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稳定

2024-10-20

区域金融稳定(精选10篇)

区域金融稳定 篇1

一、前言

随着市场对金融需求的增加, 江苏省区域金融规模扩大, 银行等金融机构存款规模大幅扩张, 存款余额从1999年的7470.43亿增至2013年的85604.08亿元, , 年均增幅在18%以上, 保费收入也从期初117.22亿增长至期末1446.08亿元, 年均增幅为20%。但规模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改善, 目前江苏省区域金融仍存在一些问题。

从金融业发展现状看, 区域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且各区域之间发展存在明显失衡。以保险业为例, 2009年, 全球平均保险深度为7.0%, 平均保险密度为595.1美元, 2012年, 全球平均保险深度为6.5%, 平均保险密度为655.7美元, 而同期江苏省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仅为2.6%、2.4%与170.3美元、260.2美元。虽然江苏省保险业从总量上有了长足进步, 但其保险市场发展水平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 存在较大差距。

区域金融稳定是指区域内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主体经营业绩持续改善, 劳动力就业稳定, 金融系统平稳运行, 金融市场稳健发展, 金融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社会对经济与金融健康运转存在良好信心的状态。众所周知, 金融规模的扩张并不意味着金融稳定性的改善, 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依然会对区域金融稳定产生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建立指标体系, 对区域金融稳定进行衡量, 以获得更为真实的区域金融稳定性数据, 从而为区域金融发展提供帮助。

二、文献综述

国外已有文献对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进行过深入分析, 但对区域金融稳定性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展开。Diamond和Dybvig (1983) 探讨了存款与贷款的期限错配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 存贷款期限错配使银行处于“挤兑”平衡之中;Mckinnon和Pill (1998) 强调了过度借债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指出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 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 从而影响银行稳定。

国内学者在探讨金融稳定问题的同时, 将研究重点更多地放在对区域金融稳定性衡量上, 对区域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易传和与安庆卫 (2005) 将区域金融稳定评价体系分为核心指标与相关指标, 分析了2003年湖南省L市的区域金融稳定性;邵新力和段莉芝 (2006) 通过层级分析法从区域金融机构自身状况、金融市场、区域经济环境状况三个方面对湖南省区域金融稳定进行分析。

三、江苏省地级市区域金融稳定性综合指数实证研究

鉴于目前尚无衡量区域金融稳定性的单一指标, 需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其进行量化。本文通过选取相应指标, 构建反映区域金融稳定的指标体系, 以获得区域金融稳定相关数据。

国内学者构建区域金融稳定性指标体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殷兴山 (2005) 等将区域金融稳定分为区域银行稳定状况、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区域金融运行环境;《中国区域金融稳定报告 (2008) 》将区域金融稳定指标体系分为宏观经济、金融机构和金融生态环境。从已有研究可知, 大部分学者进行区域金融稳定性指标体系构建时, 也将经济环境因素纳入了指标体系之中。

结合相关文献对中国区域金融稳定的分析框架, 本文考虑从影响区域金融稳定的内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衡量。外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地方政府、企业财务三个方面, 内部因素主要为金融机构。

1. 灰色关联度法及数据处理

灰色关联度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 它通过对系统数据序列的几何关系进行比较, 分析系统中各因素间的关联程度, 具有从有限、离散的数据中提取有价值信息的优势。为此, 在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上, 本文选择灰色关联度法。

设有n个被评价对象, 每个被评价对象有p个评价指标, 第i个被评价对象可描述为Xi={xi1, xi2, …, xip}, 其中i=1, 2, …, n。

第一, 确定参考数列。根据各评价指标的经济含义, 在n个被评价对象中选出各项指标的最优值组成参考序列X0={x01, x02, …, x0p}。如果第j项指标是数值越大越好的正向指标, 则x0j就是n个被评价对象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如果是逆向指标, 则是指标的最小值;如果是适度指标, 则是指标的适度值。

第二, 变量的无量纲化。由于各评价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存在差异, 必须对各指标的实际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以实现各项不同质指标值同质化。即:

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 得到新数据。为表述方便, 处理后的数据记为xij, 则最优参考序列为X0={1, 1, …, 1}。

第三, 计算关联度。首先, 计算两序列间的绝对差序列∆ij:

其次, 计算两级最大差Δ (max) 和两级最小差Δ (min) :

最后, 计算第i个被评价对象与最优参考序列间的关联度ζij:

第四, 计算综合评价系数Ei。

, 即得第i个被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

2. 区域金融稳定性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选取见表1。

数据均来源自《江苏省统计年鉴 (2003-2014) 》

互联网金融各影响因素的衡量指标说明如下:

(1) 宏观经济。主要考察所在地区宏观经济平衡状况。宏观经济是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基本条件, 故宏观审慎指标是金融稳定评估的先行指标。其中, 通货膨胀率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适度指标, 其适度值为3.2%;城镇居民失业率、外贸依存度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负向指标;其余指标皆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正向指标。

(2) 政府收入。主要考察所在地区政府财力。地方政府维护地区金融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适度指标, 其适度值为26.3%;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适度指标, 其适度值为11.6%;财政收入支出比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适度指标, 其适度值为1;而税收收入增长率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正向指标。

(3) 企业财务。主要考察地方企业的财务状况。由于地方企业业绩可通过信贷等途径影响银行贷款安全, 进而影响地区金融稳定, 有必要将企业财务状况纳入地区金融稳定测度体系中。其中, 资产负债率为区域金融稳定性适度指标, 其适度值为60%;税收利润比为负向指标;其余指标皆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正向指标。

(4) 金融市场。主要考察所在地区金融机构健康状况。金融机构的稳定是区域金融稳定的核心。本文从银行业与保险业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衡量。其中, 中长期贷款占比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适度指标, 其适度值为31%。贷存比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适度指标, 其适度值为75%。赔款给付占比指标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负向指标。而其余指标皆为区域金融稳定性的正向指标。

3. 江苏各地级市区域金融稳定性测算

通过灰色关联度法构建区域金融稳定性指标体系, 可获得江苏各地级市区域金融稳定性 (Reg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数据, 具体测算结果见表2、表3。由下表可知, 随着改革的深入, 金融规模增长显著, 但区域金融的稳定性并未取得明显提高。从江苏区域金融稳定性均值看, 2003年为0.5593, 2013年下降为0.5365。从各地级市区域金融稳定性发展趋势看, 各市金融稳定性普遍降低, 苏州市区域金融稳定性从2003年的0.6617降为2013年的0.5258;宿迁市区域金融稳定性从起初的0.5475降为期末的0.5154;仅镇江、徐州与盐城三市区域金融稳定性呈上升态势。从各区域稳定性排序看, 近几年来, 南京、镇江与常州市区域金融稳定性水平较高, 连云港、淮安与宿迁市区域金融稳定性水平相对较低。造成区域金融稳定性整体下降的原因在于过分重视规模的增加, 忽视了效率的提升, 导致金融风险在金融规模增加同时产生了集聚。

摘要:区域金融稳定是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 旧有金融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维护区域金融的稳定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影响区域金融稳定的内外部因素出发, 运用灰色关联度法, 构建了反映区域金融稳定的指标体系。结合江苏省2002-2013年13个地级市相关数据, 实证研究了江苏省各地级市金融稳定状况。

关键词:区域,金融稳定,指标体系

完善金融监管 维护金融稳定 篇2

从行政性监管向依法监管的转变

我国的金融监管起步于金融行政管理。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恢复和建立了各种金融机构。随着经济货币化加快,为融资渠道的多样化提供了经济基础,融资渠道多样化和金融工具多样化应运而生,金融市场十分活跃。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后,开始关注处于改革发展中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的变化。在人民银行内部设立“金融管理司”,承担金融监管职责。金融监管的初期,主要是用行政手段进行监管,实际上属于金融行政管理。但随着在市场的发展,这种方式逐渐体现出其弊端:监管不规范,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监管行为缺少独立性,监管者往往带有主观性、非公平性等缺陷,造成监管力度不够,监管效果不强。这种行政性监管理念,严重扼制了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直接影响了金融业整体效益的提高。

与一般行政性监管存在的问题相比,运用法制手段依法监管则具有规范性、强制性、稳定性、可预见性等优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金融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针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客观要求,中央银行从健全监管法律体系入手,实现从一般行政性监管向依法监管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立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相继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证券法》、《贷款通则》等金融业基本法律,这些法律作为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完善了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制体系,成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前提和保障。1995年以来,在金融基本法律的基础上,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法规、条例和制度,基本形成了金融法律体系框架,金融监管基本达到了有法可依。实现了从行政性监管向依法监管的转变,使金融监管更具有强制性、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从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转变

实行什么样的金融监管体制,是由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及对金融业的监管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所决定的。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逐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在金融市场发展初期,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金融市场。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为适应对金融市场监管的要求,金融监管体制开始从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转变,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银、证、保”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系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从1997年提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后,到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确立了中国金融业由银行、证券、保险和央行组成的金融监管体系。

银行监管体制的建立和完善。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颁布和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是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标志着银行业监管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银监会行使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金融监督管理的职权,包括对银行、金融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银监会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结合我国实际并总结以往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确立了四条监管理念、四个监管目标和六条良好监管标准。通过加强银行监管的基础工作,进行持续有效的监管评估,加大监管力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构建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框架,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明显增强。

证券监管体制的逐步完善。1992年10月国务院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系。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期货监管体制也在逐步的发展完善。一是逐步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证券市场的发展,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出台了《证券公司分类监管制度》、《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逐步完善了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二是逐步完善证券期货监管体制。如实行按行政区域设立监管局,并初步建立了与地方政府协作的综合监管体系。建立“查审分离”制度,形成调查与处罚权利的相互制约,以提高执法的效率和公正性。三是加强监管和防范市场风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法律和监管体系。

建立和完善保险业监管体制。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成立以后,开始整顿和规范保险市场秩序,建立保险业风险监管体系。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保监会在深化体制改革、探索保险业股份制改革和保险业内分业经营,推动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分离,提高保险监管透明度,引领行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一系列加强保险业监管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不断健全保险业监管和保险经营的制度体系,全面推行依法监管和依法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转变的影响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风波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了较大冲击,金融秩序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加大了金融风险。主要表现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银行收益风险加大,经营面临严重困难。相当多的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股票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严重,许多证券机构弄虚作假,挪用客户保证金。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这些问题,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安全。金融监管部门转变监管理念和方式,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1997年3月,为了保护投资者合利益,中国证监会加强对证券市场的集中统一管理,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和市场外的非法交易,促进建立良好市场竞争环境的规范市场秩序。2000年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努力减亏增盈,提高经营效益。2001年2月15日开始施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增资扩股、债转股、托管、收购兼并、合并、关闭、破产等多种方法,及时、坚决、稳妥地化解了一些金融机构风险。例如,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撤并1700多家城市信用社、撤销100多家高风险信托机构等,这些有力的措施,消除了当时的金融风险隐患,维护了我国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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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法规体系逐步健全。在金融监管从行政性监管向依法监管转变的过程中,适合我国金融业实际情况的各项监管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健全,使监管有法可依。如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下达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考核暂行办法》,第一次监督各类银行不良贷款的总量和比例,并提出把不良贷款比例从当时的20%左右下降到17%;1995年7月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提出了审慎经营的要求;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商业银行考核评价体系》,评价内容包括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本比率等四类十三项指标,涵盖了对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的主要方面;200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全面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的通知》,在各类商业银行全面实施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管理,有效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贷款管理水平和贷款质量。

实行分业监管制度以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针对三个行业改革发展的情况,健全和完善了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如银监会为了推进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2008年、2009年中国银监会先后发布了三批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监管指引,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1.5%和10.5%;2011年4月,银监会印发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管理办法》,确立了我国银行业杠杆率和贷款损失准备金监管的总体框架;证监会为了适应证券市场监管的需要,先后出台了《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促进了证券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保监会在加强对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的监管过程中,先后颁布实施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公司中介业务非法行为处罚办法》、《人身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实施指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保险业监管的法规体系,全面推行依法监管依法经营。

在未来的改革中,金融监管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一是不断更新监管理念。面对世界金融不断向全球化、集团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出现了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金融监管机构要适应金融业市场经营的转变趋势,及时更新监管理念。二是进一步转变监管方式。从注重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转变,从注重事后监管向事前监管转变,使金融监管能起到防患于未然、随时化解金融风险的作用。运用市场原则进行监管,加强金融信息披露,使金融监管做到公开、公正、有效。三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为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在继续加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各自业务领域独立监管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重视发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对金融监管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共同探讨,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区域金融稳定 篇3

关键词:区域金融稳定,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作用分析,发展现状,对策建议

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逐年上升,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受到巨大的威胁。国务院为了有效化解风险,避免过多的不良资产对金融行业造成危害,于1999年先后成立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东方、华融、长城和信达),分别收购、管理和处置由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下行压力增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逐年上升。官方数据表明,2015年第四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2 919亿元,涨幅达到29.7%,尤其是一些地方性商业银行(例如城商行、农商行),不良信贷资产伴随其业务扩大而不断增长,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日渐增多的地方不良资产已显力不从心。

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十分迅速。2006年信托业的资产规模为3 606亿元,到2014年第一季度末,其资产规模已达117 300亿元。八年时间,我国信托业成长为继银行业后的第二大金融行业。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存在大量不良资产需要处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于在区域、资源等方面受到制约,处置效率低下,各省份(尤其是不良资产占比较高的地区)亟须“资产清洁工”的清理。

从2012年开始,财政部和银监会先后颁发了《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和《关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认可条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45号),允许地方政府设立或授权一家省级资产管理或经营公司,参与本省(区、市)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收购、处置工作。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与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明显的区别,它不具备鲜明的政治色彩,属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非金融机构,它旨在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盘活地方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化解个体风险,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通过市场途径救助债务企业,帮助企业走出困境,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实现自身持续、稳健的经营。

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区域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分析

1. 盘活地方存量资产。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目的是盘活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与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构成了当地不良资产处置的“4+1”模式。而且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针对性强,它只参与本省(区、市)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收购、处置工作,相当于地方金融企业的“消化专家”。

2. 促进当地经济协调发展。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优势之一在于熟悉当地的地方特色和经济发展状况,在处置不良资产时具有地方政府背景,具备较多的便利条件和更强的沟通能力,可以有效降低资源的协调成本,提高资产处置的效率,帮助当地企业化解不良资产,以便其轻装上阵,促进当地经济协调发展。

3. 促进主体多元化,维持市场稳定。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打破了不良资产市场的垄断局面,为市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我国地域广阔,行政区域众多,各地区专有的资产管理公司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使处置方式更加市场化,同时也响应了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号召。

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从财金[2012]6号文件和银监发[2013]45号文件发布到2015年7月,银监会办公厅先后公布了三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名单,分别是:浙江、江苏、安徽、广东、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福建、辽宁、山东、湖北、宁夏、吉林、广西。其中,注册资本在50亿元以上的有江苏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和广西金控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在15亿~50亿元的有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金控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余都为10亿元。从设立情况来看,大部分资产管理公司是经地方人民政府授权设立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起步时间晚、得到各方帮助有限,在资金规模、处理经验等方面都处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下。而从地域范围来看,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资产管理公司明显先于落后地区成立,资金实力雄厚,运作模式具有自身的特色。短短的三年时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1. 资金来源渠道狭窄。

根据银监发[2013]45号文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且为实缴资本。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当地政府,远远少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由财政部注入的400亿人民币资金。不良资产本身具有风险,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更加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在关键时刻有效化解风险。

2. 业务范围、处置手段受限。

财金[2012]6号文件规定,由资产管理公司购入的不良资产应该采取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处置,不得对外转让。同时,规定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只能参与本省(区、市)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收购、处置工作。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本经验不足,再加之处置方式和地域范围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很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周期和区域经济金融的影响。

3. 缺乏经验、管理水平低。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具有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尤其不具备较强的风险管理控制能力,很可能出现收购的不良资产规模与自身资金承受能力不相称的局面,导致严重的“消化不良”症状。

4. 诱导地方政府过度负债。

地方商业银行的一个风险隐患来自政府的融资平台。而由政府批准成立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干预,可能导致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不够透明。同时,也可能引发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获取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又通过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批量获得不良资产的现象。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准确把握,很可能过度扩张债务规模,引发多重风险。

5. 金融监管格局不明晰。

根据财金[2012]6号文件,由财政部和银监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工作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收购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但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地理位置分散,中央监管难度大。从长远来看,缺乏清晰的金融监管格局可能导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处于无人看管的局面,造成行业、市场的混乱。

四、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保障区域金融稳定的对策建议

1. 努力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雄厚的资金实力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成功经营的有效保障。地方财政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一大资金来源,但是地方政府的资金实力毕竟有限。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应努力扩宽融资渠道。首先,可以吸引经验成熟、实力强大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注资入股。例如,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是由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旗下子公司牵头发起。其次,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外资入股。2012年底,温州的民间资产管理公司就曾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同时,根据银监发[2013]45号文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民间资本入驻可以激发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活力,在民间资本随时都可能打“退堂鼓”的条件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必须认真经营,创造优秀业绩。此外,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发行企业债券直接融资。

2. 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盈利模式。

根据银监发[2013]45号文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购入的不良资产应当采取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处置,不得对外转让。债务重组是指债权人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这些事项包括以资抵债、修改债务条件、将债务转为资本、折扣变现、资产置换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不同行业、规模不等的不良资产,要想实现资产的合理配置,就应充分了解资产的状况,对具有不同风险的资产制定不同的处置方案,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施分类经营处置,以期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和回收价值的最大化。此外,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应严格按照银监发[2013]45号文件指示,立足基本业务,拓展其他业务,借鉴行业成功经验,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盈利模式。

对于一些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可以考虑追加投资或股权经营,尤其是一些有先进技术作为支撑的企业。虽然它们暂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追加的投资相当于“橄榄枝”,如果运用恰当的话,可以帮助受难企业顺利渡过难关。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可以考虑为企业提供信贷担保。这项业务应该由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和提供贷款的银行之间签订三方协议。当企业发生资金困难,无法足额偿还贷款被划为不良信贷资产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向银行收购该部分资产。同时,企业也应该向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缴纳一定的财务费用。此外,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还应该积极开展与资产重置有关的财务顾问、咨询服务等业务。

3. 创设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间短,缺乏丰富的经验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不良资产本身,同时也来自公司管理方面。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应逐步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明确各阶层、各部门权利、责任、义务,有意识培养专业人才,储存后备力量。此外,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寻求与成立时间长、经验丰富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合作,交流学习。尤其在经济不景气、下滑趋势明显的阶段,有效的合作可以帮助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渡过难关。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应对所要收购的不良资产进行准确估值,逐步制定监控不良资产风险的指标,做好不良资产处置的后续跟踪工作,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防止风险进一步恶化。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应严格把守处置过程的每一环节,使风险最小化,确保资产的顺利“消化”。

4. 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应由中央和地方逐级、分层管理。财政部和银监会实行统筹规划,地方的相关部门落实到位,明确各方在金融监管中的责任,及时有效地处置金融突发事件,改善金融市场生态。对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需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尤其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努力提高资产处置的透明度。此外,应严格划定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与当地政府之间的界限,完善各项法律法规,杜绝违法乱纪行为,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业务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财政部,银监会.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S].2012.

[2]财政部.关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认可条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S].2013.

[3]倪剑.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与监管研究[J].上海金融,2015,(1):49-53.

[4]战友.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与发展[J].金融发展研究,2014,(12):69-72.

[5]郭志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发展路径研究[J].新金融,2015,(4):45-49.

[6]林文顺.省级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营现状及其影响[J].金融发展评论,2013,(6):82-86.

[7]张汉斌.建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盘活存量资产[N].中国经济时报,2014-08-11.

[8]刘安天.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应运而生[N].中国会计报,2014-08-08.

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平衡 篇4

一、全面深化改革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

金融创新是创造并普及新金融工具、新金融技术、新金融机构和新金融市场的行为。加快金融创新,是当前阶段全面深化金融领域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发展转型的有力杠杆。

进一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当前,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实体经济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绿色环保、城镇化、小微企业、“三农”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金融体系应当围绕更好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在时间和空间上更有效率地配置资金。具体可概括为“四新”:推广新业务,满足小微企业、“三农”、中西部地区等领域不同客户的差异性金融需求;开发新产品,拓宽抵质押品范围,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创新资产证券化业务,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创新金融服务渠道,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

更好实现价格发现功能。当前,在中国商品价格放开的同时,资金价格、资源能源价格仍受一定管制。随着经济金融各个领域自主定价程度的不断提高,能否形成合理有效的价格,影响和决定着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不断推进,有效改善发行和交易机制,创新交易品种,培育形成完善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发展远期、掉期、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引导金融资产和大宗商品合理定价。金融机构应当加快完善内外部定价机制,提高差异化、精细化定价能力,使价格更好地反映资金供求关系。

更好满足金融消费者需求。目前,中国老百姓投资渠道主要是存款、股票、基金、银行理财等,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仅靠现有的市场产品难以有效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对于风险和收益的多样化配置要求。很多资金通过表外理财、民间借贷等方式,变相投到房地产等过热领域。银行机构应当围绕消费者需求,创新财富管理和理财产品,拓宽投资渠道。创新技术手段,利用更便捷的方式,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公平性和可获得性,让金融改革和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地区与所有人群。

有效改善风险管理。改革开放的深化,一方面有利于增进经济活力与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会使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微观主体面临一些新的不确定性。例如,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意味着汇率的波动性加大,中国金融市场也更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在“走出去”进程中,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将不可避免地承担更多外汇风险、国别风险等,对风险管理的需求将大大增加。截至2013年6月底,全球场外衍生品市场名义价值已经达到了近700万亿,利率、汇率、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金融机构应当发挥在风险管理领域的专业能力,创新相关金融工具,切实加强自身风险管理,并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推动银行机构发展转型。当前,银行机构粗放型经营方式不可持续,发展转型迫在眉睫。中国经济体量大、各地发展不均衡,不同经济主体对金融的需求也呈现差异化特征,既需要大的综合性、国际化银行,也需要专注于特定领域或地域,擅长做精做细的专业化、本地化银行。银行机构一方面应当结合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开展差异化创新,改进业务模式和形成新的盈利增长点,塑造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银行机构也应通过创新实现管理转型,完善公司治理,科学设置激励考核体系,提升管理效率,增强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将不断化解体制机制障碍,为金融创新提供更好的制度基础。例如,随着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等新的担保方式将得到更多应用,增加了相关主体的金融可获得性。全面深化改革也将推动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使金融业态在产品、渠道、经营模式等方面出现新的气象。当前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证明,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正在为金融创新提供新的土壤。

二、金融创新蕴含的风险不容忽视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经济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过度的金融创新及其风险管理滞后,就是酿成危机的重要原因。

金融创新意味着要进入新的领域,易于带来新的风险。在金融创新中,金融机构往往要从事不熟悉的业务,使用新的流程,建立新的渠道,以及接触不熟悉的客户。当一种创新产品和业务出现时,收益往往易于确认,但如何识别并量化其中的风险常常并无先例可循,由于确认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性,在创新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容易提高风险偏好。例如,2004年,银行和评级机构将次级抵押贷款的预期损失率设定为4.5%,而事实上,危机发生后次级抵押贷款的实际损失率是这个数据的数倍。

金融创新产品发展变化迅速,日益繁复,增加了风险的复杂性。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金融衍生品规模极度膨胀,设计越来越繁复,往往是靠复杂的数学模型估值,定价难度很大且缺乏必要的透明度。而且对其基础资产质量缺乏有效管理,经过多次打包后,创新的衍生产品日益脱离实体经济需求,投资者很难理解其结构和风险链条。与此同时,风险管理责任不明确,很多金融机构对于自身在这些产品上承担了多少风险敞口也并不清楚。由此造成风险的复杂性、突发性和传染性均大大增加。

一些金融创新以监管套利为目的,增大了风险的隐蔽性。监管套利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钻空子”,主要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差异和模糊地带,选择按照相对宽松的标准展业,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规避管制和获取超额收益。这种对于监管、会计、税收等制度的套利行为,对经济社会的附加值不大,但使得风险更加隐蔽。甚至还有一些机构打着创新的幌子,从事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这些监管套利行为游离在监管范围之外,其风险性质和规模不易确定,增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金融风险,严重妨碍了公平竞争,并削弱了监管的公信力,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些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需求,容易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国际上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迅速发展的影子银行,2007年主要发达国家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达到60万亿元。一些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产品,并非出于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实质是参与者获得超额利润和监管套利、“自娱自乐”的平台,成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深化和蔓延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稳健,影子银行作为传统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在服务实体经济、丰富居民投资渠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其中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不能掉以轻心,要增强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在发挥金融创新积极作用的同时,将负面影响和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

三、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平衡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仍处在“新兴加转轨”的阶段,金融监管部门不仅肩负着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同时还面临着推动金融创新、促进经济金融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这两种角色之间既存在一定冲突,也具有内在一致性。监管者应当把握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平衡,做到鼓励与规范并举,培育与防险并重。

金融机构要在金融创新中践行四项原则。一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条主线。将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有效金融需求作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防止监管套利或者金融业自我循环。二要把依法合规和稳健经营意识贯穿到金融创新的全过程。在创新中要做到“心中有法,行为有度”,遵循良好的监管要求和会计标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会计记账和风险管理。三要与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相匹配。金融机构应在自身风险管控能力范围内开展金融创新,要充分识别和管控新产品新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发挥好风险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四要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金融创新产品的结构应当清晰易懂,信息披露应当真实全面,有利于消费者充分认识风险和维护自身权益。

监管者应不断提高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效能。金融监管的规则一般是基于已有的金融业务,并遵从法律规定而确立的。金融创新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的新业态、新特征,往往难以被现有的监管规则框架所涵盖,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金融创新的挑战,监管者既要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更要针对金融创新的风险特征,不断改进监管工具手段,健全审慎监管标准,加强持续监管。完善相关风险监管指标体系,扩大风险监测范围,提高对复杂创新金融产品、模型评估、系统性风险等领域的专业监管能力。

积极探索动态监管框架。对于新的金融业态,监管者应当及时全面深入分析其商业模式和风险特征,把握好监管的边界,在风险可控基础上确定对金融创新的适当容忍度。监管者应持续评估金融创新的发展态势、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根据评估结果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并动态调整,构建多层次、富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监管框架。既留有适当的试错空间,为金融创新提供正向激励,避免抑制银行的创新自主性和灵活性;又在全局上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度,确保风险可控。

关注金融创新的系统性影响,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对于金融创新,不仅要从单个机构的视角来看待其风险特征,还要跟踪风险传染链条,分析风险外部性。实践表明,金融创新越活跃,金融市场越发达,就越要加强跨部门的金融监管协调。当前很多金融创新产品具有跨市场跨行业特征,金融监管者应保持高度的风险敏感性,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做好系统性风险的监测预警,及时采取必要监管行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隐患。

严肃市场纪律,严格查处金融创新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金融创新应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不能超越法律和监管的“红线”。监管者应当维护良好市场秩序,防止违规监管套利,严厉查处创新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督促银行合规创新。对于不合规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及时说“不”。

金融稳定与金融开放的关系研究 篇5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金融一体化的经济金融效应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把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视为过去20年中金融一体化加剧的特征之一, 而近期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被视为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利益与风险分配不均的一种标记。由此涉及一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金融一体化增大了遭受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否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全球化过程?是否有理由认为危机是全球化的自然结果, 正如商业周期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一样, 学术界关于金融一体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至今未有定论。归纳起来, 大体可分为三大派:一是促进派, 二是危害派, 三是不确定论。促进论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马柯维茨等。根据马氏的资产组合理论, 投资者往往选择使预期收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 同时又使承担的风险尽可能小。各国间各种资产收益率间的相关性比一国国内要低得多, 这样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产就能有效地降低风险。根据马氏的理论, 金融一体化有助于金融稳定。

二、实证研究

(一) 数据选取

根据BSF指数的编制原理, 本文选取了我国银行机构对私人部门的债权 (LCPS) 、对国外部门银行外债 (LFL) 、对居民家庭部门的银行存款 (LDEP) 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 时间跨度为1985~2009年, 共25年的数据 (表1) 。

根据BSF指数的计算原理得到1986~2009年的BSF指数, 同时也计算了BSF2CD, BSF2CF和BSF2DF三个指数 (表2) 。

从得到的BSF指数结果看, 中国在1986~2010年期间, 金融脆弱指数整体走势大致成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6~1988年期间, 这段时期BSF指数往下走;第二阶段是1988~1994年期间, 这段时期BSF指数往上走;第三个阶段是1994~2001年期间, 这段时期BSF指数往下走;第四个阶段是2001~2009年期间, 虽然在2004~2005年有往下走的趋势, 但整体上这段时期BSF指数是往上走的。整个时期, BSF值小于-0.5的分别是1998~2001年和2005~2007年, 这意味着在这两个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同时从1997年开始到2008年, 金融脆弱指数BSF的值一直处于负值, 说明自从1997年开始, 我国的金融体系都处于比较脆弱状态。但是从2005~2009年与1997~2001年的比较可以看出后面时期的BSF指数明显比前期要大;同时从2008年开始, BSF指数开始上升, 并在2009年出现正值, 这说明金融脆弱性在降低。

(二) 实证结果分析

1. 变量介绍。

根据金融开放指标IFI (IFI= (总国外资产和总国外负债) /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GDP) 与金融脆弱指数BSF来研究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模型使用的变量有BSF、IFI、IFIS, 其中IFIS是IFI的平方项。具体描述如下:

2.变量平稳性检验。

(1) 序列图

(2) ADF检验

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除了通过图形直观判断外, 运用统计量进行检验则是更为准确与重要的。下面介绍一种普遍运用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 。

ADF检验是通过下面三个检验式完成的:

检验式C中的t是时间变量, 代表时间序列随时间变化的某种趋势, 该检验式包含了截距项和趋势项;检验式B只包含截距项;检验式A既不包含趋势项也不包含截距项。零假设都是H0:ρ=0, 即存在一个单位根。检验时, 一般是从检验式C开始, 判断趋势项是否显著, 若显著则用该式进行ADF检验, 若不显著则改用检验式B, 判断截距项是否显著, 若显著则用该式进行ADF检验, 若不显著则改用检验式A进行ADF检验。

下面分别对BSF、IFI和IFIS进行ADF检验, 这里以BSF的单位根检验为例说明单位根检验的流程, 其他变量的检验只列出结果。

(1) 根据ADF检验流程首先运用检验式C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如下:D (BSFt) =0.106-0.009*t-0.339*BSFt-1, 趋势项的参数估计量对应的t统计量值为-0.449, 取显著性水平为0.05, T=25时的临界值为-2.85, 不能拒绝原假设, 说明参数的真值为零, 应该用检验式B进行检验。

(2) 接下来用检验式B检验, 结果如下:D (BSFt) =-0.002-0.287*BSFt-1, 截距项的参数估计量对应的t统计量值为-0.02, 取显著性水平为0.05, T=25时的临界值为-2.61, 拒绝原假设, 说明参数的真值为零, 应该用检验式A进行检验。

(3) 接下来用检验式A检验, 结果如下:D (BSFt) =-0.287*BSFt-1, ADF统计量的值为-1.903, 取显著性水平为0.05, T=25时ADF的临界值为-1.95, 不能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结论是:BSF序列含有单位根, 是I (1) 序列。

对BSF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进行ADF检验, 此时由于差分不再有截距项和趋势项, 直接选用检验式A检验, 结果如下:ADF统计量的值为-4.246, 显著性水平为0.05, T=25时ADF的临界值为-1.95, 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 D (BSF) 为平稳序列, 是I (0) 序列。

从ADF检验得出BSF、IFI和IFIS都是一阶单整的, 即I (1) 序列。对于非平稳变量, 不能使用经典回归模型, 否则会出现虚假回归等诸多问题。但是协整理论告诉我们, 如果变量间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 (即协整关系) , 则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因此考虑检验变量之间是否有协整关系, 如果检验得到存在协整关系, 则可以通过建立协整回归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3. 协整检验 (EG两步法) 。

EG两步法是由Engle-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检验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方法。这里假定两个I (1) 变量Yt与Xt。

第一步, 用OLS法估计回归方程得到, 并计算出非均衡误差。上述估计得到的回归方程, 若协整性存在, 则此回归称为协整回归;否则为虚假回归。

第二步, 检验非均衡误差et的平稳性, 如果检验得到et是平稳序列, 则认为变量Yt与Xt为 (1, 1) 阶协整。这里检验et的平衡性的方法是ADF检验, 使用的是检验式检验结果若为拒绝零假设, 则得到非均衡误差et是平稳序列, 从而说明Yt与Xt是协整的。

4. 对BSF与IFI、IFIS作协整检验。

第一步:选择了变量IFI及其二次项进行回归 (协整回归) 得到回归方程:BSFt=1.052-0.14*IFIt+0.003*IFISt+et从而得非均衡误差项et。

第二步:对et进行ADF检验。由于是残差序列, 直接选用检验式A进行, 得到ADF值为-2.30, 显著性水平为0.05, T=25时ADF的临界值为-1.95, 拒绝原假设。因此, et为平稳序列, 即I (0) 序列。据此判断BSF与IFI、IFIS是协整的, 这意味着可以建立上述回归模型 (协整回归) 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把协整回归方程写成下面的形式:

Wh ite test的n R 2=5.875<5, P值为0.2086, 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 选择原假设:不存在异方差。

三、结语

本文对1986~2009年间中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稳定性进行度量, 从协整回归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IFI的系数为负值 (-0.14) , IFI系数的t值为2.63, 对应的P值为0.0157, 在显著性水平0.05下通过了检验。IFI的二次项系数为正值 (0.003) , 同样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系数的符号来看, IFI一开始会使BSF减小, 而后会使BSF增大, 这在函数曲线上表现为一个U型曲线。同时因变量BSF是一个反向指标, 即BSF越大, 金融体系越稳定, 从函数曲线上知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则成倒U型曲线, 具有库兹涅茨效应。即在金融开放初期, 金融体系稳定性有所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金融开放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 金融稳定性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逐步增强。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金融开放在开始阶段会导致金融体系脆弱,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金融开放的这种作用会减弱, 并在一定时间点出现反向作用, 即金融开放促进金融稳定。

摘要:本文对19862009年间中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稳定性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开放程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中国的金融稳定性也经历了上升、下降、再回升的过程。金融开放程度与金融稳定性呈现倒U型的长期均衡关系, 存在库兹涅茨效应。

关键词:金融稳定,金融开放,库兹涅茨效应

参考文献

[1]伍志文.2008.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脆弱性:跨国比较研究[J].经济科学 (6) :78-90.

[2]沈中华, 谢孟芬.资本流入与银行脆弱性—跨国比较[J].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0, vol.8, No.3:1-45.

区域金融稳定 篇6

目前,电力系统正朝着大型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因此电压稳定性是关乎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内容。而系统的电压水平又与电网的无功能力有密切联系。与之相关的,无功优化的研究一直是电力系统研究的热点,出现了很多种方法。如各种非线性规划法[1,2],动态规划法[3],内点法[4~9]以及现代启发式优化算法[10~16]。

而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直接建立指标来评估区域电网无功能力。因此,本文将从系统能量的角度,建立一个指标,展开对电网区域电网无功能力评价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计算在满足电压稳定情况下系统各个节点的电压和能量函数值,并建立无功能力评价指标。

区域电网是指从调度角度所管辖的电网,系统区域无功能力是评估区域内电压稳定性和可靠性的重要指标,系统规划者可以利用这一指标作为其实时调度的重要依据。

能量函数法的基本思想是定义反映系统状态的函数,在50年代期间,许多专家学者将能量函数引入到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分析中,展开了对电力系统能量函数模型的构造。而现在,构造适合电力系统的能量函数[17~19]依然是直接法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内容。能量函数表达式的确定以及临界能量的确定,使得能量函数法更易与实际电力系统相结合,为电力系统运行中的电压安全、发电机出力调度以及系统的暂态稳定控制等方面发挥作用。

1 基于能量函数的数学模型

1.1 采用内点法的电压计算

确定负荷节点的静态能量值的关键必须先计算负荷节点的电压。因此,求取负荷节点的静态能量函数值包括以下2个环节:

(1)各个负荷节点电压的计算;

(2)此时负荷节点的能量值计算;

例如,在系统临界情况下,当满足电压稳定的条件时,临界崩溃点电压计算可以描述为:在同时满足系统的各种运行约束时,对于系统负荷增加到运行极限点(距离运行崩溃点10%的负荷裕度)或电压接近可行电压边界的临界点电压。因此,临界崩溃点的电压计算从本质上来讲可以看作是一个优化问题。下面运用内点法求解临界情况下各个负荷节点电压。

将电压崩溃点的求取看作非线性目标函数的优化问题,它以总负荷视在功率最大或任意负荷节点的有功功率最大作为目标函数,考虑发电机的无功出力以及OLTC(On-Load Tap Changers)等各种约束条件,其数学模型可归纳为:

式中:f(x,λ)=[f 1(x),,fm(x)]T为扩展潮流方程组;x∈Rn为状态控制变量;h(x)=[h1(x),,hm(x)]T为常规潮流方程;G(x)=[G1(x),,Gr(x)]T为安全约束条件;Gmin,Gmax为安全约束条件上下限;yd∈Rm为负荷变化方向;λ∈R1为反映负荷水平的参数,λ=0为基态水平。

具体到文中的计算,在考虑电压稳定约束时,临界电压数学模型可表示如下:

式中:PR为发电机有功限制;QR为发电机无功限制;Vi为母线电压幅值;其中:λs为系统始终保持电压稳定的裕度,本文取基态情况下总负载的10%。算法中无功按照一定的方式增长。

原始-对偶内点法的主要步骤为:

(1)引入松弛变量,将不等式约束转化为等式约束;

(2)利用拉格朗日方法将带约束的优化问题转化为无约束的优化问题;

(3)利用KKT(Karush-Kuhn-Tucker)条件得到一系列的非线性方程;

(4)利用牛顿法求解上述的非线性方程。

1.2 节点能量函数的计算

暂态能量函数在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中的应用,目前已具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基础。而将静态能量函数[20]用于区域电网无功能力评估,目前还没有应用。

根据线路功率输送关系,可得到多母线系统中各节点功率平衡等式:

式中:PLi是节点i的注入有功;QLi是节点i的注入无功;Gij是节点i、j之间的电导;Bij是节点i、j之间的电纳;δi、δj是节点i、j的电压相角。

负荷节点的静态能量函数表达式[18]为

将式(3)、(4)代入式(5),可得多母线系统中第i节点的静态能量函数ELi的表达式:

其中:(Ui,δi)为当前运行情况下各个负荷节点电压值,若为临界值则表示节点临界能量函数。

(Uis,δis)为系统处于稳定运行点的电压值。

如果考虑并联电容器补偿,则式(6)修改为:

系统负荷侧的总能量是系统所有负荷节点能量的迭加,因此根据式(6)或式(7)可得系统负荷侧的总静态能量为:

如果考虑并联电容补偿,则系统负荷侧的总静态能量表达为

2 区域无功能力评价指标

2.1 区域电网整体无功能力评价指标

当系统负荷增加时可能首先造成系统局部电压失稳,进而影响到整个电网的安全运行。通过建立无功能力评价指标,我们可以根据无功能力指标大小判断在系统负荷增加过程中系统的电压稳定能力。

在求出满足电压稳定条件下区域电网各节点电压及相应负荷节点能量函数信息后,由上一节的内容可知,负荷节点的无功能力与本节点的静态能量函数值有直接关系,节点的极限能量函数值越大说明该节点的无功能力越强。

但对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言,若单独计算各个节点的极限能量函数值并将其求和结果作为衡量区域电网无功能力的指标的话,在实际应用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当系统达到极限运行状态(即无功负荷达到最大时),濒临电压崩溃点的时候,并不一定是每个负荷节点电压都达到极限值,而极限能量值计算是基于极限电压进行计算求得,若以各个节点极限能量函数值相加,衡量的无功能力超出了系统实际无功能力,不符合区域电网实际运行情况。因此,为更好的评价区域电网整体无功能力,应直接利用系统在濒临电压崩溃点的极限运行条件下各个节点的静态能量值,此时虽然并不是所有节点的电压都达到极限电压,但符合电网实际运行情况。

为此引入指标λtotal衡量区域电网整体无功能力:

λtotal表示系统在满足电压稳定条件下整体无功能力。值越小说明节点无功能力越弱,反之越强。

给定系统的最大无功能力出现在系统临界情况下,此时系统的无功能力最大,对应指标为λmax。λtotal为一纵向指标,对于区域电网在不同的运行方式下λ值一定小于λmax,系统运行人员可通过实时得出的λ值来对比得出系统无功能力大小,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2 节点实时无功能力评价指标

在评价电网系统无功能力时,若只是评价区域电网整体的无功能力是不够的,在运行时,还有必要了解在不同运行情况下各节点实时的无功能力。

在保证系统电压稳定条件下,比如在系统电压崩溃时,并不一定所有负荷节点的电压都已达到临界值,因此各个节点对应的能量函数值并不都是极限能量函数值。其中薄弱节点电压下降严重,其能量函数值已达到或接近极限能量值,其节点静态能量值最大,但是其实时无功能力已经很弱,不能再承受更大的无功负荷。对于其它节点,电压下降不厉害,对应的静态能量函数值较小,此时这些节点仍然具有一定的无功能力。因此,在评价节点实时无功能力的时候,依然直接采用能量函数值显然是不可行的。

为了能整体评价节点实时无功能力,当系统运行在不同条件下时,根据各个负荷节点的电压值和对应能量函数值,本文建立指标ηi来评价节点实时无功能力:

其中:Vi,Ei分别为不同运行条件下节点i的实时电压值及实时能量值。

η值越小说明节点无功能力越弱,反之越强。

引入指标η可有效说明在考虑整体运行的前提下,各种运行条件下负荷节点的无功能力。因为由式(5)可知,若极限情况下节点电压较低,则对应较高的能量函数(上一节证明节点在电压最低的崩溃点时对应最大的极限能量值),反之则较高的电压值对应较小的能量函数值。因此,电压较低节点η指标较小,表示该节点无功能力很差;而电压较高节点η指标较大,说明该节点还具有一定无功能力。

3 仿真

将本文方法应用于IEEE-30节点标准测试系统,该系统共包括6台发电机和30个节点,6台发电机分别安装在1、2、5、8、11、13节点,其中在节点10、24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节点3、4、7、10、12、14、15、16、17、18、19、20、21、23、24、26、29、30为负荷节点。在仿真计算中将IEEE30节点系统中的发电机设为PV节点。

3.1 计算过程

(1)节点电压计算

首先运用内点法计算在满足电压稳定条件下,无功负荷按照一定的方式增长时,系统临界崩溃条件下各个节点的电压。

计算结果见表1。

(2)静态能量函数值计算

在求解出各个节点临界电压的前提下,可由公式(7)得到各个负荷节点的静态能量函数值。稳定运行时的数值取基态正常运行潮流情况下的数值。

各个负荷节点的静态能量函数值见表2。

(3)区域电网无功能力指标计算

利用各个节点的电压和静态能量函数值,结合式(10)和式(11),计算整体无功能力评价指标和节点实时无功能力评价指标。

IEEE-30节点标准测试系统的整体无功能力评价指标λ为:

此时,系统无功设备全部投入,系统达到临界情况,反映区域电网最大无功能力。

系统临界情况下,节点实时无功能力评价指标η见表3。

3.2 数据分析

在对仿真模型无功能力指标的计算中可以看出,在保证电压稳定条件下,当系统电压崩溃时,由于并不一定所有负荷节点的电压都已达到临界值,因此各个节点所计算出的能量函数值并不都是极限能量函数值。由表1可以看出,当系统负荷增加时,由电压降落可知,如23、24、26、29、30节点,电压下降比较严重,为系统的薄弱节点,由表2可知这些薄弱节点其能量函数值较大,符合式(5)的理论公式推导,规律明显。而对于靠近发电机的负荷节点2、4、7,由于靠近发电机,电压支撑较强,对应较小能量函数值,其它节点视其具体电压值对应相应的能量函数。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仿真中稳定运行点的选取对结果会造成影响,使得在某些情况下式(5)所证明的规律性不是十分明显。

由结果可以看出,整体无功能力评价指标λ能很好而直观地反映区域电网整体的无功能力。

引入节点实时无功能力评价指标η之后可见,在电压下降严重的节点对应的η值很小,说明该区域无功能力已经很弱,而在电压相对较高的的节点,η值较大,说明该节点还有一定的无功能力。可以很好反应出各个节点的实时无功能力,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4 结论

本文在基于静态能量函数的思想,建立了两个无功能力评价指标,分别用来评价区域电网整体无功能力和节点的实时无功能力。并由仿真可知,采用本文方法,可以快速地对当前电网的无功能力作出准确的评估。

区域物流联盟稳定性的博弈分析 篇7

现阶段各区域物流企业总体呈现低层次发展状态, 单个物流企业无法满足物流一体化需求。同时, 区域内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激烈, 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 制约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物流联盟是整合区域物流资源, 实现物流一体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合理分工和协作互补, 为物流需求方提供一体化的物流服务,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但区域物流联盟作为一种中间组织形态, 存在不稳定性。因此, 如何促进区域物流联盟稳定发展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2研究现状

区域物流联盟是指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 整合区域间物流资源, 实现资源共享;通过建立区域间协调机制, 建立区域物流联盟体系, 以实现区域间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区域物流联盟不是指某一个联盟, 而是由不同层次的联盟构成的一个联盟有机体[1]。现有对区域物流联盟稳定性的研究较少, 且主要采用约束理论和一次博弈分析等方法。

刘丽 (2005) 探讨了契约式物流联盟的稳定性问题, 指出有效的信任机制,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及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有利于增强联盟的稳定性[2]。郭晓林 (2005) 分析了一次子物流任务博弈为囚徒困境情形下物流联盟的稳定性问题, 并推出物流联盟的稳定性条件[3]。胡宪武 (2010) 对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稳定机制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进行了博弈分析[4]。徐扬 (2011) 在协作博弈模型中引入风险偏好, 分析联盟物流企业间的合作意愿及联盟协作的影响因素[5]。李利华 (2012) 以非对称期望效果为前提, 研究同性质物流联盟企业间合作关系的进化博弈模型, 并对合作因素的变动与合作概率的关系进行讨论[6]。

物流联盟是一个由多个独立物流企业为完成特定的物流任务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的群体, 联盟成员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控制或归属关系[7]。因而联盟的稳定性取决于联盟成员之间是否达到了合作均衡状态。本文通过重复博弈分析实现合作均衡的条件及影响因素, 为区域物流联盟的稳定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3重复博弈下的合作均衡分析

3.1无约束机制

假设企业A和企业B是区域物流联盟的两个企业, 合作的选择与否是一个博弈过程。利用重复博弈的思想可以建立起中间组织产生的博弈模型。假定博弈双方企业均具有完全行为理性和完全信息。每个企业都有两种策略选择:合作或背叛。U1表示双方合作的收益, U2表示一方背叛时的收益, U3表示对方背叛而自身选择合作的收益, U4表示双方背叛的收益。U2>U1>U4>U3。

由表1可知, 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一次博弈结果只有唯一的纳什均衡解 (背叛, 背叛) 。但无限次重复博弈后, 结果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无限次重复会涉及未来收益的时间价值, 即存在时间贴现因素。为简化分析, 设两个企业的时间贴现因子相同且都为 (0< <1) 。

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 任何一个企业对其他企业采取合作策略, 则其他企业也将始终对其采取合作策略, 若一方背叛, 则其他企业也将背叛。假如任一物流企业在联盟整个期间都采取合作策略, 则对任何物流企业i而言, 在联盟整个期间获得的全部收益为。

假如联盟中某个物流企业i在t期采取背叛策略, 则其他企业对它都将采取背叛策略, 那么其在联盟整个期间的全部收益为:

当ΠXi³ ΠYi时, 双方将始终采取 (合作, 合作) 策略。 求解得出:

因此:当δ值较大, 且满足条件 (3) 时, 区域物流联盟成员企业的合作收益是可以实现的, 企业看重合作带来未来较大的收益, 采取合作与信任的态度。从而使联盟的成员企业可以利用其他成员企业的优势资源为自己带来较大收益, 同时也提升了整个物流联盟的竞争优势。

3.2有约束机制

由于区域物流联盟是不同层次联盟构成的一个联盟有机体, 是介于政府组织和独立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态, 存在不稳定性。因而区域物流联盟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政府、 行会的支持和监管, 并引入相应的约束机制。企业加入联盟需事先签订协议, 政府和行会进行监督, 对违约的企业进行惩罚。在实际运作中, 企业仍可选择合作或背叛。如果双方合作, 双方获得收益U1。而政府的财税支持和联盟的规模经济效应, 降低了物流运作成本, 为企业带来新增收益E, 且E值不断增大;如果一方合作, 另一方背叛, 则背叛的一方获得收益U2, 同时支付惩罚成本P, 且P值不断增大;如果双方都背叛, 只能获得收益U4, 同样也要支付惩罚成本P。

由表2可知, 当U2- P < U1+ E时, 即违约惩罚成本P > U2- U1- E时, 双方就会关心彼此的长期利益, 采取合作与信任的态度。即使任何一方有利己倾向, 也不会积极去违背协议。这样就可以维持区域物流联盟的长期稳定性。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理性基础上的集体理性。

4结论

上述分析可知, 影响区域物流联盟成员企业合作稳定性的因素包括:时间贴现因子、企业收益和联盟约束机制。并得到以下结论:政府和行会应积极引导相关企业加入区域物流联盟, 使其看中未来收益, 企业就会采取长期、稳定的合作策略;企业加入联盟, 并由盟主企业统一协调和管理, 能避免同质竞争和资源浪费。而政府的财税支持和联盟的规模效应, 使企业合作的收益远远大于背叛的收益;通过政府和行会对联盟的监管, 对违约的企业进行制裁, 并不断加大惩罚力度, 保证背叛的收益始终小于合作的收益。从而促进联盟的稳定和发展。

摘要:区域物流联盟是整合区域物流资源, 实现物流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如何促进区域物流联盟稳定发展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文中通过建立重复博弈模型, 求解区域物流联盟成员企业实现合作均衡的条件, 并分析联盟成员企业合作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包括时间贴现因子、企业收益和联盟约束机制。

关键词:区域物流联盟,重复博弈,稳定性

参考文献

[1]高功步, 马丽.企业物流联盟的现状及运营策略研究[J].经济纵横, 2011, (3) :40-43.

[2]刘丽.论契约式物流联盟的稳定性[J].商业研究, 2006, 5, (5) :180-182.

[3]郭晓林, 贺盛瑜.囚徒困境情形下物流联盟的稳定性分析[J].软科学, 2005, 19, (1) :34-40.

[4]胡宪武, 滕春贤.供应链企业关系稳定机制的竞合博弈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0, (22) :056.

[5]徐扬, 申金升, 王传涛.物流联盟的形成机理与协作博弈研究[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2011, 11, (2) :21-26.

[6]李利华, 胡正东.非对称物流联盟合作关系的进化博弈模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9, (1) :29-33.

金融自由化与我国的金融稳定 篇8

一、金融自由化与美国金融危机的关系

美国是最早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 而且在21世纪以来仍然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以维护自身的金融霸主地位。这种金融过渡自由化, 导致利益更多地向金融垄断资本倾斜。为了获取高额利润, 投资银行不遗余力地开发出一系列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产品, 而疏于实体经济的创新, 导致实体经济利润下降。同时, 这种金融自由化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的金融财富, 美国利用其在金融创新上的优势地位, 利用金融机制在全球配制资源、争夺资源, 使得发展中国家地位相对下降。然而, 美国一味推行金融自由化, 疏于监管, 增大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由于金融部门的高利润, 大量资金向金融行业涌入, 加剧了行业的竞争, 导致银行开展高回报、高风险的业务, 典型地表现为住房次级抵押贷款, 众多低收入家庭陷入了债务链条, 助长了美国“次贷”泡沫的累积, 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另外, 金融自由化助长了金融资产泡沫, 尤其是“次贷”衍生产品泡沫, 房地产证券化, 导致住宅衍生出可以反复出售并且具有高杠杆率的虚拟金融产品行销全球,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 实体经济终究无法承受, 2004年以来美国利率提高并触发房价下跌, 成为引发“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并酿造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 并迅速席卷全球, 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衰退。

二、我国金融自由化进程简要回顾

我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大约是从1992年正式开始的。我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主要体现为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金融部门进出自由化、证券市场开放以及资本账户自由化等五个方面。利率自由化是金融开放和自由化的核心内容。通常来说, 由利率管制转向利率自由化, 名义利率的波动幅度会增大, 利率将主要由市场决定, 真正的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便会产生。在利率放开管制的初期, 利率自由化通过两种途径加重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一是利率自由化后, 利率水平显著升高危机宏观金融稳定;二是利率自由化后, 利率水平变动不羁, 长期在管制状态环境生存的商业银行, 还来不及发展金融工具来规避利率风险。由于目前我国信贷市场的利率由央行控制, 并不是完全市场化, 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 商业银行在存贷款利率的决定上缺乏相应的自主权, 且国内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和贷款项目的不同自主地选择不同的贷款利率也受到机制和环境的限制。而根据《外资金融机构处理条例》之《实施细则》规定, 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同业公会协商确定或参照国际市场情况制定存贷款利率和手续费, 报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备案即可, 这就不利于中资银行的公平竞争。其次, 汇率自由化后导致的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和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缺陷导致资本的大量流入, 大量国际游资进入我国, 伺机人民币升值套利, 流动性泛滥引起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泡沫化。2005-2007年, 我国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大幅度上扬, 都与人民币升值有关。另外, 汇率自由化改革为外资银行进一步拓展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由于外资银行具有中资商行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经验, 这种优势造成了中资银行优质客户的流失, 收入的减少, 迫使中资金融机构转向高风险客户, 从而造成不良贷款率上升和利润率的降低, 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金融机构进出自由, 外资银行以及证券机构的冲击使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将导致利润水平的急速下降, 严重的还影响到国内金融机构的生存。资本市场的开放, 使得国际资本大量进入国内, 对国内金融体系形成强大冲击, 进而造成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对证券市场造成了消极影响。2006-2008年, 我国证券价格急涨急跌与国际资本不无关系, 这种开放的资本市场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收益的波动, 严重削弱了市场的稳定性。而且, 作为新兴的资本市场, 投资者心理不成熟, 容易对经济及政策变化作出过激反应。国际投资者对于新开放市场国家短期经济走势变化的过激反应, 容易造成羊群效应, 将使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变得更加不稳定。

三、基于我国金融稳定的政策思考

1、稳定宏观经济环境, 保障金融稳定的基础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实现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稳定的基本条件。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出现衰退, 外需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 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较大制约。在这样的形势下, 进一步扩大内需就成为中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所在, 中央政府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 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 部署了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9项政策措施, 制定了未来2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 近期又制定了各产业的振兴规划, 旨在通过扩大内需保障经济平稳增长。但是,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措施时, 应充分估计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 宏观政策既要注重短期的“保增长”, 又要注重中长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重点放在稳定资本市场、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内需等关键领域。

2、建立健全金融市场,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建立健全金融市场是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只有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 扩大其规模和覆盖面, 提高其运行效率, 增加其影响力, 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反映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利率信号。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 培育市场参与者, 增加交易品种, 逐步消除各个子市场之间的分割状态。建立起金融期货市场尤其是利率期货市场, 为利率风险的转化和摊销提供手段。继续深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 加强银行自身建设, 完善微观基础, 构建良好的社会信用制度和信用环境。完善利率结构体系, 进一步确立统一的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同时要把握好利率市场化与金融业开放的关系, 吸收东亚地区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教训, 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时, 一定要把握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节奏。

3、实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 对外汇市场实行双向干预

汇率机制改革以来, 人民币小幅升值看似稳妥, 但其最大弊端是强化了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 风险反而最大。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形势下, 应抓住有利时机, 暂时尝试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 从而成功打掉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能对大规模、不可预测的资本流动有所反应, 在货币政策趋向与实现国内平衡发生冲突时, 能减轻货币政策的压力。在实施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后, 央行在外汇市场的干预更应慎重, 央行应努力避免在汇率变动过程中造成双向波动的风险。央行的职责主要是对市场的异常波动采取限制、压缩异常的过高波幅和滤掉频率过高的波动成分。并且干预波动幅度应该足够宽, 才能确保汇率围着中央平价双向波动。随着资本市场更加开放, 有效的双向干预就变得更加紧迫。

4、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 探索适合本土化的监管制度

多年来, 我国金融监管一直侧重对金融机构执行国家政策的合规性监管, 但金融监管的目标应是弥补市场失灵, 建立一个竞争高效有序的金融系统, 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为此, 我国可以认真研究各种金融制度在市场中的不同表现, 借鉴不同发达国家的制度或国际标准来监管金融体系, 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制度。在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大背景下, 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大成果, 发达国家的监管历史表明, 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 金融产品不断增多, 金融机构复杂化程度不断提高, 分业监管能使政府按行业设立新的监管机构或监管部门, 有效实现对新产品、新机构的监管。如何协调我国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避免监管套利, 另一方面又减少监管机构间的摩擦, 使监管目标得以顺利实现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依靠我国一行三会的自觉合作, 没有专门协调机构, 由于各监管机构存在着工作绩效的竞争关系, 很有可能发生表面的合作但实质的不合作。所以, 应当在监管机构分权明晰的情况下, 有专门的合作协调机构, 以达到高度合作的目的。

5、谨慎地开放资本账户, 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均衡开放战略

资本账户开放的先决条件应包括:有一个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与汇率制度相容;国内金融制度完善;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及时、准确和综合的信息披露制度等。但我国的这些条件还不成熟, 因此, 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要放慢, 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经验教训。过去一二十年, 美国通过多方压力促使各国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汇率改革。一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过快, 金融改革速度过快, 因此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较大。在资本账户进程中, 应走一条“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均衡开放之路, 对于外资进入要实施引导和监控, 引导外资进入符合我国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领域, 从而优化国际资本的流入结构;运用以监管和调控为主的对策, 防止国际短期资本的恶意攻击;适当调整外资产业进入的政策壁垒, 降低对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依赖性产业进入的政策壁垒, 提高境内资源依赖型产业的外资进入壁垒;实施更加有效的债务流入外汇管制。另一方面, 进一步放松资本控制, 鼓励对外投资, 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配置获得国际比较利益, 如逐步推进QDII制度, 放松境内机构和个人以适当方式对外投资股票和债券;鼓励支持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到资源优良、比较成本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去投资, 获取国内所需的稀缺资源、带动国内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设立高科技研发机构, 并在用汇上予以支持;允许境外企业保留利润, 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境外再投资。

摘要:金融自由化在改善金融制度, 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导致了金融秩序动荡, 进而引发金融危机。文章分析了金融自由化与美国金融危机的相互关系, 阐述了金融自由化对我国金融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 并提出保障金融稳定的若干政策措施。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金融稳定,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1]陈文君:通往金融稳定的监管新范式——次贷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进[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7 (5) .

[2]张金清、赵伟、刘庆富:“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开放”内在关系的剖析[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5) .

[3]石亚兰、郭建伟:金融稳定的定义及对金融稳定工作的影响[J].经济问题, 2007 (1) .

未来稳定世界的是区域货币联合体 篇9

沙特阿拉伯经济专家的看法颇有代表性。日前,沙特黄金投资专家卡西姆·亚菲伊表示,毫无疑问,美国债务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由于一些国家担心美国债务危机将对美元造成影响,导致美元贬值,因而出现了把货币储备变成黄金储备的趋势,例如中国就吃进了大量黄金,占其(货币)储备的很大一部分。卡西姆预期,可以肯定在未来的10-20年内,世界货币将变成黄金和白银,到那时美元将没有用了。

沙特专家对美元的看法太过悲观,世界重回金银本位制的情况不会出现。原因很简单,金银货币体制的消失是世界货币体系演进的结果。不论是古典的金币本位制,还是其后出现的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不论是中国汉代以后的银两制,还是到明代后开始出现的银币制,最后都让位于纸币制度。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由于金银产量不足而导致过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中国若干王朝倒台的现象。

18世纪,全球通用的货币是黃金,谁拥有最多的黄金,谁就拥有最多的财富,谁就争夺到了世界货币的发行权。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就是英国剥夺了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权。独立战争后,美国纸币缺乏黄金的支撑而迅速贬值,靠着法国借给美国600万法国金币,度过了货币和财政危机。在中国历史上,鸦片战争之前,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白银,再加上商品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白银投入,银贵钱贱对中国经济是雪上加霜,打断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正常发展之路。从历史可以看到,金银的数量是有限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以金银为货币远不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经济中,全球货币需求不仅仅来自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规模更大,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都无法担当得起如此的重任。现代经济对信用扩张的需求,对货币制度的选择,不可能走回头路。

那么,如何看待现在的美元贬值和欧元的衰落呢?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是很多人的共识,国内外论述美元崩溃的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元独步全球市场,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货币,已为时数十年。但美国以出口美元来挥霍信用,这个游戏不能永远玩下去,因此才有了美元的持续贬值,以及人们长期看空美元。欧元是被人为设计出来的区域货币,它出现后曾被寄予厚望,被视为最有可能与美元称雄的第二世界货币。但是,欧元区国家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分离,以及欧洲过高的福利水平在金融危机后表现出来的弊端,使得欧元区陷入危机,欧元也随之被看淡。

在金融危机之后,能够稳定世界的只能是若干区域货币的联合体。这些区域货币应该是一种相对“超脱”的标杆货币,而不是像现在的欧元那样越来越“本币化”的欧元。只有这样,未来的亚元、欧元和美洲里拉,才有可能与标杆货币建立比价,利用货币体系将经济问题和风险尽可能地约束在一定的区域之内。

欧元本来是一种区域货币,但在发展之中却越来越本币化,但今后的欧元也可能非本币化。现在的美元是一种标杆货币,但在全球范围内,美元也算是一种更大的区域货币,因为并非所有市场都接受美元。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市场,不可能回到金银货币体制。未来稳定世界的货币体系,将是若干货币的联合体。

区域金融稳定 篇10

一、金融制度的缺陷造成金融业的不稳定性

现行的金融制度的固有缺陷使金融业自身内部的不稳定性增加。制度安排的不同, 对于金融业内的不稳定的影响也不同。如果金融制度在安排上可以达到相对完善及合理, 则能够将金融业中内在的不稳定性有效地控制住或是降低。中国金融制度目前存在的各种缺陷,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金融业内在的不稳定性加大。

现行的融资制度存在缺陷。虽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是以建立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来取代过去“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为目标, 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一直为此努力, 但由于各种原因, 迄今为止预期目标尚未实现。在融资安排上, 政府还是通过国有的商业银行为国企提供其所需的资金, 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原有资金供给制度没有被打破。这些提供给国企的贷款并不是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贷放的, 一部分国企由于经营和财务困难无法还本付息, 一部分国企会找理由拖延还款甚至逃废银行债务, 这样的资金供给制度, 不仅违背金融业运作中的基本原理, 也使金融业内的风险增加。

金融机构中, 治理结构的制度存在缺陷。从金融机构自身的角度来分析, 金融机构中的治理结构和金融风险之间存在着内部联系。在现今阶段, 我国的金融机构存在于治理结构中的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对内部人实行控制的有限制约方式, 形成在经营中无人需要对国有资产真正负责的现象, 加大了金融机构的内在风险。二是政府机关与主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过度干预。金融机构中的相当一部分呆、坏账现象由此而来。

信用制度的不健全。对于金融业来说, 信用是金融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信用制度的安排来约束与规范金融业的信用活动是能够在现阶段维护金融活动中的经济与金融秩序、预防信用风险的重要保障。但是, 目前我国在建设信用制度方面严重滞后, 具体表现为缺乏信用评估制度、能够体现诚信原则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缺少健全的信用登记制度以及发生失信行为的制裁与公示制度等等。

金融市场中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金融市场中的法律制度与其风险控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制度的缺失通常是引起金融市场中风险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金融市场中的法律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与滞后。法律制度缺乏一定的确定性, 从而使金融市场缺乏大量、长期的投资者, 必然使金融市场存在稳定性差、投机性强的问题。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合理。法律制度缺乏对金融市场中各种违法行为应负责任的明确界定, 从而无法有效控制金融市场中的各类风险。同时, 金融市场中也缺乏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使金融信息的公开性降低, 进而导致金融市场中的不稳定性与风险增加。

二、金融市场中结构的失衡与底下的效率使金融的稳定性被削弱

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显著成就主要体现在数量的迅速扩张中, 集中体现在金融资产总量的飞快增长以及金融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上。然而, 虽然金融发展中数量的飞速增长使人兴奋, 其中的质量问题令人堪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在处于起飞阶段时, 具有数量的扩张快与质量的提高的规律性。但当经济的增长数量扩张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否稳定、持续的发展。这同样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我们有理由认为, 在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金融发展具有粗放式数量扩张的特点, 这不仅使金融名义增长里的虚假成分增加, 也致使金融发展的质量较低, 从而使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近些年来, 中国的金融结构在发展与体制改革中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总体上看, 金融结构的合理性和它与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一直在逐渐增加, 但目前仍存在一些结构失衡问题, 影响着金融发展的稳定性。金融效率的低下同样影响着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和数量的增长相比较, 我国金融发展的效率无法令人满意。产业运作的效率与市场效率的低下等因素, 都对我国金融的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金融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对金融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 我国将金融当作实现计划的一种方法来使用, 把银行体系作为政府的一个宏观调控系统来对待, 在那时, 金融发展的速度与效率虽然都不高, 但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却非常好, 风险几乎是零。在改革开放以后, 金融业在地位与性质上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建立以及决定实施金融体制改革后, 金融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得到了确立, 自此, 金融业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极大的发展机会, 金融业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 金融风险的增长使得金融发展的稳定性降低。在强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革以及进行企业化经营的时候, 没有重视防范金融风险, 对金融风险的管理也没有跟上, 在强调经济活动要以盈利经营目标的同时, 没有重视金融的流动性与安全性, 具体措施不到位。在金融的产业化发展过程里, 国内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各种无序竞争以及违规经营现象, 这些现象都会对金融的稳定性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目前, 我国的经营体制为分业经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国金融机构的规模大都比较小, 缺乏一定的抗风险的能力, 同时, 接触到的业务种类也不多, 不利于金融机构多元化的经营来分散金融风险。

四、如何增强金融发展稳定性

1、将金融创新当做内在推动力, 来使中国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得到提高。

在新世纪里, 中国未来金融得以发展的动力源将变成创新。创新不仅能够不断使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对金融的客观要求得到满足, 还能够让金融业自身不断获得高效、迅速的发展以及持久的活力。将创新当作中国金融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就不能忽视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的双刃剑作用。一方面, 创新可以提升金融产业的效率、规模和能量级, 还有较高的社会接受度等特点, 可以大大推动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 金融创新的负作用也会随之增加, 从而对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会产生越来越大的潜在威胁。

2、将金融结构的调整作为重点。

较之改革开放之前, 虽然目前中国的金融结构得到了较大的变化、发展与进步, 但在金融产业、市场、融资与金融资产结构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合理现象, 从而制约了我国的金融效率, 影响了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也对金融的发展与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产生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尤其是我国在加入WTO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 需要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能够通过主动进行调整金融结构, 使金融发展的层次和效率得到不断的优化与提升, 进而使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得到保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我们要不断地在发展过程中使金融业的产业比例与金融市场结构得到调整, 还要使我国目前的金融资产与融资结构得到改善。

3、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进程。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金融体制的改革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 要加强对于社会信用的基础建设以及建设相应的信用制度。其次, 注重金融机构体系的多元化发展速度加快, 从而可以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优化改革。第三, 设立相应的风险投资机制, 促进经济结构的调节与改善。最后, 注重金融资产增长过程中质量的提高。

五、结束语

我国的金融发展需要将金融创新作为它的内在推动力, 将金融结构的调整作为近期发展的重点, 从而使我国的金融在发展中的稳定性能够得到不断增加, 同时, 也要注意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进程, 来消除在金融发展中存在的各种不稳定的因素。

摘要: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的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 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从金融制度的缺陷造成金融业的不稳定性、金融市场中结构的失衡与底下的效率使金融的稳定性被削弱、金融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对金融的稳定性造成影响以及如何增强金融发展稳定性来分析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我国的金融稳定性问题。

关键词:中国金融,稳定性,金融创新

参考文献

[1]高山.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09, 24 (2)

[2]李健.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稳定性问题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2, (4)

[3]高山.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 2009, 3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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