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形象

农民形象（共12篇）

农民形象 篇1

一、《欢乐喜剧人》的概述

2014年被称为综艺节目的“喜剧元年”,各大卫视纷纷推出以喜剧为核心的电视节目,当外界都期待喜剧可以取代真人秀的综艺风口时,同质化节目的出现却让无数喜剧节目偃旗息鼓。而《欢乐喜剧人》第一季播出后,迅速成为电视观众关注的焦点。节目收视率排名基本保持在同时段省级卫视排名第二至第五位,收视率最高曾达1.707%。《欢乐喜剧人》第二季首期节目CSM52城收视率高达2.54%,成为同时段电视节目收视率的第一名。

与众多以选秀为主要形式的喜剧节目相比,《欢乐喜剧人》的节目形式是让已经成名的喜剧明星进行同场竞演,例如第一季的沈腾、宋小宝、贾玲等,第二季的小沈阳、岳云鹏等,都是具有一定名气的喜剧演员。并由500位覆盖15至55岁不同年龄段的大众评审进行投票,由此决定名次与去留。不同特点的喜剧人与喜剧团队,为观众呈现了不同风格和形式的喜剧视觉盛宴。

二、喜剧小品中农民形象的分析

回顾荧屏,关于农民形象的角色与文本不胜枚举,这是因为农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更多的是指一种身份,它是中国延续两千年,至今仍未消失的户籍制度的直接产物。对农民自身来讲,身份制的废除所寓示的现代化过程更是一个自身蜕变的过程,是一个挣脱旧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的过程。因此,研究小品农民形象的改变,可以窥视出农民生存的真实状态的更迭与改变。

小品是因为春晚才正式走进大家的视野中的,1989年舞台上才开始出现农民形象。而赵本山作为“赵氏喜剧”的创始人,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要将农民的形象进行到底,并要以快乐的形式将农民的苦难表现出来。但熟悉春晚的观众会发现,近年来农民形象在春晚舞台上却大幅度降低,特别是那些用丑、负面形象的农民人物也在逐渐消退。2013年伊始,央视春晚上《大城小事》《扶不扶》对赵本山小品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受众教育水平和文化趣味的提高,也代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声音。《欢乐喜剧人》是喜剧小品的一个全新的展现,在这个平台上,各类喜剧形式与内容让人应接不暇,但是与前几年的春晚小品相比,《欢乐喜剧人》中出现的农民形象并不多,且表现的都是经济现代化步伐下,农民社会意识的更迭。

三、《欢乐喜剧人》中农民的形象分析

(一)《小城大爱》——进城务工的农民形象

小品的故事内容是由大潘、佳佳这两个农民兄弟进城务工展开的,当二人离开之际,大潘想给自己暗恋的姑娘小斐告白,于是让佳佳帮忙促成。但小斐却选择了隔壁村的青年,只因这个人有踏实的工作。反观大潘、佳佳,二人去城市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摇滚音乐梦,但在小斐眼里就是不务正业。在现实与梦想的转变中,二人困惑不已,但随后摇滚乐队二手玫瑰的出现让大潘和佳佳最后明白,梦想就是在内心里激励自己的精神良药,不可抛弃。

李勇在《“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书中提及,21世纪之后贫富的对立在更开阔的社会空间中衍变成了乡村之贫与城市之富的尖锐对立,而正是基于财富和获取财富的能力、条件的巨大落差,乡村——农民的受难才更显出了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在小品初登舞台之时,进城务工的农民形象都是为了摆脱贫穷这个套在农民阶层的枷锁,将城市视为财富与文明的来源,努力跻身到城市的行列中。但从《小城大爱》中能看出,随着现代经济条件的逐步上升,满足物质需求之后,农民也开始追逐精神上的渴望。

当小斐说她喜欢务实肯干的人时,又从侧面反映出了当下仍有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体对精神世界的忽视,崇尚物质的他们不是泯灭本质,而是在经历贫穷的洗涤之后,满足物质曾经是最重要的必需。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逐年上升,温饱得到满足之后,精神的需求就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大潘、佳佳进城是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体现出当下一些农民群体对于精神渴望的苏醒。

(二)《老人与山》——护山护林的农民形象

《老人与山》是以一个谣言开始的,据说一个农民老头患有癌症,但在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病情缓解,身体痊愈。于是众多开发商纷纷觊觎这座大山,想开发成度假村、矿泉水厂等等。小沈阳饰演的就是这个农民老头,在城里的富商们为了眼前的利益要破坏大山时,一个农民老头却深知自然环境生态的重要性,突出了当下社会都在关注的环保问题。在面对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的人性在物欲横流中泯灭人性,忘记初衷时,农民形象却可以保存本真,呼吁城市人关注环境问题。

21世纪以来,社会处于变革时期的乡村叙事中,曾出现过很多失去理性的“城市文化符码”的追随者,而在当下,这种势头也是存在的。在城乡的巨大差异下,土地对于农民已没有了绝对的吸引力,在众多影视剧及小品中,那些农民形象都纷纷逃离出乡村的文化状态。但从当下的小品作品中可以看出,这种逃离的形象在减少,农民对于身份的迷失感发生了改变。那是因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人的冷漠与疏离成为了社会人际相处的问题之一,但反观乡村的文化处境,用农民的善良、温情等形象唤醒在城市中早已忘记人性的都市群体,这在《老人与山》中得到了良好的印证。农民形象从之前对于城市文化的崇拜与迷恋,到至今发现乡村文化哺育的人群是含有温情和人性的内心,通过对农民形象的人性和人情美的发掘,使各类文本中的人性得到了修复与突出。

四、结论

农村一直被视为城市的母体,但当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涌向城区时,影视结构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农民的形象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更迭。

喜剧小品是观众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节目表演形式,通过对当下喜剧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与生活处境的变化。人们会追捧城市带来的都市文化,将之奉为精英文化,在追随城市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却丢失了自己的身份符号,造成对于自我认知的迷茫。但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平稳发展,在弥补乡村贫穷的沟壑后,农民对于物质的需求上升至精神的渴望,农民进城不再只是为了挣钱,他们也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当都市群体迷失在物质的欲望里,反倒是生活在乡村的农民群体可以保守住一个本真善良的内心。这种形象塑造的转变,体现的是目前社会意识的流变。当在荧屏上展现的农村不再成为被人耻笑的符号,当农民不再是愚昧的代表时,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才走得平稳与持久。

参考文献

[1]孟祥龙.以喜剧心理学探析《欢乐喜剧人》成功之道[J].青年记者,2016.

[2]赵曰超,徐陈探,周永康.赵本山春晚小品中的农民形象再现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3]于宁.从喜剧类真人秀节目看中国小品艺术的擅变——以第二季《欢乐喜剧人》为例[J].视听,2016.

[4]徐海龙.从“农民小品”到“公民小品”央视春晚观众对赵本山小品的接受差异和扬弃[J].新闻知识,2016.

[5]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农民形象 篇2

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研究

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再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媒介不仅参与了农民工形象的建构,而且其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解、认知农民工的模式的同时,也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自我定义,并可能成为其行为举止的参考规范.因此,从建构论视角研究媒介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再现,分析再现的深层动因,解决媒介对农民工形象扭曲再现的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作 者：权波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刊 名：青年记者 英文刊名：YOUTH JOURNALIST 年，卷(期)： “”(8) 分类号：G22 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流变轨迹 篇3

关键词：轨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流变

一、中国新文学

中国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农民所组成的国度，在封建社会的几千年时间中，自然经济、古老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深重的封建壓迫，形成了中国农民特有的复杂稳固的性格心理、思维方式、风俗民情（或称“农民意识”）。“农民大国”的特点便决定了农民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这里主要指中国现当代文学）便不可避免地把农民作为主要的反映对象。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由于历史原因及诸多其他因素，农民形象众多，特色迥异。起因何在？我们有必要来探索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的流变轨迹。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第一个真正写农民的作家。鲁迅用他哲人的敏锐的洞察力感觉到中华民族的痼疾——“国民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在农民身上得以最显著最顽强地体现。诸如麻木冷漠、迷信保守、目光短浅、守旧、固执狭隘、欺弱怕强、盲目自大等等，成为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这一意识渗入民族灵魂中，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基础结构的一部分，似沉重的梦魇压在国人身上，阻碍着人民的觉醒.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故乡》、《风波》、《离婚》、《祝福》、《药》、《阿Q正传》等描绘了各种各样、特色迥异而在灵魂深处又同是“老中国的儿女”——农民的形象。闰土原是个天真活泼、机灵淳朴的少年，成年后却变成一个沉默迟钝、衰老自卑、精神麻痹的“木偶人”。鲁迅深刻揭示了这一悲剧的根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

二、农村新人

在这一个时期里，每一个作家在进行相关的创作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缺陷与矛盾。一方面来讲，每一个作家本身都承受着大小程度不一的虚幻理想所带来的影响，在进行创作过程中，缺乏深沉稳重的时代感以及历史感。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这一个时间阶段内，许许多多的作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都将农民的形象复杂化了许多，从三仙姑、老孙头以及陈红等等所描绘的农民形象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沉重并且艰难的精神社会，以及小生产者本身所具备的一些劣质根本。但是，对于这些小农民来讲，这些是可以被允许存在的，而其主要的针对范围也只是局限为一些较为落后的转型任务，作为衬托农村新人的存在，也仅仅是起到了陪衬的作用而已。

但是，正式因为这样，使得这一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农民形象，在我们看来，更多的是显得概念的抽象、空白以及淡薄，最终也只是沦落成为了一抹过眼云烟。最终可以给我们遗留下的，是负面上的深刻的影响——是那些受到封建主义迫害而导致的灵魂发生扭曲的刚从奴隶身份转变成为主人的“常有理”、“老孙头”等等形象。这些形象最终给我们呈现的是深层次的历史以及丰厚的思想，这能让我们产生无限的思索。

三、文学终究于文学，还原于文学

自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文学就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新时期文学时代。而对于农民形象的描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过了大约四十多年的历史变化，使得作家们也终于真正的意识到了鲁迅先生陛下的阿Q所谓何意了。而久经衰弱的五四文学精神也渐渐的回归到了原来的位置，并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弘扬发展。作家们改变了曾经对文学的怀疑（对农民本身的生活保一味的赞扬），逐渐的对“农民的根本意识是阻碍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根本顽疾所在”的思想清醒的意识到，从而开始严峻认真的对待这一思想，剖析这一思想所表达的意识。农民作为阶级中的一员，在本时期的所有文学作品中，已经再难以保持曾经完美的形象。而在他们的笔下，对当代的农民意识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以及透彻的展览。

四、小结

经过了上文中间断的分析，我们可以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中农民的形象所流变的过程分为以下几部分。

（1）1919年～1941年，以鲁迅先生为主的作家群体对农民的形象进行了深刻准确的描述，并且以历史为出发点对农民意识进行了透彻的揭露以及无情的鞭挞。

（2）1942年～1976年，因为社会性质以及内容的改变，使得作家对于农民本身的觉悟性产生的错误的估计，造成对农民意识改造的艰巨性以及长期性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忽略。与此同时，因为五四时期所觉醒的独立精神以及自我意识等并不能很好的寻找到赖以生长的世界，使得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基础。

（3）许多的年轻作家积极地涌现了出来，并且绝大多数的作家依靠清醒、冷静的头脑，对传统文化给农民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变化进行了揭示，并且在他们的笔下，更为突出了农民的物质以及精神。同时建立在哲学对策基础上，对农民的形象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深深地对农民意识以及农民文化在每一个不同的阶层的国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渗透力进行了一个深层次的认识。

农民形象 篇4

在《故乡》一文中,鲁迅先生精心刻画了“闰土”这一典型的农民形象,并通过对少年闰土和成年闰土变化的比较,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真切地叙述了农民的生活疾苦。作者一方面“哀其不幸”,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为了展现人物形象,作者不仅从外貌上描写闰土的变化,而且还从语言与心灵变化上进行了生动的刻画。

和闰土相比,另一位农民悲剧形象的代言人——老通宝似乎又多了鲜明的性格特点与思想困惑。在《春蚕》中,作者把主人公安排在一个典型的采桑环境里,通过老通宝内心独白式的心理活动,让大家认识了这个热爱采桑,却又只凭经验办事,而且还具有迷信思想的人物。

茅盾在小说研究中指出,“人物有个性,地方也有个性,地方的个性,通常称之为‘地方色彩’。但是我们决不可误会‘地方色彩’即某地的风景之谓。风景只可算是造成地方色彩的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分[1]。

《故乡》与《春蚕》这两部作品通过“闰土”和“老通宝”,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旧时代农民的悲惨人生,启发了我们对农民问题的深刻反思和思考。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并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有许多的新鲜生活和“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儿”,是儿时孩子们羡慕和向往的英雄。20年后,少年时期的勃勃英气已经荡然无存,苦难的生活把曾经聪明机敏的闰土变成了一个呆板麻木的闰土了。“他那红活圆实的手”,“已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松树皮了”。这些看似简单的外貌变化描写却将闰土生活的艰辛表现得淋漓尽致。

鲁迅主要通过人物语言来塑造人物性格特征,与此不同,茅盾却是将人物放在一个典型的大环境背景下,通过展示人物间的性格冲突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春蚕》开始写老通宝在“塘路”边观察气候和桑叶生长情况,作者特意描绘了江南水乡特有的自然景色。在这样的环境里,老通宝“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不过,煞风景的是“塘路”边的茧厂,十天前驻扎过军队,那边的田里还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一幅美好的风景画被这战壕和战争气氛给破坏了,也在老通宝满怀希望的心中投下了一抹阴影。

茅盾不仅描写了老通宝眼前的景象,还通过他的心理活动,把笔锋转向了历史的纵深。太平天国年代,老通宝祖父的家正在“发”:十年间挣得了十多亩的桑田和二十亩的稻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成为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羡”的殷实人家。可是从那以后,世界变了,他的家庭逐渐破落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切呢?老通宝虽然没有见过洋鬼子,但他相信“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而且镇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贵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几十年间发生的遭遇,让老通宝非常肯定地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世界真是越变越坏了!”

从自然景色到时代气氛,从眼前现象到历史的纵深,作者形象地勾勒出一个典型环境,并通过这个典型环境揭示了老通宝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朴素而又强烈的反帝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产生于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深深地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

通过上述性格冲突的描写,使人物性格之间互相对比、互相烘托,从而揭示了老通宝勤俭、忠厚、固执、迷信等丰富的性格特征。捷克汉学家马·嘎利评价说,“茅盾所塑造的某些人物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占有卓著的地位。老通宝这个形象就是革命前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2]。

在《春蚕》“丰收成灾”的戏剧化大结局中,老通宝充满迷惑与不解的心理使得他内心世界的某一块有所松动,以至于在《秋收》中,他开始了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思考,而这个结局恰恰也是农民意识觉醒的前奏,它与鲁迅笔下闰土所代表的农民思想有了天壤之别。

2追寻根源,探究出路

2.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悲剧产生的原因

是什么让活泼可爱的少年英雄变成了麻木的闰土?又是什么让勤劳努力的老通宝在“大丰收”后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从而一病不起?

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里,中国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是社会主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者与提供者。“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样的。在旧时代的背景下,“三农”问题根本就不足以被社会环境放到历史舞台上进行思考,因此,农民这个群体在社会现实的重压与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下变得苦不堪言,变得丧失尊严与道德,变得只能无奈地面对悲惨的现实。

《故乡》借母亲的口说出“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通过这些描述揭示了造成闰土变化的原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地主的盘剥,军阀的统治。相比较而言,《春蚕》在探究农民问题的根源时,时代感要强很多。蚕农老通宝年轻时,民族丝业兴起,他家也因此交了好运。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洋蚕、洋茧、洋丝开始称霸中国市场,中国民族丝绸业出现了丝厂纷纷关门、茧厂也不开秤的萧条景象。同时,日本又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时局日益动荡,众多因素的交织导致老通宝家的土蚕茧也随之越来越不值钱了。再加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地主、债主、征税、杂捐一层层的剥下来”,老通宝家就这样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

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资本的输入与本国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严重地破坏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从而危害了农民的生活,这是《春蚕》这篇作品所表现的“丰收成灾”的最主要原因。

在《故乡》与《春蚕》表现农民生存惨状时,都关注到了农民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与思想的落后性,这也是导致人物性格及其命运发生变化的又一重要因素。

闰土在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下变得沉默、迂腐。闰土所意识到的身份、地位把他自己与好友隔离开了,也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隔阂。鲁迅用了很多笔墨写闰土对“我”态度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等级观念不仅是封建统治者在制造、在推行、在维护,即便是被统治者也有意无意地在信奉、在拥护、在实行。从而暴露出了封建等级观念对人们心灵的残害。鲁迅所重点表现的,其实就是自由封建的禁欲主义和抑情主义造成的人的思想灵魂的畸形发展[3]。

在时代变迁的情况下,老通宝还是一味地墨守成规,盲目排外。老通宝虽从直觉上感到世界变了,但他固守的生活信条始终没有变。60年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对世事的看法成了他顽固保守性格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固执地认为,勤俭忠厚、拼命劳动、做规矩人,就可以换来好的生活。然而老通宝慢慢地发现,自从有了洋货,他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因此他恨洋货,恨得如同“七世冤家”,甚至不肯养洋种蚕——尽管洋种蚕结茧多,价格也高。生活的变化使得老通宝产生了一种初步的反帝意识,并且其间还夹杂着盲目排外的倾向,可他没有考虑改变已有的生存方式,只是顽固地抗拒着一切逐渐发生的变化。

与老通宝相比,闰土则没有一点点的反抗意识。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浪潮里,要么接受新事物,与时俱进;要么固步自封,在新生力量的冲击下被淘汰。这就是当时农民面临的抉择。

在《故乡》与《春蚕》中,主人公们都有着十分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用封建迷信思想来腐蚀、毒害、麻痹人们。当穷困潦倒的闰土被迷惑人的封建迷信思想所俘虏后,便崇拜起偶像来了。当20多年后“我”问闰土的情况,“他只是摇头”,“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他在“辛苦麻木”的生活中,承认了神的威力,向神低下了头。而老通宝固执地认为陈老爷家的败落是由于当年他逃出长毛营盘时杀了一个小长毛……这些都是被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毒害的结果,也是当时个体农民被残酷的现实逼出来的。由于他的家业一天天变小,变作没有,这才不得不去求助于神灵。神灵不灵,决定老通宝命运的还是那个罪恶的社会。

“农民阶级不但由于人数众多,与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联系的紧密性而不自觉地遏制着各种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而且由于它在政治革命中主力军的崇高政治地位和伟大历史作用而增加了这种思想的潜在危险性。”[3]

综上所述,农民悲剧命运的产生有来自于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原因,他们长年辛苦劳作却食不果腹地挣扎在生存线上。那么,作为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者和提供者,广大农民为什么就不能得到满足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一直没能拥有脚下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广大农民的“生辰八字”里,缺少的就是一个“土”字。所以鲁迅才将主人公的名字叫“闰土”,也就是真正地认定并拥有属于农民自己的土地。

而另一个农民形象“老通宝”不但没有自己的田地,还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地,最后还“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这就说明,即使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也是土地的奴隶而并非是土地的主人。这便是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历代社会制度一直都未能为中国的农民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也就是造成当时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悲苦的根本原因所在。

2.2 唤醒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民的“觉醒意识”

中国的“闰土们”只知道日子过得“非常难”,但却找不到“难”的症结所在,更不用说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了,便只好把改变“难”的希望寄托在了香炉和烛台上。在当时,中国的农民要想改变像闰土这样的命运是没有任何希望可言的。那么“闰土们”的下一代水生又会如何呢?如果水生和宏儿仍然重复《故乡》中“我”和闰土昨天与今天的故事,仍然重复父辈们的生活,那么中国农民的苦难日子岂不是永无尽头了?鲁迅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的农民,默默地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的农民……他了解中国农民的内心愿望,了解农民在潜意识中埋藏的希望改变自身命运、本质上属于“革命”的愿望。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用渗出血泪的目光焦灼地注视着它。

那么,中国农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鲁迅借“我”在《故乡》中乘船离开故乡时所作的思考中再一次地给了我们答案。闰土这一代农民之所以毫无希望,是因为没有经济地位,没有自由的思想和自主的权利,所以,中国的农民再也不能继续这样的日子了,他们应当有新的生活。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撰写过一篇重要的政治思想论文《文化偏至论》,在这篇文章中提倡个性主义,强调对人民群众必须进行思想启蒙,求得个性解放。他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而称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4]。

也就是说,作为“五四”时期的农民,通过闰土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处境,要冲破封建道德的枷锁,走出阶级观念的束缚,放弃偶像崇拜的迷信思想,解放个性,从“沉默”中逐渐苏醒,这样才有“希望”走向光明。

听到“唤醒”之声后的中国农民有没有一丝感触与动摇呢?看看《春蚕》中新型农民的代表阿多,我们就会发现,农民也是在时代大潮流中不断前进着的。阿多和他的父亲老通宝不同,现实生活已经让他认识到“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也是不能够翻身的”。他不是不想过好生活,而是不把这种对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一次丰收上。在他的身上既有父辈的善良朴实,又有青年一代的斗争精神。从阿多身上表现出日益觉醒的青年农民的特征,健康、敏感、充满活力,易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对现有秩序提出大胆质疑,具有强烈的判逆性。

茅盾说过,太湖区域的农民眼界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事物。这些也是茅盾塑造阿多这个角色性格的依据。阿多的形象其实是真实的,他对现存的秩序由怀疑到觉醒,由意识到行动,他改变了老通宝的眼光,并影响了阿四夫妇。这个形象概括了新一代农民的精神面貌,代表着希望和理想。

大学者朱自清曾提到“鲁迅所写的是封建的农村,里面都是些‘老中国的儿女’。王鲁彦所描写的据说是西方物质文明入侵后的农村,但他的作品中太多过火的话,大概不是观察,是幻想。茅盾所写的却是快给经济的大轮子碾碎了的农村”[5]。其实更准确地说,“闰土”形象的塑造是鲁迅先生站在农民精神世界的角度来阐释农民思想的落后性,是对人性灵魂的拷问。作者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引人深思的发问来唤醒中国民众,让民众从麻木、冷漠、自私、无情等一系列消极思想里改变。而茅盾笔下的一系列农民形象则印有时代背景的深刻烙印与农民的觉醒意识,可以说是农民摆脱生存窘状的一条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76.

[2]李慧玲.苦涩的姊妹花——《春蚕》《丰收》之比较[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0,(1):31.

[3]王富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0,58,56.

[4]刘泰隆.论鲁迅思想发展的一贯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1):1982:144.

试论余华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篇5

摘要：余华早期作品反映了作者与现实之间的敌对、紧张的关系，表现血腥、死亡和暴力。在1990年之后，苦难则成为他后期作品的主题，体现了一种从知识分子到民间的关注视角的转移。余华通过作品塑造了一批各具特点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形象，从早期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发展到后期，寄托着余华的 人文主义情怀。从而使其完成了向更高一层的先锋创作的升华。这一转变，始终体现着余华对于“人”的关注，并通过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余华对于整个农民阶层生存状态的反思和思考。

关键词：余华；农民形象；苦难

一

“余华”，在嘉兴市图书馆的档案里是这样介绍的，“1987年开始，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小说，引起国内文坛的注目，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⑴

如今，提到余华，似乎总是逃不开先锋小说。对于这一点，余华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先锋作家，我的作品更不是先锋文学„„”⑵到了2002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说：“当我在写作八十年代的作品的时候，我是一个先锋作家„„”⑶想要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大致上出现在1985年前后，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是以这样一些人和他们的一些方面的探索为代表的。之后，到了1987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批人，像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等，“实际上，先锋小说是个假概念”，⑷“先锋”这个词，原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指“作战或行军时，脱离了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

也就是说，先锋的作用，是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和探明情况、获得信息的，他们的命运是不知道下一步需要怎样。后来，这样的一个概念，被借用到文学中来，是指一部分人的写作和社会的主导潮流不一致的写作行为。这便是先锋小说的使命了：就是用自己的行为，去开拓一个未知的领域。马原他们，承担的便是这样的一个使命，而到了余华这一批人，先锋性已经不仅仅代表一种艺术上的探索和语言上的实验了，他更多的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姿态和一种自由状态，代表艺术上的前卫、思想上的超前，代表探索和创新。”⑸他们认为先锋不仅是那些让人看不懂的东西，真正的先锋性是保持作家写作生命力更长久的一种方式，他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这一点，在余华小说创作的后期，表现的尤为明显。余华本人对于自己创作的两次不同的鉴定，正是反映了这一转变。这一转变，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的：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这四个要素组成的。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接受美学兴起之后，读者被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他们不仅是被看作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被认为是一个主动的阅读者，是可以对作者产生影响，进而通过作品与作者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在文学活动中，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即原先以作家为“主力”，转变为以读者为“主力”。在先锋小说的初期，由于过于注重对艺术手法、言语试验和叙述形式上变革，与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产生脱节，致使读者“不买账”，先锋作家由于不能得到大众读者的认同而成为高傲的孤独者和战斗者。因此，先锋的回潮也就变的不可避免了，于是，对先锋性的追求转变为一种精神的追求。

二

在余华的整个创作中，也是可以分成这样的两个阶段的。陈思和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从80年代的极端‘先锋’写作，转向了新的叙事空间”⑹，并据此提出了“民间”这一概念。余华的这一转变是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的，到《许三观卖血记》中完成的。从《活着》开始，余华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不再仅仅关注知识分子，而是开始把眼光投入到人民中间，塑造出了一批各具特点的农民形象。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的划分是士民、农民、工民、商民四民。《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等阶层。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农民”这一概念一般指的是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者和劳动者，也就是贫农和中农。在余华的作品里，这些农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现实一种》中的山峰、山岗兄弟为代表的。

在作品中，“他们并不比河流、树叶、街道和房屋来的重要”⑺，作者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都是叙述中的符号。”⑻在他们的生活里存在着苦难，但是他们对于苦难、对于生活本身，显然没有过多的思考，人物失去了所有的理性和逻辑，一切被暴力所支配和控制。余华用一种平静、冷漠、客观的态度将事情记录下来。小说所叙述的暴力和血腥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复仇，他们没有合理明确的动机和原因，所反映的是余华与外界现实的紧张关系“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远在海角„„我和现实的关系紧张，说的严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⑼这使的余华并没有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塑造上，叙述的重点在于故事本身。因此，他前期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为了完成叙述用的。

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个儿童无意的过失，打开了暴力的闸门，暴力的洪水波涛汹涌，将所有席卷而去。山岗的儿子皮皮抽打还是婴儿的堂弟，最后，将他摔死在水泥地上，阳光下流出了第一摊血，山峰为了报仇，让皮皮舔尽地上的血，然后将他一脚踢死，阳光下流出了第二摊血，山岗将山峰绑在树下，让狗舔他的脚底，残忍的弄死了自己的兄弟，山峰的妻子借助公安机关杀死了山岗，并冒充山岗的妻子，将尸体捐出，最后山岗的尸体被一群医生兴高采烈地肢解和瓜分。在余华的笔下，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温情，仅有的只是相互之间的仇视和伤害。甚至是在父母和儿女之间，而这些原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时最具温情的。

另一类则是以《许三观卖血记》中的阿方和根龙，特别是以《活着》中的福贵为代表。《许三观卖血记》是以许三观的几次卖血经历为主线的，在作品里，还有两个人，虽然在篇幅上所占不是很重，但是在情节的发展线索上，他们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根龙和阿方是和许三观的父辈们生活在一个村庄里，因为生活所迫，他们也和许三观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卖血。他们有着农民式的精明和算计，在卖血前要喝水，并告诉许三观喝水的时候“要喝中间的水”，喝过水之后，水就会浸到血里。这样人身上的血虽然淡了，“可身上的血就多了”，⑽而且卖过血之后，要上馆子去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补一补身子。后来因为卖血，阿方的身体败掉了，而根龙则死在了医院。在作品里，余华并没有交待他们为何要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卖血，以至于到了不顾自己性命的地步，但我们从许三观的经历是可以很容易的猜想得到原因的：贫穷，国家政策的失误，天灾人祸的打击。我们假使一个农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可以独立耕种，但就农业经济来说，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论，年年丰收，是绝对不会的。平均下来，三年中总会有一个荒年，或水灾或旱灾或虫灾。只要来一个荒年，那么三年的积蓄就完了，而且人活于世，生老病死总是免不了的，脆弱的农业经济使农民的生活经不起任何大的打击。我们可以想象，只有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他们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的到医院卖血，况且耕田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卖一次血能挣二十五块钱，在地里干半年的它也还是那么多”⑾，农民的劳动已经被贬低到了如此的程度，而当时的国家形势也是不允许农业人口转业的。广大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是很低的，他们所面临的生活是困难的，他们一次次的卖血，不过是把血当作一种商品，拿去换钱，以求渡过难关。血是生命的精华和本质，失血代表了生命的死亡和结束，用生命来做生命的交换，这不仅是一个阶层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福贵是这样贫苦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他原本是地主的儿子，是个“很有身份的人”，家里“有一百多亩地”⑿，但他年轻的时候败光了家产，成了一无所有的穷人，从此脱去了绸衣，穿上了粗布衣服，吃着自己种出的蔬菜和粮食，过着可以温饱的日子。小说是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老人故事的终结。而福贵的故事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回环。这种循环的叙述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联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层层循环。

“为何哭泣，如今我不应忧伤，为何叹息，朋友已不能重相见，为何悲痛，亲人去世已多年，我听见他们轻轻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轻把我呼唤。”这便是那首美国民歌《老黑奴》的歌词。对于福贵来说，是他一生的预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有七位亲人离他而去，只剩下一头老牛伴着他，死亡一直笼罩着他的生活，但他“却充满了欢乐，”甚至在脸上的皱纹里都“积满了阳光和泥土”⒀，“他时常流出浑浊的眼泪，却不是因为悲伤，他们在高兴时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没有的平静时刻，也会泪流而出。”⒀饥饿和贫穷造成了生活的苦难，在战场上，“成包的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像畜生一样扑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出的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和野狼没什么两样”⒂，饿着肚子是打不了仗的，而且在农村，也到处充斥了饥饿和贫穷。因为饥饿，农村人可以为了一小根番薯而抛弃人的尊严，因为贫穷，福贵把女儿凤霞送给了别人，因为贫穷，儿子有庆上学时为了不使鞋子跑坏，在大冷天赤着脚跑去上学，因为饥饿，家珍骨瘦如柴，患了病仍得撑着去干活，因为饥饿，外孙子苦根吃豆子被撑死。

还有那未知的命运：福贵家道中落因而保命，龙二使福贵破产却在大富大贵之时被革命政权枪毙，解放后春生春风得意当上县长，却在文革中一落千丈，上吊自杀。我们设想，如果福贵当年在与龙二的那场豪赌时，听从家珍的话适时收手，勤俭持家，至少那剩下的一百亩地还是可以保住的，如果福贵在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之后，参加革命，没准他也能够象春生那样成了一县之长。但是在时间的轮回中，龙二被枪毙，春生也死了，而最贫穷的福贵却守着自己残破的家顽强的活着。在这一循环中，生死、善恶、美丑、爱恨不在只是二元对立，而是自然的此消彼长。苦难本身是可以反抗的，而命运却无从反抗，当一切无可反抗，反抗也无意义的时候，象福贵那样尊重生命，好好的活着就是对死亡的最好的抗争。“福贵凭一己之力，依靠生命的本能承受着并抵抗着悲剧命运的频频袭击，于苦难极限处善待生命，”“对于他们来说，自杀就是招供，招供自己已经被生活所击垮，或者招供自己不理解生活。一个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选择自杀，而是选择活着。”⒁俄狄浦斯弄瞎了双眼，他依然选择活着，福贵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依然选择活着。生存是对死亡的最大嘲弄，特别是当生存变的无比艰难的时候。余华正是通过这一些农民形象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人性的思索。

三

余华的早期作品对于人性恶的揭示是大胆和深刻的，相比于一些“大团圆”的结局，给人以更大震动。他从不回避现实世界带给自己的混乱感，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更是失去存在的空间。他把人类的理性的外衣撕开，沉浸于对暴力和血腥的世界，而不作出现实的判断，只是一个冷静的叙述者，一个话语的暴君。到了90年代，对于“苦难”主题的反复渲染，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余华对于传统的回游，并通过农民形象的塑造显示了自己对于苦难的不同层次的认识，即体验、忍受、消解，并进一步提出了缓解苦难生活的三种方式：回忆、忍耐和幽默，表达着自己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企图为小说中的人物乃至整个受难的人群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希望”。不论是根龙、阿方还是福贵，他们对于生活从未有过失望，即使是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所有的人枕着子弹睡觉，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有人死亡，但就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福贵想的最多的，也还是活下去，和家人团聚。“希望”二字对于人的努力和幸福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希望”之所以是件美好的东西，因为他永远不会消失。

总之，余华从80年代的“苦难的受难”，到90年代的“温情的受难”，始终体现了余华作为一个作家对于人的关注，而农民阶层作为整个社会阶层的最底端，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就越是严峻，余华通过农民形象的塑造实现了自己的创作宣言：“我只是一个作家。我的兴趣和责任是要求自己写出真正的人，确切的说是真正的中国人”，“作家应该关心真正的人，只要写出一个真正的人，就是写出了广阔的人群。”（16）

参考文献：（1）参考“嘉兴市图书馆”网站资料

（2）张英，《写出真正的中国人——余华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3）余华，我的文学道路，当代作家评论，2002，（4）（4）格非，何谓先锋小说

（5）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6）陈思和，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1，（1）（7）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8）叶立文，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4)（9）《活着》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0)《许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1)《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5页（12）《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7页（13）《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37页（14）王达敏，余华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5）《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57页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四种农民形象 篇6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悲剧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51-01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杰出体现者，现代意识代表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在鲁迅的诸多小说创作中，有许多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他们的痛苦呻吟和挣扎，塑造出了许多真实的驰名世界的典型。

一、从《故乡》中闰土和杨二嫂的形象看农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一）作者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写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通过对比，写出了农村经济的日益凋敝和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

少年时期的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小说中写他月夜手捏一把钢叉刺猹的情景，特别生动传神，他的聪明伶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写出了少年闰土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然而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经济的日益破败，闰土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红活圆实的手，变得粗笨僵硬而且干裂，像松树皮了。紫色的圆脸刻着又深又粗的皱纹，浑身瑟索着，完全失去了童年小英雄的风采，而变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封建吃人的礼教、等级观念，严重地腐蚀了他的灵魂。他饱受生活压迫，他不明白造成生活艰难的原因，只把希望寄托在香炉上，祈求神灵的保护，这足见闰土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和农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二）杨二嫂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低层的妇女，她为了谋求生存，可谓是用尽心思

文中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是何原因，我想已不言而喻了。她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徕顾客。“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

二、从《故乡》中的闰土和《药》中的华老栓看农民的愚昧、麻木、不觉醒

（一）闰土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见了阔别多年的朋友，也是百感交集，心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反映出了闰土这位饱经沧桑的农民还是牵挂着童年的挚友，但封建的阶级对立现实使闰土选择了身份和社会需要的“老爷”称呼。封建森严的等级制度、阶级对立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灵魂，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友谊。他并不明白造成生活艰难的原因，只把希望寄托在香炉上，祈求神灵的保护，这足见闰土在精神上的麻木不仁。

（二）和闰土这一形象较为相似的另一人物形象是鲁迅《药》中的主人公华老栓。药，当人生病无助的时候，自然需要药的帮助，让他帮你解除病痛还你健康。可是有人却将蘸着人血的馒头当药。鲁迅先生仅仅是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吃人血馒头的故事吗？当然不是，它给了我们很多精神上的启示。香喷喷的“馒头”使人得以温饱；血腥的“人血”却可怕得令人不寒而栗。华老栓为了救他的孩子，迷信这种馒头是救命的仙丹，不惜花许多的银子，在茶馆中卖力工作，为的就是为儿子买来仙丹馒头，这是一种何等伟大而无奈的父爱。这体现了当时人民的愚昧，无知.亲情与现实之间的无奈。

三、从《祝福》中的祥林嫂和《离婚》中的爱姑看农民的反抗意识和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

（一）抗争失败者祥林嫂，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勤恳能干、善良、强硬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祥林嫂的一生，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一生，是令人心酸肠断的一生。祥林嫂的一生是在神权、政权、族权、夫权重重枷索下痛苦挣扎的一生。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进行过不间断的挣扎与抗争，然而我们遗憾的看到她的反抗性正是她的可悲之处。她的反抗使她的人生悲剧愈加的惨劣。祥林嫂在改嫁的过程中的“出格”的反抗，维系的是“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的信条，而不是象刘芝那样为了维护对爱情的忠贞而勇敢的反抗。祥林嫂对封建礼教的顶礼膜拜使她的反抗只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二）同为抗争失踪败者，爱姑的形象似乎比祥林嫂有了几分亮色。

爱姑，她不象《明天》中的“节妇”单四嫂子默默地忍受不幸命运的宰割，也不象《祝福》中的“失妇”祥林嫂带着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悲惨地死去，而是泼辣倔强，对封建族权夫权敢于挑战。

在婚姻问题上，爱姑仍然是个失败者。原因从主观上来看是她没有见过世面。虽然“五四”以后的民主思想对爱姑有所影响，但毕竟是个农村妇女。她的思想和斗争必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她只知道反抗直接压迫她的丈夫和公婆，而对她背后的顽固支持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府的罪恶却认识不清。爱姑虽然是个不甘沉默，敢于公开挑战的农村妇女，但由于她主观上的致命的弱点决定了她最终是封建礼教下的失败者，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這是爱姑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

四、从《阿Q正传》中的阿Q看农民的生命被扭曲、被异化

鲁迅创作《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批评国人的精神弱点并加以改造这是鲁迅先生揭示农民精神世界和异化的生命状态的经典之作。

作品在突出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

中国油画艺术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篇7

一.中国油画艺术创作中突出农民形象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 两次较为重大的社会变革, 都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 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 农民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另一种形式的“农村包围城市”, 安徽农民推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吹响了全国各行各业改革开放的号角。关心民族命运, 关心国家前途, 这是从事精神文化工作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品质。在中国立足农业、农村、农民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油画家们以其所处的中国社会现实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 从中汲取营养, 真情实意地用画笔将农民的形象表达出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中国油画作品中突出对农民形象的描述, 必将是一个非常持久的主题。

建国以来, 我国油画作品所描绘的农民形象, 承载了厚重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他们是时代变革的创造者;在“和平与战争”的主题中, 他们是卫国战争的支援者;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他们是第一线的劳动者;新中国跨入二十一世纪后, 他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新时期以来, 放眼于农村、追踪农民生活、塑造农民形象的画家大有人在。面对这种社会现实, 如果中国的艺术忽视对农民、农村题裁的表现, 便是忽视了中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 忽视了社会的大多数, 在“不动声色”中反映出对农民的漠不关心甚至轻蔑排斥。但是, 以农村、农民为题材创作的油画作品目前无论从数量, 还是作品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上都还远远不够, 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需要, 没能反映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中国油画艺术中农民形象创作的发展过程

(1) “苦难”的农民形象

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 油画艺术自清朝中期传入中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形象, 在国内油画艺术中最初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 一批赴欧、赴日的美术学子们的留学归来, 中国农民的形象开始在他们的油画作品中出现。旧中国破产农民无依无靠,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是悲苦的化身, 也是画家同情的对象。例如:徐悲鸿、吕斯百、唐一禾、吴作人等画家作品中所描绘的农民形象。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 他们通过对画面语言、形式的探索转向了对社会历史和战争现实内容的关注, 塑造了许多陷于悲惨生活之中的农民形象。例如:《四川农民》 (吕斯百) 中饱经苦难、愁容满面的抬滑杆农夫的形象;《祖与孙》 (唐一禾) 中一手拄杖, 一手牵孙儿, 充满愁苦与茫然的老农形象;《弃民图》 (王悦之) 中的老乞丐形象。尽管从我们当今人的眼光来看, 这些以“苦难者”面貌出现的农民形象在油画语言中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 也谈不上“个性化”, 但是他们却从一定程度上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下层人民的生活境遇, 具有可贵的现实主义特征。

(2) “幸福”的农民形象

新中国时期, 经过4O年代后期革命炮火的洗礼, 中国揭开了现代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油画艺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油画艺术史中农民题材表现的高潮。随着党和政府把工作的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移, 新中国的油画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历史题材开始让位于现实生活。与此同时, 画面的基调开始向明朗和乐观的方向转变, 表现的主要是农民翻身的热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例如潘世勋《我们走在大路上》、靳之林《南泥湾》、韦启美《模范饲养员》、孙滋溪《天安门前留个影》、温葆《四个姑娘》等等。这些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不仅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同时具有自信、坚毅、强大、快乐等前所未有的特点, 并流露出时代主人翁的气质, 充满阳光感和幸福感。

(3) “真实化”的农民形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伴随着我国农村的变革, 农民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 很多地方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时画家笔下的农民形象也发生了从反思文革到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从歌颂到暴露, 从赞美到批判, 从粉饰现实到面对真实现实的转换。罗中立于1979年创作的《父亲》可谓我国油画艺术农民形象表现历程中的一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幅作品除了使用巨大的以往只适用于领袖像的尺寸, 以及借鉴了西方毫发毕现的照相写实主义的技巧外, 画面流露出的农民精神的真实性更是让观众感到震撼。何多玲的《春风已经苏醒》, 则带给了人们美好的希望, 他以一种凄美而又看到希望的诗情, 用心刻画了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农村姑娘。从这些不作任何美化的形象中发现现实中的感人品质, 挖掘平凡现实中隐含的神秘之美, 赞美人性的自然之美, 这些都表明艺术家开始关注艺术表现的真实性问题。从根本上说, 这两幅作品中普通农民形象的出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使广大艺术家认清了政治代替艺术, 艺术家失去“自我”的深刻教训, 打破了文革时期美化农民生存状态的藩篱, 农民成了反思艺术中的主体, 开启了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先河。从此以后, 乡土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写实绘画的主流, 并成为中国形成农民题材油画创作的高峰。

(4) “开放”的农民形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 在西方现代思想观念和艺术思潮的进一步影响下, 艺术家在思想观念上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他们不再满足于现实主义下写实性绘画对农民形象的简单再现, 而是运用古典、象征、表现等多样化的表现手法, 并且展开了独立和深入的思考, 而不再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说者, 使人们在视觉和精神领域上获得了对农民形象的全新感受。例如, 忻海洲的《进城农民工》, 较早地刻画了城市里农民打工者的形象;王宏剑的《阳关三叠》, 则描绘了了民工潮的一个场景, 他们的作品都体现了农民工入城打工面临的困难和心中的希望, 但更体现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邬国宝的《冬日》, 刻画的是温暖的阳光下, 城市化进程下日渐冷清的农村景象;杨继纲的《缺口2》则描述的是农村被正式并入城市最后一刻的模样。

三.中国油画艺术中农民形象的发展方向及研究意义

从时代发展来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崛起, 中国的社会结构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那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例如:王宏剑的《阳关三叠》就是通过对即将进城, 在车站等车的众多农民工的描绘, 以写实的方式展现了新时期农民形象的转变。由于农民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发生了转变, 九十年代之后的农民, 不再单纯的只与农村生产劳动发生单线形的联系, 农民本身也一改往日面朝黄土北朝天的传统形象, 开始与城市生活发生多纬度的关联。因此描绘与城市发生关系的农民工就成了艺术家方便的选择, 为以都市为主要聚集地的艺术家提供了近距离描绘的可能。于是表现农民与都市文化的内在相关性, 就成为新时期画家表现农民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忻东旺的《诚城》和刘小东的《违章》, 作品中农民形象城市化特征的出现等。

如今, 占据着我国总人口数三分之二的农民, 他们是新农村建设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 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则无从谈起。自我国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 农民自身的身份、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 农民形象再一次成为艺术家关注的对象, 在油画领域, 画家们通过自己对农民的现实处境和利时命运的转变, 做了更加深入透彻地观察和思考, 以更加开放和个性化的手法描绘他们的容貌、神情和精神气度, 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中国当代文化特色的农民形象油画作品。例如, 吴云华创作的《村民大会》, 画面中就反映了如今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社会事件的场景, 作者将更多的笔墨和情感投入到农民本身形象的塑造上, 抛开了过去在场景上的过度渲染, 从而传达出新时期农民形象新的精神面貌。而杜晓东创作的《预约》, 则是表现当代城市中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工的形象。画面中他们手拿大哥大, 身着皮夹克, 脚穿名牌运动鞋和皮鞋, 神情中充满自信, 激情满怀。表现出了他们对生活前景的美好向往。

中国油画艺术中的农民形象, 在经过战争时期革命现实主义、新中国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展后, 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步入了农民形象的多样化发展的新时期。如果说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油画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主要作为一种叙事的符号, 依附于画面故事情节中存在, 承载了一定的历史与政治意义的话, 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形象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艺术语言的载体, 一种意识形态外在化的表现, 以一种画家自我认同方式, 在文化意义和艺术意义上的具体展开, 农民形象本身的意义开始弱化, 形象背后艺术家个人的价值开始凸现。

五.结语

深析不同时期油画艺术中农民形象的面貌与特点, 农民形象背后的文化和艺术意义, 我们就会在以后油画创作中, 进一步重视农民题材存在的价值, 立足于“农民大国”的现实, 积极发掘时代赋予农民的新变化, 并通过对艺术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以促进新世纪农民形象的当代表达。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如今的广大农民已将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进城打工上, 并且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与运用, 参与农业的劳动者将会越来越少, 必然会有大批的农民逐步转变为工人, 同时我国也会由农业社会逐渐转化为工业社会, 必然导致农村减少而城市逐渐扩大, 而农民也将会在社会这个大群体中日益边缘化, 相应地, 在绘画艺术领域中逐渐被淡化。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油画创作中的农民形象亦将式微。但是, 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 恰如农民阶层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以农民形象为题材的艺术创作注定将成为人类美术史上的重要篇章。

摘要：本文从中国油画艺术创作中描绘农民形象的重要意义入手, 就中国油画艺术中农民形象的发展过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代背景在油画艺术中的体现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并就如何在新时期中国油画中更好的刻画农民形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油画,农民形象,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新.中国油画百年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 1996

[2]陈履生.新中国美术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3]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4]王鹤.罗中立——中国油画十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农民形象 篇8

《水藻行》在茅盾多姿多彩的小说世界中, 并不是最出色的作品, 但却“是一篇独特的并具有真正意义的短篇小说”。茅盾先生自己谈到《水藻行》的创作初衷以及对它的评价时说道:

《水藻行》是一篇农村题材的小说, 但不同于我的同类作品。

我写这篇小说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的形象, 他健康、乐观、正直、善良、勇敢。他热爱劳动, 他蔑视恶势力, 他也不受封建伦常的束缚。他是中国大地上真正的主人。我想告诉外国的读者们:中国的农民是这样的, 而不是像赛珍珠在《大地》中所描写的那个样子。

可见茅盾先生创作《水藻行》是为了向读者展现一个真正的农民形象。正是因为茅盾先生的这番话, 使得许多学者认为这个“真正的农民形象”, 就是财喜, 而笔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 却越发觉得, 茅盾先生笔下的“真正的农民形象”并不是如此简单, 而是一个健康与孱弱、乐观与悲观、勇敢与懦弱交织的矛盾体,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农民的现状, 只是在这种种矛盾中, 最终健康、乐观、勇敢占了上风。

这篇小说的独特性除此之外,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即作者通过“乱伦”来表现了农民思想上的改变。本文将从作者这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入手, 来分析作者笔下的“真正的农民形象”。

二、“乱伦”情节下所体现的封建伦理道德与新恋爱观的冲突

1、茅盾的性爱观

茅盾早期性爱思想的核心是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观。茅盾认为, 中国的旧的伦理道德体系中作为女子行为规范的三从四德把女性塑造为男性的附属品, 而要创造新道德, 就要打破旧的贞操观。

茅盾认为:“男女间恋爱的关系确实由肉体的而进化的灵魂的。所谓恋爱, 一定是灵肉一致的。仅有肉的结合而没有灵的结合, 这不是恋爱。但对于那以恋爱必先由精神而及肉体的说头, 却也不能赞成, 因为这与恋爱进化方式不符!恋爱的进化方式, 显然是由肉体的而近于灵魂的, 个体的恋爱当然不能作为例外。”

《水藻行》中“乱伦”情节的出现, 正体现了茅盾早期的性爱观。但由于时代的局限, 农民受到封建思想的桎梏使新的恋爱观念难以被接受, 由此出现了财喜与秀生妻在亲情与爱情间的两难抉择。

2、亲情与爱情间的艰难抉择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人们已渐渐接受了新道德, 新的恋爱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但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早已根深蒂固, 新思想、新道德无论怎样以破竹之势对其地位进行动摇, 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完全取代。

财喜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农民, 茅盾将他早期的性爱观念植入了这一人物形象之中, 因此财喜认为爱情应该是自由的, 是灵肉一致的。于是“对着面前这个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的女子, 发着强烈的近乎羊骚臭的肉香的女人”, 他被吸引了, 并切不为两人之间的“乱伦”感到羞耻, 在他看来这样的女人与自己才是相配的, 这也使他感到快活, 使他更加充满活力。

在财喜与秀生打蕰草的路途中, 财喜兴奋的唱起了村里人常唱的一支歌:

姐儿年纪十八九;大奶奶, 抖又抖, 大屁股, 扭又扭;早晨挑菜城里去, 亲丈夫, 挂在扁担头。五十里路打转回。煞忙里, 碰见野老公——羊棚口, 一把抱住摔觔抖。

这支歌使财喜与秀生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正面冲突, 也将三人之间的尴尬关系第一次摊开在两个男人面前。而财喜对他们三人之间关系的认识, 真的是完全接受了新的性爱观而产生的吗?并不是。财喜在与秀生妻的对话中说:孩子是他的也罢, 是我的也罢, 归根一句话, 总是你的肚子里爬出来的, 总是我们家的种呀!在与秀生的正面冲突中, 也说了同样的话, 可见封建思想在财喜心中根深蒂固, 在他的意识中, 只要这个孩子是“我们家的根”, 秀生就应该善待自己的妻子, 保住这个孩子。财喜在爱情和亲情的两难抉择中, 看似选择的是爱情, 但这种选择也是建立在维护家族传宗接待的基础上。

尽管在宗族辈分上, 秀生是财喜的堂侄, 但这个家的“户主”是秀生, 因此财喜只是寄住在堂侄家, 有点“寄人篱下”的意思。秀生在妻子与自己的叔叔发生不正当关系时, 他感到自己的尊严和地位收到了损害, 便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夫权, “是我的老婆, 打死了有我抵命!”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 在意的只是自己身为一个丈夫的尊严, 为维护自己的夫权作着无力的抗争。

秀生妻子在小说中只出场两次, 但是从财喜与秀生的对话中, 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遵从女子三从四德的贤妻。尽管她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 但对于这样一个病丈夫的照顾却始终无微不至。“她什么苦都吃, 帮你对付。你骂她, 她从不回嘴, 你打她, 她从不回手。今年夏天你生病, 她服侍你, 几夜没有睡呢。”在一个孱弱、没有生气的丈夫和健壮、充满活力的男人之间, 她理所当然会被后者所吸引。她选择财喜是勇敢的, 但她的勇敢却不足以使她抛弃自己的丈夫, 与之离婚。在亲情与爱情面前, 她出于对丈夫的愧疚而选择了秀生。

财喜、秀生、秀生妻三人, 在面对亲情与爱情的艰难抉择时, 最终选择了维持本来的关系, 即选择亲情。而与其说是选择亲情, 更准确些, 是选择了向对封建伦理道德妥协。这也是新思想、新道德对封建伦理道德妥协的悲剧。

三、多侧面描写的“中国农民形象”

1、财喜

财喜是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主人公, 他善良、乐观、强壮、充满活力, 茅盾在作品中毫不吝啬的赋予了他这些优点。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 每个女人心中的都有的男性形象被称作阿尼姆斯。女人会对心中阿尼姆斯的特点感到喜爱, 在遇到像自己的阿尼姆斯的男性时, 她会体验到极强烈的吸引力。相比羸弱的秀生, 健壮、乐观的财喜无疑就成为了秀生妻子意识中的阿尼姆斯。

而财喜财喜面对乡长的恐吓, 勇敢的反抗, “两只胳膊像一对钢钳, 叉住了那乡长的胳膊, ‘你这狗, 给我滚出去!’。”“天塌下来, 有我财喜!”他像是一个勇敢的斗士, 他有着强烈的反封建、反压迫意识, 并敢于向不公的命运挑战。他是茅盾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农民形象。

2、秀生

秀生一出场, 就预示了他在这场“乱伦”之恋中的弱者地位。“屋角有个黑魆魆的东西在蠕动, 这就是秀生。”他比财喜小十岁光景, 看上去却比财喜老多了。与财喜的“雄壮的声音”相比, 秀生的声音是虚弱无力的, 与财喜有着“一身的精力”不同, 秀生是“略带浮肿的失血的面孔”、“干柴似的胳膊”。就是这样奄奄一息的秀生, 在顽强的维护着夫权, 维护着封建的伦理道德。这也暗示了在新旧思想、道德的斗争中, 最终的胜利者是新思想、新道德。

3、秀生妻

整篇小说中, 只有秀生妻一个女性形象, 但她却是中国农村女性中的一个典型, 善良、淳朴、充满活力, 虽有着觉醒的意识, 却仍深受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 在新旧思想的茅盾冲突中选择向封建思想妥协。

四、中国的真正的农民形象

茅盾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就是向国外的读者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的形象。这部作品向读者所展示的真正的农民形象, 是财喜、秀生与秀生妻, 这三个人物的统一。

首先, 从生活关系上来看, 离开财喜, 秀生无法生活, 而离开秀生, 财喜也无处可去。其次, 从血缘关系来看, 财喜是秀生的堂叔, 两人本就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而秀生妻不伦是爱的是这两个男人中的哪一个, 她都是这个家的媳妇, 她肚子里的孩子都是“我们家的根”。

从这两个层面上来看, 这三个人物更是不可分离的, 同时他们又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不同性格类型的农民形象, 使得“真正的中国农民的形象”更加的饱满。茅盾先生对这三个人物性格的巧妙安排, 也预示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方向, 中国思想界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要：《水藻行》是茅盾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唯一一部在国外发表的短篇小说。《水藻行》从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入手, 通过描写农村生活的琐事, 讲述了一个侄媳与堂叔之间的不伦之恋, 以此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的农民形象。笔者认为, 茅盾所要塑造的真正的农民形象是故事的主人公财喜、秀生与秀生妻三个形象的综合, 即这三个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综合在一起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水藻行》,文本分析,农民形象,茅盾

参考文献

[1]李广德.茅盾短篇小说《水藻行》研究述评[J].湖州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1997, 19 (2) .

[2]茅盾.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回忆录 (二十) [J].新文学史料, 1983 (3) .

农民形象 篇9

一、八十年代——对历史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意识形态对艺术的影响不断消解, 农民形象作为题材真正地回归于现实主义油画创作中。众多艺术家深入农村、少数民族等地区,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的表现农民形象的作品,《父亲》和《西藏组画》最具代表。

《父亲》是罗中立于1979年创作的一幅油画肖像作品, 作品中真实质朴的人物形象蕴含着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震撼人心。背景的用色来源于土地固有的黄色,老人头上裹着的白色毛巾、晶莹透亮的汗珠、粗糙的古铜色的皮肤、布满老茧的大手、干燥裂开的嘴唇、木讷空洞的眼神,特别是耳朵上的那支圆珠笔与手上的那只破旧的白瓷碗都颇引人注目, 碗代表物质食粮,笔代表精神食粮,两者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耐人寻味。画面所透射出的老人的慈祥、勤劳、纯朴与历经沧桑不只是他个人命运的体现,而是中国农民的象征。 [1]罗中立勇于面对中国的实际历史情况并将之真实地描绘出来,抒发他对苦难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陈丹青于1980年创作的《西藏组画》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开始摆脱前苏联影响的转折点。《西藏组画》共有七幅,作品以写实的手法塑造和刻画了质朴、真实、生动的藏民形象,描绘了朴实无华又充满人性的生活场景,表现了画家对藏民生存状态的关注。[2]陈丹青并不是第一位画西藏题材的油画家,但是他的 《西藏组画》却将西藏题材的油画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作品真实地表现了普通藏民的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令欣赏者百看不厌。

罗中立和陈丹青在他们的油画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是真实自然的,为人道精神在现实主义油画作品中的弘扬作出了表率。作品呈现出不同风貌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们对农民、对生活的不同艺术见解,是对当时中国人民生活状态最真实的表达。

二、九十年代以来——对社会和时代的反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大批中青年农民离乡背井,涌向城市。这种现象引起了艺术家们的关注,忻东旺、徐唯辛就是其中的代表。

《诚城》是忻东旺的成名之作,忻东旺对这个题目的解释是:诚心诚意做一个城里人。画作展现了这样的场景: 五个肩扛行李的民工兄弟坐在城市的街头,他们可能是走得太久,坐下休息一会儿,也可能是刚进城,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地和栖身之所,正在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办。作品运用的笔触技法,灵感源于民工用抹子腻墙的感觉,与农民工粗犷的外在形象浑然一体,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将油画技法与农民工刷墙的技术联系在一起,源自于忻东旺对农民兄弟朴实真挚的情感以及在这种情感激发下的灵感的闪现。 [3]在这幅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画家对这群农民工真实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描绘,表达了他对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期望。

徐唯辛堪称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油画界的一位楷模,他的作品更多的是反映和关注社会进程。《工棚》是徐唯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画面展现了工人们完成一天的劳作后在宿舍里休息的场景。以高度写实的手法逼真地描绘了一群形象生动的民工,他们栖身在拥挤、黑暗的工棚里,有老有少,神态各异。虽然身处恶劣的环境中,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绝望, 眼神充满了期待,满怀着希望。面对这幅画,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徐唯辛扎实的艺术功力,更是他对农民工们深深的怜悯、同情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他以质朴的个性化形式,描绘进入城市的民工在物质境遇与精神境遇上的艰难,那种状态使人过目难忘。[4]

忻东旺和徐唯辛都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描绘,体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现实关怀。他们用独特的油画语言描绘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农民工,描绘出了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最朴实的一面。

三、结语

纵观新时期以来我国油画创作中的农民形象,由最初传达对朴实农民的关切和对历史的反思转变为对农民工的关怀和对时代的反思。这样的变化真实地体现了改革开放后艺术家对农民阶层的关心与关注,艺术家以平视的目光去看待农民,肯定他们的尊严,表现他们的美。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很多表现农民形象的油画作品。本文以农民形象的油画为切入点,通过对不同时期代表作品的梳理,探讨在现实主义油画创作中塑造农民形象的必要性。

关键词：农民,改革开放,农民工,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易英.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中国现代美术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2.

[2]孙献华.人文关怀:现实主义油画永恒的主题[J].文艺研究,2011(6).

[3]梁阿兴.刀与笔的交响——忻东旺油画肌理的面貌特征分析[J].艺苑,2014(3).

农民形象 篇10

农民工是指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 [1]他们是在中国社会二元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2]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 农民工就是社会热议的话题, 近些年来, 人们对农民工的关注更是有增无减。媒介作为社会的瞭望者, 对农民工群体积极进行报道, 在自觉不自觉中参与了农民工的形象建构。然而, 媒介因受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活动规律的制约, 对农民工的形象建构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农民工本身。为使媒介中的农民工形象更加客观公正, 本文对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建构进行分析。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文选取《陕西工人报》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 陕西是一个劳务大省, 而《陕西工人报》是报道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报纸,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农民工现象;其次, 《陕西工人报》是陕西省总工会机关报, 是一份面向全省广大职工及各阶层劳动者的报纸, 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也是其主要报道对象。

(二) 数据收集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 同时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在分析农民工外在的报道形式时, 以定量分析为主;在解读农民工的内在特质时, 以定性分析为主。

《陕西工人报》对农民工的报道数量多, 为确保研究的时效性, 本文主要分析2011年的《陕西工人报》。将时间定为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共收集到有效样本117篇。

(三) 类目的建构

1.有效样本的月份分布。

2.报道主题:政府关怀、政策解读、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就业、农民工现状、农民工典型、农民工合法权益、农民工与企业、新生代农民工、其他等11类。

3.消息来源:政府部门、本报记者、专家学者、其他媒体、农民工本人、公司、其他等7类。

4.报道倾向:赞扬肯定、关爱同情、中立、批评否定、嘲弄厌恶、其他等6类。

三、研究发现

(一) 媒介报道呈现时节性

从表一我们可以看出, 在1、2、3、8、9、12月, 媒介对农民工的报道集中, 报道量占全年报道量的72.65%。这是因为12月、1月临近春节, 多个政府部门联合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帮助农民工讨薪、维权、返乡;2、3月, 春节已过, 农民工要返城、就业, 媒介及时对此展开报道;8、9月农民工子女临近开学, 为使农民工子女按时上学, 相关政府部门积极下发政策并帮助农民工讨薪。因而这6个月报道量较大。从以上的分析, 我们看出《陕西工人报》对农民工的报道量呈现一定的时节性, 在春节前、春节后、农民工子女开学前报道量较大, 其他月份报道量相对要少。

(二) 报道主题集中

《陕西工人报》对农民工的新闻报道的主题呈现出集中化趋势。如表二所示, 以政府关怀为主题的报道多达58篇, 占到总报道量的50%。主要包括:工会帮助农民工讨薪、就业、返乡、维权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农民工工资检查、组织帮助农民工就业的“春风行动”, 工会与司法局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法院为农民工追薪等。

以农民工现状为主题的报道量也较大, 占总报道量的13%, 内容包括农民工的组成状况, 如《女农民工成为女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生活状况, 如《冬日, 农民工冷暖更需呵护》;农民工的身体、医疗状况, 如《八成农民工小病“挺着”缘何有病不敢医》、《一年百万工伤患者中八成都是农民工》;对农民工自身存在的问题, 媒介也进行了解读, 如《农民工法律意识薄维权状况堪忧》等。

从表二我们还可以发现, 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新的群体, 媒介也给予了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后,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体, 总数约有1亿。[3]基于新生代农民工日显重要, 媒介对其进行了报道, 主要内容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所面临的困难、容易引发犯罪的原因, 以及身份认知不清等。

对于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子女问题, 媒介也适时作了解读。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农民工工作的企业, 媒介也作了报道, 如“民工荒”中企业留住农民工的方法、企业为农民工办工资卡等信息。

(三) 消息来源多样化

对于农民工的报道, 媒介消息来源较多样。其中, 占比重最大的是“政府部门”提供的消息, 比例高达49%;其次是“本报记者”采访的消息;来自专家学者的消息比例达8%。此外, 还有其他媒体、企业、农民工本人等提供的消息。政府关注农民工群体, 为农民工提供帮助, 政府所提供的信息, 权威性较强;记者奔赴一线、亲身采访, 使报道更符合实际;专家学者通过调查以及对数据的分析, 所得结论更可靠;而来自农民工本人的消息, 更能突显农民工的真实心理。

(四) 报道倾向鲜明

在农民工的报道中, 媒介的立场极为鲜明。如表四所示, 对农民工持“关爱同情”态度的报道多达90篇, 占总报道量的77%, 持中立立场的报道有21篇, 持“赞扬肯定”态度的报道所占比例为3%, 没有持“嘲弄厌恶”、“批评否定”态度的报道。媒介以“关爱同情”的态度报道农民工生活窘迫、医疗状况差、患职业病率高、讨薪困难、合法权利遭侵犯以及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的援助等。同时, 对于农民工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 如具有多彩人生的普通农民工———蒋普权、老陈等, 媒介也给予赞扬。

四、媒介形象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 媒介形象建构中存在的问题

1. 农民工完全被塑造为“沐恩者”

农民工是现代城市的建设者, 是城市经济的主力军, 同时也是国民财富的创造者,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人力资源, 对于城市乃至整个国家, 农民工都做出了极大贡献。[4]但由于当今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法律不完善, 农民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相反, 农民工的某些合法权益还遭到侵害, 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然而, 在形象塑造中, 媒介对农民工的贡献不予或很少提及, 将其完全建构成“沐恩者”的形象是不符合实际的。如表二所示, 在117篇报道中, 以政府关怀为主题的报道多达58篇, 所占比例高达50%。在媒介的塑造中, 或是政府的相关部门帮助农民工讨薪, 如《街道总工会给力相助15名农民工讨回欠薪》、《全省法院为农民工追薪2093万元》、《我国各界积极帮助农民工讨薪》等;或是政府部门帮助农民工就业, 如《“2011年春风行动”启动帮助农民工尽快找到满意工作》、《我省启动“春风行动”》等;或是政府部门为农民工提供其他服务, 如《免费公共图书馆重点拂去农民工群体》、《我省加快推进建筑业农民工养老保险》、《中央45.68亿支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等。而对于农民工的贡献, 仅有《农民工回家过年城市遭遇服务真空》从侧面提及。报道主题的不合理分布使得受众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农民工享受着国家的恩惠, 社会各界为农民工提供了各种服务, 农民工完全是一个“沐恩者”。

2. 农民工缺少话语权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对于农民工在生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想要获取的帮助, 只有农民工自身更清楚。然而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 缺乏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 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媒介也没有为农民工提供话语空间, 消息也很少从农民工中获得。[5]从表三中, 我们可以看出, 关于农民工的消息, 更多来源于政府部门或媒体, 如“人社部日前发布消息”、“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近日, 全省建设行业和劳保统筹管理办公室发出通知”等等, 只有《留守儿童致大量农民工不远外出》、《一个农民工的维权路》、《冬日, 农民工冷暖更需呵护》等18篇报道中有农民工的声音。然而话语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正如台湾学者管中祥所说:“在此信息泛滥的时代, 失去了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 就等于失去说话与表达的能力甚至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 并且将自我形象的诠释权, 拱手交于媒介掌控者的手中”。[6]因而, 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亟需媒介为其提供话语空间, 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为受众呈现更真实的自己。

3. 媒介报道立场不够客观

近年来, 被西方新闻工作者奉为圭臬的新闻专业主义渐受我国媒介从业者的青睐, 而其基石是客观、中立。客观和中立要求媒介在报道消息时要离开个人的偏见、情感和观点, 而且媒介的报道的方式要冷静。[7]然而通过对媒介报道倾向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农民工的报道, 媒介多以“关爱同情”的态度报道农民工事件, 如《农民工探亲假不该是梦想》、《防暑降温费离农民工还有多远?》、《避让农民工为欠薪流泪》等等, 立场极为鲜明。这与新闻专业主义相去甚远, 而且媒介体现出的强烈感情色彩使受众将农民工视为一个需要精心呵护的弱势群体, 对于农民工的其他信息则不予关注。

(二) 对媒介的建议

针对上面提出的问题, 笔者认为, 媒介在今后的报道中, 要合理分配不同主题的报道, 既要关注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关注, 也要注意对农民工的贡献的报道, 使农民工的形象塑造更符合实际, 而不是将农民工简单地塑造为“沐恩者”;对于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 媒介应注意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 因而媒介要积极为其提供话语空间, 如开辟农民工专栏、专版等, 而且, 要采取措施吸引农民工投稿, 让农民工掌握话语权;同时, 在报道农民工时, 媒介要尽可能保持中立, 要客观地陈述事实、保持冷静的报道方式, 不能总是以关爱的口气、施恩者的身份进行报道。

五、结语

综上所述, 在对农民工的形象建构中, 我国新闻媒介有其自身特点,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而, 在今后的报道中, 媒介要适时调整自己的角色, 在报道主题上合理分配, 报道立场上保持中立, 而且积极为农民工提供话语空间, 让农民工有话语权, 从而使农民工的形象更符合实际, 使受众对农民工的认识更准确。

摘要：本文以2011年《陕西工人报》的报道为例, 运用内容分析法, 对媒介中的农民工形象作了解读。研究发现, 媒介在报道农民工时, 主题集中、立场鲜明、消息来源多样, 而且报道呈现出一定的时节性。然而, 在农民工的形象建构中, 媒介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将农民工塑造为十足的“沐恩者”, 没有为农民工提供话语空间, 报道立场不够客观。

关键词：农民工,《陕西工人报》,形象建构

参考文献

[1][3]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J].江苏纺织, 2010 (8) :8.

[2][4]余红, 丁骋骋.中国农民工考察[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4:4, 103.

[5]权波.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研究[J].青年记者, 2010 (8) :8.

[6]管中祥.传播权力、弱势发声与市民社会之形成[EB/OL]. (2002-08-21) .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2068.

农民形象 篇11

[关键词]中国油画艺术；农民工形象

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果。随着这一变迁，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也相应发生改变。中国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思潮涌起巨大的潮流，经历了一个不断展示生机，在批判中蕴涵创造，由于这一变迁，在生活方式与精神想像层面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空间，也为此前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的艺术生产力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与社会变革相对应的现实基础。

一、农民工的内涵、起因、现状

农民工是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对于农民工的理解应当是“农民工是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农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或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具有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产业从业人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经济收入平稳提升，对农民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出现新情况，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鲜而充足的血液，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外出打工、劳务输出投资少、见效快，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途径之一。有资料表明，全国每年数千万的农民工带回家的资金有二千多亿元。农民工在工作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他们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从而为地区发展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事实表明，许多农民在打工过程中不仅给家乡带回了资金，也带回了技术、信息和新理念。

二、当代中国油画艺术中农民工形象的表现

1. 农民工形象在当今油画艺术中所占比重。这里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展览样本，取样样本有：一、2000年成都双年展、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第十届全国美展油画部分、2006·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展）、第九届全国美展油画部分、上海艺术博览会。统计结果为：成都双年展中作品为四百三十二件，其中涉及反映农民工作品的二人四件，广州三年展有二件作品，上海双年展画册中有三件作品，第三届上海艺术博览会有五件作品，第九届全国美展油画作品中有六件作品，十届美展为十四件作品，2006·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展）作品展有四件作品，以此看来，表现农民工形象的作品在全国性的展览中几乎都出现过，且内容丰富，表现方式多样，艺术形象生动鲜明、具体可感，可见这一题材已经引起了当代油画家们的重视和关注。

2. 反映农民工题材作品分类。生活赋予艺术家强烈的艺术冲动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对农民工日常生活景象的描绘，再现农民工生活状况，成为中国美术史中一个富有感情色彩的部分。就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表现农民工形象的作品而言，我概括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描绘农民工生活现实的作品，称为传统现实类。如段建伟《手艺人》（1994年）、忻东旺《诚城》（1995年）、候震《都市新族》（1999年）、陈安健《茶馆系列之一》（2002年）。这些作品大多数以写实方式刻画农民工将要进入或面对充满诱惑的城市的期待。

第二类，以一种幽默而朴素的气氛刻画和强烈的笔触或表现的形式来描绘农民工形象称为边缘写实一“新写实”类。这些绘画少了点古典风格，多了几份调侃幽默的情绪。执著于表现的自由和直率，他们不拘泥于任何章法，喜欢以非常规的视角切入。如：刘小东《违章》（1996年）、《烧耗子》和《观看》、忻东旺《明天多云转晴》、《适变兴奋》（1997年）。这两类作品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将农民工的现实生活加以再现或表现，体现出当下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三、描绘农民工形象作品的特征

1.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描绘农民工形象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对人生的关注、对生活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强调艺术家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以饱满真情实感的艺术观、美学观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这些作品以写实为原则和科学手法为主强调对现实物象的再现性描写，善于把握时代脉搏，重视生活逻辑、历史逻辑与美学逻辑的统一以及理性批判精神与社会历史使命感的统一，突出艺术作品主题性与情节性，符合大众的审美接受习惯，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2.深刻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人文气息。画家们不但都对当代社会劳动群体一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有了关注，这种关注上是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上。画家们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在揭示他们的生活最普通的一面，以质朴的个性化形式来描写农民工的思想或心理状态，他们认为农民工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在对农民工形象描绘中最显著的特点表现为许多艺术家都在努力寻求艺术语言的现代性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合。艺术家表现着本民族文化艺术精神，探索个人精神、民族文化和艺术语言的融合，全新审视着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成果。形式主义不再是画家的唯一目的，而是成为实现艺术价值和思想的手段。

3.鲜明的绘画语言风格和面貌。这几类反映农民工题材的画家的绘画语言己相当成熟，都有其独特的风格魅力。王宏剑、刘小东、徐唯辛等都受到过系统的学院训练，主张用理性的精神描绘社会、生活现象，以表达出画家的思考和人文精神。王宏剑的画面层次丰厚饱满，画里主人公多是农民，构图经典、写意。刘小东的作品反映出年青群体精神世界的特点，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九十年代文化中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母题，这就是当下生存的精神独立。这些尝试都为农民工形象所具有的多样文化内涵和审美效果带来丰富的表现可能。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对形式多样化的执著追求，防止了艺术教条和陈旧的社会观念限制绘画艺术的创新。

四、结语

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艺术家们关注作为劳动群体的农民工，表达他们的诉求。令人鼓舞的是当代艺术家的人文关怀，逐步超越对自身的表达，他们己经做出努力。艺术家正视农民工的存在，肯定他们的尊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美。画家们用艺术的语言将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从城市的背面拉到了正面舞台，认为他们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有功之臣。

参考文献：

[1] 滕守尧.艺术社会学描述一艺术教育前沿论丛[M].南京出版社，2006-6.

农民形象 篇12

1 农民工的矛盾形象

1.1 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是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来界定，它在形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人群的概称。农民工正是一群从农村来到城市为生计奔波的人，也是生活较为困难、文化水平不高、普遍从事苦脏累工作、还往往受到部分城市人排斥的人群。他们在收入、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与城市户籍居民存在一定的差距，许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1.2 现实意义上的“强势群体”

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是否真的只是弱势群体?答案是否定的。当然本文中所指的“强势群体”，不是农民工的收入变强势、地位变强势、农民工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指农民工对城市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民工荒”、“讨薪闹剧”、“外来村管理”等一些尖锐的矛盾渐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已趋对等的苏州，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群体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强势群体”。

2“强势”的表现及成因

2.1 农民工数量上的强势

2.1.1 总量上渐趋优势与部分行业的就业主角

(1)总量上渐趋优势。近年来，苏州市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以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已经成为全国第二大“移民城市”。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市登记总人口1176.91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含户口待定人口)637.77万人，外来人口539.14万人，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例为1.18:1[2]。同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十年间全市户籍人口(含户口待定人口)共增加59.30万人，而居住在苏州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却增加了311.61万人。据苏州市公安系统统计，2011年底的暂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农民工已达到648万人，与苏州户籍人口几乎持平;苏州市辖的吴江市户籍人口约80万，外来人口约60万，属于农民工的高密度集聚区，而在苏州的昆山市、工业园区以及木渎等镇或街道，甚至出现了“本外倒置”的现象。

(2)部分行业的就业主角。第六次普数据反映，外来劳动者在苏州常住就业人口中占52.06%，其中农民工占40%以上。农民工已成为苏州产业大军的主力，分别占苏州市加工制造业就业总数的60.5%、建筑业的81%、餐饮业的51%，城市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农民工身影。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对城市及人们的衣食住行影响之巨大。

2.1.2 农民工数量上强势的原因

(1)城市的巨大需求。苏州工业经济发达，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形成就业岗位的不断增加，需要劳动力供应的持续增加，这些岗位对学历、技术没有太高要求，在户籍劳动力增加有限的情况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促使大量农民工的涌入。

(2)城乡差异形成的巨大吸引力。城市在工资收入、生活环境、发展机会、教育环境、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优于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外来务工人员。(1)农民工入城的原动力在于收入差距及发展机会。苏州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是形成外来人口强势“来袭”的主要决定因素，特别是对于原本缺乏机会、收入不高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更关注城市提供的发展机会及工资收入的增加。(2)农民工入城的次要动力则是福利。养老、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等等方面的市民待遇，无疑与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提高密切相关，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及其它城市福利方面市民待遇的期盼也相当迫切。苏州在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方面的先行先试、苏州教育资源优势及其对农民工子弟的较多开放，成为农民工流向苏州的重要吸引因素。

2.2 农民工贡献份额上的强势

2.2.1 对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生活的贡献

(1)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攀升到70%以上。苏州作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突出典型，2010年外贸额达2741亿美元，占全省的58.8%、全国的9.2%，出口加工型企业达数万家[3]。这些出口企业员工多数是从农村来的打工仔，全国估计有8000万人。他们用低价劳动力，支撑了出口产品的较低成本和价格优势，支撑了我国外贸的强劲发展。现在我国连续多年外贸顺差，积累起全球第一的巨额外贸储备，其中农民工的辛勤劳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我国没有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在抗击国际金融风险、应对全球经济波动中就不可能有相对宽松的回旋余地，在推动国际经济格局调整、推进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中也不可能有较为重要的作为。农民工为中国经济持续腾飞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并且壮大更新了中国产业大军，也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

(2)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农民工不仅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而且成为城市建设和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全国初步统计，有1.2亿的农民工在城市从事房地产、社会服务等大量的岗位，他们含辛茹苦、紧衣缩食，在相当艰苦的环境中辛苦劳作，盖起了城市一片片住宅小区，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加快了城市化建设的步伐。进城务工农民通过多年的劳动和积累，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有少部分在城市购买自己的住房，也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支持了城市房地产事业的发展，为城市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建筑业、纺织服装业、城市一般服务业等行业农民工已经成为主角，其地位和作用可以用“关系整个城市的正常运转”来形容。此外，大量农民工进城带来了相当规模的“农民工消费需求”，已经改变并继续改变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构成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新的重要动力。

(3)对城市文化生活的贡献。我国的“农村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农民工进城带来了天南地北的风俗习惯、乡土文化、思想观念，为苏州文化发展创新注入了新的因素，增添了新的活力。例如，在苏州市昆山开发区活跃着一支由80多名“新昆山人”组成的职工艺术团，长期以来活跃在昆山企业、街道、社区的大大小小的舞台。在“新苏州人”密集的苏州工业园区的湖东社区，农民工扮演重要角色的社团，总数已达到181个，极大地丰富了湖东社区居民们的业余生活。

2.2.2 农民工能够对流入地作出较大贡献的原因

(1)农民工整体素质上升。掌握技能，增强就业能力，既是农民工进城的“敲门砖”，也是参与公平竞争、寻求发展机会的必要手段。现在农民工的整体素质有了一定提升，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占到总数的60%，他们已经不再把挣钱谋生当作“打工”的第一目标，走进城市、寻找机会、谋求发展、实现理想已成为更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向往。

(2)“乡村文化”的惯性。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和思维的创新上都有所提高，他们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更迫切更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主动的文化融入愿望。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自己的所得、所获、所思、所想，为身边和自己一样的兄弟姐妹们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氛围。他们的创造少不了带有原来家乡“乡村文化”的烙印，但他们也乐于融入流入城市那些被他们欢迎欣赏的文化元素。随着农民工群体规模的扩大，他们所创造的这种“亚文化”给城市原有文化带来了越来越明显的冲击，成为城市文化丰富与创新的重要源泉。

2.3 对城市居民就业和当地管理带来考验

农民工进城，在使企业成本降低、扩大规模的同时，会对一部分城市人口就业带来冲击，产生劳动力市场上的替代效应。农民工大量涌入，不仅给城市交通、公共设施等基础建设造成压力，而且也给城市治安、人口与计生、卫生防疫、消防管理、城市文明和就业等工作带来了难度。

形成这一状况不是偶然的。目前，我国农民工服务管理职能部门并不少，如公安、劳动、建设、计生、城管等部门，但“多龙治水”并没有真正管好这股“民工潮”，大量农民工游离于城市服务管理之外，甚至少数农民工是“来无踪、去无影”。这种政府管理不到位和社会上存在的大量对农民工的侵权行为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农民工对城市政府的不信任。如果任由这种状况持续下去，让这2亿多的庞大人群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不能妥善及时解决，必然导致社会矛盾频发甚至激化，乃至造成灾难性后果，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也就无从谈起。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进城农民工数量增加，影响城市社会稳定的因素还将进一步增多，改进农民工服务管理体制、协调好户籍居民与农民工的关系，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

2.4 非制度性参与及违法犯罪中的“强势表现”与成因

2.4.1 非制度性参与及违法犯罪中的“强势表现”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再把挣钱谋生当作“打工”的唯一目标，走进城市、寻找机会、谋求发展、实现理想成为更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向往。老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好管理, 现在的农民工情绪化, 经常跳槽, 不好管理，这是其一。其二，“农民工问题”还表现为一些个体行为累积而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富士康连环跳事件。据调查，苏州市近年治安案件中有70%左右为外地人作案, 苏州吴中区木渎镇去年因流动人口出警率达到90%，370名刑事拘留人员中有248名为流动人口，259名治安拘留人员中有212名为流动人口。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比例的居高不下，给当地的治安和社会稳定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了“本地人怕外来者”的现象。这些违法犯罪的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形象，成为一些人反对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的理由。

2.4.2 非制度性参与及违法犯罪中的成因

(1)农民工游离于流入地主流社会。苏州市流动人口高发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归属感的缺乏和一种变味的团结。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中无亲无故，许多人认为自己不是本地人，和别人有差距，觉得自己作为个体生活在陌生的环境中没有依靠，于是，就会只和自己家乡人互动，对城市人避而远之。这样，就出现了某些地方的农民工聚集区，而当这种互动的形式走向极端时，就会出现一些帮派，以致严重扰乱当地治安，引起本地人的恐慌。无论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是在道德修养方面，较高素质的群体一般要比低层次的群体在本地化方面占有优势。外来人口中低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占了大多数，限制了其本地化的实现。

(2)本地居民的自我保护倾向。 (1) 维护自身的“市民待遇”。城镇户籍居民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享受着户籍制度带来的各种市民待遇，自然不愿意失去眼前这些利益。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即使消除“二元”结构对城市发展有利，但户籍居民对此并不积极，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对地方政府施压，使公共政策尽可能有利于自己。 (2) 对外来人口的偏见观念和行为。尽管农民工和城镇户籍人口一样为城市创造了大量财富，却因为不具备城镇户口而不能享受相同的“市民待遇”，形成了所谓的“一城两制”。相当多户籍居民对外来者参与共享的看法和态度是：“我们本地人的就业、教育、住房、医保尚且还没解决，哪轮得到你们外地人”。一些地方对待农民工采取“经济发展需要你，社会服务难容你”的实用主义做法。这种情况在苏州也有表现，部分户籍居民的“排外”心理依然存在，成为阻碍“本外”融合的重要障碍。

3 农民工“强势”现象的分析

农民工群体不再是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弱势”形象;相反，他们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所逐渐表现出来的是“强势”，他们的“强势”对其自身、对城市、乃至对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无限的发展机遇;但他们的这种“强势”表现也给城市和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认真剖析农民工的这种“强势”现象，弄清其利弊，寻找有效的因应对策。

3.1 对农民工的心理素质和自身发展的影响

(1)心理方面。农民工群体的“壮大”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信感、融入感、平等感、维权意识等;另一方面，变味的团结、抱团倾向，并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身心发展，帮派、甚至黑社会性质群体的存在，很容易滋长违法、犯罪情绪。

(2)自身发展方面。积极效应是有利于农民工群体文化素质、技能水平提高，同时也影响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来关注他们，给他们在就业环境、生存条件等方面创造较适宜的政策环境。消极效应主要是由于农民工群体仍然较多保留着自身的“乡村文化”，沟通交流往往局限于农民工群体内部，与城市生活不能很好融合，阻碍了对城市先进理念、行为方式的吸纳接受。

3.2 对城市管理与发展的影响

积极效应：农民工的涌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有利于城市制造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在扩大城市消费规模、改变城市消费结构方面也显示出不应忽视的实力和潜力。消极效应：农民工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多数从事手工劳动，基本上是体力活，不能很好顺应技术进步要求，不利于城市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此外，也加大了城市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强度，城市居民的就业面临挑战。

3.3 对社会发展与和谐的影响

积极效应：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利于“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对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消极影响：给社会治安和社会和谐带来挑战，在目前体制、观念调整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城乡居民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生活秩序等方面的矛盾。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只有做到对农民工群体的服务管理转型，做到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平衡和谐，才能真正将农民工群体的局部“强势”地位转化为有利于其自身发展、城市发展、社会和谐的动力。

4 对策与建议

农民工服务管理需要由原先的差别式服务管理转向平衡型服务管理，即农民工与户籍居民一样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进程中承担同等的义务、享受同等的待遇。这一转型是一个渐进性的、须经较长时间过渡最终达到目标的过程。

4.1 确立平衡公平、和谐融洽的社会建设理念

紧紧围绕平衡和谐的核心目标，以平等的意识、公正的态度、和谐的理念，统筹兼顾，双轨并进，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均衡化，加大服务管理力度，创造平衡、公平、和谐、融洽的社会大环境，让农民工真正融入社区、融入城市。

4.2 创新服务管理体制、机制

明确服务管理目标，推进平衡型服务管理体制建设;逐步建立起农民工管理提质控量、扬长避短、共建共享、和谐共处的服务体系, 完善农民工工资保障、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劳动保障、医疗保障、子女就学保障等制度，使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一样享受均衡的服务。

4.3 加快平衡型身份管理制度改革

一是完善居住证制度，实现全体农民工居住证的全覆盖，保证农民工能持证享受医疗、住房、教育等相关市民待遇，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二是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入城市做到保质控量，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的落户需求，鼓励优秀农民工入户城市并落实相应的保障措施。

4.4 探索平衡型的基本社会保障模式

索平衡型的基本社会保障模式： (1) 在养老保险方面，扩大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筹，保证养老保险体系有效并轨。同时，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特点，保障流动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顺畅。 (2) 在医疗保险方面，积极探索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整合途径，全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体系，统一实施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完善以大病医疗为重点、重病和特困人群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医疗机制，确保农民工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 (3) 在工伤保险方面，扩大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覆盖面, 健全工伤事故预警和调解机制，督促相关用人单位加强对职业病的防范和治疗恢复工作。 (4) 在失业保险方面，加大失业保险在促进就业方面的投入力度，做好失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增强失业保险基金的保障能力。 (5) 在住房保障方面，进一步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研究出台农民工享有住房保障的相关政策措施。将长期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工的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房建设总体规划，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逐步建立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的长效机制。

4.5 加强平衡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将农民工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在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服务政策、建设公用服务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建立农民工公共服务工作机构和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资金的投入。二是积极推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开展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动态监测调查，推动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投入保障机制，扩大均衡化服务覆盖面，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覆盖至计划生育、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

4.6 注重平衡型民主参与模式建设

一是切实保障农民工民主政治权利。进一步扩大优秀农民工成为各级党委、政府、自治组织管理者的比例，落实农民工的民主权利，积极引导农民工参加工会，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二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农民工的积极作用。鼓励引导成立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架起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桥梁，政府要对社会组织给予政策扶持，财政倾斜。积极利用社会资源，通过政府项目招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协助政府为农民工提供服务。

4.7 发展平衡型新苏州文化

一是处理好本土文化传承保护、外来文化接纳融入之间的平衡。对优秀的本土文化，应传承保护，让全民参与其中，尤其是新苏州人，开展苏州本土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让农民工们了解优秀的苏州文化，积极主动成为保护优秀苏州文化的一员。对“乡村文化”应扬长避短，兼容并蓄。弘扬农民工吃苦耐劳精神、任劳任怨作风，舍弃农民工文化中的迂腐、落后之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把外来乡土文化融入到城市文化的建设中来。二是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加大资源整合和共建共享力度，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企业、社区应积极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文化活动, 多创办农民工文化艺术团体，开展农民工文化艺术活动和慰问农民工的文艺演出。

4.8 改善社会管理，强化治安防范，营造良好转型氛围

一是建立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规范企业和劳务派遣用工行为，严厉打击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各种违法行为，保障劳动关系平稳运行。积极做好农民工劳动争议处理工作，尝试与高校合作，共同开展法律研究与实践活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积极预防和妥善解决用人单位拖欠职工工资问题，形成行政、司法、企业三方合作预警、治理机制，严厉打击企业经营者恶意欠薪、克扣工资等违法行为。二是教育和引导农民工更新思想观念。注重思想和行为观念的转变, 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常识，熟悉和遵守城市规则，强化法制意识。三是高度重视农民工心理教育问题。政府、用工单位应重视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和心理辅导工作，可以结合院校、社团组织、志愿者对农民工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培训, 以便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摘要：在多重因素作用下, 农民工在许多方面表现“强势”:即在数量及部分行业就业方面渐趋优势, 对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建设贡献巨大, 对城市管理形成很大冲击, 违法犯罪方面也表现突出。这些强势表现有利于改善其自身发展条件, 为城市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推进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也存在加剧群体内自我封闭、阻碍融入城市社会, 不利于城市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影响社会治安及和谐社会建设等风险。农民工服务管理需由差别式转向平衡型:确立平衡公平、和谐融洽的社会建设理念, 创新服务管理体制和机制, 加快平衡型的身份管理制度、基本社会保障模式、公共服务体系、民主参与模式、新苏州文化的建设。

关键词：农民工,弱势群体,强势,城市贡献,城市管理制度,公共服务体系,基本社会保障,苏州市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N].经济日报, 2011-04-29.

[2]苏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苏州市统计局.苏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N].苏州日报, 2011-05-02.

[3]苏州市统计局.2011苏州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