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问责

公共问责（共6篇）

公共问责 篇1

一、中国传统官吏考核制度的启迪

我国对官吏的职位问责源远流长, 《帝王世纪》记载:“舜为尧司徒”即确定尧有司徒之职。在《尚书》中记载有:“禹作司空”、“平水土”。意思是作为司空的大禹, 其职责就是治理水土。我国古代对官员的问责通常是通过考功即官吏考核来实现的。考核的方法是将官吏在一年中的能力、表现、功过由其上级整理出来, 并向该部门全体其他官员通读和听取意见, 由此议其优劣并集中送交吏部。我国古代官吏考核一般不能一家独断, 还有校考与监考。另外, 还规定了凡是参与校考、监考的人, 此后如果发现考核有误, 均与负责考核的人, 同其功过。考核的内容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和“勾检制”。比如, 对于近侍官的考核标准就是:“献替可否, 拾遗补缺”。即能不能向皇帝提出意见以及意见的水平、分量如何。再比如对司法官的考核标准就是:“推鞠得情, 处断平允”。亦即能不能呈实调查清楚与执法公平问题。这类标准恰当、明白, 具有可操作性。同时, 每年一次的考核对于广大官吏来说既是鼓励又是监督。

及至清朝, 对官员已经有了较为详备的考察制度, “考群吏之治, 京官曰京察, 外官曰大计”。 (1) 朝廷对官吏的考察分为肯定奖赏与否定惩罚两方面。对京官的肯定奖赏考核方法如下。京察分为三等:一等为称职;二等为勤职;三等为供职。对于如何确定等级, 朝廷定有四格, 第一格曰守, 第二格曰才;第三格曰政;第四格曰年。第一格“守”的标准有三:有清、有谨、有平;第二格“才”标准有二:有长, 有平;第三格“政”的标准是有平、有勤;第四格“年”的标准包括有青、有壮、有康。守清、才长、政勤、年或青或壮或健为称职, 列为一等;守谨、才长、政平或政勤、才平、年或青或壮或健为勤职, 列为二等。守谨、才平、政平, 或者才长、政勤、守平为供职, 列为三等。清朝对官吏的问责惩处以“六法”为规范标准。“凡入于六法者, 则劾”。六法, 一曰不谨, 二曰疲软无为, 三曰浮躁, 四曰才力不及, 五曰年老, 六曰有疾。不谨者、疲软无为者革职, 浮躁者降三级调用, 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 年老, 有疾者休致。当然, 清代也非常强调其他法律责任与绩效问责的的分界, “凡官, 贪者、酷者则特参, 不入于六法”。亦即, 对于官吏触犯刑律的不法行为, 不适用“六法”作为问责惩处的依据。

清代官吏肯定奖赏及问责惩戒考核制度之基本指导思想重在“有功、有为”, 其与现代公共行政问责的评价标准有差异, 但与现代企业的岗位绩效问责指导思想切合甚近。

二、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辨异

(一) 公共行政行为被问责的基本标准变迁

1. 秩序行政理念下以“合法性”作为公共行政问责唯一尺度

行政是面向未来以目标为导向一系列的塑造活动, 其呈现为管理、协调、自律、监督等各种制度化的组织形态与动态行为。基于国家公共权力及社会组织以及一般企事业单位的主体身份差异, 行政分为公共行政、社会行政、私行政三种类型。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高权性、单方性、强制性为典型特征, 传统公共行政行为正当与否判断之最高标准在于“合法性”。行政行为之“合法性”的内涵兼具“正当性”与“合法律性”两个技术标准, “正当性”是在政治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模糊的概念, 但“正当性”也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名词, 它至少与选民同意及符合社会规律两个变量正相关。“合法律性”是公共行政的特别强调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无法律即无行政。公共行政行为的“合法律性”旨在追求法律对行政的控制, 无法律即无行政使法律“直接地将国会的特定组织决定呈现出来, 以及间接地创设可以持续产生民主正当性的行政结构。” (2) 无法律即无行政是法教义学立场恪守的基本原则, 其对于限制行政恣意、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 形成稳定、法律致力追求的秩序形态具有重要作用。但片面强调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古典经济学崇拜市场至上的一个极端, 只是打造有限政府、守夜政府的理论武器, 单纯以“合法律性”作为评价、规制公共行政行为的唯一尺度, 对于创造一个有活力、全面担当的大政府还是有所欠缺的。

2. 福利国家理念下以“合理性”标准评价公共行政行为

福利国家由英国W·坦普尔在《公民与教徒》中用以区别“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与“权力国家”。福利国家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的关键内容是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理念目的在于巩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 削抵沿着资本财富增长逻辑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福利国家有三种模式:自由的福利国家、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自由的福利国家仍然关注限制国家行动的边界, 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强调权利的平衡,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谋求普遍的由国家提供的待遇水平。虽然各国对实践福利国家理念有差异, 但也存有基本共识, 那就是国家应该矫正市场失灵, 维持社会公正、平等。福利国家理念对公共行政直接渗透的后果就是给付行政时代的盛行。给付行政突破了传统以“合法性”标准评价判断公共行政行为的框架, 但也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 那就是在资源稀缺的基本前提下行政机关如何为公众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正确、适当的服务。基于上述转变,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审查由僵硬的“合法性”审查范围延伸到行政裁量权“合理性”审查范围。在大陆法系德国, 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主要适用“三阶理论”, 即比例原则, 通过必要性、妥当性、法益相称性三个标准予以权衡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在英美法系, 由于对如何正面认定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存有判断上的分歧, 转而依靠反面排除即通过不合理性的认定来确定合理的行政行为, 凡是不属于不合理的, 就是合理的。具体而言, 不合理包括两个层次, 一般不合理和实质不合理, 一般不合理又主要指不相关考虑和不考虑相关因素, 以及行政行为发动动机不纯正;实质不合理则指Wednesbury不合理, Wednesbury不合理为英国格林法官创设, 是指明显荒谬的, 极其违反逻辑或公认的道德准则的行政行为。

3. 新公共行政理念下强调公共行政行为的规范价值

新公共行政认为应当建立受益者导向的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的正当性是建立在满足相对人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 公共行政的存在目的除了要关注和促进一般公共利益的实现之外, 同时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简言之, 公共行政就是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根据弗雷里德克森教授和马苪尼教授的观点, 新时期的公共行政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公共行政的研究重点应当从传统的强调重视行政机关的管理转移到政策的议题和政策的建议;2、公共行政应当从单纯的重视效率和经济因素转变为重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3、公共行政应当从过去的价值中立转变为考虑公共行政的价值和信仰问题;4、现代公共行政关注的重点应当包括政府的伦理、诚信、责任等问题;5、有效的公共行政应当是在主动与参与的民众意识的系统中加以界定的。 (3) 显然, 在上述理论看来, 传统的由政府主导和提供的公共行政服务的理性模型的正确性和官僚模型的有用性已经受到了社会及民众的质疑和批评。虽然市场化、多元主义长期以来被一些学者和官方用来解释公权力的运作, 并且被视为有效制度设计之理论依据, 但是, 面对现代社会民众日益变化的公共行政服务需求, 市场化、多元主义已经无法成为注释公共行政的理论依据。正如弗雷里德克森教授所说, 传统的或者古典的公共行政追求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以现有的有限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或者说在维护现有的服务水准下我们如何花费最少 (强调效率) (4) 而在现代社会, 民众需要的公共行政服务除了要求以上两个方面之外, 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公共行政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是社会和民众对现代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中提出了这一更具正义性的价值新要求, 加速了公共行政服务范式的变迁。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史中, 著名的西———瓦 (沃尔多) 之争中, 西蒙主张用逻辑实证主义建立一个公共行政学的经验理论, 也就是能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科学, 沃尔多认为公共行政学应该关注价值问题, 建立一个关于公共行政学的规范理论。“效率显然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 终极问题应该是“为何而效率” (Efficient for what) ” (5)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显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规范价值关怀。

(二) 企业问责以岗位责任为基准判断职业行为的正当性

“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 也包括非国家行政, 非国家行政主要指私行政, 即私人企业、组织、团体的执行、管理活动”。 (6) 企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 现代企业是典型的营利法人, 财富增长是其首要目的。现代企业在逐利过程会进行许多重要的活动, “现代管理学之父”———法国学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活动是企业活动之一, 它与技术、商业、财务、保安、会计等活动一样, 应集中处理, 并且与企业的一般活动应当分开, 独立执行。 (7) 正因为如此, 管理专业才得以发生。但是, 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着重表现的管理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大类。由于企业治理在法律范畴上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 企业治理的目标就是为了生存, 所以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参与企业管理的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在本质上都是属于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人, 他们时刻关注的都是企业和自身的财产增减, 其行为动机和影响其行为选择的核心因素也当然是经济诱因, 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在本质上要经常考虑的也是财产权利 (行为成本) 。 (8)

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私行政中表现出几大特征:对目标进行清晰的陈述;对目标的实践路径以效率为导向严格审查;以岗位责任为行为标准测量绩效产出;强调经济诱因;着重结果而非程序。所以, 在企业私行政管理活动中, 判断职业行为是否正当是以岗位责任为依托的, 因为岗位责任是被分解了的企业目标, 是达致企业目标的不能脱漏的环节。岗位责任是否恰当、正确的履行也是测度职业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答案。

(三)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差异比较

1.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指向对象不同

(1) 公共行政问责是一种行政系统内部自律机制。什么是问责?《联合国反腐公约》表述“问责制”适用“accountability”一词, 其形容词形式为“accountable”。《牛津简明英语词典》 (第九版) 对“accountable”的解释是:“responsible, requored to account for one's conduct, ”意思是指“在法律或者道义上应负责任的, 被要求对其性能更为负责任的”。 (9) 可见问责就是指追究责任和承担责任。欧文.E.休斯认为:“责任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以其他人或者其他团体名义行动的人要对该其他人或者团体回报并对他们承担责任。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代理人代表委托人的利益执行任务并向委托人回报他们的完成情况。” (10) 根据利益博弈理论, 在等级制关系中或者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必须建立一定类型的责任机制, 以确保被授权人的行为最终符合授权人的期望。

公共行政问责是打造责任政府的基本手段。责任政府, 是指政府只有在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法的政府。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 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11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产物, 责任政府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 责任政府的理念要求现代政府必须做到:1.积极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并尽可能加以满足;2.必须积极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3.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管理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伦理责任和必要的说明解释责任。作为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 责任政府就意味着要有确保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 这一机制应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外部控制机制, 即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另一部分为内部责任控制机制, 如政府内部的行政监察, 公共行政问责也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律、自制行为。

(2) 企业问责强调行政岗位自律, 更强调非行政岗位工作人员是否履行岗位责任。企业问责是指除代表国家公权力及社会组织的公共行政之外, 企业内部对企业在岗人员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 因不适当履行职责或者不适当作为或者不作为, 贻误工作, 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企业管理活动中引入问责制, 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实现整体性目标, 是十分有益的。第一, 企业可以利用“问责制”这支“铁手腕”, 切实改变在岗人员工作作风, 增强责任感。第二, 可以使企业管理更加的科学、规范、透明。以清晰陈述的岗位责任作为判断工作人员职业行为的正当性有利于防止追究责任的随意性, 无边无际的散漫化。第三、有利于企业文化养成。通过建立企业问责制, 无论是厂长经理, 还是普通职工, 都会更加兢兢业业, 努力避免失误的发生、损失的发生、亏损的发生。

企业问责虽然也强调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岗位问责, 但更强调对企业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因为岗位责任是分解了的企业目标, 企业的绩效增长的关键依托点是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责任是否得到了切实履行。强调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将使普通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化, 形成职工“组织化”的伦理人格。普通职工融入追求社群主义、团队精神的氛围之中, 其形成的忠诚、责任意识有利于消除职工作为个体经济人产生搭便车、机会主义的不良倾向。企业常态的问责机制根本目的不在于惩戒行政岗位工作人员, 更在于预防、教育一般职工。从而在普通职工中也形成“有纪律的思考”和“有责任的思考”慎独慎微的常态思维习惯。

2. 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前提不同

企业问责是典型的绩效问责, 它强调的是“有为”、“增收”, 企业建立问责机制属于标杆管理的一个环节, 标杆是组织体基于行业特点、外部原因综合考量后期盼的业绩水准。而公共行政问责虽然也强调要提高绩效, 但由于公共行政服务的特殊性, 就决定公共行政服务在进行时, 除了要考量效率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之外, 还要考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

正因为如此, 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前提不一样。企业问责的实质前提是企业管理人员或者员工在面对顾客或者消费者时, 因为某些行为不当而导致消费者消费的减少或不满意, 从而基于企业市场份额“缩水”、财产减少而启动的问责。而行政问责的实质前提则是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 因为某些行为导致社会或者民众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甚至是损害了社会或者民众的合法利益, 或是有损社会公平正义, 从而启动问责。所以, 第一, 公共行政问责的发动动机较多是因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损他) ;企业问责更多是因为职工职业行为损害了企业自身的成长业绩。第二, 企业问责中的被问责行为评价标准非常明确、清晰, 即岗位责任;公共行政中被问责的行为有时可能仅仅是依据模糊的伦理性、道义性标准。第三、由于公共行政中个别职员属于公众人物, 其在非公务期间的私人行为可能严重失当而被问责, 但企业问责在所不问。综上, 公共行政问责启动的标准远远低于企业问责标准。

3.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问责依据有差异

企业的问责机制是一种企业的自治行为, 属于同体问责, 其没有资格去建构一种异体问责机制, 异体问责机制只能是法定主体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完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建构。作为企业自治的同体问责, 其旨在建构一种超越“违法责任”、“违纪责任”的管理机制。它以“岗位责任”作为基点, 通过问责制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结构力量, 发挥其对企业的整合和调节功能。正因为如此,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所依据的规范不同, 对于规范的有效性所偏重的要素更不同。

规范的有效性通常要得益于规范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保障。从这个方面而言, 企业问责更加强调合理性, 即只要问责依据的规范没有违法法律规定即可。而行政问责则不同, 合法性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基础, 而在此基础之上它又必须要强调问责的合理性, 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即行政问责的合理合法。因为二者在提供服务时, 它的自由度和范围有着巨大差别。行政服务的提供者通常在其职责上会有严格的明文规定, 因为政府必须保证服务提供的稳定性。而企业在提供服务则没有严格的规定, 企业通常是鼓励尽可能创新服务。一方面, 因为企业的服务对象较为单一, 在创新服务方式时有较强承受失败结果的能力。另一方面, 一旦在某一单一服务对象上的创新服务得到成功, 其所能带来的绩效增长将远大于可能造成的损失。所以企业更愿意也更敢于冒险更敢于结合企业与市场变化制订新规范。

三、“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

(一) 烟草公司政企一体的特点

“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在我国具有独立的特点。第一, 烟草公司兼容国家烟草专卖管理和烟草企业生产两种功能, 它是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时代为保持国家对烟草这一特殊商品进行有效管理而形成的有别于一般行政部门和一般企业法人的特殊的政企合一的管理机构。烟草公司根据国家《烟草专卖法》的授权取得烟草专卖管理权, 行使烟草专卖的一般公共管理权限, 同时, 作为烟草生产性企业, 其又致力于追求企业的绩效增长, 所以烟草公司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公共行政与生产企业的一体性。第二, 在烟草公司, 行使烟草专卖公共管理权限的机构虽然与企业的各种生产性机构相分离, 但岗位职位固定了, 人员却未固定, 保持着流动的灵活性, 这就是经常所说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增加了对烟草公司管理行为的辨识程序与困难, 同时也可能导致烟草公司人员利用这种身份移位规避法律责任。

(二) “局司合一”情形下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

烟草系统实行“局司合一”, 公司既是企业实体, 也根据法律授权在烟草专卖事项上享有公共行政管理职权。这种组织特征决定了问责机制必须根据不同的管理事项采用不同的问责价值取向:作为企业实体, 其面对的是“顾客”, 采用绩效问责标准, 绩效问责的焦点在于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在烟草专卖事项上作为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公权力享有者, 其相对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其首要标准采用合法性问责标准, 合法性问责关注相对人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的严格保障。不管烟草公司内部人员如何流动, 如果关涉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且属于执行烟草专卖的公共行政管理行为, 只要该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存在合法性瑕疵、或者行政行为不合理、或者行政管理行为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实现, 就能对该类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启动问责。对于烟草公司企业的管理活动, 只有在公司人员的职业行为没有正确、适当履行岗位责任时, 才能启动问责,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公共行政启动问责的起点要比私行政启动问责低得多。也正是如此, 执行烟草专卖公共管理行为的公司职员除了要履行好企业岗位责任之外, 更要以公共行政行为标准纯洁自己的行为。

摘要：在我国古代的正字制度中对于官员的问责制度就早已有了一定的尝试和规定, 到清代, 对官员问责有了较为完备周详的规定。公共行政问责从秩序行政到福利国家及新公共行政经历了合法性、合理性、促进社会正义的评价标准变迁, 企业私行政则是以岗位责任为依托测度职业行为的绩效。“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 对执行国家专卖的公共行政管理行为以合法性、合理性、促进社会正义三个标准作为启动问责的前提, 对烟草公司的私行政管理活动则以岗位责任是否得到恰当、正确履行作为启动问责的前提。

关键词：传统官吏考核,公共行政问责,企业问责,烟草系统问责

注释

11 张友渔等主编.中华律令集成·清卷[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368.

22 [德]施密特·阿斯曼著, 林明锵等译.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239.

33 [美]乔.弗雷里德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3.

44 [美]乔.弗雷里德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3.

55 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94-95.

66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

77 香港管理专业发展中心编.管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19.

88 张忠野.公司治理的法理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91.

99 李军鹏.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3.

1010 [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265.

1111李军鹏.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2.

公共问责 篇2

项目问责制度

一、为了规范和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的管理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共卫生服务所带来的益处，同时是为了健全内部约束和责任追究机制,使约束与激励并举,促进各部门工作人员恪尽职守,提高决策与管理水平,建设廉洁、务实、高效的卫生队伍，特制定本办法。

二、问责制是指对乡镇卫生院、及下设的各科室、各卫生所的人员在其所管辖的部门及工作职责范围内,因其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者不作为,在人民群众当中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三、问责的对象为乡镇卫生院、及下设的各科室、各卫生所的负责人(即被问责人)。

四、本问责制度坚持下列原则:

1、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2、责任与权利对等原则

3、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4、实事求是、客观、公平、公正原则同时,坚持问责与改进相结合、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五、医院设立问责指导委员会,主任由医院院长担任,副主任由三名副院长担任,委员由护理、药房、药库、新农合负责人组成。

六、任何部门和个人均有权向医院问责指导委员会举报被问责人不履行或不作

为的情况。问责指导委员会核查确认后,按制度规定提出相关方案，予以相应处罚。

七、本制度所涉及的问责范围如下:

1、不能履行科室、卫生室负责人职责。不执行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的;

2、经院委会通过的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应由其承担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任务及工作要求,因工作不力未能完成，影响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整体工作计划的;

3、在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出现差错事故，在周围群众当中造成不良甚至是恶劣影响的。

4、医院院委会、职工会认为应当问责的情形;

5、依照医院规章制度规定应问责的其它事项。

八、问责的形式及种类

1、责令改正并作检讨，责令公开道歉；

2、通报批评;

3、留用察看，调离原岗位；

4、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停职、免职；

在进行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可附带经济处罚,处罚金额由院委会、职工大会决定。

九、被问责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人员，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进资格，要责成其做出产生过失的说明及避免今后工作再发生过失的计划和措施,防范类似问题的发生。

十、被问责人应当配合调查,提供真实情况,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调查,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打击报复检举、举报的单位和个人。调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不再调入使用，引咎辞职、责令停职、免职的，一年内不再担任与原职

务相当的职务。

十一、被问责人对问责追究方式有异议,可以向问责指导委员会申请复核。

十二、问责程序及纪律要求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在监督检查工作或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责线索，按权限及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听取领导小组意见，向院领导班子提出问责建议。

2.对于检举、处理重大事故工作中发现的问责线索。由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核实后向院领导班子提出问责建议，向当事人问责。

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给出的合理的问责建议应予以采纳并记录。

4.院领导班子作出的问责决定。按相关规定登记备案。

满洞乡卫生院

对问责者实行问责 篇3

近些年，内地不断出现各级领导人的“拍脑袋项目”，造成的危害更是触目惊心。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20年间，中国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约4000亿～5000亿元。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4年，审计署对10家央企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金额为16亿元，而由于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

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然而，由于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权责不匹配，除非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官员一般毋须为决策失误、管理失职承担具体责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里或许涉及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不揣进自己的腰包，犯错情有可原，否则谁还敢干事？

上述观念代表了一种“官本位”视角，即从官员自身的利益来看待权力与责任。这种视角绝非天然有理。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公仆，首先应该遵循的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衡量一种政策和制度的视角和标准，也应该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非官员个人利益。如果从官员个人利益出发，国家就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游乐场。官员个人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当这种特殊利益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相悖时，每为官员多考虑一点，国家和人民就必然多损失一些。

实行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建议虽好，但思路仍未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补丁”范围。如果导致漏洞不断产生的机制不改变、“官本位”的思维定式不纠正，新的“补丁”可能只会催生新的漏洞，再多“补丁”也无济于事。事实上，由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构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即使没有“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在现行制度下也仍然是有责任的，问题的关键是能否严格执行制度，对违规者坚决追究责任。

前不久，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因护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伤兵不力被曝光。美国军方随即展开调查，得出与报道相符的结论。此事造成美国陆军部长哈维辞职，里德医院院长维特曼少将被解职。哈维的辞职固然涉及政治牵连，维特曼被解职则是货真价实地追究责任。

规章制度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说明由“官本位”衍生“官官相护”，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官本位”的背后是“官本位”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相互勾联，形成一张“官官相护”的大网，这才是官员犯错难以被问责的根本原因。由于有能力问责的人本身就在这张网上，问责者缺位或不司其职，问责的动力不足，再“健全”的“终身负责制”，都可能被束之高阁，沦为一纸空文。要使问责制落到实处，不能只对犯错者本人进行问责，还必须对有能力问责的人进行问责。

对问责者进行问责，必然会加大对领导干部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但正当，而且必须。权力越大，被问责的机会越多，这才符合权责对应的原则。中国的现状却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小；位高权重者，少有被问责的可能。这种权责的高度不对称，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世所罕见。

权力越大，其错误和失职造成的危害越大。不但对国家造成损失，损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而且必然波及民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动摇执政基础。只有对领导者追究领导责任、对问责者追究失职责任，才能将当权者的行为约束在符合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的轨道上。

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研究 篇4

关键词：政府,公共服务,行政问责

所谓的公共服务, 就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社会大众提供的一种普遍性的服务,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文化的提供等, 都属于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收益对象不是某一个人,二是不特定数量的人,甚至是所有人,也正是因为如此,公共服务一般都由政府来完成。 这就给予了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权力,以及义务和责任。 本文就政府公共服务的具体职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实现时的行政问责模式进行阐述探讨。

1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

只有政府未完成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能时, 政府公共服务问责机制才会出现,所以说,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研究是基础, 特别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欠缺。 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欠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1政府公共服务忽视监督程序

在今天,政府的职能可以说体现在方方面面,小到社区的基本设施,达到一个城市的治安维护,都有政府服务的身影,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公共服务在不断的增多,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重视了基本的服务,却忽视了服务监督,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政府为方便市民生活和娱乐,修建公园,但政府更多的是关注资金的投入,而对公园修建的过程的监督, 以及公园后期的应用的监督就相对较少,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公共服务的结果与最初的本意相背离,导致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无法实现。 所以说,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总,除了注重基本的服务环节之外,也应该关注后期的监督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价值。 总之,政府公共服务忽视监督程序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欠缺的一个体现, 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的基础。

1.2政府公共服务关于文化服务内容欠缺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基本得到满足,所以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可能就会更多一些,相应的,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也应该重视文化服务的内容。 但是目前,政府的公共服务内容的侧重点还是偏向于物质服务,关于文化的服务内容,与社会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文化服务除了可以满足人们基本的精神需求之外,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核心凝聚力的重要方式,所以说,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也应该给予文化服务一定的重视,保证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同时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平衡。 由此可见,政府公共服务关于文化服务内容的欠缺, 也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欠缺的体现,是政府公共服务行政问责的基础。

2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

完善行政问责机制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机关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的贯彻实施。 在政府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行政问责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效果的发挥,也有利于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行为。 2003年非典期间, 是我国政府问责机制建立的本质性进化时期,在此之后,我国的政府行政问责机制在不断的完善,到今天,关于政府职能的行政问责,已经有了全面发展,但是关于政府公共服务行政问责的机制,还有待于改进,上问下责、引咎辞职等方式仍然是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的主要方式, 这与日渐增多的政府职能欠缺相比,显然是不足的,针对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欠缺,本文认为, 政府公共服务的行政问责,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首先,明确责任主体。 在政府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不同的服务内容,其服务主体是不同的,政府公共服务过程中,有提供服务的主体, 自然也应该有监督服务内容和服务程序的主体,这样,如果出现政府公共服务忽视监督程序的问题时,就可以准确的找到监督行为人,有它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说,明确责任主体,一方面可以更好的保护政府机构,防止问责机制的滥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准确的惩罚行为欠缺的主体,使责任承担更具意义。 由此可见,明确责任主体使政府公共服务行政问责的一个重要方式。

其次,丰富政府内部的职能分工体系。 上面所说的,政府公共服务关于文化服务内容欠缺,是今天社会环境下,政府职能欠缺的一个体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除了文化服务内容的欠缺之外,还可能出现其他服务内容的欠缺,针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丰富政府内部的只能分工体系,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 在政府行政问责的过程中,才能保证责任人的存在。

公共问责 篇5

第一条 为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有效实施，对居民健康问题实施干预，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主要传染病及慢性病，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臵能力，促进居民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基本原则

㈠坚持政府主导，充分体现公益性和公平性，按项目方式免费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㈡坚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着眼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有针对性地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努力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㈢坚持注重质量，提高效率，强化监管，保障社区居民充分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第三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等9项。

第四条 主要工作指标：

1、按照国家规范建立社区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健康档案建档率不低于50%

2、向居民提供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询服务，每年组织不少于9次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咨询活动。

3、为适龄儿童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0—6岁儿童预防接种；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疫苗针对性接种达到规定要求。

4、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传染病疫情及时报告率每年不低于95%，非住院结核病人、艾滋病病人规范化管理率达95%以上。

5、对0-3岁儿童进行保健管理。

6、加强孕产妇保健管理。

7、对辖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保健管理。

8、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危人群进行指导。

9、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登记管理、随访和康复指导。

第五条 城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工作主要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

第六条 按现阶段工作需要，建立健康档案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原则上按照居民常住地进行区分服务人口，即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对象是镇级和村级常住人口；城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对象是城区常住人口。既要保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辖区内不留空白，覆盖到全体居民，又要科学合理利用资源，不得重复提供服务。第七条 要积极转变服务模式，逐步改变重医轻防的观念，从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转变到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负责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要深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居民户，按责任分工具体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同时，要全面掌握辖区内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在上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主动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减轻并逐步消除危险因素对居民健康的威胁。

第八条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结合省、市要求，组织开展好专业技术培训，市直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要强化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指导。培训的重点是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使其规范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第九条 要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政府领导、部门配合、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原则，明确职责，精心组织，共同做好项目的实施与管理工作，确保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取得实效。

第十条 建立健全分级考核工作机制，强化项目考核，保证项目执行质量。考核结果与医疗卫生机构年度考核挂钩，作为工作人员奖惩及核定绩效工资的依据。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按规范要求为居民提供服务。要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月报告制度，确保年度项目目标如期实现。级镇卫生院每月1日前将上月各项目进度情况上报至市卫生局，然后逐级上报。

第十二条 要建立督查机制，加强督查考核，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重大民生问题纳入任期考核目标，加大对项目执行的督查和指导力度，逐步使居民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切实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第十三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坚持政府购买服务的原则及公开透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补助标准为每人25元，并随着财政补助政策的改善不断提高补助标准。

第十四条 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作用，让广大农村居民充分了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要意义和对健康产生的长远影响，提高居民健康意识，鼓励居民积极参与，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服务创造良好舆论环境，保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顺利开展及稳步推行。

第十五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与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管理组织和辖区单位的协调与沟通，争取支持，引导居民自觉自愿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012年1月1日 关于实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问责的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增强医疗卫生机构干部职工的责任感和大局意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干部职工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根据国家、省、市有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文件精神和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干部职工。

第三条 对医疗卫生机构干部职工实行问责，坚持实事求是，权责相当、惩教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履行职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干部职工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其他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医疗卫生机构干部职工问责：

（一）工作严重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辖区或者本单位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较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三）在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中滥用职权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较大事件的；

（四）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处臵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其他给国家或集体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第六条 对医疗卫生机构干部职工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免职。

第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干部职工具有本规定第五条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从轻问责：

（一）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损失或者挽回影响的；

（二）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并且主动承担责任的。

第八条 受到问责的干部职工，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第九条 对干部职工实行问责，按照干部职工管理权限进行。

第十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对因检举、控告、处理较大事故事件或者其他方式发现的干部职工应当问责的，市卫生局进行调查后，情况属实，则予以问责；

（二）对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的干部职工应当问责的，市卫生局进行调查后，情况属实，则予以问责；

第十一条 作出问责决定前，应当听取被问责的干部职工的陈述和申辩，并且记录在案；对其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

第十二条 对于事实清楚、不需要进行问责调查的，市卫生局可以直接作出问责决定。

第十三条 对干部职工作出问责决定，应当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四条 对干部职工实行问责，应当制作《干部职工问责决定书》。

《干部职工问责决定书》应当写明问责事实、问责依据、问责方式、生效时间、当事人的申诉期限等。作出责令公开道歉决定的，还应当写明公开道歉的方式、范围等。

第十五条 《干部职工问责决定书》应当送达被问责的干部职工本人及其所在单位。

第十六条 被问责的干部职工的有关问责材料归入其个人档案。

领导干部问责情况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问责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公共问责 篇6

在以传统官僚制为核心的行政管理模式中, 公共管理参与者被简单的划分为严重对立的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 强调主体相对于客体的优先性和至上性的思想。伴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到来, 传统官僚制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建立在“主体——客体”二分思维范式之上的权力监督问责机制失去了应有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兴起, 许多政府转向以“经济、效率、效能”为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为了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 本着由效率优位向绩效优位转移的原则, 西方各国实行了将国有企业私营化、公共事务管理民营化和政府业务合同化的行政改革, 使众多非政府部门实体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 形了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局面。

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是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否定, 它体现的参与合作不是一般的民主机制理念中所包含的政府为主导、对社会多样性成份的吸纳与接收, 而是一种平行的、各自以主体身份而出现的合作与对话机制;它不是某种整套规则或某种形式的活动, 而是一个以协调为基础的社会互动, 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 也包括私人部门。所谓的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主要是指“依靠多元的主体互相发生影响的互动以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社会管理活动”的状态。基于周亚越教授在行政问责制研究中提出的相关观点, 本文将择取多元治理主体这一视角对政府问责展开探讨。

2 治理主体多元化视角下我国政府问责建设的理论基础

2.1 民主政治理论

人民拥有一切权力并不意味着全体人民直接行使公共权力, 代议制下民意代表对人民利益的负责就是政府责任的最初起源。在这种间接民主之下, 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发生了分离, 执掌权力的少数人运用权力时人民是要承担交易风险的, 诚如孟德斯鸠所言:“有权力的人们在运用权力时非走到极限绝不停止”, 如果对权力运用者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约束监督, 权力的腐败和人民利益的损害几乎是必然的。所以, 对权力运用者的监督是必须的。在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状态下, 首先, 权力的运用者除去政府之外, 还包括由政府权力转让而成为治理主体的许多非政府部门实体, 在政府承担“元责任”前提下, 责任主体多元化;其次, 伴随着责任主体的多元化, 对政府的问责主体必须实现理论回归, 即只要是权力的让渡者就享有对政府的问责权。在我国包括人大、司法、政协、人民团体、媒体以及公民个人都是政府问责的参与力量。这种参与式民主下的政府问责是民主政治原则的彰显。

2.2 委托代理理论

主权不能由所有公民行使, 人们只能选出代表代为行使自己的权利, 由此产生了民主政治领域的委托代理关系。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 即委托人对有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 并且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察觉。 权力所有者的人民与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在意志上不可能一致, 矛盾冲突时有发生。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政府基于两个理论假设, 加上自身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会使人民付出相当的交易成本, 而代理行为的不易察觉又为政府自由裁决量的恣意扩展提供了空间, 造成人民权力的扭曲、公共治理效率低下以及腐败滋生, 公众利益受到侵害。权力拥有者对权力运用者的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

2.3 公共选择理论

政府不是万能的, 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进行政治决策的人和进行市场决策的人一样, 都受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影响;政府是由人来组成的, 作为政府组成的官员以及政府自身也有自己的行为目标, 这些行为目标与公众利益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政府责任得以存在的现实根源。政府决策时, 以公共物品为决策对象, 以公民选票为决策导向, 然而由于政治市场交易双方的群体性、交易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交易结果的间接性, 使得政府决策容易出现失误, 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根据公众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演化为特殊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协调的过程, 伴随而来的是政府“寻租”活动的产生, 对公众利益的抵触也会成为政府消极怠工, 效率低下的一大原因。应当看出, 公共选择理论中所谓的政治领域“市场化”视角下, 政府行为对一般公众据有很强的隐蔽性, 要加强对政府的问责, 需要大众监督与专业监督相结合, 过程监督与重点监督相结合, 扩大监督范围, 实现监督的专业化对约束政府行为极有必要。

2.4 善治理论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造成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 并且权力之间不再是科层官僚制下的条块分割, 权力的扁平化与交叉性日益突出, 这种自主自制的公共治理网络体系对社会自治力有新的要求。社会实现了权利回归, 政府成为公共治理体系的协调者, 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由服从变为合作, 公民自治成为常态, 政府的作用趋向于政策输出和公共产品提供。此时政府处在公共治理链条的上游, 决策失误和导向错误而引发的后果将更加严重。政府问责不仅是必须的, 而且要突破原来的问责理念, 将公民对政府的问责转化为公民对政府的治理。

3 治理主体多元化视角下我国政府问责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 政府的行政环境较之于以前有了深刻变化, 社会主体的参与使行政权力重新配置, 但由于我国行政职位分类机制不健全, 政务类和业务类公务人员职责不清, 造成责任虚置或无法追究;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使得“官本位”观念影响至今, 多元治理语境下政府的“主导”作用受此影响又被异化为“领导”作用;长期以来, 由于政府官员升降选用的权力是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 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官员没有足够的威慑力, 加之人大代表的产生并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问责启动机制的缺失, 人大对于政府的问责或是流于形式, 或是处于缺位状态;政府内部的专门监督问责机构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由于体制设计的缺陷, 这些部门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 虽然在程序和制度上都开创了相应渠道, 但本部门的人事安排、财政拨款等事关个人利益的权力却掌握在同级行政机关手里, 缺乏监督问责的动力来源和激励机制, 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限制。再者, 基于以上原因, 政府权力被过分集中, 少数领导干部的专断使集体领导流于形式。另外, 信息公开机制、行政问责法律和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使得政府问责问题愈加突出。概括来讲, 当前我国政府问责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职责、职权和责任不清、问责文化落后、监督问责制度虚置和政府问责约束机制不健全四个方面。

4 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状态下政府问责的路径选择

4.1 加快关于政府问责的法律法规建设

政府责任的高效实现需要有严格的行政问责制, 为此, 在立法过程中必须要明确监督主体和问责发起的主体。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对于政府问责的权力必须通过法律得到回归和提升, 政协以及各社会团体以及公众对于政府监督的权限、程序以及沟通和互动机制都是立法需要解决的。其次, 要通过立法来确定问责的客体, 即行政责任承担的主体。因为牵扯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职责权限的交叉和不明确, 对于责任的认定是确定责任承担者的关键。再次, 要通过立法来确定问责事由。对政府官员的问责事由可以是出于个人行为或集体行为, 直接行为或间接行为, 不作为或乱作为, 严格区分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责任发生的因果关系, 从而使问责具有针对性。最后, 要通过立法来消除问责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 诸如问责的程序、方式等因为体制的缺陷而不能构建或是构建之后不能发挥作用确保多元主体对政府问责的立体化。

4.2 大力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问责文化

政府问责法规的建设是实施政府问责的有力基础, 但是完全依赖刚性的法律条款并不能取得政府官员对于问责的心理认同, 官员的引咎辞职或依法惩处不仅是基于具体的成文法规, 更需要良好的问责文化和由此形成的外部压力。加强政府问责文化的建设, 要从政府与公民两方面抓起。在政府方面, 要加强对官员的道德教育, 树立“权力在民, 行政为民”的思想, 对人民的利益负责, 履行职责与承担责任相结合, 从以民为本来的角度定政策、选干部, 自身扮演的是主导者而非领导人, 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是基于平等之上的引导, 消除特权思想;公众要树立权利意识, 应该意识到在多元治理主体中, 一定程度上和政府是一种合作和监督的关系, 敢于问责。

4.3 全力推进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在我国绝大多数的政府问责事件中, 发起问责的主要是党的机关和上级行政机构, 人大和司法机关表现出令人失望的集体失语, 社会团体、媒体以及公众由于程序、体制、利益和观念等原因, 缺乏问责意识。大力推动异体问责是问责主体多元化的关键所在。推动异体问责, 首先要实现人大对政府问责的正常化。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方面的优势, 强化政府问责立法建设, 同时通过对政府的监督权, 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 通过对政府官员的选举权, 完善对政府官员的质询和罢免力度。司法机关要强化对政府行为的司法监督, 增强自身的独立性, 通过司法权制衡行政权, 加强和其他享有实质性权利的政府监督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政协和人民团体是基于某种集体利益而形成的组织,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为他们监督问责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过构筑与政府的问责平台, 监督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活动。推进媒体的问责关键在于保证媒体的新闻自由和知情权, 对公众提供准确、实时的政府动态。公众在政府问责的参与过程中, 要开创多元化问责渠道, 建立问责激励机制, 激发公众的公民意识, 对政府问责产生要求。

参考文献

[1]钱海梅.关于多元治理主体责任界限模糊性的思考[J].改革与战略, 2007, (6) .

[2]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