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原则（共9篇）
解决原则 篇1
1.文献综述
从美国著名的“埃默尔案”到中国的“泸州遗赠案”, 关于法律原则的适用问题, 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以舒国滢先生为代表提出的适用标准, 即可从“穷尽法律规则, 方得适用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不得径行适用, 除非旨在实现个案正义”与“若无更强理由, 不适用法律原则”三个方面来判断。①此判断标准相较于“规则中心主义”和“原则中心主义”而言, 缓和了法律规范“可预测性”和“可接受性”之间的矛盾, 更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但此判断标准在操作层面仍然存在瑕疵, 比如何谓“个案正义”?以及何谓“更强理由”?要回答以上问题, 必须要把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冲突, 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即是规则背后的原则与原则之间的冲突, 以及规则缺位时原则与原则的冲突。
关于法律原则间冲突的问题, 我国学者有了一定的研究。如苏州大学胡玉鸿教授提出, 社会生活是法官将法律原则适用于个案的中介。“如果法官在诉讼中找不到法律原则所依赖的生活原型, 那么他就没有权利引用法律原则来作为判决的依据。”“司法独立的真义并不是将法院与社会相隔离, 而是在独立的环境下使法官能冷静地判断社会价值与社会期望。”②北京师范大学学者梁迎修认为, 原则间的衡量必须遵循比例原则, 惟有符合比例原则的衡量才能称得上理性的衡量。③
国外学者的研究中, 最著名的当属德国学者阿列克西提出的“冲突法则”, 其认为在具体案件中, 相冲突的原则P1和原则P2会导出两个内容上相互矛盾的要求, 从而相互限制对方实现的法律可能性。此冲突无法通过宣告一方无效来解决, 而是有赖于透过法益衡量。在该具体案件中加上“优先条件” (C) , 如果假定在C条件下原则P1优先, 那么原则P2必须退让。这两个原则的“有条件的优先关系”则可以表述为: (P1 P P2) C。若原则P1在C条件下具有法律效果Q, 则下列规则生效:C→Q。④阿列克西解决原则冲突的理论, 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的维度, 具有很强的说服性。但是此种理性的逻辑模式, 在解决原则冲突过程中, 跳不开非理性的怪圈。阿列克西将原则间的冲突, 用优先条件加以衡量, 但是优先条件的抉择仍然存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中。
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 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解决原则冲突的关键在于价值衡量。此衡量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整体衡量;个案平衡;个案类型化。
2.整体衡量
原则背后的法律的基本价值涵括哪些内容, 学者们认识不一。例如徐国栋先生认为, 法律价值的主要内容包括, 正义、安全、效率、简短、灵活;⑤张文显先生认为, 秩序、正义、自由和效益应该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⑥杨心宇先生认为法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平等、安全、公共利益、秩序;⑦笔者认为法律的基本价值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自由、正义、秩序。本段所说的整体上的衡量即是对以上三种基本价值进行序位的排列。
自由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 法律形成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由。基于此种基本性, 自由多被规定在纲领性文件中。例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我国宪法第二章, 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公民有言论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另外自由的价值观也具有普遍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上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不分种族。”基于自由的基本性和普适性, 应将其列为核心。
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 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是与自由不同的是公平正义并不具有普适性。⑧是奉行社会公用的功利主义正义观还是奉行个人自由平等的道德论正义观, 并不能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得到较为一致的答案。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与其他社会调控方式相比, 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法律的秩序价值, 稳定性、安定性、强制性。⑨但是此种稳定性、安定性、强制性也必然伴随着保守性、滞后性、僵化性。此种价值固有的缺陷也就决定了其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向自由和正义低头。
以法律价值的基本性和普适性为标准, 笔者认为法律价值的位阶应是:自由——正义——秩序。自由是法律最本质的价值, 其可以衡量一国法律是不是真正的法律。正义是基本标准和评价体系, 其衡量一国的法律是“良法”抑或是“恶法”。秩序是基础价值, 是法的其他价值的基础, 但秩序必须接受自由和正义的规制。当然, 此种价值的排序, 只是从整体上来衡量, 给法官一个大致的判断标准, 并不代表所有体现自由的法律原则都需让步体现正义或者秩序的法律原则。当两个不同位阶法律原则, 甚至是相同位阶的两个法律原向冲突时, 该如何衡量, 还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即结合具体的案件进行个案平衡。
3.个案平衡
笔者前面提到阿列克西的“冲突法则”, 其严密的逻辑性很适合个案的操作。但是也如笔者所说, 阿列克西并未对优先条件作更进一步的论述, 使原则冲突的解决仍然拿捏在法官的自由裁量中。笔者认为可以将第一步的“整体衡量”引入到阿列克西的“冲突法则”中, 即对优先条件做一个大致的判断, 自由优先于正义优先于秩序。但不是绝对的优先, 仍需在个案中具体衡量。
以我国的“泸州遗赠案”为例, 法官以原告与被告丈夫间的婚外情为由, 认定被告丈夫所立的的遗赠协议违背我国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而宣告无效。此案中, 存在两种民法原则上的冲突: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原则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前一原则体现的价值是自由, 后一种原则体现的价值是秩序。按照先“整体衡量”的理论, 自由优先于秩序。将此种结论作为一般的优先条件带入到阿列克西的“冲突规则”中, 可以导出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原则优先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
此案只是一般的情况, 在某些具体的个案中, 自由——正义——秩序的优先条件可能被修正。例如, 1976台上字第2436号判决:“上诉人为有妇之夫, 涎被上诉人姿色, 诱使同居, 而将系争土地之所有权移转登记于被上诉人, 复约定一旦终止同居关系, 仍将该土地返还, 以资牵制, 而达到其久占私欲, 法官认为其约定有背善良风俗应属无效。”⑩此案中, 由于处分土地的直接目的在于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破坏婚姻秩序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社会道德风尚, 此时自由需被秩序限制。此种修正的优先条件, 在德国判例中也有所体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情妇为继承人的案例中指出, “如果被继承人立其情妇为继承人旨在酬谢其满足自己的性欲或旨在决定或加强这种两性关系的继续, 那么这种行为是违反善良风俗的, 如果旨在给其情妇提供生活保障则该行为是有效的。”○ (11)
4.个案类型化
既然在第二步的个案平衡中, 有很多种例外情况足以修正自由——正义——秩序的排序, 也就使得“冲突规则”的逻辑结构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下。为了弥补此点, 笔者提出将个案类型化。
具体而言, 在个案中将类似情况加以总结, 将修正一般优先条件的情况予以归类, 比如纯粹以维护两性关系为目的遗赠行为, 自由不再优先于秩序。媒体报道将严重危及出狱罪犯的“再社会化”的情况下, 人格保护优先于媒体报道的自由。○ (12) 通过对个案的类型化, 法官对修正优先条件也能达成基本的共识, 减少法官的自由专断。当然法律的生命从来就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笔者提出的整体衡量——个案平衡——个案类型化的逻辑结构也脱离不了法官通过自身价值经验而做出的自由裁量。只不过笔者认为, 此种逻辑模式控制了法官裁量的边界, 在解决法律原则与原则冲突时也更具操作性。
参考文献
[10]梁慧星.《民法解释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299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邵建东译, 法律出版社, 2000:516, 527
参见林来梵, 张卓明.《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从规范性法学方法论的一个分析》, 载《中国法学》, 2006年第2期.
解决原则 篇2
“美国－羊毛衫和上衣”案是WTO争端解决实践运用司法经济原则的里程碑式案例。该案中，专家组对印度提出的一些请求适用了司法经济原则。专家组认为，印度虽有权使被申诉的措施得到专家组解决，但如果专家组通过审理，认为争议的特定事项仅通过解决申诉方提出的部分观点就能得以解决，专家组就能这么做。因此，为作出有助于DSB作出建议或裁决纠纷的裁决，专家组决定只解决那些其认为有必要解决的法律请求。上诉机构认可了专家组采用司法经济原则的做法。该原则经发展和完善，形成一整套丰富完整的WTO司法原则。
司法经济原则的表现形式、适用主体
司法经济原则的表现形式
适用司法经济原则表现为只解决有必要解决的请求（Legal claims）和只解决有必要解决的争点(Arguments)两种形式。
只解决有必要解决的请求是运用司法经济原则的常见形式。在“美国－面筋”案中，专家组运用司法经济原则，未对申诉方提出的与GATT 1994第19条（不可预见的发展）和第1条以及《保障措施协定》第5条相关的请求作出裁决，上诉机构予以了维持。
只解决有必要解决的争点是运用司法经济原则的另一种方式。法律请求和争点存在根本区别：法律请求被明确界定在设立专家组的请求中，它确立了专家组在DSU第7条下的职权范围。受证据规则的约束，没有列入设立专家组请求中的任何请求，不能在提交书面陈述以及设立专家组请求被接受以后的时间内提出。而争点用于支持法律请求，它体现在第一次书面陈述、反驳的陈述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专家组会议中。在“美国－羊毛衫和上衣”案中，上诉机构认为，DSU第11条或先前GATT实践并未要求专家组审查申诉方提出的所有请求，专家组只需解决那些为解决争端而必需的请求。正如专家组为解决纠纷而拥有只需解决那些有必要解决的请求的裁决权一样，专家组也有仅解决那些其认为有必要解决特定请求的那些争点的裁决权。只要专家组在报告中合理地考虑了某一请求，就不能因支持某一请求的特定观点未在专家组报告得以解决的事实，得出专家组未按照DSU第11条对事项进行客观评估的结论。
司法经济原则的适用主体
专家组可以适用两种形式的司法经济原则，但上诉机构不宜适用该原则，理由如下：（1）DSU第17.6条规定：“上诉应限于专家组报告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及由该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第17.12条规定：“上诉机构在上诉的工作过程中，应考虑按照第6款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由此可知，司职法律审的上诉机构具有澄清WTO协议及涵盖协议条款的功能，有义务解决上诉方提出的每一问题。例如，上诉方在上诉中提出了5个争点，上诉机构应全部审查和处理，不应只处理其中3个争点，而留下2个争点不审查和不处理。上诉机构可以对5个争点合并审查，也可分开单独审查，但不能审“一”而漏“其它”。（2）根据DSU第17.13条规定，上诉机构可以维持、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法律发现和结论，但没有发回重审的权力。在对专家组基于司法经济原则未对申诉方部分请求作出裁决的上诉案件中，如果上诉机构仅推翻专家组错误的裁决，但争议未完全得到解决。为解决争议，如果专家组报告有足够的事实发现，或专家组记录有未被解决的事实，使得上诉机构能解决和裁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诉机构就能完成法律分析，尽管完成法律分析会造成争端方“审级利益”的丧失。由此可见，上诉机构完成法律分析，能够解决专家组采用司法经济原则未对部分请求作出裁决、而争端方又不服该裁决提出上诉产生的遗留问题，上诉机构若再适用司法经济原则，留下部分请求不审查，将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与其职能相悖。
司法经济原则的性质、基础、形式要求
司法经济原则的性质：裁量权
上诉机构通过“美国－铅铋钢” 案和“阿根廷－鞋类” 案确定了司法经济的裁量权性质，即专家组可以适用司法经济原则，但它没有义务一定要适用。
以“美国－铅铋钢”案为例，被申诉方美国认为，专家组必须运用司法经济原则，无需解决那些没有必要解决的问题。上诉机构拒绝了这一观点，认为运用司法经济原则在专家组职权范围内，专家组从来没有被要求运用该原则。理由是：美国认为上诉机构在“美国－羊毛衫和上衣”案中设立了“专家组不应解决那些没有必要解决某些问题”的一般原则。上诉机构不同意美国的这一主张。在“美国－羊毛衫和上衣”案上诉中，印度认为其有权获得专家组针对其提出的每一法律请求作出的裁决，但上诉机构认为，司法经济原则允许专家组拒绝对某些请求作出裁决。为解决“美国－铅铋钢”案中申诉方欧共体的请求，专家组认为，它有必要解决支持这一请求的两个主要观点，专家组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争议，因而也在DSU授权范围内。
司法经济原则的基础：专家组职能、DSM要旨
上诉机构通过“美国—羊毛衫和上衣”案，分析了司法经济原则的法律基础，即专家组职能及WTO争端解决要旨。
专家组的职能（DSU第11条）：在“美国—羊毛衫和上衣” 案中，上诉机构认为DSU第11条（专家组职能）是司法经济原则的法律基础。理由是：DSU第11条对专家组职能作出了明确界定，根据该条规定，专家组的职能是帮助DSB履行本谅解书及涵盖协议所赋予它的责任。因此，专家组应就其所面对的事项作出客观的评价，包括对该案件的各项事实，以及与各涵盖协议的一致性作出客观评价。专家组应提出有助于DSB制定各项建议或作出根据涵盖协议规定的各项裁决。专家组应经常与争端当事方进行磋商，并给它们足够机会以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该条以及先前GATT实践并未要求专家组审查申诉方提出的所有请求，GATT1947和WTO专家组经常只解决那些其认为有必要解决的问题，拒绝对其他问题作出裁决。因而，如果专家组裁决该措施与GATT1947的某一特定条款不符，它一般不继续审查该措施是否与申诉方认为可能违反的其他GATT1947条款是否相符。在最近的WTO实践中，专家组同样限制审查申诉方提出的所有请求，仅对那些专家组认为有必要解决的特定事项作出裁决。尽管少数GATT1947和WTO专家组作出更宽泛的裁决，但考虑到所裁决的问题对解决特定争端并非绝对必需，DSU并没有要求专家组这样做。”
争端解决要旨（DSU第3条）：在“美国—羊毛衫和上衣” 案中，上诉机构还认为DSU第3.7条、第3.4条是司法经济原则的又一法律基础。理由是：要求解决所有法律请求与WTO争端解决体制的目标并不相符。DSU第3条第7款明确规定：“在提出一项争端前，各成员应对按照这些程序采取行动是否富有成效作出判断。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在于确保对争端有积极的解决办法。显然，应优先考虑能为争端各当事方都愿接受并与各有关协议相一致的解决办法。若无法达成为双方接受的解决办法，争端解决机制的首要目标，通常是确保撤销那些与各涵盖协议不一致的有关措施。只有当立刻撤销这些措施不太可能时，才诉诸补偿条款，而且应作为撤销与有关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前的一项临时办法。本谅解对引用争端解决程序提供最后的手段，是经DSB授权，并在此基础上中止有关协议项下的义务。”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目标是解决争端。在“美国—羊毛衫和上衣” 案中，上诉机构进一步认为，DSU第3.2条是司法经济原则的另一法律基础。理由是：DSU第3条第2款表明，WTO成员方意识到争端解决制度是为“确保成员方在WTO涵盖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根据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澄清涵盖协议的条款”服务 。上诉机构认为， DSU第3条第2款并不鼓励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解决特定争端之外，通过澄清WTO协定条款进行“造法”，专家组仅需解决有必要解决的请求。而且，WTO协定第9条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有解释WTO协议和多边贸易协定的专属权力。DSU第3条第9款对此明确予以确认，该条规定：“本谅解的各条规定不影响各成员按照建立WTO的协议或某个属于诸边贸易协议的有关协议，通过作出决议的方式，寻求对某个有关协议的条款作出权威性解释的权利。”
司法经济原则的形式要求：明确说明
专家组采用司法经济原则时，必须明确说明。上诉机构在“加拿大－汽车”案中确定了这一形式要求。该案中，对专家组在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形下，适用了司法经济原则，没有审查特定请求，上诉机构对此提出了告诫。上诉机构认为：“为确保纠纷的积极解决，专家组已裁决CAV要求违反了GATT1994第Ⅲ:4条和GATS第Ⅻ条，专家组无需对欧共体关于在《反补贴措施协定》第3.1(a)条下的CVA要求的替代请求作出裁决。但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所有案件中，基于透明度和对当事方公正的目的，专家组应对那些基于司法经济原则而不作处理的请求应作出明确说明，仅仅沉默是不够的。”
司法经济原则的错误适用与排除适用
专家组适用司法经济原则的正确方式，是解决有必要解决的法律请求或有必要解决的争点使争端得以解决。但如果使争端只得到部分解决，就是错误适用。而当专家组驳回申诉方的“重叠性”申诉或“选择性”申诉时，不应适用司法经济原则，此属例外规则。
司法经济原则的错误适用：争端只得到部分解决
上诉机构通过“澳大利亚—鲑鱼”案确认，在争端只得到部分解决时，不能适用司法经济原则。该案中，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错误地运用了司法经济原则。上诉机构认为：“适用司法经济原则时应牢记争端解决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解决争端，确保纠纷的积极解决，仅解决部分争议是错误的司法经济。为确保DSB能作出足够详尽的建议和裁决，成员方能及时遵守那些建议和裁决，专家组必需解决那些有必要解决的请求。为确保与加拿大的纠纷能及时解决，专家组仅作出某些加拿大鲑鱼违反了第5.1条的裁决，没有根据第5.5条、第5.6条作出裁决，不能使DSB作出足够详尽的建议和裁决，使澳大利亚遵守SPS协定下的义务。因为专家组作出裁决，使被申诉措施与SPS第5.1条相符，仍可能与第5.5条或第5.6条或两者同时不符。而且，在适用司法经济原则时，没有理由只对争议产品的某一类（例如，太平洋鲑鱼）审查第5.5条、第5.6条，而不对其它种类（例如，加拿大鲑鱼）进行同样的分析。专家组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专家组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专家组仅对太平洋鲑鱼审查第5.5条、第5.6条，唯一的解释是‘与第5.5条、第5.6条相关的证据和争点集中在野生的成年太平洋鲑鱼，加拿大并未提供涉及第5.5条、第5.6条的加拿大鲑鱼的证据，因而专家组没有对加拿大鲑鱼进行审查’。但本案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不仅包括太平洋鲑鱼，而且包括加拿大鲑鱼。上诉机构因此裁定，专家组认为对加拿大鲑鱼审查第5.5条、第5.6条不合适和不必要的观点，是错误的。”
司法经济原则的排除适用：驳回“重叠性”或“选择性”申诉
当专家组驳回申诉方的“重叠性”申诉或“选择性”申诉时，不能适用司法经济原则，此为司法经济的例外规则。
重叠性申诉是指申诉方申称被申诉方的某项措施同时违反WTO涵盖协议中的两个及以上条款。如专家组驳回申诉方申诉，就不能适用司法经济原则，专家组对申诉方提出的每一请求都应该被解决或拒绝。
选择性申诉是指申诉方以有条件方式提出申诉。例如，如果专家组裁决不违反WTO涵盖协议中的某个条款，则该措施违反WTO涵盖协议中的另一个条款。在此情形下，如专家组驳回申诉方申诉，也不能适用司法经济原则。专家组应该首先审查WTO涵盖协议中的某个条款是否违反，若裁决不违反此条款的情形下，则需再审查另一条款是否被违反。
司法经济原则的产生原因
笔者认为，WTO争端解决运用司法经济原则有其特定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被申诉措施同时违反同一协定的不同条款或不同协定的不同条款产生的责任竞合；二是申诉方采取的尽可能使专家组审查范围更广以裁决被申诉措施违法的诉讼策略；三是为提高裁决效率。
被申诉措施责任竞合
针对成员方采取的与WTO协定及涵盖协定不一致的某项措施，另一成员方与其协商不成后，通常以该措施同时违反了同一协定的几项不同条款或不同协定的几项不同条款为由，请求专家组裁决该措施与所述协议条款不符，并作出由被申诉方撤销与协议条款不符的措施的建议。在此情形下，如专家组裁决被申诉方某一措施与WTO协定及涵盖协定某一条款不符，足以证明该措施违反了WTO要求，就无需证明该措施还有其它违反情形。毕竟，就违反性质而言，“违反一项规定是违反，违反多项规定也是违反”，最终目的就是要撤销与WTO不一致的措施，某一措施违反某项条款而被确认为违反后，就应该予以撤销，申诉目的得以实现。
申诉方的诉讼策略
申诉方为使被申诉措施被WTO裁决为违法，通常列举被申诉措施的各种可能的违法之处，尽可能使专家组审查范围更广，被申诉措施被裁决违法的机会就更大。根据DSU的规定，专家组的职权范围体现在设立专家组申请书中，专家组依职权审查被申诉措施是否违反申诉方援引的WTO协议条款。至于申诉方援引条款范围之外的其他条款，专家组不会审查被申诉措施是否也会违反，否则，专家组就是超越职权。因此，如果申诉方在设立专家组申请书中列出事项的范围过窄，专家组审查的范围相应较小，被申诉措施裁决违法的机会相应降低。反之，申诉方在设立专家组申请书中列出事项的范围尽可能广，专家组审查的范围相应较大，被申诉措施裁决违法的机会相应增加。申诉方在专家组设立申请书中将被申诉措施的违法之处尽量列举更多，是WTO诉讼中的常见策略，这并不违反DSU的规定，无非促使专家组运用司法经济原则，只解决有必要解决的请求和争点而已。
DSB为提高裁决效率
DSU为专家组、DSB设定了严格的办案期限。根据DSU第12条（专家组程序）第8款规定，专家组程序的期限，自该专家组设立到最终报告送交争端各当事方原则上不应超过6个月。若遇紧急情况，包括涉及易腐食品的特定情况，该专家组应设法在3个月内将报告送交争端各当事方。根据该条第9款规定，若专家组认为在6个月内，或紧急情况下3个月内不能提交报告，应以书面形式向DSB通报延迟原因，并通知预计提交报告的期限。但无论如何，不应超过9个月。根据DSU第20条（ DSB决定时限）规定，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定，自DSB设立专家组到DSB通过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报告之日止，如对专家组报告没有提出上诉时，不应超过9个月；如有上诉时，则不应超过12个月。
解决原则 篇3
矿产资源与土地资源是自然界中密切关联的两种资源, 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采必然占用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建设项目也有可能压覆矿产资源。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取得矿业权并不必然取得土地使用权, 矿业权和土地使用权作为两种不同的权利, 在实践中权利人为了行使各自的权利, 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矿业权与土地权利的冲突。
矿业权与土地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 哪种权利优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建设铁路、工厂、水库、输油管道、输电线路和各种大型建筑物或者建筑群之前, 建设单位必须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了解拟建工程所在地区的矿产资源分布和开采情况。非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批准, 不得压覆重要矿床。由此可见, 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 矿业权优先于土地使用权。第二十条规定: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 不得在下列地区开采矿产资源: (一) 港口、机场、国防工程设施圈定地区以内; (二) 重要工业区、大型水利工程设施、城镇市政工程设施附近一定距离以内; (三) 铁路、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距离以内; (四) 重要河流、堤坝两侧一定距离以内; (五) 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 国家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所在地; (六) 国家规定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其他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在这些情形下, 土地权优先于矿业权。但在其他情况下, 如何处理矿业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冲突,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矿业权与土地使用权冲突的解决原则
在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矿业权与土地使用权发生冲突时, 双方当事人如果协商不成, 那么如何处理双方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应遵循这几个原则:
1.先占者优先原则
先占制度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 指的是先于他人占有无主的财产, 早期被罗马法学家认为是获得财产权利的最值得提倡的原则之一。但这里所说的先占是指谁先取得财产的权利, 即矿业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谁先取得相应的权利。如果矿业权人先于土地使用权人获得矿业权, 则土地使用权不得对抗矿业权, 矿业权人优先获得矿区土地使用权;如果土地使用权人先于矿业权人获得土地使用权, 则矿业权不得对抗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人优先获得土地使用的权利。实际行使权利的一方应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2.价值优先原则
价值优先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群体的价值优先于个体的价值, 环境的价值优先于财富的价值。
根据矿产资源分布的现实情况, 多数矿产地位于集体所有制的土地范围内, 矿业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冲突多数是与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冲突, 集体所有制土地的主要表现方式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 所以两权的冲突也主要表现为矿业权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矛盾, 涉及到农民的群体利益。冲突的解决应优先考虑群体的价值, 充分保障农民的群体利益。矿业权的行使往往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土地和生态环境破坏, 影响周围居民的生产和生活, 致使土地权利人为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和矿业权人发生冲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我国矿业的不断发展,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鉴于此, 对于普通矿产资源的开采, 如果对土地、生态环境破坏力较大, 则应优先考虑环境价值, 以人为本, 最大限度的保护土地权利人的生存环境。
3.重要性原则
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利益的重要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无论矿业权人是否先于土地使用权人取得相应的权利, 矿业权应优先于土地使用权。
4.以和为本原则
处理矿业权与土地使用权纠纷, 应坚持以和为本的原则, 力求公平、公正, 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 以和为本, 化解冲突, 维持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矿业权与土地使用权纠纷频发的根本原因, 在于我国矿业权和土地使用权分别取得制度, 且取得程序不同。从根本上减少两权冲突, 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相关制度建设、科学合理的规划、平衡两权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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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原则 篇4
摘 要 会计谨慎性原则在会计上是一个起修正作用的一般原则。它要求企业面临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做出职业判断，应保持必要的谨慎，充分估计到各种负债、损失和费用，尽量少计或不计可能资产和收益。但作为一项会计原则，它在具体的运用中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观臆断性。本文介绍会计谨慎性原则在实际运用中暴露出来的局限，并针对局限性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关键词 谨慎性原则局限性职业判断力
一、谨慎性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局限性
谨慎性原则又称稳健性原则或保守主义，按照新准则的说法：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有的谨慎不能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费用。从整个市场角度考虑，谨慎性原则的普遍应用也使整个经济秩序得到合理有序地进行。谨慎性在实际运用中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所以研究该准则如何把握和运用，能够较好的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一）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所体现的冲突
1．与可靠性原则的冲突
可靠性原则要求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而谨慎性原则要求在会计实务中确认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损失与费用，这明显与可靠性原则相矛盾。
2．与可比性原则的冲突
可比性原则要求，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会计指标应当口径一致、相互可比，会计核算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但是谨慎性原则允许企业根据自身具体情况的变化改变会计核算的口径和方法。因此会与可比性原则发生冲突。
3．与相关性的冲突
谨慎性原则的产生和应用有其客观的基础，只要企业面临的是商品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就无法避免，适当运用谨慎性原则就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信息的预测是建立在对历史资料的可靠反映基础上的，一个脱离企业实际盲目乐观的会计报告会给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带来巨大的风险。只要我们恰当的解决谨慎性原则的应用程度题，就会增加信息的相关性而不是相反。
（二）谨慎性原则在实际运用中的不均衡性
1．《企业会计准则》中某些条款缺乏可操作性
随着各个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谨慎性原则应用倾向明显增强，某些条款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也明显显现，具体表现在：
（1）计提减值准备比例不规范
企业应根据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合理地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预备。但是《企业会计准则》未对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使某些情况相同或相似的企业在会计报告中出现较大差异，而企业在计提预备时没有披露充分信息，也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报告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产生质疑。
（2）《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变更引起的差异要进行追溯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引起的差异，如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变更引起的差异进行追溯调整可能好几年甚至几十年，既要调整企业所得，还要调整所得税费用，操作难度及工作量很大。
2.实务操作中带有主观臆断性
谨慎性原则在实务操作中带有极大的主观臆断性，受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职业判断能力的影响，从而导致会计信息的不可验证性。由于谨慎性原则具有主观臆断和不可验证性，致使该原则易被滥用，从而极大地破坏了会计信息的宏观性，使会计信息失去可靠性。
二、克服谨慎性原则局限性的对策
（一）合理解决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所体现的冲突
谨慎原则的贯彻和运用，必须建立在可靠性原则的基础上，在八条会计原则中，应优先考虑可靠性原则。充分披露谨慎性原则与其他原则冲突的情况。充分披露谨慎性原则应用时间、范围和程度，同时对谨慎性原则的应用进行必要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操作上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有效地防止和避免谨慎性原则与其他会计原则的冲突。
（二）谨慎性原则的相关条款应尽量具有可操作性
要实现谨慎性原则应用的“初衷”———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保障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就应把谨慎性原则的具体要求规定详细，制定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指南，尽量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能被广泛接受的、有一定灵活性的标准，以便缩小信息提供者的“ 活动空间”，增强具体应用谨慎性原则的相对明晰性和可操作性。
（三）运用谨慎性原则要注意“度”的掌握
应用谨慎性原则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它的运用程度，过度谨慎性或谨慎性不够都会降低应用谨慎性原则的优点，使企业的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得不到准确的揭示。关键是在进行会计政策方案的选择时应切实的寻找一个应用谨慎性原则的平衡点，以使谨慎性原则的优点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将其自身的缺陷约束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
（四）提高会计人员职业判断力，避免主观随意性
会计人员作为会计实践活动的主体，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应着手提高会计人员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优化其会计行为。会计人员对商品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会计方法的选择应按适当的标准进行估计与判断，力求客观公允，避免主观随意性，准确掌握谨慎性原则的内涵，外延及实质，确立运用该原则的内在动机在于以谨慎性的方式对付外在的风险性，而绝非诸如建立秘密准备金递延或少缴所得税。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也认识到，正确理解谨慎性原则，有利于提供更加客观的会计信息，同时采用谨慎性原则也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全面、更审慎地分析经济形势，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关系，这也是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创造和谐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滕蕾.对会计谨慎性原则运用的探析.甘肃科技.2008(16).
[2]李英爱.谨慎性原则的局限性及其改进.科技创新导报.2008.11.19(33).
[3]陈春霞,宋振水.谨慎性原则的运用与会计职业判断能力.财会通讯.2006(6).
解决原则 篇5
1 建筑框架结构设计遵循的原则
1.1 一定要刚柔并济，平衡结构体系
建筑框架结构设计一定要遵循刚柔并济的原则，众所周知结构太刚变形能力就差，而结构太柔就会导致太脆。当建筑框架结构要承受强大破坏力在一瞬间来袭时，必然导致结构部件部分受损或者全部损坏。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设计人员设计时一定不能使建筑结构太刚。那么在建筑框架结构设计的过程中是不是越软越好呢，当然不是。结构柔一些是可以削弱外力，但缺点是容易变形缺乏支柱，必然导致全体倾覆。所以在建筑框架结构的设计中，一定要控制好结构设计的刚度，既不能太刚也不宜太柔。这个问题也正是设计人员正在探索并密切关注的问题，现在的规定只是一个笼统的范围，至于谁多谁少，目前尚没有准确定论。
1.2 一定要多道防线，降低结构风险
层层设防能够尽可能的降低结构体系的风险，当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所有抵抗外力的结构都在联合抵抗，同时相互支撑，这就好比一个物体从高处掉下来，如果经过一层层障碍物的阻碍，缓冲其速度，那么当这个物体掉下来时可能就比没有障碍物阻碍的物体或者障碍物少的受损度小很多。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结构重心全部寄托在单一的构件上，在土建结构中我们知道多肢墙要比单片的墙好，而框架剪力墙要比纯框架好，我们知道鸟巢外形结构的设计，是多道防线设计思路的最好体现。
1.3 一定要抓大放小，保全重要结构
在建筑框架结构设计中有这么一种说法，那就是“强柱弱梁”“强剪弱弯”，这不禁勾起了人们对这种说法产生疑问，问什么结构要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在我们的印象中强柱强梁肯定会比强剪强弯要更加结实，更加安全。但是如果所有的结构构件都强了就不好了，将会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我们知道绝对安全的结构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无论哪种结构体系都不能在任何情况都可抵御各种外界的破坏。每个构件的作用都不同，整个结构体系就是由这众多的构件协调组合而成，并依据其重要性来区分轻重。每个结构构件共同抵抗外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遭遇强大的外界破坏力时，能够保住其中最重要的部件不受损坏或者至少是最后才遭遇摧毁，这就是要做出取舍的时候了。所以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在建筑框架结构设计之初就先衡量孰轻孰重，哪部分是主要构件，哪部分是次要构件，当强大的破坏力来临时，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次要的构件，在设计中各个部件千万不可平均受力，那样将损失惨重。我们知道在钢框架的结构设计中，如果柱不幸倒塌，梁也不可能存在，而如果梁倒了的话，柱依然可能存在，这也就说明了柱起到的作用要比梁大。所以在建筑框架结构设计过程中，为了保证柱免遭摧毁或者至少是最后才遭摧毁，这就要把梁放在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上，使其能够承受大部分外来破坏力，尽可能阻挡对柱的破坏，使损失降至最低。而如果把梁和柱都设计在主要环节上，则有可能使梁和柱遭到同样的破坏。
1.4 一定要使结构合为一体
好的建筑框架结构体系是一个整体的结构，这种结构体系中没有关节，并且能够快速有效的传递并消除外力，尽量减少破坏力度，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在设计时就要想办法把各个关节给“打通”，使之畅通无阻。前面我们提到的三个原则(“刚柔相济”“多道防线”“抓大放小”)实施的基础就是一定使结构浑然一体，也就是说这个原则是前面三个原则的保障。总的来说，设计者要使原本保持平衡和静态的构件组合之后，在受到强烈的外力冲击时还能保持原来的静态，或者相对的静态，这样目的就达到了。
2 从概念设计上应解决的问题
1)“强柱弱梁”节点的控制措施。我们强调的强柱弱梁节点的作用是为了在碰到罕见的大地震时，可以让梁端在外力作用下形成塑性铰，柱端不屈服，并且还可位于非弹性的状态，节点仍然可以在弹性的状态当中。设计经验告诉我们，在建筑结构许可的情况下，应该要把柱的截面尺寸尽可能做大些，让柱的线刚度要比梁的线刚度之间的比值大于1，柱子的轴压比一定要满足规定的规范。在设计中要充分注意节点构造，尽量让塑性铰要向着梁跨内移。强柱弱梁节点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
2)“强剪弱弯”的实施。保证构件延性，防止脆性破坏是建筑框架结构设计的重要环节，而保障这个环节的主要措施就是“强剪弱弯”的实施。“强剪弱弯”主要是为了在结构部件遭遇强大的罕见地震时，可以保证脆性剪切不会失效。
3 设计构造中的常见问题及处理措施
3.1 严格控制框架节点核芯区箍筋配置
设计人员应该严格按GB 50011-200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的规定来控制框架节点核芯区配箍特征值及体积配箍率，这方面很多设计者往往会忽略，特别是不能满足对柱轴压比不大时(这个规定是为了保证节点核芯区延性的重要构造措施)的要求。对于这一点问题设计者以后应该充分考虑到，以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损失。
3.2 底层框架柱箍筋加密区的范围不能满足
在设计中，设计人员要留意在GB 50011-200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有规定:“底层柱，柱根处箍筋加密区的范围应不小于柱净高的1/3”，这是一新增加的规范要求，大多设计者可能都不太了解，以后设计过程中应该注意这个问题的解决。
3.3 框架梁上部纵筋端部水平锚固长度不能满足
GB 50010-2002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有规定:“框架端节点的地方，一旦框架梁上部纵筋的水平直线段锚固长度不足的时候，应该向下弯曲并且伸到柱的外边，控制好弯折前水平投影的长度一定要等于或者大于0.4LaE”，一旦框架柱的截面尺寸在400 mm×400 mm以下的时候，框架梁就易出现问题，这就会埋下一个很严重的安全隐患。
对于以上建筑框架结构设计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设计者忽视的问题，只要设计者在设计之初能够做好前期准备，重视这些问题，并按照国家规定来设计建筑，那么上述问题也就会随之消失，建筑框架的结构也就会符合标准。
4 结语
文章介绍了建筑框架结构的设计原则，并且分析了概念设计，以及设计构造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有设计者能够遵循这些原则，同时细心认真，避免上述问题，才会设计出既安全又实用的优秀作品来。
摘要：阐述了建筑框架结构设计遵循的原则,从概念设计和构造设计方面分析了框架结构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与处理措施,从而保证框架结构设计满足规范要求。
关键词：框架结构设计,原则,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翠荣.框架结构设计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山西建筑,2007,33(4):58-59.
解决原则 篇6
一、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内涵及其关系
任何一项学校制度都具有阶段性, 都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学校的变革而发生变化, 同时任何一项学校制度也都会在特定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学校制度的原则性指在一定阶段, 学校制定某项制度的价值目标取向, 也就是学校某项制度制定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 它既抽象地凌驾于具体制度之上, 成为指导某项制度制定的价值理念, 又具体地体现在制度的各项规定之中, 成为连接若干看似不大相关规定的价值主线。学校制度的原则性是学校制度的灵魂与精髓, 是学校制度现实存在的价值与基础, 没有原则性就没有学校制度的价值追求;没有价值追求, 该项学校制度要么多余, 要么谢幕, 无法存在。“当下生活既不是丢掉过去也不是遗失未来。假如过去和未来并没有加强现在的话, 那么它们就毁灭了现在。”[1]学校制度存在着抽象意义上的终极的原则性, 即最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但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抽象地讨论终极意义上的学校制度的原则性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因为对于什么是最有效, 学生的本质是什么, 全面发展的内涵是什么等问题无法抽象地回答。因此, 学校制度的原则性一定要放在特定的阶段, 具体地加以讨论。例如学校教学制度原则性的终极追求是最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而学校教学制度则要通过提高教学质量实现终极追求, 但是学校教学制度在不同阶段对于教学质量评价的价值目标取向是不同的, 在新课程改革之前主要是“双基”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则是“三维目标”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态度情感与价值观) 。这样, 学校教学制度的原则性在新课程改革的前后就表现不同。同理, 学校其他的制度也会存在这种情形。所以, 若无特别说明, 本文中学校制度的原则性均指具体的原则性, 是某项制度在一定阶段的原则性。
学校制度的灵活性指在特定阶段, 为实现学校制度的原则性, 在特定的情境下, 灵活变通地适用学校制度的若干具体规定。学校制度的灵活性是学校制度的活力与动力, 是学校制度持续存在的保障与要求。学校制度的原则性作为特定阶段学校制度制定的价值目标取向, 它不可能完全体现在学校制度的全部规定之中, 更不可能完全体现在学校制度的若干规定之中 (实践中几乎是适用学校制度的若干规定而不是全部规定) , 更有甚者, 基于语言表达力的局限, 成文的学校制度也难以完全表达理念层面的价值目标取向, 故而不折不扣地执行学校制度的具体规定并非足以保证学校制度原则性的实现, 有时还可能是一种背离。学校制度原则性的实现是需要灵活性的, 是需要根据特定的情境变通适用若干具体规定, 唯有此, 学校制度才会充满活力, 才会在一定时段内持续存在。
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表现为常态关系和非常态关系。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常态关系是指在特定的阶段, 当学校制度的原则性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学校发展的基本需求一致时, 学校制度的原则性是第一位的, 是学校制度灵活性的前提和基础, 学校制度的灵活性是第二位的, 是学校制度原则性的体现和发展。学校制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这种关系在一个合理有序发展的社会中应该是一种常态, 是两者关系的基本方面。
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非常态关系是指在特定的阶段, 当学校制度的原则性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学校发展的基本需求不一致时, 学校制度的原则性则会受到灵活性的挑战, 学校制度的灵活性会突破现有原则性的束缚, 点燃重建学校制度原则性的燎原之火。学校制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这种关系在一个合理有序发展的社会中应该是一种非常态, 是两者关系的非基本方面。当新的学校制度的原则性建立之时, 学校制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又会回到新的常态, 以此循环往复, 不断推进学校制度的创新, 不断推进学校制度终极目标 (终极原则性) 的实现。在此种意义上, 学校制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于学校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最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冲突
由上述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内涵及关系分析可知, 学校制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并不总是协调一致, 有时会出现冲突的情形, 这种冲突既有消极的冲突, 也有积极的冲突。
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消极冲突是指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在常态下, 为获取某人或某个群体的私益, 学校制度的灵活性违背学校制度的原则性, 随意地变通适用学校制度。在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消极冲突中, 学校制度灵活性往往会借遵循原则性之名行背离原则性之实, 如学校的招生制度的原则性应是公平、公开、公正, 保障所有享有入学资格的学生平等的竞争机会, 但是一些学校在面临“条子生” (有权力者批示的择校生) 、“高额赞助生” (家长愿意出高价钱的择校生) 等本不应录取的特殊学生时, 往往会用学校制度的灵活性全部加以录取, 并且会给这样的“灵活性”戴上一个“依然遵循学校招生制度原则性”的光环, 解释说这样的“灵活性”同学校招生制度的原则性是一致的, 也是为了学校更好地发展 (可以给学校争取更多的政策资源和经费资源) , 孰不知这样的解释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混淆了学校招生制度的抽象原则性与具体原则性, 如前所述, 学校各项制度的原则性都有抽象性与具体性之分, 离开特定情境抽象地讨论学校制度的原则性是没有意义的, 故学校招生制度的抽象原则性是指向促进学校更好发展的, 但是在具体的招生过程中则是指向公平、公开、公正的, 没有这个具体的原则性则无法保障学校招生制度抽象原则性的实现。二是学校虚构了一个“学校招生制度的原则性”, 并将其与真实的学校招生制度的原则性相混淆, 甚至替代真实的学校招生制度的原则性, 认为招收这些特权学生也是为了学校更好发展, 同学校招生制度的原则性是一致的, 然而采用违规甚至违法的方式来促进学校更好发展的制度在一个法治化社会是不允许存在的, 故学校口中的“学校招生制度的原则性”是根本不存在、见不得阳光的。因此, 学校招收本不应招收的特权生, 是对坚持学校制度原则性第一位次的放弃, 是对学校制度原则性的背离, 是基于私益不正当获取对学校制度原则性的亵渎。
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积极冲突是指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在非常态下, 为了追求更大价值的公益, 学校制度的灵活性超越当下学校制度的原则性, 灵活适用学校制度。学校制度总是要公开并加以保障实施的, 故学校制度总是具体的, 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阶段的问题而存在, 学校中不存在永恒的具体的制度, 讨论永恒的抽象意义的制度也是没有意义的, 学校制度应是一种具体客观的存在。从理论上讲, 当某项学校制度完成了特定的历史使命后它就应该谢幕退出或者与时俱进不断修订, 正如学校制度的产生是人的力量推动一样, 学校制度本身不会自发地退出或者修订, 也需要人的力量推动, 需要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之人冒着“高处不胜寒”的风险与勇气加以推动, 而这种推动在起始阶段定会受到原有制度的种种束缚。所以, 即使是幸运的成功的改革者也总是逐步地被人们所接受, 那些失败的改革者由于种种原因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就夭折了。无论是成功的改革者还是失败的改革者, 让人尊敬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成功抑或失败, 而是他们看到现有学校制度原则性落后的远见和敢于突破现有学校制度原则性束缚的勇气, 他们的“冒然行动”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对现有学校制度合理性的反思, 引发了人们对学校制度原则性重构的积极探索。比如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中学的教学改革实践就是一个学校教学制度灵活性与原则性的一个积极冲突过程, 并最终实现了学校教学制度灵活性对原则性的超越, 重构了学校教学制度的原则性。新任的崔其升校长受命于危难之际, 把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的突破口锁定在课堂教学, 以课堂教学方式的根本转变为引子, 引发全校师生对教学本质的理性认识。在当时的杜郎口中学乃至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学课堂都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 这可以看作是杜郎口中学原有教学制度原则性的一种, 但崔校长摆脱了这个原则性的束缚, 推行“0+45”的教学模式, 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 教师基本不讲, 再到后来逐渐成熟的“10+35”的教学模式, 教师指导10分钟, 学生展现35分钟, 重构了学校教学制度的原则性即教师的讲授以学生的学习为主, 以教会学生学习为目标。这一学校教学制度原则性的实质就是“学生是学习的真正主人, 只有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教学才能有效”理念的落实与体现。因此, 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积极冲突是学校制度发生质变的前凑, 是重构适应社会发展新需求的学校制度的前提。
三、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冲突的解决
在学校管理实践中, 学校制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冲突难以避免, 关键要分析两者间的冲突是消极冲突还是积极冲突, 应该充分地利用积极冲突, 促进学校制度不断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避免消极冲突, 维护学校制度的权威, 促进依法治教的不断落实。
1. 坚持学校制度的原则性, 避免消极冲突。
当学校制度的原则性符合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学校发展的基本需求时, 学校制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本质上应是统一的, 学校制度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精髓与灵魂, 学校制度的灵活性是原则性的体现与落实, 学校制度原则性的实现离不开学校制度的灵活性, 学校制度灵活性的适用不能背离学校制度的原则性。然而, 在学校管理实践中, 总会有人为了某种私益的目标, 打着“制度是死的, 人是活的”、“应该灵活地运用学校制度”等旗号, 行违背学校制度原则性之行为, 扭曲了学校制度的原则性, 严重破坏了学校制度的权威性, 导致学校制度的原则性是因人而原则, 灵活性也是因人而灵活, 背离了学校制度的原则性在特定阶段是确定不变的, 不因人的变化而变化, 而是因社会、人和学校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常理, 背离了学校制度的灵活性是围绕学校制度的原则性而灵活, 是为落实与体现学校制度原则性而灵活的常识。所以, 在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常态关系下, 应当坚持学校制度的原则性, 通过各种灵活性来实现学校制度的原则性而不是背离学校制度的原则性, 避免消极冲突, 严厉打击各种借“灵活性”之名随意破坏学校制度原则性的行为。
2. 重构学校制度的原则性, 利用积极冲突。
“在教育发展史上, 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 一些学校在某个时期充满天才创造的活力, 后来却迂腐而墨守成规。其原因就在于, 这些学校深受这种呆滞思想的束缚和影响。……于是某种教育体制自身形成的僵化思想重又束缚了人类。”[2]学校制度的创立与修订不是制度自发的力量, 而是人的力量推动使然, 学校制度总会经历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 当学校制度处于衰亡进程时就会滞后于社会和学校的发展, 就会对社会和学校发展产生束缚, 此时, 再坚持学校制度的原则性就是一种保守, 是一种对社会、人和学校发展实际需求的漠视, 是一种在特定阶段对学校制度的抽象原则性的背离。当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学校发展对学校制度提出新的要求时, 学校制度不可能立即作出反应, 不可能自动检视自身某些规定的合理性, 更不可能在短期内重构自身的原则性, 这时, 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积极冲突对于突破现有学校制度的局限性, 不断修正学校制度的若干规定, 直至重构学校制度的原则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这种积极冲突在改革者力量的推动下, 不断推进学校制度的自我完善, 不断提升学校制度原则性对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学校发展需求的适应度与满足度。学校制度正是在这种积极冲突的推动下实现了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由协调一致到对立冲突, 再到新的协调一致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实现了学校制度的不断创新, 从而也从根本上保证学校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以制度治校是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重要体现, “徒法不能以自行”, 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总是需要各种保障措施加以贯彻落实, 总是需要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及学校制度的原则性灵活地加以遵守与适用。学校制度总是一种具体的客观存在, 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阶段的问题而存在, 总是需要根据特定阶段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学校发展的实际需求来审视学校制度原则性的合理性。“没有生活方式站着不动或能够站着不动;它或者往前走, 或者往后退, 往后退的结果是死亡。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主义不能站着不动。如果它要继续存在, 它也应往前走, 去适应当前的和即将到来的变化。如果它不往前走, 它企图站着不动, 它已开始走上引导灭亡的道路。”[3]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消极冲突的避免, 维护了学校制度的权威性, 学校制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积极冲突的利用, 促进了学校制度的创新, 学校制度总是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动态冲突中不断往前走, 不断去适应当前的和即将到来的变化, 不断走上引导学校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41.
[2][英]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2.
解决原则 篇7
关键词：谨慎性原则,应用,问题,对策
一、谨慎性原则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1. 谨慎性原则本身局限性
作为一种对于不确定性的约束因素谨慎性原则缺乏严格的理论依据。首先它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要求, 对于其具体应用范围、方法、计量并没有一定的标准, 它本身也由此而具有不确定的特性, 所以它只是处理会计核算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并不太好的方法, 在最坏的情况下, 它会导致会计数据失真。
2. 应用中存在主观臆断性
由于我国目前市场信息、价格机制尚不健全。公允价值很难准确计量, 使谨慎性原则的运用缺乏客观的标准, 会计信息很难验证, 因此利用谨慎性原则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很普遍。如企业为了自身的经营业绩, 往往利用谨慎性原则, 采取双重做法, 在披露业绩时, 为了体现一个好的业绩, 就不提取减值准备, 当企业不景气时, 又采取谨慎性原则, 制造前期亏损后期经营业绩持续上升的假象, 提高公众对企业的期望值。这样就使人为调节费用、操纵利润的空间增大了。再如, 一些上市公司常利用谨慎性原则的模糊性而不充分估计风险和损失.以达到虚增企业利润和欺骗外部信息使用者的目的, 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再者, 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差异造成了会计信息因人而异。例如成本与可变现净值中的“可变现净值”的计量, 《企业会计制度》中表述的可变现净值, 是指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 以估计售价减去估计完工成本及销售所必需的估计费用后的价值。这三个估计就会因人而异, 其中的任何一个脱离了实际, 都使可变现净值难以正确估算, 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3. 与其他核算原则存在冲突
具体表现在:
(1) 与可靠性原则的冲突。谨慎性要求尽量披露和确认预计可能的损失而完全不确认和尽量不披露利得.而可靠性要求对于经济业务的核算应当不偏不倚, 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 真实地反映经济业务的内容。
(2) 与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性冲突。权责发生制原则强调的是确认收入费用发生的时间及其归属;而谨慎性原则将现在尚未发生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费用提前计入损益, 违反了权责发生制。配比原则要求一定会计期间的各项收入与其相关联的成本费用应在同一会计期内确认计量, 以便正确计算和考核成果;而谨慎性原则体现的则是尽可能在当期确认可能的损失费用, 以后确认或不确认可能的收益, 这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利润的计算。
(3) 与可比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冲突。可比性原则、一致性原则要求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保持一致, 并且不允许随意变更。谨慎性原则则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改变会计核算的口径和方法。因而其与可比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相冲突, 使企业本身的前后各期之间, 以及不同企业之间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 失去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4. 谨慎之“度”难以把握
(1) 谨慎过度。即会计处理过于谨慎。如, 或有事项准则, 由于或有事项的结果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 在会计处理中, 总是尽可能高估负债低估资产或利润。因此, 对或有资产不予确认, 一般也不披露。而对于或有负债虽不确认, 但只要可能发生, 均在附注中披露, 这样的规定显得过于谨慎了。再如某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 进行行为短期化的掠夺式生产, 谨慎性原则成为其粉饰经营成果、隐瞒利润、逃税漏税的秘密武器。
(2) 谨慎不足。我国企业谨慎性原则应用范围有些狭窄, 距离充分谨慎还有一定的差距, 如通货膨胀会计 (即物价变动会计) 政策至今尚未建立。
(3) 不考虑谨慎性原则。如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的倒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该公司严重违反了谨慎性原则.为了使自己股票价格上升.人为地高估收入.不考虑费用.提高企业利润.结果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定时炸弹.最后走向破产的地步。
5. 税法对谨慎性原则运用的制约。
现行税法对税前列支的费用规定有别于会计制度的规定, 如坏账准备金的提取, 在计算所得税应税所得额时, 超过3%o以上的坏账准备金应调整应税所得额, 这就导致企业还需补交所得税, 直接增大企业当期的现金流出, 这不能不使谨慎性原则的运用受到局限。
企业因选择谨慎性原则而导致利润虚减, 例如当期产品保修费用, 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可于产品销售的当期计提, 但按照税法规定于实际发生时从应税所得中扣减。这使得当期费用增加, 所得税却未能相应抵减, 造成当期利润虚减。
二、完善谨慎性原则的对策
1. 进一步细化会计准则, 对谨慎性原则的应用进行必要的约束要实现谨慎性原则的“初衷”——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保障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就应制定出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应用指南.在尽量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能被广泛接受的统一的标准, 以便缩小信息提供者的“活动空间”, 对谨慎性原则在实务中的应用进行约束。在会计实务, 适度使用谨慎性原则, 对谨慎性原则的应用前提和应用条件进行约束, 同时避免企业的双重做法, 避免企业操纵会计利润, 使会计信息的质量受到影响。
2. 提高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只有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 对不确定事项进行判断时能力求公正, 避免主观臆断, 才能为会计谨慎性原则的正确运用奠定基础。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其一, 应加强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育。其二, 会计人员应系统地掌握会计专业知识, 练好扎实的基本功。其三, 会计人员应不断更新专业知识, 加强后续教育。其四, 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 尽力广泛了解其他专业的相关知识。例如对某项资产评估方面的知识等。
3. 鉴于谨慎性原则在运用过程中可能会与其他会计原则发生冲突, 可以采取合理的方法确定各项原则的优先顺序来缓解其冲突。如在8项会计原则中, 应优先考虑可靠性原则.因为谨慎性原则的运用必须建立在可靠性原则的基础上, 而谨慎性与其他原则运用的优列顺序可以视具体情况具体合理确定。
4. 缩小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差异。在我国, 会计利润与税法的计税基础通常情况是不等的。为解决企业实施谨慎性原则的后顾之忧, 在国家财政能力的许可范围内, 适当缩小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差异。这样也从另一角度减轻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量。
5. 适当增加财务报表附注, 对冲突情况予以充分披露。由于每个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在不同时间、不同经营环境下有所不同, 谨慎性原则的应用时间、范围和程序也应有所不同, 与其他会计原则的冲突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当然也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在信息披露中充分说明谨慎性原则的应用时间、范围和程序, 揭示因与其他会计原则的冲突而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程度及其变动睛况, 准确地把握企业的财务状况, 防止冲突进一步恶化而误导企业会计信息使用者。
6. 加强审计监督, 强化内在约束机制。为了避免企业以运用谨慎性原则为借口随意改变核算方法, 调节成本和利润, 必须加强审计监督, 防止滥用和歪曲谨慎性原则。可以通过增加有关谨慎性原则会计事项的会计报表附注, 规范披露各项准备实施标准、依据和理由。同时强化企业内在约束机制, 提高内在约束机制效能, 使谨慎性原则得到合理适度地运用, 保证会计信息使用者全而、正确地了解会计信息。
7. 企业外部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应进一步健全信息、价格等市场机制, 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定期公布各种资产的价格、信息资料, 为计提各种跌价减值准备的可操作性、公允性和客观性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程其金:浅谈谨慎性原则在我国的运用.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2]顾卫东:试论稳健性原则在财务会计中的运用.财税天地
[3]王武勤:浅谈谨慎性原则在新会计准则下的运用.理论与实务
解决原则 篇8
本单元教学用替换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替”即替代, “换”则更换, 替换能使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本单元的教学要求是: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初步体会替换, 充实思想方法, 发展解题策略。
本文例1用文字叙述, 学生一般能读懂题意, 但不会利用其中的数量关系思考。例题画出6个小杯和1个大杯, 学生就能在图画里看到, 如果把1个大杯换成3个小杯, 就相当于果汁倒入了9个小杯;如果把6个小杯换成2个大杯, 就相当于果汁倒入了3个大杯。这就是利用了“小杯的容量是大杯的”这个数量关系进行的替换活动, 把较复杂的问题转化成简单的问题。可见, 在学生的经验结构里有替换, 不过是潜在的、无意识的。教学的任务是把沉睡的方法唤醒, 使隐含的思想清晰起来。这是例题的编写意图, 也是设计的教学思路。教材要求学生“说说为什么这样替换”, 引导他们回顾刚才的替换活动, 反思是怎样替换的, 清楚地知道可以从哪个数量关系引发替换的思考。
二、教学片段与评析
1. 初探替换
例1:小明把720毫升果汁倒入6个小杯和1个大杯, 正好都倒满。大杯的容量是小杯的3倍。小杯和大杯的容量各是多少毫升?
(1) 分析题意, 完成示意图
(2) 摘录条件
6个小杯+1个大杯=720
(评析:用长方形代替实物, 易操作。如大杯换成小杯, 可将大杯分成3个小杯;也可将大杯划去, 画3个小杯。)
(3) 自主练习
(4) 交流策略
生 (1) :我把1个大杯替换成3个小杯。720毫升就是9个小杯的总容量, 所以用720÷9求出小杯的容量, 大杯的容量只要再乘3就行了。
师:为什么把1个大杯换成3个小杯而不换成5个小杯?
生 (2) :我是把6个小杯替换成2个大杯, 720毫升就是3个大杯的总容量, 用720÷3先求到大杯的容量, 再除以3就是小杯的容量。
生 (3) :我是设小杯的容量为x毫升, 则大杯的容量为3x毫升, 列方程6x+3x=720, 可以分别求出大、小杯的容量。
生 (4) :我是设大杯的容量为x毫升, 则小杯的容量为毫升, 列方程为, 可以分别求出大、小杯的容量。
(5) 解答检验
师:求出的结果是否正确?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进行检验?
(6) 回顾解题过程, 凸显替换价值
师:刚才, 我们在解决问题时, 既采用了方程术, 又采用了算术, 而且算术又有两种方法。貌似不同, 其实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处, 你们知道相同之处在哪儿?
板书两种未知量一种未知量
(评析:通过比较, 让学生体会不同的“术”都是在同一数学思想的统摄下。方程解中设小杯的容量为x毫升, 大杯的容量为3x毫升, 相当于把1个大杯替换成3个小杯, 同样使用了替换的策略。)
2. 迁移替换
师:我们利用两种量间的倍数关系进行替换, 如果换成相差关系还能替换吗?
小明把720毫升果汁倒入5个小杯和2个大杯, 正好都倒满。1个大杯的容量比1个小杯的容量多45毫升。小杯和大杯的容量各是多少毫升?
师:这道题也有两种杯子, 如何替换?
(1) 引导学生画图并摘录条件
2个大杯+5个小杯=720
(2) 尝试解答
(3) 交流策略
生 (1) :我是把1个大杯替换成“1个小杯+45毫升”, 2个大杯替换成“2个小杯+2个45毫升”, 替换后变成7个小杯+2个45毫升是720毫升, 7个小杯的容量是 (720-45×2) 毫升, 1个小杯的容量是 (720-45×2) ÷7=90毫升。
生 (2) :我是把1个小杯替换成“1个大杯少1个45毫升”, 5个小杯替换成“5个大杯少5个45毫升”, 替换后变成7个大杯-5个45毫升=720毫升, 7个大杯的容量是 (720+45×5) 毫升, 1个大杯的容量是 (720+45×5) ÷7=135毫升。
生 (3) :我是用方程解, 设小杯容量x毫升, 则大杯容量 (x+45) 毫升, 方程为2 (x+45) +5x=720, 可以分别求出大、小杯的容量。
生 (4) :我是设大杯容量x毫升, 则小杯容量 (x-45) 毫升, 方程为2x+5 (x-45) =720可以分别求出大、小杯的容量。
(评析:强调1个大杯换成“1个小杯+45毫升”, 1个小杯替换成“1个大杯-45毫升”, 这才能真正体现遵循替换的等量原则, 而且这样的替换方法和“倍数关系”的替换保持了一致。)
三、课后反思
苏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六年级上册编排了“解决问题的策略——替换和假设”这一内容。对于“用替换的策略解决问题”的教学设计很多, 执教者在如何引导学生运用“替换”的策略解决问题方面, 可谓动足了脑筋。对于根据“倍数关系”进行的替换, 许多教师采用实物演示、画图表示等手法让学生弄清替换前后的变化。如例1的教学, 许多教师制作了杯子图片, 让学生动手移一移, 直观感受“替换”的价值。
对于根据“相差”关系进行的替换, 教材提供的例子是“在2个同样的大盒和5个同样的小盒里装满球, 正好是100个。每个大盒比小盒多装8个, 每个大盒和小盒各装多少个?”大多数教师采用多媒体手段来演示替换的过程, 让学生弄清替换前后盒子的数量没有变化, 但总量发生了变化。这样替换的过程较例1显得抽象多了, 学生理解起来感到很困难, 一会儿总量不变, 一会儿总量发生了变化, 一会儿减少总量, 一会儿增加总量。回顾我们的教学过程, 似乎丢失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一是没有完全遵循“等量”原则。替换的基本原则是“等量替换”, 用替换的策略解决问题, 是初中初等代数中“二元一次方程”的雏形, 方程遵循的“等量代换”与替换的“等量”原则应体现一致性。所以我们在教学例1时, 不必拘泥于算术, 方程术同样体现了替换的策略。如设小杯的容量为x毫升, 则大杯的容量为3x毫升, 相当于把1个大杯替换成3个小杯, 6个小杯+1个大杯=720即6x+3x=720;反之, 设大杯的容量为x毫升, 则小杯的容量为毫升, 相当于把1个小杯替换成个大杯, 6个小杯+1个大杯=720即。
二是没有达到“思想”的层面上。再高明的“术”还是术, 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研究“术”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引领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受到思想的启迪, 当遇到复杂问题 (两种未知量) 时, 应将其转化为简单问题 (一种未知量) 。而且我们不能仅仅满足解决两种未知量, 应拓展开来, 当遇上三种未知量时, 同样可以运用替换的策略将他们转化为一种未知量。如可以设计这样一道题:“小明把720毫升果汁倒入4个小杯、1个中杯和1个大杯, 正好都倒满。大杯的容量是小杯的3倍, 中杯的容量是小杯的2倍。小杯、中杯、大杯的容量各是多少毫升?”再延伸, 如果遇上四种、五种……未知量时, 同样可以用“替换”的策略去解决。这样处理, 虽花力不多, 但富有内涵, 能够真正体现“策略”这一数学思想。
解决原则 篇9
一、“5S”原则
“5S”原则[3]是危机传播理论中危机处理的重要应对原则, 其主要内容是:速度第一原则 (1S———Speed) , 在危机发生后, 能否首先控制住事态, 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 是处理危机的关键[4];真诚沟通原则 (2S———Sincerity) , 真诚沟通是处理危机的基本原则之一, 即诚意、诚恳、诚实, 如果做到了这“三诚”, 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系统运行原则 (3S———System) , 危机的系统运作主要是做好以下几点:稳住阵脚、组建班子、果断决策、迅速实施、借助外力、标本兼治;承担责任原则 (4S——Shoulder the matter) , 危机发生后, 无论谁是谁非, 组织都应首先承担起引导者和协调沟通者的责任;权威证实原则 (5S———Standard) , 在发生危机时应请有权威的第三者在前台说话、客观评价, 使公众消除境界心理, 重获公众对组织的信任。5S危机应对原则作为危机处理的一个重要战略武器, 目前在我国相关领域主要应用在企业的社会信任危机处理上, 而政府作为主体解决乡村纠纷的案例研究相对较少。
二、纠纷始末
H县是辽宁东部以冰葡萄种植为主导产业的山区县城, 全县冰葡萄种植面积达5万亩, 主要分布在D村, 因为那里具备全球罕见的冰葡萄生长所需的各种理想要素, 被国内外葡萄酒专家誉为“黄金冰谷”, 全国著名的Z冰酒酒庄也座落于此。在D村, 冰葡萄种植业已然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同时也是H县实现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笔者经过实地考察与调研, 对2013年1月发生在D村的冰葡萄种植户与Z冰酒酒庄间冰葡萄收购合同纠纷这一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冰葡萄酒的制做原料与一般葡萄酒要求不同, 它需要气温稳定在-7℃以下并持续一段时间才能采收进行酿造。但是2013年, 由于气候原因使采收期较往年延后了半个多月, 使种植户的看护投入费用高于往年, 如果Z酒庄仍按原合同价格收购, 将大大影响到农户的经济效益。值得一提的是, 笔者在走访调查过程中发现该村有相当一部分种植户在2012年10月份即违反合同将冰葡萄采摘堆在地面上冻干, 这样做虽然减少了果实重量损失 (由于现行酒厂是按重量进行收购, 冰葡萄水分损失少, 可以增加近30%效益) , 但是不利于酿造优质的冰葡萄酒。因此, Z冰酒酒庄就拒绝收购不执行合同农户的总计约200余吨冰葡萄。眼看临近年关, 冲突愈演愈烈, 种植户三五成群地围堵酒厂大门, 严重影响了Z冰酒酒庄的生产秩序, 在当地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在本次纠纷中, 笔者认为, 农户对相关法律法规不熟悉, 在遇到纠纷时, 往往不愿意首先采取法律或协商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诉求, 反而习惯于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甚至采取暴力将矛盾激化, 存在“大闹大解决, 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思想。合同是双方制约的, 有了看似合理的内在动因并不能支持其外在行为的正当性, 种植户必须要为其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依据[5]。说到底, Z酒庄与种植户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是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冲突。能否妥善处理好本次纠纷, 将直接影响到H县政府形象、酒厂生产和农户利益三者关系, 同时也会影响到H县冰葡萄酒产品形象乃至该县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未来。纠纷发生后, H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成立了由分管县长为组长的危机处理领导小组, 深入现场与酒庄负责人、农户代表进行协商沟通,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最终达成协议:按合同要求执行的农户, 酒厂正常收购, 并把收购价格在原有基础上每公斤提高2元, 以补偿农户的看护成本;对于未按合同操作的农户, 由行业主管部门监管收购加工全过程, 协调饮料加工厂和其他酒厂按略高于保护价格进行收购, 但原料仅用于制作低端葡萄酒和葡萄系列饮料, 禁止制造冰葡萄酒。这样, 既保证了H县冰葡萄酒产品质量和种植户的基本利益, 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警示作用。
三、纠纷解决
分析本次事件的各方信息, 结合纠纷的典型性, 笔者认为, H县政府作为“第三方”采取的措施与行动得到了矛盾双方的理解与支持, 很好地协调了做为产业牵头羊的政府、做为产业中流砥柱的企业和做为产业原料提供者的种植户三者间利益关系, 是决策者成功运用“5S”原则应对乡村纠纷的一个典型案例, 其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首先, H县政府在纠纷发生的第一时间,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由主管领导和行业主管部门全权负责, 与酒庄、种植户、行业协会及时沟通、耐心劝解, 系统部署共同应对危机, 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其次, H县政府承担了引导者和协调沟通者的重任, 即使种植户应该为其不理智行为负有一定责任, 也没有首先追究其责任。在本次事件中, 无论是Z冰酒酒庄还是种植户都很在意政府是否顾及自已的感受, H县政府站在双方的立场上表示理解, 真诚沟通, 耐心解释合同法, 解决了双方深层次的心理、情感关系问题, 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双方利益, 赢得了酒庄和农户双重的信任与理解, 从而控制住事态进一步发展。最后, H县政府主动与媒体合作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传导。邀请了在省内影响广泛的辽宁卫视《第一时间》栏目组对此事件进行了专题报道, 通过对酒庄负责人和农户代表的采访报道, 及时全面地反映了客观事实。可以说, H县政府在本次纠纷处理中牢牢地掌握了信息发布主动权, 第一时间向大众说明真实情况, 并责成行业主管部门全程监督、后期跟踪, 真正做到了让事实跑在谣言前面, 使危机信息合理化, 有效避免了诱发潜在危机。
乡村纠纷有其特殊性, 在其法治探索过程本身就包含了诸多的“水土不服”。现代法治的“下沉”速度跟不上乡村发展需求, 受到损害的恰恰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农民[8], 无论在是法律知识还是维权意识层面, 他们都表现出了更多的陌生与无助。H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处置本次纠纷时, 充分考虑了可能导致冲突加剧的矛盾双方心理, 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及时向大众公开客观准确的信息, 增进了矛盾双方的理解与信任, 最大程度地照顾了双方利益, 树立了政府的良好形象。更为重要的是, H县政府通过权威媒体客观报道, 正确把握了舆论导向,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潜在危机的发生, 是政府决策者成功应用“5S”原则解决乡村纠纷问题的典范, 其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但是, 如果要彻底消除危机, 还要在控制事态后找到产生纠纷的根本原因, 从本质上提高广大农民思想政治水平和学法用法能力, 谋求治“本”。如果仅仅停留在治“标”阶段, 就会前功尽弃, 甚至引发新的矛盾危机, 这很值得决策者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谭岳奇.民间法:法律的一种民间记忆[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1, (5) :51-56.
[2]杨猛.刍议社会主义新农村视野下的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价值取向[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0, (3) :36-38.
[3]李茜.从危机公关5S原则看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J].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5) :76-78.
[4]魏小强, 刘同君.利益平衡、规范协调与社会纠纷的解决——以一起城乡居民之间的冲突事件为例[J].法学杂志, 2012, (11) :9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