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缺陷

制度的缺陷（精选12篇）

制度的缺陷 篇1

一、设立减刑委员会是实现行刑公正的需要1.减刑活动具有独特性。在目前的行刑实践中, 减刑不是及时进行, 而是集中申请;符合减刑的对象未必都能减, 而决定于行刑机关的申报;减刑不是“小额多次、细水长流”, 而是间隔过长, 幅度过大。所有这些现状显然已经背离实现行刑公正的需要。实质上, 减刑活动具有特殊性, 并不同于一般司法裁判。首先, 减刑裁决具有重复性、普遍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决定》第2条、第3条、第5条、第6条分别对有期徒刑罪犯、对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无期徒刑的罪犯减刑幅度和间隔做了明确的规定, 大体体现了“小额多次、细水长流”特点。其立法意图是明显的, 即不断调动罪犯的积极性, 使其朝着刑罚设定的既定目标努力, 最终使罪犯改造成为在释放后不至于再危害社会的人。这也同时说明减刑裁判本身具有重复性、普遍性。所谓重复性是指服刑罪犯从在监狱接受到释放这一服刑期间内, 如果表现良好, 可以连续获得减刑裁决;所谓普遍性是指只要积极接受改造, 任何达到可以减刑的条件罪犯都可以获得减刑的裁决。其次, 减刑裁决具有及时性。“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 就越是公正和有益, 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犯人越富有想象力, 越感到自己软弱, 就越感受到这种折磨。”[1]减刑裁决也是如此, 罪犯具备了减刑条件, 不但要及时的提出减刑建议, 更应该及时裁决, 这样才能在罪犯脑海建立起良好的改造表现与减刑之间对应关系, 使服刑罪犯能沿着行刑目的所预设的轨道真诚悔过, 因此减刑的激励机制应当及时。而当下的减刑实践, 减刑的这些特点不但没有得到发扬, 反而因为缺乏有针对性的专业减刑机构而公然背离这些要求。2.减刑裁决的司法现状已经违背了“刑罚个别化”原则。实践中, 人民法院对呈报的减刑案件, 裁定减刑的比例为20%～30%。囿于比例的限制许多符合条件的罪犯可能得不到减刑, 只能排队等待, 而监狱在再次进行申报时就优先申报, 这样, 服刑罪犯的减刑实质上沦为“轮流坐庄”。可见, “人为规定减刑比例使减刑失去本来意义, 降低了减刑的效果, 也不符合矫正工作的规律”[2];同时, “规定减刑比例或指标”也表现为“行刑人治或者‘行政’行刑”[3]。其次, 尽管“减刑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4], 但司法实践中, 审判人员少而任务繁重, 他们大部分精力放在一审和上诉案件上, 而且减刑案件“不计入工作总量”, 致使减刑审理日益成为审判人员的副业。使得对减刑案件的审理流于形式, 这必然导致刑罚执行机关对法院公正行使减刑权的质疑, 更无法很好的获得减刑对象和社会公众对减刑程序公正性的印象和认识。二、在减刑裁决中引进听证制度1.现行减刑程序存在立法缺陷应当纠正。刑法79条规定, “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 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 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刑事诉讼法第221条第2款规定,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罪犯, 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 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 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 报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不当, 应当在受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 作出最终裁定。”由此可见, 在目前立法设定的减刑及其监督减刑程序中, 存在如下缺陷:首先, 启动程序不完善, 造成无控诉审判;其次, 服刑人员、受害人无权参与减刑程序, 减刑审理书面化, 违背直接言词和公开原则, 容易导致司法腐败;再者, 缺乏有效期前、期中的监督, 检察监督明显滞后。这些制度缺陷直接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若要真正赋予罪犯和被害人当事人地位, 就必须扩大他们的参与权, 给予罪犯减刑程序的启动权。在刑事诉讼中, 减刑程序应该象死刑复核程序一样, 放入特殊程序, 给予其应有的多重保障。在目前的司法框架之下, 最合理的选择应为, 在减刑案件的审理程序中设置一个前置程序——听证程序, 在减刑审理前, 充分运用听证活动的直接言词特点, 加大服刑人员、受害人参与力度, 增强他们对司法的信任和被害人原谅的认知, 促进服刑人员的改造。同时, 听证过程也有利于检察院全程监督, 实现减刑裁决的公开化、透明化以及公正化。2.听证制度具体设计。 (1) 先公示。具体程序:在监区法院以公告的形式, 把监狱报请减刑服刑人员的名单、理由和刑期以及建议向全体服刑人员张贴公示, 发征求意见表, 公布举报电话, 让服刑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向法院提出意见和建议, 将书面材料投入法院设置的意见箱。 (2) 后听证。具体程序:听证在监狱举行, 由减刑合议庭审判人员主持, 监狱管教干警, 检察官、服刑本人及其亲属、同监狱的服刑人员等参加。具体程序为:询问服刑人员是否回避;听取罪犯本人对其所犯罪行的认识, 以及在服刑改造期间表现情况的陈述, 对监狱上报的减刑意见是否有疑义, 监狱执行机关介绍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 并提供有关证据, 并提出减刑的具体意见, 检察官就监狱提出的减刑方案发表监督意见, 听证会上各方充分进行辩论。法院合议庭在听证会后对减刑人员做出裁定, 同时, 必须公开法官作出减刑裁决的理由 (尤其要写明改变执行机关意见的理由) , 并予以一定期限的公告。三、设置减刑考验期和撤销减刑制度1.减刑撤消制度缺失与实践中的尴尬。根据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监狱法》的规定, 人民法院做出减刑的裁定后, 不能撤消, “一旦获得减刑, 所减的刑期成为丧失法律威慑力的‘过去完成时’, 心理上对意已获得的减刑不珍惜。重新违法、犯罪不会导致撤销减刑, 没有假释特有的对后续行为持久的法律威慑力。”[5]这些情形与减刑的激励作用背道而驰, 与减刑制度制约机制缺失不无关系。刑罚个别化原则引申出的行刑个别化为减刑制度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李斯特认为, “根据罪行法定这个公民和犯罪人基本权利的‘大宪章’所体现的刑法近代合理化是‘形式上的合理化’, 因为作为犯罪实质属性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从主观和客观上都难以做准确的估计, 从而就难以作出罪刑相适应的合情合理的公平判断。因此, 罪行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所体现的合理化, 是形式上的合理化。而现代的实质合理化需要一些必要的配套措施, 首先就是刑罚个别化。”[6]减刑就是审判人员根据罪犯在监狱中的服刑表现据以判断出其人身危险性减小而决定适用减刑, 而人身危险性小的判断是根据现在的表现对将来行为的预测, 而一旦重新违法、犯罪, 说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并没有减小。现行制度中的减刑不可撤销, 实质上导致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背离了刑罚个别化。相反,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721条则规定, “在给予减刑的年度时, 被关押的罪犯有不良行为, 在征求了刑罚实施委员会的意见后, 刑罚执行法官可以全部或部分恢复被减掉的刑期。”而意大利刑法也有相似的规定。2.减刑不能撤销违背了中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延缓依法治国的进程。宽严相济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 主要体现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其基本精神就是分清不同情况, 实行区别对待, 惩办少数, 改造多数。区别对待是指针对犯罪行为或犯罪人的不同情况, 分别施以不同的刑罚或处遇。惩办与宽大既对立又统一,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不可把二者机械理解, 割裂开来。减刑制度中的宽严相济要求:罪犯确实接受改造, 真诚悔过时, 经过监狱考核, 符合刑法第78条的规定,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减刑, 服刑罪犯也可以申请减刑, 此为宽。不思悔改, 顽固不化的, 则不予提起减刑, 此为严。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案件时通过实质审查, 查明罪犯符合减刑条件时, 予以减刑, 否者不予减刑。对于已经减刑的罪犯 (即宽大了的罪犯) , 如果重新违法或犯罪, 则应依法撤销原减刑裁定, 从而体现罪行相适应之“严”的刑事政策。而撤销减刑制度的缺失, 无疑只能贯彻宽的一面, 无法高举严的重手, 既降低了司法权威, 削弱了公众的司法信任, 客观上又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3.设立减刑撤销制度的具体要求。 (1) 确立减刑后考验期。减刑后有剩余刑期的, 减刑考验期为剩余刑期, 减刑后没有剩余刑期的, 通常司法实践的做法是留有少量的刑期, 或不予减刑。 (2) 减刑撤销的事由。结合中国司法实际和国外的立法例, 中国刑事立法对撤销减刑的事由应做如下规定:1) 一般违法、违反监规 (在违法上区分严重违法或一般违法) , 严重违法, 撤销部分减刑, 若为一般或轻微违法, 不应当撤销减刑。2) 重新犯罪 (在犯新罪上区分故意和过失) 若为故意, 撤销历次减刑;若为过失, 撤销最近一次减刑的刑期或部分恢复被减掉的刑期。 (3) 减刑撤销的程序。一旦罪犯有减刑撤销的事由。由刑罚执行机关撤销减刑的建议书, 同时, 书面通报人民检察院撤销减刑的建议书送人民检察院, 由人民法院裁定。

参考文献

[1][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56.

[2]余松龄, 胡莎.试论减刑制度的运作机制[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4) :39.

[3]魏彭.中国减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论苑, 2001, (1) :10.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各高、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减刑、假释工作专项大检查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4, (7) :8.

[5]刘京华.减刑、假释制度的发展趋势和利弊[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2005, (2) :2.

[6]陈敏.减刑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50.

制度的缺陷 篇2

继承是一个古老的而常新的话题，自人类社会有了剩余财产以后，继承作为一种制度就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继承作为取得财产的重要方式，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继承法律制度在民法的众多法律制度中，也具有其独特的作用，因此，继承法律制度历来同样为统治阶级所重视。

我国继承法颁布于上个世纪的八五年，当时，个体经济开始萌芽，私营经济尚不被承认，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起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经济生活中私有财产不仅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应当对现行继承制度予以增补、完善。以期能适宜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服务于已经入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现行继承法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继承法采用的是限定继承原则，又称为有限责任继承原则。其核心是限制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责任，即继承人只需在继承遗产的限度以内为被继承人清偿债务，不需以自己的财产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这种制度符合现代社会家庭成员人格独立、责任自负的理念，具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它明显是保护了被继承人的利益，而忽视了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利益。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必须对所涉及当事人的权利予以平等的保护，这是现代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精神的需要，也是评判法律之善、恶的标准之一。现行继承法未给予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权益以平等的保护，是其存在严重的缺陷之一，其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没有对接受和放弃继承规定明确的期限，使得继承关系长期不稳定

我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是开始。这意味着被继承人死亡时，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和义务就概括地转归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债权由继承人享有，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只能向继承人行使；债务由继承人承担，债务人只能向继承人清偿。通常情况下继承人不仅仅只有一个，这就需要在一个合理的期限使继承关系确定下来，使被继承人的所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能得以尽快了结。然而，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  。也就是说，继承人的确定必须要到“遗产处理前”，在此之前继承人实际上都不确定，继承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此外继承法没有规定遗产处理的期限，使得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有无限期存在的可能（现实中这种无限期状态不乏事例）。这种不稳定状态对继承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都很不利。有的继承人对遗产长期不闻不问，也不配合其他继承人的管理或析产活动，使得遗产的管理或处分受到级大的影响。几十年后，由于经济变化等原因，遗产升值了，才出面主张继承析产，遗产贬值了又纠缠其他继承人。按照现行继承法，他（她）的主张应予支持，但实际占有、管理的继承人则认为继承人长期对遗产不闻不问，应视为放弃继承。因此这样规定的弊端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来看是明显的：一是，不利于遗产的管理和利用，有碍财产的利用和改良；二是，继承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遗产也难以确定，影响债权人行使权利；三是；埋下继承纠纷的隐患。

2、死者的债权人缺乏救济手段，其利益难以的到保护

一个人死后，有两个方面的财产关系需要处理，一是什么样的人有权取得财产，以及在他们之间如何进行分配；二是死者的债权人的利益如何进行保护。现行继承法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规定的较为清晰、完备、合理，对第二一个问题则只有一个原则的规定，即：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应当缴纳的税款与债务，但以继承遗产的价值为限。因此在我国现行法律条件下，缺乏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在债务人死亡后，其债权能得以顺利实现。同时也缺乏制度来约束继承人对债权人的欺诈。现实生活中，继承人将遗产转移、隐藏、挥霍、浪费，或者不善经营而导致亏损，或者擅自将遗产由于清偿自己的债务等危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屡屡出现，债权人常常遭受严重损失。但是债权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2条规定的.因遗产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而享有的追夺权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利救济措施。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交易的安全，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道德风尚。法律在这种时候已经不应当保持沉默了.

3、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妨碍物质资料的流通

按现行制度，遗产可以长期不予以分割。这样，必定会产生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于许多人对同一个财产共有所有权，按共有制度的原则，在处分这些财产时需要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势必影响财产的流通速度；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前列的共有常常处于产权登记长期维持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的状态，即只是法律上、事实上的共有，却没有予以登记公示（不动产及需要予以登记的其他财产），这必然会十分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维护。

4、模糊了继承关系和共有关系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规定：“继承开始以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不仅进一步暴露了现行继承法存在的前面1、3个缺陷，而且模糊了继承法律关系和共有法律关系的界限。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项财产共同享有一个所有权的一种法律关系，即一物所有权同时为数人共同享有的法律状态。共有的客体是特定的同一项财产。共有人对作为客体的财产享有的是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共有的内容包含对内、对外双重权利义务关系，共有人无论对内或对外行使权利时，并非完全独立，要受其他共有人利益的制约，须体现全体共有人的意志。继承是规定将死者生前所有的个人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转归有权取得该项财产和权益的人所有的法律制度。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我国《继承法》第3条）。按我国现行《继承法》的立法精神，《继承法》是采用的概括继承原则，即是对死者生前财产权利和义务的全面承受，接受遗产的继承人，在接受遗产的同时，负有清偿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税款和债务的义务。对比两者的客体，可以明确看出其区别：共有的客体是财产所有权，是一种对世权，不包括义务，而我国的继承权不仅包括权利，还包括义务。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第51条规定：“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即，在遗产分割前，继承人放弃继承可以不受其他继承人的限制，是继承人享有的一种单方权利，不须承担义务。这以共有关系中共有人对内对外双重权利义务关系，受其他共有人的制约、体现全体共有人的意志有着巨大的不同。这种模糊带来的不仅是理论的混乱，而且使继承纠纷人为地增加。

二  完善我国的继承法律制度的建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认为，我们应当采别国之长，补自己之短，即在我国国民已经习惯现行直接继承制度的情况下，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法律制度，重新构建我国的一些继承法律制度。以使其与国际接轨，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

1、改无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为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

这里的无条件是指在现行继

承制度中除去对继承人的条件和继承的条件之外的无条件。有条件是指继承人应当符合的法定条件和经过的法定程序。因此可以这样定义有条件有限责任继承，即继承人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和遵守法定的程序，才能享受有限责任的利益，反言之  ，继承人如果不符合法定的条件或者不遵守法定的程序，即丧失选择有限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而依法产生无限责任继承的法律后果。实质上，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就是承认继承人有选择无限责任继承、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就是在现行有限责任继承制度允许继承人有选择有限责任继承或放弃继承的权利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选择――无限责任继承。

1、设立遗产清册制度

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要起到在保护继承人的自己固有财产不被强制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的同时，又要保证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就遗产优先受偿。很明显，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其核心是确定遗产之状况并使之保持独立。要遗产之状况并使之保持独立之目的，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借鉴大多数大陆国家的做法――-设立遗产清册制度。即继承人应当进行以下几项活动：

（一）、向公证机关、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有关主管机关申请遗产登记；

（二）、在公证机关、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有关主管机关人员监督下进行遗产清理；

（三）、制作遗产清册；

继承人在进行遗产清理、制作遗产清册时应当作到诚实信用、全面、准确，不得有隐匿不报、虚报债务等欺诈债权人的行为。如继承人不进行前列活动或者不遵守其诚实信用的义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取消继承人的有限责任继承的资格，而按照无限责任继承处理。

对债权人行使取消权的期间，笔者认为可以规定为五年的除斥期间为宜。

继承人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被继承人死亡后三个月内开开始进行遗产清理，遗产清册应当在遗产清理开始起六个月内完成。无正当理由三个月不开始进行遗产清理或六个月内不能完成遗产清册的，视为同意按无限责任继承。遗产清册完成后，继承人对遗产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有权作出理智的选择――无限责任继承、有限责任继承、放弃继承。

规定时限是为了保证遗产清册的真实性、准确性。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使这一制度形同虚设。如果由于遗产情况复杂、遇到不可抗力、具体负责清理的清理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包括重病久治不熨）需要另行确定具体遗产清理人等情况，三个月内难以完成遗产清册的制作任务，继承人应予期限届满前说明理由，请求公证机关、基层自治组织、有关主管机关予以延长。是否准许延长由公证机关、基层自治组织、有关主管机关审查决定。

开始制作遗产清册时，继承人为三个以上的，应当推选遗产清理人或者聘请遗产清理人。遗产清理人代表（代理）全体继承人进行活动，对全体继承人负责，接受全体继承人监督。因清理人自己的重大过失、过错给其他继承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继承人不在规定的期限内按法律规定推选、聘请遗产清理人或自行担任遗产清理人，并监督、敦促遗产清理人按法律规定制作遗产清册，或隐匿、侵吞遗产，对被继承人的债权人进行欺诈，或在清偿遗产债务之前违法处分、消费遗产，即丧失有限责任继承的权利转为必须为被继承人清偿全部债务。这样规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不损害诚实继承人的利益。让隐匿、侵吞遗产、欺诈债权人的继承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甚至令其用自己的固有财产为被继承人清偿债务，这是对欺诈行为的制裁，也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继承法中的体现。

继承人不能就清理人的确定达成一致的，由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有关主管机关指定。必要时，由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有关主管机关自己担任清理人。

“必要时”是指下列几种情况：

（一）、继承人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人为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二）、继承人之间矛盾较大，互相不信任的；

（三）、全体继承人在遗产清理前，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的；

（四）、遗产清理可能对当地经济、文化、稳定等产生较大影响的；

（五）、其他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应当由自己担任遗产清理人的。

由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有关主管机关自己担任清理人的，因自己的重大过失、过错给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开始制作遗产清册时，遗产清理人应请求人民法院按清产还债程序进行公告，催告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和其他对遗产享有权利的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该期限不得少于二个月。与此同时，遗产清理人应对已知的债权人和其他权利人予以书面通知。超过规定期限没有申报权利的，视为放弃权利。继承人已知权利人，而未在公告期限届满前书面告之遗产清理人的，权利人能提供证据证明继承人已知的，由该继承人在权利人本可以获得的清偿范围内予以赔偿。

在清偿全部遗产债务之前，继承人、遗产清理人原则上不得处分和消费遗产，也就是说应保持遗产的独立性、完整性。但因管理遗产和为债权人、继承人的利益而支出的费用不在此限。这些费用一般是指如下几项：

（1）死者的医疗费、丧葬费及相关费用，如为治病所欠的交通费、护理费等；

（2）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费  ；

（3）遗产清理人管理遗产的费用；

（4）遗产清理人为债权人、继承人的利益而支出的费用；

（5）遗产清理人向公证机关、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有关主管机关申请进行遗产清理而支出的费用；

（6）遗产清理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公告所支出的有关费用；

（7）遗产清理人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分配遗产所支出底费用；

（8）遗产清理人为继承人分配遗产所支出的费用；

3、设立放弃继承明示制度

放弃继承、接受继承，笔者认为应当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以明示方式予以表示。在本文的前面，笔者已经将现行继承法

“自继承开始以后到遗产分割以前，继承人均可表示放弃继承，未表示放弃继承视为接受。”之规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阐述，这里就不在重复。因此，为了保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继承关系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不允许长时间悬而不决。放弃继承明示制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有限责任继承和无限责任继承、放弃继承的选择期限、方式法定。在继承法中应当明确规定继承人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无限责任继承、放弃继承的选择期限，这个期限参照其他大陆法系的国家的做法可以确定为2―3个月，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得继承遗产时起算。放弃继承的意思应以书面形式向实际占有、管理遗产的继承人或遗产清理人表示。超过期限没有表示放弃继承的即视为接受继承。继承人接受继承后，仍可以通过制作遗产清册来限制自己对遗产债务的清偿责任，但不能再放弃继承。在接受继承之后，继承人也可以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无限责任继承，在规定的期间内不作出选择的视为无限责任继承。

4、设立遗产分割限期制度

继承人在选择了有限责任继承，即依法选择了概括继承之后，应当在合理的期限之内，使财产关系明晰化。参照世界各国的做法，笔者认为应当确定为

论离婚救济法律制度的缺陷 篇3

摘 要 我国离婚救济法律制度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缺陷。

关键词 离婚救济 法律制度 缺陷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缺陷

现行《婚姻法》第42条规定了对离婚时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制度,然而该制度现己不适应社会现实。

第一,适用条件过于苛刻。即必须是一方生活有困难,需要他方帮助;而另一方有负担能力的,才给予适当帮助,二者缺一不可。而一方有劳动能力因无业等生活暂时困难,另一方有能力的,可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结婚多年,一方因年老、疾病、残障等原因失去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而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有能力的应当在生活方面给予其适当帮助。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比较严格甚至苛刻是与立法时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该条文已不能适应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

第二,“帮助”所要解决的生活困难具有严格时限,即指离婚时已经存在的困难,而不是离婚后发生的困难。立法只关注离婚时的困难,排斥可预见的离婚后的困难,致使部分配偶的合理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离婚纠纷或诉讼,短则一、二个月,长则半年,其间若发生经济困难,可通过追索扶养费等途径解决。所谓“离婚时”的限定,过于短暂、仓促。当事人若有生活困难,应该说更大的可能是在离婚后遇到。如原来辞去工作一心照顾家庭的配偶,离婚后无经济来源等等。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2001年修订《婚姻法》时新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即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一制度是我国立法对离婚当事人中的弱势一方进行保护的一个重要举措,使无过错方在离婚时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受害一方的关注和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三重功能。但该规定在立法技术和立法价值上仍有许多争议。中国法学会在婚姻法实施过程当中进行了一个跟踪的调查报告分析,对婚姻法实行中的问题在2003年形成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字。这个数字是这样的:在哈尔滨100件二审离婚诉讼中,尽管有24例提出损害赔偿,但由于举证的问题,无一例获得赔偿。在厦门400件离婚案件中,只有4例提出损害赔偿,其中一例获得赔偿。

第一,“过错方”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没有绝对是与非、对于错,有无过错不是绝对的,在二次大战以后,各国对离婚法都进行了修正,修正的方向主要是以无过错离婚为主,或者叫破裂主义离婚理由来取代过错主义的离婚理由。

第二,重大过错行为范围过于狭窄,四种重大过错行为,因其没有“其他”的概括性规定,使离婚损害赔偿成为一种严格的责任。但是,现实生活中,如一方长期与他人保持通奸行为、在外缥娟给对方传染上性病,又传染给配偶及子女、婚外生子、抚养的非亲生子女等等。法律对过错行为的严格列举,限制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

第三,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界定不清。离婚损害赔偿是适用于诉讼离婚,还是适用于登记离婚,还是两种形式的离婚均可适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后的司法解释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但立法上对该问题过于原则、抽象的规定,大大降低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

第四,举证难,阻碍了大批受害配偶真正获得赔偿。

三、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缺陷

现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局限于夫妻分别财产制适用条件的束缚,先天不足,形同虚设。我国2001年修改婚姻法时新增加了第40条的规定,即“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就是确立了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这一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为专门从事家务劳动或为家务劳动付出较多一方,主要是妇女,在离婚时提供了很好的救济措施。它是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实现夫妻实质上平等的需要,且在立法上也弥补了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缺陷。

但实践证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条款过于笼统,不易于执行。立法者确立该制度的良好愿望未能得以真正实现:第一,法律规定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仅限于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当事人,这种限制使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在实践中被适用的情况很少,因为目前在我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仍然很少。

那些曾经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普通法系国家,早己开始转向婚姻共同财产制。在离婚分割财产时,使用公平分割的原则,而不问是否为分别财产。因家庭主妇对维持婚姻所作的无形贡献是积累家庭财富的间接方式,因而對有经济收入的一方所得的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1963年美国民事和政治权利委员会就妇女地位向总统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指出,婚姻是一种合伙关系,每个配偶都作了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贡献。家务劳动在商品交换社会中,对社会而言无经济价值,但对家庭而言是有经济价值的。妻子通过家务劳动、子女抚养而对婚姻的贡献,与丈夫维持家计、扶养家庭成员有同等的价值。这是婚姻法第四十条的严重不足之处。第二,关于家务劳动补偿的具体数额的计算,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交由法院自由裁量。第三,实践中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直接适用非常鲜见。

参考文献:

[1]陈苇.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讨.法商研究.2002(2).

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制度缺陷 篇4

一、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

(一) 体制性缺陷

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行政化问题, 这正是因为政府权力与行政机制的存在。

第一, 行政垄断妨碍了一级资本市场融资机构社会化, 阻碍了融资渠道的开通。第二, 资本二级市场上出现了“政策市”的不正常现象。

(二) 机制性缺陷

1. 竞争机制弱化。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市场主体之间产权关系未能明确的问题, 市场价格不是由竞争决定, 同时市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行政机制所取代, 这使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规范。

2. 约束机制失灵。

我国上市公司多数存在转轨不转制的情况。体现在:第一是“翻牌”, 将尚未彻底改制的原名公司改为股份公司, 并相应建立其组织机构, 但在执行国家股份制会计要求、按规定要求披露公司信息方面, 多未达到国家上市企业的各项要求;第二是“圈钱”, 在上市过程中一方面按溢价募集资金, 另一方面力保配股资格, 以便持续从市场中筹集资金。

3. 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发达国家上市企业的经营者普遍同时采用即时薪金与长期薪酬的方式, 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激励功能。而在我国目前只采用即时薪金的收入方式, 尚未建立起长期薪酬的激励举措, 尤其是上市企业股票的价格涨跌与公司的决策经营者之间不具备直接的利益关系, 所以对公司的长足发展, 领导者没有足够的远见。

(三) 规则性缺陷

无论在任何国家, 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必须依靠市场经济规律, 同时要以健全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但是目前我国未能真正建立起这样一套完善的法规系统。首先,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 我国的《证券法》与《公司法》都存在较为突出的制度不足。其次, 从微观的角度分析, 我国公司章程多采用模式化的方式, 其最主要危险在于造成上市公司仅仅是“公治”却不能“自治”。行政权力的存在会使企业的独立品格、独立意愿与独立收益都流于形式。

(四) 结构性缺陷

1. 资本市场发展结构不合规。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之间的重要过渡是债券市场, 但是因为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发展不足, 这使企业融资方式由银行贷款直接过渡到股票筹资, 社会信用发展出现了断层。

2. 间接融资的规模偏大, 直接融资的比重过低, 融资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

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 较为突出的现象即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功能不强。直接融资的规模过低, 但是间接融资的比重日益增加, 所以在银行体系内部出现较为突出的金融风险积累问题。

3.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内部发展不均衡。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不断攀升, 而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市场服务系统却迟迟没有建立。国债的发行及交易发展迅猛, 但是公司债券发展迟缓, 信息系统的发展居于落后位置。

4. 股权结构不够合理, 缺少相应的流动性。

我国上市企业的股本结构较为繁复。因为流通市场的差异, A股、B股、H股处于分割状态, 其他的股票不能任意地流通转让。不合理的股权结构现象不但导致资本市场缺乏必需的流动性, 同时由于国有股的独大, 造成“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日益严重。

5. 交易产品种类过于单一, 证券公司体系不合理。

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 股票债券等交易较为发达, 但是期货、期权和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力度不足。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形成卖空机制, 从而股票市场缺乏相应的流动性。

(五) 功能性缺陷

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 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是资本市场最核心和最主要的功能。所以资本市场的健全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 价格形成的机制在于市场化。供求关系的失衡, 另外不完善及不健全的市场监管体系, 使我国资本市场上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品种间的价格结构相继产生扭曲。双重扭曲必然造成市场价格失真问题的出现, 同时失真的市场价格必定无法完成优化资源配置的任务。

其次, 市场上由聚财到用财再到生财机制的完善及健全。如果利用市场方敛财、采用行政方法用财, 而且生财能力不高时再到市场上采取配股、增发的方法来融资, 那么资本市场就很难形成资源配置及优化机制, 而将会长期位于恶性循环的状态, 其后果一定是牺牲社会的效率。

再次, 市场必须同时具备自我收敛、自我扩大、自我调节及自我甄选功能。资本市场自我发展机制及创新功能或者发展不够完善, 或者彻底被弯曲, 尤其是在失去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及自我甄选机制的现状下, 市场上存在的协调因素就会很大程度上小于掣肘因素, 市场就难以发挥其优胜劣汰的能力。

二、弥补缺陷的对策

为加强资本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内在功能, 以弥补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制度缺陷, 建议采取以下的措施:

(一) 规范资本市场的行政作为, 依照市场规律发展

政府虽然要尽可能发挥其在制度创新等方面的能动性, 但仍要严格规定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以规避政府对市场功能的彻底取代。并且要靠市场来决定哪些可以进入, 哪些能够发展, 哪些应该被淘汰。

(二) 促使资本市场的彻底流通

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根本性制度问题是股权分裂, 归根结底的解决方式就是要完善市场的流通能力和构建与利益取向相符合的股权结构。在健全股市全流通的进程中, 有三个方面要特别考量:首先要制定通行规则, 其次要确定价格, 再次要规定路径。

(三) 建全具有独立性的监管制度, 体现证券市场治理的市场化

建全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创新有两条主要途径:第一, 完善资本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 做到科学规划、系统配套, 避免各项法律法规之间的互相抵触。第二, 转变资本市场的监管方式, 同时积极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 加强市场自律管理。

摘要：中国资本市场在20多年的时间内,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富、从漏洞百出到基本完善的艰辛路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 资本市场作为中长期资金的融通市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制度缺陷, 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予以弥补, 促使我国资本市场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关键词：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对策

参考文献

[1]胡汝银.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变迁[M].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

[2]吴晓求.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三大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4, (9) .

[3]刘义圣.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4]张陆洋.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理论、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议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设置缺陷 篇5

杨煌铭

[摘要] 对侦查工作实行充分的必要的监督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是对人权的重要保障。但是，当前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公诉机关，因其本身不可能真正成为中立的司法机构，它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在有效性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且，作为对贪污、贿赂、渎职等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案件自行进行侦查的机构，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还有自行决定逮捕的权力，这就使其原本薄弱的司法审查更加无力。

[关键词] 审查逮捕 侦查监督 司法审查

逮捕是侦查机构对那些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暂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逮捕属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因为它会使犯罪嫌疑人受到较长时间的羁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般逮捕程序是公安机关必须首先向检察机关提出逮捕申请书，提交有关的报告和案卷材料，以证明逮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然后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并发布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的逮捕证只能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才能发布。表面看起来，这里确实存在着司法机构——检察机关对侦察机构的司法审查。但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公诉机关，本身不可能真正成为中立的司法机构，它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在有效性方面就受到了限制。而且，作为对贪污、贿赂、渎职等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案件自行进行侦查的机构，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还有自行决定逮捕的权力，这就使其原本薄弱的司法审查更加无力。在后一情况下，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权就相当于侦查机构自行羁押公民的权力。

一．中西方审查逮捕制度的一般性差异

按照西方各国的普遍做法，逮捕属于一种类似中国拘传的行为，它的功能是保证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庭或到场，只能引起短时间的羁押。逮捕后应“毫不迟延”地将被捕者提交法官面前，由后者对是否继续羁押、是否保释以及羁押期间等问题，通过开庭的方式作出裁判。经过法官的裁判，羁押才成为一种导致嫌作者实习单位：广西省桂林市到重庆人民检察院

疑人人身自由受到较长时间剥夺的状态。这种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可以保证羁押具有高于逮捕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更加严格的程序进行裁判，从程序上防止嫌疑人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强制措施。

相比之下，在中国侦察机关一旦实施逮捕，就可以将犯罪嫌疑人连续羁押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的逮捕行为，其后果是导致嫌疑人被剥夺人身自由一直达到两个月的时间。尽管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可以就其诉讼权利的限制或者羁押期间的延长问题提出申诉和控告，辩护律师还可以代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但是这种申诉、控告或者申请取保候审不足以引发针对羁押的司法救济程序。因为与西方各国不同，中国的各级法院都不受理这种申诉、控告或申请。即使犯罪嫌疑人遭受长时间的羁押并且明显属于错误，法院也不会专门针对羁押合法性问题进行法庭审判。

由此可见，西方各国实行的那种受羁押者直接向最高法院申诉的制度，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实践中遭受不当羁押的公民及其律师也通常不会将羁押的合法性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而是直接向侦查机构的上级提出申诉，或者向诉讼程序之外的部门，如信访、人大等机构提出“上访”。

二、我国现行审查逮捕制度的实施效果

在我国有关审查逮捕制度的法律法规中，突出地暴露出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审查权。虽然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但却未进一步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审查权。第二，立法上没有规定明确的纠正权。没有纠正权就意味着失去了监督的意义，一直以来检察机关都没有纠正权，实际上只有建议权。第三，检察机关无对违法侦查责任人的处分权。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细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刑检部门对本院的侦查部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根据情节和后果分别处理。”但这项规定仅局限于在检察机关内部，对担负着绝大多数刑事侦查任务的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却没有涉及。况且刑检工作细则这一项规定也没有权威性。第四，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直接介入具体的侦查活动权。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有提前介入权，但究竟怎样提前，提前到什么时候这很模糊。从立法本意上看，应当认为不存在什么提前问题，只要是一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就同步进行，但我国的提前介入还只限于重、特、大、要案

范围，范围是过窄的，而且还流于形式。

因此，实践中我国侦查机关存在着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也就不足为奇，其侦查权缺乏监督已给国家、人民造成了很多财产和人身上的损害。而这突出地反映在错捕、滥捕的问题上，尤其是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极大侵害。一方面，一些无逮捕必要的轻微刑事案件可捕可不捕的，基本上都做了批捕，逮捕面过宽。主要表现在：捕后相对不诉案件较多，而真正因不构成犯罪作绝对不诉的很少；另外，捕后经法院判决三年以下轻缓刑的被告人约占整个判决人数的50%以上。另一方面，对一些无足够证据证实涉嫌犯罪的嫌疑人作了批捕，导致捕后因不构成犯罪而作绝对不诉的案件时有发生。由此而产生滥用逮捕权的不良后果：第一，没有严格依法办案，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通过诉讼活动打击犯罪固然是一层意义上保护了国家、社会和被害人的权益。但在法治社会的诉讼活动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法律关系、法律利益是需要关注和考虑的。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更充分、更全面地保障各方面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成为现代法治对司法工作提出的一个鲜明要求。第二，不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审理、定罪处罚，从法律上讲，他还是个无罪的人，因此除非确系必要，不应当逮捕而剥夺其人身自由。此外，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也不利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更好贯彻，不利于减轻检察环节的国家赔偿压力。第三，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没有逮捕必要而逮捕，致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看守所经常处于超定额羁押状态，如一个只能容纳羁押八个人的监房里，却羁押了近十五人，客观上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休息权利，也不利于看守所的管理及羁押人员的卫生、健康等，从而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在这些被捕的人中确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必要逮捕的。第四，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其目的除了惩罚犯罪，通过对犯罪人本人的处罚达到特殊预防并警示他人外，还有一个改造、教育的功能，这就是改造、教育当事人，使其改邪归正回归社会。而对于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这种严厉的强制措施，在客观上会在其心灵深处投下阴影，不利于其今后顺利地回归社会。另外也不利于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使一些初犯、偶犯以

及青少年犯在羁押过程中成为传授犯罪方法或教唆犯罪的对象。

三、审查逮捕制度的实施效果分析

在我国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活动中，错捕、滥捕现象屡禁不止。其发生的原因，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首先，从浅层次上主要是办案人员执法观念上还普遍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观念，“够捕即捕”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很好地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批捕阶段要求的轻缓政策；个别办案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对证据的判断分析和对法律法规的运用理解还不够全面，也造成了错案的发生。其次，从深层次上造成滥捕、错捕案件发生的原因，同我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的权力的设置上自身原来存在的问题有关。检察机关本身作为犯罪的追诉机关，又同时行使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权，而在行使逮捕权时却没有处于一个相对中立的地位，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权力行使不当的问题。

家族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及创新 篇6

[关键词] 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制度创新

中国的私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家族企业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以追求家族利益为首要目标、以实际控制权为基本手段、以亲情为第一首要原则、以企业为组织形式的经济组织。家族企业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所有权和经营权为一个家族所掌握；掌握不完全的所有权，但完全掌握经营控制权；掌握部分所有权而基本不掌握经营权。

一、家族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

从产权理论来看，家族企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家族企业中，企业的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经营权与所有权合而为一，企业的产权很明晰地归家族所有。从产权理论来讲，家族企业的长期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但随着企业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却越来越显现出来，这必然会影响了企业的效率，影响了市场竞争的秩序。

1.高度集中、结构单一的股权结构，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诺斯指出：“规模经济……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效的产出可能需要企业的规模很大，以至于要求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家族企业这种产权制度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企业产权的封闭性很难运用资本集中的办法扩大规模，即使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持股者也往往是妻子、儿子或者是少数亲戚。这里通行的是“肥水不外流”原则，所以，一般不欢迎族外人员参股。二是企业发展主要依靠自身资本的积聚和原有股东的再投入。三是许多企业受传统观念的束縛，不愿使用银行等社会资金。四是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缺乏社会监督机制，风险极大。这样，企业就无法以资本集中的形式，特别是股份公司的形式那样筹集资本，迅速扩大规模，也难以通过资本优势重组的办法，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从而从规模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这是家族企业长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2.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无法获得资本与管理分工带来的收益。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单一反映在治理结构上的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与家族企业产权高度集中的情况相类似，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在其发展初期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然而，随着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中的弊端就会出现，表现为所有者不堪管理重负和决策失误等等。我国一些颇具规模的家族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涉足领域的拓展，家族企业主个人的管理素质已经无法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应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限分开，管理上的协调分工可以产生更高的效率，应聘用管理专家管理企业。否则，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受到限制，甚至导致企业的衰落与破产。

3.家族企业产权界定不清，导致产权纠纷，甚至产权分割。同时也从根本上影响了企业治理结构。无论家族企业戴上“红帽子”以后与外界产权不清，还是企业内部家族成员自然人之间产权不清，都将导致企业的产权纠纷，增加企业交易成本，甚至导致企业产权被侵权、分割。

一方面，家族企业在发展早期，挂靠集体或国有等公有制经济，如果企业要进行产权界定，将失去各种政策优惠，而且也可能会引发纠纷，企业法人资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难以保证。另一方面，产权界定不清，从家族企业内部来看，容易产生分家的倾向。在家族企业创业初期，家族成员间产权没有界定明确，可以利用家族成员廉价的人力、物力和资本。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对企业的发展和各自利益的不同考虑，提出了在家族成员间界定产权的要求时，所引起的纠纷，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而且导致了分家现象。无论以上哪种情况，都是与现代企业法人产权制度相抵触的，也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化大生产相矛盾的。

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确立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在产权界定上必须清晰地表明各自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责任，以及相应的利益。如果企业中的产权界区不清，有效的监督根本不可能，因为究竟谁监督谁搞不清，谁应负什么责任也搞不清；如果企业产权具有家族的宗法色彩，那么，亲缘和血缘关系势必冲淡建立在资产权利和责任基础上的利益约束关系，进而瓦解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家庭的宗法管理，治家的准则毕竟与企业的经济管理有着极大的区别，两者交织，不仅降低企业的管理效率，而且损害家庭成员的亲情。这方面的苦恼是当前中国许多家族企业所共同面临的。

二、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创新

家族企业要发展为现代企业，必须对现有的产权结构、人才结构、组织结构等一系列制度进行创新，其中产权制度创新是核心。因此要建立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1．在股权结构上突破家族制度，实行多元化。一是股权向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乃至更大的范围，二是股权向其他民企主要是同行业和相关行业的企业开放，经过整合重组成为更有效率的多元化企业。三是股权向国企包括国有的风险投资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控股公司等开放，也包括参与国企改革。四是股权向海外风险投资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开放，等等。

2.在法人治理结构上，突破家族制度，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部分分离。在解决股权多元化以后，要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即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以总裁（总经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层组成的功能完善、运行规范、相互制衡的企业治理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实现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就是由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的家族管理向所有权和经营权部分分离的公司制管理转变，聘请族外的高层管理人才担任总经理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包括独立董事。

3．在决策机制和管理制度上突破家族制，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管理制度。“家长”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要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家族外主要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的意见，改变过去那种凭经验“拍脑袋”甚至独断专行的决策方法，以减少错误的决策；建立健全企业的一系列基础管理制度和专业管理制度。这样，就能在保持家族企业优势的同时，逐步淡化家族企业的色彩，把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并逐步充实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最终过度到现代企业制度。

4．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制度供给。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家庭企业制度变迁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政府提供良好的配套制度支持。政府一是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包括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家族企业的财产，使其在改制过程中特别在两权分离条件下免受经理和其他人员的侵权、盗窃、掠夺等损害，同时规范家族企业的上市行为，建立规范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及早解决已经出现的“一股独大”等不良现象。二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家族企业改制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主要是加快建立和完善经理人市场，为家族企业选聘职业经理创造条件，包括建立经理人才信息库、经理人才中介机构，开展经理人才薪酬、期股、期权的调查工作等。这些都将降低家族企业改制的成本，促进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方向发展。

论我国立功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篇7

所谓立功, 是指刑法所规定的, 犯罪人在到案后至刑罚执行完毕以前, 揭露他人的犯罪行为, 经查证属实的, 或者提供重要线索, 使案件得以顺利侦破, 或者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

所谓立功制度, 是指刑法根据犯罪人的立功表现, 对其进行处罚是予以从宽处罚的制度。在我国现行刑法制度中, 立功制度不是一种单纯的刑罚裁量制度, 而是关于量刑和行刑两大环节的一种刑法制度。

二、我国现行立功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 立法方面的缺陷

1.立法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过于功利

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立功制度体现了公平和效率两大基本价值, 但客观而言, 对效率的追求体现的更加突出一些。刑法第68条第2款规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应当”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而此处的“犯罪”却是一个笼统的规定, 没有程度轻重、危害大小之别。根据罪行法定原则, 无论多么严重的犯罪, 只要犯罪人同时具备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的, 司法机关就必须对其进行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样一律减免的规定, 虽然操作起来比较简便, 但是难免造成罪与行的严重失衡, 从而有悖于人们的公平观念。

2.现行刑法对于立功制度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立法缺位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 对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是立功后只具有一般立功表现的应该怎样处理?立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而基于立法原理, 自首后具有一般立功表现的应该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具体的程度排位应当为立功、重大立功、自首﹢立功、自首﹢重大立功。另外, 我国刑法第50条规定, 死缓犯在死缓期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 减为无期徒刑;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 死缓犯在死缓期间只有一半立功表现应该怎样处理?我国刑法却没有任何规定。

3.现行刑法无单位立功之规定, 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 立功的主体包括构成犯罪的单位和个人, 既然单位能够作为犯罪的主体, 那么理所当然也能成为立功的主体。而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立功主体的研究只限于自然人, 没有涉及到单位。

4.对立功表现规定的过于笼统, 缺乏明确性, 影响操作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50条关于死缓的立功制度, 仅仅只规定了“确有重大立功表现”, 其他再无任何相关解释;刑法第449条关于特殊立功制度的规定, 也只是规定为“确有立功表现的”, 对于任何理解此处的“立功表现”存在很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此处的“立功表现”仅指立军功;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此处的“立功表现”不仅包括立军功, 还包括争取立功的愿望和行动。

5.立法用语缺乏专业性, 政治色彩浓烈

我国现行刑法将立功主体规定为“犯罪分子”, 而关于“犯罪分子”的称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 相关刑法和司法解释也未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

(二) 立功制度司法适用方面的缺陷

立功制度司法适用方面的缺陷, 主要是立功表现如何认定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认定犯罪人是否具有立功表现的主体是司法机关, 而司法机关将以何种程序来认定, 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而在量刑过程中, 犯罪人揭发了他人犯罪行为, 或者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由于受到审判时间的限制, 侦查机关无法在审判期间内“查证属实、侦破其他案件”, 从而致使犯罪人得不到从宽处理。任何解决, 司法实践中是一个难题。

三、我国立功制度的完善

(一) 立功制度的立法完善

1. 纠正立法功利倾向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第68条第2款的规定必须从严掌握, 在判断犯罪人是否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时, 应当将犯罪人所立功的大小与其本人所犯的罪行程度进行比较。只有在功大于或者等于罪过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具有重大立功, 否则只能认定为一般立功。具体到发条的设计, 可以修改为:犯罪后具有自首和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能免除处罚。这样修改后, 既缓解了立法的僵硬性, 又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从而避免了罪行的严重失衡, 使之更加符合社会的公正理念。

2. 完善立法内容, 弥补立法空挡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第50条死缓的立功制度, 增加一般立功的规定;对于第68条关于自首后的立功制度, 增加自首后只有一般立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明确规定单位也是立功的主体;建议把立功的时间明确规定为犯罪人到案后之刑罚执行完毕之前。

3. 完善立功表现之规定, 增强可操作性

应该明确规定, 死缓的立功表现主要包括: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 经查证属实;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 有突出表现;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对于刑法第449条规定的特殊立功制度, 其立功表现应作出统一规定, 便于司法实践的适用。

4.

规范立法用语, 将“犯罪分子”修改为“犯罪人”

(二) 立功制度司法适用方面的完善

1.建立专门的立功认定机构

国家各级公检法司和刑罚执行机关都应该成立立功认定机构。该机构的组成人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资质, 专门听取相关办案人员的汇报, 审核立功登记表, 如有必要, 可以询问相关犯罪人, 核实立功表现的情况。

2.建立立功告知制度和立功受理登记制度

所谓立功告知制度, 是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义务在首次讯问到案犯罪嫌疑人时, 必须告诉他立功相关规定的制度。建立立功告知制度, 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 并能鼓励犯罪嫌疑人积极立功, 同时便于犯罪嫌疑人梳理他人犯罪的信息, 从而有效体现立功制度的立法目的。

3.立功认定机构在审查立功人的立功表现时, 必须遵循法定的立功认定程序

会计制度的缺陷及其改进对策探讨 篇8

关键词：医院,会计制度,缺陷与改进

随着社会发展, 医院也逐渐展现出多元化办医方向, 增添了许多医疗设施并通过与其他企业合作, 为医院带来更多固定资产, 帮助医院发展建设。但是原有会计制度则显得捉襟见肘, 账务报表不明细, 原有计算原则不合理都使得医院建设工作被拖慢, 医院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与责任心也相对降低。

一、会计制度缺陷对于医院发展带来影响

1. 降低医院管理效率

医院会计工作精细繁杂, 需要工作人员通过财务数据分析医院发展状态, 并且对于医院工作人员薪酬安排与医院建设提出合理财务规划。如果会计制度不够完善, 在财务计算过程中不能将医院现行制度与预算安排矛盾进行调和, 很容易出现医院账目分析就会不到位, 而产生坏账或是呆账。单笔问题账目虽然不会对医院总体资金运转造成问题, 但是积累起来就会为医院带来财务压力, 降低其发展速度与账务偿还能力。而通过资金筹集环节压力时, 很可能出现乱加收费项目等不良现象, 使病人议论严重, 加剧管理困难。

2. 降低医院服务质量

医院作为服务型事业单位, 不仅应该保证较高医疗水平, 其服务质量也应高于一些私人诊所。但目前我国某些公立医院, 为提高医院形象, 扩大修建医院范围, 远远超出预算, 只能通过提高药费与诊费来帮助资金运转, 又由于很多企业医疗保健都与公立医院挂钩, 财务工作人员更是肆无忌惮, 加重病人压力。这些都与财务部门会计工作人员有关, 不能提出合理财政预算, 并且制定严格计算准则, 属于职能缺失。这些缺失都会降低医院服务质量, 而且对于其医疗水平也没有本质提高, 反而有碍于医院公众形象建立。

二、医院会计制度缺陷

1. 固定资金管理不足

固定资金是固定资产与固定基金统称, 都与医院净资产相挂钩。但一些医院由于管理不足, 经常会出现资产虚增情况。会计人员在计算医院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该资产之间转移时, 将其视为固定资金增加, 而真实情况只是净资产内部进行调整变动, 实际数额并没有增加, 这就会导致虚增现象。还有一些医院将固定资产提出作为医院建设基金, 但同时在计算过程中仍设定固定资金数额不变, 这就导致提取资金虚增一倍, 导致净资产不明情况。这些资金虚增, 都会为管理者带来困扰, 不能明确了解医院财务具体状况, 而且对于一些资金来源、流出用途不甚了解。

2. 会计计算原则不够细化

会计核算原则不够细化, 导致很多医疗支出费用不能得到相应对应记录, 由于没有明确责任主体, 很多费用如药剂管理、接受等都只能统一归于药剂费用, 导致账目不明确, 与实际金额支出对应不符, 造成账目亏损。目前很多公立医院都将管理费与药品支出与医疗支出分开计算, 运用按科室分配制度进行职工均摊。这种安排看似合理, 但缺乏公平性, 不同科室在不同阶段其工作任务量都不相同, 所需管理费用也不相同, 而且对于管理费用也没有具体分类, 一些支出不明费用就会统一归类于管理费中, 这种做法势必会产生账目亏损, 支出不明。

而且这种做法也会影响到会计报表制作中容易造成财政漏洞, 而且一些固定资产只能以数值形式体现, 不能客观反映具体用途与实际支出。

3. 会计控制措施落实不到位

由于医院工作繁忙, 各部门之间平时缺乏交流, 导致会计内部监管控制措施不到位, 很多科室在薪酬结算时才与会计人员有所交流, 但对于一些费用支出记忆已经不很明确, 或是薪酬减少时财政部门也不能为其提供明确解释。这都是会计部门内部控制落实不到位。还有一些会计人员虽然了解到会计内部控制重要性, 但仍然认为具体实施只与医院管理者有关, 导致内部控制措施不能明确制定。

4. 医院会计制度在抗风险方面不足

综上所述, 会计制度中存在内部控制措施缺乏, 具体账目不明, 固定资产计算漏洞等缺陷, 都会导致会计报表不准, 首先为医院建设规划不能起到准确参考作用;第二对于一些潜在财政风险也不能及时发现, 并作出预防对策。违背了“会计稳健原则”, 一旦发生医疗事故, 很可能为医院带来巨大经济压力, 加速财务部门抗风险能力恶化。

三、医院会计制度改进措施

1. 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会计部门在计算医院固定资产时, 应该增加固定资产登记, 对其进行详细核算。对每笔固定资产提取用途、时间、折旧额都有详细记录。加强固定资产折旧管理, 每月进行折旧计算, 明确固定资产转移价值, 盈利或是亏损都有明确账目。加强对于固定资产清理工作, 设定期限, 超过期限的转移资产应划分到相应财政支出类别, 加强对于固定资产更新程度, 使管理者可以及时掌握医院财政情况。

增加对于固定资产减值管理, 随着医疗技术加强, 各类医疗器械药品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 老旧医疗器械应该及时淘汰这都是固定资产减值过程。应定期检查医院各类器材情况, 对于一些价值过低器材统一记录, 并在在管理费用中列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项目, 提前做出预留款额。通过调整计算科目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使医院管理者通过财务报表了解医院固定资产数额及具体用途, 更加合理开发一些医院建设项目。

2. 改善会计核算原则

在核算原则改善中, 重点要加强对于医院管理费用计算, 改善原有计算方法。应该依照医院各科室工作任务量来改善管理费用分摊制度。会计部门在每月资金结算时应该将各科室工作任务记录作为参考, 并且将管理费用按照医院设立部门类别进行分类, 依据管理费用总额先对各科目进行计算核对包括药剂费、器械费、维护费等, 所剩资金再定位管理费进行职工均摊。这样做首先确保了管理费用明细, 是每笔支出都记录在账, 其次体出现了会计制度中公平原则, 对于一些本月相对工作量较轻科室省去多余费用。

在财务报表制作中也对各科室费用支出情况有详细了解, 依据条例规范做出整理, 并依据需要添加附录, 客观反映医院财务情况。

3. 加强内部会计控制

会计部门应加强与各科室建联络, 派遣收集人员实现医院门诊和住院收费一日清单制, 也能及时记录各科室工作任务与费用支出和收入, 也是保障患者权益, 使每一笔诊单都有理有据。我国很多公立医院在门诊医疗收费中仍主要采取现金收费, 保证安全收费也是财务部门职能体现之一。应该加强票据收费管理, 对于医院每天门诊收入、支出有明确记录, 加强内部资金控制。另外对于医院财务方面规章制度一定要严格执行, 不得随意变更, 影响财物安全。

4. 提高医院抗风险能力

以上三点都能加强了财务明细工作, 使会计人员在制作财务报表时能够详细客观, 医院管理者也可以依照财务报表调整医院建设进度, 确保医院能长期稳健发展。医院财务人员也应具有极强敏感性, 加强对于亿元流动资产监控管理如药品与卫生材料, 严格按照医院规定进行资金批准, 提高医院偿债能力。并且通过计算医院资产负债率、流动现金比率等加强财务风险管理, 提高医院适应能力。

四、总结

医院作为事业单位一种, 其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一个合理的会计制度帮助其管理资产。目前, 我国公立医院在会计制度管理方面存有很多不足。通过加强固定资产管理, 改善会计核算制度及提高内部控制力度, 使医院财务管理能有理有据、真实客观。会计人员也可以以此进行风险评估, 帮助医院发展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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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卫斌.浅谈医院会计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及改进措施[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1, 10:41.

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引发的思考 篇9

一、缺陷产品引发的法律问题分析

（一）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没有完全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使消费者的有效维权遇到巨大的障碍。

产品召回是现代民法中一项新的制度，它是指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在得知其生产或者销售的某类产品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缺陷时，依法将该类产品从市场上回收，并免费进行检测、修理或更换的制度。根据有关机构的统计，我国2006年受理消费者投诉702350件，其中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占总投诉量的66.3%。这表明，随着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品种类和数量日益丰富，缺陷产品产生和存在的几率越来越大。但是，现有调整产品质量和消费者保护的法律都是以生产者、销售者出现违约行为或者侵权行为作为提供救济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发生了损害，这些法律才给予救济。显然，这样的法律对预防和消除缺陷产品对公民个人人身、财产的潜在危害无能为力。

作为专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只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规定了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时的救济手段，而没有强调经营者主动召回全部缺陷产品的义务，如果特定消费者不主动行使上述救济手段，缺陷产品仍然可能处于流通和生活使用当中，很可能造成对其他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保障的威胁。当然，我国有关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中规定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例如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要求生产企业发现其产品存在安全隐患的，应主动召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制定了药品召回管理办法。这些法规和规章对于促进产品召回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毕竟这些规定在效力层次上较低，使得这一制度的构建和实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在发生有关召回争议的时候，不能够作为裁判规则予以适用。

（二）如何能更好地督促生产者、销售者积极履行缺陷产品召回义务。

在确立生产者的召回义务时需要设计两种召回方式:主动召回和强制召回。在主动召回中，生产者有义务及时跟踪了解产品是否存在缺陷，公布缺陷产品信息，以及向有关主管机关及时报告产品的缺陷、可能存在缺陷的产品范围、实际采取的召回举措与最终完成召回的情况。在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缺陷而生产者不予主动召回时，行政主管机关可以责令强制召回。强制召回是一种行政督促措施，召回义务人在接到责令召回的通知后仍然拒绝履行召回义务，行政主管机关可以采取警告、罚款、暂扣营业执照等行政强制措施，督促其履行召回义务。

生产者的召回行为可以看成是生产者的法定义务，该义务的产生以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具有缺陷和潜在的危险为前提，所以，一旦某类商品被证实具有应当召回的缺陷时，生产者或者销售者都应当及时主动履行召回义务，而不论进入市场或者消费领域的该类商品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的发生。就民事责任尤其是侵权责任来说，其成立要求有损害后果的发生，所以民事责任都是事后救济，侵权法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填补损害。而产品召回制度是—种事前救济制度。召回制度建立在潜在的损害基础上，其在产品缺陷尚未对人身财产造成实际损害之前就将产品召回，并采取修理等补救措施，防患于未然。当潜在的产品缺陷暴露出来，造成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损害时，消费者既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违约责任，又可以根据侵权法要求销售者和生产者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二、缺陷产品召回的必要性

（一）我国产品质量保障制度现状。

按照我国目前的法规和制度，一种产品只有造成伤害后，才会进行处理。目前国内对诸如有质量问题或者不合理的缺陷产品的处理主要还是采取由受损的消费者对该产品以违约或侵权为由，通过司法程序向销售者或制造者提出索赔。例如，我国一些企业缺乏诚信观念，国内市场法治秩序尚未完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等，但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尚不具备完善有效的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因而无法从源头上抑制缺陷产品在市场上的蔓延和流通，结果导致产品在质量上没有根本保障。在2006年10月就正式实施的《缺陷汽车管理规定》明确了缺陷汽车召回制度上的缺陷是指由于设计制造等方面的一种原因而在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虽然上述法律为消费者提供了维权武器，但涉及缺陷产品召回方面的内容还是太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需要加强对法律治理的重视。

（二）缺陷产品召回的原因。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实施以后，只要发现有批量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并有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伤害，企业就有义务将产品召回补救或销毁。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产品存在缺陷是产品缺陷责任的构成要件，产品中必须有危及人身他人财安全的不合理危险，而产品召回制度将存在缺陷的产品重新召回到工厂一定程度消除了产品可能引起一些伤害，不仅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而且对于产品结构的调整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三、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重要性

(一)事实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可以净化我国市场环境，加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使不法厂商无立足之地，把缺陷产品驱逐出市场。

(二)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实施产品召回制度，不在国内制定同样的规范进入国际市场就会愈加被动。

(三)实施产品召回制度可以更好地保障消费者利益。

(四)缺陷产品召回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

而国家有必要借助公权利，制定相关的法律来约束生产者或销售者。

四、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对策

（一）制定单行法律和法规。

产品质量的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发展，在产品质量方面，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如变化，也有不少新的问题需要在法律上较为及时地反映这种新的变化，解决新的问题，建议国家启动如下程序，以国务院为主制定条例，提高法律依据的法价;规定高额的处罚金额，提高违法成本;成立专案调查组定期向社会发布信息，完善侵权赔偿制度制度。目前，我国除了汽车外的其他产品都还没有召回的法律依据，虽然现实中已有一些食品和医疗产品召回的实践，但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这些领域中的产品召回都没有形成制度，为了使我国产品召回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善，今后不仅需建立配套机制，为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实施创造条件，而且要继续进行法律法规的建设，将产品召回的覆盖范围扩大至食品、医疗器械等各个领域，为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细社会各方的职责，使其按照法律规定完成自己的责任，否则便会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健全法律制度是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重要保障。通过制定单行法律法规，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权利，认真解决产品召回引发的法律问题。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2004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以汽车业为突破口，填补了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空白，清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不合理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但产品召回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要真正贯彻落实除制度法律法规外，必须建立一系列配套机制予以辅导及配合，如产品缺陷预警制度产品制度产品缺陷和召回信息披漏制度。另外，对于有关产品召回制度的其他法律，如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则必须通过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使它们能和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相互衔接，相互配套形成一个健全的法律体制。

实践证明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维护经济秩序。本着这个理念，国家应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努力解决缺陷产品召回引发的问题，更大程度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摘要：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自从上世纪60年代发端于美国, 至今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将其作为维护经济市场稳定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召回事件的发生, 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却存在着起步晚、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文章针对缺陷产品召回的必要性、产品召回制度目前现状及缺陷产品召回的原因, 相关国家召回制度的借鉴价值等方面论述了该制度的现实意义, 进而为突破当前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困境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缺陷产品,产品召回,法律对策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00年9月1日起实施.

[2]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制度.2004年10月1日起实施.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年1月1日起实施.

[4]刘静著.产品责任法.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 2000.

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思考 篇10

1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意义

1.1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进产品质量

消费者有知情权和安全权, 消费者有生命健康免受危险商品危害的权利。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维护, 促使劣质企业退出市场, 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无疑将避免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较大范围的不法侵害, 降低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性, 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1.2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

实现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企业往往要付出如产品召回费用、产品成本损失及因召回引发的赔偿费用和诉讼费用以及召回所带来的企业消极影响等巨额成本代价, 企业不得不通过改进技术革新来提高产品的质量, 而企业的这种公平竞争, 促使规范正常的市场秩序得以建立。

1.3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德国奔驰、日本丰田、索尼笔记本等公司都曾在进行全球召回缺陷产品时实行“中外有别”的产品召回政策, 对其他国家是整机召回、整车召回, 对中国消费者仅提供更换问题零部件、免费检修、提

农村金融服务种类, 拓展农村市场消费资金来源。2.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增强农民消费信心

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是弱化农民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增加即期消费的有效途径。因此, 要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逐步提高政府补助标准, 扩大报销范围, 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力度, 做到应保尽保, 不断提高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在有序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基础上, 尽快扩大试点范围, 提高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抓紧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 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2.4切实做好家电下乡, 让农民觉得消费更实惠

家电下乡是一项旨在激活农民购买力, 扩大农村消费, 促进内需的政策。但是单靠13%的家电补贴刺激农民购买热情还不够。要充分调动农民购买家电的积极性, 一是厂家和质检部门要把好质量关。厂家应把质量过硬的家电送下乡, 并深入农村加强市场调查研究, 开发出更多符合农民需要, 适销对路的产品。质检部门要加大产品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监管。二是做好家电下乡的售后服务供所需补丁等服务。在国际市场上, 我国消费者要求经营者召回缺陷产品并赔偿损失诉求难以得到满足, 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涉及缺陷产品召回的实体法严重缺位, 也没有解决国际消费争议的冲突规范, 法律确无相应规定才使外国厂商“合理”地歧视了我国消费者。1.4构建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召回制度的实施, 可以通过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检测, 提高产品市场准入门槛, 把那些可能污染环境的缺陷产品拒于市场之外, 体现这种预防性的法律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促使产品制造商改进生产工艺流程, 进行技术革新, 开发新产品, 新材料, 消除或减少缺陷产品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而对于已经出现问题、污染生态环境的缺陷产品, 可以通过召回制度避免其在市场上流通, 从而杜绝缺陷产品污染环境的不良后果。

2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现状

审视我国立法现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直至1993年才出台, 另外还有一些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广告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等。

2002年10月上海市颁布的《上海市消费者保护条例》是我国第一次直接规定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地方法规。2004年3月《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由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并于10月1日起施行, 正式确立了作为我国产品质量法律制度中一项内容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此后, 在2007年8月起施行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儿童玩具

工作。有关部们和销售企业要推出销售配套措施, 在农村建立配送中心和售后服务网点, 做到产品“三包”, 终身保修维修, 解除农民畏购心理。三是企业和物价部门要严把价格关。企业在保证家电下乡产品质量的前提下, 价格定位应与农民收入水平相适应, 尽量做到物美价廉。物价部门要严格执法, 开展家电下乡产品价格专项检查活动, 打击不法商家价格违规行为, 通过合理调整农村电价, 降低农民家电消费成本。四是简化领取补贴程序。最好能“买、领”同步, 在农民购买家电时就能拿到补贴, 让家电下乡更惠民、便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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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管理规定》, 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2007年12月12日起施行的《药品召回管理办法》中也规定了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的召回, 制定统一规范的相关召回法律制度提上日程, 2008年《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已经被列入国务院二类立法计划, 《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送审稿) 》于2009年4月8日由国务院法制办发布并公开征求意见, 该条例将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缺陷产品召回的行政法规。

我国现行的相关召回法律制度存在的局限性不容忽视, 具体来讲, 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两部针对产品质量的全国法律规范而言, 这些法律虽有缺陷产品的内容, 对产品责任进行了归责, 但对于预防性的召回制度却几乎没有涉及。《上海市消费者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在立法性质上级别过低, 法律效力范围仅适用于上海市, 且对于经营者是否已尽到其全部义务没有完善的评价标准, 对于如何告知消费者, 对于违反该义务应承担什么样具体的法律责任也没有做出全面的规定。而《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适用范围有限, 并不能普遍性地解决所有缺陷产品的召回问题且对缺陷产品召回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简单, 缺乏可操作性。

3 完善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建议

3.1 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体系

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体系是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几部法律构成, 存在着立法冲突、概念模糊、缺乏可操作性等等问题。此外, 我国现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等对产品缺陷的鉴定标准和鉴定程序, 实施召回后的赔偿机制条款等问题都应该做适当补充、调整和修改。为了使“召回”自动成为商品交易中的法定义务, 建议在我国《产品质量法》中增加“生产者召回缺陷产品的义务”条款。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出台《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以弥补法律效力上的不足。2009年4月8日, 《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送审稿) 》 (以下简称《条例》) 征求意见书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 广泛公开征修改意见和建议, 对我国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立法意义重大。我国要建立完善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逐渐使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与国际接轨。

3.2 明确规定“产品缺陷”的法律范围

我国《产品质量法》在第46条规定, 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如果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则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该法规中明确规定了缺陷产品包括存在危及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产品和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产品。我国产品质量法属于法律, 将要出台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 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 条例也应遵循这种立法方式, 在产品质量法已经将存在危及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产品规定为缺陷产品的情况下, 将存在危及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产品规定为缺陷产品而不宜作出限制规定。

3.3 制定产品质量检测标准, 设立相应监督管理机构

缺陷产品的认定原则主要有强制性标准和不合理危险标准。双重标准导致在缺陷产品认定上的冲突, 并且因为技术设计等方面原因, 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有时也会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可见强制性标准比较滞后, 不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所以应只采用了不合理危险标准, 即使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也有可能构成缺陷产品。根据我国现行的行政部门职能分工,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可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来主管缺陷产品的召回, 同时可以具体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或破坏的产品, 如电池、油漆、杀虫剂等的召回管理, 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药品和医疗器械、化妆品、食品的召回管理等。

3.4 加大处罚力度, 建立缺陷产品召回保险制度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规定对制造商罚款的最高额度是3万元, 这就意味着对那些不实施召回、故意隐瞒缺陷的企业来说, 接受惩戒的成本比召回的成本小得多, 这显然不利于鼓励企业按规定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因此, 本文建议罚款应与缺陷产品的价值成一定比例, 而不是一个统一限额。此外, 单靠生产商和销售商自身的实力难以承受其产品召回成本高昂的巨额费用, 可以借鉴国外通常的做法, 即购买召回保险来转嫁风险, 将召回费用转嫁给保险公司。如目前沃尔玛等世界零售业巨头对于一些高风险产品的召回保险均要求写进购货合同中, 基本都要求供货厂商购买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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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缺陷 篇11

【关键词】监狱企业；财务制度；缺陷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对监狱这个刑罚执行的主要机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也迫使监狱企业在财务制度执行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此，立法部门及时出台了监狱法等一系列的重要法规。结合我国监狱特点和实际情况，财政部也编制了新的监狱支出项目明细。这些法律法规对进一步强化监狱的刑罚执行职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实际的财务制度执行过程中，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制约了监狱系统的健康运行，所以探究监狱企业财务制度执行中的缺陷，从而针对不足的地方进行改进、完善，更深层次地研究监狱企业的财务执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一、在监狱财务会计制度执行中存在的缺陷

1.缺乏规范的预算管理基础

我国当前的预算管理制度还不健全，现行粗放的、传统的预算管理体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要求不相适应，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这种不相适应直接导致了监狱经费资金的短缺或过量，使财务执行过程中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预算管理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发挥应有的控制支出功能。因此，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下，不规范的预算管理，直接影响着监狱财务预算的执行， 影响监狱改造罪犯的有效性。

2.特殊人员的费用开支渠道不明

监狱是执行刑罚的特殊政府机构，为了对罪犯进行有效的改造，需有武警部队、检察院工作人员长期驻监。这些人员的费用开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在现有的监狱财务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这些长期驻守人员的水电等经费的开支渠道，经常发生常驻人员的补助经费不足的现象，增加了财务制度操作的难度。

3.监狱会计科目与财政预算编制的经济分类科目不一致

财政预算编制的经济分类科目主要有行政运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犯人生活改造、其他监狱支出等科目，待到细分时，会将专用房屋取暖费、专用房屋维修费纳入行政运行的预算编制中。而我国监狱会计制度，监狱会计科目的设置时，专用房屋取暖费在犯人改造经费中核算，专用房屋维修费在监狱业务费中核算。这就使预算编制科目和业务核算科目产生了不一致，极易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形成误区。

4.会计信息不完整

会计核算原则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在这种原则下，监狱单位在会计报告各项报表中所列报的项目和内容是不完整的，而且不科学，披露的会计信息不充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不能被满足。例如罪犯伙食费的收支核算等。

5.会计报告显示的内容不完整

监狱单位的会计报告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监狱收支总表、监狱收入明细表、监狱警察经费支出明细表、监狱专项经费支出明细表、往来款项明细表、监狱基本情况表等，但缺少反映占大部分资产总额的固定资产明细表和监狱资金结余明细表。

6.经费支出界限难以确定

监狱这个特殊企业，同时承担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所以造成经费支出名目繁多，涉及方面很广泛的现象，因为有大量的政策性强制支出，使专项经费与经常性经费之间的界限难以确定，给财务制度的执行增加了难度。

二、完善监狱企业财务制度缺陷的措施

1.强化预算管理

与普通企业类似，监狱的财务预算是根据其职责以及工作任务的具体需要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能够全面的反映出监狱的年度工作计划与目标，能有效地指导监狱的各项财务活动。真正的强化监狱的预算管理才能提升监狱的财务制度执行能力。只有加强了预算管理，才能合理编制监狱预算，节约各项经费的使用，以及参与财务决算。监狱预算的执行情况需要定期编制财务报告来如实反映，对财务活动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对经费支出界限进行划分。

2.加强对财务经费的分类管理

监狱企业现行的财务制度对各类经费的划分还不是很明确，资金混用、错用的不规范现象时常出现，直接加大了财务制度执行过程中的难度。目前监狱企业对固定资产的管理已经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很难把握，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监狱企业需要将各类资金资产进行划分，对经费支出的界限进行合理合法、科学、适当地划分。尤其要区分专项经费和经常性经费，专项经费主要区分技术装备费、设施维修费以及各类基建工程项目，经常性经费主要区分罪犯改造经费和监狱日常公用经费。对各项经费分类管理时首先保证监狱日常公用经费和罪犯生活改造经费的使用。而且要及时调整已经落后或者不适应监狱企业实际发展的管理方式，减轻监狱财务人员的执行难度。

3.加强财务内部管理控制体系建设

财务制度执行的力度受监狱财务制度的目标化、具体化程度的影响，所以不断完善内控监督体系建设对监狱系统很重要，建立起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内部控制体系。明确划分各层级、各部门、各机构之间的职责和权限，做到运作效率高、互相协作，还要保证各部门之间能够相互监督，避免因监督缺失带来的违纪腐败。除此之外，做好内部控制监督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性，是加强会计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戴欣.深化监狱体制改革促进监狱企业发展[J].辽宁警专学报，2008（06）

公司股东查账权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篇12

现行《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查账权的规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并没有对股东这个概念进行界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诸如“隐名股东”、“出资具有瑕疵股东”等特殊股东是否具有查账权出现争议和分歧。二是《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对股东是否可以查阅相关的会计凭证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可查阅账簿的种类、期限等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从而不利于股东查账权的行使。三是现行《公司法》没有对检查人选任权做出明确规定。现代公司经营管理日益复杂,为适应需要,会计账簿也越来越复杂,对查阅人的专业知识要求日益提高。股东是出资人,其中不乏会计方面的专家,但绝大多数的股东仅仅是一般的投资者。《公司法》仅规定了股东对公司账簿的查阅权,没有规定检查人选任权,绝大多数股东的利益无法得到更好的维护。四是《公司法》虽规定股东行使查账权的主观要件是具备“正当目的”,没有对其概念进行界定,这可能导致现实司法活动中出现难以具体操作的局面。五是在查账权的行使方式上,《公司法》对于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这种隐秘性文件没有赋予复制权。另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查阅”是否应当包括进行必要的摘抄,《公司法》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这直接导致股东查账权难以实现。六是《公司法》虽明确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账权,但对侵害股东查账权的法律责任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法律实施的角度看,这会使股东查账权形同虚设,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法律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保障和救济。

二、完善股东查账权制度的建议

(一)对股东查账权的行使主体进行界定

在实践中有以下几类特殊主体的行权资格存在争议,建议立法予以明确:1.隐名股东。隐名股东又称为匿名股东,是指以他人名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认购股份的实际出资人或者认购股份的人。笔者认为,应当将隐名股东视为股东,允许隐名股东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理由是:股东身份取得是基于对公司的实际出资。隐名股东已实际向公司出资。2.受益所有人。受益所有人是指已经取得出资或者股份但尚未按照规定程序办理股东名册变更手续的受让人或者其他继受人。这种股东已出资或获得股份但并未进行股东名册变更的情形在我国实践中也时有出现。笔者认为,基于股东出资的事实,应当承认该股东在此期间的查账权。3.股份转让后的股东。笔者认为,在转让股权后股东如果怀疑转让价格过低是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和经营者故意操纵而造成的,那么股东仍有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及其他会计凭证的权利。4.出资具有瑕疵的股东。笔者认为,股东出资不实或未缴纳出资,可以通过《公司法》设立关于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的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来处理,股东资格并没有被否认。因此,出资具有瑕疵的股东仍应有权行使股东查账权。

(二)扩大可查阅账簿的范围

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的范围。笔者认为,扩大查账范围至少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既可以查本公司的账簿,又可以在必要时延伸查阅关联公司的账簿。由于我国现实中存在大量的关联公司,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十分频繁和复杂,这给公司之间造假创造了条件。为了避免关联公司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国《公司法》应赋予关联公司股东查阅其关联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但为了防止权利被股东滥用,应当在股东查账非常必要时才允许关联公司股东查阅其关联公司会计账簿,并且最好设置取得法院许可的前置程序。另一方面,《公司法》未明确会计凭证是否可以作为查账权的范围。笔者建议,股东在查账有疑问时,应当允许股东查阅作为记账依据的会计凭证。因为会计凭证如发票、送货单、业务合同、出口凭证等最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状况,而且很难造假,能有效防止个别董事会成员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侵害股东利益,因此更能保护股东的权益。对于会计账簿的种类和期限,笔者认为,只要是查账所需,都应当予以支持。

(三)导入检查人选任制度

鉴于现代公司会计账簿日益复杂,对查账人的会计专业知识要求日益提高,股东因自己能力所限不能再继续深入查账时,需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才能继续进行调查。为了能更好实现股东的查账权,建议《公司法》在规定股东查账权时,导入检查人选任制度。检查人介入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可能会被扰乱,因为检查人可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全面、直接和深入地调查,稍有不慎,很可能危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在立法实践中,应当对导入检查人制度进行严格限制。比如对股东持股比例、持股期间进行限制,甚至还可以设置前置程序。

(四)对“正当目的”进行解释

《公司法》并没有对“正当目的”予以解释。笔者认为公司拒绝股东行使查账权的“非正当目的”可以包括: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妨碍公司的正常经营或者损害股东的共同利益;股东业务与公司业务处于同业竞争的关系;用股东查账权为自己或者他人窃取商业秘密情报;提起诋毁商业信誉的诉讼。其他情况下则应认可为“正当目的”。

(五)查账权的行使方式

《公司法》应赋予对于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时的复制权,并明确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允许进行必要的摘抄。理由是:如果允许股东复制有关的会计账簿文件,将有助于实现股东查账权的目的。因为如果允许股东复制会计账簿资料,股东就可以借助专业人员的帮助或者股东自己抽出更多时间对其进行研究,那样就有可能使股东更全面、及时和准确了解、掌握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从而为股东行使查账权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查阅不仅仅是“查看、阅览”,要允许股东查账时可以进行必要的摘抄。

(六)充实查账权的救济途径

《公司法》第34条第2款简单规定了股东行使查账权不能时的救济途径:如果公司拒绝提供查账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从以上规定看不出股东查账权诉讼该适用何种诉讼程序解决。另外,《民事诉讼法》也没有明确股东查账权诉讼程序。这就造成了股东在行使查账权不能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救济。为了有效保障股东查账权,笔者建议,立法应当尽快完善股东查账权的救济。股东查账权的救济方式,可以从非诉讼和诉讼两个方面来完善。1.非诉讼救济方式。股东查账权的行使在一般情况下其请求内容和实现形式都比较简单,因为股东查账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相关信息,相应地,公司也有能力履行相关义务,并且股东需要及时的信息,如果在股东查账不能时要求必须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时,可能当初查阅的目的已经消失,其相应的信息也不再有用,即便再查账也无实际意义。因此股东查账权的实现没有必要规定只能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种简便的非诉讼程序,这种诉讼程序要求在股东查账不能时能够快捷地实现股东查账权,并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立法可考虑为查账权纠纷增设一个类似民事诉讼督促程序中的申请调查令程序。2.诉讼救济方式。诉讼是股东查账权救济的最后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股东诉讼制度对于查账权的保护是必要的。然而股东行使查账权只是为了获取相关信息,其请求的内容和实现形式都比较简单,如果仅仅为了查账去法院提起一般诉讼,这势必使股东行使查账权的成本增加。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的诉讼程序正常情况一审六个月,二审三个月,如果等到诉讼终结后股东再查账,公司的账目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股东查账权如果采用诉讼的方式,应该考虑采取简易程序审理,实现快审快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