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启示价值

经验启示价值（精选12篇）

经验启示价值 篇1

一、欧美国家加工贸易升级经验一加工贸易的开创者和控制者

美欧发达国家是加工贸易的开创者,同时也是目前加工贸易的最主要发包国和需求市场。美国是现代加工贸易活动的开创者。早在1930年代,美国就开始实施海外装配计划,规定美国进口利用美国零部件和原材料在海外加工装配产品时可获得相应的关税优惠,这实际上就是“出料加工贸易”。战后,美国很长时间是国际制造业产品第一出口大国,时至今日仍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美国制造业成为部门内、产品内、企业内贸易的先锋,因此也是加工贸易的先导,拉动了全球加工贸易的大发展。1980年代,美国零售业革命进一步助推了加工贸易,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店为了降低进货成本,建立了面向全球的海外供应商体系,成为加工贸易的重要采购方。

美欧跨国公司是加工贸易的主导力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主要受益者。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增长速度超过世界经济增速的2-3倍,已经名副其实成为全球经济发动机。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方式的巨大变化,即由传统的国家自主发展向跨国跨地区企业集群式发展转变,作为产品内、企业内和企业集群式发展交集的加工贸易成为主导方式,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是这一进程的主导者和支配者。从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到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到一次又一次跨国投资与产业转移的高潮,到全球制造业外包与供应链体系的形成,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生产网络进一步向全球范围内渗透并掀起全球化新高潮,这里面都有美欧跨国公司的身影,而且总体由他们主导。跨国公司企业内贸易是典型的加工贸易形态,成为世界贸易的主体。据OECD统计,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有近1/2由跨国公司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商品贸易构成;美国母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占美进出口额的近40%。

二、日本和韩国加工贸易升级经验一由承接地到输出地的转变

日本与韩国都是在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缺乏,国内市场有限的条件下,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战略发展经济,加工贸易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韩两国的加工贸易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同样利用欧美国家迅速实现从一个加工贸易的新兴市场①向传统市场成长。

日本加工贸易的发展和升级得益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战略的转变。“二战”后,日本外汇严重短缺,资源匮乏,政府将加工贸易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在各个不同时期选定有发展前途的出口产业加以扶持保护,国内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协同发展,使日本迅速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元迅速升值,日本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在加工贸易中提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高消耗型加工贸易产业逐渐转移到国外,日本经济结构得以转型升级。同时,外贸政策也随之调整,一改过去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放开发展出料委托加工进口,从一个加工贸易的承包国转变为加工贸易的发包国。

韩国通过扶持支柱产业促进加工贸易发展和升级。韩国加工贸易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情形与日本非常相似。由于国内资源匮乏,外汇短缺,韩国将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与国内廉价劳动力和扶持政策相结合,生产加工在国际上有一定价格竞争力的产品。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纷纷崛起,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逐渐丧失,开始推进本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采取金融财税等政策鼓励本国企业自主研发,提升自主品牌,扶持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并选择汽车、钢铁、船舶以及半导体、计算机等行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逐渐走到了价值链的顶端。

三、产业价值链视角下的我国加工贸易现状

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政策、全球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以及加工贸易的特点所决定的。我国加工贸易的真正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贸易总额连续6年增长率超过20%,2007年贸易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738万亿美元,增长23.5%,继续稳居世界第3位。而对外贸易50%左右的份额是由加工贸易带来的,加工贸易从1981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9860.5亿美元,增长了393倍,对出口一直具有高达55%左右的贡献率。

1. 加工贸易技术水平低、增值率提升缓慢

由产业价值链和加工贸易的关系可知,加工贸易处于产业价值链条中最低附加值的生产组装环节,上游的技术壁垒,下游营销渠道和技术服务的制约,使得加工贸易始终受制于掌握着核心技术和品牌的发达国家。虽然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统计数据显示,高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日益加大,但仔细分析这些高新技术产品,我国所从事的仍然是处于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部分。

2. 加工贸易的附加值逐渐缩小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凭借掌握核心技术和营销服务网络,逐渐压缩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另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而世界产业价值链的划分是建立在资源优势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国加工贸易面对着附加值逐渐缩小的严峻挑战。

四、基本启示:加工贸易产业转移与升级是基本规律

无论是美欧还是日韩,加工贸易的形成伴随着其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升级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后起国家关系的演变是一个动态变迁和转型过程,其路径对后起国家和地区有普适价值,值得我们总结和吸取。

正如前文所指出,目前加工贸易的发展已经进入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阶段。其逻辑关系是,随着经济起飞,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会发生动态变化,所以比较优势在不同阶段是动态的。原因就在于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在要素可以流动的条件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积累与损耗会使得一国的要索丰裕度发生改变。先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际竞争力将逐步减弱,而一些新的产品将具备比较优势。由此可以判断,从横向来看,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加工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格局也应该随之变化,从而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从纵向来看,同一地区加工贸易的定位应该随着自身资源的消耗、资本的积累及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动态演变而不断改造升级。因此,无论是横向看还是纵向看,在加工贸易中,发达地区与后起地区的关系伴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同样是动态演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加工贸易自身结构、形式、功能等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均出现了动态变化。加工贸易主体产品由低端向高端、由“进料”向“出料”、由制造外包向服务外包等不断发生的动态变化与调整,体现的正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市场演变规律(图3-1)。

1. 加工贸易的动态变迁关系体现的是基于全球价值链条层面的转型升级

随着全球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获取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最大利益,通过其跨国公司生产体系的纵向分离,将重心集中在价值链中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同时将价值链中间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劳动力价格和资源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从而形成了某一产品不同工序或环节在空间上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地区)的格局。因此,一国(地区)的加工贸易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首先取决于该国(地区)产业的比较优势。但是,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动态的,当一国(地区)原有的比较优势丧失后,该国(地区)的产业就会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无论是美国、欧洲、日韩还是我国港台地区,加工贸易的发展均经历了这一转型升级的过程。在经济起飞阶段,这些国家或地区可以看作是加工贸易的新兴市场,但是随着经济的崛起以及比较优势的演变,这些国家或地区变成了加工贸易的“发包方”,控制着加工贸易的全球价值链,并向后起地区进行拓展。台湾加工贸易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加利润,通过把产业价值链的加工制造部分通过FDI或外包的形式单独转移到周边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等其他国家或地区,为进一步的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其中最典型代表是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的转型。早期台湾地区同样承接了来自欧美、日本等国的加工贸易订单,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受台湾地价、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台湾IT组装企业开始全面投资大陆,其中苏州、昆山为台湾IT企业的主要集聚地,他们通过外包给大陆制造商或者直接在大陆投资建厂提供OEM服务,从加工贸易的新兴市场顺利过渡到传统市场。

2. 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机制与加工贸易主体有密切关系

对于像韩国、台湾地区这样生产能力强大的加工贸易地区,它们产业转移的主要渠道是在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设立新的工厂,进行生产的全球配置和转移,这也是前文所定义的生产者驱动型加工贸易。对于香港地区这样类型的地区加工贸易的发展则是利用自身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发挥营销、设计、服务等优势进行海外接单,再将产品生产业务发包给内地加工贸易企业,这种模式即是前文所定义的购买者驱动型加工贸易。因此,一个基本的启示就是,对于那些规模大、生产能力强的大型加工贸易企业,一般直接在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配置生产能力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对于购买者驱动型企业,则一般通过在国际中心城市承接订单,再发包给加工贸易制造企业进行生产的方式开拓市场。

结束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首先需要对其内涵进行准确界定,解决当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概念笼统含糊的问题,以便在工作中能够确定哪些企业、哪些产业、哪些转型升级属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范畴。明确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内涵,明确了转型升级的主体行为,才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扶持性政策和限制性措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在一般意义上理解就是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挖掘和创新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提升。

参考文献

[1]郭丽.我国加工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北方经济,2013(07).

[2]刘光亮.我国加工贸易升级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6).

[3]龚震.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新探[J].中国经贸,2011(10).

[4]罗建兵.加工贸易产业升级与国内价值链构建[J].当代财经,2013(02).

[5]Wu Zhongxin On Deepening Reform of Processing Trade Regulations[J].China&World Economy,2003(01).

[6]Hummels David Ishii Jun and Yi,Kei-Ma,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fication in World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

[7]殷秀玲.中国与墨西哥加工贸易比较分析[J].亚太经济,2011(2).

经验启示价值 篇2

工作的启示

刘靖北

2013年11月21日14:4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日前，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今天，我们总结弘扬枫桥经验，最重要的是领会其中孕含的精神实质和实践价值，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好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一、弘扬枫桥经验中蕴含的创新精神，推进群众工作的时代化。“枫桥经验”是在1963年开始的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即今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其基本精神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枫桥经验”，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此后的50年，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及枫桥镇始终坚持”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不断丰富和拓展“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把处理敌我矛盾经验发展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由政治斗争的实践转为社会治安的实践；由社会治安发展到包括民事调解在内的综合治理，直到今天，发展为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这就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重要奥秘。当下坚持贯彻群众路线，一方面，一定要继承以往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传统，不能借口创新而轻易抛弃。另一方面，一定要坚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赋予贯彻群众路线新的时代内涵，始终保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旺盛生命力。

二、弘扬枫桥经验中蕴含的科学精神，推进群众工作的科学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国许多地方存在“捕”、“关”、“判”、“杀””的“左”做法。在运动初期，枫桥的部分干部群众也希望采取这种激烈斗争方式。针对这种情况，当地党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发动群众开展了“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一致看法：“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特别是其“对敌斗争，处理治安问题，解决民间纠纷，等等，都要教育人、改造人”的观点和做法，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枫桥经验在此后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 “四类分子”没有了，就及时把工作着力点放到了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稳定上，创造了“群防群治”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新经验，等等。正因为枫桥经验是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因而它才是能够持久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当下坚持枫桥经验，必须深刻领会枫桥经验中的科学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贯彻群众路线的科学化，防止贯彻群众路线、开展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和“命令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三、弘扬枫桥经验中蕴含的民主精神，推进群众工作的民主化。“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本身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改造“四类分子”中运用和体现。依靠发动群众，让人民当家作主，是群众路线也是“枫桥经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所在。本人认为，群众路线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动作形态，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形式。当下，我们应当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中来看待其价值和意义。群众路线语境中的民主，贯穿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它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参与型民主相比，可以说是一种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在制定政策时，要深入群众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尊重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措施更加符合实际。在推动工作时，要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把党委政府的决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认识和行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党委政府的决策化为群众的实践成果。在检验成效时，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四、弘扬枫桥经验中蕴含的法治精神，推进群众工作的法治化。枫桥经验诞生于阶级斗争的年代，初始阶段具有强烈政治化的色彩，但是它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打人，更没有捕人，就能够把“四类分子”改造为新人，达成了捕人少、治安好目标。这说明，从一开始，枫桥经验就表现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对和谐和秩序的追求，这正是法治精神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枫桥经验不断演变为一种促进群众矛盾化解、基层社会善治的经验。这种经验着眼于法治建设的本土传统与现代法治文明的内在统一。比如在民事纠纷调解中，当地的村规民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村规民约，上合国家大法，下合社情民意。这也是枫桥经验具有生命力和普遍价值的重要原因。当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精神，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这是“枫桥经验”所蕴含的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

台湾农村建设经验及其启示 篇3

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的经验

台湾地区在农村建设方面、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是一个系统的各个方面协调合作的过程，而不是零星的修修补补。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农村建设至少有以下这些宝贵经验：

一、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于台湾地区整个社会的经济起飞，都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尽力地改良农田、采用良种、科学种田，从而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农业得到了发展，就为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原料，开拓了市场，准备了劳动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重点发展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如香蕉、凤梨、洋菇、芦笋等等，并进行食品加工和开拓国际市场，当时其产品风靡欧美市场，特别是糖和洋菇等，这样就为台湾地区积累了大量外汇，台湾当局就有钱投放到纺织、化工等工业上，台湾地区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1〕。从这一点来看，台湾地区所走的路更像是“以农促工”而不是“以工促农”。土地改革之重要，正如台湾经济学家们一致指出的：“没有农业的发展，便没有工业的进步；没有土改，则没有农业的发展”。

台湾的土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七五减租”。1949年4月14日陈诚颁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开始执行“三七五减租”，揭开土改序幕。“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收取地租最高不能超过租地全年正产物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如遇灾荒歉收，农民可以向政府申请，由政府敦促地主减租；如丰收则还是按1948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来交租。随着技术进步、环境改善，产量肯定要比1948年的高，但是也只是按1948年标准来交租。“三七五减租”让佃农大收其益，生产积极性提高，收入也增多，农村经济有了好转。第二阶段是“公地放领”。日本殖民台湾时曾经占有大量良田，后来被国民党当局接收，约占到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1948年4月台湾当局即开始做“公地放领”的试验，1951年6月4日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全面开始了“公地放领”工作。承领者分十年向政府偿还地价，还清后就是土地所有者，地价为放领土地1948年正产物全年收获量的两倍半。第三阶段是全面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1953年5月开始实行，规定地主拥有土地最高之限额，超过限额的地主所占耕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并转售给农民；地价与“公地放领”是一样的，政府向地主以及农民向政府都是十年还清地价；而且政府向地主付地价时采取百分之七十土地债券，另加百分之三十股票的做法，从而直接迫使部分地主把卖地所得转为工业投入。

土改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于整个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战后非革命性的土改中，台湾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土地改革运动是一项决定性的扫荡，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台湾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而土改后农民自由度和收益增加，为台湾工业化的开展创造了要素条件，也打下了台湾所得分配均等的基础”，“农民虽然受到政府价格‘剪刀差’政策的剥夺，但从无恒产者变为有恒产者，感觉还是要比以前好得多”〔2〕。

二、农民自组织

如果说土改使台湾产生了“小农”，那么是农会、策略联盟等农民自组织又让“小农”变成了“大农”，从而让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生存发展。

台湾农会有上百年历史，经历了官治和绅治等不同阶段，但最后发展成为农民自己真正的组织，一切只为农民利益服务的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民党进行社会改造运动，提到要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当时就向全党提出“在生活上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深入农村”；当时所颁布的《农民运动指导方案》规定，一切县市乡镇都要成立农会或渔会，但同时明确“发动组织农会渔会时，就先建立党的组织，如党员过少则就先吸收能起领导作用之农民渔民入党”〔3〕。此时的农会具有浓厚的官办党办色彩。但是七十年代台湾当局开始农村复兴时期，在1974年颁布实施的《农会法》中，为了使农会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基层执行单位”，从组织上和动作上都进行了改革，使其从官办党办变成了农办民有，台湾农会成为了“农有、农治和农享的公益社团法人”。“农有”是指农会是农民的职业团体，“农治”则表示由农民自己来管理，而“农享”说的是其经济成果由农村和农民来享受。而实际运行上也是这样的。

台湾农会组织完善、功能齐全。台湾的乡、镇、县、市、省几乎都有自己的农会，其中乡农会是农民组织的基本单位。农会中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聘请农会总干事，总干事是职业经理人，可以是本地人也可以是外地人甚至还可以是外国人；监事会监督总干事工作，总干事执行任务时如损害农会利益也要承担责任；总干事下面设立分工明确的各个部门，如有对农民进行信贷业务的农信部、推广农业技术的技术推广部，还有产品销售部、加工厂、会员福利部等。

九十年代，台湾当局还推动“策略联盟”，规划区域性的生产、加工和贸易。它与农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其实，台湾的农业“策略联盟”的主体就是农会；台湾乡一级农会一般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和农产品超市，这往往就是“策略联盟”的组成部分。在遇到农产品价格波动很大时，农会与“策略联盟”一般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利益。

三、劳动力转移

这里所说劳动力转移主要的是说身份的转变，是指台湾阶级结构“循着农民—工人—中小企业主的主轴演进”。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就有农村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到1965年已有约一百万农村青年进入了城市成为打工者。这是由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由农民向工人的转变。六十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台湾，出口加工业遍布台湾城乡，一些先期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回家创业，台湾农村地区“客厅即工厂”的农户生产方式成型，全台湾中小制造企业勃兴。这是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由民工到业主的转变。

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中有两个因素很关键。第一，没有身份的排斥。不像目前大陆那样，农民到了城市也只能从事一些脏、苦、累、险工作，得到的是不平等的待遇，职业是工人了可是身份还是农民，中老年后还得回到农村。台湾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农业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工人和小业主之间的身份转换频率也加快”，“到了七八十年代，台湾两大劳动阶级的身份分际越来越模糊不清”，到“八十年代初，在台湾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从事农业活动，并且他们之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兼业农民”。第二，职业教育的兴起。职业教育的兴起，使得乡下青年学到更多更好的技术，从而更有可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这也是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比例还是六比四，可是到八十年这一比例就变成了三比七。

四、资金扶持

在台湾地区农村建设过程中，台湾当局对农村建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资金扶持，台湾农会等农民自组织也在资金扶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方面：一方面，台湾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是免税免费的，这无形中也是一种资金扶持。另一方面，国民党到台湾后实行“扶植民营工商业”的新政，官办银行不仅把对民间企业贷款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之一，而且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额逐渐超过国营企业。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农村地区兴起中小制造业时期，各中小制造业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

农会方面：台湾地区乡一级农会一般都设有农信部，一个乡的农信部每年的贷款额一般都有数十亿甚至百亿以上。农民在农会贷款，只要以土地作抵押就可以了；如果土地的估价是一百就可以贷到九十；这对于资金不足的农民来说，无疑是种巨大的帮助。此外，台湾农会一般都对农村地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各种福利，这也是资金支持的一种形式，至少可以让农村社会有更多的资金投放到其他建设。

应该从台湾农村建设经验中得到哪些启示？

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祖国大陆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各自的情况是不同的，经验是不能完全照抄的；但是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目前大陆改革开放，向先进外家学习先进经验，为什么就不能向海峡对岸同宗同源的同胞学习些经验呢。我认为，台湾农村建设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一、在土地制度方面进行适当改革，给予农民更多更大权力

台湾农村建设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资本市场的形成，这使得农民可以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或者农会申请贷款，农民可以从土地的征购中、房屋的拆迁中得到更多的补贴。但是在大陆，这方面却存在一些障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现实中不时受到权力的操纵，土地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农民不容易从土地的征购中得到相应的足额的资金补偿，从而成为他们进行行业转换的启动资金。这样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不少没有生活保障的失地农民，这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为此，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应该在土地所有制方面进行相应改革，比如党国英就提出应该给予农民土地永佃权。在进行新农村建设之际，更加有必要真正赋予农民土地处分权，包括对承包权的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从而促进形成一个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二、组建农会等农民自组织

建设新农村，就应该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很有必要组建扶持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分散的农民是无力的，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维护利益、反映问题、宣泄不满、调节矛盾。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社会要稳定需要有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而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就是农民的民意表达渠道，因为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此外，台湾的经验还表明，农会还可以有资金信贷、技术推广等服务于农民的作用。

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移

大陆有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在城市打工，但是由于户口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城市中只能成为”二等公民“，而且一旦他们到了中老年还不得不回到农村再从事农业活动。这样，只能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口挤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的现象，而不是像台湾地区那样农民人数越来越少。为此，必须循序渐进地因地制宜地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移，不断地从土地上减少农民的人数。

四、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一方面，要发展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民，通过新农民来建设新农村。另一方面，正视大陆还有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这一现实，必须在他们进入城市找工作之前进行相应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五、建立全国性的制度性回馈

所谓制度性回馈，也就是要从资金上扶持农村建设，建立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转移性支付补偿机制，让农村也分享到现代化的成果。不仅政府要这样做，整个社会都应该这样，让资金真正流入到农村和农业中来。首先，要消除城乡间的各种不公平的制度，这是最大的问题。其次，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应该提高对农民的贷款力度。再次，制定全国统一的《政府转移支付法》，让支持农村建设的各种资金的流动透明化，让其发挥最大的效益。

实践证明，只有思想的大解放才能带来社会的大发展、大进步，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和“闯”的精神就不能迈开步子。建设新农村也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切实地解放思想，而跳出各种条条框框，勇敢地学习借鉴他人的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办法，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形式。古人曾说过：“宜于两可莫粗心，事到万难须放胆。”既然我们已不可能回到过去，那就只能迎难而上，此外没有别的选择。

注释：

〔1〕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李昌平、周婷：《台湾农业发展对大陆的启示》，《改革内参》2006年第19期。

国外碳审计经验及启示 篇4

碳审计的产生与碳交易的发展密切相关,是指企业在碳交易的过程中必须对碳排放所引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等事项进行第三方独立鉴证,包括收集信息、核算数据和生成碳审计报告。这是早期的碳审计理念。当前,一般认为碳审计是审计主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对有关地区、组织或个人在生产、经营、消费或生活过程中的碳排放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检查和鉴证,并出具审计报告的一种管理活动,是现代低碳经济监督和控制的重要手段,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国际碳审计发展的趋势来看,碳审计的内容趋于多元性,涵盖碳减排政策的法纪和绩效审计、碳减排管理系统的制度符合性审计、碳减排资金分配使用的审计、碳标签的排查审计和碳减排活动或事项的会计核算审计。碳审计的审计方法也具有学科交叉性,突破了传统的审计方法,向全要素、全过程、全周期的审计方法发展。

我国碳审计尚处于探索阶段,具体表现在:(1)我国虽然已经在低碳审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上取得了较迅速的发展,但全面推行碳审计的组织机制和法律法规尚未建立,碳审计发展的指导力度不够;(2)碳审计依据欠缺,碳信息披露、碳会计核算、碳审计内容等要求尚未包括在《审计法》和《中国注册会计师法》之中,标准不统一导致碳审计报告质量参差不齐,暗箱操作的风险性较大;(3)碳审计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碳审计需要对低碳技术、碳排放量化数据、低碳绩效指标等要素进行专业分析,在低碳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新要求是对我国现有审计人员的挑战。

二、国外碳审计成果及经验

(一)英国———审计体系完备高效

(1)审计主体协同发展。碳减排的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远远大于其经济利益、个体利益和短期利益,这就决定了碳减排政策自上而下的半强制性的实施方法,而不能仅仅依靠社会的道德选择,因此需要强劲的政府推动力和完善的监督体系。英国依据这个理念,发展并完善了以政府审计为主导,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协同合作的碳审计模式(具体职能见表1)。由于地方审计委员会实施碳审计更有利于促进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英国专门设立了独立的地方审计委员会负责碳审计问题,并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和统一的碳审计机制。

(2)审计框架健全完善。英国碳审计框架的建设起步早、发展快。1990年《京都议定书》颁布后,英国开始把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03年,发表了《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在此背景下,碳审计作为管理碳排放问题的新方法应运而生,并在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EAC)和英国标准协会(BSI)对碳审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逐步形成了较健全的碳审计框架与较完善的评估规范。2008年英国标准协会(BSI)颁布了审查产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碳排放情况的评估规范(PAS2050),该规范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2009年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EAC)提出了对碳的收集与储存、减少运输排放、减少采伐森林造成的排放、碳交易市场、碳收支等低碳问题进行全面审计的《2008—2009年度工作情况报告》,成为全面碳审计的应用典范。

(二)美国———审计范围广力度强

(1)政府审计细致全面。美国是碳审计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政府审计方面尤为细致全面,在不同领域的碳信息披露审计中,美国审计署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审查不同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温室气体排放审计、气候变化审计、基于市场机制的温室气体减排审计、基于非市场机制的温室气体减排审计(见表2)。

(2)人才体系健全完备。碳审计作为环境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全过程、全要素、全周期的审计理念和方式,除了采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中传统的检查、观察、询问、函证、分析性程序以外,还要联合环境学、生态学和地球物理学等非经济管理学科类的知识,如碳足迹的计算,碳排放的量化等。如果不经过专业培训,一般的审计人员很难胜任碳审计工作。美国环境审计发展历程长,专业碳审计人员都必须取得国际注册碳审计师的资格认证,且具有良好的环保意识、丰富的生态知识和正确的职业态度,其复合高效的素质能够迎合国际碳审计市场的需求。

(三)日本———科技引领合作共赢

(1)科学技术开发创新。环境审计在日本虽然起步较晚,但作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日本在环境审计方面投入大且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设立了专门的环境对策部作为环境会计实施的管理部门。1999年,日本环境厅发布了《关于环境保护成本的把握及公开的原则》,依据此规定,日本企业相继公布环境报告书。为帮助审计机关开展审查工作,环境厅提供“环境会计帮助系统”软件,在民间,环境审计软件、碳审计软件也迅速被开发运用,碳审计的技术创新成为日本碳审计领域新的里程碑。

(2)跨国交流实现双赢。1989年,日本发布《外交蓝皮书》,首次确立“环境外交”的方针,此方针也贯彻落实在碳审计的发展中。日本政府意识到环境问题早已跨越国界成为国际问题,应对国际环境问题必须由各国、各国际组织通力合作,共同采取措施行动。由此日本陆续加入了多个国际环境公约,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京都协议书(1997)等,承诺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此外,日本积极联合相关各国合作审计,在交流协作中实现了双赢。

三、国外碳审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碳审计法律法规和整体框架

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低碳领域均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而我国的碳审计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统一健全的审计框架和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见表3),且尚未设立独立的碳审计职能部门。因此,我国必须尽快颁布具有专门性和针对性的有关碳审计的法律法规,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过程和结果提出明确的要求,并且对企业核算碳排放量的过程和方法进行详细的指导,审计部门应该对企业的碳审计情况进行监督管理。我国可以结合自身国情,适当借鉴他国经验,完善我国低碳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此外,规范的碳审计框架是碳审计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在探索时期,我国应该借鉴国际上不断创新的理念和经验,加速建设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碳审计准则和指南。量身制定碳审计框架的前提是要根据我国国情,明确碳审计的重点内容;其次是要形成统一的碳审计模式和准则,才能使碳审计结果具有可比性,社会公众才能合理评估与决策。这样在健全碳审计框架的同时也提高了审计效率。

(二)健全碳审计组织机制

就目前开展的环境审计而言,我国主要实施碳审计的主体为政府审计,仅有少部分企业自愿进行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这大大降低了碳审计的社会效益,与预期效果相差甚远,但随着碳交易、碳金融的普及,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的地位将日趋重要。国家应尽快完善审计条款,例如强制相关行业必须发布年度碳审计报告,对自愿发布碳审计报告且达到年度减排目标的企业发放减排资助等,以此来引导企业自愿选择碳社会审计。在内部审计方面,可以对内审高效的组织进行嘉奖,以激发各组织发展内部碳审计的积极性。当然,仅仅通过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还不够,难以避免企业为达到减排目标、维护企业名誉与诚信度将经济活动结果转嫁给社会公众的行为,因此,政府审计部门必须联合环保、金融、税务等部门进行联合审计,更好地实施对相关组织履行碳减排社会义务的监督和管理。

(三)拓宽政府碳审计内容

碳审计是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应对的监督和评价,目前我国政府碳审计涵盖的内容相对单一。借鉴美国的经验,在温室气体方面,一是审计主体应该审计各级政府和组织机构的碳排放信息,掌握碳排放情况和趋势,为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开展碳交易等相关工作提供数据支持。二是审计机关应当审计工业、农业、建筑、交通等行业的碳减排目标达成情况,检验政府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效果,为下一个五年规划提供经验指导。在气候变化方面,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交通、农业、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均受影响。审计机关应当审计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及气候变化研究资金的使用情况。气候变化适应相关规划的落实情况也需在审计的范围内,包括各级政府的具体部署、执行进度、实际效果等。

(四)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碳审计人才

审计人员的专业职能与审计风险有很大的相关性,虽然我国的审计人员大都具有丰富的财务知识和审计经验,但很多对低碳知识缺乏系统的了解,在环境、生态、机械工程、地球物理等方面知识薄弱,较难胜任碳审计工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建立起系统的碳审计人才培养体系:一是与高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合作,开设碳审计专业课程,并根据碳审计工作的要求,吸收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碳审计理论研究,编制专门的大纲和教材,以培养专业的碳审计人才;二是通过引进专业人才、与国外专家合作等方式,在实践中吸取他人的经验,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五)提高创新技术,开发高效软件

在信息化进程中,审计行业早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开发碳审计软件是碳审计信息化的关键,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碳审计中,有助于保障审计路径的畅通,提高碳审计的效率。碳审计软件开发的具体流程包括:首先分析碳审计所需要的特殊功能,进而对软件进行需求分析,得出软件所需的基本功能,其核心需求是审计碳的合规性与绩效性。技术上实现对碳审计软件的支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系统化碳审计体系,提高审计效率,节约审计成本,也能更好地促进各组织自觉进行低碳管理,真正贯彻低碳经济战略。

(六)加强国际间碳审计交流与合作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交流与发展,其深度和广度愈发增强,对环境的潜伏性影响也不断加深,许多环境问题都不能仅靠一国之力就得以解决,环境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使得各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合作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下,环保问题的国际性给各国碳审计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强我国与其他国家碳审计的合作有利于降低碳审计理念与方法研究的成本,减少碳审计实践中的盲目性与重复性,使国际碳审计体系更加统一高效。

摘要：随着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碳审计作为现代审计领域的环境规制工具应运而生。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碳审计发展相对成熟,在政策制定、组织体系、人才培养上都有较丰富的经验。本文在分析比较英、美、日三个国家碳审计发展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针对我国碳审计的现状问题,从碳审计的法律法规和整体框架、组织机制、内容、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及跨国合作六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碳审计,国际经验,审计体系,环境规制

参考文献

[1]王爱国:《国外的碳审计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审计研究》2012年第5期。

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篇5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1]

公车改革:瑞典的经验和启示 篇6

瑞典王国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作为北欧第二大城市、瑞典最大城市的斯德哥尔摩位于梅拉伦湖与波罗的海的交汇处，由一个半岛和14个岛屿组成，素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飞临斯德哥尔摩上空，隔窗向下俯瞰，这些岛屿好似一颗颗晶莹璀璨的珍珠镶嵌在湖与海之间熠熠生辉；横跨海面各具特色的七十余座大小桥梁。宛如一条条玉带将诸岛屿衔接。苍翠的山岗、蔚蓝的海水和迂回起伏的街道在薄雾下融为一体。

出了机场，驱车进入斯德哥尔摩南区的斯塔丹岛。街道两侧金碧辉煌的宫殿、气势不凡的教堂和高耸入云的尖塔比肩而立，而狭窄的大街小巷则显示出中世纪的街道风采。中世纪雄伟的建筑物、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大厦与碧树红花丛中一座座精致的别墅相映成趣。斯德哥尔摩既有典雅、端庄的风貌，又有现代化城市的繁荣。老城区与新城区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新城区，则高楼林立，街道整齐，苍翠的树木与粼粼的波光交相映衬。

瑞典的社会主义为了和当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在其“社会主义”之上加了“民主”二字，即“民主社会主义”。瑞典是最早实行社会福利、全民医疗的国家，国民个人所得比日本还高。他们的民主达到了什么程度呢?瑞典的首相下班和外出居然都是步行，身边没有保镖跟随，也没有道路管制，更没有前呼后拥的庞大车队呼啸而过。

瑞典的法律规定，除国王外，任何人外出都不得带警卫。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才配给公务专车。这与新加坡的公车使用规定何其相似。新加坡规定，只给总统、总理和资政三人配备专车和司机，供他们上下班及公私出行使用。其他人一律使用私车，普通公务员只给交通补贴，一并计人工资。

瑞典政府一直非常注重科学创新。2001年还专门成立了瑞典国家创新局。以创新为核心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昼短夜长，一年之中寒冷多于温暖。也许是这种差异性的气候推动了瑞典去寻求创新并以创新为工具来改变自身。”导游诙谐的介绍。

虽然瑞典只有900万人口，面积不足45万平方公里，但世界上2-3％的发明来自瑞典，称瑞典为发明之国一点也不为过。瑞典被誉为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之一。

在瑞典创新局，一个个非常有趣的创新项目令人目不暇接，我被深深吸引住了。冰箱、温度计、安全带、鼠标、拉链，还有真空吸尘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都是瑞典发明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值得让人们对这个获得了32项诺贝尔奖的国家肃然起敬。从“安全”火柴到“世界上最安全”的VOLVO(沃尔沃)汽车，瑞典人已经把发明和创新融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难怪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被誉为“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城”，的确当之无愧。

令我感兴趣的不止这些，瑞典的公车监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典的高级官员没有特权，出入轻车简从，工作时用公车，下班后只能用私家车，其子女与普通人无异。政府的领导人大多住在普通住宅区，国家不提供公勤人员。家务自理。

瑞典国家创新局局长夏洛特·布洛根介绍说：“当年我们也曾为公车私用、假公济私的情况困惑。瑞典公务汽车有18万辆之多，驾车人常开着公务车办私事。这种情况令我们的财政部十分头痛。”

因为财政部对公车私用的要求是：“私用”时要交足租金。为解决这个問题，财政部请瑞典电子专家设计了一套专门监控公务汽车使用的电子系统。几年前，瑞典每辆公车上都安装了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一个按钮上刻着“公务”，另一个刻着“私用”。用车时。必须先按下其中一个按钮，车子才能启动。按钮按下后，代码器就将该车的特定代码发往监控卫星，卫星再把代码及汽车所在的方位传向中央监控台。如果中央监控人员发现“公务”状态的汽车驶向别墅区、钓鱼区、百货区、菜市区或娱乐场所时，便会用无线电话询問开车者“为何用公车办私事”，如此一来，私用公车者便无机可乘。每隔一段时间，监控人员就会将收到的资料进行核实，并据此对开车者收费或罚款。这一奇招有效遏制住了公车私用现象。

更重要的是，監控机构不受当地政府管，直接向上级负责，而且可以在网上公开查询记录。这种透明的监督管理有效遏制住了公车私用现象。

瑞典是一个小国，人口不多，人均资源优势特殊，他们实行的制度和措施符合他们的国情。我们的国情与之不同。但都存在公车改革的必要性。这一点又是一致的。

近些年来，国内要求公车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说明公车管理存在诸多問题和漏洞，甚至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国外医改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篇7

荷兰于1964年建立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其规定的保障范围包括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长期护理康复等。虽然在荷兰社会医疗保险是法定的保险,但是收入高于一定数额的居民可以自主选择参加商业保险而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不仅如此,公务员还有专门的医疗保险计划,荷兰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呈现出 “碎片化”的格局。在荷兰, 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还面临着 “制约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民众难以更换保险的提供者,尤其是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居民,而医疗保险的提供者对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缺乏制约力; 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在改善服务质量和效率方面没有压力,患者经常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等待就诊。

1974年白皮书 《医疗卫生体系结构》 提出了整合不同人群的医疗保险计划的设想,但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1978年的白皮书 《改革的意愿》再次提出了这一设想,并且建议引入 “有管理的竞争” 模式。在2006年, 荷兰开始了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

1.1整合医疗保险制度

荷兰国会在2004年年底通过了医疗保险法案 ( 2006年1月1日生效) ,将原先呈现 “碎片化”局面的医疗保险计划合并为一个完整统一的计划,规定所有的荷兰居民都必须参加法定社会医疗保险。根据该法案,18岁以上的单位就业人员由雇主和个人共同缴费,18岁以上的灵活就业人员由个人缴费,18岁以下的公民由政府缴纳社会医疗保险费,而困难的群体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

1.2引入“有管理的竞争”机制

斯坦福大学医疗保险专家Alain C. Enthoven教授在1977年提出了医疗领域的 “管理型竞争” 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成为了美国克林顿政府医改方案的指导方针。 1988年荷兰政府内阁的Dekker委员会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了卫生体系的管理竞争模式。

荷兰的学者为医疗卫生市场引入 “有管理的竞争” 的模式,从12个方面提出了理论前提。荷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大消费者的选择权,完善市场竞争的规制,建立确保制度公平的风险补偿机制,制定衡量服务价格和质量的标准等。

1.3建立医疗卫生信息披露制度

荷兰政府为了提高透明度,要求保险公司账目依法公开,并且公布年度报告、财务平衡清单、患者安全信息、 医疗质量指标、患者就诊等待时间,以及投诉情况等信息。加大医疗服务提供信息的公开度有利于提高服务提供的利用率。医疗服务提供方依法允许医疗保险公司纠正其不当的医疗行为,医疗服务观察员和医疗市场监管局有权对情节严重的过错进行通报与处罚。

2美国的医改——强化政府的作用

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发达国家,2010年,全国有499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约占总人口的16. 3% 。同时,美国的医疗堪称世界最贵,每年医疗花费达2. 2万亿美元,在各项财政支出中居首,占到总支出的1 /4,并以难以接受的速度上涨。面对医疗卫生费用存在的缺口,面对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运行后果,面对全球经济第一大国的身份却没有实现 “全民医保”的尴尬境地,多年以来,从杜鲁门到卡特再到克林顿,无不在为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绞尽脑汁,但都是无功而返。但在2010年3月2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通过了新医改方案,这是继美国国会在1965年通过医疗援助和医疗照顾两大公共医疗保障计划以来,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又一个重大的大事件!

奥巴马在入主白宫后,通过了奥巴马的新医改方案, 奥巴马医改的目标是实现全民医保,提供给已有医疗保险的人更多的安全感; 给无保险的人提供医疗保险。美国公民在享受医疗保险上的不平等,直接违背了美国的民族精神。而由于缺乏医疗保险居民所面对的风险,绝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美国社会共同承担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奥巴马此次的新医改方案中,强调了政府的责任,并通过合理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全方位的完善和监督。

2.1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实现全民医保

美国医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目前美国公民中仍有超过六分之一的居民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这就意味着这些居民的健康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保障。因此,美国医改的首要内容就是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实现全民医保。

2.2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费用

在医改中,计划将在未来5年内每年花费100亿美元,用于支持医疗机构标准化信息系统的建设,如果大多数的医疗机构都引进了该系统,将能够每年为美国节省77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2.3全面推进医疗的信息化发展

在奥巴马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中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是全面推进医疗的信息化发展。医疗信息化的巨大优势和必要性,在当前美国已有三个版本的医疗改革法案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也是奥巴马在此次改革方案中争议最少的一环。

3国外医改对我国的启示

荷兰和美国的医改有很多共同之处: 第一,在顶层的设计上,融合了政府和市场双方的长处,避免了两者的短处,并且实践了 “有管理的竞争”理论。荷兰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引进市场的竞争,而美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则是在市场竞争以主导的基础下来引入政府的干预。这两个国家的医改方向都是一致的,即 “在筹资和医疗卫生体制的宏观管理上,发挥政府的组织领导功能,而在医疗卫生的实际生产和微观管理过程中, 政府放手和退出”。第二,分离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医疗服务的购买方,并在医疗保险提供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之间建立并且促进竞争,通过这种公平的竞争促进医疗服务提供的质量,提高医疗保险机构的效率。第三,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相同数量相同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第四,扩大了公众的选择权,促进了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度,更加体现了公民的自主权和主动权。

2009年4月6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迈出了重大改革的步伐,以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 《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为主要内容的新医改方案在我国正式实施。中国的医改可以概括为四项改革: 第一,理念的创新: 使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成为公共产品。我国存在着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质不能得到体现,卫生服务提供机构需要通过提供卫生服务得到一定的经济报酬,在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下导致了目前存在的问题,而新医改的这项决定,就是要恢复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第二,全民医保: 缓解 “看病贵”顽疾的良药。我国将逐步建立覆盖城乡,覆盖所有居民的医疗卫生保险体系,实现制度的全覆盖。在医疗保险的覆盖下,使得更多的居民可以享受到医疗服务的报销政策,缓解 “因病返贫” 现象的发生。第三,服务均等: 首次确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目标。新医改将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作为一项目标,目的就是使得每个居民都能享受到相同数量,相同质量的卫生服务,而不是说不同的群体存在着不同的标准。第四, 医药分开: 建立基本药物制度遏制虚高药价。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对医保药物将实行统一招标、配送,将规范药品流通,遏制虚高药价。增设药事服务费,推行医药分开。并且改变目前存在的 “以药养医”的情况,逐步向 “以医养医”转变。

国外文化创意城市经验及启示 篇8

自2006年以来,国内许多一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城市逐渐开始重视文化创意城市发展,不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文化创意经济快速发展,长沙、苏州、杭州、重庆、成都、昆明等二线城市也十分重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繁荣,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城市旧城的更新改造,提升了城市文化形象。目前,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的发展各有千秋,通过比较研究,吸取对我国文化创意城市有益的经验。

一、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发展异同

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最大特征是各自代表着当地的文化特色,并且具有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强烈意愿。总的来看,它们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的相同点

1、具有文化特色。文化创意城市都具有一定文化特色,并且这种文化特色是城市与生俱来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这种文化特色可以是悠久的文化积淀、一种地方传统风俗、与科技和时代与时俱进的新文化形态或者是城市业已形成的一种城市精神。这种文化特色在后工业社会中对文化创意城市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它们都充分认识到了自身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色及其价值,并致力于在保护该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开发,使其焕发生机和活力。

2、具有基于当地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文化创意城市对其自身的文化优势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谨慎的开发规划和前瞻性的国际化视野。具有文化特色仅仅是一种现象,还不足以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只有将文化特色这种无形的资源,通过文化产业等手段,转化为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表现形式,以具象性的形式呈现出来,诉诸大众感官或进入流通领域产生经济价值,才能真正发挥文化特色的优势。文化创意城市建设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开发城市特色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软实力。因此,建设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是真正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形象的关键环节。文化创意城市都很重视保护当地文化特色和发展文化产业的相互融合,使其相得益彰。发展文化产业以当地文化特色为基础,在发展的同时也注重保护,有些甚至将文化产业的收益反哺文化保护;当地文化特色也在文化产业等手段的开发和推荐下,逐步扩大影响,增强了实力,拓展了国际舞台。

3、具有大量文化基础设施。文化创意城市都具有较敏锐的眼光,面对全球化时代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很快意识到了文化产业对城市转型和复兴的价值。为了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城市绅士化改造。一般这些城市在发展的初期都大力兴建各种文化基础设施,如大剧院、音乐厅、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为城市文化特色的具象性展现,为公众真正感受城市文化特色并增强认同感,提供了场所和中介。英国格拉斯哥在面对城市工业发展乏力、城市衰败危机时,首先咨询了全球领先的麦卡锡顾问咨询公司,选择了文化产业作为突破口。第一步就是大力兴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进行城市绅士化改造,为音乐产业的发展和音乐活动的开展打好了基础。

4、组织大量文化宣传交流活动。加入文化创意城市网络的文化创意城市还十分注重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城市角度造势宣传推介,让外界感知认同城市的独特创意。这些活动的重要目的是城市营销,通过这些活动吸引游客,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新的投资。这些活动可以是一些有国际影响的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等;也可以是借助既有传统的文化活动,如圣达菲市举行的国际民间手工艺市场;还可以是专门的展示交易活动,如深圳的文化产业博览会、杭州的西湖博览会等。

5、重视城市的创意革新。文化创意城市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总是引领发展潮流。对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瞬息万变的局面,“不变应万变”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只有紧跟时代潮流,敏锐审视发展趋势,善于及时调整创新的城市,才能在复杂局势中抢占先机。文化创意城市固然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底蕴与特色,但是它们却并未固守传统文化特色的固有模式,而是在继承文化特色精髓基础上,善于对其表现形式等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比如,圣达菲的发展,虽然基于其固有的印第安和西班牙民间文化特色,但在现代社会中,它们也利用现代数字技术等,对其加以现代化改造,同时利用创意旅游的理念,扩大圣达菲民间文化和城市的影响力。

(二)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的差异。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国内外文化背景和体制差异,也存在许多迥异之处。总的来看,国外文化创意城市更多地注重人的因素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和城市发展对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国内文化创意城市建设由于受到传统观念以及政策制度的限制尚处于摸索阶段,实践操作和理论研究都存在一些误区亟待澄清,一些欠缺亟待弥补。

1、政策导向差异。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的策划和具体实施都是自上而下的,建设理念和过程以政府政策为导向,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而国外文化创意城市建设一般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甚至会聘请一些专业公司来共同规划实施,如格拉斯哥。我国文化创意城市规划往往较空泛,这种模式由于缺乏对实践的真正了解,有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缺乏可操作性。同时,也存在不能及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的弊端。

2、制度差异。比起国外城市来讲,我国城市在发展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创意城市方面存在更多的制度障碍,首先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思维影响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关系不清,界限不明,导致该保护的文化资源过度开发,该开发的文化市场和产品却束之高阁。当前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包括文化事业单位“走转改”,融投资体制改革等,都是对症治疗的应时之举。应在发展经济和促进文化繁荣方面找到平衡点,为文化产品制造更为自由的市场空间。封闭的体制常常扼杀创意,阻止创新,创意氛围无法形成,创意阶层也无法出现,文化创意城市就无从谈起了。因此,中国的文化创意城市建设从根本上来讲应首先理顺体制关系,营造有利于创意人才出现和发展的创意氛围。

3、对创意人群的关注程度不同。国外文化创意城市的建设,十分关注对创意阶层的吸引和对创意阶层能力的发挥,对大众各种生活方式也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理查德·佛罗里达甚至将同性恋指数和波西米亚指数作为衡量城市创意指数的重要指标。总体来看,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创意人群的缺失。创意人群既指创意阶层,也指能欣赏创意的群体。前者是文化创意城市的创造者,后者是文化创意城市的支持者,两者缺一不可。当前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逐渐意识到了创意阶层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对创意消费欣赏群体仍不太重视。这种趋势会导致文化创意城市成为上层社会践履精英生活方式的场域,或研究机构把玩的术语,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实质促进作用。

4、对民众参与的重视程度不同。国外文化创意城市建设,较重视民众的参与,注重文化创意城市建设对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而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大多时候都是政府部门的事情,并未真正调动民众参与热情。因此,文化创意城市建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并未真正改善民众的文化生活。文化创意城市本是人的城市,它的建设依靠人的主观创造性,它的目的为了使城市生活更美好。如果缺乏民众的参与、感知与认同,这样的文化创意城市可能只是一个术语而已。

二、国外文化创意城市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通过对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的异同分析,基本厘清了文化创意城市的共同特征,因此我国拟建文化创意城市应在异同比较中寻找差距,从国外文化创意城市建设中吸取成功经验。

(一)应大力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文化创意城市本质是“人的城市”,因此文化创意城市的建设应重视城市人文环境和气氛的营造。文化创意城市出现其本身就是依托文化多样性,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助推城市发展的模式,因此不能脱离宏观社会文化背景,单独看待文化创意城市。这一切注定文化创意城市建设必然贯穿着城市文化特色的塑造与城市文化形象的提高。从已成功建成的文化创意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具有独树一帜的城市文化特色,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产业,完善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以及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活动,是加强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二)应营造更为宽容的城市发展环境。从国内外文化创意城市差异对比来看,当前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最大的障碍是体制问题。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不利于创意的形成,甚至会扼杀创意。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蔓延背景下,城市的发展不可能是一个孤岛。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需要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更为自由的城市氛围;而随着国际化交流程度的加深,更多国外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多元的生活理念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而这有时会触及一些底线,考验着城市执政的宽容程度,是故步自封,还是放低底线,这跟城市发展的自我定位有关。

(三)应鼓励民众参与文化创意城市建设。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对我国城市而言,通常普通民众游离于城市建设之外,这造成城市发展永远是国家和政府掌控的事情,普通民众仅仅是城市建设成果的分享者,而不是建设者的局面。文化创意城市是“人的城市”,因此应充分发掘人的创造性,支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创意城市要更注重文化多样性的培育,普通民众是城市文化特色的载体,没有民众的参与与支持,城市文化建设可能就会流于形式,而无法真正促进城市发展。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揭示了当今城市发展的真正诉求,一个无法发挥人的创意,无法通过创意,改善民众生活的城市,还是文化创意城市吗?因此,我国文化创意城市建设还应大力提倡普通民众大力参与,通过大量深入社区的文化活动提升他们的参与热情。

参考文献

[1]向勇,周城雄.创意城市的概念和产生背景[J].建筑与文化,2007.8.

[2]Ha11,P.G.Cites in civilization[M].New York:Pant heon Books,1998.

[3](英)查尔斯.兰德利.创意城市:如何打造都市创意生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经验与启示 篇9

农村建设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问题。在东亚、欧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 他们针对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相对落后出现的问题, 以国家投资为主导, 以改善公共基础设施为主要手段, 实行农业的综合投入、综合整治以促进农村区域发展,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韩国、日本等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农村区域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一) 韩国的“新村运动”

韩国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和整体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成功典型。1962年, 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2美元, 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 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 只有20%的农户通电, 5万个自然村只有60%通汽车。1970年韩国政府倡导并发起了“新村运动”, 经过近30年的努力, 取得显著成效。200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4万美元, 农业人口比重由1970年的30%下降为7%,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为1:0.94, 农村住房、生活环境、交通、通讯、水电等设施, 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主要做法是:一是“新村运动”初期阶段由政府通过对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新村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新村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内需, 消化过剩的产能,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充分调动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二是“新村运动”中期采取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农业、农村保险业以及农协组织的建设上来, 逐步培育社会发展实体, 为后面国民自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新村运动”的后期阶段逐步转入国民主导型发展模式, 让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机构、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在新农村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 运用财政、服务等手段, 为国民的自我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二) 美国的高技术、现代化农业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同时又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足600万, 生产的农畜产品却远远超出国内3亿人口的需求,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如此惊人的生产效率, 源于高科技的广泛综合运用。一是美国实现农业机械化后, 进一步向自动化发展。应用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遥感技术、GPS全球定位系统, 精确分析农田土壤成分、肥力状况、农作物生长情况, 对种子、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的施用量提出不同要求, 实现农田作物和畜禽生产自动化管理。二是在当代农业技术中, 美国高度重视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如研究抗病虫害的作物品种, 抗旱、耐热、耐寒的转基因品种, 以及有利于营养、健康和环境的品种等。三是美国科研机构是美国现代农业的强大支柱。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农业科研项目, 大部分由政府资助。政府通过大力资助农业科研和技术开发支持农业。

(三) 日本的小农户现代化农业

日本国土面积37.78平方公里, 人口1.252亿人, 是一个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国家, 也是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其主要特点:一是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日本通过国土综合开发整治规划, 把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维护与经济发展、产业布局、乡村建设等进行统筹协调, 为产业发展、人民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此外日本还高度重视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 对农作物品种改良、栽培方法改进、生态环境改善等进行综合试验研究。二是通过组织农协, 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 较好地解决了分散小农户与大市场、大流通、规模化经营之间的矛盾。农协是农民自愿参加的自立、互助性的经济组织, 为农民提供产前 (如经营计划编制指导、协助贷款、引进技术、选择良种等) 、产中 (如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指导等) 、产后 (农产品储存、包装、运输、销售等) 全方位服务, 为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是政府采取多方面扶植政策。例如, 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的补助金, 政府发放的长期低息贷款, 通过较高关税使进口产品难以与国内产品竞争, 对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等等。

此外还有许多其它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如瑞典的农民合作组织, 瑞士的农村建设及农业政策调整, 新西兰农业合作社, 德国的以城镇带动乡村促进农村发展、政府补贴农业社保联合总会造福农民, 荷兰完善的农业知识普及网络和农业合作组织, 加拿大“农业协作伙伴计划”, 以色列的“集约化农业”等。

二、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的基本措施

为了更好的促进农村区域发展, 国外政府针对城乡差距拉大、农村区域发展困难的问题, 以国家投资为主导, 以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为主要手段带动农村区域的建设, 实行“山水田园路”的综合投入、综合整治以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农村改革和农村建设中虽然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 但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 建设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许多国家在农业区域发展中都一直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交通、水利、市场、仓储以及农田生态环境、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有利于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 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 并能使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如美国在19世纪就致力于西部交通建设, 联邦政府拨款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 开通了五大湖区至东海岸的运河航路, 随后大型飞机也开始投入使用。发达的交通体系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和自然条件优势得以突显, 促进了拓荒自给农业迅速向商品化农业转化。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规划并实施了旨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别的“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 其内容包括村落、道路、上水道、排水设施、土地用途划分、工商设施、公共设施等建设计划。加拿大政府通过改良大草原地区的土壤, 兴修水利设施, 更进一步加强了大草原各省作为国家粮仓的地位。意大利则由国家承担了大部分农业投资, 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信贷和燃料供应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条件。

(二) 重视农民教育, 推广应用现代农业科技

综观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和经济实力的差别, 固然有社会、历史、自然、资源、技术、政策等各种因素影响, 但关键还在于智力投资和教育的差距以及农业科技的应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法国1960年颁布了“农业教育指导法案”, 建立农业教育培训体系。农业部在全国建立了一批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学校, 从事农业人才的培养, 国家对获得毕业证书的人员, 在安置、农业经营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在传统农业转变过程中, 全国有25%的农场主接受过中等以上的专业培训。韩国在1972年成立研修院, 负责培训新村运动的骨干。培训内容涉及地区开发、意识更新、经营革新、市民教养等内容, 1997年建立的韩国国立农业专门学校, 年预算为50亿韩元, 可以充分保证农民教育的经费需求。德国农民学员的培训费由政府承担, 学校为学员提供免费住宿。日本有57个县立农业学校, 办学经费由国家负担2/3, 县里负担1/3。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韩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对农业技术的推广都非常重视。韩国在“新村运动”的初期为了使新科技在农村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政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农村开办培训班, 举办农业科技知识讲座, 指导农民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业。为保证玉米杂交种的培育和推广,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开展玉米育种的基础理论研究;进行玉米品种资源的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制定严格的良种繁育管理制度和良种供应制度等。日本通过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 有计划、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法国注重为农业发展提供需要的耕作、收获等机械, 设法提高生产率。这些国家对农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视, 不但使农民具有了操作现代化设备的技术, 掌握了现代农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而且使农民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 革新了观念, 才有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革的成就。

(三) 充分发挥农民组织的作用

农村建设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依靠农民的主体力量是决定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新村运动”以后, 韩国农协通过开展各种业务如销售和供给业务、银行和贷款业务、保险业务和咨询服务等来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建设, 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展, 如今韩国99%的农户都是农协会员, 从而使“新村运动”最终转变为“民间主导型”的群众运动, 使“新村运动”具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日本在造村运动中形成了由三级农协集成的流通服务网络, 覆盖了整个日本农村。这些农协组织利用联合的力量, 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 如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信贷、技术经营指导等, 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瑞典全国共有各种各样合作社161个, 90%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瑞典市场上, 大约75%的农产品是由这些合作社提供的。这些农村合作社在国家政治上代表农民阶层, 维护农民权益;帮助农民解决了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问题;帮助农民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市场和技术信息;帮助推广农业科技和先进的农业技术, 培训农民技能等等。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也有着成熟的农民组织网络。

三、国外农村区域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欧美、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改革和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有效平衡了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在充分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 采取适当策略,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 政府大力倡导和推动农村区域建设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 一般农业和农村在发展上总是落后于工业和城市, 要改变这种不协调局面, 必须通过农村改革与农村建设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政府出面倡导与推动。政府对农村区域建设的倡导和推动作用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作好农村建设的规划者、启动者和引导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我国已经进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 到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阶段。因此, 政府首先要作为农村区域建设的规划者, 对农村建设必须有一个科学的长远的系统的规划, 明确每个阶段所要达到的目标, 例如刚刚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从全局上对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农村建设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规划,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和阶段性方案的制定。其次, 政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启动者, 农村建设的开始阶段往往困难多、阻力多, 需要政府坚决的推动。最后, 政府还承担农村区域建设的引导者和规范者的角色, 到了一定阶段, 政府需要适当放开, 让广大农民自己、农村基层组织成为农村改革和建设的主导力量, 政府只需要做好引导和规范工作。

(二) 发展区域化、专业化、产业化农业

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特点多种多样, 因此, 国外推行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的思路值得我国借鉴, 如: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引导农业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使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养殖业合理布局、平衡发展, 推行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 尤其是日本开展的“一村一品”运动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农村区域发展首先应当立足本地资源, 发展特色产品。千篇一律地发展是很难实现现代农业的, 必须以本地的自然资源为基础, 把农村的农特产品资源、文化资源、环境资源充分利用和挖掘出来, 并将之开发成本地特色产品, 逐渐形成本地的支柱产业。其次, 专业化农业、特色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产品生产达到一定规模时, 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就势在必然。在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良好的近郊农村, 应考虑与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对接,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有条件的农村可以考虑自建深加工企业, 延伸产业链条。只有把本地的农产品生产与机器大工业联系起来, 才能够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对于偏远地区, 由于远离市场, 受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制约, 一下子实现农产品加工的工业化相对比较困难, 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发展一点五次产业, 以手工为主对本地农产品进行粗加工, 走农产品差异化的道路。

(三) 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

农业生产、农业科技应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 归根结底, 要落在农民身上。因此,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是农村区域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当前,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 不仅影响了现代农业的建设, 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 成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提高农民素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 需要加强农民教育立法, 保障农民农村教育的实施。培养造就新型农民, 必须大力加强农民教育, 而农民教育能否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关键要有法制保障, 这就迫切需要对农民教育进行立法。其次, 国家在教育投资力度上应当适当向农村倾斜。当前, 农民教育的资金投入有很大的随意性、不稳定性, 投入严重不足, 办学条件十分落后, 既影响了教育效果, 也影响了农民学习的积极性。保障农民教育的经费, 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区域发展落后的问题。再次, 重视对农民的激励, 完善激励机制。激励对人的能力的发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缺乏激励机制, 我国农民对接受教育培训认识严重不到位, 积极性不高, 实践中需要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 以引导他们接受教育, 提高自觉性。要尊重农村实用人才, 满足他们物质、精神、发展等方面的迫切需要, 提升农村人才的社会地位, 才能实实在在地培养有技术的农民, 留住有能力的农民。

总之, 在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当中, 农村区域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美、英、日、韩等国家的乡村改造的实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 新农村建设也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在实践, 贵在创新。

参考文献

[1]郑新立.韩国“新村运动”启示录[J], 人民论坛, 2006 (2) .

[2]石田.国外加强农业教育与提高农民素质做法[J].世界农业, 1997 (2) .

[3]赵庆海, 费利群.国外乡村建设实践对我国的启示[J].城市问题, 2007 (2) .

[4]曲文, 俏陈磊.日本的造村运动及其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 世界农业2006 (7) .

小额农贷的经验借鉴及其启示 篇10

一、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现状

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农村信用社从2000年开始发放小额信用贷款和联户担保贷款, 对解决农民贷款难、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改进信用社业务经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小额农贷风险较为突出、逾期率偏高

首先, 小额农贷针对的群体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 而农业生产是一项季节性非常强的产业, 具有周期长、见效慢、对自然条件有较高的依附性等特征, 这些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小额农贷的风险相对比较高。

其次, 农作物价格季节性、地区性比较强, 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 加之农村人口没有固定收入来源, 经济基础薄弱, 以致缺乏还款能力, 还款预期难以把握, 屡屡造成贷款展期。

第三, 由于农村人口普遍文化程度不高, 对科技知识的了解相对缺乏, 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比较底, 产品落后, 缺乏市场竞争力, 由此, 小额农贷的还款率也受到了限制。

第四, 农村人口生产经营活动比较分散, 缺乏市场概念、市场信息, 从而造成生产经营活动“羊群效应”突出, 使得农业生产时常出现亏损。

2.小额农贷评级、授信政策执行不严

通常的贷款操作往往需要先对贷款方进行评级和审核, 但对于农户而言, 这样的操作却很难实现。首先, 农户一般没有建立家庭收支账务档案, 农村信用社对农户评级底细不清, 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存在着较大的主观盲目性和随意性, 导致小额农贷信用评定失实;其次, 由于评级过程充满了人为因素和客观难度, 这就导致无法对农户进行额度评定, 即使授予了额度也相应存在着盲目性与随意性。

3.小额农贷放款存在局限

一是小额农贷无法满足农户较大规模经营的资金需求。现行的小额农贷授信额度一般较小, 使众多有偿还能力的种植、养殖大户无法得到充足的信贷支持。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推行包放包收的贷款责任制, 实行与工资、奖金挂钩的信贷激励约束机制。这种机制虽然有利于小额农贷的实施, 但小额农贷管理难度大, 存在一定的风险, 也加重了信贷人员的“恐贷”心理。三是农村信用社被动地发放小额农贷, 其信贷杠杆调节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致使小额农户联保、信用贷款发展不平衡, 如小额农户联保贷款发展快、信用贷款发展慢。

综上所述, 为了解决目前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小额农贷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避免未来其他更多问题的发生, 必须在依靠农村信用社实施小额农贷的同时, 找到一种新型的小额农贷实施方案以填补农村信用社的覆盖盲区。[1]

二、对现行小额农贷模式的修正

现行的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发放的小额贷款不能够落实资金, 不是因为在实施小额农贷时缺乏资金, 而是因为农户对小额贷款需求的资金额度不一 (少则几十元, 多则上万元) 难于管理, 导致很多农村信用社对小额农贷的发放出现“畏难”思想, 不愿意发放贷款。所以, 必须对现行的小额贷款模式进行改革和完善, 促使农村信用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自愿下乡”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项目, 增加农户获得资金的渠道。[1]

1.对小额农贷的基本认识

现行的小额农贷模式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主要是因为在开展小额农贷业务的同时忽略了一些基本问题所致。

(1) 农村小额贷款资金需求额度广泛。

笔者在实施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的小额农贷过程中发现, 小额农贷涉及的农户家庭很广, 涉及贷款的额度少则几十元上百元, 多则一、两万元, 分布在农村的各个角落。因此就给农村信用社贷款管理人员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一个工作人员要负责几百甚至上千笔小额贷款, 使得信贷工作人员产生了“怕麻烦”的情绪, 索性不发放小额贷款。对于已经发放的贷款, 贷款工作人员也“马虎”管理, 贷款到期以后, 只要能按季付息就能使贷款延期。这就使得农村信用社等诸多金融机构虽然有大量的存款余额, 但面对小额农贷这样一项业务也只能望而却步。

(2) 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农业发展最主要的约束条件就是自然环境, 这使得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较高的风险性。但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已克服了季节性的约束, 在农产品市场上也能买到反季节的农产品。另外,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农产品的品种涵盖热带产品到寒带产品, 随着反季节产品的大量上市, 一方面, 使得地区性农产品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 导致价格下降;另一方面, 想要在农产品的经营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开发新产品。所以, 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 应当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 促使在农业生产中能够开发出适合于当地发展的农产品, 并尽量在出现自然灾害的时期, 减少农业生产的损失, 以确保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长效发展。

(3) 农村发展小额贷款应采用比商业信贷更灵活的操作方式。

由于农村人口的收入较低以及一些其它因素, 农村小额贷款的还款率难以得到保障。一方面, 基于农村人口自身条件的限制, 商业贷款的操作方式无法被普遍接受。因为使用商业贷款方式, 不论是向农村人口提供商业信用贷款还是商业抵押贷款, 审批手续的繁琐、贷款额度的评级等都会造成贷款效率低下、还款率低等不良结果。另一方面, 现行小额贷款只局限于农业生产方面, 没有涉及到农村居民从事第三产业的贷款项目。由于目前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 劳动力输出的方式并不是根本的解决方式, 所以, 应当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分流, 即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服务行业。在新兴小城镇, 应特别鼓励新迁入居民从事服务行业, 以提高其收入。

(4) 小额农贷发展之初不应以盈利为目的, 并需要国家扶持。

开展小额农贷的目的在于对农村的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进行扶持, 所以, 在发展之初不能将商业利益视为小额农贷的原则, 更应该把对农户的支持视为根本。然而, 正因为由农村信用社主导的小额农贷项目出现了许多不足之处, 才使得由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小额农贷的发展出现瓶颈, 以至于停滞不前。但是, 农村人口对小额贷款的需求并不因为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的停滞而减少。因此, 在诸多地区出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小额贷款机构, 这些机构虽然操作灵活, 贷款评级、审核程序较之农村信用社而言相对简便、效率更高, 但其贷款的利率往往高出农信社甚至城市商业信贷利率10多个百分点。这就不仅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 更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负担, 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发展。因此, 从目前农村的情况来看, 还是应采取以国家为主导的贷款机制。

(5) 在发展小额农贷的同时, 应指导农户向农业规模化生产发展。

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的目的在于为农村人口提供创业的资金,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增加农村人口收入。但是, 也应注意到, 城乡一体化建设不能单纯以扶持农村个体或个别单位为目的, 应当考虑整个农村产业, 加强农业生产规模化, 兴建农业科技园, 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 从根本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分流并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1]

2.基础种植生产的小额农贷方案设计

针对农村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目标、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质, 笔者设计了一种小额贷款方式:即基础种植生产小额农贷项目。

基础种植生产, 即指农户以家庭或个体为单位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设计这一贷款项目的目的在于扶持农户尽快提高收入, 为城镇建设的其他项目打好基础。具体操作要求如下:

(1) 贷款主体机构。基础种植生产贷款属于公益性质的贷款, 但又具有政策性, 所以发放贷款的主体机构应当脱离农村信用社背景。这是因为, 实现基础种植生产贷款项目是借鉴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设计。[4]因此, 在贷款主体设计时, 笔者建议:建立一个新的贷款机构, 由国家持股10%, 随着业务的发展, 逐步将农户吸纳为股东, 通过该贷款机构设立专项基金以补充农户的社会保障资金。也就是说, 随着机构对农户帮助的深入, 农户在实现收入增加之后如果贷款额度能够超过1万元, 该机构则会要求他每个月向自己的账户中存入200元, 那么10年之后就会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供其养老等用。格莱珉银行正是通过村民这样的存款, 增加了银行的信贷资金, 而存款村民则通过此举成为了银行的股东, 退休生活得到了保障。

(2) 贷款对象。基础种植生产贷款项目主要是针对农村居民以及从农村迁往新城镇的居民。其目的在于:对于农村居民而言, 通过贷款项目保障其在耕种期的生产经营周期实现顺利周转, 进而提高收入、增加生活保障;对于迁往新城镇的居民而言, 一方面, 保障了其原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 对失地农户自谋职业实行了扶持。

(3) 额度及利率设计。由于农户在从事基础种植生产时, 所需要的资金往往很少, 因此, 对于这部分贷款, 应按照农户的年收入的差别将农户的贷款分为若干等级, 第一等级为1000元以下 (含1000元) , 每增加2000元额度就依次提升一个等级;对于超过3万元的贷款则应按照现有的商业抵押贷款模式进行操作。即年利率有3种:生产收入贷款 (利息率为20%) 、住房贷款 (利息率为8%) 、为子女提供高等教育贷款 (利息率为5%) 。所有的贷款都是简单的利息, 根据负债递减的方式计息。每笔贷款期限为一年, 还款时间以周为单位, 也就是说, 一笔贷款在一年内将分为52次归还。在遇到特殊情况时, 如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或个人原因无法按时还款时, 还款期限可以顺延, 但不会免责。这样做, 一方面, 不会增加借款者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 也为借款者按时、足额还款提供了保障。[4]

(4) 贷款、追索方式以及坏账处理。由于基础种植生产贷款属于政策性扶持贷款, 所以, 该项目采取无担保、无抵押、无追索形式的贷款。随着贷款者自身的努力和发展, 其所需的贷款额度会随着还款能力和发展需要相应增加或在原有额度上进行相应调整;随着贷款额度的增加, 还款时间也会根据贷款人的还款能力进行相应调整, 但是, 不论出现任何情况, 还款人的还款责任都不会被免除。如果一笔贷款未能按时付清, 即被归入一个特殊贷款项目——“弹性贷款” (即在第一年度末要计提50%的坏账准备金, 第二年度预提100%的坏帐准备金, 至第三年末, 即使贷款的分期还款还在继续, 也将被作为坏账注销) 。[4]

(5) 风险防范。对于基础种植生产贷款项目而言, 农户获得的贷款无须任何抵押, 这是因为要贷款的村民能够作为抵押的物品很少, 甚至可以说没有“合格”的抵押品, 所以, 只能凭借对这些村民的信任发放贷款。但是, 这种信任依然是有条件的。村民要想获得贷款, 首先, 必须加入五人贷款互助小组, 组员全是需要获得贷款的村民, 这五人相互帮助, 共同进退;其次, 组员必须全部参加信贷工作人员组织的义务培训, 了解贷款要求、流程及一切相关事宜, 并参加“考试”;第三, 组员考试均合格后, 便能获得所需额度的贷款, 但组员在使用贷款的同时还需相互支持, 如果某一组员无法按时归还贷款, 那么, 其他组员有义务提供帮助, 否则该组将无法获得新的贷款。此外, 如果互助组成员每次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归还全部贷款, 那么, 该组的贷款额度将可以逐次扩大, 实现升级, 以此类推, 直至组员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 能够不再依靠贷款而自立生产、经营。[4]

三、相关政策建议

1.以法律为先导, 保障贷款项目的成立和顺利周转

从法律的层面上讲, 应当对如何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给出一个总体的要求, 建立一个地方性法规, 规范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的行为, 以切实保障城乡居民以及农户的利益。

另外, 法律是人们参与金融活动的一个准则, 一切金融活动都应该在现行的金融法规中进行。目前, 虽然有许多关于改善农村小额贷款的方案, 但大多都是处于现行金融法规所允许的范围之外, 因而导致这些方案难于实施, 甚至只能处于纸上探讨。笔者所建议设立的这一农业基础种植生产贷款项目也有部分操作规则处于现行金融法规之外, 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难以解决, 因此, 急需出台一个有关小额贷款的地方性法规, 以利于小额贷款的开展。

2.通过政策宣传, 促使农户对贷款产生信心

过去, 农户取得贷款难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资产的安全性”上, 即贷款机构 (农村信用合作社) 担心由于农产品利润低, 风险较大, 贷款无法按期收回而“慎贷”;农户自身也缺乏扩大生产规模的意识, 缺乏贷款经营的动机。因此, 应当加强对农户的经营培训, 依托当地农产品科研机构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 使农户具有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对还款充满信心, 并通过适当的政策扶持促使农户产生贷款需求。

3.关于规模化生产

结合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情况, 首先, 应建立实现规模化生产、经营农产品的一个企业平台, 即农业生产应在政府的指导下以村镇或集体为单位建立农产品生产、深加工为主的小型企业。企业建立的目的, 一方面, 可以对农户的农产品按照市场价格进行集中收购, 并进行深加工, 增加附加值;另一方面, 依托省内各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开发高产、高质量、能够被消费者广泛接受的新产品, 实现农产品升级。

农产品规模化生产抵押贷款项目所需金额相对较大, 因而需要专业机构发放商业贷款, 不仅要依托农村信用社, 更要引进其他金融机构参与其中。由此, 笔者认为, 还需借鉴美国SBA (Ben R. Craig, and William E. Jackson III, 2005) 贷款模式, [8]建立我国的农产品规模化生产企业专项贷款项目。

参考文献

[1][2][3]李超民.美国当代的“青苗法”:商品信贷公司[J].世界经济文汇, 2000, (05) .

[4][5][6][7]穆罕默德.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A].生活.读书.新知[C].三联出版社, 2006.

台湾保险反欺诈经验与启示 篇11

（一）机构设置

台湾保险反欺诈机构主要涉及两种模式：一是政府跨部门成立的特别专案组，另一种是由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几种机构共同组建的专业服务机构。在台湾，与保险犯罪惩防直接相关的部门主要有4个：法务部检察署、调查局、金管会、内政部警政署。在四部门的框架下，2002年台湾行政院为推动金融改革，成立金融改革专案小组下设金融犯罪查缉分组，由检察署、警政署、调查局及金管会检查局指派专人为联络人组成金融犯罪查缉分组。2002年6月至2004年11月，查缉分组向司法机关移送证券、保险犯罪案件共计203件，银行犯罪案件154件。此外，2004年1月由政府主导，产寿险业公会及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共同推动成立财团法人保险犯罪防制中心，董事会成员由来自保险局、产寿险公会、检察署、警政署及学术界代表组成；经费来源于保险公司、产寿险公会和保险发展基金等各方捐助，而非纳税人。

（二）法制建设

一是加重保险犯罪刑责和确立财产追索权。为规避保险犯罪罚责轻、违法犯罪成本低的法律风险，2002年，行政院金融犯罪查缉小组建议修订了包括保险法在内的七部金融类专业法律。其修订重点是提高金融犯罪刑责和追索最终受益人非法所得。二是立法规定法院专庭办理保险犯罪案件。台湾在保险法中明文规定了法院为审理违反保险法的犯罪案件设立专业法庭或指定专人办理，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专案打击保险犯罪。三是保险局修订了相关法案。规定重大弊案爆发前，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条件下的财产转移行为无效或可以撤销，经过一系列完整的立法、修法程序，健全了保险犯罪查缉的法制体系，提升了法庭审理效能，为打击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专庭办案和多层磋商结合的联合办案机制

法务部设立专庭审理重大金融犯罪案件是台湾金融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其目的旨在加快案件审理速度，提高办案效率。检察署所辖侦查经济犯罪中心下设金融犯罪查缉督导小组，负责专庭审理或专人办理保险犯罪案件。还有由专家、金融监管部门等各方面力量组成的咨询协调委员会提供咨讯、政策建议等支持。

多层磋商的办案制度具体实施情况是：侦办保险重大欺诈案件时，保险局负责督导保险犯罪防制中心召集相关保险机构提前部署配合工作，同时由保险局整合行业资源增援侦查工作的证据搜集、调查工作。针对保险业重大或特殊案件，检察署金融犯罪查缉督导小组，会同保险局、调查局及保险行业专业人员共同研讨案件，展开调查、取证，或督导与协助所属各级法院察署侦查，并列管保险犯罪重大案件。对于检察署列管的由地方检察署办理的重大案件，地方检察署成立专案侦办小组，并指派业务骨干专职查办。

（四）联系机制

由法务部调查局成立经济犯罪防制执行公报，定期召集包括保险局在内的各相关单位，策划、督导各机关在犯罪预防工作方面的相关事宜。同时，执行公报还着眼于通报犯罪活动变化，机动召集各单位研讨保险违法犯罪新趋势、案情新特点，强化会晤联系机制的预警作用和为检控机关侦办犯罪提供业务咨询。仅2006年，调查局经济犯罪执行公报就召开5次反诈骗联防平台会议，利用跨部门力量，共筑电信监理、金融管理、预防宣传、法规制定、警政侦查等多道防线，2006年较2005年欺诈案件发生率下降了4.23%。

台湾保险反欺诈的主要特点

台湾保险欺诈犯罪防治工作基于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从重惩治，惩治于既然；二是综合治理，防范于未然。其主要特点是：

（一）风险识别的广泛运用

风险识别是金融监管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将风险识别方法广泛运用于防治保险犯罪全过程，风险识别的主体包括保险公司、监管机关和行业公会，体现了犯罪防治的新趋势，实现了风险识别范围的全覆盖。

保险公司对高风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采取更严格的核保、核赔的措施。对高额保单（大额交易）、风险较大的险种以及特殊客户都采用更严格的核保程序，多数保险公司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骗保风险识别措施，一是明确了犯罪高风险地域、高风险行业及高风险产品的标准。二是自主加入行业公会的通报系统中。三是建立了核保核赔的审批程序，根据风险程度决定审批权限。

纳入寿险公会建立的核保通报制度有三种：一是人寿保险及伤害保险高保额通报，通报标准为累计危险保额三百万元新台币以上。二是日额型疾病医疗险及意外医疗险高保额通报，疾病医疗险通报标准为累计危险保额住院日额两千元新台币以上，意外医疗险通报标准为累计危险保额住院日额两千元新台币以上。三是十四岁以下儿童保单建立核保及理赔通报系统。

产险公会建立的核保通报系统，通报内容包含十四岁以下儿童保单通报及伤害保险高保额通报，并与寿险公会完成数据共享。保险公司也可透过线上即时查询保户的投保情况。

理赔通报窗口，是在产寿险公会及各保险公司设立窗口，以专人专线建立理赔查询机制，保险公司对于申请理赔案件，发现有疑似保险诈欺时，即时通报公会，并适时与司法单位联系，信息实时与保险犯罪防制中心相连结。

同时，保险局会同有关部门对与保险犯罪密切相关行业进行检查评估，对相关机构进行清理。如2006年健保局查核违规医疗机构，共检查了1382家机构，针对保险金和健保金同时诈骗的特点，对假住院及住院异常、异常刷IC卡、费用申报异常3项重点检查，共访查270家医疗机构，查涉违规200家，追扣罚金3，819万元新台币。保险犯罪防制中心正在努力建立可疑保户或医院等黑名单，用以破除恶意诈骗保险金的集团。

（二）灵活有序的组织框架

台湾保险犯罪防治机构的组织特点是：政府主导与民间组织相结合；行政检查与司法调查相结合；执法工作闪电战与防控工作持久战相结合；专人联络与专案合署办公相结合。金融犯罪查缉分组联络人加强了保险犯罪案件通报联系和查缉，加强国际司法互助和专家协作，有效提高了案件侦破率和结案率。通过各职能部门兵分几路共同参与检调的模式，充分发挥了各机构的优势，有效打击保险犯罪。在名车谎报失窃案、诱杀贫妇诈保案等行动中，金管会和调查局及其他机关调派相当专业人员进驻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与检察官合署办公，增援重大案件的公诉工作。保险犯罪防制中心在研究保险犯罪理论、举报投诉重大案件、建立保险犯罪防制资料库、加强消费者教育、协调沟通警检调机关及海基会联系等多项工作中发挥了长效机制。

（三）信息引导侦查的犯罪情报系统

在台湾保险犯罪防治体系中，基于信息平台的案件通报查询系统起发挥了数据汇总、及时预警和证据支持的功能。在金融犯罪查缉小组联络人的基础上，台湾逐步建立保险犯罪案件连线查询系统。如2002年，寿险公会率先向法务部提供信息支持，提供包括寿险及伤害险高保额保单、违反告知解约保单的查询，供法务部犯罪侦查，大大提高了侦破时效。财团法人保险犯罪防制中心成立后，从2006年起，逐步建立与产险公会、寿险公会、消防署数据对接系统，完成了包括保险理赔通报系统、失窃车辆车籍异动登记系统、火险资料库等多个信息平台的建设。目前保险犯罪防制中心还建立了疑似保险犯罪资料库总归户查询系统，在检警消等单位侦办保险犯罪案件时，可通过系统函查被保险人投保资料和理赔记录等详细资料，为取证、公诉等司法工作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

（四）反应迅速的案件报告制度

保险犯罪防治中心在处理疑似保险犯罪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顺畅、行之有效的案件报告制度。当保险公司发现一件保险理赔案具有保险犯罪特征时，可以将有关材料提交保险犯罪防制中心申请委托，中心经初审确定接受案件委托后，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案件报告，一是向检警单位进行举发报告，并参与进一步证据搜集举证工作；二是可向中心内部咨询委员会开会研究并提出建议方案，视决议进行举发报告。内部咨询委员会通常由刑侦、消防、保险监理、理赔、鉴证专家共同组成。

（五）融合力量的一体化行动

无论在打击犯罪还是犯罪预防过程中，多方力量均众志成城，共同完成目标。在打击行动中，注重形成打击合力，保险犯罪在台湾属“白领犯罪”，隐案多、手段不断翻新，有的案件不仅涉及的金融犯罪还涉及刑事犯罪、贪污弊案、黑金犯罪等，打击犯罪工作离不开各部门协作配合。各部门在联席会晤、信息传递、线索协查、案件移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如2005年10月，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刑事警察局、调查局南机组、金管会保险局、保险犯罪防制中心联合督办，协调台南市警察局、台南市调查局、高雄港务局、台南县永康分局联合组成专案小组，共同破获了温氏家族医疗保险诈骗案件，一举抓获温氏兄弟为首的32人，一个犯案长达10年的投保人与医务人员勾结共同骗取保险赔偿的保险诈骗集团告破。

金融监管部门通过与司法部门、行业组织之间开展广泛、密切的合作，惩防保险领域违法犯罪的相关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如金融监管部门在修订保险法时，吸收了法务部关于加重犯罪成本、处置非法所得的意见，得到了行业公会、保险机构等业界的密切合作，使得保险法在量刑等方面实施能够切实符合时代需要并顺利推广。

对内地保险业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的共同打击保险犯罪框架

目前，中国保监会已与公安部建立良好的部际沟通机制，可在此基础扩大沟通机制范围，按照“统筹协调、明晰分工、共同推进”的原则，将检察、司法、消防、税务、工商、卫生、外交等部门逐步纳入此保险犯罪防治框架，确定工作重点，合力推动保险犯罪防治工作。近期可在此框架下设一个打击保险犯罪特别行动小组，定期召开部际联席会，保监会就具体问题与各部门磋商，确保各项措施的实施效率，强化法律效力。可建立定期由公安等部门召集“反诈骗”部际联席会议，结合多方力量共筑反欺诈防线。在将来联合督办案件过程中，保监会稽查局可向公安、检察部门临时派驻专人协助案件侦查，为举证、公诉工作提供专业支持和沟通协调发挥作用。

（二）建立保险犯罪专业数据库尽快实现信息共享

建立保险犯罪专业数据库，将有助于解决保险公司在核保核赔过程中与投保人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的问题。台湾经验表明，强大的保险犯罪案件数据库是构建严密犯罪防治体系的必要基础。目前我国尚没有专业保险犯罪案件数据库，各类保险信息数据开放程度低，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部门和机构中，使信息缺乏透明度。功能完善的数据库是建立保险犯罪防治体系必备的基础设施。建议一方面要鼓励保险机构注重自身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可在现有保险行业协会的车险数据平台基础上，将功能扩展到保险反欺诈方面，从而将简单的技术平台发展为可防控犯罪特别是保险诈骗的平台。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中的部分内容提供给保险机构或与保险机构共享，促进保险行业打击犯罪能力提升。

（三）成立保险犯罪防治专业组织

目前，各保险公司在防治保险欺诈工作上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有些公司即使与当地检察、公安机关联合成立各类“保险鉴定中心”等，也受专业和技术条件限制及法律质疑。这一状况严重影响我国保险反欺诈工作的效率，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防治保险犯罪的需要，成立全国或地区性的保险犯罪防治组织迫在眉睫。结合我国实际，可在保监会的领导下，由保险学会或行业协会牵头，各保险公司出资，公安、检察参与，选聘专家成立保险犯罪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应承担搭建宣传平台、协助案件侦查、对案件进行总结分析，掌握犯罪动向，了解作案手法，帮助公司改进业务流程的功能。

（四）逐步建立保险反欺诈情报系统

目前稽查局已就保险司法案件报告制度下发通知，正逐步建立可控可防、惩防结合的案件报告机制。在今后的工作中，可将此机制运用到保险反欺诈工作中来，规范保险公司疑似欺诈案件报告行为，保险公司在报告司法案件同时定期向保监会信息系统报告高额、疑似交易及保单报表（可参照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建立核保理赔通报机制。公司设立专门岗位，明确专人负责疑似欺诈报告工作。同时，保险机构应制定反欺诈报告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向中国保监会报备。

（五）加强保险反欺诈的交流与合作

美国风险投资经验及其启示 篇12

一、我国风险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缺少优质种子项目源。

项目源的内容受到风险投资时间的影响因素比较大, 风险投资的前期一般选择处于萌芽阶段的企业, 而后随着投资发展, 项目源的风险系数也就随着投资发展阶段的发展而降低, 如果项目源在进入成长期和发展期后, 他们的风险因素就会降低, 风险投资的风险系数也就会降低, 但是项目源对风险投资的需求也就变弱。因此, 纵观项目源发展阶段分析, 风险投资应该关注优质种子源项目。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观念的影响风险投资不愿意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种子项目源, 因为种子期项目的风险系数要高于任何一项投资, 风险投资结构不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同时, 种子期项目企业也不愿意承担风险投资的高收益, 再加上政府部门对种子期项目的关注程度不高, 政府没有履行其义务。

(二) 政府部门干预程度比较高。

目前, 政府部门一直承担者计划经济的职能, 其没有根据市场经济的变化及时转变自身的管理观念, 政府部门在我国的风险投资中占有主要的地位, 我国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也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的专项资金中, 而一些个人、企业在风险投资比例中的比例非常的少, 结果导致社会其他一些社会组织失去对风险投资的积极性。同时, 政府的过多干预也会导致风险投资行为的价值扭曲, 比如一些正规的风险机构根据市场规律经过社会研究调查选中的投资项目, 可能因为政府部门的干预导致投资行为发生变化, 相反一些没有发展前景、收益率不高的项目可能因为由政府部门的保护使其得到风险投资, 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风险投资机构不能获得收益, 甚至会导致风险机构的投资风险无限增大。

(三) 缺乏风险投资人才。

风险投资行为的成果需要风险投资机构分析投资项目, 考量其是否会为投资行为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而所有的市场考察以及风险投资决策都需要具有风险投资管理经验的人才来决定与执行。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起步比较晚, 关于风险投资经验的专门人员数量比较少, 由于是具有管理经验的风险投资人才更是缺乏, 虽然有些风险投资人具有很高的学历, 并且他们也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 但是他们的实践经验却不高, 他们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还不高;有的人才他们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多年的实践经验, 但是他们往往缺乏创新性的投资意识, 他们没有一种超前的投资意识, 结果导致企业的投资行为常常会因为投资决策、投资手段等原因导致风险投资的失败。

(四) 风险投资缺乏法律法规保障。

虽然我国已经进入法治国家, 我国的风险投资也已经进行了多年, 并且又具有了丰富的管理约束制度, 但是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到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出台, 虽然一些法律也提出了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行为, 但是其在具体的操作流程上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应, 同时我国的税收法律关于风险投资的规定也不全面, 比如国家为了鼓励风险投资行为在税收方面给予了许多的税收照顾, 但是具体到税收环节却没有明确的说明。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保障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个体、企业对风险投资的资金注入, 使得风险投资的风险系数变大, 导致投资者对投资行为的安全性没有足够的信心。

(五) 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存在缺陷, 投资很难变现。

虽然风险投资退出渠道有首次公开发行 (IPO) 、公司或创业家本人回购、第三方收购、清算, 但是首次公开发行却被国际上认为是最理想的风险投资退出渠道, 也是风险投资机构所要达到的目标, 而我国的风险退出渠道却主要集中在并购和股权回购, 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缺陷, 造成原因主要是:一是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 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还存在功能缺陷;二是我国的首次公开发行的条件设置比较高, 一些企业很难达到条件要求, 同时我国的股票市场制度还不健全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六) 传统观念与风险投资发展存在冲突。

由于我国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企业一般不愿意使用风险投资, 认为风险投资的高回报影响了企业的整体经济利益, 而风险投资追求的是高经济回报,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风险投资机构是不可能对其进行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决定风险投资时需要了解企业的管理模式、财务状况等, 而企业由于受到家族式管理思想的影响, 他们不愿意向风险投资机构公开企业的财务等信息, 结果会导致企业的传统观念与风险投资行为发生冲突。

二、美国风险投资可供借鉴的经验

美国为最早发展风险投资的国家, 其在运用风险投资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并且风险投资为美国创造了很多的著名企业, 因此为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 我们应该积极地借鉴美国的风险投资经验, 将美国的丰富经验联系我国的实际国情进行深入分析与参考。

(一) 政府鼓励扶持但不过多干涉。

美国在风险投资创立初期阶段就认识到了政府扶持政策的重要性, 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风险投资的政策, 同时美国政府也通过政府鼓励的形式引导社会各个主体参与到风险投资。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积极地为风险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美国却没有直接参与风险投资管理而是通过政府的整体把握, 通过市场的调节因素激发投资者的投资兴趣, 比如政府可以利用风险投资高收益的特征诱惑投资者或者美国政府通过制度约束企业改善内部管理制度、将风险投资的风险系数在管理层面上降到最低, 同时也在外部积极地为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美国是一个具有完善法制的国家, 设有具有世界上最为健全的法律。美国的《小企业投资法》为风险投资提供了重要的法制基础, 它对规范风险投资行为指明了法律保障。美国也非常重视关于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立法保护, 美国强调利用法律保护与监督风险投资, 将风险投资放置于法律的监管之下。

(三) 给予税收优惠政策。

美国政府在税务方面的制度非常的健全, 尤其是关于对企业税收的政策其给予了相当多的优惠, 比如美国为鼓励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发展, 其给予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人相当大的优惠政策, 其不仅可以获得政府低息的贷款, 还能在税收方面给予必要的减免。同时, 美国政策在不断地根据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现状不断地调整税收政策, 以此鼓励中小风险投资企业, 属于中小风险投资企业的其风险投资金额的60%不用交税, 而剩下的则可以减半。

(四) NASDAQ市场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了强大支持。

可以说美国的科技发展离不开NASDAQ市场, 美国许多大型企业的发展都是在NASDAQ市场发展而来的, 比如苹果公司、微软企业等科技型企业都是依靠NASDAQ市场环境逐步发展的。目前, NASDAQ市场被世界看作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基地, 通过NASDAQ市场的培育可以提高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步伐, 因此NASDAQ市场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证券交易市场, NASDAQ市场为美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五) 文化教育方面。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这样的民族特性决定了美国在传统文化上具有冒险精神, 美国文化强调冒险, 美国敢于追求刺激, 勇于开拓进取, 除了具有以上的传统文化外, 美国还鼓励创新、冒险, 允许人们失败, 正是因为允许人们失败才会形成以硅谷为代表的创新文化产业, 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三、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策略阐述

(一) 转变政府投资角色, 拓宽风险资本来源渠道。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 所以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风险投资中政府部门应该及时转变观念由现在的投资主体转变为引导作用, 因为从风险投资发展的长远目标看政府部门应该发挥其引导作用, 而不能一味地追求领导风险投资, 因为我国是市场经济, 风险投资属于市场行为, 因此应该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 政府部门对风险投资进行必要的资金注入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政府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 而是应该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风险投资, 通过政府行为激发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到风险投资中, 政府部门要通过政策制度拓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 鼓励多种形式的风险投资。总之, 政府部门要改变传统的观念, 要站在宏观角度解决风险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 实现风险投资的市场化运作。

(二) 完善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

风险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因此为维护风险投资者的权利, 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 需要国家政府部门加大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制定, 完善风险投资法律环境氛围, 使风险投资有明确的法律保护, 风险投资环节操作可以根据具体的法律进行, 以此降低法律风险, 使得风险投资行为得到法律的准确保护;同时, 政府部门也要完善税法中关于风险投资的具体规定, 严格规范税收原则, 积极构建配套的风险投资税收设施, 保证税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优惠政策落实到实处, 并且将国家的税收照顾给予制度化规定。

(三) 培育风险投资人才。

管理人才对风险投资企业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风险投资人员在投资机构的组织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因此, 培育优秀的风险投资人才是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重要条件。

1、加大高校培养风险投资专业人才的力度。

高校相应的专业教育要及时联系世界风险投资的最新理论动态, 培养具有丰富理论知识的学生, 让学生通过一定的锻炼提高他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 同时高校也要开展社会实践课, 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

2、建立人才互动机制, 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

社会要通过激励政策加大对风险投资人才的吸引, 鼓励具有丰富管理经验或者高学历的人才投入到风险投资工作中, 社会要为风险投资人才提供发展平台, 对于他们的工作成果要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支持, 鼓励他们创新。

3、加大引进国外风险投资人才力度。

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国外的风险投资人才到我国参加工作, 以及通过他们的工作经验提高我国风险投资工作质量, 丰富我国的风险投资经验, 同时鼓励我国风险投资机构与国外机构合作, 通过合作提高我国的风险投资经验, 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提供人才培训教育。

4、积极发挥外资在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中的作用。

外国风险投资基金企业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以及丰富的管理经验, 因此我国政府部门要制度相应的鼓励政策吸引国外风险投资机构来华进行风险投资业务。可以积极鼓励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开展与国外风险企业的合作机制, 通过合作提高我国的风险投资经验以及提高我国风险投资企业利用与外资企业合作的机会打开外国市场的机会, 促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同时要保护外国风险机构的合法权益, 允许国外企业通过合法途径将获得的正常利润转移到国外;政府部门要转变意识, 提高对外资企业的服务意识, 通过优化环境, 提高国外企业对我国的投资力度, 以此发挥外国企业的风险资金优势提高我国企业的发展。

5、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的目的就是让风险投资人获得丰厚的利润, 因此风险投资的完成也要围绕经济利益而开展。经济利润的实现是以风险投资推出机制为终结的, 只有风险投资资金在风险投资中推出后, 才可以保障其经济利润的实现, 因此风险资金推出环节是风险投资体系最为重要的步骤。因此, 建立有效地退出机制是完善风险投资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创业板市场是目前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广泛选择的推出渠道, 因为创业板对企业的要求相对比较低, 它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资本的有效平台, 因此风险投资可以借助此平台可以其盈利目的后通过股权交易实现风险投资的资本回收, 创业板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并且其随着风险投资机制的不断完善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1]刘文国.风险投资机制与风险投资保险基金研究.企业经济, 2009.3.

[2]陈洋帆.国际风险投资与其对中国风险投资的启发.财经界 (学术版) , 2013.12.

[3]陈丽娟.论国外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我国发展风险投资业的启示.东西南北·教育观察, 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