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制

劳动法制（精选4篇）

劳动法制 篇1

摘要：为了解农村地区《劳动法》落实现状, 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更好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我们对汪清县西崴子村村民对法律基本知识了解方面做了调查, 发现村内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现象较为明显,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势在必行, 法制建设亟待完善。本文从劳动法在农村落实的实际情况角度出发, 对增加农民法律知识、提升农民法律意识提出了几点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农村,法律意识,劳动法,对策

在2016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 我们以劳动法为例, 对延边州汪清县西崴子村村民的法律基本知识了解情况进行了调查。由此提出了对农村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

本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汪清县西崴子村进行, 以西崴子村村民为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确定人员, 展开问卷调查, 受调查的人数为30人, 有效答卷30份, 年龄在20—75岁之间。

2.调查和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通过调查村民对婚姻法、劳动法、土地承包法等各部门法基本知识了解情况, 来初步认识农村地区的法制现状。并详细访访部分村民, 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 参照有关文献对照分析。

二、结果分析与评价

通过对所有调查问卷的整理、统计和分析, 得出以下结果:

(1) 西崴子村村民主要年龄段为40—70岁, 占村内人口的80%, 外来人口占10%, 学生占10%, 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

(2) 西崴子村村民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占 (包括初中) 97%, 高中以上的占3%。由于老龄化问题严重, 加之老年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受到良好的、系统的教育, 导致西崴子村村民的文化程度总体较低。

(3) 男女比例:男40%, 女60%。由于村民外出务工人数较多, 劳动力流失, 使得村内男女比例不平衡。

(4) 工作年限:10年以下占20%, 10-20年占20%, 20-40年占50%, 40年以上占10%。

(5) 民族比例:汉族占50%, 朝鲜族占50%。

(6) 劳动法基本知识了解情况:95%的人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15%的人粗浅地了解劳动法;85%的人完全不懂;90%的人不知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35%的人在工作中真正享受过“五险一金”, 65%的人仅有一两个保险;99%的人没有发生过劳动纠纷, 1%的人在外地工作时发生过;发生纠纷后90%的人都会选择忍气吞声, 10%的人会找村民委员会解决。 (由于该村大致保持农业耕种为收入来源的状态, 劳动纠纷较少发生。)

由调查结果可知, 西崴子村的村民大都不了解劳动法, 更不知道如何用劳动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部分村民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虽然农村社会比较稳定, 是熟人社会, 但是毕竟会出现一定的劳动纠纷, 届时农民不会使用法律, 将会对自身权益产生影响, 因而仍然要对其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7) 如果发生劳动纠纷:100%的人会寻求法律援助, 100%的人强烈要求进行劳动、合同法的定期普法宣传, 100%的人在工作中没受到劳动者合法权利的侵害 (都各自种田, 自给自足) , 100%的人会主动维护自身权利, 其中10%的人会提起仲裁或诉讼或直接找政府, 其余人并不了解相关法律。此外, 经过和部分农民进行详细的谈话采访, 我们了解到, 以前农民对法律这个名词很陌生, 认为运用法律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 因为当时的人们生活并不很富裕, 不会把过多的心思放在如何增强法律的意识上, 而是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加上大部分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生活, 很少有事情会牵及到法律纠纷。就算是遇到问题也不会对簿公堂, 在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中, 觉得去法院的事情一定是见不得人的事, 害怕来自周围农村社会生活圈子的闲言闲语。以上种种原因便导致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和对法律知识的陌生。虽然在近几年的社区普法工作中, 拉近了农民与法律的距离, 但是农民传统价值观中对法律的认知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三、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几点建议

(一) 开展法制宣传, 普及法律知识

以农民的基本生活单位为普法范围, 在一村、一社区、一街道中, 组织有意义的法制教育活动, 鼓励农民参与, 在实践中提高农民法律素质, 促使其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

在社区中, 社区图书室、德育活动室等都是举行法制教育的良好平台。可以通过在活动室内或小广场上, 甚至田间地头, 展览图文并茂、简单易懂的法律知识宣传画, 提高农民对法律的认识。此外, 也可以举办并组织观看法制讲座、法律节目等, 或者组织农民参加法律知识竞赛, 举办“模拟法庭”等, 让农民切实参与到普法活动中来, 使法制教育得以延伸。

另外, 可以选派专人, 在社区的宣传栏定期宣传相关的法律知识, 结合农民的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法律解决措施, 让农民真正感受到法律为他们的生活带来的保障。

(二) 提供法律咨询处

若在社区或村委会中设有提供法律咨询的专门性平台, 在日常生活中指导农民如何解决其遇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 无疑会给农民带来极大的便利。例如, 在农民农闲时期, 法律咨询平台可以主动针对有意向外出务工的人员进行专项法律知识讲解, 使其了解劳动合同的重要意义, 学习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普及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措施, 减少劳动纠纷隐患, 保障农民利益, 对维护社会稳定、加快法治中国建设起到积极意义。政府应加大社区和村委会的法制工作建设, 在硬件设施、软件配备、人员配置等方面投资建设, 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 落实国家依法治国的方针战略。

(三) 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媒介作为最便利的信息传播途径, 可以作为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涉及面最广、运用最多、影响最大的宣传途径。所谓大众传播就是通过某种媒介 (如广播、电视、报刊等) 向众多对象传递思想和观点的过程。如今, 科技手段不断进步, 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便利化, 很多工具都可以成为法律普及教育的得力媒介。

(四)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全面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法制意识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的。要想从本质上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法制观念, 首先要在文化建设上注重发展多种形式的、不同层次的教育。

在国家层面上, 要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 弘扬正气, 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思想道德教育上, 要利用科学思想和现代化理论将农民武装起来, 促使其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防止封建思想对农民的法律意识建设产生阻碍。在基层法制建设方面, 要进一步培养“四有公民”, 广泛开展“道德规范进万家”等类似活动, 鼓励农民遵纪守法, 让典型模范走到农民中间, 为他们普及法律常识, 使农民对公民的权利、义务和与自己社会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有概括性的了解, 让广大农民懂得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以法维权的便利。这样, 当能逐步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 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提高农民甚至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 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收获成效的。在国家法治建设逐步完善的大环境下, 在以法治国方略日渐落实的大背景下, 每一名法律人都应积极努力, 着眼于农村法制建设工作, 抓弱点, 补短板, 切实为广大农民的利益, 为国家法制建设工作贡献力量。

劳动法制 篇2

摘 要 劳动社会保障法是保护劳动者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关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法律，是人权思想的立法体现。其制度建设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和法律理念密切相关。这一规律在我国的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有全面的体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劳动社会保障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将论述各个阶段我国劳动社会保障法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劳动社会保障法 政治体制 经济状况 法律理念 历史进程

中图分类号：D922.18 文献标识码：A

封建时期，在落后腐旧封闭的文化大环境中，根本没有所谓的人权思想，社会保障法根本无从谈起，劳动制度也不过是地主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工具。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废除了旧中国的劳动制度，劳动社会保障法才有了土壤可以生根发芽，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脚步，不断发展完善，在中国的法制体系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总体来说，自建国以来，可以把劳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萌芽阶段（1949―1977）

1950年6月中央政府颁布了《工会法》，明确了劳动者建立工会的合法性； 1950年5月发布的《工厂卫生暂行条例（草案）》和1951年2月发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促进了工人们劳动条件的改善。而1950年11月发布的《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为劳动争议的解决在法律上提供了途径和程序。

1954年的《宪法》也是劳动社会保障法的一部重要立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以及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而后，国务院于1956年颁布了《 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 》 和 《 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为劳动者能按时按量拿到工资提供了保障。在劳动保护方面，国务院于 1956 年 5 月颁布了 《 工厂安全卫生规程 》等“ 三大规程 ”，旨在保护劳动者工作时的人身安全和生命安全。1958 年，国务院关于劳动者待遇的四项重要规定。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阻断了劳动社会保障法的繁荣，全国的立法都陷入了停滞状态。

这一时期的立法，从数量上来说十分丰富，但是从内容上来说，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问题，如政治导向比较严重，基本法律框架尚未形成，法律理念较为落后等等。

2确立阶段（1978―1993）

1978年，中国正式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劳动法作为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部分被提到日程上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合同制改革势在必行。1986 年 9 月 9 日，国务院颁布了《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等四项规定，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包办就业、职工终身制的“铁饭碗”格局，劳动合同制得以确立。

随着劳动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我国劳动法律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其中，标志性的包括 1992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88 年 6月 28 日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 1991年 4 月 15日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1986 年，通过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该计划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专设了 “ 社会保障事业 ” 一章，指明了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20世纪 90年代初期，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越来越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相继制定了 《 残疾人保障法 》、《 未成年人保护法 》 和 《 妇女权益保障法 》 等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强化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

在这一阶段，劳动社会保障法的框架得以确立，立法理念也有了新的发展，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其研究也更加广泛深入。

3发展阶段（1994―2006）

1994年是中国劳动立法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第一步劳动法典在这一年诞生，形成了一个有逻辑、有结构的制度体系。而后，又先后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失业保险条例》、《住房公积金条例》、《工商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等等。

这一阶段，民生议题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随着改革的深化，城乡差别、贫富分化、就业问题、劳资冲突、医疗保障、生产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凸显。迫切的社会需求以及国家对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重视极大地推进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的发展。所以，关于劳动社会保障法的研究和讨论不断涌现。

4繁荣阶段（2007―现今）

2007 年，三部重要的社会立法 ―― 《 劳动合同法 》、《 就业促进法 》 和 《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相继出台，这标志着我国社会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2007年也因此被学界称为 “ 社会立法年 ”。同年，《残疾人就业条例》、《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也颁布施行。而《社会保险法》的审议，《社会救助法》草案也开始公开征求意。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就业政策公约》、《授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

这一阶段的立法极大地完善了整个劳动社会保障法制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和人权思想，标志着我国的劳动社会保障法进入了定型、稳定发展阶段。

劳动法制 篇3

乔健: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关系市场化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它自产生就建立在劳动者自主择业、雇主自主用工、劳资双方自主博弈的基础上。而我国的劳动关系市场化虽然也在沿着这个方向演进,但与工业化国家有所区别,它更多的是一种转型发展,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并以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为目的。首先,在劳动关系的性质上,是由国家作为全社会的代表的利益一体化的劳动关系,转变为企业和劳动者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所构成的雇用劳动关系;其次,劳动关系的运行机制是逐步从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手段的控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的调节;再次,在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差别、利益分化乃至利益冲突将会不断扩大和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从一般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需要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法制体系来对劳动关系进行规范。所以,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制化是与市场化相适应的,即是指政府在处理劳动关系时,其手段由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行政化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化。中国劳动关系法制化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它呈现出一个既“包含”(inclusive)又“排除”(exclusive)的政策取向,更多地“包含”个别劳动关系的协调,通过各种关于个别劳动者权利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它“排除”劳动者的自发联合,更避免建立在集体力量基础上的大规模工会议价行为可能导致的政治与社会不稳。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劳动者只有通过集体劳动关系的协调才能实现与雇主力量的对等,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我们考察一下近年来我国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发现,劳动者的很多权利都在经济发展中被牺牲掉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发现了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那就是劳动力价格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这种观点一直受到各界的追捧,仿佛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为了保证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就是天经地义的。

工业化国家解决劳动关系问题有3种模式。第一种是不管,即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机制自发调整。第二种是通过国家立法、政策、行政来干预。与一般民事关系不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而需要对劳动者进行倾斜保护(立法、政策、行政干预)以实现事实上劳资双方的平等。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和谐劳动关系模式,符合中国的传统与政府的强势地位,在中国也被政府和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第三种是建立在劳动者团结和联合基础之上的劳资自主博弈。这种方式由于工会的孱弱和少有联合,在现阶段中国并非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甚至被认为是下一个阶段才涉及的问题,但其实体性的问题现在已经有所体现,例如工资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的增长主要涉及企业内部工资水平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国家立法、由国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现的。这必须在不同的产业或企业中通过劳资双方的自主博弈来实现。我认为,中国劳动关系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最佳模式就是这3种模式结合在一起,当然,国家或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郭军: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在我国现实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源于改革和开放,成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逐次开放建立起来的,劳动力市场也即劳动关系市场化尤为重要。中国的企业劳动关系市场化相对计划经济的劳动关系而言其变化表现为,从国家分配到自主择业,从计划用工到市场选择,从行政管理到法律规范,从终身制到合同制,从固定工资到协商劳动报酬,从劳动保险到社会保险等。简单地说劳动关系市场化是从国家化、行政化向企业化、契约化发展。

而劳动关系法制化则是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必要调整手段之一,是对市场化劳动关系表现出的“强资本、弱劳动”的一种修正,劳动关系法制化是劳动关系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经过痛苦的摸索得出的结论就是,劳动关系可以市场化但是不可以绝对市场化,绝对的市场化会导致冲突激化。劳动关系法制化又不等于可以用法律替代市场的手段,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既有着清晰界限,又互相交融的。法制化要求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必须依照法定的标准和规则协商建立,并依法变更、终止和解除,发生争议也要依法处理。在实际中,法律对劳动关系的干预主要是制定最低劳动标准条件,而对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具体劳动标准条件一般不再干预,也就是说由劳动关系双方协商确定,由市场决定。同样,关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和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法规,其宗旨仅在明确相应的程序规则。也就是说,无论是实体的还是程序的劳动立法,都是规定底线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制化是市场化有序、公平的保障。

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既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也不是人(主要是劳动者)获得解放的一个必经途径。计划经济的劳动关系和经济社会也在发展,人也有很大程度的解放,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使然。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关系发展方向的变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选择,而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

假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化、法制化的劳动关系有一个理想状态或者模式的话,那么,它应该具备几个基本要素:一方面劳动者充分就业,一方面企业有充分的和优质的劳动力:一方面工资、保险福利能够保证劳动者过上富足的生活,一方面企业的劳动力优质廉价成本又不高;一方面劳动者有能力有力量与企业对等协商讨价还价,一方面企业又有足够的权威有效地进行管理;一方面法定劳动标准条件与经济、社会和企业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一方面又能够满足保护劳动者基本生存必须的需要并且能够及时和即时的调整;一方面劳动者有充分的民主参与、管理和监督权利,一方面企业有高度严明有效的组织纪律;一方面劳动关系完全市场化竞争优胜劣汰,一方面双方又从来不发生劳动争议……这些都源于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关系不是单一型的社会关系,而是民事关系和行政关系的复合体;劳动关系不是平衡性的社会关系,而是“强资本、弱劳动”型的倾斜性社会关系。因此,理想的劳动关系就是和谐的劳动关系、劳资双赢的社会关系。要做到这一点,起码的要求是劳动关系不能够仅仅是合法的,还必须是合理的。和谐的劳动关系应该做到:组织起来切实维权;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就业充分,合同规范;标准合理,及时调整;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科学决策,厂务公开;预防争议,调处及时;保障完善,救助广泛;监督有力,执法必严;劳资两利,共谋发展。

赵国伟:市场化是为了使生产要素的分配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同时各市场主体可以在经济活动中实现自治,以能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法制化则是为生产要素分配活动和社会主体自治行为提供规范指引和制度保障。因此二者在缔造现代“经济人+公民”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从经济学层面上是一种发展手段,从社会学范畴上则可以认为是人的解放的途径(如果可以把“经济人自主”、“公民自治”视为现阶段人类的一种解放模式的话)。目前来看,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的解放也还找不到其他替代的途径,故而说是“必经途径”也可以。理想的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劳动关系应当是一种个体自治、群体互动、整体平衡、共同发展的一种状态。要想实现这种理想状态,一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劳动者和雇主个体的自主性;二要促进群体的自觉,在此基础上发挥作为群体代表的工会和雇主组织的作用;三要在劳资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充分的对话谈判机制,达到信息的充分交流和利益的对等协商;四是要充分发挥国家的引导、协调、保障和制约的功能,不仅要促成劳资双方在一时一地的平衡,更要实现长远和全局的共赢。

佟新:中国已经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向前走了30年,商品市场、要素市场、金融市场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已然无法也无需回头。而中国劳动法律正是在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一直在不断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过程,因而带有较强的市场滞后性。1995年,《劳动法》的实施为更好地满足一个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劳动力市场的建设,特别是为管理者松绑奠定了基础。正是在《劳动法》的制度保障下,我国国有企业完成了制度转型,成为了现代性的公司体制。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意味着追求一个更加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努力。而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则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规定了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的相关程序。这些法律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偏向劳动者的“倾斜性”法律,而是意在有效保护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律,其本质是一场抵御新自由主义的角力。

记者:我国的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是从打破旧有的劳动用工体制开始的。如今,二十几年过去了,回顾历史,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的目标是否已经完成?我国的劳动关系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和状态?

乔健:劳动关系市场化和法制化是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其最终目标也是为了完成经济市场化。现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这必然会影响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劳动关系的形态。在劳动关系领域,劳动关系主体仍旧不成熟,最大的表现是劳动者的组织还不是基于联合的独立的组织,用人单位还没有统一的代表组织;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仍旧不完备,表现在劳动标准低下、三方机制虚化、集体协商形式化、劳动立法覆盖面窄等方面。但是令我们欣喜的是,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了一个“双向运动”的发展过程。2002年前,中国劳动关系是粗陋的,不均衡发展的,其主要目标是实现政府的效率优先、国家经济现代化和企业效益增长。2002以后,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们意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底层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2004以后开始把劳工领域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突破口。例如,2006年出台《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7年,《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开始扭转过往的单纯GDP至上的指导思想,以及粗陋的、不均衡的劳动关系模式,开始向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转变。国家着力发展更加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落实劳动者劳动人权、更加促使劳动者基本利益实现的劳动关系。

郭军:我国的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的确是从打破旧有的劳动用工体制开始的。如今,二十几年时间过去了,回顾历史,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的目标应该说初步完成,其标志就是1993年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将行政干预、信访、上访处理劳动争议的方式改为依法调解、仲裁、诉讼的方式处理劳动争议;1994年7月5日颁布的《劳动法》,是在1992年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最具有市场意义的立法。它打破了企业的所有制界限,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国家用工、国家管理的劳动关系国家化、行政化的模式,以市场的方式就业,协商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集体协商调整劳动关系,改变按所有制规定了的标准条件为统一劳动关系的规则标准,劳动关系呈现企业化、契约化的特色。1996年的全员劳动合同制彻底改变了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国家职工的身份、意识。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建立也取代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负责的劳动保险制度。总体来说,我国今天的企业劳动关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国家分配到自主择业,从计划用工到市场选择,从行政管理到法律规范,从终身制到合同制,从固定工资到协商劳动报酬,从劳动保险到社会保险,从行政解决到依法调处……变化数不胜数。简单地说,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是从国家化、行政化向企业化、契约化发展,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甚至在劳动关系的规范和监督上有过度市场化的趋势,初步实现了法制化。但是立法的经验、技术还需要提高,法律的执行严重滞后,劳动关系双方,甚至一些党政负责同志的法律意识严重不足。因此,只能说是初级阶段。当然劳动关系市场化、法制化的变化是个渐进的过程,也应当是审慎的,这样的变化无论如何其影响是巨大的、广泛的,因为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其变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赵国伟:我国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从整体上来说尚未完成,但是发展相当迅速。首先,我国在生产要素的分配上还未能达到不受地域、部门、身份的局限来自主选择和自由流动,因此可以说市场化仍未完成;其次,在可以由劳资双方自主选择的领域又缺乏规范指引和制度约束,在用工和就业领域里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不平等和诚信缺失,因此可以说法制化也未完成。但是,如果考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关系市场化、法制化的历程,从开始探索到现在不过30余年,从全面推动至现在不到20年,应当说已经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绩。以劳动合同制为基础的劳资双方自主用工与就业的基本确立是我国劳动关系市场化初具规模的标志,下一步目标应该是探讨如何通过劳资双方的群体互动、集体协商来实现利益格局的动态平衡。而从1995年《劳动法》实施到2007年新劳动三法出台,劳动关系法制化也有了重大的进步,下一步应当是尽快出台劳动基准、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法律,同时整合劳动关系领域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定一部全面系统兼具现实操作性的中国劳动法典,到那时,中国劳动关系法制化才能算得上真正实现。

记者:近年来劳动关系的实践表明,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过程,也正是劳动者逐渐被边缘化和劳动者合法权益屡遭侵害的过程,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劳动主体失位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之间的冲突是否不可避免?它是劳动关系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吗?

乔健:中国过去采取的是一种效率优先,低人权优势(压低人工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展战略。劳动者逐渐被边缘化和劳动者合法权益屡遭侵害与之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有市场自发性的原因:由于要促进经济发展,因此默认和容忍“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的存在,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也有出于国家层面的考虑,有时甚至国家主导:国家需要获得更多利润来发展经济。例如:中国最大的歧视是国家对农民工的歧视。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关系市场化基本上经历了由自发性市场化到自发的劳工运动,再到国家立法规范3个阶段的发展。而中国劳动关系市场化的演进是国家主导的,国家容忍了劳动主体失位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这种在国际上并不必然的联系在中国似乎就成为必然了,劳动关系的市场化与劳动者合法利益保护之间的冲突也变得不可避免了。突出的表现是在1997年到2003年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职工再就业,非公有制企业对农民工实施超经济强制等,虽然表现为企业对劳动者的侵害,但实质却是国家公权力对劳动者的侵害。它让劳动者承受市场经济资本包括国家公权力对其地盘剥,但它并不开放工人反抗盘剥的权利(如集体争议权),因而中国劳动争议事件更加频繁,形式更加多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劳动关系是一个不断改革和不断修复的过程,2003年以后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劳动关系的提出就是对劳动关系的一种修复。

郭军: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是把一些现象当作了结果。近年来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实践过程中的确出现了“黑砖窑”这样极端的典型事件,甚至一度呈现蔓延的趋势,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劳动关系市场化、法制化的过程是劳动者被逐渐边缘化和劳动者合法权益屡遭侵害的过程。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与我们的认识和政策有关系的。应该讲,对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探索,但是市场经济有自身的规律,表现在劳动关系上就是“强资本、弱劳动”,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无限的,最终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在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资本主义初期也是把劳动关系绝对市场化的,但是结果是矿难频发,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工资极低,最终劳动者奋起反抗,成立工会、组织罢工,直至发展为街头流血斗争,正是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的流血斗争才有了今天的8小时工作制和五一国际劳动节。改革开放30年来,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因为开放,非公有制企业大量出现,这样的企业几乎是在绝对的市场条件下发生、发展的,用工不用签劳动合同,工资完全由企业方确定,工作每天十几小时非常普遍。公有制企业因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也存在着劳动关系不规范的问题。而整个社会思潮和对西方管理理念的盲目膜拜,出现了能人治厂精英治国,工人是“零”,老板是一,没有“一”,“零”就没有意义的说法,甚至一度我们的发展政策也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状况使得我们的劳动关系市场化成为绝对,因此的确出现了劳动者被逐渐边缘化和劳动者合法权益屡遭侵害的问题,甚至一度很严重,但这不是劳动关系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我们都在对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不断矫正。因此,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基本都伴随着法制化,虽然法制化总是表现的有些迟滞。但是每次的立法所引起的资本方面的不满,可以证明这样的矫正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劳动关系的市场化与劳动主体失位间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但是客观存在这样的风险,需要社会人为进行矫正。因为市场化的劳动关系极其复杂,它不是单一型的社会关系,而是复合型、倾斜性的社会关系。所谓复合型是指劳动关系既有民事关系平等主体、等价有偿交换关系的特性,又有行政管理关系即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特点。在协商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平等的,要协商,要讨价还价,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商品——劳动力提供给企业,企业使用后要支付相应的报酬。但是劳动关系一旦建立,由于劳动力这一商品的特殊性决定其不能够脱离人体独立存在,因此劳动者必须加入某一企业并服从其生产管理指挥。所谓倾斜性是指劳动关系双方事实上的不平等,即“强资本、弱劳动”。由于资本是稀缺资源,其对劳动者有绝对选择自由和管理指挥权力,因此其永远都处于强势地位;而单个劳动者由于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价值必须在资本的使用中才可以变现,从而维持生存,因此相对于企业而言,一直会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进行矫正,就会出现劳动主体失位的问题,而如果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不能够法制化,不仅会导致劳动主体失位,而且一定会有大量的劳资矛盾出现,那么劳动关系的市场化与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说,这样的冲突,如果在劳动关系市场化的同时能够真正做到法制化就不是必然出现的结果。

赵国伟: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不是因为法制化,而恰恰是因为法制化没有到位,至于市场化本身,也不是劳动者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自身的一些弱势因素,市场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这种弱势因素,故此市场化必须进一步走向社会化,即通过集体谈判和社会保障来矫正劳动者方的弱势。因此,将市场化和劳动者权益保护摆在对立的位置上似乎并不合适,而且在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现状中,身份所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仍然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虽然近期的劳动立法已经开始重点解决这一问题),这和市场化的不充分有很大关系。因此,要想全面、平等、切实的保护劳动者权益,需要更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同时通过社会化来提升劳动者的整体地位和利益基础,通过法制化来提供规范保护和法律救济。

佟新: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国的劳动法制一直是在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因而具有市场滞后的特点,除此之外,中国历有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对中国的劳动法制的效果产生了“打折”的效应。据我的调查,仅针对劳动合同制,雇主们就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办法。第一,大规模使用劳务工:用人单位的确也与劳务工签订合同,但多是短期合同。在企业内部,劳务工与正式工之间无论是在工资、还是工时、还是保障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对待。在笔者调查的某国有企业,使用劳务工比例达到40%,这些劳务工干着和正式员工一样的工作,但只有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没有法律规定的休假制度,工资水平也明显偏低。建筑行业使用劳务工的比例则远超过60%。本质上,这种状况依然是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延续,是用人单位依靠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来规避法律规范。第二,借“实习之名”,长期使用“学生工”。这种用工方法借着广大学生找工作难的机会,长期(多在3-6个月,技校学生更长达1-2年)使用“学生工”,在“实习”期内工资很低甚至没有,更别说社会保障等其他待遇。这实质上是使用技校学生或其他类在校学生来规避法律规范。此外,更多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服务类企业更是大量使用非正规劳动力,通过短期用工规避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要求,而相关劳动行政监督部门几乎无暇关注这些小型服务类企业,而巨大的劳动力队伍也为非正规用工提供了可能。所以,我认为劳动者被边缘化、劳动者合法权益屡遭侵害是劳动关系市场化和法制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究其原因还在于中国劳动力市场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劳动力市场,纯市场之外的社会中的制度和文化还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如果说劳动关系市场化是发展方向,那么,劳动关系的法制化就应该是制度保障。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决定了劳动制度保障必须有利于现实劳动关系双方的实质均衡。应该如何评价我国现阶段劳动立法在这方面的作用?劳动立法矫正“强资本、弱劳动”的效果如何?

乔健:劳动立法矫正“强资本、弱劳动”的效果和国家的政策立法相关联,以2002年为分水岭。2002年以后,胡锦涛主席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和谐社会,以温总理给农民工讨工资为标志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强调从共建走向共享,矫正“强资本、弱劳动”,使劳动者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比如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手段。给农民工讨工资、加班费,其超长工时、劳动条件等问题都受到了关注。每一次大的劳动事件都会开启一些人对于劳动关系的重视,比如“黑砖窑”事件催生了《劳动合同法》。2008年对《劳动合同法》执法状况的调查表明,整体上矫正效果还是不错的:劳动合同的签约率大幅提高,社会保险的参保率也大幅度提升,短期劳动合同的数字明显降低。所以劳动关系立法对于保护劳动者利益、矫正“强资本、弱劳动”有着渐进性的作用。虽然今年受经济形势影响,政府决策会有所顾虑,但总的方向和目标是不变的。

郭军: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实现劳动关系双方的实质均衡是个大问题,市场化的劳动关系是复合型、倾斜性的社会关系,“强资本、弱劳动”的特点十分明显。因此,即使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也解决不了对弱者的保护,没有办法使劳资双方达到真正的利益平衡。国家、社会必须干预,首选就是制定法律,通过立法来进行实质上的平衡。回顾30年劳动关系逐步市场化的变化过程,无不是伴随着劳动关系法制化同步发展的。而每一部法律基本上都存在着是对劳动关系双方对等保护还是向劳动者倾斜保护的争论问题。应该说从我国1995年的《劳动法》到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都是坚持了此项原则的,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从法律条文上看基本上是客观的、是适宜的。但是遗憾的是在执法环节上的疏失,使得劳动立法在实现劳动关系双方的实质均衡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但即使劳动关系法制化完全到位,仍然不能够解决劳动关系实质均衡的所有问题,仅仅可以保证劳动关系合法。合法的劳动关系是低水准的,因为法定劳动标准条件都是最低标准,而不是合理标准。合理的劳动标准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在国际歌里去寻找,即没有神仙皇帝也没有救世主,要靠劳动者自己去争取,能不能找到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内容和待遇是否合理,都是要劳动关系双方自己协商确定的,而现在合理的劳动标准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又需要不断地加以调整,这也是劳动关系问题复杂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劳动关系的均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我们的目标是清晰的,劳动关系必须在合法的前提下尽量合理,才可能实现和谐,达到劳资两利,共谋发展,共建共享。

赵国伟:劳动立法是劳动关系法制化的基础,但考虑到法律调整机制本身的特点,主要是在形式平等和程序保护上发挥作用,而在实质平等和实体保护上只能发挥辅助作用,超出其能力范围,法律的保障和平衡作用就难以实现。因此,要实现“实质均衡”,矫正“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还是要靠社会化,促进集体谈判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立法只能是为这一建设工程提供作业设施,并不断加固建设成果,“徒法不足以自行”,离开社会化的实体进程,再好的法律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佟新:我国劳动关系的市场化最初是通过“优化劳动组合”、“破三铁”、“下岗”等一系列打破旧的劳动用工体制的措施开始,目的就是把固定工推向市场;同期,农民大量进城谋生,于是中国劳动者阶层的主体(解体了的固定工和农民工)在此过程中形成,劳动力市场也由此产生。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市场,它充斥着市场的竞争原则、以情感为纽带的网络关系和国家的强干预。而法律仅仅是以国家干预为主的一种调解劳动关系的手段。在实践层面,无论是雇主、管理者、监管者还是劳动者都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自身损失最小化发展出自己的行动策略,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能高估法律的效果。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建立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法律的出台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是另一回事。《劳动合同法》的实践活动是一个与人们法律认知和现实的执法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事,如何保障《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是法制化的另外一层更重要的含义。20多年来,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下一步劳动力市场的“纯”化、劳动法律的实施更加任重道远。

记者:从比较理想的结果来说,劳动作为人们谋生手段的同时,还应该有利于劳动者提升甚至实现自我价值。在现实条件下,如何帮助劳动者更好的享有此项权利呢?

乔健:2008年年初,胡主席在全球化与工会论坛上首次提出“体面劳动”的主张,算是对这一议题的政策回应。当前提升劳动者的自我价值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第一,继续完善有关保障劳动者劳动人权的法律和政策,包括国际劳工组织推行“体面劳动”中的“四个支柱”:1.生产性就业,保障劳动者基本人权的一个最基础的部分。2.国际核心劳工标准,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劳动权利。3.社会保护,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4.社会对话,我们可以认为是职工民主参与。第二,中国在劳动立法和推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过程中要发挥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作用。这在前一阶段是有所顾忌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劳动关系的平衡必须建立在劳资双方力量均衡的态势之下,单靠劳动者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这就要求工会要进行改革和转型,要真正能代表劳动者。第三,国家、企业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应有新的举措。从国家来说,要有中长期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从企业来讲,就是应把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和劳动关系的规范结合在一起,将人力资源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作为这项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第四,在劳动多样化和弹性化的背景下,针对这种多样化和弹性化探讨如何增进劳动者的权利。例如,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劳动关系的全球化,可能国家的法律不再是唯一的依据,投资商所在国的一些习惯性的雇佣做法、国际法,不同层次国际经贸组织政策的协调,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等都是解决劳工问题的依据之一。

郭军:那要看是谁来帮助劳动者,如果是国家,那么国家可以做的事情不多也不少。国家可以号召企业善待劳动者,可以对做的好的企业进行表彰甚至奖励。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投资人可以以身作则,使得劳动者在国有企业工作不仅仅是用劳动力来进行等价交换,不仅仅是作为劳动力这个资本所有人从而成为企业的投资者参加企业管理,而是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受到很好的呵护,劳动成为了劳动者的自然需要,成为了享受,成为了骄傲,成为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载体和手段。

如果是企业,那么只要企业想、企业愿意,一般而言企业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首先是尊重劳动者,信任劳动者,而不是把劳动者作为购买来的物化的商品,任意驱使,把劳动者作为活动对手严加防范。

说到底,要解决这个问题,首要的条件就是保持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企业有条件不断满足劳动者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需求;其次是要改变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济发展的认识,特别是劳动者在其中的作用,即不仅仅是用劳动力这个商品来交换,不仅仅是劳动力这个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的投资人,而且应该把劳动者作为企业发展的资源,保护好、调动好、发展好。这样,体面劳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劳动法制 篇4

2006年，我市劳动保障法制工作紧紧围绕劳动保障工作重点，找准切入点，寻求突破点，各项劳动保障法制工作进展顺利，有效地服务了劳动保障工作大局。

一、工作成效

1、提请市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4件，审查局发规范性文9件，规范性文件审查率、上报备案率达100。

2、受理行政复

议案件2件，应诉行政诉讼案件3件，行政复议案件维持率和行政诉讼案件胜诉率均达100。答辩省厅和市政府转来的行政复议案件4件。

3、清理行政许可项目25项，市政府宣布保留10大类15项目。

4、完善了黄石劳动保障网，公开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891件，累计登录206万余人次。黄石劳动保障网被市政府评为全市首届十佳政务网站，列第一名。

5、开展了“12·4法制宣传日”、“社区就业宣传周”、“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攻坚战”等劳动保障宣传教育活动，编印《黄石市社会保险宣传手册》3万余份，发放就业再就业宣传资料5余万份。

6、全局系统62名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分别办理了《行政执法证》和《行政执法监督证》。

二、主要做法

（一）多手段规范抽象行政行为最好的原创免费公文站wenmi114.com

一是规范规范性文件审核把关程序。严格按《黄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和《黄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文处理暂行规定》，对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核发布、备案、修改和废止以及解释等进行规范。全年提请市政府出台和局制发的13件规范性文件，均经法制科审查把关，有12件文件作较大幅度修改，其中经法制科草拟的规范性文件8件，如《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失业预警制度实行失业调控的意见》（黄政发[2006]12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和清欠工作的通知》（黄政办发[2006]79号）等；另外审查综合性文件47件。办理征求意见稿17份，审核部门联合发文12份，组织召开协调会、征求意见会和到基层调研活动12次，理清了部门职责。

二是清理行政许可项目。对本单位的行政许可项目、许可依据、许可机关进行了清理，共清理行政许可项目25项，并向市政府法制办上报建议予以保留，目前不存在非法定机关实施行政许可、随意委托实施许可、以内设机构名义实施许可和为行政许可违法设置前置条件或其他不合理障碍的问题。7月2日，市政府公布了一批行政许可项目，我局有10大类15项行政许可项目继续保留和实施。

（二）多渠道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一是建立行政执法考评制。在建立《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责任制暂行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将行政执法责任制纳入各县（市）、区和机关各科室及局属各单位考核范围，与业务工作一同布置、一同检查、一同考核。最好的原创免费公文站wenmi114.com二是规范行政执法程序。我局查处劳动保障违法案件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办理，把好执法主体、办案程序、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和量罚幅度“五关”，并做到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程序不合法“三不裁决”。总体上看，我局行政执法公正、行政处罚规范、自由裁量细化，无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多次执法的问题，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使违法者心服口服。

三是严格执行行政审批和收费公示制。15项行政许可事项和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予以公示，主要通过中国黄石网站、黄石劳动保障网上和办事大厅公开，并定期组织专班进行监督检查。全年我局共办理行政审批件1.2万余件，通过公示，对104件不符合审批条件的审批件未予审批，确保了无违法进行行政许可、无自行设立行政许可项目、无擅自或不按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等问题发生。

四是认真处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坚持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间、定责任，严把调查核实关、政策依据关和文书规范关。全年办理行政复议案件2件（其中市本级1件，阳新县1件），应诉行政诉讼案件3件（其中市本级2件，大冶市1件），内容为职工工伤认定，办结的行政复议案件维持率和行政诉讼案件胜诉率均达100。

五是主动社会监督。聘请了15名行风监督员，公布了局长信箱、举报投诉电话，全年共答复网上局长信箱来信18件、政策咨询47条、在线答疑88条。

（三）多形式组织劳动保障法制宣传教育最好的原创免费公文站wenmi11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