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政（共10篇）
中国党政 篇1
党政军群企事业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都属于公权力部门这个范畴。父亲曾经担任过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总人数是33,占总比例是15.6%,绝大多数(21人)是基层干部。其中只有两名企业家的父亲可以被算作是高级干部:一位是荣智健,另一位是王健林。
伴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的腾飞,一批超级富豪也逐渐壮大。从经济角度来说,《福布斯》2010年的全球富豪榜曾估测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列全球第二,仅低于美国。如果说这算是一种“荣光”的话,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人的评价却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他们大多是“官商勾结”的暴发户;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富豪们“艰苦的创业经历”顶礼膜拜。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的超级富豪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选择的富豪来自:在“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主榜上从2003到2012年,所有曾经在胡润或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出现过的有效个案数,合计211个。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53岁,绝大部分是男性。我们区分了“先驱”和“后来者”,分别指的是1992年之前和之后创业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先驱”还是“后来者”,他们创业的年龄均值都很年轻,分别是29岁和32岁。
海外关系与“倒爷”
在所有的女富豪中,秀丽·好肯(Xiuli Hawken)的名字最为特殊。秀丽·好肯本名戴秀丽,与英国丈夫结婚后随丈夫改姓Hawken。她的故事其实本质上与张茵类似。但她显眼的姓氏尤其提示我们注意到海外关系在富豪致富中的作用。
那些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企业家都被从数据库中排除了出去。然而,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上榜富豪实际上拥有的已经不是大陆身份。这方面的数据搜集异常的困难,而且肯定只能做到对“已公开”的情况的分析。
据公开的材料,在211名被调查企业家中,至少已经有46名企业家不是中国大陆身份,占到了21.8%。这当然只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而且并不包含他们直系亲属(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国籍情况。即便如此,这个比例也高得令人吃惊。其他学者或观察家对中国富人海外移民规模的推测则要更为惊人。
一些富豪乐于公开自己的外籍身份甚至深受其益(尤其是华人华侨的身份所带来的便利,比如黄世再),另一些富豪的“海外身份”的曝光则非常的戏剧化,且往往引发激烈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许多富豪的海外关系都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大多数公开的版本都很类似:一个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跑到海外(非法的或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并在若干次失败和成功之后站稳了脚跟。这些人出境的方式如何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沿海地区与境外的联系和走动就很频繁。真正有意思的是通过利用海外关系发家,是中国富豪相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富豪们的另外一大“特色”。
富豪们“拼爹”吗?
一些企业家将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庭的教导,尤其是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或者父母职业对他们的潜移默化。而他们的父母大多数是教师、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以及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
私营企业主单独被作为一个类别。当初创建这个类别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反映第二代企业家的父辈的职业。但在数据收集之后,笔者却惊诧地发现,有不少被认为是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的父亲也是成功的商人。
其中不少人实际上是与其父共同创业(比如姚巨货、姚俊良父子、潘政民、吴春媛夫妇与潘的父亲)。有一些则是在自己开始创业之前,其父亲就通过非正规市场或地下经济为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如魏建军、黄茂如家族),也直接对子女的商业行为产生了影响(比如戴皓、何巧女),还有人则从家族企业创办伊始就担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最终在父辈隐退之后成为企业的“掌门人”(比如马建荣)。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第一代企业家中的第二代”。他们与那些靠遗产继承成为富豪的“第二代”的区别是,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自己获得的,属于“创业”的一代而不是“守业”的一代。
党政军群企事业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都属于公权力部门这个范畴。父亲曾经担任过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总人数是33,占总比例是15.6%,其中绝大多数(21人)是基层干部。其中只有两名企业家的父亲可以被算作是高级干部:恰好一名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后代荣智健,另一位是所谓的“红色贵族”王健林。荣智健父亲荣毅仁曾于1993到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王健林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爷爷辈的塞翁失马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私营企业主的祖父辈都曾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从事商业活动,只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引入,他们的私营经济活动被中断了,成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经理人甚至“普通群众”,有的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中国,尤具是对那些在民国时期曾是显赫家族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说,特殊的家庭背景或早或晚地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压迫甚至灾难;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被中断”的背景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
大量公开的报道显示,未上榜的富豪还有很多(比如王光英家族、王征家族)。此外,虽然有一些人的祖父辈并没有荣氏家族那样显赫,但在1949年之前,也仍然属于富裕家庭。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故事可能要数陈丽华。
满族人陈丽华,是正黄旗后裔,但读到高中便因家境贫困而被迫辍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宗庆后的故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别:民国时期非共产党背景的公务员家庭。宗庆后的爷爷是张作霖的财政部长。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过职员。1949年后,家庭非常贫困,父亲找不到工作,全家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宗庆后到一个农场工作,一直到1978年,33岁的他才回到省会,在一家校办企业做销售员。1987年,宗庆后带着两名退休老师,靠着“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这才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运良-华丰集团董事长任运良。
通过上大学进入体制内
本科专业与初始职业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得到解释。事实上,本科所学专业与创始部门之间的关联,即便是“强关联”,很多情况下毋宁说是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之间的强关联;而创业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往往与创业的部门之间存在强关联。
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尤其是体制内工作,对于创业路径有很大重要性。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对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是什么而言,有着显著区别。
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体制内”的,绝大多数都有大学或大专学历。比如,“事业机关”下海的24人,几乎全部拥有大学或大专文凭(23人);有26人创业前在党政军群机关工作,其中18人上过大学或大专,占69.2%;42人在国有企业工作,30人接受过大学或大专教育(71.4%)一一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则发现,其中12名没有大学或大专文凭的,均为蓝领工人。此外,创业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9人,8人有大学或大专文凭(其实甚至包括博士);在自己家族企业工作的4人,有2人也是如此。另外还有6人是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创业(或海外毕业)。
政治资本的作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在哪里?
笔者考察了企业家在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的情况。党政军群组织26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42人,事业单位24人。这三类人的工作单位可以被认为是“体制内”,合计占到了总人数的43.6%。从这些单位辞职去创业,也就是所谓的“下海”。集体企业或机构32人,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9人,私营企业主自身的企业(一般家族企业为多)4人,其他私营企业或机构12人,个体工商户50人,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6人。虽然集体企业带有一定的“体制内”色彩,但在1980年代之后实际上已经很多被“承包”出去,或者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同后面的五个范畴一样被视为“体制外”工作,它们合计占到了总体的56.4%。
如果按照“先驱”和“后来者”区分的话,则在“先驱”中,“下海”的人数有57,占“先驱”总人数的39.6%;而“后来者”中“下海”的有35人,占57.4%。“下海”者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里面的差别,主要来自于1992年之后,从国有企业“下海”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将近翻了一番(从16.7%到29.5%)。此外,笔者发现,1992年之后,从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离职自主创业的比例,“后来者”(11.5%)明显高于“先驱”(1.4%)。而“先驱”中从集体企业(19.4%)或个体工商户(31.3%)创业的比例,则明显高于他们在“后来者”中的同类(分别为6.6%和8.2%)。“先驱”与“后来者”之间的差别,是整个中国私营经济创业环境变化的反映。
笔者统计的仅仅是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因此对“下海”人数的估计可能比实际要少。一些人先是从政府部门辞职,但在自己创业做“雇主”之前,曾经有过给其他私营企业做“雇员”的经历,甚至一直做到了企业的中层甚至高层,然后再自己创业。比如丁磊。他在199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之后,先是于1993年到1995年之间在浙江省宁波市电信局工作。1995年辞职,到1996年一直就职于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至1997年就职于广州飞捷公司,一直到1997年6月才创办自己的企业——网易公司。李宁同样也是如此。
下海前富豪的官有多大?
笔者统计了“体制内”出身的创业者的行政级别。只有党政军群组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工作人员可能会有行政级别,但这些单位中的“非行政人员”则没有。村干部也没有行政级别,但被操作化为“普通干部”从而与普通教师、医生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区别开来。
没有一人是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只有两人是(副)厅级。其中一人来自党政部门,即叶澄海。但他的“下海”属于被迫。叶澄海是原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副市长。他一开始仕途平顺,39岁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1984年9月,正当仕途春风得意之时,因故被调到湖南省郴州地区任经委副主任,担任一个副处级的闲职。1985年,42岁的叶澄海毅然辞职下海,弃政从商。1986年,他在深圳先后创办丝绸服装厂、生产验钞机的电子厂开始了自己的致富之路。
另一位副厅级干部来自国有企业,即黄宏生。黄宏生1976年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专业是无线电工程。毕业后,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3年后,28岁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副厅级待遇。人生和事业都进入春风得意的阶段。但1987年春,在同事的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下海”,追寻他的商业梦。
处级干部也仅有6人,分别是王健林、卢志强、黄怒波、韩敬远、许家印、寿柏年。前面三人属于党政机关下海。其中王健林15岁即入伍参军,并且在28岁就成为了一名正团职干部。1987年中国军队大裁军,王健林转业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一家负债149万元的国有住宅开发公司濒临破产,区政府向全区公开招人“承包”。王健林成为这家国有住宅开发公司经理。1992年8月,王健林争取到了企业改制的机会,这家“国有公司”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万达)。卢志强在1980年3月到1985年6月,担任过潍坊市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黄怒波的父亲是团级干部,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黄怒波在插队之后,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1年至1990年,先后在中宣部干部局、外宣局工作,任处长、部党委委员。1990年后,在建设部中国市长协会工作,曾任协会所属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常务副社长。
后面四人属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韩敬远曾兼任过迁西县的常务副县长和党委副书记。1982年许家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型国有企业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在工厂的10年,从小技术员做起,历任车间主任、厂长等职。寿柏年曾于1982年至1998年间在浙江省鄞县县政府、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及中国华能集团浙江公司工作。
总之,那些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除王健林和韩敬远有将自己“承包”的国营企业改制成私营企业之外,其他人没有管理层直接收购的现象。他们的行政级别,也都是比较低的。
“富豪”们的中国梦
在美国,许多百万富翁喜欢向公众诉说他们白手起家的故事,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或商业传记作家也喜欢向公众展示他们奋斗过程中的艰辛。许多社会公众认为中国富豪的发家背后必定有达官显贵的影子。笔者的数据发现,至少对这些第一代“笔者所知的最富有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小企业起家,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从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有钱的阶层中的一员。
当然,这些人“卑微”的社会起源,不能够被夸大。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实际上来自于现有体制中的上层家庭,或者因为“革命”而“被中断”的前富裕家庭。此外,来自“非核心家庭成员”的支持,尤其是婚姻、母系、海外关系的支持,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移民境外,并极大地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倒爷潮”和对“外商”投资的特殊照顾政策。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富豪在创业之初的“启动资本”虽然绝对数额在今天看来非常少,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资本。而这些启动资本,也与他们的家庭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化资本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有超过一半的第一代企业家接受过大专以上的全日制教育。尽管理工科“专业对口”的比例在创业第一份工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教育所带来的效益,也许并不尽然体现为经理人的技能这样的直接“人力资本”收益。对许多人来说,高等教育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当时尚属公平的高考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他们得以在毕业之后进入“体制内”的入场券。
公立机构的任职经历,究竟如何给这些亿万富豪们的创业带来好处?数据显示大约有四成富豪在创业前有过在公立机构工作的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下海”,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低微的体制内工资或者压抑的工作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抱负。最后一份体制内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份工作既可以提供市场信息和工作经验,也可以提供人脉。但除了少数个案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下海”之初,并没有超越地方政治层次的强硬的政治纽带,尽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或者在某些案例中,用“卑躬屈膝”更为合适)是他们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此外,很少有“直接私有化”大型国企的案例,“管理层收购”更是凤毛麟角。当然,“改制”过程中充满了其他形式的私有产权的建立策略。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的环境之于过去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些对社会流动持悲观态度的人也许会认为,未来不再会大规模出现出身社会底层的富豪。笔者现在无法预测在未来,比如二十年里,最富有企业家的构成和来源是否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取决于太多不可确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健康发展、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总会有一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人——也许他们的出身不会过于“低下”,通过奋斗,成为新的经济精英。这也许正是中国梦的意义所在。
摘自《东方早报》
中国党政 篇2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2004年2月发布的，共五章、四十七条，包括总则、监督职责、监督制度、监督保障、附则。条例有针对集体组织，也有针对党员个人；但是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这对于解决党内监督存在的问题，对于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我们从严治党、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党内监督的重要意义
党内监督不是一个新问题，更不可能是个旧问题，党内制定一个党内监的规范性文件，是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党内外强烈的呼声。
首先，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是全面推进党建工作的需要。党的建设是要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条例的制定解决了开展党内监督的基础问题，标志着党内监督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是党在制度建设上有了新的进展与心得成果。
其次，制定这个条例是我们严肃党的纪律、强化监督制约体制的需要。在党建工作中，要提高全党的整体素质，要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领导行为，要保持党的先进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党的自觉性和组织的监督制约相统一。进入和平年代，随着党和国家的飞速发展，腐败现象也在飞速发展，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不在少，主要就是缺乏监督、甚至失去监督，有高官以权谋私，却无人敢于监督，反腐斗争屡遭打击报复。甚至云南省院省原省长李嘉廷入狱后说：“要是当初有人敢于监督，自己又乐于接受监督，该有多好！”
第三、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迫切需要。目前为止，我们党内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形势还很严峻，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原因不外乎体制上的弊病、监督不力和纪律松弛等方面。像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人能管得着了”。这是何等的豪气！江西的胡长清，能够随意离开工作岗位而纵情声色，制度上的缺陷
就如“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喻牛栏缝隙之大）。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其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基层党委、纪委，党总支、党支部负责人，每年在规定范围述职述廉一次”。这就使党内监督第一次成了；落在纸面上的制度、按规定将要长期执行的制度。
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文化之谜”，其中有两个理论：一是一治一乱周期性循环；二是没有宗教的人生。这两个论点已经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中国历史各个朝代度遵循着这个规律，如较近的唐、宋、元、明、清，都市经历一个繁荣时期而后迅速衰败，主要原因就是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领导人于安乐之中成长导致无人敢于监督或者领导者不接受监督，最终导致政治的集体腐败。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领导者，建国已有七十余年，正处于“治”的繁荣之中，但同时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共产党能否避免“梁漱溟的诅咒”，我们无法给出答案。外，有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内，有“藏独”、“台独”等分裂分子，甚至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出现普遍的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否会重蹈苏联的覆辙？另外，自古中国就没有宗教，但是以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又会不会为了统治而出现中世纪宗教制约社会发展的现象？
这些情况度没有排除的理由，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才能尽可能的避免。如此，中国共产党就要保持其先进性，保持全体党员的先进性，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党内监督条例对于完善党内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对党内监督条例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一个直接目的，是更加有效地防止和反对腐败，所以，它是我们更加深入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更加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一个锐利武器。但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内容和目的，又不仅仅限于反对腐败、遏制腐败，它是我们党内第一个系统的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法规，它的条款和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的精神。
民主，在工作上表现出来，有作风问题、方法问题，但更重要、更主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机制问题。无论是建设人民民主、还是发展党内民主，都首先是要在制度上下功夫。《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最大的特点和成果，就是“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深层次的是党内权力配置、制约和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党内监督条例不仅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了监督的对象、内容、重点，而且以界定党内不同层次的组织、机构、人员监督职责的形式，进一步规范了党内的权力关系，确认了党的各级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员以及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在监督方面的职责、责任和权利，即所拥有的权力。而且，《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十个方面详细地制定或规范了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使党内监督成为一个较规范、较完整的体系。
在制度化大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具体条款更加明确地保证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权利，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党内决策的程序，保证党内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能够更好地体现和遵从全党的意志。
通过理解，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它充分反映了全党的意愿，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转化为具体规定。但是，这个条例还是有所不足的（至少我市这么认为的）。例如，条例在规定党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和权利中指出：“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或向党的组织提出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但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此处，“不得公开”一定程度上反映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没有很好的结合，甚至有脱离群众的危险。但是，从近些年党对大市方面对群众态度的改变： 在“非典”期间，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封锁消息；但是在面对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共产党则明智的选择了开放消息。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结合的更紧密了，党内监督也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实施，对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镇，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已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党内监督条例的自我施行 身为党员，应做好监督与被监督的表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指出党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与权利：
（一）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二）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或向党的组织提出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但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
（三）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四）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五）参加党组织开展的评议党员领导干部活动，发表意见。
我个人认为，我们年轻党员可以将重点放在的反映群众意见、维护群众利益以及第三点的在党的会议上直接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因为，根据自身情况，年轻人在平时接触的群众也多是年轻人，经验较为缺乏，但是想法新颖，敢说敢做，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尤其易以自我为中心，对别人的缺点敏感，对腐败的现象敏感，我们的意见将代表党的不同声音，有利于监督借鉴。
作为领导干部，我认为首先要从思想深处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真谛以及手中的权力问题，解决好权力是谁给的，权力是做什么用的以及如何运用权力的问题。做人就要做好人，做官就要做好官。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应正确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领导者要有责任意识，“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作为领导者，应正确对待监督，要把党和人民的监督看成爱护，要拿出党员的气度与胸怀，自觉、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监督。此外，要正确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奉献与索取的关系。
古语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只有修身的才能真正明辨是非；只有廉洁的人才能担任起兴国的重任。作为党员，作为领导者，应高歌“八荣八耻”，时刻将自己修成品德高尚之人。“清正廉洁盛行之日，则国家昌盛；贪污腐败猖獗之时，则国家衰微。”为官者，当有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精神。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保证不会走错路，才能真正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领导者要培养自己的奉献精神。在和平年代，这种奉献精神更多的体现在平时对待名利、地位、个人进退去留的正确态度与行动上。
领导者正确对待权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应依靠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结合。
中国党政 篇3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党政关系处理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1--0005-03
从民主革命时期建立根据地政权开始，我们党就对如何处理好与政权机关的关系作了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建设以便迅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党对处理它与国家政权机关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在实践过程中，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一）坚持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强调要坚持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他和（周）恩来同志参加政府，他任总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内阁总理。”[1]很明显，这一安排是要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国家政权的领导。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国家秩序还不稳定，政权还没完全巩固，必须强调加强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1951年10月，彭真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全体党员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党一定要加强对政权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2]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转发华北局、新疆分局关于加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的批语》强调：“对于这个问题（指加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引者注）尚未作出决定的大区及省市，望迅速作出决定。”[3]接着，1954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4]由于坚持了共产党对国家政权机关领导，因此保证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方向和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顺利过渡。
（二）坚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及党员来实现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并且有15个部门由党外人士担任主要行政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能直接下令给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为了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领导，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党委会。同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并规定在政务院设党组干事会，统一领导全党组的经常工作。[5]1950年1月，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1952年8月，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与此同时，1952年以后，政府党委会直接领导中央国家机关各院、部、会（局）党委、党总支、党支部。这样，通过一系列措施，中共中央通过党委会制度和党组制度较好地实现了对中央国家政权机关领导。因此，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的活动有两种：一是支部活动，要成立政府党委会，直接受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二是党组活动，在政治上政府党委会受党组领导。”[6]
为了加强对地方各级政府领导，1951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和组织党委会的决定》，将政府系统内党委会和党组制度由中央扩大到地方。这样，通过政权机关中党组及党员来实现党的领导这一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由于这种领导体制较好地区分了党政职能，因此它为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强调党政职能分开。在坚持对国家政权领导的前提下，为了维护新生政权权威，中共中央强调，凡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应由政府讨论决定和颁布实施，而不要由共产党发布决定、决议或通知。[7]
为了使各地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精神，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调必须坚持党政职能分开。1950年4月，周恩来指出：“党政有联系也有区别。党的方针、政策要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关于党政关系，愈是下级机关愈应注意”。[8]1951年10月，董必武明确：“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9]11月，他再次强调：“党是领导政府机关的……但并不是直接指挥国家政权”。[10]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党坚持党政职能分开，因此对党政关系的处理是比较成功的。
（一）党居于主导地位。1954年《宪法》对我们党取得对国家领导权的过程进行了叙述：“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1]可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共产党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由于它极高的政治权威和声望，受人民委托参与并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因而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与作用有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领导党，继续保持着对全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即社会权力；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取得了作为国家政权领导力量的宪法地位，即取得了法定的领导权。[12]
（二）寓党于政。列宁曾经给出了无产阶级政党行使执政权的原则思路，指出：“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13]由于执政党最重要职能是执掌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做到执政党与国家政权融为一体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执政党的组织和成员进入国家政权机关，直接执掌权力。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执政的具体路径，是“党组织凭借自己的社会领导权威的政治优势，依照法定程序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优秀党员干部，由他们在各级国家机关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逐步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这样，党的主张就凭借着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全社会范围执行”。[14]由于当时重大决策都是由共产党提出，经过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交由国家政权机关办理，因此这一时期我们党处理党政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寓党于政”特征。
（三）较好区分了党政不同职能，各司其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治体系主要包括两大组织系统：一是以各级党委为核心的党组织系统，二是由各级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和司法组织组成的政权组织系统。由于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因此党组织以党委系统为依托，以政权系统内的党组体系为路径，领导着整个国家政权体系。如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根据会议精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各项建设作了全面、具体部署。此外，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重大决策都是先由共产党提出，然后经过与各方协商后再交由政府办理。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政职能边际较明确，共产党基本上做到了对于一切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起领导作用，但又没有包办一切、干涉一切[15]，从而体现了党管大政方针、国家政权机关具体承办的党政关系。
回顾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处理与国家政权机关关系的实践，对于当今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要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中党组及党员的作用。执政党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建立起与国家政权机关的联系，以便实现其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对我们党来说，就是建立党组。党组是我们党为保证在各种非党领导机关中实现党的领导而设置的一种组织形式。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了党组的任务，“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16]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政关系运转之所以总体上处于良性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党按照党政职能分开原则，支持国家政权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对国家政权机关领导是通过其中的党组和党员来实现。可见，充分发挥党组和党员的作用对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要理顺党政职能。共产党的执政权是一种政治权威。它“首先源自社会权力的取得，并在长期实践中贯彻、宣传和身体力行实施其政治纲领的前提下使广大民众自觉服膺其权威帜下；尔后再依据宪法、法律的程序和实体法规定取得对国家的领导权，即取得对国家的执政权”。[17]现代社会的政党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力量，其活动和影响现已渗透到国家的各个方面。政党功能的发挥必然催生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是政党围绕掌握政权或影响政府施政而展开活动，因此党政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党政一旦分开，政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说，党政只能有职能上的区分，不能在政治上分开。党政分开主要是党政职能分开，不是党政分家，更不是党政分离。
（三）要使党政关系规范化。由于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所以必须按照科学执政要求，在正确区分其不同职能基础上明确二者行使权力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以党代政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政关系不规范，没有制度化法制化。所以要把握政党政治运行规律，规范党政关系。
职权法定是党政关系规范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尽管宪法、国家机关组织法、选举法等法律对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作出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只是原则上的，因而不便于各级党组织在处理党政关系时实际操作。所以邓小平强调：“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18]制度化是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基本途径。只有实现党政关系制度化，才能有效规范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促进二者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下规范行使各自职权。为此，需要从三方面对党政关系作出制度规定：一是党政之间关系制度化，如分别对党与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等作出制度规定；二是党政之间联系的方式、方法、程序和手段制度化，如对直接领导还是间接领导作出制度规定；三是党政关系运作模式制度化，如对党在意见表达、决策、施政、监督等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作出制度规定。[19]
（四）要树立法治思维，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由于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是两个性质不同系统，职权范围不一样，因此必须在党政之间建立起职能分工与职能联系机制。所以，董必武指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它并不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关发号施令。”[20]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我们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即依照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来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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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
中国党政 篇4
政府与政党、政党与公共政策之间从本质意义上来讲，是有一定区别的。政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整个社会的代表，是政党、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及去全国民众参与选出的利益代表，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授权、能够完全代表民主意愿、履行社会普遍利益的政党行政机构，并且能够以社会名义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化管理的行政机构。政府是行使民众赋予的公共权力机关，是国家特定主权的表现形式和外在形式，其政策的制定和行使具有权威性、法律性。而政党是政治表现形式，是一定阶段、阶层或者集团利益通过某一种方式进行集体表达的团体和组织。从政党的本质上来看，它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一部分的政治意愿表达和政治组织体现，这就导致政党之间的利益纷争不同于公共利益。公共政策是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为解决公共利益的事务而行使了社会价值的公平分配，是政府制定一定的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来引导、规范、约束社会中生活的人的共同利益分配原则和价值体现过程，是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提高公共执行力在公共利益事务中的公平公正和处理能力的具体措施。
一、公共政策与当代中国党政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活动及其现象，从源头上讲是由各国不同政党的执政党政策所导致的，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通过议会来间接的控制国家政府政权来执行自我党群利益政策的倾斜和体现。而当代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无产阶段利益的政党，另一方面，中国又处于经济的飞速发展过程中，人民生活由资源匮乏到生活小康逐步过渡。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就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外源性的民众政党，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产生的。建国后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党政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形成了较为严格的政党领导体制，并且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政党合作模式和发展机制，来逐步适应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分配、社会秩序、民主自由等各种民众权益保障问题。要深度的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使得政党政策与公共政策所保障的利益和目标相一致。
二、公共政策与当代中国党政发展机制
2.1公共政策的形成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理顺我国党政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领导是经过历史的选择和时间的实践考验所形成的，是符合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和历史发展需求的。
2.2公共政策的形成要以政府为主体
公共政策是政府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对特定时期的目标进行研究，对社会中存在的公共利益进行选择、分配、落实、监督等一系列过程中所具备的行为准则和约束执行力，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公平分配而制定的行为约束准则，体现了社会利益的公平性分配原则。因此，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政党利益代表的是局部的、极少数的、具有共同政治意愿的群体或组织的集体利益，要实现此目的，就要以政府为主体，使政党政策为公共利益的保障而服务。
2.3公共政策的形成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立法作用
公共政策形成既包括党政之间的关系，又包括党与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我国最广泛民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形式，也是政府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反映了我国民生、意愿、权力与约束力的重要方式。我国宪法中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一直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导而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和作用逐步被弱化，这种政治现状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党的健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都极其不利，因此，要发展公共政策机制就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体制进行改革，进一步扩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和权益，提升人民民众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热情，以提升人民民众的权益来使其履行应尽的义务，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平稳发展提供保障。
三、结语
政党政策只能对其党员进行行为约束，而要实现对整个社会阶层进行行为准则规范，就要进行公共政策的研究与执行。政党即使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成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也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合法的程序对政党约束力量向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行为规范准则制定转变，以使其适应公共政策面临的公共事务处理问题，提高其解决争端、公平分配、共同约束的约束力。使政党政策成为具有公共约束力的公共政策，以扩大政党政策的适用性，增加其政党影响力。
摘要：通过对政府与政党、政府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 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以政府为主体、坚持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为当代公共政策的形成和中国党政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政策,中国党政,党政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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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党政 篇5
梦”的内涵
肖勉之
2013-4-7 9:15:23来源：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网站
4月3日，贵州社科院党政办公室全体同志认真学习了《贵州日报》“贵康”系列文章。重点学习了《贵州日报》刊登的署名“贵康”的《激情追求贵州“中国梦”》和《凝聚和传递贵州加速发展的正能量》等文章。通过学习大家对贵州的“中国梦”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大家认为一定要深刻理解“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深刻内涵。现阶段贵州的“中国梦”就是要追求4000多万贵州儿女的激情奋斗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梦，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梦”，这也是贵州各族干部群众盼发展、谋发展的强烈愿望，是落实主基调、实施主战略的不竭动力。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思想统一到发展上来，把心思集中到发展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发展上来，结合党政办公室的工作实际，充分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加强内外协作和沟通，努力展现社科院的新智库形象，进一步提高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为社科院能够更好地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真正成为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多做贡献。
党政公文标题的撰写 篇6
一、标题的组成要素
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 公文标题“由发文机关名称、事由和文种组成”。发文机关名称就是公文制发的机关, 是公文的作者和责任者。发文机关名称应使用全称或规范化简称, 两个以上的单位联合行文时应将主办机关名称排在前面。“事由”即公文的主要内容。撰写事由时要用较少的文字把公文的内容概括出来, 尽量避免事由中的动词同文种在文字和词义上的重复, 同时应注意词语的正确搭配, 避免出现语病。文种即文件的种类。《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的党政公文文种有决议、决定、命令 (令) 、公报、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议案、函、纪要等15种。在三个要素的发文机关名称和事由之间一般应加介词“关于”, 在事由和文种之间应加结构助词“的”。例如:《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江津合川永川南川四个县级市撤市设区的请示》《××学校关于印发2011年工作要点的通知》等。
二、标题组成要素的省略
完整规范的公文标题一般应具备发文机关名称、事由、文种“三要素”, 以标明由谁发文、为什么发文和用什么文种发文。在特殊情况下可省略标题中的发文机关名称或事由, 但文种不能省略。
(一) 发文机关名称的省略。
当有文件版头且有3个以上发文机关联合发文时, 可以省略发文机关名称, 标题中只有事由和文种两个要素。涉及重大决策和事项的下行文, 即使已有文件版头, 也不得省略发文机关名称;没有版头的下行文、上行文均不得省略发文机关名称。发文机关名称随意省略会导致诸多问题, 如一份没有版头的文件标题《关于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的报告》, 待上级看完文件后, 才从落款处知道文件是哪个单位发出的, 既不庄重, 也不严肃, 更不利于公文运转和办理。
(二) 事由的省略。
一是特殊机关发出的特定公文可以省略事由,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告》等。二是内容不重要且又极其简短的通告可以省略事由, 如《成都市公安局通告》。随意省略事由会导致诸多问题, 如《××县人民政府决定》, 由于省略事由, 受文者看不出标题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事项和基本观点, 不利于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文件精神。
三、标题中书名号的使用
公文标题中除法规、规章名称加书名号外, 一般不用标点符号。其使用办法如下:
(一) 颁发、发布、印发或批转、转发法规、规章时, 应当使用书名号。
如《国家版权局关于颁发〈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通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试行) 〉的通知》《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批转〈汕头市出租屋管理规定〉的通知》《阳泉市教育局关于转发〈山西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试行) 〉的通知》等。
(二) 批转、转发或印发不涉及法规、规章的公文时, 不应使用书名号。
如《国务院关于批转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的通知》《××省人民政府批转省林业局关于加强护林防火工作报告的通知》《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的通知的通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关于印发区域电力市场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三) 印发或报送计划、总结时, 不应使用书名号。
如《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 (2011-2015年) 的通知》《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关于印发2005年度工作总结的通知》《××大学关于报送2011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西昌市人民政府关于报送2006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总结的报告》。
四、标题中文种的选用
文种的选用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文种用错了, 方向就错了, 也就不可能达到行文的目的。正确选用文种, 就要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对文种用途的规定, 同时要弄清楚一些特殊情况的文种选用。
(一) 表彰先进的党政公文文种选用。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对命令的适用范围有“嘉奖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规定, 对决定的适用范围有“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规定, 对通报的适用范围有“表彰先进”的规定。可见, 用于表彰先进的党政公文文种有命令、决定、通报三个。“嘉奖令”用于奖励有突出成就或重大贡献的单位及人员, 是奖励的最高级别。“决定”用于奖励有较大贡献的单位和人员, 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都可较普遍地使用。“通报”用于表彰先进集体或先进人物, 旨在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学习和赶超先进典型。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均可使用。我们在选择时应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嘉奖令用于最高级别的嘉奖, 重要表彰用决定, 一般表彰用通报。
(二) 公开告晓的党政公文文种选用。
公告和通告都属于公开宣布的告晓性公文, 都具有晓谕性和公布性, 内容都是知照性的。但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必须正确选用。《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公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 “通告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公告面向国内外发布, 与国外无关的事项就不应使用公告进行宣布;通告面向国内的一定范围, 大至全国某个方面, 小至一个省、一个市甚至一个单位。公告宣布的是倍受国内外关注的重要事项或法定事项, 大都是已经发生或确定的, 是事后告知, 具有明显的告知性特点;通告公布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 多用于事前制定某些规定或提出某些要求, 让有关方面和广大公众遵照执行,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特点。
(三) 请求批准或指示及答复请批事项的党政公文文种选用。
请求批准或指示的党政公文有请示和函。按照《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规定, “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用请示, “不相隶属机关之间请求批准”用函。区分这两个文种的关键是弄清楚发文机关和受文机关之间是否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如果受文机关是发文机关的直接上级主管, 那就要用请示行文。如果发文机关向平行或不相隶属的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就应用函行文。与之相对应, “答复下级机关的请示事项”用批复, “答复不相隶属单位的请批事项”用函。
(四) 发布规章、印发或上报文件的党政公文文种选用。
企业党政思想工作浅析 篇7
关键词：企业建设,党政思想,推进,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模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国有、私营以及合作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由于新型企业制度的快速推进, 企业的党政领导职能逐步弱化, 渐渐丧失了经济与行政方面的职权范围。因为这种模式和各种环境的变化都直接影响到企业党政思想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此前提下, 我们必须做好相应的党政思想工作, 发挥科学有效的管理, 逐渐增强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当前党政思想工作的主要问题
1. 预见性不够
由于社会的发展, 直接导致了利益分配方式上的快速调整, 造成企业员工思想上波动较大。网络、媒体等信息给企业员工带来很多负面情绪。企业改革过程中会给员工带来很多思想上的冲击。以上问题作为党政思想工作者来说都存在预见性不够的状况。
2. 针对性不强
企业员工的学历和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这就造成了大家思想意识上差距较大。实际的党政工作中有必要针对不同的员工采取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事实上, 我们的工作不够仔细、分析不透彻, 从而会丧失做好工作的时机。这种针对性不强的事后总结就是“没料到”。
3. 经常性不足
党政思想工作不是一时的工作。实际工作中, 党政思想工作往往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 缺乏足够的计划性, 基本上是为了任务而完成任务。
4. 群众性较差
企业中的党政思想工作组织没能发挥其自身作用。这种工作基本上就是组织者的独角戏, 只有部分人员了解相关细节。未能将党政思想工作与广大企业员工的工作与生活有效的结合起来。领导缺乏大局观, 只强调主管工作的重要性, 在相关党政思想工作方面的重视度不足。
二、党政思想工作问题的主要原因
1. 党政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部分同志未能认识到党政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不能摆好党政思想工作的位置, 这是企业党政思想工作效果不够好的重要原因。集中教育的方式过多, 这种方式无法起到长效作用。有的同志认为党政思想工作不同于经济指标更具体, 就造成了实际工作中的松散、懈怠。这种思想上的偏颇直接影响相关领导党政思想工作的积极性, 其工作结果可想而知。
2. 对党政思想工作不能突出重点
党政思想工作主要是更好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做好相关的思想教育工作, 针对具体人员做好表扬和批评工作。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各种突发事件。而不是救火员一样的去应付各类超出预测的事情。这就造成了主次不分, 被动工作的局面。
3. 未能真正把握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经常性和群众性以及随机性和渗透性是党政思想工作的特性。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坚持科学的指导, 坚持言传身教的作风, 树立疏导与沟通的工作理念。真正将企业员工利益放在首位, 将经常性的工作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由于相关人员未能掌握党政思想工作的特点与规律, 其工作就会流于形式, 收效甚微。
4. 工作方式过于简单
企业的党政思想工作不是刻板的思想教育, 要与企业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密切结合。由于相关人员的工作单一, 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对工作分析不透彻, 无法做到因人施教。工作过于简单, 缺乏灵活的工作方法, 这种工作往往为员工所抵触。
5. 未能干部骨干队伍的作用
首先, 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往往认为党政思想工作与己无关紧要, 只是个别人的工作。其次, 骨干员工理论性不强, 实际工作中抓不住工作重点, 削弱了工作效果。最后, 领导者放权不够。无法将权利分解下方, 不能充分发挥骨干员工的积极作用。
6. 上级领导的指导、检查不到位
主管部门弱化了党政思想工作的指导与检查。检查工作中, 未能深入基层, 只听负责人的汇报。出现问题不能协助分析解决, 一味的批评, 对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
三、企业党政思想工作在企业中的主要作用
1. 能很好地解决职工问题
企业职工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 他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党组织和管理人员及时处理积极引导, 这样可以很好地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
(1) 职工的存在的实际问题
很多职工存在生活、家庭以及工作环境方面的问题。企业党政机构需要加以详细了解, 要对他们的薪资、岗位工作环境和时间了如指掌, 切实维护职工的权益。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通过科学的办法加以改善, 让企业员工感受到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 真正营造好的工作环境, 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
(2) 时刻关心职工生活
在关注职工工作的同时, 还要尽量关心他们当前的生活情况。依据企业实际情况, 为职工解决生活困难, 做好家庭走访工作, 将企业的关怀真正传递到每位职工身上。同时, 要做好职工的培训工作, 提高不同岗位职工间的协调能力, 有效提升团队凝聚力。
(3) 做好与职工的沟通工作
搭建和完善与职工交流的平台。做好既有的职代会和座谈会, 使用微信、QQ以及微博等现代通讯手段, 增强与职工之间的互动工作。将职工提到的观点、看法认真总结, 及时处理。对于好的建议及时加以采纳, 并做出相应奖励, 真正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
2. 提升企业的凝聚力
由于企业职工较多, 职工的思想状况差距较大, 因此, 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切实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所以, 要做好日常的宣传工作, 积极引导职工思想, 树立科学的价值观, 确保其价值观与企业发展与自身价值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真正将被动的工作变为主动高效的工作。主要方法有:第一, 积极引导职工思想转变。党政工作必须真正了解职工的思想行为和发展方向。为避免职工消极、负面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矫正和引导, 鼓励职工具有积极向上的思想, 使该思想成为其工作的动力。第二, 做好爱国教育, 不断加强企业文化教育。真正树立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 逐渐提升企业员工的素养, 并将其提高生产效率, 最终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第三, 根据市场规律在实践工作中切实引导所有职工深入了解当前形式。让企业职工清楚企业当前的状况, 协助员工确定自己的工作目标。促使职工按照目标完成既定工作, 这样才能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企业的竞争力。
四、企业党政思想工作的推进措施
1. 逐步落实党政思想工作
企业需要结合发展阶段与特点, 逐步加强党政思想工作。只有这种结合实际情况的工作才能保证党组织真正融入企业的发展和改革中。在工作中, 需要我们将企业的发展思想、经济结构的调整、重大事件等切实结合起来。经企业的党组织研究与审核后, 进行企业内部的讨论。这个过程需要工会、行政部门以及企业职工代表的参与。此外, 针对员工的切实利益, 党组织需要积极参与, 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协调管理。
2. 培养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
优秀人才是企业快速法阵的动力。这就需要企业做好相关的人员储备工作。进行人才培养需注意如下方面:首先, 企业人员的吸纳要保证其具备德才兼备, 还需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 这样可以保证将岗位工作与政治工作很好的结合起来。其次, 企业还要有良好的干部储备资源。结合相关人员的实际特点, 为其创造适合的发展方向。最后, 相关人员必须熟悉当前企业管理模式, 具有高瞻远瞩的思想意识。
3. 加强党组织的管理工作
为了推动企业的合法经营, 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必须加强党组织对企业的管理, 避免出现企业的经济损失和人员流失。这就需要我们采取适合的管理机制, 逐渐增强相关的事物管理。加强企业党风廉政建设, 保证企业健康、灵活的经营。企业党组织的检查工作重心是企业管理部门和重要岗位。不断规范与监督企业的大型经营项目, 这样才能切实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作用。
五、落实党政思想工作的主要方法
1. 发挥党政工作的组织职能, 确保企业发展方向
企业经营过程中, 涉及到的头绪较多, 有很多突出的矛盾。只有加强科学的统筹规划才能确保党政思想工作的成效。首先, 贯彻上级精神。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上级的相关精神, 摆正党政思想工作的位置。真正保证党政工作有根据、不跑偏。其次, 做好相关调研工作。党政思想工作必须与基层相结合, 只有深入调查才能了解企业职工的思想动态, 这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们需要结合企业自身情况, 确定实用、鲜明的管理体制。最后, 做好全局统筹工作。党政工作必须做好规划工作, 并切实结合企业的年度工作安排、工作总结和月例会与周例会, 做好阶段性的总结、评比和协调。这样才能保证党政思想工作扎实有效的进行。
2. 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指导作用
首先, 根据当前有的企业党组织对党政思想工作如何做, 怎么做都缺乏计划性, 通常是按照上级规定进行单一的工作的现象。企业的党政思想工作人员必须有区别的加以对待, 并做好相关的试点工作, 理清思路, 真正培养出党政工作的带头人。其次, 做好相关联系帮学工作, 保证基层单位领导和干部的帮学工作的开展。针对企业职工的难点、困惑做好解释工作。最后, 做好帮学工作的总结。对于涌现的先进事迹典型进行经验总结, 将相关经验加以推广, 保证所有基层和党员干部加强挂钩帮带。建立党委挂钩联系点制度, 明确规范帮抓促学责任, 确保每个基层单位和党员干部有迹可寻, 树立榜样。
3. 加强落实检查, 推进企业党政思想工作顺利开展
企业的党政思想工作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实际工作中, 经常出现前紧后松的情况, 无法做到环环相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监督检查工作, 确保不走过场, 逐步推进。第一, 根据相关职责做好落实工作。切实将党政思想工作作为相关组织与领导的重要职责。相关工作必须纳入议事日程, 作为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 实现季度有部署、每月有分析、每周有协调。确保人尽其责, 常抓不懈, 扎实推进。第二, 完善考评制度。针对单位特点和基层情况, 做好学习内容与考核标准的量化和细化。按阶段不同做好评比和排名工作。第三, 加强落实的跟踪工作。通过走基层, 详细了解的方式对职工思想状况进行分析, 及时发现尖锐问题, 做好整改工作。
4. 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企业的党组织必须树立良好的形象, 为职工做出示范。第一, 领导带头学习。根据主管工作不同, 确定领导自身学习的重点内容, 围绕重大任务, 深入基层工作。这样才能发现企业党政思想工作的规律, 切实拿出解决方案。第二,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严格按照企业的规章制度工作, 真正以实际行动来引领企业职工。第三, 企业党组成员必须身先士卒, 推动企业成果的转化。要准确把握好企业当前形势, 处理好主要矛盾, 真正用党的思想理论来分析问题所在, 并根据企业情况对问题加以解决。这样可以让企业员工真正看到成果, 促进职工自觉创新, 积极工作。
5. 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良好的工作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推进器, 也是党组织工作的工作职责。首先, 确定党政思想工作的导向地位。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不断开展各种“标兵”、“能手”的评比, 以表彰大会和报告会等各类形式对相应的代表或者团组进行宣传和表彰, 时刻以榜样的方式对更多职工进行正面教育。其次, 环境的优化。党政思想工作必须与企业整体规划相协调, 企业在这方面要尽可能的多投入。最后, 多元化平台的搭建。不但要开发好企业内部资源, 还需借助当地的各种资源优势。如:书店、学校、机关等, 做好相互间的互动, 真正将当地资源优势促进企业发展, 真正丰富党政思想工作的内容, 提高工作质量。
六、结束语
企业的党政思想工作是漫长而又艰巨的工作, 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研究, 对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及时的探究和解决。真正制定一套适合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方法, 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企业经营上的快速发展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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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角色定位 增强党政合力 篇8
高校党组织的设置一般为三个层次, 即校党委、院系分党委 (党总支) 和党支部。《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明确规定, 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党委的职责和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与行政的关系也是非常清楚的。有关高校党支部的设置、职责、作用等, 《条例》规定也比较明确, 与所在单位的关系也比较容易处理。值得在实践中进行探索的是院系分党委 (党总支, 以下统称为学院党委) 的作用发挥问题。学院党委处于高校党的组织系统的中间环节,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党委的决策需要通过学院党委组织实施, 其所属的党支部需要它的领导和指导。同时, 学院党委作为院系一级的党组织, 又有比较显著的独立性, 《条例》中也专门为学院党委规定了比较明确的职责和发挥作用的要求。但是, 由于高校在社会组织中的特殊性质和各高校管理模式的多样性, 院系学院党委的职责履行问题、作用发挥问题、关系定位问题, 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的可探讨之处, 而这些问题的表现往往集中在学院党委与行政的关系处理问题上。笔者认为, 要解决上述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学院党委在工作中必须通过自身的准确角色定位, 达到摆正位置、理顺关系的目的, 最终实现增强党政合力的目标。
目前, 在绝大多数高校, 除了学院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一般作为专职党务干部外, 学院党委的其他成员都由院系行政领导兼任。这种成员组成情况, 加上学院党政之间的非从属关系, 使学院党委作用的发挥, 必须寻找到充分的前提。在实践中, 有两种情况比较典型:一种是党政不分, 或者是学院党委包揽教学、科研、管理等行政事务, 或者是学院党委被“行政班子”同化, 不能在院系改革发展中起应有的职责作用;另一种是党政分离, 互不相干, 甚至产生矛盾和对立, 造成党政班子集体“内耗”, 削弱班子集体的号召力和战斗力。探究上述两种情况的成因, 主要是党政班子集体及其成员对学院党委的政治核心、保证支持和监督等作用认识不够全面。要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并在具体工作实践中采取正确的工作理念、方式和方法, 首先就是要学院党委能够准确地进行角色定位。
1 因人而宜, 进行角色定位
在学院党委班子集体内部, 一般由专职和兼职两种人员。作为专职的成员, 应该严格按照上级党组织提出的工作要求, 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当好专门角色。特别是作为专职的负责人, 必须用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 在事关全局和大是大非问题上, 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 自觉地在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坚决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策, 做到总揽全局, 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大胆工作, 开创新局面, 唱主调做主角。作为兼职的成员, 应该不断强化党员和学院党委成员的意识, 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切实履行职责, 并利用行政岗位职务的条件, 积极主动地完成学院党委交给的工作任务, 起着双重角色的好作用。
2 因事而宜, 进行角色定位
院系作为高校运行的中间环节和相对独立的运作单位, 工作范围广、种类杂、头绪多、任务重。为此, 学院党委在开展工作过程中, 必须时刻坚持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为指导, 本着顾全大局有利于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的愿望, 充分分析每一种每一项工作的性质和条件, 做到心中有数。对于应该由党组织解决的问题和承担的任务, 学院党委必须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责无旁贷地组织实施, 当好主角。对于属于院系行政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不仅要做到不包不揽, 而且要发挥党组织的优势, 支持行政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争当幕后英雄。对于需要党政配合、共同完成的工作任务, 学院党委不仅要做到不回避不推诿, 而且要主动与行政沟通, 密切配合, 齐心协力, 做到工作过程不拘泥组织方式, 工作结束后不争功诿过, 当好配角。
3 因时而宜, 进行角色定位
学院党委作为一级党的基层组织应该始终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切实履行工作职责, 这是不能更改的大前提。但是一方面, 从工作实施的时间阶段性来分析, 学院党委在其中的角色定位还是应该有变化的。在实践中, 我们会经常遇到需要党政共同努力完成的工作, 这就会出现各个阶段对党政组织不同要求的情况。对此, 学院党委就应该主动思考处理自身的角色问题, 即在哪个时间应该是起主导作用, 或者是支持配合, 或者是给予保证监督。这就需要学院党委根据工作进展的各个阶段, 及时准确地转变角色。当主角时不怕苦累, 不患得失;当配角时, 不争面子, 不抢戏份。另一方面, 对于学院党委的兼职成员, 本身就是双重角色, 这就要求我们在各项工作的各个阶段, 不断地转变角色, 并能够做到避免双重角色的矛盾冲突, 而充分发挥双重角色的优势。
4 因势而宜, 进行角色定位
任何一个单位的工作, 乃至任何一项工作, 都可能出现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对工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 把握其发展的趋势。面对不同的趋势情况, 学院党委应该作出准确的估计和判断,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应该一抓到底的工作, 必须排除干扰, 克服妥协、畏难思想, 紧紧依靠上级党组织、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的力量, 做好工作, 树立形象。对于因计划要求或情况变化, 应该由行政班子发挥作用时, 学院党委应该主动及时地让出角色空间, 找到正确的位置, 为行政班子补台子、鼓士气、唱赞歌。对于出现需要学院党委起主要作用的情况时, 学院党委应该敢挑重担, 破解难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同样证明, 高等学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这事关我们社会主义高校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在院系设置党的基层组织, 这是大前提、大方向, 不可动摇, 不容置疑。而如何在新的条件下, 充分发挥学院党委的应有作用, 不断探索其机制优势模式、方法, 则是我们值得探讨的永恒课题。增强院系一级组织的党政合力, 则是发挥院系党政体制优势的重要内容, 准确角色定位是达到增强党政合力的重要而有效的办法, 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因为增强党政合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方法也不可能就此一种, 如组织形式、成员个性及组成机构、院系特点和任务目标不同, 等等, 都可能成为影响党政合力形成和增强的影响因素。但是, 院系学院党委能够准确角色定位, 这对于正确处理高校院系党政工作关系, 增强党政合力, 推进院系党政班子自身建设, 作用是明显的, 也充分显示出了其普遍的意义。
摘要：本文认为, 在探索高校中层党政组织机制优势过程中, 作为高校的二级党组织的学院党委 (党总支) 应该发挥其主动性, 因人、因事、因时、因势地进行自身的准确角色定位, 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以增强党政合力, 大力推进学院党政班子建设。
关键词：角色定位,党政合力,高校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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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怎样选用党政人才 篇9
为了物色最好的人才竞取议席、组成内阁,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不仅从党内基层组织中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合适人选, 而且通过主动游说、专门邀请各界优秀人才入党从政。
新加坡前行动党议员吴俊刚就是因“党找人才”而加入政坛的。吴俊刚本来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政治记者, 1984年正值大选来临之际, 他的本职工作是负责采访介绍新的候选人。但是, 有一天他却接到了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的私人秘书的电话, 邀请他到国防部去喝茶。吴俊刚描述了喝茶的情形:“吴作栋部长开门见山, 道出用意———邀请你出来参加竞选。突如其来的邀请, 我的自然反应就是说‘不’, 因为自觉性格比较内向, 比较喜欢学术, 不是从政的料子。这时, 部长开始晓以大义, 且还举出诸多先例佐证。但我最终还是拒绝了他。这之后, 他又约谈一次, 仍以失败告终。然后, 又有熟人打电话来继续游说, 要我重新考虑为民服务。终于, 又去了一趟国防部。但吴作栋申明, 这只是第一关, 接下去, 还得由中央执委会面试。主持面试的人都是中央执委会成员, 记得当时在场的包括李光耀、拉惹勒南、巴克等人。他们连珠炮式地提出各种时事课题, 要听你的意见, 要知道你有什么解决方案。这一关过了, 还要去大巴窑医院做身体检查。体检过关, 方才尘埃落定。”
遴选程序很复杂
美国太空船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约32.8万公里外的太空发生故障时, 三名宇航员始终保持冷静和镇定, 临危不乱, 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这件事让李光耀相信, 美国人一定有一套在减压室中考验人的办法。例如, 在幽闭室中模拟真的危机, 挑起恐惧, 然后把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剔除。从这件事情获得启发, 李光耀邀请了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为行动党候选人进行类似的测验, 以帮助淘汰一些不适当人选。
从1979年开始, 行动党采取了一种更为严格、系统的遴选候选人的方式。所有政治人才候选人必须经过多道筛选程序, 其过关斩将的过程大致如下:第一道程序, 候选人被邀请与行动党第一组织秘书饮茶, 进行一次正式交谈;第二道程序, 候选人接受行动党秘书长第一助理领导的另一个委员会举行的进一步面试;第三道程序, 通过考察的候选人, 与由数位行动党部长级高官为核心成员的又一个委员会进行对话;第四道程序, 是召集全体候选人召开对话会, 晓以利害, 由其自主决定是否继续接受选拔;第五道程序, 同意担任行动党议员候选人的人士与党的职业活动家、内阁部长领导的专门选拔小组进行对话;第六道程序, 在一天半的时间里, 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对候选人进行强化考试, 其目的是确认他们之中谁担任国家部长或更高的职务更合适。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 候选人要回答1052个问题, 这包括笔试、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考核和面试、对一些实际问题的考核, 其中还有两次深入的辩论会;第七道程序, 是与总理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组成的第二个选拔小组见面。
健康人格很重要
行动党挑选政治人才时, 重点关注如下四项指标:一是已受肯定的履历和能力, 包括候选人的学业成绩、学术与职业表现, 工作经验以及其他的成就;二是性格, 候选人是否诚实、能很好地和人相处以及行为正当等;三是献身精神, 他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我不只是该为自己的家庭和职业作出努力”, 也必须具有责任感, 并了解“新加坡为什么值得珍惜以及为什么我必须努力维护和加强这个制度”;四是政治潜能, 候选人要能了解公众为何作出某种反应, 要能和公众沟通, 影响、说服和推动他们, 同时掌握促使不同阶层人士一起工作的方法。
论高校党政管理队伍的建设 篇10
1.1 党政管理队伍建设与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极度不平衡
一直以来, 随着高校不断加快的扩招速度, 高校为了提升扩大声誉和办学层次, 经常将制定的政策倾向于师资队伍建设, 将师资队伍的建设作为高校重视的基础和重点, 却极大地忽略了党政管理队伍的质量对学校全盘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加上高校对党政管理队伍建设的投入, 得到的回报不像对师资队伍投入那般直接与明显, 因此, 各高校对党政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视往往只是流于口头, 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和措施, 此种不平衡的发展现状导致了高校党政管理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但从某一方面来说, 党政管理队伍属于后勤保障队伍, 它对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2 党政管理队伍臃肿, 管理方式不适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厅级干部一走廊, 处级干部一礼堂, 科级干部一操场”。近年来, 随着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学校管理部门小而全, 各机构是不断地增加且越分越多, 职能交叉, 机构重叠, 岗位责任制难以落实, 工作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 另外, 相当部分机构增设夹杂着人为的因素, 缺乏科学的论证, 又加上编制意识不强, 设岗随意性大, 有的因人设岗, 甚至超职数配备干部。最终导致了党政管理人员队伍复杂和人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 不少管理人员缺乏高等教育的管理知识与技能, 不懂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 不具备高等学校各级科类管理工作需要的专门知识, 管理水平偏低。所以, 开头的那句话形象但又带有讽刺口味地体现了党政管理队伍的层级众多和臃肿庞大, 另一方面, 也道出了由于党政管理队伍建设机构的重复设置而带来的“职责难以分清, 管理效率低、多头管理矛盾丛生”的局面。
1.3 党政管理监督约束机制匮乏, 部分党政管理干部缺乏较高的道德修养
近年来, 党政管理队伍的监督约束机制一直处于匮乏状态, 虽然在高校的运转过程中, 存在一些对党政管理队伍的约束条款, 但也只是面子上的推脱之词, 在实施过程中却形同虚设。比如, 有许多高校缺乏具体详细的奖惩措施, 缺乏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 缺乏对党政管理队伍工作的具体评估措施等等。一系列的匮乏直接导致了高校党政管理人员的低效、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贻误工作、推诿扯皮等的工作作风。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些思想上的腐败现象逐渐扭曲了一些党政管理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好多党政管理人员由于思想道德意识淡薄, 急功近利, 不甘寂寞, 好大喜功, 心理上极其注重个人得失, 还有的党政管理人员擅自利用手中的特有的权力谋私利, 谋钱财等等。这些行为极大地降低了整个高校的校风、学风、教风, 最终直接导致了上行下效的局面, 使得教学质量随之下降, 使高校的管理赶不上社会化大发展的步伐。
1.4 党政管理人员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缺少创新意识
党政管理人员日常工作基本上就是遵循已经订好的流程, 许多人员认为只要照着规矩执行便可高枕无忧, 便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风险小, 又能迎合上级领导的要求, 尽管这些固定不变的流程或一些循规蹈矩的政策已经极其不适合学校当前的发展形势, 但他们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量, 很少有管理人员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创新, 进行摸索以寻求适合本学校科学发展的管理模式, 长此以往, 繁杂但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工作慢慢的消磨了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 创新意识也随之逝去。这种只求稳定、无过, 反对引进新事物、新方法、新思想的工作作风, 直接带来了整个高校工作部门消极低效的工作状态, 真实地应了一句话, “思变、创新”是党政管理工作的“奢侈品”, “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是党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守则。
2 加强高校党政管理队伍建设的措施
2.1 建立健全党政管理干部工作机制、考核机制, 使管理队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 建立健全党政管理干部工作机制, 使管理队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党政管理人员工作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配备是有一定的条件, 管理是应该通过某种考核的, 晋升、奖励表彰是必须有一定业绩的等等, 高校可以根据一定的条件作出明确的规定, 来按部就班地、有条不紊地、科学规范地对高校管理人员进行干部培养、选拔、任用等工作, 进一步更有效地精简冗繁的管理人和管理机构, 更好地理顺人与事关系, 使管理人员能够得到充分合理分配和得到规范有目的的管理, 逐步将管理面向职业化、专业化、多元化过渡, 最终实现用人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另外, 缺乏客观性、科学性、有点形式化的高校管理制度, 主要表现在考核指标不切实际, 考核结果不被重视等方面,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管理队伍的考核质量。所以要做到考核尽可能客观、公正和符合实际, 必须去努力探索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 在这方面, 可以根据中共中央《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 合理制定考核指标体系、正确选择考核方法、科学有效使用考核结果, 充分体现考核的导向性。
2.2 强化身份认同感, 开拓创新, 增强主人翁意识
有句话说得非常漂亮, “高校要重视管理干部队伍建设, 应该像培养学术带头人那样培养管理干部, 教学与管理两支队伍一并规划、一并推进。在制定工资升级、岗位津贴、表彰奖励等政策时, 应根据高校教师、干部队伍的人数按比例下达指标, 做到政策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由于高管理队伍经常受到学校的忽视, 又加上高校中很多领导和师生对管理人员的身份极度的漠视, 对他们的工作也不积极配合, 或更夸张一点, 给一些工作人员唱反调。以上一系列的问题直接导致了高校管理队伍中种种问题的应运而生, 所以, 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尊重管理人员, 让管理人员从内心上强化自身身份的认同感, 将工作当成是人生中的一项光荣的事业来做, 并以主人翁的意识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重视管理人员不能只是口上说说而已, 必须有必要的政策和措施来落实, 并积极地号召老师和学生配合。态度决定一切, 好的态度才会有好的工作效率, 只要外界的期望值高了, 又得到各方人士的认可, 党政管理人员的心态才会调整好, 工作的笑脸才会增加, 消极的情绪才会消失, 接着很多棘手的问题才会迎难而解。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说, 事物都是联系的、变化的、发展的, 随着教育形式的变化发展, 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每位高校管理者必备的素养之一。另外, 党政管理干部必须拥有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对问题周密的思考力以及积极创造条件发现问题并能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要善于结合自己的工作不断提出改革措施以及克服困难的能力以及为实现工作目标不断进取的能力。
2.3 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切实提高党政管理人员的素质
“脸难看、门难进”,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学生和老师对高校管理人员的负面印象。“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服务”, 管理人员不能将“服务”抛之脑后而只完成流程上的工作, 进而影响高校党政队伍的整体声誉。为了改掉“工作与服务意识淡漠”这个经常被诟病的地方, 党政管理人员必须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切实提高自身的素质。第一, 提高政治思想素质。毋庸置疑, 党政管理人员肩负着“管理育人”的重任, 必须保持自身的高度先进性, 有一整套的并且适用的科学理论, 较高的党性觉悟, 较高的模范意识, 以服务学校工作为中心, 此外必须拥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工作责任感, 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武装自己, 树立全心全意为师生的意识等等。第二, 提高业务能力素质。比如拥有协调沟通能力, 即党政管理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是全方位的, 不能顾此失彼, 必须能合理协调好校内校外、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另外, 独当一面的管理能力, 即面对“门类众多、任务繁重”的管理工作, 应该保证工作能有条不紊地完成, 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 独当一面, 切实做好全校的党政管理工作。第三, 提高知识文化素质。党政管理人员要认真学习现代管理科学与技术改善知识结构, 全面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具备较高的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较丰富的现代管理经验。所以, 要经常进行规范、系统的学习, 提高党政管理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科学知识文化素质, 优化党政管理队伍建设, 改善知识结构, 全面提高党政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拓宽工作领域, 才能使每一位党政管理人员的综合层次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更好地适应高校改革发展的新需求。
2.4 创建激励机制, 调动积极因素
各大高校应该毫不犹豫地坚持“以人为本, 人性化管理”的原则, 真正做到“按劳分配, 优劳优酬”的激励机制。众所周知, 一项制度最终确立以后, 最为重要的过程就是相关人员的实施和执行, 在党政管理队伍建设过程中, 要以不断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激发工作激情作为党政管理队伍建设与创新的出发点。比如从关心管理人员自我发展空间和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 积极推行高校职员制度改革, 切实做好各方面的考核与激励工作, 注重精神方面与物质方面奖励发放的适度性, 使物质激励与精神鼓励互相协助, 使之产生较好的激励效应。也即在倡导敬业奉献的同时, 通过适当提高管理干部的待遇, 合理的政策导向稳定管理干部队伍, 在岗位津贴、外出进修、住房分配、提职晋升、职称评定、表彰奖励等方面, 多角度、多方位地关心党政人员的学习、生活与工作, 为了考虑全局, 必须要做些倾斜, 以鼓励干部乐于管理工作、安心管理工作、干好管理工作, 使之将工作中的事业、情感和待遇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心理上消除管理人员的疑虑。总而言之, 高校党政管理队伍的建设必须创建激励机制, 努力建设好一支优化、精简和高效的党政管理队伍, 更好地适应高等教育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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