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发展

共生发展（共11篇）

共生发展 篇1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教师的专业素养关系到新课程改革、教学质量提升和高效课堂打造, 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多维度、多途径地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平台,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是学校管理的核心和重点。综观教师专业生活的现状, 我们可以把促进或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归结为三类:一是外在的培养与培训, 对教师进行专业服务和学术引领;二是个人的实践与自我反思, 激发内驱力, 促进教师个体实践行为的改进;三是建构合作共生的教师文化, 有利于教师群体的同伴互助与共同进步。但长期以来,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相轻”的偏见, 也由于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繁重, 缺乏专业对话的时间和氛围, 更由于教师劳动具有比较明显的个体性和教师考评制度以个体为主的导向, 学校文化中充斥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和学科本位思想, 教师处于单兵作战、孤立无援, 甚至是“假合作、真竞争”的状态。

自然界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 显得矮小、脆弱, 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 则根深叶茂, 生机盎然。人们把植物界中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 称之为“共生效应”。生态链上的每个单元都具有比较优势, 共生单元间为了实现“共同优胜”的目标而结合在一起, 形成共生体。共生除了是一种状态, 更强调一种相互影响、共存共生的关系。其实, 不只是自然界, 在我们人类群体中, 也存在着“共生效应”。世界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实验室, 在1901年至1982年间, 先后共有25位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 从而成为各国莘莘学子向往的“圣地”。卡文迪实验室之所以能够涌现这么多的优秀人才, 就是因为这里的科学家倡导并养成了密切合作的风气, 打破了“文人相轻、相互封锁”的怪圈, 达到“文人相敬、相伴成长”的境界。因此, 基于“共生效应”和对教师专业发展现实需要的考量, 我们特别看重教师之间的合作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价值, 构建有利于合作共生的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就成为学校教育工作者的应然追求。

一、集体备课:集思广益、优势互补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 而学科教研组 (备课组) 是集教学、科研和管理职能于一身的基层组织, 是学科教师组成的专门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性团体, 是学科教师的学术家园。教研组的任务是“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工作, 总结、交流教学经验, 提高教师思想、业务水平, 以提高教育质量”。因此, 教研组应是学校变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心, 其建设价值旨归是走向专业的实践共同体。

集体备课和观课评课是学校教研活动的主要实践形式。集体备课是以教研组 (备课组) 为单位, 组织教师研读课标和教材, 分析学情, 制定学科教学计划, 分解备课任务, 审定备课提纲, 反馈教学实践信息等的集体性教研活动。集体备课因其源自草根、基于教学、着眼合作与互助, 对于发挥教师团队合作精神, 集思广益, 取长补短, 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 当前有部分学校的集体备课把形成一个共性化教案作为主要任务, 集体备课研讨中关注教材多, 关注课标少;关注教师的“讲”多, 关注学生的“学”少;关注教学设计环节多, 关注实践反思少。基于传统集体备课的弊端, 我们把集体备课的功能定位为:由以设计教案为主转向重在研讨解决问题, 倡导与校本教研活动相结合的主题化备课形式。具体程序如下:聚焦问题———理论学习———分散思考———集中研讨、达成共识———主备课案———集中修改———上课实践、集体观察———交流改进———再次上课、再次反思———集体总结提炼。主题化集体备课要求教师团结协作、“和而不同”, 摒弃“一人备课, 多人享用”的偷懒式备课和“集体研究, 统一内容, 统一教案, 统一作业”的机械式备课, 做到自我反思和集体攻关相结合, 既有集体智慧的结晶, 又有个性火花的迸发。

二、同课异构:异曲同工、各美其美

“同课异构”因其鲜明的“比较”优势, 成为校本教研、区域教研和优质课评比等研讨活动普遍采用的重要手段。“同课异构”作为一种教学研究的有效方式, 是希望在同一教材、同一课程标准的基础上, 通过教者所呈现的不同的教学思想和主张, 不同的文本解读, 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方法, 不同的教学流程以及不同的教学个性与风格, 在“相异”的教学追求的交流碰撞中实现相互启迪、相互汲取、共同提高。

基于校本教研的“同课异构”基本模式是:首先选定课题, 然后全组教师分头备课, 再共同研讨教案, 彼此修改完善后, 各自上课并相互听课, 最后进行会诊式研讨。如在学校“少教多学”主题教学活动中, 历史组教师开设了“同课异构”研讨课《辛亥革命》。各位教师围绕课堂“学习活动设计”, 各出妙招、各显神通, 设计别具匠心、各美其美。甲教师:“活动一:帝国斜阳———山雨欲来风满楼 (为什么要革命?) ;活动二:建国大业———天翻地覆慨而慷 (怎么去革命的?) ;活动三:法为国根———理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活动四:丰碑永铸———中山伟业传千秋 (革命带来了什么?) ”乙教师:“背景篇:顺势而为拍案起;过程篇:浴血奋战创共和;意义篇:历史余响传千秋。”丙教师:“活动一:‘了解’历史———整体把握辛亥革命的过程;活动二:‘理解’历史———解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体会其进步性;活动三:‘见解’历史———讨论探究辛亥革命的成败, 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活动四:‘感悟’历史———体会辛亥精神。”

“同课异构”教研方式给教师提供了多维观察、评价、交流互动的平台。“同课异构”可以做到教学资源共享, 教学问题共商, 教学规律共探, 教师之间相互借鉴, 集思广益, 从而达到催生教学智慧, 提高课堂实效性,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三、专业共同体:相敬相伴、合作共生

日本学者佐藤学在其著作《教师的挑战:宁静的课堂革命》中提出:全世界的课堂都在由“教授的场所”转换为“学习的场所”;从以“目标———达成———评价”为单位的程序型课程转变为以“主题———探究———表现”为单位的项目型课程;从班级授课的模式转向合作学习的模式;学校不仅仅是学生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的所在, 而且还是教师们作为教学实践专家的共同学习和成长所在。

为应对当前课程改革深化的新挑战,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学研究部门牵头组织创建“学习共同体”“名师工作室”等平台, 从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加大课堂教学改革的力度,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青年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活动宗旨是“营造读书氛围, 学习学科教学理论知识, 提高教师学科素养;搭建交流平台, 解决教育教学中的问题, 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创建学习团队, 打造优秀青年教师群体, 带动教师队伍建设”。“名师”通常指在某区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教师, 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和科研的能手。他们具备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高超的实践能力, 拥有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中青年专家等称号。“名师工作室”一般是用名师本人姓名和研究专长命名并担任领衔人的, 由同一学科若干骨干教师组成, 集教研、科研、培训于一体, 旨在培养教学骨干和新名师的教学研训组织。“名师工作室”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实践型的专业共同体, 是优秀教师共同学习、互勉互助、集体成长的平台。在“名师工作室”中, 教师不再孤军奋战, 而是团队协作, 他们志趣相投、平等交流;智慧互补、经验共享;相敬相伴、合作共生。

四、项目化研究:群策群力、相融共济

管理大师彼德·圣吉有言:“在现代组织中, 学习的基本单位是团体而不是个人。当团体真正在学习的时候, 不仅团体整体产生出色的成果, 其成员成长的速度也比其他的学习方式要快。”“课题研究项目组”和“课程基地项目组”就是基于教师合作文化、彰显同伴互助效力的不同于“学科教研组”的跨学科性质的项目团队。

“课题研究项目组”是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研究愿景和互助的研究机制的“研究共同体”。在课题组内, 各成员群策群力, 取长补短, 资源共享, 协同作战, 共同解决课题研究的问题, 共同享受教研成功的乐趣。

“普通高中课程基地”工程的启动是江苏省落实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 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课程基地是以创设新型学习环境为特征, 以改进课程内容实施方式为重点, 以增强实践认知和学习能力为主线, 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标, 通过师生做中学、学中做方式, 巩固、演示、验证、探究和拓展教学内容, 促进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提高学习效能, 发掘潜能特长的综合性教学平台。例如, 笔者所在学校成功申报创建江苏省“绿色东皋”课程基地。“绿色东皋”撷取了“长寿现象”“教育传承”“花木盆景艺术”三个与“绿色”有关联的维度, 以此来打造融地域特色、人文底蕴和科学内涵于一体的综合性校本课程, 体现了课程开发和实施的学科融合、实践取向、开放多元和示范辐射等特点。“绿色东皋”课程基地建设强调综合性和活动形式的开放性, 为打破学科界限,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教师合作提供了可能, 有利于促进校内跨学科教师队伍的团结和共同进步。学校一方面组建了由语文、历史和生物等学科骨干教师参加的“绿色东皋”课程基地研发综合组;另一方面将“名师工作室”建在课程基地, 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我们在课题项目驱动下, 在活动运行中, 通过专家引领、团队研讨、示范教学、课例反思和叙事互动等途径, 使“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建设成为经验的集散地、资源的汇聚地和成果的辐射地, 成为引领教师发展的发源地、学科知名教师的集聚地和未来教育名家的孵化地。总之, 课程基地的建设适应了基础教育由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由同质发展向个性发展转型升级的需要, 有力地促进了学科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 从而实现学生自主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特色发展。■

共生发展 篇2

陈建伟

所谓语文能力，其实是指运用语言去有效地表情达意，实现人际互动的能力，亦即言语能力。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与他人交往，以实现自己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人格需求，因此，语文能力是人应当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学校教育中的语文课程，正是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其基本任务的。

由于语言形态的多样性，人可以运用不同的语言形态去交往，不同的语言形态构成了不同的言语活动方式，既有口头的言语活动——听和说，也有书面的言语活动——读和写。由于言语交往的互动性，人的语言活动又有着不同的言语方向，人既需要运用语言将自身的信息诉诸于他人，以求得他人对自己的理解，同样也需要感受他人的言语，以理解他人传达给自己的信息，即人既需要进行表达性的言语活动——说和写，也需要进行印入性的言语活动——听和读。可见，人的言语活动是一个多形态、多极向的复杂系统，而人的语文能力也就是一种多元素、多表征的综合素质。语文教学在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时候，不应当笼统地、不加分析地进行所谓的“语文能力”训练，更不应该对语文能力的诸种元素厚此薄彼，偏执于某方面的训练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训练，而应当谨记叶圣陶先生关于“听说读写宜并重”的教诲，致力于学生语文能力的协调发展。过往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确有重读写轻听说的现象存在，但进入21世纪以后的语文课程，已经拿出了谋求学生语文素养整体培养协调发展的行动。

实际上，人的言语系统即人的语文能力结构不仅是由其内部诸元素共同构成的，而且，其内部元素也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和谐共生、整体发展的。人依靠听觉器官对外界的语音进行辨识、模仿，从而学会说话，而说话实践又反过来促进了人对话语的聆听与理解；人依靠视觉器官对外在的文字进行辨认、临摹，从而学会书写，而书写实践又反过来促进了人对文字的阅读与领悟。从语言学习的各个层面看，其原理都是如此。在语文能力的培养中，从语言形态来说，书面言语要以口头言语为基础，读文章要以会听话为基础，写文章要以会说话为基础，不会听话，没有语句概念，何以读文章！儿童学作文，不也就是从学写话开始的吗？但反过来看，会读会写又能极大地促进聆听能力和说话能力的提高，因为，凭着阅读和写作，人收获了大量的语料和意义，掌握了准确的语法与经验，这些都无不有助于人把话听得更明白，把话说得更清楚。再从言语过程看，印入性言语是表达性言语的基础，人是先会听话而后会说话的，是先会识字读文而后会写字作文的，没有接受，何以使用于表达！但反过来看，说话、作文过程中练就的语言组织能力，毫无疑问又大大有助于人对话语及文章的解读。将语言形态和言语过程综合起来看，我们更能看到言语系统内部的多元相关性和互动性。多听别人的话语，不仅有助于我们把话说得更中听，同样有助于我们把文章写得更优美；反过来，把文章写得更优美，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领略优美文章的能力，同样有助于我们把话说得更中听，等等。言语系统内部诸元素的高度关联性、共生性，应当让我们更加明确语文能力培养的综合性与协调性，语文课程与教学必须遵循人的言语系统发展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既分清同时又要贯通各个语文学习领域的客观条件与主观追求，以求得整个语文能力培养系统的最大功能。

根据以上的阐释，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绝不可仅仅依赖于单纯的写作教学，而应当建立和谐共生的语文能力发展观，将写作能力的培养纳入整个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系统策划及其行动当中去，从其他语文学习领域中获取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裨益，同样又以写作学习来推动其他语文学习的进步，而从写作能力培养的本位去看，写作学习对其他语文学习的推动都同时会生成提高写作能力的同步功能。

在识字写字教学中，要做到《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的，除了“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之外，尤其要做到“行款整齐，有一定的速度”，因为写作是一种积极的、连续的书面文字表达过程，“心到手到”才能保证写作思维的及时推进，作者情感的及时宣泄，从而保证写作活动的顺畅。

在阅读教学中，应坚持读写结合、在阅读中生成写作意识的学习原则，借助课文文本的典范性、多样性以及对学生学习的适度性，或以文本形态丰富学生的文体表象，或以文本题材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或以文本的章法、技法启发学生掌握作文的方法及要领，或以文本语言帮助学生积累语言素材及语用经验，等等。阅读与写作的关联在于对文本的操作，让学生在阅读中提升对作文的认知，可直接他们为练习写作打下基础。

在口语交际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聆听获取文化素材及语言素材甚至于话语经验，通过说话训练学生集中话题、组织语言的能力，通过对话引导学生掌握语境、把握角色、选择话语方式的能力，还可以在一些可操作的形式上，如发言、讲故事、演讲、辩论等等，将写作纳入口头语言训练活动中去。口语交际是最切实际、最快速度的言语交流活动，这对训练学生快速组织语言的能力最有帮助。

对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尤其要看到它对培养写作能力的作用。作文可以说是所有言语活动中对人的言语素养要求最高的，最具综合性的，因此，要积极利用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的生成功能，把语文能力的协调发展与写作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在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时，要注意研究每次活动过程与写作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性、相关度，充分利用综合性学习活动可资利用的条件，主动设计与培养写作能力相关的活动任务与细节，确定写作及其发表、展示的要求和方式，最大限度地谋取培养写作能力的效益。在各种语文学习领域的教学中，也要注意将学生学习写作的经验和体会加以调动，既通过反思强化写作学习的效果，又利用这些直接经验去帮助其他语文领域的学习。

总之，语言及言语的客观原理告诉我们，语文能力是一个尤其要通过内部运动去形成和发展的系统，其中的每一个元素、每一个方面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与发展的。因此，建立和谐共生的语文能力发展观，加强作文教学与其他语文学习领域的结合，不仅有益于学生语文能力的整体发展，而且是培养学生作文能力的有效途径。

共生发展 篇3

一、城乡共生思想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城乡共生理念下的城乡协调发展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

1.对于共生单元间要素、价值、信号的传递，政府和市场手段结合不力，效率低下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作为共生单元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协调发展长期存在诸多政策性障碍。由于宏观调控下的市场配置手段不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机制不够完善，生产要素的流向长期处于单极化向城市倾斜，致使农村共生单元发展要素极不均衡。

2.城乡产业结构存在断层，相互缺乏产品或价值链的有效流动

当我们将包含城市和农村的区域看成是一个共生体时，中心城市、中小城镇及农村就成了一个个的共生单元。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要使城乡统筹，形成共生的状态，就必须在城乡的产业结构上形成关联。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在于信息化带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而对于农村共生单元的经济发展，强调的则是新型的农业现代化，除了改造传统农业外，还注重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方向，以此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城乡之间的产业结构存在断层，城乡之间缺乏产品或价值链的有效流动。

3.缺乏科学的城乡规划，共生单元密度不够合理

随着城乡区域范围的扩大，要素资源的含量在不断提高，相同产业内的规模效益不断加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范围也在不断加强，从而产生城乡统筹发展的正效应；但农业基础不稳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同步、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市场发育不健全以及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等人为因素也客观存在。对于城乡统筹的范围必须存在一个合理的共生单元密度，这一密度取决于区域内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以及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农村之间的行政协调能力以及要素流动水平。环渤海湾以及新提出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范围都相对过大，为城乡统筹发展造成一定的不便。

4.不同区域的共生发展模式严重不均衡

由于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城乡之间共生模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性。例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非对称互惠共生已经较为普遍，但在西北地，工业和农业的产业结构还较为落后，偏利共生甚至寄生模式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相一致的。因此，城乡之间长期存在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这是很不利的。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当前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短时期内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还很难实现。

二、实现城乡共生统筹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针对当前我国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城乡差异巨大的矛盾和问题，政府应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大力支持。

1.健全城乡共生体制，优化共生环境

目前，我们要建立城乡共生的和谐环境，首先，应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为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彻底消除户籍制度所产生的人身依附，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二元差别和利益关系。其次，实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完善土地征管制度。建立城乡土地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和土地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建议农村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减少城镇建设中的利益摩擦。经过严格审核后，允许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继承、租赁。

2.做好城乡规划，提高城乡产业关联度

要按照城乡融合的要求，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既要重视农村对城市发展的基础作用，又要重视大中城市和都市圈对农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以农村稳定促进城市建设，逐步实现城乡的交流和融合，打通城乡市场梗阻，确保城乡要素流动的渠道畅通。同时，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增强城乡产业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重点在于发挥城市的门户优势，在农村建立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城乡之间建立一条甚至多条产业价值链，充分发挥区域内的要素禀赋及基础设施的作用；城乡之间建立通畅的物流体系，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价值链，推动城乡发展进程。此外，发展城市边缘农业、兴建农产品加工基地、规划城乡旅游路线，也都是加强城乡产业联系的可行途径。

3.大力提高农民素质，实现城乡人口合理互动

目前，农村教育水平低下是困扰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城市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议从城乡关系的整体来考虑国家的教育发展，彻底改变城乡教育分割的做法以及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的倾向，促进城乡教育的整体发展，普遍提高城乡人口的现代化素质。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提高农村师资水平，改善教育设施，进而不断提高、改善农民后代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受教育状况，使教育真正成为弥补城乡差距的机制。其次，加强城乡共生系统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特殊部分的要素传输，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调动起来，使他们离开土地向本区域城市或外区域流动，寻找就业机会。对于出外务工人员，政府要逐步改善现有的户籍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加速劳动力在共生界面的流动速度，创造更多的能量。

4.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共生单元差距

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打破农村人口与市民在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界限，逐步发展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建立低保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就业平等，保障一体，为农民和市民的生产、生活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解除农村人口的后顾之忧。建议政府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完善多层次、多支柱的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资金从省级统筹向全国统筹过渡，尽快建立农民与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我国农村基本医疗体系当前几乎处于空白，政府应尽快加大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承担起农村基本医疗的相应责任，建立起国家出大头、农民出小头的农村基本医疗体系。

5.科学构建共生界面，实现政府、市场边际作用的结合与体制创新

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对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共生系统达到均衡有着重要的影响。城乡共生界面的介质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市场、政策以及民间组织。城乡统筹既要用公共财政等政策安排的办法，更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推进实施。以往我国的城乡发展偏重于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牺牲农业、农村、农民，支持工业、城市、市民。这种不平等、不等价的城乡交换，实质遏制了城乡统筹发展。对此，在城乡共生的界面构建上，应调整相应的力度，逐步构建一个网络化的要素、信息、文化的传输体系，来极大地加快城乡统筹的步伐和成效。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引导民间投资上加大力度，对民间投资降低税负，减少社会干预成本，让民间投资成为农村吸纳就业、缩小收入差距的主力。同时，城乡统筹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分工与合作也可以逐步由市场来完成，特别是要建立城乡土地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和土地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金融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把城乡紧密地联系起来，降低城乡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成本，加深社会再分工，促进城乡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实现“共生”。

共生发展 篇4

关键词：高职院校,区域经济,共生,发展

一、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概况与淮安区域社会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淮安是江苏省北部中心城市,是江苏南北交通的交汇中心。现有职业院校32所,在校生14.5万人。其中,高职院校3所,在校生3.1万人,均位于淮安市高教园区。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集机械、电子、粮工、法律、信息等多专业协调发展的综合型高职院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8150人,教职工482人,专任教师373人,教学仪器设备总值6700万元。拥有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1个,省级实训基地2个,省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2个,市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3个,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在47年的办学历程中,学院为社会输送了4万多名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广受社会赞誉。

近年来,淮安区域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围绕建设长三角北部先进制造业基地,壮大千亿元主导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淮安工业经济以制造业为龙头,提出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发展目标。2010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 1345亿元,2011年1-5月份,重点培植的特钢、电子信息、化工新材料等三大产业分别实现工业总产值110.93亿元、32.99亿元、89.23亿元,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3.2%,淮钢、富士康、华尔润是其中的龙头企业。2011年2月,淮安市工业大会提出了重点培育五大千亿元产业的五年行动计划,力争2015年五大主导产业销售分别超千亿元,打造全国特钢产业链研发生产基地、全国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新盐都”、全国节能环保示范基地和食品生产基地。

目前,作为新型工业化的“领跑者”,五大千亿元产业正发展壮大:淮钢成为全国最大的管坯钢生产基地;富士康等一大批企业成功落户并快速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一跃成为销售超300亿元的主导产业;台玻集团、中国盐业集团、省盐业集团等三大巨头齐聚淮安,中国“新盐都”实至名归;永江新能源、金太阳电力等光伏产业链项目部分投产,新能源产业取得突破;今世缘、双汇食品、旺旺食品等食品生产企业再上新台阶,淮安台资集聚的“高地”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二、淮安区域社会经济对高职人才需求情况

淮安的人才需求,特别是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将成为影响淮安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同时,为促进江苏城市的协调发展,充分体现苏北中心城市的地位,淮安应尽快形成苏北地区高技能人才集聚和辐射的新高地。而地方高职院校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大批高级技能型人才,尤其是为地方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端技能人才。

淮安市人才状况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人才总量与人口总数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淮安市的各类人才总量占人口总数的比率只有5.13%,远低于全省9.95%的平均水平。

2.人才结构不太合理,高层次人才紧缺。本科以上学历人才仅占人才总量的21%左右,拥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不到人才总量的20%。据淮安第二次经济普查公报(2010年3月)数据,截至2008年末,淮安市单位从业人员106.87万人,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要求,技能人才应达到从业人员的50%,按此标准,淮安市技能人才应达到53.4万人,而目前各类人才总数仅为27.7万人,只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5.9%。单位从业人员中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只占25%左右,技能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都有很大缺口。

3.人才积聚能力较弱。淮安市经济发展水平与苏南城市比较相对落后,工作条件、物质待遇、生活环境等对人才的吸引力还比较弱,在区域人才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企业对人才的积聚能力尤其薄弱,部分企业改制后研发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严重流失。

淮安市人才总量、人才密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数在全省排名仍然靠后,较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主要集中在教育、卫生等少数几个行业,工业经济、新兴产业科技人才匮乏,外向型经济领军人才严重缺乏,县区人才存量不足。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总量偏小,经济发展第一线人才相对缺乏,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缺乏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撑。这样的人才结构与当前淮安市经济发展状况是不相符的。如果单纯靠“引进”人才和技术资源,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极易受到技术壁垒的威胁,无法适应淮安未来发展需求。因此,淮安只有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根据自身实际培养人才,研发产业技术,才能满足由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大规模转型的需求。

三、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服务淮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根据淮安市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特点,以及对技能人才提出的数量和质量、规模和类型上的需求来进行专业建设,重点发展具有显著特色和优势、区域经济急需的专业,使这些优势、特色专业在某些方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使专业结构和淮安经济结构达到动态匹配。依据淮安市重点打造五大千亿元主导产业、新兴高附加值产业,提升制造业竞争能力对相关专业应用技能型人才需求增加的实际,在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不断调整着专业设置。目前,学校开设会计、会计电算化、电子商务、金融保险、数控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汽车营销、粮食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商务英语等30个专业和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等13个方向,涵盖了工、农、经、管、文和艺术等多学科。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态势和省、市两级政府,行业企业的全力支持,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学院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先后举办江苏省高职高专财务会计骨干教师研修班、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双师素质”教师培训班,建成淮安市中小企业服务基地、江苏省饲料人才培训基地、江苏省粮油人才培训基地、淮安市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淮安市财税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淮安市金融从业人员考试培训基地、淮安市创业培训基地和淮安市下岗再就业培训定点单位等。

学院确立“立足淮安,面向全省,放眼周边”的地域定位,即生源和就业市场以淮安为主,主干专业面向全省,特色专业面向周边省市甚至全国各地招生和就业。借助校企互动,实行联合办学,先后开设了“中央新亚订单班”、“淮钢订单班”、“今世缘营销学院”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企业订单班,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学院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满足地方企业需求,近年来不断加大校内外实践教学投入比例。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按照工厂化、车间式进行布局和设备选型,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开发生产性实训项目,积极承担生产任务或参与对外技术服务,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增强实训的效果。目前,学院建有数控加工、模具制造、汽车商务、粮油检测及省级会计、经贸实训基地等多个校内实训基地,承担着校内实践教学、双证考核、市级科技研发和社会专业培训等多种职能,充分发挥了“校内基地生产化”的功用。

校外实训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在教学组织上将学生分成项目团队参与生产,同时将部分课程带到基地,由兼职教师组织实施、开展教学,充分体现了学中干、干中学,实现教学与训练、训练与生产的有机结合。目前,学院每年定期安排学生到富士康等大型企业进行数周的顶岗实习,既促进了企业发展,也提高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充分发挥了“校外基地教学化”的作用。

四、促进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共生发展的建议

高职教育受教育与经济两大规律制约,必须协调好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找到适合教育规律和适应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平台,既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能充分发展自身。

地方高职院校要立足区域经济开展科研服务,应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深入与企业合作,重点加强应用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切实提高科技服务企业的能力,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发展生产、发展科技,真正做到学校教育结构与国家及区域经济结构相统一,只有这样,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才能真正共生共荣。

参考文献

[1]李占标,张建国,马宁.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高职定位[J].商场现代化,2007,(15):205.

[2]王碗.高职院校与区城经济的互动发展[J].继续教育研究,2009,(6):111-113.

[3]孟学英,张循浩.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拓宽高职办学空间[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32):25-27.

课程的和谐共生与学生的自主发展 篇5

【关键词】课程改革；学习革命；课程基地评价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28-0073-01

【作者简介】吴举宏，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南京，210013）教授，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

江苏省课程基地是以创设新型学习环境为特征，以改进课程内容实施方式为重点，以增强实践认知和学习能力为主线，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标，促进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提高学习效能，发掘潜能特长的综合性教学平台。循此道，中华中学“生命·生活·生态”教育课程基地于2012年应运而生，并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现已成为江苏省高中课程基地的一面旗帜、一张名片。

一、“实现课程和谐共生”的一面旗帜

在课程基地规划阶段，学校课程领导力就得到了充分体现。课程基地领导小组敏锐而果断地将课程基地建设纳入学校整体课程体系加以考量和构建，对学校课程结构进行了通盘设计，对学校内部的所有课程（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进行统整，形成了不同课程之间有机联系、和谐共生的整体结构，实现了多种课程之间错落有致、功能互补的课程群落构建。学校将课程体系设置成四个相互关联的类别，一是以提升生命力为主要目标的生命课程，二是以培养道德力为主要目标的德育课程，三是以增强认知力为主要目标的学科课程，四是以激发创造力为主要目标的课程与教法创新。“生命·生活·生态”教育课程基地紧密围绕学校课程体系，从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和生态教育三方面入手，引导学生尊重生命、科学生活、保护生态环境，以达到提升学生对生命力的认识、增强学科认知力、培养社会道德力，以及在生物学科学习中增强选择性和综合性，并激发创造力的目的。

二、“引领学生学习革命”的一张名片

1.以创设主题鲜明的教学环境作为突破口。我国基础教育长期以来轻视课程教学环境建设，创设学科情境、凸现专业特色，形成充分展现学科思想、学科思维和文化品位的课程教学环境，便成为课程基地建设的第一任务。中华中学经过多次调研和专家论证，启动了“134工程”，即建设1个生命科学馆、3个生态园、4个生物实验室，形成引领学生学习革命的新场域。如今，学生在充满生命意蕴（1馆）、诗情画意（3园）和生物科研氛围（4室）的学习环境中，像科学家那样思考、工作。

2.以自主性、选择性课程学习作为主阵地。杜威认为，“课程最大流弊是与儿童生活不相沟通，学科科目相互联系的中心点不是科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中华中学的教师们从杜威的言论中悟出了课程创建的真谛，通过研究学生的成长规律和内心需求，识别各种社会需要，把它们转化成课程目标，再创造性地把这些目标转化成学生的学习活动。于是，以活动为取向创建课程，强化课程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在课程基地中，学生是主动参与者，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的职责是构建适合学生能力与兴趣的各种情境，以便为每个学生发展提供机会。

中小企业与高职教育共生发展 篇6

我国的中小企业经历多年发展, 已取得不少成就, 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据有关资料显示, 目前全国中小企业达7, 000多万家, 占国民经济的60%左右, 同时中小企业大约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机会, 伴随国家创新创业政策的深化, 中小企业还会不断成长。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 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不分国家、地区和发展阶段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 其大量存在和发展使市场竞争充满活力、保障了就业, 许多大型企业发展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小企”阶段。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西方经济体还是国内处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 中小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和重要作用已经日益显现。

(一) 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在中西部, 因其经济发展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 中小企业的发展总量规模没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大, 略占全国中小企业总量的20%, 但其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拉动贡献功不可没。就广大西部地区而言,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西部开发战略布局下, 无疑是史上中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小企业发展加快了, 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中小企业发展相对而言, 由于区位、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不占优势, 其竞争力多处于弱势, 许多中小企业长期处于“小”的状态, 长不“大”也长不“强”, 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才”的不给力。回想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 广大中西部地区人才“东南飞”和“麻雀”也飞的情境, 是人才流失的生动写照, 而实际上飞出去的相当一部分从打工者到后来成为知名企业家的不在少数。因此, 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源还是人才的问题。

(二) 中小企业发展的对人才需求。人才始终是企业立足之根本。对中西部中小企业而言, 由于企业本身的吸引力就不足, 一方面本就难招到期望的人才, 人才流失快难留才。另一方面又因多为家族发展, 多为“内生”人才, 这种先天后天都不足的企业如何能长久活着呢?如何能长“大”长“强”呢?人才, 对于大企业而言求之必得, 但并不能决定生死, 对于小企业而言就不一样, 一人才可定生死强弱。中小企业的发展, 突破人才瓶颈是关键, 规模的大小仅仅只是企业发展的一种短暂表现。当前中小企业资普遍主要缺两种类型的人才。一是战略型人才:目前来看, 许多中小企业主因自身不具有战略人才素养, 没有企业家战略特质, 他们虽有干劲, 有苦劲, 但企业因之长期处于“小”的状态, 企业发展不了, 有发展壮大之心而无发展壮大后管理之力。此类人才对中小企业而言, 即业主参与各类职业培训开发, 此外只有向社会招取。二是应用型人才:一般而言, 中小企业需要能够在执行中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 期望员工是能从事经营、管理、技术、生产、服务等许多方面的工作, 是个“多面手”, 以此增强企业生存发展和竞争的能力, 此类人才只有通过向社会获取, 各类高职院校是其主要来源。

二、中小企业与高职教育共生发展

国家民族的整体进步是教育的进步,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工程。改革开放的实践, 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中国的产品遍及世界, 这其中有许许多多中小企业的贡献, 但我们的产品与服务仍处于低端, 要实现突破, 就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新常态下, 众多的中小企业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 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因此对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大量的具有良好综合素养的职业人才。当前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是大力推进人才的培养, 实现人才红利与经济发展。基于此, 职业教育与企业的同步发展是时代之必然。高职教育与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一种共生发展关系, 没有高职教育的发展, 中小企业的发展就缺少有力的人才支撑, 没有众多中小企业的发展, 也不可能有高职教育的大发展。世界多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与职业教育的共生发展已作了最好的证明。

(一)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对中小企业发展贡献。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中小企业的发展很快, 已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日益发展的中小企业急需高职教育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智力和人力支持, 中小企业已成为高职教育的主要服务面向, 是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主市场。笔者对贵州黔南地区某高职院校近年部分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进行了调查分析:2012年, 毕业1, 050人中到中小企业就业达691人, 占65.8%。从就业地域来看在黔南州内中小企业就业21%, 在贵阳市中小企业就业占28%。在省内就业的毕业生为581人, 占55%。2013年, 毕业的809人中, 在中小企业就业达513人, 占63%。从就业地域来看, 有24%在州内就业, 有24%在贵阳市就业。在省内就业的毕业生近50%。2014年毕业的424人中, 在中小企业就业达275人, 占65%;从就业地域来看43.5%在州内就业, 有21%在贵阳市就业。在省内就业的毕业生总人数达60%。近三年数据分析表明60%左右的高职毕业生选择了中小企业就业, 高职业教育为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培养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助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进步, 为本地中小企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 中小企业发展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要求。中小企业虽然小, 但大多有强烈的人才渴望, 其发展中, 无不期望建立一支精干的员工队伍。由于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 许多时候其员工应懂经营、懂管理、懂技术、懂服务等, 要求员工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因此高职教育就要着眼于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具有整合知识结构的“实用、管用、应用”高级人才, 着眼于“高”, 立足于“用”。但现实是高职教育当前为企业所能提供的人才不够“高”也不好“用”。

(三) 中西部高职教育发展的困境。20世纪后期, 高职教育在我国兴起, 国家把高职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国家明确提出到2020年80%的本科教育转为高职教育, 表明了对高职教育的重视非同一般。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和技术进步, 企业对技术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掌握高精尖设备操作技术和具有技术创新和创造力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作为培养的学生既有“高学历”又有“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等职业教育, 市场需求是其发展的原动力, 但高职教育发展不平衡。总体而言, 经济发达地区高职教育发展较好, 但处于中西部地区的高职教育存在投入不足、师资不强、设备不新、专业相近、实训较差等系列现实问题, 究其原因是发展仅靠政府投入, 因地方财力有限, 在办学条件、教育理念、科研开发、教师提高、实训改善方面没有实质突破, 这一方面严重滞后了高职教育的发展, 同时制约了各类企业的发展。

三、中小企业与高职教育共生发展对策

中西部地区的高职教育发展与众多中小企业共生发展的现实是企业需要适宜的人才而没能根本改善, 高职教育需要发展而没有足够实力和条件跟进人才培养的需要, 这是现实的困境, 需要突破。因此, 探究二者共生发展的新路是现实问题。

在我国职业教育进程中, 校企合作是倡导的, 目前有许多探索不一一例举, 但基于有关法律和法规, 基于利益的纠结, 校企合作的深度、广度、力度是不到位的。在中西部地区, 实力强的企业本就不多, 合作选择有限, 合作多为一些“实训”合作, 合作持续力弱, 合作面窄小。现实是一方面高职教育投资、投入严重不足问题, 仅仅靠政府的有限投入, 靠学院自筹, 另一方面高职教育也没能适应企业对人才培养需要, 校企合作处于搁浅状态, 致使职业院校学生关键能力培养没跟进, 企业要发展而又无才可求。由此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即学校培养的人才质量不是企业期望的, 企业招聘不到期望的人才,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使企业的竞争力长期无法提升, 当然也势必影响国家社会经济无法保持高速发展, 从而影响就业, 在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之外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深度分析, 中西部地区校企合作的核心问题是利益根本问题。在校企合作中政府、学校和企业是一个利益群体, 各有利益追求。政府的利益是人才开发的长远利益, 追求的是社会效益, 是长期利益, 但近期投入有限;学校的利益是人才培养的质量, 追求长远发展, 但没投入或投入有限制约了发展;企业的利益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 求短期的效果, 投入要的是“吹糠见米”。各自利益因驱动不同, 因此,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不高, 合作的动力不强, 合作的深度不够。

当前, 我国经济的发展已进入新常态, 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需要高职教育有一个持续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人才支撑, 但中西部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 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没能有效解决, 投入限于政府的有限投入, 没能突破发展的需要。如何建立一个持续的、深度的“校企合作”是共生发展问题, 是深度融合问题。

(一) 宏观层面上。职业教育作为对社会、经济发展最为紧密的方面, 从整体利益出发, 国家应着手建立一种“校企合作”办学的有效保障机制, 促进职业教育与企业的深度融合。企业是职业教育的最大收益群体, 政府可通过经济、法律手段促进企业与学校的相互合作, 可探索建立“职业教育发展基金”方式, 整合资源, 反哺职业教育, 解决职业教育,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投入不足的难题。

(二) 微观层面上。在校企合作中, 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校企合作机制促进融合。职业院校应构建符合企业人才需要的专业、教学模式, 为企业直接提供员工培训或人才支持, 科研支持, 与企业紧密融合, 另一方面企业可为职业院校直接提供实训就业、实训设备教材、师资等支持, 将校企合作变成一种彼此的自觉行为, 积极推动深度合作、长效合作, 建立谋求双赢共生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高职教育从其诞生之日起, 就与企业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 高职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为社会企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 而企业发展更需要高职教育做后盾, 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和人才支持, 各自的利益和使命的有效融合模式需要不断实践和探索。校企合作共生, 目前有许多实践, 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探索构建完善的校企合作机制, 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和法律保障, 从而找到一条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 适合我国高职教育与企业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摘要：高职教育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尤其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方面。在中西部地区, 高职教育的发展多由原各类中职教育升格而来, 发展先天不足, 条件有限, 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人才的制约, 发展生存和竞争面临很多切实的问题, 如何促进二者共生发展, 本文作适度研究分析。

关键词：高职教育,中小企业,共生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晓利.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职业教育研究, 2006, 1:18~20

[2]单嵩麟.以就业为导向面向中小企业培养人才[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4, 27:22~24

[3]张明贤.论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培养目标[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3, 6:70~74

共生发展 篇7

关键词：聚落景观,发展路径,竞争——共生,岭南

前言

传统聚落景观是人——地互动或交互作用之下的产物, 其不仅表现为人通过主观观察的构成意象及主观构成意象所表现出的符号和方式, 也是一种客观的环境要素组合, 其呈现出特殊的地域性或区域特征及文化特色[1,2]。因此, 聚落景观既具有地域特色性, 也具有景观特殊性。

依据生态群落演化理论的“生存竞争”法则, 按照竞争、侵入, 支配和演替四阶段划分法, 结合人与地的关系发展历程所对应的四阶段, 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 而不同的景观类型将经历“传统——竞争——支配——共生”四个阶段, 为了分析和对比研究的方便, 在此把岭南地域围绕农业所产生的聚落景观定义为基准研究点, 从传统聚落景观到现代景观的连续演进过程按照村落经济、社会、环境、人文等四个方面的变化情况及主要特征划分为传统期、竞争期、支配期、演替 (共生) 期等四个阶段。

1 竞争——共生理论及其与聚落景观的关系

1.1 竞争——共生理论

英国生态学家坦斯烈 (Tansley, 1935) 提出了“生态群体概念”, 使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个体——种群——群落转向了更加切合地球实际的生态系统[3]。帕克 (Robert Park) 认为[4], 就像在植物和动物群体中一样, 人类社会群体的秩序也是来自于“生存竞争”1) 过程的运行, 例如优胜劣汰、隔离、无情的竞争和演替, 经济分异被视作导致社会分化的基本原因, 而特定群体在某些地区上的支配被归因于其相对竞争力。社区范围内的竞争现象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由土地利用形式引起的, 另一类是由于土地占有者的更迭引起的。

1.2 竞争——共生与传统聚落景观空间演变

乡村作为整体具有动态系统的特征, 其建设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动态变化的, 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 传统聚落景观具有动态系统自组织、自适应及协同进化等特点[5]。聚落景观空间结构在行为上表现出许多生态系统演化特征, 结合生态系统演化理论, 岭南传统聚落景观在各种动力的作用下主要有竞争、捕食、寄生、共生等等行为特征[6], 分别表现为:

竞争:具有相似需求的物种生活在一起时, 为了抢夺空间和资源, 必然会产生一种直接或间接抑制对方的现象, 即竞争。现代化的乡村作为一种不断被城市侵袭的特殊生命体, 其生存和发展需要各种资源, 当过去农业资源足以维系乡村发展时, 乡村呈现以农业发展为主调的景观特征, 传统聚落则是为适应农业生产和生活而产生的居住形态。当乡村在城市化的冲击及经济发展的引导下, 面临其他的资源或产业更有利于乡村发展时, 则对传统的聚落景观造成竞争。

捕食:生物物种之间除了空间和资源的抢夺之外, 还有一种直接的对抗性关系, 就是一种生物吃掉另一种生物的捕食作用。一个乡村的存在是以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为载体的, 没有了承载乡村发展的地域空间, 则乡村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 传统聚落景观之间的捕食关系最直接的表现是地域空间的侵占, 尤其是强势景观往往将弱势景观纳入自己的版图, 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建设, 以求获得更高的规模经济效应。

寄生:在生态学中, 寄生是指一个种 (寄生者) 寄居于另一个种 (寄主) 的体内或体表, 从寄主那里获取养分并维持生活的现象。乡村中典型的寄生者是“城中村”。“城中村”景观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特有的聚落景观形态, 它是滞留城市流动人口、为城市建设暂时蜗居劳动力的场所。

共生:在生物学中被认为是两种生物或其中的一种由于不能独立生存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现象。在传统聚落中, 共生意味着不同的有机体或子系统之间呈现合作共存与互利互惠的现象, 共生使系统协调演化, 整体功能和效率最优, 从而使其持续发展的机会最大[7]。

2 竞争——共生理论下的岭南传统聚落景观发展路径

2.1 传统期——1979年以前

地域特征主要受自然条件影响, 因地域之间的地形、气候、物产、生产方式或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影响到建筑形态[8]。要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的聚落景观, 则必须着手于当地的建筑形态。传统期岭南地区的乡村聚落景观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及明显的岭南特色性, 从地域特色及环境条件出发, 传统的聚落整体布局形式多满足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 因此梳式布局系统为主要布局形式, 其建筑构造通常为巷道与夏天的主导风向平行, 即沿南北向布局, 户内有天井小院起空间组织作用, 主要是为了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等要求 (图1) 。内搭建阁楼、灰瓦、白墙和清水砖墙、栗色木门窗, 建筑平面整体, 这种外封闭, 内开敞的形式, 具有建筑密度高、安全、隐蔽的特点, 形成了独具岭南传统的居住观念和居住文化[9], 并成为具有独特地域风格的岭南派乡村建筑。村前水塘, 村口榕树, 村中坐落有大祠堂, 已成为岭南传统聚落景观的典型标志。由于这时村镇的住户多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 并保留着传统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 因而住宅也溶入到传统的村落空间中, 住宅周边是农田、池塘和榕树等, 村落生态环境良好。

2.2 竞争期——1980至1989年

聚落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地关系, 以及在此之上生长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村镇里率先出现“万元户”。在有了一定经济积累之后, 农民建房改善生活的热情高涨, 在此期间, 政府提出农村的农民住宅属于生活资料, 并允许农民自筹自建房, 产权归自己所有, 引起村民住宅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轮大规模改建。由于城乡日益接近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了传统农民的住房观念, 使他们的建房动机从“改善”型向“享受”型转变, 建房格局从“瓦房”变“楼房”。建筑形式舍弃了传统民居的合院式或三间两廊等形式, 而是根据实际使用功能, 结合基地条件将其改造为二层或三层的独家独院的住宅, 结构形式多为砖混结构, 后期过渡到部分采用框架结构, 平屋顶、清水砖墙、白墙或水刷石墙面后期出现了马赛克或瓷砖外墙 (图2-1) 、钢窗、平面以独院式为主, 水井逐渐取消并过渡到使用自来水。祠堂作为聚落传统的中心仍在乡村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并发挥着公共空间的作用, 但是传统的宗族观念被消弱, 祠堂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族聚会的场所, 而被改用为乡村的各种公共活动和小学教育场所 (图2-2) 。农村整体上仍旧保持原有的村落形态, 到80年代末期部分人开始将住宅首层辟为商铺, 或建房时选取前店后居、下店上居的住宅形式, 有的人选择不在原址而是在村落的公路边建设新房。

2.3 支配期——1990至1999年

在城市化风气的侵袭下, 现代建筑的形式也渐渐入侵乡村, 人们纷纷选择兴建钢筋混凝土平屋顶的建筑, 由于崇尚城市建筑风格, 岭南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在建房上追求建筑材料的高档化, 建筑形式的多样化, 因此导致乡村里传统式、现代式、甚至欧陆式等多种建筑风格并存。并且不同建筑风格的聚落景观呈现同心圆式展开, 在乡村的中心往往是还保留着出租给外地人用的传统合院式建筑, 在合院式建筑的周边则是第一次建房高潮中所建造的二至三层砖混结构楼房形式, 乡村的外围则是通过占用农业用地而建造的多层现代化的框架式楼房结构, 新旧建筑出现梯度交错 (图3) 。九十年代初期, 沿街、沿公路首层商铺型住宅开始大量出现, 人们建房的目的从最初住好转到如何通过住房获得更大的租金收益。为了建更多的住房, 村里原有的池塘、水面被填平, 树木被砍伐, 农田被侵占, 传统的村落空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建筑已开始失去了个体差异和地域特征的美学意义, 经济的铁律破坏了中国传统村落和谐人居空间的“文化意义”, 中国传统古村落的天人合一、风水、小桥流水人家等意境, 在这里开始消失[10]。

2.4 演替期——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后, 岭南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趋于稳定。聚落景观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开始由以外资投入和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转向政府主导的集约型基础设施投资, 聚落景观发展进入演替期的前期。岭南地域乡村聚落景观无论从单体建筑外观还是聚落规模、内部结构等方面,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一就是乡村居民经济水平的提高, 最快反映在对自己房屋的建造和改制上, 单体建筑从最初的平房改制为多层楼, 且与城市的距离越近, 房屋的建筑密度越大, 间距越小, 尤其是城中村里面, 在租金利益的驱动下, “握手楼”、“贴面楼”景观比比皆是;其二是村庄空心化与新村沿道路自发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达及趋向商业经济利益的发展, 部分先富起来的村民选择在交通便利的路边建房屋, 或者在更靠近城市的农业用地上建造房屋, 造成原有村落的空心化或成为专有的出租屋村。由于农民意识提高, 部分地区的农民开始自愿的接受“文明公寓”式的房屋 (图4) 。

城中村景观是珠三角聚落景观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城市化所带来的结果是人、物与活动的集聚, 也是导致乡村区域发生冲突和产生问题的根源。城中村“出租屋经济”导致外来人口急剧增长并大大超过本村人口, 作为传统农村社区与移民社区的混合体, 农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城市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彼此碰撞, 村中治安状况极差。“城中有村, 村中有城;村外现代化, 村内脏乱差”成为典型的城中村写照 (图5) , 更是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一大难点。

由于该时期更多的是面临城市化及城市文化的冲击, 及接受各种影响的时期, 还未更好的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和协调发展, 因此又可将该时期称为演替期的前期, 也就是经济社会各方面得到较大的发展, 但同时乡村社会中各种问题更加严峻, 急需得到有效解决。一旦各种乡村社会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将促使乡村地区得到一个质的提高, 也是进入乡村聚落景观协调发展的时期——演替期的后期, 即达到和谐共生状态。

3 岭南传统聚落景观演变规律及特征

3.1 聚落景观演变规律

通过对岭南聚落景观发展路径的分析, 了解到岭南传统聚落景观在2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正逐渐失去其乡村形态要素, 渗入城市形态要素, 并演变成“非城非乡”的特殊景观形态, 甚至被城市景观完全同化, 而逐渐演变为城市的一部分。其聚落景观空间形态演变规律概括为表1所示。

3.2 聚落景观演变特征

分析岭南地域传统聚落景观空间演变特征, 主要体现为:

渐变性:聚落景观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地域空间上的渐次演化。渐变是聚落景观空间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 但由于人为因素作用的方式和强度的不同, 在聚落景观的渐变发展中又分别包括突变型聚落景观、稳定型聚落景观、消亡型聚落景观等三种。

城市性逐渐替代乡村性:随着乡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 聚落景观的乡村性不断被城市性所替代。1978年前的聚落景观还是以农业景观为主调的传统型聚落景观, 随着各种动力因子的刺激和作用, 农业景观不断被城市景观所侵蚀而成为残余斑块, 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受到城市的不断影响。随着城镇面积的增加, 城镇数的增多, 城镇辐射范围的扩大, 聚落景观的乡村性不断减弱, 城市性在逐步增强。

均质性与异质性:聚落景观的发展过程, 既有均质的一面, 又存在异质的一面。均质化的过程与异质化相互交织。在宏观层面上, 整个区域的聚落景观有向均质性发展的趋向, 即与全国其它地域的乡村乃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地域的乡村趋向类同的一种变化过程[11]。但是在空间表现上, 又受微观地域特色的影响及不同因子的制约, 在不同的空间范围上, 表现为景观的异质性。

4 小结——共生理念下的传统聚落景观发展思考

聚落景观作为一个复杂的景观生态系统, 其与生态群落演化有着相似的模式, 发展演进一样依据“生存竞争”法则。因此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传统聚落景观必然受到城市文化因素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冲击, 传统的地域性特色和文化特色不断的剥离和丧失, 聚落景观的保护性规划迫在眉睫。在发展过程中要达到传统聚落景观的适应与共生, 则应该更新观念, 树立共生理念, 进行生态调研, 施行规划控制, 并进行生态设计, 促使传统聚落形式与相应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相适应和和谐共生状态, 实现城乡的协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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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发展 篇8

一、现代化背景下乡村学校的现实困境

当前中国社会空间实践境况是整体向现代化转型。现代性意涵理性、科学与进步,超越于乡村社会的保守、传统与落后。在这一背景下,乡村社会不再是人们诗意栖居的场所,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抛弃,乡村社会荒芜化以及乡村文化荒漠化是中国大多数乡村的整体景观表征。受这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当前中国乡村教育也裹挟在城市化进程中, 且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从“文字下乡”转向“文字上移”的变革。在这一巨大变化之下造成的冲突、断裂与迷茫,使得现代乡村学校遭遇生存困境。

1.撤点并校运动中乡村学校在农村社会空间中急剧消失

当前乡村学校作为重要的区位因素在中国社会空间中不断消失,遭遇排挤、撤并与边缘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自然村落逐渐消失;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农村人口出生率降低。在这双重作用下,农村学龄人口锐减, 乡村学校遭遇生源危机。政府为推进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于200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开始正式实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随之出台了系列政策加速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这个被称为“撤点并校”的政策在农村实施了十余年,大量乡村小学被撤并。这场大规模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运动,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盲目性, 以追求政绩和规模效益为主导价值而漠视教育公平原则,因此,近年来浮现出诸多负面效应:农村学生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率上升,农民承受的教育负担加重,城镇学校拥挤不堪,大班额威胁着教育质量。这些现象日益成为舆论的焦点,拷问着教育公平,乡村学校似乎成了城镇化与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品。

2.学校遭遇冷落与背离

进入“后普九”时代以来,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趋之若鹜,即不再满足于“有学上”,还要“上好学”。 在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作用下,但凡对教育改变命运抱有希望的村民们,都力图让孩子们到县城接受相对良好的教育。在这一功利取向驱使下的不仅有村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还有农村教育一线的教师希望到城市任教。乡村学校面临失去生源和教师这两种最为重要的教育因素的尴尬局面。生源与教师的流失对乡村学校造成致命性的打击,生源的减少使得乡村学校沦为教学点,在城镇与中心校的遮蔽中逐渐边缘化,或自生自灭或被撤并;乡村教师在处于个人发展前景、经济、家庭、政策、环境等多重考虑下,乡村学校都不是他们满意的职业场所,更多地将乡村学校当作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跳板,只要有任何向上流动的机会都要千方百计去尝试。现代乡村学校缺失了基本稳定的发展环境,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是背离乡土的,即使在全面实施了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之后,乡村学校对村民的吸引力并没有增强。相反,乡村学校已被贴上了薄弱和质量低下的标签,甚至那些将孩子送到乡村学校上学的家长都被印上了弱势的身份符号。乡村学校在教育系统中的边缘化、教师的背离、村民的冷落等作用下逐渐丧失了维系其发展的重要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由此,乡村学校陷入发展困境。

二、乡村学校发展困境解析

1.作为政治子单元的乡村学校逐渐边缘化

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看,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社会系统,它是不同利益主体权利博弈的场所,作用于学校的每一个权力因子都试图对学校进行控制操纵以及施压,这些力量撮合在一起时或者因联合走向合作或者因分歧发生冲突。作用于乡村学校的社会力量包括:由国家—县政府—乡镇政府—村落—极的教育治理力量;乡村学校—乡村教师为一极的学校内部参与主体的力量;家—学生为一极的利益诉求者的力量。自此可以分析出当前乡村学校撤并的内在逻辑: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到城市,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等导致农村学龄儿童锐减,长期以来城乡二元户籍制导致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农村学校发展举步维艰,国家为有效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对农村学校进行布局调整,将几个学校或村落中的教学点合并成一个中心校,以期重新配置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在这一撤并过程中,国家—村落一极的教育治理力量占据主导性地位,而乡村学校的教师、学生一极村落居民却处于被动的失语状态。这一撤点并校政策正式实施于2001《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随着乡村小学向城镇集中,出现在政策文本中的乡村学校多指的是镇中心学校,散落在各个村落聚居地的乡村小学似乎处于与自然村共生共灭境地。随着乡村学校被划为县域一级统一管理,在乡村社会逐渐从乡村事物中分离出来,成为单一的教育机构。 导致乡村学校政治地位弱化,乡村社会对乡村学校的发展也是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

2.作为文化子单元的乡村学校与乡村文明断裂

长久以来乡村社会是一个文字和教育相对缺失的所在,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形象描述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无需文字的社会,生活是第一位的, 文字则是多余的,发生在乡土社会中的教育是通过语言,口耳相传以传递生产生活经验。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与文字的关系是暧昧的:村民们对文字近乎崇拜的心理,乡村社会对文字以及读书人是尊重的,在现代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仍然对文字保持一种敬畏的心理,他们对撕书、烧书、 扔书的行为是谴责的,认为会触犯某个天上的神灵甚至导致后代们做个像自己一样目不识丁的农民。 传统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耕读兴家、耕读传家的美好理想一直萦绕在村民心间,通过读书走出农村,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改变生存境况可以说是每一位农村人对教育的美好愿景。即使在文凭贬值“读书无用论”喧嚣的今天,农村人对教育改变命运的向往仍不断延续与强化着。坐落于乡间的学校承载着“文字下乡”的重要使命,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基本形成了“村村有小学”的格局。学校之于乡村,是农村文化进化、更新、繁荣的文化堡垒,是农村文化过滤、加工、整合的文化机关,是国家新文化体系建设的最基层组织之一[1]。乡村学校是乡村文化和农村文明的堡垒,它是乡村唯一的公共教育资源,启蒙着农村儿童,传递着地方性认同。然而在乡村学校纳入到国家共同管理体系的同时,乡村学校“分离于一般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之外,依顺民族—国家提供的普遍性知识形成鲜明(explicit)的学制规则和学究等级(pedagogic hierarchy),这些规则和等级的强化,致使儿童不断地被分离于社区共同体之外,纳入一种现代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体制当中”[2]。

3.作为教育子单元的乡村学校与城镇学校角逐失利

学校是一个开放的组织系统。学校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转,必须每年招收新生,补充教师,接受政府的财政拨款,与所在社区、家长进行长期的交流。在此过程中学校还需要通过调整自己的结构、制度、 形式以适应来自学生、家长、社区、政府的各种要求,如果学校不能很好地回应这些需求,就会面临被合并甚至消亡的困境。当前乡村学校面临的生存困境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移入城市,自然村落急剧消失;出生率降低以及学龄人口大量向城镇学校涌入;乡村学校在财政拨款、学校设施、教师素质等方面均呈现劣势,最严重的是乡村学校长期以来很少或没有高素质教师的补充,导致乡村学校教学质量低下;随着普九义务工程的结束,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乡村学校无法满足农村家长的这一需求,导致农村社会普遍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将孩子放在农村学校读书是耽误孩子,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让孩子上县城的学校。乡村学校遭遇的生存困境历经一系列因素的作用:政策不照顾、资金匮乏—教育质量低下—学龄孩童流失、生源减少—政府不再投资或者撤并—村民涌入城市追求好的教育资源—城镇生源增多、政府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城镇—城镇学校差距日益拉大。至此,乡村学校不断地被边缘化,陷入恶性循环。并且撤点并校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盲目性,政策执行者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不顾教育公平原则,迫使农村孩童集中到城镇学校统一管理。乡村学校在还没有开始与城镇学校的角逐中就已经败落下来。 乡村学校扎根于一方水土本应承担起养育一方人的使命,而如今这一重要的教育大系统中的子单元却面临终结的命运,但是传承乡村文明、发展乡村社会的重担却还需要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乡村学校来承担。从教育的实质来看,“教育是代际之间的贯通作用,它使新成员进入他们居住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理解、想象、意义、道德和宗教信仰、关系与实践”[3]。乡村社会需要的也是这样一种教育,乡村的道德、习俗、节日、仪式、价值观等的传递都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它是代际之间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自然而然的传递。然而这种最质朴而真实的教育却已经随着人们在空间上的背弃与隔离而荡然无存,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空寂的农村只留存着离乡者远行的背影。农村的留守儿童无法在空间上与双亲相处,代际之间的教育和情感寄托更是奢谈,即便是那些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童,也因为学校向城镇集中,上学距离遥远而不得不寄宿学校,与家人在一起的相处时间很少,且那个遥远的称作故乡的地方越来越远。空间上的隔离与时间上的疏离弱化了代际之间的交流,也使得学校教育不断异化。

三、乡村学校共生路径探析

1.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共生

当前乡村学校与所在的乡村社会是呈断裂式发展的。早在上个世纪,陶行知就有言:“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4]这里陶行知批判的是乡村教育没有为乡村建设服务,甚至排斥和割裂乡村社会,对乡村社会造成破坏。而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却还在沿着这种路数发展,这似乎成了一个世纪性的难题。接续陶行知先生的以乡村教育促乡村建设的思想,我们认为乡村社会与学校之间应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乡村学校的设立应该促进地方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共同发展, 传递传统的地方文化,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隔断地方文化,造成乡村儿童失去地方认同。当前乡村学校是在中国社会面临大转型、城市化、迅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农民对乡村学校这类初等教育机构更多的期望是工具性的:希望学校教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并使得聪明的孩子获得进入上一级学校的机会,进而为社会地位的提升打下良好基础。而对乡村学校是否传递地方价值观念和地方文化认同并没有要求,因此,他们接受了现在乡村学校的运行机制,甚至因为一定的地域劣势产生的自卑心理而倾向于期望学校能够传递那些城市的、见多识广的文化。而对学校是否有利于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则漠不关心,进而不自觉成为沉默者。

从乡村学校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学校在乡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是经历过冲突、调节、适应的漫长过程。现代意义上的乡村学校是国家施行社会治理的行政力量与地方等社会参与力量综合性作用的产物,因此,考察乡村学校的兴衰历史,必须首先明确其是在多种力量杂糅下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学校发展经历四次重要转折:村落小学的体制转型与快速扩张时期 (1949-1965)、膨胀、混乱、无序时期 (1967-1978)、调整和优化时期 (1978-1996)、布局调整和衰亡时期(90年代中期至今)。国家通过建立“民办公助”“分级办学”的办学体制,在乡村社会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学校,作为最末梢的政权渗透最明显的生存策略便是深深地扎根地方以及依靠地方自治的力量。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地方文化与代表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学校之间的磨合过程,形成一种和谐的地方认同。最终学校成为乡村社会的一个机构,一种资源,乡村社会也同时成为学校的一个资源。这种互为资源的关系便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今天中国社会经济腾飞,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物质的丰裕并不意味着精神生活的丰富,因为空虚的精神世界无法靠物质来填充。当前农村社会,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新的文明还没有建立,旧有的传统却已经破坏殆尽,人们逐渐失去了地方认同感,道德和精神世界混乱且空虚。因此,我们认为“后撤点并校”乡村学校的重建和发展必须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将乡村学校视为地方性象征,让农村社会恢复或重建地方性关怀与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学校也要自觉担当起为乡村文化的发展接续血脉、培养农村学生为农村社会建设的责任感以及对乡土文化的自信与认同感。在这种共生的氛围中,乡村学校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

2.乡村学校与城镇学校共生

乡村学校在经历了一度的繁荣发展到撤点并校的衰败之后,终于在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规定:“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中迎来的“后撤点并校”时代的发展,“后撤点并校”的乡村学校何去何从?首先我们必须考察受近十年来撤点并校政策直接影响的两类学校,即乡村学校和城镇学校。乡村学校不断“被布局”、“被撤并”的同时,农村人口、农村学龄儿童涌入城市,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投入到城镇学校中去,近年来,城镇学校不断地新建、扩建、硬件软件设备也不断更新。然而城镇学校的教育现状并不容乐观,随着学生的增加,大班额已司空见惯,带来了班级管理和教育质量降低等诸多问题。大量农村学生被安排寄宿,寄宿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渐暴露。不仅如此,很多家长选择迁移到城镇陪读,撤点并校的改革成本被转移到偏远村落的农民身上,同时农村社会也日渐空虚,农村社会文化日渐衰弱。“在贵州遵义、重庆酉阳等地,部分农民家长因为子女远离家庭住校学习,较早地过上了‘空巢’家庭的生活,再加上农村文化生活极其单调贫乏,他们就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封建迷信、‘黄、赌、毒’和非法宗教活动当中。”[5]农村社会陷入一潭死水的境地。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存在“城市中心论”,教育资源在城乡空间投入上存在两极化。 城乡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违背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原则,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 “一体化”发展对乡村学校发展既是机遇也是危机。 “城乡教育一体化给乡村学校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乡村学校不仅要为高校输送合格的人才,为城市选送建设者,为新农村发展培养建设者,更要‘继承主流文化,培养合格公民’。”[6]城乡教育“一体化” 是指政府在政策支持、财政投入、师资配备、学校软硬件设施上坚持公平原则,均衡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将城乡学校视为平等的需求—投入的共同主体。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人们逐渐地将城乡教育在个体性质视为“一体”,乡村学校教育逐渐被城市教育“一体化”。乡村学校教育无论在物质层面(从学校建筑到学生校服) 统一按照城市学校的模式, 还是在文化方面(办学体制、管理机制、课程设置、 教材、教法)都紧跟和效仿城市教育,这是当前乡村学校教育的生存之需。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学校教育失去的不仅是自身的发展特色,同时也切断了自我生存的道路。乡村学校如何突破这种“囚徒式”的生存困境?同时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真的需要的仅是一种单一的代表现代化的城市教育模式?还是也需要一种城乡教育共生并存的发展模式?乡村学校在城乡教育一体化营造的良性发展空间里,应紧紧抓住这一发展机遇,不仅要为继承现代主流文化培养合格公民,为城市建设输送人才;同时也要担当起为乡村发展培养建设者,为农村文明培养接续者。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学校要抛弃旧有的以城市教育为模板,走特色化内涵式发展之路。由此,才能在与城市教育竞争的过程中获取自我发展空间,共生性发展并非妥协与依附,而是两个互为主体的单元在发展过程中以一种良性的、相互促进的形式共生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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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生理论看师生关系的协调发展 篇9

一.共生理论的内涵

共生概念是指生活在一起不同种属的一个或多个动植物之间相互利用对方特性和自己的特性一同生活的现象, 是相互性的活体营养关系。

随着对共生理论研究的深入, 20世纪50年代, 共生思想已不为生物学家所独享, 其逐步引起了人类学家、生态学家、甚至政治学家的关注, 一些源于生物界的共生概念和方法在诸多领域内得到运用和实施。共生理论包括三个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 (共生关系) ;共生环境。

二.师生之间的共生理论分析

(一) 共生单元分析

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 是形成生物共生的物质条件。师生活动是两个共生单元。由于长期受“以教师为中心”的影响, 师生之间比较紧张, 两者之间信息、能量交流并没有处于最佳状态。这阻碍了师生关系的协调发展。如果在师生共生系统中正确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关系, 将有利于两者的协调发展, 否则就会干扰师生协调发展。

(二) 共生模式分析

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它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流关系, 也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能量互换关系。共生模式可以分为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寄生是共生系统的一种特殊形态, 其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一般不产生新能量, 能量由寄主向寄生者单向流动。与寄生相似的是在“教师主体”的影响下, 学生对教师表现出明显的寄生。偏利共生是寄生向互惠共生转化的中间类型, 其特点是对一方无害而对另一方有利。互惠共生的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产生新能量, 且新能量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 存在双方利益交流机制, 这些生态因子良好的流通促进了双方的均衡发展。互惠共生是共生系统最优的发展模式, 而这也正是师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模式。

(三) 共生环境分析

共生单元之间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共生环境。师生之间的共生环境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共生环境对师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类:正向、中性和反向环境。中性和反向环境都不能给师生之间协调发展带来益处, 反向环境甚至还会阻碍、破坏师生之间协调发展。

三.共生理论对师生关系协调发展的启示

(一) 提高共生单元相关度

师生在教育内容方面要结成授受关系, 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 但是要注意学生的主动性, 教师要尊重学生, 两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样师生在教学中形成朋友关系, 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 师生关系和谐, 学习效率提高。

(二) 构建互惠共生模式

寄生及偏利共生模式只能使一方获得利益而另一方不能, 不存在能量及信息的交流, 所以共生系统很难实现。师生要协调发展, 互惠共生模式是最好的选择。教师要和学生取得共同语言, 使教育影响深入学生的内心, 了解和研究学生存在于教师教育生活的每一个空间。

(三) 优化共生环境

共生发展 篇10

关键词：休闲旅游 共生 集群 发展

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思想和理念，旅游共生得到了众多业界人士的认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旅游已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体享受与放松的方式，而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人们在学习工作之余，通过旅游实现感官享受与精神放松的目的，同时还能够全面地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健康素质与审美素质。

此外，参与旅游的整个过程也是实现人的社会化以及继续社会化的过程。而要想满足不同旅游者的旅游要求，讲求更为个性化的旅游方式则需要旅游产业走“共生”发展的新思路。

1 共生型休闲旅游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1.1 地域共生原因

旅游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它逐渐由经济产业发展为综合产业，为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这就需要在原有的发展基础上，打破原有的边界，改变产业传统布局，实现产业共生和优势集群。旅游共生边界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由于各行政区交界共生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企业利益主体众多，构成复杂，这就造成了各行政区竞争不断，严重影响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度和资源整体效益的发挥。因此，各行政区域应消除分歧、加强协作、实现合作共赢。要根据各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旅游业的发展程度以及双方合作的基础，实现竞争与合作并存。一般地，介入旅游合作的地区在地域上彼此相邻，有着相近的地域地源文化，同时双方的基础设施具有彼此相连性，经济来往密切。因此，共生型休闲旅游发展具备充分的自然条件与优势，彼此可以通过地域共生的旅游发展方式，以推动该区域旅游的协作发展，实现区域旅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1.2 经济共生原因

休闲旅游也是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休闲为主要目的，让身心放松并获得健康愉悦的体验活动。我国旅游产业结构是错位的，并在不同的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居民的消费情况和收入的辐射范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多层面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反应和强化了旅游共生的互补性，实现了区域长短互补、共赢发展。休闲旅游产品的互补性，提升了游客对旅游消费的满意度，保证了旅游与休闲的连贯性和差异性，提升了服务质量，是一种互补结合，实现双赢发展的重要现实基础。

2 共生型休闲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2.1 提升旅游产品形象和企业竞争力

共生型旅游资源的集群化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提升旅游企业旅游产品的产品形象，另一方面还能有效地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的总体竞争力。首先，集群化发展可以有效地明确产品在形象塑造中的发展目标，而不是采取以往依靠市场需求确立产品发展目标的经营模式。其次集群化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出区域旅游产业的竞争优势，以共同发展为主要目标和方向，完善配套设施建设，鼓励和引进其他企业进入核心发展层面，提高配套设备的利用率。另外，集群化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旅游企业抵御风险的应急能力，完善风险安全应急机制，引导社会资源向核心旅游企业进行集聚，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总之，休闲旅游集群化发展可以有效地整合企业优势资源，提升内部管理质量，降低成本，调高经济效益。

2.2 促使旅游资源优化配置

共生型旅游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有利于实现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的发挥其经济效益。地区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包含多个方面，旅游产业在一定的体系和框架下，实现了旅游产业集群内的创新，其中涉及到巨大的知识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而市场需求的发展，则又为旅游产业集群企业提供了新机遇，形成了“需求、创新、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发展。集群化发展的良性循环，保证了旅游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多于纵向联系。度假地旅游企业，如宾馆、饭店、商店、娱乐中心、电影院都提供不同的服务，各旅游企业间进行广泛的水平竞争与合作，完成这些合作关系的配置就是对休闲旅游产业集群化的最大助力。

2.3 缩短休闲旅游开发周期

休闲产业的发展周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具体的发展情况作出适当的调整。缩短发展周期可以有效地提高发展速度，节约旅游产品的开发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一般地，缩短休闲旅游产品的开发周期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以旅游产品为中心，旅游企业积极研发和设计新产品，通过营销宣传积极向市场进行推广，并通过种种有效手段以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二是以客户为中心，通过企业积极了解游客需求，针对其需求有效组织资源，进行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三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建立技术平台和产品平台，根据客户需求，开发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休闲旅游集群化发展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客户需求，组织多方面力量进行旅游集散平台的组合，实现产品开发，全面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时间。

2.4 转变休闲旅游的局限性

目前，休闲旅游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①多头管理，分工不明。目前，我国度假旅游景区的宏观管理模式是多头出动，造成了管理责权不明，职责范围交叉，管理体制出现混乱。②安全管理不到位。度假旅游景区存在较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安全管理服务质量较差，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切实有效地保障。③生态破坏严重。休闲旅游如果不能实现集群化发展，就会出现各自为政，权责不明的局面。一些中小旅游企业片面追逐经济效益，必然会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影响其可持续发展。④条块分割。在地方政府各据一方，分工不明的情况下，地方小团体主义、个人利益优先，不兼顾集体公共利益，无序竞争、各自垄断的情况就会屡次出现。

对于以上问题，如果采用集群化发展模式就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实现企业间的联合发展，科学规划，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旅游企业的长效发展。

3 共生型旅游产业集群化经营与创新的措施

3.1 政府牵头，统筹编制旅游规划

共生型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经营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统筹兼顾。首先，地方政府应该从重点行业入手，引导外商投资方向。地方政府应该为旅游集群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确保对投资和集资的政府导向作用，保证集群化发展的可行性。其次，政府在选择什么作为当地的重点产业上要深入调研，对旅游集群的整体内容进行专家论证，实施更为完善的规划。通过对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打造区域旅游优势特色，推动区域内部稳定发展，避免出现因内部竞争为引发的混乱局面。再次，积极创造条件，发展重点产业。集群化发展离不开外部硬件环境。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发挥职能，规范旅游服务的制度建设，确保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3.2 创新机制，建立旅游发展协调制度

目前，休闲旅游在整个行业的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有序发展。为进一步推动休闲旅游的发展，打造集群化休闲旅游产业就要积极创新发展机制，并逐步完善相关协调机制。首先，成立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旅游产业的共生发展，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有地方主管部门对休闲旅游的市场前景进行科学规划，充分集合多方力量，拓宽融资渠道，降低投资风险。同时，积极与一些相关产业建立合作联系，协同合作。另外还要做好事前规范并制定应急措施，一旦出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在旅游产品开发和业务经营时要建立起协调发展机制，积极与其他行业和部门进行合作，实现双赢局面。总之，旅游主导产业要和其他相关联要素的供应企业形成共生的产业机制，旅游产业群范围更宽泛，形成丰富管理经验的新群体。

3.3 构建平台，整合共生旅游营销网络

共生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必须配合相关的营销活动，构建共同发展平台，有效整合旅游资源，建立营销发展网络。首先，在旅游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上，建立营销网络可以有效地带动向关联产业的发展，实现旅游产业与关联产业的共融发展，推动单体旅游企业向集团化方向发展，有效整合发展的资源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产业协同效应。其次，重视主体旅游产品在营销网络建设过程的开发和宣传，以休闲观光的主要旅游景点为中心，含盖周围的旅游景点，保证营销网络宣传的全面性，确保其良好成效。

3.4 精制线路，打造休闲旅游特色品牌

共生型旅游产业集群化经营应该根据当地发展情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制定发展目标。同时，共生型旅游产业集群化经营应该突出自身特点，设计出更具特色的精品化线路。各地旅游产业集团在打造旅游品牌形象时，没抓住地域文化特色和精髓，没有找准客源市场的需求定位，导致设计出的旅游形象缺乏特色和吸引力，品牌效应不足。

在打造休闲旅游特色品牌时，旅游企业应充分研究和挖掘当地的旅游地理文脉和文化精髓内容，突出区域资源的优势和特色，强化品牌意识。因此，在打造旅游品牌产品时，必须找准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核心特色，才能带动其附属优势，以精品品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才是符合休闲旅游集群化发展的模式，保证资源的多方联合，实现特色品牌建设的最终目标和方向。

3.5 培育主体，壮大休闲旅游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共生型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主体，影响着发展的进程和质量。首先，区域政府给予便利政策引进大型知名旅游企业，将产业发展成熟、具有良好带动性的项目优先拿来招商，以引导特定产业实现地理集中，逐步建立起覆盖本地的产业集群化网络。其次，加快建立当地的旅游上市公司。旅游上市公司是发挥资源优势，打造旅游龙头企业的又一重要途径。因此，旅游当地可以利用国家大力鼓励旅游业发展，并将其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的契机，重点培养和扶持一些成长性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旅游企业，鼓励并引导它们面向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解决资金问题。再次，积极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在加强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建设的同时，积极引进相关休闲、娱乐、购物、文化、健康等产业，进一步推动旅游集群化的发展。

4 小结

总之，旅游产业的集群共生是在综合考虑当地区域发展的基础上，采取的一种发展模式，对推动休闲旅游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应该高度重视地区旅游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做好区域产业规划，提高旅游企业的参与度，为休闲旅游的共生以及集群化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以寻求新的发展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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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文君.都市农业旅游与都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广州为例[J].经济地理，2005（06）：68.

[3]秦兵.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分析[J].商业时代，2011（30）：112.

[4]田彦.企业行为战略视角下的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探讨[J].商业时代，2011（30）：125.

文章来源：201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河南旅游业竞争力提升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3-GH-597。

吉林省红色旅游共生发展模式研究 篇11

1 相关研究述评

1.1 共生理论

“共生”(Symbiosis)一词最早见于生物学研究领域,由德国真菌生物学家安东·德贝里在1879年提出,其本意指不同种类的一个或多个更多成员间延伸的物质联系[2]。后经范明特、布克纳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共生理论[3]。20世纪50年代以后,共生理论逐渐渗透到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琼斯将共生理论引入现代社会理论领域,用以解释现代社会中人际交往的互动关系[4]。一般意义上的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协同与合作是共生的本质,通过合作性竞争实现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促进[5]。

近年来,共生理论被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并迅速成为旅游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旅游共生是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旅游地区内和区际间出于对整个(或局部)市场的预期目标和总体经营目标的意愿而采取的一种合作的经营方式[6],它在本质上是让各个旅游共生单元在旅游市场这一共生界面中共同适应、共同发展、共同进化,寻求双方或多方的共存、共享和互惠共赢,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根本目的是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使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随着国内区域旅游竞合和产业融合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共生理论应用到旅游研究中。共生理论开始主要被用来研究区域旅游的竞争与合作,如吴泓和顾朝林运用共生理论研究了淮海经济区的区域旅游竞合问题[7];王凯[8]、王维艳等[9]研究了跨界景区的旅游资源共生整合机制等。此后,共生理论逐步被运用到具体的旅游业态研究,如徐虹等研究了体育旅游开发的共生模式及其利益协调机制[10]。王金伟和王仕君以四川汶川为例,从产业、区域、管理、利益分享、文化和环境六个方面研究了黑色旅游共生发展模式[11]。目前,还未有学者将共生理论运用到红色旅游研究中。

1.2 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12]。近年来,红色旅游成为国内学界较为热门的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基础理论、红色旅游资源规划与评价、产品开发、区域合作、存在问题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13]。在红色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方面,毕剑从产品开发的角度总结提出七种模式构想,即红绿结合、红古结合、红色演出、博物馆、旅游节庆、红色主题公园、体验参与[14]。刘海洋和明镜提出了红色旅游“八要素”联动开发模和社区参与模式[15]。

2 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概况

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共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遗存230余处。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家标准的分类方法,吉林省红色旅游资源可分为遗址与遗迹、建筑与设施2个主类、6个亚类、15个基本类型(表1)。从总体上看,吉林省红色旅游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重心、六个经典区域、一条主线、六条精品线路”的空间布局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6]。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16]。

从旅游产品开发和产业发展来看,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吉林省开发的红色旅游产品过于单一,尚未形成旅游品牌。省内的红色旅游产品大都是以纪念馆、陵园等为载体的观光型红色旅游产品,生动性、体验性和参与性严重不足。红色旅游产品与其他类型旅游产品的整合不足,产品互不搭界,呈分散状态,无法形成有机的联结,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其次,产业融合不足,产业链条短。省内的红色旅游开发缺少与现代文化产业、影视产业、动漫产业、信息技术之间的有效融合,产业化水平不高。旅游景区仍然是传统的门票经济模式,产业链条短,尚未形成食、行、游、住、购、娱相配套的产业体系。第三,区域之间也没有很好地统筹发展,地区、部门之间条块分割严重,重复性建设多,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局面,红色旅游未与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很好的结合,尚未完全形成发展红色旅游的整体合力。第四,省内红色旅游开发基本是政府主导模式,市场化程度不够,虽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但经济效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模式有待进一步创新。

3 吉林省红色旅游共生发展模式

3.1 红色旅游共生发展模式

根据共生理论,共生系统由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部分构成。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系统的基本能量交换单位,共生环境是指除共生单位以外的一切影响因素的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以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互流来实现[17];而共生模式则是共生单元在具备形成共生条件的共生环境中所形成的关系。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在产业、区域、管理、利益分享、文化和产品方面实现共生(图1)。

具体说来,红色旅游共生发展模式的内涵包括六个方面:(1)产业共生。“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其他产业”的产业融合,最大发挥红色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2)区域共生。“区域+选址”充分考虑红色旅游开发的区位优势,实现区间和区际合作的便利,优化旅游地可进入性,保证客源和消费能力。(3)管理共生。“企业+政府+社区”三重管理,发挥企业市场化运作优势,在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发挥政策引导、辅助和监督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区参与”在红色旅游开发中的作用。(4)利益共生。旅游企业、政府、旅游者、当地社区等利益主体是红色旅游开发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红色旅游开发将这些利益主体形成一个动态交流和共生的利益网络,从而保证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5)文化共生。“红色文化+目的地文化”,目的地居民、旅游者等相关利益主体充分认识和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认识红色旅游开发的社会意义,合理解决红色文化和目的地文化融合问题。(6)产品共生。“红色旅游产品+其他旅游产品”,红色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跳出“红色”的约束,走“彩色旅游”的道路,即增强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业态(如乡村旅游、都市旅游、冰雪旅游、体育旅游等)的有机融合,开发综合性、复合型红色旅游体验产品。

3.2 吉林省红色旅游共生发展路径

产业共生: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产业共生的本质是旅游产业融合,即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或者旅游产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而逐步形成新产业或者改造原有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18]。旅游产业和其他产业间天然地存在高度关联性,具有产业融合的优势。吉林省红色旅游开发可加强旅游业与动漫产业、影视产业的融合,增强红色旅游产品的体验性与吸引力。

产品共生:开发融合型红色旅游产品,注重产品的体验性。随着体验经济的来临,游客已不再满足于大众化的静态观光,而是在旅游活动中寻求娱乐、教育、逃避、审美、移情等深层次的体验。实践表明,单一的红色观光旅游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并不大,而具有体验性的融合型旅游产品却能吸引旅游消费者(图2)。吉林省红色旅游开发不能再走单一的红色观光旅游产品开发的老路,应大力推动红色旅游和观光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其他旅游产品相结合,形成以红色旅游为主题、形式多样的复合型体验旅游产品,满足旅游消费者的5E体验。

区域共生:强化区域合作,优势资源。区域共生要加强红色旅游开发的区域合作,整合不同区域的优势资源,整合开发优质旅游产品。吉林省政府应成立专门的红色旅游开发与管理协调机构,编制全省的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协调不同地区的红色旅游发展。同时,积极寻求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红色旅游开发合作,共同打造“东北红色旅游区”。吉林省优质的红色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四平、通化、白山三个地级市,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杨靖宇烈士陵园、陈云故居、“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七道江会议会址和四平战役纪念地是最主要的红色观光旅游产品。吉林省应整合这些优质资源,重新打造旅游景区。

管理共生:企业市场化经营,政府监管,社区参与。“政府+企业+社区”的管理模式规定了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在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职能。从红色旅游发展的实践来看,企业市场化经营、政府监管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红色旅游作为新形势下不断发展的一种文化旅游形式,在其规划、发展、经营的过程中更应引入社区参与的理念,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19]。吉林省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吉林省红色旅游发展的“十二五”规划,为企业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开发体验性红色旅游产品,开展红色旅游市场营销;红色旅游区的社区居民也应成为红色旅游开发管理的参与主体,全面参与到红色旅游的开发、经营管理、环境保护和旅游收益分配中。

文化共生:挖掘红色文化内涵,融合地方特色文化。红色旅游是将红色文化与旅游方式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其目的是让人们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给游客以思想启迪,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旅游形式。吉林省红色旅游开发要深度挖掘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难求索的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准确解读红色文化内涵,不得杜撰捏造、随意发挥和哗众取宠。同时,融合吉林省各区域自身的文化特色,将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突出地方特色,打造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吸引各地的旅游者前来访问,从而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旅游方式传递给游客。