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统（精选12篇）
政治传统 篇1
政治改革是经济体制调整与改革的必然结果, 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然而“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 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1]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传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因素长期的历史沉淀, 在政治改革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中, 传统政治文化不应是被忽视的因素。在璀璨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求与当前政治改革相关的因素, 并对其进行系统深入地反思与超越, 是推进政治改革、建立新政治文化的必然要求。
一、传统政治文化中对当代政治改革有益的成分
(一) 民本文化。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民本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题之一, 从盘庚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孔子的“爱民”到孟子的“君舟民水”, 经过汉唐、两宋, 民本文化在清朝几近完善。民本文化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重视, 总体来说, 历朝各代统治者都对民众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并吸纳各代思想家的重民思想, 不断将其转化为实际政策, 使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盛世局面。例如汉文帝的“三十税一”的爱民减税政策、唐太宗的轻徭薄赋政策以及明朱元璋的安民、恤民的宽和政策等。
(二) 吏治思想。
官吏是皇帝管理地方的载体, 也是皇权在地方的象征, 我国古代统治者历来十分重视吏治, 明朝宰相张居正有言“安民之要, 惟在于核吏治。”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吏治的思想,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内容, 具体表现为:在官吏选拔上, 主张任人唯贤、选贤任能;在官吏教育上, 提倡正己修身、尊君重道;在官吏职责上, 强调执政清廉、爱民如子;在官吏考核上, 重视监督制约, 赏罚分明。另外, 我国传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官吏的管理, 维护其统治地位, 还会从自身角度做出表率, 比如隋文帝一生勤俭, 严于律己;唐太宗从谏如流、破格录用等;另外统治者还会借助民众的力量来监督制约官吏的行为, 比如朱元璋鼓励民众赴京告奸的措施等。
(三) 修身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 修身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被称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 历来为历代学者与统治者所宣扬。修身文化强调个人修习, 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 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修身文化的内容强调个人要“志于学、勤于思、躬于行”, 同时要“慎独”, 注重时常反思自己的行为, 即使单独一个人时也要保持思想行为彻底的一贯性。修身的外在标准是中庸之道, 在行动上是儒家孝、忠、知、信、仁、义等;在对待矛盾事物上要求“执两用中”;在言行上表现为要留有余地。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 最终将人塑造成志高而行洁、具有社会责任心的君子形象。
(四) 变革思想。
变革思想是在总体上趋于保守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璀璨智慧, 其认识论基础是中国朴素的辩证法, 早在《周易》中便出现了变革思想的光芒。《周易》中提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苟日新, 又日新, 日日新”的不断发展变化状态中, 变化中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叫做“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而《庄子·天运》更进一步地指出“礼义法度者, 应时而变者也。”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变法运动以及政治调整思潮, 特别是在近现代史上更为明显, 仁人志士们为挽救祖国与民族危亡所进行的所有变革的努力, 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强调的变革思想不无关系。
二、传统政治文化中阻碍当前政治改革进程的因素
(一) 权利主体意识的缺失。
“中国传统社会, 轻个人而重家族, 先家族而后国家, 故中国社会以家族本位为特色。”[2]所以, 对家族、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成为传统社会作为个体的个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在实际生活中, 以这些责任与义务的践履为标准, 并结合儒家所倡导的尊卑有序的社会伦理秩序, 传统社会结成了一张适用于整个社会的、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系统网络, 这个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体均以义务主体的形式存在, 对内以“孝”为原则服从于家长的专制, 对外则以天子“子民”的身份无限忠于皇权。这种权利主体意识的欠缺, 造就了传统社会一大批政治冷漠群体, 他们忘记了自己本应具有的政治权利, 不善于权利的表达与维护, 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官员有着发自内心的心理恐惧与敬畏, 从而使我国传统社会极易陷入专制的怪圈。
(二) 政治制衡理念的无力。
政治制衡观念的核心理念是政治上的调节与均衡, 不同于西方的“权力制衡”,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制衡理念着重强调“理想政治原则以及道德原则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 我们姑且称之为‘道义制衡’”。[3]“道义制衡”观念在承认传统等级差别和君权至上的前提下, 要求群臣百官以道义原则为依据, 对君主的行为采用进谏等方式对君主的行为进行道德劝说, 从而达到矫正君主不合理政策、规范政治运作的目的。然而, 政治制衡理念不仅在于思辨, 其价值更多地在于它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 “道义制衡”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下级对上级的道德规劝, 而不带有任何的强制力, 规劝能否起作用的决定权仍然取决于上级的主观判断。总体来说,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义制衡理念是行不通的。
(三) 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
我国古人历来对政治权力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 这种权力观念首先认为权力可以私有化, 拥有权力就可以用手中的权力争取自身利益的实现, 权力的行使可以不受监督、不受限制;权力观念其次表现为官本位意识, 即认为官员是社会中最崇高的职业, 官员身份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官员理所当然可以拥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权。这种权力观念反映在官场中就形成了官僚主义, 在官僚机构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权力制, 实行从下到上的层层集权, 从上到下的层层控制;同时, 我国古代官僚机构不仅掌握着国家的执法权, 更重要的是, 它同时掌握着立法权和司法权, 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管理者, 而且是社会和人民的统治者。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造成了传统社会的集权与人治高于法治, 权力滥用现象普遍。
(四) 亲缘政治的发达。
亲缘政治是传统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 “在传统中国, 孝亲义务的政治目的化使得义务主体履行孝亲义务的自觉无限扩张, 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一种‘极度扩张型的亲情义务观’。”[4]在这种义务观的指导下, “学而优则仕”成为为家族谋利益的手段, 于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一旦踏入官场, 就免不了对其亲人的提拔与任用, 就免不了为其家族利益的考虑, 免不了关系政治。亲缘政治的发达, 造成了多方面的后果, 一是大大降低了政府运作的效率, 造成了政治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损害了政府及其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权威形象, 丧失了其公信力;三是扭曲了读书人为官的最初目的, 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寻求报国的读书人的积极性;四是造成整个政治运作系统难于防范和治理的腐败, 形成恶性循环;五是加剧社会矛盾, 增加国家政治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
三、建立与政治改革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路径选择
(一) 在新的背景下, 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新的阐释。
我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 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前提下进行的, 新政治文化的建设也必须符合这一历史进步条件。所以在吸纳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的同时, 还要注意将其放到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下对其进行新的阐释, 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相适应。例如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文化肯定了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 但其在公民参与政治方面则比较欠缺;吏治思想虽然给予官吏管理以足够的重视, 但管理思想是建立在集权和人治的基础上, 法治意识不足;修身文化培养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但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 特别是创造性重视不足;变革思想认识到了与时俱进, 但却有些保守。这些都是我们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因子进行新的阐释时必须注意的。
(二) 强化公民权利主体意识, 建设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
我国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建设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思想基础。在建设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过程中, 政府应有目的地对公民加强以政治参与为主题的教育、培养、组织和引导, 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意识, 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 促进民众政治意识由传统政治义务主体意识向现代政治权利主体意识转变;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开拓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等措施为公民参与性政治文化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三) 加强法治, 形成公民、司法与行政权的有效制衡新理念。
鉴于传统政治文化中制衡理念的缺陷, 结合当前政治体制改革, 新政治文化的制衡理念应是在法治的前提下, 借助民众力量, 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首先, 一切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 不折不扣地按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和行政程序办事, 行政权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和监督;其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义务接受公民的监督, 公民有权利对行政权力的使用进行查询和监督, 并有权利对滥用权力的行为进行检举;再次, 对于公民的检举行为, 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调查、取证、答复。通过将公民广泛的监督力量和法律的强制力相结合, 达到对行政权力有效制衡的目的。
(四) 转变政府理念, 培育服务型政治文化。
服务型政治文化要求政府和公务员彻底放弃“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和官僚主义作风, 坚守以民为本的理念, 树立为民服务的新型行政文化意识。具体说, 就是要树立以民为本、顾客至上的民主理念;提高政府能力, 改善服务质量的服务理念;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另外, 完善公务员制度, 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控制数量、优化结构、提高素质, 确保选人用人质量;加强培训, 搞好公务员的政治、理论、文化学习和业务培训;积极推行辞职、辞退制度。通过行政理念的转变和公务员制度的完善, 结合政治体制改革, 逐渐扭转传统的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意识, 减少权力的滥用与亲缘政治现象。
参考文献
[1].孙正甲.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追问.理论探讨, 2001, 2
[2].王秀良, 孙建社.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探讨与争鸣, 2008, 2
政治传统 篇2
一、稳定职工队伍,突出教育作用,引导、发挥、保护好职工参与改革和搞好工作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效力,积极引导广大公路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对公路广大职工进行正确的培养和教育,增加职工的荣辱意识、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有针对性地做好公路广大职工的心态调整工作。按照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强化广大公路职工的竞争意识、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在公路广大职工中树立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鼓励职工在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努力向党组织靠拢；工作上勤奋努力；业务上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积极投身公路事业。
二、狠抓队伍建设,锻造一流政工队伍
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肯奉献的高素质政工队伍,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本着精干原则配置和建设政工队伍,不断优化政工队伍结构,加强对政工人员的培养、选拔和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政策和业务水平,为政工队伍开拓进取、积极工作创造条件。有计划地选调一批德才兼备有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干部到这支队伍中来,并做到相对稳定。
三、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一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不仅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保证。所以我们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把思
想政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亲自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并且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主动地结合公路业务工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努力为广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一个大舞台,营造一个大环境,创造一个思想政治工作全员参与的工作氛围,确保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实处。
二是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渗透到公路业务工作中,与公路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形成思想政治工作与公路业务工作“一体化”的运行方式。实行领导班子的“一岗双责”,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紧密结合。
三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必须注意解决职工的实际问题,从职工关心的事情入手,将教育内容渗透到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之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传统媒体，受困“政治正确” 篇3
现在，高呼传统媒体的颓势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但口号的背后确实有着数据支撑，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新媒体报告》就佐证了这一点。例如，数据显示美国报纸的日均发行量同比下降了7%，收入锐减8%。
同一时期，美国数字广告的支出总和增加了20%，规模近600亿美元，这一增长率创下3年来新高。二者间的强烈对比反映出传统媒体的尴尬，美国的报纸行业不时传出裁员的消息，事实上印刷媒体工作人员的总数已经下降了10%。
在此之前，传统媒体确实培养出了一批忠实受众，经营者们希望利用这种基础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以便成功完成转型。但种种迹象表明，时间窗口正在逐渐关闭。然而，在一片悲观的情绪之中，人们仍然需要自问：相较于传统媒体，互联网真的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数据显示，近4成的美国年轻人常常通过数字渠道获取新闻，其中包括18%的人选择社交网站，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但互联网新闻的发展仍然被信任问题所制约，建立信任几乎已经成了互联网发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于美国受访者而言，表示十分相信全国性新闻机构和地方性新闻机构的比例分别为18%和22%，另有59%和60%的人对这二者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然而社交平台的信任度就没有那么乐观，仅有4%的美国人十分相信在这一渠道中流通的新闻信息，保持部分信任的用户比例也仅有30%。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在热情褪去之后，人们的意识终究会归于理性。作为信息传播渠道的互联网，其优势主要在于时效性与低门槛，前者决定速度，后者决定体量。然而，对于新闻信息来说最为重要的质量却无法得到根本保证。当虚假信息逐渐充斥互联网的时候，受众向传统媒体的适度回归就显得十分必然。
与此同时，信息传播的双向性似乎也未能在互联网平台中得到体现。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社交平台上经常点进新闻链接获取更多信息的受访者只有26%，会点赞、分享、评论以及讨论新闻的用户甚至不足20%。
除此之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信息更容易表现出极端化的倾向，这一切源于互联网对原有传播结构的颠覆。受众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新闻更多是为了传达自身的态度，而非基于获取客观信息的需求。充分竞争的环境使得信息传播者有了更大的生存压力，为了迎合受众的心理需求，越来越多的极端化信息开始出现。
在美国，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都更倾向于获得偏向己方的新闻信息，这使得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割裂的态势。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越来越多激烈的论战乃至骂战开始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出现，这使得舆论生态存有恶化的可能。
受众逐渐对这种现象感觉厌烦，而更为严谨的传统媒体从中寻找到机会，开始涉足新媒体领域。在被调查的总计40家传统媒体中，所有的媒体都将渠道延展到了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上，另外进入Instagram与Snapchat的媒体数量分别为36家与20家。
但是，优质内容向新媒体的延伸并未给传统新闻媒体带来营收上的助益。数据显示，5家技术公司总共占据了数字广告营收的59%，其中Facebook和Google的收入占比分别为30%及16%。对于日渐强势的移动端而言，技术巨头的收入占比更高，达所有营收的61%，仅Facebook所占比例就有38%。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内容为王”虽然已经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内容已经成为技术平台确保用户留存的关键，但营收的绝大部分却并没有流向内容提供者。更严峻的趋势是，技术公司对新闻业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财务方面，而是更深地渗透进新闻的核心生产板块，对此，Facebook和苹果都推出了相应的计划。
当几家技术公司开始掌控新闻的分发渠道时，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消息。它们将如何使用这种能力，需要更多的时间观察。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一直声称没有政治倾向的Facebook被质疑压制保守派观点。虽然否认这项指控，但Facebook的管理层承诺将调整“趋势话题”功能。
传统媒体开始意识到，简单地向已有新媒体平台延伸是一个风险不低的决策。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试图掌握更多的主导权。《纽约时报》推出了一款名为NYT VR的App，试图通过虚拟现实带读者去到新闻现场；《华盛顿邮报》和Quartz开发了聊天机器人用于内容分发。即便如此，新闻行业仍然表现出对技术公司较深的依赖。
报纸、广播、电视直至目前的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往往首先冲击媒体行业，对原有传播结构带来变革并生发出新的问题。目前，人们与互联网浓烈的蜜月期正接近尾声，受众开始更加重视新闻本身能够带来的价值。原创报道和写作仍然是传统媒体掌握的利器，但随着传统媒体人的流动，这种优势正在逐渐缩小。
在可预期的将来，技术公司和媒体间的拉锯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还不能过早下定论。但这种竞争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它决定着新闻生态将走向何方，以及会对公众获知信息产生何种影响。
“最终结果远不止是谁能胜出，以及获得多少收入。这将决定，关于社会和全球事件，人们将获得哪些信息，以及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皮尤的报告中这样写 道。
政治传统 篇4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民本君主”, 君为“主”, 民为“本”二者密不可分。在既定的“君主民本”政治体中, 强调“君”在其中的主体作用的, 被称为“君主主义”;强调“民”在其中的本源作用的, 被称为“民本主义”, “君主”和“民本”是一个问题中两个部分, 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对立关系, 而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统一关系。它们相辅相成, 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
1、民本
我国古代政治家在承认主权掌握在“君”手中的前提下, 更侧重于强调“本”, 也就是“臣民”对整个政治体的作用。认为, “民生君、君为民而设”。人民是组成国家的要素, 是政治统治的基础, 人民的作用甚至比君王更为重要。
孟子就很重视人民“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是最著名的一句话, 这句话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层含义便是:民之向背关系着国家兴亡, 是成败的成本。“得乎丘民, 而为天子” (《尽心下》) 。第二层含义是指:民是统治者的财用来源, 利益的来源, 没有民则君不能行事。
除孟子外, 其他许多思想家也都极为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把人民治乱看作国家治乱的晴雨表”, 认为民众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基础, 一切物质生活资料的产生都来源于民众, “民者, 职当主为国家王侯治生” (《太平经合校》) 。统治者要依赖民众为其提供生活资料, 失去了民众, 就失去了源泉, 就会出现生存危机。
2、君主
虽然没有人能否认“民”在政治主体中的本源地位, 但“民本”思想是基于“君主”的统治地位被认定的情况之下的“民本”, 也就是说在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统治之下, 君主专制思想是植根于无论君或民的所有人的脑海中的既定思想。君的地位神圣而不可侵犯。“天无二日, 人无二主”。君王是国家的最高立法者, “君子道, 道法之总要也” (《荀子·致士》) 。君王不仅是国家的立法者, 而且是最高的权利执行者, “天子之位也, 是为统治”。唯有君王才能够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这种君王的主权任何他人不能分享, 否则天下就会大乱。“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也。天子必执一, 所以搏之也。一则治, 两则乱” (《吕氏春秋·执一》) 。
统治者作为一国之君, 为了兴国安民, 会通过一系列仁政举措来安抚臣民, 使人民在他的政治统治下安居劳作, 使社会正常运转, 但是仍无法改变君贵民贱的思想。
二、现代中国政治在传统政治影响下的发展
1、继承
诚然, 我们先人智慧思想的结晶赋予后人许多恩惠, 古代思想一直恩泽着后人, 发展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 当政者建立和谐社会, 小康社会, 实行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等思想政策, 正是古代“舟与水, 水与鱼”的思想, 爱民、利民的“民本”思想的生动体现。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其基本内涵之一便是要“坚持以人为本”,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发展的“主体”, 阐明“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深刻认识到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发展依靠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看作最根本的利益, 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为当合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发展
超越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在今天的社会中民不仅仅为“本”, 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自己的主人, “君主专制”已经成了历史, 人民被统治被压迫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我国建立起了“民主政治”, 尤其是建国以来, 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确立。另外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又是对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推进。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都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一直呈现良好的趋势, 但是纵观全局, 我国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只迈出了一小步, 这一小步中的每一阶段无不沿袭着我国古代优秀思想, 但是却又不是对它笼统的继承, 而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 以及国际大环境继承了其中的精华, 把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思想摒弃掉, 是一种适应时代的需求的民主政治。
三、古代传统政治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随后经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和斗争, 我国走上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今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 在这样一种渗透着封建主义思想的土壤中, “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仍受影响。
由于传统的政治思想把君与民当做一个统一体, 强调这二者的相互统一, 强调君为民、民事君的政治职责以及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秩序, 并用相应的政治价值, 政治思想去引导和制约人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封建制度下的“民本君主”思想衍生出的一系列现象体现在今天则表现为: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薄弱, 而国家意识、服从意识却特别强烈。
我国封建统治制度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制度, 这种君主专制制度贯彻到人民脑海深处便是“君王犹如心腹, 臣民犹如手足”。从而使人民对待君主产生了一系列人身依附关系, 正是这种依附关系泯灭了大多数人的自主意识。政治自主意识的缺乏必然导致政治参与意识的薄弱。
摘要：“民本君主”是我国传统政治的出发点, 本文从“民本”和“君主”两个方面入手, 分析我国传统“君本民主”政治对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关键词：民本君主,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 增量民主与善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政治传统 篇5
1.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主要内容
(1)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公义胜私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根本要求;
(2)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
(3)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
(4)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
(5)追求精神境界，重视道德需要;
(6)强调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
2.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
(1)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而奋斗;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
(4)树立社会新风，建立新型人际关系;
钱穆 谈中国传统政治的教训 篇6
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作一陈述。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中央逐步集权，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
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这问题孙中山先生也提到，对于新的县政，我们该如何建设，旧的省区制度，又该如何改进，实在值得我们再来仔细研究。
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这不是一好现象。固然民国以来数十年的中央始终没有能达成圆满稳固的统一，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取得。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平铺而无力的社会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
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著。其他關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的部族政权是例外，也可说是始终一贯看重的。因此封建社会很早就推翻了。东汉以下的大门第，也在晚唐时期没落了。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
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裴村，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他认为社会要封建才得有力量。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中央早把权分给与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苦心。
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结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力量，可以利用。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发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到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就是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
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起力量来。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
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坐观。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降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起先是一个勤耕苦读的人问世，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就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再昂起头来。
我们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多数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系著，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九十世的传统了。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总是逐步升；政府的权，总是逐步降。
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大毛病。虽说此后这一毛病可以没有了，但读历史的仍该知道这回事，才能对中国以往政治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认识。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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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事实。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
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所以明末的黄梨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这因一向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主张。
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刚才我们讲，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
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
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心。几千年的皇帝打倒了，政治变了新花样，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先求国家之统一。要求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成为辛亥以来政治上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这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而且建立中央，同时又须顾及地方，这不是更困难了吗？
上面我们说过，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然而我们面对着同一事实，却往往讲两样的话。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但我们的将来，要是不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路，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运用我们将来的新政，使社会再有一个新的共尊共信之点而向此中心再度凝结呢？这又是今天政治上极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可是就实际而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不过，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思远虑，确有他所见。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
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民众意见，终是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意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创新法，运新才
我将最后申说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
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轉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
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
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
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
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
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
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刘苏里：
秦晖的文章实际上又是一个精确的制导导弹，既精确又狠准，从不避讳思想上的交锋，他交锋的对象是从左到右的、包括中间的都有。
《共同的底线》
秦晖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黄力之：
意义当然不仅在于揭示了古代统治阶级对儒教的需求，它还深入揭示了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去积极进行专制思想生产，以至于违背精神生产的自由本性，扭曲自己的人性。
《中国的儒学统治》
刘绪贻 著
叶巍 王进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戴维·奥格斯：
适合任何人阅读，它将改变你对于全球每天所发生的事件的看法。这本书既涉及复杂理论，又涉及心理学，对于理解当下不可或缺，对于规划未来举足轻重。
《恢复力》
【美】安德鲁·佐利 安·玛丽·赫利 著
鞠玮婕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3月版
李公明：
大学者的回忆散文常常充溢着学识与情趣，读者自能欣然领受。但是，读斯坦纳回忆录，恐怕会有更多奇异而独特的感受。
《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
【英】乔治·斯坦纳 著
李根芳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版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中政治课程 篇7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政治课程符合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规律, 能有效提高高中政治课程的实效性。心理学研究表明, 任何理解都不是白板式的直观反映, 它们必须以前见的或者前理解为前提, 在构成前见和前理解的众多要件中, 认知主体所处地域的民族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文化对认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由文化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 文化意味着“人化”, 它是有意识的人类在现实的生命活动——实践中产生, 并不断历史的继承和沉淀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正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 人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外在客体, 从而赋予客体属人的意义和内涵, 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是在历史的沉积中, 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得到深化和内化, 从而成为标识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文明符号, 即传统文化。另一方面, 文化意味着“化人”。虽然人创造了文化, 但文化也塑造了人, 作为现实个体的人总是需要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 在这个意义上, 人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结果, 传统文化构成了人生成与发展的前提, 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观点态度, 也就是说历史文化构成了当下人认知的“逻辑的格” (列宁语) 。
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意味着, 教育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成为孤立的独白和僵硬的灌输, 理论的活力在于为人们所理解和内化, 而一种理论只有注入了历史文化的血液, 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才能融入个体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 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如此大影响, 正是因为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 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 另一方面, 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视角, 给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高中政治课程的对象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学生,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和把握, 更应当是理论的理解和内化, 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培养既具有专业素质, 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纪人才。过去的中学政治课程往往以灌输而非引导, 记忆而非内化的方式展开, 进而沦为了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识。这种方式的教育不仅效果微弱, 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 从而产生负效应。造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视了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规律, 脱离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阐述知识, 让本该唤醒学生道德意识的学问变成了知识的独白, 让本应内化的理论变成了工具理性的运用。
二、契合与启迪——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政治课程的现实可能性
多元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传统文化构成了绚丽多彩的属人世界, 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虽然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总存在着差异, 差异可以造成排斥性的对立, 但也可以产生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众多思想精髓与高中政治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存在着内在的一致和深刻的契合, 二者的结合有利于丰富课堂内容, 弘扬优良传统, 增强学科认同感。
一方面, 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理念内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对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个体在认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上不尽相同, 标准化的课堂教学虽然满足了大多数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 但也忽视了个体及其个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学中往往针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给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回答, 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随意, 甚至相互矛盾, 但实际上却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学原则上, 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在此, 孔子主张教学应当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教学, 课堂不应当是教师的独白, 而应当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主动思考。在教学目的上, 孔子主张立人, 培养学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韩愈的名句“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对教育目的的看法, 教师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道, 但这里的“道”不仅仅是学问之道, 更是做人之道, 人生之道……当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和尊重教育, 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本, 应当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统一。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无疑与当代教育的这些理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给予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为高中政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性资源。中国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很多内容与中学政治课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 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则对于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在经济思想方面, 荀子对如何实现“富上而足下”, “上下俱富”这一理想探讨, 体现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儒家与其他学派关于利义之辩的讨论则为思考法治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哲学思想方面, 佛教哲学关于“有”、“无”、“空”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具有深刻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论则能更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的关系。可见, 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学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在发展中, 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 而先贤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 能为理解和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应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关内容, 在历史的阐发和对比中, 展现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超越与创新——传统文化融入高中政治课程的方式和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中政治课程的相互结合既具有理论的可能性又有现实的可行性, 为使传统文化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具有更好的效果, 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 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辩证看待传统文化。当前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 一种观点全盘肯定, 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 而两种看法都是恩格斯所说的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体现。全盘肯定者主张回到过去, 否认当代文化的价值, 忽视了文化和思想应当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发展的;全盘否定者则总是为传统贴上种种标签, 从而简单粗暴地排斥传统, 例如:在对传统哲学思想上, 大家往往习惯性地贴上“唯心”和“唯物”的标签, 并毫无思考的认为唯心就是不好的, 唯物就是好的, 对此列宁曾提醒大家“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昧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 在此列宁正确地指出, 对待传统思想和文化时, 应当保持客观的立场, 应当深入其具体内容本身而不是对其内容简单的定性, 只有以辩证的观点分析, 以历史的视角理解, 才能防止两极对立的错误观念。
第二, 创新教学体制, 建立多学科协助与联合机制。当前中学教学中,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和历史课程中的中国古代史部分, 而政治课程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较少。这种情况教学状况容易将传统文化的各个部分割裂开来, 在强调学科综合的当下, 也不利于各学科的融合与汇通, 对此学校和教师应当建立多学科协助与联合机制, 通过文言文学习, 掌握阅读历史与传统的基本技能, 增强历史感;通过历史学习增强对相关文言文历史背景的了解, 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学生的学习与思考提供丰富的文史资源和理论问题;通过高中政治教育的学习, 加深对历史事件和文本思想的分析和把握, 为进一步学习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只有各学科的相互联合, 才能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和素质。
第三, 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 超越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课堂教育的时间、形式和内容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高中政治课程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 更应该走入学生的生活, 通过各种方式, 以多重面向展开。与知识的直接传授相比, 教师的人格感召力, 学校环境的感染, 集体环境的熏陶和文化生活的浸润更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为此, 教师应当充分利用“第二课堂”, 举办读书会, 以优美的古典文学陶冶学生的高尚情操;播放历史纪录片, 将书本上干枯的历史事实和知识以生动、鲜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布置政治小论文, 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探寻, 激发理论思维, 开拓理论视野。高中政治课程的教育教学目标是要学生将所学理论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 在多元的施教方式中, 让学生愉悦且自愿接受传统文化的熏染, 更有助于学生将理论上的“知”转化为实践上的“行”。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 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掌握有利于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中政治课程作为塑造和培育学生正确政治观念和优良道德品质的课程, 应当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来丰富和发展自身。本文试图分析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学政治课程的心理学基础和现实可能性, 并以此为基础, 探讨其融入的方式和路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学政治课程,心理学基础,现实可能性,途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2]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3]李炳全.文化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传统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篇8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前提
1. 传统文化构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势、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它已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
从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历史看，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 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建设上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 提出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可以服务于革命发展需要的思想精华, 创建科学的民族的大众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挖掘和利用, 使中国传统文化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 胡锦涛指出, 要“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一定意义上说, 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是生长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国情之外。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创造活动, 传统文化则是这种历史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传统文化有利于推进企业现代化进程。
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邓小平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统一了起来。现代化进程的内外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获得了世界外部的巨大牵引力。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从各国现代化发展历史进程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不仅要吸收和借鉴世界性的先进文化，而且要继承和发扬本国的民族文化, 现代化的新文化应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
雄厚的国有资产及强大的国有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国有企业则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支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对于全面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国有企业不可能在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去搞现代化，而是要在批判性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和智慧，才能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根深叶茂、健康发展，才能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真正发挥“生命线”作用。
二、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弘扬传统文化
1. 弘扬传统文化有利于丰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我们应该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丰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推动作用。针对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空洞乏味、实效性差的状况，我们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丰富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崇尚道德养成，而且重视智慧启迪;不仅强调文化艺术修养，而且注重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
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在于以先进思想理论武装职工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促进企业科学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目标发挥积极作用。对于职工群众打破墨守陈规、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凝聚职工力量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需要。
2. 弘扬传统文化有助于抑制全球化过程中的负面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国有企业参与世界经济的力度和深度正在进一步深化。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方文化在认同全球化文化普世性的旗号下，实行文化霸权，试图将全球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同构同质化，解构、碎化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传统，使他们在文化上流离失所。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或者效益驱动的经济，与其它事物一样，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市场经济中逐步显现的中国人的发展，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为保障民众的发展而逐步生成的民众权利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带来了盲目性、滞后性和自发性等负面影响。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仁爱、重诺诚信、求利而不背义等思想，对于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构建和谐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通过强调传统文化中的整体精神，把整体精神与当前的集体主义教育相结合，可以树立起正确的集体主义观念。再如，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通过把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自强不息”、“厚得载物”等理念引入思想政治工作中，对于培养激烈竞争下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健康心理状态和良好个性心理品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 弘扬传统文化有利于充实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从企业目前的现状来看，金融危机对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压力巨大。这种现状很容易诱发各种不稳定因素，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困难。所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应积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充实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继承儒家人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贯穿以人为本的理念，着眼于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巩固和提高。首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职工的主体地位。其次，要关心人、理解人。关心人就是，切实了解职工的所思、所想、所需;既要进行形势任务教育，振奋职工精神，共渡难关，又要关心困难职工和弱势群体的家庭生活，积极开展扶贫救助和“送温暖”活动;理解人，就是，要善于换位思考，以情凝聚人心，通过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和交融，使其明确方向，增强信心，激发内在动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思想政治工作既要以理服人，又要以情感人，这样的思想工作，才能把触角延伸到人的心灵深处，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当前，金融危机和企业发展的繁重任务和更高的标准要求，让每一位职工切实感受到了压力，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如何缓解职工压力，营造宽松舒适的企业文化氛围，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只有释放职工压力，让职工轻松上阵，才能激发职工工作热情，更加有效地发挥员工技术优势，推动企业快速发展。要引导职工用和谐的方法、和谐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处理问题，培育乐观、豁达、宽容的精神，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以开阔的心胸和积极的心境看待一切。充分发挥企业文联的作用，用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有效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消除忧郁感、孤独感、失落感等不良情绪，让职工不仅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唯其如此，才能把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传统文化视阈下国家政治智慧探析 篇9
一、提供国际社会的现代价值评判标准
当今时代,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在世界层面上,中国政府倡导平等、互利、共赢、共享。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精髓为形成和平的国际环境、建立国际间融合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包容的文化环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现代价值评判标准。
(一)和合:国际关系准则
中国政治智慧有着深厚的价值意蕴,它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奉行集体价值,追求和谐环境中的集体利益最大化。“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更是当今时代和谐文化之根。
“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视“和”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合”促使万物化生、运动变化,一切事物皆因“合”而存在。“和”有和谐、和善、和平之意,“合”意为相合、符合、融合,“和合”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哲学和文化概念,它强调了异质因素的共处和融会贯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1]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差异是存在的,通过互补互济,达到统一、和谐。“和合”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融和精神,台湾学者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最能调和,使冲突的各方兼收并蓄,并存共处。《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倡的旨在达到太平和合境界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它用和平方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推动人文社会的发展、提高。
“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的中国传统思想植根于中华和合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的性格使然,和合文化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也表现于此。各国间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为现世提供了价值评判标准和指导思想,即在包容的基础之上追求自由、平等,它必将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大业,解决冲突、化解矛盾、实现稳定,塑造国际间祥和、包容的和合氛围。
(二)内圣外王:国家形象塑造的至高标准
从国家层面说,中国的政治传播是一个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而进行的持续的、渐进的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梦,本质上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战略,它所提倡的个人梦、国家梦、世界梦由内而外、层层递进,国家形象的塑造尤其讲求以内养外,由此符合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的哲学意涵。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即“内圣外王之道”,但它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儒家学说,代表了儒家的核心精神。内圣外王是德性文化的体现,内圣是体,外王为用,内圣是外王的依据,具体来说,内圣是道德的理想境界,它是一种内在的德性自觉,而外王是德性的外显。外王之道中蕴含深刻的内圣依据,两者从未被割裂。《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内圣讲求修身养德,外王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升华的修己治人的体系。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仁”是内圣最高境界的体现,“圣”是“仁”的提升,则外王就是“成仁”、施行“仁政”,这样说来,内圣外王即仁德“内化”与“外推”的融合。圣王则天,德性本原于天,又复归于天,下落至人间则为德,内圣外王是“天人合德”的价值取向。如何抵达“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是“仁”的行为标准,求之扮己而不苛求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仁”存在于人的善性之中,善的积累可成就“圣”。
“内圣外王”的中国传统智慧为当今时代的国家和组织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至高标准,所谓“内圣外王”的国家,即实践“仁”的国家,它必将秉持人道、地道、天道,致力于人与人、人与天、人与地的和谐,对内以德治国、秉持仁爱,对外推行仁德的价值观。《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是基础,达人是归宿,在寻求自我修养的基础上由己及人,用内修去感化他人,使自己的言行作为价值标准起到社会价值导向作用。[2,2]对于国家来说,于内凝聚民心、提升文化精神素质,于外彰显社会良好风气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士气。在公平与正义的政治框架下,建立新时代的道德标准,提升国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境界和灵魂气质,开拓强国民福的景象,塑造一个拥有至高信誉的现代化大国形象。
二、彰显圆润通达的东方智慧
圆润通达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老子的哲学系统均由他所预设的“道”而展开。道既是形而上的实存者,又是一种规律。老子形而上的“道”,下落到经验界时,对人生及政治产生了重大意义,它为个体在政治社会秩序中如何获得理想状态提供了一套价值标准和原则性方法,作为东方智慧的“道”,呈现出“虚静”、“柔弱”的特征。
(一)“致虚守静”的政治准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老子》十六章)。在他看来,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在纷扰的世事和复杂的环境中,做到“致虚守静”难能可贵,它具体表现为不成见、不自满、不急躁、不烦忧。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五章),“虚”是空的状态,但它的作用却是不穷屈的,万物会随着运动而涌现出来、释放能量。老子常用“谷”形容“虚”,若用到人生方向则有“深藏”的意义,如“深藏若虚”、“虚怀若谷”。“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二十四章),老子看重“虚”,认为自满会产生很多弊病,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静”与“虚”相伴而生,“虚”状的东西,必然也呈现着“静”的状态。“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十六章),“道”具有循环往复的规律,万事万物最终都要返回到自己的本根,本根则呈现出“虚静”的状态,对于人来说,人的清静状态即“无欲”状态,只有摒弃内心贪欲、过多的忧扰以及巧诈之欲才可修得,对于国家而言亦是如此。老子的“静”并非裹足不前,而是包涵“动极则静,静极则动”哲理韵味的政治准则。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人们对“道”有所体认,继而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道”所体现的必然之理,就转化为政治行为的当然之则。[3]依道而行,修养内在的德性品格必将秉持“虚”、“静”原则。个人价值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可以从中国传统的道家智慧得到指导和借鉴。
(二)“柔弱不争”的政治态度
老子认为,事物发展到某种极限的程度时,就改变了原有的状况,而转变为它的反面,即古语“物极必反”,事物达到强的顶峰、盛的极致时,也就是向下衰落的一个转折点。基于此,老子主张“处下”、“不争”,具体表现为不逞强、不自以为是。“柔弱不争”的价值观对现世人的为人处事以及国际关系都具有启发意义。
“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道的创生作用虽然柔弱但却无穷,不强制、不干涉,顺应自然。柔弱的作用运用到人生、政治方面,则是“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七十六章)从事物的外在表现来说,“坚强”的事物因其显露突出,在外力逼近的时候大多首当其冲,对于人而言,锋芒毕露的人更易招忌甚至陷害。“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二章),水是天下至柔之物,却能水滴石穿、攻克最坚强的东西。老子所说的“柔弱”并非软弱无力,其中包含无比坚韧的性格,“柔弱”的生命价值:于柔静处下的人生背面,自有一刚大自主的人格。
老子的“不争”观念,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的争端而提出的,“不争”并不是提倡自我放弃,相反它敦促人去“为”,顺应自然的情状去努力,“不争”是指不与他人争功夺名、不将人类的成果占为己有,老子的“为而不争”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行为。利万物而不争,人生态度应如此,国际社会亦然。为着私自利益而争嚷不休甚至大动干戈、抢占人类成果的占有行动却屡见不鲜,“功成而弗居”、“功成而不有”,是老子“不争”思想的延伸,对国际社会的有序发展同样适用。
三、实施以防御为主的和平战略
中国传统思想,哲学与兵法互相渗透。[4]中国的政治智慧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的沉淀与提炼,从本质上说,它是和平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应对多变、复杂的国际环境层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的纯熟之作,它所揭示的一些战略哲学和生存哲学,其传播价值在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兵家的战略原则是国家政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动的战略原则
若把《孙子兵法》的战略原则归纳,可以形成以主动即“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原则体系。“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古代兵法讲求先、后,“致人而不致于人”表现的是谁主动与谁被动、谁能调动谁,主动的一方“致人”,被动的一方则“致于人”。主动与被动,除力量对比之外,还有心理的较量,一方的信念或价值主张若及早确立,人的思想就不会被轻易驾驭则行动不被他人所牵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古时战场虚实难测、瞬息万变,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同样。想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全在“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性战略原则。
中国军事战略侧重防御,缘于中国政府推崇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倡导自由平等,是中华民族积极地、主动地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呼声,它不仅不会造成大国威胁,还会促进世界和平。“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可意为避实就虚,战略防御不仅落实在实处,软实力也要打造好。国家政治传播也是塑造软实力的一种表现,政治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悄无声息的,可谓“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政治传播中的民族特征是团结民众的无形力量,维护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是从根本上避免民族分裂、抵御外族入侵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中国政治智慧传播的意义所在。
(二)慎战:实现富国民福的和平原则
“慎战”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战略原则,在战略层面上,它主张从更高的理性和更深的道义内涵去认识和应用兵法,起到安国安民的目的。“慎战”的智慧是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国以富国民福为宗旨,将强国战略用于和平目的,旨在将竞争导入理性约束范围之内。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场上的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军事的背后是政治,战争的残酷使交战双方都要谨慎对待。《孙子兵法》讲求先礼后兵,在战争中追求最和平的方式,暴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的手段。《论语·子罕》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句,阐述的是同样的道理,纵有千军万马可以消灭对方,但对方的坚定信念和意志难以磨灭,它将化作人最后的心里屏障,难以逾越。战争带来的是生命的践踏、人性的泯灭,绝不是意志的征服。中华民族注重仁爱和平精神,反对以力服人,讲求兼爱、非攻,所以中国传统重视战略防御,认为防御比进攻更强有力。
当今时代,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较之古代更为严重,“慎战”是世界各国必须坚守的和平原则。中国是“国家”与“个人”的结合,“国”和“家”是命运共同体。从整体和个体的关系来看,只有推动世界和平,才能实现和平发展、与各国互利共赢的美好愿望,每一个个体才有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从而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中华民族的复兴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又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三)战略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的政治智慧集民族意识、民族情怀、民族信念于一身,是一种最为朴素、浓烈的民族情感,“自信、忧患”的民族特征,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中国的政治智慧传播,是中华民族求和平、促发展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彰显,价值观一经被认可和认同,必将内化为人的自身信念,并随人的社会化行为扩散开来,以赢得和平、发展、共赢的目标。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全胜而取”和“不战而胜”,孙子讲求全胜,以最小消耗,换最大胜利。孙子尚谋,把谋摆在首位。“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三国志·蜀志·马良传》中也提及到战争的不同境界,“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上兵伐谋”又称“攻心为上”,在孙子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理想状态。
战争的特点是以力服人,它是力量、智慧和意志的综合较量,去其力不够,破其谋也不够,关键是要屈其志,归根结底是要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5]国家政治智慧传播是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本民族的价值观,消弭隔阂、促进融合。中国的政治智慧,是立足于世界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基础之上,是寄寓着国富和民福的强国理念,中国的政治传播旨在使世界各族同胞认识到世界和平、自由发展的美好愿景,使“求和平、促发展”的坚定信念与意志深入人心,从根本上避免战争的发生,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华民族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社会历史中,是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是各族人民为梦想共同奋斗的文化根基。传统文化视阈下,弘扬中华精神、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世化,是中国的政治智慧传播价值所在。
政治传统 篇10
一、人民主体理念的传统民本底蕴
政治本质是中外政治家和思想家探讨的重点, 民本思想是政治本质重要内容, 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在中国文明史上,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 商周时期已萌芽。西周时期, 周公旦提出“敬天保民”, 要统治者“知稼措之难, 闻小人之劳”, 已蕴含着“保民”的民本思想雏形。《尚书》中记载“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尚书·五子之歌》) 把民众看做是国之根本, 治国安邦的基础。春秋时又有“国将兴, 听于民” (《左传·庄公三十年》) 的观点, 把民众的意见作为国家兴衰的关键。《孔子家语·五仪解》记有:“夫君者舟也, 庄人者水也, 水所以载舟、所以覆舟。”孔子把人民与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 形象地说明了人民力量的伟大, 民众对于君主的重要性。孟子在继承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并告诫统治者要“听政于民”。荀子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 并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王制篇》) , 其意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民众而不是君主, 君主是上天派来为民众服务的。管子认为:“霸王之所始也, 以人为本, 本治则国固, 本乱则国危” (《诸子集成 (五) 管子·霸言》) , 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 深刻阐述了人民是国之根本。孙中山也认识到民众力量的伟大:“革命事业, 由民众发起, 亦由民众成之”, “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 无异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这充分显示了资产阶级治国的民本理念。历史在发展,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被进一步融入到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中, 在现代政治中显示出积极意义, 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 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党的人民主体执政理念有着重要影响。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毛泽东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 把民本思想统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 提出了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是主人, 党员干部是公仆, 党只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只有依靠人民力量, 党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和艰巨任务, 也才能无往而不胜, 无敌于天下。“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人民主体理念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全相信人民、彻底为了人民, 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以及建设和改革各项事业的伟大成就。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 归根到底说来,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表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也是改革的主体, 发展的主体。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 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努力践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目标。
二、以德治国理念的传统德治底蕴
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早已认识到“德政”的重要性, 倡导政治统治遵循德治为本、威慑是辅原则, 坚持威德并重, 刑礼兼施。西周时已有“敬德保民, 明德慎罚”的思想, 强调了道德的重要作用, 要求统治者要宣扬道德伦理、谨慎使用刑罚, 这已蕴含了德治思想。此后, 孔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提出“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他认为, 如果统治者只以政策法令来约束管理, 用严刑峻法来整治束缚, 民众并不会自觉遵守法令, 只希望免于受罚, 并没有耻辱感;如果统治者能够用礼乐制度制约规范, 以道德品行教育引导, 就能使民众受到道德的感化, 产生羞耻之心, 认同顺从统治, 天下就可大治。荀子也强调了德治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 认为威势有三, 而道德之威最重。可见, 统治阶级已认识到政治统治中德治的重要性, 在加强权力威慑的同时, 也把德治作为统治的重要手段, 形成了以德治国的思想, 这为中国共产党德法并治的执政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探索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执政理念, 就是在依法治国的同时, 通过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来治国。以德治国理念反映了我们党法治与德治并行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体系, 使之成为全民族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的引领作用。以德治国, 首先是指党员干部和广大公职人员的道德。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 因此, 以德治国必须以德治党, 要以共产主义道德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从政治思想和作风上全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还要以德治政, 要把廉政建设放在首位, 加强反腐倡廉, 在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中形成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其次是指公民的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是以德治国的社会基础。新时期, 我们党在全民族相继树立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并加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公民道德建设, 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在公民中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从而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德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是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和谐社会理念的传统和谐底蕴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尚中贵和, 重视社会和人际关系和谐。倡导做事不走极端, 处理人际关系不偏不倚, 维护整体利益, 求大同存小异。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重要观点是“天人合一”, 即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 其意是春夏秋冬四季按照规律运行, 自然界的各种生物才生息不止, 因此, 人类应当尊重自然, 善待自然。和谐思想也提倡宽和仁慈, 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 “欲人之爱己也, 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 必先从人。无德於人, 而求用於人, 罪也” (《论语·礼志》) , 主张人与人交往要相互尊重, 平等对待。孔子说:“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论语·学而》) 意思是人与人之间要和平共处, 以礼相待。和谐思想更倡导和睦共处, 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 主张各国之间要平等相待, 睦邻友好, 互利互惠。“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 (《尚书·尧典》) 。此后, 历代王朝都把“协和万邦”的理想用于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坚持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团结、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中国传统和谐理念闪烁着哲学智慧, 显示出独特的理论价值, 在维护社会稳定与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 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治国思想, 吸收其优秀成分与合理内核, 有利于创新党的执政理念, 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为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实施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 包括传统的民本思想、法治思想、德治思想、群体意识与和谐思想等, 这些传统的治国理政思想, 对维护和发展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 吸收和借鉴了古代传统政治思想,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 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形势下, 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治国思想, 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尤其是对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执政理念,传统文化,政治底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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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变革 篇11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现代化；变革途径
DOI：10.19354/j.cnki.42-1616/f.2016.17.137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所独有的，产生于传统的封建社会，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化过程，现如今仍存在政治生活中，并且已经较稳定地积淀在普通民众的心理层面上，形成特定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加快了步伐，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变革，社会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必须进行转型。政治文化是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的集中反映。在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传统的政治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传统的政治文化经历了整个封建社会，经久不衰。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了以往的私有制，经济基础的改变，使作为上层建筑的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其生存的土壤。第二，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不合理因素阻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进步的政治文化对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落后的政治文化则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主义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建立的基础，决定了其必然包含人治、权力本位、臣属、贱民心理等思想观念。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自由、民主、法治、公正，尤其是当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传统政治文化的局限性已经不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将传统政治文化的不合理因素转化为积极动力，则必须要进行现代变革。第三，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缺乏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之上的，是以自然主义为主导，以感性经验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形式，这种文化类型具有自在、自发、自然、懒惰的农民文化精神的特点，缺乏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优势。而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表现出对感性经验主义政治文化结构的高度认同与肯定，在根本上遏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动力机制的形成，这就决定了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路径，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首先，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全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封建政治制度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自身的分散、保守、封闭的特点为传统的政治文化的生存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经过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传统的政治文化具有的滞后性使其仍没有实现完美转变。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丰富物质文化生活，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培养公民意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以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为依托，要建立这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只能是进行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在完成政治社会化之后，普通成员才会具备独立的政治观念，清楚自己的政治定位，顺利实现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考虑到政治社会化对政治文化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着力完善政治社会化的渠道迫在眉睫。再次，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密切联系表现在：政治文化维系着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以政治制度作为保障；民主的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制度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其产生之初就受到封建制度的规范与引导，这就决定了传统政治文化为专制制度服务的使命。民主制度为民主文化的实现创造理想的环境，民众将更容易在思想和心理层面接受民主文化，认同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要求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同时并举。最后。融合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存在有两千年之久，虽然其中的落后成分已不适合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传统政治文化中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不能一概摒弃，这些优秀的内容将有利于如今的政治文化创新。将传统文化中“和”、“同”、“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加以现代化的梳理运用，再将其思想的精华运用到处理社会以及人际关系中，便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吸收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将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积淀融入到现代的政治文化中，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的一股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 篇12
1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2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传统、继承传统, 这是由文化的传承性所决定的, 因而, 教育必须在以传统为基础的前提下继承传统, 正确认识到历史和传统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导人们怎样做人, 做什么样的人, 是在一定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中, 使受教育者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观点、道德规范和政治准则并内化为自身的观念。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是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所构成的, 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 是一个统一连续的整体, 因而承担着传统文化传承任务的教育必须根植于传统文化, 每个中国人都受着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 他们既接受传统文化也在传播中传统文化。
当代大学生也不例外, 他们是民族的希望, 国家的未来,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正因为他们的思想素质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有着密切联系, 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更要积极地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决不能割裂传统文化。
2、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是把双刃剑, 在推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同时也带来了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国家主权等的冲击, 淡化人们的爱国主义观念和国家意识, 混淆视听, 甚至形成错误的三观, 尤其是大学生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既能吸收积极的优秀文化的精华, 但也会受到错误的价值观影响, 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 形成了世界上极具生命力的文化传统, 在民族的生存与延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同时对于外来文化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因而,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要弘扬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但是也要学会正确对待外来文化, 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才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3、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要为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接受和掌握, 必须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泽东曾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而, 一方面, 马克思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 同时, 带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总而言之, 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 要紧跟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 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 与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取长补短、完美互补, 形成既承认传统文化的固有性和历史性, 也面向世界的新文化。
2民族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3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塑造认识, 陶冶情操
传统文化是民族前进的航灯、民族发展的动力,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辉煌灿烂, 汇聚着无数杰出人物的理想追求, 折射着异彩纷呈的人间万象, 洋溢着满腔热血, 既有着“抛头颅洒热血”的壮志凌云, 有着“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的乐观豁达, 又有着“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情怀, 还有着“千磨万击还坚韧, 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韧不屈, 大学生无时无刻不被这些积极向上、至善至美的健康文化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传统文化的精华培养了既符合时代特性又具有独特个性的价值观、培养了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人才, 陶冶了情操, 帮助大学生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塑造了理想人格。
3有利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影响
随着中国加入WTO, 中国正式迈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伴随产生的是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 西方社会外来文化对我国带来了巨大冲击把握好了就是机遇, 把握不好就是挑战,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我们要激励他们的爱国心理和民族感情, 提高明辨是非的眼力;要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民族凝聚力, 克服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要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使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要立足本土, 拥抱世界, 以为为主, 为我所用。
4有利于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高效的教育方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国潜移默化地接受外来的道德法律、社会规范, 并升华为自己的道德观念。此时, 我们应该看到, 儒家所提倡的因材施教、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方法, 如果在新时达中、新的环境下, 结合时代特点, 便是值得借鉴和好好利用的教育方法, 也能使大学生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断提高, 道德水平提升, 发挥道德主体能动性, 用所学的理论指导行为, 知行合一, 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
摘要：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 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因而, 在思想政治领域要建立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这是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关键词：传统,礼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赵国英;;高等艺术院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J];文教资料;2006年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