阶段,先后制定执行了3个政策性文件《应对投资风险》(2003)、《强化长期伙伴关系》(2006)和《基础设施采购:实现长期价值》(2008)。在PF2阶段, 有1个政策性文件《PPP的新方式》(2012)。

(二)加拿大

加拿大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对PPP模式的运用,它也是国际公认的PPP运用最好的国家 之一。从1991年到2013年,加拿大启动PPP项目合计206个,总价值超过630亿美元,涵盖了教育、医疗、交通、住房、环境以及国防等行业。PPP项目占所有公共领域投资的15%—20%。加拿大PPP模式在管理、项目融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工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

1. 从管理机构上看,加拿大分别组建了国家层面的PPP中心(PPP Canada)以及地方级的PPP单位。其中PPP中心是以联邦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采取公司化运作模式,主要负责PPP模式的宣传推广、审核及推荐联邦级的PPP项目开发、制定PPP管理政策、提供技术支持等。

2. 从项目融资上看,加拿大设立国家级PPP基金来拓宽PPP项目的融资渠道。加拿大P3基金总额24亿美元,截至2013年该基金动用了8亿美元为15个PPP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撬动社会投资超过33亿美元。各地方政府都可以申请该基金支持地方级PPP项目建设。另外,加拿大还建立了针对PPP项目的债券融资市场,为PPP项目提供债务融资平台。

3. 从分工上看,在加拿大PPP模式中,PPP项目从设 计到建造,再到建成后的运营和维护全过程都由私人部门负责,这样最大可能地避免了多个投资方意见分歧及责任推诿。政府在项目建设完成前不承担支付责任,支付的阶段延伸至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私人部门只有在所提供的服务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并通过验收才能获得政府的支付。

(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运用PPP模式推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主要做法是采用成立SPV的方式,政府与SPV签订项目协议,期限以20-30年的长期协议为主,由SPV进行融资建设及运营,合同期到项目资产无偿转交政府运营管理。其PPP发展的主要经验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专业管理机构。国家层面有澳大利亚基础设施管理局,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审批全国PPP项目,发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实施计划。地方层面各州政府设立PPP项目指导委员会以及具体政策制定和项目执行机构,负责地方PPP项目的决策及实施管理。

2. 进行有效风险管理。政府对运用事前、事中、事后全程风险监控管理对PPP项目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事前在项目设计过程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通过不断提高风险透明度、互相告知和加强沟通的方式充分了解项目风险。事中各方按照风险承担能力强、风险相关费用低以及最大收益的原则进行风险分担。事后在风险出现之后,政府承担“最后放款人”角色,通过提供担保等方式帮助私人部门融资度过难关。

3. 建立严格的财务及绩效审计制度。各州政府的审计部门对每一个PPP项目的公益性、经济性、绩效目标的实现以及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评价,并将结果向州议会报告。同时,州政府制订了专门针对PPP项目的会计核算方法,项目运营情况可以在州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清晰的体现。

三、PPP 应 用 的 国 际经验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一)建立专业的 PPP 管理协调机构

建立专业的PPP管理机构是PPP运用较为成熟国家的通行做法。英国和澳大利亚分别设立了国家基础设施局,加拿大成立了PPP中心,香港设有效率促进小组(Efficiency Unit)。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PPP管理机构在PPP项目的宣传、推广、规划、管理、监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推动PPP模式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目前涉及到PPP管理的部门主要是财政部和发改委,其中财政部已成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该中心制订了PPP模式的《操作手册》。发改委于2014年11月也发布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承担了PPP模式推广和监督的职能。这种体制容易造成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笔者认为,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为避免日后多部门之间协调管理上的冲突,应该单独设立全国PPP协调中心。该中心独立于所有政府职能部门,它可以从发改委、财政、金融等部门,通过处室调整、组合或合并组建。相应的地方政府也成立相应的PPP中心,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共同推动PPP模式的推广、规划、管理、监督等工作。

(二)加快完善 PPP 法律法规与配套政策

PPP项目一般建设、运营周期较长,涉及的利益主体多,不可预测因素多。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容易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纠纷。既不利于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稳定性,也会影响私人部门参与PPP项目投资的信心。国际经验表明,完善的PPP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是PPP成功运行的保障。因此,我国应该加快PPP国家层面的立法工作。如正在起草的《特许经营法》应该对PPP应用范围、审批权限、流程管理、合同框架、风险分担以及退出机制和利益纠纷处理办法进行明确。同时,为了鼓励私人资本参与PPP项目的投资,各级政府应针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善关于投资引导、投资回报保障、配套金融支持以及各种优惠政策。

(三)确定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国际经验表明,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是PPP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一般来说,风险分担的原则主要是遵循控制力最大化、抗风险能力最大化、控制风险费用最小化的原则来确定各方在风险分担中的责任。政府部门主要承担的风险包括:法律、政策风险以及项目运营“兜底”风险等。私人部门承担的风险则主要落在项目设计、建设、经营维护等方面。另外,不可抗力如地震、洪水等带来的风险应在项目协议中确定政府与私人部门合理承担的比例。同时,由于PPP项目投资巨大、运营周期长,在运营后期可能存在许多运营困难,双方可以通过风险转换、提高议价透明度的方法,由政府部门适当地对私人部门进行运营补偿。

(四)拓宽融资渠道,设立国家 PPP 基金

国际经验启示 篇11

【关键词】国际融资租赁；交易费用；一带一路；制度经济学

根据《国际融资租赁公约》第1条的规定，融资租赁交易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要求与供货商订立供应协议，依此协议，出租人将取得符合承租人要求的租赁物；同时与承租人订立租赁协议，依此协议，承租人以支付租金为条件，取得租赁物的使用权。

一、国际融资租赁

国际融资租赁是含有国际因素的融资租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国际融资租赁指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从事的跨国性融资租赁。广义的国际融资租赁是指上述跨国性融资租赁和国际性间接租赁的合称，包括一国融资租赁公司通过其海外的下属法人企业与其下属企业所在的东道国承租人之间从事的融资租赁。我国目前有关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国际融资租赁采取广义立场。

當前，站在我国经济转型关口，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金融产业，推动实体经济，促进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企业“走出去”日益受到关注。与其他金融工具相比，国际融资租赁集国际融资和国际融物于一体，在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布局中优势明显。

二、国际融资租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新制度经济学

在科斯看来，新制度经济学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科斯指出：“交易成本依赖于一国的制度，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教育文化等诸方面的制度。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这正是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家所给出的重要结论。”交易费用和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在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不可能在零成本的情况下达成，这是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交易费用的存在增加了市场机制的运行成本，降低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马修斯认为交易费用不同于生产费用，可以将交易成本看作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执行合同所花费的费用，交易费用是履行合同所花费的费用。通过学习、选择或创造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发生。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事实上它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学者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科斯认为：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前提是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人们之间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力。界定产权，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做什么，然后通过权利的交易达到社会总产品最大化的目标。

（二）新制度经济学下的国际融资租赁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及其研究方法为国际融资租赁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解释工具：交易费用范式和产权分析。

仿照物理学的摩擦力理论，可以将交易成本分为静止成本和运动成本，其中静止成本为达成交易或者启动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可以称为启动成本；运动成本为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可以称为执行成本。国际融资租赁作为国际多方参与的交易方式，在能否有效降低交易总成本上，视不同区域、时间和交易对象而定。尽管如此，在降低启动成本、促进初始交易上，国际融资租赁的效应明显。

产权具有可明确性、专有性、可操作性和可转让性等属性，这使国际融资租赁交易的发生成为可能。产权理论认为，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在多方收益结构下，国际融资租赁交易各方被赋予不同的产权安排，从而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租赁物的使用效率，实现承租人、出租人、供货商以及其他交易方的共赢。

著名的国际融资租赁专家阿曼波提出融资租赁的四大支柱：法律法规、会计处理、税收政策、政府监管。这四大支柱构成国际融资租赁的基础制度安排。如上文分析，交易成本不仅包括启动成本，还包括执行成本，交易各方在低启动成本的吸引下，参与到国际融资租赁交易中。不过要使交易各方持续利用国际融资租赁的方式进行交易，还要降低交易的执行成本。在国际融资租赁交易中，交易各方不仅包括出租人、承租人和供货商等，还包括转租人、保险人等交易主体，同时交易还涉及所得税、折旧、关税、汇率等，交易复杂，法律法规、会计处理、税收政策、政府监督等制度安排对执行成本高低的影响明显。

从欧美日等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来看，各国国际融资租赁在法律法规、会计处理、税收政策、政府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为本国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保障。总体来看，欧美日等国家的国际融资租赁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三、欧美日国际融资租赁可鉴经验

在促进本国国际融资租赁业的不断发展中，欧美日等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对于欧美日等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长期形成的制度安排上的可取之处，我国可以也应该“拿来”借鉴参考。

（一）法律法规

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制度是国际融资租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约束国际融资租赁交易各方行为、保障各方合法权益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作为前提。世界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都有完善的民法、商法、税法等体系，以此应对国际融资租赁所涉各种法律纠纷。

第一，在是否单独立法上，大陆法系的德国并未对融资租赁单独立法，融资租赁受《民法典》支配。除《民法典》以外，《信贷业法》、《环境责任法》、《破产法》等也有融资租赁的相关规定，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英美法系的美国也没有制定专门针对融资租赁的法律。与德国、美国不同，芬兰将转移所有权的租赁交易成为“租购”，并颁布《芬兰租购法案》，俄罗斯于1998年出台专门融资租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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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上，美國与融资租赁相关的法律法规散见于个别法律中。税收政策参考《投资税负减免法》、《经济复兴税法》，会计处理适用《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3号：租赁会计》。此外，政府部门及法院的法律与规定、解释和判例也对融资租赁业务产生影响，如《资产折旧年限法》、《经济复苏和税收法》等。

第三，在国际融资租赁法律法规统一上，《国际融资租赁公约》综合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租期届满后处置租赁物的相关规定。不过，公约回避了两个法系在最终优惠选择权上的争议。大陆法系给予承租人可以在租期届满后优惠购买租赁物的权利，但是英美法系则将该项优惠权利作为区分融资租赁与实际租赁、分期付款买卖、贷款等其他安排的依据。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有关国际公约要求各国对融资租赁合同进行符合国际标准的立法规范，但这并不是督促各国对融资租赁制定符合统一要求的管理和监督法律法规。

（二）会计处理

国际上，融资租赁会计制度呈现逐渐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并加入致力于统一国际会计制度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当然，一些国家仍保持“形式重于实质”的会计观念，如捷克、意大利、巴西等。

第一，在融资租赁认定上，英国1987年颁布《租赁及租购交易会计标准——21》，对融资租赁从税收及会计准则角度加以定义和规范。美国会计准则较为具体、量化，如规定：融资租赁租赁期大于或等于租赁资产使用年限的75%，最低租赁付款额大于或等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90%。

第二，在会计处理基础上，1971年和1975年，德国财政部制定了两个针对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确定按“经济所有权”归属来确定会计处理基础的规定。德国融资租赁合同分为全面摊消和部分摊消合同，在全面摊消合同中，包括资产购买、管理等费用在内的全部成本可在首次租赁期间全部摊消；在部分摊消合同中，首次租赁期内仅摊消租赁货物购买成本的一部分。

第三，在国际会计准则变化上，2010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征求意见稿——租赁》，对有关租赁的确认原则、计量方法、列示项目和披露信息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其目的是确保租赁引起的所有资产和负债能够在财务报表中得到确认。

第四，在国际融资租赁促进上，俄罗斯允许融资租赁企业计提准备金，并可税前扣除，计提标准比照金融机构呆账准备金。在进行跨境融资租赁时，入境租赁物以每期缴纳的租金为税基，分期缴纳租赁物进口环节的税收。同时，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协商确定租赁物记在一方的资产负债表名下，不过银行类的融资租赁公司要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记账。

（三）税收政策

国际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国家的税收支持，纵观世界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历程，通过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产业发展较为普遍。

第一，投资税收减免。1962年，美国税法开始执行投资税收减免，出租人可以从应纳税的收入中抵免设备投资的部分支出。《投资税扣除法》规定，出租人对其用于租赁的设备投资可以按10%折扣税款。1970年，英国实施“第一年减税”的投资税收抵免制度，并根据形势调节投资减税税率。日本政府出台投资减税制度，针对IT设备、机器装置等不同设备实行不同的减税额度。德国规定企业使用一年期以上贷款需要缴纳长期债务利息税，但是以融资租赁方式获得资产不需要缴纳该税。

第二，加速折旧。美国税法规定，融资租赁的期限比法定折旧年限短10%～25%，并允许在租期内足额折旧，同时租赁公司对出租设备进行计提折旧时可以在直线折旧法、双倍余额折旧法与150%折旧法中进行选择。日本税法规定，租期一般为设备年限的60%～70%。俄罗斯允许融资租赁资产以低于正常折旧年限三倍的速度加速折旧。

第三，其他税收政策。一是租金税前扣除。在美国，采取“真实租赁”的承租人，可以将总成本在缴纳所得税之前扣除。在日本，承租人可将租赁合同中一般为合同额60%的金额的7%用来扣除税款；二是呆账准备金制度。在美国，出租人可以自定呆账准备金比率并自主提取，损失部分可以免税；三是对杠杆租赁的特别规定。美国税法规定贷款利息可以在税前作为财务费用列支，出租人相对减少所得税支出，可以选择通过降低租金的形式使承租人分享该优惠。

此外，在流转税上，芬兰、俄罗斯、瑞士等都有增值税抵扣政策，即以租金收入扣除租赁设备的购买成本和相关价外费用后的差额计征增值税，还可以按货物每期缴纳的租金为税基，分别缴纳进口环节的税收。

（四）政府监管

在国际融资租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监管是重点，也是难点，重点体现在能否进行有效监管关系到行业的发展，难点体现在在监管到什么程度、遵循何种原则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世界主要国际融资租赁国家在充分考虑本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基础上，选择、采取了适合本国的监管模式。

第一，市场调控模式，即不监管模式。以美国为例，融资租赁市场完全开放，基本没有政府监管，国际融资租赁交易中涉及的贸易、税收、信贷和债券发行等事项由相关部门按照规定进行监管。英国将融资租赁视为一般交易，是委托契约的一种形式，受普通商业合同法的调整，其对融资租赁实行类似于美国的不监管模式，但英国融资租赁协会发挥一定作用。

第二，适度监管模式。适度监管介于不监管和严格监管之间，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德国政府监管部门主要通过监管融资租赁公司股东中的金融机构来实现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此外银行类的融资租赁公司依法接受监管，没有银行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不接受监管。日本的政府监管类似于德国，对有银行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实施严格监管，对一般融资租赁公司很少限制，不过日本有租赁事业协会，以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

第三，严格监管模式。融资租赁在法国等国家被视为信贷委托或担保贷款的金融业务，具有一定金融衍生产品的属性，融资租赁机构的设立、经营活动的开展等都受到金融法规的严格管制，此外相关部门还对融资租赁的信贷、风险等进行严格监管。

国际社会反通货膨胀的经验和启示 篇12

长期以来, 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始终困扰着世界各国。尽管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上对治理通货膨胀有较为完整的论述, 但各国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还是各具特色, 各国政府都积累了一定的反通货膨胀经验。

1 世界主要国家反通货膨胀经验

1.1 美国反通货膨胀的经验美国民众始终关注本国物价水平变动。

从历史数据上看, 尽管美国通货膨胀率不是很高, 但美国人、美国政府对通货膨胀始终是“严阵以待”。

20世纪70年代, 美国经济出现了“滞涨”, 即经济停滞, 通货膨胀。当时, 美国出现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到20世纪80年代初, 美国开始面对高达11.3%的通货膨胀率。1979年底, 美联储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8%、贴现率提高到12%, 使得联邦基准金利率从12%提高到17%;1980年3月14日卡特总统宣布实施信贷管制:要求商业银行、金融公司压缩贷款, 并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到10%。联邦政府实行的紧缩信贷政策打击了消费信心, 总需求开始下降, 经济衰退, 失业率大幅攀升, 直接导致卡特政府下台。

里根政府上台后, 采取两项措施。第一, 控制货币供给, 提高利率, 压低总需求。1980年11月, 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14%到20%左右, 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率。这极大的降低了公众对通胀的预期, 两年后, 通胀率降到4%以下。第二, 采取措施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经济增长。1981年8月, 里根政府签署《经济复兴法案》, 消减个人及公司所得税、鼓励个人储蓄等措施。这极大限度调动了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产出增加。从1983年开始, 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 同时美国经济连续6年高速增长。

1.2 日本反通货膨胀的经验日本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时, 主要采取的是增加有效供给与抑制总需求相结合的手段。

首先, 采取政策措施, 增加有效供给。二战后, 日本政府采取优先发展化学工业和重工业的政策, 与1956年到1960年间进行了两次产业合理化计划, 实现产业结构转换, 使产业结构向高层次、高加工化、高附加值转化。

其次, 降低利率, 大力扶持基础产业发展。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 到20世纪70年代, 日本平均贷款利率降到7.7%, 这非常有利于基础产业如电力、海运等部门的发展。这些基础产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 该项政策既满足了企业融资要求, 又没有导致通货膨胀。

第三, 在财政上, 减轻赋税, 降低国民尤其是企业的税收负担。战后, 日本政府一直实行减税政策。由于财政规模较小, 政府在财政投资方面较慎重。这样就压缩了社会需求, 避免推搞通货膨胀率。由于赋税较低, 企业资金积累较快, 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保证了社会供给。

通货膨胀发生时, 日本政府通常以行政性的介入为重要手段, 控制物价, 稳定经济, 并且制定相关法律保障政策的实施。在政策的制定思路上, 日本也取得了一定共识:央行坚定的实行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的治理理念。

1.3 俄罗斯反通货膨胀的经验在俄罗斯的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

恶性通货膨胀, 尤其是1992年开始, 长达8年的通货膨胀始终困扰着俄罗斯。1992年, 俄罗斯通货膨胀率达到2506%。切尔诺梅尔金就任总理后, 采取务实的态度实施有效政策治理通货膨胀。

首先, 俄政府将石油、原料等基础商品的价格控制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有效控制了价格上涨由上游产品向下游产品传递。其次, 政府还加大能源、农业和消费品的投资, 促进企业增加生产, 从增加供给方面来降低物价。第三, 在财政方面, 政府实行软赤字政策:由过去靠发钞票透支改为发行国债和对外贷款来弥补财政赤字。从1995年开始, 国内经济开始回暖, 外贸顺差增加。第四, 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增加货币供给。企业获得了大量资金, 经济增势更加强劲。

到1998年前后, 俄罗斯的通胀率竟然降到11%。但是, 切尔诺梅尔金的经济政策也为日后俄罗斯经济恶化埋下隐患。由于欠下大量内债、外债, 这些债务又属于短期高利贷, 除了部分投向生产领域, 绝大多数都用于弥补政府赤字。当债务到期后, 只能靠银行增发钞票, 这又为通货膨胀肆虐埋下祸根。再加上,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已波及俄罗斯, 俄罗斯经济开始恶化。从1998年开始, 俄罗斯整个金融体系陷入瘫痪, 通货膨胀率又达到290%。

为了应对新的通货膨胀, 从1998年年底开始, 到2000年, 俄罗斯采取相应措施, 取得较好治理效果。

首先, 由政府牵头, 对银行债务进行重组。对无支付能力的银行实行破产, 对有支付能力的银行提供贷款, 恢复经营。经过调整, 以国家控股银行为核心, 以地方支柱银行为分支的银行体系有效建立起来, 为国民经济恢复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政府集结资金打击外汇市场投机分子, 保持了卢布长期稳定。

其次, 俄罗斯政府成立开发银行, 扶持本国传统优势部门, 发展高科技产业;出台优惠政策, 吸引外资、民间资本投资办厂;建立完善的保险市场, 引导居民储蓄流向生产领域。

到1999年, 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经济转轨以来首次增长, 对外贸易顺差达到401亿美元, 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6.5%, 居民实际收入增加10.4%。

2 世界主要国家反通货膨胀经验带给中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世界主要国家防通胀斗争的经验总结, 中国得到的启示是:

2.1 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向古典货币数量论回归2010年9月份数据显示, 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69.

64万亿人民币, 引发了业内对于未来货币泛滥的担心。经济学家们认为, 过去十年中的M2已经增长了450%, 继续下去的话会引发通货膨胀, 甚至严重的金融危机。

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给过多, 因此, 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 使之与货币需求相适应。

首先, 中央的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维持物价稳定, 其余的事情如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则一概听任市场的“内在稳定力量”去解决。

其次, 中央必须制定合理的货币发行量政策, 使得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收入增长保持合理的比例。货币政策工具也并不拘泥间接调控, 而应该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并举。

只有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增长保持一致 (而不是超发) , 才能避免过度货币化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样经济增长就会转变到以技术创新为主上去, 而不是单靠不断追加投资来拉动GDP。

2.2 治理通货膨胀的治本之策是必须促进生产和增加供给

供给学派的理论认为, 通货膨胀的主要危害在于损伤经济的供给能力, 而供给不足、需求过剩又是引起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 虽然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货币量过多, 但从根本上说, 需求膨胀、货币量过多是相对于商品 (劳务) 供给过少而言的。其根源在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长期实施膨胀性政策, 人为地加大需求, 过多地干预经济, 妨碍了生产和供给的增长, 扩大了供求矛盾。需求过剩、供给不足引起物价普遍上涨的通货膨胀, 而它反过来又伤害了供给因素, 二者互相加剧, 最终必将形成滞胀。他们认为, 虽然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货币量过多, 但从根本上说, 需求膨胀、货币量过多是相对于商品供给过少而言的。

供给学派认为, 通货膨胀的主要危害不在于物价上涨, 而在于对经济体系中供给能力的损伤, 因此, 通货膨胀不仅不能刺激经济增长, 反而会导致经济衰退。

因此, 结合美、日、俄三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 中国在治理通货膨胀上, 应采取政策促进供给。

首先必须减税, 以提高人们储蓄和投资的能力与积极性。此外, 还需要有两个条件加以配合, 一是削减政府开支, 以平衡预算、消灭赤字, 并缓减排挤效应。

其次, 政府应限制货币发行量, 稳定货币进而稳定物价。排除对市场机制的干扰, 保证人们储蓄和投资的实际效益, 增强其信心和预期的乐观性。政府除了为增加供给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之外, 不应对经济多加干预, 而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发挥减税刺激供给的积极作用。随着商品和劳务供给的增加, 彻底消除通货膨胀。

摘要：长期以来, 通货膨胀问题困扰着世界各国。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 各国政府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本文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 并总结出一定经验、启示。

关键词：通货膨胀,经验,启示

参考文献

[1]倪金节.反通胀战争[M].海天出版社, 2008.

[2]殷孟波.我国经济货币化比率畸高的经济学分析[J].学术论坛, 2006,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