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缺陷

2024-10-27

小农经济的缺陷（共9篇）

小农经济的缺陷篇1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类整体不仅有着现实而紧迫的共同利益,同时也面临着威胁生存的共同问题。因此全球经济治理成为时代的需要,但是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存在诸多缺陷,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制度对全球性危机的预防与调节能力的严重不足,也激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制度的信心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对现有的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强烈呼吁。

一、全球经济治理的概要

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达。全球治理理论最初由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四是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缺陷

1.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权威性缺陷。现阶段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主要是由主权国家成员所垄断,这种制度主要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是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协商和多重博弈的结果,是代表各种利益的国家势力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因此,这就会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带有很重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会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与全球公正公平的标准不一致,从而影响着制度的权威性,影响国际制度作用的发挥。各个主权国家会在与自身相关的特定问题上表达强烈的呼吁和关切,而在涉及全球性问题上又会显得无所关心,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单个主权国家会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违背现有的经济治理制度,使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条文名不副实、强制力有限。这种带有妥协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必然会使现有的制度难以发挥作用,制度的权威性会遭受着重大的挑战,权威性缺失必然会使大多数成员对国际制度和规则丧失信心,这又影响着未来新制度,新规则的重建。

2.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公正性缺陷。当前的国际制度主要是在二战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二战之后,美国凭借着经济绝对优势,主导了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及国际体系的重建。随后时期,虽然这些制度和规则在国家之间的博弈和国家实力的演变中有所调整,但是经济的绝对实力依然掌握在美国等为数不多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所以总体的规则本质没有变,它仍然反应和维护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比如说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美元既是国际货币又充当了本国的货币,美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可以不顾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巨大的经济泡沫及资产泡沫,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以更加严重的形式暴露,最终引起国际金融、经济动荡和危机。显然,这种反应少数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并不能够代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旦建立在这种制度上的国际规则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它所产生的影响不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而是国际经济的危机动荡。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这种规则的实施和制度的运行能都维护和解决但是国际经济所面临的矛盾性问题,但是这种问题的解决是暂时性的,是短时期的,并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触及问题和矛盾的更本,假以时日,问题还会出现,矛盾还会暴露而且会更加突出。

3.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代表性缺陷。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相应的经济改革或者经济战略的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适应本国国情的经济政策,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正在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但是,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地位不相称,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规则和制度中的话语权以及规则制度的制定权是很少的,而现有的规则和制度又是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靠着这种规则和制度,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赚的是盆钵满溢,因此,它们必然会维护这种给它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制度和规则。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增强使得自己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意愿和诉求不断增强,这必然会造成与大国主导下的治理体系的矛盾冲突。

4.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价值性缺陷。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是在二战后西方大国协调下建立的,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自由经济思想也被内嵌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之中。国际制度和规则都深深的打上了自由主义的烙印。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该组织旨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通过双边和多边的谈判消减关税,减少关税壁垒,减少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障碍。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缘起于美国,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进而传播世界,造成世界经济的危机和动荡,这其中的原因离不了自由主义的盛行,以及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之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它反映了自由主义理念在金融领域充分实施,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主张金融、贸易、技术、资本等要素自由的跨国流动。这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在08年金融危机的风暴下,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是,相比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更低的国家,其所受的损失程度是很小的,也有数据表明,在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率先从危机中走出,而中小国家的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加大,甚至一些国家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单一的价值理念是不能够满足国情不同、利益不同的世界各国的需求的,崛起中国家的国际治理理念也在逐步形成。

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重构

世界经济在发展,在前行,全球问题也不断在出现,危机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变化中的世界的需要,对于缺陷的制度必须重构,让它更能满足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这是关乎世界各国的重大课题,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构建一系列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

世界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度,要求有新的制度来与之适应,以促进国际经济的平稳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资本、技术、人才不断的跨越国界自由的流动,全球经济市场融为一体,在资本流动、汇率变动、金融危机防范等方面,迫切需要构建一个新的经济治理体系来进行国际协调和监管。特别是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看到了缺乏统一的监管和调节的金融自由流动给世界经济的重创,虽然在此之前,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24小时不分国界的金融交易给世界金融业务国带来丰厚的利益,但是这场危机的重创也是让人们记忆犹新。现有的金融监管大多数是限于单个主权国家,这些机构难以对跨境投资和融资业务进行有效的监管,局部的带有国别的金融体制是不适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今天,因此,构建一个新的且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2.调整现有的国际经济调剂机制

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是在二战之后,由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的优势地位建立起来的,所代表和反应的是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面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强力发展,现有的国际经济调节机制难以发挥它的作用。如果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实施中,少了全球经济第二位,货物贸易总额世界第一的中国,那是难以成立的。所以,调整现有的国际经济调节机制成为国际社会的需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美国独享该组织16.77%的投票权和17.09%的份额。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七国集团,曾长期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明确规则制度,根据新情况提出新的规则制度,克服自身的缺陷,朝着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能够切实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建立并完善非正式制度

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此,一方面应该通过非正式制度来塑造出新的制度,由此来弥补制度的真空地带。另一方面,应该要求不同点的行为体参与进来。当前,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成员多是主权国家,非国家主体没有在其中表达意见的机会,这就不更够准确的代表世界公民的诉求,通过国际非政府间的广泛参与,能促使经济治理制度的社会化和多元化。如果能让国际公民参与进来,加强与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良性互动,将有助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更能兼顾多方的利益诉求,从而有利于在世界范围的推行。

4.强化制度的实施及问责制并增加透明度

当前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在制定和决策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就缺少必要的监督,相应的制度在实施人员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没有实行问责。这样,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就收到质疑。应该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制定、监督、实施的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执行机构,加强制度和规则的评估,建立执行董事会机制,对人员的任免、选拔要公开透明。建立问责制,对不履行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国家,组织,团体,要进行与之相应的制裁,增强权威性。

四、结束语

总之,经济危机后,国际社会看到了合作共治的必要的,国际合作意愿空前增强,这些都积极推动着相关全球治理规则的改革和建设。对全球经济治理离不开发展中国家,也离不了发达国家,这是危机后国际社会所取得的共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下,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增加了。但是,也应该看到,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不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它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因此其重构和完善必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参考文献

[1]张伯里.《当代世界经济》[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修订版).

[2]庞中英.《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M].北京大学出版社.

[3][英]亚当·罗伯茨/[加]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呈志成等译.《全球治理》[M].中央编译出版社.

小农经济的缺陷篇2

论经济法的本质――兼评“国家干预说”等理论的缺陷

安F

一、对既有的经济法本质理论成果的批判

近年来，经济法学界和风劲吹，表现为一种褒扬多、折衷多、调和多的倾向。这种现象是我国新生经济法理论开始步入成熟稳定发展阶段的表征。但其中也出现了刻意回避争议较大的理论问题、研究过于实用主义化的趋势。我们认为：对于新生事物的发展而言，自然的折衷与调和是有益的，而摒弃批判与争鸣的刻意折衷与调和则是有害的。历史证明，自然的批判与争鸣是新兴理论得以确立的前提，是为新理论指导实践获得重大突破所作的必要准备。譬如，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为新兴封建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开辟了道路;关于“两个凡是”的论战吹响了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号角。本文的立意在于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批判现行经济法主流思想的某些缺陷，对我国经济法学界出现的刻意折衷风气提出质疑，以期在学界实现自然批判之风气。

“需要国家干预论”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各流派中的主流之一，其研究成果斐然，但就经济法本质的研究而言，该学派尚未能完全走出传统经济法学论述的窠臼。该学派认为：“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注1]该学派进一步提出“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理论基础之一是“有限理性假设”，即“需要国家干预说”将政府理性与能力的认识前提置于完全理性假设否定的基础上，认为人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数，现代社会只能以有限理性假设来构建现代经济法。由于个人理性的局限性，政府理性的局限性也是同步的，“需要国家干预说”据此对哈耶克的“有限理性”主张表达了认同，承认个人理性逻辑局限和在传统和社会中的规则系统局限性，并由此形成以下判断：政府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即使是一个“好政府”，也会出现某种失灵。“需要国家干预说”正是基于对政府失灵的普遍性考虑而提出了经济法针对政府失灵而应当进行干预政府的法律主张。[注2]

而我们认为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经济法的本质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需要的问题。“有限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界和经济法学界普遍认同的问题，由此推导出的政府失灵问题，我们同样表示赞同。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告诫我们的法学家：不要忘记经济法同样也是由国家制定的，既然国家的理性有限，国家所制定的经济法当然同样存在着理性有限的问题。经济法只是现代社会下调控经济的多种手段之一，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与市场两种调节经济手段之不足，而非无往不利的解决经济问题的万能钥匙。赋予经济法能完全根据所谓的需要来弥补国家之手和市场之手不足的职能是法学家一厢情愿的理性唯美主张。由于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日益复杂性、人类理性认识的局限性和法律等调控手段的滞后性，根据所谓的“需要”来干预社会经济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同当初如日中天的凯恩斯主义的鼓吹者无法预见后来凯恩斯理论在各国的衰落一样。主观将“无限理性”无意识或有意识地由政府转而赋予经济法是这些经济法学者逻辑错误之根本所在。对经济法本质的归纳应当首先源自实践，而后经过理性的整理加工，再以理论方式反作用于实践中，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修正理论，以正确指导实践。切忌为了理论自身的“唯美”发展，最终脱离了实践发展的需要。研究领域中的唯心主义之所以可以死而不僵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唯心主义并非彻头彻尾毫无理性，而恰恰在于人类的理性往往会习惯于心理的满足和逻辑思维的自足，从而忽略了实际的客观情况。这也正是我们虽然能够认知到辩证唯物主义，而行为上却往往无意识陷落到唯心主义方法的根本原因。经济法起源于国家干预的需要，却并未在经过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路径的漫长经济和法律实践后，终止于“国家干预”而不前。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所谓“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等都将成为停留于纸上的富丽堂皇的宣言，经济法终将蜕变为一种国家应急的工具。

其次，国家的问题。虽然国家是经济法中的重要主体，但单纯从国家这一主体角度来揭示经济法的本质显然不够全面。作为经济法的主体，国家只是其中之一，而并不能代表经济法主体的全部。譬如，还有同样非常重要的社会中间层主体、各种市场主体等，此种认知已经基本为学界公认。用国家或国家意志作为阐释经济法本质的中心词，势必导致在实践中夸大国家力量而轻视市场经济中其他主体力量，这实质还是“国家本位”思想的体现，是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是有出入的。尽管“需要国家干预”论的支持者本身并不这样认为，甚至他们认为该理论已经修正了这个问题。[注3]此外，在经济法领域，国家作为经济法主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环境下，国家主体的角色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利益代表主体或具体操作主体终究要归结到以政府机构为代表的具体经济法主体。抽象层的国家主体是经济法的制定者，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也是市场主体活动的管理和监督者，以“国家干预”(或其它学派的“协调、调节、管理”)来解释国家调控经济法律关系的本质，就如同以法律本身来解释法律现象一样，是一种逻辑循环论证。[注4]

最后，干预的问题。干预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此一点，“国家干预论”的支持者本身也是赞同的，他们已经认识到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健康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5]经济法的目标是“经济得以安全和发展的状态”，[注6]但是他们却将干预作为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加以描述则令人颇为费解。干预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学用词，对于经济法学将之迁移借用，我们没有异议。至于“干预”与其它经济法学派的“协调”、“调节”、“管理”的用词之争，现在看来也无关紧要。但是，将“干预”(或者其它学派的“协调”、“调节”、“管理”)这样一种调控经济的手段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我们则不能认同!现代意义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其实质往往是通过对经济利益或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引导和调动市场经济“趋利”个体对生产、消费的投入，以保障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干预是手段，而经济发展才是现代经济法所要实现的本来目的。就哲学上的目的与手段这一对矛盾而言，我们认为一事物所要实现的本来目的才更接近本质的描述，而手段则只是本质的一种外化表现。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民法的本质就是以平等的民事手段调整社会关系的法、行政法的本质就是以命令服从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刑法的本质就是以刑罚的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的法一样。[注7]

总之，虽然“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一个学派的存在是无可厚非的，但将“需要国家干预”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我们是不能认同的。事实上，我们认为其提出的“适度”干预属性比较贴切地描述了经济法的外在特征，并对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只是未能深入到经济法的本质层去研究“适度”问题。所谓的“度”，就是一定的限度、范围，最终体现为一定的标准、原则。从经济法的发展历程和趋势来看，经济法就是要以社会为本位之法，它通过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完成经济利益和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管“国家适度干预”也好，还是“国家谨慎干预”也好，如果是作为经济法原则出现，都必须服从于上面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并受到它们的严格制约，否则所谓“适度”和“谨慎”就会成为空头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干预”也是不能作为体现经济法本质而存在的。

我们认为：对国家主体“干预/协调/调节/管理”经济过程的研究只是现代经济法研究的开端和切入点，而并没有揭示经济法的全部本质。只有通过深入到完整的经济法现象中加以考察――不仅要从纵向角度：研究现代经济法产生前法律调整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中经济法的发展规律、凯恩斯主义破产后经济法的新发展变化、经济法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横向角度：资本主义经济法和社会主义经济法比较、不同国家经济法现状的比较，还要深入探讨经济法在我国现实的制定及实施过程、经济法的实践效果及对经济立法的反馈机制、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等其他部门法的深层次关系，经济法的本质才能得以凸现。

二、不应被忽视的经济法的社会(阶级阶层)本质的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就法哲学的角度而言，部门法的本质应该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是法的社会(阶级阶层)本质，此一层本质揭示的是法这种社会现象区别于其它社会现象的内涵;第二层是本部门法具有的独特法律属性，此一层本质揭示的是本部门法区别于它部门法的内涵。

而目前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中对第一层关于法的社会本质研究往往一带而过，学者们常常视此层次的研究为一种“过弃”的、无多大实际意义的研究。这与近年来一些学者大肆鼓吹胡适先生当年的“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的研究风气和学术倾向颇为一致。我们认为这个命题的错误不在于“多研究一些问题”，而在于“少谈一些主义”。问题要研究，主义同样要谈!不谈主义则问题没有方向和目标，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实用主义重要，理想主义同样不可或缺!胡适先生当年的错误不在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而在于“多”与“少”的厚此薄彼的一点论。这种实用主义的错误在今天又一次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而遗憾的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当年鲁迅式的学者站出来与之抗辩。当代中国与上个世纪最大不同就是中国既需要鲁迅，也需要胡适!在当今这个理想主义日益淡漠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大谈“主义”，只不过主义之谈一样要与时俱进。

不同的时代，法的社会本质层有所不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一时期法的社会本质突出表现在法的“阶级”性，所以我们也把这一时期的法的社会本质称为法的社会阶级本质。在阶级社会里，阶级间根本利益对立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所以法的社会本质层更突出地体现为法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在剥削阶级被消灭的社会，在法的社会本质层里，社会阶层的概念取代了阶级的概念。虽然不同的社会阶层(根据社会分工和经济状况来划分)仍然是存在的，相应地，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也仍然存在，但这种社会阶层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并不相同。由于社会各阶层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这种利益冲突可以调和的，而此种社会下的法可以理解为阶层利益调和之法。

因此，就当代中国的法的社会本质层而言，法的社会本质表明了法更多地为社会的哪些阶层服务，法更多地代表了社会的哪些阶层的根本利益，并由此会主要得到社会的哪些阶层的政治拥护与经济支持，以使法得到顺利的贯彻与执行。因此当代中国法的社会本质层仍然是研究法律的基石性问题。

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利益矛盾与马克思的时代极为不同，这就要求我们以客观的态度如实地分析目前中国的阶层的状况，以此为我国的法哲学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现阶段在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认为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剥削的现象在我国仍然广泛存在。特别地，在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广泛的、多样式的矛盾!这种矛盾以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区域差距为代表、以南北的因政策差异而导致的经济差异为代表、以城乡的不同环境差距为代表、以第三产业与工业(现在)、工业与农业(改革开放前期)的“大行业”收入差距为代表、以新兴产业与老工业间的“小行业”收入差距为代表，以国有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收入差距为代表、更以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分配模式差距为代表。

而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质恰恰体现的是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先分配给哪个社会阶层，以保证中国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表象上看，经济法是涉及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一类经济手段的法律规范总和;本质上看，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各种经济手段都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应该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先分配给哪个社会阶层?分配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在经济法的社会本质层中得到明确回答：即要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先分配给主导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阶层。所谓主导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阶层在不同时期，其社会构成是有变化的。就如同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社会统一战线”，基于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统一战线的构成总会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导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阶层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共富”理论是一个基本的诠释。先富共富既是一种经济资源、财富在不同社会阶层分配的理论，也是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必然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先富理论指导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即将有限的经济利益、稀缺的经济资源通过相关的优惠政策优先分配给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产业和有资金、资源和综合能力的经济主体。相应地，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也在中国形成。也正是在这样实践下，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而到了本世纪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方针的指引下，共富理论开始了其在中国的实践历程。21世纪的中国要延续20世纪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就必须让更多仍处于贫穷阶层的人成为相对富裕阶层的一员，没有更多人的富裕就必然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当代主导经济发展进程的社会阶层也就相应的由先富起来的精英阶层转变为有着强烈致富愿望的大众阶层。综上，这种社会阶层状况奠定了当代我国经济法的社会本质基础，而在此种基础上实现共富的基本分配原则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就目前的实践而言，中国正在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着力解决的三农问题都是不同于改革前期的分配政策的转变，是弥补如前所述的多种差距，实现共富的基本途径。

最后，在充分认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状况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再次详细探讨公平与经济效率的问题，这是指导我国经济法作为分配法进行资源分配的基本准则。就公平的内涵而言，作为分配的公平与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公平应作区分。分配的公平应当含有实现经济效率的含义，分配作为经济四环节之一，其实现公平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的效率，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公平则是老、弱、病、残应该享有与正常人同等的社会财富分配权利。由此可能引发效率(分配公平)与政治、伦理公平的冲突。比如按照顾老、弱、病、残的分配原则就有可能引发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此外，经济上分配的公平也不能引入政治领域，否则就可能导致权钱交易。但是另一方面，政治、伦理公平又是保证经济效率实现的制度与道德保障。没有政治、伦理公平的约束而放任经济效率发展，必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的极度分化，从而引起社会动荡，经济也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对效率与公平关系这一关于分配的命题的最终定位为：效率是目标，公平是保障。就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而言，公平的地位更加突出，已不能仅仅再置于改革初期的兼顾地位，应该将公平提升至与效率同等重要的地位。[注8]

三、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本质属性研究

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受到经济法社会本质层方向的制约，是经济法区别于其它部门法的根本标志，也是经济法安身立命成为独立部门法的根本性问题。但纵观学界对经济法本质属性的研究成果，却往往众说纷纭、变化颇多，难以形成稳定一致的意见，显然与“本质”一词的内涵是相违背的。那么，为什么大家研究的都是同一段法律调整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却会得出如此“混乱”的结论呢?虽然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不可能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程度，但对于这种根本性问题，如果要实现理论研究的突破创新，并最终获得相对一致的认识，需要的则是追根溯源的精神和大胆直接的批判，而不是对别人学说一团和气的恭维和不痛不痒的评析。

要明确作为现代部门法代表的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就必须弄清经济法产生的条件与环境。特定时代的条件与环境造就了特定的事物。学者们应当密切观察经济法现象在最近数年于各国的快速变化，合理分析经济法的发展进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带有前瞻性地推导出未来经济法的演变路径。只有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形成最科学的、也最接近真理的经济法本质理论。

首先，经济法并非古来就有的“神话”，而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社会矛盾激化，需要国家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经济生活的产物。换句话说，经济法的起点是“国家有意识干预经济”之出现。有学者以古代就有财税法等类似现代社会法律规范形式的法律出现并达到了一定数量，就肯定地认为经济法自古就有，这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可以以古代的税法和现代的税法做一个比较：古代的税收是当权者用以维护其统治、满足他们奢靡生活的工具，其税法则只是将该种工具固定化、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而现代的税收则具有满足公共管理的需要、收入再分配、调控宏观经济等多种丰富的职能，现代税法真正具有了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进行利益和资源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等本质特征。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中已经明确指出，不能仅从形式和手段上去理解法律的本质，否则只会造成令其他部门法学者捧腹的谬误。

其次，经济法自产生后便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在西方特别是以凯恩斯主义宣布破产后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相互争夺主流阵地为转折点;在我国则以解放思想，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转折点。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日益大行其道，我国则从国家统制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表现在法律上就是“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协同进行的过程。如何正确定位政府的性质和职能、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人们日益认识到“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各自的片面性、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国的法学家们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现象：对于市场经济发展中新生的经济关系，民法和行政法由于其固有性质和功能所限，出现了法律调整的死角，需要新兴的经济法加入到经济的法律调整体系中。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国经济法的本质才真正得以凸显。

目前看来，我国经济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重视短期快速增长、轻视长期效益的发展后，也正在同国际接轨，日益重视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下的平衡和谐和后续动力问题。而且我国经济在经过了一段不均衡发展后，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亟需法律参与解决，譬如，防止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改变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提高政府效能、治理生态环境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有不少是过去政府和市场非正常“合力”下的产物，例如我国航空运输业作为国家垄断行业特有的“机票暗折暗扣现象”就屡禁不止，不但削弱我国航空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滋养了一批票贩子等投机蛀虫，而且也造成国有资产在无形中的大量流失。而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政府的经济行为需要透明化、合法化，国民经济运行的安全与稳定性愈发重要……这些问题都促使经济法必将以维护社会公共(整体)利益为己任，规范和引导各个经济法主体(从静态的层面看就是政府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市场主体，而从动态的层面看就是生产主体、交换主体、分配主体、消费主体)[注9]合理分配经济利益和资源，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腾飞。

通过上述对经济法发展历程的归结，我们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利益和资源分配法”和“经济发展法”。而这三个本质属性从三个方面一起共同构建出了经济法的本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不可以机械地把三个本质属性割裂开来看待，甚至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或者主观地认为某一方面的属性可以高于或者主导另两方面，甚至代替另两方面。比如以经济法是经济发展法来否定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以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来质疑其利益分配功能的正常实现，等等。

(一)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

我们在《论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与经济法的价值体系》一文中已经详细地论述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主要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经济法是“经济权责”法;第二层涵义是经济法是“社会公利”法。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所谓“社会本位”不能简单理解为“社会(公共或整体)利益本位”或者“社会责任本位”之一，它的内涵有机地包括了后两者，又远比后两个概念机械的叠加要来得深远。

一方面，“社会利益”是相对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而独立提出的概念，是为了调和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对立的需要而出现的，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并非处于矛盾状态。首先，社会利益不是经常以社会公共利益面目出现的国家利益之代名词，国家(政府)并不是社会利益的惟一和终极代表。事实上，众多的经济法主体都可以成为该种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其次，社会利益也并非社会所有个体利益的简单集合，其实现需要政府主体和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在法治秩序下的“合力”推动。不过仅强调经济法是“社会(公共或整体)利益本位”法尚未完整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它解决了经济法的存在基础和价值取向问题，但还不能完全界定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别、“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以及社会(公共或整体)利益的实现途径和标准。

另一方面，“社会责任本位”则强调：对经济法主体而言，社会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主体可以得到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经济行为的权利，还意味着它们要同时承担起对社会负责的义务，这里的“责任”在经济法律制度中占有优先的地位，已非传统意义上的“行为责任”和“事后责任”。不过单纯说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同样不够严谨和科学。因为它并未说明经济法主体应承担的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以及怎样保障主体承担其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实际上，从法律规范假定、处理、法律后果的结构分析角度看，经济立法中虽然存在大量的否定性法律规范以加强主体的社会责任，也存在着众多带有奖励性质的肯定性法律规范，以鼓励主体通过经济行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我们认为，相对而言“权责本位”的提法更加完善，也更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总之，“社会本位”的内涵应主要包含以下方面：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并偏重“社会公利性”，主体权利义务的设定以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为准则。经济法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经济行为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其合力能够首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而主体在承担自己那份责任的同时，也有权利和义务激励和敦促其他主体承担自己的责任，以共同完成社会责任的合理分担。

(二)经济法是利益和资源分配法

任何法律都必须以保障主体利益并对各种利益进行协调为基础，唯有通过利益保障和协调机制才能引导和规范主体的行为，达到法律调整的目的，而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和政策性，因而承担着在经济法主体间分配有限经济利益的重要职能。市场经济则要求政府和市场在法治环境下合理分配经济资源，既符合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之理，又符合国家社会自觉调整之理，[注10]而经济法具有现代法气息的综合性和协调性，保障了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同并用对稀缺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经济法本质意义上的分配有两方面内涵：利益分配和资源分配。

前者揭示了经济法通过法律所特有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间接引导主体的经济行为，以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比如：通过引导和规范政府制定和颁布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调整税收政策，最终影响各种经济主体的趋利行为，避免重复建设和无谓浪费等低效率经济现象的出现;或者通过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等创设一种有利于经济弱者的权利义务调整机制，抑制有损于经济公平环境并最终有害于经济长期效益的主体行为。

后者揭示了经济法通过确认和规范国家在不影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与参与，以实现国家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有机结合，同样是为了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通过国有企业法、国有投资法等规范和指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市场不愿涉足或难以涉足的行业进行经济资源的调配;或者通过金融法、财政税收法、政府采购法等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不论是宏观调控行为还是微观经营行为)，以合理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市场经济中市场必须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没有因此否定国家的资源分配功能，相反还要强调国家在其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经济法也并非唯一参与利益和资源分配和调控的法，但它却是承担起规范国家和社会对利益和资源进行有意识分配职能的重要法律部门。或者也可以说，相对于传统部门法而言，经济法是增量利益生产和分配法。[注11]

(三)经济法是经济发展法

经济法具有经济性的突出外在特征，因此其本质属性自然也具有相应的经济内涵。但“干预经济的法”、“协调经济的法”、“经济增长法”等都不能作为描述经济法本质属性的确切用词。

首先，不论“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法”也好，还是“国家(政府)协调经济的法”也好，以及后来经“有限理性假设”不彻底修正过的经济法本质理论，[注12]这些说法都夸大了国家(政府)和法律控制经济周期的能力。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由于人类理性有限、信息偏在、自然条件限制等客观因素的存在，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不均衡是客观和长期存在的现象。经济达到符合人类要求的稳定与均衡发展只是偶然的、暂时的现象。并且经济周期如同气候变化一样是不完全确定的，总有强势和弱势之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更替，虽然其规律可以被部分预测，但无论政府还是市场都只能依据价值规律在一定限度内削减周期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而不能按照人类的主观愿望彻底改变或消除周期。()人类经济法治环境下的市场经济是高度完善的制度体系，但同样存在理性有限的问题，仍需要依经济规律来调控社会经济的发展，否则滥用理性的结果必将是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引发经济周期对人类社会更大的危害。

其次，“经济增长”是基于经济发展具有不可逆转性的假说提出的概念，过于强调社会总财富的单纯积累和增加，而忽视了人类应当注重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平衡性和可持续性。“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说明：如果过分依赖经济数字模型和经济调控手段，而缺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经济增长”发展到极端必然是严重的“经济倒退”。就像极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自由的终极不再是自由，而是独裁一样，自发的自由竞争的终极也不再是竞争的自我复制，而恰恰是相反的垄断。而经济法所要实现的就是在人类理性的最大限度内，使自发的经济自由上升为以经济秩序为基础的自觉经济自由，从而保证经济自由竞争秩序可以实现自我复制，最终实现经济的自由均衡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们认为将经济法的本质确定为“经济发展法”是十分确切的用词：一方面，这种发展是社会整体财富和总体可利用资源的增长，但又不是单纯的、摒弃代际利益、生态利益的经济发展法，是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的辩证的逻辑统一;[注13]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是对经济法经济发展本质的拓展和深化，而科学发展观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又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内涵的进一步深化。随着人类对经济法经济发展本质认识的逐步深入，经济法的经济本质也将呈现出愈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论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及其弥补篇3

关键词：经济法；可诉性缺陷；弥补

对于经济法来说，其可诉性是必然的。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的经济冲突逐渐暴露出来，而且这些经济冲突很多都具有特殊性，因此经济法必然具有可诉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法的可诉性也存在着缺陷。因此，只有不断的在经济法的诉讼理念上有所超越，才能更加发挥经济法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的作用。

一、经济法的可诉性价值分析

经济法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冲突下的产物，其可诉性首先具有必然性。通常来说，经济冲突可以分为两种：即内部经济冲突与外部经济冲突，无论哪种经济冲突，其自身特点都与民事冲突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冲突其自身的特点决定其通常不能够由当事人自行进行协商和解，同时也不适用调解及仲裁手段。因此，通常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冲突都要诉诸法律，这就必然使经济法产生了可诉性价值。除此之外，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经济冲突越强烈，排解起来的难度就越大，经济法之所以在经济冲突的排解方面具有其他手段不具备的效能，主要是其能够将经济冲突的主体强制纳入到司法诉讼程序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冲突被掩盖。同时，经济法还能够给予合法权益者以强制性保障、迫使经济冲突的义务主体履行其自身义务，因此经济法具有很强的可诉性价值。

二、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成因及其表现

（一）实体规范中存在的缺陷问题

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表现在实体规范中主要是不可诉现象的大量存在。目前国家的经济法以及一些相关的地方法规对于经济冲突中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经济职权列举十分详尽，但对于一些补救权利则没有做到足够的重视。目前的经济法在实体规范中存在着有权利而无诉权的缺陷，一些法律法规尽管对经济冲突的诉权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大多表现为限制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冲突诉权的充分实现。

（二）当前现行法律责任均落后于现实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经济冲突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是由于目前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相对经济冲突的现实来说有所落后，因此在解决经济冲突时，经济法会存在可诉性缺陷。而且由于经济法的法律责任落后于现实，当面临经济冲突时，一些当事人便会采取其他的手段来解决经济纠纷。不管是采取“私了”的解决方式，还是托关系寻求行政解决，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法的法律效力有所削弱。不仅如此，现行经济法律责任落后于现实，还会导致一些新型的经济犯罪得不到惩治，致使相关责任人逃脱法律的制裁、经济冲突的弱势方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诉讼保障机制存在不确定性

随着我国经济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诉讼保障机制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经济法将一些属于民事纠纷性质的合同纠纷逐步从经济冲突中排除出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诉讼保障机制的不确定。由于经济法诉讼保障机制的不确定，导致经济法的可诉性规范在适用各类型的经济冲突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四）国内司法现状存在很强的制约性

除了以上提到的经济法可诉性缺陷以外，对经济法可诉性影响较大的因素还包括国内司法现状的制约性。以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但是在实际的法律落实中，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起诉的权利却没有得到明确规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某一竞争行为本身来说，其不正当竞争的受害人往往不是单一的，例如一家企业采取商业贿赂、虚假宣传等等行为，不仅会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而且会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总体来说，其损害的是经济法所保护的公平竞争秩序。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在经济冲突的诉讼上有很大的制约性，导致不正当竞争相关受害人的维权困难。

三、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有效弥补策略

（一）如若希望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法可诉性缺陷问题，应当针对程序性救济措施做出合理规定

针对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一些经济法学者以及审判人员通过对当前经济冲突多样性以及制裁手段多元化进行分析，结合实际经济法司法实践，逐步提出了经济诉讼制裁手段一体化的设想。顾名思义，经济诉讼制裁手段一体化就是指在经济冲突的诉讼程序方面逐步由以往单纯的经济诉讼转变为逐渐多样化的、包含经济、刑事以及行政的解决手段。通过从三个方面进行不同的制裁处理，从而最大程度上克服经济法可诉性的缺陷，保证经济冲突解决的有效性。随着这一设想的逐步落实，一些传统的经济法可诉性缺陷，诸如由于诉讼程序转换导致的诉讼成本增加或者裁决结果矛盾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克服。希望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就要对整个诉讼程序进行改革。笔者认为，对经济冲突的裁决，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对经济权益的确定，而是要通过发挥经济法的综合裁决功能，对经济冲突包含的经济意义有一个更加广泛的界定。

（二）明确实体法中经济诉讼问题，并区别于传统诉讼问题

为了对经济法的可诉性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除了要明确实体法中经济诉讼的问题，还要将经济法的诉讼问题与传统的诉讼问题加以区别。笔者认为，除了在实体法上明确规定经济诉讼权之外，经济冲突在相关的诉讼程序上与传统訴讼问题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原告范围的扩大

在经济冲突的诉讼上，不仅直接的受害人有权作为原告进行起诉，而且与被告主体相关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组织以及个人也可以作为原告并且享有诉讼权，概括而言，即对于经济冲突的诉讼来说，其诉讼原告具有公众性的特点。

2、被告范围的扩大

对于经济案件的诉讼来说，不仅原告的主体有所扩大，而且被告的主体同样有所扩大。通常，在经济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对于被告可以这样界定：“一切对社会经济整体、全面、长远利益构成威胁或损害的组织和个人”。

3、案件性质多样化

经济类案件近年来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主要包括自诉案件、公诉案件以及共同诉讼案件。

4、调解原则的适度适用

长期以来，调解原则在经济类案件中的使用一直较为广泛，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类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调解原则使用的范围正在逐步减小。目前，调解原则主要适用于一些自诉类的经济类案件。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经济类的公诉案件通常会涉及到组织、社会甚至国家，因此不适用调解原则。

结束语：

总而言之，本文主要分析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及其弥补策略。通过对经济法可诉性价值的分析了解到经济法的重要性；通过对经济法可诉性缺陷成因的分析，明确了我国当前的经济法中存在的不足；通过对经济法可诉性缺陷弥补策略的分析，明确了我国今后在经济法的立法以及执法方面应该要做的努力。经济法作为一项特殊的法律形式，其立法与执行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完善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冲突必然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法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张娜.试论经济法的可诉性及其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8（07）.

小农经济的缺陷篇4

二战后,以美、苏为首的超级大国的经济领先水平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寻求经济发展之路。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一定范围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西方国家开始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研究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生产交换分工、要素自由流动并具有协调机制的有机整体,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初形式。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达到了第一次高潮,学术界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学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至今尚无公认的、明确的定义。1954年,丁伯根(Tinbergen)[1,3]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2]发展了丁伯根的定义,将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要素的移动不受到政府的任何歧视和限制。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自由化的基本形式,由于国家之间贸易壁垒大大降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3]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即完全取消各参与国间的关税,对来自非成员国或地区的进口设置统一的关税。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学术界开始将关税同盟理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维纳认为关税同盟会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动态效应以及规模经济、竞争、投资等动态效应,并主要从生产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说明贸易创造会引起一体化成员国福利的增加,而贸易转移会引起福利的减少。由于不能满足福利的最大化,一些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采用关税同盟的形式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都被视为次优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基本理论是自由贸易区理论,英国学者罗布森(Robson)[4]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认为通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而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是贸易自由区的基本形式。1956年,斯巴克[5]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了共同市场理论,它是比关税同盟更高一个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假设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不自由流动,而共同市场不仅通过关税同盟而形成的自由贸易化实现了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还克服了集团内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了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和德纽(J·F·Deniau) [6]提出的大市场理论从动态的角度发展了共同市场理论,其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建立大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二是市场扩大会使竞争激化,进而促成规模经济利益的实现。古典经济学派比较优势学说可以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分工原理,但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产业向某国积聚以及长期成本递增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减,由此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7]。该理论认为通过协议性分工,两国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但前提是两国工业化水平相当,要素比率差别不大。

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些学者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给予完善和发展。如引入制度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分析,奥尔森和佐克豪斯(Olson and Zexhhauser)[8]1966年提出了国际贸易和货币同盟的制度可以被看成一个俱乐部,通过这种体制,俱乐部的成员可以发现并分享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的利益。1982年,富莱希尼和帕特森(Fratianni.M and J.pattison)[9]提出了一个俱乐部的模型,他认为每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这些净收益不同于单个收益和单个成本,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20世纪70年代初,肖分和瓦尔利(Shoven & Whalley)开始运用福利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分析,用 CGE 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税收对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影响, CGE 模型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完全竞争结构的贸易模型中对贸易自由化进行事后评估[10]。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以及成员国相互之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Torstensson ( 1999),Brada 和 Mendez ( 1988),Landau ( 1995) ,Vanhoudt (1999) ,Brodzicki (2003) ,Waltz (1997a, 1997b, 1998) ,Matias ( 2003)通过对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Puga 和 Venables( 1998)、刘力(1999)、刘静(2005)、赵楠(2003)等人还研究了参与不同模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1]。

二、主权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发展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问题,对国家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有重要的意义,而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缺乏可指导性。随着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探索,我国学者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从更为普遍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进行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

孙大斌[12]认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具有地缘关系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取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市场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在区域内实行地区合理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张佑林[13]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可概括为: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统一基本方略、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发展政策、进行资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耗损,如城市建设、恶性竞争、行政壁垒,保证本区域内部各个方面运转有序、分工科学、扬长避短和合作共赢,并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外更具竞争力。孟庆民[14]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潘永江认为,一体化中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建立和形成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流动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建立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赖、城乡差别很小的城-镇-乡有机联系的社会网络体系,在一定社会范围和行政区划的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样化,不意味着变乡为城或变城为乡,而是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不会自然而然形成,也不在朝夕之间完成,它是一个很长的发展建设过程,关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30]。

(二)形成机制

1、市场机制。

覃成林[15]认为,在宏观层而上,一体化通过更加畅通的市场调节和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协调,能够促进区域之间更有效地开展区域专业化分工,减少相互之间的无效竞争。因此,经济一体化区域之间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是协调机制的基本内容,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首要条件。协调机制主要分为市场协调机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王瑛[16]以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市场机制:一是商流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二是产业转移的“多赢”合作;三是区域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生产;四是自由市场的贸易一体化。

2、政策机制。

李建勇[17]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建立政府协调机制,首先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其次,政府职能应规范化和法律化;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最后,建立跨区域的协作组织。周国华[14]等人认为政策机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政策;户籍政策及行政区划调整。

3、投资、规划机制。

周国华[18]等人采用关联分析法对区域经济的投资机制进行研究,得出国有经济仍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民间投资正日益成为区内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孙大斌[12]从产业规划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认为产业组群化必然导致区域间存在区域分工;产业梯度转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多赢”的合作动力;产业融合化发展趋势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业生态化发展可以解决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夏丽萍[19]对长三角经济圈进行分析,认为新经济产业是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咨询等高等级服务业以及基础产业。

4、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在现行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各地政府都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制度化的合作机制难以形成[20]。李建勇[17]认为利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益冲突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来制定科学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评制度,并总结了政府绩效的评价方式和程序。

5、利益补偿机制。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体化过程中必然影响部分地区的经济利益。李瑞林、骆华松[21]认为对于政府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带来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如果合作后,双方的福利大于合作前的福利水平,但一方福利水平的提高小于另一方,那么另一方往往会采取政治抵制,只有在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共同提高的情况下,双方才可能积极合作。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对所有地区搞平均,对于经济利益受损或暂时由于一体化的实施而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地区应该以多种形式给予利益补偿。

6、立法机制。

李建勇[17]探讨了如何利用立法机制来平衡利益冲突,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利用司法制度来解决区际利益冲突的可能和方法。首先建立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律体系,其次利用法律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包括宪法、财政管理体制的立法以及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竞争的立法。

(三)形成路径

随着城市功能的重构,政府职能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产业结构及空间形态的调整,城市的功能空间已由原先的一个“点”,发展成为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面”,出现了城市区域化的态势,其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的都市圈,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空间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在我国发展区域经济的实践过程中,都市圈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载体和基本模式。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和与其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临接城镇组成,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协调发展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联系通道为依托,吸引辐射周边城市与区域,并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作,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以实施有效管理的区域[22]。都市圈是一个以经济联系、社会联系以及生态联系为核心形成的一体化的区域,往往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地域单元。因此,推进都市圈发展和都市圈一体化进程还有赖于跨地区、跨地方政府的协调与合作。对于都市圈的形成,张伟[18]、高汝熹[23,24]、李璐、季建华[25]等人从都市圈的空间范围、界定标准、评价指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袁家冬、孙振杰等人[26]从空间结构上将都市圈分成核心圈、外围圈、机会圈三个圈层。董晓峰[27]提出都市圈发展四阶段划分观:雏形期、成长期、发育期、提升期。彭际作[28]根据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总结了空间结构具有的四个阶段性表现:中心指向型(极核型);中心-周边双向指向型(点轴型);水平网络化(多核多中心型);社会经济联系(一体化的社会经济实体)。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缺陷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关税同盟理论,将西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等理论引入该模型,形成并发展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大多是借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从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形成机制、基本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发展。但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受国际关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等影响较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国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并不完全适用。

第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本身有待完善和发展。

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如今欧盟、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和必经的过程,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大量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进行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远未达到定量化和规模化的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更多的是实现了局部均衡,而没有达到一般均衡;一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组织后得到的利益或成效评估还不够具体等问题。当前竞争激烈的国际形势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理论研究除了对基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还涉及到产业经济、战略经营、社会福利等更多的领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还需要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贸易协议的制定和贸易条件的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以及区域一体化程度测量指标的构建等方面。

第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存在局限性。

目前已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更多地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角度进行假设,即实行的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其参与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动机和模式都与发达国家不同。如欧盟是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实践,其一体化程度和规模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一体化模式,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更复杂,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国际上一些学者对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在实践层面上还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库马塞尔的“大国”模式理论;约翰逊等人的公共物品与公共偏好变量理论;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小岛清的“雁形模型”理论;以及李斯特的发展中国家(较落后国家)“小国”模式的经济一体化理论等[29]。

第三,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还不成熟。

主权国家内部各地区虽然没有关税壁垒,但是各种非关税壁垒或障碍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再加上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国内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差异。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还相当薄弱,没有形成体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概念、内涵和特征进行论述,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共同的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机制还不够全面和具体,市场机制的建立、宏观政策的调控、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还处在探索阶段;区域经济的形成路径应该根据各区域区位因素、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环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模式,对都市圈理论还应进一步完善;在研究方法方面,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较少,缺乏具体全面的指标评价体系。

四、结论

小农经济的缺陷篇5

1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1.1 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滞后

长期以来,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得不到明确, 其在融资与对外交往中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虽然在2006年10月31日制定并于次年7月1日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但该法仍然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 该法承认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法人, 但并未对合作社确切的法律性质归属作说明, 是企业法人, 还是社会团体法人, 地位不够清晰;在登记制度上,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存有瑕疵, 如对合作社发起人数、到哪个部门登记以及登记程序等问题都没有具体规定;另外, 合作社法的有效执行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细则和办法, 而目前各地还没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具体实施细则或办法, 各种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优惠的政策性规定很难落实到位。

1.2 非正式制度的缺失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非正式制度对一个组织的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非正式制度的缺失首先表现为合作意识的缺失。由于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熏陶, 加上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及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的影响, 我国农民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小农观念、家庭和家族观念、狭隘的利益观念, 这些观念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平等合作理念不相容, 严重制约了农民参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其次表现为对农民合作知识的培训教育制度的缺失。已有研究表明, 户主的文化程度和合作意识是当前影响农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首要因素[2]。而在我国, 至今没有一所农业高校设置合作经济专业, 也没有社会办学力量从事这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工作, 对广大农民进行合作知识的培训和教育工作仍存在空白。

1.3 现有制度存在着缺陷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至今, 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其在制度方面却还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问题:一是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的缺陷。这表现为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没有按照合作制原则设立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 也没有制定本组织章程, 致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转无章可循, 管理混乱;另一种情况是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设立了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 制定有组织章程, 但这些组织机构却形同虚设, 有章不循, 受政府干预或能人控制较多。二是产权制度存在缺陷。表现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财产与组织成员的财产之间、组织内成员的财产之间界线模糊、产权不清。这使得组织成员在合作经济组织内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损害。三是分配制度存在缺陷。合作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社员身份的同一性, 成员既是合作经济组织的所有者 (投资者) , 又是合作经济组织的惠顾者 (生产者) , 而保证这种社员身份的同一性并具有真正经济意义的原则就是“按惠顾额分配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但在我国许多地方,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分配制度并没体现这一原则, 有的甚至没有分配或分配甚微。如据农业部提供的资料, 江苏、四川、贵州省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进行盈余返回的比例分别只有9.00%、6.18%、2.87%, 远远低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的规定[3]。

2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内容和措施

2.1 产权制度创新

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产权明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既要与组织成员的私有财产分开, 其各成员在组织内的财产也应有明确界线。因此, 产权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实行股金细分制度, 使不同性质的的股金享有的权益也不相同。为此, 可以考虑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设置资格股、投资股、捐助股, 并按类设置股权。其中, 资格股是组织成员为了取得成员资格而形成的股金。资格股股金享有盈余分配权和表决权利;投资股, 即吸收本组织成员或非组织成员的个人或组织的投资而形成的股金。投资股同股同权, 以获得资本回报为目的, 其权力由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大会确定;捐助股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之外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组织、个人为支持合作经济组织事业发展而无偿捐助的资产。捐助股股金应属公积金, 应当既无赢余分配权, 也无表决权。

2.2 分配制度创新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的创新包括3个方面:一是建立二次分配机制。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一分配原则要求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分配时, 除了成员按其所持股份的数额实行股金分红外, 还应在年度结算时, 拿出部分利润, 按各成员交易额或交易量进行二次分配。二是实行资格股红利制度。遵循资本报酬有限的原则, 参照银行存款利率发放资格股股息 (红利) 。三是实行弹性红利分配政策, 以鼓励组织成员或非组织成员投资,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壮大发展。可以考虑打破原有的对投资股的赢余分配顺序, 将投资股在盈余分配中的顺序提前 (必要时甚至可以排在首位) ;或是按投资股金的贡献率实行超率累进比例分红制度, 投资股的贡献率越高, 分红比例也越大。

2.3 内部治理结构创新

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和实行“双附加”制度。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依法成立成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 并实行“一人一票制”的表决权制度。“一人一票制”是合作经济组织基本的表决制度, 也是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要求。但在现实中, 确实存在着有些成员出资额较多或者与本社交易量 (额) 较大的情况, 严格按照“一人一票制”并不能充分反映这些成员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应有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又规定有这部分成员可享有最多不得超过总票数的20%的附加表决权条款。然而, 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 有些大户控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习惯于实行“一人多票制”, 或“按股投票制”。因此, 实际控制人滥用权利, 使附加表决权实际凌驾于“一人一票制”的基本表决权之上, 严重损害了其他成员的利益。

所谓“双附加”制度, 即有附加条件的附加表决权制度, 它是在赋予某些成员附加权利的同时, 规定其享有这些附加表决权必须具备一定的附加条件, 如出资额须占全体成员出资总额的1/3、甚至更多, 或规定附加表决权利的使用范围或使用次数等, 这样, 对防止少数实际控制人滥用附加表决权能起到较好的制约作用。

2.4 外部宏观制度环境创新

首先, 在法律层面上, 应注意各项法律之间的协调与衔接, 避免彼此矛盾和冲突, 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新颁布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的规定, 与我国宪法中“农村中的生产、供销、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规定是相背的。

其次, 在财税信贷支持政策方面, 可以考虑实行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单位的农村财税信贷支持政策。在我国农民家庭数量庞大且分散的情况下, 政府对一家一户进行支持的难度大而成本高, 实行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单位的农村财税信贷支持, 将原来对农民的各项补贴和优惠政策转变为以合作经济组织为单元的惠农政策, 会大大提高财税信贷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再次, 在文化制度环境方面, 加强对农民群众合作意识的宣传与培训。由于传统分散经营、自产自销的小农习惯, 加之家庭规模小, 生产资料购买和农副产品销售的数量相对较少, 所产生的效益不明显, 农户对合作经营表现消极, 对参与合作组织的愿望不是很强烈。因此, 加强对农民群众合作意识的宣传与培训十分必要。另外, 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文化建设也十分重要。组织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般意识形态在组织运行中的个性化, 是组织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 具有导向功能、约束功能、声誉功能、激励功能等多种功能。良好的组织文化建设, 对形成良好的组织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有着正式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要：长期以来,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存在着正式制度滞后、非正式制度缺失、现有制度存在着缺陷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 具体措施包括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设置资格股、投资股、捐助股;建立二次分配机制和弹性红利分配政策;“双附加”制度以及外部宏观制度环境创新等。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曾革楠.让合作社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助推器[N].中华合作时报, 2008-10-21.

[2]郭东红, 蒋文华.影响农户参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3 (2) :15-18.

[3]蔡远志.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 2006.

小农经济的缺陷篇6

在现阶段网络应用群体规模逐渐扩大的环境中,物流行业作为一项新兴的服务行业,其经济发展已然受到了我国在快速发展社会经济认知下的重点关注。在其行业发展过程中,不仅能有效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地区交通的道路建设,还能够通过其产业性质来协助企业降低其物料运输成本,完善社会经济布局分工。而在此影响下,也可以使物流行业科技化程度更为先进,制度更加规范,工作流程更具效率。因此,现阶段物流经济已不再局限于定点区域发展,而是制定了扩大其服务范围、完善服务体系的长远目标。欠发达地区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其物流经济发展的动向也已然成为物流行业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构成部分。

一、欠发达地区物流经济存在的缺陷

(一)企业规模小,布局缺乏合理性。由于欠发达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致使物流行业在该类区域当中的发展空间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继而造成其经济发展的缺陷。其主要体现在物流企业规模较小和物流涉及区域布局缺乏合理性等方面上。其中,物流企业规模小,可导致企业内部缺乏较具规范化的企业制度、服务方案、专业人员等,在此影响下,则极有可能出现实际物流运输过程中因制度不完善或混乱而严重影响运输质量的现象。而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问题时相关企业未能经规范化制度的指示而进行解决,这就导致在服务质量不到位的情况下,企业形象及声誉逐渐受损,继而使其在市场中失去竞争力,无法实现长远发展的目标。再有,因受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影响,致使其物流企业在相关区域的分布及布局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出现物流企业分布过度密集或过于稀疏等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此影响下,一方面会因物流企业缺乏合力而致使其在部分区域中难以大规模地发展,导致其物流运输成本增加,无法完全获取物流运输中应得的利润;另一方面来说会导致物流企业多集中于同一区域内共同发展,继而致使其地区的物流经济出现竞争压力过高、经济资本严重流失等现象,使其企业获得的利润大大减少。从而不仅不利于物流行业经济的全面发展,还无法对区域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

(二)政策不完善,发展积极性不足。在欠发达地区的物流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支持力度不足及人才投入积极性较低也是其整体发展缺陷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不便利一向是阻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因素,而其在物流行业经济发展中则起到了更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在交通不够便利的环境因素影响下,则更难以保障物流运输过程中的时间和安全,继而使其物流行业在区域运作中无法充分发挥自身行业的优势和特性。再者,由于受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影响,人们对其工作需求程度不高。在此长期影响下,则会致使相关企业不愿对物流发展作进一步的投资,而该区域的人们也无法享受物流便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该区域的物流经济发展。而深究其形成因素,则可知与其当地政府政策支持息息相关。由于多数政府部门对于物流行业未持支持态度,而着重于发展当地经济。因而,自然也不会对物流行业及其涉及交通部分提供相应的支持,这就导致其在经济发展当中受到了相当的阻碍。还由于欠发达地区本就对高素质人才缺乏较强的吸引力,而在交通、政策、生活环境、发展空间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下,则导致专业人才更不会将欠发达区域作为就业首选。最终出现专业人才严重流失或是缺乏人才资源等情况,使其从根本上失去了在欠发达地区市场中的竞争基础。

(三)物流起步晚,技术设备较落后。由于物流行业在我国仍属于一项新兴服务行业,其在发达地区中都还处于不断完善的发展现状中,而在欠发达地区更多地还处于刚起步的状态中。这就导致其物流行业在其发展中缺少了与时俱进的运作技能与服务认知,而硬件技术设备落后及产业管理粗放便是此种缺陷的主要体现。在硬件技术设备跟不上现代物流行业发展脚步的基础上,则会导致其物流运输过程中极易出现疏漏,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并使其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中逐渐被淘汰。并且会由于缺乏专业化的企业运转策略,而出现恶性价格竞争、人员管理缺失、物流信息缺乏时效性等现象,进而严重影响欠发达地区物流经济的良好发展趋势。

二、欠发达地区物流经济发展思路

(一)完善配送网络。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影响下,各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而在此环境影响下则为物流行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物流行业应该牢牢把握环境发展特质,将物流配送网络完善至全国各个区域中。而在欠发达地区的物流配送网络构建中,应该着重结合当地环境实际情况,创建辐射型物流的工作模式,以此充分发挥物流企业的集散功能,并实现其布局、影响范围、工作流程等物流工作方面的全面性及规范性。

(二)加强信息跟踪。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手机等科技产品的开发和使用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就导致了现代人群对于信息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物流行业也应充分了解当下客户群体需求,进一步完善物流信息化跟踪技术。进而可使客户能够准确了解物流活动信息,以此不仅可有效提高客户对于物流的体验感受。还对物流总体过程实现了透明化及安全保障价值,进而可进一步提高物流行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挖掘产业价值。当下物流行业工作性质已不仅仅局限于实现运输及仓储服务质量而已,其在不断完善及发展的过程中已然发现有更多可应用的产业发展方向。这就要求物流行业在发展过程中还需深入发现产业潜在价值,以探究更为全面的发展空间。在欠发达地区的物流经济发展思路扩展中,物流企业可更多地结合当地特色经济,加强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关系,以充分完善物流产业的应用范围及应用价值。

(四)重视专业管理。在我国与国际各国接轨越来越密切的过程中,物流运输频率的增加已然为物流行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在我国交通条件日趋完善的环境中,各类客户群体对于高效率的物流质量也表现出了明显需求。在此影响下,实施物流行业专业化的管理道路已然成为现代化物流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物流行业应该严格规范行业发展制度,探究行业运营固定流程,并构建企业经营合理管理模式,以保证物流行业能有序且统一地发展。

三、欠发达地区物流经济缺陷解决措施

(一)扩大企业规模,优化服务质量。在欠发达地区实现物流经济长远发展的努力过程中,物流企业自身的努力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此认知基础上,物流企业应该确切地认识到自身企业基础建设对其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性,继而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需重视构建企业基础运作框架,积极吸引外来投资和各方面资源,并可加强与国际物流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以不断了解物流行业最新发展动态、扩大企业规模。从而可使物流企业符合社会经济现代化、科技化的发展需求,并且能使其在与时俱进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企业制度,可对规范化企业的构建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再者,物流企业间需要构建良性竞争机制,并可适当培养合作伙伴关系,做到互帮互助,共同发展。可以根据物流企业运输定位性质来选择合作伙伴,以构成完善的合作体系。例如可联合仓储、运输、物流跟踪、客户服务等企业,根据企业的不同性质使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打造优质的物流服务质量。在此努力下,不仅可使物流企业在自身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更重视对欠发达地区的物流行业开发。还可以通过其规范化的管理、现代化的物流技术及全面性的服务质量等企业基础迅速地在相关地区实现有序、稳定、优质的物流工作开展。继而有效地提高了物流企业在欠发达地区的竞争力,使其经济能够顺利地实现长远发展的目标。

(二)政府提供支持,完善相应政策。若想保证物流经济可在欠发达地区实现长远发展的目标,那么则要求相关政府应该正视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潜在经济效益,并积极落实相关支持政策,以为其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其过程中,首先需要相关政府详细了解物流行业的工作性质、发展状况等信息,并以此作为依据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然后可在此基础上确定对物流企业的资金合理配给方案,以为物流企业发展提供经济及市场上的支持力量;其次,相关政府可构建奖罚制度和鼓励政策,其中可通过有偿补助的形式来实施对物流企业的资金支持,并规范物流行业的价值管理,将其行业发展列入整体经济发展方案中。以此起到为物流企业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引导行业良性竞争、稳定物流行业市场地位等作用。进而可使物流行业在区域发展中得到一定的支持,并提高自身市场竞争积极性,还可有效约束其市场不良竞争现象,使其能够迅速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并有效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最后,相关政府还可积极帮助物流企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可通过构建专业信息发布平台、重点培养潜力企业、提高专业人才引进等方法。以有效地促进物流企业完善自身运营设施,继而为欠发达地区物流经济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改善信息平台,加强科技支持。在现代化经济社会的影响下,物流企业也需积极改善传统运作模式,以提升整体的服务质量。信息化跟踪是现阶段物流行业中可有效保障运输安全性及提升客户体验感受的科技手段。所以,物流企业在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也应重视当地信息化平台的构建,使其企业能够对分散且处于活动状态下的物流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继而可在实现企业经营信息集成化的同时,还能准确地了解物流运输的实时动态,以为客户提供更为现代化及高效率的物流服务质量。从而可有效提升物流企业的企业形象,并在其科技化的支持下能紧跟时代发展脚步以实现经济长远发展目标。

四、结语

我国物流行业在现阶段虽然在逐渐向信息化、现代化的方向全面发展,且其良好成效已初见端倪。但在涉及范围广、企业规模大等总体方面发展的体现上仍出现略有不足的现象,值得深入探究以进一步提高物流经济发展水平。在此认知基础上,可见欠发达地区的物流经济发展也是总体物流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关注区域。但其在现阶段的发展中仍存在着相当的缺陷,若想改善此种现象,则需要求物流行业相关人员深入探究物流经济的发展思路,并在优化企业服务质量、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加强构建信息平台等多方面的努力下,对其欠发达地区的物流经济发展起进一步的推动作用。继而可真正实现物流行业总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强而有力的行业力量。

摘要：在当下各大购物网站崛起、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环境影响下,物流行业已然成为具备较高市场竞争性的新兴行业,其物流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的推动也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虽然现阶段物流产业在发达地区已构建完善的区域网络体系及经济发展体系,但在欠发达地区因受交通、地理位置、经济等多因素的影响,仍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发展缺陷。本文通过详细解析欠发达地区物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针对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思考物流经济未来发展思路,并提出解决措施的参考建议。

关键词：物流经济,欠发达地区,缺陷,解决措施

参考文献

[1]李宁.我国物流经济管理模式发展策略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5.

[2]陈萍.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农村物流经济发展转变探讨[J].农业经济,2015.12.

[3]常春.探讨物流经济管理模式与战略发展决策[J].商场现代化,2016.7.

小农经济的缺陷篇7

一、问题的提出

(一) “看病难看病贵”的经济学含义及原因

“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指人们在购买医疗服务时, 对医疗服务提供的便捷程度、服务质量以及价格不满意的一种评价。“看病难”一般是指居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不方便、不快捷, 难以得到满足;“看病贵”一般是指实际医药费用高于居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所期望的费用。国际上及学术界通常用卫生服务公平性和可及性描述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公平性是指相同的需要有相同的卫生服务可供利用, 相同的需要利用相同的卫生服务, 所有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卫生服务质量应该相同。而可及性有两个含义:一是距离上的可及性, 指居民从住所到最近的医疗机构的距离或时间;二是经济上的可及性, 指居民对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和可得到的健康保障水平。

总量决定可及性:资源稀缺, 医疗产品供给不足, 则出现看病拥堵、医疗费用高昂从而使“不可及”成为必然。结构影响公平性:医疗服务产品的地区分布和内部品种配置等失衡, 则公平性出现问题并反过来加剧“不可及性”。可见, “看病难看病贵”的直接经济原因在于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合理。

(二) 医疗卫生产品公共属性界定

医疗服务就其性质来说属于一种私人产品, 因为大部分医疗产品的消费和服务的享受是完全可以排他的, 其价格也可以用市场的边际法则来确定。但医疗服务市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技术的复杂性和市场的垄断性造成供需双方获得的信息不对称, 引起消费非理性, 从而导致社会蒙受福利损失。同时, 医疗产品在消费上虽然可以排他, 但其效用具有外溢性。上述特性决定了医疗产品不仅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还具有公共需求的性质。这就为政府介入这一领域并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政府应当具体介入哪些项目、介入到何种程度应有界限。为此, 我们首先要界定医疗产品的公共属性, 主要依据其使用的外溢性或外溢程度来进行。一是具有较强外溢性的“纯”公共卫生服务, 包括饮用水安全、环境卫生、传染病与慢性病防治等, 它们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项目;二是具有一定外溢性的“准”公共卫生消费, 包括计划免疫和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重大疾病控制和预防等, 政府对这些项目的供给方应给予必要的补贴, 使消费者只负担少量费用;三是具有较小外溢性的“非”公共医疗服务, 主要指针对个人的、属私人产品性质的各类治疗服务, 其应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但考虑到医疗服务市场的复杂性和竞争的不充分性, 基于效率和公平原因, 政府适度介入治疗服务领域也是必要的。可见不论如何界定, 政府在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中都担任着重要角色。

(三) 中国卫生资源及公共卫生支出现状

如表1所示, 截至2004年, 中国每千人口医师1.7人, 每千人口病床2.4张, 人均医疗卫生费用49美元, 卫生资源状况指标只相当于埃及的水平;人均卫生费用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41位 (1) , 与一般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6.2%, 与阿富汗、孟加拉国等落后国家相当, 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都在60%~80%之间。占人口总数2/3的农村的卫生支出只有城市卫生总支出的20%左右, 农村的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这些状况说明中国在奋力赶超发达国家、逐渐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 卫生投入特别是公共卫生投入增长缓慢, 欠账较多。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 导致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日益突出。诚如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已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 近5年 (2001-2006年) 来, 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医疗费用每年增长幅度基本在7%~9%左右 (2) , 医疗卫生开销成为继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 将近五成的居民应就诊未就诊, 三成的居民应住院未住院, 这都突出反映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基本状况。

资料来源:《2004年世界发展指标》和《2004年世界卫生报告》。

二、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不足和低效率分析

(一) 公共产品的供给行为理论

威廉·尼斯坎南 (Willian Niskanen) 在他的著作《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ive Government, 1971) 中, 以微观经济假设为前提和分析的逻辑起点, 假设政府机构和个人 (即官僚系统) 的行为出发点和目标既不是公共利益, 也不是政治家确定的政治目标, 而是官僚和官僚机构自身的利益——即以自己能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利益的理性考量, 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依据的。自我效用包括工资、特权、公共声望、权力、任免权、进行变革的宽松性、轻松的管理机构和机构产出并最终物化为预算最大化。官僚机构在生产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中, 要受到需求和预算两种约束。需求预算主要来自作为选民代理人的议会, 也可能来自上级行政机关。官僚机构与向它提供资金购买的机构, 如政府或立法机构是一种双边垄断关系。在这种双边垄断关系中, 双方的权力是不对等的。因为信息获取高成本使双方信息不对称, 官僚机构相对于国会占有优势。因此, 官僚机构在生产公共物品的决策中占有优势, 倾向于更多地生产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产品。尼斯坎南主张, 为了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应该减少官僚系统在预算中用于自身消费或任意支配经费的份额, 改革制度安排以强化对于公共预算的监督, 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把公共服务供给职能转移给非政府组织。该论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我们深入探讨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经济行为提供了理论借鉴。

克利夫·兰德曼 (Cliff Landsman, 1995)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 用偏好、福利二分法对公共产品进行了重新分类。从经验来看, 政府与公众、执行部门与上级委托人之间, 不同的公共品给他们带来的偏好和效用是不同的, 依此区分了偏好和福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认为公共品的配置能满足一个人的偏好并不一定能提高他的福利。如对贫困救济的捐款, 能够满足捐赠人的偏好, 但没有给他带来福利。这种对公共品的划分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转移到偏好与福利的研究思想, 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行为。随着上级机构对官员政绩评定标准的变化, 能够改变官员偏好和福利的公共品范畴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划分方法的优点是具有动态性, 并且能够较好地对政府官员在公共品供给中经常发生的资源配置失衡现象作出部分解释。

按照偏好、福利两分法, 能提高官员客观福利的公共品称为福利性或显性公共品, 将一般受众偏好的公共品称为偏好性或隐性公共品。衡量政府官员政治绩效标准不同, 福利性公共品的种类就不同。按照上述标准, 在以经济指标为行为导向的前提下, 各种所谓的政绩工程如标志性建筑、超标广场、马路、桥梁等市政建设, 能给政府官员带来明显的政绩效应, 属于福利性或显性公共品;而养老、贫困救济、基础教育、公共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等难以给官员带来明显福利, 但官员作为一般受众却仍然偏好, 此类公共品就属于偏好性或隐性公共品。

(二) 医疗卫生产品的政府供给问题

按照威廉·尼斯坎南的说法, 公共品资源配置受决策官员的利益影响, 越是集权国家, 这种影响程度越大。民主国家由于官员受选民的制约,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倾向生产福利性公共品的程度要弱一些。为便于分析, 我们假定:

社会中仅存在两种公共产品:市政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

有三个异质群体:资金当局人 (委托人, 即由选民选出的议会) 、政府机构 (代理人) 、公众。每个群体内部是同质的。这三个群体对提供这两种公共品的偏好是无差异的。但由于不同群体的目标函数不同, 不同的公共品配置给这三个群体带来的福利也不同。

资金当局和公众的目标函数一致:资源在这两种公共品上的合理配置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效用。政府机构官员的效用函数取决于以下尼斯坎南因素:薪金、职务津贴、公共声誉、权力、任免权、机构产出、容易改变事物、容易管理机构。且该社会是一个民主程度较低的社会:政府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该函数主要取决于职务升迁的动力, 掌握这一权力的主要是上级。那么, 医疗卫生产品的政府供给就可能出现:

1. 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不足。

如图1所示, AB是社会最初在市政建设和公共医疗两种公共产品上的资源配置, 假定这时的资源配置是合理的。因为政府官员只对上级负责, 特别是在一个民主程度较低的社会, 发挥决策作用的政府官员不必对公众负责, 只要资金使用不超过上级下达的预算指标, 他就可以随意配置资源。按照尼斯坎南理论, 因显著的政绩可以提高官员的福利, 他们倾向于将增加的预算资金BC全部用于显性指标市政建设, 即福利性公共品。而作为偏好性或隐性的医疗卫生资源, 因政绩效应不强, 政府官员关注度不足, 没有动力增加预算投入, 故卫生资源规模不变, 配置方式由AB改为AC。

可见, 上级政府对官员设计的特殊激励制度导致了对不同公共品的偏好和提供该公共品给不同群体带来的福利之间的不一致性。这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异化:将预算资金过多地用于能引起上级注意、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福利的显性公共品, 而不管资源配置是否合理。

2. 替代效应与引致的低效率。

若市政建设供给规模扩大, 相对价格降低, 就会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见图2) 。对于供给规模不变的医疗卫生产品来说, 收入效应是正的, 但产生了负的替代效应。在很多情况下, 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总效应为负, 说明相对价格较高的医疗卫生产品惠及的人数减少, 从而引致低效率。

如果将增加的预算资金BC (见图1) 以相同的比例提高两种公共品的产出, 由AB移到CD (见图3) , 公众的效用直接到达U2, 总效应为正, 期间就不会引致低效率。

3. 中国医疗卫生产品供给总量相对不足。

图1、图2显示:与大多数公共品比较, 卫生产品供给增长明显落后于其他显性公共产品供给。为此我们收集深圳1995-2004年间市政建设和医疗卫生投入数据作了对比 (见图4) 。可以看出, 深圳近10年来, 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增长滞缓, 而具有显著政绩效应的市政建设投入规模持续扩大, 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医疗卫生投入。这显然为笔者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资料来源:医疗卫生历年投入资料来源《深圳医疗卫生事业统计年鉴》;市政建设历年投入资料来源于深圳市发展改革局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 1980-2005年间,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绝对值虽逐年有所增加, 但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5%之间, 没有显著提高。即使在比重较高的2001年 (达到5.2%) , 也只相当于印度的水平。如前所述, 由于公共卫生领域具有典型的外部性, 并且医疗领域具有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特性, 这两个领域都存在着市场失灵, 需要政府介入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 卫生费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 几乎都在70%以上。而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却逐渐走向市场化, 甚至部分公共卫生支出负担逐渐转嫁给居民个人, 其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卫生费用支出比例逐年下降, 从1980年的36.2%下降到2005年的17.9%。

注: (1) 卫生总费用为测算数; (2) 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三、医疗卫生产品供给结构失衡和福利损失分析

市场失灵、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政府介入的理论原因。为了分析卫生产品的内部结构, 笔者再假定:卫生产品市场存在两种产品:高弹性的医疗服务产品A和低弹性的公共卫生产品B。弹性越低越接近纯公共产品, 弹性越高越接近私人产品。A的需求弹性是D1, B的需求弹性是D2。

依据以上理论和假设, 我们可以推论出医疗卫生产品供给结构可能出现:

1.医疗卫生产品供给结构失衡。在共同的预算约束d下 (见图5) , 医疗服务产品D1的成本区域为aode, 公共卫生产品D2的成本区域为bode。显而易见, bode的面积大于aode, 即生产公共卫生产品的成本高于生产医疗服务产品的成本。公共品的弹性越低, 越接近纯公共品, 给政府带来的成本越高 (这是由于纯公共品的资产专用性更高、信息传递更加困难等原因造成的) 。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 政府没有动力去生产低弹性的公共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共卫生产品往往存在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

2.过度消费与福利损失。当政府向公众提供医疗卫生产品时, 它只是允许人们消费没有收费时他们想要消费的那么多。消费每一单位医疗产品都有边际成本。如果医疗产品免费提供, 那么这种产品的消费可能过度。既然个人不一定要为这种产品付费, 其需求量就会达到他从该产品获得的边际收益为0, 即需求量达到QM (价格为0处) , 而不管提供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正。有些医疗产品, 如公共卫生, 可能很快就够用, 即需求弹性小, 因此过度消费的扭曲可能性不会太大 (见图6) , 但有些医疗服务产品, 需求弹性大, 扭曲可能性非常大 (见图7) , 个人对产量从QE (该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增加到QM (该处价格为0) , 愿意支付的价格与产量从QE增加到QM的成本之差衡量了福利损失 (如图7) 。

3.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实际比例偏低。中国医疗卫生产品支出配置是非均衡的。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纯粹公共卫生服务和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卫生服务项目, 政府提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中国的人均公共卫生支出按照世界银行标准, 不仅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 即使在国内处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深圳, 这一指标也很低 (见表3) 。二是国家的卫生财政拨款主要用于医疗服务产品, 只有22.7%用于公共卫生项目, 而且其中主要用于县级预防保健机构人员的工资。卫生部进行的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 1997年国家对卫生防疫部门和妇幼保健机构的财政拨款在总收入中比重已不足50% (见表4) 。另外, 医疗卫生支出配置的不合理还表现在医疗服务项目的配置上。国家对医疗服务财政拨款的80%用于城市医疗机构, 而城市的80%的拨款用于城市的大医院。由于这些大医院具有较先进的医疗技术设备和高级医护人员, 等级较高, 其国家规定的医疗收费也大大高于县乡卫生院。这就决定了城市大医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城市收入较高阶层和一部分就业稳定从而能够获得统筹保险的行政事业单位或正规企业职工。城乡低收入家庭和非正规就业的人群则很难承受这种医疗服务。城市大医院对弱势群体的不可及性, 使得对这些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 实际上已偏离了在治疗服务中公共支出公平的目标。再次, 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和地区之间配置也不尽合理。中国农村的各项公共卫生指标都远低于国际标准。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公报显示, 2002年底, 农村的自来水普及率仅为56.6%, 水冲式的卫生厕所普及率在48.7%, 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也仅为52.6%。农村60%的儿童没有进行健康体检, 50%的孕产妇没有进行产前检查, 在家中分娩的产妇还有相当大的比重。再看医疗服务的地区差别, 在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的统计中, 指标最高的上海 (5.7) 和指标最低的贵州 (1.47) 相差倍数为3.9;在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量中, 最高的北京 (4.13) 和最低的贵州 (0.97) 相差倍数为4.25;农村各地每千农业人口病床数和卫生人员数最高的上海 (3.55, 3.24) 与最低的贵州 (0.44, 0.64) 相差的倍数分别为8和5 (3) 。这样, 中国的公共卫生支出效率就大打了折扣。

资料来源:世行标准来自《世界发展报告》, 1993;中国的数据来自《2000中国卫生年鉴》;深圳的数据来自《2004深圳卫生年鉴》。

资料来源: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www.moh.gov.cn/。

四、结论与对策

上述讨论表明, 当前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存在投入规模不足和支出结构不合理的局面, 其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投入的决策机制障碍和公共产品边界模糊。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对公共财政介入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机制进行合理有效的设计和再造。

1.要改变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 将公共卫生投入纳入建设和谐社会的统计指标, 并对政府官员依此进行政绩考核, 从根本上解决医疗卫生投入动力不足的问题。要建立一个有法律保障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使用监督机制, 使医疗卫生投入稳步增长。需注意的是, 医疗卫生供给水平的提高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的增长相适应, 其适度的标准是既保证人们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又不致过度消费有限的资源。

2.要重新认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职能和定位。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劳动力素质的公共医疗卫生产品, 在由市场提供存在效率缺失的情况下, 政府财政应该很好地发挥其公共提供的支持职能和重要作用, 成为最为主要的投入者。

3.财政投入主要是公共卫生 (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等) 、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 其次才是医疗服务产品。普通医疗服务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鼓励民间投入。财政医疗投入方向不是大医院, 更不是高档的大医院。有限的财政资源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导向, 不要过多投向大都市、大型医院、高精尖设备等, 以避免形成优质医疗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高度向城市集中而加剧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格局。

4.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缩小地区之间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状况, 特别是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差别。

摘要：看病难看病贵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原因错综复杂, 但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医疗卫生产品供给行为存在缺陷。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有其制度原因并由此带来效率和福利损失, 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对公共财政介入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机制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设计和再造。

关键词：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尼斯坎南因素

参考文献

[1][美]威廉姆·A·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2]Jame Buchanan, The Theory of Publice Choice Ann Arbor, The Universi ty of Michigan Press, 1972, pp18 C.Pollitt.Performanceor Compliance[M].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9.12.htt p://www.nonprofits.org//parlor/acknom//landeman/vpopg.html.

[3][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 (第三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4]刘明慧.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问题分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5, (2) .

[5]代英姿.医疗卫生需求与公共卫生支出[J].辽宁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5, (4) .

小农经济的缺陷篇8

1. 过错责任

过错责任原则源于罗马法, 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 并且也以过错作为确定行为人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1即过错是加害人承担责任的基础和依据。

2. 过错推定责任

在我国, 绝大多数学者不赞成过错推定成为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 他们或者根本否认过错推定是一项归责原则, 或是认为尽管它可以成为一项归责原则, 也不是独立的归责原则, 而是依附于过错责任原则的一项补充原则。

3. 无过失责任原则

侵权行为法上的归责原则, 与过错责任相对称的是无过失责任, 即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 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都必须对所发生的损害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

4. 严格责任

根据《牛津法律指南》, 严格责任是“指一种比因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须负责的通常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责任标准, 责任产生于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之处, 而不论其采取了怎样的注意和谨慎。但它不是有时由制定法设定标准的绝对责任, 即使承担严格责任, 仍有某些有限的对责任的抗辩, 不过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不在其列。

5. 公平责任

对于这个归责原则的独立性问题, 由于学界对其还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 在这里就不加讨论。至于它的适用范围, 在《民法通则》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法条, 即《民法通则》第132条、第129条和第133条。

(二) 经济法理念下传统归责原则的外在缺陷

尽管传统的归责原则在传统法域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传统归责原则立下的功绩仍然无法掩盖其先天具有的缺陷, 而这些先天缺陷正好对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的构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以是否将主观方面引入归责为标准, 可以把传统归责原则分为过错归责和无过错归责:

1. 过错归责原则的先天缺陷和有益启示

过错归责是以责任主体是否存在过错来衡量责任主体应否承担责任的, 在确定了责任主体应承担责任后, 以过错的大小为标准来衡量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多少, 即无论是确定是否要承担责任, 还是确定承担多少责任, 过错归责都是借用了一个标准, 那就是主观标准。

⑴先天缺陷

过错的归责基础是行为人对于损害的发生, 原来有预见的可能性, 但因主观意思的欠缺, 以致于违反了行为人应有的注意义务而未能预见, 简单地说就是“应预见能预见而未预见”。这一判断是根据行为人个人的主观能力而定的。

过错责任原则通过对具有主观恶性的过错进行惩罚, 实现了法律责任的正义价值, 同时也促进了被损害利益的恢复与补偿, 在私法领域内成为一项基本的归责原则。但积极的作用弥补不了“主观过失论”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其一, 过失作为一种心理状态, 根本无法观察、测量, 既便今后科学技术发展, 能有工具来观察、测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但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状态在诉讼中已不复存在, 其时, 损害行为已经实施完毕, 损害结果也已经出现, 能观察、测量的心理状态仅是被测量时的“心理状态”而非行为时的心理状态;其二, 一旦离开人的行为, 根本无法恰当地描述所谓的过失以及注意等心理状态, 过失的概念本身就是对行为的评价。2因此, 过失责任原则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在实务中也缺乏操作性。

根据过错责任原则, 原告须要证明被告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 因而其行为构成疏忽, 才有可能胜诉。但是, 对一不拥有足够的方法和技术手段, 二不具备雄厚的财力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调查的消费者来说, 这是非常困难的, 在道义上也欠公平。在环境侵害领域, 过失责任原则的不足更是一览无余, 环境侵害的发生往往涉及深奥复杂的科技知识, 生产者所用的原料、工艺及排放物的成份, 为普通人无法知晓又具有缓慢性, 以致证明行为人的过失极为困难, 而且环境侵害常常是经过多种因素长时间的复合积累以后, 逐渐形成, 也许这多种因素中的每一个排污行为或环境开发行为都是合法的, 很难归咎于过失, 而且合法的排污并不能保证不造成损害。另外, 环境侵害对受害人来说是不可回避的, 它危害面广, 受害人多, 后果严重, 对社会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所以, 面对这些情况, 严守过错责任原则对受害人明显保护不力。

⑵有益启示

以上的分析给了我们二个启示:

第一, 主观标准在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中是不适用的。

第二, 在构建经济法责任归责时, 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 一个是采用何种标准来确定责任主体是否要承担责任, 另一个是如何确定责任主体承担多少责任。

2. 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先天缺陷和有益启示

无过错责任的理论基础是对危险来源的特殊注意义务, 它所规制的是对危险源具有控制力的责任主体。这种被赋予了特殊的注意义务的危险可以理解为, 危险对不特定范围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高, 危害后果很严重。因此, 对危险有控制力的责任主体的规制就应当更加的严格, 《民法通则》当中规定的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 都是具有这种潜在的危险性的。

⑴先天缺陷

无过错责任采用的模式是通过特殊的注意义务和法定的免责事由的共同作用, 来确定责任主体是否要承担责任的。但是, 对于应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到底应该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 这个归责原则就显得捉襟见肘。过错归责原则在确定是否要承担责任和责任多少的问题上采用的都是过错标准;而在无过错归责当中, 在确定是否要承担责任的问题上采用了危险致害标准, 那么在确定责任多少的问题究竟要采取什么标准呢?只能是按照危险实际造成的损害来衡量责任主体要承担多少责任, 但是如果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是潜在的, 甚至是潜伏很久的情况下, 这种实际损害标准就很难适用了, 而经济法责任领域, 这种潜在的、甚至潜伏很久的损害比比皆是。

⑵有益启示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为:潜在的危险程度与对责任主体的规制程度成正比例关系, 找出一种在确定责任量当中的比例关系和衡量标准也是构建经济法责任归责原则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摘要：通过对传统法律责任归责原则的理念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和反思, 总结出其先天缺陷和精华, 进而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 最终提炼出对构建经济法责任特有的归责原则有借鉴价值的理念。

关键词：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归责原则

参考文献

[1].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551页.

小农经济的缺陷篇9

1 减少防范措施

1.1 护理部组织全院护士大会

护理部每半年组织一次全院护士大会, 分批参加, 并记录学习档案。向大家讲解护理缺陷发生的实例, 并分类归纳总结发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补救防范措施。并鼓励大家护理缺陷积极上报, 减少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 做到以一儆百, 避免发生同样的错误。并起到了警示作用。

1.2 每月组织护士长学习讨论护理缺陷

每月护士长会议内容包括护理缺陷的学习和讨论。各科护士长把自己科室的护理缺陷通报大家, 大家积极讨论发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及补救防范措施。

1.3 每月科内护士会议学习讨论护理缺陷

每月护士长传达护理部会议, 同时组织学习全院及本科室发生的护理缺陷。就本科发生的护理缺陷, 由当事人发言分析发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怎样防止发生。然后, 大家各抒己见发表每一个人的意见, 积极参与, 对大家起到了警示作用。最后, 由护士长总结发言, 使大家更深刻的认识所发生的护理缺陷, 减少了与己无关的想法。

1.4 充分发挥护理缺陷登记本的作用

护理缺陷登记本固定于护士站, 人人皆知。记录内容为所发生的护理缺陷经过, 造成的后果, 经验教训及护士会议个人发言及改进预防措施。

1.5 不间断学习护理缺陷登记

对新职工及实习学生要求认真学习, 不间断的学习, 真正认识到宝贵的经验教训, 提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 效果评价

2.1 自觉学习卫生法规, 加强道德修养

护理人员自觉、认真地学习有关卫生法规, 在护理实践中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同时, 要加强道德修养, 自觉以《医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 用真诚善良之心尊重、同情、理解、关爱病人, 以此建立良好、和谐的护患感情, 是防止和减少护患纠纷的基础保证。

2.2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确保质量安全

医疗行业所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是规范护理人员的行为准则, 更是保证医疗、护理安全, 确保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 护理人员应认真学习和掌握有关制度的内容, 自觉严格地执行医院的各项制度, 照章办事。

2.3 转变服务理念, 增强超前服务意识

护理人员更新了观念, 转变了服务理念, 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服务工作主动超前, 善于发现和总结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说明解释等服务性工作主动超前增加了病人及家属对护理人员的诚信度, 避免病人及家属的疑虑和误解, 为防范护患纠纷奠定良好的基础。

2.4 规范了护理文书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