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控制器（精选11篇）
外部控制器 篇1
0 引言
在钢铁行业中,变频传动技术应用广泛。当前,高性能变频传动装置多采用矢量控制方式,其特点是结构完善、性能优越、技术先进。但是,迄今为止其核心装置都是由少数国外厂商供货,国内冶金用高性能大中功率变频产品开发与制造却近乎于零。因此,有必要系统地研究变频传动装置。
变频传动系统硬件结构如图1所示,主要介绍外部控制器(OPS)。
1 功能需求
为满足钢铁行业使用现场对变频器操作方式、控制方法等方面的特殊要求,OPS在具体设计中需遵循:OPS既可以固定于控制柜上使用,又可以手持使用;OPS使用点阵式液晶屏显示字符即可,无需图形显示功能;OPS的配置作用定位于调试及维护工具,软件功能应尽可能全。
OPS基本功能如图2所示。由于OPS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用户操作人员及工程调试人员,因此OPS软件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功能强大、操作简单、美观实用。
2 硬件设计
OPS的硬件主要由控制器、液晶屏、薄膜键盘等构成,结构如图3所示。
控制器CPU采用MICROCHIP公司的dsPIC30F6014,其程序内存为144K字节,可以满足OPS设备的程序容量。SRAM容量为8K字节,为了防止SRAM容量不足,扩展了128K字节的SRAM,另扩展了1Mbit的FRAM用于保存和记录数据。
液晶屏采用郎睿公司的LR035AR/F系列产品,拥有-70～+20℃宽工作温度范围,符合工业恶劣条件所需;其内预置16*16宋体字库,提供SDK开发包,可以应用C、C++编程;可选用RS-485串行接口,用于数据的传输。键盘部分采用思尔德公司定制的薄膜键盘,外形轻巧,按键触感极好。
设计完成的OPS操作面板主要包括液晶显示屏、状态指示灯、控制键盘三部分,如图4所示。
3 软件功能设计
3.1 系统参数维护模式
在此工作模式下,可配合操作面板对变频器相关参数进行读取、修改、设定等操作,包括参数分类、参数的修改、参数的读取及显示、设置参数密码保护及操作权限、参数的上下限设置及保存多组成套参数等。
参数编号规则:参数编号由5位字符组成,第一位是字母,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参数组别,如A代表控制相关设置,B代表电机参数,C代表运行参数等;第二位也是字母,代表此参数是只读还是可写,如P代表可写,R代表只读;后三位为数字,代表参数序号。
参数维护模式界面如图5所示。
3.2 设备运行模式
在此工作模式下,可对变频器的工作状态进行控制操作,具体控制命令包括电机的启动、电机的停止、电机点动运行、励磁的投入/切断、电机正反转切换、速度指令变更、运行方式选择、紧急制动及复位等。
3.3 状态监控模式
在此工作模式下,可以通过设定对变频器的部分状态变量、内部数据进行跟踪显示,并可显示故障状态和故障内容等信息。
3.4 参数辨识模式
在此工作模式下,可以进行电机数据计算、电机参数静态辨识、电机参数动态辨识、PI参数自整定等。
3.5 其它功能
除以上具体工作模式外,OPS还具有账号登陆、密码及权限设置、通信设置、显示版本信息等功能。
另外,为保证OPS与变频装置主控制器之间的通信,采用了RS-485通信方式。通信采用统一格式,只是在传输数据部分有所差别。通信共分为5种情况,分别是上线过程、读参数、写参数、故障上报及当前状态检测。通信协议帧基本格式如图6所示,命令码列表如表1所示,其中校验码值=(命令码+数据内容)⊕0FFh+1。
4 结语
该外部控制器应用于实验样机上,其控制精度高、响应时间短,满足了工艺现场的控制需要,极大地丰富了变频传动装置的控制方式。对于仅需要修改几个参数的场合,使用外部控制器维护参数,方便快捷、简单实用,省去了现场调试必须应用PC机调试软件的繁琐,极大地方便了现场人员,具有良好的实际效果和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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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控制器 篇2
摘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外部化是在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化，其目的在于构建内部与外部相互联通、互为制约、统一协调的控制机制。本文论述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外部化的产生原因，并提出了初步构想。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外部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3-000-02
2012年11月，财政部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其核心思想是“以预算为主线，以资金管控为核心”。2014年8月，新《预算法》颁布，体现了内部控制管理的目标和原则，贯穿了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关于预算控制的风险控制理论和方法，有效体现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中关于预算控制的要求。国务院于2014年12月、2015年6月先后两次强调加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这就要求资金使用单位通过严格的内部控制来管控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以上政策及有关规定，都反映了行政事业单位在推进内部控制过程中，会受到外部化因素的影响和推动。
一、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外部化产生的原因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创办经费及日常运行经费，主要由政府以财政预算形式提供，其经费的使用自然受到政府的控制，而内部控制自身的不完善性等因素，导致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控制更具外部性和非独立性，内部控制外部化因此产生。
（一）行政事业单位实施内部控制内生动力天然不足
行政事业单位包括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无论行政还是事业单位，其目标均侧重于社会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活动目标的履行，强调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性（2013白雪迪、张庆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规定：“本规范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可见行政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公立”性，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是公有产权的一部分。企业建立内部控制的动机是为了追求利益，企业的股东、债权人与企业利益直接相关，企业的管理层从自身利益考虑，有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盈利能力、推动内部控制的动力。而行政事业单位因其资金来源主要以财政预算资金为主，使用的是公共资金，公共资金的所有者是纳税人，行政事业单位本身与所支配的资金和资产没有权属关系，只关心资金充足，使用方便。因此，行政事业单位普遍没有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的动力，实施内部控制的动力主要源于外部的监督和推动力量。
（二）内部控制在运行机制上存在缺陷
内部控制的性质是内向型服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而正是自我约束的特点，导致其运行过程中相比外部监督欠缺独立性。根据内部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内部控制主体由组织内部人员构成，其弊端在于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这种控制的实质只能是自己控制自己，特别是处于权力结构顶层的高级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内部人控制”问题是内部控制的固有缺陷，在内部控制理论框架下通过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手段、方法等措施无法解决，只有实施内部控制外部化，引入外部监督主体、程序和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弥补这种缺陷。与内部控制相反，外部监督则具有独力性强、人员专业等优点，因而外部监督在某些控制环节上是内部控制的有效补充。
（三）国家履行治理经济活动职能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我国对行政事业单位经济活动的监管不断加强。而且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行资金主要分来源于政府预算拨款，那么这部分资金的使用必然要符合政府的相关管理规定。因此，单位内控环境的边界不仅要包含“内部环境”，更要考虑外部环境，特别是政府的实际影响。因此，国家法律约束在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系中的表现形式差异很大。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如何设置、经营活动决策和执行等内部权力如何行使，都要得到企业所有者的认可，其合法合规具有明显内部规制性。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一般对国家法律、法规比较敏感，而行政事业单位无论外部行为还是内部权力行为都受到相关法律制度的严格约束，任何权力行使都具有强烈的外部规制的特点。
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外部化的构想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外部化是指通过外部因素影响内部控制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以达到对单位经济活动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包括实施动力的外部化、控制机制的外部化及内控环境的外部化。
（一）“外力”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从公共管理理论角度出发，纳税人是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推动者，按照职能及机构设置属性，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作为纳税人的代表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过程中扮演外部督导的角色，通过外力解决行政事业单位实施内部控制内生动力不足的缺陷。这些外部监督组织通过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情况进行检查、分析及评定，并提出关于内部控制的改进建议，能切实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建设，有利于其改善内部控制的顶层设计，促进内部控制的更加完善、更加适当。刚性的外部监督，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持续的外部动力。
（二）引入外部审计机制提高监管独立性
在保持原有内部控制体系、程序和方法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控制参与者的外部化确保控制主体独立地行使控制权力，提高控制的有效性。无论多么精细的内部控制设计都无法摆脱其在独立性上的缺陷，外部审计能够对这一缺陷进行有效的补足，因此，在对被审计单位全部经济业务活动、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和绩效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建立以政府审计为主、社会审计为辅的外部审计机制，并充分发挥两者对内部控制的重要补充作用。而且不同的单位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内部环境，不可能要求所有单位在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基础上实施内部控制，因此通过外部审计机制来对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与约束，以确保行政事业单位运用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益性。
（三）通过内部控制法制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立法机制是提高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执行力度的重要手段，更是建立其实施机制的基础（2012刘永泽、张亮）。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控制之所以高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以1950 年的《预算与会计程序法》及1982 年的《联邦管理机构财务诚信法案》为龙头的法律法规体系。内部控制的实施越来越离不开外部法律环境的支持，虽然我国《会计法》规定，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要求做到职责分离、授权批准、相互制约和监督检查，反映了内部控制的基本理论，但在我国第一层次的法律中，关于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则很少有明文规定，立法层次不够，法律地位较低；虽然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的发布，代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制初步形成，但是依然缺少对实施机制进行规范的制度体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法制建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建立类似于萨班斯法案的法律制度，通过立法来确定和维护有效内部控制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树立制定主体的权威性。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在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时应当遵循的基本要求以及配套的实施机制。
三、结语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伴随着经济业务活动而进行，是对内部控制主体自身活动的首次监督，完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外部化的前提。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外部化并不是完全否定内部控制，而是适当引入外部控制机制，弥补其内部控制的不足与缺陷，可以理解为是内部控制的延伸，是对内部控制活动的再监督。内部控制与外部化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许多领域中是相互结合，共同参与监督，彼此约束。内部控制外部化并不是单独构建一套控制体系，而是通过“外力”、外部监督及外部环境作用于内部控制，形成内外相互制衡、协调一致的控制体系，保证行政事业单位各项控制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外部控制器 篇3
目前在电网企业中存在着多种用工体制和大量的非预期的劳务用工，由于外部劳务聘用的多样化，导致不同的劳务费用存在着不同的标准。以浙江电网的县级供电企业为例，笔者了解到每年发生的外部劳务费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在管理费用（国家电网供电企业会计核算不设管理费用科目，其实质属管理费用。）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已远超办公费、招待费、会议费、差旅费等常规费用，外部劳务费的管理与控制已日渐成为电网企业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以浙江县级供电企业为例，从外部劳务费的定义谈起，逐步分析外部劳务费日常发生的类别，目前存在的内部控制问题，以及应采取的管理措施等。
外部劳务费，顾名思义由于非企业内部员工提供劳务而发生的费用。在《浙江省电力公司会计核算手册》中外部劳务费是指销售部门所发生的通过中介派遣的外部劳务人员，以及发生的临时用工、专家咨询等费用。在浙江省电力公司标准成本体系中外部劳务费核算的范围包括市代理劳务费、村电工劳务费、农电工劳务费、驾驶员劳务费、农电社保费、其他保安费、以及其他零星劳务费。
电网企业目前存在的多种用工体制，导致了目前外部劳务费的多样性，就其分类来说，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就业服务公司签订协议的劳务派遣费用，这类费用一般都签订比较规范的合同协议，而且派遣员工一般也长期服务于企业，劳务费发生具有规范性和周期性，劳务费的标准一般都有协议可依。这类外部劳务管理比较明确，会计核算也比较简单，按周期依人力资源科审定的费用发生额，拿到就业服务公司发生的发票即可入账。在账务核算方面这类外部劳务费我们一般直接入生产成本—外部劳务费。
另一类就是没有签合同短期的临时用工费用。这类费用发生由于没有预期性，临时突发性比较大，而且用工时间非常短，短则一天，长则几天、几周都有，而且用工人员绝大多数都不稳定，随机性比较强，主要以提供劳动力为主，以技术为主的则相对很少。据笔者了解，在浙江县级供电企业中如电网线路沿线劈青，电线杆包墩，物资的装卸，以及一些零星修理等都存有大量外聘劳务的情况，人员主要以农民工为主，日常工作中发生这类费用我们一般称之为民工费，但在会计核算业务上我们入会计科目生产成本—外部劳务费。尽管这类劳务费在管理费用总额占比并不大，但在外部劳务费中却占有相当的比例，且发生频繁，无统一标准，不易管理。
下面我们将主要讨论第二类劳务费的管理与控制。
近年来在电网企业内部审计中，屡有涉及民工费（外部劳务费）支出不合理现象，甚至有小金库等财经违纪现象。外部劳务费管理的规范与否不仅单单涉及到财务核算是否准确的问题，更涉及到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与否和企业廉政建设落实与否。
例如，在2010年秋在对XX局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并查处了该局下属XX供电营业所私揽多经企业工程，赚取劳务费，设立“小金库”案件。这是在近几年持续开展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国家五部委联合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情况下，发生并查处的一起违纪违规案件。审计人员在审计多经企业承包主业的新农村电气化建设项目时，发现有很多项目的工程劳务费发票为地方税务局代开，且收款方为个人，款项汇入个人账户。审计人员围绕劳务费的开支情况，统计工程名称、金额、支付结算时间，在与工程结算部门负责人和结算员多次沟通后，得知工程的材料在多经企业领用，劳务费按预算金额扣除一定比例后结算给供电所，财务汇入的个人账户为营业所工作人员。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外部劳务费管理不规范设立“小金库”的事件。
民工费类型的外部劳务费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内部控制设置疏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管理标准不易划定和统一。比如同是民工费，管理部门的用工标准和生产部门的用工标准有可能不一样，物资装卸工与砍杂劈青工有可能不一样，白天用工与晚上用工不一样，春天用工与炎热的夏季用工不一样，山上用工与山下用工也可能不一样，即便你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工作量，换了民工，费用也有可能不一样。但凡外聘劳务一般事情都比较紧急，不做又不可能，做了之后，相关归口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核又无统一的标准可依，都是靠职业判断去审核。
另外，在会计核算方面，有的劳务费被打捆到低压维修或大修项目中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没有年度项目预算的，才列入生产成本-外部劳务费，管理费用中去。因此，可以说财务部门在年度报表中统计的外部劳务费只是管理费用中的一部分，没有统计完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全年使用外部劳务得合计。
因此针对民工费类型的外部劳务费的发生，站在财务的角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劳务费发生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来进行控制。
在事前控制方面，尽管外部劳务费难以划定统计的标准，但是依然得制定一个可参照执行的标准，比如什么类型的劳务费用可以划定一个合理的上、下限参考范围，这样财务在审核时就有据可依，而不是仅仅靠以往的职业判断。
民工费的管理部门必须职责分清，要纳入年度预算管理，费用在归口管理部门核定的预算中列支，不得随意列支。
就费用管理部门来说，对于县级供电企业生产部门由于人手不足需临时外聘劳务，费用应当在本部门的费用归口中列支，由生产单位管理和控制。由公司计划安排的检修和技改工程需临时外聘劳务人员，费用在生技科的归口费用中列支，由生技部门管理和控制。其他职能部门零星搬运或临时外聘劳务人员，费用在公司办公室归口费用中列支，由办公室管理和控制。
在事中控制方面主要由归口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协同审核控制。对于外部劳务费（民工费）发放清单，需要由经手人、证明人、班组长签字后，交归口管理部门核算员审核与负责人审批（超过权限还需分管局长或局长审批）。各归口管理部门对民工费用要严格把关，部门负责人应对费用发生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财务审核发面，着重审核费用的发票是否齐全正规，发票与劳务费明细是否一致。根据目前审计的要求，劳务人员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及本人亲自签字确认的劳务费用单据，以及联系电话。各归口管理部门应建立劳务费报销台帐，以便日后复核及查询比对。
在事后管理方面，公司的内部审计应当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已经发生的劳务费进行抽查复审，比对财务账面数据和归口管理部门台帐数据，并可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询问当事劳务人员相关费用情况，确保外部劳务费发生的合理、合规。
总之，外部劳务费虽是电网企业管理费用科目中的一个普通科目，但其发生的业务量和管理的难度正在不断增加。只要通过合理的内部控制和各业务部门的精心配合，外部勞务费的管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浙江省电力公司会计核算手册.2010.8.
外部控制器 篇4
以安萨尔多的联锁子系统为例, 其核心采用Ansaldo USA为铁路信号领域而专门开发的故障-安全联锁控制器Microlok, 它是经过广泛验证的联锁系统, 该子系统实现轨道区段、道岔、信号机之间正确联锁关系, 满足故障-安全原则。采用二乘二取二的硬件结构和软件设计, 与之相关的通信通道均热备冗余。
联锁主机机笼安装在联锁机柜上, 用来放置Microlok安全和非安全的印刷电路板。在联锁区域内, 现地控制工作站设置两台LCD显示器, 放置于设备集中站的车控室, 该工作站通过接入交换机 (AS) 接入DCS网络, 并通过串口直接接入到联锁设备。与Micro Lok接口的轨旁设备包括本站及其联锁区内其它车站的信号机、转辙机、计轴主机、综合后备盘、紧急停车按钮、自动折返按钮、站台屏蔽门、防淹门等, 实现联锁功能。联锁控制器提供诸如“接近锁闭”、“进路方向锁闭”和“区段锁闭”等基本功能。这些功能可确保转辙机在岔区被列车占用时不动作并避免列车正面冲突或追尾。
2 区域控制器
区域控制器 (ZC) 具有三台处理单元, 为冗余的三取二配置。ZC是一个高可用性的安全计算机。通过安全的计算向车载控制器CC发送移动授权, 它是列车超速防护子系统ATP的核心组成部分, 也是CBTC系统完成联锁功能、实现移动授权的核心组件, ZC接收其控制范围内所有列车自动监控子系统 (ATS) 发出的临时限速 (TSR) 指令和列车车载控制器 (CC) 发出的列车位置信息, ZC的设置应根据列车的追踪间隔和所控列车数量来确定, 通常一个ZC控制区域可覆盖多个联锁设备集中站。
3 联锁与区域控制器的通信
联锁设备经由冗余网络向ZC循环发送有关联锁信息的信号, ZC经由冗余网络向联锁设备循环发送有关CBTC信息的信号, 结果在设备之间有延迟性和异步性。以下两种情况在联锁设备和ZC之间会出现延迟:信息通过网络从一个设备到另一个设备;信息在网络中丢失。
当ZC接收到来自联锁设备的信息时, 它会记住信息的数值和建立单元日期直到被新接收到的信息所取代。当联锁设备接收到来自ZC的信息时, 它会记住信息的数值和建立单元日期直到被新接收到的信息所取代。
4 CBTC系统中区域控制器和外部联锁功能接口
CBTC系统中区域控制器ZC接收其控制范围内列车发出的所有位置信息;根据控制中心ATS的进路请求, 控制道岔、信号机, 并完成联锁功能;根据所管辖区域内轨道上障碍物位置, 向所管辖区域的所有列车提供各自的移动授权;ZC还负责对相邻ZC的移动授权请求做出响应, 完成列车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交接。
ZC在每一个循环中都会建立一个跟随所有列车的列车地图。列车地图是一个综合列表, 它能显示由ZC定义的轨道上所有列车的位置, 相当于所有的列车都在一张地图上显示。每一个ZC计算控制区域地图并在虚拟区段上显示列车位置, 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列车位置通过通讯列车的CC电台接收;非通讯列车通过轨道线路占用情况来反映。
ZC对后续列车发出移动授权是根据占用虚拟分区的前行列车位置, 允许列车运行至虚拟闭塞分区的边界点, 这一点便是后续列车运行的目标点, 这个目标点称为正常运行停车点。该目标点与前行列车尾部还留有安全距离 (Safety Distance) , 这个距离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列车启动紧急制动所需的安全距离和附加的防护距离。
(1) 列车定位功能。列车实现位置定位的初始化首先检测线路上两个相邻的应答器, 然后通过测速传感器和加速度计, 对运行过程的距离进一步细化定位, 实现列车的定位校正。而列车实际定位位置, 应根据区域控制器显示的列车车头和车尾位置, 在传输过程中的运行距离 (估计) , 先行列车尾部倒溜距离, 还应考虑车头、车尾的不确定误差; (2) 安全联锁和车门控制。只有当列车到达定位停车点, 才允许相应侧的车门开启; (3) 控制执行移动授权。根据区域控制器对列车的移动授权命令, 在防倒溜监督和障碍移动监督下 (自动模式) , 由车载控制器执行移动授权控制, 动态计算安全距离, 以确定列车目标运行速度, 监督由测速传感器测得的实际速度不超过到达目标点的目标速度。在安全运行速度限制范围内调整列车速度; (4) 列车完整性的检测可根据乘客舒适标准控制列车移动。
5 结语
随着铁路技术的不断发展, CBTC技术将不断完善, 深入研究联锁和区域控制器的功能接口, 有利于CBTC新技术的提高和应用, 从而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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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外部经济挑战 篇5
具体上，外部风险将来自几个方面：
风险之一，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或还会持续，这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年初，IMF将2016年度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6%下调至3.4%，同时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8%下调至3.6%。按照IMF的判断，全球经济增速一旦跌入3%以下，则全球经济可能面临衰退。而中国，将受到巨大影响。
风险之二，与经济下行相关联的全球贸易规模可能大幅下降。
2015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速3.1%，全球贸易增速只有2.8%，中国的贸易也显现出了空前的下行压力，以致于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对贸易指标作具体要求，仅原则性地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等说法。因而，全球贸易低谷还将持续多长时间，将直接挑战中国“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发展。
其中，全球大宗商品尤其石油等价格的大跌，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一旦持续下去，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
风险之三，全球当前的利率水平可谓“二战”以来的最低值，且这一低值或还将持续走低。
眼下，全球几大主要经济体中的欧元区与日本，相继采取负利率政策，一旦持续陷入复苏困境之中，就会给全球带来两方面的挑战：
一是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压力可能到来。届时，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缺乏成熟的能够应对较大范围乃至全球性通货紧缩的良策;二是全球银行业均会遭受巨大影响，负利率必然吞食银行业利润，导致金融系统安全风险。这对于我国“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效果，将影响甚大。
此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同时，分化也在加剧。
不久前的G20会议上，各国财长们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表述均非常谨慎，尤其对于分化问题。事实上，中国、印度还保持了较为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巴西、俄罗斯等国则已经出现了超过3%的经济负增长速度，且今年巴西或还将继续处于负增长区间，俄罗斯经济或稍微回暖，但大量的资本外流正在加速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恶化。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加息，也在加剧这一现象。
自去年12月美联储近10年来首次加息之后，其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影响远超出了利率本身的影响范畴，且外溢性影响还在不断持续。
拉加德近期就突出强调了美联储加息的外溢效应，警告称“这可能导致信贷条件趋紧和新兴市场偿债成本上升，大量违约可能‘浸染银行系统和各国政府”。当前，美联储自身也陷入了反思，甚至不排除研究负利率的可能性。
因而可以说，全球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空前巨大。
这些外部压力的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必须对外部风险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保持战略定力，按照“十三五”规划坚定地向前发展，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对于中国来说，国内目前最有利的条件，即“十三五”规划这一纲领性、方向性的政策指南。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中国发展前行的步伐。
融资性担保公司外部风险控制探析 篇6
中小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资金实力不强, 融资渠道缺乏, 抗风险能力弱。相对而言, 在经营上更容易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由于中小企业人力、财力、物力、信息等资源上的不足, 多数中小企业在产品开发、市场定位、资金投向等方面存在较大盲目性, 技术含量不高, 开发能力不强, 低水平重复建设较为严重, 投融资风险大。因而, 为中小企业担保是一个高风险业务, 探讨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外部风险控制就是研究通过何种方法和手段来降低和控制担保的风险程度, 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一、融资性担保外部风险控制方法
由于外部环境复杂, 被担保企业 (担保的客体) 情况千差万别, 主客观因素多样, 风险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各个担保项目的客体风险更多主要体现其个体特征;因此应具体项目具体分析, 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或组合, 以提高对担保客体风险控制的效果。从担保业务实际运作情况来看, 担保客体风险控制方法主要有风险回避、风险抑制、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等。
(一) 风险回避
风险回避是指设法回避风险损失发生的可能性。风险回避一般有两种情况下采用, 一是对于担保客体风险特征明显, 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大, 风险难于化解的担保项目应予以拒绝, 回避风险;二是对某种业务风险的防范处理成本大于其可能产生的效益。原则上, 担保公司放弃的是它不熟悉、没有把握或不具备条件和能力来控制的担保业务, 而倾向选择那些自己比较熟悉、有条件或有优势去经营和控制的担保业务, 即是将风险控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具体经营活动中要有所不为, 才能更好地有所作为, 有选择、有取舍的经营方式是规避担保客体风险的最好手段。
(二) 风险抑制
风险抑制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 在担保客体风险发生之前, 做好风险防范和提前预警, 抑制风险的发生;其二, 在风险发生之后, 采取化解手段, 降低可能造成损失的程度。风险预防的手段多样, 主要有抵押、质押、留置等。预防风险通常适用损失频率较高而损失程度相对较低的风险种类。针对具体担保项目中担保客体风险的特点, 采取相应措施消除或减少可能导致损失的各种风险因素, 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1、风险发生之前
在担保公司为企业出具担保之前, 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提供担保服务, 而在承保之后, 不能因事后发现问题而单方面解除担保责任。因此, 抑制担保客体风险的措施一般在担保之前设立, 根除或削弱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担保客体的道德风险是担保业务中较常见的风险, 应特别注重防范。在担保实践中通常通过反担保措施设置, 提高被担保企业的违约成本, 来抑制道德风险的发生。反担保措施可为经营者个人无限责任反担保、房产设备等动产及不动产抵押、存货、应收账款、股权、著作权、专利权等形式质押, 等等。反担保措施的设置应根据被担保企业的具体情况, 原则上, 一要抓住企业的"要害", 提高违约成本;由于作为担保对象的中小企业以民营企业居多, 企业所有权及经营权一体, 企业的运营常常主要依靠经营者在内的一个或几个重要人员, 因此在审核担保申请过程中, 对经营者或企业主要人员的审查十分重要, 同时有必要要求其个人及配偶提供个人无限责任反担保, 以抑制因个人恶意违约的道德风险;二要注重反担保措施的变现能力及价值, 提高被担保企业的违约成本, 同时, 如一旦发生担保代偿后, 执行反担保措施仍可降低风险损失。但在反担保设置中对物的抵押, 不能过分强调所谓的抵押率, 放松对项目的调查和风险审核。
2、风险发生之后
当出现担保风险发生征兆或实际发生时, 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风险恶化, 争取化解风险, 或者尽量减少风险造成的担保代偿损失, 这也是对担保客体风险的发生进行抑制。因此在担保贷款未到期之前, 加强走访, 配合贷款银行敦促企业及时将销售回款转入在该贷款行帐户, 控制帐户进出;并从反担保措施上对企业及经营者施加压力, 在担保公司的督促之下, 最终企业从其他渠道筹借到资金按时偿还了贷款, 担保公司顺利解除担保责任, 避免了代偿损失。
(三) 风险分散
风险分散是指在风险导致的损失发生之前或之后, 通过采取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将风险单位分割成许多许多独立的小单位而达到减少损失的一种方法。分散风险的办法通常适用于损失程度较高而风险又无法避免和转嫁的情况。主要方式有:
1、担保项目风险组合。
这是为了控制担保客户风险过于集中, 而力求担保项目品种多元化, 担保项目所属行业分散化。在担保实践中, 担保项目风险组合实际包含的内容很多, 例如, 对被担保企业及所处行业的分散, 避免担保风险过于集中在某一行业、某一企业, 将担保公司的整体担保风险分散到彼此独立, 关联度较小的不同性质、不同类别、不同特点的业务, 如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承兑汇票担保等等, 一旦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其中某些业务出现风险时, 其他业务收益不受影响, 而把整体风险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另外合理控制单个客户担保额度及单笔额度;担保公司对单个客户最高担保额度控制在担保公司净资产10%以内, 单笔额度控制在该客户单月销售收入额度以内。对客户总体融资担保额不得超过企业的净资产, 其中个人贷款担保额不超过净资产的60%;流动资金信贷担保额一般为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的30%以内。
2、与银行比例担保。
在担保业务操作上, 不是简单地将风险由银行一家承担转嫁由担保公司承担, 而是遵照风险由企业、银行和担保公司各方面都能接受的风险分担机制, 由三方共同承担担保风险。应将与银行进行比例担保作为担保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操作平台, 通过与银行签定比例担保协议, 做到信息共享, 风险共担;贷款银行作为借款企业 (被担保企业) 的往来银行, 可通过其帐户往来及结算情况获取客观信息, 并且银行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素质较高的信贷人员, 银行对融资项目的审核意见为担保公司在独立审查相关担保项目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 由银行自身承担一定比例的融资信用风险, 避免贷款行因担保公司提供的100%连带责任担保而放松对融资项目必要的审查标准, 忽视贷款资金用途和借款企业经营情况的监控, 增大担保公司的担保风险。此外, 在与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后, 不仅在担保前可以作好信用调查工作, 担保后能更好地进行项目的跟踪管理;同时在被担保企业出现临时资金困难时, 也有助于企业融通资金, 减小在保项目的代偿风险。
3、共保。
即与其他担保公司比例担保。多个担保公司共保, 可以利用各自资源了解和帮助被担保企业, 有利于对担保客户风险的控制。
(四) 风险转移
风险转移是指担保经营机构出于避免风险损失的目的, 有意识地将可能发生的损失或与损失有关的财务后果转嫁给另一机构或个人去承担的一种风险处理方式。风险转移方式有特定风险转移和综合风险转移两类。特定风险转移是对于担保公司承担的特定担保客体风险进行转移, 如担保公司接受的物品抵押, 有可能发生缺损风险。为转移类似特定的担保客体风险, 担保公司可以强制要求被担保企业对相应物品以担保公司作为受益人进行投保。综合风险转移即将担保公司承担的整体担保客体风险进行转移, 如要求被担保企业提供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作为反担保人、向再担保公司申请再担保等。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服务的意义主要在于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的问题, 而从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社会解决融资互保问题, 因此一般情况下, 在担保业务实际操作中, 如担保申请企业可以提供反担保单位, 为不增加担保申请企业的负担, 仅会要求其关联企业提供反担保;但如果担保申请企业规模太小, 抗风险能力弱, 不能提供较强的自身资源作为反担保措施, 但经营尚好, 符合担保公司扶持的条件, 可以要求经营者通过其个人资源寻求其他具有较大规模的企业提供反担保, 借以部分转移担保公司承担的担保客体风险。
(五) 风险补偿
担保公司承担着巨大的担保客体风险, 风险的损失在所难免, 风险补偿是担保公司维持连续经营的重要基础。根据财政部颁发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风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担保公司收取的费率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50%, 而在通常情况下, 为减轻大多数中小企业负担, 担保公司实际收取的担保费普遍远低于此标准, 与其承担的风险极不匹配。同时为了保证担保资金的安全性, 该规定要求担保资金只能用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企业债券、部分投资基金等风险较低、收益率低的投资品种;并且规定担保公司应按当年担保费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按不超过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以及所得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 用于担保赔付。风险准备金累计达到担保责任余额的10%后, 实行差额提取建立风险损失准备金。而正常的担保费收入及投资收益在维持担保公司的经营费用支出后, 远无法补偿担保代偿的缺口。因此担保公司在呼吁政府建立有效补偿机制的同时, 应注重自有资产的运营, 在不违规的前提下拓展担保资金的理想投资途径;在担保业务方面, 应重视业务品种的创新, 推出适合市场需求且能带来较好担保收益的业务产品。
担保收益作为风险的直接补偿实际上是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引入担保业务, 在一定意义上赋予其投资的性质, 也是担保公司在目前情况下对担保收费规定的一种合理突破。从担保收益补偿的可行性操作来看, 有担保换收益、担保换股权等形式。这种风险的补偿是针对不同担保项目的特点, 经过担保评审流程, 在担保客体整体风险可以接受的基础上, 对风险采取事先的补偿措施, 将风险报酬预先打入担保定价之中, 适用于一些高利润行业的担保融资项目。如某担保公司是以跳出担保搞担保的理念, 积极参与当地工业园区开发和建设, 建立融资平台, 提供咨询服务, 使担保公司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 能更深度的了解企业, 推动行业和企业的发展, 更好的防范企业风险。
综上所述, 在担保客体风险控制具体实施中, 除具有通用性的特定风险控制措施, 如与银行的比例担保, 与再保机构合作的再担保等作法外, 担保外部风险控制主要应从被担保企业自身资源出发,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针对各种担保企业风险情况、风险特性及程度, 综合运用风险控制手段, 寻求有效控制风险的方案。同时在担保实践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同类型中小企业担保客体风险控制方案的总结归纳, 通过不断地改进, 以达到有效控制担保客体风险的效果。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外部风险控制的典型案例分析
通常而言, 对于每一个具体担保客体的风险控制方案也就是上述风险控制措施的组合和应用。以下选取担保公司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具有一定行业典型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案例, 借以归纳阐述具有行业共性的中小企业担保客体风险控制的一些实践模式。
案例之一:F家具生产公司担保项目的风险控制
F家具公司为一专业生产实木家具的厂家, 公司成立于2000年, 公司员工近150人, 生产场所面积3000多平方米, 为租用厂房。公司股东从事家具生产时间较长, 其中控股大股东曾在某大型家具公司就职;公司的设备齐全, 生产技术较成熟, 产品品质在业界具有一定的肯定。从F公司的整体情况来看, 公司规模不大, 管理层次少, 架构较为简单, 生产情况、购销渠道稳定, 历年的销售规模增长较快, 经营情况基本正常。公司的实际负债率较低, 具有一定的负债能力。整体上符合担保公司的基本要求。但公司的资产规模小, 该行业的技术门槛不高, 竞争较为激烈, 仅当地即存在多家竞争对手, 产品已趋于薄利, 对生产成本的控制相应提高了要求;并且公司的固定资产基本为生产设备, 原始发票等凭证保管不善, 缺失较多, 无法办理设备抵押登记。由于存在上述不确定性, 难以有效地控制担保客体风险。但担保公司注意到F公司的月均应收账款余额保持在RMB290万以上, 帐期情况正常, 主要的应收客户为规模大、信誉良好的家具企业, 应收账款的质量较高, 收款有保证。因此建议该笔贷款在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同时, 以应收账款质押, 贷款提款条件为:F公司提供为其上述客户供货的相应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和进仓单, 贷款金额由贷款行控制在不超过上述应收账款的80%;上述客户应书面承诺应付F公司的所有货款全部支付到指定的帐户。并且质押的应收账款入帐后即用于偿还相应借款本息。
由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对象是达不到银行条件的客户群, 所以如果不创新理念设计担保风险控制方案, 担保客体风险控制就难以有效实施。中小企业群体中作为大企业配套加工的制造生产厂家为数众多, 而大企业的付款结算期相对长, 对这些中小配套厂商的流动资金压力较大, 也是其银行融资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本担保项目中, 就是针对这些企业应收账款的特点, 以应收信誉情况良好的大企业客户账款同时作为贷款的质押, 将担保公司承担的担保客体风险转化为大企业支付信用的风险, 有效地规避了风险较大的担保客体风险, 大大降低了担保公司的风险程度。类似的担保客体风险控制方案有以出口退税帐户质押的贷款担保, 设计的风险控制方案关键在于可操作性、可控性和合法性。
案例之二:H科技公司担保项目的风险控制
H科技公司主要从事新型耐高温材料的生产。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获国家专利的两种产品, 为市场急需的新型耐高温材料, 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市场前景看好。经过项目的前期调查核实, 担保公司认为产业项目前景良好, 该公司两种产品产业化项目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的产业化专项示范工程, 项目依托T公司进行建设, 建成三个主要车间, 形成25万箱的产能。银行出于防范项目建设期风险等方面的考虑, 要求建设单位提供银行认可的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三年, 金额为RMB 5000万元。H科技公司为创业初期企业, 自身实力不足于支撑其提出的担保额度, 需进行确实可行的业务方案设计。经过调查和分析具体担保风险控制设计方案如下:
第一, 限定风险区间。经与银行协商, 在保证合同中附加解除担保责任的条款, 约定银行在H科技公司取得土地证及在建工程报批手续之后, 接受在建工程抵押, 办理抵押登记;并在工程封底后委托专业评估所对借款人的全部资产 (含无形资产) 进行评估, 够抵贷款余额的, 担保合同自动终止, 如有不足, 担保公司对不足部分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 明确控制手段。要求H科技公司以商标、专有技术、专利、公司股权质押、法人代表无限责任反担保作为反担保措施, 并明确担保公司参与项目监管, 监控贷款支出, 同时在建工程办理保险, 以担保公司为第一受益人。
第三, 争取政府支持。为能顺利办理房产抵押手续并缩短办理时间, 担保公司将项目操作方案上报开发区管委会, 取得相关机构的承诺, 土地证在交纳出让金后即可办理, 工程建设封顶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全部产权手续。
落实上述事项后, 担保公司实质上将担保风险缩短至工程建设期内, 项目试产期风险重新转嫁给贷款银行, 并且担保期内的风险控制能力得到有效的增强。
不仅在担保前进行业务设计, 而且在担保期间担保公司还进行了事前控制、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三个方面的风险控制。
该担保项目在担保客体风险控制方案中运用了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抑制、风险补偿等风险控制措施, 具体如下:
1、风险回避。通过保证合同附加条款的约定, 缩短担保公司风险实际承担时间, 规避了项目试产风险。
2、风险转移。将在建工程以担保公司作为第一受益人投保转移了抵押物受损风险。
3、风险抑制。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 以其商标、专有技术或专利作为反担保质押, 实质上控制了该类型企业的要害, 提高了被担保人的违约成本从而抑制了担保风险的发生;贷款帐户的监控有效保证了贷款的正确用途;通过与被担保人签定的项目监管协议, 担保公司参与工程招投标和建设工程管理的全过程, 提高了担保公司在项目建设期内风险调控能力。
4、风险补偿。在项目工程建设中为承包商提供了招投标、工程履约保证和业主支付担保, 在达到减少资产形成过程中损失的同时, 增加了担保收益。
针对科技型担保项目"高风险"的特点, 上述风险控制措施改变了融资担保的业务特性, 在风险承受时间和风险性质上进一步细分了原融资担保所包含担保客体的综合风险, 将不可控风险降低到担保公司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可根据科技项目的收益情况, 灵活地选择担保收费方式, 如"担保换收益"、"担保换股权"等方式来对担保公司承担的高风险进行相应的补偿。
摘要：融资性担保公司外部风险源自被担保企业自身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本文主要通过理论探析和案例分析阐述了融资性担保公司外部风险控制的方法和应用。
关键词：外部风险,融资性担保,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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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利胜.信用担保管理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3]刘新来.信用担保概论与实务[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企业内部控制监管外部化思考 篇7
我国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管理松弛、内部控制弱化、风险频发, 资产流失、营私舞弊、损失浪费等。表1列举了近年来振动全国的公司破产倒闭或巨额亏损的七宗典型案例。案例显示, 这些公司之所以出现问题, 可归纳为三方面问题:一是明知故犯, 违反法规。如虚开增值税发票等, 已经是触犯法律。中航油 (新加坡) 公司从事的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 (1998-8) 规定, “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 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 不得进行投机交易。”该公司做了国家明令禁止的事, 进行场外交易、交易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二是内部控制失灵。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成立了风险委员会, 制定了《风险管理手册》, 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 必须报告董事会。但公司总经理陈久霖从来不报, 集团公司也没有制衡的办法, 没有按《风险管理手册》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制度。公司规定, 管理层每周会收到来自贸易部门的《周报》 (披露贸易情况) 、风险控制员的《周报》 (分析仓位和盈亏情况) 、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周报》 (分析主要风险) 。然而2004年年中以前, 这三份《周报》都没有提及期权投机情况。在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周报》中, 始终将煤油而非期权列为公司最大风险。看似有规可循, 但是缺乏监督, 缺乏可操作性, 制度形同虚设。三是执法不严。四川长虹和南方证券巨额亏损, 却并未及时追究领导责任。从上诉分析可见, 引发我国公司出现诸多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完全在于没有一套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而且还有其他问题。
二、内部控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强化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制度层面的建设与完善, 这可以通过很快制订出一套规制快速完成;另一个是制度执行层面。目前上交所、深交所、国资委及财政部推出系列内部控制管制规定, 只能算完成了一半任务, 更难巨的执行任务才刚刚开始 (沪、深交所及国资委内部控制规制) 或沿未启动 (财政部的内部控制标准的执行) 。形成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中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 包括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民主政治体制有待加强、法制有待健全完善、公民道德与诚信还存在问题;还有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引致内部人控制现象、内部制度不完善、管理层领导素质较差等问题。但是最关键的原因, 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因经济体制改革的落后以及政府职能的错位, 管理层控制风险的激励不足。在激励机制没有到位之前,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规章制度再完善, 也有可能是形同虚设” (许小年, 2007) 。但是激励机制的到位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及法规的完善, 这又需要漫长的过程, 因而目前而言, 这似乎是无解的。
三、内部控制标准推出的理论诠释
从理论上解释, 财政部推出的内部控制标准能否达到预期目的, 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一方面, 内部控制标准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范畴。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视角而言, 内部控制建设应是企业经营权的一部分, 政府部门发文要求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并需定期披露经由事务所评估的内部控制评估结果报告, 这是否有越权之嫌?我国早在1992年7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件》中规定下放国有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 其中就明确规定, 企业可以享有内部机构设置权等。随后的《公司法》等法规中相继作出了类似的规定。现在经由政府颁发并强制推行《内部控制标准》, 隐含的前提假设应当是, 企业由于存在各种问题, 无法有效进行自我约束, 无法制订并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股东也不能有效约束公司管理层, 所以需要借用政府公共权力方式约束企业管理层。国有控股企业而言, 政府部门可以作为所有者代表, 逻辑上可以解释, 可以强制企业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但是中小企业及非国有控制公司呢?政府不能以所有者面目出现, 只能是借助政府公权力角色, 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代言人来推广内部控制制度。那么政府管理边界究竟在哪里?多大程度上政府的监管对企业而言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而不是好心办坏事呢?美国的萨班斯法案的匆忙推出, 已引致美国企业及欧盟等一片怨言, 且非美国公司执行萨班斯法案的时间一不规则推迟就告诉我们, 内部控制标准的执行并不是一帆风顺。
另一方面, 执行内部控制标准需要增加额外的成本, 这些额外的成本由谁来负担。世界各地一些小公司纷纷放弃在美国上市计划, 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萨班斯404条款的实施, 导致小企业无法承担其过高的成本, 美国一些议员已呼吁, 从长期效果看, 实施这一法规可能削弱美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我国政府部门监管企业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增加了政府有关部门权力, 很可能引致过度监管和“寻租”, 窒息本已市场化不足企业活力和创新精神。萨班斯对企业的过度监管、对财务报表几近苛刻的要求、欧盟对此法案的极力抵触, 乃至一再推迟在外国公司实施萨班斯法案的时间表, 说明萨班斯并不是一剂灵丹妙药。
第三, 尽管我国企业内部控制需要加强, 但是促使出台内部控制标准的直接原因确是耐人寻味的。财政部等上报国务院《关于借鉴〈萨班斯法案〉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报告》 (2005-6) 中, 明确告知, 直接引致《标准》出台的导火索实乃美国萨班斯法案的诞生。这种“他人感冒, 跟着吃药”现象, 企业内心是否会有不同的想法, 不得而知。
第四, 我国内部控制系列标准的美国痕迹过于明显, 是否适合中国国情, 尚待时间考证。如美国八要素, 我国是五要素, 按财政部说法是, 定义借鉴CO SO报告五要素框架, 内容上体现了风险管理八要素框架, 目的是为了国际趋同、在美上市公司符合上市地内部控制监管要求提供有益参考。殊不知, 这种国际趋同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就另当别论了。其实欧盟对美国萨班斯的态度就十分矛盾。欧盟一方面理解《萨班斯——奥利克斯法案》的目标, 支持其所采取的措施。同时, 要求美国对欧盟的相关内部控制方面执法情况给予相互承认, 并认为欧盟对投资进行保护的监管方法是可以与美国的规则相“对等”的。然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公共会计委员会 (PCA O B) 不能接受使用“对等”这个概念作为向欧盟提供广泛豁免的基础。事实上, 欧盟仍在敦促PCA O B规则批准机构的SEC给予欧盟审计公司注册豁免 (这一注册要求是以SO A法案第106c为基础的) 。
四、政府监管部门应对措施
内部控制制度可以看作是政府为了使企业避免出现失控现象而使用的一种手段, 根据网络系统理论, 政府只是网络中的一环, 在实现企业控制制度有效性方面, 第一、国资委、证券会、财政部、公司等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可自由支配的资源 (如法定权利和民主合法性;信息和资源;公共支持) , 在非合作条件下, 行动者不能实现自已的目标。第二, 复合性。行动者之间不一定具有稳定的偏好, 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布可能和一些大的国企商量, 与中小民营企业未能达成一致, 引致内部控制执行会在他们之间引起不同反应。第三, 自给自足性。网络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公司可能试图从中制订自己的内部控制制度, 而并不愿意经由政府强制推广所谓的标准。第四, 不稳定性。由于内部控制制度在政策网络中地位和关系的变化, 各企业可利用的资源也可能变化。外部环境可能改变执行成本, 造成不稳定性。上述的这些特点, 使得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执行存在复杂多变性。手段治理即成为最常用的方法, 即通过强制上市公司或央企评估内部控制制度, 并经由民间审计评价并出具评估报告。这种手段治理的方法是假定网络系统是既定的, 即所谓的外部条件在较长时期内是不变的。实际上, 这种结果难以预料。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 可以通过网络系统的管理和重建来达到目标。可以有四种方法:
一是增加信息披露渠道, 形成冗长的关系链条。政府部门可以从证监会、国资委、上交所和深交所、公司本身、会计师事务所不同渠道获取信息, 增加了公司隐瞒信息的风险, 促使公司尽可能披露更真实的信息。
二是考虑企业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应满足激励相容与参与约束, 促使企业自愿披露。参与约束是指指执行内部控制制度获得的期望效用要等于或大于不执行的效用, 这才能保证公司自愿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激励相容约束是指给定委托人 (政府监管部门或国资委或证监会) 不能观测到代理人 (公司) 的行动.和自然状态, 在任何的激励合同下, 公司总是选择使公司本身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内部控制制度只有做到这两点, 才能努力促使其自愿执行, 达到帕累托改进。一种办法可以考虑引入新规定, 如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得到执行将纳入企业是否被“ST”中, 作为其中一项考核因素。目前内部控制指引中, 并未有相关规定。只是简单规定需要经事务所审计, 并出具报告, 但是如何后续处罚并没有明确, 所以公司和事务所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从形式上做到多方满意, 违背政府立法初衷。
三是在企业与政府合作中找到平衡点。可以采用驱逐公司 (如取消对未达标公司的配股资格) 、市场机制 (如降低政府对该公司产品的采购) 、基本管制 (如不允许扩大经营范围) 等促使企业合作。当然, 这些措施从表面看来是非理性, 但其会产生对稳定性的需求, 并因此为重建网络提供了机会, 因而也是理性的。
四是以不同方式增加宣传力度, 让更多企业了解支持内部控制标准的推广与执行。从长远看, 内部控制标准的执行应当是有利于企业的, 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政府部门的执法监管并不是干涉企业自主权, 而是服务于企业。另外, 考虑到中小企业执行内部控制标准的成本过高, 可否考虑出台类似美国的《中小企业内部控制指引》, 以减少中小企业的执法成本。
参考文献
集团公司外部筹资成本控制探讨 篇8
集团公司外部筹资可以采取不同的模式,但不同筹资模式下其成本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集团公司需要结合自己的可得性、综合考虑成本等因素做出选择。
1.集团公司外部筹资成本的构成
集团公司外部筹资成本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筹集资金所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律师费、公证费、担保费、承销费及广告宣传费等,这部分费用总额会由于公司自身的实力、信誉等发生一定的变动。第二部分为资金使用成本,即为获得资金的使用权所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利息、股息、红利等。一般而言,资金的使用成本会受到市场资金的供给情况、国家宏观政策以及企业因素的影响。以利率变化为例。2011 年中国人民银行3 次提高贷款利率,这种利率的上升会使得市场中资金使用成本增高,从而提高了资金使用成本。但2012 年人民银行却执行降息的政策,如果筹资合同中约定利率为浮动利率,则能够享受利息下降带来的成本节约。
2.集团公司外部筹资模式及其对成本控制的影响
总体来看,集团公司外部筹资模式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集团公司为主体进行筹资,在这种模式下,集团公司作为债务人向外融资,一般可以由财务部门或者财务公司进行运作。第二种是以子公司、控股公司或者具体的项目为主体进行筹资,这种模式下子公司或者控股公司自身作为债务主体,母公司则可以独立于筹资活动之外或者以担保人等身份出现。从这两种模式来看,如果以集团公司的名义进行筹资,由于其实力相对雄厚,信誉度较高,同时与银行等融资对象关系更为密切,则筹资成本要低。
二、集团公司外部筹资各阶段成本控制重点
从筹资过程来看,集团公司筹资成本控制可以从准备阶段、执行阶段、偿付阶段三个阶段推进,不同阶段成本控制的重点存在明显的差异。
1.筹资准备阶段成本控制
筹资准备阶段成本控制主要有3 条途径。第一,筹资论证费用,即为确定筹资方式、筹资期限、筹资金额等问题而展开的前期论证。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自身论证还是委托中介机构、专家进行论证,都需要支付劳务等成本,从而会形成成本开支。第二,调研成本。为提供参考,集团公司一般需要分析同类型项目所采用的筹资模式,甚至到其他企业进行调研,从而会产生成本。第三,资料准备与宣传成本。如果筹资要财产抵押,则需要进行资产评估以及公证。此外,如果公开筹资,还需要进行宣传;如果定向向银行等机构筹资,同样需要进行信息沟通与交流,这都会产生成本。
2.筹资实施阶段成本控制
首先,要完善合同文本。集团公司要组织专业人士、法律顾问对合同文本的合法性、合理性、完整性进行审核,以保障不会由于合同文本的缺陷导致企业筹资成本的增加。以银行贷款为例,如果集团公司预计未来处于加息周期或者降息周期,则可以事先与银行进行沟通,协调利息调整变动的周期,以维护各方利益。其次,要提高对所筹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果企业筹资规模较大,则要按照合同文本及时取得相关的资金或者资产,保障资金安全;同时,要尽量避免形成大量的资金限制,以降低资金成本。再次,要对筹资费用进行科学的核算。财务部门要通过对比可行性分析报告等内容,核算筹资费用是否在预算范围内,若已超支,则要及时向筹资主体进行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
3.筹资偿付阶段成本控制
首先,要提前对偿付资金做出安排,避免“无钱支付”导致筹资成本增加。财务部门要根据合同文本准确地测算所需偿付的资金总额,并与债权人进行核对,确保资金数额不会出现差异。在此基础上,财务部门要根据现金流动情况,及时安排资金储备,以备到期支付。其次,要根据不同的资金来源合理地安排偿付方式。如果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支付可以根据事先约定如履行手续后银行直接从账户扣除的方式支付;如果是委托代理机构则要注重支付凭证的获取,如果是以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则要注重履行审批手续并符合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如果以非货币资产偿付,则要科学的开展资产评估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支付资金的安全,不会出现支付错误。
三、集团公司外部筹资成本控制面临的挑战
虽然集团公司外部筹资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市场行为,也有诸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从实践来看依然存在筹资成本不可控的案例,如部分民营企业大量利用民间资本后无法偿还到期资金而“跑路”就是最好的案例证明。总体来看,外部筹资成本不可控主要受市场资金供不应求等因素影响。
1.筹资环境不佳影响筹资成本控制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虽然政府部门积极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融资环境,但从实践来看,由于筹资活动中需要经过大量的审批程序,特别是发行股票、债券筹资更是需要行政部门的审批,即使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也需要经过多重审批,整个筹资过程相对复杂,可能形成大量的公关成本,导致筹资成本增加。其次,从筹资渠道来看,当前企业直接筹资的渠道仍然较少,只有少数公司能够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对于大量的集团公司特别是民营集团公司而言,间接融资仍然是主要的筹资来源,这就表现出筹资渠道不多甚至不畅的问题。并且,由于渠道相对有限,集团公司在向外筹资时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寻找资金供给方,这也会加大筹资成本。
2.市场资金短缺影响筹资成本控制
首先,从资金供给来看。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2007 年狭义货币供应量为15.256 万亿,到2012 年则增加到30.9 万亿,年均增长15.16%;而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7—2012 年,其年均增速达到14.28%。可见,货币供应增速与经济增速相比差异并不大,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对投资拉动依靠过大,大量的资金被作为固定资产投资,部分资金作为虚拟经济投资,真正进入实体经济的数量占比并不大,导致企业资金供给不足。其次,从资金需求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城市化带来了大量的市场需求,这使得企业特别是实力较强的集团公司有较强的市场扩张冲动,为加快发展步伐,集团公司会出现强大的资金需求,从而会导致资金需求过大。这种供给有限与需求过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金成本。
3.集团公司自身管理不善影响筹资成本控制
首先,集团公司信誉度不够、管理不善导致筹资成本增加。部分集团公司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盈利能力不强、现金流不大,或者集团公司管理人员个人信誉不佳,导致合作银行等潜在的债权人不敢将资金借给集团公司,加大了筹资的难度。其次,筹资行为不规范影响筹资成本控制。部分集团公司确定筹资目标后,缺乏对目标银行等潜在筹资对象的调查和了解,导致筹资过程中出现筹资困难等事项,甚至使筹资活动可行性大幅度降低,增加了成本。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四、强化集团公司外部筹资成本控制的思考
针对集团公司外部筹资活动成本控制中面临的问题,可以从规范筹资行为、加强渠道建设、强化公司治理等方面提高筹资能力,强化筹资保障。
1.规范筹资行为强化成本控制
首先,要强化筹资准备工作。在集团公司或者子公司提出筹资意向后,要对筹资的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完善公司内部筹资决策程序,明确参与决策者的职责,对筹资事项进行审批,保障筹资活动规范可行。其次,要强化筹资过程管理。在筹资活动过程中,可以建立统一的规范性的合同文本,在部分合同条款要修改时需要重新审定;同时,要强化对所筹集资金的监管,确保专款专用,保障资金安全。再次,要强化筹资偿还管理。集团公司要以资金偿还方案为蓝本,对偿还资金的来源等进行动态的监督,判断是否能够按照原方案偿还所需资金,对不能偿还的提前做出安排。
2.加强渠道建设有效控制筹资成本
集团公司筹资需求较大,必须有较为完善的筹资渠道才能有效地控制筹资成本。首先,要加强与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合作。企业要利用开户行等资源,主动与金融企业进行合作,争取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指导,同时邀请其参与企业资金流动监督,以此构建合作关系,降低筹资成本。其次,要加强与中介机构的合作。这种中介机构既包括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也包括承销机构等中介机构,要与这些机构形成战略或关系,有效地控制筹资过程中的服务成本。
3.强化公司治理推动筹资成本控制
首先,集团公司要努力塑造“讲信誉、有实力”的外部形象,公司决策者要以自身形象的塑造为基础,履行自己所做出的和代表公司所做出的每一项承诺,不断提高企业在合作者以及社会公众中的地位,为筹资活动营造良好地环境。其次,集团公司要强化公司治理,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科学的决策程序,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降低运营成本,为筹资活动的实施提供内部保障。
摘要：集团公司外部筹资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其成本控制既与筹资活动时市场环境、筹资行为本身相关,也与集团公司整体形象等相关,因而要从规范筹资行为、加强渠道建设、强化公司治理等方面着手,才能达到成本节约目标。由于集团公司成员较多、业务发展较快,需要通过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企业借款或者发行股票、债券等形式筹集资金,而这种外部筹资活动必然会产生成本,所以如何达到成本最小化则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外部控制器 篇9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相关信息披露被广泛关注。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如果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就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给社会环境带来负担。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相关媒体报道及公司相关的信息披露。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突出,相关利益者并不能获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信息,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尤为重要。
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范围较窄,大多数企业只披露非会计信息,披露意识淡薄且披露内容不全面。近年来,危害员工、社会环境及社区福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三鹿奶粉事件等。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会削弱消费者及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从而产生信任危机等,同时声誉受损又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仅受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外部制度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背景较国外特殊,国外研究结果在我国的适用性值得思考。结合我国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研究,是现今制度变迁环境下需要研究的主题。两权分离使得高管对公司拥有控制权但不拥有所有权,且其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为保护股东等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出现了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如股东大会、独立董事等,因此可以将公司治理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内部控制环境。外部制度环境较差时,内部控制环境是否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呢?二者之间究竟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公司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内外部环境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发挥作用上存在的关系,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帕累托改进,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二、文献综述及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
1.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
Trotman和Bradle(1981)发现,系统风险高的公司为了降低系统风险,会较多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马连福和赵颖(2007)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及行业等会显著影响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程度。李立清(2006)研究发现,公司所处的行业、公司规模及公司所有权性质会显著影响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程度。
Orlitzky et al.(2003)研究了财务杠杆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发现财务杠杆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程度越低,二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atten(1991)研究发现,公众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显著强于企业业绩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Muhammad et al.(2010)则用负面媒体关注作为外部压力,研究其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大量负面报道及媒体关注会导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更多,特别是披露的环境信息更多。Guthrie和Parker(1989)的研究结果与Muhammad et al.(2010)相反,他们并未发现外部压力给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带来显著影响。
Dowell et al.(2000)发现履行国际环境标准的企业市场化价值更高,二者显著正相关。Luo和Bhattacharya(2006)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分为不同部分,深入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财务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客户满意度的相关信息披露能显著影响企业财务绩效,且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他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的披露并未提升企业的财务业绩。也就是说,其他企业社会责任分项信息的披露对企业财务业绩不产生显著影响。
Verrecchia(2001)发现,较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股票流动性,投资者对该公司股票的需求随之增加,股价得到提升,进而降低了公司面临的权益资本成本。Ingram和Robert(1978)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二者关系不显著,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不能影响投资决策。这与Mc Millan(1996)的研究结论类似,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存在信息含量,但在控制了行业及披露时间等相关变量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投资决策的关系显著。
李正(2006)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公司市场价值越低,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杨熠和沈洪涛(2008)与李正(2006)的研究结果相反,他们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则股票收益率越高,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ealy et al.(2001)、Lang和Lundholm(1996)研究发现,为在资本市场再融资,企业会主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情况以改善资本市场对公司的印象。后续也有较多学者试图研究公司如何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印象管理(Zim⁃merman和Zeitz,2002;Deephouse和Carter,2005)。
Waller et al.(2009)与前述研究不同,他们从信号传递视角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
方靖怡(2010)、陈小林及魏学强(2011)研究了企业慈善信息披露,认为通过披露相关慈善捐赠信息,能实现广告宣传和弱化政府管制等目的。
2. 制度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
Patten(1991)提出,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的动因之一是遵守相关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并认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及质量的方法之一是完善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Guthrie和Parker(1989)研究发现,为提前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增加的压力,企业会增加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当然,这也可能是为了应对政府干预等而做出的反应。Brammer和Pavelin(2004)则研究了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证明媒体关注为其影响因素。
王建明(2008)发现外部环境监管的压力能够显著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外部监管压力越大,其环境信息披露的程度越大。陶文杰和金占明(2013)研究了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企业财务业绩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发现媒体关注确实能够发挥中介效应。
Healy和Palepu(2001)认为,行业竞争度越高的企业其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越低,因为更多的信息披露会使竞争对手获取企业相关信息。王俊秋和张奇峰(2010)研究发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特别是地方控股的上市公司,公司制度环境的改善对二者关系起到显著调节作用,能降低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
于鹏(2007)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比国有控股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大,产权性质是影响财务重述的因素。李诗田(2009)用媒体关注、行业敏感性、制度引导等替代外部压力,研究发现企业合法性压力越大,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程度越大。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折射出企业未来发展的许多信息,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一定影响,是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途径之一(Hart,1983;Scharfstein,1988)。
Schmidt(1997)研究发现,激烈的外部竞争增加了公司破产的风险,为避免职位安全受到威胁,高管会增加更多的个人投入,以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提升企业效率。Nickell(1996)则发现公司治理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与Parrino(1997)的结果一致。
罗炜和朱春艳(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竞争越激烈,其自愿性信息披露越多,其会通过披露更多的相关信息来降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顾客等的信息不对称。而有效的内部控制能提高相关信息披露质量,王志永等(2008)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是加强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保障。这与郭素勤(2011)的观点不谋而合,该学者也认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能保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及披露,越能保证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等。
3. 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
Cullen和Christopher(2002)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该研究结果得到了Adam(2002)的支持。Roberts(1992)则研究了外部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部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
Forker(1992)研究了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负相关,而独立董事比例对二者的负相关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二者的负相关程度越低,这一结果得到了国内学者沈洪涛等(2010)的支持。但马连福和赵颖(2007)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也不显著。
钟田丽等(2005)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水平越高,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aniffa和Cooke(2005)则研究了董事会主席特征和董事会组成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发现这两个因素都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
(二)假设的提出
我国是新兴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更为严重,从而阻碍了企业对投资机会的把握。如何能获得融资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工作人员非常关注的问题。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及代理问题增加了上市公司潜在投资者的价格保护,提高了公司的融资成本,降低了公司股票的流动性等,给企业未来发展带来了负面经济后果。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管理层存在动机进行形象管理,加强资本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信息披露,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减少逆向选择和价格保护,从而减少公司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
产品市场竞争作为外部制度环境的一种重要因素,已成为公司治理的替代机制,对其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Hart(1983)发现,管理层努力程度受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管理层越努力。Schmidt(1997)研究发现,由于激烈的外部竞争增加了公司清算的风险,为了避免公司清算给管理层自身带来私有成本(如失业等),其会更加努力工作以改善公司的生产经营效率。因此,外部产品市场竞争能够促进管理层提升努力程度,从而表现为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Griffith(2003)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企业代理成本越低,具体表现为企业外部产品市场竞争促进了企业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姜付秀和刘志彪(2005)认为,企业决策会考虑产品市场竞争的程度,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又会显著地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及相关信息披露。外部市场竞争环境的改善,降低了企业采用非正当手段进行竞争的程度,提升了其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相关信息披露的程度,促进了资本市场信息的流动,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形象。从这方面来看,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从同行业竞争对手处获取的相关行业信息也越多,这表明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如果同行业其他企业均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而单个企业未披露,则会被社会公众所质疑,进而损害其社会形象及声誉。因此,为了避免成为另类企业,当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即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
合法性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成为企业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战略选择。在该动机支撑下,企业一般会选择披露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信息。具体来说,如果媒体对企业进行了正面报道,那么将会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声誉及知名度;反之,如果媒体对企业进行了负面报道,那么将会在较大范围内损害企业的声誉及社会形象,从而给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经济后果。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媒体关注度的增加会让企业进行更多的相关社会责任履行信息的披露。在面对媒体的正面报道时,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信息披露,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对其的认可程度,进而提升企业形象。在面对媒体的负面报道时,企业通常会做出相应的积极反应,如披露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履行及承担的相关信息,表明企业并未侵犯企业员工、社区及环境等的合法权益,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护。
压力理论认为,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的相关披露更多的是出于外部压力的考虑,而媒体则是更为活跃的外部压力的来源之一,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及社会形象带来显著的影响。媒体报道越多,给企业带来的外部压力也就越大。由于我国经济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环境等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企业的生存面临着较大的外部压力。如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大肆报道使社会公众对该企业产品不信任,最终导致该企业破产。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媒体关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媒体关注越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即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大。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业样本;②剔除数据缺失样本;③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后得到4014个年度观测值。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信息来自巨潮资讯网等,且通过手工收集,数据处理采用Excel和Stata 11.0。
(二)变量计量
1. 产品市场竞争的计量。
本文参考罗炜和朱春艳(2010)的研究,计算赫芬达尔指数,用单个上市公司所占有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加和计量产品市场竞争,即用单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除以行业所有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再将每个公司的该比值平方后加总。
2. 媒体关注的计量。
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采用少数代表性报刊标题中涉及的企业名字次数替代性计量公司被媒体关注的程度。罗进辉(2012)用互联网新闻搜索的方法检索企业的新闻报道,以此替代性计量企业外部媒体关注的程度。但该方法涉及的范围太广,工作量太大,且容易遗漏。本文借鉴陶文杰和金占明(2013)的研究方法,通过中国知网这一巨大资源库,计量样本企业被新闻媒体所报道的数量,作为量化媒体关注的指标。为保证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对该数据指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下文均采用经对数化处理后的媒体关注指标。
3.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
部分学者自行构建指数来衡量,部分学者采用德尔菲专家打分法,还有部分学者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年报中所占页数计量(Abbott和Monsen,1979;倪恒旺等,2015)。本文拟借鉴倪恒旺等(2015)的方法,采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页数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替代指标,该值越大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反之,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低,企业未披露任何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时该指标取0。
4.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盈利能力、资本性支出、公司治理均可能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将这些因素控制以保证结论稳健。
具体变量界定如表1所示。
(三)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1)和模型(2)为检验H1和H2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1)用来检验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模型(2)用来检验媒体关注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CSRD表示CSRD1和CSRD2,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两个变量。controlvar为表1中年度行业虚拟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comp为产品市场竞争的替代变量,用赫芬达尔指数计量。εit为模型回归残差。如果H1得到验证,模型(1)中comp系数a1应为正值,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如果H2得到验证,模型(2)中b1应为正值,表明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2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样本量为1684个。
如表2所示,CSRD1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平均来看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页数为2.004页,中位数为7.093;CSRD2为相应的专家评级,平均来看专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评级为4.018。comp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的赫芬达尔指数均值为0.083,整体来看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一般。媒体关注的均值为4.528,中位数为4.401,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093和8.913,表明媒体相关报道整体上来说较多,即媒体关注程度较高。董事会规模均值为8.482个,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4.000和18.000,表明公司董事会的人数较多;独立董事人数Iboard均值为3.008个。高管持股比例均值为5.316%,中位数为0.002%,表明整体来看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这可能是因为较多上市公司均引入了职业经理人所致。高管薪酬激励的自然对数salary均值为13.852。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dual的均值为0.132,表明有13.2%的公司中存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情况。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为36.743%,但最大值为100%,表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存在较大的差异。公司规模自然对数lnsize的均值为21.827,表明一般来看上市公司的规模较大。资本性支出自然对数lncap的均值为18.582,表明资本性支出较高。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326,表明上市公司平均来看在外负债的比例为32.6%。公司当期经营业绩roa的均值为0.042,最小值为-0.138,表明整体来看上市公司存在盈利,但部分公司存在亏损。
同时计算了表2各变量之间的皮尔森线性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各回归模型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值(VIF)均小于4.918,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为控制文章篇幅,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的结果本文未做报告。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CSR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
表3列示了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省篇幅,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报告,下同。
如表3所示,第二、三列是以CSRD1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最后两列是以CSRD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comp和CSRD1的系数为0.015,在5%的水平上显著,comp和CSRD2的回归系数为0.011,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3的结果表明,企业面临的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环境越激烈,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从相关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公司规模及资本性支出等指标均能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他变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系数要么为负值,要么不显著。如资产负债率与CSRD1的系数为-0.015,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财务杠杆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低。roa和CSRD1的系数为0.248,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营业绩越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高,CSRD2作为因变量时的回归结果与CSRD1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一致。表3的结果总体上验证了H1,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和产品市场竞争环境显著正相关,外部竞争环境越激烈,企业越会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
表4列示了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如表4所示,ME和CSRD1的回归系数为0.201,在5%的水平上显著;ME和CSRD2的回归系数为0.197,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无论用CSRD1还是用CSRD2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媒体关注ME都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高管持股比例、高管货币薪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资本性支出及总资产报酬率都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负相关,且均在统计上显著,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越低,与表3的结果吻合。
(三)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控制与CSR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
产品市场竞争和媒体关注作为外部制度环境的替代变量,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在前文得到了验证。但是,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发挥的联合效应是怎样的呢?从现有研究来看,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结论不统一,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无显著关系,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之所以不能得出一致结论,可能是因为忽视了外部制度环境。由于现有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将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效应入手,实证检验企业所处的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带来的影响。对于内部控制的计量本文借鉴迪博指数。
表5列示了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也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是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发挥联合效应。
如表5所示,产品市场竞争和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5和0.011,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的主效应显著;内部控制IC与CSRD1和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6和0.019,表明内部控制环境越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但只是在CSRD1作为因变量时显著。从comp×IC与CSRD1和CSRD2的回归系数来看,该交互项与CSRD1和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84和0.193,分别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IC与CSRD2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交互项所致。表5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处的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越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发挥着互补的作用。从表5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其与表3和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
(四)媒体关注、内部控制与CSR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
表6列示了媒体关注、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媒体关注与CSRD1和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2和0.035,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结果与前文一致,表明媒体关注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大。从内部控制IC与CSRD1和CSRD2的回归结果来看,与CSRD1的回归系数为0.086,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与CSRD2的回归系数为0.194,不显著。ME×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3和0.242,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控制环境越好,媒体关注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高。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IC与CSRD2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与表5的结果一致,表6的结果也表明,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环境之间存在密切配合的关系,二者共同促进企业进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而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公司治理的其他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够产生促进作用,而资产负债率则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负向作用。
(五)进一步分析
为保证上文结果的稳健性,笔者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对样本做进一步划分,还基于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对样本做进一步划分,以检验上文结论是否对所有样本公司均适用。
表7的Panel A列示了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控制质量分组后的样本分布情况,表7的Panel B则列示了基于媒体关注、内部控制分组后的样本分布情况。
根据迪博内控指数大于均值还是小于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内部控制质量高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样本组;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值大于还是小于其均值,将样本划分为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和产品市场竞争不激烈的样本组。根据媒体关注程度是大于其均值还是小于其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媒体关注程度高和媒体关注程度低的样本组。将两种制度环境下均处于高水平的样本定义为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组,对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组的定义类似。具体样本分布如表7的Panel A所示,处于高产品市场竞争和高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802个,处于低产品市场竞争和低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795个,样本合计为4014个。Panel B表明,处于高媒体关注和高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1345个,处于低媒体关注和低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409个,处于高媒体关注和低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2057个,处于低媒体关注和高内部控制质量的样本为203个。
1. 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质量的分组回归结果。
表8为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质量的分组回归结果。
从表8的结果可知,comp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在产品市场竞争及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组中,回归系数分别为0.216和0.390,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内部控制质量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在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组中,分别为0.011和0.014,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comp×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在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组中分别为0.324和0.398,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而在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质量均低的样本组中,comp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不显著,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亦不显著。comp×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9和0.182,只有在CSRD1为因变量时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在CSRD2为因变量时不显著,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及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其内部控制环境和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环境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互补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信息,从而表现为comp×IC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从而验证了前文的研究结果。这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控制的内部治理环境必须充分发挥效应,才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从表8的控制变量的相关回归结果来看,与之前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 基于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分组回归结果。表9给出了基于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分组的回归结果。
如表9所示,在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样本组中,ME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03和0.019,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02和0.183,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媒体关注程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样本组中,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大,从而支持了前文的研究假设。而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均低的样本组中,ME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和0.003,只在CSRD1为因变量时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在CSRD2为因变量时不显著。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系数则分别为0.101和0.011,也只是在CSRD1为因变量时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媒体关注及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样本组的回归结果相比,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均低的样本组中,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显著下降,甚至作用变得不显著,这也从侧面验证了媒体关注程度高及内部控制质量高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促进效用。
从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的交互项ME×IC与CSRD1及CSRD2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均高的样本组中,回归系数分别为0.021和0.02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均低的样本组中,回归系数则分别为0.011和0.005,只有在CSRD1为因变量时在10%的水平上显著,显著程度明显下降。
从表9的结果综合来看,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均高的样本组中,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联合效应更大,而在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均低的样本组中,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效应显著下降,并且在CSRD2为因变量时变得不显著。这表明只有在内外部治理环境均好的情况下,才能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也从正面验证了内外部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六)稳健性检验
由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很多,为防止遗漏变量导致结果不稳健,本文控制了企业是否亏损、管理层是否发生变更、上市年限及产权性质,回归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不变。
为防止内生性影响,该部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得到的结果也未发生较大的改变。为研究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是否随着年度发生改变,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年度因素,该部分内容还分年度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增强。
五、结论及研究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从制度环境入手,实证检验了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
第一,外部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部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相关信息越多。
第二,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越大,媒体关注促使企业通过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相关信息以提升社会形象等。
第三,分析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效应发现,外部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内部控制环境越好的样本组,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和内部控制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效应越大,且为正向影响;而在外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及内部控制质量差的样本组中,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效应显著下降,甚至不显著,从侧面验证了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联合影响。
第四,媒体关注度越高,内部控制环境越好的样本组中,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联合效应越大;而在媒体关注度低及内部控制环境差的样本组中,该联合效应显著下降,甚至变得不显著。这表明内外部制度环境存在互补作用,也验证了以往研究结论不统一可能是因为忽视了内部或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二)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为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增加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披露,不仅应该改善公司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还应该完善内部控制环境,因为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联合发挥正向效应。本文的结果还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和媒体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治理效应,与内部控制制度共同促进企业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相关信息,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产品市场竞争、媒体关注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相关理论及经验研究。
由于本文关于产品市场竞争、媒体关注、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均借鉴以往研究文献的方法,因此计量上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是对媒体关注的计量,由于媒体关注涵盖了大量的信息源,如何更为有效地计量公司所受的媒体关注程度是本文研究的一大难题。虽然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得到了其他学者的验证,未来研究仍然需要不断探索更好的计量模型及方法,以便于更好地研究该领域的相关问题。
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上也存在较大的难度,从目前采用较多的方法来看,大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不能客观、有效、精准地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且较多的方法是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量,而非质量。因此,完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方法也是未来研究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之一。
未来还需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的角度出发,探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伴随的相关成本和收益,为会计准则监管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因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能伴随着专有信息被竞争对手获取等威胁,所以,是否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得越多越好,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摘要：本文基于2010~2014年我国沪深A股数据,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控制环境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内外部制度环境对CSR(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CSR信息披露程度越高。第二,媒体关注度越高,CSR信息披露程度越高。第三,考虑内部控制环境后的回归结果表明,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媒体关注在对CSR信息披露的作用上与内部控制环境存在互补关系。第四,基于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媒体关注及内部控制质量分组后的回归结果表明,外部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环境对CSR信息披露的正向联合效应越大;媒体关注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环境对CSR信息披露的正向联合效应越大。
自主创新的外部屏障 篇10
中国人之聪明，中国创新资源之多，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国家重视科技这么多年了，中国自主创新为什么总是不尽如人意？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自主创新今日的滞后局面？
对此，通常而言，我们会强调自己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不够，以及科研与企业的“两张皮”问题，还会归因于国家投入资金的不足。应该说，这些问题的确都在制约我们的创新发展，但这些都还只是表面现象。
到底有什么深层次因素，更为根本地影响着中国的自主创新进程？
传统科技创新体制之弊
我们发现，中国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是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打上了很强的计划经济烙印，长期以来与市场经济的需求不符。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科研机构的改革存在着针对性不够的情况。
在“两弹一星”背景下，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也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供给来促进创新的政策模式。这种体系，主要表现为产业发展政策和科技计划，如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等，旨在鼓励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研制开发相关产品。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了技术，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即使是采购行为，像军用品的采购，通常都是军方直接订购、直接付款，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需求（按说，应当尽可能地发挥军用技术和先进管理的扩散效应，带动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如此一来，导致我们过去的创新体系形成了一个“闭循环”。这个“闭循环”，就是研发项目一直沿着“立项目—要资金—出成果—搞鉴定—评奖项—调职称—立新项”的封闭路径，无法与市场接轨，导致研发与市场“两张皮”，浪费了大量的创新资源。这样的创新项目，具有强烈的鉴定和评奖导向，而不是市场和效益导向。
由于研发项目的立项和鉴定缺乏科学性，终究会导致与市场脱节的后果。许多研发成果获奖一大堆，专利也不少，但能实现产业化的并不多。鉴定和评奖导向也显著地增加了创新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腐败行为，有很多连鉴定都是假的。前些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的“汉芯一号”项目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研发资金，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呼吁创新政策模式转轨
研发产品真正的前端应该在市场，首先考虑需求，再通过相应的政策来配套拉动。而仅仅依靠组织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项目攻关，并不能保证攻关成果顺利转化为规模化生产的产品，更不能保证这些产品真正符合市场需求了。这就要靠一种有别于过去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供给来促进创新的政策模式，即相对更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体系来实现。
也就是说，自主创新亟需寻求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破除自身无法逾越的外部环境屏障。而要实现这点，关键在于，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要从整个体系上进行转轨，转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而鼓励企业和整个国家实现自主创新的模式，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有效激发其创新活力，使创新成为一股催生和创造财富的重要力量。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主要是通过政府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价格优惠等措施鼓励用户购买创新产品，通过强制性标准和倾向性措施引导民众使用创新产品，甚至以政府采购的方式直接购买创新产品。毕竟，建立在技术研发基础上的创新产品在投放市场之初，由于生产规模小、研发费用分摊大，甚至生产工艺还不太成熟，加上社会化的生产配套体系没有形成，生产成本高，从而销售价格往往比较高，需求受到抑制。同时，创新产品的性能可能还不为外界所熟悉，会导致使用意愿低。而前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鼓励创新的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市场对创新产品的需求，有利于消除创新供给方对于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感，有利于减少其财务压力，有利于创新供给方的合理竞争，从而刺激供给方的创新活动。
国外经验与中国路径
我们不妨看看国外的情况。在过去，发达国家曾经也以供给促进政策为主，如欧洲国家在航空航天领域、美国和日韩在微电子领域都组织和资助过大型的研发活动。但是，近十几年来，国外越来越重视创新需求鼓励政策，创新供给促进政策退居其次。国际上的研究表明，政府的需求鼓励政策，往往比研发资金拨款等供给促进政策更能有效地带动创新，促进创新走向“研发—生产—销售—再研发”的良性循环。
通过创新需求鼓励，如税收优惠、区别性价格、直接补贴、政府采购等政策，以及标准设定和倾向性措施，一些国家各自形成了具有创新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像美国的国防工业、韩国的微电子工业、德国等欧盟国家的节能和环保产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与需求鼓励政策是分不开的。
这样的政策模式在国际上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应该说也已开始引入创新需求鼓励政策了。国务院颁布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就明确规定，要建立财政性资金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国家税务总局也曾表示，将对混合动力汽车等产品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但总体上看，中国创新需求鼓励政策刚起步，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比如，中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经确定了核心电子器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大型飞机等16个重大专项，目前已开始或准备实施。但从配套角度讲，还应通过强制性标准、政府采购、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创造和扩大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同时要相应改革创新资金的分配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重供给促进、轻需求鼓励的观念由来已久，并直接影响到国家创新资金分配，已有的创新需求鼓励政策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外部控制器 篇11
一、“内部+外部”双重控制在反倾销中的职能分析
(一) 外部控制在反倾销中的职能
1. 政府的主要职能。
(1) 通过立法, 为企业提供法律支持, 保护国内产业不受或少受反倾销调查之苦, 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衡。 (2) 通过外交协调, 早日解决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 通过经济外交推动国家间谈判, 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3) 通过宏观调控, 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出口环境, 全面提高出口竞争优势。 (4) 设立综合的反倾销预警信息库, 建立反倾销预警模型, 随时向企业预报各国反倾销动向以及我国企业可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产品。
2. 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
(1) 通过行业自律来维持出口秩序, 避免无序竞争引发国外反倾销制裁。此外, 行业协会也需对企业、政府、消费者以及国外同行业协会、上下游行业的关系进行协调。 (2) 及时组织企业共同应诉, 配合外国反倾销调查机构, 提供行业相关资料。 (3) 建立行业信息库, 帮助企业普及国际贸易等相关法律知识, 使企业掌握反倾销的相关规则, 增强依法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4) 行业协会倡导的预警系统体现“由点到片、到面”的整体性, 实现预警系统的协调一致和资源共享。
3. 社会中介机构的主要职能。
会计师事务所主要从会计核算的角度, 对企业的会计核算提供指导和协助, 帮助企业填写答卷, 建立反倾销会计体系, 出具符合标准的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则是从法律的角度, 为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提供法律支援, 从立案调查开始至结束, 律师事务所都要参与其中。同时, 律师事务所还可以为企业做反倾销法律知识讲座, 帮助企业增强法律意识。
4. 同行业企业的职能。
同行业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过程中需要同心协力, 共同面对反倾销调查风险。平时的沟通、交流可以让企业做到自律, 防止低价恶性竞争, 从而规避反倾销调查。在反倾销应诉过程中, 行业企业应该抱团应诉, 一方面降低应诉成本,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胜诉的概率。反倾销裁定结束后, 同行业企业应做事后的沟通、交流, 总结经验、教训, 进一步完善企业自身的反倾销管理机制, 促使本行业健康发展。
(二) 内部控制在反倾销中的职能
1. 事前的规避、预警职能。
事前规避是在进口国未发起反倾销调查之前, 企业根据对出口产品的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销售情况进行监测, 定期或不定期发布预警信息, 实现反倾销会计保护的前置化。预警功能是指企业设计动态的指标体系, 对市场信息进行跟踪、监控, 设置反倾销警戒线, 在达到警戒线临界值时及时向企业发出警报, 建议企业主动采取防范措施。
2. 事中的抗辩、举证职能。
抗辩职能是企业在填答反倾销调查问卷和实地核查时, 提供确凿的会计证据及相关资料, 为自己规避或降低反倾销风险进行抗辩。举证职能主要体现在申请市场经济地位以及填写调查问卷、实地核查方面。中国出口企业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待遇, 必须进行个案申请, 证明自己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营并有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地位要求的会计制度。
3. 事后的降幅、完善职能。
降幅职能是指反倾销调查结束后, 企业可以达到降低倾销幅度、降低反倾销税负, 使进口国不征或少征反倾销税的目的。完善职能是指反倾销案结束后, 出口企业对内部控制进行总结和反省, 找出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 以反倾销应诉为契机, 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改进和完善,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综上分析, 内外部控制的职能各有侧重, 详见图1。
二、“内部+外部”双重控制模式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一) 基本情况分析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 实地走访、个别访谈为辅, 共发出200份问卷 (150份书面卷, 50份电子卷) , 到截止日收回180份, 剔除无效卷4份, 实际收回176份 (131份书面卷, 45份电子卷) , 对调查数据采用百分比分析法。调查对象包括生产企业、外贸公司、政府机关、行业协会、会计师/律师事务所、高校等, 调查对象中的生产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 这和台州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符。答卷人基本上分布于财务部门、业务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 调查涉及的行业很广泛, 包括医药化工、机械电子、塑料制品、水产、工艺礼品等, 基本上是台州最为主要的行业。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遭受过国外反倾销调查的企业为31家, 占调查企业总数的24.41%, 不确定企业是否遭受反倾销的占75%, 说明平时企业信息的传达不是很公开、透明。另外有超过70%的人对反倾销的知识不是很了解;当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时, 只有21.59%的人认为应该应诉。
(二) 内部外部控制因素对出口企业反倾销的影响
1. 外部控制因素对出口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影响。
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答卷人对外部控制在企业应对反倾销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是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他们认为, 政府机关、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和同行业企业这四因素产生的作用和好处百分比基本上都在70%以上, 说明答卷人对它们所报的期望值很高。同行业企业因素问题1“应对反倾销, 企业有没有和同类企业沟通?”, 选项“有”选择比率为48.86%, 说明出口企业尽管意识到抱团应诉的好处, 但在实际运作中还是很难做到。
2. 内部控制因素对出口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影响。
分析结果见表2。绝大部分答卷人认为内部控制是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关键环节。但实际上, 被调查企业中只有41.43%的企业设置了内部控制, 设置与反倾销相关的内部控制就更少了, 只有22.83%, 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刻不容缓。从内部控制五要素的影响分析可以看出, 企业在这方面的管理不尽如人意, 这和总体情况相吻合。例外事项控制活动问题2“企业出口业务时建立哪些内控制度?”, 选项结果为“构建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制度, 31.5%”、“建立规范良好的会计凭证制度, 24.41%”、“加强会计档案的管理, 27.56%”、“不相容职务分离, 41.38%”、“严格授权审批控制, 18.12%”, 说明企业在控制活动制度和实际运行上存在很多缺陷。
监控要素问题1“参与内控监督的人员应向谁报告?”, 选项结果为“董事会, 32.96%”、“监事会, 35.22%”、“高级管理层, 31.82%”, 说明企业治理结构设置不是很科学, 管理混乱, 这和内部环境问题1的选项结果基本吻合。
三、应对反倾销:出口企业构建“内部+外部”双重控制模式
构建“内部+外部”双重控制模式的整体思路是以反倾销调查程序为时间轴, 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在模式构建上有两点需要说明: (1) 只要有市场经济, 就存在倾销与反倾销, 因此, 这三个阶段模式的设计是动态的、循环的过程。 (2) 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在整个反倾销过程中都在发挥作用, 只是在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的侧重点有区别, 本文主要研究每个阶段控制要素的主要作用。
(一) 事前规避反倾销风险双重控制模式
在事前规避阶段, 控制模式的重心是构建多层面的反倾销预警体系, 详见图2。
1. 外部控制。
(1) 政府机关从驻外机构、海关收集最新数据, 及时掌握国际反倾销和对我国反倾销的动向, 建立进出口监督体系和国家层面的反倾销预警机制, 对有可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产品信息进行追踪调查。同时,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企业出口贸易秩序, 防止低价恶性竞争导致反倾销调查。 (2) 行业协会在此阶段处于承上启下的中心位置, 它需要综合各方信息, 联合科研机构建立行业反倾销预警模型, 协调出口企业的贸易行为, 并对企业进行专业指导。 (3) 中介机构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主, 从专业角度协助企业完善成本核算体系。 (4) 同行业企业平时应多沟通、交流, 尽量避免低价无序竞争, 提高产品竞争力。
2. 内部控制。
企业要利用政府、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产品数据建立企业层面的反倾销预警体系, 对重点敏感产品的销售信息、国内外市场、产业贸易政策等重要影响因素进行实时监测, 尽可能降低反倾销风险。同时, 企业必须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规范会计核算体系。
在事前规避阶段, 出口企业应将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有效结合起来,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出口策略:如果进口国未发起反倾销调查, 我国企业继续出口产品;如果发起反倾销调查, 则进入事中应对阶段。
(二) 事中应对反倾销调查双重控制模式
此阶段, 出口企业作为反倾销应诉的主体, 需要让内、外部控制因素共同发挥作用, 提高企业反倾销应诉的胜诉率, 详见图3。
1. 外部控制。
(1) 政府机关此时应积极展开外交协调, 通过谈判磋商, 尽量争取到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同时让反倾销机关能够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合理估计, 取消替代国的做法。在必要时, 政府还可以对反倾销调查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 (2) 行业协会要组织企业参加反倾销调查听证会, 积极参加应诉, 与国外进口商、反倾销调查机关进行磋商、谈判, 配合反倾销调查机关的工作。行业协会还需在应诉企业之间进行协调, 合理分摊诉讼费用, 提高应诉企业的应诉意愿。 (3) 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出具规范的审计报告, 协助企业进行会计成本核算, 协助企业填写答卷、模拟查证。律师事务所派出有反倾销应诉经验的律师帮助企业应诉, 为企业提供有力的司法支持。 (4) 同行业企业应相互合作, 组团积极应诉, 并按规定缴纳应诉费用。
2. 内部控制。
(1) 企业需要提供按照公认会计准则进行账务处理的会计信息资料, 以证明企业是按市场经济制度经营的。此外, 企业需要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 涉及部门包括外部的政府机关、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同行业企业及反倾销调查当局, 以及内部的市场部门、销售部门、成本中心、财务中心、生产车间等。 (2) 企业应构建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体系, 规范会计处理流程, 加强会计档案管理;同时严格授权审批制度, 严格执行不相容职务分离, 提高会计资料的可靠性。 (3)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进行审计, 建立一套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并审计的会计报表。
在事中应对阶段, 如果企业胜诉, 可以继续保持出口;如果企业胜诉概率不高, 可以选择价格承诺, 也可以继续出口, 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企业败诉, 则会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导致出口无望, 企业受到重创, 这样就进入第三阶段:事后完善阶段。
(三) 事后完善企业管理的双重控制模式
此阶段, 出口企业处于核心位置, 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 企业都应该对事前、事中的控制效果进行总结, 找出不足并加以完善, 详见图4。
1. 外部控制。
(1) 政府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 加快市场化进程, 制定相关政策对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加以规范, 设置强制性价格对出口企业进行限制;继续为行业协会、企业提供最新商业信息, 扩大企业出口选择权, 为企业日落复审创造有利条件。 (2) 行业协会应继续为企业提供服务, 收集国内外市场信息, 为出口企业降低市场集中度提供信息;引导企业自律, 多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扩大出口产品种类;利用复审制度, 协助企业争取在短时间内取消反倾销措施。 (3) 会计师事务所协助企业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为企业制定合理的反倾销规避策略, 为日落复审做准备。律师事务所可以为企业员工开展反倾销法律知识讲座, 以提高企业整体应对反倾销的意识。 (4) 同行业企业事后应共同交流应对反倾销中的经验和不足, 找出存在的问题, 共同解决, 并加强企业自律, 防止恶性竞争。
2. 内部控制。
(1) 企业要落实“人人参与, 共同应对反倾销”的企业文化, 让其渗透到企业的每一个角落;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设置反倾销内部控制岗位, 配备专业人员;实施多元化经营, 降低经营风险。 (2) 加强风险管理, 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三个方面制定相应策略。 (3) 控制活动要贯穿于企业生产的整个过程, 这样才有可能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4) 建立完整的反倾销信息库, 完善企业的反倾销预警体系, 同时建立畅通的沟通机制, 保证企业内、外部及时上传下达。 (5) 监督要从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两方面展开, 对企业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达到防弊、控制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