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史观论文（通用7篇）
数学史观论文 篇1
1 数学史及当代数学的本质及内容
1.1 数学史的内涵
数学史建立在历史发生原理 (history-genetic-principle) 之上, 历史发生原理在数学上的具体表现为:数学知识的习得遵循人类数学思想的历史顺序和规律, 学习者高效率的学习要回溯学科演变的历史进程。由于个体包含在人类的整体之中, 个体数学的认知过程与人类对数学的认知过程存在相似性。数学史观的建立对个体数学认知活动有积极的指引意义, 当代数学学科的建设可以从数学史中汲取经验, 同时, 对数学史的掌握有利于数学研究者准确的把握数学学科的本质和特点, 使个体获得更高效的学习体验。
数学史实质上也是数学思想方法的历史, 包括数字、函数、直线、曲线、空间、微分、积分、对应、极限、域等数学基本概念。各种数学现象如何从生动直观的表面现象抽象为数学规律, 形成数学思维, 进而影响人类的思考, 指导人类的实践。一系列重要数学定理、数学方法及数学分支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数学史观。举例来说, 数学史观使人类意识到数学的规律与定理不是死板而生硬的, 数学有着动态的创造与探索过程。除此之外, 人类能了解数学学科的应用价值和文化意义, 进而促使学习者自发主动的接触数学, 学习数学, 并且站在新的高度研究数学, 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更加明确, 数学学科建设的动力更加充足。从这一点上看, 数学史观是通过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人类思维的。
1.2 当代数学学科的新发展
传统数学观念中, 数学是统一的整体普遍性准则, 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认知而改变, 具有绝对不可怀疑的典范性特点。两千多年前的欧几里德的几何体系一直被看成是绝对真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数学观念和数学学科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 知识由认识主体从内部建构, 以主动的方式吸收。数学是将个体经验不断适应与组合的过程, 而不是发现存在于个体意识之外的世界。建构主义主要否定和摧毁了数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 对传统数学的绝对性和客观性提出批判。
就当代数学的新发展来说, 数学的基本概念都来源于生活, 数学理论是对生活中的数学加以抽象概括和总结, 抽象出的数学原理一旦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就不会受到最初现实中原始形态的制约而按照自身逻辑采取猜想与反驳的方式向前发展。猜想与反驳这对数学内部矛盾支持着当代数学理论的进步与完善。
2 当代数学学科的科学价值
数学学科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数学知识的应用、数学符号的语言性、数学科学思想方法三个方面。首先, 数学知识的应用直接的影响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举例来说, 哥白尼日心说运用数学理论、数学方法得以证明;泊松建立计算电势的微分方程以及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傅立叶利用三角级数研究热传导等实例都证明了数学知识的运用在推动科学领域发展上的重要地位。科学与数学学科相结合产生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例如:数学物理、生物数学、数学生态学等学科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其次, 数学符号系统的强大表现力正在日益与人类所使用的言语符号系统相提并论。例如, 当代物理学中的基本规律:牛顿力学规律, 万有引力定律, 电磁场原理, 热力学定律, 统计力学原理, 都要利用数学庞大的符号系统得以表现。
数学学科不仅包含了数学知识和数学符号系统, 还有大量的数学方法, 例如:实证方法、理性方法、推理与类比、灵感与直觉、建立模型等。数学学科的美感与和谐感, 数学符号化、结构化、逻辑化的方法体系对于科学理论的建立与构造至关重要。
3 数学史与当代数学学科教育的新思路
3.1 基于情景认知的数学学科
数学史为当代数学学科创设情景认知环境。数学家的品格和修养以及对数学的探索精神, 数学研究者在数学道路上的艰难探索。数学史既能创设教学情景, 也能探讨数学的本质, 现在数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 只有从宏观上对数学史进行把握, 才能和对数学的本质有清醒的认知。
3.2 注重知识建构的数学学科
建构主义影响下的数学学科更加注重大脑内部的思维过程, 注重内部思维与信息加工的程序。学习者的大脑虽然能储存被动吸收的知识和自己创造的信息, 但是对于自主创造的信息记忆更加深刻。因此, 建构主义反对规范性的操练, 反对过度练习。
3.3 开展合作教学方式
当代数学学科把课堂教学看成是合作环境, 学习者以平等的身份共同参与课堂。这与传统教学形成鲜明对比。学习者相互交流学习心得, 互相教授对方所不了解的内容。
余论:在数学学科建设与实践中, 要有数学史观的意识, 当代研究者要对数学学科的科学价值引起足够重视。数学研究者只有秉承求真、务实、严谨与客观的态度;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创新精神才能推动数学学科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大潜.数学科学与数学教育刍议[J].中国大学教学, 2004-04-10.
[2]张楠, 罗增儒.对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思考[J].数学教育学报, 2006-08-30.
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 篇2
1 唯物史观是关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在马克思理论当中,人的首个基本实践活动则为物质的生产活动。人类为了可以创造历史,一定要学会生存。可是为了生活,就要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需求。所以,首个历史活动则为生产符合这些需求的资料,也就是生产物质生活自身,所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为了生活就要去完成。不难发觉,生产物质生活自身的社会实践,是所有历史的基准,也成为其他所有历史活动的必备前提。这也体现出,人类历史活动的首要意义,则为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成为了人们在执行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主要因素,生产关系受生产力所影响,生产力被生产关系所反作用,并且,生产力不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也就无法建立,即便在某些状况下创建起来也无法得到巩固。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加快了社会的前进步伐。正如马克思所言,不论是何种社会形态,在其所可以实现的所有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消失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其物质存在环境中没有成熟以前,是不会产生的。
我国执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为了让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持续取缔落后生产力的过程恰好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一定会获得长远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本质是相统一的。在全新的历史环境下,唯物史观也体现出时代特色以及发展的需求,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以获得良好的应用及发挥。
2 唯物史观的创建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先决条件
理解唯物史观创建价值,不仅关系到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地位的定位理解,还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地位。依照以往的推广论所理解,马克思先打造了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将辩证唯物主义带领到历史范畴,进而引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非马克思先创建辩证唯物主义并将其使用在历史范畴的必然结果,唯物史观的创建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作用有以下几方面。
2. 1 唯物史观的创建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重要所在
通过唯物史观的创建史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创建成为了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重点所在。自从历史产生了唯物主义的理论之后,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得以产生。这也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创建以及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开拓哲学发展之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完成哲学改革的重点在于,对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在于将阐明社会生活的实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评价、改变旧哲学,进而将哲学史上伟大改革的任务完美结合,并在此具备自我评判、自我完善精神相互结合的过程里完成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的两个转变[2]。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为无产阶级的领袖,两位在理论方面探究的主要特征为与自身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连接,正确的方法是将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思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评判、改变,最终跨越思辨、远离实际的旧哲学的基本方式。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而言,身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两位面对的时代主题为社会生活给出的最紧迫的实际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想要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就要将当前的阶级斗争以及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传输到人们的大脑当中,消除过去对历史现象处于统治地位的错误的唯心主义思维。所以时代给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任务为批判过去的唯心史观,建立科学的唯物史观。
2. 2 唯物史观的创建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及理论核心
恩格斯曾经在书中对马克思伟大的人生给出了评价,指出马克思的一生存在两项伟大发现,也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由此可见,恩格斯在此是在普通哲学方面的意义上将唯物史观当做马克思伟大发现之一。并且对马克思主义论的三个构成内容而言,具有哲学基础众人的主体则为唯物史观,正是唯物史观的创建,才令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从理论迈向现实[3]。唯物史观的创建,令唯物主义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变成融会到所有范畴的尤其是社会历史范畴的唯物主义,也被称之为新唯物主义。通过科学的实践观为根本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在理论内容方面同旧唯物主义具有明显的差别。实践活动不但是物质的,还是辩证的,属于物质性与辩证性的统一,且通过实践活动的物质性以及辩证性阐明出世界乃至人与世界关系的物质性以及辩证性,阐明了主体和客体、人类和自然、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处在客观的普遍联系方面,永恒运动与辩证发展之间。所以,客观事物的物质性内在具备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性,客观事物辩证性又是通过物质性为条件,唯物论以及辩证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所以通过科学的实践观为基准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攻克了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相违背的矛盾,展现了唯物论以及辩证法对于社会历史范畴的有机结合与统一,令辩证唯物主义身为没有任何片面性的科学发展理论以及认识方法在社会历史范畴被体现。而且,马克思因为将感性的现实世界,作为实践来理解,因此人类存在及发展的历史,则为人对自然持续改造,并令人类本身受到改造。因此,马克思则认为,自然的历史以及历史的自然是相互束缚、相互结合的,自然史以及人类史的两方面是互不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则相互束缚。所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相同,也属于物质辩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按照人类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因素,自然观和历史观不仅唯物且辩证地统一结合。所以在理论内容方面,新唯物主义不但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自然观以及历史观高度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科学的实践观为思想内容的统一结合为一个整体[4]。
3 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的当代价值
方法论价值源自于理论自身。方法论是源于世界观为基础构成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态度、标尺以及原则。通常而言,方法融会于理论当中,属于理论的有机结合。从某种层面而言,把握了科学的方法,才可以掌握理论的精神实质。
人类社会属于持续运转的有机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它为我们全面了解社会的内部结构、生长机制乃至运动规律给予了科学的方法论。它让人们像体会自然一般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通过烦琐的现象来展现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来掌握社会历史运动的根本线索。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提供给人们的观察历史以及现实的态度,也成为积极能动的体会和改变现实世界,令其更加符合人类生活目标的态度。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功能是最根本精神的拓展。唯物史观作为人们了解社会历史的方式,本质上就需要我们将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原则、哲学精神以及哲学思维方式,依照他所开拓的关注社会生活、人类命运、实践的哲学研究方式继承下来。
4 唯物史观作为开放系统的当代价值
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源于其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其理论内容以及理论视野是开放的,进而具有持续完善、自我更新以及发展的机制。对于人类思想史而言,许多思想体系乃至物质外壳即存在开放的系统,也存在封闭的系统。而封闭系统指的是,这一理论系统没有长期、广泛、深入地同外界的物质和信息进行互换。开放理论系统指的是,这一理论系统持续并广泛、深入地同外界执行物质和信息的互换。开放的系统相对于封闭的系统最大差别在于,其并非一次性完成就了结,而需在实践过程里持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
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唯物史观是当前为止最具备实践性的思想理论系统。从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建了唯物史观之后,就被持续付诸于社会实践,构成世界工人运动,构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我国,李大钊在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将唯物史观进行系统的传播,令唯物史观在我国的革命、建设乃至改革中获得了应用及实践[5]。唯物史观不仅仅从正面方向、关键方向体现了人的本性与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又具有一些抽象性,而其关于人类社会结构、机制的理论形式也具备了立体性、兼容性和张力,这些都给后人给予解读的空间以及发展的空间。
5 结 论
唯物史观身为意识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从创建之日起就依照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进而持续丰富本身的内容。目前社会的发展瞬息万变,社会各个层面也产生了各种变化。唯物史观所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所以,当前对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的探讨则非常必要。唯物史观持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此后的历史进程里,其必定会更为完善。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以及当代历史使命会成为理论研究者此后研究的重点。对当代而言,唯物史观所研究的不仅仅是秉持捍卫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还是总结唯物史观的当代历史使命,将理论内容进一步丰富。最终令唯物史观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思想理论武器以及行动方向。
摘要：关于唯物史观当代价值的探讨,就是对其是否符合目前时代发展的理论需求以及实践需求的探讨。唯物史观对于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开放式的系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当代价值。世界观的价值,关键在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规律性以及整体性问题的思考。唯物史观的价值源自于理论自身,方法论是源于世界观的观察以及处理问题的态度及标尺。唯物史观的生命力还源自于开放的理论系统,其理论内容以及理论视觉是开放的,进而具备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机制。
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 篇3
关键词：唯物史观,当代价值,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个伟大发现之一,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唯物史观具有真理性、科学性和价值性, 它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是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科学方法, 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科学依据。本文是依据唯物史观的五个主要内容来分别分析和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
一、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认为, 人的第一个、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的生产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 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 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可以看出,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社会实践, 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也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这也表明, 人的历史活动的第一要义, 就是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同时,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 新的生产关系也建立不起来,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建立起来也得不到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2】
我国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革, 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也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 因此我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样就说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本质是统一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唯物史观同样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发展的要求,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挥。
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生产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的核心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社会意识是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表明: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 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 其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尽管离不开人的参与, 但在其总体趋势上、运动轨迹上却是个人所不能左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物质实践出发、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出发, 去认识、解释精神现象和政治现象的基础和根源。同时, 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促进或阻碍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但我国生产力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大力发展经济,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但又过分强调意识形态, 从而制定了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 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以及后来各位领导人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 以及随着西方思想的渗透, 人们的思想形态、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 这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形势越是复杂, 社会越是多样化, 就越需要在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国家领导人面对新的挑战, 积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 组织研讨“六个为什么”的学习等,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 胡锦涛进一步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发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总动员令”。进一步阐述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明确了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重点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原理在当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认为,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 就是不断用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过程。在奴隶社会,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是一种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在封建社会, 地主和农民之间是一种收租和交租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产者和无产者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桎梏, 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准。建国后,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实行公有制, 表明我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由于我国落后的经济水平, 领导人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改革开放, 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几个前后相继、与时俱进的理论形态, 其一脉相承的内容就是唯物史观这一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所以, 在当代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四、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的经典表述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列宁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 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人的自觉活动与社会发展规律客观性的统一性:“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 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 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 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水平, 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6】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 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 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
当代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取决于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 尤其是取决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处理。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时, 作为领导人的列宁和斯大林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并正确地运用了该原理,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斯大林后来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应, 到了晚年虽然承认两者有矛盾, 但很不彻底, 因而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到其后来的领导人, 没能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改革来调解矛盾, 而是推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激化了矛盾。最终宣布解散共产党, 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 推行私有化, 结果导致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没有遵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 没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因而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在《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 结合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历史特点,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 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但也存在着理解上的错误, 致力于改变生产关系, 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 过分强调意识形态, 从而制定了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这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法制的完善, 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基础上, 并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前进, 制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文化的理论体制等, 促进了社会主义不断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都科学地处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总之, 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科学地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当代社会主义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
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 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客观物质力量。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全部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劳动中不断积累经验, 改造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所以,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 没有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作为基础, 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 毛泽东强调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中,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 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其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以人为本, 即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思想。“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7】这说明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 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和最高目标。
总之, 唯物史观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建立正确的理论认识、科学思维和社会舆论导向, 我们都应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79页
【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4】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5】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6】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9页.
“冷战”起源的心理史观解读 篇4
心理史学不仅研究个人心理还研究社会心理, 研究个人心理、社会心理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其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引导学生走入历史, 让其“身临其境”, 增强教学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提高教学效率。“冷战”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 也是难点之一, 传统研究视角主要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分析“冷战”的起源, 笔者拟从心理史学的相关角度对“冷战”起源加以分析, 以期深化对“冷战”内容的理解和认识。
一、“安全困境”诱发“冷战”
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 安全需求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 是奠基人类社会其他需求的基础, 缺失安全感就会引发社会问题, 在国际关系方面缺失安全感就会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 这一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翰·赫茨提出的, 认为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国家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1]。二战后, 美苏都缺失安全感, 学者陶文钊在《关于冷战起源的新解释》中指出:“冷战既不是苏联决策者也不是美国决策者制造的……这是因为战后的国际体系使苏联和美国决策者都感到对自己不利, 他们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威胁。”[2]可以看出, 战后美苏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正是这种威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才最终导致了“冷战”的形成和发展。那么, 二战后这些国家的安全威胁主要和哪些因素有关呢?其和“冷战”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教学中提出这一问题供学生思考, 并结合相关史料进行教学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从美国方面来讲, 笔者认为其安全威胁主要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可以说这是当时美国面临的最主要威胁。西方传统观点认为, 战后斯大林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外政策, 不断扩大前苏联势力范围, 这会对美国所宣扬的民主自由社会构成严重威胁, 令美国不安。美国遂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保障美国及西方自由国家的安全, 正如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但是不这样做, 我们的安全以及任何自由国家的安全均会受到重大损害。”[3]可以看出, 在美国看来, 苏联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战后美国要把确保其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于是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都采取一系列措施甚至是先发性措施防范苏联的安全威胁, “冷战”便在苏联对其构成严重安全威胁的“安全困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其次, 美国还深感来自德国及日本的威胁。德国及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 虽然战后签订了一些协定限制其力量的发展, 尤其是限制其军事力量的发展, 但是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德国在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看来也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正如当时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所说:“在我的心目中, (对于美国的) 唯一的和真正的威胁是, 德国人的技术上的能力将会与俄国人的资源上的潜力结合起来。”[4]他认为来自德国的安全威胁是可能的:一是德国再次崛起、发动战争, 因为德国具有军国主义传统及纳粹势力有可能死灰复燃;二是德国再次崛起与苏联联合对抗美国, 这是美国更为担心的。所以战后美国既想扶持德国抗衡前苏联, 又要警惕德国再次崛起威胁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安全。上述因素及其结合对战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使美国“深感不安”, 美国遂采取措施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措施确保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安全, “冷战”便在这样的“不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从苏联方面看, 其安全威胁主要有:首先, 强大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是当时苏联面临的最主要威胁。美国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 伴随着二战结束, 美苏由战时的同盟向战后的对手转变, 实力上美国居苏联之上, 美国欲建立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来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从而遏制共产主义、称霸全球, 且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核武器, 这更加剧了苏联的不安。苏联更为担心的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苏联。斯大林在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后接受《真理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回答。记者问:“是否可以认为丘吉尔先生的演说使和平和安全的事业遭受损失?”斯大林答:“无疑是的……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 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 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5]可以看出, 战后斯大林担心美英等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 威胁苏联安全。杜鲁门上台以后推行对苏强硬政策, 尤其是“杜鲁门主义”提出以后, 苏联更感不安, 连发社论指出其是“帝国主义扩张政策”, 严重威胁了苏联的安全。其次, 德国是战后苏联面临的威胁之一。战后德国依然是苏联的心腹之患, 斯大林担心德国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重新构成对苏联的安全威胁。例如, 在一次谈话中, 斯大林曾表示:“德国人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复兴能力。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 在十五年里, 我们又将面临与德国的战争。”[6]从中不难看出对德国的担忧, 担忧其死灰复燃, 更担心德国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用成为西方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所以, 战后苏联竭力在其以西构筑以波兰为中心的东欧安全地带, 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强硬, 力主东欧国家建立亲苏政权, 主要目的就是防范来自德国及西方国家的安全威胁。再者, 日本也是战后苏联面临的现实威胁, 美国独占日本, 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 日俄战争的阴影, 日本的法西斯势力,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对苏联的安全战略也会构成威胁, 所以斯大林对于日本的复兴也颇为忧虑。比如, 1945年8月斯大林同宋子文的谈判中, 斯大林多次提出日本复兴及其对东亚及苏联安全可能造成冲击的问题。综上可知, 美国的强大压力, 德国及日本的可能再次崛起, 以及这些因素的交织使斯大林充满不安全感, 所以, 有文章指出:“斯大林的不安全感和对安全的过分追求, 它是东西方关系紧张从而也是冷战发生的原因。”[7]
综上所述, 二战以后美苏领导人都认为受到对方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安全威胁, 面临“安全困境”。可以说这既是客观现实, 更是主观反映, 正是这种主观判断导致双方纷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其国家安全, 而这些措施又加剧了对方的不安全感, 双方关系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从而导致“冷战”的形成和发展。如果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 当时美苏领导人都能够以战略的眼光、互信的态度看待对方, 采取积极的举措, “安全困境”或许可以摆脱, “冷战”或许可以避免。所以, 当时美苏双方安全感缺失所面临的“安全困境”是诱发“冷战”的因素之一。
二、“霸权心理”导致“冷战”
心理史学认为人的行为是有动机的, 动机是驱使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原因, 个人如此, 集体、国家的活动也是如此。二战后, 各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 对外政策的动机也不尽相同。美国二战后是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 欲向全球扩张、称霸世界, 推行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 这一心理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是“冷战”爆发的社会心理因素。实际上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总统就曾表达过“称霸世界”的欲望, 他在1944年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 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 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杜鲁门上台以后美国霸权意识更加强烈, 1946年公开宣称:“……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 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他在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中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领导不力, 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上述言论都谈到美国要领导世界、称霸全球的意图, 教学中可以引用上述材料, 提出问题:“材料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战略意图?其对二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问题的思考、分析加深学生对“冷战”的理解, 认识“冷战”的形成正是战后美国“霸权心理”的产物。
苏联经过二战军事实力空前强大,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苏联为了确保战后世界大国地位, 维护其利益, 不仅通过雅尔塔体系划分了美苏势力范围, 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推行了大国沙文主义, 扩大了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 并企图通过世界革命壮大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 从而实现苏美两分天下、争霸全球的欲望, 这样美苏两强相争, “冷战”便在美苏争夺“霸权”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所以, 某种程度上讲, 正是伴随着二战美苏实力的不断壮大所形成的“霸权心理”才导致了“冷战”的形成和发展, 如果退一步, 双方或一方不谋求世界霸权, 就失去“争霸”对手, “冷战”或许可以避免。
摘要：心理史观作为解释历史的一个视角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加深了对历史事件的理解, 高考也越来越关注相关史观内容的考查, 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心理史观解读历史不失为历史教学的有益尝试。“冷战”起源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 本文试从“安全困境”及“霸权心理”两个角度对其加以分析, 以期深化对“冷战”起源的理解。
关键词：“冷战”起源,安全困境,霸权心理
参考文献
[1]John 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231.
[2]陶文钊.关于冷战起源的新解释[J].世界历史, 1998 (2) .
[3]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M].第二卷, 北京:三联书店, 1974.
[4]李丹慧.国际冷战史研究[M].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6]李丹慧.国际冷战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树立整体史观提升学习能力 篇5
一、整体史观教学存在的问题
据笔者观察,目前在整体史观教学层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过于按部就班讲教材,采用碎片化的史实呈现方式,不能突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本质内容,忽略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学生缺乏对史实发展线索自主思维的过程,很少有机会自主、完整地构建史实发展的来龙去脉。再如,在我们制作教学案或导学单中,自主学习提纲的呈现形式大都采取了知识问题清单、填空或数字条目式提纲等方式,不能直观地体现史实知识结构。最后,我们的课堂板书内容呈现两种极端,一是事无巨细,只要是史实知识要点都一一板书;二是过于简单,只是呈现几个数字式标题。很明显,以上种种问题只是满足于学生被动的知识接受式学习,不能很好地突出史实框架或史实结构,不利于学生树立整体史观意识。
二、引导学生树立整体史观的几种途径
1. 宏观审视教材,在整合中树立整体史观
对于初中历史教学而言,教材是最重要的教学资源,理应充分使用,以教材为教学根本。但这不等于对教材进行机械的、按部就班式的使用。历史学科最注重的就是要厘清历史线索,弄清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在此基础上初步树立整体史观意识。因此,在对历史教材的使用中,我们要注重宏观审视,厘清教材对史实的编排方式,适当时需要我们按照一定线索进行必要的整合。如九年级上册教材(人教版,下同),通过宏观审视发现,这本教材编排的内容涉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以至消亡。因此,在使用这本教材学习第一课之前,我们非常有必要先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线索做一梳理,通过梳理引导学生理解人类社会的生产特点以及产生、发展和衰亡的整体历史。又如,在开始教某一个单元时,要先对该单元的主题、涵括的核心史实或基本线索做一简要归纳,如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古代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在教学前我们可以先介绍“战争冲突和和平友好交往”的古代文明传播方式,然后围绕这两种方式开展教学。如能长期坚持这种教材使用方式,学生一定能充分感知整体史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
2. 确立适当专题,在比较中巩固整体史观
专题学习是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学习方式之一。通过专题学习,学生不仅能厘清相关历史概念、历史事件或重大历史现象,避免知识混淆错乱,而且通过专题的归纳和比较,还能深化理解历史发展,掌握重点历史线索,使新授课中初步确立的整体史观得到进一步巩固。如我们在学习了九年级上册《步入近代》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加强》这两个单元后,可以就其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历史事件进行专题学习,从整体上厘清“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加强”这两个学习主题,由此加深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整体认知。又如我们在学习了九年级下册第一课《十月革命》的内容后,可以联系宪章运动、巴黎公社等事件就无产阶级运动这个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加强对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到现实的整体认知。再往下学习第二课时,我们又可以联系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一五二五计划等内容对俄国史进行专题学习,加深对沙俄、苏俄、苏联国名演变的整体认知。总之,我们要通过专题教学引导学生厘清史实知识,加深史实整体感知。在教学中加强对教学内容的钻研,有效联系教材前后内容,有针对性地确立适当的专题,让学生在专题学习中巩固基础,提升能力,加强整体认知。
3. 设计多元作业,在整理中深化整体史观
在课程改革和时代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要脱离传统的死记硬背和题海战的作业模式,要结合学科特点,通过有一定思维价值和学生感兴趣的作业,调动学生自主地、高质量地完成作业的积极性。我们让学生采用知识树或表格形式对学习内容进行结构化整理,让学生在整理中自主建构历史线索,厘清历史发展,使整体史观得到进一步深化;还可以呈现有利于学生深化理解整体史观的典型题,如“运用具体史实说明资本原始积累的两种方式”“列举为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采取的措施及影响”“列表说明二战各阶段重大事件及影响”,等等。这些典型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学生整体史观意识的要求比较高。
论《吴越春秋》中的道德史观 篇6
一、君王的有道还是无道
先说君王的有道。关于吴王, 先看阖闾。《阖闾内传第四》有:“阖闾元年, 始任贤使能, 施恩行惠, 以仁义闻于诸侯。仁未施, 恩未行, 恐国人不就, 诸侯不信, 乃举伍子胥为行人。”[这说明他在作者眼中还是一个道德品行过得去的人。再看夫差, 《勾践入臣外传第七》中有:“‘寡人承天之神灵, 前王之遗德, 诛讨越寇, 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见而欲赦之, 于子奈何?’太宰嚭曰:‘臣闻无德不复。大王垂仁恩加越, 越岂敢不报哉?愿大王卒意。’”在本内传中, 范蠡与越王还俱觞寿夫差曰:“皇在上令, 昭下四时, 并心察慈, 仁者大王。躬亲鸿恩, 立义行仁。九德四塞, 威服群臣。于乎休哉, 传德无极上感太阳, 降瑞翼翼……”。另外在《夫差内传第五》中, 越使文种也说:“……今窃闻大王兴大义, 诛强救弱, 困暴齐而抚周室……若将遂大义, 弊邑虽小……。”从这儿看, 夫差也好象是非常正义和有道德的君王, 不过这毕竟是谗佞的太宰噽和战败的越国人所言, 至于夫差是不是真的是有道之君, 还须要结合其它内容来看。
关于越王, 《吴越春秋》中凡文字所及, 还说他是一个有道的君王。如《勾践归国外传第八》中:“于是越王内修其德, 外布其道, 君不名教, 臣不名谋, 民不名使, 官不名事。国中荡荡无有政令。越王内实府库, 垦其田畴, 民富国强, 众安道泰。”另外在《勾践伐吴外传第十》中越国庆祝伐吴胜利时, 乐师提到勾践的“君王崇德, 诲化有道之国, 诛无义之人”, 文种也说“我王贤仁, 怀道抱德”等, 在《勾践归国外传第八》中他还自谦“修德自守”。
再说君王的无道。先看楚王, 楚平王听信谗言抢夺子妇, 杀害忠臣伍奢父子, 可见德行如何。《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有“子胥行至大江, 仰天行哭林泽之中, 言楚王无道, 杀吾父兄, 愿吾因于诸侯以报雠矣。”再说吴王, 《阖闾内传第四》中风湖子说人君有逆理之谋, 其剑即出, 故去无道以就有道。今吴王无道, 杀君谋楚, 故湛卢入楚。本篇中另一件事“杀生送死”更可以看出阖闾的无道。夫差呢, 更是无道的君王。《夫差内传第五》中大夫文种先言“吴为无道”, 又数其大过六, 《勾践伐吴外传第十》中勾践与申包胥论战时也说“吴为不道, 夷吾宗庙以为平原, 使不得血食。”
二、关于国家的道义
对各诸侯国来说, 也有无道和有道的区分。如《夫差内传第五》中有:“子贡曰:‘不可。夫越之强不过于鲁, 吴之强不过于齐, 王以伐越而不听臣, 齐亦已私鲁矣。且畏小越而恶强齐, 不勇也;见小利而忘大害, 不智也。臣闻仁人不因居, 以广其德;智者不弃时, 以举其功;王者不绝世, 以立其义。且夫畏越如此, 臣诚东见越王, 使出师以从下吏。’”不过, 《吴越春秋》中说某国是有道德或讲道义的说法是比较随意的, 假若子贡要说服的是秦、楚等国家, 那他也一定会说他们是有德有义的。
三、关于做臣子的道义
首先是从君臣关系出发, 君为天, 臣子是不能犯上。这在《吴越春秋》中表现得比较多, 如《阖闾内传第四》中“郧公辛得昭王大喜, 欲还之, 其弟怀怒曰:‘昭王是我雠也!’欲杀之。谓其兄辛曰:‘昔平王杀我父, 吾杀其子, 不亦可乎?’辛曰:‘君讨其臣, 敢雠之者?夫乘人之祸, 非仁也;灭宗废祀, 非孝也;动无令名, 非智也。’”在《夫差内传第五》中勾践问范蠡、文种为何不诛杀夫差, 二人对曰“人臣之位, 不敢加诛于人主”, 同时越王又以太宰嘉噽“为臣不忠无信, 亡国灭君”并诛其妻子。由此可见当时是非常注重和强调“忠君”的。这种关系的更好的体现是《勾践入臣外传第七》中范蠡面对夫差的威逼利诱而不移其志, 忠心如一。《勾践伐吴外传第十》中范蠡辞别勾践时所说的“主忧臣劳, 主辱臣死, 义一也”是对此比较好的概括。
和上述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爱国。申包胥就是一个例子。《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谓子胥“吾欲教子报楚, 则为不忠”, 当子胥表示要“复楚”报父兄之仇时, 申包胥又曰“子能亡之, 吾能存之;子能危之, 吾能安之。”当伍子胥率军攻破郢都鞭尸楚王时, 亡在山中的申包胥使人责备子胥:“子之报雠, 其以甚乎?子, 故平王之臣, 北面事之。今于僇尸之辱, 岂道之极乎?”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后来的七日哭于秦庭搬来救兵, 更证明了他的爱国之心。更典型的例子是伍子胥, 尤其是后来多次对夫差进谏, 到最后无奈地自杀都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
四、一般士大夫和士人的道德
这在《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中有所体现, 伍奢说伍尚“慈温仁信”, 公子光说子胥“勇而且智”;《阖闾内传第四》中子胥乃见要离曰:“吴王闻子高义, 惟一临之”, 可见对一般士人来说, 上述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品质。《夫差内传第五》中公孙胜妻说“子以道自达于主, 有道当行, 上以谏王, 下以约身。今闻急召, 忧惑溃乱, 非贤人所宜”, 也透露了一般士人应有的修养。而对所有的人来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品质, 那就是“孝”, 《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中伍尚曰:“父系三年, 中心切怛, 食不甘味, 尝苦饥渴, 昼夜感思, 忧父不活, 惟父获免, 何敢贪印绶哉?”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孝”。上文提到的郧公辛也曾有过“灭宗废祀, 非孝也”的说法。
《吴越春秋》中还对一些不合于道义的事件和行为进行了批评。如《阖闾内传第四》要离曰:“杀吾妻子, 以事吾君, 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 非义也。重其死, 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 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 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还有文种历数夫差的六大罪过、子贡对伍子胥和太宰噽的批评性评价、文种临死之前的话语等都体现出了作者的道德史观。
黄仁宇及其历史观 篇7
一
黄仁宇 (1918—2000) , 湖南长沙人, 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 抗战爆发后从军, 进入《抗战日报》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即以少尉军官的身份, 参加抗战。抗战结束, 他阴差阳错的考取了美国陆军参谋大学, 1948年毕业, 即被派往国防部。其具体的工作是接待国外来访的五官, 向他们介绍内战的各种情况。他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 “少年投笔从戎, 为了报效祖国”。按黄先生的话说, 是“学习未成先习剑, 用剑无功再读书”。他于是毅然在1950年退出军界, 漂洋过海, 到美国读书。这一年, 黄先生已经32岁, 他从本科开始读, 到1954年, 获得学士学位, 到1957年获得硕士学位;但获得博士学位, 则是在七年后的1964年。他相信治史从断代开始最稳当, 于是读博士他选择了明代的财政问题。读过相关资料后, 他发现《明实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文献, 他以每天50页的速度, 用五年多的时间, 全部将其读完。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职业, 黄仁宇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 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 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 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 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 来探讨过去的事件……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1]。
从中我们可以一窥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黄仁宇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历史观定名为“大历史观”, 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2], 从而得以厘清中国历史之基本脉络, 使人明了历史发展之”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这一特点, 似深得法国年鉴学派之营养, 以《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及税收》为落脚点, 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历史》等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黄仁宇认为, 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国历史, 形成了一种大体未变的社会的模式, 并为这个代代相袭的的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 认为它就像是美国的“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块长面包, 大而无当, 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 大而无当, 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 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 传统社会一‘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 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 依靠科举制度。”[3]这种社会的最大特点, 黄仁宇认为就在于它“不能用数目字来进行管理”。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即用一个年份作为切片, 勾勒出人物事件的前因后果, 揭示了在意识形态上的“礼治”下, 国家政治不可避免地会滋生何种致命的弊端, 解剖了晚明帝国的衰落之由。
在此书的结尾, 黄仁宇以冷峻的笔调写道:1587年, 是为万历十五年, 岁次丁亥, 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 无事可记, 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区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 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 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 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 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 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 最后的结果, 都是无分善恶, 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 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 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4]。
在黄仁宇的眼里, 历史发展是有其长期合理性的。对于历史, 道德的力量微乎其微。就此, 黄仁宇进一步提出他的重要观点, 即后人应“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2], 或可将此史观称为“技术辩证”[1]。可以说, 这也是他分析评价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追溯此观点之源, 他在其早年论著《16世纪明代中国财政及税收》一书。黄仁宇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其中便包括道德的历史性解释问题。他认为,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总是愿意用道德来解释历史, “完全忽视了情况的变化和管理技术的困难, 有着明显的局限性。”[5]虽然在此书中黄仁宇还没有明确提出“技术辩证”的观点, 但其主体思想却已跃然纸上。如下面这段文字: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 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和民众的艰辛, 而不是去探寻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 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 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5]。
黄仁宇多次指出: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即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对此, 黄仁宇以其特有的大历史观对中国历史作了一番系统地梳理与观照。他指出:以秦汉为主体的第一帝国确定了中国历史的主调, 它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最大弱点乃在于国家机器无法规范、控制、抑制或甚至合法扶持乡下富人势力的成长。以唐宋为代表的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 但功败垂成。在中国, 一群村落的聚合体无法充当货币管理的适当运作基础。至一明清时期政府以来意识形态的程度更胜以往, 整个帝国处于退缩与收敛的状态之中[1]。针对这种情况, 黄仁宇进一步指出:以世界观照中国, 实现金融管制, 数目字管理, 才是中国走出传统的出路所在。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可能简单: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不要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国要实现代化, 须从根本上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要从以文化导向为主转到以法律导向为主。这样的概念几乎涵盖其每部著作。但正是在这样重复的命题之中, 我们咀嚼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与道义, 体味到一位学者的艰辛与承担。
二
黄仁宇的历史观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而其治史方法似亦深得此学派之滋养。考其治学方法, 约可表为二途。其一, 他善于将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与细节体察紧密结合。对于美国汉学界“显微镜”式的治史方法, 黄仁宇是颇有微词的。他这样说:我们必须记住, 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 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 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 却无法有效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 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 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 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其二, 黄仁宇还善于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历史。他这样陈述他治史的目的:“我工作中最迷人之处, 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抵抗力, 让中国分崩离析, 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时, 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 让后者进行调适。也就是说, 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 西方如何与东方交汇, 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 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1]同时, 他又认为, “一旦认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鸟”, 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的, “如果呈现鱼和鸟的情况时, 必须给与完整地解释, 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的根源。”[1]
黄仁宇曾将自己喻为一名跟着哥伦布远涉重洋的水手。虽然水手只是碌碌无为的小人物, 可是他也见证了新大陆的发现。这样的见证因来自底层而显得更加朴素和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 黄仁宇写“大历史”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见证的目的。他是成功的。在许多问题上, 他都提出独到的见解, 虽然未必全面, 却总能给读者以新的视觉和启发。然而, 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偶尔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其一, 黄仁宇于中国历史有许多深刻阐发, 如前文所述“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不能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中国社会结构犹如一个“潜水艇三明治”, 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无从正常联系, 故而使整个帝国陷入僵化模式等等。如《万历十五年》一书中, 黄仁于出于对官僚制度的批判, 因而对像正德皇帝或万历皇帝这样的个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 认为他们的声色犬马是对传统官僚制度的不近人情的消极抵抗, 便似有矫枉过正之嫌。他批判明代财政管理不如前代灵活, 使整个帝国陷入保守与僵化, 甚至以当时士兵头戴盔甲、身披纸甲的例子, 来证明明代“衰落与迟滞”。而众多学者则认为, 即使不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语境下展开讨论, 黄仁宇对明代赋税制度不断调整的意义也许估计不足, 对当时发展水平的估计过于乐观。其二, 作为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学者, 其著述理应遵循通行的学术规范。但黄仁宇先生于此似稍有忽略, 在行文中对于概念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 因此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往往无法把握其用词的本质含义。如其论著中经常出现的“技术”与“道德”两词, 就有语焉不详之嫌。以“技术”一词为例, 时而指具体操作, 时而指科技, 时而指其提出的三点技术性格, 使读者常有雾里看花不能把握之憾。《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一书中, 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进行总结时提出三点看法, 但实现这三点也仅仅是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前提, 虽称之为解释, 事实上仍没有清楚表达它的含义。所有这些都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以上指称黄仁宇先生治学的两点不足, 或可作为自己拜读其著作之后的一点心得与体会。
对于黄仁宇的著述, 许多专业人士或许都会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质疑, 但这并没有妨碍其著作成为伟大的作品。在当代社会史学著作发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 黄仁宇的论著却一版再版, 不容得人们不予以重视。事实上, 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 其中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人士。作为一名历史学家, 他以丰厚之学识、独到之视角, 在知识大众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史家的品牌。
摘要：黄仁宇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的历史观及其系列著作在国内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在多部著作中一再强调, 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 他以丰厚之学识、独到之视角, 在知识大众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史家的品牌。
关键词：黄仁宇,历史观,技术,道德
参考文献
[1]黄仁宇.黄河青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3]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5]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